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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清代学者传记 佚名

目录

包世臣

鲍康 鲍廷博（附秦恩复）

毕沅

陈昌齐 陈芳绩 陈澧 陈遇衡

陈厚耀 陈奂 陈黄中

陈介祺 陈景云 陈立 陈起源

陈乔枞 陈诗庭、陈瑑、陈寿祺 陈玉树

陈鳣 陈志襄

成孺

程恩泽 程际盛 程廷祚、程瑶田

褚寅亮

崔述（东壁）

戴望 戴煦 戴震

丁杰 丁履恒 丁取忠 丁宴

董士锡 董祐诚

段玉裁

方恮 方申 方以智 方中道

冯登府 冯桂芬

凤韶

傅山

龚自珍

谷应泰

顾栋高 顾广圻 顾楷三 顾炎武

顾祖禹

桂馥 桂文灿

杭世骏

郝懿行

何秋涛 何焯

洪榜 洪钧 洪亮吉 洪贻孙

洪饴孙 洪颐煊 洪振煊

侯康

胡秉虔 胡承珙 胡承谟 胡从简

胡匡衷 胡培翚 胡世琪 胡澍

胡渭

华蘅芳 华世芳

黄丕烈 黄汝成 黄生 黄石三

黄仪 黄以周 黄宗会 黄崇炎

黄宗羲

惠栋 惠士奇 惠周惕

纪昀

江潘 江声 江永 江有诒

焦廷琥 焦循

金鹗 金榜 金日追 金息昌

柯绍忞

孔广森（附广铭、广牧）孔继涵

雷学淇

李惇 李黼平 李复孙（附超孙、遇孙）

李赓芸 李塨 李潢 利锐

李善兰 李文田 李遗德 李颙

李元 李兆洛 李佐贤

厉鹗

梁履绳 梁廷柟 梁玉绳、梁章钜

林伯桐 林春溥

凌堃 凌曙 凌廷堪

刘宝楠 刘凤浩 刘逢禄、刘恭冕

刘衡 刘师培 刘寿曾、刘台拱

刘文淇 刘熙载 刘喜海、刘献廷（继庄）

刘湘煃 刘毓崧

柳兴恩

卢文弨

陆桴亭 陆稼书 陆曜遹

罗士琳

马瑞辰 马骕 马宗琏

毛奇龄（西河）

梅文鼎（附仲弟文鼐、季弟文字、子以燕）梅瑴成 梅毓

苗夔

缪荃孙

莫友芝

钮树玉

潘耒 潘柽章 潘祖荫

庞大堃

皮锡瑞

浦起龙

齐召南

祁隽藻

钱大昕 钱大昭 钱东垣、钱坫

钱林 钱泰吉 钱侗

钱熙祚 钱绎 钱仪吉、钱墉

秦蕙田

全祖望

任大椿 任兆麟

阮元（附次子福）

邵晋涵 邵庭寀、劭懿辰

沈炳震（附沈炳巽）沈钦韩

沈涛 沈彤 沈默 沈焯

盛世佐

施国祁

师范

宋保 宋绵初 宋世荦、宋翔凤

孙兰

孙奇逢 孙星衍 孙诒让、孙沅

孙志祖

谭莹

谈泰

汤鹏 汤球 李铭汉

唐甄

田宝臣

屠寄

万经 万斯大 万斯同

汪绂 汪莱 汪龙 汪士锽

汪廷珍 汪喜孙 汪远孙、汪中

王昶 王夫之（船山）王闿运、王懋竑

王鸣韶 王鸣盛 王念孙、王聘珍

王绍兰 王锡阐 王熙震、王先谦

王懿荣 王引之 王源、王筠

魏源

温睿临

翁方纲

吴东发 吴大澂 吴嘉善、吴凌云

吴其濬 吴骞 吴任臣、吴荣光

吴式芬 吴廷华 吴炎、吴颖芳

吴玉搢 吴云

武亿

夏鸾翔 夏荃 夏燮

项名达

谢启昆

邢澍

徐承庆 徐乾学 徐时栋、徐松

徐同柏 徐文靖 徐文范、徐养原

徐有壬 徐元文

许桂林 许瀚 许梿、许宗彦

薛传均 薛凤祥 薛寿

严长明（附子严观）严可均（附弟章福）、严元照

颜元

阎若璩

杨丕复 杨守敬

姚际恒 姚配中 姚文田

叶昌炽 叶奕苞

余萧客

俞樾 俞正燮

袁廷梼

岳森

臧礼堂 臧琳 臧寿恭、臧庸

查继佐

迮鹤寿

翟中溶

译张成孙、张弨、张尔岐、张符骧

张惠言、张履祥、张穆、张澍

张廷济、张文虎、张燕昌、张宗泰

张作楠

章学诚、章宗源

赵坦、赵绍祖

赵翼、赵一清、郑元庆、郑珍

郑献甫

钟褱、钟文蒸

周春、周济、周嘉猷

周寿昌、周永年、周中孚

朱彬、朱次琦、朱珪、朱鹤龄

朱骏声、朱为弼、朱文藻、朱一新

译朱彝尊、朱右曾、朱筠、朱之瑜（舜水）

庄存与、庄逵吉、庄绶甲、庄述祖

庄有可

○包世臣

包世臣，字慎伯，安徽泾县人。

小时候跟随父亲包郡学君读书。刚换牙时，读《孟子》读到“五亩之宅”一句，就问：“现在的制度为何不这样安排百姓的产业？”包郡学君对此感到惊奇。长大后，虽然也学习科举应试的文章，但说出的话都能切中根本。父亲不久去世，他便成了孤儿，而且家境极其贫困。二十岁左右，便奔波四方谋求衣食。客居芜湖时，恰逢大旱，他为宋兵备道撰写祈雨的文章，草稿在省内流传，巡抚朱文正公得知出自他手，便召他到门下。从此他开始广泛研读群经的注疏，与张皋文、沈小宛、李慎卿、黄乙生、钱献之等先生交游，学问日益精进。当时楚地匪徒猖獗，他提出招募乡兵的议论，朱文正公赞叹不已，称他为“贾谊、晁错再生”，于是名声更加显赫。六次参加乡试，才考中一次。他的座师陈、周两位侍郎回京复命，京城里的达官显贵无不以得到他为贺。后来十三次参加会试，又被主考官淘汰。最后，道光乙未年，通过大挑制度，被任命为江西知县。代理新喻县令一年多，因事被诬告弹劾而辞官回家。寓居江宁，布衣生活逍遥自在，每次写信，自称“白门倦游阁外史”。咸丰癸丑年，躲避粤寇战乱，死在途中。

先生出生在乾隆末年，看到当时百事废弛，贿赂公然盛行，政治腐败而民气压抑，恐怕将有变乱，思考如何禁止暴乱，所以学习兵家学说。又看到百姓生活日益艰难，一遇到水旱灾害，就饿殍遍野，思考如何劝课农桑、厚养民生，所以学习农家学说。又看到平民百姓稍有不慎就陷入无罪获罪的境地，而奸民趋赴死地却常能保全自己，思考如何整顿邪恶、禁止非法，所以学习法家学说。既然已经从古代寻求这三家的学问，又因生计驱迫奔波数十年，验证于人情和地势，发现与古代相差并不遥远，斟酌古今，常常与当权者论述应当做的事。罢官后，隐居在鸡筠山脚下。收集生平著述：名为《中衢一勺》的七卷，论述水利和漕运；名为《艺舟双楫》的九卷，论述文章和书法；名为《管情三艺》的十卷，收录诗赋词；名为《齐民四术》的十二卷，辨析兵、农、礼、法。统称为《安吴四种》。凡是宇宙的治乱，民生的利弊，学术的兴衰，风尚的醇厚或轻薄，补救弥补，各种方法都具备。文章本于荀卿、韩非、《吕览》，诗歌则导源于陆机、谢灵运。另外编有《倦游阁集》三十卷，未刻印。尤其擅长书法，完全掌握了古人执笔、运锋、结体、分势的奥妙，所以被推崇为书家的正宗。

○鲍康

鲍康，字子年，安徽歙县人。

以内阁中书的身份，官至四川夔州知府。生平酷爱钱币。在京城时，与吕佺孙尧仙、李佐贤竹蓬、刘师陆青园等人有相同的爱好，收藏非常丰富，很多是前人未曾见过的。流寓陕西时，与刘燕庭早晚交往，互相拿出所藏钱币相互考证。著有《泉说》、《续泉说》各一卷，并收集他的金石题跋编成《观古阁丛稿》初集、二集、三集若干卷。刊刻刘燕庭的遗稿，编为《海东金石苑》一卷。《论泉绝句一卷》。又为刘青园刊刻其《虞夏赎金释文》一卷。李竹蓬撰写《古泉汇》，也常常依靠他协助。

○鲍廷博（附：秦恩复）

鲍廷博（1728-1814年），字以文，号渌饮，安徽歙县入。定居在浙江。

侍奉祖父和父亲以孝顺闻名。因为父亲嗜好读书，便四处购买前人的书籍以供养父亲的志向。时间久了，所得书籍越来越多且精善，于是成为大藏书家。不久补为县学生员。

乾隆三十八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馆，采访天下遗书，于是收集家中藏书六百多种，命儿子监生鲍士恭从浙江进呈。编入目录后，又下诏归还原书，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伊犁得胜图》《金川图》。其中《唐阙史及《武经总要》，并有皇帝御制诗题写。后来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就以《唐阙史》为首，以志一时受到的荣耀恩遇。“知不足”，是鲍廷博藏书斋的匾额。嘉庆十八年，方受畴任浙江巡抚，将续刊的第二十六集进呈，奉旨赏给举人功名。当时他年龄已超过八十岁。

平时好学且沉迷吟咏，不求做官，天性情趣清远。每当有人询问古籍，凡是某本书的优劣所在，意旨所在，见于哪个朝代哪家目录，经过几家收藏，几次抄写刊刻，真伪如何，校勘错误如何，无不脱口而出，问难无穷。既然因为进书受到两朝皇帝赏识，名闻当世，他说：“诸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皇恩，只有多刊刻善本公之于海内，使求学之士，得以观摩学习。”八十六岁时，丛书到第二十七集尚未完成，突然去世。还遗命儿子鲍士恭继承志向继续刊刻，现在存世的共三十二集。秘籍孤本，大多依赖它流传。

附：秦恩复

秦恩复，字近光，号敦夫，江苏扬州人。乾隆癸卯年举人，丁未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职编修。遭母丧，将要起复任职，背上生疽，居家

译几十年间，建造了三间房屋，题匾额为“五笥仙馆”，藏书极为丰富。嘉庆丙寅年，进京任职，过了一年回到家乡。阮元担任浙江巡抚时，聘请他主持诂经精舍的讲席。壬寅年，两淮盐政又聘请他主持乐仪书院。不久又担任校勘刊印《钦定全唐文》的工作。后来请假回乡，自号猾翁。他所收藏的书画法帖以及瓷器、铜器、玉石之类，鉴别十分精确。曾经刊行唐代卢重元注的《列子》、梁代陶弘景注的《鬼谷子》、晋代李轨注的《扬子法言》、唐代赵元一的《奉天录》、宋代刘球的《隶韵》，这些都是海内孤本；骆宾王、李元宾、李观（吕衡州）三位唐代文人的文集，也依据宋刻本，加以考证，合称为《石研斋八种》。他喜欢填词，著有《享帚词》三卷。又刊印了《词学丛书》。享年八十四岁。

译○毕沅

毕沅，字湘蘅，又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县人。

年少时聪颖悟性高，十岁就能审辨声韵。稍长一些，跟随沈文悫、惠松崖学习经史和诗文，学业日益精深。二十岁成年后，游历京城，在乾隆癸酉年考中顺天乡试，被任命为内阁中书，受到大学士博公恒的器重，让他入值军机处。庚辰年会试，他名列第二，皇上亲自提拔他为第一。授任修撰。馆阁中进呈的文字，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典雅庄重，合乎体制。多次升迁至左春坊左庶子。外放担任甘肃巩秦阶道。历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不久升任巡抚。在陕西任职六年，曾两次代理将军职务，一次代理总督职务。遭遇母亲丧事，刚满一年，仍被起用恢复原官职。过了很久，调任河南。升任湖广总督。降职为山东巡抚。恰逢湖南苗疆发生警情，再次任命为湖广总督。调兵筹饷，红苗刚刚被平定，又接手办理湖北教匪之事，早晚不得安宁，因积劳成疾，死在辰州军营。有旨加封太子太保，赐予祭葬。享年六十八岁。

毕公见识度量宏大深远，喜怒不形于色。对待僚属以礼相待，不固执己见，人人都能畅所欲言。如果遇到重大疑难，众人不知如何处置时，他又沉着机智，果断决策，即使万人反对也不能动摇。长期担任地方大员，职事修明举善。不因为苛察细碎来显示精明，也不因为温和宽厚来博取声誉。唯独军事不是他的长处，而且驾驭下属过于宽松，难免被蒙蔽，最终因此受累，死后遭到抄没家产，评论的人为此感到惋惜。他平生对老朋友厚道，尤其喜欢提携后进。别人有一技之长，必定派人携带礼物去聘请，惟恐对方不来，来了就丰厚地供给资助。当时的名儒才士，都被他招致幕下。每当公务之余，诗酒酬唱没有一天间断。

毕公生性喜好著书，等到官位达到极品，笔砚始终不离手。他认为：经义应当尊崇汉儒，所以撰写《传经表》二卷。认为：文字应当尊崇许慎，所以撰写《经典文字书》五卷，以及《音同义异辨》一卷。认为：编年体史书没有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好的，续写它的有薛、王、徐三家；徐氏虽然优于薛、王，但他所见的书籍，如《旧五代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类，尚不完备，而且不免有详略南略北的弊病。于是联合幕府各位先生，广泛查考群书，考校正史，亲手裁定其义例，从宋开始到元结束，写成《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仍然仿效司马光另外撰写考异附在正文之下，经过四次修改才完成。认为：史学应当探究流派区别，采用会稽章学诚的说法，编纂《史纂考》一百卷。认为：史学必须通晓地理；所以校勘《山海经》十八卷，补正《晋书·地理志》五卷，并辑录《晋太康三年地记》一卷，《王隐晋地道记》一卷。认为：金石可以印证经史，宦游足迹所到之处，搜集汇聚颇为完备，撰写《关中金石记》八卷，《中州金石记》八卷。——除了《史籍考》未完成，《续资治通鉴》另外刊刻外，其余都刻入《经训堂丛书》。

毕公在陕西时，以及督修《西安府志》八十卷，又参考咨询，撰写《关中胜迹图志》三十卷。诗文落笔立成，不拘泥于一种风格，大都自然流露性灵，大体不违背高雅的宗旨。有《灵岩山人诗集》四十四卷，《经訓堂文集》四十卷。其他稿件尚多，散佚没有流传下来。

○陈昌齐

陈昌齐（1743-1820年），字宾臣，又字观楼，广东海康人。

年少时有神童的名声，十六岁补为秀才。乾隆庚寅年考中举人，连续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散馆后，授任编修，多次升官至中允。历任三通馆、四库馆、国史馆等馆的纂修官，转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嘉庆丙辰年，升任兵科给事中。辛酉年，补任刑科给事中。上疏说：广东沿海海盗与会党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苦害沿海百姓，如果不及时惩罚打击，确实恐怕酿成的祸患日益加深。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不久外放担任浙江温、处道。因事牵累，吏部议定降职调动，于是解职回家。

先生平生博览群书，从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理的深奥学问，六书、入声、九赋、五刑之类，星算、医卜、百家众技之流，没有不贯通在胸中的。戴震应诏来到京城，一见就心悦诚服，戴震所校勘的《水经注》，先生为他指正其中的错误，因为限于官修书籍的规定，未能更正，戴震每每引以为憾。邵晋涵编修著《尔雅正义》，拿来与他商讨，先生也为他驳正三十多条。回到家乡后，阮元督理两广，聘请他担任通志总纂，兼掌粤秀书院。死时七十八岁。

在此之前，曾选取《汉书》《史记》《十三经注疏》，凡是陆德明《经典释文》没有收录的记录下来，作为《经典释文附录》。又著《历代声韵流转考》，不幸遭遇火灾，存稿被毁。其余已经刊刻的书，有：《吕氏春秋正误》二卷，《淮阴子考证》六卷，《楚辞韵辨》一卷，《侧天约术》一卷，《临池琐谈》一卷，「赐书堂集》六卷。没有刊刻的，有：《大戴礼记正误》《老子正误》《荀子正误》《天学脞说》《营造约旨》《天玉秘旨别传》，高邮王念孙为它们作序

译这部书，许氏认为其中都有阐发前人未曾阐发之处的内容。

译○陈芳绩

陈芳绩，字亮工，是江苏常熟人。

他生于明朝末年，甲申国变之后，便放弃科举仕途，隐居乡间教书，每天以著书立说为事，潜心研究天文地理之学。他既已著有《天下郡县舆图》，又广泛阅览二十一史，大量搜集天下的地方志，依据山川城郭的形势位置，探究其历代渊源，感慨之下立志编撰《舆地沿革表》。他以虞朝的十二州、秦朝的四十郡、汉朝的一千四百五十县为纲，选取汉朝以下各史地志为目，旁征博引唐宋以来的地理书籍以及各省郡县志进行经纬梳理，最终成书四十七卷。该表分为三等，称为部表、郡表、县表。从古至今，凡是某一郡县设置的废立、分割合并、迁徙升降，即使在六朝分裂、十国割据的时期，无不广泛考证、详细稽查，条分缕析，千头万绪，却使它们统归于一源；让读者开卷即了然于胸，探究古代则能知晓当今，追寻分支则能见到本源。凡是说法不同的，都明确辨析并备注说明，以免后人陷入两难困惑；那些未能确定无疑的，则两存其说，留待将来考证。这确实是绝妙的著作啊！起初，他的祖父陈梅，被顾炎武所钦佩信服，所以他年轻时便与顾炎武交往密切，学问根基深厚，大概就源于此。书稿原本收藏在邑中屈氏家中。道光年间，邑人黄廷鉴精心校勘，张大镛将其刊印，这才流传于世。

○陈澧

陈澧（1810--1882）字兰甫，是广东番禺人。

他九岁就能写诗作文。十七岁时，补为博士弟子，进入粤秀书院学习。二十三岁时在乡试中举人。六次参加会试均未考中，被拣选为知县到班任职，但他不愿出仕，请求加授国子监学录的衔职。同治乙丑年，皇帝下诏让沿海各省绘制地图，总督府委派他负责此事，他完成《广东图》进献朝廷。他担任学海堂学长长达数十年。直到年老，担任菊坡书院山长。他用经史以及汉魏六朝唐宋的诗文教育学生，与诸生讲论文艺，勉励他们笃实行事、树立品德。光绪七年，因他年高德劭，赏赐五品卿衔。他去世时享年七十三岁。门人向大吏请求，将他的牌位供奉在精舍中。

先生年轻时喜好作诗，长大后便放弃了。他博览群书，凡是天文、地理、乐律、算术、骈文、词曲、书法没有不研究的。中年时研读诸经注疏、子史以及朱熹的著作，每天有一定的课程。他尤其喜欢读《孟子》。他认为孟子所说的性善，是指人性都有善的一面，荀子、扬雄等人未能知晓。他研读郑玄的诸经注，认为郑玄有宗奉的主旨，也有不同的见解，中正无弊，胜过许慎的异义、何休墨守成规的学问。他读《后汉书》，认为学习汉儒的学问，更应当学习汉儒的品行。他读朱熹的著作，认为清代考据之学，源头出自朱熹，不可反过来诋毁朱熹。他又说：清代考据之学虽然兴盛，但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应当加以补充。他所著的有《声律通考》十卷，《切韵考》 six卷，《外篇》二卷，《说文声表》 seventeen卷，《汉儒通义》七卷，《汉志水道说》七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三统详说》三卷，《弧三角平视法》 one卷，《琴律谱》一卷，文集若干卷。晚年的著作叫《东塾读书记》十五卷，这是寻求微言大义以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他遵循郑玄的《六艺论》，以《孝经》为道的根本，六艺的总会。他学《易》不信奉虞翻的说法，学《礼》必定探求礼的本意。其次考证周秦诸子的流派，剔除其瑕疵而取其精华。再次则表彰汉晋以后诸儒的纯正言论和精妙论述。这大概隐含着与顾炎武《日知录》相媲美之意。他沟通汉学与宋学，当时的学风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陈逢衡

陈逢衡（1774--1855）字履长，号穆堂，是江苏江都人。他是诸生。

他擅长考据之学，尤其精通古史。他曾著《逸周书补注》二十二卷，以卢文弨的校本为主，偶尔与其他版本参订；凡是孔颖达解释中没有的，卢文弨校勘中缺失的，全都得到了疏通。书中首先列出叙略、集说、补遗，诸书误引之处，则附录在卷末。他又著《竹书统笺》五十卷，所引用的诸书，除经史外，以及近儒的著述，都标明姓氏和书目；如果是出自自己见解的，加上“衡案”二字以作区别；那些有其他书援引，而今本没有的，共有一百二十条，则汇编为《补遗》二卷；又附辑《琐语》数十则，《师春》 one则，缴书一则。这是因为起初认为孙诒让、徐元两位的《纪年笺注》尚不够精当，于是重新进行诠释。虽然搜讨繁复，但不固执于一见；起初是因为群书来订正《纪年》的错误，继而又用《纪年》来证明群书的错误。此外还有《穆天子传补正》六卷，也称详备洽切，与他所作的《读骚楼诗》初、二集四卷合刊。

○陈厚耀

陈厚耀，字泗源，号曙峰，是江苏泰州人。

康熙丙戌年进士。官至苏州府教授。李光地推荐他通晓天文算法，引见皇帝，改任内阁中书。圣祖让他试用算法，绘制三角形，命他求中线并询问弧背尺寸。先生呈上札子，符合圣意，命他入直内

