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七

《伊洛渊源录》传记类三【总录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伊洛渊源录》十四卷，宋代朱熹撰，记载周敦颐以下以及程颢、程颐交往的门人弟子的言行。那些身列程门但言行没有显著表现，甚至像邢恕那样反而互相排挤陷害的人，也全都记录他们的姓名，以备考察。后来《宋史》中道学、儒林等传记，大多依据此书编写。大概宋代人谈论道学宗派，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而宋代人划分道学门户，也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此后那些凭借声气互相攀附、辗转依附的人，其中的君子各自坚持己见，有时酿成水火不相容的争斗；其中的小人借机因缘，有时无所不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程源是程颐的嫡孙，处境非常困窘，曾经在临安新门的草桥卖米。后来有人教他去巴结当权者，他绘制了《学道正统图》，从朱熹以下，圈入当权者的姓名，于是特别被授予初品官阶，进而担任两个县的县令。又凭借轮对的机会改任合入官，升迁为寺监丞。这简直是拿伊洛道学来作交易了。”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记》所记载的那些末流人物的变幻无常，又哪里值得奇怪呢？然而朱熹著书的本意，本来就是用前人的言论和行为来作为后人的楷模，未曾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儒者用诗礼来启发蒙昧，这不是诗礼的罪过。如果因此连这本书也一并非议，那就是因为噎住而废食了。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一

宋 朱熹 撰

濂溪先生

事状

先生世代居住在道州营道县濂溪之上，姓周，名敦实，字茂叔，后来避宋英宗旧名讳，改名敦颐。凭借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的奏请，被授任为洪州分宁县主簿。县里有案件久拖不决，先生到任后，审讯一次就立即辨明，众人交口称赞。部使者推荐他担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恰逢军队迁移到郴州及桂阳，因推荐者的缘故改任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事，签书衡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任永州，权发遣邵州事。熙宁初年，凭借赵清献公、吕正献公的推荐，担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改任提点刑狱公事。不久生病，又恰逢洪水侵蚀他的祖坟，于是请求调任南康军以便归乡。到任后，上交印信绶带，分司南京。当时赵公再次出任成都尹，又上奏起用先生，朝廷命令传到门口，而先生已经去世了。这是熙宁六年六月七日，享年五十七岁。安葬在江州德化县清泉社。先生博学且努力践行，很早便听闻大道，遇事刚毅果断，有古人的风范。为政精密严厉而宽恕，务必穷尽事理。曾经撰写《太极图》《易说》《易通》几十篇。在南安时，年轻不被太守所知。洛阳人程珦代理通判事务，看他的气度相貌非同常人，与他交谈后知道他是做学问懂得大道的，于是与他结为朋友，并且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前去受业。等到程珦担任郎官，按照惯例应当举荐接替自己的人，每次升迁授职，总是把先生的名字上报。在郴州时，郡守李初平知道他的贤能，与他交谈后感叹说：“我想读书，怎么样？”先生说：“您老了来不及了，我请求为您讲解。”于是李初平每天听先生讲学两年，果然有所收获。而程珦的两个儿子，就是所谓的河南二先生（程颢、程颐）。南安狱中有囚犯，按法律不该判死刑，转运使王逵想要从重治罪。王逵苛刻，官吏没有敢与他争论的，先生独自力争，王逵不听，先生就放下手板回家，取出告身（委任状）丢下离去，说：“像这样还可以做官吗？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王逵也感悟，囚犯得以不死。在郴州、桂阳都有治理的政绩。来到南昌县，百姓迎接高兴地说：“这是能辨明分宁案件的人，我们有所申诉了。”于是互相转告，没有人违背教令，大概不仅以抵罪为忧，实在以污损善政为耻。在衡州，事情不经过先生手，官吏不敢决断，如果下达命令，百姓不肯服从。蜀地的贤人君子都喜欢称赞他。赵公当时是使者，有人诋毁先生，赵公对他非常威严，而先生处之超然。然而赵公的疑虑始终不能消除，等到赵公守虔州，先生恰好辅佐州事。赵公仔细观察他的所作所为，才醒悟，握着他的手说：“我错怪您了！今天才知道周茂叔啊。”在邵州新建学校来教化那里的人，等到出使岭表，不畏惧出入的辛劳、瘴气的侵扰，即使是荒崖绝岛，人迹不到的地方，也一定从容视察，务必以洗雪冤屈、恩泽百姓为己任，施设措施还没来得及完全施展，就因病归乡了。先生自幼信奉古人、喜好道义，以名节自我砥砺，奉养自己非常节俭，俸禄全部用来周济宗族、招待宾客朋友，家里有时连百钱的积蓄都没有。李初平去世，儿子年幼，先生帮他办理丧事并安葬，又往来经营他的家事，始终不懈。等到分司归乡，妻子儿女卖粥有时都不够吃，但也旷达不在意。襟怀洒脱，雅有高远的志趣，尤其喜爱美好的山水，遇到称心的地方，有时整天徘徊。庐山脚下有一条溪，发源于莲花峰下，清澈寒冷，向下汇入湓江，先生在此洗涤冠缨并感到快乐，因此以濂溪自号，并在上面修建书堂。豫章黄庭坚作诗并序说：“茂叔人品很高，胸中

译洒脱自在如同光风霁月，懂得道德的人对他的言论也深为推崇。

译遗事【十四条】

伊川先生为其父太中公撰写家传时说：“父亲曾暂任南安军副职及狱掾，当时周惇实年纪尚轻，不被太守所了解。父亲观察他的气度相貌，认为他不是普通人，与他交谈后，果然发现他是追求学问、通晓大道的人，于是与他结为朋友。等到父亲担任郎官，按照惯例应当举荐他人代替自己，每次升迁授职时，总是推荐周惇实。”

伊川先生撰写《明道先生行状》时说：“先生从十五六岁时，听到汝南周茂叔谈论大道，便厌恶科举事业，慷慨激昂地产生了追求大道的志向。”河间刘立之叙述明道先生的事迹时说：“先生跟随汝南周惇颐问学，穷究性命之理，顺从本性以防备偏离正道，体悟大道以成就德行，出入于孔孟之间，从容不迫而无需勉强。”

程氏门人记载两位先生的话语说：“从前在周茂叔那里求学，他常常让我们寻找仲尼和颜回的快乐之处，问我们快乐的是什么？”

又说：“明道先生说，自从再次见到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我赞同曾点）的意趣。”

又说：李初平拜见周茂叔，说：“我想读书，该怎么办？”茂叔说：“您年纪老了，来不及了。”茂叔只对他讲说道理，初平于是听说了两年，才觉悟。又说：王君贶曾经拜见茂叔，因为与茂叔有世交之谊，便接受了茂叔的拜礼。等到坐下，听到刮起大风，茂叔谈起大畜卦。君贶于是起身说：“刚才不知道接受了您的拜礼，现在应当请您接受我的拜礼。”茂叔跑开躲避。君贶这一件事却胜过常人。谢用休问：“应当接受拜礼，还是不应当接受？”回答说：“名分已定，不接受才是【一本作‘风天小畜卦’】。又说：田猎自认为现在没有这种爱好，周茂叔说：“怎么说得这么容易？只是这种心思潜伏隐藏尚未发作，一旦萌动，又会像当初一样了。”后来十二年再次见面，果然知道还没有（戒除）。【明道十六七岁时喜好田猎，后来自己认为已经没有这种爱好了，听到周先生这番话，十二年后傍晚回家，在田间看到打猎的人，不觉心中欢喜】

又说：“周茂叔窗前杂草不除去，问他，他说与自己的心意一般。”子厚观察驴鸣，也认为如此。

又说：周茂叔说荀子原本不懂“诚”。伯淳说：既然已经诚了，心还需要修养吗？荀子是不懂诚。

邵伯温撰写《易学辨惑》记载康节先生的事迹说：“伊川与朱光庭、公掞拜访先父，先父留他们饮酒，借此论道。伊川指着面前的食桌说：‘这张桌子安放在哪里？地上不知天地安放在何处。’先父极力论述天地万物的道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感叹说：‘平生只见到周茂叔论道达到这个境界。’”

吕本中撰写《童防训》说：正献公在侍从职位上，听到茂叔的名声，极力推荐他，茂叔从常规调任升为转运判官。茂叔写信感谢正献公说：“身在微贱的官职，有四方之游；对于高贤，没有一日之雅交。”

营道何弃仲农父自己撰写《营道斋诗序》说：“营道县出城三十里近处，有个村落叫濂溪，周氏家族居住在那里。族人众多且从事儒业，等到先生远地做官，卸下担子隐居庐山，力量不能返回故居，于是临水建屋，寄托濂溪之名，意在故乡近在眼前。”苏、黄两位先生与他同时代，而所写的赋诗，都失去了本意，文字流传有误，唉，可叹啊！濂溪的周氏，至今繁衍昌盛。邢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迹》说：“茂叔闻道很早，王荆公担任江东提点刑狱时，已号称通儒。茂叔遇到他，与他交谈连日连夜，荆公退下后精心思考，到了忘记寝食的地步。”

伊洛渊源录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二

宋 朱子 撰

明道先生

行状 伊川先生

曾祖希振，皇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妣高密县君崔氏。祖遹，皇赠开府儀同三司吏部尚书；妣孝感县太君张氏、长安县太君张氏。父珦，现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寿安县君侯氏。先生名颢，字伯淳。姓程氏。其祖先叫乔伯，担任周朝大司马，封于程地，后代便以程为氏。先生五世以上居住在中山博野，高祖赠太子少师讳羽，在太宗朝因辅佐翊戴之功显赫，赐宅第于京师，居住两代，曾祖以下葬在河南，现在算是河南人。先生生来神气清秀爽朗，不同于普通孩童，还不会说话时，叔祖母任氏太君抱着他行走，不觉掉了一根钗，过了几天才寻找，先生用手指示方向，顺着他所指的地方去找，果然找到了钗，人们都感到惊异。几岁后诵读诗书，记忆力强过常人，十岁能写诗赋，十二三岁时与众人一起在学堂中，像老成之人，见到的人没有不爱重他的。故户部侍郎彭公思永谢绝客人来到学舍，一见先生便觉得奇异，答应把女儿嫁给他。刚成年就考中进士，调任京兆府鄠县主簿。县令因为他年轻，不了解他，百姓中有借哥哥住宅居住的人，挖出地中藏的钱，哥哥的儿子控告说：“这是父亲藏的。”县令说：“这没有证据，怎么判决？”先生说：“这容易辨别。”问哥哥的儿子说：“你父亲藏钱多久了？”回答说：“四十年了。”那借宅居住的人住了多久？回答说：“二十年。”于是派吏取来钱一万，查看后，对借宅的人说：“现在官府铸造的钱不超过五六年就流通

译天下，这些钱都是你未藏匿前几十年所铸造的，为什么呢？”那人于是服罪，令大对此感到惊奇。南山僧舍有一尊石佛，每年传说它的头部会放光，远近男女聚集观看，昼夜混杂相处，执政者畏惧其神灵，不敢禁止。先生刚到任，责问那僧人说：“我听说石佛每年显现光芒，有这回事吗？”僧人说：“是的。”先生告诫说：“等它再次显现时，必须先报告我。我因公务不能前往，应当取下佛头来观看。”从此石佛不再放光了。府境发生水灾，仓促兴修工程，各县都狼狈不堪，只有先生管辖的地区饮食和住宿无不便利。当时盛夏腹泻病流行，死亡的人很多，唯独鄠县没有死人。先生所到之处治理劳役，百姓不劳累而事情办成。他曾对人说：“我管理劳役，是用治军的方法。”当权者想推荐他，多次询问他想要什么，先生说：“推荐士人应当根据才能所能胜任的，不应当询问他想要什么。”任职两期后，因避亲回避，罢官再调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田税不均，比其他县更严重，大概是因为靠近府城的美田，被权贵富户以高价压低税额而购买，小民贪图一时的利益，长久则承受不了弊端。先生制定均税的法令，百姓不知道受到骚扰，而全县大大均衡。起初富人觉得不便，多发表浮夸言论，想动摇阻止这件事，后来没有一个人敢不服从。后来各路推行均税法，县官人手不足，增补其他官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文书堆积如山，还有申诉不均的，计算其费力程度比上元县不止千百倍。恰逢县令罢免，先生代理县务，上元是大县，诉讼每天不少于二百件，执政者疲于省视阅览，哪里有空顾及治理之道？先生处理有方，不到一个月，百姓诉讼就减少了。江南稻田依靠陂塘灌溉，盛夏塘堤大决，估计非千夫不可堵塞，按法应当上报府衙，府衙禀报漕司，然后计算功劳调派劳役，非一个多月不能动工。先生说：“比如这样，禾苗已经枯萎很久了，百姓将吃什么？救民获罪，在所不辞。”于是发动百姓堵塞堤坝，当年就大丰收。江宁处于水运要冲，舟卒生病的就留下作为营房安置，叫“小营子”，每年不下数百人，到了那里就死。先生查明原因，原来是留下后才向府衙请求给券才能吃饭，等到官府文书齐全时，已经因饥饿困苦几个月了。先生禀报漕司给米储存在营中，到了就给他们饭吃，从此存活的大半。在细微之处进行安排，而人们因此受益像这样的例子，先生所到之处很多。先生常说：“一命之官，如果心存爱物爱人，必定有所成就。”仁宗驾崩，遗诏官吏成服三天后除去，三天之朝，府尹率领群官将要释服，先生进言说：“三天除服，是遗诏所命，不敢违背。请求等到今天早晨再除去，所服丧服只有两天罢了。”府尹发怒不听从，先生说：“您自己除去，我不到晚上不敢释服。”一府的人相视没有敢除服的。茅山有龙池，其中的龙像蜥蜴而五色，祥符年间中使取两条龙到，途中中使奏报一条龙飞空而去。自古以来严奉以为神物，先生曾经捕捉并制成肉干，使人们不迷惑。他刚到县里，看见人持竿黏飞鸟，取过竿折断，教他们不要这样做。等到罢官停船郊外，有几个人一起说：“自主簿折断黏竿，乡民子弟不敢养禽鸟，不严而令行。”大体如此。任职两期后调任泽州晋城县令，泽州人淳厚，尤其信服先生的教化，命令百姓有事到县里，必定告知孝悌忠信，入家侍奉父兄，出外侍奉长上，根据乡村远近编为伍保。让他们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处容身。凡是孤寡残疾者，责成亲戚乡党，使他们不失所。行旅经过其地的，疾病都有人供养。各乡都有学校，闲暇时亲自前往，召集父老与他们交谈，儿童所读书，亲自校正句读。教者不好，就更换。风俗起初很野蛮，不知道学习。先生选择子弟中的优秀者，聚集教导他们。离开县里才十多年，而穿儒服的人大概数百人了。乡民结社，为他们立科条，旌别善恶，使他们有劝勉有羞耻。县有万户，三年之间没有强盗及斗死者。任期届满继任者将至，吏夜叩门，称有杀人者。先生说：“我县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如果真有，就是某村某人。”问之果然。家人惊异，问怎么知道的。说：“我常怀疑此人是恶少而不改的。”河东财赋窘迫，官府所科买，每年成为百姓的祸患。虽然是最贱之物，到官府取之，则其价飞涨，多的至数十倍。先生常估计所需，使富家预储，定其价而卖出。富人不致损失倍息，而乡民所费比常年十不过二三。民税常移近边载往，路途遥远；就地籴买则价高。先生选择富民中可任事的，预先使他们购粟，边郡所费大省，民力得以舒缓。县库有杂纳钱数百千，常借来补助民力。部使者至，就告诉他：“这钱令自用，而不敢私请。”一切不问，使者屡次更换，无不听从的。先前百姓畏惧差役，役及则互相纠诉，乡邻于是成为仇敌。先生尽知民产厚薄，排列先后，按籍而命之，没有推辞的。河东义勇，农闲时教以武事，然而应付文书凑数而已。先生到任，

译晋城的百姓于是成为精锐的士兵。晋地的风俗崇尚焚烧尸体，即使是孝顺的儿子、慈爱的孙子，也习以为常，安然接受。先生教诲劝谕禁止这种习俗，百姓才开始信服他。然而先生离开后，郡中有官员的母亲去世，因害怕将灵柩远运回乡，便投入烈火中焚烧。愚昧的风俗相互效仿，先生的教化于是被废弃。有识之士对此感到遗憾。先生担任县令时，看待百姓如同子女，想要申诉事情的人有时不持公文，直接来到庭下，陈述缘由。先生从容地告知晓谕，谆谆教导不知疲倦。在邑中任职三年，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先生离任那天，哭声震动郊野。因有人推荐，改任著作佐郎，不久又因御史中丞吕公着推荐，授予太子中允，代理监察御史里行。神宗一向知道先生的名声，召见应对之日，从容咨询访问。等到见面两三次，便期望对他大加任用。每次将要退下，神宗必定说：“频繁”请求应对来，想要常常相见罢了。有一天议论了很久。司天官报告午时正刻，先生急忙请求退下。庭中的宦官互相说：“御史不知道皇上还没吃饭吗？”先生先后进言很多，大体以端正心志、遏制私欲、求取贤才、培育人才为先。先生不修饰言辞辩论，只以诚心感动君主。神宗曾经让先生推举选拔人才，先生所推荐的有几十人，而以父亲的表弟张载以及弟弟张颐为首。所上的奏章疏文，子侄不得窥看草稿。先生曾说：“君主应当防备未萌发的欲望。”神宗俯身拱手说：“应当为你警戒。”等到因议论人才时说：“陛下为何轻视天下士人？”神宗说：“我怎敢这样。”先生说到两三次。当时王安石日益被信任，先生每次进见，必定为神宗陈述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根本，不曾谈及功利。神宗起初怀疑他迂腐，但礼遇没有减退。当极力陈述治国之道时，神宗说：“这是尧舜的事情，我怎敢担当。”先生脸色严肃地说：“陛下这话不是天下的福气。”王安石逐渐推行他的学说，先生意见多有不合，事情发生必定议论列举。几个月之间，奏章几十次上呈，尤其极力议论的有：辅佐大臣不齐心，小臣参与大计，公论不能施行；青苗法收取利息，出卖祠部度牒，差遣提举官多不称职；以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削百姓以迎合宠幸，不加罢黜责罚；兴利之臣日益进用，崇尚道德的风气逐渐衰微等十几件事。王安石与先生虽然道不同，但曾称先生忠信。先生每次与他议论事情，心平气和，王安石多被他打动。而言路中喜欢直言的人，必定想要极力攻击取胜，因此与直言的人成为敌人。先生的言论既然不能施行，恳求外放任职。神宗仍然重视他的离去，上奏章及当面请求达十几次不被允许，于是闭门待罪。神宗将要罢黜各位言官，命令执政官员任命先生为监司，差遣代理京西路提点刑狱。又上奏章说：“臣的话正确，希望施行；如果是妄言，应当给予显明的责罚，请求罪过却获得升迁，刑赏混淆了。”屡次请求得以罢免。随后神宗亲手批示揭露同僚的罪过，唯独对先生没有责罚，改差遣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担任太守的人严苛多忌，通判以下没有人敢与他争辩。太守起初以为先生曾经担任台宪官员，必定不尽力职事，又担心他怠慢自己。随后先生侍奉他非常恭敬，即使是管理仓库的细微事务无不尽心，事情小有不安必定与他争辩，于是没有不听从的，相处非常欢乐。多次平反重案使本该处死的人得以活命，前后大概有十几起。河清卒按法律，不从事其他劳役。当时宦官程昉任外都水丞，倚仗权势蔑视州郡，想要全部夺取各埽兵治理二股河，先生依法拒绝他。程昉向朝廷请求，命令给他八百人。当时正值大寒，程昉肆意施虐，众人逃跑而归。州官清晨聚集在城门，吏人报告河清兵溃逃归来，将要入城。众官互相看着畏惧程昉，想要不接纳。先生说：“这是逃避死亡自行归来，不接纳必定作乱。”程昉说：“有话说，我自己承担。”于是亲自前往开门安抚晓谕，约定休息三天后恢复劳役，众人欢呼而入。将事情详细上报，得以不再派遣。后来程昉奏事经过州城，见到先生，言语甘甜但气势慑服。随后在众人中扬言说：“澶州士兵溃逃是程中允诱导的，我必定向皇上申诉。”同僚将此事告诉先生，先生笑着说：“他正畏惧我，怎能这样？”果然不敢说。防范曹村埽决口时，先生正在救援防范小吴，相距百里。州帅刘公涣因事情紧急告知先生，先生一夜奔驰到达。州帅在河桥等候，先生对州帅说：“曹村决口，京城可担忧。臣子的本分，身体可以堵塞，也去做。请全部将厢兵交给我，事情如果不成功，您应当亲自率领禁军来接续。”州帅认为烈士大义，于是将本镇印信授予先生说：“您自己使用。”先生得到印信，来不及入城探望亲人，径直走向决堤处，晓谕士卒说：“朝廷养育你们，正是为了缓急之时。你们知道曹村决口就会注入京城吗？我与你们用身体捍卫它。”众人都感激效命。议论的人都认为形势不可堵塞，徒劳人力罢了。先生命令善于潜水的人衔着细绳渡过决口，水正奔流注入，到达的只有百分之一，最终能牵引大绳索渡河，众人两岸并进，昼夜不停，几天后合拢。将要合拢时，有大木头从水流中间漂下。先生回头对众人说：“得到那巨木横在流入口，我的事就成功了。”话刚说完，木头果然横在流入口，众人认为是至诚所致。后来曹村之下再次决口，于是长久不能堵塞，几路困扰，大为朝廷担忧。人们认为如果让先生在职，怎会有这样的事？郊祀大赦恩泽，先生说：“我的罪过洗清了，可以

译已经离开了。”于是请求担任监局之职以便奉养双亲，得以罢官归乡。从此，厌恶王安石新政的人竞相宣扬躲避新法的言论，一年多后，他得以担任西京洛河竹木务监官。推荐他的人说他未曾按年限资历升迁，请求提升他的官阶，特别改任太常丞。神宗仍然记得先生参与编修三经义的工作，曾对执政大臣说：“程某可以任用。”执政大臣不回答。又曾有在洛阳面见皇帝的人从洛阳来到，神宗问：“程某在那里吗？”连连称赞他是优秀的人才。后来彗星出现在翼宿和轸宿之间，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先生应诏论述朝政极为恳切。回到朝廷后，执政大臣多次推荐他任职，神宗都不允许。不久，神宗亲笔批示让他担任府界知县，代理扶沟县事，先生拜见执政大臣，再次请求担任监局之职。执政大臣告知他皇上的旨意不可更改。几个月后，枢密院共同推荐他担任武学判官。新得势的人说他在新法初行时，首先提出不同意见，于是罢免他恢复原职。先生治理政务专尚宽厚，以教化百姓为先，虽然看似迂腐，但百姓确实受到感化。扶沟县向来盗贼众多，即使是丰收年景，强盗案件也不下十几起。先生在任期间没有强盗案件。恰逢二年，广济蔡河水溢出县境，沿河那些不务正业的百姓，不再从事生产，专门以胁迫夺取船中人物为生，每年必定焚烧十几条船来树立威风。先生刚到任，抓获一人，让他招出同伙，抓获几十人，不再追究他们过去的罪恶，划分土地让他们居住，让他们以拉船为业，并且监视作恶的人。从此县境没有焚舟的祸患。京畿地区的田税沉重，朝廷每年常减免一些作为恩惠，然而良善的百姓害怕督促责罚而提前缴纳拖欠的税款，获得减免的都是顽固的百姓。先生订立契约，前一年获得减免的人，今年必须按期足额缴纳，于是恩惠才开始公平。司农寺建议，天下缴纳役钱达到第四等户，而京畿地区只到第三等，请求也涉及第四等。先生极力陈述不可行，司农寺上奏他的议论，说一定会获罪，而神宗认为先生说得对，京畿各县都得以免除。先生执政时常权衡谷价，不让它过于昂贵或过于便宜。恰逢大旱，麦苗将要枯死，先生教人挖井灌溉，一口井不过几个工人，却能灌溉几亩地，全境都依赖于此。水灾导致百姓饥荒，先生请求发放粮食借贷给他们，邻近的县邑也请求。司农寺发怒，派遣使者核实。使者到了邻邑，县令急忙自己陈述粮食即将丰收，无需借贷。使者来到扶沟，对先生说何不也自己陈述，先生不肯，使者于是说不应借贷。先生极力陈述百姓饥荒，请求借贷不止，最终得到粮食六千石，饥民得以救济，而司农寺更加愤怒。查看借贷名册，户等相同而借贷数量不同，发文命令杖打主管官吏。先生说救济饥荒应当根据人口多少，不应当根据户等高下，况且是县令实际做的，不是官吏的罪过，这才作罢。内侍都知王中正巡视保甲，权势宠幸极盛，所到之处欺凌轻慢县官，各县供应帐幕竞相追求华丽鲜艳以取悦侍奉他。主管官吏请示先生，先生说：我县贫穷，怎能效仿其他县？而且向百姓索取，是法律所禁止的。县令有旧的青帐可以使用。先生在县一年多，王中正往来县境，最终没有进入。邻近县邑有冤情上诉到府衙，希望由先生裁决的，前后有五六起。有犯小盗窃罪的人，先生对他说：你能改过自新，我减轻你的罪责。盗贼叩头愿意改过自新。几个月后又翻墙盗窃，捕吏来到门前。盗贼告诉他的妻子说：“我与太丞约定，不再做盗贼，现在有什么脸面见他呢？”于是自缢身亡。官制改革后改任奉议郎，朝廷派遣官员清查牧地、民田，应当没收的有一千顷，往往拿着累世的契约凭证来证明都不被采纳。各县已经确定，而扶沟百姓唯独不服，于是有朝廷法令改税作租，不再增加，并且允许买卖如同私田。百姓已经厌倦了追呼催缴，又得到不加赋税的好处，于是都服从了。先生认为不可行，清查土地的官员来到对先生说：“百姓愿意服从而您不允许，为什么呢？”先生说：“百姓只知道今天不加赋税，却不知道日后增加租税夺取田地就会失业无法生存了。”于是为他讲述仁厚之道，那人感动谢罪说：“宁愿受责罚，不敢违背您。”于是离去。其他县邑不超过一个月，先生被罢免离去，那人又来到对代理县令说：“程奉议离开了，你还依仗什么敢拖延违抗？”朝廷法令督责很急，几天事情就办完了。邻近县邑百姓犯盗窃罪被关在县狱而逃跑，后来又遇到赦免，先生因此获罪被特别法令罢免。县里百姓知道先生将要被罢免，到府衙和司农寺请求挽留的有上千人。离开的那天不让人知道，老幼几百人追到县境，攀拉着号啕哭泣，打发他们也不离去。因为双亲年老请求在近乡担任监局之职，得以担任汝州酒税监官。当今皇上即位，广施恩泽改任承议郎。先生虽然官职小，贤士大夫看他的进退来预测兴衰。圣明的政令刚刚革新，贤德之人登进，先生特别被时望所归属，被召为宗正寺丞，还未上任因病去世。元丰八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岁。士大夫认识与不认识的，没有不哀伤惋惜的，为朝廷和百姓感到遗憾。先生资质禀赋本就特异，而且修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厚而有节制，和顺而不随波逐流，忠诚贯穿金石，孝悌通达神明。看他的神色，他待人接物，如春日阳光般温暖；听他的言语，他深入人心，如及时雨般滋润。胸怀坦荡，透彻无碍，探测他的蕴藏则浩大如沧海无边，极尽他的德行，美好的言语大概不足以形容。先生行事内心主于恭敬，而行事以恕道，见到善行好像出于自己，不愿意不施于人。居于广居而行大道，言语有实质而行动有常度。先生做学问，从十五六岁时听汝南周茂叔论道，于是厌恶科举之业，感慨

译然而他有追求大道的志向，却不知其要领，在诸子百家中泛滥游荡，出入于老庄、佛释之间长达十年，后来回归六经才有所得。他通晓万物之理，明察人伦之道，知道尽性至命必须以孝悌为根本，穷究神妙、知晓变化必须通晓礼乐，辨别异端似是而非的谬误，开启百代以来未曾明晓的困惑。秦朝汉朝以来，没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他认为孟子去世后圣人的学问就失传了，把振兴这种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说：“大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异端邪说危害它。过去的危害浅近而容易知道，现在的危害深重而难以辨别。过去迷惑人，是趁着人们迷昧昏暗；现在侵入人心，是凭借人们自认为高明，自称穷究神妙、知晓变化，却不足以开物成务。言论看似无所不包，实际上却背离了伦理。探究得极深极微，却不能进入尧舜的大道。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执，就一定会陷入这种境地。自从大道不明以来，邪诞妖异的学说竞相兴起，蒙蔽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沉溺于污浊之中。即使是高才明智的人，也拘泥于见闻，醉生梦死，自己却不觉悟。这些都是正路上的杂草丛生，圣门中的阻塞不通。清除它们之后才能进入大道。先生进取时想要唤醒百姓，退隐时想要阐明著书，不幸早逝，都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精微的辨析，稍为世人所见的，只是学者所传述的罢了。先生的门徒很多。先生的言论平易易懂，贤者和愚者都能从中受益，就像众人到河边饮水，各自满足自己的需要。先生教导人，从致知到知止，从诚意到平天下，从洒扫应对到穷理尽性，循序渐进，有条有理。他痛心于当时的学者，舍弃近处而追求远处，身处低位却窥探高处，所以轻率自大而最终一无所得。先生待人接物，明辨是非而不疏远，有感而发且能通达。教导人而人容易听从，发怒于人而人不怨恨。贤愚善恶，都能得到他们的真心。狡诈虚伪的人献上诚意，粗暴傲慢的人表现出恭敬。听到风声的人诚心信服，见到德行的人心醉神迷。即使是小人因为趋向不同，在利害关头有时被排斥，退下来反省私心，没有不认为先生是君子的。先生治理政事，处理恶事以宽厚，处理繁杂事务以从容，在法令繁密的时候，不曾随大流做应付文辞、逃避责任的事。别人都苦于拘束阻碍，而先生处理起来绰绰有余。众人忧虑认为非常困难，而先生做起来游刃有余。即使处于仓促之间，也不动声色，正当监司竞相严急的时候，他们对待先生大多宽厚。在施行措施的时候有所依赖。先生所制定的纲纪法度，人们可以效仿实行。至于他引导而人们顺从，触动而人们和谐，不索取而万物回应，未施予信用而百姓信任，这是别人无法企及的。彭夫人被封为仁和县君，严肃正派而有礼节，侍奉公公以孝顺著称，善于和睦族人。比先生早一年去世【一本有五字】儿子【一本有三早卒字】叫端懿，任蔡州汝阳县主簿。叫端本，研习进士学业【一本有四字】女儿【一本有三夭一字】嫁给假承务郎朱纯之。选择在今年十月乙酉日安葬在伊川先人的墓地，恭敬地书写家世、行业以及历任官职行事的大概情况，以求有志于著述的人为之作志。

译门人朋友叙述【并序】

先兄明道下葬时，颐撰写行状以寻求志铭，并备日后史官采录。随后，门人朋友撰文叙述他的事迹，阐述他的道学，人数很多。他们推崇尊崇、称颂赞美的心意，各人依据自己所知，本来就不相同。但认为孟子之后传承圣人之道的人，只有他一人，这一点则是相同的。文章太多不能全部收录，选取那些对行状有所补充的几篇，附在行状之后。

河间刘立之说：“先生幼年就有奇特的资质，聪明智慧令人惊叹。几岁时，就具备成年人的气度。曾作《酌贪泉》诗说：‘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当时的先达前辈，赞许他的志向节操。等到长大，豪爽勇猛自我奋发，不沉溺于世俗流俗。跟随汝南周茂叔问学，穷究性命之理，顺从本性防范邪道，体悟大道成就德行，出处进退合乎孔孟之道，从容不迫毫不勉强。刚过二十岁赴京城应试，声望美好洋溢。老儒宿学，都自认为比不上他，无不登门希望结交。初仕担任永兴军鄠县簿，永兴帅府让他出任太守，都是机密大臣，对待先生无不竭尽礼数。任晋城令时，当地风俗朴陋，百姓不知学习，中间近百年没有考中进士的人。先生挑选其中的优秀者，为他们设置学舍和粮食器具，聚集起来教导他们，早晚督促勉励，诱导进取的学者，风气像草木随风倒伏一样日益兴盛。熙宁、元丰年间，应考的人多达数百，考中进士的有十余人。先生处理政务条教精密，而以诚心为主。晋城的百姓，受先生教化熏陶，凶暴桀骜的子弟，甚至以不犯法为耻。直到先生离任后的三年间，编户数万，犯重罪入狱的才一人，然而乡里仍把不遵从教令视为深耻。熙宁七年，立之在晋城得官，距离先生离任已十多年，见百姓有聚众居住而不分家异姓的，问其原因，说是太守程公教化的结果。先生诚心感人如此。推荐为御史，神宗召对，问如何做御史，回答说：‘让臣拾遗补阙，辅助朝廷是可以的；让臣搜集臣下的短长，以沽取正直的名声则不能。’神宗叹赏，认为他懂得御史的本分。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执政，议论变法改令，言官攻击他非常猛烈，甚至有发愤肆意辱骂，无所不至的。先生唯独以至诚开导接纳君相，奏疏呈入就销毁草稿，不拿给子侄看，常说：‘宣扬自己矜持众人，是我所不做的。’曾被召赴中堂议事，王安石正对言官发怒，脸色严厉地对待他。先生缓缓说：‘天下之事，不是一家私议，希望公平气以听。’王安石为此惭愧屈服。善于谈论太公兵法，请求领崇福宫，先生请求折资监当，以便奉养归洛，从容侍奉亲庭，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先生经学通达明晓，义理精微，乐于告知不倦，士大夫跟随他讲学的，早晚盈门，虚心前往满载而归，人各得所欲。先生在御史任上，有南方士人依附执政门下的，正从南方回来还未到，而依附的说法，先在京城传播，且那人素来议论有亏缺。先生上奏言其行。后来先生被任命判武学，那人已位通显，怕先生再次进言，于是抗章说：‘先生在新法之初，首先提出异论。’先生笑着说：‘这难道是诬蔑我吗？’又以便亲为由，乞求汝州监局。先生高才远业，沉沦屈居卑冗，人为先生叹息，而先生处之恪守勤勉不懈怠，说：‘执事安得不谨？’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正将要用他，未赴阙，得疾以终。先生有天下的重望，士民以其出处卜时隆污，听到讣告之日，识与不识，无不落泪。自孟轲死后，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道入德。先生杰然自立于千载之后，清除榛秽，开示本原，圣人的庭院家喻户晓可以进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然而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阈者盖鲜，况堂奥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如之气盎于面背，快乐平易多恕，终日怡悦。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色，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款曲自尽。闻人一善，赞叹奖劳，惟恐其不笃；人有不及，开导诱导，惟恐其不至。所以虽桀傲不恭，见先生无不感悦而化服。风格高迈，不事标饰，而自有畦畛。看他的容色，听他的言教，则放心邪气不复萌于胸中。太中公告老而归，家素清贫，租居洛城，先生以禄养族大食众，豆粟仅足，而老幼各尽其欢。内外幼孤穷无托者，皆收养之，抚养教诲，期于成人，嫁女娶妇，皆先孤儿而后及己子。食无重肉，衣无兼副。女儿长过期，至无资以遣。先生达从政，以仁爱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

