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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市隐庐医学杂着》，清代王严士著。赵氏序言。岁寒居士一向喜爱儒家经典，平素也钻研医术。他不依仗别人的声势，也不顾忌世俗的非议，按照证候处方，只求正确，往往取得非常奇特的疗效。有一天，他拿出自己撰写的《医学杂着》一卷给我看。书中洗去浮夸的辞藻，专门标举精深的义理，针砭直指病痛，药物与砭石相互施用。虽然还没有看清全豹，但其中一斑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于是鼓励他刊刻成书，使它出版问世。所谓行医施行仁术，也不过是因为恻隐之心使人不能停止救助罢了。难道是为了求取名声吗？癸丑年初夏，扬子赵永年谨慎作序。题词。叔和家传的学问延续了三代，彦伯的奇妙药方聚集在一室之中。年老时仍沉迷于著书，并甘愿做市井中的隐士，却不把它当作淮南王刘安那样的鸿宝之书。保护幼儿应当先于奉养老人；人的慈爱与孝心，本来就是相同的。请把彭氏的延年益寿之术，也编入庄家的福幼书中。这并不只是由于人世间的炎凉变化，人的心气原本就常常来自内心的感伤。若能反省体察，便会知道性情之中也含有药性；医和、医缓都具备真正的医方。感谢您怀有一片救活世人的仁心，三绝韦编中的文字，字字都如黄金般珍贵。面对客人尽可以弹奏古曲，天涯海角到处都会有知音。癸丑年浴佛日，拳石山人谢逢源题写。前言。[原文疑有缺字：“不”字前后文义不连，暂无法据此确定缺失内容。]父兄师友，没有不懂医术的。从小耳闻目睹，略微懂得其中的门径；到了中年以后，便靠行医在四方谋生。逐渐涉猎了一些医方书籍，窥见《素问》《灵枢》中深奥而精微的旨意。家人有病，就借此为他们自行治疗。亲朋故旧前来邀请，也不能坚决推辞。当时世道正多事，于是便放弃了读书人的生活。二十年来，逐渐积累了更加深厚的阅历。于是抒发自己的心得，用来告诉患病的人家。我不能阿附、抄袭时下流行的说法，哪里敢违背先贤的教诲呢？也姑且作为考察和借鉴的资料罢了！玉峰岁居士在吴门市隐庐书写此文，时为癸丑年清和月。苦口婆心的话。古话说：针对病情来用药。既然如此，药物能够正好对症，就很清楚了。疾病有寒、热、虚、实之分，药物也有温、凉、攻、补，以及发汗、催吐、调和、攻下等作用。只要药物对症，疾病自然就会消除。从来没有不探究病因、不询问病情，却笼统地把十几味药混在一起，既不针对疼痛瘙痒，也不分辨寒热温凉，照例投给患者，就能指望治好疾病的。可是患者听惯了这种说法，便以为这才是稳妥的方子。医生乐于把自己的无能藏起来，以此蒙骗牟利，也把这种方子当作稳妥的方子。于是桑叶、丹皮、山栀、豆豉等药味，不等提笔开方，就已经齐集在笔下了。不知道这几味药的人会说，病情轻的可以服用，也可以不服用。即使没有病的人服用它们，也没有害处。假如疾病本来必须用药才能痊愈，却只用这些药投治，拖延日久，使病情更加严重，越治越坏，直到无法挽救，究竟由谁来承担责任？无奈这种积习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即使有真正对症的药，胆怯的人会惊恐，愚昧的人会迷惑，妄妄议论的人会非难，心存忌讳的人会诽谤。这就是疾病之所以无法医治的原因。炳按：桑叶味辛而性凉，能够疏泄表邪，祛风泻火。丹皮味辛、苦，性微寒，归手足厥阴经，能够泻去血分中的伏热，治疗中风、惊痫，消除烦热，退除无汗的骨蒸热，也是治疗吐血、鼻出血必用的药物。山栀炒黑后味苦、性寒，能够泻去心肺的邪热，治疗心中烦闷懊恼、不能安睡。[“懊”字后疑有缺字，原文作“懊 不眠”。]考证：桑叶质地轻清，治疗上焦气分的病证，主治风热，也就是风温。古方中很少使用。至于丹皮、山栀这两味药，张仲景的方剂中使用它们的并不止一处，怎么能拘泥地认定这三味药一定不能使用呢？真是拘泥啊！最奇怪的是，不询问究竟是什么病，统统说成是出疹，统统用豆豉、豆卷来通过疏散表邪治疗。直到用了十几剂仍不停止，必定要使患者汗出如浆，舌头变黑、津液耗竭，神志昏迷、热邪深入。不得已，才使用紫雪、至宝等丹药来开通宣泄，却已经无法挽救了。偶然感受外邪而发热，胸膈之间烦闷，只要清除热邪就可以痊愈。哪里至于一定要发出疹子呢？他们之所以一定说是出疹，大概是想用这种说法哄骗、吓唬患者家属，以便使用豆豉等药味罢了！哪里知道豆豉、豆卷近来都是用麻黄汤炮制的，和古人用井华水炮制的桑叶相比，温凉性质大不相同。如果把出疹误用麻黄来温散，可以吗？当然不可以。这正是温病反复迁延、病情必然加重的原因。而且他们所说的疹，都是痱子（俗名“[缺字]子”）、蚊虫叮咬留下的痕迹，或水晶[缺字]罢了。所以不说是斑而偏偏说是疹，正是取它容易混淆这一点。否则，疹是由于热邪而发，必定应当清除里热，绝不应当用温热药物疏散，以助长热邪。古方都还在，《本草》也可以查考，为什么要把豆豉、豆卷奉为治疗疹病至高无上的妙药呢？炳按：豆卷用麻黄浸泡炮制，《吴医汇讲》中也有这种说法，但也只是听来的传闻而已。邵步青《四时病机》记载：单用豆卷汤，治疗湿病全身疼痛，服药后出汗，热退痛止，使用它确有疗效。淡豆豉味咸、性寒，能够解除热邪；和葱白头、苏叶同用，就能发散表邪。和人中黄、银花同用，可以解除疫毒。和薤白同用，可以治疗痢疾。和鲜生地一起捣烂，称为黑膏，治疗热邪进入营分、津液耗竭而不能出汗的病证，用以滋养阴液，帮助发汗。以上都是确切可验证的方法，不要轻视豆类，认为它们是没有用的东西。例如产后饮用豆淋酒，能够治疗产后虚邪所致的身热，出汗后热就会退去。菜肴中的黄豆芽，患有外感病的人误食后，会像吃鸡肉、鱼肉那样引发病情。这就是事物推究到极致、发生变化而令人难以思议的地方。如今有些以擅长伤寒著称的医生，看见有人发热两三天，就一定指着说：“这是伤寒。” 等到查看他所开的方子，却仍然只是豆豉、豆卷。否则，就是牛蒡、蝉衣。再否则，就是浮萍、桑叶、枇杷叶，用陈皮、半夏、藿香、厚朴作为辅助，再加入石斛、沙参；他的本领就到此为止，方法也已经用尽了。这样一来，病情也将无法挽救了。然而还剩下背水一战的办法，就是紫雪丸、濂珠粉、至宝丹、牛黄丸。炳按：这里说的是温证，但究竟是哪一种温病，也没有指明。至于疹子，它属于时气温病；热邪进入营分就会发疹，疹子与皮肤相平，遍布全身而且十分密集。痧子则多见于幼儿，形状像疹子，但用手摸皮肤时，疹子的头部略微尖起；这是风热从肺胃气分传入营络后发出来的。白[缺字]形状像濂珠，晶莹而有光泽。刚开始发病就出现，这是湿邪郁滞在卫分、汗出不彻底造成的。应当调理气分中的邪气。病程日久而热势不退，便发出白[缺字]；邪气虽然想从体表透出，但气和津液已经受伤，必须用甘润之品滋养中焦。疹子的颜色不能呈紫黑枯萎之象，白[缺字]也不能白得像枯骨一样。疹子、痧子完全透发出来后，热势减退、神志清醒，胸闷舒缓，咳嗽通畅，精神安定并能入睡，这就是吉象。如果烦躁不安、不能入睡，呼吸粗重（这是气喘的征兆）。胸中闷热而有灼热感，都属于危险而难以治疗的情况。透发疹子的方剂要根据寒热分别使用，治疗痧子也是如此。从来没有说必须使用豆豉、豆卷。而且这两味药各有自己的主治，绝没有把它们同类并用的道理。