译陈厚耀，授任编修，与梅瑴成一同修书。圣祖曾对梅瑴成说：“你知道陈厚耀吗？他的算法近日大有精进，从前曾受教于你的祖父，如今你的祖父若在，尚且要向他请教纠正呢！”又曾召他到御座旁，教他几何算法。皇上曾问：“你能测量北极高出地面的度数吗？”他回答说：“遇到春分、秋分时用仪器测量，可以得到高度。如果是其他节气，又有加减的不同。然而也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大气折射的差异，用人眼观察，有把低处看成高处、把小物看成大物的不同，所以用浑仪测量大多不合，只有天上的度数则没有差错罢了。”又问：“地周三百六十度，按照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现在的尺每度二百里；地周是多少？直径是多少？”他回答说：“按照周尺地周九万里，现在的尺地周七万二千里，用圆周率三推之，地径二万四千，用密率推之，应当得到地径二万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余。”又问：“地圆之说出自什么书？”他回答：“《周髀算经》曾经提到过。”问：“凭什么知道它是圆的呢？”他回答说：“《职方外纪》中西人说环绕地球一周，四方都有人类居住，所以知道它是圆的。而且向东测量日影有时间差异，南北测量星辰有地点差异，都与圆形相符合，所以更加知道它是圆的。”多次升迁至司业、左谕德，因年老多病辞官退休，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译先生研究《春秋》，尤其专心于天文历算。曾补杜预的《长历》写成《春秋长历》十卷。全书体例有四项：一是历证：广泛引用汉、晋、隋、唐、宋、元各代史志及朱载堉历书等说法，以考证推算方法的差异，又引用《春秋属辞》中杜预关于日月误差的一条论述，这是注疏中没有的，《大衍历议》中关于春秋历法考证的一条，也是《唐志》所未收录的，尤其足以作为考证的依据。二是古术：古代以十九年为一章，在一章之首，推算符合周代历法正月朔日冬至前的算数，随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向排列十二公的积数从而制成表格，以求得历法元数。三是历编：列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算其朔闰及月份的大小，并以经传中的干支作为佐证。这些都是阐述杜预的说法并加以考辨。四是历存：用古法推算隐公元年正月为庚戌，而杜预《长历》则为辛巳朔，这其实是古法推算的上一年十二月朔，说是元年之前少了一个闰月，大概是通过经传干支的排次得知的。先生则认为如果按照杜预的说法，元年至七年中记载日期的虽然大多不错，但与二年八月的庚辰、三年十二月的庚戌、四年二月的戊申，却又不能吻合。况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 July 壬辰朔日食，也都推算错了。大概隐公元年以前不是少了一个闰月，而是多了一个闰月，因此退后一个月来调整，确定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比《长历》实际退后了两个月，推算到僖公五年为止，此后的朔闰一一与杜预的方法相符，所以不再继续记载。他的推算比杜预更为精密。原书被采进四库全书，传刻逐渐稀少。光绪年间，长沙人王益吾任祭酒，督学江苏，将其刊入《皇清经解续编》。民国癸年，泰县人韩止石任省长，得到罗土琳的手校本，刊入《海陵丛刻》第十二种，更加足以供精通算学的经师考证订正。又撰写《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两卷，《摭遗》一卷，《春秋世族谱》卷。马宛斯编写《绎史》，兼采三传、《国语》、《国策》，先生则都将它们摭拾于五书之外，尤其独自承担了这一难题。《氏族》一书，与顾栋高的《大事表》互相印证，那么《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完备了。此外还有《礼记分类》、《十七史正讹等书，现在已不流传。

○陈奂

陈奂（1786--1863）字硕甫，号师竹，晚年自号南园老人，江苏长洲人。

咸丰初年考中孝廉方正。年少时在私塾从师学习，见到《五礼通考》，心中喜爱，摘录要点抄录，才开始得以窥见做学问的门径。后来跟随江沅游学，精研小学，于是通晓六书音韵。段玉裁罢官居住在吴地，将要刊印他的文集，命令江沅覆审，先生用朱墨改正其中的讹误。过了一个月还书，段玉裁看到批语，询问江沅，江沅告知原由，段玉裁急忙召见先生，先生来拜见，段玉裁大加赞赏，收录为弟子，教导他研究《毛诗》《说文解字》三年，学业大有进步。不久，段先生去世。于是游学京师，拜见王念孙。王念孙长久以来因老病谢绝宾客，见到硕甫的名帖，高兴地让仆人搀扶出来会面，结为忘年之交。王引之也加以敬礼，相处融洽如同家人。并得以结交胡承珙、郝懿行、胡培�、金鹗。离开京城，在钱塘汪氏振绮堂做塾师先后二十年，生平大半著作在此完成。道光末年，应两江总督陆公聘请，到江宁，校勘刊印群籍。书成辞别归乡，不再出仕。同治二年，曾国藩看重他的名声，敦请出山，还未上路，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先生生平学业，以《毛诗》最为专精。所著《毛诗传疏》三十卷，对于西汉微言大义，无不曲折阐发其内涵；而名物训诂，又与《广雅疏证》相互印证。初在京师时，结识胡承珙，知道他也研究《毛诗》，与自己观点相同；以为他研讨多年，对于毛氏经传必定是完备之书，所以自己所研究的诗，特意编为义类。等到胡承珙去世，遗言将所撰《后笺》草本托付给他，才知道胡承珙的书只是条列传义，不做统释。于是有了揉合义类作疏的志向。汪远孙催促他，于是开始起草，历时六年才定稿。自称“毕生思虑荟萃于此”。又表明西汉诸儒解说礼器制度，可以补充古经残缺以及传异笺异之处数端，写成《毛诗说》一卷。又依据古音，依四始写成《毛诗音》四卷。阐明郑玄多本三家，与毛学不同，写成《郑氏笺考征》一卷。又编《毛诗传义类》十九篇为一卷。又有少作《诗语助义》三十卷，是江沅所点定的。虽然推崇毛学，也颇考证三家同异，并且兼通礼经以分证《春秋谷梁传》，写成《谷梁逸礼》一卷。传授弟子杨显，让他阐发其旨意。凡是跟随学习的弟子，必定传授《管子》《周礼》。另有《师友渊源记》若干卷，记载所交往的各位公卿及弟子的学问品行非常详细。与《郊禘或问》、《宋本<集韵>校勘记》若干卷，都未刊印。门下学生如同郡的管庆祺、马钊、费宝�，浙西的戴望，尤其著名。

○陈

译黄中

陈黄中，字和叔，号东庄，是江苏吴江人，陈景云的儿子。

译乾隆初年，应博学鸿词科未被录取，于是纵情游历，向南到达洞庭湖，登上衡山，向东泛舟钱塘江，进入闽北，在燕、齐、河、岱之间奔走驰骋。学问日益精深。受到海宁陈相国的赏识，曾上书论述用人、理财、养兵等几件大事，分析透彻，切中利弊。恰逢朝廷下诏征求刚直不阿、气度宏伟的人才，陈相国想推荐先生应征，先生推辞了。起初在湖南巡抚幕府做幕僚，当地土苗发生小规模骚乱，巡抚打算兴兵剿灭，委托他起草奏章，和叔说：“这是招致祸乱的做法，安抚并使之和睦才是可行的。”巡抚不听从，和叔便离开了。不久苗人叛乱，用兵一年才平定。去世时五十九岁，贫困到无法办理丧事。他的姻亲拿钱来资助，妻子张氏坚决推辞说：“怎么能因为贫穷的缘故，损害丈夫的道义！”于是卖掉房屋来安葬他。所著作品有《宋史稿》一百七十卷，《新唐书勘误》三卷，《国朝谥法考》三篇，《殿阁部院年表》《督抚年表各六卷，诗文集四卷。

○陈介祺

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是山东潍县人。

通过进士考试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家中原本富裕，进入仕途后就断绝了升迁的念头。一向喜爱金石之学，收藏冠绝海内，建造簠斋来珍藏它们，其中的青铜器多达数百件。尤其著名的是“毛公鼎”，铭文将近七百字，被推为天下青铜器的首屈一指。三代陶器也有数百件，周代印章一百多枚，汉魏印章一万多枚，秦诏版十多件，魏代造像数百尊，这些都是历来鉴赏家所没有的！同时代的如潘文勤公、王文敏公、吴子苾阁学、清卿中丞、刘方伯、鲍子年舍人、李太守等人，都难以与之并驾齐驱。而且他对三代文字确有心得。他解释“聃敦”，断定是毛叔聃所作的器物，说：“铭文比《尚书·武成》少二百六十二字，对于伐商的事情叙述简略，而对于承受天命改换大命的事情叙述详细。至于重大的事情，概括在二十二句话、七十六个字中；如果不是师法文王、周公的文风，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又解释“陈侯因资敦”，铭文中有“孝孝武桓公龚载大谟，克成成其谥”，说这就是桓侯兼并齐国的记载。又解释“兮田盘”“齐太公和陈猶”两篇，各种考证评语，对于古史古制，如数家珍。自古以来谈论金石的人，仅见这样的作品！又大量搜集李斯的书法，推崇为碑刻的始祖。大概也是鉴于古籀文的消亡，今文的缺失，而概括地这样说。看他和友人的信中说：“有了李斯，古篆就消亡了；有了蔡中郎，古隶就消亡了；有了王右军，书法就消亡了。”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意思了。可惜著作很少见到，近来才陆续影印《簠斋吉金录》八卷，《吉金文释》一卷，《藏古册目并题记》一卷，《十钟山房印举》若干卷，《尺牍》若干卷，这固然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陈景云

陈景云（1670--1747)，字少章，江苏吴江人。

生来聪慧异常，刚入私塾时，其他孩子所学习的功课他都能背诵。十七岁时，汤文正公巡抚苏州，考试选拔士子，将他列为第一。夏天跟随何义门游学，更加讲求通儒之学。穷究经史，日夜不停，学业于是大有进步。父亲去世服丧期满，补为诸生。在京兆府考试落第，在藩王府做馆师三年，辞别回家，当时四十年。因为母亲年老，断绝了仕进念头。后来藩王府再次派人敦促，漕运总督赫公命令淮安知府建造房屋延请，他都坚决推辞不去。凡是出仕或隐退都不苟且如此。性情极其孝顺，在父母丧期，常常悲痛欲绝；岁时祭祀，必定涕泪沾衣。与人交往，有始有终，外表温和内心刚强。处境极其贫困，早晨吃荠菜晚上吃盐，却安然自若。晚年名声更高，行迹更隐晦。大概看世上本来很少有可以交谈的人，世上也很少了解他的人。去世时七十八岁。弟子私谥为“文道先生”。

他的治学，像饥渴之于饮食，常常丹铅不离手，列举经史四部书，从源头到末流，条理贯通井然有序。地理制度，考据尤其详细。下至稗官小说，无不熟练阅览，而最精通史学。早年，温公《通鉴》大致能背诵。前明三百年的事情，谈论起来即使换人也不疲倦，好像身在其中，能剖析其中细微的得失。写文章，简练严谨有法度，著《读书纪闻》十二卷、《纲目订误》四卷、《两汉举正》五卷、《三国志举正》四卷、《韩集点勘》四卷、《柳集点勘》四卷、《文选举正》三卷、《通鉴胡注举正》二卷、《纪元考略》二卷、文集四卷，总称为《文道十书》。其他应聘所修的通志，以及年轻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不包括在内。

○陈立

陈立（1809--1869)，字卓人，又字默斋，江苏句容人

道光甲午年中举。辛丑年会试成为进士。由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多次升迁至云南曲靖府知府。恰逢道路阻塞不能赴任，辗转向东返回，所到之处都受到宾客般的礼遇。先后任职，都是刑名等极其重要的事务，全都处理得详细谨慎；而对于丧服变除、宗法淆乱不同之处，尤其多能折衷调和使其符合律法。年少时所学，像梅植之、凌曙、刘文淇，都号称名师。于是完全通晓许氏《说文》、公羊《春秋》、郑玄《礼》；旁及诗古文辞。唯独

译他在《公羊传》上用力尤深。他认为徐彦所作的疏，只知道疏通字义，对于《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却茫然不知。近代儒者孔广森的《公羊通义》，虽然属于汉学家的专门之学，但其中关于“三科九旨”的论述，多有标新立异之处，已经不再是邵公（邵懿辰）的家法了。于是（他）钩稽史料、贯通脉络，写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又因为《公羊传》一书多谈论礼制，而礼制之中，有周礼和殷礼，鉴于孔子有“舍文从质”的说法，所以谈论礼制多舍弃周礼而采用殷礼。殷周两代的典章制度既然截然不同，所以想要研究《公羊传》必须先研究三礼。而《白虎通德论》确实能够汇集礼制的大成，而且书中列举的大抵都是《公羊》家的言论，汉代今文、古文经学的流派区别也见于此书，真可以说是贯通全部经学的源头；于是另外撰写《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对古代的典章制度一一进行疏通证明。其他著作有《说文谐声孳生述》《尔雅舊注》若干卷，并汇集他解说经义的杂文为《句读杂著》六卷。（他）去世时享年六十一岁。

译○陈启源

陈启源，字长发，江苏吴江人。是诸生。

性情严厉，不喜欢与外人交往，只嗜好读书，晚年深入研究经学，与朱愚庵是同乡且交情深厚。朱愚庵撰写《诗经通义》，经常向他请教商讨，深深佩服他引证广博、学识渊博。后来陈启源自己撰写了《毛诗稽古编》三十卷，解释字义完全依据《尔雅》，篇章大义完全依据《小序》，阐释经文旨意完全依据毛传，而以郑玄的笺注作为辅助；名物考证则以陆玑的《鸟兽草木虫鱼疏》为主；书名叫“毛诗”，是为了表明所尊崇的宗派；叫“稽古”，是为了表明这是唐代以前的专门之学。他所辨正的内容：以朱熹的《集传》为最多，欧阳修的《本义》、吕祖谦的《读诗记》次之，严粲的《诗缉》又次之；他所抨击的内容：以刘瑾的《通释》最为严重，辅广的《童子问》居次，其余偶尔涉及的，一概从略。前二十四卷，依次论述，只标出篇目，不抄录经文。那些没有考证辨别的，连篇题也不提及。前人已经阐发明白、无需重复叙述的也是如此。后附《总诂》五卷，分为举要、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六个门类。末尾《附录》一卷，总体论述风、雅、颂的宗旨。历时十四年，共修改三次草稿才完成。朱愚庵的书尚且参杂古今之间，陈长发则专门尊崇古义。所以朱愚庵在序中说：“阐明幽深，抉解滞碍，剖析肌理，即使朱熹见到，也应当豁然开朗，欣然解颐。”这大概不是过誉。虽然他坚持汉学，不容许有一句话的出入，未免稍显偏颇；但他引证广博，疏证详明，每一条都有根据。明代解说经书，专门逞弄虚浮的辨析；清初，才开始改变为征实之学以挽回颓势；古义兴盛，在此时最为繁盛。这部书大概与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同为首选。只是附录中关于“西方美人”、捕鱼器具等几条，旁涉异端，招致口实。但不能因为微小的瑕疵而抛弃珍贵的璞玉。此外还有《尚书辨略》二卷，《读书偶笔》二稿，遗稿未显于世。

○陈乔枞

陈乔枞（1809～1868），字朴园，又字树滋。

十七岁时，在乡试中举。七次参加礼部考试未中，通过大挑分配到江西，历任分宜、戈阳、德化、南城等县的县令，任职于袁州、临江、抚州等府。运用经术整顿吏治，在任期间有声望。

曾经独自居住深思，抚摸先人的遗著，总是感慨地想起左海先生的遗训说：“我一生疲于文字工作，编纂著述匆匆未能完成，你崇尚汉学，治经懂得师法，日后若能完成我的心愿，我在九泉之下也没有遗憾了！”于是努力自我奋发勉励，每当处理文书的间隙，梳理旧闻，依次编定为定本。他说：“凡是古文《易》《书》《诗》《礼》论语》《孝经》之所以流传，全靠今文作为先驱，今文所没有的就被废弃。比如《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经》有齐、鲁、韩，各自坚守师法，如果能得到其中的只言片语来寻找千百年间失传的脉络，那么今文维持圣经不坠落的功劳实在不小。”撰写了《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四卷，《欧夏侯遗说考》一卷，《鲁诗遗说考六卷，《齐诗遗说考》四卷，《韩遗说考》五卷，《鲁齐韩毛四诗异文考》五卷。又说：“齐《诗》的学说，宗旨是：‘四始’、‘五际’、‘六情’都用来阐明阴阳终始的道理，考察人事盛衰得失的根源；可惜先亡佚，证据最少，只有翼奉传下了百分之一，而且他的说法多出自《诗纬》。观察星象，推算历数，征验吉凶，大概是齐《诗》的根本。《诗纬》亡佚，齐《诗》就成为绝学了。”撰写了《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诗纬集证》四卷。又说：“《礼记》四十九篇，本出自孔壁，以及河间献王所得到的，都是古文。后来礼家传授变为今文，师承各自不同，传写日益繁多。郑玄改读，大致有四个条例。而一孔之士却认为郑玄喜欢改字，这是不对的。”撰写了《礼记郑读考》六卷，又推究其义撰写了《毛诗郑笺改字说》一卷。另外撰写了《礼堂经说》二卷，则是杂说群经的著作。

凡是他的论述，当时名公硕彦无不钦佩信服。阮文达公称赞他“剖析前人所未能剖析的”。汤文瑞公认为他“见识广博而思维精微”。《尚书说》最后完成，正值宿学逐渐荒芜，微言衰落，而曾文正公看到他的书，唯独赞许它可以流传。

六十一岁时，在抚州官舍去世。身后萧条，只有书籍刻版一百多箱而已。

○陈诗庭、陈瑑

陈诗庭，字令华，又字莲夫，号妙士，江苏嘉定人。

嘉庆己未年进士。性情笃实，精研六书，得到汉儒的家法。以学问品行在当时著称。是钱竹汀先生的入室弟子。曾经著《说文声义》八卷，《读书证疑二十八卷，多阐发潜研未竟的绪论。还有《深柳居诗文集》六卷。四十七岁去世。

儿子陈瑑，字聘侯，又字恬生。自幼受父亲教诲熏陶。十七岁时丧父。忍饥

译诵读经典，担任童子的老师来维持生计。抚养三个弟弟，都使他们进入县学读书。二叔也早逝，他抚恤照顾二叔的儿子。他擅长书法和算术，自号“六九学人”。邢春圃尚书，以及毛伯雨、张小浦两位侍郎，先后担任江苏学政，选拔他的经学为全省第一，将他视为国家栋梁之才。道光甲辰年，徐辛庵侍郎主持江南乡试，在考场中搜求隐逸之士，录取的都是有实绩的学者。他与侍郎有旧交。评论的人不认为这是徇私。他平时常说：“学者通晓经义，必须先认识文字，如果没有《说文解字》，怎么探究《苍颉篇》《尔雅》的遗留文字，以及篆书、籀书的细微旨意呢？然而现在保存的《说文解字》，错误、违背、脱落、窜入、改易之处很多，许慎的原貌，只剩下十分之六七；只有其中引用的各种经典，虽然也经过传抄誊录，但用其他书籍来验证，汉代儒者的训诂，七十子的大义微言，往往都在其中。通过文字来探究声音，通过声音来通晓训诂，这是研究经学的捷径，也是认识文字的归宿。”于是撰写《说文引经考证》七卷，并附《说文引经互异说》一卷。又选取经传及近代儒者的各种学说，考据参证，补充韦昭《国语解》的不足，编成《国语翼解》六卷。其他的《春秋岁星算例》、《说文举例》若干卷，都精深广博，阐发了前人未曾阐发的见解。去世时享年五十九岁。

译○陈寿祺

陈寿祺（1771～1834年），字恭甫，又字苇仁，号左海，晚年自号隐屏山人。福建闽县人。

九岁时便通晓所有儒家经典，稍长一些，文章令老辈学者惊叹。他带着拜师礼拜见孟瓶庵。孟瓶庵以对待国家栋梁之材的态度对待他，对人说：“十年后，福建会有通晓儒学的大家兴起，就是这位陈生。”嘉庆己未年考中进士，出自朱珪、阮元的门下。在京城时，与当时的名士广泛交往。

他更加博闻强记，专门致力于郑玄、许慎的学问。凭借疏通经书传注的才能，与同科进士张惠言、王引之享有同等崇高的声誉。散馆后即将改任部属，朱珪上奏请求留下他，特别授予编修一职。不久请假回乡，阮元当时正巡抚浙江，聘请他主持杭州敷文书院，兼管诂经精舍的教学。阮元既然校订了《十三经》、《经籍纂诂》，仍然想荟萃群经的古义，编成《经郛》一书，先生拟定十条体例呈上：一是探求原本，二是钩稽微言，三是综合大义，四是完备古礼，五是保存汉学，六是考证传注，七是贯通互释，八是辨别抄袭之说，九是纠正错误解释，十是广收异文。规模宏大深远，可惜未完成便停止了。

假期结束回到朝廷，主持广东、河南的考试，京察考核评为上等。随即记名御史，充任国史馆总纂。

突然遭遇父亲丧事，奔丧回乡，后悔在京城任职的不当，守孝期满后，考虑到母亲年老，于是不再出仕。主讲泉州清源书院。修身励志治学，众多士子奋发兴起，彻底洗去了空泛疏漏的习气。厘正祭祀位次，将乡贤八君子附祀其中，匾额题为“先觉祠”，并为此作记。

母亲去世后，主持省城鳌峰书院十一年。整顿严肃课程，学生们起初觉得艰苦，久而久之心悦诚服。倡导义学，凡是关乎家乡利弊的事，总是冒着嫌疑向大官府极力陈述，有时触怒官府也不顾惜。因为明代漳浦黄石斋先生有孤忠绝学，便与绅士们呈请将他从祀孔庙；既然礼部议定可以，又为他校定全集，刊刻发行。福建通志，旧本多有错误，写信给制府孙文靖公，提议续修，随即被聘请担任总纂。搜集六十年的文献，考订精详严谨，方志中被称为善本。书成后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他解释经书，深得两汉的大义。必定列举一件事，每有折衷之论。上溯伏生，下至郑玄、许慎，没有不通晓的。所著有《五经异义疏证》三卷、《尚书大传定本》三卷、《洪范五行传辑本》三卷。都比旧校勘本优胜。《左海经辨》四卷、《左海文集》十卷，其中精妙的多收入《学海堂经解》。《左骈体文》二卷、《绛跗堂诗集》六卷，也深沉博雅、绝妙华丽，具有六朝和三唐的风格。《东超儒林苑后传》二卷，则是完备的史稿。又有《欧阳夏侯经说考》、《齐鲁韩诗说考》、《礼记郑读考》、《说文经诂两汉拾遗》、《遂初楼杂记》等。未能完成，长子陈乔枞为他补全。

○陈玉树

陈玉树，字惕庵，后改名为玉澍，江苏盐城人。

以优贡生的身份考中光绪戊子科举人，被挑选为知县。年轻时学习章句，常常独自端坐一室，伏案凝神思考成为常态，十年间便完全通晓经史的大义。父亲陈蔚林，以擅长研究《毛诗》闻名，曾打算续写王述曾的《诗异字考》但未完成。于是陈玉树继承先父事业，潜心搜求探讨，知道三家诗的字与毛诗不同，毛诗内部也有不同；然而其中有古今之分、正假之别，有时混杂讹误俗字，也是难免的。于是区别异同，考订雅俗，写成《毛诗异文笺》十卷。

丙戌年，在南菁书院学习，拜入定海黄儆李先生门下，饱听高论，认为治经不可不先通晓《尔雅》，解释《尔雅》不可不创立通例。研究三年，阐发经文在上在下、文同训异、文异训同等各种体例。依据犍为孙氏、郭璞以下，直到清代儒者邵晋涵、郝懿行等人的注义，旁涉王氏《述闻》、俞氏《平议》，各自有所遵循，也各自有所匡正，写成《尔雅释例》五卷。又因为子夏在圣人门下传授经书最多，没有子夏就几乎没有汉儒的经学，而子夏的生平年代不详，于是作《卜子夏年谱》二卷。接着说：“通晓经书不仅在于明白训诂，还要求它涉及经世致用的作用。”于是逐渐研读历史、典章制度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所以他写文章，驰骋辩才，广博比喻，征引前古，光彩夺目，与清初浙东之学相近。