立之曾问先生如何临民，说：“使民各得输其情。”问如何御吏，说：“正己以格物。”虽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训，不敢懈怠。先生抱经济大器，有开物成务之才虽不用于时，然至诚在天下，惟恐一事不得其所。见民疾苦如在诸己，闻朝廷兴作小失，则忧形颜色。曾论所以致君尧舜

译沛国朱光庭说：“唉！大道不明、不行已经很久了。自从子思把它写进书籍，后来孟子倡导它。孟子死后没有得到传承，韩愈的话确实可信啊。大体上先生的学问，以诚为根本。仰观上天，清明高远，日月运行，阴阳变化，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诚罢了。俯察大地，广博承载，山川凝结，草木繁殖，之所以如此，也只是因为诚罢了。人处于天地之间，融合无间，纯粹不息，大概就在这里吧？诚，是天德。圣人由诚而明，他静止时如深渊停水，他行动时如神速般迅捷。天地之所以定位，万物之所以养育，哪有不遵循这条大道的呢？先生得到了圣人的诚。从开始学习直到成就德行，虽然天资聪颖卓越，超出常人，但卓绝的见解，一以诚为主。所以推而事奉双亲则诚孝，事奉君主则诚忠，友爱兄弟则宽裕从容，信守朋友则久约不忘，修身慎行则无愧于暗室独处，临政爱民则如同保护婴儿。如果不是得到圣人的诚，谁能达到这个境界呢？才能周遍万物却不自以为高，学问贯通三才却不自以为足，行为贯通神明却不自以为异，见识照察古今却不自以为得。至于六经的深奥义理，百家的不同学说，研究穷尽，在胸中判然分明。天下的事情，虽然万变交加于前，但烛照它不失毫厘，权衡它不失轻重。凡是贫富贵贱生死，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心。真可以说是大丈夫了，如果不是所得之深，所养之厚，能达到这样吗？唉！上天生这个人，让他平治天下，功德岂是小小的补益呢？正当圣政日新月异，贤者汇聚进用，大概将用这条大道唤醒百姓，而上天却迅速夺走了他，可以说非常不幸了。孔子说：‘早晨闻道，晚上死去也可以。’自从孟子以来，一千多年，先王的大道，得到先生后才得以传承。他辅助天地的功绩，可以说盛大极了。虽然不能居高位来恩泽天下，然而用这条大道向人们倡导，也已经显著。那些听闻而知道的人，尚且能效仿他，先生就不会灭亡了。”

河间邢恕说：“先生的德行品性超越常人，外表温和内心刚强，眉目清秀峻拔，语声铿锵有力。我早年跟随先生的弟弟学习，初次在磁州见到先生，他的气貌清明纯粹，待人接物和善而有包容，论辩义理刚直而不侵犯，思索精妙造极深义，言语浅近但探究起来意义深远。我起初恍然自失，才知道天下有成就德行的君子，所谓‘完人’，像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先生担任澶州幕僚，一年多后罢任回家。我后来经过澶州，询问村民，没有不称赞先生的，都咨嗟叹息。大概先生从政，看待百姓如同子女，忧虑公事如同自家，他的诚心感动万物，虽然只是郡府的佐官，而且只停留了一年多就离开，以至于田夫野老都知道他的姓名，又赞叹他的贤德。如果先生治理一个郡，会怎么样呢？如果先生治理天下，又会怎么样呢？既然不被朝廷任用，因为奉养双亲的缘故，在仓库任职以获取俸禄作为供养。在洛阳居住十年，潜心于道德性命之间，有所自我涵养其浑浩冲融之气，而必定合乎规矩准绳。大概是真正的颜回一流人物，黄宪、刘迅之类不足道了。洛阳确实是别都，是士人的聚集地。在仕途的人都仰慕教化而跟随他，向他质疑解惑，乡里的士大夫都高仰他，乐于跟随他交游。学士们都以他为宗师，讲道劝义，行李往来经过洛阳的人，如果知名有识，必定拜访他的门庭，虚心而去，充实而归，没有不心醉敛衣而诚心佩服的。于是先生身体更加退隐，地位更加卑微，而名声更加高于天下。当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共同听政，凡是政事中有利者保留，有害者去除。重新起用司马光君实担任门下侍郎，任用吕公晦叔担任尚书左丞，而先生也以宗正丞被召。执政者日日等待他到来，将大加任用。讣告传到京师，各位公卿人人叹嗟，为朝廷惋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诸生听到消息，没有不相吊唁的，认为这是哲人云亡。唉！只有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时宜离开朝廷十七年。如今太皇太后执政，命令不出宫闱，天下本来已经安宁，正在大力讲求政事的得失，纠正偏颇，借助人才以成就治功的时候，像先生这样的才能，无论大小左右内外任用都没有不适宜的。大概他所知晓的上至尧舜三代帝王的治理，他之所以包涵博大悠远纤悉上下，与天地同流。他教化如时雨般润物，先生本来已经默识于心。至于兴造礼乐制度文为，下至用兵战阵之法，没有不研究的，都达到极致。外至夷狄的情状，山川道路的险易，边境防戍城寨斥堠控带的要害，没有不周知的。他的吏事操决文法簿书，又都精密详练。像先生可以说通儒全才了，而所有的才能没有尝试其万一，又没有享尽高寿。这是有志之士所以恸哭流涕的原因。”

成都范祖禹说：先生为人清明端洁，内直外方，他的学问本于诚意正心，认为圣贤之道可以必定达到，勇于力行，不做空洞的文章。他在朝廷，与道同行或止息，主于忠信，不崇尚虚名。他治理政事，看待百姓如同子女，悲悯教爱，出于至诚，兴利除害，想要的必定得到。所以先生所到之处，百姓

译百姓依赖他如同父母，离开久了依然思念不忘。先生常说：“县里的政教可以通达天下，一个县邑，就是天下的楷模。”先生因为父母年老，请求担任清闲的官职，居住在洛阳，将近十多年，与弟弟伊川先生在家中讲学，教化在乡里推行。家中贫困，饮食粗劣，有时甚至接济不上，但侍奉父母务必顺养他们的志趣，周济族人，一定竭尽全力。前来跟从学习的士人，在馆舍中络绎不绝，有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先生对于经书，不致力于解析为琐碎的言辞，关键在于用于自身修养而明白天道。他教导人说：“不是孔子的道就不可以学习。”大概自从孟子去世，中庸的学问不再流传，后世的士人不遵循根本而用心于末节，所以不能使他们进入尧舜的大道。先生凭借独到的智慧自我领悟，距离圣人一千多年，开启了关键，直接窥见堂奥，统一了天地的道理，穷尽了事物的变化。所以他的容貌严肃而气息平和，意志坚定而言语严厉，远看令人敬畏，接近则使人亲近，向他请教的人无穷无尽，他从容应对，回答的内容愈发新颖，真是学者的老师。他培养的人才在当时很多，虽然长期离开朝廷，但人们常把他是否出仕作为当时政治通达或阻塞的标志。刚被任命为宗正丞，天下每天盼望先生入朝，认为将得到重用。等到听说他去世，上自公卿，下至街巷的士人百姓，没有不哀悼的，说：“时运不幸啊，这是天命啊！”《伊洛渊源录》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三

宋 朱子 撰

明道先生

书行状后 游 酢

先生道德的高尚、经纶的远大谋划、进退的大节，伊川季先生与门人高弟，已经论述其实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谨拾取他的遗事，以备采录。先生生来就有美好的资质，听闻大道很早，年过二十，明诚夫子张子厚以他为友并尊他为师。子厚年轻时自喜其才，认为率领数万骑兵可以横行匈奴，看待叛羌为容易对付，所以跟随他游学的人大多能讲述边疆事务。后来听到先生的论议，于是回去责备他的门徒，完全抛弃旧学，来从事明道之学。他看待先生虽然是外兄弟之子，但虚心求益的意思，恳切得像怕赶不上一样。等到先生做官，仍然写信给扈，以定性未能不动，向先生请教，先生为他破除疑惑，使内外动静道通为一，读他的书信可以考察而知。后来子厚学成德尊，识者认为他与孟子相比，然而仍然秘藏其学，不多为人讲解，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虽然多闻，不致力于蓄德，只是徒善口耳而已，所以不屑与他们交谈。先生对他说：道在天下不明很久了，人们善于他们所习的，自认为至足，一定要像孔门那样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那么师资势隔，而先王之道或许会熄灭了。当今之时，应当随其资质而诱导他，虽然见识有明暗，志向有浅深，也各自有所得，而尧舜之道或许可以逐渐达到。子厚采用他的话，所以关中学者躬行实践，大多与洛人并推其所自，先生启发之也。擢升为御史，皇帝眷顾很深厚，屡次承受德音，所献纳的一定依据经术，事情常在早时辨明而在渐时警戒。一天，神宗纵言及于辞命，先生说：人主的学问，只应当以急务为急，辞令不是所先的。神宗为之动容。会同天节宫嫔专献奇巧为天子寿，先生既在朝中言说，又顾谓执政戒之。执政说：宫嫔实为非上意也，有什么伤害？先生说：作淫巧以荡上心，所伤害的多矣，公的话不对。执政辞遂屈。是时有同在台列者，志向未必相同，然而心慕其为人，尝语人曰：他人的贤者，犹可得而议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复视之，表里洞徹，莫见疵瑕。先生平生与人交往无隐情，虽僮仆必托以忠信，故人不忍欺之。尝自澶渊遣奴持金詣京师贸用物，计金之数可当二百千，仆无父母妻子，同列闻之莫不骇且诮，既而奴持物如期而归，眾始叹服。盖诚心发于中，畅于四支，见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概类此。先生少长亲闱，视之如傷，又气象清越，洒然如在尘外，适宜不能劳苦。及遇事，则每与贱者同居饮食，人不堪其难，而先生处之裕也。尝董役，虽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盖。时所巡行，眾莫测其至，故人自致力。尝先期畢事，异时夫伍中夜多嘩，一夫或怖，万夫竞起，奸人乗虚为盗者不可胜数。先生以师律處之，遂訖去无嘩者。及役罢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鄠，有監酒税者，以贿播聞，然怙力文身，自号能殺人，眾皆惮之，虽监司州将不敢發。先生至，将与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辄为言曰：“外人谓某自盗官錢，新主簿将发之，某势窮必杀人。”言未讫，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讵肯为盗？万一有之，将救死不暇，安能为杀人？”其人默不敢言，后亦私偿其所盗，卒以善离。州从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为嫡孙，未果承重，先生为推典故意告之甚悉，其人从之，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搢紳始习为常。盖先生御小人使不丽于法，助君子使成其美，又大抵类此。先生虽不用而未尝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确乎如石，胸中之气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从之学，朝見而夕归，饮其和，茹其实，既久而不能去。其有贫者，以单衣御冬累年而志不变，身不屈。盖先生之教要出于为己，而士之游其门者，所学皆心得到自得，无求于外，以故甚贫者忘饥饿，已仕者忘爵禄。鲁重者敏謹，细者裕，强者无拂理，愿者有志立，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不像世之士妄意空无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与焉，及措之事业，則伥然无据而已也。方朝廷图任眞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识者谓先生行且大用了，不幸而先生卒。呜呼，道之行与廢，果非人力所能为也，悲夫！哭着为之赞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体与？天地之化其太和之运与？确然

译崇高光明，万物被其覆盖；低垂广博，万物被其承载。不正是因为它统一了吗？阳气从此舒展，阴气从此凝聚，消长盈虚，看不见它的形迹。不正是因为它和谐了吗？孔子的德行，那融合心灵、洗涤思虑，默默契合于此了吗？不然，为何那种肃穆不止、浑厚无边的境界，让那些善于言辞的人也无法充分歌颂他的美德呢？唉！谁说大道没有施行，百姓没有觉醒，而先知先觉的人就离世了呢？百代之后，那些想要见到孔子却无法得见的人，难道不能通过观察天地的边际来体悟吗？

译哀词 吕大临

唉！距离圣人已经太远了，斯文衰败了。先王流传下来的良好风气与善政，已经泯灭而不可再见。明师与贤弟子之间传授的学问，断断续续而不得听闻。以精通章句训诂为能事，穷究遗留的经典；以精通礼仪法度为能事，穷尽儒家的术数。致使圣人的大道，在腐儒吟诵之余被玩弄，在百姓日常用度的末节中隐没。反过来向自己内心探求，则茫然无所得；将其施行于天下，则似乎不可行。异端学说相互争衡，尚且不与此道相合。先生具有特立独行的才华，深知《大学》的要旨，广博学习且记忆力强，亲身实践并极力探究，明察人伦，通晓万物，直至其终极境界，心中豁然开朗，洞见道的本体。他达到简约的境界，虽然外界事物的变化感应不一，知道用这颗心去应对就不会穷尽；虽然天下的道理极其众多，知道反求自身便自足。他致力于专一，异端学说并存而不能动摇他，圣人复活也不能改变他。他修养所达到的成就，和顺之气充满周身，表现在声音容貌上，然而看上去崇高深远，不可轻慢。遇到事情从容处理，不急不躁，然而内心诚恳深切，从不松懈。他对自己责任看得很重，宁愿学习圣人而未能达到，也不愿凭一件善行成名；宁愿因有一物未蒙受恩泽而视为自己的病痛，也不愿将一时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功劳。他自信非常坚定，认为自己的志向可以实行，就不苟且地保持高洁而进退；认为自己的道义心安，即使是小官职也有所不屑。那安顿天地、化育万物的，是道。传承这个道的，是斯文。振兴已经坠落的斯文，通达尚未实行的道的，是先生。致使学问未能最终传承，志向未能最终实行，以至于如此地步的，是天意。先生的德行，可以形容的，还可以述说；那独自智慧、自我获得，合乎天道，契合先圣的，是无法述说的。元丰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去世。门人学者，都用各自所领悟的来命名先生的德行。先生的德行不容易命名，这也是各自伸张自己的志向罢了。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师致仕潞国公文彦博题

先生名灏，字伯淳，葬在伊川。潞国太师在他的墓上题写“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颐叙述其中的缘由，刻在石头上说：“周公去世，圣人的大道不再施行；孟子去世，圣人的学问不再传承。大道不施行，百世没有良好的治理；学问不传承，千载没有真正的儒者。没有良好的治理，士人尚且能够阐明良好治理的大道，来教化他人，传给后世；没有真正的儒者，天下人盲目奔波，不知道方向。人的私欲放肆而天理灭绝了。先生出生在千四百年之后，从遗留的经典中获得那不传的学问，立志要用这个道来唤醒百姓。上天不肯长久保留，哲人过早去世。乡里的士大夫们共同商议说：‘大道不明已经很久了。’先生出来倡导圣学，来展示给人看，辨别异端，批驳邪说，开启历代以来的沉迷。圣人的大道，得到先生而后显明，功劳太大了。于是皇帝老师采纳众人的议论而为先生定下称号，来表彰他的墓。学者对于道，知道方向，然后才能看见这个人的功劳；知道境界，然后才能看见这个名称符合实情。山可以夷平，谷可以填平，明道的名声，贯穿万世而长存。刻石在墓旁，来告诫后人。”

赞 陈恬

贤德啊先生！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开始，对父母孝顺笃厚，对兄弟友爱和睦，推广开来治理他人。不刻意作为而使人感化，百姓没有争斗。在田野间揖让谦恭，转而侍奉君主。正直的言论和忠诚的谋略，奸邪的言论，感动得叹息流泪。举出来教导他人，纯粹是王道。天下的英才，亲身服从并践行，根本在于端正自身。只有德行温和，像冬天的太阳，像夏天的云彩。最终默然识知，透彻贯通古今，探究深奥细微，包罗世间的政务。贤德啊先生！超然绝伦，大用很近，为何夺去他的寿命？先生的道，不在他的弟弟那里。当他起初兴起时，天下都欢喜。如今他西去了，天下怀念他。谁有力量，将他推荐给君主？让他施行他的道，唤醒百姓。

遗事【二十七条】

明道先生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师承，‘天理’这两个字却是自己体悟出来的。”【见《上蔡语录》】

先生对学者说：“你们看我这样，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常见伯淳所在的地方，处理政务便上下响应。等到人多了，便形成风气。形成风气便有所鼓动。天地间只是一个风来鼓动万物。【见《程氏遗书》伊川先生的话】

明道做县令时，常在座位右边写下“视民如伤”四个字。说灏每天对此都有愧疚。看他的用心，应该不至于错误地判决或鞭打百姓。【见《〇山语录》】明道审理百姓的刑狱，未曾不用刑罚，也严厉威严，然而至诚感人，百姓被感化。【见《〇子雅言》】

明道在上元县任主簿时，谢师直担任江东转运判官，谢师宰来探望他的哥哥，曾经向明道借用公仆挖掘桑白皮。明道问他：“漕司的役卒很多，为什么不用他们？”谢师宰说：“《本草》说桑白皮出土见到太阳的会杀人，因为伯淳所派的人不欺骗，所以借他们。”谢师宰的信任到了如此地步。【见文集《伊川记》，下同】

谢师直任洛阳知府时，曾经谈论经义与我的意思不合，于是我说：“伯淳也是这样。”以前在上元，景温讲《春秋》，还时常被采纳；到了讲《易经》则都说“不对”。程颐对我说：“两位都是精通《易经》的人，监司谈论经义，而主簿却说‘不对’，监司不生气，主簿敢于直言。”

译（难道）不通晓《易经》能像这样吗？”

明道先生过去拜见皇上时，称赞王安石学问，回答说：“王安石的学问不对。”皇上惊讶地问：“为什么？”明道回答说：“我不敢远引典故，只用近事来说明。我曾读《诗经》，其中说到周公的德行：‘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德行盛大，仪容如此庄重美好。像王安石自身，尚且不能自我修养，哪里足以达到这样的境界【见《遗书》，又按《龟山语录》也记载此语，称周公‘赤舄几几’，圣人大概如此，若安石刚愎自用，恐怕圣人不是这样，恐怕应以《遗书》为准】神宗问王安石的学问怎么样，明道回答说：“安石博学多闻是有的，但坚守简约则还没有做到【见《遗书》，下同】

译王安石曾经因为与明道先生议论政事意见不合，就对明道先生说：“您的学问好比爬墙，言论难以实行。”明道先生说：“王安石的学问好比捉风，后来他排斥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却唯独不怨恨我。”并且说：“这个人虽然还未悟道，也是忠信之人。新法的变革，也是我们党争的结果，有做得太过之处，导致今天这样的事态，使天下百姓受苦，也应该分担一半罪责。”当时天下形势岌岌可危，王安石多次想要离职。那时王安石直接以几件事向皇帝请示去留，如果青苗法的议论不被采纳，他就决定离职。伯淳在皇帝面前与孙莘老一同领会了皇帝想要妥善解决此事的意图，大致上皇帝不想压制王安石，希望有人能担当此事，而王安石的意思也还没有一定。伯淳曾说：“管仲尚且能说政令应当像流水一样，以顺应人心。现在王安石偏要做不顺人心的事，为什么呢？”王安石的意思只是担心开始时被人阻挠，后来就无法推行。伯淳却说：“只要做顺应人心的事，谁不愿意跟随呢？”王安石说这是张天祺的诚意，却认为是天意。那天在中书省大相违背，王安石大怒，于是以死力争于皇帝面前，皇帝因此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党派分歧就形成了。孙莘老受到约束而不肯执行，于是获罪被贬，而伯淳也就待罪。不久被任命为西京提刑，伯淳又请求面见皇帝，于是见到皇帝，皇帝说有什么文字。伯淳说：“现在近在咫尺面对天颜尚且不能稍微挽回天意，文字还有什么用呢？”想要离去，而皇帝多次询问，伯淳每次都以“陛下不宜轻易用兵”为言，朝廷群臣没有能胜任陛下事务的人。以今天的祸患来看，还是自己当初不够从容，至于青苗法暂且放过，又有什么妨碍。伯淳担任言官时苦于不曾使用文字大纲，只是在皇帝面前说了，其他一些小的文字只是备礼而已。大致上自从仁宗朝优待包容谏臣以来，担任言官的人必定以诋毁攻击而被罢免为贤能，习以为常，唯恐别人不以称职而被罢免为吃亏。近来各位大概也难免如此，如果这样去做，那就是为自己还有私意在，却不在于朝廷不干事理。

今天朝廷之所以特别厌恶忌惮伯淳，是因为他可以治理政事，只是治理政事的学问。这里一动就对他们这些人有所不便，所以特别厌恶他。深深以我自己处身，还是自己当初学问未到，心意未诚，德行尚薄，无法感动他。天意，自己这样想也是如此。然而今天如此大的气焰，当时想靠一两个人来动摇，确实像河边的百姓捧土去堵塞孟津一样，实在可笑。根据当时的事势，又至于今天，岂不是命运？

程伯淳先生曾说：“熙宁初年，王安石推行新法，同时任用君子和小人。君子正直，不合王安石的心意，被当作俗学，不通世务，被斥退；小人苟且容身谄媚，王安石认为他们有才能，懂得变通，加以任用。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同知枢密院而离去；范尧夫辞同修起居注，获罪。张天祺从监察御史当面驳斥王安石，被贬谪。王安石性情狠愎，众人都认为不可，他就坚持得越坚定。君子既已离去，所任用的都是小人，争相刻薄，所以危害天下更加深重。假如众君子没有与他敌对，等到他的势力久了自然缓和，委婉地商讨，还有听从的道理，那么小人就没有空隙可乘，他们的危害不至于如此严重。”【见《邵氏闻见录》】

圣人志在天下国家，与常人志在功名完全不同。孟子传承圣人之道，所以说：“我难道是这样的小丈夫吗？”向君主进谏而不被接受，就愤愤不平地表现在脸上，离去就用尽全天的力量，且看圣人的气象则不同。明道先生却是这样。元丰年间有诏起用吕申公、司马温公，温公不起用。明道作诗送吕申公，又作诗寄给温公【两首诗都见于文集】，他的心意确实是眷眷在天下国家。虽然如此，在去留上却极其分明，不放过一步。作台官时，议论新法的人都获罪，明道唯独被任命为提刑，辞不接受，改任签判才停止。【见《胡氏传家录》】

元丰二年二月，诏令程颢同判武学，顾临暂代开封府推官。谏官李定因为程颢曾经担任御史，议论新法与顾临一并上言罢免他们。吕申公上疏，大略说：“程颢立身行事素来有根本，讲学议论，久益疏通。而且他在言路时，时常有议论，都辞意忠厚，不失臣子的体统。”

扶沟地势低洼，每年有水旱灾害。明道先生规划沟洫的方法来治理，还未及动工而先生就离任了。先生说：“把扶沟的土地全部作为沟洫，必定几年才能完成。我为十里之地规划，以开启端绪，后来的人知道它的好处，必定有继承的人。担任县令的职责，必定要使境内的百姓，在凶年饥岁免于死亡，吃饱穿暖安居，有礼义的训导，然后才算尽到职责。所以我在扶沟开设学校，聚集邑人子弟教导他们，也差点完成而废弃。百里的施为，非常狭小，而道的兴衰系于它。这几件事都还未完成，岂不是有命运吗？然而知道而不做，却归咎于命运的兴衰，那就错了。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不尽心的原因。”【见《庭闻藁录》】

明道整天坐着，像泥塑的人一样，待人接物全是一团和气，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和。【见《上蔡语录》】

凡是诗必定要使言语没有

译有了罪过，听闻的人知道警戒，所以推崇委婉的劝谏。像苏东坡的诗，只是讥讽朝廷，没有至诚深切、爱护君主的心意，这样的言论怎么会没有罪过呢？听闻的人又怎么足以因此警戒呢？伯淳先生的诗说：“不必担忧天色将晚，天边只是淡淡的阴云。”又说：“不要推辞喝个酩酊大醉，只怕风吹花落一片飘飞。”这是多么的温柔敦厚啊！听闻的人也会自然受到感动【见《〇山语录》】

译求学的人必须胸襟开阔，能摆脱世俗牵累，才能不被遮蔽。明道先生担任鄠县主簿时，有诗说：“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闲学少年。”看他胸中境界，简直与曾点所描绘的意境一般无二。先生又有诗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英雄。”有人问周恭叔：“像他那样放开胸怀是怎样的？”谢良佐回答说：“他不是真正能摆脱牵累，只是因为立身未稳，所以放得过早。”在明道门下，之所以能摆脱牵累，是因为他能使所经过的人受到感化。问：“见到了什么道理，就能使所经过的人受到感化？”谢良佐说：“吕晋伯有一句话下得好，说‘心中存养的是神妙，就能使所经过的人受到感化’。能使所经过的人受到感化，就能使心中存养的是神妙。”张载说：“以本性修养本性，就能存养神妙；以本性对待万物，就能使所经过的人受到感化。”这话说得很亲切【见《上蔡语录》，以下同】。

明道先生善于谈论诗歌，他又不曾逐章逐句地解释，只是悠然品味，吟咏诵读，便使人有所领悟。又说：“伯淳谈论诗歌，并不下一个字的训诂，有时只转动一两个字，轻轻念过，便教人醒悟。”又说：“古人之所以重视亲自受教，就是这个原因。”

伊川先生与司马光谈话，整天没有一句意见相合。明道先生与他谈话，却能说得通。

明道先生与门人讲论，如果有意见不合的，就说：“再商量商量。”伊川先生则直接说：“不对。”【见《外书》】

康节邵先生作《四贤吟》说：“吕公的言论铺陈详尽，晦叔的言论简明恰当，君实的言论优游从容，伯淳的言论条理畅达。”这四位贤人，是洛阳的望族，因此地位在人之上。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成为一时的壮举【见《击壤集》】。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驾崩，诏书传到洛阳，前任宰相韩琦任留守，程颢任汝州酒官。恰逢有公文到来，在府中举哀。仪式结束后，对韩琦的儿子韩宗说：“颢因为进言新法不便，触怒大臣，同僚都被贬官，唯独颢被任命为监司。颢不敢接受，推辞了。念及先帝知遇之恩，终究无法报答，于是哭泣。”韩宗问：“如今朝廷局势如何？”程颢说：“司马君实、吕晦叔做宰相了。”韩宗问：“两位真的做宰相会怎样？”程颢说：“应当与元丰年间的大臣相同，如果先分派党羽，日后令人担忧。”韩宗问：“担忧什么？”程颢说：“元丰年间的大臣都是贪图利益的人，让他们自己改变那些过分危害百姓的法令就好了，否则士大夫阶层的祸害不会停止。君实忠直，难以与他商议；晦叔通晓事理，恐怕力量不足罢了。”后来两位果然同时担任宰相，召程颢赴任，他还未出发，因病去世。程颢被司马光、吕公著所看重，如果他不早死，互相协调，在朝廷上协力辅佐，那么元祐年间的朋党之争就不会发生了。谈论这件事时，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錡、伯温一同听到。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他的话更加应验，所以特表而出【见《邵氏闻见录》】。

先生的墓志铭，由韩持国撰写，孙曼叔书写【见《文集》，然而墓志铭文本未流传于世，韩氏家集因战乱而不存】。

有人向富弼询问明道先生，富弼说：“伯淳没有福气，天下人也没有福气。”【见《涪陵记善录》】

陈忠肃公曾经写了一篇责备沈渊的文章，送给他的侄孙沈渊叟说：“叶公沈诸梁向子路询问孔子，子路不回答。叶公是当世的贤者，鲁国有仲尼却不知道，子路不回答是适宜的。”我元丰乙丑年夏天，担任礼部贡院检官，恰好与校书郎范醇夫同住。范公曾经论述颜回的不迁怒、不贰过，只有伯淳具备。我问范公：“伯淳是谁？”范公沉默了很久，说：“不知道有程伯淳吗？”我谢罪说：“生长在东南，确实不知道。”当时我二十九岁。从此以后，常以浅陋自愧【见《陈忠肃公集》，范公遗事说：“从此每次得到明道先生的文章，必定穿戴整齐后才阅读”】。

伊洛渊源录卷三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伊洛渊源录》>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四

宋 朱子 撰

伊川先生

年谱

先生名颐，字正叔，是明道先生的弟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明年癸酉】。幼年就有高远的见识，不合礼法的事不做【见《语录》】。十四五岁时，与明道一同师从舂陵周茂叔先生【见《哲宗徽宗实录》】。皇祐二年，十八岁，上书朝廷，劝仁宗以王道为心念，以百姓为念，摒弃世俗的议论，期望建立非凡的功业。并且请求召见当面陈述所学，没有得到答复。偶尔游历太学，当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正主持教导，曾用“颜子所好何学”为题测试诸生，看到先生的答卷，大为惊讶，立即延请相见，让他担任教职【见《文集》】。吕希哲原明与先生相邻斋舍，首先以师礼侍奉他。不久，四方跟随他学习的人日益增多【见《吕氏童蒙训》】。参加进士考试，嘉祐四年，廷试落榜，于是不再应试。太中公多次

译获得荫补子孙的恩荫，就推让给同族的人【见《涪陵记善录》】。治平、熙宁年间，近臣屡次推荐他，他自认为学问不足，不愿做官【见《文集》。又按吕申公《家传》说：吕公担任太学判官时，命令众博士到先生的住所敦请他担任太学正，先生坚决推辞，吕公就亲自乘车前往拜访。又《杂记》说：治平三年九月，吕公任蔡州知州，将要出发时进言说：‘我私下看到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岁，有特立独行的风范，出众的姿质。嘉祐四年已参加殿试，此后断绝了进取的念头，往来于太学，学生们愿意以他为师。我担任国子监长官时，亲自前往敦请，最终没能使他屈从。我曾与他交谈，他透彻明白经术，通晓古今治乱的关键，确实有经世济民的才能，不同于拘泥固执的儒生，仅有偏狭的长处，如果他在朝廷，必定是国家的栋梁。恳请特别以破格的方式表彰任用他。’《明道行状》说：神宗曾让先生推举选拔人才，先生所推荐的几十人中，以父亲表弟张载和弟弟程颐为最杰出】。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以及西京留守韩绛，向朝廷进献他的品行义节【见《哲宗徽宗实录》。按司马光集与吕申公共同推荐的札子说：‘我们私下看到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志，言语必定忠信，行动遵循礼义，年过五十，不求仕进，真是儒者的高尚操守，圣世的隐逸之士。恳请特别加以召命，破格提拔，足以成为士人的楷模，裨益教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说：这时谏官朱光庭又进言，说程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才资刚正，有中立不倚的风范，见识思虑明彻，甚至知道防范精神耗散的妙处，言行一致而没有选择，仁义在身而不自夸。如果使用此人，让他担任劝讲之职，必定能辅佐涵养圣德，启发天聪，一旦端正君心，就是天下的福分。又说程颐探究先王的深意，通达当世的政务，是天下的先觉者，圣代的真儒。让他每日侍奉经筵，足以发扬圣训；兼任掌管学校，足以大大改变文风。又论述祖宗时，起用陈抟、种放，他们高风亮节，闻名天下。衡量程颐的贤能，陈抟、种放未必能超过他，程颐的道则有陈抟、种放所不及的。明智的人观察他的学问，真正得到了圣人的传承，深思力行，不是一日之功，有经天纬地的才能，有制礼作乐的资质。请求访问他的至言正论，以及平治天下的道理。又说程颐论及道，则贯通天、地、人三才，而没有丝毫的间隔；论及德，则包罗众美，而没有遗漏一种善；论及学，则博通古今，而没有不知的事物；论及才，则开物成务，而没有不统摄的道理。因此圣人的道，到此而得以传承。况且正值天子开始进学之时，如果让真儒专任经筵之职，岂不盛大吗】。十一月丁巳日，授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的职位【见《实录》】。先生再次推辞，不久被召赴京城。元祐元年三月，到达京师【王岩叟奏章说：‘我私下看到程颐学问极尽圣人的精微，品行完全具备君子的纯粹，早年与其兄程颢都以德行闻名于当时。陛下重新起用程颐，程颐应召而来，在阙下待诏，四方俊才无不翘首向往，以观察朝廷如何对待他，安置是否得当，从而议论。那么陛下此举，关系天下人心。臣希望陛下增加对待他的礼遇，选择安置他的方法，而使高贤能为陛下尽其所用，那么所得的不只是程颐一人而已。四海潜藏光芒、隐没德行的人士，都将相互招引而为朝廷出山了’】。任命为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先生推辞说：祖宗时，布衣被召，自有先例，现在臣尚未得以入见，不敢接受任命【王岩叟奏章说：‘臣私下听闻圣恩特别授予程颐京官，并给予校书郎的职位，足以显示陛下优待高贤，而使天下人归心于盛德。但臣微薄的诚意，还有为陛下进言的，希望陛下召见一次试试。用一句话询问治国的关键，陛下至明，就可以自行观察。此人臣认为程颐怀抱道义、涵养德行日久，而潜神积虑的功夫深，静观天下义理多，必定有嘉言以更新圣德。这是臣所以微薄地进用程颐的原因，但不是为了程颐，是想成就陛下之美。陛下召见后授予官职，那么程颐接受而无愧。陛下授予而不后悔，授受之间两全其美】。于是召见对答太皇太后，当面告知，将任命他为崇政殿说书。先生推辞未果，才接受西京国子监的任命，并且上奏论述经筵三件事：其一，皇上年轻，以辅佐养成为急，应选拔贤德之人担任讲官，因而让他们陪侍宿直，陈说道义，以此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其二，请求皇上左右的内侍宫人都选拔老成厚重之人，不让奢侈靡费之物、浅俗之言接触耳目，仍设置经筵应差内臣十人，让他们伺察皇上在宫中的动静以告知讲官，如果有小的过失，得以随事规劝谏言；其三，请求让讲官坐着讲学，以培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恭敬畏惧之德。并且说：如果言论可行，怎敢不就职；如果不可用，希望允许我推辞【三道札子见《文集》。又按刘忠肃公《文集》有章疏论述先生推辞卑位而居尊位，未被任命就先论事是不对的，大概不知道

