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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知医必辨》，清代李冠仙著。自序。我虽然略微懂得医道，实际上是个读书人。读书人谨守圣门的教诲，说一句话都必须慎重，哪里敢于喜欢争辩呢！不过，如果医生不至于杀人，不加辨析也可以；医生杀了人而我不知道，不加辨析也可以；即使杀人只在一时，而且不至于把祸害流传到后世，那么不加辨析也还可以。无奈如今的医生，根本不懂医术，只知道谋求利益，把人的性命当作草芥，安然做出这种事也不觉得奇怪；即使有人稍微涉猎医术，如果偏执于某一方面而造成的危害，反而比其他医生更严重。却不知道自古以来的医书，只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能够审察证候、施行治疗，没有偏颇，是医学中的圣典。后世从晋代王叔和以下，没有不带有偏颇的。到了金元时期，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李东垣被称为四大家，医道更加彰显，但他们的偏颇也更加严重。刘河间主张多用寒凉药，朱丹溪主张滋养阴分，李东垣主张温补；张洁古是李东垣的老师，想来是因为他的学说已经传给了高足，所以没有另立一部著作。在这以后直到明代，王、薛、张、冯也被称为四大家，大体上继承李东垣的学说，偏重温补；至于张景岳，则尤其偏重温补！如果医生能够细心参照斟酌，遇到热证就采用刘河间的方法，遇到阴虚就采用朱丹溪的方法，遇到脾虚就采用李东垣的方法，遇到虚寒就采用张景岳的方法，那么哪部书不可以读？怎么至于要责怪张景岳错误地害人呢？只是如今的医生，都知道有《景岳全书》，却没有研究全书，只得到其中一两个温补方剂，就把它奉为家传的秘法，以致残害人的性命，甚至也残害自己。后来出现的医生因此沿袭下去，毫不改变。我的后人如果不知道明辨是非，怎么知道不会也去害人并且害了自己呢？至于吴又可的《温疫论》，本来就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稍微有点见识的人，怎么会受到它的危害？无奈竟有无知的人，把它当作独自获得的奇秘之术，因而杀人无数；而且还进一步收徒传授，彼此互相吹捧，这种危害比偏执于张景岳学说的人更加严重。《内经》留下教诲说：不要把实证当作虚证来补益，也不要把虚证当作实证来攻伐，不要给人留下祸患。这种祸患究竟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赶快把这些问题辨明，虽然可以说是遵守了圣门慎重言语的教诲，但又怎么实现我救济世人的初心，又怎么纠正我后人的学术呢？既然如此，难道我是喜欢争辩吗？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道光二十八年春三月，如眉老人自序于含饴堂。再自序。有位朋友来到我的书斋，看到了《知医必辨》，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认为内容明白晓畅，对人有益，极力劝我再增加十几篇，〔原文“之?”疑有讹误，语意不明〕。我现在所写的东西，不过是为了教训后人而设，目的在于使他们清醒明白，用浅白的话写成，让儿子和孙子一看就能明白罢了！如果拿去付印，文章多半粗俗浅陋，会被同行专家耻笑。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一个原因。书中议论多有触犯时弊之处，是庸医所忌讳的。假如那些人看到我的议论，能够忽然醒悟并改过，那么不只是对世人有帮助，首先也会对医学有益；只是如今的人，大多刚愎自用，能够虚心接受的很少，结果只能徒然增加怨恨罢了！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二个原因。而且一旦付印，就难免流传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医生未必都好，他们的习气也未必像我们乡里。看到我的书的人，或许会认为书中所说的情况很奇怪，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这样残害人的医生，那还要这本书做什么？又或者把它贬低、删改润色一番，结果医理不通；我作为这个地方的人，又有什么光彩可言呢？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三个原因。况且如今那些不通晓医理的人，不讲究医学，却只讲究术数，呼朋唤友、拉帮结派，彼此互相吹捧，杀了人也毫不动心。我出生的时候，所见到的那些前辈，并没有这种恶习。这正是嘉言先生所说的百姓生来就遭逢厄运，于是导致医学界反复出现鬼蜮般的坏人坏事啊！从今以后，也许厄运已经终结，那些人将要消失；后来的人如果能够真正讲习岐黄之术，不再踏入恶习，我这本书又有什么用呢？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四个原因。朋友说：听你这样说，反复辨析论述，每一条都有深刻的道理，最终认为不付印才是对的；然而你喜欢争辩这一点，实在难以推辞。我笑着回答他：难道我是喜欢争辩吗？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年春正月，再次在含饴堂的秋水轩作序，当时七十八岁。综合论述各部医书的得失，来告诉初学者应该遵从什么、违背什么（四条）。《内经》就是古代所谓三坟之书。论古书的年代，没有比《内经》更古老的了；有人怀疑其中有后人修饰增改的地方，也不是没有道理。古代的书不只是没有如今的刻本，而且没有毛笔和纸张，不过是用竹简编联、刻画而成；成书非常困难，能够传下来的书也一定不多。列国时期，只有楚国左史倚相能够得到并读到它；难道其他人就没有聪明颖悟的吗？只是这部书不容易得到，所以读它的人非常少。那个时候秦国有很多良医，比如医和、医缓，难道会有没读过《灵枢》《素问》的人吗？那么秦国必定有这两部书，只是秦始皇焚书时没有焚烧医书，所以《内经》还保存了下来；但由于年代久远，必然有很多残缺。竹简编联的绳子都会断裂，即使圣人学习《易经》的书也会如此；那么《内经》的竹简，怎么可能长久保存而完整无缺呢？秦朝以后，楚汉相争，又有谁能够整理修复《内经》呢？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汉朝已经安定太平，儒学大师纷纷出现，他们必定会取来《内经》加以修订、阐明。如今读完整部书，里面颇有汉代文章的风格，必定不全是岐黄时代的原文。然而，像《素问》所说的五运六气，宏大深奥而又玄妙；《灵枢》所说的经络穴道，分析得细致而条理分明，实在是秘藏的精妙文章，除了神灵，还有谁能知道这些呢？如今学习医术的人不必把全书读完，像岐黄问答一类的内容，完全可以删去，只选取其中切合要旨的句子牢牢记住，临证时引用经典来施治，自然就有依据。所以我说：〔“庵之《类纂》”中的“庵”所指不明〕，《类纂》和士材的《知要》，足以用于实际。仲景先师撰写《伤寒论》时，已经是东汉，已有蒙恬所创的毛笔和蔡侯纸，不必再刻竹简，成书比较容易。然而那时蔡侯纸还不多，还有缣帛可以使用；《三都赋》写成后，洛阳纸张价格昂贵，即使是汉阳太守，要成书一部也已经很不容易。这与今天的刻本不同，只要得到一部，就可以毫不困难地复制成成百上千部。所以这部书原有十六卷，到晋代时已经遗失了其中的《卒病》六卷，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见到。不过，即使只看现存十卷中的一百一十三个方剂，攻伐、补益、治疗寒证和热证的方法也无不完备，已经足够有无穷的应用了。后世的方书，多到成千上万，也不能超出它所涵盖的范围。学习医术的人如果能对仲景的方剂用心深入探究，自然会处处得到启发、运用自如；其他医书读不读都可以。大量汇集方剂的医书，始于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其中的方剂往往不合时宜，例如茯苓饮这一方，能够古今通用的情况很少，所以说其他医书读不读都可以。

译医书中最不能没有疑问的，莫过于扁鹊的《难经》。扁鹊是渤海郡人，姓秦，字越人；他居住的地方叫卢，所以又称卢医。《史记》说他遇到长桑君，长桑君把秘传的医方授给他；他饮用上池之水，就能看清病人的五脏病变，只是特意把诊脉作为自己的名声。在晋国，他为赵简子诊治；在虢国，他为虢太子诊治；在齐国，他为齐桓侯诊治，都是一望便知病情。在赵国，他为贵妇诊治妇女带下病；在周国，他为爱护老年人的人诊治耳目痹病；在秦国，他因为擅长小儿科而成为儿科医生。关于他的传记记载得很详细，却从未说有《难经》流传于世。直到仲景先师撰写《伤寒论》，也只是以《内经》为依据，从未使用过《难经》。说《难经》是扁鹊的著作，实在很值得怀疑。而且还有可疑之处：病机千变万化，《难经》却只有八十一难，怎么能够全部包括呢？从第一难到第二十一难，全都在讲脉；第二十二难到第二十九难，论述经络气血的流注、奇经的运行以及疾病的吉凶。第三十难到第四十三难，讲述营卫、三焦、脏腑、肠胃。第四十四、四十五难，讲述七冲门。第四十六、四十七难，讲述老年人与幼年人的睡眠，以及气血的盛衰；还讲人面部能够耐受寒冷、观察阴阳运行会合的情况。第四十八难到第六十一难，讲述脉象、病态以及伤寒与杂病的区别，接着再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于是诊治之事就完备了。第六十二难到第八十一难，全都讲述脏腑、营〔原文“荣”后疑脱字〕以及用针补泻的方法。这样看来，它对于方剂和脉学有益的内容，只有六十一难罢了，哪里足以把病情全部讲尽呢？而且它的论述大多以《内经》为依据，既然《内经》讲得详细，又何必取用《难经》的简略内容？其中也有与《内经》不相符合的地方，人们将要遵从《内经》呢，还是遵从《难经》呢？更可疑的是，第四十四难论述七冲门，把会厌称为吸门，把胃称为贲门，把太仓下口称为幽门，把大小肠相会之处称为阑门，把下端称为魄门，却在前面加上唇为飞门、齿为户门；这两个门有什么意义呢？似乎只是为了凑足数目罢了！第三十五难把小肠称为赤肠，大肠称为白肠，胆称为青肠，胃称为黄肠，膀胱称为黑肠，以五种颜色配五肠；有些本来不是肠的器官也称为肠，似乎新奇，实际上没有用处。扁鹊是神医，似乎不应当有这种凑数的文章和没有用处的论述。考察汉代、晋代以及六朝以前的记载，从没有称秦越人著有《难经》的；到了《隋书》《唐书》的《经籍志》《艺文志》，才开始出现《难经》。它究竟真是扁鹊的书吗？还是后人假托扁鹊之名而作的呢？好在这部书篇幅不多，一看就能全部了解。学医的人终究应当以《内经》为主，《难经》则参照阅读，择取其中有用的内容，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学习医学的道理，圣贤的医书不可不读；后世的医书不必看得太多。唐代许嗣宗的医理非常精深，却不肯著书，说医学在于心领神会，可以意会而不能用语言传授。那些喜欢著书的人，即使书中有切合实际的内容，也不过是窃取圣贤经典的精神加以敷衍；至于自出心裁的说法，往往有偏僻的弊病。例如王叔和的《脉经》，他自以为是仲景的弟子，但后世批评驳斥它的人也不少。直到现在，人们所推崇尊敬的，便是金元时期的刘、张、朱、李四大家。以刘完素为首，他的《原病式》确实有所发挥，不可不读；但它偏重使用寒凉药，这一点也不能否认。张从正没有著作传世。朱丹溪则偏重滋养阴分。李东垣则偏重温补。李东垣的《脾胃论》，确实包含极其深刻的道理。他的补中益气汤，确实揭示了千古不传的秘密，应用起来没有穷尽。只是他论述疾病时，无论是什么病证，都附会说成是脾胃造成的；人的五脏六腑，难道就没有各自经脉发生疾病的情况吗？而且如果完全按照他的理论，那么朱丹溪关于滋养阴分的著作就可以废弃了；然而如今的人有十分之六七是阴分亏虚，以补益脾土来制约肾水，难道都能靠健脾来治疗吗？况且脾胃也应当分别对待：脾属阴土，适宜芳香燥湿之品；胃属阳土，适宜清利通降之法。二者性质不同，治疗也应有区别，把它们混在一起说，实在不够清楚。这样看来，四大家的著作尚且难以〔原文“难”后疑脱字〕全部相信，何况地位在他们以下的医书呢！四大家的著作中，只有刘河间很少有人传承他的学说，大概是因为使用寒凉药过度，很难取得疗效吧！刘完素的医道虽然高明，却未免夹杂方术；比如他自称曾梦见两个道士，饮下类似仙酒的东西，醒来时嘴里还留有酒味，从此医理便精通了。这不过是想仿效扁鹊遇到长桑君的故事，用这种说法自我炫耀，以吸引人们的耳目罢了。不然，刘完素自己患伤寒，八天不能进食，不能自行治疗，反而需要张洁古来救治；哪有仙人传授的医术能够救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呢？由此足以看出，他是在行医的同时也施行方术。张洁古撰写药物注解，刚刚起草，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著作；他的言论往往见于《难经》，而他的学说则由李东垣传承下来。朱丹溪有一位高足戴元礼，能够真正传承他的学说；明太祖曾服用戴元礼的药。明太祖称戴元礼为仁义之人。他的学说不追求新奇，没有不能治好的病，足以看出师传确实有方法。只是后人借用他的名义，撰写了《证治要诀》；这部书过于简略，也过于浅薄。这些人只知道借名获利，却不知道反而给名医增添了负累。李东垣传授弟子很多，王海藏、罗谦甫尤其著名。后来薛立斋独自尊崇并继承他的学说。薛氏著书最多，例如《十六种》、 《薛氏医案》，大旨以温补脾胃为主。张景岳最推重薛氏，他偏重温补的源头就在这里。我曾读过《薛氏医案》，这部书不止一尺厚，记载的病证几乎有成千上万；一个男子、一个妇人、一个小儿，在一页中就可以记下几个病证，叙述却不详细，只是让读者面对繁多内容，难以记忆。这些真的是薛氏亲自诊治的病案吗？还是薛氏凭空推测出来的呢？自从我读到喻西昌的《寓意草》，才感叹这才真正足以称为医案；其中的议论详细明白、透彻深刻，确实足以增益人的心智。即使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论述颇为持正，医案也不少，却仍然不能与喻氏相比。这就是我拜服喻西昌，而其他医案置之不论的原因。至于《冯氏锦囊》，其作者是历经多次实际诊治、深通医道的人；这部书平正通达，先讲幼科，后讲方脉，而且包含深刻的道理，妇科、外科无所不备；即使痘科，也讲解得精细切实，不是如今那些只知道使用大黄、寒凉药的幼科医生所能望其项背的。我曾经救治过几位痘症患者，都是从《锦囊》中得到助益的。在喻氏之外，冯氏的书最好，这部书不可不读。