自从少年时读书辨别志向，虽然身处贫贱困厄，但浩然之气不因此丧失。感慨士风颓坏，著《教育刍言》三卷；叹息民气嚣张，著《民权释惑》二卷；防止奸商偷漏，著《米禁刍言》一卷。都能不畏强权，一意孤行。晚年应两广总督岑公聘请，回乡后患风痹病，不久去世，享年五十四岁。他所著诗文有《后乐堂三集》，共计二十五卷，并编纂《候己志》十卷。

○陈鱣

陈鱣，字仲鱼，号简庄，浙江海宁县人。

嘉庆元年考中孝廉方正。在硖川的果园营造别业，位于紫微山脚下。购置宋代雕版、元代刻版的书籍，大多是世间罕见的秘籍，数量很多。生平专心于训诂之学。曾与钱竹汀、翁覃溪、段若膺等诸

译先生外出游历，研究儒家经典义理，以质疑问难为乐。撰写编集了《论语古训》十卷、《六艺论》一篇。晚年客居苏州，听说黄荛圃家中收藏的九经三传各有不同的版本，于是高兴地与他结交，互相携带各自收藏的版本，反复交换校勘，梳理其中的异同，务必做到详尽准确、精密审慎。晚年归隐于紫微讲舍，亲手抄录摘录，编成《经籍践文》一卷；虽然只有寥寥十九篇，但其功劳并不在岳珂考定经传沿革之下。

译他更擅长史学才能，依据宋代李昉等人的建议，拟定废除朱梁的纪年。后唐既然承袭赐姓，被收录在宗室谱系中，又对唐室有大功绩，理应继承唐朝的余绪。石晋背叛宗邦而依附异族，则予以削除。南唐是宪宗五代孙建王的玄孙，祭祀唐朝配享上天，没有丢失旧有的礼制，尤其应当大书年号，以统临万国。沿用戚光祖的先例，取南唐接续后唐，向上追溯至天祐年间，在十九年间虚设正统，编成《续唐书》七十卷。全书包括：本纪七篇，表四篇，志十篇，世家十三篇，后妃传二篇，宗室传二篇，诸臣传二十九篇，外国传一篇。其中十篇志，完整保存了五代时期的典章制度，足以弥补薛居正、欧阳修所修史书的缺漏。此外还有《简庄疏记》十八卷，《陈仲鱼文集八卷，《河庄诗抄》一卷，策论一卷。

○陈志襄

陈志襄，字陶思，号南村，是江苏泰州人。

他天性极其孝顺，以接近虚名为耻。五次参加江南乡试，两次参加京城会试，早晚刻苦攻读，因而得了气喘病。于是他在山水间游荡，建造了“南村小墅”，种花栽竹，以琴书自娱。各地的知名人士，大多前来问候。他的诗歌常被选家编刻，但他高雅而不屑于此。他生平尤其用心研究各种史书，考虑到内容浩博不便后学，于是荟萃司马光、朱熹的精华，罗列评解，按州部次序编排，使没有遗漏的意义，编纂成一百一十五卷，命名为《纲鉴会通》。江苏巡抚张伯行见到后很喜欢，为他作序使其流传于世。韩止石任安徽巡按使时，在安徽得到此书，准备刊刻。

○成孺

成孺（1816--1883）起初名叫蓉镜，后来改为现名，字芙卿，又字心巢。是江苏宝应人。属猪年生。

他极其孝顺，父亲去世三天，他哭到气绝，之后又昏厥了两次。他讲授经书供养母亲，母亲想要的东西，他必定千方百计弄来。除了省试和岁试，他不走百里之外的路，三十岁后便彻底放弃科举，不忍心一天离开母亲。后来受聘协助校勘金陵书局，便奉养母亲居住在江宁。当时他已年过五十，仍然像小孩子依恋母亲一样。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孝子。

他做学问，不专攻一家，凡是历算、地理、典礼、音律、训诂等类，旁及古文辞，没有不深入探究细微幽深之处的；有所编纂著述，都以程颐、朱熹的学说为折衷标准。他操守敦厚笃实，以空谈为耻，摒弃了那种出尔反尔、像奴才一样的习气。与门徒弟子讨论学问，也以“主敬穷理”为宗旨；又根据他们的资质来启发引导，不拘泥于一种格式。光绪庚辰年，他在长沙校经堂主讲，设立博文、约礼两斋，世人颇为效法。他的交游多为海内名望之士，但他断绝远离声誉，见到他的人不知道他是名儒。去世时六十八岁。

他的著作《禹贡班义述》二卷，《心巢文錄》若干卷，都已刊行。又因为《班义述》详细于考古，于是又打算撰写《禹贡今地释》一书，首先用今地解释汉地，再用汉地考证禹迹，期望补前书之不足。又打算编撰《论语类释》，仅解释义理等字，大致像《五礼通礼》；一类之中，又分设子目，采录经子及文人的言论，可惜最终没有流传下来。又著《大清学案》，粗略具备凡例，来不及编纂，只有宗派表有写定的稿子。

○程恩泽

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是安徽歙县人。

他幼年聪慧异常，换牙时，经传都能背诵。乡里先达曹文敏公、金辅之殿撰都把他看作杰出的人才。长大后，跟随凌仲子先生学习，完全掌握了其学问的精髓。嘉庆甲子年，考中乡试。居住在京城，勤于学习，天文算法、地理志、六书、训诂、金石没有不精深研究的。辛未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散馆后，授任编修。多次升迁至侍讲学士，补任国子监祭酒。因母亲去世回家守孝。守孝期满，仍值南书房。历任内阁学士，授任工部右侍郎，转任户部，充任经筵讲官。多次担任四川、广东主考，简任贵州、湖南学政。一次主持贡举。在任上去世。

他学识超越时俗，在贵州任职时，重刊岳珂的五经来训导士子。奉诏刻印《春秋左氏传》，与祁文恭公共同商议，推究贾逵、服虔的本源，不专门固守杜预一家的学说。平时喜爱士人，谈论士人的技艺好像自己已经掌握。主持广东考试时，听说曾钊的名声，一定要录取他；曾钊长期丁忧，他不知道；榜文发出，大失所望。他是阮文达的再传弟子，阮文达再次入阁，他还在闲暇时与之讲习。

他曾经想到近人研究算法，从《九章算术》通达四元术，可以说是阐明了绝学，而仪器则很少有流传的；于是与同乡郑复先有修复古仪器的约定。又深入探究《开元占经》，说道光十五年木星火星同度，应当有火灾，人们验证他的话而题写纪念。

他的著述大多没有成书，流传的只有《国策地名考》二十卷。例如说“盟津在河北，不是今孟津县，也不是古河阳县”，“蒲反不是舜都，而是卫国的蒲邑，因为曾经并入秦国后又归还，所以称为蒲反”等条，都确切不可更改。阮文达为他的书作序，称：“胡朏明《禹贡锥指》、全谢山《地理志稽疑》之后，这是盛大的事业了！”这大概不是虚言。遗集六卷，刊刻《粤

译收录于《雅堂丛书》中。

○程际盛

程际盛，字免若，号东冶，是江苏长洲人。

译乾隆庚子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内阁中书，多次升迁至湖广道监察御史。从内阁中书到御史，任职三十多年，退朝回家，只以研习古籍、探究经义为要务。

看到《周礼》《仪礼》《礼记》三礼的文字互相差异，众儒各自记录所闻，无法强行统一，郑玄有时用今文替换，但仍保留古文古音，不轻易改动一字，以尊崇经典；于是亲手摘录其要点，分为三卷，名为《周礼古书考》、《仪礼古文今文考》、《礼记古训考》。其中考证推究，自我证明，尤其不追求泛泛旁涉，极得治经的体例。又撰写《骈字分笺》二卷、《续方言补》二卷、《说文古语考》二卷，都对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有益。杂著有《清河偶抄》、《稻香楼集》。

○程廷祚

程廷祚，原名默，字启生，号棉庄，又自号青溪居士。生于康熙三十年，死于乾隆三十二年（1691-1767年），享年七十七岁。

祖先本是歙县人，迁居江宁。年少时好学，十三经、二十二史、诸子百家的书没有不读的。十四岁时，作《松赋》七千多字，惊动了乡里的长辈。弟弟程嗣章字南耕，深研史学。先生唯独喜好治经，而对于天文、地理、经济、水利、军事农业、礼乐之事，都能探究本源。性格端正沉静迂缓，人们见他如同面对高山，气息为之肃然。二十岁补为诸生，乡试总是不顺利。乾隆丙辰年，被召试鸿词科，有位权贵仰慕他的名声，想让他拜入门下，嘱咐密友传达意思说：“推荐我，考试一定入选。”先生正色拒绝，最终未被录用。从此不再参加乡试，只是闭门穷究经义罢了。

自从王弼注《易》，完全扫除图谶纬书之说，宋元儒者尊崇陈抟的河洛图书及变互卦气之说，又有的拘泥于爻位阴阳乘承比应的体例，《易》学反而晦涩；先生于是著《易通》及《大易择言》三十篇。晚年作《彖爻求是说》六篇，自成一家之言。

年少时见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袒护伪《古文尚书》，于是作《古文尚书冤冤词》来攻击它。又著《晚书订疑》，推演扩展其说。另外编成《尚书通议》三十卷、《青溪诗说》二十卷、《鲁论说》四卷、《春秋识小录》三卷、《礼说》二卷。他对古今笺疏家融会贯通，如同平时积蓄的物品，取来辨别其精粗良劣以安排位置，凭借神悟统领，揭示前人未发之秘；慢慢推敲，在道理上毫无细微违背。同时的方苞、钟励暇都极力推崇他。

乾隆十六年，诏令举荐经明行修之士，先生被推荐入京，又上报罢免。自认为家近青溪，其出处与刘巘兄弟相似，于是自号青溪居士。

所著经学之外，有诗文各三十卷。曾说：“墨守家学已经不对，墨守汉学尤其不对，孟子不说过‘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吗？”又说：“宋人毁弃孙复疏解经书，多违背先儒；如果不纠正先儒的错误，怎么能成为孙复呢？”他的持论大旨如此。

○程瑶田

程瑶田（1725～1814年），字易田，又字易畴，安徽歙县（今属安徽黄山市）人。

年少入塾，先生说：“何不说说你的志向！”回答说：“没有志向。穷达由天命决定。穷困为平民，不能说不是我的志向而推辞；显达为卿相，不能说我的志向达不到而逃避。”在座的人起身说：“这是圣贤的志向啊！”则说：“读书不应当以圣贤为师吗！”然而资质鲁钝，读书百遍有时还不能背诵；但喜好深沉的思考。长大后，与戴震、金榜都师从江永，学问才大有进步。平时鸡鸣即起，点灯直到天亮，半夜才就寝，几十年如一日。

补为诸生。郑虎文主持紫阳书院，非常看重他。九次参加乡试，到乾隆庚寅年恩科才考中。大挑二等，选为嘉定县教谕，年龄已六十四岁。廉洁自持，以身作则进行教化。不久因病辞归，钱大昕、王鸣盛都作诗送他，推许备至。嘉庆元年，被举荐为孝廉方正。死时享年九十岁。

先生从少到老，笃志著述。他的学问长于涵泳经文，得其真解，不屑于依傍传注。所撰《通艺录》十九篇、《附录》七篇，凡义理、训诂、制度、名物、声律、象数学，无所不包。而尤其精到的：《仪礼·丧服缌麻章》中“长殇中殇降一等”四句，郑玄认为是传文；《不杖期》章“惟子不报”传文，“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传文，郑玄认为是失误；《大功》章“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旧读以“大夫之妾”为句首，下二句皆贯通之，郑玄认为“女子子”另起句贯通下文，斥责传文为不辞。都一一援引经史，疏通证明，以规正郑玄的失误，编成《仪礼丧服足征记》。《考公记》中凡说磐句磐折，郑玄用度直矩解释，导致与前后经文不合。

译于是说：“磐折不明，是由于倨句不明；想要弄明白倨句，首先要辨别‘倨’字。矩有直的有曲的，所谓倨句，是把直的矩折成曲短的形状。又说：《考工记》中车人制作耒耜称为倨句磬折，韗人制作皋陶称为倨句磬折，匠人疏导水流称为磬折，通过参验比较这三种磬折，看不到倨句的尺度，这与磬氏所说的倨句相同，一矩加半矩即为磬折。”写成《磬折古义》。自古以来谈论九谷的人，梁和稷不加区分。于是依据《说文解字》“禾，嘉谷也。粟，嘉谷实也。小米，粟实也，粱，米名也。稷، 齐也，五谷之长。”证明梁就是现在连穗的小米，说：“禾的果实叫粟，粟的果实叫米，米叫粱。这种谷物古人很珍视，所以叫嘉谷。就是现在的高粱。它的播种最早，所以叫五谷之长。”写成《九谷考》。认为扬州三江只有一条江，班固《汉书·地理志》中三次提到扬州的河流是对的，而《周礼·职方》中说的其川三江是不对的。解说《禹贡》主要遵从郑康成，纠正郦道元《水经注》的错误，写成《禹贡三江考》。考察《考工记》中匠人制作沟洫的制度，说：“沟，就是冓，纵横交错的意思。命名为沟，是为了模拟它的形状，象形字叫沟，会意字叫洫，洫字从血，用洫承接沟，就像血脉的流通一样。浍，就是会。汇聚众多水流，以通向河流，起初分流最终汇合，所以能充分发挥水的本性而不让它产生泛滥的危害。”写成《沟洫疆理小记》。其余的还有《宗法小记》、《释宫小记》、《考工创物小记》、《水地小記》、《数度小记》、《声律小记》、《解字小记》、《释草释虫小记》、《论学外篇》等，也都以经传为根基，辩论详细确切。晚年既然失明，仍然口授《琴音记续编》让他的孙子记录定稿。旁及诗歌书法，没有一样不精通。另有《让堂诗抄》十八卷，收藏在家中。

译褚寅亮，字宁搢升，又字鹤侣，江苏长洲人。

乾隆辛未年，高宗皇帝南巡，召试举人，授予内阁中书一职，官至刑部员外郎，与钱大昕（字竹汀）是同科进士的朋友。他在经学方面造诣最深，所持论断最为平正。尤其精通礼学，笃好不倦。从事礼经研究将近三十年，才确信郑玄的义理必然可以遵从，元代敖继公（字君善）的学说毫无依据。他曾经说：“宋代人解说经书，每每喜欢标新立异，把古人的注疏当作弁髦（弃物）。只有《仪礼》一书属于朴学，空谈义理的人无法对其措辞。而朱熹（晦庵）、辅广（勉斋）又崇信它，所以郑氏的学说没有被异义所淹没。至于敖继公虽然声称采纳先儒的言论，其实除了自注和疏证之外，都是独自逞示私意，专门攻击郑玄（高密）。学者苦于注疏难读，而喜欢他的平易，于是他的学说在世上盛行。大概他的宗旨不在于解释经书，而是有意与康成（郑玄）为难；只是善于立言，含蓄而不显露，好像无心于排斥攻击，因此人们落入他的圈套而不觉悟。至于他的说法有不通之处，甚至修改窜乱经文、曲意迎合他的义理，这岂不是毫无顾忌吗！”于是撰写《仪礼管见》三卷，贯通全经，疏通证明，即使是喜欢争辩的人也无法挑剔。

同时精通天文历算，擅长勾股、和较等算法。撰写《勾股广问》三卷。钱大昕撰写《三统术衍》，请他校正刊本中的错字，钱大昕佩服他的精审。

早年学习《公羊传》何休的学说，写成《公羊释例》三十篇。他说：“三传中只有《公羊传》是汉学。孔子作《春秋》，本意是为后世君王提供制度典范。诋毁议论《公羊传》的人，实际上是违背经书宗旨的。”又根据何邵公（何休）的话，“礼有殷代的制度，有时王的制度”，与《周礼》不同，写成《周礼公羊异义》二卷。另有《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圈。

乙未年，因病告老还乡，在家中去世。

崔述（1740-1816），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人，是乾隆年间的举人，历任知县等职。他是清朝著名的辨伪学者。著作由门人陈履汇刻为《东壁遗书》，其中《考信录》三十二卷最令学者瞩目。

父亲崔元森，研究朱熹的学问。先生幼年继承父亲的学问，父亲对他说：“你知道我取你名字的原因吗？我素来有志于阐明道义、经世致用，想要你继承我的志向罢了！”十四岁时，就广泛阅读群书，乡人惊叹他是奇才。当时漳河水决堤，城墙环绕，辗转迁徙，衣食匮乏，粮食耗尽，但他诵读不辍。乾隆壬午年在乡试中举，嘉庆初年，选授福建罗源县知县。武官多借海寇邀功，诬陷商船为海盗，先生屡次为他们平反；于是奸徒控告他擅自释放巨盗；巡台使者原本了解先生，使他免于议罪。随后调任代理上杭县知县，该县关税丰富，在福建做官的人视为利源，先生却将关税剩余数千两银子，解送充作缉盗公费，自己每天吃蔬菜喝粥。后来又复任罗源县，邑人迎接的有一万余人；于是革除弊俗，修缮文庙，督促士人讲学，直到太阳偏西还不得空闲。嘉庆六年，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回乡后，往来于河北，以著述自娱。

先生的学问，考据详明如同汉儒，却从不墨守旧说不求内心安定；辨析精微如同宋儒，却从不空谈虚理而不核实事实。他所著的书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商考信录》各二卷，《丰镐考录》八卷，《别录》三卷，《泗考信录》四卷，《余录》三圈，《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这就是《崔氏考信录》。他的自叙说：“我自从读书以来，奉行先人的教诲，不把传注混杂于经书，不把诸子百家混杂于经传。时间久了，才发觉传注所说的，有不全符合经书的地方；百家所说的，往往有与经书相违背的地方；于是逐一考证其事，汇集编纂，以经书为主，传注与经书相合的就著录，不合的就辨析；而邪说小说不经之言，就驳斥其谬误并删削。题名为《考信录》。”与《考信录》相辅的，另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语馀说》一卷，《读经馀论二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圈，《易卦图说》一卷，《与翼录十二卷，只有《春秋类编》四卷未完成。

先生曾经自述其著书的宗旨说：“古人的学问贵在精，后人的学问贵在博，所以时代越古则取舍越谨慎，时代越晚则采择越混杂。而文人学士又喜欢议论古人的是非，不再考证事情的虚实，不知道虚实既然明了，那么得失是非就昭然不差了。所以现在作《考信录》，专门以辨别虚实为先务。凡是无法考证的，就以不知置之，宁可留下疑问，也不敢妄言以迷惑世人。如果指摘古人的错误，则必须抉发其致误的原因，使经传的文字不至于最终晦暗。”至于该书的凡例，则见于《考古提要》中。

译他说：“汉代初年传授经学，各有师承，传闻不同，说法不一，对于战国时期处士和说客的话，难以核查。流传既久，学者习以为常，不再考证其本源，只认为汉儒接近古代，他们的言论必定有所依据。近世各位儒者，大多拾取陈旧的言论，大谈心性，以此作为道学，而对于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史事很少用心研究；又参杂禅学，自认为明心见性，反而把经传视为肤浅末节；而向来沿袭的错误，于是没有人再过问。而学识浅薄的人，一言一语，必定依据秦汉的书籍；见到有人驳斥其失误，就捋起袖子争论，只盲从名号，不探究实际；所以错乱乖张，无法查究。”又说：“一般人见识广博就错误少，见识狭窄就错误多。而一般人的心理，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用今人的标准去衡量古人，用不贤之人的标准去衡量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繁华都市与偏僻之地，也没有不在相互揣度之中的；往往相差悬殊，而那人始终自己不知道，所以用战国秦汉的人，谈论唐尧虞舜三代的事，有张冠李戴的，有用今人标准衡量古人的。加上战国时期，说客辩士往往借物寓意，后世把虚言当作实事，深信不疑，所以有古代有这句话未必有这件事的情况，如《列女传》中记载漆室女子就是如此。也有古代有这句话而沿袭下来失去了真实解释的情况，如把羲和日驭解释为驾驭车马的‘御’就是如此。不仅秦汉的事多有误，即使近代的书，叙述近代的事，其错误的也仍然很多。由此推论，那么古书记载的圣贤事迹，那些年代不符的，都不能完全凭信。又不仅汉儒多相信战国策士的寓言，即使前人所说的，本是实事，而代代相传既久，因而导致错误。由此推论，那么古史已经散佚，如果仅凭传记，古人被诬陷的情况岂能说得尽？大概传记的文章，有因传闻不同而导致错误的，有因记忆失真而导致错误的，有两人分别叙述而不能完全相符的，有数人代代相传而失去本意的，又有因传闻不同而误传且两处都记载错误的。后人的书，又往往因为前人小小的失误，巧妙地加以曲解保全，互相附会，以至于严重违背事理。学者不察其导致错误的原因，于是相信其说法为理所当然，不敢稍有异议，实在令人叹息！”又说：“二帝三王，距离今天非常遥远，言语不同，名物各异；况且由竹简改为纸张，由篆书改为隶书，代代相传抄写，怎能一一得到其真实？所以汉人解说经书，多出于主观推测；汉代以后，兼有从事作伪的，导致帝王圣贤的事迹被异说所诬陷混淆；虽然有聪明杰出的人才，也俯首帖耳，不敢有不同言论。所以在战国时期辨别异端容易，在两汉时期辨别异端难，在唐宋时期辨别异端更是难中之难。大概人们相信伪说已经很久了，只被其名号所震慑而不再考察其是非。这就是考证信史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又说：“经传的文章，贤哲的言语，也往往夸大其词；学者只应当探求其意旨所在，不必拘泥于词句而损害意旨。况且传即使美好也不能与经相合，记即使美好也不能与经齐平；后世废弃经而崇尚记，所以古代制度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在此达到了极点。”——这些都是阐发了前人所未曾阐发的观点。

译先生于嘉庆二十一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弟子陈履和刻印了他的遗著。日本人那珂通世又翻刻了他的遗著。

崔东壁（述）的《考信录》，虽然不是专门为了辨伪而作，但他对于先秦的书籍，除了《诗经》《尚书》《周易》《论语》之外，几乎都持怀疑态度，甚至连《论语》也有一部分不相信。他的勇气实在令人佩服。此外，诸家笔记文集中辨伪的著作很多，无法全部收录。

○戴望

戴望（1837--1873），是浙江德清人。周中孚的外甥。

周中孚是诂经精舍的名宿，戴望的学问也渊源于此。他年轻时洒脱不凡，怀有大志。补为诸生后，只参加了一次秋试，便放弃了科举之业。

他喜欢阅读先秦的古书。起初致力于考据和辞章之学，后来跟随陈硕甫、宋于庭学习，通晓西汉经师的学术家法。他性格倔强高傲，门户之见坚持得很坚决。讨论学问时如果有不合之处，一定要反复辩难后才肯罢休。