译要知道，关于伤寒的论述，是张仲景首先倡导的。治疗伤寒的方剂，也都是从张仲景那里流传下来的。治疗伤寒的人，理应以张仲景的学说为宗旨。伤寒解表的方剂，有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等。伤寒清里的方剂，有芩连汤、白虎汤、承气汤等。伤寒利湿的方剂，有五苓汤、猪苓汤、茯苓汤、甘草汤等。伤寒温中的方剂，有四逆汤、理中汤、真武汤、附子汤等。如今那些伤寒医家却全都不用这些方剂。炳按：罗谦甫治疗冬温时说，秋燥留下的余气向上侵犯肺金，人体的阴气先受到损伤。因此邪气得以进入少阴经。因为温暖会使气外泄，寒冷会使气收敛，这两种气的作用本来就是相反的。使用葱豉汤，再加入枇杷叶、杏仁、象贝、花粉、甘桔。如果先患冬温，外面又被严寒束缚，出现身热、气喘、咳嗽、面目浮肿，咽喉中梗塞不利，仿佛有东西堵住一样。只有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这一方，能够疏散表寒，清除里热。因为先生非常厌恶轻清的药物，所以引用这个例子。张仲景《伤寒论》一开始就说：伤寒病营分无汗，发表应当使用麻黄汤。风邪伤卫分而有汗，应当使用桂枝汤解肌。风寒同时损伤营卫，出现烦躁而无汗，应当使用大青龙汤，使风寒双双得到解除。这里说的是太阳经的病证、方剂和药物。葛根，是阳明经的解表药。柴胡，是少阳经的和解药。清理里热时，黄芩、黄连能够清除心胃的热邪。白虎汤能够清除阳明经的热邪。承气汤能够攻下阳明腑中的积滞，以泻下邪热。五苓汤、猪苓汤、茯苓汤、甘草汤等，都是利水的方剂。理中汤，用于温暖中焦。四逆汤、真武汤、附子汤这三个方剂，是挽救危逆证候的方法。如今的病并不是正伤寒，不应当使用这种方法，所以不用它。却偏偏只使用一剂栀子豉汤。不知道伤寒方中的栀子是生用的，用来探吐，并不是用来发汗的。后世改用焦栀子，已经不是古法了。不过，用它清肺泄热，也算是治疗温病的良药。近世又改用麻黄水浸制的豆豉，于是药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利弊也截然不同。可是伤寒医家却偏偏把它看作不可废弃、必须尊奉的祭品。如果伤寒病在太阳经，用它代替麻黄，虽然不是正规的治法，尚且还没有害处。等到病邪传入阳明经，就不能再用了。何况还用它来治疗温热病吗？为什么不论有汗、无汗，汗多、汗少，也不论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以及喜、忧、怒、思、悲、惊、恐七情，更不论劳伤、疮疡等杂证，就说一剂栀豉汤，加上豆卷、桑叶几味药，便可以治疗百病？而且四时都适宜，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并不是我诬蔑别人的话。请看看药铺中购买药物的处方，有几张没有写发疹子的？有几张不用这几味药？这样也就可以哑然失笑了。炳按：炒黑的栀子用来除烦解热，使心肺的邪气从小便排出。也没有哪个医生把栀子豉汤看作解表剂；豆豉不用麻黄汤浸泡炮制，也不必喋喋不休地争论。也没有见过吴地医家不论温病的六气、七情，有汗、无汗，汗多、汗少，以及内因、外因、内外因这三因，便统统使用栀子豉汤。说豆卷、桑叶可以治疗四时百病，实在是欺骗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先生也应当哑然自笑了。有人说：如果确实如您所说，疾病就一定不会发疹吗？回答说：不是。轻的叫作疹，发于肺。重的叫作斑，发于胃。这些都是肺胃中蕴积热毒所致。否则，就是被温燥的药物逼迫而发出来的。不过这种证候也不常见，治疗应当使用石膏、犀角、生地、元参、升麻、大青等药，以清火、透发斑疹。张仲景的白虎化斑汤、《活人书》的元参升麻汤、节庵的青黛消斑饮，都是治疗斑疹的祖传基础方。哪一方不是使用清凉化毒的药物？哪一方使用了温散发汗的药物？如今的人一说到斑疹，就都说凉药不能服，服了就会把斑疹遏制住，使它不能透发。患者家属听惯了这种说法，便深信不疑。于是医生大力书写、特别强调使用豆豉、豆卷，患者也大吃特吃豆豉、豆卷。直到轻证变重、重证死亡，临死还说是汗没有畅快地发出，斑疹没有完全透发。唉！本来不应当发汗，却偏要强行逼迫患者出汗。本来没有斑疹，却偏要促使斑疹发出来。这些人拘泥成法、胶柱鼓瑟，却采用刻舟求剑的办法；即使想让患者不死于自己的药物，难道可能吗？患者尚未死亡时，如果有人使用石膏等药物治疗，患者家属一定大为惊诧而不肯服药，众多医生也一定环视而起，正好把责任嫁祸给那个人。直到万般无可挽救，才稍稍让患者服用，然而药物造成的错误已经很深，药力也来不及发挥，最终无法救治。于是彼此互相指责，把这件事作为警戒。众人异口同声，没有人能够同他们辩驳。有谁肯损坏自己的声名，为一个关系并不密切的人，竭力对抗众人的疑议，来挽救一个垂死之人的性命呢？那也就只能站在那里看着他死去罢了。既然如此，患者家属为什么不能醒悟呢？回答说：是有原因的。患者家属所听到的，无非是发疹、疏散表邪、多出汗这些说法。除此之外，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别的道理。这个医生说是这样，那个医生也说是这样。这个方子是药，那个方子也同样是药。即使是亲友中涉猎过医方书籍的人，见解也和当时的医生大致相同。众口一词，积累许多错误的说法，反而把错误当成正确。怎么能指望他们听得进真正明白的道理呢？所以处在今天这样的世道，想要推行医道，如果不委曲自己的意愿、迁就患者，就做不到。可是稍微有些学问和志气的人，一定不肯这样做。人们反而会嫌他固执。而那些花言巧语、善于察言观色、迎合别人心意而曲意顺从的人，名声却因此一天天显赫，声望和身价也一天天提高。他们不承担应负的责任，却坐享由此得到的利益。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谁不愿意这样做呢？至于那些用贿赂打通奴婢、互相结交巫师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全天下都这样，怎么能不受到他们的欺骗呢？徐洄溪说：人因误服药物而死，一半是由于天命，一半是由于患者家属。医生不过是根据病情顺逆、命运好坏而促成了他的死亡，并不是事先谋划杀人的人。所以杀人的罪责，医生并不承担，难道不是这样吗？人的精神充足，气血调和，这就叫作没有疾病。哪里需要服药呢？至于服药，必然是身体某一方面偏盛或某一方面不足。医生应当根据它偏盛或不足的地方加以补救，使身体恰好恢复平衡。[“盒饭”疑为OCR错误，原义暂据文意译为“应当”。]温、凉、攻、补，都随着病情施治，不预先抱定成见，只求药物能够对症罢了。