译又如士材的《医宗必读》，虽然名声比不上四大家，但这部书对医学很有益处，也不可不读。再如《东医宝鉴》，虽然是外夷之书，但关于内景、外形的论述都以《内经》为依据，足以作为参考。它把病证和治疗分门别类，记述得非常详细明白。例如邪祟一门，就有中国医书没有记载的内容。方剂虽然繁多复杂，任由读者选择，正好可以在临证时备查，也不可不读。总之，医书多得装满牛车、栋梁都堆满了，怎么能够全部读完呢？即使我家所藏的医书也不少，初学者同样难以全部读完。然而，如果确实能够把我在各篇论述中引用的书都遍读并完全掌握，已经胜过当下那些空疏无知的人，可以出而救济世人了。至于那些只是徒然美化书名、实际上不足以帮助人的书，例如生生子的《赤水元珠》，看起来似乎有许多精妙玄奥的内容，实际上只是人云亦云，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它的篇幅有一尺厚，和《锦囊》相当；用同样的工夫读这部书，不如去读冯氏的书。又如《石室秘录》，冒用陈眉公的名义，假托神灵降坛开出的方剂；黄帝、岐伯、雷公、扁鹊、仲景、华佗纷纷来到，天天登坛，这有这样的道理吗？它的方剂都是沿袭现成方，却把药物分量加重，一张方竟然用到几斤，还把它当作奇异的仙方，这有这样的道理吗？虽然其中的治疗方法偶尔有可取之处，但那些方剂怎么能够使用呢？孟子说：完全相信书，还不如没有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所提出的这些论说，怎么能够阐明医道的十分之一〔原文“十一”疑有脱误〕呢？只是前人往往有欺骗人的地方，我一生不愿受人欺骗，不得不把它们辨明出来，拿给我的后人看，所以特意把篇名定为《知医必辨》。论读医书的困难。太难了！读书的困难，没有超过读医书的。我们这些学习文章的人，必须先读书；所读的书不外乎十三经。这些书都是圣贤删定的，没有人敢改动；即使后世贤者的注释偶尔有所不同，也不至于差错太大。何况还有钦定的十三经注疏，如果能够诵读学习，就是通晓经学的人；即使还读诸子百家的著作，也不过是为了增长博雅见识，不能动摇所尊奉的根本。至于医生，从神农时代开始，先师祖僦贷季撰成《上经》，如今只保存了七十个字；即使喻西昌为它作了注释，也已经不足以应用了，自然应当以轩辕、歧伯的《内经》作为根本。这部书精深奥妙，不是圣贤不能创作，后世学习的人本来就很难领会。唐代王太仆，名冰，号启元子，最初为《内经》撰写注释，后来又有宋代高保衡、林亿等人补充注释。学习的人从这里用心钻研，临证时引用经典来判断病证，就可以不出差错。后来成无己另行作注，自此以后注释《内经》的人又增加了十几家，勉强增删改易原文；他们的用意不过是攀附名人，借此传播自己的名声，实际上未必比王冰的注释好，只是徒然使后来的学习者无所适从。到了后汉，张仲景先师是上天降生在医学中的圣人。他的《伤寒论》有三百九十七种治法、一百一十三个方剂，实在是医方的祖宗。后世的医方多得无法计算，但总也不能超出它所涵盖的范围。只是这部书的文辞义理古奥深邃，不容易读懂，必定需要借助注释。自从成无己作注以后，接踵而来的注家几乎有近百家，各家的议论见解分歧很多，像众人聚在一起争论不休，只是徒然扰乱人的思路。我读到喻嘉言的《尚论篇》，认为它已经写得明白晓畅了。后来又见到柯氏的三部著作，他反而把喻氏的见解视为歧说，意在贬低前人，自认为后来者超过了前人。实际上柯氏确实不如喻氏；他的著作不以六经来命名篇章，而以病证来命名篇章，自认为得到了仲景的心传秘法，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我认为《内经》终究应当以王冰的注释为主。我们这些人诊察疾病，并不是在做考据。每诊察一种病证，只要有经典中的一两句话可以作为依据，就可以不出差错，关键只在于把《内经》的重要语句熟记于心。近来的书如李士材的《内经知要》、汪庵的《灵素类纂》，如果能够熟读，完全足以用来诊治疾病。如果要看注疏，近来有薛一瓢的《医经原旨》，以王冰的注释为主，间或选取各家的说法，同时还附有医案和议论，可以说已经很完善了。至于《伤寒论》，终究以喻嘉言的《尚论篇》最好。这部书能够把深奥的道理阐发得明白，不是兼通天人之理、穷尽医道的人不能做到。如果一定要参看各家著作，那么有本朝的《医宗金鉴》，以成无己的注释为主，各家值得采用的内容也无不收载。如果能够加以考察核验，就是通晓医理的人，也不必广泛搜求各种注疏了。我们写文章，要求简洁精练，以便揣摩领会；学习医学也是这样。怎么能说难读的书，不就接近于容易读懂了吗？论诊病必须懂得四诊。诊察疾病的方法，没有超过望、闻、问、切的，这就是所谓的四诊。这四个字没有人不知道，如果真正掌握了其中的方法，就没有不能治的病。可是医生常常发生差错，是因为嘴上能够讲出来，心里却不能真正领会，手上也不能相应地运用。其中的奥妙，本来很难全部说清；但是初学者诊察疾病时，如果确实能够掌握大概，临证时用心留意，时间久了自然会纯熟，最终就能运用自如、妙手回春。

译第一叫作望。望，就是观察病人的气色。人的五官分别与五脏相应：眼睛是肝的窍，鼻子是肺的窍，耳朵是肾的窍，口是脾的窍；心在舌头开窍，同时心也寄窍于耳。哪一官窍出现病变，就可以知道病在相应的哪一脏。五种颜色又分别配属于五脏：白色属肺，红色属心，黑色属肾，青色属肝，黄色属脾。面部显现出气色，因此也可以由此推知五脏的情况。面部大多属于阳明，左侧颧骨属肝，右侧颧骨属肺。如果本来不应出现的颜色却出现了，就可以推知哪一脏受到另一脏的克制。所有这些变化，不是语言能够穷尽的，但总的来说按照五行相生相克来推求，自然会有所收获。从前扁鹊见到齐桓侯，一望便知道他的病在皮肤腠理；又过了五天，便知道他的病到了血脉；又过了五天，便知道他的病到了肠胃；又过了五天，便知道他的病已经深入骨髓。望诊的意义真是重大啊！如今的人虽然不敢奢望达到古代神医的境界，但面部显现的气色，也未尝不能通过观察而知晓。至于观察舌象，更是尤其重要。疾病在脏腑之中，医生如果不是卢医、扁鹊那样的神医，哪里能够直接看见？而能够观察到的，除了大小便之外，就以舌象最为重要。舌象可以推测出的情况最多。《伤寒舌鉴》所说的三十六种舌象，不可不知道。《张氏医通》增加到一百二十种舌象，其中绘图大半依据舌苔的裂纹来辨别，认为这样已经很精细详尽，实际上多是人为附会，只是徒然扰乱人的思路罢了！我认为观察舌象的方法，首先要看舌头有苔还是无苔。舌头红而没有舌苔，说明阴虚已经到了极点；舌头两边有苔，中间没有苔，像一道红色的沟，也属于阴虚。舌面只有薄薄的苔痕，是正常人的舌象。如果舌苔厚，说明胃中有食积或停滞；舌苔白，说明兼有寒；舌苔黄，说明兼有热；舌苔像硬板一样，说明邪气和积滞还没有化解；舌苔腐厚，说明邪气和积滞正在逐渐化解。舌苔像米粉一样，说明邪气和积滞非常严重；若属于时邪一类的病证，舌苔虽然白却干燥，也可以使用攻下法。然而还必须观察舌苔堆积得松还是紧；紧的属于实证；松的属于虚证，有时使用补法后舌苔就会退去。舌苔呈焦黑色，属于热邪所致。舌苔完全发黑，是火热到了极点，表面看似水象，非用攻下法不可。但一定要仔细辨察舌苔是干燥还是润泽；干燥并生出芒刺，热邪严重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舌苔黑而润，完全不烦躁口渴，反而属于火不归原，应当赶快用桂、附回阳；稍微使用寒凉药，就一定会丧命。这说明观察舌象的重点在于舌苔。至于舌头，是心的苗窍；脾脉连着舌根，肾脉夹着舌根，肝脉环绕舌根。舌根发红，属于阴虚内热；舌尖发红，属于心火；舌根红肿，或者破损疼痛，属于心脾积热；舌头僵硬，属于痰热；舌头卷曲，属于肝气将要断绝。舌头不能说话，属于肾气不能上达。这类病大多是由脏腑发生的，关键全在于详细审察望诊；那么观察舌象难道不是很重要吗？诊察疾病时，可以通过听闻而知的情况比较少，但也不可不加以辨别。外感病的声音大多洪亮有力，内伤病的声音大多怯弱低微。听呼吸，辨别它是否调匀；听鼻息，辨别它是否通畅。如果床帐里面有病气，就知道邪气深入；如果床帐里面没有病气，就知道邪气较浅。说话错乱，恐怕是邪气潜伏在体内；说话清楚明白，恐怕只是内伤。不停地呻吟，恐怕是疼痛难以忍受；懒散倦怠、不愿说话，恐怕是形体和精神都已经疲惫不堪。这些都是闻诊时不可忽略的情况。第三叫作问，尤其不可不仔细。询问他是否怕冷发热；询问他是否出汗；询问他是否头痛、身体疼痛；询问他大便是否闭结不通；询问他的大便是干燥、稀薄还是溏软，还要询问排出的大便是否发热、是否有臭味；询问他的小便是否通利，量多还是量少；询问他的尿液颜色是白、黄还是红，还要询问排尿时是否发热、是否有臭味，以及尿液是清澈还是混浊；询问他夜里还能不能睡着；询问他吃喝的东西是否觉得甘美，是否感到饥饿，是否呕吐；还要询问胸中和胃中是否闷胀；询问他的腹部是否疼痛。疼痛而拒绝按压，属于实证；病情较轻就用消食导滞法，严重就用攻下法。虽然疼痛却喜欢按压，属于虚证；有时适宜温通，严重时适宜温补。询问他口中是否干渴；是否口渴想喝水；喝水想要热的还是冷的；喝水想要冷的还是热的；邪热引起口渴，必然想要喝水。阴虚内热，虽然口渴却不想喝水。询问他是否出汗；出汗后热势是否退去；邪气通过发汗而解除，出了汗热就退了；如果没有完全退去，再发一次汗就会退尽。阴虚发热，即使出汗也不能解除；屡次让它发汗，热势反而会越来越重。这些情况不通过询问，是无法知道的。还有更是不得不询问的：要问这个人过去是否有旧病，或者过去是否有肝气病，或者过去是否有血证。发散药的药性属于辛温，使用过度，肝气就会因此发作；消食导滞药的药性大多芳香而燥烈，使用过度，吐血、便血的病患就会因此发生；外感病邪还没有去除，内伤却又加重，医生将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何况病情有很多种，凡是有旧病的，都必须先详细问清楚，用药时兼顾旧病，及早加以防制。通过询问而得知病情，称为高明的医生，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第四种诊法切诊，更是四诊中最重要的。学习的人必须把二十七种脉象仔细推究，把《濒湖脉诀》熟读熟记；各位名家论述病证时必然也会论及脉象，应当多加考察验证。临证时心平气静，先用中指按定关脉；掌后高起的骨头叫作关。然后并齐按下食指和无名指，这就是三部脉：前面的手指按关前的寸部，后面的手指按关后的尺部。先用浮取的力度按，再用中取的力度按，最后用重按的力度按；每一部都分浮、中、沉三种诊法，合起来就是九候。不必拿二十七种脉象逐一寻找病脉，病人的脉象自然会显现出属于哪一种。大体说来，浮、沉、迟、数这几种脉象容易辨明；洪、微、弦、滑，也还可以弄清；其余的脉象，初学者不容易推求，但经过长久熟习、融会贯通，自然能够领会。即使仲景先师也说，心中明白，手指下却难以分辨，正是要人用心仔细领会罢了！否则连脉象都不知道，怎么能够诊察疾病呢？至于哪种脉主哪种病，有单独出现的，有兼夹出现的，也有三四种同时出现的。例如伤寒的脉必定浮而兼紧，伤风的脉必定浮而兼缓，风寒化热的脉必定浮而兼数，由热生痰的脉必定数而兼滑。又如肝病的脉必定弦；如果有热，必定兼数；侵犯胃而生痰，脉必定弦数而兼滑。各种疾病都可以依照这一类情况推求。至于某一部脉独大、独小、独数、独弦，更可以据此寻找疾病所在的部位。有时脉象本来属于六阳，阴气必定先亏；有时脉象本来属于六阴，阳气先已不足。用药时还要另行斟酌。疾病虽然变化无穷，总不超出五脏六腑；如果三部九候诊察得确实没有差错，自然就能依据经脉和病理施治。我的论述虽然只说了大概，但学习的人从这里入门，再加上下功夫考察验证，哪里还担心医道不能明白呢？论《景岳全书》。