他曾依据刘申受《述何》、宋于庭《发微》的说法，用《公羊》义来解释《论语》，说：“郑康成、何劭公都注释过《论语》，而康成的遗说现在还存在，但散佚与留存各占一半；劭公是《公羊》学的大师，他的本子应当依据齐地《论语》，必定包含许多七十子相传的大义，然而如今只剩下孤立的文字和破碎的句子，百不遗一，实在令人痛惜。魏代时，郑仲、何晏、包咸、王肃等人作注解，到了梁代皇侃又附上江熙等人的说法，写成《义疏》，虽然旧说大致具备，但诸家的说法因此失传了；于是使得圣人的道统趋于湮没，经书的义理晦涩不通。”于是广泛考察各家学说，都隐含概括《春秋》及五经的义例，写成书二十卷，共经过三次修改才完成。因为宋于庭研究《管子》，他又写成《管子校正》二十四卷。其精博程度超过了洪颐煊。又因为先世收藏有颜习斋先生的书，是李刚主赠送的，他读后很喜欢；后来求得两位先生的传记，才惊叹认为颜、李的学问，就是周公孔子的学问；当旧学长久衰微时，他奋然想要恢复三代教学的成法，这相当于亲眼见到圣人，还有什么可推让的呢？只是担心他们的学问湮没不彰，于是条列他们的言行及师承关系，写成《颜氏学记》十卷。

这时，湘军刚刚攻克金陵，公卿中仰慕儒术的人，大多假托宋学来迎合时尚，博取声誉。唯独戴望客居江南，他所讲授研习的内容，多与世俗违背，往往落落寡合，竟然因此不能伸展他的志向，常画《梦隐图》以表达心意。然而他留心兵农礼乐等事务，对民生利弊所在十分清楚；感慨民权不能伸张，痛恨国政失去公平，常说：“舜禹拥有天下，都与天下人共同治理，不曾以自己的意志介入其中。”又说：“毁谤产生于制造恶行，赞誉产生于制造善行，只有用民众的言论来检验，这样好恶才能出于公正。”他精妙的理论言论，都在《论语注》中阐发其微义。他喜欢讲习颜习斋、顾亭林的遗著，以表彰潜藏、阐明幽微为己任。对于明代儒者被禁毁的书籍，哪怕只字残篇，也珍视如拱璧。他特别留心明末的记载，打算编纂《续明史》一书但未完成。可惜中途突然去世，年仅三十七岁。生平不写俗体字，点画都依据小篆，见到的人认为他是江艮庭的再生。他还精通校勘。在诗歌方面，擅长五言诗。所著有《谪麐堂集》若干卷

○戴煦

戴煦，字鄂士，浙江钱塘人。是文节公的弟弟。

补为府学增广生员。断绝了进取的念头，按照惯例贡入国子监。听说文节公殉难，也投井而死。享年五十六岁。

他从小就喜好畴人学（古代数学），白天读书晚上布算，深思有所得，就起来拿着蜡烛记录。年轻时撰写《九章重差图说》一卷，《匀股和較集成》一卷。又有《四元玉鉴细草》若干卷，大致与罗士琳的书相同，但图解明白流畅超过它。中年更加精进，著《对数简法》二卷，又续一卷，《外切密率》四卷，《假数測圜》二卷。又将这四部书合在一起刊印，总名为：《求表捷术》。其他的有《音分音义》二卷，《庄子內篇顺文》二卷，《陶渊明集注》十巻，《玄空秘旨》一卷。手稿藏在家中。

○戴震

戴震（1723～1777)，字东原，一字慎修，安徽休宁人。出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十岁才能说话，跟随老师读书，老师教《大学章句》读到“右经一章”以下，他问老师：“这怎么知道是‘孔子的话而曾子叙述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门人记录的’？”老师回答说：“这是先儒朱子的注释这么说的。”他又问：“朱子是什么时代的人？”回答说：“南宋。”又问：“孔子、曾子是什么时代的人？”回答说：“东周。”又问：“宋代距离周代多少时间？”回答说：“将近两千年了。”又问：“那么朱子怎么知道是这样的？”老师无法回答，非常惊奇。读《诗经》读到《秦风·小戎篇》，就自己绘制小戎图，观看的人都惊讶其详细准确。读书每一个字必求其义。老师略举传注训解，他心中常常不能释然。老师不胜其烦，教他许氏《说文解字》。他非常喜爱，学了三年完全掌握了其中的条理。他记忆力强，

译十三经的注疏全都能够完整地引述其文辞，当时他年仅十六七岁罢了。

译先生家中极其贫困，没有赖以谋生的职业。十八岁时，跟随父亲到南丰做客，在邵武设立私塾，通过教授儿童来维持生计。过了两年才回家。乾隆十六年，补为县学生员。拜江永为师；乾隆二十七年，江先生去世，先生这一年考中乡试，为江先生撰写行状及著作目录，多次呈报给史馆。

先生从十七岁时就立志求道，认为应当先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的研究，以通达六经的语言。考证篆书，通过《说文解字》来观察古代圣人制字的本源。又想到《尔雅》是治学的津梁，又尽心研究这本书。旁推互证，完全掌握了古文字、古义和古音。有一个字不符合六书原则，一种解释不能贯通群经，如果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就不相信，不相信就必定反复参证，直到心安为止。字书主要在于训诂，韵书主要在于音声，二者常常相互依存；音声有不随训诂而改变的，那么一个音可能有几个义项；音声有随训诂而改变的，那么一个字可能有几个读音。其规律有的是义由声出，有的是声同义别，有的是声义各别。只有深入探究其宗旨，凡是异字异音绝不相通的，其错误自然能辨别出来。这样解释经书、论述文字，不至于茫然失据。自汉代以来，转注的说法失传；先生则认为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这四者是字的形体，假借、转注这两者是字的作用。一个字具有多种作用的是假借：依据义理进行引申，依据声音进行旁寄，借用这个字施加于那个意义。多个字共用一个作用的是转注：如“初”、“哉”、“首”、“基”都意为“始”，“即”、“吾”、“台”、“予”都意为“我”，它们的意义相互转注。《说文解字》对“考”字解释为“老”，对“老”字解释为“考”，就是相互转注。用《说文解字》证明《说文解字》，可以不再怀疑了。自汉代以来，古音逐渐衰微，学者对于六书中谐声的缘故，无从入手。《广韵》中东、冬、钟、江等韵，……共有三十五韵有入声，除此之外如支、脂等韵，……二十二韵无入声。顾炎武的《古音表》与此相反。先生则认为有入声和无入声的韵应当两两相配，以入声作为枢纽。真以下十四韵与脂、微、齐、佳、灰五韵同入声，东以下四韵以及阳以下八韵与支、之、脂、微、齐、佳、灰、宵、肴、豪、尤、侯、幽十二韵同入声。侵以下九韵的入声，则依照《广韵》没有与之相配的。鱼、虞、歌、戈、麻六韵，在《广韵》中无入声，现在同以铎为入声，不与唐韵相配。而古音的递转以及六书中谐声的缘故，都可以由此得知。这是古人未曾阐发的。他的小学著作，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

先生认为算学属于六艺之一，古代用来选拔贤能，教导国子。《周髀算经》虽然流传至今，但历算家不能通晓其应用。其中有“正北极”及“北极璇玑”的名称，有“七衡”、“六间”、“冬至日当外衡，夏至日当内衡，春分秋分当中衡”的规法。解释《周髀算经》的几家，都没有解释清楚“北极璇玑”所指。先生认为“正北极”就是现在的赤道极，所谓“北极璇玑”就是黄道极。赤道极是左旋的枢纽，黄道极是有旋的枢纽，从中原地区来说，都在北方，所以通称为北极。赤道极不动，黄道极每天每夜左旋环绕赤道极而过一度，每一年环绕四游。所以《周髀算经》称赤道极为正北极，而黄道极没有名称，借用测器的名称来命名它。由此知道唐虞时代设置璇玑环转于中间，模拟的是黄道极。这个论述不仅解开了《周髀算经》的谜题，并且让人看到了古代璇玑玉衡的遗制。曾经亲自指点巧匠，制成这种仪器，藏在孔继涵家中；孔继涵又命令工匠仿造。他的测算著作，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略记》一篇，《勾股割圜记》三篇《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

先生也精通地理学，以山川为主来推求郡县。曾经说，根据河流的派别，可以知道山势的蜿蜒；由山脉的阴阳、水流所经过的地方，可以知道州郡的沿革迁徙。大凡水的上游，河流出于两山之间，历经千百年依然如故道；到了下游，地势平坦而土壤疏松，没过几年就迁徙不定。先生多次应地方志局的聘请，文书图册杂乱纷乱地摆在面前，看图读册，有错误就在图上批示，命令重新绘图再进呈。户吏起初不服，等到亲自踏勘实地，果然如先生所说，无不惊奇。后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流传至今，经文和注文混杂，前后错简，文章家只把它当作搜集辞藻的书而已。先生潜心研究这本书八九年，探寻其义例，按照准望的方法，整理它使其恢复原貌。他所得出的区分经与注的例子有三：一是独举与复举的不同，经义非常简略，首先举出水名，下面不再出现。注文繁复，一条水系内必定详细记载其注入的小水，所以主水名，屡次举出而不厌。二是“过”与“迳”的不同：经必定说“过某”，注则必定说“迳某”，以此来区别于经。三是某

译县与某县故城的不同之处在于：注释中所说的“某县故城”，就是经文中的“某县”。在经文的时代，它是县；到了注释的时代，大多已成为故城。经文中并没有称其为故城的说法。掌握这三条规律，沛然有力，无人能挡，理清这些差异就像抖动枯草一样容易。

译先生发愿编成《七经小记》。所谓七经，是指《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论语》《孟子》。他认为研究经学必须分设几个大的门类来着手，各自深入探究其源流始末。从六书（文字学）和九数（数学）开始，所以有《诂训篇》和《原象篇》；接着是《学礼篇》，再后是《水地篇》，最后归结于《原善篇》。其中《治训》《学礼》两篇没有完成，《水地篇》原计划三十卷，完成的仅有一卷。《原象》《原善》则已经完成。关于典章制度的著作没有完成。有《考工记图》两卷，大概是早期的作品。又因为西方人的龙尾车技术，作了《赢旋车记》；因为西方人的起重技术作了《自转车记》，这些都收录在文集中。

先生一生的著述，以《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这两部书最为精深。他依据汉学的性理之学，改变宋学的空谈，阐明理与欲的真实关系。他认为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不存在于主观意见里。自从宋代儒者舍弃情感去追求理，以至于用主观意见来代替理，百姓因此遭受祸害而没有尽头。地位高的人用理来要求地位低的人，年长的人用理来要求年幼的人，富贵的人用理来要求贫贱的人，即使做得不对也叫作顺从；地位低的人、年幼的人、贫贱的人用理来争辩，即使做得对也叫作悖逆。于是下层的人不能把天下人共同的情感和意愿传达给上层。上层每天用理来要求下层，而下层人的罪过，多得数不胜数。人死于法律，还有人同情他，人死于理，又有谁来为他申冤呢！他的言论大多阐发公正的道理，排斥专制，与近代哲学家所说的平等共和学说相契合。他研究经学力求发现新的义理，独到的心得大体如此。

先生终身处于贫困之中。三十岁时，家中缺粮，与卖面的店铺约定。每天取面屑来做早晚两顿饭。因为他当时闭门著述《屈原赋注》。三十三岁时躲避仇人进京，名公卿争相与他结交。秦蕙田编纂《五礼通考》，聘请他主持馆舍事务。王安国聘请他教导儿子王念孙。后来多次科举不中，在各地方客居谋生。曾经游历山西，修撰《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游历直隶，修撰《直隶河渠书》。曾经主讲浙东金华书院。

五十岁时，正值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开设，他以举人身份担任纂修官，这是破格的待遇。不久特别赐予同进士出身，授职庶吉士。在馆任职五年，积劳成疾死于任上。

○丁杰

丁杰（1738～1807），字号升衢，号小疋，浙江归安人。

年少时因清苦而立志。贫穷得不起书，就在书铺中阅读，从早到晚以此为常；书铺主人怜悯他，为他准备食物，他不接受；久而久之，便博通经史，旁涉说文、音韵、算数。乾隆辛卯年乡试，主考官出题问《大戴礼记》，他的回答尤其全面贯通，于是考中。进京时，正值开设四库全书馆，负责事务的人多聘请他协助校勘，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一门往往出自他的手笔。与朱笥河、戴东原、卢召引等先生相互讲习，学问更加丰富。藏书多达数千卷。辛丑年考中进士。本应得县令职位，因父母年老请求改任儒官。十多年后，选任宁波府学教授。嘉庆年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丁君做学问，擅长校勘，与卢召引最相似。每得到一本书，必定审定句读，广泛查考其他版本的异同，用小纸反复仔细书写，夹在书中作标记。孙志祖戏弄他说：“你的书颇难阅读，遇到风纸张就四处散开，无法整理，怎么办！”卢召引雅雨堂所刊行的书，传出惠松崖搜集编撰，丁君独自摘出其中几十处疏漏错误。胡胐明的《禹贡锥指》号称绝学，他又能一一识别其中的错误。他曾说：“纬书说黄河改道以齐地为界，是齐兄填塞阏伯入流以扩大自己的地盘。黄河水患的严重，是因为九河湮废，而祸害始于齐地，管仲能臣服齐国，必定不会自找麻烦。班固叙述《沟恤志》说‘商代枯竭，周代改道，秦代决开南岸，从此距离汉代北岸，没有八条支流’，那么九河的堵塞，应当在秦楚之际了。”

先生曾说：“一个人的著作，有经有解的，始于《管子》。有经有说的，始于《墨子》。有经有传的，始于《韩非子》。”《墨子经上下》，经各有说，共四篇，都用旁行读法，词旨深奥繁复，加上传写错乱交错，于是他与朋友许宗彦仔细阐释，大有条理。

又说：“三十六个字母，不可增加合并，不可颠倒。见、端、知、邦、非精、照，为孤清，不可增加，是浊声；疑、泥、娘、明、微、来日，为孤清，不可合并，是清声。非即邦的轻唇音，不可合并于敷；微即明的轻唇音，不可合并于奉；影为晓的深喉音，喻为匣的深喉音，晓、匣、影、喻，不可颠倒为影晓喻区。”

著有《周易郑注后定》《大戴礼记绎》《小酉山房文集》若干卷。为他人校定刊行的书，有《毛诗陆疏》《方言汉隶字原》《复古编》《字林考逸》等若干种。

○丁履恒

丁履恒，字道久，别字若士，苏州武进人。

二十岁时补为诸生。嘉庆丁酉年被选拔为贡生，朝考落榜。戊辰年应諚津召试进入二等，充任文颖馆

译担任誊录官。任期届满，经吏部铨选，授职为赣榆县学教谕。不久被保荐担任知县，选任到山东肥城县。任职三年，因脚病勉强辞官归乡；尚未启程，恰逢母亲去世的讣告传来，他震惊哀痛，捶胸顿足，病情更加危急，不久便死在守丧的素服之中，享年六十二岁。

译先生生性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而且他的学识足以辅助他坚定见识、增强气节。汉代、唐代、两宋儒家先贤的著作，他无不广泛搜集、深入探讨，然而那些堆砌武断的学说，以及违背天性、愚昧诬妄的言论，大概从未从他口中说出。当时的知名人士，如钱塘的卢文弨、段玉裁、庄述祖、庄述祖、张惠言，都与他处在师友之间，在学术和文章上互相切磋激励。他平时阅读历史典籍，每当遇到古代先哲在艰难困苦中支撑局面，从而扭转祸福的情况，必定反复深入地探求其中的道理，有时甚至抚着书卷闭目沉思直到整天；因此他能够将经术运用于处理政务，与那些仅仅为了夸耀博学、炫耀精通章句的俗儒不同。他治理肥城时，依据《诗经》的教化原则，恪守毛公“烹鱼太烦则碎，治民太烦则扰”的训诫，听取禀报、处理事务没有积压。他又时常慰问询问年高德劭的人，了解百姓疾苦，百姓安于他的政令，年年五谷丰登。因此在他离任之日，老人小孩扶老携幼，哭泣着送行了几十里。他所著的《说文形声类篇》四卷，精密严谨不在朱允倩之下，已刻入杨氏《大亭山馆丛书》。还有《春秋公羊例》、《左氏通义》《毛诗名物志》未刊行，其余诗文词杂著札记各若干卷，都有可取之处，但这还不是他心意所专注的地方。

○丁取忠

丁取忠，字果臣，号云梧，是湖南长沙人。

他是湘中的老前辈，撰写著作以自娱，不求显达。而在象数这一领域，他尤其深入探究。他曾自称：“年少时喜欢演算，但苦于没有师承，又因地处偏僻得不到书籍，常常拿着算筹凝神思考，废寝忘食，”历经近四十年，然后古今谈论算学的书籍才渐渐收集齐全，而心力也已经衰退了。”咸丰元年，他在昭陵幕府游历。庚申年，在湖北校书，是应胡文忠公的聘请。因此得以观看乾隆朝的地舆图。又选取魏源的《海国图志》作为密尺定分进行推算，撰写了《舆地经纬度里表》一卷。虽然不够精密严谨，但也足以作为参考印证。

晚年他将胡文忠赠送的酬金全部用来广泛刊刻算学书籍，共二十一种，以公之于海内同好，命名为：《白芙堂算学丛书》。将书版收藏在古荷池精舍。他自己撰写的：《粟布演草》二卷，即以商业生息为题，有时一个例题推演数道题，有时一道题推演数种式子；有时用真数，有时用代数；其式子有的横排，有的竖排；杂乱地并列呈现，还担心读者突然无从入手，又撰写了《演草补篇》，专门用文字详细说明并附在后面。又写了《数学拾遗》一卷，则是多年读书所领悟的，朋友所谈论的，往来书信中所传述的，凡是对于古今人的算书有所阐发的，都搜集收录其中。光绪初年去世，享年七十多岁。

○丁晏

丁晏（1794--1875），宇俭卿，号柘堂，是江苏山阳人。

他生性喜爱典籍，勤奋学习不停止。阮元代理漕运总督时，以汉易十五家为题出策问，他分条回答万余字。道光元年考中进士。他兼通史事，所以经世致用方面优裕从容。他曾在家乡办理堤坝工程，主持赈济事务，修缮府城，疏浚市河，对家乡有功。咸丰壬子年，太平军蔓延大江南北，两江总督下令府县兴办团练，广泛积蓄物资，作为守御之计，让先生主持此事。不久被患病者纠举，议定遣戍，他捐缴台费得以免罪。庚申年，捻军骚扰淮安北关，他号召练勇，分布在要害关隘，城池得以保全。随后叙述之前的功绩，由侍读衔内阁中书加三级街。去世时享年八十二岁。

他年少时多病，等到长大后，读书养气，身体日益强健稳固，因此得以享有高寿。

先生笃好郑玄之学，对《诗笺》《礼注》研讨尤其深入。他认为毛公的学问得圣贤之心传，他所称道的，与周秦诸子相互出入。郑玄阐发毛义，修敬作笺，《孔疏》引用疏漏，多失去正确旨意。于是撰写《毛郑诗释》四卷。宋代欧阳氏《诗谱补亡》刊本错误脱漏，于是为之排比重编，撰写《郑氏诗谱考正》一卷。因为郑玄兼采三家诗，宋代王氏虽有辑本，传刻错谬，于是搜求宋原书校勘纠正，撰写《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郑氏注《礼》极为精妙，距离古代不远，不凭空臆说，原本先儒，确有依据；全部为之疏通证明，灿烂如同烽火。撰写《三礼释注》，共八卷。并编撰《康成年谱》。他的书斋命名为“六艺”，取郑玄六艺论以表达深深的景仰之情。并且总括他的书称为《六艺堂诗礼七篇》。

此外关于《易》，有《周易解故》一卷，《周易述傅》二卷，《讼卦浅说》一卷。关于《书》，有《尚书馀论》二卷《书蔡传附释》一卷，《禹贡锥指正誤》一卷，《禹贡蔡传正误》一卷关于《诗》，有《陆疏校正》二卷关于《礼》，有《佚礼枝微》一卷《投壶考原》一卷关于《孝经》，有《述注》一卷《征文》一卷。又有《北宋二体石经记一卷，《读经说》一卷。无不博通训诂，笃守家法。尤其以《尚书馀论》、《锥指正誤》两书申明顾炎武、批判胡渭，最为突出。

其余所撰写的著作，则有《金天德

译《大钟款识》一卷，《子史粹言》两卷，司农、陈王、靖节、宣公四位先生的《年谱》四卷，《钞淮南万毕术》一卷，《石亭纪事》两卷，《淮亭雅录》一卷，《百家姓韵语三编》一卷。尚未刊印的著作还很多。《左氏纂注》一书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留下的手稿仅有传抄的三本。

译○董士锡

董士锡，字晋卿，又字损甫，江苏武进人。

副榜贡生，候选直隶州州判。幼年跟随祖母学习《孝经》章句，等到外出拜师学习诸经史籍，都能通晓理解。十六岁时，跟随两位舅舅张皋文、张宛邻游学，接受他们的指点传授，古文、赋、诗、词都精妙绝伦，而所受的虞仲翔《易》义尤其精深。然而家境贫寒，不靠外出谋生就无法维持生活。曾在张古馀、阮芸台、方茶山、洪士农等人处担任家庭教师，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公卿大臣。又先后主持通州紫琅书院、扬州广陵书院、泰州书院的讲席，所到之处，士人都仰慕并受其教化。李申耆应聘修撰《怀远志》，因事离去，一定要等董士锡完成此事，他如此倾倒信服。道光辛巳年，协助房师、难扬道的苏公办理幕僚事务。乡试日期临近，正值苏公染上时疫，有人劝他舍弃苏公先行离开，他脸色严厉坚决拒绝，最终留下来侍奉病中的苏公数月。南河总督黎襄勤公知晓董士锡的才能，对此贤德之举非常赞赏，聘请他编纂《续行水金鉴》。《行水金鉴》成书于雍正年间，年代久远未曾修订。董士锡认为前作详细于考证古事，简略于征引今事；现在续修者应当详细于征引今事，而简略于考证古事。比如永定河的工程，现在比古代增加了几十倍，而前书没有评述，尤其应该完备记载。于是起草了几十条意见呈上，黎公大为叹服。三年后书未编成，黎襄勤公突然去世。继任的张公仍然敦请他继续编纂，最终完成。董士锡中年时左肘长出瘤子，治疗无效，后来竟然因瘤子溃烂致死。所著《齐物论斋集》二十三卷其中《古赋》二卷，包世臣甚至推崇为超越往代的绝妙之作。他还尽心研究阴阳五行家的言论，追溯本源于《易经》，写成《遁甲因是录》二卷。还有《遁甲通变录》、《形气正宗等稿藏在家中。

○董祐诚

董祐诚，字方立，原名曾臣，江苏阳湖人。

幼年聪慧异常，未满二十岁就与兄长董基诚在士林中崭露头角。考中嘉庆戊寅年顺天府乡试举人。

既然怀有经世致用的才能，为衣食奔波，足迹遍布半个中国。凡是山川形势、政治利弊，凡是阅览所及，都清晰地记住不忘。年少时，喜欢写深沉广博、绝妙华丽的文章。稍大一些，更致力于律历、舆地、名物等学问。涉猎更加广泛，致力著述。尤其擅长深沉的思考，那些号称钩棘难懂的书，过目没有不通晓的。又能提出新意，阐明隐微曲折之处，弥补疏漏。专门名家耗费数十年功夫探索的问题，他在早晚之间就能突然超越他们。曾经选取西洋人杜德美关于圆周求直径的各种术法反复推理解释，知道这就是圆容十八觚的术法，引申类比，求其累积，实际上兼有差分的列衰、商功的堆垛，而融会贯通以穷尽匀股的变化。于是分别画图著解说，并确立弦矢互求的四种术法，写成《割圜连比例术图解》三卷。对于斜弧三边求角，薛仪甫、梅文两家义法未显，知道此术是专为对数设立的，于是另外作图解，再补充求另一角的术法，写成《补术》一卷。知道椭圆如同纵方，精圆有大径、小径、周长、面积，必须知道其中两项，然后才能求其余各项，就像纵方的勾股形一样，写成《椭圜求周术》一卷。得到求各种乘方所成的方锥堆术，再用纵方堆推演，从而得到各种乘方所成的纵方堆术，写成《堆垛求积术》一卷。又认为钱大昕的《三统术衍》虽然详密，但在创术的源头上还欠完备，于是依据太初元年日月五星的比例列出，加入演算撰述的方法，写成《衍补》一卷。