译哪里容得下狐疑不决、首鼠两端呢？比如面对强盗，应当剿灭却不去剿灭，盗贼就将无法控制了。比如面对饥民，应当安抚却不去安抚，百姓也将跟着作乱。如今治病的人，恐怕就和这两种情况相似。更有一种医生中的乡愿，只专门使用药物中那些既不温也不凉、既不攻也不补的平庸药物，把这当作趋避逢迎的手段，患者家属往往乐意同他们周旋。哪里知道，药物如果不能杀人，也必然不能把将死之人从死亡中救活。拖延耽误，难道不也是杀人吗？况且世人所说能够杀人的药物，就是石膏、大黄、麻黄、肉桂、附子、人参这一类。如今这些药物全都被排斥而不敢使用；即使有人引用古方，也只取其中一两味无关紧要的药，说自己师法某种治法、使用某个方剂，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师法那种治法、使用那个方剂。甚至还有根本不了解完整方剂的人。例如旋复代赭汤、竹叶石膏汤、小柴胡汤等方，竟不知道其中有人参。黑膏汤只知道有生地、豆豉两味，却不知道还有猪肤、雄黄、麝香三味。（记载在《外台秘要》中，用来治疗阳毒发斑。） 其他如温中而兼以补益，就像理中汤用干姜、附子配合人参一样。清热而兼以补益，就像白虎汤用石膏并加入人参一样。疏散而兼以补益，就像清暑益气汤用升麻、葛根配合人参和[缺字]一样。寒凉与温热并用，就像泻心汤中的黄芩、黄连配干姜、附子，左金丸中的黄连配吴茱萸。表里两方面同时治疗，就像大青龙汤中的麻黄、桂枝、石膏，以及白虎汤中加入桂枝、柴胡一样。发汗与攻下同时进行，就像大柴胡汤中的柴胡、大黄，又如柴胡加芒硝汤、桂枝加大黄汤一样。还有像用苍术白虎汤清热燥湿，用调胃承气汤攻下并调和中焦这一类方剂，数不胜数。关键只在于方剂是否对症罢了。哪一种药是不能使用的，为什么偏偏要疑惧排斥呢？如今的医生，谈论药物而不谈论疾病，使用方剂却不考虑药物。他们只说某药太补，某药太泻，某药太温，某药太凉，某药太热，某药太表，某药太散，某药太燥，某药太腻，某药太攻，某药太能消导。如果去掉药物偏盛的一面，取得平和中正的效果，那确实没有比粥饭更好的了！又何必服药呢？这都是因为不知道药物是针对疾病而设置的，专门用来纠正偏差、补救弊病。于是便有本来应当使用却不用而造成误治的，本来不应当使用却使用而造成误治的，本来应当使用却用得太轻而造成误治的，以及本来不应当使用却反而重用而造成误治的。误治的程度虽然深浅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不认识病情。疾病名称不同，那么治疗疾病的方剂和药物自然不能相同。假如说患寒病的人不能用温法。患热病的人不能用凉法，患虚证的人不能用补法，患实证的人不能用攻法，那就是完全说不通了。假如说患寒病的人反而应当用凉法，患热病的人反而应当用温法，患虚证的人反而应当用攻法，患实证的人反而应当用补法，那也是完全行不通的。假如说疾病无论寒、热、虚、实，我都用既不温、也不凉、既不攻、也不补的药物，大致治疗一番，就可以完全去掉攻、补、温、凉这些药味，那也是说不通的。这种说不通的理论，被本来就不明白道理的人听到并相信，原本没有什么奇怪的。最奇怪的是，那些号称通晓医理的人，竟然也相信这种说不通的话。这样一来，说不通的理论充斥天地之间，而每天杀害无辜的人，却没有人过问，也就不奇怪了。现在假设有一个患热病的人，不询问他是虚热还是实热、表热还是里热，只用药物使他发汗，却没有人不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哪里知道，表证有寒邪才可以发汗。表证没有寒邪就不能发汗；不该发汗却强行发汗，就会使表气更加虚弱，热势反而更加炽盛。本来想清除他的热邪，反而使热邪增加，患者家属也应该因此醒悟了，然而他们仍然不能醒悟。何况虚热应当用甘温之法来退除，这一点就更没有人能够理解了。例如妇女产后，恶露排出通畅，因血虚而发热，就不能发汗。如果发汗，就会使表气虚弱，热邪陷入体内。也不能用寒凉法清热；如果清热，热邪不但不能解除，反而会出现各种复杂的变证。芎归汤、独参汤、四君子汤、四物汤、八珍汤、十全大补汤之所以成为产后良方，正是这个道理。又如小儿病后，脏腑空虚，阴寒而发热，白天较轻、夜间较重，也不能发汗，不能用寒凉法清热，这和产后病相同。病情较轻的用逐寒荡惊汤，病情较重的用加味理中汤、附桂八味汤、十全大补汤等，以退除虚热。这些方剂中还重用干姜、肉桂、丁香、附子等温热药物。那些人只看见体表的热，而不察看体内的虚；孤阳无所依附，寒极反而像火一样，难道不把这当作怪事吗？不过，温补的方剂如果不对症，造成的祸害非常猛烈，不能不仔细审察。应当观察面色，听声音，察看气息，观察饮食，询问大小便，检验舌苔，核对脉象和证候，这样虚热、实热就可以判定了。如果是在产后，必须先疏通瘀血；瘀血已经排出通畅，腹部不再疼痛，便应当进补。身体虚弱而瘀血没有顺利排出的人，尤其应当兼顾补益气血来推动瘀血运行；气运行了，血就运行，瘀血也会随之运行。这个道理非常明白，人们很容易懂得，可是医生往往不知道，真是奇怪！难道不是因为患者家属疑虑和忌讳太多，所以才形成这种畏首畏尾的样子吗？否则，就是不懂得疾病的虚实。

译伤寒刚开始的一二日，邪气在太阳经，没有汗，就用麻黄汤发汗。有汗的叫作中风，不用麻黄发汗，而用桂枝解肌，再用芍药的酸味收敛、甘草的甘平之性来调和，这是张仲景的治法。如今治疗有自汗的风温、湿温都用发汗法，这是什么治法呢？而且不用凉散药，却用温散药，有时还加入生地、石斛这类滋腻药物，和病情相反，这又是什么治法呢？不停地发汗，湿邪和热邪就会在体内郁结蒸腾，舌头必然变灰；舌灰而且干燥，当然应当保存津液来救护阴液。邪气在经分的应当用白虎汤，在腑分的应当用承气汤，不是只用沙参、生地、石斛就能敷衍过去的。舌色灰而湿润，正应当用芳香燥湿药来化湿，用苦寒药来泄热。在这种情况下却误认为是干灰舌，按照治疗干灰舌的方法来治，说是为了防止伤津，哪里知道体内湿邪很盛，正要闭阻于内，芳香燥湿还来不及，哪有湿邪尚未化解，津液却先被耗伤的道理！如果妄自把沙参、麦冬、生地、石斛等药与豆豉、豆卷合在一剂中使用，必然导致湿邪蒙蔽、热邪炽盛，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再用犀角、牛黄、紫雪、至宝等药，反而会引邪入心，内闭而死。唉！寒病、温病、风病、湿病，病名既然不同，治疗怎么能相同呢？自从人们把发汗当作治疗百病的良法以后，风温、湿温便成为无法医治的病证。如果疾病刚开始时没有使用发汗药，患者家属就已经先怀疑了。湿病没有很快痊愈的道理，稍微拖延几天，患者家属必定会另请医生；后来的医生一定说这是因为前医没有解表。于是急忙解表，还怕来不及；解表以后病情反而更加严重、更加危险，直到无法挽救，仍旧归罪于前医没有解表、疹子不能迅速发出，患者家属也深信这种说法。他们咬牙切齿地责怪前医，反而悔恨自己没有早些请后来的医生来发散治疗，实在是错误。以后再有患者，家属一定不敢再请前医，只听从后医的发散法，即使接连害死几个人也不能醒悟。所以，有人杀了人却无人知晓，杀了人名声反而日益增长，杀了人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利益；即使说是患者家属逼迫他这样做的，难道终究没有天道报应吗？将来他用这种方法杀死自己家里的人，也会用这种方法杀死自己。前面种下的因，后来必然结成果。不要真以为误害别人没有罪责，就任意操刀妄加割治。我过去客居娄东时，看见因这种疾病死亡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死于这些药，心中暗自为他们悲哀。这就是写下这些苦口婆心话语的原因。如今来到郡城，名医林立，应当不像我以前所见的那样，但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患者家属不能不了解。如果听到我的话后默默观察，也就可以看穿他们的伎俩了。（己酉年秋末，鞠坪氏记。） 如今也有令人无法理解的情况。苏州城里的疾病，没有一种不是阴液亏损，所有方剂都要使用洋参、石斛。即使舌苔污浊厚腻、不想饮食、湿邪阻滞中焦，也同样用这些药投治。等到脾被湿邪困住，精神疲倦、胃口呆滞，他们就认为是虚证，用人参来补。