译先生对于出仕与隐居、言语与沉默的把握，其义理本来就已经精微了。随后朝廷下达任命，以通直郎的身份担任崇政殿说书，先生再次推辞后才接受任命。四月，按照惯例因暑热停止讲学，先生上奏说：辅导年轻的君主不应该如此疏略，请求命令讲官在六参日当天上殿问安，借此得以跟随并容纳教诲，以辅助君主的德行。五月，被派去与孙觉、顾临以及国子监长官共同审阅国子监的规章制度。先生所制定的大致内容是：认为学校是礼义相互推崇的地方，而每月让学子竞争，完全不是教养的方法，请求将考试改为考核，如果有不足之处，就由学官召来教导，不再评定高低。建立尊贤堂以延揽天下有道德的人士，削减解额以去除利益诱惑，减少繁琐文书以专一委任，激励行为检点以厚植风化教化，以及设置接待宾客的官吏，在师斋设立观光法，像这样的措施也有几十条。礼部尚书胡宗愈认为先帝聚集士人以学习，教导人以经书，三舍法的科条本来就已经精密，应当全部沿袭旧制，因此深深诋毁先生，认为他不应该留在朝廷。六月，先生向太皇太后上疏说：“当今最大最紧急的事，是为宗庙社稷和百姓做长久之计，只有辅助培养君主的德行，而辅助培养的方法，不仅仅是涉猎书史、阅览古今而已，要使君主每一步都不离开正直的人，才可以涵养熏陶，成就圣德。现在每隔一天讲一次，解释几行文字，益处既少，又自从四月停止讲学，直到中秋，都不接触儒臣，这几乎不符合古人早晚辅佐的意思。请求等到初秋，就让讲官轮流每天入宫侍奉，陈述义理，仍然选拔臣僚家中十一二岁的子弟三人侍奉君主学习。况且迩英阁狭窄且暑热，恐怕对君主身体不宜，而讲学时宰臣和史官都进入，使君主不能舒展愉悦。请求从今以后，每月在崇政殿讲学两次，然后宰臣和史官入宫侍奉，其余日子在延和殿讲学，那么后殿垂下帘幕，太皇太后偶尔亲临，这不仅有利于省察君主学业的进步，对于皇后德行也未必没有补益，而且使讲官想要有所进言，容易上达，关系尤其重大。又讲读官惯例兼任其他职务，请求也免除，使得他们能够积累诚意以感动君主的心。”都没有得到回复。八月，被派去兼任登闻鼓院判官，先生引用前面的说法，并且说：“入宫谈论道德，出宫掌管诉讼，这不是用人的体制。”再次推辞不接受。杨时说：“侍奉道义与做官取禄不同。常夷甫以平民身份入朝，神宗想要优厚他的俸禄，让他兼任几个局如鼓院、染院之类，常夷甫全部接受了。等到伊川先生担任讲官，朝廷也想让他兼任其他职务，他就坚决推辞。大概前日不仕是为了道，那么今日做官必须官职足以行道才可以接受，不然就是苟且取禄。然而后世道学不明，君子对于辞受取舍，人们很少知道。所以常公的接受人们不认为不对，而先生的推辞人们也不认为对。”元祐二年，先生又上疏论述延和殿讲读时太皇太后垂帘的事，并且请求时常召讲官到帘前询问君主进学的次序。又上奏说迩英阁暑热，请求就在崇政殿、延和殿或其他宽敞凉爽的地方讲读。给事中顾临认为在殿上讲读不可行，有建议修缮扩展迩英阁。先生又上疏认为：“修缮扩展迩英阁那么我的请求就实现了。然而祖宗以来都是在殿上坐着讲学，自从仁宗开始才在迩英阁讲学而讲官站立侍奉，这不过是顺应一时的便利罢了，不是像顾临的意思那样。现在顾临的意思不过是以尊崇君主为说辞，而不知道尊崇君主的方法，如果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就会误导君主的见识，我的职责是辅导，不得不辩明。”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见君主必定提前斋戒，预先告诫自己，潜心思索保持诚心，希望以此感动君主的心意。而他的讲解，常常在文字意义之外，反复推究阐明，归结到人主身上。有一天应当讲解《论语》中“颜子不改其乐”这一章，门人有人怀疑这一章没有涉及君主的事，将用什么来说呢？等到讲解完毕，在文字意义之外又说：“陋巷中的士人，仁义在身，而忘记自己的贫贱；君主崇高，奉养备极，如果不知道学习，怎么能不被富贵所改变？况且颜子是王佐之才，却箪食瓢饮；季氏是鲁国的蛀虫，却富有超过周公。鲁君任用舍弃如此，不是后世的鉴戒吗？”听到的人赞叹佩服。而哲宗也曾首肯。不知道的人有时嘲笑他过于委曲，先生说：“不在此处尽心竭力，又在哪里呢？”君主如果服药，当天就去就医官问安。然而入宫侍奉时，容貌极其庄重。当时文潞公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有时侍立整天不懈怠，君主虽然示意他稍作休息，他也不离开。有人问先生说：“您的严肃，与潞公的恭敬，谁对谁错？”先生说：“潞公是四朝大臣，侍奉幼主，不得不恭敬；我以平民身份担任辅导之职，也不敢不自重。”曾经听说君主在宫中起身行走漱口，必定避开蝼蚁，因此请问君主：“有这事吗？”君主说：“是的，确实害怕伤害它们。”先生说：“希望陛下推广这种心到四海，那么天下就幸运了。”有一天讲学结束尚未退下，君主忽然起身凭栏玩耍折断柳枝，先生进言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不可无故摧折。”君主不高兴。所讲的书中有“容”字，宦官用黄色覆盖它说：“这是君主藩邸时的嫌名。”

译先生讲完进言说：“君主的权势，不担心不尊贵，担心的是臣下尊崇过度而滋生骄横之心。这都是亲近宠幸的人培养造成的，不能不警惕。请从今以后，旧名和嫌名都不再避讳。”当时神宗的丧期未满，百官却在冬至上表祝贺，先生说：“节气时序变迁，思念之情正深切，请将祝贺改为慰问。”等到丧期结束，有关部门又要奏乐设宴，先生又上奏请求罢宴说：“丧期结束而使用吉礼，那么因事奏乐是可以的。现在特意设宴，这是把丧事当作喜事来庆贺。”

先生听说后苑用金子制作水桶，问后得知是崇庆宫的物品，先生说：“如果是皇上御用的，那么我不敢不劝谏。”先生在职位上几个月不提俸禄的事，官吏也不给他发放。后来各位公卿知道了，让户部特别发放给他。先生又不为妻子谋求邑封，有人问他，先生说：“我出身于草野，三次推辞没有成功，然后才接受任命。今天难道要为妻子谋求封号吗？”

经筵承受张茂则曾经邀请各位讲官喝茶看画，先生说：“我平生不喝茶，也不懂画。”最终没有去。

文潞公曾经与吕公、范公等各位公卿入侍经筵，听到先生讲说，退下后互相感叹说：“真是侍讲啊。”当时归附他门下的人士非常多，而先生也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回避。因此同朝中以文章名世的士人憎恨他如同仇敌，和他的党羽巧妙地进行诽谤诋毁。

又查苏轼的奏状，也自称一向憎恶程某的奸邪，不曾对他假以辞色。又查侍御史吕陶说，明堂降赦，臣僚称贺完毕，两省官员想要去祭奠司马光。这时程颐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唱歌’，怎么可以刚贺完赦令就去吊丧？”在座的客人有人反驳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唱歌’，并没有说‘唱歌了就不哭’。现在刚贺完赦令就去吊丧，在礼制上没有妨害。”苏轼于是用粗俗的话戏弄程颐，众人都大笑，结怨的开端大概就从此开始了。

又《语录》说：国忌日行香，伊川先生让供应素食。子瞻责问他说：“正叔不喜欢佛教，为什么吃素？”先生说：“礼制规定居丧不饮酒不吃肉，忌日是丧期的延续。”子瞻让人准备肉食说：“为刘氏的人袒露左臂。”于是范淳夫等人吃素，秦观、黄庭坚等人吃肉。

又鲜于绰《传信录》说：旧例行香斋筵，两制以上及台谏官员设置蔬食，但因为粗劣，于是轮流改为食防，都使用肉食了。元祐初年，崇政殿说书程正叔认为吃肉不对，提议吃素食，众人大多不听从。一天门人范淳夫负责安排饮食，于是准备了蔬食。内翰苏子瞻因此用粗俗的话戏弄正叔，正叔的门人朱公掞等人怀恨在心，于是确立了敌对关系。此后蔬食也不再实行。

又《语录》说：当时吕申公做宰相，凡事有疑问，必定向伊川先生请教。进退人才，二苏怀疑伊川先生有很大影响力，所以极力诋毁他。又说：朝廷想要任命游酢为某官，苏右丞阻挠阻止，毁谤波及伊川先生。宰相苏子容说：“您不可以这样。”颂观过其门者无不肃然起敬。

又查《刘谏议尽言集》也有不同的言论，刘挚不是苏轼的党羽，大概是不了解罢了。

一天赴讲席，皇上患疮疹不坐朝，已经好几天了。先生退朝后到宰臣那里，问皇上不上朝的事知道吗？宰臣说不知道。先生说：“两位圣上临朝，皇上不上朝，太皇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况且君主有病，而大臣不知道，可以吗？”第二天，宰臣把先生的话上奏，请求问候病情。因此大臣也多不高兴。

而谏议大夫孔文仲于是上奏说：“先生卑劣奸巧，一向没有乡里的品行。在经筵陈述说教僭越专横，忘记本分。遍访贵臣，历造台谏，口出流言离间扰乱，以报恩怨。致使市井百姓视他为五鬼之首，请让他返回乡里，以显示法度。”八月被任命为管勾西京国子监。

又孔文仲传记载吕申公的话说：“孔文仲被苏轼诱胁，论事都采用苏轼的意思。”又吕申公家传也记载他与吕大防、刘挚、王存一起考核孔文仲所论朱光庭的事，言语非常激烈。并且说：“孔文仲本来以刚直著称，然而愚钝不懂事，被浮薄之辈所驱使，以陷害善良之人。后来自己知道被小人欺骗，愤郁呕血而死。”查旧录固然多虚妄，但这类记载并非没有依据。新录都删去了，失去了事实真相。

又范太史家传说：“元祐九年上奏说：‘臣听说元祐初年，陛下召程颐在便殿应对，从布衣提拔为崇政殿说书，天下士人都认为得人，实在是罕见的美事。而才过一年多，就因别人的言论罢免了他。程颐的经术品行，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都与程颐相知二十多年，然后才举荐他。这两个人，不是为了欺骗蒙蔽而误导圣聪。程颐在经筵，急于皇帝陛下进学，所以他的讲说言语常常繁多。草野之人，一旦入朝，与人交往，不设防备，不熟悉朝廷体制，而进言的人说程颐大奸大邪，贪婪索取，奔走交结，又说程颐想用故旧倾覆大臣，用意气役使台谏，这些话都是诬蔑不实。大概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都一向推崇佩服程颐的经术品行，所以不知道的人指……”

译（人们）认为程颐是党羽。陛下谨慎选择经筵的官员，像程颐这样贤德的人，才足以辅导圣上的学问。至于像我们这些人侥幸担任讲官，实在不敢期望达到程颐那样的境界。我长久以来想为程颐说句话，怀在心里多年，犹豫不决没有说出来，致使程颐在公正的朝廷中受到诬蔑诽谤，我每次想到这件事，都感到惭愧。如今我已经请求离职，如果再召程颐来劝讲，一定对圣明的君主有所补益。』」我即使终老在外，也没有遗憾了。』先生就任后，再次上奏请求回归乡里，说：“我本是平民，因为讲解经书得以担任朝官，现在因罪被罢免，那么所授予的官职就不应当保留三年。”又请求，都没有回复，于是请求退休，多次请求，还是没有回复。元祐五年正月，因母亲去世守丧离职。元祐七年守丧期满，任命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王公系年录》记载：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在延和殿奏事，三省进呈，程颐守丧期满，打算授予馆职判检院，帘中（太后）认为他不安静，命令只授予西京国子监，于是任命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起初，程颐在经筵时，归附他门下的人很多，而苏轼在翰林院，也有很多依附他的人，于是有了洛党、蜀党的议论。两党道义不同，互相诋毁，程颐最终被蜀党排挤。现在又恰逢苏轼的弟弟苏辙执政，刚进禀奏，就说只怕他不肯安静，帘中采纳了他的说法，所以程颐不再被召见】先生再次辞谢，极力论述儒者进退的道理【见文集】而监察御史董敦逸上奏，认为他有怨恨、轻浮急躁的言语。五月改任管勾崇福宫【见旧录】尚未就职，因病寻找医生。元祐九年，哲宗刚亲政，重申直秘阁、西京国子监的任命，先生再次辞谢不就任【见文集】绍圣年间，因党争被放逐回归乡里。绍圣四年十一月，送往涪州编管【见实录】门人谢良助说：“这次流放，良助知道，是族子公孙和邢恕做的。”先生说：“族子非常愚笨，不值得责备，所以人情深厚，不敢怀疑。”孟子既然知晓天命，哪里还需要责怪臧氏【见语录】元符二年正月，完成《易传》并为之作序。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任峡州。四月，因赦免恢复宣德郎，允许随意居住【制书见曲阜集】回到洛阳【《记善录》记载：先生从涪州回来，气色容貌、胡须头发都比以往更好】十月，恢复通直郎，暂代判西京国子监。先生接受任命后，立即请假，想拖延时间作为寻医的计划，不久后供职。门人尹焞深深怀疑这一点。先生说：“皇上刚即位，首先受到大恩，不这样做怎么仰承皇上的德意？然而我不能做官，已经决定了。领取一个月的俸禄，然后随我的心意行事【见文集、语录，又刘忠肃公《家私记》记载：这次任命是李邦直、范彛叟的意思】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追回所恢复的官职，依旧退休【此前未曾退休，却说依旧退休，怀疑西京国子监供职不久就曾经退休，不详】崇宁二年四月，言官议论他原本是因为奸党论荐而得官，虽然曾经明正罪罚，但叙复过于优厚【已经追回所恢复的官职，又说叙复过于优厚，也不详】现在又著书诋毁朝政，于是有命令追回销毁出身以来的文字，他所著的书令监司觉察【《语录》记载：范致虚说程某以邪说偏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绎作为羽翼，事情下达河南府体究，驱逐所有学徒，恢复〇党籍】先生于是迁居到龙门以南，告诫四方学者说：“尊重所听到的，践行所知道的，就可以了，不必来到我的门下【见语录】崇宁五年，恢复宣义郎退休【见实录】当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得不到传授，有人为此请求。先生说：“自量精力未衰，还希望有一点进步。”后来病重，才传授给尹焞、张绎【尹焞说：“先生践行《易》理，他作传，只是把成熟的道理写下来，读玩味即可见矣。”又说：“先生平生用心只在《易传》，求先生学问的人看这个就够了。”《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深浅，所以所记有工拙，大概不能没有失误【见语录】大观二年九月庚午日，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见实录】在病危时，门人进来说：“先生平日所学的，正是今日要用的。”先生勉强睁眼微视说：“说出来就不是了。”那人还没走出寝门先生就去世了【见语录，一作门人郭忠孝、尹云：“不对。忠孝自从党争起不与先生往来，及卒也不致奠】起初，明道先生曾经对先生说：“将来能使人尊重师道的，是我的弟弟。至于接引后进，根据人材成就他们，那我就不推辞了【见语录，侯仲良说：“朱公琰在汝州见明道，过了一个月回来，对人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天先生坐着闭目，二子侍立不敢离开，很久先生才看他们说：‘二子还在这里吗？天晚了，暂且回宿舍。’二子退下，门外雪深尺余，他的严厉如此。晚年接引学者更加平易，大概他的学问已到至处，只是对于圣人气象稍微缺少从容罢了。明道则已经从容，可惜他早死不及用。如果用在元祐年间，就不会有今日的事了】先生去世后，昔日

译他的门人高弟大多已经先去世，没有能够形容他德行美好的人了。然而，先生曾经对张绎说：“我过去撰写明道先生的行状，我的道大概与明道相同。将来想要了解我的人，寻求这篇文章就可以了。”【见《集序》。尹焞说：“先生的学问本于至诚，体现在言语行动做事之间，处于中道而有常度，通达简易，不做作怪异，不狭隘偏激，宽严适宜，庄重有法度。有人说他匍匐在地去吊丧，诵读《孝经》来追荐亡灵，都没有这些事。衣服虽然粗布素色，冠帽衣襟必定整齐；饮食虽然简朴节俭，蔬菜米饭必定洁净。太中年老，侍奉左右没有违背礼意，把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全力经营办理，小事必定亲自处理，赡养供给内外亲族八十多口人。”又说：“先生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对于事务没有不能做的。”谢良佐说：“伊川先生才识宏大，让他处理大事，必定不动声色，指挥一下就能完成。”有人说：“人们说伊川先生坚守正道则尽善尽美，通达权变则不足，您的话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呢？”谢良佐说：“陕西的钱币用铁铸造已经很久了，有人提议改铸铜钱。不久，官府所铸的钱币，子钱不超过母钱，说没有利润，于是停止。”伊川先生听说后说：“这才是国家的大利啊，利润多费用省，私铸的人就多；费用多利润少，盗铸的人就停止。百姓不敢盗铸，那么权力归于公家，这不是国家的大计吗？”又有人提议增加解盐的价格，伊川先生说：“价格平稳则盐容易流通，人人都能吃到，没有积压卖不出去的情况，每年的收入必定加倍。增加价格则相反。”不久果然如此。司马光担任宰相后，推荐伊川先生起用他，伊川先生说：“这将连累别人了。”如果让韩琦、富弼当权的时候，我还可以有所作为。等到司马光大改熙宁新政，恢复祖宗旧制，伊川先生说：“役法应当讨论，不可以轻易更改。”司马光不以为然。不久几年，纷纷扰扰不能确定。由此看来，也可以看出他的梗概了】

译祭文

唉！利害产生于自身，礼义根植于内心。如今这心迷失于利害之中，便把礼义当作虚妄了。所以先生在这世上踽踽独行，众人却认为他迂腐。只有崇尚道德的人认为这是卓越的行为，忠诚守信的人认为这是令人信服的表现。坚守道义的人认为不可侵犯，通达权变的人认为不可拘泥。对于我们的先生来说，哪里有什么刻意的用意呢？心与道相合，浑然没有界限。没有欲望可以束缚他，懂得自我克制的人知道这很难做到。不刻意树立观点来发表言论，懂得言辞的人知道其中的关键。道德轻如羽毛，羽毛还有同类可比，无声无息，又怎能亲近呢？唉！先生的道无法用名称来界定，那些说话的人反而把它当作弊病，这颗心终究无法显现出来。只有泰山认为它高，日月认为它明。春风认为它和煦，严霜认为它清冽。过去的儒者们各自践行自己的志向，有的得之于气数，有的观察于礼仪。求学的人趋向它，世代承继其美德。唯独我们的先生淡泊无味，却得到了味的真谛。死了才算结束。自从某接受先生的教诲到现在七年了，蕴含孕育，化育成长，使之繁茂滋长。天地包容我，父母生养我。君主和亲人临视我，夫子成就我。想要报答的心，哪一天能忘记呢？先生有话说，体现在文字上的有七分的“心”，描绘在图画上的有七分的“仪”。七分的“仪”固然不可增加，七分的“心”或许还可以推究。从今以后，我将在伊水洛水之滨建造房屋，遥望先生的坟墓，以此度过我的一生。唉！夫子去世后微言绝迹，本来就无法听到了。然而天不说话而四季运行，地不说话而万物生长。只愿与几位朋友洗涤心灵去除智巧，推究事物去除私意，期望默然契合这道。对于先生来说，道并未消亡。唉！几位朋友的志向，不依赖外物而后显现。先生的行为，不依赖诔文而后验证。然而山崩梁坏，凭借什么寄托情感？凄风之中祭奠一次，在庭院里敬奉祖先。百年的遗憾，一并在此倾吐。

尹氏说：“先生下葬时，洛阳人害怕参与，同党中没有人敢送葬，所以祭文只有张绎、范域、孟厚和我四人署名。半夜有穿素衣骑白马的人到来，看时是邵溥，于是把他的名字附在后面。大概邵溥也有所畏惧，傍晚才出城，所以后来又按照语录说：‘先生将《易经》传授给门人说：‘只说得七分，学者还需要自己体察探究。’所以祭文中有七分之语。’”

奏状（节略） 胡安国

我观察到元祐初年，宰臣司马光、吕公着执政当国，急于得到人才，首先推荐河南处士程颐，请求加以召见任命，破格提拔，于是他从平民身份起用，超越常规进入讲筵。自从担任劝讲之职，他不使用华丽的辞藻，解释文义，用来积累诚意，感动沟通圣心，本来就无法听闻详情。等到他任职行事，举动必定遵循礼仪；奉身离去，进退必定合乎道义。他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自超出诸儒之上，门下高弟也没有人能继承他。虽然在崇宁年间受到曲意禁止，学者私下相传学习，无法遏制。后来程颐的门人如杨时、刘安节、许景衡、馬伸、吴给等人，逐渐被进用，于是士大夫争相磨砺。而其中那些志在利禄的人，借托他们的学说来自我推销，学者不能辨别真伪，河洛之学因此几乎断绝。壬子年，我曾经到行在，有个叫仲并的人说伊川之学近日盛行。我对他说：“伊川之学不绝如缕，可谓孤立，为什么说盛行呢？难道是因为他的学说满门，人人传抄吗？入口说出就认为盛行吗？”从此以后，穿儒服的人，因为伊川门人妄自标榜，无法使士人心服，所以众议汹汹，深深加以诋毁讥讽。那些学习伊洛之学的人，都想要屏绝他们的门徒，却上溯到伊川本人。我私下认为这太过分了。圣人之道之所以垂训万世，无非是中庸，并没有非常高深难以实行的学说，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最高论断。然而中庸的意义长久不明，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发它，然后它的意义可以思考而获得。不然的话，就有人认为高明是用来修养自身的，中庸是用来接应外物的，本末上下分为两条途径，而它的意义更加不明了。士大夫的学问应该以孔孟为师，希望言行相称，可以济助时务，这也是不可改变的最高论断。然而孔孟之道长久不传，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发它，然后其道可以学习而达到。不然的话，就有人把六经语孟之书作为口耳之学，用来获取世俗资财和利禄，更加找不到入门的途径了。现在想要让学者践行中庸、以孔孟为师，却禁止他们不能学习程颐的学说，这是进入房间却不从门走，不也是错误吗？程颐的文章，在《易经》上，依据义理来阐明卦象，知道体用的一源；在《春秋》上，见之于行事，知道圣人的大用；在诸经语孟上，阐发其细微之处，知道求仁的方法、入德的次序。那么狂言怪语、淫说鄙论，难道是他的文章吗？程颐的行为，他修身接物，忠诚感动州里；他事奉双亲顺从兄长，孝悌显扬于家庭；他的辞受取舍，不符合道义

译那么，即使是一丝一毫也不随意获取或给予。其他人即使给他千钟的俸禄，他也必定不会顾惜。其余方面则与常人相同罢了。既然如此，那么那种头包幅巾、身穿大袖，昂首阔步的姿态，难道是他的行为吗？从前伯夷、柳下惠的贤德，如果没有孔子，那么伯夷不过是西山的饿死之人，柳下惠不过是东国的被贬之臣罢了。本朝自嘉祐年间以来，西京有邵雍、程颢及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这四个人，都以道学德行，闻名于当世。恰逢王安石掌权，再加上蔡京执政，刻意加以排斥压抑，所以他们遭遇了像伯夷、柳下惠那样的困厄，其道不能施行，实在令人痛惜。如今邵雍著有《皇极经世书》《正蒙》；程颐著有《易传》《春秋传》；程颢虽然没有著述，但门人弟子质疑请教，他的答问之语流传于世很多；又有书信、铭文、诗歌，并行于世。然而流传的多已失真。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别下达命令，让礼官讨论旧例，给这四人加封封号，载入祭祀典制，以显示圣明之世虽然在禁暴诛乱、奉辞伐罪之时，仍然有崇尚儒学、尊重道义、尊崇德行、喜爱仁义的心意。同时诏令馆阁收集这四人的遗书，委派官员校正，采纳施行，便于学者传习，作为六经的辅翼，以推尊孔子、孟子的道统，使邪说之人不能趁虚而入，从而使天下的道术得以确立，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译遗事【二十一条】

王霖公泽说：明道、伊川随侍父亲程太中，程太中任汉州知州时，曾寄宿在一座僧寺。明道进门后向右走，随从们都跟着他。伊川进门后向左走，独自走到法堂上，互相防备。伊川自认为这是自己不如兄长明道的地方。因为明道温和平易，人们都亲近他；伊川严肃庄重，人们不敢靠近他。尹焞说：“也曾听先生说过【见《涪陵记善录》

韩持国与两位先生交好。韩持国在颍昌时，想邀请他们前来，预先告诫子侄们打扫一间屋子，至于修理窗户，都让他们亲自去做。两位先生到来后，闲暇时与韩持国一同游览西湖，命令子侄们侍候随行。其中有人言语容貌不庄重恭敬，伊川回头注视，严厉地斥责说：“你们跟随长辈行走，敢这样谈笑！”韩家的孝顺谨慎之风衰败了。韩持国于是将他们全部赶走。听说此事，韩持国的儿子韩宗质（字彬叔）说【见《祁寛录》尹和靖语】

伊川先生在经筵任职，提出建议说：“现在的经筵，实际上是古代保傅的职责。希望让十名内臣在左右侍奉，倘若君主说出一句话，做出一件事，吃一种果实，一定要让经筵知道。如果有剪桐叶为圭的戏言，就随时规劝；违背养生之道，就及时劝止。”吕申公说：“君主年少，不是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伊川说：“正是可以这样做的时候，责任不在君主，而在臣子应当承担罢了【见《庭闻藁录》

程子在讲筵。执政大臣中有人想任用他为谏官。程子听说后，写信推辞说：“您知道射箭吗？有人在这里拿着弓，发射而大多命中，人们都认为他善于射箭。有一天让后羿站在他旁边，用射箭的法度来教导他，他不听从，后羿将要生气离去；如果他听从，就违背了他原来的习惯，而失去大多命中的技巧。所以不如让后羿处于无事之地，那么后羿就能尽言，而任用或舍弃后羿就不必忧虑了。我的才能并非后羿，但听到了后羿的道理，担心它损害您大多命中的技巧【见《遗书》

文潞公任洛阳尹，先生当时任判监。一天，府衙设宴，先生前往赴宴。到达宾客等候处，看见乐人前来呈递乐语曲词。先生对此感到惊讶，询问缘故。回答说：“昨天接到太师的钧旨，明天请程侍讲撰写词曲，并要求严谨符合礼法，所以先来呈递。”富郑公、司马温公居住在乡里，尤其受到尊重礼遇。吕正献公、范忠宣公经过洛阳，必定先来拜见。吕荥公兄弟给先生写信，必定先洗涤笔砚，整理衣冠，然后才写。他在当时受到的礼敬就是这样【见《涪陵记善录》

伊川与韩持国交好，约定〇韩持国八十一岁时，前往拜见他。这一年元旦，借着子弟祝贺新年，便说：“我今年有一笔债未还，春天应当暂时前往颍昌见韩持国。”于是前往拜访，在颍昌停留很久。韩持国早晚陪伴用餐，礼节更加恭敬。一天，韩持国私下对他的儿子韩彬叔说：“先生远道而来，没有什么可以表示心意的。我有黄金药碟，一重三十两，似乎可以用来给先生祝寿，但不敢贸然说出。我应当以其他事情让你侍候用餐，趁机从容表达我的意思。”韩彬叔侍候用餐如所嘱咐，试着提起此事。先生说：“我与你的父亲是道义之交，所以不远而来，何必用这个呢？”第二天早晨就回去了。韩持国对他的儿子说：“我不敢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三道歉后分别【见《祁寛录》尹和靖语】

吕汲公用一百匹绢赠给程子，程子推辞不接受。当时程子的族兄程子公孙在旁边，对程子说：“不要做得太过分，姑且接受吧。”程子说：“吕公之所以赠给我，是因为我贫穷。吕公位居宰相，能举荐天下的贤才，根据才能任用他们，那么天下人都受他的恩赐。为什么只有我呢？天下贫穷的人也很多。公家的财物固然多，恐怕吕公也不能周济所有人【见《遗书》下同】

殿帅苗履在陵下拜见先生，当时先生正推辞西监的任命，苗履问：“朝廷怎样安置先生才合适？”先生说：“暂且按照山陵故事的惯例，如果能让我专心独处，即使是永安尉也可以。”

先生曾说他在《易传》方面，现在却已经自成书，只是逐渐修改，期望到七十岁时，这本书可以出版。韩退之称“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徳日负于初心”，确实如此。我在《易传》后来所修改的不多，不知如何，所以暂且再期望以十年的功夫，看看如何。《春秋》的书等待刘绚，文字到了却用功也不多。今天解释《诗经》全无意思，这却等待写出一些文字。《中庸》的书却已经完成。现在农夫在严寒酷暑中，深耕易耨，播种五谷，我得以食用；现在百工技艺，制作器物，我得以使用；甲胄之士，披坚执锐，守卫国土，我得以安居。却这样闲过了日月，就是天地间的一个蛀虫了。功泽又不及百姓，别的事又做不得，只有修补圣人的遗书，或许有些补益【陈长方在姑苏见到尹子，问《中庸》解，尹子说：“先生自己以为不满意，烧掉了”】

问先生曾经制定六礼，现在已经完成没有？回答说：以前做这个，已经完成七分。后来被召入朝，既然在朝廷，就应当实行。朝廷不应当写私人的书。不久遭遇丧事，又生病数年，现在才开始无事。再过一二年可以完成。问：听说五经解已经完成没有？回答说：只有《易》需要亲自撰写，其他各经则由关中各位先生分担，以我的学说撰写而成。《礼》的名数，由陕西各位先生删定，已经送给吕与叔。

译与叔如今已经去世了，不知道他的书稿在哪里呢？然而他所确定的只是礼的名称和数目，至于礼的具体仪节，也不是亲自撰写不可的。

译先生被贬时，李邦直任洛阳知府，命令都监来见先生。伊川先生刚出门，见到都监便请求上轿。先生想稍微拜见叔母，也不被允许。不知道朝廷的命令究竟如何。这天晚上住在都监的防所，第二天派人押送启程。到了龙门，李邦直派人赠送百两金子作为路费，先生不接受。回来后，门人问先生：“临行时各位公卿赠送的行礼都接受了，李邦直也是亲戚，为什么不接受？”先生说：“与我相知就可以接受，他那时已经与我相知，怎么可以接受呢？【见《涪陵记善录》】

伊川先生说：“从前贬谪到涪州，渡过汉江，船在江心翻覆，船上的人都号哭，唯独伊川先生端正衣襟安然坐着像平常一样。不久靠岸，同船有一位老人问说：‘当时船危险时，您唯独没有恐惧的神色，为什么呢？’伊川先生说：‘心里存有诚敬罢了。’老人说：‘心里存有诚敬固然好，但还不如无心。’先生想和他说话，老人径直离去不回头。【见《邵氏闻见录》，下同】

伊川先生，在元祐初年，司马温公推荐他在禁中担任侍讲，当时哲宗年幼，先生以师道自居，后来出任判西京国子监，两次加授直秘阁，都推辞了。党祸兴起，被责授涪州，先生注解《周易》，与门弟子讲学，不以此为忧，赦免得以回归，不以此为喜。

先生从涪陵回来，《易传》已经完成，不曾给人看。门弟子请求教导，有涉及《易》书的，才命令小奴仆取出书箱，亲自打开，给门弟子看。如果不是所请求的，不敢多读。门弟子请问《易传》的事，即使有一个字的疑惑，先生必定反复开导。大概他潜心研究很久，不曾轻易下一个字。【见吕坚中所录尹和靖语】

先生说：“我四十岁以前诵读，五十岁以前研究其中的义理，六十岁以前反复推演，六十岁以后著书。著书是不得已。【见《遗书》，下同】先生对张绎说：“我禀受的气很薄弱，三十岁以后渐渐旺盛，四五十岁以后才完备。现在活了七十二年，比较筋骨在盛年时没有损伤。”张绎于是请求说：“先生难道因为禀受的气薄弱而厚待养生吗？”先生沉默说：“我以忘记生命、顺从欲望为深深的耻辱。”

尹焞二十岁时，才登先生的门，受到先生谆谆教导。曾经得到朱公掞所论述的杂说，呈给先生，问这本书值得看吗？先生留下半个月，一天请求说：“前几天呈上的杂说怎么样？”先生说：“我在，何必看这个？如果不能得到我的心，只是记得他的意思。”尹焞从此不敢再读。【见《涪陵记善录》及尹公为夏翇所藏语录作的跋后】

南方学者跟随伊川先生很久，有回去的，有人问说：“学者长久跟随学习在门下，谁是最有收获的？”伊川先生说：“怎么敢就说有收获的地方，只是给他指出一个路径，让他去寻找，不错误，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至于自得，尤其难其人。称为有收获的，便是已经有了。”【见祁宽所记尹和靖语】胡文定公说：“安国从前曾经看见邹志完论述近世人物，于是问程明道怎么样？志完说：‘这个人得志，使万物各得其所。’又问伊川怎么样？说：‘却比不上明道。’又问为什么比不上？说：‘因为有不通的地方。’又问侍郎先生说伊川不通的地方，一定有言行可以证明，希望听听。志完脸色变动，慢慢说：‘有一两件事，恐怕门人失传了。后来在长沙再论述河南两位先生的学术，志完却说：‘伊川见解极高。’于是问为什么这样说？说：‘从前鲜于侁曾经问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不知道所乐的是什么事情，伊川却问说：‘平常说颜子所乐的是什么？’侁说：‘不过是说颜子所乐的是道。’伊川说：‘如果说有道可乐，就不是颜子了。’由此知道伊川见解极高。’又说：‘浩从前在颍昌，有赵均国的人从洛阳中来，浩问曾经见先生有什么话？均国说：‘先生对学者说：除了神祠庙宇，人才知道为善，古人观象制作衣服，就是为善的工具。’【见《胡文定公集》】

伊川经常穿茧袍、高帽，帽檐不到半寸【一本说帽桶八寸，帽檐半寸，四直】，系着丝带说：“这是野人的衣服。”深衣绅带，青色边缘篆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仪勿言，非礼勿动。【见《外书》】

伊川经常喜欢穿黑衣或博褐短袄，他的袖子像平常人所戴的纱巾，背后看像钟形，它的形制像现在道士所说的仙桃巾，不知道今天称为习伊川学者大袖方顶是什么意思。【见祁宽所记尹和靖语】