只是他向来矜持抱负，本来想在世上有所作为，只是以偏曲一节著称，并非他的志向。董氏本是世家大族，正值时运不佳，等到三次参加礼部考试落榜，心中难免郁闷；又所从事的终究是隐晦深奥的书籍，读起来耗费精神，虽然精慧过人，但使用过度，因此最终导致身体衰耗，年仅三十三岁，中途突然去世，议论的人都很惋惜。其他著作还有《水经注图说》残稿四卷，《文甲集》二卷，《文乙集》二卷，《兰石词》一卷。

○段玉裁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懋堂，江苏金潭人。

幼年聪慧，读书一天能读完几十页。十三岁补为诸生，学政是博野人尹元孚，非常看重他，把高紫超注的《朱子小学》交给他，对他父亲说：“这孩子端正庄重，一定要教育他成为大器，不要自轻自贱。”起初跟随同郡的蔡一帆游学，开始知道古韵。靠公家供给粮食生活。乾隆庚辰年，乡试中举。客居京城，得到顾氏的《音学五书》，惊叹为秘笈，日夜钻研不知疲倦。接着拜入戴东原门下，学问大大进步。作《诗经韵谱》、《群经韵各一卷。己丑年，再次到京城，程鱼门见到后称赞他，于是从邵二云借书，又遍加注释，每完成一部，邵二云就抄一份带走。庚寅年，选任贵州玉屏知县。过了三年，改发四川候补，代理富顺及南溪知县，办理化林坪站务，朝廷军队征讨金酋，负责转运物资，不敢稍有懈怠。每次处理完公事，已是三更鼓响，点灯撰述成为常态。不久补任巫山县知县。不久，称病回家奉养父母，安贫乐道二十多年，中间因为躲避横逆，于是迁徙居住在苏州的阊门，去世时年

译八十一。

先生笃实喜好经学，喜爱训诂考订，探究细微之处，学识极其广博。在东原门下受业之后，确切知道古音分为十七部，又掌握了它们联合次序的自然规律，写成《六书音均表》五卷。《诗经韵普》《群经韵谱》，就是它的初稿。又考证汉代儒者对《诗》《礼》及其他经典的注释，旁及《国语》《史记》等书，凡是说到“读如”“读为”“当为”的地方，其读音大致与十七部的说法相合，于是撰写《汉读考》，先完成《周仪》六卷，《仪礼》没有完成，存留一卷。它的体例是：“读如”主要在于说明读音，“读为”主要在于更换文字以说明意义，“当为”主要在于纠正错字。“读如”不更换文字，所以下文仍然使用经文的本字。“读为”必须更换文字，所以下文仍然使用所更换的文字。自从这本书问世，学者凡是阅读汉代儒者对经、子、《史》《汉》的注释，不再像在黑暗中行走、摸索泥土那样茫然无措了。

译先生又撰写了《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书中所载经文，仍然采用伪孔安国传本，但稍加采纳古文。其中《太誓》三篇，在唐代以后便已亡佚，于是只保留其篇目，而散佚的文字不单独列为篇章，仅附在序文之下，参互考证，广泛引用，大体上对文字考订详尽，对义理阐释简略。详考文字异同，是为了保存晋唐时期妄改的痕迹，留存周汉时期的驳杂文本；如果义理有异同，偶尔才加以论述，这是为了折中古代义理。又撰写《毛诗故训传定本》三十卷，每篇篇首都放置序言，沿袭旧例，并在传注中纠正讹误，补全脱落。凡是通释大义的，必定重新列举经文；凡是训释一字一物的，则不列举。大抵想要使经文和传注各自成书，而又经过斟酌以节省重复，所以称为《定本》。他的《诗经小学录》三十卷，专门阐明字义，弥补《定本》所未能达到的地方。又撰写《春秋古经》十二卷。摘录《左传》经文，采取郑玄注《礼》保留古文、今文的体例，附见《公羊》、《穀梁》经文的差异，在各条下作注，并时常提出订正的话。

先生所著的书，要推《说文解字注》为第一。他说：“许慎以字形为主，依据字形来说明音义。他所解释的字义，与其他书籍截然不同的，是因为其他书籍多使用假借，那么字大多不是本义；许慎只就字形说明其本义，知道了何者为本义，才知道何者为假借，那么本义就是假借的权衡标准。所以《说文》与《尔雅》互为表里。研究《说文》，然后《尔雅》及传注才能明晰；《说文》、《尔雅》及传注明晰，然后才称为通晓小学，进而才能通晓群经的大义。”于是耗费数十年的精力专门研究《说文》。因为段玉裁（鼎臣）的本子多有更改，不如陈昌治（楚金）的本子不失许慎的旧貌，只是其中还有被后人窜改的、遗漏脱落的、次序错乱的，一一考证并恢复原貌，都有旁证，不同于主观臆断，才完成《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接着加以删减概括，完成这三十卷的注。虽然因为详查博辨的缘故，文辞不得不繁复，起初并不以繁复为弊病。

先生兼擅诗文，有《经韵楼集》十二部，也很典雅丰富。将前述几种书以及《东原集》、《声韵考》汇刻为《经韵楼丛书》。唯独《说文解字注》单独刊行。

○方恮

方恮，字子谨，又字退斋，江苏阳湖人。

祖父方履篯，父亲方骏谧，世代以文学著称。幼年喜爱读书，长大后博览群书，对于诗古文辞，旁及书画、金石、摹印之类，没有不精通学习的。后来全部舍弃，每日从事经学研究，期望奠定根基。于是向钱大昕（潜邱）、惠栋（松崖）探求晚出《尚书》的真伪，向顾炎武（亭林）、戴震（东原）探求《诗经》的声韵，向段玉裁（茂堂）、王念孙（伯申）探求六书训诂的深意。又认为治经而不治史，是对自己有益而对他人无益，于是又遍览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的史书以及《通鉴》、《通考》，考核古今成败治乱的踪迹，编写《历代建置表》一卷、《兵事表》两卷。绘制刘邦、项羽以来军事行动的路线图，考察其道里，用今名解释，编写《历代武功图要》若干卷。只是才华高而命运吝啬，由国子监生两次参加京兆试均未考中。只在初次落第时，游历保定，贵筑黄编修黄彭年见到他并器重他，向合肥李文忠公推荐他参与编纂《通志》。在局中三年，尽取各省志及郡县志阅读，孜孜不倦，多有论著；有时志书的体例有不妥当之处，也常在编修面前力争，毫不退让。后来得到章学诚（实斋）的书，与他平生所持的见解大多暗合，内心十分钦佩，认为章氏推究官制礼法，深入窥探六艺的精微，群言的奥旨，比作清朝之学，说能独见其大。于是抒发他想说的话，完成《方志举例》三篇，内编、外编各二十篇，杂编十篇。对于章氏一家之言，才可称得上专精了。可惜遭遇瘟疫暴卒，年仅三十岁。他所著的其他书还有《同文考异》三卷，《说文字原表一卷》，《广韵分母表》九卷，《读通鉴杂纪》两卷，诗文四卷。他的《历代武功图要》、《汉石存佚考两种，都属于稿件未竟。《方志举例》未刊行。

○方申

方申，字端斋，江苏仪征人。原本姓申，舅舅方氏收他为养子，所以姓氏随舅舅，而以申为名。

幼年丧父，家贫，在外佣书，用所得的钱奉养母亲，使母亲衣食甘美，备尽孝道。母亲去世，在墓旁守孝超过一个月。安葬后，遇到时节忌日，祭祀常像母亲在世时一样，时间久了也不衰减。虽然年少时荒废学业，但素来通晓文义，有人把稿本托付给他，有时涂改难以辨认，他都能辨别，并且为他校正错字。凌曙看重他的人品，聘请他到家中，教导他的儿子凌铺。年龄超过四十岁，才应童子试，屡次被黜落，但学问却更加精进。道光戊戌年，才因经学解释被督学祁公知晓，补为县学生员。庚子年赴秋试归来，因劳累患病去世，享年五十四岁。曾经自悔学习晚，所以努力颇为勤奋。他最精通的是《周易》，朝夕钻研，未曾释手，遍阅诸家书中涉及易象的都择录下来，完成《

译《诸家易象别录》一卷。而研究《易》中象数的学者以虞氏最为精密，于是详细核查虞氏注中所引用的逸象，逐一分析分类，编成《虞氏易象汇编》一卷。又因为后世儒者解说《易》很少引用《说卦传》，于是广泛考证古代注疏，参照各种纬书以及《春秋》内外传注中援引《说卦传》的内容，排列其先后次序，编成《周易卦象集证》一卷。又因为春秋时期的占卜必定依据互卦来与正卦相互参证，于是探寻汉代儒者的论述，反复寻求其中的条理，从而弄懂互卦的方法，编成《周易互体详述》一卷。又因为卦变的说法，各人见解不同，没有统一的贯穿，于是相互参证考订，深入探求其义例所在，编成《周易卦变举要》一卷。这五部书合称为易学五书。怀庆知府、江都人汪喜孙认为他的品行道义不愧于古人，既在墓前立碑表彰他为孝子，又为其刊印遗书。

译○方以智

方以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 611年），卒于清康熙十年（公元 1671年），是安徽桐城人，字密之，号曼公，另号鹿起。他逃入佛门后，法名行通、无可、五老、弦智、愚者、墨历、木立、药地、极丸、浮庐等。

方以智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方氏、姚氏、张氏都是桐城地区这一时期主要的世家大族，而这些所谓世家大族的成员，又经常是政治上（担任朝廷官吏）、经济上（占有土地）和学术思想方面的代表人物。方的曾祖方学渐，除了记录前往东林书院讲学的《东游记》外，还著有《易蠡》、《心学宗》、《性善绎》、《铜川语》等书。因为方学渐曾师从泰州学派的耿定理，《明儒学案》将他列入《泰州学案》。

祖父方大镇，曾任江西道监察御史，著有《易意》、《野同语》、《宁淡语》、《性论》等。父亲方孔炤是崇祯年间的湖广巡抚，著有《周易时论》，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入存目。这本书对方以智影响很大，方以智一生中经常提及它。

方以智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从青年时代到三十三岁，过着贵公子的诗酒生活。中期自甲申年从北京逃回南京，又经浙江、福建到达两广，从三十四岁到四十二岁，经历了几年的曲折坎坷。晚年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北归，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六十一岁时，病逝于赣江上万安城外的惶恐滩。这一时期他潜心治学，写出了大量理论著作。

（一）从青年时代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

方以智青年时代的活动地点主要是南京和桐城，也偶尔经过江浙各地，最后前往北京。

桐城泽社的活动。在崇祯初年，方以智在他父亲建造的泽园中，成立了“泽社”。社中有方的堂叔方文（字尔止）、妹夫孙临（字克咸），以及钱秉�（又名澄之）、周岐（字农父）等人。方以智有时赋诗作文，有时研读经史，又关心“万物之理”，随时做笔记，积累了丰富知识，奠定了学术基础。

方的两位老师，一位是白瑜（字瑕仲），另一位是江西金溪人王宣（字化卿，号虚�）。当时王宣已七十多岁，他所著的《物理学》对方以智后来写作《物理小识》多有启发。

泽社中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往往慷慨高歌，议论天下大事。方以智自述说：“身处泽园，喜好悲歌……喜好谈论当世的事务，一说起来就慷慨激昂，无法自止。”（《浮山文集·孙武公集序》这个团体与当时东南一带的会社一样，不仅研究文学也带有政治色彩。

那时，桐城人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党，在崇祯初年即被列入“逆案”名单。方的同学钱澄之曾加入阮大�退居养晦时所创建的江社，经方以�劝阻后，又退出了江社。《钱田间年谱》崇�五年（公元1632年）条下记载了这件事：

“方密之从吴地游历回来，对府君（即钱澄之）说：吴地的事与朝廷局势相互呼应，首先要辨别气类，凡是阉党都应在所排斥。我们怎么能奉他们为盟主？何不早点与他们划清界限！”

“吴下事”指张溥、张采成立复社的事。“辨气类”就是要分清东林、复社与阉党的界限这样一来，钱澄之转而参加泽社的文课凡是江社的会期都辞谢不赴。而身为“乡先辈”的阮大�开始对方以智产生仇隙。

南都的《留都防乱公揭》崇�七年（公元1634年），桐城发生“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结交了黄宗羲、吴应箕、陈贞慧、�襄、侯方域、顾�、沈昆铜、陈梁等天下名士。崇�十年（公元1637年），他们在桃叶渡大会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魏学濂等人。方以智和陈梁曾写长诗记录此事，为东林党扬声吐气。

这时阮大�寄居南京，谈兵说剑，联络各方，企图东山再起。崇�十二年（公元1639年），陈贞慧与吴应箕共同起草了驱逐阮大�的宣言《留都防乱公揭》。公�以东林创始人顾宪成之孙顾�以及黄宗羲为首署名，共计一百四十人阮大�在千夫所指之下，隐藏到城外牛首�，不敢进城。

尽管方以智这年春天回桐城，秋后又来南京应试，未曾在�贴上署名。而阮大�联系江社往事，仍认为公�出于方以智主谋，因此怨�更

译深。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弘光帝在南京即位，阮大铖通过攀附权贵当上了兵部尚书，对大批东林党的后辈以及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

译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方以智被起义军郭营俘获，不久趁机逃往南京。当时阮大铖掌权，报复旧怨，借口方以智在李自成入京时没有“殉节”，将他列入“从逆六等”中的第五等，处理意见是“应当流放并拟赎”。方以智在南都难以久留，经陈子龙介绍，辗转经过浙江、福建到达广州避难，从而结束了早年的时代生活。

这一时期，由于方以智对经学、史学及百家知识基础扎实，“凡是关于天人关系、礼乐制度、律历算术、声音文字、书画艺术、医药方技，乃至琴剑武艺，无不剖析其旨趣”（《桐城耆旧传》卷六）。他在崇祯十四年和十六年已分别开始撰写《通雅》与《物理小识》。

方以智早年并未过多研究哲学，主要致力于诗词创作和政治论文。他主张“公”与“明”。《通雅》卷首写道：“治国在于君相，育人在于师教，求学在于实讲，核心不过是公与明。”《浮山文集》中的《中涓议》又引用了朱熹的话：“只有公正和明察，宰相之道就完备了。”他认为“公”就是没有偏见，“明”就是“能辨别好恶”。这与一百年后戴震所强调的“去私”与“去蔽”的政治主张有相通之处。

（二）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至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

在广州期间，方以智改名吴石公，后来被南海县令姚奇胤（字有仆）发现。姚奇胤是方以智的老友，也是庚辰年（公元1640年）科举考试的同年，他聘请方以智做儿子姚端的老师。

在南海县衙，方以智重新整理《通雅》的旧稿。他还曾创作《锦缠玉》剧本，亲自教导伶人排练演唱。这时他编撰的诗集取名为《瞻旻》。

方以智刚到广东不久，他的夫人潘氏带着第三子方中履经福建来到广州团聚。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监国，任命方以智为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由于党派斗争激烈，太监专权，他看到大势已去，无可作为，坚决退隐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苗峒中。永历帝多次召他担任东阁大学士，他十次上疏辞谢。这些辞疏现在尚都保存，可以看出他对当时时局的看法。他的诗句“西南更望层云黑，谁把新亭泪眼看”，表达了他对永历朝廷的失望。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兵攻入广西桂林，瞿式耜与张居正曾孙张同敞共同守城殉难。方以智能前往昭平仙回山“披缁为僧”。方中履跟随方以智入山，“父亲劈柴儿子背负，父亲打水儿子做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最终被清兵搜出。清军主帅马蛟驎反复逼迫投降无效，最后听任方以智出家为僧。方以智于是前往梧州，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两年。到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八月，他偕同施闰章（宣城人，号愚山前往庐山，同年年底返回桐城省亲。他的哲学著作《东西均的开篇即写于到达庐山之时。

这一阶段是方以智一生的转折点，从轻衣肥马的王孙公子到流离转侧的苦行僧，从灯红酒绿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城耆旧传》的作者马其昶评论方以智说：“身怀豪杰之才，遭遇末世，以诵读经典著称，这难道是他的志向吗？”就在这一阶段，他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无从实现，于是将全部精力转入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活中。

在流离中缺乏图书资料，他自己说：“写出挂一漏万的小说家言，岂不悲哀吗？愚道人今年三十六岁了，读书也有命运”（见《通雅》卷三附记）。然而，在这一时期，他终于写成了《物理小识》、《切韵声原》、《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等书。

（三）从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至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

方以智晚年，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算起，这年元旦，他回到桐城浮山白鹿湖见到父亲方孔照。他在《象环寤记》中说：“以袈裟作为退路，也就是归路。”说明他在梧州出家为僧，实际目的是为了回乡。当安徽地方官要奏请任用他时，他说：“匹夫不可夺志，出家人到哪里去，不能得到涅槃吗？”“袈裟”和“涅槃”成为他的遁词和借口。

就在这年，他重去离别十年的金陵，皈依在天界寺的觉浪道盛法师门下。觉浪是当时佛教曹洞宗的前辈，曾因为在文字中称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而被清政府逮捕下

译案件后来查明是明朝灭亡以前所犯，于是将其释放。觉浪的另一位门徒啸峰大然，也就是崇祯末年与方孔炤一同被关进监狱的御史倪嘉庆。

译方以智在金陵高座寺的看竹轩“闭关”，潜心撰写哲学著作。作为曹洞宗的一个法门弟子，佛教对他的确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出家也仅仅是他与环境斗争的一种手段。

陈贞慧的儿子、清初著名词人陈其年（名维崧），在方以智长子方中德的诗序中，对方以智早年的豪华与此时的枯寂作了如下描述：

“当时秣陵正值全盛时期……密之先生身穿丝绸，装饰着随从骑兵，吹奏着笳笛，闲适雅致，风度翩翩，蓄养着桀骜狡黠、携带刀剑自卫的骏马和奴仆，出入时常有数十上百人，举止顾盼间极为豪迈。

‘没过多久，先生就已经身着僧服了。我（陈维崧）再次造访竹关（指金陵高座寺），先生念及故人之子，必定强留我吃饭。饭菜都是粗劣的，一半混杂着糠秕，蔬菜尤其简陋恶劣，是贫穷的沙门都难以忍受的，而先生却安然自若地坐着吃，一顿饭往往要吃掉七八碗。回想金陵旧事，时移物换，恍惚间如同隔世。’（《湖海楼文集·方田伯诗序》）

这段文字主要描写了崇祯末年方以智少年时在南京身为家门鼎盛、仆从喧阗的乌衣子弟，而在从两广北归并于天界寺皈依觉浪之后，成为一个自甘淡泊、特立独行的面壁头陀。对于夹有糠秕的粗饭和简陋恶劣的蔬菜，方以智不仅自己能“吃完七八碗”，还强要“故人之子”（指陈维崧）与他共同享用。陈维崧生动逼真地记录下了这一情景。

《浮山此藏轩别集》中收录了方以智《自题游山小影》的两则题词，应当也是作于这一时期，现摘录如下：

“自来自往，一叶指掌，浑身苍茫，日出眉上。踏碎青天，众山回响，为何不归呢？去问那臃肿的手杖。”

“奇不奇，痴不痴，大地没有一寸土地，拄着手杖要去哪里……游戏之余还要登临，年老多病，路途险峻崎岖。不如用一笔扫落五岳十洲的烟云。”

这些自我写照，深刻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大地无寸土”一句，反映出明亡后普遍存在于士大夫思想中的一种民族意识。“老病路险巇”是预见到此后道路的不平坦。“踏碎青天”、“一笔扫落五岳十洲的烟云”等句，以恣肆放纵的笔调写出了壮志未已的心情。

综合这些记述，我们看到一个倔强坚毅、不为环境所左右的生气勃勃的有志之士，同时也看到一个泰然而自若、追求理想的思想家。境遇虽然艰苦困难，然而心情却是踊跃活泼的。李世熊在方中通《数度函》序中说：“密之先生遭遇变乱而出家，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做别人不能做的，于是集三世佛学之大成，肩负起圣学的重任，继往开来，造福后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正说明了这一情况。

而他的老友、古文家和诗人宣城施闰章则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思想变化过程，以及三教合一的主张：

“无可大师，本是儒者，曾官居翰林，在公卿间显赫有名。离开官场去学佛，起初是从粤西开始，遭遇战乱而弃官，白刃交颈之际，有所依托而得以逃脱。后来归依天界寺的浪公（即天界寺觉浪道盛），在高座寺（指高座寺）闭关数年。剖心洗骨，对性命之旨豁然冰释，感叹道：‘我若不经历九死一生的磨难，几乎辜负了一生，古代闻道的人，有的因恶疾，有的因患难，大抵都是如此。’大概他的先父廷尉公（方大镇）深研《周易》之学，父亲中丞公（方孔炤）继承了他，与吴观我太史（方以智的外祖父吴应宾）上下探讨伏羲、文王的易理，考究折衷，方以智年少时听闻便喜好它。至此深入研求，于是废寝忘食，忘却生死。他认为易理通于佛氏，又通于老庄。常对人说：‘教派无所谓三个，一分为三，三归为一。譬如大宅一样，虽然有厅堂、内室、楼阁的区别，其实是一个整体，门径虽然不同，但相通而互为作用。’”（《愚山先生学余文集·无可大师六十序》）

这说明方以智的学佛是由于遭遇了九死一生的患难。在逃禅之后，他又将早年家传的《周易》象数之学与佛、道思想综合起来，“相通而互为作用”。这是一段如实的论述。方以智晚年杂糅《周易》、《中庸》、京房、关朗、邵雍、蔡渊的象数学以及佛教和老、庄的思想资料，形成了所谓方氏独创的“中五说”和“公因反因说”。

顺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方孔炤在桐城去世，方以智打破闭关前去奔丧，按照儒家礼节，“穿丧服成服，接受吊唁合乎礼仪”，并且在墓旁结庐居住，称为栾庐。这说明他虽然穿上了和尚的大布衲衣，在思想上仍然是一个“儒者”。

这时，方以智编定了方孔炤的《周易时义》十五卷，方以智同时自著《周易图像几表》八

译卷。这两部书合称为《周易时论合编》，共计二十三卷，被收录在《四库提要·易类存目二》中。《周易时论》这一部书，对方以智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