等到胸膈饱胀闷塞、不能进食，又认为是虚证而不能受补，于是束手无策。唉！贫穷人家患这种病，不用药也可以痊愈。富贵人家却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幸免，直到死亡还不知道是治疗错误。因此医生的胆子越来越大，医治时的心思越来越粗疏，不必观察病情，早已在心中准备好了固定的方子。仿佛只要是苏州人，就不可能患阳虚，而一定是阴液亏损，这难道不可笑吗？既然如此，苏州城的药铺中，一切芳香、燥烈、温热、寒凉的药物都可以不必准备；医书中，凡是治疗风、寒、暑、湿、燥、火的方剂都可以全部删掉。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在药铺中悬挂一张滋阴方，让所有有病的人都服用，免得请医生诊脉，增加这些纷乱扰攘的事情，反而更好呢？唉！错误的学说流传开来，终于形成风气；这也是劫数所造成的，不是人力容易挽回的。而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也是想让那些不在劫数之中的人听到我的说法，能够猛然醒悟罢了。太严重了！苏州城的洋参、石斛，和太仓的豆豉、豆卷，虽然用药不同，误害人的结果却没有差别，所以我把它们连在一起写出，来告诫两地患病的人。（辛亥年初夏，鞠坪又记。） 论湿温证用药的错误。人有湿邪积聚，有的是因为脾虚不能运化，有的是因为喜欢吃浓厚肥腻的食物，任意饮用茶酒。湿邪蕴积就会生热；没有寒热偏盛的，叫作湿热病。先发寒、后来发热，有汗而热不退的，叫作湿温证。虽然列在伤寒门中，却不能使用伤寒方中治疗太阳经证的桂枝汤、麻黄汤，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它的脉象必然濡、大而数，舌苔必然由白腻转为黄腻，或者出现湿灰；口中虽然感觉干，却不能多喝水。有时含着水却不想咽下，这是因为中焦湿邪旺盛，所以不能饮水；热邪胜过湿邪，所以口中感觉干燥。湿邪是疾病的根本，热邪是湿邪变化而成的。既然如此，治疗湿温证就必须用芳香药来燥湿，用苦寒药来泄热，用淡味渗利药来利湿，这是确定不移的道理，毫无疑问。如今治疗湿温证却正好相反，方中必定使用豆豉、生地，名叫黑膏汤。想用豆豉发汗解表，用生地泄热。却不知道如今的豆豉不用桑叶炮制，而用麻黄炮制，这就是用热药助长热邪。生地性质黏腻，会使痰涎停滞，这就是用湿药助长湿邪。这样不断助长湿热，湿邪就越来越盛，热邪也越来越炽烈，时时感到口渴（是因为热势炽盛）。舌苔污浊厚腻，甚至变成灰黑色（是因为湿邪旺盛）。黑色是水的颜色。神志昏迷，口中常说胡话。（这些都是热势炽盛、湿邪旺盛所表现出的症状。） 医生不知道这是药物造成的错误，看见患者昏迷、说胡话，就认为一定要发疹子，于是重用豆豉、豆卷（也都是用麻黄炮制的）。却仍然用这些药来发汗，不惜竭尽药力去助长热邪。看见舌色灰、口渴，就认为要防止津液被耗伤，于是重用沙参、石斛等来滋润，竟不惜竭尽药力去助长湿邪。到了这时，昏迷更加严重，舌色更加灰暗，痰涎向上涌出，性命危在顷刻，绝无生还的可能。医生于是手足无措，无法给它命名，就称为肺闭，并使用紫雪丹、至宝丹、牛黄丸、濂珠粉、乌犀角，服一剂又一剂，使湿热邪气全都被引入心包，患者于是突然昏厥，再也没有醒来。哪里知道，湿邪属于阴邪，属于浊邪。暑邪属于阳邪，属于清邪。清阳性质的邪气只有气而没有形质，可以用紫雪等丹药开通疏泄，使它排除。阴浊性质的邪气既有气又有形质，不能使用开通疏泄的方法；一旦开泄，邪气就会陷入心包，很快便会死亡！唉！湿温这一病证，开始是误用豆豉、生地等助长热邪、湿邪，后来又误用豆卷、石斛等助长热邪、湿邪。最后又误用紫雪、至宝等药，把邪气引入心中，使患者陷入必死之地，难道不知道湿温本来并不是死证吗？

译湿温本来不是死证，可如今患湿温的人往往因此死亡，难道不是误服药物造成的吗？既然病名叫作湿，就不应当用助长湿邪的药物来治疗湿病；即使十分庸碌愚昧的人，也一定明白这一点。既然病名叫作温，就不应当用助长温热的药物来治疗温病；即使十分庸碌愚昧的人，也一定明白这一点。可是患者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那些有时名声显赫的医生更不知道，难道不是非常奇怪吗？况且湿邪属于阴邪，阴邪旺盛，阳气必然衰弱；从来没有阳气衰弱却可以用滋阴法的道理。阴液越是滋补，湿邪就越是旺盛；用滋阴法治疗湿邪，就像往地上浇灌盐卤，却希望它变得干燥一样。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吗！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治疗湿温呢？回答说：开始时湿邪尚未化火，就用厚朴、苍术、陈皮、半夏等芳香燥湿。继而湿邪化火，就用黄连、黄芩、栀子、连翘等苦寒药来泄热。最后湿邪下降，就用茯苓、通草、泽泻、车前子等淡味渗利；从开始到最后都不应当发汗。因为湿病患者本来就会出汗，不能再使他发汗。从开始到最后也不应当滋阴，滋阴就像用水来助水，非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无奈邪说迷惑人心，已经深入骨髓；愚昧的人没有主见，听从庸医，面对忠告茫然无知。我也不知道该拿这种情况怎么办！曾经经过一个富翁家门，看见他倾倒的药渣中有金石斛，并没有在意。不久又看见有霍斛，再后来又看见有鲜斛，最后看见有铁皮风斛。我于是叹息说：正值湿邪当令之时，患湿温的人很多，还不停地给他服用这些药，他的病恐怕危险了。不久，富翁果然死了。大概是人参和石斛接连使用，只怕津液受到耗伤。然而听到这件事的人并不认为是误治，仿佛与其用燥湿药使人活下来，宁可用滋阴药使人死亡。唉！滋阴的说法深入人心，即使死了也不后悔。我哪里能运用千万条广长舌，登上生公说法的讲坛，使顽石也一齐点头呢？论麻证喉痛，若按喉证治疗必死。（麻证，俗名痧子，必然兼有喉痛。医生恐吓人说：“这是烂喉痧。”） 治疗麻证的喉痛，与治疗郁火所致的喉痛大不相同。麻证属于风热，邪气侵袭肺部，所以必然鼻塞、流清涕，咳嗽、眼睛发红，声音嘶哑、喉咙疼痛，面色红而夹杂花斑，身体有时发痒。一见到这些症状，就必须使用升麻、柴胡、前胡、葛根、羌活、独活等药，提托毒邪、祛风并使疹子透发；一剂药喉痛就会停止，二剂药余邪就全消了。如果早早使用寒凉药物，把皮毛的热邪彻底清除，使麻疹不能借汗向外透达，就会导致温邪滞留在内，想出又出不来，毒火向上炎烧，喉咙腐烂。医生不知道这是麻证，在外面吹敷珠黄来遏制它，在里面服用犀角、羚羊角、黄芩、黄连来压制它，使邪气没有一丝出路。开始时似乎稍有好转，最终必然无法救治，众人互相惊叹说是死于喉证。（有人说，近来喉证用古方治疗没有效果，不如用热药反向治疗；这样会更快害死人，这一点不能不知道。） 却不知道麻证没有早早透发，才导致毒邪侵攻喉咙而死亡。其实这并不是喉证，却用治疗喉证的药物来治，怎么会有效呢？所以治疗喉痛的人，必须先辨明它是不是麻证。如果确实是麻证，就用夏禹铸的天保采薇汤方加减治疗，没有不透发而痊愈的。即使喉痛、眼睛发红，也尽管放心使用，不必疑虑，屡次试用屡次有效。《铁镜》所说的“圣没有比天保采薇汤更圣的，神没有比天保采薇汤更神的”，正是这个意思。最忌讳寒凉药，如犀角、羚羊角、黄芩、黄连、黄柏、石膏、珠、黄这一类。