伊洛渊源录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五

宋 朱子 撰

康节先生

墓志铭 明道先生

熙宁丁巳孟秋癸丑，尧夫先生病死于家中。洛阳的人吊唁哭泣的在路上接连不断。那些特别亲近且旧识的，又聚集谋划安葬的事。先生的儿子哭着告诉说：“从前先人有话，墓志铭一定要托付给伯淳。”唉！先生了解我，以此命令我，我怎么可以推辞？谨按邵氏姬姓，出自召公，所以世代是燕人。曾祖父名令进，以军职侍奉太祖，开始家在衡漳。祖父名德新，父亲名古，都隐居德行不仕。母亲李氏，继母杨氏。先生小时候，跟随父亲迁徙到共城，晚年迁到河南，安葬亲人在伊川，于是成为河南人。先生生于祥符辛亥年，到现在大概六十七年。

译了。雍是先生的名，尧夫是他的字。他娶了王氏为妻，伯温、仲良是他的两个儿子。先生出仕，起初被举荐为遗逸，试任将作监主簿，后来又以颍川团练推官的身份，因称病而不去赴任。先生起初在百原求学，坚忍刻苦，冬天不生炉，夏天不摇扇，夜晚不睡席床，这样坚持了数年，卫地的人认为他贤德。先生感叹道：“古人崇尚与古人交朋友，而我未曾到过四方，怎么能就此止步呢？”于是前往吴地，到达楚国，经过齐鲁，客居梁晋，很久之后才回来，说：“道大概就在这里了。”这才有了定居的念头。先生自恃才华出众，慷慨有大志，既然努力学习并仰慕高远，认为先王的事迹是可以必定实现的。等到他的学问更加精深，德行更加高尚，心志沉浸于高明的境界，观察天地的运行变化，阴阳的消长，以通达万物的变化，然后心境颓然顺从，浩然回归。先生在洛阳居住三十年，起初住在蓬荜之中，四周墙壁不能遮蔽风雨，亲自做饭以供养父母，居住得宽裕从容。在家中讲学，不曾强迫别人听他说话，但前来请教的人日益增多，乡里的人被他感化，远近的人都尊敬他。士人路过洛阳的，有不拜访官府，却必定拜访先生的住所。先生的德行气质纯粹，望之可知其贤，然而不刻意标榜，不设界限，正直而不固执，通达而不污浊，清明坦荡，内外洞彻，接待人没有贵贱亲疏的区别。与众人聚会宴饮，谈笑终日，不追求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看我所快乐的是怎样的罢了。先生怕寒暑，常在春秋时节在城中游历，士大夫家听到他的车声，都倒穿着鞋出来迎接，即使是儿童奴仆也都欢喜尊奉。他与人说话，必定依据孝悌忠信，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而从未提及别人的恶行，所以贤者喜悦他的德行，不贤者信服他的教化。所以淳厚风俗，成就人才，先生的功劳很多。从前七十子向孔子学习，其传承可见的只有曾子。曾子告诉子思，而子思传授给孟子的就是这样。其余的门人，各自以其才能所适宜的为学，虽然同尊圣人作为入门的途径，但门户则众多了。何况此后千余年，师道不立，学者不知道其来源，唯独先生的学问有传承。先生从李挺之那里得到学问，挺之从穆伯长那里得到学问，推究其源流，远有端绪。如今穆、李的言论及其行事，大概可见了。而先生淳一不杂，汪洋浩大，是他自己领悟的很多。然而称他的学问为一家，难道就是所谓门户众多，各自有所依据而入门的吗？谈论成就德行的人，从前认为很难做到。如果就先生所达到的境界而论，可以说是安稳且成就了。先生有书六十二卷，命名为《皇极经世》。古律诗两千首，题名为《击壤集》。先生的安葬，附于先人的墓地，实际是在他去世那年的孟冬丁酉日。铭文说：唉！先生志向豪迈，力量雄健，阔步长趋，凌越高空，探索幽深隐秘，曲折通畅旁通，在古代或许很难。先生从容不迫，有问有观，以饱食以丰盛。上天不早早夺去哲人的生命。鸣皋在南，伊水在东，有一处安宁的宫室，是先生最终安息的地方。

译行状略 张崏

先生研习《易》《书》《诗》《春秋》之学，穷尽意、言、象、数的深蕴，阐明帝王治国的道理，著书十余万字，精深研究、极尽思虑三十年，观察天地的消长，推演日月的盈缩，考察阴阳的度数，察验刚柔的形体，所以以“元”为经，以“会”为纪，以“运”为防，以“世”为终。又自唐虞直至五代，本源于天道，以人事为验证，兴衰治乱，无所不载，其文辞简约，其义理广博，其著作显著，其会通隐微。唉！美妙啊，极致啊，天下的能事都完备了。先生年少时侍奉北海李之才、李挺之，李挺之从汶阳穆修伯长那里听闻大道，伯长以上虽然有其传承，但未详细记载。先生既已接受其学问，又游历于河汾弯曲之地，直至淮海之滨，渡过济水、汶水，到达梁宋，如果有通达的人，必定拜访求道，没有固定的老师。于是退居共城，在百原之上结庐，对《易经》深入思考，夜里不设床铺睡觉，白天不再进食，三年后学问大成。大名王豫，是天悦博达之士，尤其擅长《易》，听说先生志向笃定，喜爱并想教导他。与他交谈三天后，得到了未曾听闻的道理，开始大为惊服，最终舍弃自己的学问而向先生学习，北面尊奉先生为师。卫地的人才知道先生是有道之人。先生三十多岁时来到洛阳游历，认为洛阳是天下中心，可以观察四方之士，于是定居于此。先生清高而不偏激，温和而不随波逐流，对待人无论贵贱、贤愚，都以诚心相接，对长者侍奉，对少者交友，对善者与之同行，对不善者怜悯他。所以洛阳人久而更加尊重信任他，四方求学的人以及经过洛阳的士大夫，没有不仰慕他的风范而造访他的住所的。先生教导人，必定根据其才分的高低，不突然言语而强行增益，有时听到他的话如果不合他的心意，先生也不屑一顾。所以来的人多而跟随的人少，见到他的人多而了解他的人尚少。等到接触久了，观察他的处世，无不合乎道理，叩问他的所有，越久越有新意，于是都心悦诚服。先生未曾有求于人，有人以礼馈赠，也不随便推辞。洛阳人为他买宅，丞相富弼为他买园以居住。仁宗嘉祐年间，下诏举荐遗逸之士，留守王拱辰以先生应诏，授予将作监主簿。当今皇上熙宁初年，再次寻求逸士，御史中丞吕诲、龙图阁直学士祖无择与当今丞相吴充，又推荐先生，补任颍川团练推官，都三次推辞未果后才遵命，但最终称病不去任职。先生六十岁时，开始穿隐士的衣服。说：“病且老了，不能再从事政务了。”严寒酷暑，闭门不出。说：“这不是退隐者适宜做的。”他对于书籍无所不读，诸子百家的学问，都探究其本源，而对于佛老技术之说，一无所惑。他晚年志向，尤其喜欢写诗，平易而达到理境，有《击壤集》二十卷，自己为之作序。熙宁十年春，得病超过百日，气息日益消耗而精神日益清明。七月癸丑日，在天津南道德坊的宅第去世。起初，先生将父亲葬在伊阙神阴原，现在跟随父亲的墓穴。父亲以明经教授乡里，等到先生长大，退老在家。先生虽然贫穷，终身奉养父亲，使他快乐。弟弟李睦侍奉先生非常谨慎，饮食起居，必定亲自照料，惟恐不能顺从先生的心意。大概就像先生侍奉父母一样。不幸早亡。

遗事【十五条】

颢接待的人很多，不杂乱的人有三位：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见《程氏遗书》，下同）

尧夫放旷

尧夫如同空中楼阁

尧夫是豪杰之士，根本不安分守己。伯淳曾戏称他为乱世之奸雄，中道学之有所得的人。

尧夫诗云：“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明道说：“真是风流人，豪放啊。”

尧夫有诗曰：“频频到口微成醉，拍拍满怀都是春。”又说：“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不止风月，言语都有理。又说：“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如同庄子，大体寓言要进入他放荡的场合。尧夫却都有理。万事都出于理，自以为都有理，所以想要随心所欲妄行，总不妨碍。尧夫又得诗云：“圣人吃些儿事，其言太急迫。”这道理平铺地放着，何必如此。

尧夫的学问，先从理上推演意、言、象、数。说天下的理，必须出于这四者。推到理的地方，说：“我得到这个大者，那么万事由我，没有不确定的。”然而未必有术，总之也难以治理天下国家。他为人则是直是无礼不恭，只是侮弄玩戏，即使是天地也侮弄玩戏。如无名君传言问诸天地，天地不回答，自己赞叹说：“弄丸，余暇时往时来之类。”

尧夫诗“雪月风花未品题”，他便把这些事，便与尧舜三代一般。这等话语自孟子后，无人曾敢如此道来。直是无端。又如说文字呈上尧夫，皆不恭之甚。必须相信“画前元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原本古代未有人

译道理本来如此。行为必须做到真诚无妄的极致，正叔说“心意是好的”，然而说“真诚无妄”则意味着真诚作为大道是无法穷尽的。尧夫开玩笑说“暂且就着平侧（来理解）”。

译邵尧夫对程颐说：“你虽然聪明，但天下的事情太多了，你能全部知道吗？”程颐说：“天下的事情，我不了解的固然很多，但尧夫所说的‘不知’是指什么事呢？”这时恰好打雷，尧夫说：“你知道雷是从哪里起的吗？”程颐说：“我知道。”尧夫却不知道。尧夫惊讶地说：“这是什么意思？”程颐说：“既然知道了，哪里还用得着推算呢？正因为他不知道，所以要等推算之后才知道。”尧夫说：“你认为雷是从哪里起的？”程颐说：“从它起的地方起。”尧夫惊服地称赞说：“好。”

晁以道曾经写信向程颐询问康节（邵雍）的象数之学，程颐回信说：“我与尧夫同乡居住了三十年，世间的事情没有不问他，只是从未一个字涉及象数。”

程颢说：邵尧夫病重时，还说“试着去体验一下化境”。程颐说：“体验化境，别人可以体验，自己，自己又怎么体验呢？”程颐曾经观察尧夫的诗意，认为他虽然懂得一些道理，但在儒家学问上并没有真正的收获。

邵尧夫临终时，只是开玩笑，不一会儿就去世了。从圣人的标准来看，这还不算对，因为还有意求之。但与普通人相比，相差太远了。他病势危重，程颐去探望他，于是告诫他说：“尧夫平日所学的，今天没事吧？”他气息微弱，不能回答。第二天去看他，却发出如丝般的声音大声回答说：“你说生姜长在树上，我也只能依你。”这时各位先生都在床边，商量后事。他在房间里，便听到各位先生怕打扰他而压低声音说话，他都听得见。有人说：“有新消息说……”尧夫问：“有什么事？”回答说：“有某事。”尧夫说：“我以为是收复幽州了。”以旁人的眼光看，便觉得奇怪，这只是因为他心虚而明，所以能听到。问尧夫没病时为什么不这样？回答说：“这只是病后气息将绝，心中没有杂念不昏沉，才这样。”又问：“佛教徒也能预知死期，为什么呢？”回答说：“只是一个不动心。佛教徒平生只学这个，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学者不必学他们，只要明察事理，自然能做到。就像尧夫的事，他自然如此，难道曾经学过吗？”

邵尧夫先生在洛阳居住四十年，安于贫困乐于道义，自称从未皱过眉头。他居住休息的地方叫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又做了瓮牖，读书闲居其下。早晨焚香独坐，傍晚饮酒三四杯，微醉就停止，不让自己喝醉。中间州府因为更改法令不再馈赠寄居的客人，于是用稀粥来代替。好事的人有时载酒来救济他的匮乏。他曾经有诗说：“斟酒有深浅存乎调和之理，饮酒无多少系乎经纶之务。”又说：“不要说山翁拙于用世，能康济自家身。”喜欢吟诗，写大字，但遇到兴致就写，不勉强。大寒大暑就不出门，每次出门乘坐小车，用一个人拉着。写诗自咏说：“花似锦时高阁望，草如茵处小车行。”司马光赠诗说：“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随意所到之处，遇到喜欢客人的主人就留宿四五晚，再到另一家也如此，有时经过一个月还不想返回。虽然性情高洁，但接待人不论贤愚，贵贱都欢然如亲人。曾经自己说：“如果得了大病，自然不能支撑；如果遇到小病，有客人对话，不知不觉病就离体了。”学者来跟随他，问经义，精深浩博，应对不竭，思致幽远，妙极道数。偶尔与相知很深的人，开口谈论天下事，即使是长久关心世务的人也赶不上【见吕氏家塾记】

尧夫真是豪才，在风尘时节，就是偏霸手段。像富弼，身为将相，严肃有威，人不敢仰视，他把他当作小孩看。有人问尧夫所学如何？谢良佐说：“他只见得天理进退，万物消长之理，就敢做大于圣人门下学上达的事，不再下功夫，所以错了。”尧夫精通《易》的象数，事物的成败终始，人的祸福修短，算来没有毫发差错。如指这屋，便知起于何时，至某年月日而坏，无不如其言。然而二程不重视他的术数，程颢说：“尧夫的象数想传给我们兄弟，我们兄弟哪有空闲？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尧夫初学于李挺之，师礼很严，即使在一野店吃饭，必穿襕衫必拜，想学尧夫也必如此。程颢听说得很熟，一天因监试无事，用他的说法推算，都符合。出来对尧夫说：“尧夫的象数只是加一倍法，由此知道太极都不济事。”尧夫惊，抚其背说：“大哥，你怎么这么聪明！”后来程颐问程颢加倍之数，说：“都忘了。”因此感叹他心无偏系如此【见《上蔡语录》】

伊洛渊源录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六

宋 朱子 撰

横渠先生

行状 吕大临

先生名载，字子厚，世代是大梁人。曾祖某，生于唐末，经历五代不仕，因儿子显贵，赠礼部侍郎。祖父复，仕于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

译追赠司空。父亲张迪，在仁宗朝做官，最终官至殿中丞，担任涪州知州，追赠尚书都官郎中。张迪在西京去世，子女们都年幼，没能归葬，寄居在凤翔府郿县横渠镇南面的大振谷口，于是迁徙并定居在那里。先生于嘉祐二年考中进士，起初担任祁州司法参军，升任丹州云岩县令，又升任著作佐郎兼渭州军事判官。熙宁二年冬天，被召入朝回答皇帝询问，任命为崇文院校书。第二年称病辞职，十年春天又被召回馆阁，兼任太常礼院同知。这年冬天请假西归，十二月乙亥日，行至临潼，在客舍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当月将灵柩运回家乡安葬，择定元丰元年八月癸酉日葬在涪州墓地南面的兆域。先生娶南阳郭氏为妻，有个儿子叫张因，还年幼。先生起初跟随外家老师学习，志向气度与众不同，知道虔诚奉行父亲的命令，坚守不可动摇的原则。张迪器重他，认为他年少丧父而能自立，无所不学，与邠州人焦寅交往。焦寅喜欢谈论兵法，先生赞同他的言论，在康定年间用兵时，先生十八岁，慷慨地以功名自许，上书拜见范文正公。文正公一见就知道他是远大的人才，想要成就他，于是责备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何必从事于兵法？”于是劝他读《中庸》。先生读这本书，虽然喜爱，但还觉得不够。于是又访求佛道之书，多年穷究其学说，知道没有所得，反而回过头来求索六经。嘉祐初年在京城见到洛阳程伯淳、程正叔兄弟，共同谈论道学的要领，先生豁然开朗，自信地说：“我的道已经自足，何必向外求索？”于是完全抛弃异端学说，淳朴专一。偶尔出仕做官，日子越久，学问越明达。在未考中进士时，文潞公以退休宰相身份判长安，听说先生名节品行美好，用束帛聘请他，延请他到学官任职，对他礼遇格外不同，士子们把他当作矜持效法的榜样。他在云岩县处理政事，大体以敦厚根本、改善风俗为先，每逢月初吉日，准备酒食召集乡里高龄老人到县庭，亲自为他们劝酒，让人知道养老尊长的道理。于是询问百姓疾苦，以及告诫训诫子弟的意思，有所教导告诫，常常担心公文不能全部传达给百姓，每次召集乡长到庭，谆谆口头告知，让他们回去告诉乡里。偶尔有百姓因事来到县庭，或者在路上遇到，一定问：“某时命令某人告知某事，听到了吗？”听到了就罢了，否则就惩罚接受命令的人。所以一句话发出，即使是愚夫幼童，没有不预先听知的。京兆王乐道，曾经延请先生到郡学，先生多用人德教导人，从容地对学者说：“谁能稍微放下科举的意念，跟随我进入尧舜的境界呢？”学者听到这番教诲，也有很多跟从的。在渭州时，渭州主帅蔡子正，特别尊重礼遇他，军府政事无论大小都咨询他。先生早晚从事政务，赞助的力量很多。边境百姓，常苦于缺乏粮食，向官府借贷也不能满足，又遭遇霜旱，先生极力向官府进言，取出军粮数十万来救济他们。又进言戍边士兵徒然往来，不能发挥作用，不如减少数量招募本地人为便。皇上即位第二年，任用大臣，想要有所变革。御史中丞吕晦叔向朝廷推荐先生说：“张载学问有本源，四方学者都尊崇他，可以召来回答询问。”皇上立即命令召见。先生入朝觐见，皇上询问治国之道，先生都以逐渐恢复三代制度来回答。皇上很高兴，说：“你应当每天去二府议事，我即将重用你。”先生谢恩说：“臣从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的安定所在，希望慢慢观察一两个月，随后有所进献。”皇上认为他说的对。后来见到执政大臣，执政大臣曾经说：“新政的更改，担心不能胜任事务，求助于你怎么样？”先生回答说：“朝廷将要大有作为，天下士人愿意追随下风。如果与人一起行善，那么谁敢不尽力遵从教导？玉人雕琢玉石，那么人也本来有不能胜任的。”执政大臣沉默不语，所说的多不契合，渐渐不高兴。既然任命校书崇文，先生推辞未能谢恩，又命令审理浙东的案子。有人为他进言说：“张载以道德进用，不应该让他审理案件。”执政大臣说：“善于审问如皋陶，尚且献囚犯，这有什么妨害？”案件审理完毕回朝，弟弟张天祺因言论获罪，先生更加不安，于是请假西归，居住在横渠故居，于是称病不再起用。横渠非常偏僻简陋，有田地数百亩，用来供给每年的生计，简约而能自足，别人不能忍受这种忧患，而先生处之更加安适。整天端坐在一间屋里，左右都是书籍，低头读书，抬头思考，有心得就记录下来，有时半夜起来坐着，取蜡烛来书写。他追求道义、精思，未曾片刻停息，也未曾片刻遗忘。学者有问，多告诉他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习一定要像圣人那样才停止。听到的人没有不动心的。有进步，又认为教导必须能够养育然后才能使人信服，所以虽然贫困不能自给，如果门人中没有资财的，即使是粗劣的蔬菜也共同分享。他自得的东西，穷究神妙变化，统一天人，确立大本，排斥异端，自孟子以来未曾有过。曾经对门人说：“我的学问既已心得，就修习言辞；言辞没有差错，然后决断事务；决断事务没有失误，我才充沛地精义入神，只是预先罢了。”近世丧葬没有法度，只有隆重的三年丧，从期年以下，未曾有衰麻的变化；祭祀祖先的礼仪，完全采用流俗；节令宴饮不严谨。先生接连遭遇期功之丧，开始治理丧服轻重如礼家；祭祀开始实行四季的荐献，曲尽诚

译洁净。听到的人起初或许怀疑嘲笑，最终却信服并跟随他，改变旧习的人很多，都是先生倡导的。先生气质刚毅，德行深厚，容貌严肃，然而与人相处，时间越久越亲近。他治家待人，大抵是以端正自己来感动他人，别人如果不相信，就反省自身，不拿话去说别人。即使有人不理解，也安然实行而不后悔，所以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听到他的风范都敬畏他。不符合道义的事，不敢有一丝一毫涉及。他家中的童仆，一定让他们打扫应对、侍奉长者；未出嫁的女子，一定让她们亲自参与祭祀、斟酒浆，这都是为了培养恭敬顺从的品德，成就德行。他常说：“侍奉父母、供奉祭祀，怎么能让别人代劳呢？”听到别人的善行，喜悦之色表现在脸上；回答求教者的问题，即使很多也不疲倦，有不懂的人，没有不启发其入门的。他所到之处，必定访求人才；有可以交谈的人，必定反复告诫教诲，惟恐他们成就得晚。那年正好遭遇大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家人嫌米没舂好将要舂米，先生急忙制止说：“饿死的人遍布野外，即使吃粗食尚且自愧，又怎么忍心挑剔呢？”甚至有时叹息对着饭桌不吃，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熙宁九年秋天，先生受到奇异梦境的感应，忽然写信嘱托门人，于是汇集自己确立的言论称为《正蒙》，出示给门人说：“这本书是我多年深思所得，其中的言论几乎与前代圣人相合吧？大抵是启发开端指示人们罢了，至于触类旁通推广它，那我就要期待学者了。就像老树的树桩，枝条虽然多，所缺少的，只是润泽和华丽的叶子罢了。”又曾说：“《春秋》这部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是圣人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够理解它。如果不是道理明白、义理精微，大概不可以学习。前代儒者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说法多有牵强附会。至于《诗》《书》《礼》《乐》的言论，大多不能平心静气，以意逆志，反而罗列大例，考察文理，替学者梳理他们的说法。”先生感慨地有志于三代的治理，仰望大道想要实现，谈论治理人民的当务之急，没有不以划分田界为急迫的，讲求法制，清晰完备，总之可以在当今施行。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举起来实施它罢了。曾说：“仁政一定从划分田界开始，贫富不均，教养没有法度，即使想谈论治理，都是苟且罢了，这是世间的弊病。”难以实行的，没有不以急切夺取富人的田地作为借口的。然而这种法度实行起来，喜悦的人很多。如果处理得有方法，期望几年不刑罚一个人就可以恢复。所担忧的，只是上面没有实行罢了。于是说：即使不能实行于天下，还可以在一个乡验证。正与学者商议古代的法度，共同买下一方田地，划分为若干井田。上不失去公家的赋税徭役，私下以此，整顿田界，划分住宅里巷，建立征收法度，扩大储蓄，兴办学校，成就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行先王的遗法，阐明当今可行的道理。这些都是有志未成的。恰逢秦凤路帅吕公推荐他说：“张载的学问，善于阐发圣人的遗意，他的术略可以实施来复古，请求召回旧职，咨询治国的大体。”诏书听从了他。先生说：“我这次出行，不敢以疾病推辞，或许能有遇合。”等到到达京城，公卿们听到风声仰慕他，然而没有深入了解先生的人。把想要说的话尝试告诉别人，大多不被相信。恰逢有人提议要讲行冠婚丧祭的礼仪，诏书下达给礼官。礼官安于习惯旧常，以古今风俗不同为说辞。先生独自认为可行，并且说称不可行，不是儒生博士所应该说的。众人不能改变他，然而议论最终没有决定。郊庙的礼仪，礼官参与。先生看到礼仪不够严肃，急切想要纠正它，而众人没有帮助他。先生更加不高兴。恰逢生病，请假回家。知道大道难以实行，想要与门人完成最初的志向。不幸去世，没有实现他的愿望。去世那天，只有一个外甥在身旁，囊中空空如也。第二天，在长安的门人相继赶来奔丧哭泣，送来助丧的财物，才得以收敛，于是奉送灵柩回家安葬。又占卜在三月后下葬，办理丧礼一律采用古制，以完成先生的志向。我认为先生的学问非常完备，存在于书中，大致在谥议中叙述了。然而想要求文来表彰他的墓，必须得到行事的踪迹，冒昧依次书写。

译哭子厚先生诗 明道先生

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供后学之求？千古声名联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在寝门恸哭，知道有什么遗憾？难道只是交游亲友怀念旧日的情谊吗？

论谥书司马温公【横渠去世，门人想谥他为明诚夫子，向明道先生请教，先生对此有疑虑，便去询问温公，温公认为不可以。这封信不见于文集，现在藏在龟山杨公家中】

光启昨日承蒙询问张子厚的谥号，仓促间回答，认为从汉魏以来这类例子很多，没有不可以的。退下来思考，觉得有所未尽。私下认为子厚平生用心，是想率领今世之人恢复三代的礼制。汉魏以下，大概不值得效法。《郊特牲》说：“古时活着没有爵位，死了没有谥号。爵位是指大夫以上的人。”《檀弓》记载礼制丧失的原因，认为士人有诔辞，是从县贲父开始的。子厚的官位相当于诸侯的大夫，已经显贵，适宜有谥号了。然而《曾子问》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年幼者不为年长者作诔，这是礼制。只有天子称天来为尊者作诔，诸侯互相作诔，是不合礼制的。”诸侯互相作诔尚且不合礼制，何况弟子为老师作诔呢？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没听说弟子又为他定谥号。子路想让门人做臣子，孔子认为这是欺天。门人厚葬颜渊，孔子感叹不能把他当作儿子看待。君子爱人要合乎礼制。现在关中各位想给子厚定谥号，却不合古礼，这不是子厚的本意。与其拿陈文范、陶靖节、王文中、孟贞耀来相比，那样尊崇他，何不拿孔子来相比呢？承蒙关中各位向伯淳决断疑惑，而伯淳谦逊，广泛谋议以至于浅陋的我，我不敢不竭尽所闻来进献，以备万一。请伯淳裁择并折中处理，光再拜。

遗事【一十九条】

伯淳曾经和子厚在相国寺整日讲论，说：“不知道以前曾有什么人在这里讲过这些事【以下都见于程氏遗书】

子厚是高才，他的学问更是先从杂博中过来的。

子厚用礼来教导学者，最善于让学者先有所依据和坚守。

子厚听说皇子出生，非常高兴。见到饿死的人，吃饭就不觉得美味。

横渠谈论气，自然是横渠的发挥，树立标准以阐明道。

《订顽》的话，极其纯粹没有杂驳，是秦汉以来学者所达不到的。

《西铭》的意思，颢得到了，只是必须得有子厚这样的笔力，别人无缘写得出来。孟子以后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有了这篇文章省了多少言语，且教别人读书。总之，仁孝的道理都具备在这里了，片刻不在此，那就变得不仁不孝了。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中言语固然多有毛病，但大要都近于理。如果《西铭》，那就是《原道》的宗祖了。问《西铭》怎么样？伊川先生说：“这是横渠文章中最精粹的。”说：“扩充到极点时怎么样？”说：“就是圣人。”横渠能扩充到极点吗？说：“言语有多种，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是说自己的事，如同圣人讲圣人的事。造道之言，则是智慧足以知晓此道，如同贤人讲圣人的事。”横渠的道尽高，言语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没有其他见识。杨时写信给伊川先生说：“《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怕其流弊会以至于兼爱。”先生回答说：“横渠立言确实有过当之处，在于正防。《西铭》这本书，推究理以存义，扩充前圣所未发的，与孟子性善养气的论述功效相同，哪里是墨家的可比呢？《西铭》阐明理一而分殊，墨家则是二本而无分，你把它等同起来，错了。而且说它言体而不及用，他是想让人推而行之，本来就是用，反而说不及，不也很奇怪吗【见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复先生的信说：“观察我叔父的见解，端正而严谨。如虚无即气，则无无的话，深探远赜，难道是后世学者所曾考虑到的吗？然而这话未能没有过错。我所论述的大概气象而言，则有苦心极力的形象，而没有宽裕温厚之气。不是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所以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明睿所照的，如目所睹，纤微尽识之矣。考索至的，如揣料于物，约见仿佛尔，能无差乎？更望完养思虑涵泳义理，他日当自条畅。”

问横渠说：“由明以至诚，由诚以至明，怎么样？”伊川先生说：“由明至诚，这句是对的；由诚至明，则不然。诚就明了。”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仅“我知言”一句，已尽横渠之言语，不能没有失类像这样。如果《西铭》一篇，谁说得到此？现在以管窥天，固然见北斗；别处虽不见北斗，不可谓不是【见《程氏遗书》下同】

问横渠的书有迫切处吗？伊川先生说：“子厚严谨，才严谨便有迫切气象，无宽舒之气。”

横渠曾说：“我十五年学个恭而安，不成。”明道说：“可知是学不成，

译有多少病在【见上蔡语录，下同】

译张横渠撰写《正蒙》时，处处都摆放着笔砚，有了心得就立刻写下来。程明道说：“子厚（张载）竟然这样不熟练。”

张横渠教导人，以礼为先，大旨是想让人端正仪容、谨慎礼节，他的意思是世人散漫没有操守，就应当以礼为根基，教人在上面下功夫。然而他的门人后来沉溺于刑名度数之中，实行起来感到困顿而没有见识，就像吃木屑一样，更没有滋味，于是产生厌倦，所以他的学问没有传承下来。程明道先生则不然，先让学者有知识，穷尽事物的道理，再从恭敬中涵养出来，自然是不一样的。

张横渠再次因病西归，路过洛阳拜见二程先生，说：“我病重不起，还能赶到长安。”走到临潼，沐浴更衣后躺下。等到天亮去看他，已经去世了。门生穿着丧服拉着车将他安葬【见《邵氏闻见录》】

吕与叔撰写《横渠行状》，有见到二程后完全抛弃自己学问的话，尹子（尹焞）说了这件事。先生（程颐）说：“表叔（张载）平生的议论，说我和兄弟有相同之处还可以，如果说向我和兄弟学习，就没有这回事。前年嘱咐与叔删去，没想到还保留着这句话，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了【见《程氏遗书》】

【按：《行状》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说“完全抛弃自己的学问而向他们学习”，一个说“于是完全抛弃异端邪说，变得淳朴”。其他不同的地方也很多，大概都是后一个版本更好，怀疑与叔后来曾经删改过这样。现在特意依据这个作为定本。然而龟山（杨时）文集中有跋文关于横渠与伊川的信，说：“横渠的学问，其源头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崇他的书，想自成一家，所以我记录这封信给学者看，让他们知道横渠虽然细微的事务都依赖二程，那么其他情况自然可以知道了。”按：横渠有一封信给伊川询问他叔父的葬事，没有提耳恳切激发的言语，怀疑龟山所跋的就是这封信。然而与伊川这些话，大概是退让不居功的意思，而横渠的学问实际上也自成一家，只是其源头是由二先生发端的】

张御史

行状

您名戬，字天祺，年少时庄重，有老成的气质，不和一群孩童嬉戏。长大后好学，不喜欢写雕琢辞藻的文章去追随科举。父兄督促告诫说因为贫穷，才勉强起身参加乡贡。成年后，考中进士，调任陕州阌乡县主簿，改任凤翔府普润县令，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担任陕州灵宝县、渠州流江县、怀安军金堂县知县。转任太常博士，熙宁二年，越级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第二年，因为进言被外放担任江陵府公安县知县，改任陕州夏县转运使，举荐担任凤翔府司竹监监官。任期届满，在熙宁九年三月初一因感疾去世，享年四十七岁。您历任治理六七座县城，诚心爱护百姓并有方法救济他们，努力实行不懈怠，所到之处都有显著的成效。看到百姓不得其所，就像是自己造成的，竭尽智力和体力，一定要救济然后才停止。灵宝县采集柴草，每年使用民力，长久成为困扰。您到任后访查利害，详细得知，于是计算一个劳役采集多少柴草，以此计算其价值，请求命令百姓向官府缴纳购买而免除劳役，只在河边空地设立市场，立价招募百姓采伐以供给使用。向郡守和监司进言，都不听从。后来以御史身份向朝廷进言，得以实行。司竹监每年征发旁县民夫伐竹一个月，您废除了。您说没有名义驱使百姓，于是登记司竹监的园夫，以日月考核伐竹，以满足年度计划。您治理县政，养老恤穷，都有常规；考察恶行劝勉善行，都有记录；钩考防计，严密考察但不苛刻。府吏束手听命，全都不能欺骗。曾经代理华州蒲城县令，蒲城是大县，百姓强悍使气，不畏法令，斗殴诉讼盗窃加倍增多。其他县别的县令用严酷的法律治理，奸邪更加不能胜。您全部放宽条令禁令，有诉讼到庭，一定以道理敦厚开导，使他们不犯法。偶尔召集父老让他们教导督促子弟服膺学问，反省过错，制作记录善行的簿册。百姓有小善，全部登记。每月初一用俸钱买酒食，召集县里的高龄老人聚集在县衙慰劳他们，让他们的子孙侍奉，借此劝勉孝悌之道。不到几个月，县里的人被感化，狱讼大为减少。熙宁初年，皇上刚即位，登用大臣，将要大有作为。以御史召见您，您高兴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偶尔进见对答，没有不以尧舜三代之事进献于皇上面前的，恻隐之爱，无所回避。其大旨启发君心进用有德之人，说返归常道正本清源应当从朝廷开始，不先做这些而治理末节，没看到可行的。事情有不关乎兴衰的，别人虽然认为可以进言，都宽略不辩。不久看到新政所更改的渐渐不同。起初议论左右近臣不以德行进用，您争辩不可，于是告诉执政。执政笑而不答。您说：“戬的狂妄，应当被君主嘲笑。然而天下士人嘲笑公的也不少。”奏章上了十几次，最终不被采纳。于是叹息说：“这还不能停止吗？”于是称病不上朝，居家待罪，最终罢免言职。离开职位后，不曾把谏草示人，不诉说别人无罪。天下士大夫听到他的风范，开始耸然敬畏他，最终信服他的厚道和公正。改任夏县知县，该县素来号称多诉讼，您以真诚对待，反复教喻，不逆料，不猜测，不行小恩惠。诉讼的人往往叩头自首，不到五六月，刑罚减少而诉讼衰止。不久，灵宝的百姓拦住使者的车，请求说：“现在的夏县令张君是我们昔日的贤令，希望使者怜悯我们百姓，乞求张君回到旧治。”使者欣然听从他们的言辞，而向朝廷进言