译张景岳先生博览岐黄医书，编定《景岳全书》，分门别类，可以说非常周详；文笔也极其流畅，可以说是医学界通晓各家之学的人，不是吴又可之流浅薄草率、粗疏简陋的学问所能望其万一的。可惜它偏重温补，往往会误害人。上天凭借阴阳化生万物，《内经》也说：“阴气平和，阳气固密，人的精神才能得到调治。”阴阳不可偏废，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可是他的书专门重视补阳，甚至引用陶弘景“阳气只要还有一分没有耗尽，人就不会死”的说法作为依据。他不知道这只是陶弘景学仙的说法，并不是在讲医学。他下面的对联说：阴气只要还有一分没有耗尽，就不能成仙。这样说来，难道人都可以让阴气完全消失吗？阴能产生阳，阳也能产生阴；孤独的阴气不能生长，单独的阳气也不能滋长。这是常理。那种异端邪说，怎么能用来救济世人呢？况且如果陶弘景的说法果真可信，那么他在山中修炼，想来应当已经把重浊的阴气全部去除，只剩清轻的阳气完整无损，必定能够飞升成仙；为什么《梁书》记载他死时不过八十一岁？如今的人并不修炼，却比陶君长寿的多得是。这种说法还值得相信吗？而张景岳竟然想尊奉这种说法来使人长寿，用药必然偏于温热，难道不是在迷惑人吗？更奇怪的是，张景岳把阳药称为君子，把阴药称为小人。神农尝遍百草，上品、中品、下品药大约有三百种，其中阴药多于阳药，难道神农反而看重小人吗？况且他的《新方八阵》也颇多使用阴药。例如五阴煎，没有一味不是以阴药作为主药；其他方剂中，当归、熟地黄也是经常使用的药物。难道张景岳也喜欢使用小人吗？至于吐血这一病证，他专门以薛氏的说法为主，认为喝童便百人中不会死一个，服寒凉药百人中不会活一个。当火热之性向上炎盛，吐出的血鲜红而涌出不止时，这时还拘泥于“引火归原”的说法，投用桂、附，难道不是火上浇油吗？我曾见南门一位姓王的人患吐血症，某医生采用张景岳的治法，于是狂吐不止，直到血流尽而死亡。我又见过张氏的儿子患吐血症，某医生仍然采用张景岳的方法，只服了一剂药，就大吐不止。我看病情还可以急救，便投用大剂量犀角地黄汤，连续服用四剂而痊愈，如今已经二十年，一直没有复发。“服寒凉药百人中不会活一个”，这话可信吗？张景岳的高明弟子即使偶尔用错，也一定能够自行纠正这种偏颇。如今的人如果拘泥于他的说法，那么不至于杀人的就很少了！至于张景岳评论、批评前人，专门驳斥刘河间和朱丹溪。刘河间的《原病式》专门主张使用寒凉药，确实难免偏颇；朱丹溪说一分水气能够胜过二分火气，专门主张滋养阴分；不善于学习的人也难免有偏重一方面的弊病，张景岳批评他们是可以的。然而他自己不知道已经偏重温补，凡是论述一种病证，必定归结到温补上；即使确实属于阴虚发热、脉数等病证，他也说是假热、假数，或者又认定甘温药能够退除大热，认为既然这句话出自李东垣，就一定不会错；他从各个方面曲折诱导，非要让人学习他的温补之法才肯罢休。这种偏颇造成的危害，难道不是比刘、朱两位先生更严重吗？我曾见我们同行中有尊奉张景岳的人，得到他的参附理阴煎一方，认为此方能够阴阳并用、气血双补；又看到可以加入麻黄、桂枝的说法，便认为即使是外感病，也可以攻补并用，于是把它奉为秘方。他恰好到金河参加考试，曾用这个方子治好一个人，于是人们相互传说某氏出了一个名医；这个人也就从此行医开业。凡是遇到疑难病证，每次都投用这个方子，没想到后来渐渐多有不见效的，甚至还给人留下祸患。于是他改用“果子药”，有人责备他不使用重剂，他就仍然用参附理阴煎来回答，最终再也没有取得当年金河那样的疗效。然而他的偏执性情终身没有改变，后来他家里有人患时邪病，他仍用这个方子投治，病人发黄而死。张景岳误害人的情况，难道还不严重吗？不过，这并不是张景岳直接误害人，也是那个人没有善于学习，反而自己误用造成的。参附理阴煎确实是名方，使用得当，确实有很大的功效；我为李耀西的儿子治疗时，用了十多剂，几乎使濒死之人起死回生，《寓意草》中有医案可以证明。

译用药不能拘泥于固定方剂，应当根据病情相宜而使用。温、凉、攻、补等治法，使用得当，无非都是救人；使用不当，无非都是杀人。张景岳专门偏重温补，似乎人只要能够学习这一套，医学就没有其他深奥内容了；这就是《景岳全书》的过失。我家过去一直有这部书，我知道它的长处，却惋惜它有所偏颇，曾经通读全书并加以驳正，可惜后来因战乱而遗失。后人中如果有学习医学的，这部书不可不读，所以特意重新买来补充。只知道医学，却不知道有《景岳全书》，不可以；知道张景岳，却不知道他偏重温补的危害，也不可以。我已经老了，不能再为它作驳正。读张景岳著作的人，先看我这篇论述，再阅读《景岳全书》，就会知道它的长处而不受其危害；这样对于医学来说，大概就差不多了！有人问，假热的病证确实也是存在的。我曾见过有的人表面上发热，医生专门清热，屡次使用寒凉药，热却不退，反而导致口中没有滋味，饮食减少；有时使用温和的药物，升提扶助胃气，饮食就增加了，外在的热势也自行退去。这难道不是假热的病证，而适宜使用温补吗？这样看来，张景岳的说法确实没有错。我回答说：这确实是这样。但也有表面上出现怕冷，体内实际上有热的；有表面的寒越严重，体内的热反而越重的；也有越服用热药，表面的寒反而越严重的。这就是所谓同气相求的病证，我曾多次见到；而张景岳没有论及这一点，大概是想自成一家，偏重温补罢了！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天气寒冷，李楚生兄患怕冷病证，全身寒战不止。某医生多次投用温散药，又加用辛热药，但他的寒证越来越严重，连汤药也咽不下去。我诊察他的脉，发现脉不浮，却异常急促而数，知道是热邪郁积在胸胃，于是投用犀角地黄汤，服一剂寒证就停止了，再服一剂身体转温并能进食。这难道不是假寒，非用凉药不能透彻解除吗？假如张景岳对于热证辨别假热，对于寒证也辨别假寒，兼顾两方面，使后人知道寒热都应当明辨，大概学习的人就不至于偏执了。可是他只说假热而不说假寒，难道不是偏重温补吗？而且还有更令人困惑的地方，例如吐酸这一病证，刘河间认为属于热，张景岳认为属于寒。刘河间说：酸是木的味道；由于火旺而制约金，金不能平抑木，那么肝木自身就会过盛，所以会产生酸味。比如饮食偏热就容易产生酸味，夏季暑热时饮食容易变酸，就是明显的证据。张景岳则依据李东垣的说法，认为吐酸是收气所致；西方属肺金，金气旺盛；寒水是金的子气，子气能够使母气充实，所以应当用大剂量咸寒药泻其子，再以辛热药作为辅助，泻去肺的实邪；把这种病机作为热证来攻治，是错误的。刘河间说，饮食偏热就容易变酸；夏季暑热时饮食容易变酸，这就是明证。张景岳则说，食物放在锅里，能够化熟却不会变酸，是因为火力强而且很快化解，没有停留；如果把食物盛出放在器皿中，必定要经过很久才会变酸，这是由于停积而酸，并不是因为热而酸。两位名家的说法，就像水火一样完全不同，学习的人将要听从哪一方面呢？其实不知道，吐酸这一病证，有属于热的，也有属于寒的。有的人刚刚感受风寒，马上就吐酸、呕吐；这是寒邪还来不及化热，难道不能说是寒吗？有的人并没有受寒，却因为肝火侵犯胃而吐酸，难道不能说是热吗？大致说来，这种病证如果出在胃，就有属于寒的；如果是肝气侵犯胃，就有属于热的。如果果真属于寒，脉必定沉滞；如果果真属于热，脉必定弦数。可是两位名家既不区分肝和胃，也不讨论脉象；主张热的人固执地认为没有寒证，主张寒的人固执地认为没有热证，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我诊治疾病四十多年，所见吐酸的病证数不胜数，大体说来属于寒的少，属于热的多；而妇人尤其多属于热，因为十个妇人中有九个有肝气病。古书说：木气曲直失常就会产生酸味。《素问》说：各种呕吐酸水的病证，都属于热。刘河间的论述并不是没有依据，但张景岳却一定要反复辨论来驳斥它，难道不是想要建立温补一家的体系，而不是遵循中和的原则吗？有人问：张景岳既然过于偏颇，他的书难道竟然可以废弃吗？我说：这是什么话！张景岳对于医学，确实是经过多次临证、经验丰富的人，所以才能汇编成《景岳全书》；他的论述虽然有时偏重温补，但《景岳全书》并不是专门以温补为主。试试看《新方八阵》，其中使用寒凉药的地方很多，例如玉女煎、知柏八味，都是新方；如今的人使用这些方剂，也足以使它们流传不朽。至于他的温补方剂，也确实有效，例如六味回阳饮、参附理阴煎，使用得当，确实有起死回生的功效。而且他的才智超过常人，例如把理中汤改为理阴煎，把补中益气改为补阴益气，都有独到的领悟；后来的学习者如果认真探究并有所收获，也未尝不能从中得到很大的益处。无奈庸医根本没有遍读《全书》，不能把各部分参照起来灵活运用，只得到其中一两个温补方，就把它奉为家传珍宝，妄自施治，以致受害的人把责任归咎于温补的危害，仿佛《景岳全书》不值得阅读，难道不是很冤枉吗？总之，医书非常多，除了《内经》《伤寒论》可以说没有弊病之外，其他医书很少没有偏颇，关键全在于善于阅读。张景岳的偏颇，尚且不及张子和的十分之一。