假如是郁火引起的喉证，那么升麻、柴胡、羌活、独活等升提温燥的药物，都属于切忌使用的药物。病情较轻的清肺养阴，一剂就能痊愈。病情较重的，犀角、羚羊角、珠、黄都是重要药物。治病贵在先辨证，就像作文贵在先弄清题目一样。不弄清是什么题目就写文章，文章一定不会被录取，所损失的只是自己的名声。不辨明是什么证候就治病，疾病一定无法治好，所误害的却是众人的性命。唉！医生怎么能拿人的[缺字]性命来试验自己的药物，屡次误治却始终不能醒悟呢！炳按：论述痧痘的，前辈陈飞霞有《痧痘金针篇》；论述喉痧的，有叶天士、李纯修、高锦庭、计寿乔、祖鸿范、王步山、屠尊彝。陈耕道著有《烂喉疫痧草》，这些都可以作为治疗痧痘、喉痧的金针。如果只执着于一部夏禹铸的天保采薇汤，认为只要一出手就能治好疾病，其他医书都可以不读，我恐怕这样误害别人也太严重了。对于这种疾病的门径尚未窥见，很难同他辨论，所以不作评论。原注说：光绪二十八年春夏之间，因喉证死亡的人家家如此，几乎形成大疫。其实真正的喉证十个人中不到一两个，大半都是麻证。我所见到的病例，大多是麻证，用天保采薇汤加减治疗，没有不能转危为安的。然而把这个方子告诉别人，别人反而不敢使用。有一位医生，我曾经拿这件事告诉过他。他笑着说：“不必使用这个方子，只要把生军磨成汁饮下，就可以从内部消散。” 我知道无法同他谈论，于是置之不理，不再争辩。不久，他家接连死了好几个人，都是患这种病。问他使用了什么药，只有珠、黄、犀、羚、芩、连、大青等药味罢了。想必生军汁也用过了，但没有见效。唉！自以为是，听不进善意的言语，做人尚且不应如此，何况行医呢？我希望世上讲究卫生的人，千万不要一感觉喉咙疼痛，就请医生治疗，把珠、黄、犀、羚这些贵重药物奉为至高无上的妙品，来亲手损害自己的性命。（王鞠坪记。） 附录：天保采薇汤方。羌活、前胡、制半夏、陈皮、柴胡、赤芍、茯苓、川芎、枳壳、制川朴、桔梗、苍术、升麻、葛根、藿香、独活、甘草。方中柴胡、前胡、升麻、葛根，是必须使用的药物。湿邪旺盛的人，厚朴、半夏、陈皮、苍术也不可缺少。骨节酸痛，是风邪在体内过盛；应以羌活、独活为主。如果已经化燥，舌上津液减少，那么厚朴、半夏、陈皮、苍术等燥性药物，应当酌情删减。不能拘泥于一个固定方法而不知变通。（鞠坪又记。） 辨析急惊风与慢惊风。急惊风属于实热，慢惊风属于虚寒。急惊风突然发作，慢惊风逐渐形成。急惊风发生在身体壮实的人，慢惊风则由于身体不足虚弱。

译急惊风的热势像火烧一样，必然面红、口渴，喜欢冷饮，声音洪亮、呼吸粗重；大便有时闭结，有时泄泻如水；小便短少、颜色赤而且灼热，甚至四肢厥冷、面色转青，这是热到极点而表现出寒象。治疗应当以泻火为急务。（没有比夏禹铸的《幼科铁镜》更精妙的了。） 慢惊风的寒，是真阳将要耗竭；比如隆冬冰封，难以轻易解冻，不使用附子、桂枝、干姜、花椒，绝难挽救。况且虚阳上浮，也必然发热；这种热夜间重、早晨轻，温和而不烫手，面色像桃花一样红，或白或青，口鼻中没有炽盛的热气，舌头必然滋润，舌苔必然淡白或微红，口不渴，即使饮水也不多，喜欢热而不喜欢冷，这叫作虚热。甚至有嘴唇干裂出血、寒到极点反而像火一样的情况，治疗应当引火归原，大剂量扶助正气，或许才有救。（没有比庄在田的《福幼编》更精妙的了。） 如果把实热误认为虚热，却用温补药治疗。把虚热误认为实热，却用寒凉药治疗，都是必然导致死亡的做法。炳按：这虽然是旧话，但说得很有道理。论产前以攻病来安胎。妇女产前有病，以安胎为第一要务，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却不知道胎儿之所以不安，是因为疾病造成的。疾病不除，胎儿就不会安稳，即使每天使用安胎药也没有效果。既然如此，想要安胎，就必须先审察疾病的由来，把病邪攻除；疾病去除，胎儿安稳，疗效非常迅速。所用的未必是安胎药物，却是安胎的方剂。竟然有些药味本来会妨碍胎儿，反而取得安胎的功效，这哪里是见识浅薄的人能够认识的呢？例如厚朴、枳壳、半夏，都是孕妇忌用的药物。然而湿邪壅盛、气机上逆的人，离开这些药就不能取得疗效。甚至大黄、芒硝、枳实、干姜、桂枝、附子，更不是孕妇所宜使用的；然而热邪闭阻、寒邪停滞的人，不用这些药就不能治疗。从前黄帝问岐伯说：“妇女怀孕时，使用有毒药物怎么样？” 岐伯回答说：“有疾病就不会造成损伤，也不会造成损伤。” 有大的积滞和聚积，就可以使用攻下药物。使病邪衰减大半就应当停止。所谓有疾病就不会造成损伤，是说有病时用药不会损伤胎儿。所谓也不会造成损伤，是说对产妇也没有损伤。因为有疾病时，疾病能够承受药物；药物即使有毒，也不会损伤胎儿，也不会损伤产妇。然而必须有大的积聚，才可以使用攻下药，而且应当取得一半疗效就停止，不宜过量用药，以免损伤正气。用药的人为什么不遵循黄帝、岐伯的治病大法，却根据违背顾忌的说法行事，等到疾病日益深入、无法救治，最终使胎儿死亡呢？论产后用甘温法退除虚热。产后出现寒热，因感受风寒而导致的十人中有二三人；因气血两虚，气虚则阳气衰弱而在外产生寒，血虚则阴液枯竭而在内产生热，寒热交替发作，虚风自行发动，痉挛、厥逆不止的十人中有七八人。如果确实是外感风寒，就必然头痛、脑部胀满，项背牵强，怕风而无汗，食物味道改变；应当在四物汤中酌量加入荆芥、苏叶等药，以散寒祛风，不可重剂发散。如果是气血两虚，却误认为风寒而用发散法治疗，没有不出现汗出、心悸、失眠，病情日益加重的。汗是心的液，心由血所滋养；汗出得越多，血就越亏，心中没有血来滋养，怎么能不心惊悸动、不能入睡呢？这就是各种疾病由此丛生的原因。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恶露尚未清除，腹中结滞疼痛，按压时有块状物的，治疗应当祛除瘀血、促生新血；生化汤、佛手散、加味芎归汤，是主要方剂。恶露已经清除，仍时寒时热，腹中舒适，口中和润、能辨知食物味道，舌苔淡白，脉象沉细，面色白得像纸，嘴唇没有血色，自汗、盗汗，头晕、耳鸣，心悸、失眠，这些都属于虚证表现；如果不大力补益气血，就很难挽回。八珍汤、十全大补汤，再加入龙骨、牡蛎、大枣、茯苓，是主要方剂。总之，瘀血尚未清除，就以运行瘀血为主。瘀血已经清除，就以补血为要。补血的方剂，必然兼顾补气，因为气是血的统帅；古人说，治疗风病要先治血，补血要先补气，这就是补血汤重用黄[缺字]的原因。气运行则血运行，瘀血也会随之运行，所以体虚的人要消除瘀血，也必须先补益气血。丹溪认为，产后绝不能使人更加虚弱，应当首先大力补益气血。即使兼有其他病症，也应把它放在次要位置治疗。这样就懂得其中的关键了。炳按：吴鞠通说：老人、产后妇女、儿童和体虚的人，就像军队没有粮食一样，适合迅速作战。然而，要做到眼明手快，谈何容易呢？为虚弱的人和幼儿治疗实证，遇到应当使用攻伐药物的情况，宜早用，也宜用重剂——说 世人给虚弱的人和幼儿治疗实证时，往往到了应当使用攻伐药物的时候却不敢用；即使使用，也总是反复犹豫，不敢加重药量。药力不能胜过病势，就等于没有用药，他们还自以为谨慎，这是极大的错误。他们不知道，虚弱的人刚开始生病时，正气还能够支撑；如果不在这时使用重药，直攻病邪所在之处，用一二剂把病势荡平，以便迅速挽救将要耗尽的元气，再慢慢调养即将损耗的精神，反而迟疑不决、姑息迁延，最终养痈成患。甚至如同借兵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坐看正气大亏，既不能攻邪，也不能补益，只能束手无策。这难道不是所谓谨慎造成的错误，而且比鲁莽更加严重吗？至于幼儿，无论是寒证、热证，还是风证、痰证或积滞，有些情况不能不用大寒、大温、大散、大消的药物，越应当早用，也越应当用重剂。这是因为小儿的脏腑尚未充实，身体的气质柔弱幼嫩，疾病既容易转为实证，也容易转为虚证。刚起病时多属实证，病久了多属虚证。实证的病不及时攻治，等到转为虚证后才攻治，就已经来不及了。何况小儿有十之八九不肯服药。即使肯服，也不能服用太多；如果不是用大剂量浓煎的药，药力一定不能胜过病势。姑息迁就只会养成祸患，最终成为事情的祸害。眼明手快在于医者，也尤其在于病家。如果狐疑不决、瞻前顾后，把昏聩糊涂当作老成持重，把观望等待当作稳重谨慎，就像庸臣误国一样，正是同一种情形，难道只有当时的医生才会如此吗？小儿有四种难治的病症。