译离任那天，百姓拦路相送，致使他无法成行。父老们说：“过去人们认为我们县的人没有良善之心，喜欢打官司，自从您到来后，百姓打官司的事几乎没有了。这只有您知道我们县民并不喜欢诉讼。”说完，大家都流下了眼泪。他为人笃实宽厚，神情庄重严肃，即使高兴或愤怒也不显露在面容上。然而与人相处，温和厚道的态度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亲切。他整天说话未曾不涉及道义，接待人不论贵贱亲疏，未曾对任何人失礼。他乐于称道别人的优点而不提及缺点，乐于增进自己的德行而不说无益的话。他的清廉不因才能而伤害他人，他的和顺不因外物而改变志向。他常常鸡鸣即起，勤勉努力，践行道义，总好像赶不上似的。他的德行宏大能包容万物，充沛而有余。他常自我反省，稍有差错，必定告诉别人说：“我知道了。你们观察之后，这错误不会再犯了。”他重视承诺，一句谎言，就认为是自己的毛病。他早年丧父未能侍奉双亲，却侍奉兄长以弟弟的身份供养，无论何事都极其恭敬爱护，推及到宗族姻亲故旧，没有不周全照顾的。有个妹妹寡居，儿子不能持家，他尽力为她料理家务，区分内外界限，节制财物使用，让男孩上学，让女孩出嫁，诚意恳切，不松懈辛劳，别人认为很难，而他却从容自如。有一两位老朋友死后未能安葬，十多年他心中不安，率领相识的人合力筹集钱财，才得以完成丧事。他的兄长载重在世时，常对人说：“我弟弟德性的美好，我有不如他的地方。他不自我宽假而勇于不屈，若在孔门弟子中，应当与子夏先后并列。晚年讲学通达，又说：‘我弟弟是完器，但谈论道义而契合，却是从今才开始。有这样的弟弟，道义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他突发急病去世，载重哭得失声，好像不想活了一样。将要下葬时，亲手写下哀辞，放入墓穴中说：“哀哀我的弟弟，从今以后，战战兢兢以免除过失！”当月归葬，以跟随先大夫的墓穴。将寻求有道之人来为他的墓作铭文。大临认为他的善行，有写不完的，概括其主要的，大概是他力量深厚，承担天下重任而不推辞；他气魄强大，笃行礼仪而不疲倦；他忠诚盛大，使死者复生也没有遗憾。这应当得到善言来传给后人，我冒昧地记下他的事迹来请求【按：吕氏文集中有书请求明道先生，先生曾答应为御史作墓志，现在文集中没有，怀疑是来不及作】

译遗事【五条】

张戬担任监察里行时，请求废除条例司，于是前往中书省，极力陈述此事，言辞语气非常严厉。王安石用扇子遮住脸发笑。张戬愤怒地说：“参政嘲笑我张戬，我也嘲笑参政所做的事，难道只有我嘲笑吗？天下谁不嘲笑呢？”旸叔（吕公著）劝解说：“察院不必如此。”张戬回头说：“只有相公您才能做得没有过错吗？”退朝后回到家中，向台省递交辞呈不再处理政务，等待治罪【见《温公日录》】

张戬曾经在政事堂与王安石争辩事情，于是引用经书中的语句作为证据。王安石说：“我王安石却不担心读书，您却担心读书。”张戬无法回答。伊川先生（程颐）于是说：“这不就是说不担心读书吗【见《程氏遗书》，以下同】天祺（吕公著）有自然的道德气度，像个贵人的气象，只是却有气量短浅的缺点，过于拘谨地把事情看得太重，因为过于周全而有所损伤，却是器局狭小。景庸（薛昌朝）只是才思敏捷，必须天祺与景庸相互补救，才算是得中道【薛景庸，名昌朝，是张载的门人，曾担任御史议论新法】

天祺有自然的道德气度，望之有贵人的形象，只是器局狭小，过于拘谨地把事情看得太重。从前在司竹监任职时，曾经喜爱并任用一名卒长，等到即将离任时，亲自看见那人偷窃笋皮，于是惩治他，毫不宽贷，罪行已经定罪对待他，后来又恢复如初，毫不介意，他的道德度量就是这样【又《邵氏闻见录》说：天祺在司竹监时，全家都不吃笋】

鉴别人才，自然是人才，有通达领悟的地方，是学不来的。张子厚（张载）善于鉴别裁断，他的弟弟天祺学习他，就错了。

伊洛渊源录卷六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伊洛渊源录》>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七

宋 朱子 撰

吕侍讲

家传略

公名希哲，字原明，是正献公的长子。凭借恩荫补授官职，元祐年间担任讲官，升任谏官，没有接受任命。绍圣初年，外放担任太平州知州，因被划入党籍贬居和州。徽宗召他担任光禄少卿，外放担任秦州知州，在任上去世。

正献公居家简朴庄重，沉默寡言，不把事物放在心上。而申国夫人，性格严厉有法度，虽然非常喜爱公，然而教导公事事遵循规矩。刚满十岁，严寒酷暑或下雨天，侍立整天，不命令他坐下，就不敢坐。每天必须穿戴整齐去拜见长辈。平时即使天气非常热，在父母和长辈身边，不得去掉头巾袜子和束裤，衣服穿戴非常谨慎，行走出入，不得进入茶坊酒肆，市井里巷的言语，郑卫的淫乐之声，未曾一次经过耳朵。不正的书，非礼的色，未曾一次接触眼睛。正献公通判颖州时，欧阳文忠公恰好知州事。焦先生千之，字伯强，客居在文忠公处，严厉刚毅方正。正献公招延他，让他教导众子众生。稍有差错，先生端坐召来与他相对整天整夜，不与他说话。众学生恐惧畏服。先生才稍微缓和言辞脸色，当时公才十多岁。内则有正献公与申国夫人教训如此严厉，外则有焦先生教化引导如此恳切，所以公的道德器量成就大大不同于众人。公曾说：人生内没有贤父兄，外没有严师友，而能有成就的很少了。公起初跟随安定胡先生瑗在太学学习，后来遍从孙先生复、石先生介、李先生觏（李觏）、王公安石（王安石）学习。学习王安石认为凡是士人未做官而从事科举的是因为贫穷，有官职了还从事科举，是侥幸富贵利达。学者不通过公的听闻，立刻放弃科举，一心钻研古学，开始与程先生颐（程颐）一起侍奉胡先生，住在相邻的房舍。公比程先生小一两岁，观察他的学问渊源不是他人能比的，首先以师礼侍奉他。而明道程先生颢（程颢）及横渠张先生载（张载）兄弟、孙公觉、李公常都与公交往，因此知见日益广大。然而公也未尝专主一说，不私心偏向一门，务求略去枝叶，一心涵养，直截了当以造就圣人。

曾说从前与二程诸公交往，一天在相国寺聚会论事详尽，伯淳（程颢）忽然感叹说：“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来此地说此话吗？”大概此处气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说此等话的道理。然而公取人先论知见，其次才考察他的行为。曾说正叔先生（谢良佐）从小说话过人，曾嘲笑人专取有行为不论知见者。又说世人喜欢说“某人只是说得正叔”，说只说好话也很大难，好话又岂容易说呢？公认为二程远过众人的，学问都类此。

王公安石与正献公既相互推重，而公又跟随他学习。自从嘉祐年间，内外事务多不甚治理。王公与当世诸贤，务求变更，略仿前代，另立法度，登进善人，修建学校。他所施设的，公都预先听闻了。然而自从执政施设次第，往往与旧说不合，又刚愎自用自信，动辄失去众心，渐渐与公父子不同。后来想用他的儿子雱（王雱）在殿中侍讲，于是想先引荐公，公坚决推辞，才停止。

公担任说书官共两年，早晚劝导人主，以修身为本，修身以正心诚意为主要。心正意诚，天下自然教化，不借助其他术数。自身不能修，虽然左右之人尚且不能明白，何况天下呢？

公虽然性情至乐易，然而未曾假借言辞脸色，以私悦人。在邢州

译当时，刘公（刘安世）正好担任潞州知州，邢州是潞州的邻州。刘公的儿子刘疑问曾劝先生给刘公写信，以表达诚挚恳切的心意，先生说：“我向来与刘公交往不深，如今怎么可以揣测他的心意去结交，私下依附托付呢？”最终没有给他写信。

译先生晚年居住在宿州与眞阳之间十多年，衣食供给不足，有时甚至断粮好几天，先生对此安然处之，静坐在一间屋子里，家事一概不过问，不把丝毫小事托付给州县官府。他在和州时，曾作诗说：“除了借书买酒之外，再没有一件事打扰公私。”闲居的日子，每天研读《易经》一爻，遍考古今各位儒者的解说，默坐沉思，随事进行解释，夜里则与子孙评论古今，商讨得失，很久之后才停止。

先生的行为，务必自我省察衡量以求进步。晚年曾说：“十多年前在楚州，桥坏掉坠入水中，当时觉得心动。几年前大病稍微胜过从前，这次生病完全不动心了。”他如此自强自立。

元祐初年，程先生议论请求实行封建制，想要自己封赐孔子后代。起初先生说：“如今太后临朝，众议不一，扶持衰败的局面像这样，就足够了。这难道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吗？”程先生沉默着离去【按程氏文集修立孔氏条制中，只说增添赐田连同旧赐田共为五百顷，设立沟封为奉圣乡，世袭奉圣公爵以奉祭祀，未曾立即请求实行封建制】

先生从少年起，既然跟随各位老先生学习，当世的贤士，全都与他们交友了。晚年又与高僧圆照师、宗本证悟师、修颖交往，穷究他们的道理，辨别是非，斟酌深浅，从而融会贯通，然后知道佛家的道与我们圣人的道相合。本中曾问先生：“二程先生所见如此高远，为何却排斥佛学？”先生说：“只因为看得太近。”

遗事【十条】

荥阳公在淮阳时，东莱公担任曹官，所住的官舍没有几案，用竹子绑架子，放置书册器皿之类，全都不能具备，他处之非常安适，他的简朴节俭就是这样【见吕氏杂志，下同】

荥阳公晚年习静，即使惊恐颠沛，未曾稍有动摇。从历阳赴单父，经过山阳，渡桥，桥坏掉，轿夫都坠入水中，浮在水面上，而荥阳公安坐在轿子上，神色不动。随从中有淹死的。当时徐仲车先生年纪将近七十了，作《我敬诗》赠给先生说：“我敬吕公，因为他的德行和年齿敬重他，喜爱他。何时停止？美哉吕公，文采在其中，表现在外，是古人的风范。只有贤德之人，神明保佑他的福泽。如何祝颂吕公？不用药就有喜事。”

仙源曾说：“与侍讲做夫妇，相处六十年，未曾有一天红脸。从少到老，即使在床席之上，未曾戏笑。”荥阳公修身如此，却常常感叹范内翰是不可企及的。

荥阳公与各位人士说：“自从少年做官以来，未曾求人举荐，作为后生的警戒。”仲父舜从在官防稽，有人讥讽他不求被人了解，仲父回答的话很好，说：“勤于职事，其他不敢不谨慎，这就是求被人了解的方法【见童防训】

荥阳公曾说：“世人喜欢说‘无好人’这三个字的，可以说是自害之人。”包孝肃担任京尹时，百姓有自称有人把一百两白金寄给我后死了，要给予他儿子，他儿子不肯接受，愿意召他儿子给予他。京尹召他儿子，他推辞说：“亡父未曾把白金委托给人。”两人相让很久，先生说：“观察这件事而说无好人的人，也可以稍微惭愧了。”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大概观察于此而知之。

先生曾说：孝子侍奉父母，须时时亲身去做，不可委托给使令之人。曾看《谷梁传》说：天子亲自耕种以供给祭品，王后亲自养蚕以供给祭服。国家并非没有良农工女，认为人所尽力侍奉祖先，不如用自己亲自做的。此说最尽侍奉父母之道。又说：做子女的，在无形处看，在无声处听，未曾片刻离开父母。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片刻离开父母，就有时违背上天。上天不可违背【见《吕氏杂志】

荥阳公曾说：“后生初学，且须调理气象。气象好时，百事得当。气象，指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看出。不仅君子小人在此区分，也是贵贱寿夭所由决定的。”

又曾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大概自己攻其恶，日夜且自我防范检点，丝毫不尽，就不快于心了。哪有工夫防范检点他人呢？元祐年间，伊川先生既回洛阳，寄给范公醇夫信说：“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实在是原明子。”

崇宁元年，叔父舜从到洛阳，请求见先生。先生召他吃饭，坐间问事很多，先生一一酬答。临行又请教，话语很详细。随后微笑说：“却只被公家学佛【舜从即是侍讲之子】

范内翰【名祖禹，字淳夫，四川人。元祐中担任给谏、讲读官，入翰林担任学士。后因党论贬死。家传遗事记载其言行之美好很详细，然而不说他曾经受学于二先生门下。只有鲜于绰传信录记伊川事，而称他为门人。又他所著《论语说》《唐鉴》议论，也多取资于程氏。故今特别著录先生称道之语，以见梗概，其他不得而书也】遗事【四条】

范淳夫曾与伊川议论唐事，及作《唐鉴》，尽用先生之论。先生对门人说：“淳夫乃能相信如

译此【见《程氏外书》】

元祐年间，有一位客人拜见伊川先生，只见几案上没有别的书，只有印行的一部《唐鉴》。先生对客人说：“最近才看到这本书，自夏商周三代以后，没有这样的议论【见范公遗事】

译伊川先生说：“昨天在讲筵上，我曾对温公说：‘如果范淳夫也在讲筵中，那就更好了。’当时我失言了一句，说他认为修史自有门路。我回答说：‘不管有没有门路，但讲筵中必须要有他。’温公问为什么？我说：‘我自觉自己缺少温润之气。’范淳夫神色温和、气息平和，尤其能够阐明是非，引导君主的心意。后来于是任命他为侍讲。”【见《程氏遗书》】

尹彦明问范淳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先生说：“他这个人像玉一样。”【见《外书》】杨学士【名国宝，字应之。没有其他叙述，只有伊川先生有祭文，而吕氏等人的书只记载了他言行的一二，但详细看祭文，他也是先生的朋友，并非门人。吕氏说他在元丰年间已经老了，那么他的年龄辈分与先生也差不多。】

祭文

唉！从前我与你在长江以南偶然相遇，言语投合、意气相投，于是你跟随我游学。岁月过了三十六年，感情如同骨肉一般深厚。忽然听到你去世的消息，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呢！唉！应之，谁说你会止步于此呢？你才华高超、气度宏伟，远远超出众人；志向善良、蕴藏奇特，却未能施展。上天为什么赋予你丰厚的禀赋却吝啬你的寿命？人谁不死，你的死令人遗憾啊！这哪里只是老朋友悲痛而已呢？你的墓地在管城，将合葬于祖先的墓旁。恰逢我年老体衰，畏惧长途跋涉，不能亲临墓穴痛哭一场，以表达我的情感。暂且献上微薄的祭品，你的灵魂啊，请来享用这份诚意。

遗事【六条】

杨国宝，字应之，是我从姑的儿子。他年轻时努力学习、身体力行，元丰年间在都城任职。我见他贫穷却不屈服，年老却更加刚强，写诗赠给他说：“独自怀抱遗留的经典，像唐代的处士；稍微让人满意，像汉代的将军。”【见《吕氏家塾记》】

杨应之刚劲挺拔、不屈不挠，从平民百姓到在朝廷做官，从未向人有所求，也从未对人假意逢迎。他笃信好学，至死不变。【见《童防训》，下同】杨应之在元祐年间，因范丞相尧夫的推荐，担任馆职，不参加考试，被任命为成都转运判官。有一位属官与他辩论，杨应之赞赏他的才华，立即向朝廷推荐他。杨应之从成都被召回担任校书郎，有一位远房舅舅在蜀中，任期结束因贫穷无法回家，杨应之把在成都所得的几百贯钱全部送给了他，他的自立精神就是这样。

杨十七学士杨应之身体力行、坚守苦节，学问渊博，而且见识深远，不同于世俗之人。他常在所居室的墙壁上题写：“有竹子百竿，有香炉一只，有书千卷，有酒一壶，这样就足够了。”伊川先生常认为在朋友中只有杨应之有英气。【见《吕氏杂志》，下同】

伊川先生说：“杨应之在朋友中，英气伟度，超过常人，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可以指望托付我们道统的人，是杨应之。他崇尚善德，而议论不随便。他说富弼处理事情，尚且不免有私心。比如孙沔操行不端正，石介行为多诡诈激切，只是因为这两人依附自己，就推荐孙沔可以代替自己，石介可以担任台谏。又知道刘敞文学超出常人，却因为他喜欢讥讽韩琦、富弼，也加以排斥压制。像这类事情，未免有私心，何况普通人呢？虽然如此，毫发之间的过失产生于心术，其流弊是不可胜言的。难道不需要贤良的师友来规劝纠正细微之处吗？”这是杨应之的议论。

杨应之兄弟都安于贫穷、乐于道义，从未稍微屈服于人。元丰年间，父母丧服期满，来到京师，寄居在我家榆林旧宅，每天用一盆盛粗饭，又用一盆盛蔬菜，兄弟分食，吃得像糖一样甜。他们不向人求取，最终能够有所成就。

朱给事

墓志铭 范内翰

公名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师人父亲名景，官至光禄卿，追赠太尉。母亲宗氏，封崇国太夫人。李氏，封防昌县太君。嘉祐二年考中进士，调任万年县主簿。多次代理县事，县里人称他为明镜。当时程伯淳担任鄠县主簿，张山甫担任武功县主簿，与公都以才能闻名关中，号称三杰。文潞公举荐他参加制科考试，恰逢仁宗皇帝驾崩，停止考试。遭遇父母丧事，服丧期满，担任修武县令。县里有牧地，百姓长期侵占并转卖，都编入税籍。朝廷派遣使者按亩增加赋税，总共四万多石。公力争，得以减免一万多石。改任垣曲县令。其他县征收青苗钱，大多严厉索取，公办理此事没有鞭打一个人，而税款按时缴纳。因为枢臣推荐，得到召见应对。神宗问治理什么经书，公回答从小跟随孙复学习《春秋》。又问朝廷内外有什么听闻吗？公回答说：“陛下即位以来更改法度，臣下执行或许不符合圣意，所以有便利也有不便利。如果能去除不便利的，那么天下就能普遍得到福泽了。”吕丞相大防守长安，征召他担任佥书判官。朝廷讨伐西夏，五路出兵，雍州为都防，事情多依靠公来办理。调发有不符合朝廷意图而急于期限的，公坚持禀报不听从。部使者发怒，扬言将加给他缺乏军需的罪名。公请求督治岳庙以躲避。神宗山陵修建，韩献肃公尹洛，奏请公负责山陵事务，事情按时完成。洛阳人不知道有大工程。司马文正公推荐召他为左正言，首先以辨别大臣忠邪为言论。又请求天子在闲暇时与儒臣讲习，罢免提举常平官，不发放青苗钱，广储物资防备水旱。太学设置明师以培养人才，论奏没有虚设的日子，多有推荐提拔，人们不知道。

译太皇太后嘉许公正直，告诫他朝廷政事的缺失，应当安心直言，不要畏惧回避。公自认为蒙受两位圣上的知遇，日夜竭力，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当时任免大臣，增减政事，公在机密处进言启发，大多被施行。升任左司谏，请求停止派遣使者去高丽，褒扬尊崇先圣，增加赐予的土地，区别世袭待遇。论述紧急事务十件：一是商议官制，二是废除保甲，三是纠集宗室，四是节省浮费，五是废除京师的仓法，六是裁汰冗官，七是商议河患，八是慎重频繁更换官吏，九是惩治狱官的残酷，十是禁止淫祀。河北发生饥荒，派遣公去赈济，大量打开粮仓，所救活的人很多。拜为右谏议大夫，请求在便殿召见讲官，咨询治国之道。这一年旱灾，论述救灾十件事。升任给事中，有诏令幸临后苑赏花钓鱼，宴请群臣。春寒，公请求停止宴会，以恭敬地接受上天的警戒。那年夏天日食，上疏论述修养德行以应对灾变，请求告诫各州审理案件，不得用疑似之词，因议论政事请求外任，任集贤殿修撰，知亳州。几个月后，再次召为给事中。丞相刘挚罢政，守郓州，公封还任命诏书，因此被免职，再次知亳州。一年多后，知潞州，升任集贤院学士。绍圣元年三月辛丑日晦，因病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天性纯孝，在太尉丧期，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侍奉叔父竭尽道义，教导诸弟以友爱，上下和睦，没有闲话。为人端正厚重，望之可畏，接近则谦恭虚心，常像有所不足。修身治家，居官立朝，与朋友交往，一以至诚。再次守亳州，亳人怀念他的德行，为他立祠。亳州大饥荒，公打开粮仓赈济，按人口分发粮食，五月才停止，百姓没有菜色。在潞州，因邻境荒歉，流民盈路，公慰劳安抚，每天为他们做饭，一天从早到晚给饥民做饭，来不及吃饭，于是染病，仍勉强处理政务。去世前两天，祈祷下雨拜伏不能起身，忧民之心，直到闭眼才停止。起初在安定先生处受学，告之为学的根本在于忠信，公终身努力践行。后又跟随程伯淳、正叔两位先生在洛阳，所听到的以格物致知为进道之门，正心诚修为入德之方，公信服践行，仓促间不忘。见善勇如贲育，唯恐不及；见不善如避水火。常说百世等待圣人而不迷惑的，只有孔孟是这样，所以极力排斥异端以扶持圣道。家资向来丰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仍粗食不足。后历任清显职位，其自奉如故。当时娶王氏，封仁寿县君，子纯之，任承务郎。那年五月，将公葬在偃师先茔之侧，来请铭文。铭文说：唉！公诚明笃实行直而方。居处谨慎独处，没有间断。道学之强，正色于朝，见义勇，志气刚。我思古人，庶见来者。今也则亡，其名在人，其事史载，愈久而光。祈村之原，前洛后崤，永固其藏。

译祭文 伊川先生

唉！大道既然不明，世上就很少有相信它的人。不相信就不会去探求，不探求又怎么能有所收获呢？这就是大道长久不明的原因。自从我们兄弟开始倡导学问之初，众人正感到惊异。您当时年纪尚轻，唯独坚信不疑。如果不是豪杰特立独行的人，能像这样吗？您笃志学习，努力践行，直到老死，志向坚定得如同金石一般不可改变，行为光明得可以面对神明。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朝，无论是治理百姓还是处理事务，无论是仓促之间还是日常动静，一切都出于至诚。向上追溯古人，哪里容易找到与您相比的人呢？您具有忠直大臣的气节，凛然具备循吏的风范，表现在具体行事上，都值得记载叙述。本以为您应当在当时大有作为，必定能得享高寿，上天为何如此艰难考验您的诚心？竟然就止步于此！唉，真是令人悲哀啊！不幸的是，在七八年之间，志同道合、共同求学的人相继去世【刘质夫、李端伯、吕与叔、吕与叔、范巽之、杨应相继去世】，如今您又离去，使我孤零零地立于世间，担忧道学缺乏援助，那么我哭您，难道仅仅是朋友之间的情谊而已吗？在邙山的南面，归葬于先人的墓地，回想半生的深厚契合，痛惜音容永远隔绝。陈列微薄的祭品以表达诚意，希望您的英灵前来降临。

遗事【四条】

朱公掞昨天在洛阳，有书房两旁各有一扇窗户，每扇窗户各有三十六个格子。一边写着“天道之要”，一边写着“仁义之道”，中间挂着一块匾额写着“毋不敬，思无邪”，置于中间。这个用意也很好【见《程氏遗书》】

朱公掞上殿奏对，神宗皇帝想要再次发动对安南的战争，朱公掞回答说希望陛下像对待禽兽一样畜养他们【见《龟山语录》】

十一月三日，朱给事中封还了任命刘丞相的诏书，认为刘挚有功，大臣不应无缘无故离去，如果言官指责臣结为朋党，愿意被斥责而不推辞。六日，中丞郑雍攻击朱公掞，请求治他结党营私的罪。八日，朱公掞以原官职再次出任亳州知州。吕相因为召他而他不来，又不高兴他封还诏书，所以只让他以原官职外放，帘后的太后并不生气【见王彦霖《系年录》】

从熙宁、元祐、靖国年间，事变屡次更迭，在那个时候，固然有名声盖过天下，身居高位，能够实行所学的人，然而考察他们的行事，还是有遗憾的。像张天祺、朱公掞等人，可以说奋不顾身，尽忠报国，但是议论也有很多过激之处。由此可知，道理不容易穷尽，义理不容易精纯，言语不容易知晓，人心不容易穷尽，圣贤的事业不容易达到啊【见《胡文定公集》】

伊洛渊源录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八

宋 朱子 撰

刘博士

墓志铭 李吁

元祐元年闰二月，下诏让侍从、谏官、御史各自推举精通经术、品行修养良好可以担任内外学官的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讲韩维公以开封府陈留县尉刘绚的名字上报，授予京兆府府学教授。侍御史王岩叟和现在的正言朱光庭又都说：“近来《春秋》之学荒废已久，刘绚年轻时通晓《春秋》，适宜担任博士。”下诏又任命他为太学博士。等到参加考核，不幸生了病，仍然勉力在学校中，议论不倦，学者多亲近他。病重请求外调，没有得到批复，在二年六月十二日死于任上。从公卿大夫、师友、学士没有不哀伤他的。唉，他们的哀伤，难道是私情吗？是因为纯厚的学问和美好的品行，君子难得啊。您字质夫，祖先是常山人。曾祖父名怀宝，追赠光禄少卿。祖父名舜卿，尚书虞部郎中退休，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因为做官开始定居在河南，后来因为安葬在那里。父亲师旦，现在任朝散大夫退休。母亲安仁县君，是我的二姑母。您生性质朴明粹，长大后温和恭敬。从童年时就有老成的器量，成年后就侍奉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学。您所学有根本和枝末，所知道的达到深奥精微，知道所应止的地方，孜孜不倦不知道其他。天性孝顺友爱，乐善而不被异端迷惑，所以他的步履安稳，内心日益加重而没有内心交战的问题，所以他的行为果断，外表虽然温和可亲，遇事刚毅自立。他的本质之美，学问之力就是这样。明道常对人说：“别人的学问，敏捷是有的，但不容易保持。这个人的志向，我没有怀疑。”您小时候因为祖父的恩荫得到官职，年轻时曾参加进士考试，两次到礼部，后来不再参加了。起初在河南府寿安县任主簿。知府召见府中官员，并且让他核算公厨宾客的费用，凡是知府的子弟参与其中的都计算并偿还。知府开始不高兴，最终因此称赞您。处理事情不随便，大抵都像这样。元丰年间，调任潞州长子县令，县里的风俗淳朴古朴而您又真诚仁爱。公家拖欠的债务不使用鞭打，到了期限就聚集偿还。有一个丈夫非常贫穷，自己说没有办法偿还，您怜悯他放宽了期限，乡人于是代替缴纳，直到您离开，始终没有鞭打一个人。年成干旱，田税十分应该免除七八分，府里派遣官员复查，所免除的才二三成，您极力争辩不能得到，于是封还了榜文，请求更改，没有听从。百姓到朝廷申诉，下诏派遣通判亲自查办，最终像您说的那样。府里因此怨恨您，于是以公事将您定为公罪。遭逢安仁县君丧事，父老数千百人送到郡境，您再三致谢遣返，都流泪哭泣而返回。富文忠对人说：“刘绚，是古代的县令啊，列举我所见到的一二，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可惜朝廷正了解并任用他，年纪才四十三就去世了。平生蕴积的，在当时和事物上显现的，本来就不广博”

译这真是令人悲伤啊。」去世的时候，家中没有一千钱，各位公卿士友共同资助他，才得以归葬〇河南府偃师县洛南乡土中村的北邙山原先前墓地的旁边，时间是那年的十月十九日。先生为人温和而举止庄重，特别是不苟且迎合，半步也不忘记学习。既然生病，对我说道：“每当昏沉烦闷的时候，端正坐姿以调节意气，这就如同平日修养气节，可以忽视吗？”同舍的吕与叔来探望病情，先生说：“死生是常理，没什么可说的，只是挂念连累我的亲人罢了。”先生自幼研习《春秋》，他的学问宗法程氏，专门用孔孟的话来判定经书的本意。将要去世的时候，还拿事例来向大夫求证。先生平时有遗留的草稿没有完成，临终时伸展手脚，自己洗漱，还说着诗书的言语，安然地去世，可以说是努力求学的人了。先生和别人一起求学，有所知晓，只怕不与人共享。我晚年才开始听闻善道，依靠先生告知教导的很多。如今我的悲伤，难道仅仅是亲戚之情吗？先生娶了白氏屯田员外白绎的女儿，有一个儿子叫伯顺。铭文说：“唉，质夫，再也见不到了。通过学习来追求道，大概像先生这样的人很少了。修养温和，纯正善良。发声铿锵，坚定不变。感叹世俗习惯错误，众人竞相迷惑，如果没有豪杰，谁能逃脱而归正？何况像先生这样，安然践行？进取知道停止，根本在于不欺骗。外出没有疑惑，回归生命还有什么可疑？就像身体日益增长，不知道遭遇什么，于是审视所持守的。努力长久内心光明，表现在和乐上。德行没有大施，君子为此悲伤。他们不了解我，怎么说为人？有知己兴起，以此诗。”

译祭文 伊川先生

唉！圣人的学问已经很久没有传下来了。我生在百世之后，立志要阐明这道，在已经断绝的情况下复兴这门学问，虽然力量微薄而责任重大，却不畏惧其艰难，大概也是有所期望的。我认为，如果能让懂得它的人增多，那么努力实践的人就会众多，还有什么困难是不容易解决的呢？跟随我学习的人很多，但信念坚定、收获丰富、践行果断、坚守牢固，像您这样的人很少。正指望您尽力来辅助我，却不料您突然去世，让我悲叹传承学问的艰难，那么我所惋惜您的，哪里仅仅是师生交往的情谊呢？如今您下葬，我不能亲临墓穴，暂且凭借微薄的祭品来叙述我的哀痛。

遗事【五条】

刘质夫长期致力于学问，从小就在这方面下功夫【见《程氏遗书》，下同】

质夫气度充沛

刘质夫撰写《春秋传》尚未完成，每当有人向伊川先生询问，伊川先生必定回答说：“已经让刘绚去做了，自然不需要我费工夫。”《刘传》完成后，门人请求观看，伊川先生说：“还是必须由我亲自撰写，最终没有给人看。”伊川先生去世后，人们才见到它。又有蜀人谢湜注解《春秋》来呈给伊川先生，伊川先生说：“再过二十年，才可以做【见祁宽所记尹和靖语，下同】

现在很多人说曾见过伊川先生，又说他们从某人那里传承了伊川的学问。伊川学问的继承者程焞，从前看见李端伯写的《刘质夫墓志铭》，上面记载伊川的话说：“这个人的志向，我没有怀疑。”然而质夫的《春秋传》完成后，伊川先生却亲自撰写，这是为什么呢？就像孔子对子贡说“可以谈论《诗》了”，并不是说三百篇都与孔子的见解相同，大概只是针对当时的一件事而言。现在不能因此就认为子贡完全掌握了孔子谈论《诗》的道理。现在想要找一个刘质夫，哪里还能再得到呢？然而争着说得到了伊川的学问，可悲啊！

明道先生平和简易，只有刘绚，差不多类似他【见《侯子雅言》】

李校书【名吁，字端伯，缑县人，元祐年间担任秘书省校书郎，曾经记录两位先生的言论，编成《师说》一书，伊川先生称赞他，而祭文中也有传承学问的话语，大概除了刘博士之外，别人没有这种说法】

祭文 伊川先生

唉！自从我们兄弟倡导阐明道学，世人正感到惊疑，能让学者观察效仿并信服跟随，您和刘质夫出力最多。质夫与您是表兄弟，同乡而居，同门而学，才能器量相似，志向崇尚一致。我认为你们二人可以承担大任，期望你们有远大的成就，却在半年之间相继去世，让我担忧从事道学的人稀少，悲叹传承学问的艰难。唉！上天对于斯文何其艰难啊！因官制限制，怀抱悲痛不能亲临墓穴，寄上祭文作为祭奠，来叙述我的哀痛。

又 吕正字

唉！在南山渭水弯曲处认识您，在洛阳夫子门下了解您，您的风度期许在流俗中自我振奋，您的问学不异于渊源深厚。您胸中宏大开阔，在孔门弟子中寻求，像子贡那样通达。您与人交往，透彻洞察其情感，温和而不随波逐流，当时没有争执。您处理事务，如同驾驭六匹马，随着曲调舞蹈交错，屈伸如意。我在四方寻求朋友，回头看所得到的很少。志向或许相同但才能不足，才能或许高超但志向与之违背。您敏捷而且刚强，我内心与您契合，认为您有长寿来建立功业于当世。唉，怎么办！上天降下灾祸，使您在半途中夭折，不能尽展您的才能资质。您的贤德，我早有耳闻，从前我见到您，初次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于是得以与您感情亲近、义气深厚，结下莫逆之交，不止像兄弟一样。上天不留下您，质夫也将死去，一同吊唁悲伤，有我和您。您疾病接着发作，我为您担忧。您遭遇亲人丧事，已经回去没有停留，分别不到一个月，您的死讯也到了，惊疑恍惚，好像失去了什么。没想到两位贤人，却在一朝之间到了这一步。道难以推行，我现在知道了。人死了，谁知道我的悲伤？您去了，上天不保佑您，恍惚迷茫，我还有什么指望呢！悲哀啊。

遗事【二条】

李端伯相聚虽然时间不长，没见到他的操守品行，然而才能见识聪明领悟，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见《程氏遗书》，下同】

杨遵道问，因为看见李吁记录明道的话说：“大则无所在，刚则不屈，以直道顺应天理来涵养。”却与先生的说法不同，怎么回事？伊川说：“先兄没有这话，从前曾经让学者不要这样编录。才听得转动，就改变了旧的见解。只有李吁原本没有错，别人大多只是依照说话时，不敢改动。或者脱漏遗忘一两个字，就大不相同。李吁却得其意，不拘泥于言语，往往记录得都是对的。不知道还有这话。”

蓝田吕氏兄弟

宝文【名大忠，字进伯，丞相吕公的哥哥。元符末年，以宝文阁直学士去世。实录中有传记，不记载他的学问源流。现在不再详细记载，只在遗书中见到他从学的实际】

宣义

行状略

您名大钧，字和叔，姓吕。您的祖先本是汲郡人，从祖父以下葬在蓝田，所以现在算是京兆人。嘉祐二年，考中进士乙科，授予秦州司理，监管延州折博务，改任光禄寺丞，主持耀州三原县事务。因谏议授果州，请求代替亲人入蜀，改任绵州巴西县事务。还未赴任，随即因谏议退休，因病不再前行。丞相韩绛宣抚陕西河东路，征召您掌管书写机宜文字。府署撤销，除授福州侯官县。