译张子和字戴人，他的著作叫《儒门事亲》，偏重使用寒凉药，尤其偏重忌用补法，专门用汗、吐、下三种方法治病，毫不把这些方法看作寻常之事，而且大量刊载医案，记录治疗成效，使人信服。却不知道经典说：用大毒药治病，十成病势只能去掉六成；用常毒药治病，十成病势只能去掉七成；用小毒药治病，十成病势只能去掉八成；用无毒药治病，十成病势只能去掉九成。岐黄医家用药的谨慎到了这种程度，张戴人怎么能如此鲁莽而毫无顾忌呢？假如把他的书与张景岳的书放在一起阅读，几乎有天壤之别。学习的人将要听从哪一方面呢？平心而论，《景岳全书》绝对不能废弃；《儒门事亲》除了玉烛散这一方可以保存，其余内容完全废弃也可以。有人问，张子和似乎也是名医，为什么他的书偏僻得如此严重？这是因为张子和是元代人，元朝起于极北之地，北方的风气刚劲强悍，人的体质异常壮实。试看当时的宋朝，燕云六州被辽国占据，在宋朝北面，宋人畏惧辽人；金国兴起于辽国北方，而辽国又畏惧金国；元朝兴起于金国北方，而金国又畏惧元朝；最终元朝灭掉金国、灭掉宋朝，就像拔起枯草、摧毁朽木一样容易。那里的人吃的都是牛羊肉，喝的都是牛羊乳，体格异常强壮，所患疾病大多属于热证、实证。张子和生在那个时代，很少遇到虚寒病证，所以把使用补法视为禁忌，只取寒凉攻伐的方法，想来多能取得疗效，因此他的书也流传了下来。到了前明，已经不再是元代人的气候，人的体质也发生了变化；可是庸医拘泥于旧习，仍然遵守张戴人的方法，哪里有不害人的呢？所以王、薛、张、冯都主张温补，张景岳又特别重视温补，也是为了补救偏颇、挽救弊病。但时间久了又久，或者又拘泥于张景岳的说法，就难免产生弊病了！总之，张戴人的书如今竟然没有用处，而张景岳的书则应当斟酌使用。各地风气不同，南北之间尤其悬殊。如今北方人服药，大黄用到一两、二两也没有妨碍；南方人却用到五钱、七钱就难以承受。有的人出生在南方却长期居住在北方，吃的是面食，使用的是煤火；病证如果确实应当攻下，少用大黄却竟然不能见效；有的人出生在北方却长期居住在南方，饮食等各方面都与北方大不相同；病证如果确实应当攻下，过量使用大黄也同样不能承受。只有医生细心审察询问，才差不多可以避免错误。至于禹功散、浚川散、琥珀散等方剂，使用牵牛、甘遂、芫花、大戟等药，随意妄用，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论金匮肾气汤。张景岳的参附理阴煎，确实是良方，使用得当，常常能见到很大的疗效；误用则会伤人，这一点我已经详细辨析过了。还有金匮肾气汤，是仲景先师的良方，在六味地黄中加入车前、牛膝、肉桂、附子，治疗水蛊最有效；治疗肾气上冲，也很有效。有一位医生，平素学习叶氏的《临症指南》。叶氏起初学习幼科，后来学习方脉，与薛一瓢处在同一时代，但他的医道不如薛氏；只是他心思灵活，治病颇有聪明才智，但终究不是儒医，所流传的医案很平常，虚字使用也多不通顺，远远不能与喻嘉言的《寓意草》相比。有一位医生把它奉为家传秘法，治病时往往仿效它；偶然听说王九峰先生曾治疗一位李姓患者气逆上冲，用金匮肾气汤一剂便痊愈，他便以为自己得到了秘法。每逢气逆上冲而治疗不愈，就投用肾气汤，往往导致患者服一剂药便死亡。后来李姓人家有一位妇人吐血，气逆而不能下降，〔原文“伊芳”疑有讹误〕她连续服用肾气汤七剂，导致狂吐不止，直到血流尽而死亡。又有刘颂芬的夫人气逆而不能下降，〔原文“伊芳”疑有讹误〕那位医生久治无效，也用肾气汤服一剂，患者便死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方名叫肾气汤，并不是肝气汤。肾是至阴之脏，阴气不能潜藏阳气，虚阳向上冲逆，所以用当归、附子引火归原；用六味使气纳入肾中，自然会有奇效。至于那位医生所治疗的，全都是肝气病。肝是阴中之阳的脏，肝气向上冲到中焦而不能下降，肝火必然很盛；非用滋水养肝的方法来平抑不可，反而投用桂、附，岂不是火上浇油吗？这样怎么会有不伤人性命的呢？唉！即使是圣医的方剂，也会变成害人的方剂，都是因为没有辨明古方命名的含义罢了！我不是敢于揭露别人的短处，只是一个方剂的误用关系到人的性命，不得不把它辨明出来，给我的后人看：凡是使用先师的方剂，都不能不顾方名而忘记推求其含义。论倪涵初先生治疟疾、痢疾的三个方剂。（附录王子圣的大归芍汤、张洁古的芍药汤，并附论噤口痢。）倪涵初先生治疗疟疾、痢疾的三个方剂，确实是经过实践验证的，煞费苦心，足以救活病人、济世救人，不是吴又可草率粗疏成书的著作所能相比的。

译时令之气所致的疾病中，疟疾、痢疾最多，夏秋之间，患者尤其多。这两种病相比，疟疾较轻；但一定要治疗得法，如果方法不当，也很容易伤人。《内经》论述疟疾最为详细，但当时专门使用针刺方法，不讨论药物，也没有留下医方。后世治疗疟疾的医方，没有比疟疾这一门更多的。例如《外台秘要》汇集魏晋以来的各种方剂，不下百首，其中称为《千金方》《肘后方》的，似乎都是择取最精要的内容，几乎带有仙人传方的意味。其他如崔氏、深师所称的名方，更是数不胜数。大体都说：疗效神奇。然而这些方剂大多以常山为主药，竟然很少有不用常山的。如今人的体质，怎么能够承受常山引起的呕吐呢？所以方剂虽然很多，却不适合使用。至于《景岳全书》，则又以补法为主，意在补益正气、祛除邪气。无奈补法反而会助长邪气，使邪气更加难以祛除。我乡里有一位医生，固守这部书的说法，见人患疟疾，甚至说不服补药就不诊治；于是经他治疗而死的人不少。后来这位医生自己患了疟疾，也服用补药，结果邪气不能外出而死。张景岳虽然偏重补法，但他的方剂并不全是补方；只是那些不善于读书的人，竟然因此害人又害己，这难道不是很冤枉吗？又如叶氏的《临证指南》，治疗疟疾的方剂不下数百个，却连一分柴胡也不用。柴胡是少阳经的发散药，除了它没有第二味同类药；疟疾发于少阳，难道能完全不用柴胡吗？如果疟疾偏于热重，可以采用叶氏的青蒿、鳖甲、桑叶、丹皮、知母、花粉，随证加减斟酌使用；如果寒重，绝对没有不用柴胡的道理。可是叶氏因为批评薛氏所说的“患疟疾不可使用柴胡”，以后治疗疟疾竟然不再使用柴胡。直到今天，吴地人患疟疾，都不用柴胡，以致病情缠绵难愈，有的几个月都不能痊愈。这样看来，《临证指南》中的方剂又哪里值得使用呢？只有涵初先生治疗疟疾的三个方剂，既不用补法，也不使用峻烈攻伐之法，所用药物平常而不奇特，但使用起来自然有神奇疗效，确实是治疗疟疾的主要依据。这三个方剂中，有两个最为精妙。其中一个方剂虽然好，但疟疾有寒有热；它的寒邪未必不是由太阳、阳明传来的，邪气通过发汗而解除，也必定要从阳明、太阳两经退去。太阳经是第一道门，阳明经是第二道门，少阳经是第三道门；柴胡能够打开少阳之门，但太阳、阳明之门不打开，汗液就不容易透出，邪气也不能解除。我常常采用他的第一张方剂，但一定要加羌活、防风、葛根、白芷，先疏通太阳、阳明经。服用一二剂以后，才开始使用柴胡，并去掉羌活、防风、葛根、白芷；如果口渴，仍然使用葛根。这样出汗没有不透达的，邪气自然逐渐减轻。威灵仙起初也不用，因为这味药截疟非常灵验，但反复使用反而觉得不灵，便留到第二方中使用，往往服一剂就能止住。到了使用第二方时，我也不立即使用，必定等到疟疾的势头已经衰退，再按照方剂制药，分量丝毫不加减；药煎好后露放一夜，第二天清早空腹服下，疟疾竟然很少有不止住的。这是我佩服先生的方剂，并且在使用时另有心得。我们后人要牢牢记住，即使是初学者也能治疗疟疾了。至于治疗痢疾的三张方剂，则第一方最好，其中各味药的分量也不可加减。其中细微而精妙的道理，一是忌用温补，二是忌用峻下，三是忌用发汗，四是忌用分利，这些说法都精确而切要，毫无疑问；其中温补的禁忌尤其不可忽视。我近来见到因治疗疟疾而死亡的人还少，但因治疗痢疾而死亡的人却特别多。询问他们死亡的原因，大多是由于使用温补造成的。我乡里有一户非常富裕的人家，患了血痢，这显然是热证，正是三黄汤或加生地黄汤所对应的证候。可是医生拘泥于景岳，专门从事温补；他家里人参很多，于是人参、附子反复使用，不停下来。不到九天，直到肠胃腐烂，泻下的东西像腐烂的鱼肠一样，最终死亡。温补的危害竟然如此，能不把它当作大忌吗！假如遵守涵初先生的教诲，怎么会放肆到这种地步？我四十多年以来治疗痢疾很多，也没有遇到死亡的病例，从来没有不受益于涵初先生的论述。先生的方论虽然不多，却精妙绝伦，学习的人应当用心反复钻研，不要辜负前贤暗中传授的精妙医术！涵初治疗疟疾的第一方：陈皮（一钱）、半夏（一钱）、白茯苓（一钱）、威灵仙（一钱）、柴胡（八分）、苍术（八分）、黄芩（八分）、浓朴（八分）、青皮（六分）、槟榔（六分）、甘草（三分）。第二方：生首乌（三钱）、陈皮（八分）、柴胡（八分）、白茯苓（八分）、炒白术（二钱）、黄芩（八分）、归身（一钱）、威灵仙（一钱）、鳖上甲（二钱，醋炙炒）、知母（二钱）、甘草（三分）。加生姜三片，河水、井水各一碗，煎至八分，加入无灰酒五分，再煎几滚，夜间露放一宿，在发疟时的清早空腹服用。第三方：人参（一钱）、黄〔原文缺字〕（蜜炙一钱二分）、归身（一钱二分）、白术（一钱）、陈皮（八分）、柴胡（八分）、升麻（四分）、甘草（三分）。或加：何首乌（二钱）、炒知母（一钱）。又加：青蒿子（八分）、麦芽（一钱）。涵初治疗痢疾的第一方（第二、第三方不录）：生黄连（一钱二分）、生黄芩（一钱二分）、白芍（一钱二分）、山楂肉（一钱二分）、枳壳（八分）、川朴（八分）、槟榔（八分）、青皮（八分）、归身（五分）、甘草（五分）、地榆（五分）、红花（三分）、桃仁（一钱）、木香（二分）。如果下痢涩滞严重，加大黄二三钱。

译涵初治疗痢疾的方剂，确实非常精妙；然而还有体质虚弱的人患痢疾，出现腹痛、里急后重，病势使人不得不采用通因通用的方法，不能不用大黄，但又担心患者难以承受，这该怎么办呢？后来听说前辈王子圣治疗痢疾很有名，不论虚证实证都极其有效，还刊刻了一部《疟痢》著作，只是流传得不太广。我在金幕友的书箱里见到这部书，翻阅了一遍。他治疗疟疾总是结合司天、岁会来论治，用药未免拘泥，所以治疗疟疾并不十分有效。只有治疗痢疾的方剂中有大归芍汤，这个方剂即使用于虚弱之人的痢疾，也没有不服一剂就通利、服二三剂就痊愈的。我知道这个方剂是从洁古老人芍药汤变化而来的，深合《内经》所说的“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的意思。不只是虚弱的人可以依靠它而不必担忧，即使不是很虚弱的人，也没有不适宜使用的。所以我治疗痢疾，有时使用涵初方，有时使用大归芍汤，取得了相当好的疗效。现在把这些方剂一并抄录出来，留给后人取舍参考！论倪涵初先生疟痢三方　附录 王子圣大归芍汤 全当归（八钱）、生黄芩（一钱）、大白芍（八钱）、川连（一钱）、山楂肉（三钱）、莱菔子（二钱）、车前子（一钱半）、槟榔（八分）、生大黄（二三钱）、浓朴（八分）、枳壳（八分）、甘草（五分）。论倪涵初先生疟痢三方　附录 张洁古芍药汤 大白芍（一两）、黄连（五钱）、当归（五钱）、黄芩（五钱）、大黄（三钱）、肉桂（二钱五分）、甘草（二钱）、槟榔（二钱）、木香（一钱）。以上九味，切碎，每次用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掉药渣，温服。如果痢疾没有减轻，就逐渐增加大黄，饭后服用。喻嘉言先生论述治疗痢疾，担心阳气下陷于阴分，采用逆流挽舟的方法，最重视使用活人败毒散，在痢疾初起时使用。我仿照他的意思，但担心羌活、独活过于发散表邪，于是在大归芍汤中加入柴胡一钱左右，以升举少阳；加入葛根一钱左右，以升举阳明，使清阳不致下陷，取得疗效相当容易。这样并没有触犯涵初所说的发汗禁忌，却可以收到嘉言逆流挽舟的功效。不过只能加在归芍汤中；如果加在涵初方中，就担心不相符合。论倪涵初先生疟痢三方　附录 附论噤口痢 痢疾，古代医籍称为肠〔原文缺字〕，现在称为滞下，都是湿热蕴积凝结所导致的。湿热侵入气分就成为白痢，侵入血分就成为红痢。治疗方法以通利为主，《内经》所说的“通因通用”，就是针对痢疾而言的。病情即使发展到一天一夜泻下上百次，只要通利，便会自行痊愈，不至于死亡。只有噤口痢确实危险：这是吃饱也不能止住的痢疾，为什么汤药却又咽不下去呢？其原因也是湿热熏蒸，导致胃口壅塞不通。病情非通利不能恢复，而要使胃口通开，比使大肠通利更难。古方有的使用人参加石莲肉，有的使用败毒散加陈仓米，称为仓廪汤，但大多没有效果。湿热之毒壅塞胃口，药方却一定要使用人参，反而是在助长邪气，怎么能指望它通开呢？大体上说，若不是使用苦寒药物，再加上能够通胃降气的药物，就不行。有人说，涵初的方剂不就是以苦寒药为主吗？既然如此，就直接服用涵初方好了。却不知道噤口痢连药物也咽不下去；如果能够咽下去，就不能称为噤口痢了。大致在病情初起时，只能用少量药物慢慢服入，以生川连为主药，稍微加入一二味通利药，或者少量加入制军；只要能够咽下而不呕吐，就缓缓地再服。如果药物确实能够服下，就自然可以逐渐进食；然后再服用大剂量的通利大肠之药，大肠通畅了，胃口自然也不会壅塞。我曾经治疗这种病证，使用生黄连五分、新会皮五分、鲜竹茹三钱，煎取清汁半钟，用铜勺一点一点地喂服，稍停一刻钟再服，半天才把半钟药汁服完，竟然能够不呕吐，胃口渐渐打开，热势也渐渐退去，可以进食米汤；第二天用涵初方加大黄三钱给他服用。开始时大便次数多得无法计算，服药后大约经过三四个时辰，突然大为通畅，大便次数明显减少，腹痛也明显减轻。第二天只排了六次，又服用原方，减去大黄一钱；随后再次服用原方，去掉大黄不再使用，痢疾就完全止住了。因为治疗噤口痢不容易，特意记下这个病例，用来说明急症应当缓缓调治的方法。千万不要急着投入大剂量药物，以致胃不能承受，便认为无药可救了；却不知道关键在于服药方法得当！我们后人不可轻视这种方法。论吴又可《温疫论》（四条）