译小儿体质结实，感受风寒后因此发热，热盛便生风，风盛又生痰，突然发生痉挛、昏厥，不省人事，这叫急惊。外治可以用针刺、刮法、推法和拿法。内治可以采用清法、泻法、消法和开法，就能使患儿清醒。这就像阵云四合、从四面聚拢，雷雨大作，霹雳一声后云开雨止，转眼间天空放晴；它来得突然，去得也迅速。所以治疗急惊，看似困难，实际上容易。真正难治的，只有四种。第一种叫慢惊。有的是因为先天肾水不足，有的是因为后天脾土不足，导致脏腑空虚、腠理不严密，容易感受风寒，时而发冷，时而发热，进食很少，大便稀溏泄泻。有的是因为断乳过早、杂食损伤脾胃，或者在出痘、出疹、出痧、患疟疾、患痢疾以及一切大病、久病之后，正气大亏，这些都能形成慢惊。其中又没有比大吐、大泻之后发病更快的，甚至有一天之内就形成慢惊的，不可不知。它的治疗方法与急惊恰恰相反，没有比庄在田的《福幼编》更好的了；应当只用温法和补法，连续使用大剂量药物，才可以挽救。稍有迟疑，就一定无法挽救。可是医家和病家都把这种治法当作奇闻，这正是它难治的原因。第二种叫痧子。痧子这种病，病情轻的避风即可，不用药也能痊愈。病情重的，使用辛散药物，也可以使痧疹透发。体虚的扶助正气以驱达邪气，火盛的滋养阴液以帮助发汗；幼科医书中已有相应方法，本来并不难治。自从有人误把痧子的喉痛认作喉部疾病，不用辛散药物，却专用寒凉药物治疗内在病邪，用珠黄治疗外在症状，使痧毒不能向外透达皮毛，就必然向上攻入咽喉，最终成为无法治疗的病症，于是变得难治了。（详见前文《麻证喉痛说》。） 炳按：小儿的病，也很难说清楚。十五年前，我曾治疗朱姓人家的孩子。半夜有人来请医，患儿五岁，面色发红，身体发热，脉搏数而有力，大汗淋漓，舌头也红，呈现出白虎证的征象。但我在外间拟定药方，（连我在内，一天之内已有七位医生诊察，六位都使用了清凉药物。） 我问：药已经吃过了吗？对方说：挑选的两张方子已经各服用了一剂，没有效果。而且片刻之间已经腹泻七次了。于是我确定以人参、附子、炒干姜、于术、炙草、茯苓、煨木香为主药。我回到家时已经过了四更天，服用此方一剂后，发热退去，汗止住，腹泻停止，病就痊愈了。第三种叫痘证。近些年牛痘盛行，专门研究痘证的医生几乎已经绝迹。一两个给人接种痘苗的人，大多是粗浅的医生，除了接种痘苗以外，什么也不了解。如果恰好遇到痘疹出得不顺利，天花正迅速流行，患家急着求医问方，他们只把犀、羚、连、芩等一类寒凉药物投给患者，使血液凝滞、气机阻滞，痘浆像被冰封一样停滞，痘疹塌陷，患儿因而死亡，病情变化非常迅速。治疗始终应以补益气血、扶助阳气为要旨，用药首先应当采用温补法，少量加入发散药物。庄在田的《遂生编》，确实是痘科的经典著作，不是其他医家的著作所能比得上的。第四种叫脐风。这种病是因为分娩时受到风邪，有的出生后立即发病，有的迟至一百天才发病；出生七天以内最容易患此病，尤其应当时时刻刻留心。只要看见两眉之间出现一点黄色，就是脐风；肚脐上方一定会出现青色筋脉。应立即治疗。若不治，黄色就会蔓延到鼻尖；再不治，黄色就会蔓延到嘴唇；仍不治疗，就会发出像乌鸦一样的声音，嘴唇撮起，哭不出声音，含乳无力。赶快治疗，也还可能十个中救活一个。治疗方法没有比《幼科铁镜》所说的灯火十三〔原文此处疑有缺字〕和《广生编》所说的四等〔原文此处疑有缺字〕法更好的了。治疗方法得当，片刻之间就可以痊愈。我曾经亲自用手试验过，并不是凭空推测。以上四种病症的治疗方法，都详细记载在我编纂的《保赤要言》中。现在又把它们列举出来，是想让病家知道，这四种病症虽然难治，但都有可以治疗的方法，不要因为认为难治就干脆不予治疗。总之，治疗方法得当，难治的病也会变得容易；治疗方法不得当，容易治的病也会变得难治。难治和易治的区别，也要看治疗方法如何罢了！论夹阴证的邪说害人 如今有人见到年轻且有妻室的男子一发热，治疗无效，就一定说是夹阴证，改用附子、桂枝、人参、熟地等大热大补的药物，结果反而害死患者。病家也责怪患者自己不谨慎，却不责怪医生误治，所以医生乐于谈论夹阴证，把它当作推卸过错的借口，因而被冤枉害死的人很多。有父母的患者，家人有时还把责任归咎于儿媳；患者无法申辩，只能含恨轻生，这种造下的罪孽哪里说得尽！他们不知道，房事过度或遗精以后感受风寒，也必然由太阳经传入，仍然属于阳邪，发热一定很重，并且兼有躁闷、烦渴，更应当清热散邪，怎么可以反而使用热药呢！炳按：房事之后发热，称为夹阴证。然而自古以来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很多。考察《张氏医通》和《伤寒缵绪》，其中有一条夹阴证，必须同时出现外在症状：小腹疼痛，阳物收缩，足胫发冷，才是真正的夹阴证。可采用小建中方随证加减，并将药物炒制后使用。但张氏说：真正的伤寒可以治疗；三时之病〔原文此处语意不明〕，即使长沙先生再生，也不能指明〔原文“不能指”疑有脱漏〕。如果出现以上这些症状，确实有这种病，即使小腹疼痛减轻、足胫已经转暖、阳物已经伸展，仍然无法挽救。我曾亲手治疗过这种病。叶天士说：在患病前或患病期间耗损精气的人，阴气先受到损伤；在寒冷时会觉得寒邪很盛，在发热时会觉得热邪炽盛。（这是刚开始发病、病程尚浅的情况。） 等到病情加重而化热，津液必然容易枯涸，这些都是内里虚弱的表现。阳邪传入阴经，即使不死，伤寒也尤其容易使下焦虚弱的人死亡。古语所说的，也不是服用几剂药就能痊愈的病症。如果使用桂、附、参、地，患者必然胸闷恶心，食量减少，烦热不安；只是使用大热大补的药物，阴虚体质的人服下后，本来没有这种病也会因此生出病来。徐灵胎当时曾与叶氏争论名望。他的著作中说得也过分了一些，和这位先生一样。读书最重要的是自己具备辨别力；只要双眼如同被秋水洗过一样明澈，一生就不会受古人的欺骗。袁子才的这句话，我非常佩服。如果果真是三阴经受病，就绝没有高热的道理，必然会有怕冷、疲倦卧床、四肢厥冷而喜欢温暖等症状，这样才可以使用温散法。但最终也不能采用滋补的方法。徐洄溪对此论述得很详细。奉劝医生不要轻易谈论夹阴证来害人，病家也不要轻易相信夹阴证而自害。应当根据证候施治。不要无端惊慌，这样或许能使天下多一个活人，地下少一个冤死的鬼魂，也算是彼此有益的做法。至于“夹阴”这两个字，本来就是庸人杜撰出来的，置之不论也就罢了。论阴证忌用寒凉药