译所以，宰相宣靖曾公出任京兆府长官时，推荐您担任泾阳县知县，您都没有赴任。过了很久，您遭遇谏议大夫（父亲）的丧事，守丧期满，又闲居了几年。您自认为道理尚未明了，学问尚未优异，说：“我对这些还不能确信。”于是不再有做官的念头，转而讲论道义，劝勉仁义，以此教育培养人才，改变风俗，把自己所践行的道理推广到他人身上加以验证，期望自己道德成就后能够施展抱负。没过多久，士大夫们都惋惜您的贤能却不被任用，认为您不做官是不义的，因此许多人极力劝您出山，您不得已才入朝，大臣推荐您担任宫邸教授，但这并非您的本意。恰逢您的二兄龙图阁直学士曾大防担任永兴军知府，您请求监领凤翔府造船务，新官职改为宣义郎。朝廷在西边边境问罪，鄜延路转运司特别请求您前往，军队出征在外，您面对事务竭尽全力毫不松懈，劳苦使得人们受到鼓舞，有人用其他借口劝您推辞，但您出于道义不肯回避危难。您在元丰五年夏六月癸酉日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二岁。您为人质朴厚道、刚正不阿，把儒家圣人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只要是所知晓相信且能力所及的，就亲身去实行，不再怀疑畏惧。所以有识之士将您比作子路，而您所追求的目标大概也看不到尽头。大概《大学》之学废弃断绝已经很久了，自从扶风张先生倡导以来，后辈被世俗蒙蔽，崇尚才俊的人急于进取，昏庸闭塞的人难以领会，因此寂静寥落没有人和应。您与张先生是同科进士的朋友，等到听闻张先生的学问，于是心悦诚服，恭恭敬敬地执弟子礼，请教询问不知疲倦，时间越久关系越亲近。从此学者们纷纷知道方向了。张先生的学问，大体以诚明为根本，以礼乐为实践，众人只是诵读他的话而不知道如何进步，于是您就像走在宽阔的大道上，早晚从事其中，不亚于饥渴之人寻求饮食。您潜心玩味义理，期望达到圣贤的境界，确定期限可以达到，而在日常生活中的亲身践行，必定取法张先生的法度作为准则。从自身到家庭，从家庭到乡人，再扩展到亲戚朋友，都记录他们的行为并叙述他们的事迹。遭遇谏议大夫的丧事，从开始守丧直到安葬祭祀，完全依照古礼，凡是力所能及的，而在守丧期间的节度，无论大小都合乎礼制，即使是兄弟共同实行，您也特别勤勉坚持，更加谨慎。因此同僚朋友称赞您的孝道，世人相信您的真诚。又将这种精神推广到祭祀、冠礼婚礼、饮酒、相见、庆贺吊唁等事务上，都不混杂世俗习俗，鲜明有礼文作为交接，人们都安心并喜爱它。大概您所实行的，虽然以礼为主要，想要以学问确立操守，而且乐于向人讲述，所以人们都遵循您的教导并悦服您的道义。从此人们普遍知道礼是可以实行的。您年轻时学识广博见闻丰富，无所不包。有一天听闻张先生讲解《史记》，符合您平素的志向，而以前的学问广博却杂乱，随即像冰融化一样消散了。所以比别人功夫敏捷而收获更多。您喜爱讲明井田制、兵制，认为治理之道必定由此而来，全部撰写成图籍，胸中清晰明了好像可以推行。又曾作《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两篇赋献给曾概，可以看出您的志向。您既然生病，有一天命令内外打扫斋戒居住，沉默好像在想事情，很久。客人来问安，交谈还没结束就去世了。那么道德性情所培养的修养，可以想象到了。您去世后，您的儿子还在乡里，夫人种氏主持丧事，完全像您主持谏议大夫丧事那样。凡是街巷中浮屠（佛教）烦琐鄙陋不合常理的事情，一概不用，邀请学士大夫，惊叹您家的家法，由此可见您的道确实行于妻儿之中。儿子曾义山传承父亲的学问，早年就有立志。

译墓表铭 范育

君所明悟的善道，是学问达到极致后本性自然获得的，全部体现在内心；内心所知晓的，都实践在自身行为上。妻子儿女受其感化，朋友信任他，同乡宗族尊崇他，这可以说是至诚敏捷的德行啊。于是为他立墓表，题名为“诚德君子”，并叙述他的世系和事迹说：君本性纯朴敦厚，平易正直，刚强明达，端正光明，所做的事不违背内心，所知晓的不违背行动。他的学问，以孔子“下学而上达”的心志来确立；他的志向，以孟子“集义”的功夫来涵养；他的德行，以颜回“克己复礼”的作用来磨砺；他的行为，其要领归结于真诚光明而不停息。不因众人的阻挠而怀疑，不因小人的巧辩而屈服，不因权势利禄的胁迫而回头，不因智力的穷尽而停止。他自我承担圣贤重任的态度就是这样。大概《大学》的教化在世上不明朗已经一千五百年了，在此之前，扶风的张先生（张载）子厚听闻并知晓了它，但求学的人却不相信。君与张先生是同榜好友，一说话就意气相投，前往执弟子礼向他请教。君说：“开始学习，一定要先实行自己所知晓的罢了；至于道德性命的境界，只有亲身践行礼义久了才能达到。”张先生认为：“学习如果不达到简约精要，虽然辛劳却难以增进德行”，并且对君说：“努力吧，应当自己领悟。”君于是深信不疑，设立义理，陈述条理，倡导并实行它，打算以此对抗世俗的洪流，继承绝学的传统，毅然不顾别人的非议和离间。即使是张先生也感叹他的勇为不可及。起初担任谏议大夫时，对于衰麻丧服、收敛祭奠等事，全都摒弃习俗，崇尚一律依照礼制。后来逐渐推行到冠礼、婚礼、饮酒、相见、庆贺、吊唁等场合，其文辞节度鲜明可观，人人都明白其中的义理，互相兴起喜好并崇尚实行，一时间都知道礼义的宝贵。时间久了，君的志向虽然能够稍微施行，但在迎合时势、追求中道方面未能充沛而不疑，这才相信张先生的学问本末不可逾越，以简约精要为首要任务了。张先生去世后，君更加修明他的学问，打算援引此道推广开来以改善风俗，并且一定要在自己身上亲眼见到成效。随后说：“如果有天命，不能在当今实现，必定会在后世实现。”起初讲习修明张先生的法度时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举起来施行罢了。”后来又知道君子的德行不存于此，即使不被试用也不后悔。起初急于实行自己，后来达到境界而不迫促，在道的可乐中从容自得。起初严格地率领别人，后来和顺而不松懈，使求学的人追随而不厌倦。唉，如果不是持久不懈，谁能做到这样！君与人交谈，一定根据对方所能达到的程度来阐明义理。治经解说，得之于亲身实践而内心理解，他的文章不写无用的东西。

正字【名大临，字与叔，在横渠门下学习，横渠去世，于是向东拜见二先生完成学业。元祐年间，担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范内翰推荐他修身好学，行为像古人，可以担任讲官，未被任用就去世了。有《易》《诗》《礼》《中庸《说文》集等流传于世】祭文。

唉！我十四岁时你才出生。你年幼时，我抚育你；你长大后，我教诲你。直到你仕途学业有成，没有不见到你始终的。在你去世时，怎能不悲痛呢？怎能不悲痛呢？你的学问，广博涉及群书；精妙通达义理，如同不从口中说出。你的行为，以圣贤为法则；处理政事时，爱护百姓、利于万物，好像没有能力的人。你的文章，接近古人；轻薄而不为。这四个方面都有过人之处，而你的命运却不与世俗相合。考中进士二十年，才改任一个官职；担任文学职务七年就去世了。这真是可悲啊，这真是可痛啊。你的岳父张天祺曾经对人说：“我得到颜回做女婿了。”他被人们看重就是这样。你在穷困通达、生死之际，本来就已经在胸中了然了。然而我唯独不知道你的去世，是将与万物为伍呢？还是将与上天为徒呢？还是无所通达而不可呢？这是无法预知的。你的才能，都可以知晓这些，本来不需要我喋喋不休。现在只以丧事相告：你的灵柩在酷暑刚开始时，将选择吉日归附于祖先墓地。于是选择明天迁移到西郊的僧舍，以等待时机。嗣子省山，实际主持丧祭。将举行一次祭奠，从此永别。悲哀啊！

雍行录 伊川先生

元丰庚申年，我行走于雍州和华州之间，关西的学者跟随的有六七人。我把一千钱挂在马鞍上，等到住下时却丢失了。仆人说：“如果不是早晨整理行装时忘记了，就是涉水时掉下去了。”我不由感叹说：“一千钱可惜。”在座的两人应声说：“一千钱丢失，很可惜。”接着一个人说：“一千钱是微小的东西，哪里值得在意？”最后一个人说：“水中、囊中，可以同等看待，人丢失人得到，又何必感叹呢？”我说：“让人得到它，就不是丢失了。我感叹有用的物品，如果沉入水中，就不再被使用了。”到了雍州，把这话告诉吕与叔说：“人的器量见识本来不同，从上古圣人到下等愚民，不知道有多少等级。同行的人中，你们竟然不同到如此地步。”与叔说：“那几个人的话怎么样？”我说：“最后一个人的话好。”与叔说：“确实好。然而看先生的话，就发现它有本体而没有用处。”我于是记录下来以志其事。十五年后，翻阅旧稿，偶然看到它，想到与叔不幸早逝，为之流泪。

遗事【十一条】

吕进伯年老而好学，道理推究直到底处。正叔说：“年老喜好学习的人，尤其可爱。”

译人在年少力壮时，自然应当勤勉努力；等到年老时，意志和精力必然疲倦，又担心学问达不到境界，又顾虑年岁不多，难道不说“早上听闻大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吗”吗？学问不多、年岁不足，不还是胜过始终没有听闻大道吗？

译吕进伯为人很好，只是处理事情太过琐碎。比如宴请宾客，也必须在临场时更改饮食次序。我曾对他说：“每天早晚衙门刚散，就让人放客，只是为了确定缘故罢了。凡事都有这样简易而不繁杂的道理，看得分明，有什么劳累的呢？”《易经》说：“简易而天下之理得。”进伯好学，起初对“仁”字理解不透。我因此说：世人说“仁”只拘泥于爱，怎么见得是“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关爱什么事？为什么却近乎“仁”？推究这类道理，详细地说明。进伯因此领悟说：“您说‘仁’字，正与尊宿门人说禅一样。”进伯兄弟中都有见地。一人作诗咏曾参之事说：“函文从容问且酬，展才无不至。诸侯怜曾参，惟鸣瑟独对春风咏不休。”一人有诗说：“学如元凯方成癖，文到相如反似俳。独立孔门无个事，只输颜子得心斋【见《上蔡语录》】马涓字巨济，状元及第，任秦州签判。起初吕进伯任帅，对他说：“状元，是指及第而未授官。既然做了判官，不可以再称状元了。”巨济惭愧谢罪。进伯又对巨济说：“科举之学既然无用，修身为己之学，应当勤勉及时。”谢良佐字显道，任州学教授，显道是伊川程氏之学。进伯每次屈尊车骑，同巨济去拜访他，谢显道为他讲《论语》，进伯正襟危坐，神色严肃地听，说：“圣人言行在此，我不敢不严肃。”又多次把公事案牍委托巨济详细复核，并且说：“修身为己之学，不可落后于政治民之学，难道可以不知道吗。”巨济自以为得到了老师，后来在朝廷任台官有声望，每每感叹说：“吕公教我之恩啊【见《邵氏闻见录》】吕进伯任秦州帅时，倅（通判）的儿子张瞻字景前，先前去问学，后来入太学求书，见到汲公。进伯说：“微仲不必去见，不如去见大临我弟弟【见《吕氏杂志》】和叔任道，担当其风，力量很强劲，然而深潜缜密，有所不及。于与叔【见《程氏遗书》，下同】和叔及相见则不再怀疑，既相别则不能无疑，然而也不知果真能始终不疑。不知他既然已经不疑而最终又有疑，伯淳说何不问？他疑甚不如剧论。正叔说洛俗恐怕难以教化于秦俗，子厚说秦俗之教化也先自和叔有力，也是士人敦厚，东方也恐怕难以向风。防之凡相见须窒碍，盖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与叔】据理合滞碍，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诚便相信，心直笃信【防之范侍郎育】先生说吕与叔守横渠之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更不肯回。问人之燕居，形体怠惰，心不慢，可以吗？回答说：“哪有箕踞而心不慢的？”昔日吕与叔六月中来缑氏闲居，中间我曾窥视他，必见其俨然危坐，可谓敦笃了。学者须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就难以持久【尹子说：“曾亲闻此，乃谓刘质夫也”】吕与叔以门荫入官，不应举。有人问其原因，说：“不敢掩盖祖宗之德【见《吕氏杂志》】伊洛渊源录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九 宋 朱子 撰 苏学士【名昞，字季明，武功人。也是横渠门人，而卒业于程氏。元祐末，吕进伯推荐他，自布衣召为博士，后来因上书邪党获罪，被贬鄱阳。现在无法考证其言行之详，特载吕公荐状如下】奏状 吕正字代伯兄作 右臣伏见京兆府处士苏昞，德性纯茂，强学笃志，行年四十，不追求仕进。跟随故崇文校书张载之学，是门人中的秀士。秦地的贤士大夫也多称赞他。如果朝廷擢用，使他充任学官之选，必能尽其素学，以符合朝廷乐育之意。如果不如所举，臣甘愿受罔上不忠之罪。遗事【三条】季明安【见《遗书》】苏季明以上章得罪，贬饶州，路过洛阳，和靖馆留他。伊川拜访他，既行，伊川对季明说：“殊以迁贬为意。”和靖说：“是的。”焞曾问季明：“当初上书是为国家计吗？为身计吗？若为国家计，自当欣然赴饶州；若为进取计，则饶州之谪犹为轻典。”季明以焞言为是。先生说：“名言，名言【见《涪陵记善录》】后世司言责者，在人主前，非所当言，代王言，则颠倒错乱。只因为他学无源流，如在伊川之门，众矣，不知道其要者，依旧无所得。如横渠声动关中，关中尊信，如夫子。苏季明从横渠最久远，以其文厘为十七篇，自谓最知大意。及后来坐上书邪党，却是未知横渠之旨。横渠有诗云：“中天宫殿郁岧嶤，瓦缝参差切紫霄。葵藿野心虽万里，不无忠念向清朝。”夫岂不欲行道于

译世人（对此有疑问）吗？然而（他）在馆阁中任职半年就离职了，十年后再次被召用，不到半年又离职了，只是因为政见不合就离职罢了。朝廷的事务自有宰相和执政大臣负责，其次有谏官和御史。季明超越职权上书获罪极重，其中一定也有不该他说的话了【见《胡氏传家录》】

译谢学士（名良佐，字显道，上蔡人。他与游察院杨文靖同时受学，历任州县官职。建中靖国年间被召对，任命为书局官员，后来再次离职担任库官，因流言蜚语获罪被关入诏狱，被剥夺官职。著有《论语说》《文集》《语录》流传于世，游公为他撰写墓志铭，如今访求尚未得到）遗事（二十条）

明道先生初次见到谢子，对别人说：“这位秀才心胸开阔，将来值得期待。”

谢显道研习科举之业，已经知名，前往扶沟拜见明道先生，接受教导，志向非常坚定。明道先生有一天对他说：“你们在这里跟随我，只是学习我的言语，所以学问与心口不相符，何不付诸实践呢？”谢显道请问具体方法，先生回答说：“暂且静坐。”伊川先生每次见到别人静坐，就赞叹他善于学习。

明道先生担任扶沟县令，伊川先生随行。谢显道准备回家参加科举考试，伊川先生说：“为何不在太学参加试补？”显道回答说：“蔡州人很少研习《礼记》，这是决定科举利弊的关键。”先生说：“你这种心态，已经不能进入尧舜之道了。子贡具有高深的见识，何曾斤斤计较于货利呢？只是在丰裕与俭约之间不能不留情罢了。况且贫富有命，他却在此间留情，可见他不信道。所以圣人称他‘不受命’，有志于道的人，应当去掉这种心态，然后才可与他谈论。”显道于是停止回家应试。这一年他也考中了进士。

蔡州的谢良佐虽然身处时学之中，因为议论州学举荐考试的得失，便不再计较。

明道先生说谢子虽然年轻，但鲁直却是诚笃，道理有不通透之处，他额头出汗，愤悱如此。

朱公掞被召为谏官，路过洛阳，拜见伊川先生，显道在座，公掞不说话。伊川指着显道对公掞说：“此人做的是切问近思的学问。”谢先生起初以记问之学为学问，自负渊博，对明道先生讲述史书无一字遗漏，明道说：“你倒记得许多，可以说是玩物丧志。”谢先生听到这话，汗流浃背，面红耳赤。明道却说：“这本身就是恻隐之心。”等到看明道读史，又逐行看过，不差一字，谢先生非常不服。后来醒悟，便将此事作为话头，接引博学之士。昔日做课簿，用来记录日常言行视听是否符合礼。昔日学习时，只垂足而坐，不敢盘腿。又说：“往昔用功的地方很多，但不敢告诉各位，怕各位认为必须如此。”

谢子与伊川分别一年后，前往拜见他。伊川说：“分别又一年，做了甚么功夫？”谢说：“也只是去掉一个‘矜’字。”伊川问：“为什么？”谢说：“仔细检点得来，病痛全在这里。如果能压制住这个罪过，才有进取之处。”伊川点头，于是对在座的同志说：“此人做学问，是切问近思的。”胡文定公问“矜”字的罪过，为何如此大？谢说：“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别人的耳目，全然不关乎自家受用。有本事的人，前方丈的饭菜便在人前吃，只是粗茶淡饭却去房里吃，为何如此？知命虽然浅近，也要信得过，将来作为根基，在上面下功夫。”我初次及第那年岁前，梦见进入内庭，没见到神宗，而太子哭泣。等到释褐授官时，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像这样的事，绝不草草看待，而是万事真实有命，人力计较不得。我平生未曾求人，在书局也不拜见执政。有人劝我，我回答说：“他怎能陶铸我，自有命在。”如果信不过，风吹草动便产生恐惧忧喜，枉做闲工夫，枉用闲心力。信得过命，便能养得气，不挫折。游子问谢子说：“公对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吗？”谢子对胡子说：“可谓切问。”胡子说：“怎么回答他？”谢子说：“实在对他讲，在上面下功夫。”胡子说：“如何下功夫？”谢子说：“凡事须有根，屋柱无根，拆除便倒。树木有根，虽然剪去枝条，随后又发芽。如人想要富贵，要它做什么？必须寻找有用处，将有用处的病根斩断，便没事。”

有人问谢子对于势利如何？谢子说：“打透此关，十余年了。当初大下功夫，拣难舍弃的弃掉，后来渐渐看轻。至今对于器物之类，放置只是因为合用，却并无羡慕之心。”

以前多有恐惧，常在危阶上练习。又说：六文一管笔，特地写教不好。收拾了此心。

释氏只要绝念，我起初似乎像释氏。明道问近日用心如何？回答说：“近日只用‘何思何虑’一句。”伯淳说：“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

问太虚无尽，心有止，如何能合一？回答说：心有止，只是因为用。他若不用，则何止？我丈人莫已不用吗？回答说：未到此地，除是圣人，便不用。起初曾发此口，被伊川一句怀了二十年。（注：此处原文似有缺漏或语意未尽，依文意直译）曾往见伊川，伊川说：“近日事如何？”我回答说

译“天下何思何虑。”伊川先生说：“这是说存在这样的道理。”贤（谢良佐）领悟得太早了。有人问：“当初发出这句话时是怎样的情形？”回答说：“认识到这件事，经过一段时间心中没有其他杂念，待人接物也能应付得当。”问：“既然如此，为何却被一句话给转了念头？”回答说：“终究还是有不通透的地方。当初若不是被他一句话点拨拯救，就要陷入禅宗的误区了。”伊川先生真是能把人防范、锤炼得彻底，说了之后却又说正好可以下工夫。问：“听到这句话之后是怎样的情形？”回答说：“至今不敢说自己达到了‘何思何虑’的境界。起初进步很快，后来迟缓了十几年，就像做梦一样，又像拉弓拉到满时越难松开。然而这二十年来，见闻和知识却大大增长了。”【按：前段与此略有不同，大概前段是曾氏所记，而此段是胡氏所记，不知哪个正确，暂且两者都保留】冯忠恕听陈叔易说，伊川先生曾经赞许谢良佐有辅佐君王的才能，以此向和靖（吕大临）求证。和靖说：“先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先生晚年，显道（谢良佐）被任命为渑池县令，来到洛阳拜见先生，停留了十多天。先生对程颐说：“如果见到显道，试着问问他这次来有什么收获？”程颐随即前去询问。显道说：“我平时听先生讲话多有疑惑，这次见到先生，听先生讲话分明没有疑惑，收获就是这样。”把这话详细告诉先生。先生说：“我看出他也是如此，虽然非常高兴，只是没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

译谢显道在建中靖国年间上殿时没有自称“臣”，先生听说后很高兴。不久，谢显道担任了国子监直讲。陈贵一询问谢显道是怎样的人，先生说：“他是子由、子求那一类的人。”谢子拜见河南先生，告辞回家。尹子送他，问：“您有什么教导我的吗？”谢子说：“我们早晚跟随先生，看见先生的行为就学习，听到先生的言论就记取。好比有人服用乌头的人，正在服用的时候，脸色喜悦，筋骨强健，一旦乌头的药力消退，将会怎么样呢？”尹子回来把这话告诉先生，先生说：“可以称得上是有益的朋友了。”

谢先生监管西竹木场。朱子从太学出发，和弟子权一起前往拜见他。坐定后，朱子进言说：“我渴望见到先生已经很久了，今天前来，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不知道先生有什么教导我的？”先生说：“正好和你讲说一部《论语》。”朱子私下想：时间这么短，怎么能亲自聆听他的讲解呢？不久摆上酒菜，酒喝了五巡，只说些别的话。等到茶喝完了，先生才捋着胡须说：“听我讲《论语》，首先举出‘子见齐衰者，与冕衣裳者，与瞿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又举出师冕见孔子，走到台阶前，孔子说：“台阶。”走到坐席前，孔子说：“坐席。”都坐下后，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子张问：“这是和师冕说话的方法吗？”孔子说：“这本来就是和乐师相处的方法。”圣人的道理，没有细微和显著的区别，没有内在和外在的分别，从洒扫应对进退中上达天道，根本和末节是一以贯之的。一部《论语》，就这样看。

求学的人必须追求仁，必须将孔门关于仁的问答编类考察，自己体认一个关键的地方，才可以。如果不能真切地看得分明，就会流于佛教，这是因为自己原本就没有真正的见解。龟山说到此处就不再点破，认为说破时只是眼前的事，不如让人自己体认。上蔡则不然，有人问就一一说明。西方人气质刚直，认为说破后明白的人自然会去做工夫，否则就算了。

游察院

墓志略

杨文靖公

我过去在元丰年间，在明道先生兄弟门下受业。有两个朋友，谢良佐、显道公是其中之一。公名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人。起初和他的哥哥谢醇都以文章品行在当时闻名，所交往的都是天下的英雄豪杰。公虽然年轻，但当时的老师宿儒都推崇他。伊川先生因事来到京师，一见之下认为他的资质可以适合大道。这时明道先生任扶沟县知县，先生兄弟正以倡导明道学为己任，设立学校，聚集县里子弟教导他们，召公来掌管学事。公高兴地前往跟随他，得到他的精微言论，于是完全抛弃以前的学问而学习道学。后来他担任河清县知县，我前往拜见他。伊川先生对我说：“游君德行纯粹，问学日益进步，政事也远远超过常人。在师门中得到这样的称赞，他的造诣可以知道了。”元丰六年考中进士，调任越州萧山县尉。因为侍臣推荐，被召为太学录，改任宣德郎，任命为博士。公因为家中贫困等待补缺，奉养双亲不便就任，拟任河清县知县。忠宣范公判河南府，以国士对待他，有疑难议论与他参订。范公调任颖昌府，征召公跟随自己，担任府学教授。不久范公回朝，再次执掌政权，就任命公为太学博士。不久忠宣罢官，公也请求外任。任命为签书齐州判官，代理公事，遭遇太公丧事，服丧期满，再次调任泉州签判。上皇即位，召还担任监察御史，出京担任和州知州。一年多后，管理南京鸿庆宫，居住在太平州，两次请求再任，担任汉阳军知军。因为双亲年老，再次请求担任宫观职务，任命为提防成都府长生观。遭遇太硕人丧事，服丧期满，担任舒州知州，调任濠州知州。不到几个月，遭遇从官被贬守冲州，罢官回到历阳寓居，于是安家在那里。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因病在正寝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葬在和州含山县车辕岭的原野。公从小就不合群，读书过目就能背诵。等到壮年，更加自勉，心专目到，不沾染世俗儒生的习气。内心真诚，表现在外，仪容辞令，鲜明而有文采。望而知其为成德君子。他侍奉双亲没有违逆，结交朋友有信用，任职对待僚属有恩意。虽然人们乐于尽力，但不敢怠慢他的命令。惠政在民间，百姓爱戴他像父母一样。所以离去后被思念，越久越不忘。刚做官时，没有经历世事，县里有十余年不能决断的疑难案件。公代理县事，一问就得到实情而释放了犯人，精练像老成的官吏，人们佩服他的明察。近年来，编户百姓困于征收赋税，而修缮祠馆市场，征调材料役夫没有空月，所到之处骚然不安。公历任四郡长官，处理从容不迫，虽然有时有兴造工程，百姓起初不知道，而事情办成。娶吕氏，封宜人，有贤德，侍奉公婆以孝顺闻名，友爱妯娌，和睦姻族，人们没有闲话。公一向贫困，不经营产业，夫人吃苦耐劳，能适宜其家。先公去世，儿子七人：防、拟、捄、握、损，掞、拂。女儿嫁给某之子遹。有《中庸义》一卷，《易说》一卷，《诗二南义》一卷，《论语》《孟子》杂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在家中。

遗事【五条】

建州游酢，不是昔日的游酢了。固然颖悟，

译资质温和敦厚。南剑州的杨时，虽然比不上谢良佐，但非常聪明颖悟【见《程氏遗书》】

译游酢阅读《西铭》，心中已能没有抵触，在言语之外，另外确立了这个意旨，便可以说达到了《中庸》的境界了。

新近游酢、杨时等人进入太学，不仅议论必须与众不同，而且举止动作也必定与众不同，所以学宫中的人把他们当作异类看待。又都学习《春秋》，更加惊骇世俗了。

游酢、杨时先前就知道禅学，已经知道向内探求没有安身立命之处，所以来到这里，却担心他们不会改变。

游定夫后来更加崇尚禅学，大观年间，吕本中曾经写信询问他说：“儒者的道，认为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顺应这五伦，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佛者的道，摒弃这五伦然后才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您既然跟随二程先生学习，后来又跟随各位禅宗长老游历，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必定没有滞碍隔阂，请问它们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游丈回信说：“佛书所说的，世俗儒者也没有深入考察。往年曾经听伊川先生说：‘我所攻击的是佛家的表象，然而表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总之这件事必须亲身到达那个境地，才能辨别它们的同异，不然难以用口舌争辩。’”游定夫曾经说：“前辈先生往往没有看过佛书，所以诋毁它如此厉害，他们用来破除佛家的论点，反而是佛家自己也不认为对的。”

伊洛渊源录卷九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伊洛渊源录》>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十

宋 朱子 撰

杨文靖公

墓志铭 胡文定公

自从孟子去世，遗留的经典仅仅存在，而圣人的学问没有传承。所谓亲眼见到而知道的人与听到而知道的人，世间没有这样的人，于是有西方的杰出人物，窥见其中的空隙，就进入中国，举世震动，纷纷顺从他们。于是人们都失去了本心，不知道止于何处，而天理灭绝了。宋嘉祐年间有河南二程先生，从遗留的经典中得到孟子没有传承的学问，用来倡导天下，而登堂入室看到奥妙，号称高才弟子，在南方则有广平游定夫、上蔡谢显道和公三人。公名时，字中立，姓杨氏。去世过了一年，几个孤儿拿着右史吕本中所撰写的行状来请求撰写铭文。恭敬地查考杨氏出自神农，是显贵的姓氏。五代祖在唐末避乱到福建，寓居南剑州的将乐县，于是安家在那里。公的天资禀赋非常奇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熙宁九年考中进士，调任汀州司户参军，没有赴任，闭门积累学问，深沉涵养浸渍，几十年间人们不能测度他。过了很久才调任徐州司法参军，遭遇继母去世，服丧期满，授任虔州司法参军。公洞察事理精深，熟悉法律法令，有疑难案件众人不能决断的，都立即决断。与郡将商议政事，坚守正道不偏斜，遭遇父亲去世，除丧期后升任瀛州防御推官，知潭州浏阳县事。安抚使张舜民以宾客之礼对待他。漕使胡师文厌恶公与张舜民关系好，正值饥荒赈济时，弹劾他不催收积欠，因此被罢免。张公入朝担任谏官，推荐他，授任荆南教授，改任宣德郎，知杭州余杭县事，升任南京宗子博士，缺省官员，知越州萧山县事，提举均州明道观、成都府国宁观，后来按例罢免差遣，监管常州易务。公年纪将近七十了。这时天下多事，有人劝说当世权贵，认为事情到这种地步必定失败，应当尽力引进德高望重的老成之人，安置在左右，开导皇上心意，或许还来得及。于是以秘书郎征召，到京城，升任著作郎。等到应对陈说儆戒之言，授任迩英殿说书。公知道时势将要变化，于是陈述议论政事，大略说：近日免除租税，而广济军因为放免租税被降官，这是诏令成为虚文罢了。安居的百姓不蒙受恩泽而流亡做盗贼的，唯独免除租赋，百姓为什么害怕不做盗贼？信用不可去掉，比食物还紧急。应当从前诏令嘉祐通商榷茶之法，公私两便。现在茶租钱如故，而榷法更加紧急，应当稍微放宽它。各种犯禁货物不得追究来历，现在茶法唯独允许追究，追呼蔓延，监狱充斥，应当立即革除它。东南州县摊派盐钞，迫于考核，按人口授予，怎么能承受？应当斟酌中立的额度，使州县容易办理。发运司应当给予籴本，以恢复转般之旧制。和预买应当减少数量，而实际支付所买的钱款。燕云之军应当退守内郡，以节省运输之劳。燕云之地应当招募边民为弓箭手，使他们习练骑射，以削弱常胜军的势力。卫士，是天子的爪牙，而分为二三，应当遵循旧制，不可增减。共十余件事，执政不能采用，而敌骑已经大举入侵。于是又说：今日所急的，没有比收拢人心更大的了。边事兴起，免夫之役，毒害遍及海内，误国之罪，应当有所归咎。西北聚敛，东南花石，其危害尤其严重。宿奸巨猾，借应奉之名，豪强掠夺民财，不可胜数。天下积愤郁结而不能发泄，将近二十年，想要达到人和，去掉这三者。等到渊圣即位，公请求面见说：君臣一体，上皇痛心地自我引咎，以至于托付以倦勤避位，而宰执按序升迁，安然接受不辞让，这是什么道理？城下之盟，耻辱也太严重了。主辱臣死，大臣应当承担责任，而都首先为逃窜逃亡保全自己打算，陛下孤立，依靠什么呢？请求正典刑，为臣

译这是关于子不忠的警戒。童贯担任三路总帅，敌人侵犯边境，他抛弃军队逃跑，朝廷却置之不问，因此梁方平、何灌相继逃离。黄河是天险，却放弃不守，敌人突然兵临城下，而朝廷竟不知情，统帅失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按军法处置。防城的机构仍然任用宦官提举，授予兵权，这是覆车的旧辙，不可再蹈。宋钦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右谏议大夫。敌人索取大量金帛，又贿赂他们三个镇，于是讲和离去。李公上疏说：“河朔是朝廷的重地，三镇又是河朔的重要藩屏，如今一旦将其割让给北方朝廷，等于将二十州的土地插入我们腹地，距离京城没有藩篱般的坚固屏障，敌军快速驱驰，不出几天就能到达这里，这不是长远的谋略。四方勤王的军队，过了一个月才集结，让他们无功而返，厚赐他们则没有名义，不赐则会产生怨恨，不可不忧虑。如果听说三镇的百姓想要以死坚守，现在如果派军队尾随他们，使他们腹背受敌，应当是可以做到的。朝廷想要专守和议，连契丹百年的友好尚且不能保证，难道能保证这个盟约吗？胁迫下的盟约神灵都不信任，应当审慎处理，不要等到后悔莫及。于是宋钦宗下诏出兵，但议论的人大多持观望态度，军队屡次前进又屡次后退。李公又说：“听说敌人驻兵磁州、相州，抢劫掠夺无数，誓书的墨迹未干就背叛，紧接着肃王刚约定，到了黄河就反悔，现在挟持他们前往，这是最大的叛盟行为。我们虽然想专守和议，也不可能了。现在三镇的百姓在前面以死抵抗，我们用重兵在后面支援，这是万全之计。希望陛下独自决断，不要被流言迷惑，但议论的人意见不一，所以最终失去了这个防备的机会。于是太原等郡县都告急了。太学生伏在宫阙前请求留下李纲、种师道，军民跟随的有几万人。执政大臣担心他们作乱，引用高欢的事例，在街衢张贴榜文，并且请求以礼起用李邦彦。李公说：‘士民伏阙辱骂大臣，揭露他们的隐恶，无所不至，这是出于一时的忠愤，没有作乱之心，不值得深究。’李邦彦首先策划逃跑的计策，捐金割地，以亲王为人质来主持和议，罢免李纲而接受誓书。李邺奉命出使言辞失当，只听敌人的话。这两个人，是全国人所共同唾弃的。现在向内外宣告，却把平定贼寇、达成和议的功劳归于这两个人，不符合先王顺应天意、以民为本的宗旨。应当收回榜文，以安抚人心。李邦彦等人被罢免后，赵野还在。李公又说：‘赵野曾经建议，禁止士庶用“天王君圣”作为名字，皇后认为这是谄媚的言论，搁置不执行，而赵野却安然自若不以为耻，请求罢免他。’皇上都听从了。有人担心太学生又将伏阙闹事，于是让李公兼任国子祭酒。于是李公说：‘蔡京以继承神宗皇帝遗志为名，实际上挟持王安石来谋取自身利益，所以推崇王安石，加封王爵，配享孔子庙庭。然而导致今日祸患的，实际上是王安石开启了先例。’我查考王安石过去用邪说混淆学者耳目，败坏他们心术的，不可胜数，姑且举一两件事来说明。过去神宗皇帝称赞汉文帝，停止修建露台的耗费，王安石却说：‘陛下如果能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即使耗尽天下资源来供养自己，也不算过分。’尧舜住茅草屋、土台阶，他称赞禹说‘在家能节俭’，那么耗尽天下资源的，一定不是尧舜之道。后来王黼以三公身份统领应奉司，号称‘享上’，实际上是王安石的自奉之说开启了先例。他解释《诗经·凫鹥》的末章时说：‘以道守成的人，役使众人，安泰而不骄傲；主宰万物，耗费而不奢侈。’按此章只是说能持盈保泰，那么神灵祖先就会安乐而没有后患，而王安石却独持此说。后来蔡京等人争相以奢侈僭越相高，轻率浪费，穷极淫侈，实际上是王安石的此说开启了先例。他的危害难道不严重吗？请求纠正他学术上的谬误，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的塑像，于是将王安石从配祀的行列中降下。谏官冯澥力主王氏学说，上疏诋毁李公，又担心学官纷争，有诏令都罢免。李公立即上章请求外放，被任命为给事中，奏章又上了四次，请求离开的意志更加坚定。以徽猷阁直学士的身份提举西京崇福宫，又恳切辞职，认为名分不当，有诏令。杨某学问品行纯正坚固，谏诤有名声，请求闲职，几个月恳切辞让，应当顺从他的志向，以激励廉洁退让的风气。改任徽猷阁待制。皇上即位，任命为工部侍郎。论述自古贤圣的君主，没有不以学习经典为务的，因为君德在于此。皇上认为正确，任命他兼任侍讲。二年，因年老多病请求外放，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四年上章告老，听从了他。绍兴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正寝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安葬在本邑西山原野。近臣朱震上奏：李公曾经排斥邪说，以纠正天下学术的谬误，辩驳诬蔑诽谤以彰显宣仁圣烈的功绩，洗雪冤屈压抑以恢复昭慈圣献的地位。依据经书论事，不逊色于古人。所著《三经义辩》，对学者有益，请求下诏本州抄录，并优厚抚恤他的家人。有诏令，赠官并赐予金帛。娶余氏，追赠硕人，先去世。儿子五人：迪早逝，逈、遹、适、造，都已做官。女儿四人：长女嫁给陈渊，次女嫁给陆棠，次女嫁给李郁，次女未嫁。孙子七人，孙女五人，曾孙一人。李公天性平和旷达，辅以学问，修养有道德器量，早年成就。