译吴又可把“温”写作“瘟”，竟然说古书中没有“瘟”字。他不知道古人并非没有论述温病的著作，仲景先师现存有关温病的上、中、下三篇；至于刘河间的《原病式》，大体上也都是在论述温病。其余论述温病证候的人，多得无法一一列举；治疗温病的方剂，也多得无法一一列举。所谓温病，大体上是六淫之气被人感受后，转化为温热时邪所致。至于论述瘟疫，却没有专门的著作。吴又可处在战乱和灾荒之际，瘟疫流行传染，想另外撰写一部书来救济世人，这对医学怎么会没有帮助？可惜他把“温”写成“瘟”，字义不清，实际上想论述瘟疫，所说的却是温病。只有关于急下的说法符合温病证候，其他论述无非都是时邪所致的温病；把时邪混同于瘟疫，造成的危害实在不小。时邪无时无处不存在，瘟疫却不是轻易能够见到的。如果确实是瘟疫，刚开始发病就会有臭气冲人。时邪刚开始发作时却不是这样，必定要过几天传到阳明腑证阶段，才可能出现气味；即使有气味，也只是腐败之气，而不是尸体之气。瘟疫刚发作时就会产生尸体般的气味，轻则充满一张床，重则充满整个房间，确实非立即使用峻下之法不可。如果是时邪，可能是感受风寒，可能是暑湿，可能是燥火；可能从太阳经传入，也可能从口鼻传入，仍然应当按照经脉分别施治，怎么可以只用一个“下”字概括呢？后来戴麟郊的《瘟疫明辨》比吴又可的论述稍好，只是过于重视使用下法。书中有两句话说：“伤寒用下法不嫌迟，时邪用下法不嫌早。”这句话有很大的语病；如果改成“瘟疫用下法不嫌早”，就对了。至于吴又可的达原饮一方，最是夹杂而含义不清。如果证候属于寒，为什么要用黄芩、知母？如果证候属于热，为什么要用草果、浓朴？他的意思本来认为是热证，既然将要用下法清除热邪，为什么又要助长热邪？黄芩、白芍、知母的寒凉之性，恐怕难以抵消草果、浓朴的燥烈之性。如果说不用这些药就不能到达膜原，那么膜原就在阳明胃经附近，能够到达那里的药物很多。既然正要赶快用下法清除热邪，何必使用这些燥烈的药物去到达它呢？况且从来没有听说草果、浓朴是能够到达膜原的药物。吴又可的书，鄙陋浅薄，不值得谈论，原本可以搁置不理；无奈被他的理论误导的人，几乎已经相互沿袭而形成风气，害了人还不知道悔改，这难道不是吴氏流毒的结果吗？所以我不得不把它辨明并严厉斥责。吴又可的书有两卷，其中有一条是辨正名称：因为“温疫”二字，只使用“温”字，不使用“瘟”字，认为“瘟”是后人增设的字，只要称作“疫”就可以了。他不知道“瘟疫”二字的含义本来就有区别。瘟属于阳毒，疫属于阴毒，不能一概称为热证。道光五年，疫气大流行，但服用大热药就能活下来，来不及服用就会死亡，民间称为麻脚瘟；其实这是寒证，也是阴毒。道光十二年瘟病大流行，患病后立即出现异常的高热，神志模糊、胡言乱语，严重时甚至发狂；稍微服用燥热药物，马上就会危及生命，服用犀角地黄汤就能痊愈。这是瘟病，也是阳毒。这二年中，《瘟疫论》中的方剂都没有用处。所以我说：吴又可的书，道理粗疏草率，不求精确详尽。如果说临床所见全都是温疫，伤寒百人中只有一两个，有这样的道理吗？既然把温疫当作热证，以三承气汤作为主要治疗方剂，为什么又要先用达原饮呢？医籍说：“冬天感受寒邪，到了春天一定会患温病。” 又说：“冬天不能藏精，到了春天一定会患温病。” 内因、外因都可以产生温证，只能称为“温”，不能称为“瘟”；既然如此，瘟疫的“瘟”也不能称为“温”。有人问：时邪也并非从来没有瘟病，如大头天行、虾蟆瘟等病证，难道不也属于瘟疫一类吗？然而这类瘟病归根到底属于时邪，不同于战乱灾荒之后，接连有人死亡，尸气化为厉气而流行成瘟。它们的治疗方法不离开东垣先生的普济消毒饮。假如吴又可遇到这种情况，难道也能用达原饮调治吗？也能用三承气汤攻下吗？有人问：时邪盛行的时候，也有遇到人就传染的疾病，看起来像瘟疫；但究其根本，这是六淫之气，不是战乱灾荒之后由厉气冲击所致的瘟疫，并不是一见到证候就应当使用下法。《景岳全书》中也有“瘟疫”一门，但所用的治疗方剂与治疗时邪没有不同。其他书也并非没有论述瘟疫的，但同样治疗的是时邪。如果有高明的医家，能够在伤寒之外确定“时邪”一门，在时邪之外确定“时邪之瘟疫”一门，在时邪之瘟疫之外另行确定天地厉气所侵袭的真正瘟疫一门，这样分门别类，按照证候施治，自然可以不出差错。可惜古代没有这样的书，导致吴氏把瘟疫与伤寒混为一谈，说他所治疗的病证只见瘟疫、不见伤寒；却完全不知道伤寒与瘟疫毫不相干，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论时邪 如今的医生见到有人患外感病，就说是患了时邪；随即断定这是七天的病，七天不解，又说是十四天的病。他们不知道，外因所致的病证有三种：一是伤寒，二是时邪，较轻的则称为感冒。只有伤寒一定要讲究邪气传经，《内经》中有这样的说法：第一天在太阳，第二天在阳明，第三天在少阳，第四天在太阴，第五天在少阴，第六天在厥阴。到了第七天，六经传遍；第八天太阳病衰退，第九天阳明病衰退，第十天少阳病衰退，第十一天太阴病衰退，第十二天少阴病衰退，随后厥阴病也衰退。治疗时分别疏通相应脏腑的经脉，病势就会一天天衰退并结束。这不过是依据七日来复的道理，并没有反复传经的说法。所谓反复传经的说法，出自成无己注释中的错误，前人马元台早已批驳过了。厥阴到太阳之间隔着数经，怎么会突然跳出去又传到太阳经呢？即使说七日传经，《内经》也已经明白告诉人们：知道病在太阳，就在太阳治疗，不必等到传入阳明。知道病在阳明，就在阳明治疗，不必等到传入少阳。知道病在阳分，就在阳分治疗，不必等到传入阴分。而且所谓第一天、第二天中的“日”字，也不能呆板地解释，仍然只是说第一次传经、第二次传经罢了！因为人的虚实不同，有的人胃气一向旺盛，太阳经受邪后，经过二三天也不传入阳明。也有的人卫气本来就虚弱，始终不能驱除太阳经的邪气。怎么可以用这种呆板的方法治疗呢？以上这些论述，讲的是伤寒；而江南没有正伤寒，像仲景的麻黄汤等方剂，实在不适合使用。

译大体上说，时邪居多。所谓时邪，就是冬天的寒、春天的温、夏天的暑、秋天的凉，人受到这些时令之气，就称为时邪。还有冬天本应寒冷却反而温暖，春天本应温暖却反而寒冷，夏天本应炎热却反而凉爽，秋天本应凉爽却反而炎热，这就是所谓不合时令的寒热，所以直接称为时邪。受到寒凉之邪，有的从太阳经传入，必定有头痛、项痛、腰脊强硬等症状。有的传到阳明经，必定有身体发热、眼睛疼痛、鼻子干燥、不能安卧等症状。有的传到少阳经，必定有胁肋疼痛、耳中发闷、口苦等症状。这时应当按照三阳经的治疗方法，不能让病邪传入里，这是所谓的小伤寒；但治疗也应当用较轻的方法！受到温热之邪，大多从口鼻进入，不经过太阳经，常常由阳明经到达膜原；如果失治，就容易侵入心包，可能出现心神烦乱、胡言乱语。治疗应当使用辛凉法，以寒凉药为主，辛散药为辅。如果夏季炎热过度，导致烦热、无汗，就一定要使用白虎汤，或者服用天生白虎汤，服后就会大汗出而痊愈。但必须先审察是否大渴而想喝冷〔原文疑有误〕饮料，这才是真正感受了热邪；否则也不可妄自使用。至于感冒，不过是轻微的外感病，稍稍使用疏散之法；如果还有停滞，就略微加入消食导滞、宣通之药，不难服一剂药就痊愈。可是医生也说这是七天的病候。刚开始感受外邪时难免兼有寒热，医生就说这是疟疾还没有完全形成，便大量使用柴胡，想让它发展成疟疾。他们不知道柴胡是少阳经的药物，感冒刚开始时，病邪并不在少阳经。柴胡这种攻伐少阳的药物，难道没有过度使用吗？感冒不转入少阳经，怎么会难以祛除呢？更有人一见感冒就说是时邪，用《温疫论》的达原饮治疗；不见好转，就转而使用下法，以致害人还不知悔改，尤其令人叹息！《温疫论》是吴又可所作，他是明朝末年人；当时战乱灾荒接连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死在沟壑中的人不知有几千万，他们的尸气化为厉气，在天地之间流行，接触到这种气的人，一家接一家、门户相连地无不患病，而且传染无穷。古方虽然偶有论述温疫的，却没有以温疫为主题成书的。吴又可看出疾病是从口鼻进入、邪气停留在膜原，于是创立达原饮，并且主张急下，所以方中多使用下法。在当时治疗一定有效，因此他特意撰写《温疫论》二卷，独自开创了新的见解，未尝不是对医家的一种帮助。然而他的书道理粗疏草率，不求精确详尽；如果确实遇到温疫流行的年份，可以采用他的方法。如今的时邪并不是温疫，怎么可以妄自使用呢？如果把时邪看作与温疫没有区别，初诊就使用达原饮，反复服用草果、浓朴，以致燥热难以忍受，随即又用大黄攻下；侥幸活下来，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不幸死亡，就说病情本来无法医治，其实是治疗造成的。用达原饮治疗时邪，不知道出自哪部经典，真是奇怪！更令人惊诧的是，有人过度劳累，出现寒热症状，也把它当作时邪治疗，给他服用达原饮。劳累导致的发热并不严重，出汗后热也不退，这是阴虚；却误认为是时邪阻遏潜伏，妄用达原饮，违反了“虚虚”之戒，给人留下祸患。我的亲友中就有受到这种治疗伤害却不明白原因的人，只能让我为此长叹不已。我们家中有学习医术的人，务必要博览群书，精心探求医理，不要贪图一本书的简便，就冒冒失失地施治。大体上说，劳累所导致的寒热，很多都像是外感病，但必须辨别：这种发热一定不严重，而且按得越重，热感反而越轻；寒意也是若有若无，时轻时重，得到温暖就能缓解。发热时有时会微微出汗，但热仍不退；手心的热一定比手背严重。有时兼有头痛，或时痛时止，或轻或重；虽然身体倦怠疼痛、精神疲惫，但神志清楚，没有神志模糊、胡言乱语的表现。这种情况只要调理气血，使心神安定、静心休养，自然就会痊愈。还有劳累损伤阴分，出汗后热仍不退的，应当用生地、当归之类养阴清热，热自然会退，病也自然会痊愈。如果误把它当作外感病治疗，一定会犯“虚虚”的禁戒；又把它当作时邪遏伏来治疗，妄用达原饮，很少有不因此害死人的。论初诊用药 初次诊察后制定方剂，剂量宜小一些；药力不足还可以逐渐补加，过度了恐怕就难以挽救。比如遇到伤寒，似乎可以使用麻黄汤，但姑且先用羌活、防风。江南没有正伤寒，麻黄汤很不适合使用。从前陶节庵创制九味羌活汤，用来代替麻黄汤，确实是煞费苦心。他知道人受寒后会发热，所以在方中少量加入生地、黄芩以预先防治，确实是良法。然而我考虑到刚开始受到寒邪时，黄芩、生地终究用得太早，往往去掉黄芩、生地，加入当归、赤芍，同时加入二陈汤的药物以调和畅通阳明，使痰不生成、邪气无处盘踞，寒邪很容易解除，发热也不严重，这似乎也算是乡野之人的一点所得。遇到阴虚而不能化汗的人，当归用到八钱，出一次汗病就能解除。我曾经为李青原治病，取得了成效。这些运用方法，学医的人应当懂得。至于伤风，也不必立即使用桂枝。南方的风气柔弱，不像北方的风气刚劲，只须用苏叶、杏仁、二陈汤的药物，再加防风〔原文剂量缺字〕，就可以解除。如果头痛、项部强硬，说明伤及太阳经，又没有出汗，羌活、防风也可以稍微加用。如果怕风又怕冷，桂枝也可以加入使用，但不宜用得太多。