译方以智北归之后，生活较为安定。从顺治十年至十七年（公元1663年到1660年），他写成了《药地炮庄》。

从1664年方以智五十四岁起，由于吉安人士和庐溪县令于藻的邀请，他担任了吉安青原山净居寺的主持，一直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因广东之难去世，在青原山度过了最后的七年。这一时期，他曾著《禅乐府》，并有《愚者智语录》问世，而主要的成就是继续与啸峰大然共同编成《青原志略》。这里需要指出，在江西西部、赣江东岸的这座青原山，除了是佛教胜地、相传为所谓七祖道场（七祖指唐开元年间的弘济禅师）之外，又是明代王学江右学派理学家讲学的中心地。山中有“五贤祠”，所祭祀的正是王守仁、邹守益（东廓）、聂豹（双江）、欧阳德（南野）、罗洪先（念庵）这五位先贤。

这一时期，方以智除了潜心著作以外，与各方面的交往也很密切。魏禧对方以智晚年交游过广、社会关系较为复杂的情况，提出了委婉的讽喻。在方以智遭难去世前的四年，即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魏禧在《与木大师（方以智借用墨历之名，又名木立）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方以智当时的活动，是探索方以智晚年思想与行动的史料，摘录如下：

“近来道义声誉日益显赫，内心怀着担忧谗言、畏惧讥讽的心情，外部遭受士大夫（指官吏）、群衲（指僧众）的推举，于是接纳不得不广泛，应酬不得不参与，辞让与接受不得不宽容。外在形迹所居之处，志向气节逐渐转移。”

与魏禧所记略有出入、可以互相参证的是王夫之的记录：

“于是披上僧衣以后，密翁虽然住在青原，但他所延请接待的都是清高孤傲、不屈从世俗的人士。而且复兴书院，修习邹守益、聂豹等先贤的遗绪。门庭中没有头戴兜鍪（指武官或权贵）的客人。他的谈说借重庄子、佛释，却想要用正道来矫正它们，又不屑于派遣徒众四处去谋求钱财。”（《船山遗书·搔首问》）

肖伯升在《研邻偶存》中记载，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是“行事合乎实际，待人如沐春风”。

尽管学佛于深山古寺之中，但他仍然与各方面进行诗文往来。虽然交游广泛，但“门无兜鍪之客，……又不遣徒众四处觅财”。这些说明他一如既往，不结交权贵，而忠实于自己学术与理想。一方面无可奈何，静处禅说；另一方面广通声气，壮志犹存，这就是他晚年生活所呈现的矛盾。

他一生的著作有：

早期：从明末到甲申之变后在两广避难时期（约公元1640年—1650年）：

《物理小识》、《通雅》、《浮山文前编》（全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博依集》（此书北京图书馆藏有残本，北京大学藏有全本）、《膝寓信笔》（此书多有通行本）。

中期：避地两广之后以至北归桐城、南京等地时期（公元1653年—1652年）：《东西均》（现有中华书局1962年新印校点本）、《岭外稿》（在编次上属于《浮山文前编》的后半部分，现均藏于北京图书馆）、《浮山文后编》。

晚期：从两广北归之后到康熙十年在江西逝世为止（公元1652年—1671年）：《易余》（全书约十二万字，现存当时抄本）、《药地炮庄》（存有康熙萧刻本及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82年）成都美学林排印本，美学林本删去了大量序言和前记）、《寂历图》（又名《易图》）、《鼎薪》（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得到此书存在的消息）、《青原志略》，《愚者智禅师语录》（存有《嘉兴藏》本，分四卷，约三万言）；《一贯问答》、《冬灰录》《五位纲宗》、《性故》（即《古人性说合编》）均有抄本；《禅乐佛》（存有1935年其后人方鸿寿铅印本）、《诸子痏》（方以智论诸子的著作，至今尚未发现）。

此外尚有有关医药、音韵以及论诗词的著作，有存有佚，不再一一列举，待编辑其著作时，再作考证。

尚有《向言》，刻入《方氏七代逸书》中，《两粤新书》收入《海甸逸史》中，都不是方氏的著作，应当注意。容肇祖先生发现钱谦益《初刻记》卷二十三《响言》二卷与《方氏七代逸书》本《向言》全同，经过考证，确定系钱谦益所著。至于《向言》非方氏之作，朱希祖在该书跋文中有详细论断。

译自方以智逝世以来，其著作在社会上流传并被人们所熟知的，是《通雅》、《物理小识》和《药天炮庄》这三部书。《通雅》与《物理小识》不乏被他人引用，例如袁枚的笔记、陆耀的《切问斋文集》中均有零星的引证，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也对《通雅》进行了著录和评论。乾隆年间，日本学者三浦晋所著的《赘语》中，多次引用了《物理小识》。

译《药地炮庄》虽然流传下来，但由于非常难懂，钱澄之曾评论方以智说：“他所写的书，喜欢使用禅宗的语言，并融会贯通《庄子》和《易经》的宗旨，学者们初次阅读大多无法理解。”（见《通雅》序言）。目前所知，清代尚未有人对其进行研究和论述。

方以智的其他著作，重要的如《易余》、《东西均》、《青原志略》等，有的至今未曾刊印，有的仅存孤本流传。感谢三百年来收藏保存这些书籍的人，方以智的著作大部分尚有完整的刊本或稿本留存，这将是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的有用资料。

○方中通

方中通，字位伯，安徽桐城人，是前朝翰林方以智的儿子。

起初，方以智撰写了五十二卷的《通雅》，在训诂和名物考证方面都有实证依据。方中通年轻时继承父业研究古学，富有机智思考，喜欢测量圭表、黍尺，观察仪器和漏刻；他认为古代《九章算术》仅存条目，很少人能推究其含义；于是依据御制的《数理精蕴》进行推演阐发，又列出数原律，推衍几何学，约略珠算、笔算、筹算、尺算等各种方法，辑录各家学说，取其长处，编成一部书，名为《数度衍》，共二十四卷，附录一卷。他说：“《九章算术》都源于勾股定理。用圆规画圆，用矩尺画方。方的数值是标准，由方推导出圆，这是勾股定理所生成的。少广篇，是方圆数值产生的来源。方田和商功篇，都是少广篇所衍生的。一方一圆，其间存在不整齐的差异。开始产生差分，而均输篇则对差分进行计算，通过盈朒借差的方法来求取平均值。又由差分和均输衍生出来，而用方程来穷尽其中的规律。度量衡原本出自黄钟律管，粟布篇也由此产生。黄钟律管源于方圆。”他又说：“古代方法使用直径一寸、长六分二百七十一的竹子构成六边形作为一握，后世有了珠算，古代的方法就失传了。西方的笔算和筹算，都出自九九乘法表和尺算，也就是比例规，源于三角学。乘法没有比筹算更好的，除法没有比笔算更好的，加减法没有比珠算更好的，比例计算没有比尺算更好的。”当时广昌人揭暄也精通算术，与方中通每日辩论疑难问题，探讨日月大小导致光影肥瘦的原因，以及古今岁差的不同，必须通过测算消长来加以校正，另外辑录为一书，名为《揭方问答》。他还著有十二卷的《物理小识》，以及《浮山文集》。

○冯登府

冯登府（生卒年不详～1840），字柳东，浙江嘉兴人。

嘉庆戊寅年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庚辰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来改任江西将乐县知县。不到两个月，因母亲生病而辞官回家。守丧期满后，在宁波教授学生，上级官员看重他的才能，打算推荐他，他极力推辞。

他从小就擅长写作韵文，中年时研习经学，深得汉代儒家学术规范。同时精通金石文字。阮元、徐士芬、李泰交都与他结为挚友。著有十二卷的《石经补考》，对于汉魏蜀石经，用以补充古今文的异同；对于唐石经，并纠正顾炎武某些字误写的错误。著有六卷的《三家诗异文疏证》，三卷的《补遗》，十卷的《论语异文疏证》，搜集考证详细完备，辨析论证也非常精当。又收集古代青铜器以及砖瓦遗文的拓本，编成四卷的《金屑录》、四卷的《石金录》。模仿元代潘氏、明代王氏的方法，编写了四卷的《金石综例》。汇集所见浙江省的古砖，加以考辨，写成四卷的《浙江砖录》。其余还有《唐宋词科题名》一卷，《酌史岩摈谭》十卷，《玉台书史补》六卷，一卷的《梵雅》。

他生性喜欢游历，擅长写诗。归隐田园后，家境贫寒，无法筹措登山游玩的费用。因为东方诸侯的邀请，作为尊贵的客人前往福州，协助修撰通志。又撰写了三十卷的《福建盐法志》、十四卷的《闽中金石志》，名声震动海疆。诗歌推崇金风亭长，有超越世俗的神交之雅趣。坐在勺园吟咏，无论寒暑，或者骑马所到之处，都擅长填词。诗文有八卷的《石经阁文集》，十卷的《拜竹龛待存》，续集二卷，四卷的《种芸仙馆词》，一卷的《钓船笛话》。而他编辑的还有八卷的《曝书亭外集》，八卷的《冯氏清芬集》，一卷的《邝砚倡酬集》，六卷的《梅里词辑》。

○冯桂芬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庭，江苏吴县人。

二十岁时补为县学生员。道光壬辰年在乡试中举。庚子年，考中一甲第二名进士，被授予编修官职。咸丰帝即位，大臣上疏举荐人才，将他与林则徐一同推荐。不久遭遇父母丧事回家守孝。等到守丧期满，太平军已经攻陷金陵。他奉诏劝捐输粮、训练乡团，事情办成后，因攻克夏镇等城的功劳，晋升为五品官衔，特别旨意提拔为中允。有人从中挑拨离间，于是他告老还乡，不再出仕。向荣、张国梁的军队溃败，太平军攻打苏州，众人商议前往安徽请求曾国藩的援军，担心他不会立即答应，推举冯桂芬起草文书。于是详细陈述了危急的情状，以及当时局势的利弊，还有用兵先后应当注意的事项，言语非常详尽恳切。曾国藩答应了他，命令李鸿章率领水陆各营东下，于是成就了平定苏州的功绩。苏州平定后，李鸿章在苏州开设府署，多次向冯桂芬咨询郡县的利弊。例如苏州、松江减少漕粮额度，长洲、元、吴三县减少佃户租金，这些积重难返的弊端，一下子就被消除了。他先后主讲惜阴、敬业、紫阳、正谊等各书院，为诸生讲论学术，

译成材者非常多。享年六十六岁。

先生对于书籍没有不阅读的，拜李申耆、李尚之两位先生为师，解说经学推崇汉代儒者，也不废弃宋代儒学。精研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同时喜爱天文历算之家的言论。著有《说文段往考正》、《校邠庐逸笺三种》、《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恒星图》、《测定咸丰纪元恒星表》、《丈田绘图章程》、《使粤行记》。参与编修《两淮盐法志》、《苏州府志。尤其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凡是水利、农田、盐政、漕运、军事、刑法等重大政务，没有不在胸中了然于心的。撰写《抗议》四十篇，都关系到民生国运，顾炎武所说的“如果能在行事中真正体现，不难使当今社会达到上古治世的兴盛”的情形，仲长统的《昌言》、荀悦的《申鉴》，都不足以与之相比。《显志堂稿》十二卷，并且擅长处理政务，不写浮华之辞。

译○凤韶

凤韶，字德隆，江苏江阴人。

他是岁贡生。所居住的地方靠近江边，村落巷弄偏僻简陋，他聚集学生讲授学问，以此谋取粮食作为生计。他与惠栋、戴震等先生隔绝，不能广泛见到他们的著作；但他能够深思熟虑、独自创造，研究经学精密严谨。他的著述装满书箱，都是随手记录的条目，混杂而没有次序。他的门人开始辑录其中涉及《四书》的内容并刊印，名为《四书补考》。另外，松江吴氏刊印在《艺海珠尘》中的，名为《读书琐记》，更是寥寥几条，都不是他的全部著作。他去世时七十多岁。在他去世九年后，武进人李兆洛，总辑他的遗稿为《凤氏经说》三卷，从此他的学问才显露于世。

○傅山

傅山，字青主（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山西省阳曲县人（今太原市），明朝诸生。他年少时聪颖，读书过目成诵，性格任侠，看到天下即将丧乱，那些号称荐绅先生的人，大多腐朽恶劣不足挂齿，他对此感到愤慨，于是坚苦持守节操，不肯稍微与世俗周旋。当时山西提学袁继贤被巡按张孙振诬陷，张孙振本来是阉党，傅山于是伏在宫阙前陈述情由，袁继贤最终得以昭雪，傅山因此名闻天下。明朝灭亡后，他改变服饰，头戴黄冠，居住在土室中。天下大定之后，他才以黄冠之身出来与客人交往，偶尔有人向他请教学问，他就说自己的学问本源于庄子、列子，对于仁义事实感到羞于谈论，即使强迫他说也说不精妙，外表看似遁世，但志向在于济世，不屑于空谈。明清之际，他深怀民族意识，不甘臣服于清朝，改变自己的行为，有时作万里游历，有时隐居不出，南方有序林，北方有青主，因此他自叹道：“拥有弯弓跃马的骨气，却用来从事枯燥的读书生活，这将是埋没我的骨头千年而碧血不可磨灭啊。”

明朝中叶以后本是王学的天下，泰州学派兴起，末流于是陷入狂禅，于是蔑视仁义、抛弃礼乐，形成反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异军，青主的思想行为也与之合流，行为放纵不羁，颇类似魏晋风流，他的《上谷元旦》诗说：

“秉烛起长叹，吁嗟行路难。资粮惟曲蘖，礼乐看蹒跪。景物家家别，风光岁岁阑。此生须荷鍤，倒地即为棺。”（《霜红龛集》卷五《五律）

他的志向在前朝明朝，不得已而消极放诞，衷心却倾倒于“夥涉”（陈涉）为王、推倒强秦的人，看他歌颂：“夥涉真高兴，留侯太有情。篇章想不死，蜩蟪定长生。剑术一入敌，杯中万虑冥。悠然篱菊老，可亦咏荆卿。”（《霜集》卷五《五律》）陈胜、张良、项羽都是反抗强秦的英雄，但剑术仅能敌一人，无济于世，于是诗酒风流，老死于篱菊之下，但仍咏叹荆轲，志向在于灭亡秦朝！青主一生处于矛盾中，外表是黄冠道士而志向在红尘，不得已以酒为资粮，倒地即为棺，但心雄万夫，入世却作出世装扮，这就是他有“桃源直处忘情士，处士多情奈若何”（《霜集·杂著》卷十八）之歌的原因，处士而多情，可悲啊！

青主实际上主张王学，而接近泰州学派，虽然末流入于狂禅，但蔑弃礼法，随遇而安，弃德从道，他曾经解释“礼”，说：“……世俗儒者所谓的礼，是治世的衣冠，却是乱世的疮疤，不知道刮去其根本而用膏药涂抹，又厚厚地涂抹说，这是治疗疮疤的礼。”（《霜集·杂文》卷十四《礼解》）把礼视为乱世的疮疤、治世的衣冠，意思是在治世礼不过是门面，在乱世，礼实在是疮疤，把疮疤当作礼，见于禅宗和尚的语录了。因此形成随遇而安的人生观，“人生只是一个迂回罢了，当处于迂回之时，哪里有空问其可否。凶恶的狗，看见人在野外厕所，就恭恭敬敬地守候在旁边，一定不会有被咬的念头，因为那人能喂我，所以评论人应当如此。假如寻求安分知义的人而得不到，所以以人的标准望人，则贤者可知；这是有来言，以狗的标准望人，则贤者更无数可知了”（《霜集·杂文》卷十五《不寱语》）。以狗比喻人，狗因为人能够喂我于是没有咬人的念头。以此标准求人，则安分知义的人所在多有，更以狗的标准求人则贤者满街；左派王学几乎圣人满街走，大概都是以狗的标准望人罢了。这当然是愤世的语言，在清朝人的统治已经巩固的情形下，复明已不可能，长久居住在土穴，也是掩耳盗铃，于是出来问世，问世实等于出世，因为不愿被当权者任用，于是浪迹人间，随遇而安，也是无可奈何罢了。如何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自寻乐处？他说，“昔人教人寻找孔颜乐处，这句话也是平地起楼阁的空话，读得书久了，自有乐处，便与孔颜不远，如果白白去寻孔颜，孔颜与你面对面不见，岂不枉过了日子吗。依靠天地祖宗的恩泽，破书可读，一切龌龊的人事不到眼前心上，钝资磨去，

译每天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在三间小屋之下，难道不富贵吗？珍视自己而不以自我为尊贵，了解自我而不自我炫耀，无论是圣贤的经典还是古今的记载，都能在其中自由遨游，谁能禁止呢？一生作为客人而不作为主人。……因此对于各种事情都能像丢弃破鞋一样淡然置之，于是能够一生没有钱财的牵累。人而去寻找孔子和颜回的乐处，孔子和颜回将与你面对面却视而不见，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乐处，不能相同。在他看来，只要有破书可读，钝拙的资质得以磨砺，琐碎烦杂的事不上心，三间小屋也是无限的富贵。“为客不为主”也是随遇而安，在处境不合理的情况下，不随遇而安又能怎么办呢？扛着铁锹行走，倒在地上作为棺材，自有无限的乐处，然而这都是苦中作乐。

译人无法改变客观环境，被客观环境所束缚，只能处于被动地位而不能主导，只能以苦为乐。这些以苦为乐的说法，实际上也是自得其乐。三间小屋里有破书可读，乐在其中的情形正与王心斋相同。“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就不是学，不学就不是乐；乐了然后才能学，学了然后才能乐。”（《心斋语录》）体用是一元的，方法即是目的，这就是王学之所以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原因。但青主在此从王学中跳脱出来，进入老庄思想，从主观转向客观。他在《老子二十一章解》中说：“形体所依凭的不是穞（注：疑为‘窳’或‘虚’之误，指空虚），而是依凭道来。……事物之中有非事物的东西传承着，非事物的事物，就是道作为事物的状态，恍惚像事物却又不可捉摸，而暗中窃取那幽暗的精微，……它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道，传给父亲，父亲从祖先那里接受，祖先从曾祖高祖那里接受，父亲向上追溯直达于天，天是伟大的父亲。从伟大的父亲那里传承下来，不知经过多少代父亲才有我，我又成为父亲了。”（《霜集·外编》卷三十四）事物之外有道，道不是事物，从天那里传承下来就是伟大的父亲。道最初传承为一，可以称之为德；道不可捉摸而德可以传承。他又在《庄子天地篇泰初有无无段解中说：

“阴阳交泰之初，有什么呢？只有有和无，别无其他。然而无中生出有，无法命名，确实有一个‘一’，‘一’所起之处，有一个‘一’却尚未成形，听不到看不见，然而万物之所以生长，都是因为得到了这个‘一’才生长，这就叫作德。追溯这个德，我便从父母那里得到，从天地开始为人之时传承到我身上，生生世世，业识与业力日益远离德，所以顺着本性修养以回归到得以生长的德。德达到极致时，一切有为的法度都消融于乌有，几乎连那尚未成形的‘一’也无法命名，这就是所谓的德至，至则同于泰初的无有了。”（《霜集·外编》卷三十四，原文误作春三十四）

事物凭借德来生长，德可以勉强命名为‘一’，他又具体指出‘一’就是水，“天为一大，太为大一，‘一’即是‘天一生水’的那个‘一’，‘一’就是水，就是气。‘泰’字上面从大，下面从水，水就是‘一’。”（同上注）以‘一’为水为气，这是首先点出‘气’字来。理气、道器，本是程朱学派的话题，青主原本主张陆王心学。如今也谈论程朱，大概是因为他的学问本来驳杂，既然本于陆王，就不能认为心外有理，更使得‘气’没有存在的余地，但既然已经将主观转化为客观，于是在道之外保留‘气’作为万物产生的根源，而程朱不谈‘无’，于是用黄冠（道士）解释老庄而引入‘无’。道是‘无’，由‘无’生出‘有’，‘有’就是‘一’、就是水、就是气。青主也谈论‘理’，但说“‘理’字本从玉，而玉的精粹者没有‘理’”（《霜集·杂文》卷十四）。推究其义，大概是说气的精粹者没有‘理’，这是理与气合而为一，气显现而理不显现，于是引进了‘气在理先’这一唯物主义课题。他说：“老夫曾经说，气在理先，气蒸腾形成的才开始有‘理’。山川、人物、草木、禽兽、虫鱼都是如此。如果说理在气先，只是好听罢了，实际上没有着落。”（引自山西祁县孙郅原收藏的傅山手稿）如果这些话果真出自傅山，那么他的思想已经远离王学很远了，大概一变是从主观到客观，再变是以气为万物产生的根源，三变是气在理先，于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这大概是青主晚年的定论吧？方以智以火为万物之本，而青主以水为本，他们虽然同时谈论水和火，但未曾谋面。

彻底的变革则变化没有痕迹，但王学在青主那里尚有踪迹可寻，随处可见，徐广轩后来用陆王心学解释傅山，不失为知音。傅山论学曾说：

“‘理’字本从玉，而玉的精粹没有‘理’。‘学’字本义是觉，而学的鄙陋者没有觉，大概是觉通过见而觉，而世俗儒者的学没有见。没有见而学，那么智者登上泰山、泛舟东海，不是不听说高深，听说高深就是人为地抬高和加深，所以训释‘觉’为效法相似了，而始终呢，人们拾级而上而使之卑微，以至于效法先觉而效法才开始不到，至于日益卑微那些所谓的先觉者，不是靠占卜训诂可以做童子师而先于人的。于是孟子称伊尹为先觉，他的话是，你是天民中的先觉者，将用这个道使民众觉悟，乐于尧舜之道并学习它，而辅佐汤讨伐夏以拯救民众，那么他的觉是觉知桀应当诛杀，觉知汤可以辅佐，所以幡然改悔说，使这个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尧舜汤啊，尧舜汤者，诛杀桀正是为了成就尧舜。这种觉谁能效法，谁敢效法；不能效法却文饰说，不是那个时机，时机到了却不敢效法说，我只是乐于尧舜之道。”（《霜集·杂文》卷十四《学解）

以‘觉’解释‘学’，而以‘见’解释‘觉’，都是以主观行为代替客观，格物以求知，是由外铄；觉见作为学则是自得。大概传统儒家没有谈论‘觉’的，自从佛教传入才谈论‘觉’，青主不排斥佛道二家，于是用‘觉’来解释陆王心学，而王学与禅宗结合，觉见接近于顿悟。

译看见也是自己看见，不依赖他人，所以说：“没有看见却去学，就像盲人登上泰山、泛舟东海，并非听不到高深，听到高深也只是别人说它高深罢了。”徐广轩注解说：“对‘学’字的解释可谓千古大案，先生判断得清清楚楚，更没有说一句调和含糊的话。……有人问，‘觉’解释为‘见’，‘见’是什么东西？‘学’解释为‘觉’，‘觉’是什么境界？回答说，先生在《德言》《泰》两段中已经解释了。那个东西是同一个，看见就是看见这个。至于那个境界，所说的‘空灵法界’四个字大概已经穷尽了。有人问，遵循什么道路就能看见并觉悟？回答说，问得好啊，君子深入造化的唯一道路，是希望他自己有所得。自得就是看见并觉悟的意思。想要自得却找不到方法，就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探究事理、广博事物，是程朱的学问，是一条道路，是效法别人的。先确立根本，致良知，是陆王的学问，本源于孟子，是向自己寻求的。陆王不值得信任，孟子也不值得信任吗？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找回那颗放失的心罢了。……傅先生的学问不专守一家之言，儒家书籍之外，老子、庄子、释迦、达摩的言论，没有不彻底研究的。”（《霜集·杂文·学解》卷第十四注）陆王本源于孟子，做学问向自己寻求，而傅山本源于陆王，做学问也向自己寻求。