译内证和外证，都要分辨阴阳。阳证属于实热，阴证属于虚热。实热容易治疗，虚热难以医治。如果用治疗实热的方法来治疗虚热，没有不发生错误的。然而治疗虚热的人，往往用治疗实热的药物误害患者，自己却没有察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实热证，表里都发热。虚热证则是体表发热，而内里并不发热。人们只看到体表发热，就不询问内里的情况，一概投用寒凉药物，以为既然患者发热，用寒凉药治疗，别人就不能指责自己，病家也认为确实如此；哪里知道虚证应当补益，寒证应当使用温药呢？炳按：药物的寒、热、温、凉，就像自然界的春、夏、秋、冬。寒，就像冬天的气候。热，就像夏天的气候。凉，就像秋天的气候。温，就像春天的气候。药物大致来说，如石膏、寒水石、大黄、芩、连、胆草、川柏，都属于大寒药物，像冬天的气候。附子、姜、桂、吴萸、胡椒等热性药物，像夏天的气候。炙草、黄〔原文缺字〕、杞子等温和药物，像春天气候的和煦。赤芍、丹皮、连翘、栀子等药性微寒，像秋天的气候。至于“温热”这两个字，都应当分别辨明〔原文“分尝”疑有讹误〕。至于阴证、阳证，外科应当加以区分，伤寒和时气病也应当区分；至于调理一般杂病，则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尽的。甘温药能够治疗大热证，这是李东垣说过的。但如果说甘温药可以退除虚热，我确实从未听说过。发热时怎样知道是虚热呢？答案是：脉象必定浮、大而数；数是热象，浮大则是虚象。重按脉象不坚实，说明内里没有实火。面色发红而脚冷，是阳气向上浮越。小便清、大便稀溏，神志不乱，那么就可以断定不是实火。为什么还要再给患者使用寒凉药物呢？至于外科的阴证，辨别起来尤其容易：不红、不痛、不肿的，称为阴证。肿胀却不疼痛，疼痛却不红，或不发热的，都称为阴证。刚开始不红、不肿、不痛，三五日后才逐渐红、肿、痛的，也称为阴证。瘰〔原文缺字〕、乳岩、流注、贴骨、鹤膝、横〔原文缺字〕、骨槽、恶核、失荣、马刀、石疽之类，都属于阴虚，尽在阴疽这一类中。关键在于三五日以内，观察皮肤颜色是否变化，以及是否发热，以此区分阴阳。不可因为三五日以后出现发阳现象，就误认为是阳证，而使用寒凉药物，迫使邪气向内陷入。治疗方法是：宜用麻黄打开腠理，用姜、桂解除凝结，用熟地滋养阴虚。这些论述详细记载在《外科全生集》中。本来不必再赘述，只因世上治疗阴疽的人大多使用寒凉药物，所以特意把这一点揭示出来。此外，鼠〔原文缺字〕、痰〔原文缺字〕都属于阴证，最忌用咸寒药物。如海藻、昆布之类的药物。如今人们没有不用这些药物的，即使名医也是如此，其他人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实在令人长叹。炳按：昆布、海藻含有碘质，能够消散坚结，化解凝痰、痰核和鼠〔原文缺字〕，可以与行气、化痰、调肝的药物配合使用，不可与阴柔寒凝的药物同用。论血证不全都属于火证 有人感受暑邪而损伤气，突然吐血满满一碗；有人因劳作受伤，逢节气便吐血；有人因恼怒伤肝，血从口中冲出，一时昏厥，几乎要死；有人脾气不能统摄血液，血不循经，溢入胃中而吐出；有人感受风寒，咳嗽呛逆，损伤肺络，血从肺中咯出。这些都属于可以治疗的病症。只有房劳过度、思虑伤神，吐出心肾之血的人，十个中难有一个能够治好。其余各种出血，都应当审察病情和病因来施治，有时清热，有时温补，有时补益，有时泻下，有时攻逐，有时发散，有时调和，有时疏通，不拘泥于成见，只看疾病本身，以调和营卫，使三焦协调，让气归于血、血附于经脉；这就是引血归经的方法。炳按：这段说法的底本很好，尚无语病。只是瘀血滞留而不肯重新排出，必然流入肺脏，使咳嗽转变为痨病，这一点先生还不知道。所以吐血以后，一旦出现咳嗽，就很难治疗。如今治疗血证的人，不问病因，一概说是火盛而血液妄行，突然使用寒凉药物直接折抑火势。这样并非不能暂时止血，但血液没有归经，往往会转变为劳瘵之类、不能起床的病症。不知道血液归于经脉，血就会正常运行而不再吐出。血液不归经，即使强行把它遏制住，积久以后也必然还会吐血。这就像治理水患：不顺应水的性质疏导使其通行，反而违逆水性，设置阻挡使它停止，难道能不使水横流决堤、四处泛滥吗？因此，寒凉药物使用得当，疗效非常迅速。使用不当，危害也很深；血证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论喉证也有阴寒证 治疗喉证的人不敢使用温药，这与治疗血证的情况相同。难道不知道喉证的病因，十分之七是风热，十分之三是郁火吗？如果确实是郁火导致的喉痛，自然应当使用寒凉药物来折抑；夹有风邪的，就应当同时疏散风邪。自从“白喉忌用表法”的说法流行以后，连祛风药也不敢使用；又因为误解豆豉造成的危害，错误地认为牛蒡也不能服用。于是只要一见喉痛，不问究竟是风证还是寒证，便一味把犀、羚、珠、黄、马勃、射干、板蓝、大青等极寒极凉的药物作为方剂，最终形成了一套刻板的文字和治法。以喉科为专长的人，没有不是这样的。还有人胡乱指称为白喉来吓唬人，哪里知道白喉这种病是由煤毒引起的，北方专门烧煤，所以有这种病。南方并不常见。如今有的人突然喉中发出声响，声音像打鼾，舌色发白却不肿，片刻之间就死亡；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各种医书都称为肺绝。近代的人称它为肺闭。其实是肾经受寒、阴证喉痹，误服寒凉药物而导致死亡罢了。服用桂姜汤就会立即痊愈。桂姜汤专门治疗突然发作、发病前没有丝毫不适的病症；这是虚寒阴火证，不是实火证。治疗方法是：肉桂、炮姜、炙草各五分，一同研成细末，全部放入碗中，冲入滚烫的汤水，再把碗放入沸水中温着，药末漂至碗口大小时，慢慢咽下，立即痊愈。或者取生川附切成片，涂上白蜜（名为三因蜜附子）。用火烤至完全透熟、颜色变黑，收贮备用；临用时取如细小粟米般大的一粒，含在口中咽下津液，也会立即痊愈。另一个方子：无论冬夏，都用四逆汤（附子、干姜、炙草）。也可用姜附理中等汤剂。（白术、人参、炙草，再加入姜、附子。） 自然会痊愈。切忌使用发汗解表、清热降火、寒凉攻下等剂。如果不是寒证，误用姜、桂、附子，就无法挽救，所以辨证尤其重要。姜桂汤、蜜附片的治疗方法，见《外科全生集》。四逆汤等的治疗方法，见《良方集要》。因为这种病最容易误治，所以特意把它列举出来。

译炳按：喉证多属风热，兼有痰、湿、温邪，甚至有霉毒，种类各不相同。通常有表邪、咳嗽、身体发热、脉弦数、头痛等症状，应当在疏散药中加入清咽解毒之品，也不是一味使用寒凉药剂。因此前人无不认为这是肺胃感受风热之证，确立先疏散、后清解的治法。《白喉论》一书，最初见于浏阳张绍修所著，书中确立了五个方剂。用于解表的药物有葛根、桑叶、连翘、牛蒡、制蚕、蝉衣。用于清解的药物有黄芩、生地、银花、胆草、马勃、青果、土茯苓、石膏，只用三钱。后来《子午香室忌表抉微》连桑叶、薄荷也禁用，所制定的养阴八柱汤使用大生地、白芍、麦冬、元参等寒凉滋腻药物，反而抑制风热，给患者造成祸害。书中所说服用三因蜜附子的人，称为少阴肾伤寒；病情危急的，一周时内就来不及救治了。《外科全生集》和《良方集要》都是内容简略、引用前人说法的书，传承的治法范围很小。论暑病有适宜使用人参的情况 盛夏酷热，热到能熔化石头、流化金属，汗出过多，没有不损伤气的。《内经》说：热会损伤气。又说：壮盛的火邪会消耗人体的气。所以治疗时一定要顾护气分；补气的药物，哪有比人参更好的呢？孙真人的生脉散、东垣的清暑益气汤、丹溪的十味香薷饮，都是人人熟知的方剂，没有一个不用人参。至于人参白虎汤，乃是《金匮》中〔原文缺字〕门专门主治的方剂。《金匮》是医圣仲景的著作，难道这还不足以作为法则，还要以什么为法则呢？