译至于时邪的证候，是天地间六淫之气所致，并不全是寒邪，也不全是热邪。如果感受风寒，就按照上面的方法治疗。如果感受暑邪，大多从口鼻进入，侵入心包，所有治疗三阳经的药物都不适合使用；应当使用清暑益气汤、六一散或生脉散，参考医书暑病门中的内容酌情使用。只是暑邪能够损伤气，不可妄自使用温热发散之药。暑邪能够损伤阴，也不可妄自使用刚燥之药。如果感受热邪，这就是所谓的阳邪，不同于暑邪所属于的阴邪。所以感受暑邪一定有汗，感受热邪则一定没有汗。感受暑邪则心中烦闷〔原文缺字〕，感受热邪则神情烦躁。服用人参白虎汤、天生白虎汤，出一次汗就能解除病邪。有的治疗已经迟了，热邪侵入心包，这时犀角地黄汤就是必须使用的方剂。诊察这种病必须分析清楚，千万不能把暑邪、热邪混为一类。至于长夏受到湿邪，有的适宜使用燥湿法，有的适宜使用利湿法。只是长夏受到湿邪，往往兼有暑邪；暑邪损伤气，也损伤阴。如果专门使用燥湿、利湿的方法，又恐怕反而损伤阴气，使湿邪更难化解。从前的人用补中益气汤调理脾胃，湿邪自然不能困阻脾胃。用六味地黄汤治疗下焦湿热，湿热也会因为滋养阴分而化解。这些都是从根本上进行治疗。如果先治疗表面症状，那么五苓散、四苓散、平胃散、小厘清饮、渗湿汤，都可以根据情况适宜地使用。总的来说，湿邪尚未化热的，适宜燥湿。湿邪逐渐化热的，适宜湿热兼治；古方中因此有二妙、三妙等方。湿邪已经完全化热的，就适宜专门治疗热邪。如今的人总是说湿热，却不区分这三种情况分别治疗，所以很少见效。至于冬天受到寒邪，春天受到风邪，夏天受到暑邪，秋天受到湿邪，这是《内经》中的话。而喻西昌增补为长夏受到湿邪、秋天受到燥邪，确实很有道理，足以补充《内经》的缺漏。常常见到秋分以前，暑气有时还没有完全消退，湿气也没有完全消退；秋分以后，暑湿都退去，秋风阵阵吹来，燥火侵袭人体，肺不能耐受燥邪，所以发生咳嗽。喻氏的清燥救肺汤确实可以取得疗效。柯韵伯却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不过是想抹杀前人的见解，自夸高明罢了！即使是他注释伤寒的书，怎么能像喻氏那样阐述得深入而明白呢？我们应当尊崇喻氏；至于秋燥这一层，无须怀疑争论，这样才可以完备六淫之气的分类，并详细审察时邪所致的病证。只是用药的方法，剂量宜小一些，见到疗效后再逐渐增加。李士材说：“将要使用寒凉药时，先用清凉药作为前导。” 将要使用温热药时，先用温和药作为前导。后人远远比不上前人，怎么能任意妄用药物呢？至于大寒、大热的药物，更应当谨慎。寒凉药就像水，温热药就像火。譬如一卷书掉进水中，急忙捞起来，难免会破烂。掉进火中，急忙抢救出来，难免会枯焦。病人的脏腑，哪里经得起破烂、枯焦呢？至于使用下法，更应当慎之又慎。六淫之邪中，如风寒导致大便闭塞、腹痛而拒绝按压，热邪传入里部，神志模糊、胡言乱语，可以使用下法；但既然不是瘟疫，使用下法也不可过早。至于暑湿也可以使用下法吗？戴北山的《瘟疫明辨》比吴又可的《瘟疫论》稍好。然而他的书只辨析了气这一条，说瘟疫一定产生尸气，不产生腐气，由此可以看出时邪与瘟疫的区别；但其余所论都是时邪，为什么不称作《时邪明辨》，却要称作《瘟疫明辨》呢？其中最容易误导人的，是说下法至少要使用三剂，多的甚至要使用一二十次。人的肠胃没有血肉之物可以反复承受，迫不得已使用下法，未尝不会损伤气血；下到一二十次，难道不会使邪气和正气一起消亡吗？戴北山究竟治疗过什么人、取得过什么疗效，既没有医案，却发表这样的妄言，他的危害难道不比吴氏更大吗？如今的医生轻率使用下法，往往就拿这个说法作为借口。现在有一位姓某的乡间医生在城里行医，喜欢使用下法，屡次误事，每次都以“下得迟、下得少”为说辞。我亲眼见到李家的孩子出麻疹，被他再次使用下法而死，他却仍然执着于戴氏的说法为自己辩解，难道不令人深感痛恨吗？我这篇文章确实可以称为明辨，我们后人应当仔细研读，切实引以为戒，不要辜负老人家的苦心。论肝气（二条）

译人的五脏中，只有肝容易躁动而难以安静。其他脏腑有病，不过是本脏自身生病，或者牵连到其他脏腑，这是病久以后生克关系失常所导致的。只有肝一有病，就会牵连到其他脏腑。肝位于左侧，而它的功能作用在右侧。肝气一旦躁动，就会乘袭脾土，导致疼痛、胀满，严重时还会腹泻。又有肝气向上侵犯胃土，使胃气上逆而呕吐，并导致两胁疼痛胀满。肝的大经脉分布在两胁，胃的大络脉也在两胁。又有肝气向上冲击心脏，导致心跳不安。又有肝气向上侵犯肺，肺属金，本来可以制约肝木；但肝气过于旺盛，不受金的制约，反而侵犯金，导致肺失去清肃功能，呛咳不止，这就是所谓木击金鸣。又有肝火化为风，导致非常严重的眩晕。又有肝气上冲到头顶，疼痛难以忍受。又有血不能滋养肝，因而不能滋养筋脉，导致四肢抽搐、全身牵掣。又有肝的疏泄太过，导致肾不能闭藏，大小便失调。又有胀满牵连到背心，疼痛牵连到头项。它的变化诡奇难测，无法一一说尽。它的发作和消退没有规律，实在难以想象。总之，肝是将军之官，就像象棋中的车，任凭它纵横驰骋，没有谁敢于抵挡。五脏的疾病中，肝气所致的最多，妇女尤其严重。治病如果能够治好肝气，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内经》治疗肝病有三种方法：用辛味药来发散，用酸味药来收敛，用甘味药来缓和。后人创制方剂，把这三种方法合在一张方中，称为逍遥散。用柴胡作为君药，取其辛散之性。用白芍来收敛，用炙甘草来缓和。因为肝气郁结必定会有肝火，所以又加入丹皮、山栀，称为加味逍遥散。如今的医生一见到肝气，就给患者服用逍遥散。没有效果，就给患者服用加味逍遥散。再没有效果，就束手无策了。他们不知道，《内经》论述治疗肝病，不过是概括地说明大原则；临床上的变化却没有规律，治疗方法也很多，怎么能拘泥于三种方法呢？我曾经深入思考、详细考察，治疗肝病竟然有十种方法。心是肝的子脏，肝实证时就泻心，这是一种方法。肾是肝的母脏，肝虚证时就补肾，这是第二种方法。肺是气的主宰，肝气向上逆行时，就清肺金、降肺气来使它平复，这是第三种方法。胆在肝叶下面，肝气向上逆行时，必定挟带胆火而来；侵犯胃部时，呕吐中夹有酸味、苦味。酸味属于肝火，苦味属于胆火，所以应当使用温胆法；使胆火平复，肝气也会随之平复。这就是所谓平息甲木以调和乙木，是第四种方法。肝阳过于旺盛，就用滋养阴分的方法使它潜藏；如果没有效果，就用牡蛎、玄武版等介类药物使它潜藏，这就是所谓用介类药物潜阳，是第五种方法。肝病传实于脾，就用仲景流传下来的方法，这是第六种方法。也有肝中有实火的，病情较轻就用左金丸，病情较重就用龙胆泻肝汤，往往也能随手奏效，这是第七种方法。把这些方法与《内经》所说的三种方法合起来，难道不是十种方法吗？如果专门使用破气药，虽然一时觉得轻快，但很快就会再次胀痛，而且病情越治越重；这是庸医的做法，不能称为治疗方法。然而平庸的医生大多把破气放在首位，否则就给患者服用逍遥散；到了没有效果时，便认为病重难治，这不是很冤枉吗？所以我特意写了这篇论肝气的文章。有人问：逍遥散这张方剂，凡是编纂方书的人没有不采用的；像您所说的那样，难道这张方剂竟然不能使用吗？我回答说：逍遥散本来是良方，只是庸医不善于使用，所以才觉得它不灵验！这张方剂以柴胡为君药，主在疏散郁结，就是所谓木郁应当用疏达的方法。如果患者确实是肝气郁结，或者受到他人压制，有气不能发泄，郁结而生火，出现疼痛、胀满，脉象虽然弦数却有沉意，给他服用逍遥散，以辛味药疏散郁结，自然会见效。如果这个人并没有受到压制，却很容易发怒，性情不平和，越发怒越严重，以致肝气横行，胀痛交替发作，不时上火，头痛头晕，脉象弦数而没有沉意，这就是肝火化风。仅仅使它平复还来不及，却仍然用辛散药治疗，就好比一盆炭火已经烧得很旺，反而再用扇子扇它，哪里会不使火烧得更旺、病情加重呢？所以并不是逍遥散不能使用，而是使用它的人自己没有深入理解。论类中症不可妄用再造丸 （三条，附录龚赵氏常服调理方）类中风的病证，大多由肝虚生风所致，这属于内风，不是外风。间或有外风引动内风的情况，但所见很少。