译广轩说：“到了那种境界，‘空灵法界’这四个字大概就已经概括尽了。”这并非徐广轩增添的字眼，傅青主确实多次提到“空灵”以及“空灵法界”。主张顿悟的人必定推崇空灵，否则每见到一物就格究一物，境界被外物遮蔽，哪里还能体现空灵？拨开外物见到虚空，也有悖于“气在理先”的说法，这就是我所说的他晚年的定论。青主说：“读理学书籍尤其不能有一丝依傍的意思，大彻大悟的人先后标准一致，虽然形势变化、局面更新，不妨碍大体相同。如果奴才式的人不曾探究到人心的空灵法界，单单依靠前人半句注脚，声称自己是有根基的学问，这正是咬住别人脚后跟的货色，简直是死狗扶不上墙”（《霜集·杂记》卷二十五）。“死狗扶不上墙”，正是严厉斥责奴儒的话。奴儒拾取前人的陈词滥调便自鸣得意，以为学问有根底，其实这不过是“妄听妄说”罢了。徐广轩说：“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所达到的境界，已经明显揭示出来，佛教徒见了称之为禅宗指月，儒家见了称之为道学的超绝造诣。”禅宗指月、道学超诣都可以达到空灵，而空灵法界，我常从《中庸》的角度思考它，《中庸》的极致百姓很少能做到，因为他们不够空灵，只有圣人能做到，因为他们空灵。那些愚昧不贤的百姓，他们不能做到是理所当然的，贤能智慧的人为什么也不能做到？只因为一个“我”字，割舍不下罢了。他们之所以不能割舍那个“我”，是因为不能割舍那个“我”的智慧。……至于圣人则不然，心中空空如也，我无知无识，哪里看得见所谓的道并刻意去遵循它，以至于事情到来、外物出现，顺乎本性而发，其机用不滞碍，自然合乎中庸了。……由此说来，空灵法界不就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吗？我没有知识，我无知无识，绝圣弃智，它们的宗旨是一致的，都是指空灵而言。那些浅薄的儒生妄生分别，傅先生所说的就是没有探究其法界的人。有人问，如何下功夫，才能探究其空灵法界？回答说，不见不闻，本体明亮清晰，四面无所倚靠，这就是空灵法界”（同上）。这虽然不是青主的定义，但他自己也说过“使我的心，不受私欲弊端的干扰，光明透彻，随时随事，接触到了就明白，原本不需要讨论就能得到”。两者相差不远。

这些语汇，都接近佛教，尤其接近禅宗，所以青主说“贫道认为佛本来的训诫是觉悟，震旦《大学》中从明德到诚，明明德、诚之性的教化说的是什么呢。达摩入华之后才有见性成佛的传承，不知道衣领上的宝珠原本就存在，陆象山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千百世上下，圣人出现而此心此理相同”（《霜集·杂著》卷二十一）。明心见性成佛再加上陆王心学的传承，所以我们说傅山接近禅宗，所谓空灵法界，不滞碍于外物，一切空灵，这不是儒家传统的境界。儒家理想的“大同”也并不空灵。所以我们说“气在理先”的说法不见于青主已刊印的著作中，未刊稿如果可信，也是他的“晚年定论”。或者是曾经有过的说法。佛、道、程朱、陆王对他都发生过作用。他的思想来源是庞杂的，而他所处的环境是单纯的，长期处于土穴之中，出来后也是道士装扮，所以空灵对他来说，并不觉得奇异。但究竟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想要空灵而出世，是做不到的，于是他又潜心于世间的功业而倾心于陈同甫，所以我们说他本心是入世。

他的思想解放，便打破传统的枷锁而辱骂奴儒，奴儒和大儒都是在传统儒家教条下被压服的人，他们毫无主见，滞碍于传统的束缚，也就绝不空灵。这样说，“空灵”之类，还是打破传统枷锁的一种手段，空掉一切，当然传统的束缚、历史的约定，都在排斥之中，因此在文学上他也鼓吹竟陵派而颂扬钟惺、谭元春。但究竟是禅宗在影响他，所以他习惯作语录机锋：“牛头未见四祖时，为什么百鸟衔花？回答说，未见四祖。问，既见四祖时，百鸟为什么不衔花。回答说，既见四祖。这抄录的正是百鸟衔花时的事情，如果随即贬谪就不必百鸟衔花，那么也就终究没有见四祖的时候，起初难以知道百鸟惊飞了。”这是原牛头见四祖一案的注脚，我们从中看不出道理来，只是你依你的，我说我的，互不相干的对答，而青主对此颇感兴趣，为什么呢？这是空灵，彼此各不相干，不滞碍于任何事物，问其所问而答其所答。这和张载、戴震等哲学家认为气在理先的题旨毫无相同之处，所以我们怀疑青主那种理论的真实性。

一个人的思想会有矛盾，尤其处于一个环境变迁、思想界也在变化的时代，不同学派的思想表现在一个人身上是时常有的，在青主的思想上更反映了各种各样的烙印，他思想解放，“于世间诸仁义事，

译这确实体现了他道学的浅薄，但他并未摆脱中古宗教迷信的束缚。他曾在《书扇贻还阳道师》一诗中写道：“你向来祈雨，多次被三界尊神谴责，因此遭受这样的报应，但这足以显示你的本领了”（见《霜集·五律》卷四）。这揭示了他思想解放的局限性：他有魄力向传统的儒家理学发起挑战，却缺乏勇气去抗争传统的宗教迷信，这正是他的矛盾所在。

译青主是明清之际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超过了当时的学术大师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连顾炎武似乎也感到惭愧。在文学理论方面，他反对模仿古人；在艺术上，他讲究性灵，讲究禅意。

他冲击了几千年来束缚人们的礼法，他为妓女写传记，为奇人写传奇，主张一切平等，虽然他还有所拘泥，但世上本就没有毫无局限的人。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原名巩祓，浙江仁和人。苏松太道丽正的儿子。

他幼年聪明，能读堆积如山的书。又得闻其外祖父段茂堂的六书音韵之学，自视甚高。按惯例，凡是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官的子弟，另列为官卷，比民卷更容易考中。龚自珍却不屑于借助门荫，以县学学生的身份参加民卷考试，在嘉庆戊寅恩科中成为本省经魁。多次参加礼部会试不中，狂名传遍天下。他既购买了洞庭湖的别业，又买下昆山徐侍郎秉义的旧宅居住。道光己丑年考中进士，因不善书法，未能进入翰林院。被任命为知县，后改任内阁中书，提拔为礼部仪制司主事。遭逢父亲丧事回乡，主持云阳书院讲学，突发急病去世。

他治学，致力于博览群书，喜欢与人辩驳，即使稍微处于下风，也必定旁征博引，直到自己的观点得到阐发才罢休。研究经学起初从训诂入手，后来与刘申受、宋于庭交往，听到常州庄氏的学说，便转而喜好今文经学。然而他所达到的境界并不深，也疏漏了家法。只有他所作的《古史钩沉论》说：“五经是周代史书的大宗。”这与章实斋“六经皆史”的主张相近。他又熟习典章制度，通晓蒙古文，擅长西北地理，旁及诸子、道教、佛教、金石、术数，无不贯通。他的文章瑰丽奇特，诗歌也开辟了独特的境界。著述极丰富，可惜大多散佚没有流传下来。后人收集他的遗作，仅存十八卷。另外《太誓答问》一卷、《春秋决事比一卷，收录在《经经解》中。其余的都无从寻踪了。

○谷应泰

谷应泰（公元1620—1690年），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人。

他青少年时代，在县学读书，博闻强记，聪颖过人，而且勤学苦读，学业进步很快。他二十岁时，考中举人。过了七年，清顺治四年（公元164年），他参加了由顺治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中进士。此后，他先后担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顺治十三年，担任提督浙东浙西地方的学政佥事他在浙江提学任上，考选公正。

两浙提学的衙门设在杭州。唐宋以来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杭州日益繁华西湖成为名不虚传的旅游胜地。这里是文人墨客出没的场所。谷应泰有意效法白居易苏东坡，纵情山水。他在湖山顶上建有一所类似书院式的文化别墅，收藏大量图书在别墅的门上，亲自题匾：“谷霖苍著书处”。

谷应泰担任浙江提学时期，选拔了不少有才能的人，输送到朝廷，担任要职，因此，谷应泰获得了来自朝廷的支持同时，他在杭州潜心学术研究，又获得浙江一带文人学者的舆论赞赏。因此，他遗留下来的文化别墅，被视为重要的名宦古迹。

谷应泰的著作，主要有《筑益堂集和《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纪事本末》一书，始于元至正十二（公元1352年）朱元璋起兵终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全书列成八十专题，每题为一卷，共八十卷。记述了作者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始末。虽然它没有全面记录明代的重要历史事件，甚至对明代各项政治经济制度、郑和下西洋扩大我国和南洋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等，都没有记载，但由于该书成书于清代官修《明史》以前八十多年，根据作者的社会关系、地位、财力和才能所能获得的条件，他广泛采集私家野史，综合多种明代史料，所记载的成祖设立三卫、进军漠北，以及沿海倭患、议复河套等事，都远比《明史》详细。尤其是关于农民起义的专题，竟有十五篇之多约占全书五分之一。对于宦官阉党的专横也有详细的叙述。所有这些，为我们研究明代社会问题和对外关等，提供了不少可贵的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在从事浙江学政之余，仿照袁枢《通鉴纪事末》之例，“夙夜兢兢，广稽博采，勒成编，以补前史”。它记载明代典章事迹，每篇篇末都写着编著者的论断，题为

译谷应泰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该书编排编纂，详略得当，首尾井然有序，对于一代史实，极为融会贯通，每篇之后各自附有论断，都仿效《晋书》的体例，用骈文写作，而用词抑扬顿挫，引用典故贴切，尤其曲折详尽。”这个评论，从该书的体例形式来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译《明史纪事本末》的成书过程，传闻很多。有人说此书是张岱所撰写，谷氏以五百两银子购得；有人说此书是德清人徐焯代笔；有人说出自谈迁之手；还有人说兼采张岱的纪传体著作（《石匮臧书》、《石匮书》后集）和谈迁的编年体著作（《国榷》），而改写成纪事本末体。众说纷纭，极不准确。实际情况是，这本书不一定出自谷氏一人之手，当时他曾延揽了一批文人协助编撰。

谷氏编纂《明史纪事本末》，自称为“使读者审理乱的大势，追溯政治的失误”，可见是力图为统治者总结并提供一些维护长治久安的经验教训。他以《甲申殉难》为专题，大力表彰“忠烈”；用平定“盗匪”或痛骂“贼寇”的专题，辱骂农民军为“困兽”或“蚁附之妖”。

○顾栋高

顾栋高（1679—1759），字复初，又字震沧，自号左畬，江苏无锡人。

康熙辛酉年考中进士，授任内阁中书。他性格倨傲，不合时宜，因在奏对时越次发言而被罢官。归隐田园后，每天只以钻研经书、著书立说为事。从幼年到老年，未曾有一天不读书。乾隆庚午年，皇帝特别下诏举荐经明行修之士；第二年，在举荐的人中考核名实相符者，得到四人，顾栋高是其中之一。一并授予国子监司业之职。他因年老不能胜任职务而推辞。在淮阴掌教，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夏天不见客，紧闭重门，解开衣带、脱去鞋履，躲在帷帐后面，手捧一卷书，研读诵读不停。高宗南巡，在行宫召见他，加授祭酒衔，赐御书“传经耆硕”四字。他生平对五经多有阐发，尤其笃好《春秋左氏传》之学，昼夜探讨。每当心中怀有忿怒，家人将《左传》一册放在案几上，他便怡然翻阅，不再过问其他事了。著有《尚书质疑》二卷，不信服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间或有些逞臆断之处，因为对于《尚书》本非他的专长。《毛诗类释》二十一卷，采录前人旧说，阐明经义，也非常严谨。他毕生精力都倾注于《春秋大事表》一书，广泛搜集资料三十年，深思熟虑十年，执笔起草又十五年，然后才写定。共列表四十，首列时令，终列列女，合计五十卷；各表都有序言，后又附以舆图一卷；辨论一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考证典据确凿。各序论又都引据广博洽切，持论平允，每每阐发前人所未曾阐发的见解。这不仅是研究《春秋》经传的重要典籍，也是读史者应当取法的榜样。他年少时师从高紫超；讲学时曾援引新安学派以融入金溪学派，作为调和之说；因此又辑录《大儒粹语》二十八卷，期望将宋元明诸儒合而为一。他享年八十一岁，后来朝廷诏修《国史·儒林传》，首先举荐他的名字，说：“像顾栋高这样的人，岂可不为之表彰！”馆臣于是秉承圣意，创立传记，推举先生为首云。

○顾广圻

顾广圻（1629—1701），字千里，号涧薲，江西元和人。

年少丧父，多病，枕上未曾废书。二十岁时，跟随张白萃游学，寄居在程氏家中。程家富有藏书，因此得以通览，学者称他为“万卷书生”。他不从事科举学业，三十岁才补为博士弟子。后来师从江艮庭，承袭惠氏遗学，于是尽通经学、小学之义。他曾论及经学说：“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古文、今文，其说各异。混而为一，则杂乱不堪了。”论及小学说：“《说文解字》一书，不过是为六书发凡起例，原本并非字义尽在于此。”他想取汉人经注作假借长编，但未及动笔。堂兄顾之逵，字抱冲，也深于学问，多藏宋元本书，为他一一订正。刻印《列女传》以流传。

当时，孙星衍、胡克家、秦恩复、秦恩复、黄丕烈、吴鼒（应为吴鼒，原文可能误植，此处依常见人名推测，但原文为吴鼒，故保留）、张敦仁等人，都深于校雠之学；无不推重他，延请他刻书。他为孙星衍刻宋本《说文解字》、《古文苑》、《广律义疏》；为胡克家刻《文选》、元本《资治通鉴》；为秦恩复刻《扬子法言》、骆宾王、吕衡州两集；为黄丕烈刻《国语》、《战国策》；为吴鼒刻《晏子》、《韩非子》；为张敦仁刻抚州本《礼记》、严州单疏本《仪礼》。每刻完一书，综合他所正定的内容，在书后作考异或校勘记。

他又颇信服宋儒《语录》，摘取其中切近实用的内容，编成《遁翁苦口》一卷。平时博览群书，都能识记无遗。每当议论滔滔不绝，而对于是非所在，持之甚力，无所瞻徇。家道原本贫寒，依靠为人校勘刻书赚取米粮以糊口。虽然往来多公卿，最终未曾以此自润。晚年患痹疾，卧床五年，七十岁去世。

自撰《思适斋集》十八卷，自撰记曰：“顾子贫，斋非所能有也；即使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思适’之名亦寓焉。当他坐在斋中，陈书积几，居停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敝箧之所有，相互参证钩稽以尽其思，思

译究竟哪一种是未加校勘的错误，哪一种是校勘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呢？反复思考却不得其解，内心困惑，思虑阻塞，惶恐不安地寻找自己遗漏之处，却渺然无所得。人们常常嘲笑他不能自我安适，但这并非他不追求安适，而是他正以此种方式寻求安适。一旦思考有所领悟，便豁然开朗，如同打开幽暗的房间，日月之光顿时照入；世间所有的安适，确实没有比这更安适的了。这足以证明他治学用功勤奋至极。

译○顾櫰三

顾櫰三，字秋碧，江苏江宁人。

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靠十指劳作督促他读书，因供给不足，有时还要向邻居乞食，因此他读书更加刻苦。稍长一些，以思维敏捷著称，才华名声传遍江南北。曾经一天之内写成三四篇长篇骈文，洋洋洒洒数千字，辞藻华丽，工整严谨。至于科举应试文章，一天更是多达八九篇。补为岁贡生。研究经学通晓训诂，尤其擅长史学。因为司马迁、范晔的史书常常不记载艺文，评论者每每引以为憾，于是他耗费十数年精力，广泛搜集资料，编成《补后汉书艺文志》三十一卷，分为二十九类，既逐条疏证其出处，而对于《诗经》小序、《尚书》古文，以及郑玄、贾逵、服虔等儒者所撰著的重要著作，辨证尤为详细，凡是群书中散佚的文字有可考证的，也都辑录无遗。末尾附有《经学师承》及《明习谶纬两门，比《儒林传》所载多出数倍，远远不是钱大昕、侯康、姚振宗等人的《补志》所能企及的。清河王氏获得手稿，急忙在《小方壶斋丛书》中排印出版。另有《补五代史艺文志》，仅一卷，考释不多，或许不是他的定本。其他著述很多。他的儿子顾联鏕避乱逃往淮上，依附丁柘塘，全部手稿被其剽窃，取出的仅十分之一二。王氏又刊印了他辑录的《通俗文佚文》一卷、《风俗通义佚文》一卷。而《然松阁诗抄》若干卷，则收入《金陵丛书》中。其诗文凄切深沉，意境高远，常常冠绝同时代的同辈人。

○顾炎武

亭林最初名绛，国变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享年七十岁（1613-1682）。

他出身世家——江南有名的富户。他承祖父之命出继给堂叔为子。他的母亲王氏，十六岁未嫁而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陋怪异，瞳孔中间白而边缘黑，性情耿直孤介，不合世俗，只与同乡的归玄恭（庄）为友，当时有“归奇顾怪”之称（归玄恭，明亡后屡次起义，晚年建土室于乱坟间，与妻子一起隐居，自题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少。”）

他少年时就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最喜欢抄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二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集小说，乃至公移邸抄之类，凡有关于民生利害的，分类摘录，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尚未完成而国难爆发。清军攻下江南，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守吴江。失败后，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他只幸逃脱。

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食二十六日而死，遗命不许他侍奉满洲。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亲这最后热烈激切的教训，越发把一生的方向决定了。（《亭林余集》里有一篇《硕行人状》，读之便可知亭林受母亲影响的程度）他起初只将母亲浅埋，立志要等北京恢复，崇祯帝安葬后，才举行葬礼。过了两年，觉得这种希望渺茫，勉强将母亲先葬，然而这一段隐痛，永久藏在他心中，终身不能忘却。他后来弃家远游，到老了也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就是为此。

他葬母之后，隆武帝（唐王）在福州，遥授他职方司主事。他本想奔赴行在，但因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清了东南的悍将惰卒，不足以成事，且民气柔弱，地利也不利于进取，于是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暗中结交豪杰，以图光复。曾五次拜谒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六次拜谒思陵（明怀宗陵，在直隶昌平）。其时他的家早已破败，但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从未困乏。每到一地，对于有注意价值的地方，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门生或友经营，他又往别处去。江北的淮安，山东的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的遗迹。可见他绝对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的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之人。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他到处经营这些事，弄些钱做什么用处？我们试想一想。他后半生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常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子驮带应用书籍。到一险要地方，便寻些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倘若和平时所闻不合，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照勘验。到晚年，乃定居陕西之华阴，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论，实他邦所少，而华阴扼守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听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

译不过十里之遥。如果志向在于天下四方，那么一旦出关，便拥有如高屋建瓴般的优势。可见他即便定居一地，也并非毫无意义。他虽是南方人，后半生却全都奉献给了北方，直到去世也不肯回家。他本性是性情极为宽厚、恪守礼节极为严谨的君子。父母的坟墓，他硬是忍着几十年不去祭扫。夫人去世，他也只是对着风哭了一场。为什么他的行为反常到如此地步？这个哑谜，只好让天下后世有心的人去胡乱猜想了。

译在他北上漫游之前，曾有家中的世袭仆人，受乡里豪强的唆使，控告他“通海”。当时与鲁王、唐王有往来的人，被称为“通海”。他亲自抓住那个仆人，把他扔进海里！因此闹了一场大官司，几乎丢了性命。康熙三年，他在京城，山东忽然发生文字狱，牵连到他。他立刻亲自到济南对簿公堂，入狱半年。这是他一生中经历的险难。

康熙十六年开设博学鸿儒科，京城里的权贵们，争相想要招揽他。他让他的门生宣告：“刀和绳子都准备好了，不要加速我的死亡。”次年开设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又要特别推荐他。他给叶方蔼写信说：“七十岁的老翁还有什么所求？只欠一死。如果一定要逼迫我，我就以死相殉了。”清朝朝廷的那些人，因此再也不敢惹他。

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小时候由他抚养提拔。后来他们做了高官，要接养他南归，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他平生立身行事极其严格。有一次徐乾学兄弟请他吃饭，入座不久，他便起身回寓所。徐乾学等人请求他吃完再走，并张灯送他回去，他变了脸色说：“世间只有淫奔、纳贿这两件事是在夜里进行的，哪有正人君子在夜里出行的？”他的方正刚直类同于此。

先生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潜心研究一代的典章制度，考察制度的得失，百姓的利害，与前代史书旁推互证，而以六经作为最终的准则。游历所到之处，用骡马载着书跟随自己，凡是西北的险要关塞，东南的海滨角落，必定呼叫老兵退伍士卒询问其中的曲折情况，如果与平日所听到的不合，就打开书检阅核对。或者径直行走于平原大野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在马上默诵各种经书的注疏，偶尔有遗忘的，就再打开书熟读。他所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选取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旁及文编、说部、公移、邸抄之类，凡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就随手记录，斟酌增减，不空谈拘泥古法，务必验证于今日可行之事，历时近二十年才完成。另外有一部书叫《肇域志》，则是考察利病之余结合图经而写成的。现在偶然获得传本，书共一百卷，行距密字小，他自己说“正文写不下，就注在旁边；旁边还写不下，就另外写备录”的。可惜虽然开端宏大，但《郡国》仅具备长编，颇疏漏义例；《肇域》又来不及删定，以成一家之言。

先生精通音韵之学，依据遗留的经典来纠正六朝、唐人的失误，依据唐人的成果来纠正后来人的失误，著有《音学五书》：一是《音论》三卷，分十五篇，都引用古人的说法来相互验证，持论精辟广博。只有入声打乱了旧法，后来的音韵学者，越阐发越精密，有的超出了他的论述范围。但就其发明古义而言，在陈第之后屹立为正宗；二是《诗本音》十卷，主张陈第的诗无叶韵说，不与吴棫的《补音》争辩，但也完全不用吴棫的体例；列出本证、旁证两条，阐明古音原本就是这样读，不是迁就而成，所以叫本音。列举南宋以来随意叶读的谬误，至此廓清。三是《易音》三卷，因为它的音与诗音不同，又常常不押韵，不如诗音确切，而且有附会；但考核精当之处，对古音不无裨益。四是《唐韵正》二十卷，用古音纠正唐韵的错误，逐字寻求古音，应当移出的移出，应当移入的移入。比起其他家谬执今韵言古音，只知道有字应当移入，而不知道应当移出，导致今古纠缠，不可究诘；他的体例特别明晰。五是《古音表》二卷，分十部——一东、冬、钟、江；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咎；三鱼、虞、模、侯；四真谆、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五萧、宵、肴豪、幽；六歌、戈、麻；七唐、阳；八耕、清、青；九蒸、登；十一侵、覃淡、盐添、咸衔、严——凡以平声为部首，三声随之。其移入与割并的部类附见其中。考察古法，多相吻合。另外《韵补表》一卷，对于古音叶读的舛误，今韵叶读的乖方，各自分别注释，得失自见。