如今人们遇到中暑的病症，往往怀疑是时邪而不敢使用人参，却不知道四时不正之气，例如春天本应温暖却反而寒凉，夏天本应炎热却反而寒冷，秋天本应凉爽却反而炎热，冬天本应寒冷却反而温暖；人感受这种邪气而生病，才称为时邪。暑是六气中的一种，是天地间正常的热气，按时到来；人有时不谨慎，感受暑气而生病，这只是直接中了暑邪罢了。不能把它混同于时邪。甚至有人突然神志扰乱，上吐下泻，汗出如油，阳气微弱将要断绝；若不重用人参、附子，就不能挽救。还记得亡友刘南士说：他的兄长文星精通堪舆之学，七月初替人看地时，在罗店一带中了暑而患霍乱，上吐下泻交替发作，十指的螺纹全部瘪陷，危在顷刻之间，医生们全都束手无策。恰好有一位友人周介儒在当地设馆授课，查看病情后，认为这是气虚将要脱绝。重用单味高丽参，煎汤服下，吐泻立即停止，十指螺纹全部舒展开来。等到南士听到消息赶来时，已经痊愈了。大家都惊讶地认为这是奇事，却不知道这并不奇怪，只是人们没有仔细思考罢了。这是因为文星平素体形肥胖，体外有余，体内的中气必然不足。又正值秋暑盛烈的日子，从事跋涉劳苦的事情，气受到损伤是确定无疑的。既然经历了大吐、大泻、大汗，除了使用人参，已经没有别的方法了。它的疗效如此神速，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有人说：暑天难道没有秽浊之气吗？怎么可以用人参来补益，把它固住呢？我说：这种病之所以贵在辨察病情，就在这里。如果确实有秽浊之气，本来就不能补益。你不知道，大吐、大泻以后，即使有秽浊之气，也必然已经排尽了；这时不补益气，还能用什么方法呢？何况也有本来没有秽浊之气，只是感受暑气，而体虚不能支撑的人呢？怎么能拘泥于暑天不可使用补法的说法，眼看着明明有可以治疗的方法，却任由患者不予治疗呢？论“伤寒”的正确定名 如今人们见到发热数日不退，就把它一概称为伤寒。却不辨别究竟是风、寒、湿、热还是温邪，一律把豆豉、豆卷、牛蒡、沙参、生地、洋参、石斛投给患者，这是极大的错误。不知道这几种病虽然都归在伤寒的门类中，却都是由伤寒传变而来，不能混称为伤寒，再按照冬至以前发生的真正伤寒来治疗。何况他们所使用的并不是伤寒方，所诊察的也不是伤寒证，只是想借“伤寒”两个字来愚弄病家罢了。《素问》说：热病，都是伤寒一类的病。又说：人受到寒邪伤害，就会成为热病。人受到寒邪伤害后，为什么会传变为热病呢？因为寒邪过盛就会产生热。又说：凡是因伤寒而成为温病的，在夏至以前发病的叫作温病。在夏至以后发病的叫作暑病。《难经》第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种，其中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是各种病的总名称。这五种是具体病证的分别。仲景《伤寒论》开头说：太阳经发病，脉象浮，头项强硬疼痛，并且怕冷。随后便一一分别治疗，实行一一分治。所谓中风，是太阳病，发热、出汗、怕风，脉象缓慢的情况。所谓伤寒，是太阳病，可能已经发热，也可能还没有发热，但必定怕冷、身体疼痛、呕吐恶心，脉象浮取沉取都紧的情况。因为病由伤寒而来，所以使用桂枝、麻黄的辛温之性来祛风散寒。所谓湿痹，是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闷，脉象沉而细的情况。所谓〔原文缺字〕病，是太阳中热，患者出汗、怕冷而身体发热的情况。所谓温病，是太阳病，发热而口渴，却不怕冷的情况。这种病也是由伤寒传变而来。治疗它的方药，如葛根的辛凉之性，石膏的辛甘寒之性，以及黄芩、黄连、大黄等苦寒药物，都可以使用。如今人们既不辨别伤寒证中究竟属于风、寒、湿、热还是温，也不询问《伤寒论》中哪一方是主方。炳按：这篇《伤寒正名》，只是摘取《伤寒论》的开场白。引用《难经》中“伤寒有五”的话，写成一篇文章，实际上是要骂那些使用豆卷、豆豉、牛蒡、沙参、生地、洋参、石斛的医生。我自己没有一句半句的话，只是表述张氏的医理，行迹近似诽谤之书。总之，药物有酸、甘、咸、辛、苦等味，有寒、热、温、凉以及补、散、消、夺等性质；有什么病，就使用相应的药物。自古以来的名医，都不越过规矩。如果偏爱或偏恶某类药物，过早使用寒凉药，抑制邪气，固然属于误害患者。如果又偏爱使用补益而燥烈的药物，使邪气也不能向外透达，助长热邪化火而劫伤津液，也同样难免造成危害。况且写书时，这类话不应说得绝对：遇到痧疹尚未透发，难道可以不用牛蒡吗？温热病没有汗，难道可以不用豆豉吗？热病化火，难道可以不用生地、石斛来救护津液吗？这样一来，反而觉得自己在写方时自相抵触。

译却只把豆豉、豆卷、洋参、石斛等药味当作治疗伤寒的良药，以及治疗百病的妙药，难道不可笑吗？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合理。我希望治病的人，一定先端正疾病的名称，然后确定方剂所主治的病证。不要把各种病混称为伤寒，再用与伤寒无关的药物误害患者。陆九芝先生有《伤寒有五论》，他的论述非常详细精当；这里只略举大意，用来破除那些借伤寒之名愚弄人的方法。炳按：伤寒这种病，谁人不知道；《伤寒论》这部书，哪个医生没有读过？汉代以后，王叔和汇集整理成书；后来注释、阐发张氏著作的人，有名无书的不知有多少。即使书还保存着，专门研究一生也不能全部读完；一部书就不要说太多了，假定有四十卷，请读三顾〔原文语意不明〕，能不能熟读到脱口背出呢？总之，既然做了医生，伤寒的病理就不能不知道。江浙一带真正的伤寒很少，所以不必拘泥于一定要按伤寒来诊治；再说，世道运行日益变化，天地之间的气化也在变迁，前贤没有穷尽的道理，也需要后人加以修正。如王安道、刘河间、朱丹溪治疗四时发热病，已经广泛使用辛凉、苦寒药物，来补救前人使用辛温香燥药物的弊端。到了清代古吴的叶香岩先生阐发温病治疗，又以甘润药物作为化解邪气的治法；实际上杭州、嘉兴、湖州也都采用这一方法。王士雄驳斥吴鞠通《条辨》时说，书中的病名和题旨没有说清楚：冬天受寒，到春天发病的叫温病。夏至以后发病的叫热病。冬春时节感受风热之邪而发病，首先侵犯肺部，称为风温。在冬天发病的叫冬温，在春天发病的叫春温，这就是叶氏所论述的病，也称为时气温病。夏至以后发生的热病，《内经》也称为暑病，因为它发生在暑令。所以仲景把夏季感受暑邪而成的病称为〔原文缺字〕。因为暑〔原文缺字〕，都属于热病一类。然而还有湿温这一条没有说到，不过湿温就是湿热。必须分为两种：一种是患者平时经常受到湿邪侵伤，因而感受〔原文缺字〕热，形成湿温，病中胡言乱语；病位在足太阴经，不可发汗。如果发汗，就必然不能说话，并且耳聋。前贤主张使用苍术石膏汤，方中用苍术、石膏、知母、甘草，但这种病不容易治疗。在相应时令感受湿热，也称为湿温；叶氏有论述，薛生白论述了暑湿，条理分明、分析细致，也有《湿热病论》三十八条。我把这些附带列入这里。《难经》所说的伤寒有五种，即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却不知道内伤寒证也有五种：一是停饮，二是伤食，三是香港脚，四是虚烦，五是内痈。伤寒还有十二种证候：一是冬温，二是寒疫，三是瘟疫，四是温病，五是热病，六是风温，七是温疟，八是湿温，九是中〔原文缺字〕，十是温毒，十一是风湿，十二是痉病。清代《医宗金鉴》的《伤寒心法要诀》中也见到这些内容；要纠正病名，也应当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