译大体上说，风都是从体内产生的，所以景岳直接称它为非风证。他的论述说：凡是非风证，出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四肢无力、身体摇动、筋脉拘挛之类的，都是筋骨方面的病。肝主筋，肾主骨；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亏损，不能滋养全身百骸，所以筋脉会有弛缓或拘急的病变，骨骼会有痿弱的病变，总是由于精血亏损受伤造成的。就像树木衰败一样，一根枝条得不到精液滋养，就会枯萎。景岳平素重视温补，但对于类中风的病证，却特别重视养血。确实因为《内经》说过：脚得到血的滋养就能行走，手掌得到血的滋养就能握持，手指得到血的滋养就能拿取东西。治疗偏瘫，难道能不以养血为主吗？陈临川先生说过：治疗风病先治疗血，血脉流行了，风自然会消失；这可以说是重要而简明的话。我几十年来遵守这个方法治疗类中风，没有不见效的。即使刚发病时也有痰涎壅塞、不得不先疏通的情况，但像活络丹这样的方剂，不宜多用，恐怕养阴不及，反而耗伤阴分。到了乾隆年间，有一位扬州盐商。不知道他请了哪位医生，制成了再造丸，药味杂乱，有五十多味，多使用香燥药物，认为可以通经活络、开窍，却完全没有考虑到类中风多由精血不足、肝失滋养、虚风鼓动、经络空虚所致；这样过于焦燥，反而会转而损伤阴血，怎么能够熄风呢？我乡里有一位原任池州府的吴某，患半身不遂，请我为他调治。这个人房事过度，肾不能滋养肝，阴虚火旺；而且饭量很大，专门喜欢肥甘厚味，胃火也非常旺盛。我专门用滋养肝阴、清热的方法，同时清胃化痰，他的病情一天天好转，只是说话謇涩迟滞罢了！有人劝他必须服用再造丸，我再三开导，说明这与他的病情不合；他见手脚已经如常，也暂且听从了，后来只经常服用膏方，不再请医生，已经有好几年了。后来他忽然急忙请我诊治，我到那里时，他已经卧床不起，说左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仔细询问他此前做了什么，原来有个医生劝他服用再造丸；那个人本来就是卖这种药丸的，他连续服了五丸，左腿就像失去了一样。他悔恨无穷，请求我设法挽救。我说：让你的腿恢复到还能走路，是可以的；要想像平常一样行走，则绝对不可能了。仍然按照以前的方法随证加减，调治十几天后，腿渐渐有了知觉；又过了几天，逐渐可以扶着人行走，但仍然软弱无力。这个人年过七十，如今虽然还活着，但已经常年卧床不起了。再造丸的危害竟然如此，不懂医理却妄自使用的人，难道还不应当谨慎吗！如今的人先天不足，气血大多亏虚，再加上利欲熏心、酒色耗伤肾气，肝失去滋养，肝木燥烈而生风，类中风的病证大多由此造成。如果能够预先防治，一发病就及时治疗，调养得法，有的可以痊愈，有的也可以带病延年。我治疗过的病例不少，大概除了中风后不能说话的最难见效，我不治疗这一类以外，其余很少有无效的；只是总不用再造丸罢了！例如庄仪吉患类中风将近二十年，到现在还活着。刘颂芬患类中风十年，如今还能够外出游览。龚赵氏是我的义女，类中风治愈至今已经十多年，再没有复发。我又治疗了丹徒县的熊公，如今也十多年没有复发；就像今年的朱惠畴、王新楼，都有中风的征象，治疗一次就痊愈。以上这些人，我都先告诫他们不要妄自服用再造丸。再造丸也并非完全没有用处；如果遇到肥胖而痰多、经络阻塞，或者兼有外风的人，方中香药、散药不少，也可以有效。但如果遇到肾不能滋养肝、肝木燥烈而生风的病证，服用它就没有益处，反而有损害。近来这种病证很多，而一遇到这种病证，患者、医生以及旁观的人无不想让患者服用再造丸。唉！医理精深，难道仅凭一张再造丸就能治疗天下所有的类中风病证吗？我把其中的道理辨明出来，还希望医生们也一同辨别；否则，吴某的前车之鉴就足以警示了。我治疗类中风病证，曾经使用十味温胆汤随证加减。这张方剂有开有合，用开法来帮助进补，用补法来帮助开通，不寒不热，最适合调理身体，尤其适合治疗类中风。如果初病兼有痰，不宜使用人参，就改用沙参、孩儿参。如果初病时风火交盛，就用生地代替熟地。如果心肺火旺，就用麦冬代替远志，用白芍或女贞子代替酸枣仁。如果出现筋脉跳动、肌肉〔原文缺字〕的情况，羚羊角就是必须使用的药物，所谓它是入肝舒筋的圣药。再辅以〔原文缺药名〕，即使口眼歪斜，也没有不随手治愈的。如果经络不和、血脉不通，就加入参须、归须，称为二须饮。或者辅以橘络、丝瓜络，称为二络饮。如果大便结燥，就通过养阴来润燥，时间久了自然能够通畅；或者用五仁来润肠，千万不可使用下法，以免犯“虚虚”的禁戒。方剂药物很多，不能全部说尽，大致情况就是这样，留待后人领会其中精妙，并由此触类旁通、不断推演。论类中症不可妄用再造丸　附录 龚赵氏常服调理方 大生地（八钱）、北沙参（二钱）、大白芍（三钱）、大麦冬（三钱）、法半夏（一钱五分）、陈皮（八分）、云苓（三钱）、生甘草（八分）、枳壳（一钱）、鲜竹茹（三钱）。药物有时随证加减，但总不超出这个范围。取十味温胆汤的意思，但不拘泥于固定的成法。如女贞子、羚羊角、〔原文缺药名〕、二须、二络等，也根据临床情况酌情使用。服用这张方剂几十剂后完全痊愈，直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方剂仍珍藏着，这个人还很健康，这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论胎孕

译（附论胎产金丹）有人问：把胎产金丹用来调理月经，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有人认为我论述病证应当遍考病机，详细探求治疗方法，这样才对人有益；如今我所论述的只有一两项，难道不是太简略了吗？却不知道医书多得像牛拉的车、房屋都装不下，病证没有不齐备的，治疗方法也非常繁多，我哪里还能再著书立说呢？只是古书虽然出自名家，有的立论偏执，我不得不加以辨析。庸医见识浅陋，实在恐怕会害人，我不得不加以辨析。而且如果我没有治疗取得成效、反复试验都得到验证，也不敢妄自进行辨论。就拿胎孕这一门来说，妇女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几年不孕就请医生服药，膏方、丸剂一起使用；结果不但不能受孕，反而产生其他疾病，月经失调，一个月来潮二三次，甚至淋漓不尽，最终形成崩漏。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多是医生都以温热药为主，妇女也认为多服温热药就可以受孕，却不知道还没有受孕，早已经受到损害了。天地运行的道理，是阴阳调和万物才能生长；只有阴不能生，只有阳也不能使万物成长。用春药治疗男子，认为可以使其生育，已经造成无穷的危害，怎么还能生育呢？即使偶然生下孩子，胎毒也很重，赤游丹等病证接连发生。即使勉强延续生命，患天花也断难存活。这就是男子服用春药所造成的结果。治疗妇女也使用这种方法，致使血海中的气血波动不宁，血热而妄行，月经也失调，怎么能够怀孕呢？总的来说，妇科首先重视调经；月经量少属于热，过多属于寒。如果月经逾期不来，脉象迟而濡，确实属于虚寒，寒性体质不能受孕，使用温经法也可以；但这种脉象最少见。如今的妇女，大约十人中有九人有肝气病，脉象大多弦数；再服温热药，必定导致肝火旺盛、血液妄行。她们的病难道只是不能受孕吗？我曾见到想要孩子的妇女喜欢服用温暖药物，而庸医又大多顺着妇女的意思用药；结果孩子没有怀上，疾病却始终不离身，实在令人痛恨，所以在这里辨析说明。至于已经受孕，却容易滑胎的，大多发生在怀孕三个月以内。请医生保胎，竟然很少见到有能够保住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庸医既不读书，所以不明白医理。妇女怀孕后，第一个月由足厥阴肝经养胎，第二个月由足少阳胆经养胎，第三个月由手厥阴心包络经养胎，第四个月由手少阳三焦经养胎。这四条经脉都有相火。凡是滑胎，都由水不能制约火、血热所导致；想要安胎，必须凉血。朱丹溪曾经替人安胎，把白术研成粉末，用黄芩煎汤送服，于是胎就安稳了；后人因此把黄芩、白术视为安胎的圣药。其实黄芩性凉，白术性燥，怀孕三个月前后，胎火、相火都旺盛，只适宜用寒凉药，不适宜用燥药。如今庸医安胎，总是只依赖这两味药，有时再加续断，却完全没有效果。他们不知道，怀孕期间适宜用凉药，怀孕三四个月以内尤其适宜用凉药；用燥药治疗，胎怎么能够安稳呢？续断性温而能动，保胎应当使胎安静，不应当使它动；用药应当根据药性，怎么能只取药名的含义来使用呢？如果到了怀孕五六个月时，由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养胎，就可以健运脾胃，丹溪的方剂或许可以全部使用！丹溪一定不会欺骗人，只是他的方剂没有注明月份，恐怕也是用于脾胃养胎的时期。因为胎儿以二十七日为一个月，三个月半以后，养胎的经脉已经更换了。我安胎不知有多少例，没有不见效的。例如丁邹氏三次滑胎，邹赵氏七次滑胎，缪余氏十一次滑胎，总是在怀孕三个月以内；后来都请我保胎，没有不安稳的，而且生产后有的又再次怀孕，竟然不再有滑胎的忧虑。我总是以生地养血、凉血为君药，黄芩则酌情加入，白术则不用。人们称赞我擅长保胎，其实没有什么特殊方法，不过是深知养胎所依赖的经脉，明白怀孕期间适宜用凉药的道理，不拘泥于丹溪的方法罢了！这确实是反复试验、反复见效的，所以详细论述出来告诫后人，希望不要把济世救人的医术反而变成伤害生命的手段！论胎孕 附论胎产金丹 有人问：〔原文“部胎产金丹”疑有误〕把胎产金丹用来调经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金丹确实是良方，但名称叫胎产金丹，是因为它是针对怀孕前后和产后设置的。方中以河车为君药，辅以肉桂，取其温暖、通畅的意义。怀孕将近足月时，就不再适宜使用凉药；服用金丹一二丸，可以使生产顺利。产后最忌讳瘀血停滞，服用一二丸，可以运行瘀血。我曾治疗旗营妇女，怀孕五六个月时突然小产，但第二胎没有下来，腹痛异常，便用芎归汤送服金丹一丸，不过服了几剂，胎盘就排下，腹痛也停止了。由此足以看出，金丹是运行血脉、疏通瘀血的药物，确实适合怀孕前后使用。至于妇女月经不调，难道都是虚寒、瘀血停滞造成的吗？如果月经过期不来，子宫虚冷，金丹可以服用；否则月经不但不过期，反而变得频繁，金丹怎么可以服用呢？至于有的人容易滑胎，却想用金丹保胎，那么保胎反而正好促成滑胎，实在可笑。杂论（十一条） 疾病的发生千变万化、层出不穷，但治疗方法总不外乎阴阳五行这四个字。上天凭借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医生凭借阴阳五行调治各种疾病。总的来说，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仍然不超出阴阳的范围。阴阳就是血气的称谓，气属阳，血属阴。气血就是水火的称谓，气属火，血属水。气没有形体，而血有形体；气依附着血运行，血没有气也不能自行运行。没有阴，阳就无从产生；没有阳，阴就无从化生；阴阳调和，万物才能生长。人就像一个小天地，阴阳一定要保持平衡。医生如果偏于使用寒凉药，或偏于使用温热药，都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医学有固定的道理，也有灵活的治法。王太仆说：寒证却不寒，是因为水不足；应当壮大水的根本，以制约阳光。热证却不热，是因为火不足；应当补益火的根源，以消除阴寒的遮蔽。这是固定不变的道理。又有医论说：能够看清远处却不能看清近处，要归咎于水不足。能够看清近处却不能看清远处，要归咎于火不足。眼睛是水精所发的光，既然水不足，任意滋补水分就可以了吗？医书又说眼睛没有火就不会生病，还说眼病没有寒证；如果因为不能看清远处，就任意补火，难道不会损伤眼睛吗？人生来近视的人很多，往往不能承受热药；对此应当结合具体治法来判断，不能一概归咎于火不足。

译用药的方法，只有在危急存亡之际，病重而药力轻、无法挽救时，才不可不加大治法。否则，治法首先应当从小剂量开始，见到效果后再逐渐增加，不能把古方的重剂量作为标准。何况考察古方的药量，折合到今天，并不算很重。比如仲景制定方剂，动辄以斤计算，有时称升、合，看起来似乎用量很多。等到使用散剂时，不过是方寸匕的剂量。丸药不过做成梧桐子那么大，每次服用不过三十粒，看起来又似乎很少。为什么丸剂、散剂、汤剂的用量相差这样大呢？考察《千金》《本草》，都说古代三两相当于今天的一两，古代三升相当于今天的一升；这样算来，古方所说的一两，只有今天的三钱。而且仲景的汤剂总是分三次服用，这样每次又只相当于三分之一。合起来计算，岂不是古代的一两只相当于今天的一钱吗？只是世代有古今，地域有南北，人的体质有强弱，药物有刚柔；医生懂得随时变通，或许才能有所收获。凡人有病，就像锁的锁齿错乱〔原文疑有误〕。医生治疗疾病，就像用钥匙开锁。不善于开锁的人，虽然极其用力，锁也打不开，甚至还会把锁弄坏。铜匠善于开锁，只需一根铜丝，轻轻一拨，锁自然就打开了。所以不善于治病的人，虽然使用重剂，病也不会解除，甚至还会加重。善于治病的人，只需一味药，就可以挽救病情。初学治病的人，应当先审察自己能够治疗就治疗，否则就等待善于治疗的人；不能还没有认识病情，就冒冒失失地用药，把人治坏了。即使后来有高明的医生，也无法挽回！锁坏了还可以损坏，人难道也可以损坏吗？用药调理病人，就像浇灌花木；有的适合清水，有的适合施肥，既要选择适宜的浇灌方法，又要浇灌适量，没有过多或不足的弊病，自然会生长得格外茂盛。调理病人也是这样，有的适合清养，有的适合峻补，有的适合补气，有的适合补阴，必须求得恰当之后才会有效，不能含混地施治。比如有人追求速效，认为人参能补气；既然服了人参，为什么气还不足？认为熟地能补阴；既然服了熟地，为什么阴还不足？却不知道用药培养身体，也像浇灌花木一样；浇灌得当，花木借此容易生长，但浇灌的东西并不是花木本身。比如芍药最适合用浓肥粪，多加浓肥粪，难道它就变成芍药了吗？所以气虚的人适合用人参；用了人参，人的气就容易生长，但人参并不是气本身。阴虚的人适合用熟地；服用熟地后，人的阴就容易生长，但熟地并不是阴本身。善于调理的人，不过是用药恰当，能够帮助人体生生不息；如果把草根树皮竟然当作血气本身，用力填补，就像给花木施肥过多，反而会阻遏它的生机。我们用药，总要做到轻重适宜，不可呆板拘泥。何况善于使用补法的人，在补益中也有开通；譬如写文章，如果全都填满实字，一个虚字也没有，能够写成文章吗？总的来说，不通晓儒学，也就不能通晓医理。有的药物非常贵重，本来应当对人有益，却反而有损害，人参就是这样。据《本草》说，人参能够使元气从无处可有的境地恢复；对于〔原文疑有脱误〕虚弱的人，可以用来补救。如果气已经到了无处可有的地步，人参怎么能替一个没有气的人生出气来呢？然而这还只是没有益处罢了，更有反而造成损害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富贵人家的人性情骄奢，淫欲没有节制，自己说体虚，刚开始生病就想服用人参；庸医没有见识，顺着他的意思给他服用〔原文疑有脱误〕。我的至亲丁吴氏肺热、声音嘶哑，某医生顺从病人的意愿，让他服了几两人参，结果更加发不出声音。于是请我诊治，我嘱咐他停服人参，服了几剂泻白散就痊愈了。还有我的至友吴在郊老人，肝火上升，头晕、出汗；他的家人都认为是虚证，某医生也认为是虚证，于是每天服用人参，汗出和头晕反而更加严重。于是请我诊治，想让我代为平肝。老人本人非常信任我，但旁边的人议论纷纷，认为既然这样用温补药，汗还止不住，何况停服人参而改服滋阴药呢？我据理说明，服人参多日丝毫没有见效，而且感觉病情在进展；如果仍不改变方法，难道一定要用人参把老人治死吗？我曾经替他家排难解纷，平素知道他们感激我，所以才能这样争论。他的儿子自以为懂医，最喜欢使用人参，某医生也附和他，始终不相信我的话；幸好老人深信不疑，自愿服用我的方剂。我始终以平肝养血为主，调理一个月就痊愈了；既然如此，服用人参有什么益处呢？还有一个亲眼见到的病例：我乡里的富户赵氏，是我的近邻。