译内心积聚的品德纯粹而宏大深远，外在表现则简易而平淡。闲居时和乐安详，神色笑容令人亲近。处理事务时裁断处置，不动声色。与他交往的人，即使整日群居在一起，也默然不语，以平和之气感染他人，而鄙薄轻慢的姿态自然不显露。推究本源，阐发孟子性善的学说，弘扬《中庸》《大学》的道理。有人想探求正道，他便指明方向，毫无隐瞒。当时公卿大夫中的贤者，没有不尊崇信赖他的。熙宁初年，他代替我主持渚宫的教育工作，我才得以跟随他交往。三十年间，无论出仕还是隐居，无论处境艰险还是平安，我也曾仔细观察过他。看他吃饭，即使是粗茶淡饭，也似乎都可口，从未有过特别的嗜好。看他穿衣，即使是狐貉皮袍或粗布棉衣，都适合身体，从未有过挑剔。他平生的居所，无论是破旧小屋还是高大房屋，似乎都可以安身住宿，从未因追求华美而求取安逸。山中的田园，都是祖先遗留的产业，他守持祖业，也不谋求增加哪怕一豆一区的收入。衰老将至，沉沦于下级官职，困顿穷迫，被遗忘闲置，似乎将终身如此。子孙满堂，每顿饭吃不饱，也不改变他的快乐。那么，他对于这世间，欲望并不存在，究竟追求什么呢？他的心志已经高远。凡是训释论辩，用以驳斥邪说，流传至今的，其传播日益广泛，所以特别记载宣和末年及靖康初年他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以表彰其见解的深刻显明。而他在河南所学，只是小试牛刀，其效用已经如此。所谓援引正道而止步，止步必定有其原因。进用不隐瞒贤才，必定依据正道，难道不确实吗？世人有的因他不屑离去而怀疑他，这是对大丈夫的浅薄看法。铭文说：上天不阻塞大道，文章就在此中。上天的使命，由谁来承担？谁能认识车中的状况？本想施之于兄弟，却身处并列为世人的老师。伟大的三位贤人，阔步共同奔驰。拥有学术和功业，颜回虽饿死而公的名声最显。垂示典范有言辞，难道不见被任用极其艰难？时代动荡如狂澜奔溃，中流砥柱不倾斜。邪说危害正道，倚门则挥手拒绝。可叹那些奸诈虚伪之人，用谗言诋毁欺骗。我扶持最高准则，人们因此不迷惑。何必等到后世，才判定是非？有援引就止步，直道有何瑕疵？不勉强而和谐，展现也可平易。黄河在北，伊水之滨。谁与之相似？以此铭诗订正。

译龟山志铭辩

宏问：为何西方的杰出人物窥见间隙，便进入中国？回答说：自从孟子去世后，世间没有了传承心法的学问，这片田地渐渐被抛荒。到了东晋时，无人耕种。佛教徒如达摩等人，最为狡猾，见此间隙，以为无人，便进入中国。面壁端坐，扬眉瞬目，到处自称尊长。中原之人拱手归降，不能跳出他们的圈套。

宏又问：“佛教徒既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何却说人人失去了本心，不知止境？”回答说：“佛教徒自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却说他们失去了本心，不知止境，两者大相径庭。”宏又问：“为何大相径庭？”回答说：“昔日明道先生曾说：‘以我观察儒释两家，事事都对，句句相合，然而不同。’”宏又问：“既然说事事都对，句句相合，为何却不同？”回答说：“若能在此处看清，许你具有一只慧眼。”

宏又问：“据《杨氏家录》称，先生不愿担任市易官，吕居仁也说推辞不就，如今志铭中为何删去‘不就’二字？”回答说：“这是他们未曾考察古人出仕与退隐的大致情况，若写上‘不就’两字便显得格局小了。龟山被差遣监管市易务，便推辞不就；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却接受而不推辞。像这样的行径，即使是子贡那样的辩才，也解释不清楚。现在只写‘差遣监管市易务’。先生年近七十，就像古人担任乘田、委吏那样，意蕴浑厚宏大，不轻视小官的意思自在其中，这才是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杨龟山。”至于升迁为著作郎，以及兼任迩英殿说书，只是一直顺叙下去，不必再引用高丽国王的事来议论他。龟山前代如伍琼，也曾向董卓推荐各位贤人，董卓召用他们，除申屠蟠外，各位贤人都到了，有的短时间内遍历三台而没有非议的，这也是有的事，不足以作为文饰。宏又问：“攻击王氏的一章似乎有些迂阔，为何要记载？”回答说：“这是取王氏心肝的脍子，手段怎能不写？写下来则王氏的心肝就悬在肉案上，人人都看得见，而那些偏颇、淫邪、逃避的言辞就都破灭了。”

宏又问，有人说龟山被召过南京，去见刘器之。刘问此行做什么？龟山说：“因为贫穷的缘故。”刘说：“如果因为贫穷的缘故，就更不必说了。”回答说：“传言如此，不知是否可信。若据我则不然。”刘若问此行做什么？只回答说：“老年没有用处，且加入这保社。”他若再问，还有转身的余地吗？只说：“料想无处分说，任凭旁人防范检举。”不然的话，若问此行做什么？只回答说：“竿木随身，也自洒脱。”

宏再问：“为何记载‘果何求哉？心则远矣’这一句？”回答说：“陶公是古代的隐逸之士，地位很高，决非惠远所能招致，刘雷之徒所能交游的。看他的诗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等能尔？心远地自偏。’由此可知他的为人，所以提这一句来表彰他。而龟山的贤德，可以想见了。世人被功名富贵拖累心神的人，何处还有这般气象？只要深味‘心则远矣’这一句，即孟子所说的‘所欲不存，若将终身；若固有之气象，也在其中了。”宏又问：“什么是‘心则远矣’？”回答说：“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顾虑后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都叫作心远。”

宏又问行状说：“陈公瓘、邹公浩都以师礼侍奉先生，为何不记载？”回答说：“凡是公卿大夫中的贤者，对于当世有道之士，无不以师礼尊奉。称先生有两层含义：一则是如后进对先达，或年长，或声望早著，心中敬仰，所以称先生。如韩愈对卢仝，欧阳修对孙明复就是这样。另一则如子弟对父兄，在家则侍立，出门则扶杖，服侍勤勉至死，心中防备如同三年丧期。如子贡、曾子对孔子，近世吕与叔、潘康仲对张横渠就是这样。现在一概称以师礼侍奉先生，恐怕二公的门人未能通达，所以不再书写。”大观庚寅年，在都城曾见翁与龟山的信称‘中立先生’，起初也怀疑，后来才知道‘字是亲厚之意，先生是高仰之称’，也可以看见了。加上龟山道学自为当世所推崇，而志铭中已称公卿大夫中的贤者无不尊信他，不必再引二公来加重分量。宏又问行状说：“胡公的门徒实际传承了他的学问，此事如何？”回答说：“我对谢、游、杨三公都义兼师友，实际尊信他们。若论传授，却自有来历。据龟山所见，在《中庸》方面是自明道先生所授，我所闻在《春秋》方面是自伊川先生所发。你只看我的《春秋传》，乃是六十岁以后所著，必无大段抵触，更有改易之处。其书十万余言，大抵是说此事，试详阅之，必自知来历了。”

答陈几叟书

《龟山志铭》初不

译我之所以敢动笔，是因为情意深厚，道义上难以坚决推辞，所以不得已，勉强为之。世人了解龟山先生的很多，但怀疑诽谤他的也不少，所以安国在论述他的品行时，从饮食、衣服、居住等日常细节，直到他终身不改其乐的事，都有事实来折服众人的口舌。至于大体脉络，又引用《论语》《孟子》中关于“正防三说”的内容作为证据，所以措辞虽然不精巧，但立意却有主见。就像差遣监管市易务这件事，是他生平履历的一部分，所以不可省略。如果依据龟山先生的说法，却非常明白，即使书没写成，也没有妨害。但是行状中说他不肯担任市易官，在语意转折中改变了龟山先生的本意，似乎嫌弃这个职位太低微冗杂而不愿担任，应当删去“不就”二字。他年纪已经七十，想要担任掌管仓库的官职，这就体现出被遗弃困顿却不怨恨的意思，正需要这一句来使用，怎么能不写呢？后来他被召为秘书，升迁为著作郎等事，这正是所谓“拉他回来让他停止，他就停止了”。所谓“拉他回来让他停止，他就停止了”，没有其他地方这样，而龟山先生唯独称这是仁者的表现，特别因为进用不隐藏贤才，必定遵循他的道，所以详细记载了他当时议论政事的十余条。这件事别人不能议论，而龟山先生唯独能议论，又是在恰当的时机才发表，所以尤其可贵。当时的宰相执政中，如果能听从言论，委托直院吴元忠等人画出一条，凭借南郊赦文颁布执行，必定能挽救一半，不至于像后来那样非常狼狈。如果龟山先生此举，可以说是关怀之心急切了。世人不体察他用心的所在，知道的人见他应召，就说这是御笔命令。违背御笔的人，以极大不恭论处，自从政和末年以來，已经是全国通行的命令，怎么能用这个来判定贤者的出处？因为他不可违背而应召，假如有议论提到申屠蟠笑而不答的事，那又用什么话来回答呢？所以龟山先生应召，不是畏惧全国通行的命令，而是害怕天下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有恻隐不忍之心，所以不屑于离去。所以安国在龟山先生宣和、靖康年间各种建议中，详细记载其始末，以表达他微薄的诚意，破除纷乱的议论，使天下后世怀疑诽谤的人无不自行消解。他的章疏中议论王氏著作是邪说，用来蒙蔽学者的耳目，败坏他们的心术，又用一两件事来阐明，这真是拔除根本、堵塞源头了。防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只是一时的议论吗？五经都是空泛的言论，虽然不像《春秋》那样一句话就是一件实事，但阐明道理以垂示训诫，等待后来的学者，难道说是小小的补益吗？所以议论的人说五经像药方，《春秋》像用药治病，这也是互相阐发罢了。志中还记载近臣议论驳斥邪说，以纠正天下学术的谬误。所著的《三经义辩》，对学者有益。认为义辩有益，那么新义的为害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志篇末尾只说：凡是著述论辩存在于今天的，没有见于行事的原因，因此用这句话反复证明各种建议的尤其深切。而著述论辩的功效自然存在，如果认为是缓辞，那就错了。所以安国本意不想有所更改，一定要更改，只说著述论辩存在于今天的，其流传逐渐广泛就可以了。您再想想如何？

译记录差派市易务事情的始末 陈渊

龟山先生（杨时）在宣和四年被罢免祠官职务后，家境非常贫困，没能前往吏部报到。郭慎求在朝廷任职，写信询问他想得到什么。先生当时已经七十岁了【癸巳年出生，宣和四年是壬寅年，年龄已是七十岁】，回答说年老不能办理事务，只求一个管库的职位以解决贫困罢了。郭慎求收到信后，向吏部查询，发现有一个靠近毗陵的监当官职位空缺尚未派人。吏部报告说是常州市易务的职位，郭慎求就为他求得这个职位，并快马加鞭告知先生。郭慎求起初也不知道，前一天被人授意安排。先生听说后说：“如果不是空缺职位，本来对我的事情没有帮助。然而市易务的事情，我向来不认同，纵然能够领取俸禄，难道就可以就任吗？”大概郭慎求没有体察我的意思罢了。宣和五年秋末果然出现了职位空缺，因为傅国华的推荐，被召到都堂审察，先生随即以脚病为由推辞不去。宣和六年，傅国华又因为之前的请求没有实行，再次推荐，于是以秘书郎的身份被召对，而且皇帝下诏说如果推辞就治罪，这才无法推脱。在此之前，傅国华奉命出使高丽，得到允许在经过的三路，凡是人才可以推荐的就推荐，不限名额。等到回来，他详细上奏说：“臣往来京西、淮浙地区，可以推荐的人才很多，然而怀抱道义身处隐晦，没有比杨时更突出的，愿意用所得的推荐三路人才的名额，推荐这一人。”皇上也听说过先生的名声，所以起初召来审察，又召上殿。说：“如果说监市易务不就任，任命为秘书郎就就任，这就不是同时的事情，不符合事实了。”现在删去“不就”二字才恰当，更担心想要看到事实，所以详细陈述。然而像市易务正等待空缺尚未上任，虽然没有记载在墓志铭中，也可以。

行状略 吕舍人

防守楚潜议论法度公平允当，而通判杨增苛刻严酷，先生每次都跟随楚潜的意见，杨增认为先生依附太守，轻视自己；等到楚潜离去，后来的太守林某议论不持平，先生极力与他争辩，这才知道先生能够有所坚守。

知潭州浏阳县安抚使张舜民，向来敬重先生，每次见面必定设置拜席，与他礼仪平等。知杭州余杭县，政令简易不烦苛，远近的人都心悦诚服。蔡京当时权势显赫，母亲先前葬在余杭，听从占卜者的话，想要疏浚湖泊蓄水作为形势便利，借口说想要方便民事，下达给余杭县。先生询问父老乡亲，大家都认为不便，于是逐条上奏这件事，得以不实行。

知越州萧山县，萧山的人，听说先生的名声，不加以治理就自然教化，人人绘制先生的画像，在家里祭祀他。

有人劝说当世的贵人，认为事情到这种地步必定失败，应该极力引荐德高望重的老成之人放在皇上左右开导皇上的心意，或许还来得及。恰逢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高丽王问这两个人龟山先生现在在哪里，两个人回答说正召赴京城了。等到回来，于是把名字上报，因此劝告政府应该趁此时极力引荐先生，政府认为对，于是以秘书郎的身份召对，陈述警戒劝诫的话，皇上嘉奖采纳。太原被围，朝廷派遣姚古救援，姚古逗留不前进，先生上言请求诛杀姚古以严肃军政，又率领同僚上疏论述蔡京、王黼、童贯等人的罪恶，有的死有的贬谪，请求罢免宦官掌管修建京城的事情，并且抄录五代史传进献。朝廷设置详议司议论天下的利弊，先生认为三省是政事发出的地方，六曹分治各有主管，现在却另外开辟官属，新进的小生未必比六曹的长官副手贤能，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又请求褒扬恢复元祐名臣，凡是在党籍中的，极力辩白宣仁皇后的诬谤，请求恢复元祐皇后的位号，凡所议论都切合当时的重要事务。

太学诸生到宫门上书，议论的人怀疑他们制造事端扰乱秩序。先生立即进见皇上，说诸生想要忠于朝廷罢了，本来没有其他意思，只是选择老成有德行义理的人作为他们的长官副手，自然就安定了。渊圣皇帝高兴地说：“没有人比得上你。”立即任命先生兼任国子祭酒。

现在皇上即位，本中的先父起初在政府，首先为皇上进言先生的贤能，于是任命为工部侍郎。

先生天性仁厚，宽大能容纳事物，又看不出边际，不做标新立异绝俗的行为，来求取世俗的名誉。与人交往，始终如一。天性极其孝顺，幼年丧母，哀痛毁损像成人一样。对继母尤其恭敬谨慎。熙宁年间，已经考中进士，得到官职，听说河南两程先生的道学，就前往跟随他们学习。这时，跟随两先生学习的人很多，而先生独自归隐闲居，多年沉浸于经书，推广老师的学说，穷尽探索努力搜索，务必穷尽其旨趣，涵养广大，而不敢轻易放纵自己。

本中曾经从前辈长者那里听说，认为明道先生温和纯粹，终身没有疾言遽色，先生确实像他。

遗事【九条】

明道在颖昌时，先生寻找医生调任京城，因此前往颖昌跟随学习。明道非常高兴，常说：“杨君最容易领会。”等到回去，送他出门，对座客说：“我的道向南传播了。”在此之前，建州林志宁出自文潞公门下，向潞公求教，潞公说：“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增益你的，有两个程先生，可以前往跟随他们。”于是派人送到明道那里。志宁于是告诉定夫和先生，先生说不可不一见。于是同行，当时谢显道也在。谢为人诚实，只是聪悟不及先生，所以明道常说：“杨君聪明，谢君像水投石。”然而也不曾不称赞他的善行。伊川从涪州回来，看到学者凋零，多跟随佛学，只有先生和谢丈不变，因此感叹说：“学者都流于异端了，只有谢、杨两位君子长进【见《龟山语录》】”

杨时

译对新学的研究极其精深，今天只要有人提问，他就能指出其中的不足；然而他坚持的观点，王安石（介甫）的学说大体上是支离破碎的。伯淳曾经和杨时一起阅读《了》的几篇文章，后来他们都能推演其中的道理并贯通理解【见《程氏遗书》】

译伊川先生回答杨中立关于《西铭》的讨论。杨中立在书信末尾写道：“判断分明，没有疑惑。”伊川先生说：“杨时还没有判断分明。”【见祁宽所记录的尹和靖的话】

以前在两位先生门下的弟子中，伯淳最喜爱杨中立，正叔最喜爱游定夫。观察这两人的气质风度，也颇为相似。【见上蔡语录】

先生说：“官府制定法令卖酒，到处张设音乐，聚集妓女来招引小民，这是最有害的。教导百姓却一定要找借口说‘与百姓同乐’，难道不是欺骗吗？引诱无知的百姓来掠夺他们的钱财，如果是百姓这样做，按理也应当禁止；而官吏这样做，上下都不以为奇怪，不知道这是执政的过错。况且百姓拥有钱财，也需要上面的人替他们爱惜。不替他们爱惜，反而用巧诈暗中夺取，虽然没有用鞭打棍棒来强迫百姓，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比鞭打棍棒更严重。我在潭州浏阳担任官职，刚发放青苗钱时，凡是酒肆茶店，以及俳优戏剧等骗取百姓钱财的，全都加以禁止。发放钱款完毕后，才允许恢复原状。官府卖酒旧例常常如此，这时也必定用妓乐随处张设，颇为百姓所利。有人请求允许，我不答应。往往民间得到钱款，于是能用于有力之事。”【见龟山语录】

又谈到常平法，州县寺庙的岁用有剩余，就归还官府，赈济穷困饥饿的百姓。我在浏阳任职时，刚制定法令，让旅途中生病饥饿倒在路上的行人，随所在地点申报县里，县令让寺庙食宿供养他们，想要让进入我辖区的人，没有不得到妥善安置的。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实行，我就因罪离职，至今引以为憾。

元城刘公问胡珵说：“毗陵莫常来信，杨中立安好否？”胡珵说：“杨先生最近有任命，以秘书郎的身份被召对。”刘公说：“是谁推荐的？”胡珵说：“传闻是蔡攸。”刘公说：“这帮人结党相倾，不知道杨中立肯不肯来。”【见道防录】

胡文定公给杨大谏的信中说：“大谏刚接受诏命，众人的议论有怀疑，安国独自认为，以明道先生之心为心的人，撕裂衣裳裹住脚，不等穿鞋就上路了。”又给宰相的信中说：“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公，修养深远，洞察事理非常明白，混迹于世俗，了解他的人很少。”【了解他的人知道他的文学而已，不了解的人认为他是蔡氏所引荐的，这位先生无所求于人，蔡氏怎么能玷污他】年龄八十，志气未衰，精力连少年人都赶不上。皇上正致力于儒学，日日更新圣德，延请礼遇这位老人，安置在经筵，朝夕咨询访问，裨补一定很多。至于裁决危急疑难，治理世务，如同烛光照耀、计数计算和龟甲占卜一样，又可以辅助相府的忠谋。”又回复胡应仲的信说：“杨先生对世事特别不在意，即使赤身裸体，也不以为耻。”【见胡文定公集】

从前西南夷人曾经把梅圣俞的雪诗织在布上，而欧阳修只在《野录》中记载了这件事。这件事没有写入志铭，那么姓名被蛮夷君长所知，难道值得称道吗？《龟山行状》中记载高丽国王的事，所以不能写入。【见胡氏传家录】

遵道墓志铭略【这是以前先父吏部府君所作的】

公名迪，字遵道，幼年就能努力学习，指着事物就能作赋，凛然像成年人。成年后，更加贯通古今，孝顺友爱，温和平易，内外没有非议。平时没有喜怒的神色，到了别人困乏时乐于行善，就矫然敢为，一定要尽到心意才停止。与人辩论，纲目振举，条理分析，发掘细微，指出极致，像冰融化、靶子射破一样，听的人钦佩耸动。退下来观察他的私下言论，好像不能出口，所以无论贤与不贤，都爱戴尊敬他，大概是因为他不亲身实践就不随便说话。乡里有财产诉讼不能决断的，连年如此，公一句话两家就平息了，他对人的诚信就是这样。游学太学，名声超出同辈，有一天抛弃不顾，抱着经书游于伊川门下。以渺小的少年，周旋于众公之间，同门的士人都敛手推崇他为先。伊川先生稍加赞许，认为他是雅器【伊川答龟山信说：令郎名迪的，好学质美，将成为远器】。对《易》、《春秋》尤其精通。崇宁三年因病去世，我没有来得及认识。公自从来到闽中，多与龟山门下的士人交往，偶尔谈论近世学者到公，都说我不如他。恭敬地为他作铭：铭曰：斯文的盛衰，天确实命定的。有嗜好其捷径的，异端乘虚而入，道堙塞不治，与世违背，有志于得到的，俗学昏乱他，以见自私乖戾，莫能施行，谁来做，毅然不乘不昏，天盖保佑他，使与斯文屹立。龟山渊源，伊洛如星之斗，来标示后学。公作为他的儿子，妙质早成，目濡心渟，食息训经，不退不陵，师训是程，轨道以趋不叛，墨绳行满乡党，世谁知之？遗文蔚然，不可瑕疵，为什么不百年以究其业，赍志莫陈，正当壮年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铭于幽竁，以吿来世。

伊洛渊源录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十一

宋 朱子 撰

刘起居

墓志铭 许景衡

公名安节，字元承，温州人。资质禀赋不凡，小时候就有远大的度量。长大后，嗜学，有所不达，思之夜以继日，一定要得到才停止。年轻时与从父弟今徽猷阁待制安止相爱，都以文行为士友

译（前文省略）所说的。他成年行冠礼后，游学于太学。元符三年，考中进士，调任越州诸暨县主簿。国子祭酒率领其属官上表请求将他留在太学，朝廷没有答复。改任莱州州学教授，尚未赴任，改任河东提举学事司管勾文字，升为宣德郎。被召至便殿应对，公说东宫应当谨慎选择官员属吏，即使是左右侍奉奔走的人，也必须选用合适的人选。又论述节俭以及君子与小人在“和”与“同”上的区别，皇上称赞他说得好，咨询得非常详尽，当天就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多次决断重大案件，平反冤狱很多。过了几个月，代理殿中侍御史。当时公正好请假回家探望亲人，刚在陛下面前辞别，任命就下达了，来不及供职就回去了。不久任命为起居郎，催促他赶赴京城。公迎接父亲宣义郎向西行进，过了不久，宣义郎想回家，公想请求外放补职，宣义郎坚决阻止他。第二年升任太常少卿，而进言的人指责公在担任言官时没有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而且长期不能安顿亲人，被责罚守饶州。饶州连年饥荒，公到任后，大量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又发文书给邻近郡县不要阻止粮食流通。军需储备不足，往日都强行从百姓那里索取，公说：“年成荒歉如此，再加重他们的困苦可以吗？”其他部门应当有可以互通有无的，政令应当调节其缓急罢了。集市上的人多次被在任官员骚扰，逃散到郊外，公亲自率领廉洁的僚属去感化他们。不久，饥饿的人吃饱了，匮乏的人得到救济，逃跑的人回来了。于是和他们一起治理赋税，拿出裁减贡奉所需的费用，让属县提前告诫百姓，没有仓促扰民的情况。调任宣州知州，离开饶州两天，百姓拦路挽留，哭泣不忍分别，老人说：“我们州自从范文正公之后，只有我们刘公罢了。”到宣州十天，大水就来了，公分派属官准备船只救助溺水者，并亲自监督，昼夜不停，救活的人将近数千，而远近流民到来的以万计。公开辟佛庙来安置他们，打开粮仓来养活他们，没有一个人流离失所。在他将要开仓放粮时，官吏认为法令不允许，而监司也坚持这种意见，公都不听从。发生大瘟疫，公命令医官大力治疗，得以不死的人无法计算。政和六年夏五月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娶何氏。公结婚时，最初实行亲迎的礼仪，乡人羡慕并效仿他，邻近郡县听说后大多暗中嘲笑。近年朝廷向天下颁布五礼，于是人们都思念公的倡导。儿子叫刘暨，孙子有非凡的资质，九岁夭折。一个女儿尚年幼，取名叫安。刘止的儿子刘诚作为后嗣，天资接近道义，且敏于学问，他所追求的，不是世俗所谓的学习。曾经跟随当世贤明而有道的人交游，开始用“致知格物”来激发他的才能，沉浸反复，存心养性，久而久之，于是有所收获。他的容貌温和，望之知其有包容之心，对待人无贵贱、大小，一律以诚相待，即使违逆自己的人，也从未见他有过怒色或怨恨的言辞。他在河东时，同僚中有交恶的人，一天在公的座席上相遇，听到他的一些言论，不觉自失，互相和好如初。他恬静不争，似乎容易相处，至于有所坚持，则挺然不可动摇，曾不知道祸福利害可以作为避就的理由。邹浩以右正言获罪，公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个人在路上追去慰劳勉励他，朝廷震怒，追捕非常紧急，人们都恐惧，公独自泰然如平时。不久哲宗察知他没有其他意图，下诏释放他，而公也依然如故。侍奉亲人能顺承其心意，教养各位弟弟，包容周全，这是古人难以做到的。家族聚居超过百口，上下相爱互信，即使是奴仆也没有怨言。常说：“尧舜之道不过孝悌，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至于异端则有间断了。”听到别人的善行就像自己做出的一样，有人归咎于过错，则从未辩解。遇事不选择难易，人们厌恶苦累的事，他承担起来从容不迫，没有迫促劳累的神色。他与人交游，常引导其长处，而暗中弥补其不足。诸暨县令不理事，州将想换其他县的人，公既辅佐他，整顿其纲纪，又称赞他的长处，将卒善待他。宣州赈济，公上疏说不是敢专断，而是有所接受，所以朝廷记录监司的功劳而提升其官阶。大概他的志向不敢私自安逸其身，而在于为人，他所施行的常在于公天下，认为不这样就不是所谓合内外、通彼我。所治理的两个州，专以仁义教化，平易近民，百姓有诉讼，委婉训诫他们，使他们不再犯。偶尔有争斗的人，将要到官府告状，就说：“有什么面目再见府公？”于是舍弃离去，因此朝廷没有可治之事，有时超过十天不施行笞打。

译遗事

有人问刘子进是否有长进？回答说：没有见到。又问：他有什么长进的地方吗？再问：那么他之所以没有长进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说：只是因为还没有根基。于是指着庭前的荼蘼花说：这花正因为有根，所以一年比一年茂盛。又问：怎么看出他没有长进的地方？回答说：不是说完全没有长进，只是他守得坚定不变，这也早已算是高手了。像廉仲这类人，都忘记了【见《上蔡语录》】

尹侍讲

墓志铭 吕稽中

先生是洛阳人。姓尹氏。曾祖父名仲宣，娶张氏，生了七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有名声。长子名源，字子渐，被称为河内先生。次子名洙，字师鲁，被称为河南先生。河内先生娶何氏，生了四个儿子，其中长子名林，官至尚书虞部员外郎，娶了刘氏万年县君。刘氏去世后，陈氏福昌县君生下了先生。先生名焞，字德充，幼年丧父，侍奉母亲陈氏居住。从事进士学业，二十岁时，拜伊川程夫子为师。先生参加进士考试，回答策问时议论到元祐年间的权贵，先生说：“唉！还可以为了求取俸禄而这样做吗！”没有回答就退出来，告诉程夫子说：“我不再参加进士考试了。”程夫子说：“你有母亲在世。”先生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我知道你是为了善养我，没想到你是为了用俸禄来供养我。”于是先生退隐不再参加科举。程夫子听说后说：“真是贤德的母亲啊。”大观年间，新学日益兴盛，有人进言说：“程颐倡导异端邪说，尹焞、张绎作为他的左右。”先生于是不想做官，但声望更加显赫，德行更加完备，同门的士人都尊敬畏惧他。程夫子说：“我死后能保持正道不丢失的，是尹氏的儿子。”靖康元年，朝廷刚开始辨别忠奸，征召任用四方有才德的人士，以平民身份征召先生，先生推辞不接受。已经前往，又推辞不想朝见，大臣知道不能留住他，授予和靖处士的称号让他回家。第二年，金人攻陷洛阳，先生的家人死于战乱。先生死后又苏醒，逃窜到长安山中，辗转迁徙四五年，长安也陷落了。刘豫在京城僭越称帝，想有所举措来维系天下人的期望，就派他的伪帅赵斌，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节来征召先生，在山中准备了盛大的帷帐和卫队随从。先生逃走，夜里徒步渡过渭水，逃窜在山谷中，在山间崎岖奔走，于是到达阆中。过了很久，在巴中往来，停留在涪州。绍兴五年，有随从大臣称赞先生的道学，皇上在涪州征召先生说：“以前征召程颐，是从平民直接任命为崇政殿说书，于是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说书的官职征召先生。”先生极力推辞，十几次下达诏书，有关部门加倍礼节敦促派遣不停止。六年，先生辞去官职而应召前往。蜀地的学者在涪州为先生建立祠堂。七年，到达九江，有人攻击诋毁程氏，先生再次推辞说：“学习程氏学说的是我尹焞。生前侍奉他二十年，现在又过了二十年，请让我被斥退，朝廷以此为耻。”于是大臣公开陈述先生拒绝刘豫的气节，学问的正统，皇上又想念先生，征召更加急切，礼节更加周到，先生推辞躲避已达数十次。迫于皇上的命令，以平民身份到达行在，却生病了。皇上赐给他金帛，派大臣慰问慰劳，等他病愈，一定接受命令后才朝见。病愈后，先生朝见又在皇上面前推辞。皇上说：“你还可以推辞吗？我渴望见到你已经很久了。知道你是跟随伊川的，等待你来讲学，不敢有其他意图。”先生于是就职，又任命为秘书郎。先生六十七岁了。八年二月任命为秘书少监，一个多月后因病请求离职，不被允许。四月赐予绯衣、银鱼、象笏以及御府珍玩之物。先生更加衰弱，而且生病，更加请求离职，改任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兼崇政殿说书。九月任命为太常少卿兼说书，十一月任命为权礼部侍郎兼侍讲，晋升官职为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情日益加重，不能朝见，向朝廷告病非常严重。十二月任命为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先生说：“病不能朝见了，而恩宠俸禄每天到来，有什么功德来承受呢？”上奏章十多次不停止，朝廷怜悯他生病且年老。九年二月让他以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的身份离去。先生离开前往平江虎丘。十年正月，先生七十岁，说：“七十岁老了，于是退休，晋升官职为左奉议郎，顺从了他的请求。”十二月先生前往绍兴居住两年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皇上命令越制给予赙赠，追赠官职四级。先生娶张氏，追封为令人，生儿子均，做官为将仕郎。洛阳陷落时，与张令人都死了，只有几个女儿在世，立孙子镇为均的儿子。稽中听说，先生的学问，是学习圣人的学问。说：“圣人一定可以通过学习达到，但不能勉强作为。”玩味思索以求索，亲身实践以践行，涵养以成就，有次序地由此下学而上达，穷尽事理尽性而没有多余和外在的，是学问的正道。所以先生庄重恭敬仁厚诚实不过于心，不欺骗暗室，从真诚而明白，以此来开物成务，推广放到四海而符合圣人六经的言论。耳顺心得如同出自自己，表现在容貌声音之间，远看庄严，接近则温和，说话则严厉。天下知道大道的人一定尊崇他，不知道的人一定羡慕他，小人见到他一定改变面貌。后世有圣人，也不会改变先生的道了。然而先生进不能施用于天下，退

译不曾将学问写在书上，而是与众多弟子交谈，依据六经来阐发问答，不进行文书式的讲解，唯独曾奉诏撰写《论语解》，如今在世间流传。

译遗事【十条】

尹和靖通过苏昞拜见伊川先生，此后过了半年才得到太学的《西铭》来阅读【见祁宽所录尹和靖语，下同】

尹和靖说，初次拜见伊川先生时，先生教尹焞看“敬”字。尹焞请求进一步指教，伊川先生说：“专一就是敬。”当时虽然领会了这句话，但不如近来体会得更为亲切。祁宽问：“怎样才是专一？希望先生善于比喻说明。”尹和靖说：“敬有什么形影呢？只是收敛身心就是专一。比如人到了神祠中致敬时，内心收敛，再也容不得丝毫杂事，这难道不是专一吗？”