译他的父亲患血痢，死于服用人参。他的弟弟患疔疮，也死于服用人参。又有一个叫吴景贤的人，偶然感受时邪；赵氏因为他是自己父亲的老朋友，特意送去几钱人参。景贤本来不肯服，无奈旁人认为这是财东送来的东西，怎么能不服？某医生又极力附和，拼命劝他服用，终于导致邪气不能外出而死亡。这些都是人们共同知道的事实；用本来能补益人的药反而损害人，这是谁的过错呢？我治病四十多年，大体上富贵人少，普通人多，他们大多没有财力使用人参，我自己也不轻易使用。即使是富贵人家，如果他的病证不应当使用人参，我也一定禁止使用。如果必须使用人参才能救活人，那么没有财力的人能够活下来的又有几个呢？有的药物极其便宜，看似对人没有益处，实际上却大有益处，黑芝麻〔原文后缺字〕就是这样。我曾治疗肝气胀痛异常、气逆呕吐的病证，前一位医生使用二陈汤、香附、木香来顺气，没有效果；又加用破气药，如枳壳、腹皮、乌药、沉香之类，仍然没有效果。我考虑肝气横逆，固然不能不顺气，但肝属于刚脏，治疗它应当柔和；前一位医生使用的药都有刚烈之意，所以肝不能接受。治疗应当用甘味药来缓和，同时滋养阴分以平肝；但如果不兼用通气药，也难以迅速见效，只是通气药难免带有刚燥之性。偶然想到芝麻〔原文疑有缺字〕，外表闭塞而内部通达，颜色黑可以直达肾脏，药性微凉，完全没有刚烈之意，于是用一支，辅以金橘饼三钱，服一剂就见效，服了几剂便完全痊愈。每逢病情发作，就使用这张方剂，没有不迅速痊愈的。从此以后我治疗肝气病一定使用它，没有不随手见效的；这就是所谓柔和地疏通肝气最为适宜。因此想到，凡是人体脏腑之气，没有不以通畅为贵的。《内经》说，通畅就不痛，疼痛就是不通，本来就是这样。进一步推演它的意思，通畅就不胀，胀满就是不通。通畅就不上逆，上逆就是不通。凡是治疗气病，都适宜使用通法，不只是肝经的病如此。我还治疗过患哮喘多年、肾气上逆的人，用六味地黄汤加减制成丸剂，每次服五钱，用芝麻〔原文药名不完整〕一支煎汤送服，竟然逐渐痊愈，长久没有再发作。我还治疗过肝气侵犯胃部、饮食停滞、将要形成膈证的人，使用滋润平肝、清肺畅胃的药物，加芝麻〔原文药名不完整〕、金橘饼，服十几剂就痊愈了。我又遇到过胀病，几乎有单腹胀的表现，便用甘麦大枣汤加芝麻、金橘饼，连续服用一个多月而痊愈。其他各种气病，服用它而见效的，数也数不清。如今我的亲友凡是有气病，请我诊治时，我一定嘱咐他们把芝麻〔原文药名不完整〕作为家中常备之物。至于有钱人，只知道爱用人参；这种便宜药物的妙处，他们本来就不知道，也不相信。这味药各家本草都没有记载，是我偶然得到的；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起初只是用来治疗肝气，后来逐渐发现能治疗的病很多，即使蛊胀、单腹胀也能治疗。我不愿把它当作只有自己才得到的奇方，特意把它公布出来，让世人共同使用。我曾经把自己读过的医书，与儒家经典相互配比。比如《内经》，就相当于儒书中的五经。仲景的《伤寒论》《金匮玉函》，就相当于儒书中的四书。汉代以后医书虽然很多，但都不十分醇正；只有喻嘉言阐发仲景的著作，精微而广大，深奥的义理都得以阐明，相当于儒书中的朱熹注本。后来虽然有柯氏出现，想要抹杀喻氏来炫耀自己的著作，也就像朱熹注本之后有人吹毛求疵、任意讥评一样，究竟怎么可能消灭朱熹的正统学说而推行自己的说法呢？所以我对喻氏心悦诚服，只是他的书对《伤寒》《金匮》讲得最详细；我希望他成为仲景之后的又一位医家。他的《医门法律》对杂病讲得比较简略，幸好还有《冯氏锦囊》，这部书内容完备，议论深刻醇正，而且对儿科尤其精细，是钱仲阳也比不上的。比如痘疹这一门，我曾以它为依据治疗家中的痘疹，都万全无害，是当时的儿科医书中从未见到的。所以除了推重喻氏之外，我又推重冯氏，希望后人学习他们。我不专门学习外科，却治疗过十几名杨梅疮患者；只要没有吃过捺药〔术语待核〕，没有不随手治愈的。这是因为推演冯氏治疗痘疹的方法来使用。如今外科治疗杨梅疮，总不离开下法。他们不知道，这种毒邪必须升发透达；就像治疗天花，如果能够使痘疹充分升发透达，如同花朵旺盛开放，自然会灌浆、结痂，没有不顺利吉祥的。升发透达的方法，必须善于使用内托法。保元汤由人参、黄〔原文药名缺字〕、官桂、糯米、紫草、甘草组成，所以是主要方剂。如果肆意使用大黄，使气血从下部虚弱，痘毒必定内陷，毒邪怎么能够透出？性命怎么能够保住呢？天花是先天之毒，杨梅疮是后天之毒。先天之毒想要使它透发出来，还必须使用内托法，不能损伤气血。后天之毒想要使它透发出来，难道可以不使用内托，反而只用大剂量下法损伤气血吗？气血旺盛，毒邪就容易托出并容易清尽，不会留下后患。气血虚弱，毒邪就难以托出，也难以清尽，会留下无穷祸患；所以千万不能损伤气血。天花、杨梅疮，归根到底是同一个道理；我把二者类比并论，听到的人难道不会惊讶以至于疑惑吗？然而我治疗天花虽然不多，却没有不痊愈的；治疗杨梅疮较多，也没有不痊愈的。我取《锦囊》治疗痘疹的意思融会贯通，屡次取得大效。我们家中后来的学习者，有的也许不治疗杨梅疮，但家中子女众多，幼子、孙辈难免患痘疹；如果能够研究冯氏的著作，或许可以有所收获，不至于受到当时儿科医生的危害。现在姑且把治疗杨梅疮的方法概略说一说。杨梅疮刚开始时，火毒很重，大便一定困难，不得不先使它通畅；用龙胆泻肝汤加大黄，服三两剂，大便已经通畅就停药。这类毒邪大多由肝肾受邪而来，所以先使用这张方剂。如果毒疮已经出现在面部，说明毒邪已经由脏传到腑；面部大多属于阳明，阳明主肌肉，就使用河间的防风通圣散。方中有发散、攻下、清凉解毒等药物，也有兼顾气血的药物，可以服三四剂，大便一通就停药。两张方剂都用土茯苓二两，煎汤来煎药。戒除饮茶，恐怕会解除药性。随后要看患者本身的体质：如果气分不足，就用四君子汤加败毒药物，如金银花、槐蕊之类。如果血分不足，就用四物汤加败毒药物；金银花、槐蕊可以多加，再加入养血凉血的药物。

译也用土茯苓煎汤来煎药，另外配合五宝丹：朱砂五分、琥珀五分、滴乳石五分、珍珠五分，研得极细，加入冰片二分五厘、牛黄五分，再一同研磨；加入飞罗面二两，混合均匀，用瓷瓶收藏。每次服五分，用土茯苓汤送服。每天都必须戒除饮茶，恐怕会解除药性，可以用土茯苓汤代替茶饮。这样治疗，病情轻的服用一料丹药就痊愈，病情重的不过服用二料，没有不痊愈的。我多次见到有人过量服用下药，以致不能进食，毒疮又臭得无法靠近。我用归脾汤合加味五宝丹，不过服三剂，臭味就停止了，十天后毒疮便痊愈。其中一个是巫某，另一个是我的老朋友柏邃庵；如今邃庵已经八十四岁，仍然健康，这件事可以询问他来验证。最可笑的是，我们乡里的儿科医生自己不读书，毫无学问，不过把师父传下来的几张发散、消导方剂当作全部本领，如张子和的三子养亲汤：苏子、白芥子、莱菔子，是必定要传授的；再加上羌活、防风、柴胡、葛根、枳壳、腹皮、山楂、浓朴等十几味消导药，再根据脉案传授一句“受凉停滞”。再说什么乳食相裹、要防止转变、要防止惊证之类的话，于是就挂出药壶行医了。每逢临床遇到病儿，就根据师父传下来的几句话开方；还叮嘱家人，病情重时不能吃奶，米汤也不能喝，每天服发散、消导药。几天不退热，不更换原方；即使十几天不退热，仍然使用原来的方法，只略微加减罢了！家里稍微让孩子喝些米汤，他就说是吃坏了。由于燥药服得太多，血分大亏，不能滋养筋脉，导致抽搐；他就说这是急惊风，说自己早就讲过了。多日不给孩子吃饱奶，又服发散药，治到气息微弱、好像将要断绝时，他就说这是慢惊风，说自己早就讲过了。直到孩子死亡，医生没有醒悟，受害的人家也没有醒悟，仍然认为这位先生非常灵验，因为他早就说过了。尤其可恨的是，有些给孩子拂惊的妇人，毫无传授依据，却妄自作孽；孩子本来并没有惊证，实际上是误服药物、气血已经虚弱，往往一拂惊就死了。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七情所致的病；惊证一定要因为受到惊吓才会发生，哪里有因为外感而形成惊证的呢？我们这些擅长方脉的医生不专门研究儿科，但因方脉医术而救治小儿的，也不在少数。比如曹耕之的孙女，被某个儿科医生治疗得快要死亡，于是又请来拂惊的老妇人；我再三劝阻，嘱咐停止用药，给孩子吃奶、喝粥，几天就完全痊愈了。韦廷璋的次子，刚出生八个月，偶然因为外感发热不退，某医生肆意使用发散药，不许吃奶和喝米汤，拖延了很多天，眼看就要死了，医生才回绝说不治。正好我到他〔原文“伊芳”疑为OCR错误〕家中有事，廷璋向我请求救治。我用手指探入孩子口中，孩子还含住我的手指；我知道他将要饿死了，于是假装说：“我有妙方，能够救这个孩子，但首先必须吃奶。” 家人说孩子已经快要断气了，怎么还能吃奶？我断定他一定能吃奶，只是要让他的母亲上床，把乳房送到他嘴边罢了！孩子的母亲依言照做，果然能够吃奶，而且吃得不少，吃奶后安稳地睡着了。我告诉家人，今晚暂且不必服药，明早我来给孩子用药就可以了。第二天早晨我去看，孩子夜里吃了不少奶，而且睡得安稳，看起来已经完全好了。他家问我用什么药，我笑着回答：“我有什么药？还是吃奶罢了！这个孩子已经病了很多天，过量服用发散、消导药，哪里还有什么外感？哪里还有什么停滞？又不许吃奶，简直是要把孩子饿死罢了！他没有死，大概是因为前世与我有缘。” 他家感激我，硬要把孩子寄养在我的名下，我也听从了。我又在蒋姓人家诊病，他家顺便拿小儿的药方来向我请教。我看了脉案，孩子痰喘的声音像拉锯一样，所用药物非常厉害。我问孩子在哪里，奶妈正抱着他站在我身边，并没有拉锯般的声音，只是神气非常虚弱罢了！我稍微诊了诊脉，说：“这是发散、消导过度造成的，想必又不许吃奶，这只是虚痰罢了！赶快给他吃奶，不必服药。” 他家人按照我说的去做，几天后就完全痊愈了。儿科医术误害人的事，我姑且略述两三件；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我希望后世学习方脉的人，对于儿科也必须留意。凡是名家的医书，都有儿科内容，本来就应当认真阅读；而《冯氏锦囊》从小儿科讲起，以痘科结束，尤其不可忽视。如果确实能够广泛研读方脉之学，那么关于小儿的医术也没有不兼通的。这样，家中生育的孩子即使很多，也不至于受到儿科误治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