尹彦明与张思叔同时师从伊川先生。思叔凭借高明的见识，彦明凭借笃实的品行，都被先生称赞。先生去世后，思叔也因病去世。彦明穷困地居住并教学，未曾稍自贬低屈从，常以先生教人专以“敬以直内”为根本。彦明独自能努力践行。彦明曾说：“先生教人只是专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则百事不敢轻率作为，不敢妄动，无愧于屋漏之处了。”习之既久，自然有所得。因此说：“往年先生从涪陵回来，天天见面。一日读《易》读到‘敬以直内’处，便问先生：‘不习无不利时，则更无睹见，应当更无计较了吧？’先生深以为然，并且说：‘不易见得如此，且更涵养，不要轻率地说【见吕氏杂志】温州鲍若雨商霖同乡人十人长久跟随伊川，一日伊川派他们去见和靖。次日伊川说：‘众人说你吝惜学问不教他们，果真如此吗？’先生回答说：‘焞认为各位公卿来依附先生之门受学，焞岂敢擅自为他们解说？万一稍有差错，便误了他们一生。’伊川点头赞同【见祁宽所录尹和靖语下同】

尹和靖与张思叔共同求学很久，伊川问两人：“平时见解相同吗？有偏差吗？自己觉得如何？为我说说。”和靖说：“焞不如思叔。比如凡请问未通晓，再三请教，尚有未得之处，久而久之才得到。像思叔则先生刚说便领会心意，往往造入妙境。只是焞虽然愚钝，能自我保守。若思叔，则焞不敢保证。”伊川笑着说：“也是，也是。自从每次一同请教退下后，伊川必对各位郎君说：‘张秀才如此，不必等尹秀才肯待。’”

先生对尹焞说：“鲁钝，张绎俊秀，恐怕日后超过你。但鲁钝的人终究有操守【见《程氏遗书》下同】

尹子、张子拜见先生说：“二子对颐先生的言论如何？”尹子回答说：“听到先生的言论，当下领会意思，焞不如绎；能始终坚守先生的学问，绎不如焞。”先生欣然说：“各自切中自己的毛病。”

和靖说：“昔日与范元长一同拜见伊川，偶然有公事先起身下台阶，伊川对范说：‘你看尹彦明，他日后必有用世之时。’元长次日如此说。大概伊川平日未曾赞许过人【见祁宽所录尹和靖语】

靖康元年，同知枢密院事种师道上奏：伏见河南府布衣尹焞，学问专师古人，品行足以激励风俗，潜心践行，超过三十年，西都学者都推崇敬仰他，未曾应召，不求仕进。如果特召致仕，让他参与讲说，必有补益。召至京师，十月赐号“和靖处士”，让他回去。户部尚书孙傅、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国安上奏：臣等伏见河南府布衣尹焞，学问穷究根本，德行具备中和，言行合乎时宜，都可作为师法，器识宏远，可以担任大臣等职。浅陋不足以尽知，但近来招延之士，没有超过他的。昨因朝廷特召河南敦迫赴阙，听说受命处士以归，使焞韬藏国器，不被时所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贤之意。伏望皇恩特加识拔，以慰士大夫之望。不久因金人犯阙，不及再见【见难俪集

和靖在泸州一室，名叫遂志斋，取《易》“致命遂志之义；在涪陵县所居，名叫习堂，取“学而时习之”之意；在千福院一室，名叫六有斋，取横渠先生所谓“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养，瞬有存”之意；一室名叫三畏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之意【见《涪陵纪善录

绍兴五年，史馆修撰兼侍读范冲上奏：伏见和靖处士尹焞，诚明之学实有渊源，直方之行合乎规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津遣，既至京师，恳求还山赐处士号。建炎间，焞逃窜山林，翟兴为河南镇抚使，闻其名遣使延聘，焞也不就。今流落在蜀，臣与他游处三十余年，得其为人，内外淳备毫发无玷，实为乡闾所尊，礼士友所矜式。迹其所得于己，表见于外，臣无能仿佛举以代臣，允惬公议。六月十五日圣旨召赴行在，仍令川陕宣抚司以礼津遣。宣抚司札下涪州津遣，知州事李瞻申：尹处士虽寓居本州千福，然独处一室，嘉

译尹焞修养宏大，志趣高洁，同乡之人无法见到他，恐怕不是官府发文所能招致的，请求由使司专门委派一名官员，依照已获得的圣旨，以礼相待并资助他前往，以符合朝廷举荐隐逸、寻求贤才，振兴治理、美化风俗的意图。宣抚司派官员敦请，尹焞四次上状辞谢未能获准，第二年九月才动身。在此之前，伊川先生程颐被贬谪居住在涪陵，涪陵人在北岩建立祠堂，尹焞避难偶然也居住在那里。到了这时，尹焞用文书告辞说：“尹焞在甲寅年孟秋开始居住在涪陵，巳卯年孟冬错误地受到召命的侮辱，接着下达任命文书，实际上是继承讲学的职务。我地位卑微声望轻浅，怎敢追随前人的足迹，辞谢未能获准，勉强前往行在，对世道有所补益则没有，不辱没师门则有。现在启程，希望先生能鉴察我的苦心。”七年二月到达江州，因为生病稍微停留。四月上第八道奏状说：“我私下看到臣僚上言，说程颐的学说惑乱天下，有为此学说鼓动士人的，都加以屏除断绝，并明诏天下。尹焞确实师从程颐的学说，将近二十年，学习既专一，自信更加坚定，从壮年到老年，安守其中。假如尹焞滥竽充数位列经筵，他所阐述阐发的浅陋学说，也不过是听自老师的，不仅无助于阐明经义，而且会向上迷惑圣上的听闻。尹焞虽然非常愚笨，怎敢贪图一时的显赫荣耀，不顾四方的公议，舍弃自己所学的，向上欺骗君父，加上疾病日益加重，精神衰败消耗，决不能支持前行，请求允许我自便，寻药求医，以免倒在路途沟壑之中。”于是右相张浚上奏：“臣先前在川陕宣抚处置使任上，私下见到和靖处士尹焞，因为叛臣刘豫父子用伪命逼迫，尹焞渡过黄河，投身山谷，从长安徒步前往蜀地，崎岖千余里，乞食问路，才保全性命。臣曾经邀请他到使司，与他亲切交谈，观察他的学问修养，确实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绍兴甲寅年春，臣受命回朝，曾经将尹焞的姓名上报给皇上。现在陛下广泛采纳群臣的意见，召尹焞置入经筵，而尹焞辞谢免职，新任命后未听说启程。希望圣上仁慈，特别降下圣旨，命令江州守臣迅速以礼敦请派遣。”五月二十九日奉圣旨依奏。尹焞又辞谢，不得已，九月才到达国门，仍然引用前面的说法，极力辞谢说：“位列经筵，在皇上身边陈述，坚守师法，就会扰乱圣上的听闻；迎合时势苟且附和，就辜负了平素的志向。这就是我受到宠遇却惊恐，进退失据的原因。”直到第二十道奏状未被允许，才接受任命入宫应对。

译戊午年八月二十九日，讲筵初次开启。皇上问先生：“孟子说纣王只是一个独夫，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是针对当时的君主而言的。”当时有人提出对孟子说法的疑问，皇上问：“程颐对孟子的说法持什么看法？”先生说：“程颐不敢怀疑孟子【见祁宽所录尹和靖的话】。

尹彦明在经筵时，曾经从容地说：“黄庭坚这样作诗，不知想要有什么用【见《吕氏杂志》】。

绍兴戊午年，先生上奏说：“本朝兵祸之烈，自古未闻，然而仰赖祖宗恩德深厚，陛下勤勉安抚至极，所以亿万百姓之心没有背离，远近爱戴，国势得以保全。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凶讯突然传来，未能究明患病之状，天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当时屈意降心，迎接梓宫，以问讳日为事，于是使敌意更加骄横，认为我国无人，于是今日再次开启和议，意图暗中图谋混一，使中国臣妾。陛下十二年勤勉安抚之功，应当在此决断了。况且先王之礼，父母的仇敌不与共戴天，兄弟的仇敌不反兵。如今相信仇敌的诈谋，而希望其肯和以缓解眼前的急难，岂不失去了不共戴天、反兵之义吗？臣私下为陛下痛惜。更愿陛下深谋熟虑，采纳众论以成全大计，则天下幸甚。”又给宰相秦桧写信说：“敌人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靖康以来屡次落入其圈套。如今如果一旦屈服，使其成为口实，招致怨恨和兵祸，自困自毙，岂能忍心为此议吗？近来私下听说主上因父兄未返，在九重之中降志辱身已有多年，然而也未听说敌人悔祸，将二帝从沙漠归还，接着梓宫崩逝之讯不详，天下人痛恨切骨，那么敌人藐视朝廷之意，不言自明。天下正因此寄望于相公，希望有所作为以革除已然之弊，岂料做得太过分了吗？如今的上策，不如自我整治。自我整治的关键，对内则进用君子而疏远小人，对外则赏当其功而罚当其罪，使主上的孝悌通达于神明，主上的道德成就于安强，不要以小智小义图谋大功，不胜幸甚。”又有辞免待制的第三状说：“臣每念误受宠荣，未曾听闻补报，近来曾不量分守，辄及国事，见识迂陋已在今日验证，迹其愚庸，岂堪时用？”第四状又言之，于是得到外祠【见《戊午谠议》及《难俪集》】。先生去世，门人吕坚中以文致祭，其大略说：“恭惟善诱循循不倦，使沉溺者如酣醉般醒悟，培植闻见，说敬以直内，这是持守。穷究格物，理则昭然剖明，由此致知上达，诚明知而罔觉，若非致知精微，涵养不厚，践行不力，虽曰有见，乃是德之贼。厚养力行，必践必久，战胜己之私欲，驯服以固有。略则易诈，拘则易穷，才能意测，鲜克有终。喜怒哀乐，圣愚同然，发欲中节，适时而言。猗与！吾道易简，以求如晴天则行，如潦水则休。或谓无心先生曰：‘否，何以知觉？惟私是丑。’或谓勿思先生曰：‘岂我亦有思？思无邪尔。’先生之言，测远穷深，其未传者，非言实心。呜呼哀哉！”

伊洛渊源录卷十一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伊洛渊源录》>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十二

宋 朱子 撰

张思叔【名绎，曾记伊川言行一编，亦名《师说》，所著诗文甚多，今存数篇】

遗事【三条】

张思叔，河南寿安人，家境甚微，年长未知读书，为人佣作。一天见县官出入传呼，道路思叔颇羡慕，问人何以得如此？有人告诉他：“这是读书所致。”思叔始发愤从人授学，从事劳苦之役，教者怜其志，颇加劝勉。后颇能文，入县学府学。被推荐，以科举之学不足为也，因而至僧寺，见道楷禅师，悦其道，有意祝发从之。当时周恭叔行已官于洛中，思叔亦从之。恭叔对他说：“你日后程先生归来，可从他学习，不要白白祝发。”等到伊川先生从涪陵归来，思叔始见先生，当时从学者甚众，先生独许思叔。于是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者不忘防其元”，始有自得处，后更穷理发微，少能及之者矣【见《吕氏杂记》又《童蒙训》云：思叔因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者不忘防其元’，慨然有得，盖能守此则无不可为之事】。

和靖言焞与思叔既相友善，伊渊归自涪陵，思叔始见先生。思颖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游。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家居寿安，学者从之渐众。和尝因侍坐禀伊川曰：“张每闻先生语，往往言下解悟。我闻先生语，须再三寻思，或更请，然后解悟。然它日持守，恐不及。”先生以为

译是的。思叔擅长写文章，又善于处理事务。先生去世不久，思叔也去世了。和靖先生被朝廷征召时，曾说：“如果思叔还在，到现在自然应当被召用，必定能在世上有所作为。”伊川先生曾经说：“晚年得到了两位贤士【见《涪陵记善录》】

译张绎，字思叔，三十岁才拜见伊川先生。比伊川先生晚一年去世。起初以文章闻名于乡里。后来写文章很少。伊川先生常说：“张绎质朴敦厚。”（见《祁宽录》尹和靖的话）

马殿院逸士行状

先生名伸，字时中（按语录中作时仲，或作时举，恐怕也应兼用），是东平人。从二十岁考中进士，不喜欢奔走钻营以求升迁，隐没踪迹于州县，没有人知道他。崇宁初年，元祐学派被禁止，奸人当权，派出他们的党羽担任各路学使，专门纠察此事。伊川程先生的门下，求学的人很少，即使是向来跟随学习的，也有的为了趋附利禄而背叛离去。先生正从吏部请求担任西京司法曹事，毅然决然地制定了亲近依附先生的计划。到了之后，便通过先生高弟张绎请求拜见。先生起初认为不是合适的时机，恐怕连累先生，先生拿着拜见礼物往返了十次，更加恭敬并且说：“假如让我能听到道，即使死有什么遗憾，何况不至于死呢？”先生听说后感叹说：“这真是有志向的人。”于是引荐他进来。从此出入先生门下共三年，先生闲暇时，即使是风雨天，必定每天去拜访一次。同僚互相嫉妒，甚至用流言蜚语中伤他，他也不顾。等到靖康初年新政，枢密使孙傅开始以卓越的品行向朝廷推荐他。召见后，中丞秦桧向来推崇他的节操，立即迎请他担任监察御史，让人取他的愿状。先生说：“中丞选拔台官，只问能否胜任，不问愿意不愿意。”过了不久，遭遇大变故，敌人拥立张邦昌，让他僭越即位。张邦昌起初不敢接受，而贼臣在旁边劝进说：“相公现在暂且权宜行事，忍死为城中百姓赎命，将来是像周公还是像王莽，全凭相公做主。”张邦昌于是低头答应，立即奔赴敌营接受伪号。既然敌人离去已久，张邦昌安然没有退位的意思，当时人们都怀疑张邦昌实际参与了邪恶的阴谋，畏惧祸患不敢说话。先生首先写好书信，请求张邦昌迎接元帅康王。信写好后，率领同院的御史签名一起去，互相看视没有一个人肯去。先生于是亲自拿着书信送到银台司进呈。官吏看书信不称臣，推辞不接受。先生甩袖斥责说：“逆贼，我今天不爱惜一死，正是为此，难道想让我称臣吗？”出来后就上奏申述给尚书省。尚书省把信给张邦昌看。张邦昌得到书信气势沮丧，害怕败露被杀，刚商议迎接隆祐皇后作为权宜之计。那信大致说：“相公阁下，侍奉多朝，是宋朝的宝贵臣子。近来不幸迫于强敌，让您承受伪号这种非常之事。阁下此时，难道认为义可以侵犯，君可以遗忘，宗庙神灵可以欺骗吗？所以忍死片刻而假装听从，您的心里好像说：与其名义上顺从别人，而实际上忘记赵氏宗庙，哪里比得上名义上接受于自己，而实际上保存赵氏以归还呢。这符合春秋祭仲行权的原则，而不随便推辞那个名义，所以天下都知道而没有一个人认为相公不对。敌人已经北撤，相公在道义上就应当改变。害怕自我陈述于朝廷，皇上皇子只有康王在外，天下所系，国家正统有所归属，应当立即派遣使者通问，清扫宫室，率领群臣共同迎接并拥立他。阁下退居北面臣属之列，然后从而引咎，以表明自己作为人臣，不明于防患，不幸被寇仇胁迫玷污，当时不能立即死节以等待陛下。现在事情已经安定，还有什么脸面侍奉君主，请求归罪于司法部门，作为人臣失节的警戒，退居宫阙之下等待命令。这样那么明主必定能够明察，因为阁下忠实存国的道义，不随便生还而宽恕过错记录功劳，而身名都荣耀了。现在谋划不出于此，时日已经很多，放肆地还处在非分的地位，安卧于禁中，好像本来就有的一样，群心狐疑，不知所谓。上天难以欺骗，下民值得畏惧，成败之际，间不容发。阁下如果因为愚言稍有觉悟，希望赶快谋划，还可以转祸为福，在早晚之间。这是伸不敢置身事外，并且效愚职分于朝廷的原因。过了这个，那么阁下包藏既深，志虑必定不同，外表假借事端，消磨时日等待时机，而实际上暗中勾结寇仇，合纵作乱。九庙在天，虽然万无成功之理，然而伸也宁愿生不污浊，与叛逆同朝，请求先死在都市，以表明此心。不久户部侍郎王及之对张邦昌说，以上皇宁德宫府库所有以及池塘鱼藕的利益，可以全部取用以资助国家费用。先生又慷慨地引义理在都堂陈述说：“古代人臣离开国家，他的君主对待他还要三年，然后收取他的田产宅院。君主礼遇臣子尚且如此，那么臣子报答君主应当如何？现在我们的君主远行狩猎，还没有出疆，天下的人正且向北首，想要追挽而不可得。君主的府库燕游，忍心一朝而毁坏吗？这与削除踪迹有什么不同，切不可答应。”张邦昌不听。当今皇上即位，先生屡次上奏章，因为城陷不能救主，迁徙不能死节，请求被贬削。皇上知道他的忠诚，并且对国家有功，于是提拔为殿中侍御史，荆湖广南抚谕使，以诛杀张邦昌及其党羽王时雍。回台后弹劾执政黄潜善、汪伯彦不法十七件事，没有答复。接着上奏章说臣言可采，就请求施行，不是臣应当坐诬罔大臣的罪，称病等待命令。十天后，贬为濮州监酒税。当时当权的人非常愤怒，必定想把他置于死地，因为濮州靠近寇境，所以有这个任命。有识之士为朝廷惋惜他的离去，甚至悲伤叹息互相慰问，并且为先生担忧。先生带着被褥上路，没有忧惧的神色，人们更加叹服。先生天资重厚

译他虽然勇于践行道义，却以沽名钓誉为耻。凡是所提出的建议，总是删去草稿，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不幸最终被仇人陷害致死【关于他的死因详情不详，有人说当时王渊驻扎在淮水之上，接受王黼等人的密令，对他加害】天下无论认识与否，没有不痛惜他的。不久，广陵失守，果然如他所预言。绍兴初年，朝廷追赠他为谏议大夫。他平时常说：“有志之士不忘记可能死于沟壑，勇士不忘记保护自己的头颅。现在是什么时候，沟壑正是我死的地方啊？”所以他遇到事情奋不顾身，常常是这样。姑且选取他主要的言行，来弥补国史的缺漏，谨此记录。

译先父在绍兴初年写成这篇文章，带着它去呈给已故的丞相李公，李公答应将它上达朝廷，还没来得及上报就去世了。绍兴癸酉年，先父任辰州通判，忽然看到邸报，宰相秦桧自述他在靖康年间的功劳，说其他人没有参与。先父于是将这篇文章上呈尚书省，极大地激怒了秦桧，将他送到荆南诏狱，让他自己招认虚构的罪名，供词都由狱吏代写，先父不能参与。奏章呈上后，又因为案情严重而刑罚较轻，特别削去官职贬到真阳。不久，秦桧死了，先父蒙受恩赦东归，接着恢复旧职，却因病不起。唉，多么悲痛啊【秦桧在靖康年间任御史中丞，在敌营帐前请求立赵氏为帝，他的谋议都出自先父和察院吴给事敦仁，敦仁起草了弹劾奏章。秦桧忌恨别人分功，深深忌讳这件事，等到看到逸士的状子，恐怕先父知道并宣扬出去，所以愤恨到死】辛巳年仲冬十日，儿子镐恭敬地书写。

续纪 何镐

先父调任官职，从不选择远近和利弊，到了吏部只看资历应当入仕的就立即注拟。家在东平，于是被任命为成都郫县县丞，还在选调中。到任不久，恰逢缴纳冬米，成都米多，太守把这事委托给先父。先父以米多难以管理为由推辞。太守问其原因，先父说：“米多的弊端在于各衙门的吏人封抄阻挠，拒绝他们就会招致祸患。”太守说：“你既然知道弊端，怎么还能推辞？”先父到了米场，各种人纷纷而至。丰盛的饮食，玩赏的好物，美女，凡是能够诱惑人的，无所不至。以前主管这事的人不能自律，一旦落入圈套，就束手受制，不敢怎么样。先父把他们全部赶走，严格督察吏卒，不容许丝毫差错。运米来的人几乎没有滞留。于是蜀地的人称赞他，众口一词。当时提举常平孙俟巡视辖区，到了成都境内，早起看见挑担的人在路边打盹等待天亮，觉得奇怪就询问他们，都回答说：“今年负责收纳的官员好，我们到了没有阻拦，所以争先。”追问主管人的姓名，说：“是马县丞。”孙俟叹息不已。到达郡府就立即叫吏员写文书推荐他，当天就升了官。先父常对人说：“人的顺利与困顿，自有时候，只应当行正道，不应当求人。”

先父任奉符县丞，代理县令事务。正值年成歉收，朝廷推行茶引，先父拒绝说：“百姓正为救活自己都不够，怎么可以再让他们困苦？”太守发怒说：“朝廷的命令怎么可以抗拒？”先父说：“我代理县令，实在不忍心看见百姓流离失所。”太守说：“必须先弹劾你，事情才能推行。”百姓听说先父被弹劾，争相到各衙门申诉，有的直接到达台省，事情于是化解。又曾经掌管市易局，以百匹绢命令他出售，先父以价格太高为由推辞。同僚强迫他，先父说：“我不敢用欺诈的手段抬高官价，必须等我离开才行。”想要寻找医生，同僚害怕而停止。

先父在奉符县时，傅伯野在西掖，仰慕洛学，派他的儿子去见先父，求取二程先生的语录。先父说：“这本书现在不是时候，不敢立即传给他。”他的儿子坚持请求，先父说：“只回去告诉尊公，如果真的有志向，不要害怕再来。”回来以后，告诉傅伯野说：“我的志向是求道，还顾得上其他吗？”于是让他再次前往，先父才传授给他，并且说：“尊公既然得到这本书，不能在朝廷久留了。”不久，果然因为上奏高丽词头被罢免。

先父出使，经过州县一定考察百姓的利弊，馈赠一概不接受。刚到清湘，当地百姓聚集拦住马头，递上状子请求挽留。县令问他有什么善政，都说不知道，其他只知道县令到任后从来没有吏员下乡。先父当天就把举荐文书交给百姓，让他们拿去，县令欢然才离开【县令姓张，名字失传】。到了番禺，询问各衙门属吏中的贤者，共同推荐一位节度推官【姓黄】说：“方陈述，生杀大权自己掌握，官吏没有不畏惧依附的，只有这个人敢和他辩明曲直，几乎遭虎口，于是推荐他。”回到舒州，随从人员到县里索要夫役和马匹，县令不答应，一直走到面前说：“殿院所应得的，不敢不供给。”随从人员额外需索，实在不能答应。先父请他坐下，并且道歉。随后对人说：“我以台官身份经过州县，一个县令却敢拒绝他，这一定有气度格局的人。”回到朝廷首先推荐他【县令姓周】

先父早晨起床，一定整理衣冠，端坐读一遍《中庸》，然后出来处理事务。先父说：“我的志向在于行道，如果我把富贵放在心上，就会被富贵所累；如果我把妻子儿女放在心上，就会被妻子儿女所累。这样道就不能行通了。”所以他在广陵时，随身行李只有一担，而图书占了一半。山东已经动荡，而家属还留在东平。

先父从湖广回来将要入朝奏事，在路上采访得知执政官不法的事，写弹劾文章，刚起草好，先父在建康追上了他。先父高兴地说：“我有事，几天不能自己决定，盼望你很久了。”于是拿出草稿给他看，并且说：“我想首先陈述这件事。”先父说：“先生刚出使回来，应当先奏报职事，慢慢议论似乎不晚。”先父说：“他们忌恨我，如果还没来得及说就有升迁调任，怎么办？但是我应当有办法试探他们。”这时正召见孙觌、谢克家，于是说这两个人都是小人，不可任用。像孙觌亲自起草投降表文，极力用笔力讨好敌人，接受他的两个女儿，是负国的贼人。果然没有回复，于是任命为司农卿。先父坚决推辞，于是上奏弹劾文章。当时执政官非常愤怒，搜求没有理由定罪，于是指着弹劾文章中说的邵成

译章上书陈述事情（章是宦官），认为（公）的趋向不正，于是贬谪了公。

译遗事【三条】

崇宁年间，言官范致虚攻击先生传播元祐时期的邪说，朝廷下令河南府，将先生的所有学生全部驱逐。几个月后，马伸来到先生门下请求见面，先生推辞不见。马伸打算先辞去官职再来拜见，先生说：“近日朝廷驱逐所有学生，恐怕这对你仕途进取不利，你能辞去官职，那么官职其实也不必辞。”建炎年间，马伸担任御史议论政事，公正的舆论支持他【见《程氏遗书》】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监察御史马伸上奏章说：我见强敌凶暴，劫持两位皇帝北行，并且逼迫立太宰张邦昌为相，让他主持国政。张邦昌之所以忍辱不死而接受职位，是自信敌人退去后必定能恢复旧制。忠臣义士不立即赴死，城中百姓不立即生变，也是因为相信张邦昌必定会拥立赵氏孤儿。如今敌人退去多日，我们君主的儿子已知所在，诉讼和歌颂都归向他。张邦昌还待在宫中，不恢复臣子身份，未回到臣属行列。路上传言，说张邦昌在外倚仗强敌的威势，派人游说康王，让他向南逃跑，然后占据中原，做长期借居不还的打算。我知道张邦昌一定没有这种心思，只是认为敌人还没走远，因循守旧没能彻底改正。虽然如此，也非常不利。因为人心尚未信服，一旦喧哗骚动，即使有忠义之志，张邦昌也必定不能自明，满城百姓反而遭受灾难，辜负了张邦昌的初心。希望张邦昌迅速改正，换下官服回家省亲，凡事禀报太后命令后再执行，并迅速迎接康王回京。立刻开门安抚四方勤王的军队，以示没有隔阂，应对内外赦书施行恩惠、收买人心等事，暂时扣留，等到拥立赵氏儿子时，再施行，这样或许中外能消除疑虑，转祸为福，伊尹、周公再世，也无法超过。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就先杀了我，我只有死而已，必定不敢辅佐张邦昌做宋朝的叛臣。恭敬地呈报太宰张邦昌，伏乞钧鉴。申时接到钧鉴，一切改正。九日，追回伪赦令不执行。张邦昌召集侍从官议事，晚上降下手书，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张邦昌行使太宰职权，中外大喜。追回各路赦文，一并收回。初四日，立宋太后手书不使用，派遣冯澥、李回为奉迎使副【见汪藻所编实录草本】

胡文定公时政论说：“马伸说黄潜善、汪伯彦措施不当，自己因言官被贬为监当，而他的言论却有证据。不谨慎命令，是指以下令还都的诏书；广布私恩，是指恢复祠官教官的空缺；黜陟不公，是指罢免卫肤敏而任用孙觌等不祥之人；堵塞言路，是指贬谪吴给、张訚、邵成章；妨碍功绩、伤害能人，是指阻挠宗泽与许景衡；私自收买军心，是指各自设置亲兵千人，请给特别优厚；同恶相济，是指极力庇护罪人王安中。每举一事，必立一证，都是众人所共知，也是众人所共见，不敢以无为有，也不敢以是为非。而当时不信他的话而罢免他，反而认为他言事不实而重责他。这是惩罚阻挠忠直、为国捐躯的人，厌恶他们毁誉核实而不混乱。邪说如何能止息？公道如何能施行呢？”马伸被远贬后，虽有诏命，却听不到来的日期，君子怜悯他。这虽然用龙阁的荣誉加封他，却未尽褒奖劝勉之礼，请求追加褒奖及其子孙，以承天意【见《胡文定集》】

侯师圣【名仲良，河东人，是二先生的舅父，华阴先生无可之孙，有《论语说》及《雅言》一编，都出自衡山胡氏，他的为人梗概，也见于胡文定公行状】

遗事【三条】

有人想请侯师圣住在他家，侯师圣去了，只见墙上挂着佛像，案几上堆着佛书。他的家人又常吃斋素，想让侯师圣跟随他们，侯师圣于是离开。有人问他，侯师圣说：“吃蔬菜，是士人的本分。如果吃了他们的食物，就不对了。我听说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没听说被夷狄改变的。”有人父亲在世，自己却在祖母忌日请僧人吃饭，召侯师圣，侯师圣不去。有人问他，侯师圣说：“主持祭祀的，是他的父亲，而儿子代劳，就是没有父亲了。我为什么要去呢【见《侯子雅言》】

胡文定公给杨大谏的信说：“侯仲良，去年春天从荆门溃败的士兵甲马之中脱身，来到漳水之滨与我相聚，到现在已经两年。他安于羁旅困苦，守节不移，确实前所未有。至于讲论经术，则通晓贯通不穷尽；商讨时事，则细微之处都能察觉。国家局势的安危，百姓的休戚，凡是当今急切的事务，没有不留意而都知晓的。正值艰难之时，却让这类人老死贫贱，也可叹啊。希望兄长大力向朝廷推荐，任命他做官，让他能效力一职，也不无补益【见《胡文定集》】

尹子说：“先生说侯师圣的议论只好隔着墙听【见《外书》】

有人说：江陵有个侯师圣，起初跟随伊川，没有领悟，于是拄杖拜访濂溪。濂溪留他，对榻夜谈。过了三天，自认为有收获，如同看见天的广大。伊川也惊讶他不凡，说：“不是从濂溪来的吗？”侯师圣后来游历荆门，胡文定留住他，与他为邻，终老于此。我按：侯师圣不是荆门人，根据各书所载，只知道前几条，而胡公行状也只说“熟观二先生之言行”，没说见过濂溪

译濂溪先生逝世于熙宁六年，而侯子在靖康、建炎年间尚在其题跋之上。蔡谢公的手帖中还说道：“显道虽然与我算是同门之友，但他视我为后辈，那么他的年龄辈分便与濂溪不相接。”这是很明白的。况且他说“自认为有所心得，如同看见天空的广大”这类话，也与侯子平日的言论不相似。凡是像这类情况，求学的人应当详细考察。

译王著作墓志略 章宪

福清王先生，是程门的高足，名苹，字信伯，世代居住在福州福清。自从他的父亲迁居到平江后，先生天资清高纯粹，涵养纯正坚定。平时恭谨谦逊，像个儒者；但谈论当代政务、民俗利弊时，却像熟悉政事的人一样。他不求当世的名声，世人也很少知道他。知府孙祐将先生的学问品行上报朝廷，先生被召见，赐进士出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先生向皇上进言说：“人心广大无边，万善都具备，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由此而成。所以想要传承尧、舜、禹、汤、文、武的道，不过是扩充这颗心罢了。帝王之学与儒生不同，儒生致力于章句文义，帝王务必得其要领，施之于事业。圣人经世的大法都完备在典籍中，如果得其要领，举而行之，并不难。”不久，兼任史馆校勘，升任著作郎，请求外放，任常州通判，主管台州崇道观，退休。官至左朝奉郎，享年七十二岁。绍兴二十三年五月戊午日，病逝于家中。〇在湖州长兴县和平镇茅栗山。杨文靖公当时是程门的先进，曾说：“同门中后来成就没有超过我信伯的。”中书舍人朱震、宝文阁直学士胡安国、徽猷阁待制尹焞都推荐他代替自己，胡安国论荐尤其有力，说他的学问有师承，见识通达世务，如果让他担任献纳之职，必定对圣明的时代有补益。

伊洛渊源录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伊洛渊源录卷十三

宋 朱子 撰

胡文定公

行状略

胡公名安国，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亲胡渊，已故宣议郎，退休，追赠中大夫。母亲吴氏，已故永寿县君，追赠令人。胡公生于熙宁甲寅年九月二十二日巳时。七岁时，作小诗，有“自任以文章道德”的句子。少年长大后进入太学，昼夜刻苦勉励。同舍中有颍昌人靳裁之，常听说西洛程先生的学问，唯独看重胡公。与他讨论经史大义，胡公因此学问日益强识，致使日明文辞，远远超出同辈。博士想让各位职长各自呈上文章考核，将要考察优劣来决定去留，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自己送去。胡公独自退回差帖，愿意退居诸生之列。绍圣四年考中进士，当时策问的大意是想恢复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胡公推言《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平天下的道理，言辞近万言。考官得到后，定为第一。将要唱名时，宰执因为策论中没有诋毁元祐年间的话，想降低他的等级。哲宗命令再读仔细听，过了许久称赞了好几次，亲自提拔胡公为第三。任命为荆南教授，端正自身约束他人，非休假不出门。凡是所训导的，务必阐明忠孝的大端，不以文艺为劝诱。任命为大学录，学生刘观石、公揆轻浮俊秀有名，考试选拔屡次位居上游。一天刘观石为人代笔，事情败露，公揆轻率出游成讼，超过告假期限不回来。为他们游说的人很多，胡公正色说：“录的职责是行规矩，职责不能守，要录做什么？况且这两人如果是佳士，而行为如此，也不值得惋惜。”众人不能改变他的主意，最终依法处置。升任博士，任命为提举湖北路学事。胡公说：“学校是用来成就人才的，不是用来治人的。现在法令已经完备，应当使学者在规矩之外有所畏惧而不为。”谨按圣门设科，成周献士，都以德行为先，文艺为后。臣应当以此奉行明诏，改派到湖南。这时蔡京正得志，所做的事既不好，而官吏奉承过度，更加成为民害，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胡公独自节制施行，禁止其太过分。士子持法放肆的，惩戒他们，常说：“韩魏公最善于行新法。”所到之处访求人才，询问利弊，礼遇贤士，刺举必由公论，风采严肃，州县敬畏，不敢触犯。恰逢有诏令，委托各道提举学官论举遗逸。胡公以永州布衣王绘、邓璋应诏。这时蔡京已经厌恶胡公不为自己所用，于是属吏李良辅直接向朝廷申诉，称这两人是范纯仁的门客，而邹浩所请托的，蔡京大怒，改李良辅合入官，命令湖南提刑司置狱推治，人们都为胡公胆战心惊。帅曾孝广来吊唁，胡公退后对僚佐说：“胡提举凝然不动，贤于人远矣。”狱未成，移北路再鞫，终究没有得到请托的证据，直接削除胡公官职勒停。胡公退居荆门漳水之上，除了定省之外，以经籍自娱，家人都忘了他的贫穷而心情舒适。不久李良辅因其他罪行被发觉，台臣于是辩明前事，有诏恢复胡公官职改正。元断然，胡公仕意更淡薄了。政和八年，张商英为相，任命胡公为成都府路学事，胡公因为亲人年龄渐高，即上章乞侍养，得到批准。满两年未能朝参，丁令人忧服除，已是政和末年。余深入相荐名士十人，胡公是其中之一。有诏召对，胡公到京师，卧疾不出，百余日逡巡谒告而归。宣和元年，任命为提举江东路学事，复召上殿，还未受命而中大捐馆舍。中大常希望胡公及时建功立业，而母亲令人又每每以进取为戒，胡公处其间，委曲将顺，既不失令人的本心，又不拂中大之严训。最终对子弟说：“我奋迹寒乡，为亲而仕，现在虽有万钟之禄，将何所施？”遂称疾挂冠，买田茔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