先生兼爱金石，当他足迹所经，荒山颓址，遇到有古碑遗迹，必定拨开杂草，擦去斑藓阅读，手录其要点回去。著有《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每有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王昶所不及的地方。

先生平生精诣之书，无过《日知录》三十一卷。对于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类，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对学术世道最有补益。自序说：“我从小读书，有所得就记下，如果有不合的，时常修改确定；如果有古人先我而有的，就删去。”他的去取谨慎、不依傍他人如此。晚年更加笃志经学，住在华阴时有求文的，告诉他说：“文章不关乎经术政理的大者不值得写。韩文公起八代之衰，如果只是”

译他撰写了《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安碑》《张中丞传叙》，而所有阿谀奉承的墓志铭一类文章都不写，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泰山北斗吗？他极力排斥王阳明一派的理学，认为“经学就是理学。自从有人抛开经学来谈论理学，邪说便由此兴起。”于是依据朱熹的学说，参酌黄东发的《回抄》，因此对上蔡、横渠、象山等人的指责非常严厉，并撰写了《下学指南》一卷。凡是请求讲学的人，他也一概谢绝。他在关中地区对人们说：“各位，是关学的遗存。张横渠在蓝田的教化，以礼为先。孔子曾经说‘用文献丰富我的知识，用礼制约束我的行为’，而刘康公也说‘人禀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要有行动、礼义、威仪的准则来安定天命’。那么君子做学问，难道能离开礼吗？近来那些讲学的老师，一心只想聚集门徒、树立旗帜，而他们的教化并不严肃，正忙于应付那些像茅鸱一样的琐事都来不及，还谈得上其他的什么呢！”他的学术宗旨，全都体现在他与友人讨论学问的书信中。

译所谓圣人的道理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广泛地学习文献”，回答说“行事要有羞耻心”。从个人自身一直到天下国家，都是需要研习学问的事情；从作为臣子、弟弟、朋友，一直到日常交往、辞让接受、获取给予之间，都是需要有羞耻心的事情。读书人如果不坚守羞耻心，就是没有根本的人；如果不喜好古代典籍、见闻广博，就是空虚的学问。用没有根本的人，去讲求空虚的学问，我看他虽然天天从事于圣人的事业，却离圣人越来越远了！

康熙庚申年，他的妻子在家中去世，他只寄诗挽悼而已。第二年，他在华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他没有儿子，自己立侄子顾衍生为继承人。门人护送灵柩归葬昆山。他所撰写的著作除了上述之外，还有《顾氏谱系考》一卷，《菰中随笔三卷》，《救文格论》一卷，《杂录》一卷，《亭山文集》六卷，《诗集》五卷，《余集》一卷。高弟吴江潘耒收集他的遗书，作序并流传开来。

他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多么精勤。亭林是绝顶聪明的人，想来谁也会承认。但他做学问的功夫却再笨没有了。他从小受祖父教导，说“著书不如抄书”。他毕生的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他“以抄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城志》全属抄撮未经厘定的作品。若《日知录》，实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的，其实不过十分之二三，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占十分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于抄而不在著。

虽说抄书，却绝非如“文抄公”那样为抄而抄，实际上是寓创新于抄书之中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了几卷，他答道：

我曾说今人编纂的书，正如今人铸钱。古人从山里采铜，今人则买旧钱称之为废铜来充当铸钱的原料罢了。所铸的钱既已粗劣，而又将古人传世的宝物舂捣碎散，不能留存于后世，岂不是两失吗？承蒙问《日知录》又成了几卷，大概是期望我像用废铜铸钱一样。而我自从分别以来一年，早晚诵读，反复探究，仅得十余条，然而差不多像是从山里采来的铜吧。

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的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使抄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的是先彻底了解一件事的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到真相，全看所凭借的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富完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真实可靠。所以资料的搜罗和甄别，实占全部工作的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说的采山之铜与废铜的区别如何。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的重要性，也可以领会了。

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与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困学纪闻》相比。从表面看来，体例像是差不多，细究它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的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书》不然，每一条大率都是合数条或数十条的随手札记才能成篇，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试观卷九的宗室、藩镇、宦官各条；卷十二的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卷十的黄金、银、铜各条，卷十二的财用、俸禄、官树各条卷二十八的押字、邸报、酒禁、赌博各条卷二十九的骑、驿、海师、少林僧兵、徒戎各条卷三十的古今神柯条，卷三十一的长城条，则他每撰成一条，事前要做多少准备工夫，可以想见。所以每年仅能完成十数条，即为此。不然，《日知书》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也不过一二千字，何至于旬月才得一条呢？不但如此，《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深意。例如卷十三的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习、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敎、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愿之十二条，实前后照应，共同阐明一个义理，剪裁组织，煞费苦心。其他各卷各条类此者也不少。所以，如果拿阎百诗《潜丘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

译相比之下，还稍微有些相似。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全不相似。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加工品，最多可以比作绵纱或纺线。亭林精心撰写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加工品，是灯下由纤细女手亲自织成的布匹。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于此。后来王伯申（王引之）的《经传说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垫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无论从事何种学问都应当采用它。

译顾炎武对于著述家的道德问题，极为重视。他说：“凡是写书的人，没有比把前人的书改窜后当作自己作品的毛病更严重的了。”（《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又说：“晋代以后的人，就有把别人的书窃取来当作自己作品的人，像郭象的《庄子注》、何法盛的《晋中兴书》之类就是。至于明朝一代的人，他们所写的书，无非都是窃取盗用的罢了。”（《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他还说：“现在的人，只有浅薄的品行而没有杰出的才华，不能通晓作者的本意，他们盗窃而成的书，一定不如原本，称为‘钝贼’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同上）他论及著述的品格，认为“必须是古人所未曾完成，而后世又绝对不可缺少的，然后才去写。”（《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他完成《日知录》后常常勘误修改，“如果有古人先于我而写出的，就删去它”（《日知录·自序》）。那么，即使是自己发明而与前人暗合的尚且不屑保留，何况剽窃！学者必须有这种志气，才配得上说创造。自从顾炎武极力提倡这个义理，它便成为清代学者重要的信条。“偷书贼”不能再在学者社会中立足，这对于学风的影响非同小可。

大学者有两种必要的态度：一是精慎，二是虚心。顾炎武的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他说：“著述的人，最不利的是把未定稿的书流传给别人。”（《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他又说：“古人的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的精力去写作的……后人的书，越多越错漏，越快越不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看待成书太容易而急于求名。”（《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潘次耕请求刻印《日知录》，他说要再等十年。他初刻《日知录·自序》中说：“旧刻这八卷，到现在六七年了。年老而学问更加精进，开始后悔往日学问不广博，见解不卓越。……逐渐增补修改，……但仍然不敢自以为定稿。……因为天下的道理无穷无尽，而君子立志于道，不成章法就不能通达。所以昔日的所得，不足以自夸；后日的所成，不能以此自限。”（《文集》卷二）

顾炎武说：“人做学问，不可自轻，也不可自大……自轻，是浅薄；自大，也是浅薄。”（《日知录》卷七《自视`然`条`）他的《日知录》，阎若璩驳正了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见赵执信所作的阎若璩墓志铭）他的《音学五书》，经过张力臣改正了一二百处。（见《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他说：“时人的言论，也不敢埋没君子的谦逊，然后才可以进益于学问。”（《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这种态度，真可以永远作为学者的模范了。

顾炎武的著述，如果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如果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那么乾嘉诸老，恐怕没有人能超过他。总括来说，清代许多学术，都由顾炎武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此外著述，还有《五经同异》三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此外《九经误字》一卷，《五`经`考`一`卷`，`《求古录》一卷，《韵`补`正`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历代宅京`记`二`十`卷`，`《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八`卷`，`《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官`田`始`未`考`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谲觚》一卷，《茀`录`十`五`卷`，`《明季实录》一卷，《圣`安`皇`地`本`纪`二`卷`，`《救文格论》、《诗`律`蒙`告`、`《下学指南》各一卷，《当`务`书`六`卷`，`《菰中随笔》三卷，《文`集`六`卷`，`《诗集》五卷。其书有的存世有的散佚，现在不详细注明。但看其目录，就可以知道他对后来学术界的影响如何了。总之，顾炎武在清代学界特别的位置，一在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的玄谈，专门从客观方面研察事务条理。二在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参验耳闻目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都是。三在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都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之所以能历久常新，不仅在于其学术之渊粹，更在于其人格之崇峻。

○顾

译顾祖禹（1631—1692），字景范，是无锡人。

译父亲桂柔谦，字刚中，精通史学，著有《山居赘论》一书。先生自幼继承家学，不从事科举应试的八股文写作，经书史籍都能背诵得流畅自如。他为人沉稳敏锐，有宏大的谋略，廉洁耿介，质朴厚道，不追求当时的名声。他喜欢远游，足迹遍天下，却无所遇合，归来后闭门著成《读史方舆纪要》。该书首先绘制舆图，其次论述历代州域的形势，再次详述直隶及十三省的疆域、山川险要，接着辨析河流湖泊的异同，最后以天文分野作结，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凡是职方、广舆等类书籍中沿袭错误、承袭谬误之处，他都一一驳斥纠正，全部依据正史进行考订折衷。对于山川形势的险要，以及古今用兵战守、攻取成败得失的踪迹，都有论证。即使是荒僻幽深狭窄的地方，也如同亲眼所见、亲身踏足一般。他论述中最精辟的观点是：“天下的形势，取决于建都；所以边疆与腹地没有固定的位置，有的地方在此为要害，在那里却是散地；有的地方在那里为散地，在此却是要害。”又说：“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确立根本必须审慎观察天下的形势，而起事则常常不选择地点。”先生撰写此书，二十九岁开始起草，五十岁才完成，没有一天中断。他自述道：“凡是舟车经过的地方，必定察看城郭，核对山川，考察里程道路，询问关隘渡口，以及商旅子弟、征戍士卒，有时与他们从容谈论，考核异同。”他的努力可以说是非常勤勉了！所以读他的书，可以不出门而周知天下的形胜之地。研究地理学问的人，没有人能超过他。魏叔子称赞他“深思远识在语言文字之外”，推崇为数千年来绝无仅有的著作，这不是虚誉。咸丰年间粤寇进入吴地的道路，先生的书早已预先论及，这难道不是卓越的见识吗！

○桂馥

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号未谷，是山东曲阜人。

他的祖先籍贯在贵溪，明朝初年因随从征战的功劳世袭尼山卫百户，因此定居于此。他年少时酷爱学习，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尤其潜心研究小学和金石学，擅长篆书和隶书。乾隆戊子年，凭借优异品行被选入国子监，得以结识翁方纲阁学，两人一起考订学问，造诣更加精深。不久教习期满，补任长山训导。他生病后认为生性空疏，便与历城人周永年设立借书园，藏书万卷，并在其中祭祀汉代经师，贫穷而好学的人往往向他借书。已酉年，他在乡试中举。过了第二年，考中进士，当时年龄五十多岁了。不久被授任云南永平县知县。永平原本是滇边县邑，他卧床处理政务，境内安宁，政令简省，刑罚清明，于是得以有空闲整理经学著作。

他曾说：“士人不通晓经义，不足以施展才能；训诂不明确，不足以通晓经义。”于是从诸生到做官的四十多年间，每天选取许慎的《说文解字》与诸经的含义相互疏证，写成《说文义证》五十卷。辗转推究贯通，征引广博详尽，前有如段玉裁，后有如王念孙，大致形成鼎足之势，都是许慎的功臣。他又绘制了从祭酒以下，包括徐锴、徐铉、张有、邱衍等人的《说文统系图》。因此题写他的书室为“十二篆师精舍”，大概他毕生的精力都汇聚于此。

他还著有《札璞》十卷，考据也详细丰富明确，不亚于钱大昕的《养新录》。又有《缪篆分韵》五卷，《晚学集》 eight卷，《诗集》四卷。他兼通刻印，世人将他比作文三桥；但这只是末技，不足以加重先生的分量。他七十岁时，在任上去世。

○桂文灿

桂文灿，字子白，是广东南海人。

道光二十九年考中举人，被拣选为知县。同治年间，他进献所著的《经著丛书》，随即奉皇帝谕旨说：“所呈献的各书，考证笺注，都尚且详实明了。《群经补证》这一编，对近儒诸经的解说多有纠正，荟萃众家，确有依据，充分显示出潜心研究的功夫。”丛书包括：《易大义补》一卷，《禹贡川泽考》两卷，《毛诗释地》六卷，《诗笺

译《诗释地》六卷，《周礼通释》六巻，《春秋左传集注》一卷，《春秋列国疆城考》一卷，图一卷，《重辑江氏论语解》二卷，《四书集注笺》二卷，《经学辑要》一卷，《经学博採录》十二卷，《群经舆地表》一卷，《说文字部首句读》一卷，《子思子集解》二卷，《弟子职解诂》一卷，《四海记》二卷，《海国表》一卷，《海防要览》一卷，《掌故纪闻》一卷，《牧令刍言》二卷，《疑狱记闻》一卷，《周髀算经考》二卷，奏疏四卷，《潜心堂文集》二卷，稿均藏于家。又尝与修广东图说九十二卷，论者谓其所著书精湛处，陈兰甫或不逮云。

译○杭世骏

杭世骏（1696—1773），字大宗，别字堇甫浙江仁和人。

年少时便负有非凡的才华，对于学问无所不通。他所收藏的书籍，堆满床榻和几案，不下数万卷，他沉浸其中，眼睛看着，手抄着，几乎忘记了早晚。考中雍正甲辰年乡试。受聘担任福建同考官。乾隆元年，被召试博学鸿词科，授予编修一职。校勘武英殿的《十三经》《二十四史》，编纂修撰《三礼义疏》。先生博闻强识，口才如悬河般滔滔不绝。当时方苞享有盛名，先生独自从容不迫地与他辩论，方苞退让回避他。有前辈学者以经学相质问，先生看了一遍说：“某说法见于某书某集，拾人牙慧做什么？”有学子请求请教，先生问他的学业，他以一部经书回答，先生就用经书诘问他；又以一部史书回答，先生就用史书诘问他，都把他问得理屈词穷。于是先生说：“我对西晋末年十六国的事稍微能详细些。”先生说：“你知道那时侯有慕容垂吗？他身高多少尺？享年多少？”那人羞愧沮丧地离去。因此先生颇遭忌恨。改任御史，分条上奏四件事，交给官吏评议，不久被放还。然而高宗仍然采纳了他的言论。

罢官归乡，在壮门奉养母亲，自号秦亭老民。与乡里的老人以及方外友人结成南屏诗社。后来皇帝驾临湖上，赐复原官。享年八十多岁。

先生性情简傲通脱，不事修饰；即使是同辈有时也遭到他的轻视。然而他自己说：“我的经学不如吴东壁，史学不如全榭 山，诗学不如厉樊榭。”却又如此谦退。然而先生的学问，实在以史学最为精到。已经著有《诸史然疑》、《史记考异》《两汉书疏证》、《三国志补注》《晋书补传赞》、《北史摭稂》等书；晚年更想补纂《金史》。以至于特意建造“补史亭”，成书几百多卷。

先生兼通礼学，有请求恢复汉代儒生卢植从祀的议论。又议论说：应当服丧才能确立师道，激励浇薄之世。朋友不服丧，是为了防止不肖之人献媚权势，贤者结怨于流俗。当时的舆论都认为治理得当。在馆阁时曾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宋元以来诸儒关于《礼记》的论述数百卷，用来续补宋代卫正叔的书。只是他所著除《道古堂文集》四十八卷《诗集》二十六卷外，仅有《石经考异》二卷，《诸史然 疑》一卷，《两汉蒙拾》二卷《晋书补传赞》一卷，《文选课虚》 四卷，《续方言》二卷，《榕城诗 话》三卷，《三国志补注》六卷， 《质疑》二卷，《词科掌录》若干 卷，均刊行。《续礼记集说若干卷，最近才在浙江书局付梓。《金史补》残存五卷，藏在江南图书馆。其余著作《史汉北齐疏证》以及《历代艺文志》、《两浙经籍 志》、《续经籍考》等遗稿,都不可得了。

○郝懿行

郝懿行（1757—1825），字恂九，号兰 皋，山东栖霞人。

嘉庆己未年进士，官至户部主事。为人恭顺沉默谦退，讷讷好像说不出话；只有谈论经义，则喋喋不休忘记疲倦。所居之处四壁萧然，处之安然自若。在郎署浮沉二十年，对官场极为淡漠，只是一心致力于著述。所著有《尔雅义疏》十九 卷，用力最久，稿本多次修改，直到临终后才完成。他说：“邵氏《正义》对于声音训诂的渊源尚多壅塞不通，所以很少发明。”于是不怕繁复的言辞来阐发“字借声转”的意义；而且草木虫鱼多出于实验，于是远远不是邵氏所能比及的。他解说《春秋》，主张经文直书其事，褒贬自然显现，并非圣人有意增减，成《说略》十二卷、《春 秋比》二卷。对于《易》，有《易说》十二卷；对于《书》，有《书说》二卷、 《图书辑要》一卷；对于《诗》，有《诗说》二卷，《诗经 拾遗》二卷；对于《礼》，有《郑氏礼记笺》 四十九卷。又因为《竹书纪年》《山海经》传习的人稀少，每每被后人混杂扰乱，于是援引各籍，正名辨物，订正其讹谬，作《山海经笺疏》 十八卷、《竹书纪年校正》 十四卷。又曾纠正《荀子》杨注的错误，作《补注》二卷。乙未年，养病，停止《尔雅》的学业，另览晋宋史书，成《晋宋书 故》一卷，补《宋书刑法食货 二志》一卷，刺取《宋书》琐事若干卷，杂抄晋文若干卷。隐居田间时，咨询乡野老人，静观物态，作《燕子春秋》《蜂衙小记》各一卷。而《纪 海错》一卷，尤其足以补证《禹贡疏》。其余《证 俗文》十九卷，《晒书堂诗 文集》十七卷，笔记八卷。道光乙 酉年在任上去世。

妻子王氏名圆照，字瑞玉，也广泛涉猎经史。先生去世后，辑录他的遗书，以求彰显于世。并撰写《诗问》七卷，《列女传 补注》《列仙传校正》。这不能没有传记，所以附记在这里。

○何秋涛

何秋涛，字愿船，福建光泽人。

小时候能列举天下府厅州县的名字

译统计其四境所到达的地方。道光癸卯年在乡试中举，过了一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更加广泛地结交朋友，广泛阅读传记类书籍，学问于是大有长进。撰写了《律心》一书，上自《吕刑》，下到当代律文，贯穿为一部书。寿阳的祁相国见到后认为它很奇特。可惜稿本被人偷窃，最终没能流传下来。

译当时京师谈论宋学的有：倭文瑞公、曾文正公、何文贞公、吴侍郎廷栋、邵员外懿辰、丁正中彦俦；谈论汉学的有：何编修绍基、张州判穆、苗贡生夔，以及同乡陈御史庆镛；谈论古文的有：梅郎中曾亮、朱御史琦、王都御拯、冯按察志炘。先生专攻汉学，却每日与各位公卿相处，从未以门户之见标榜特异。他对于经史百家的辞章、事物的道理，考证剖析，务必穷究其源流始末，而最终归结于实用。刑部奉诏撰写《律例根源》，其中很多也是先生亲手确定的。陈御史庆镛曾收到匿名信，按法应当销毁，他因有疑问而向先生请教，先生说“军国重大计谋应当上报朝廷”，引用旧例，陈述证据后上报。先生凡是通达事理都如此。

先生尤其精通地理之学。因为俄罗斯地处北方边远之地，与我国边境哨卡相近，著录家虽然从事编纂辑录，却没有专门的书；于是先生开始编写《汇编》六卷，随后又增加《详考》，以钦定诸书及正史为依据，旁采图理琛以下，直到西洋艾儒略、南怀仁等人的各家论述，纠正其错误，去除其荒谬，首先列出《圣训御书》十二卷，其次《圣武述略》六卷，其次《考》二十四卷，《传》六卷，《纪事四卷》，其次《考辨》合二十卷，其次《表》七卷，最后是《图说》一卷，总共八十卷。尚书陈育恩代为进呈，文宗阅览后，赞许其学问有根基，赐名《朔方备乘》。先生被提拔为懋勤殿行走。不久因忧惧离职。咸丰庚申年，外敌攻入京师，书籍随即散失。先生也穷困潦倒，无法自持，客死在保定莲池书院，享年三十九岁。儿子芳来拿着残稿拜见李文忠公，文忠公嘱咐畿辅志局为之整理校刊。

其余著作有《蒙古游牧记补注》四卷，《周书王會篇笺释》三卷，《一镫精舍甲部稿》八卷，《校正元太祖亲征录》一卷，都先后刊行。还有《篆隶源流》、《诗文集》若干卷未刊。

○何焯

何焯（1661-1722字屺瞻，号茶仙，江苏长洲人祖先曾因“义门”受表彰，学者称他为义门先生。

他孤高耿介，喜爱学习，起初得罪了钱谦益、方苞，后来又得罪了徐乾学。他寄居在翁叔元家中，翁叔元受权贵指使弹劾汤斌，先生与他断绝交往，当天就搬走行李离去。

康熙二十四年，他充任拔贡生。四十一年，圣祖南巡，李地推荐他博学雅致，于是召试，命他直南书房。第二年，赐他举人身份。参加礼部考试，落第。又赐他进士身份，选为庶吉士，仍直南书房。不久命他侍读皇八子允禩贝勒府，兼任武英殿纂修。然而忌妒他的人越来越多，散馆时将他列为下等，应当罢黜，特诏留馆肄业。过了十年，才授予编修官职。

五十四年，皇帝在热河，有人捏造谣言上报，诏令将他下狱；没收他的全部书籍，圣祖阅览后没有怨恨的话，又得到他拒绝吴县令馈赠金钱的信札，立即赦免他，留任校书。

六十一年他生病，诏令赐给医药，六月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先生精于校书，藏书数万卷；又多见宋元旧本，点校勘误脱漏，分别用朱墨标记，藏书家得到何氏校本，视为至宝。他所校定的《两汉书》《三国志》，考证尤其精核。世宗在潜邸时，也将《困学纪闻》委托先生笺注疏解。乾隆五十年，方苞奏请取用他的书付国子监，作为新刊本的校正依据。先生凡是评点识语，必定透彻了解其表里，通晓核对其时势，没有一句话没有根据。每当读书论世，总是思考作为治理天下的工具，所以精审绝伦如此。他的书法得晋唐人法度，圣祖曾命他书写《四书章句集注》刻版。他所著《道古斋识小录》，多删取题目识语，最为详慎。下狱时，门人某人妄意其中有忌讳语，投入火中烧毁。有人说被其侵吞了。同乡蒋维钧刻印他的《读书记》五十八卷，流传于世。先生侍奉父母孝顺谨慎，将财产推让给兄弟。门人有才华而贫穷的，常在他家饮食并教导他们，著录弟子四百余人，多有名望。

○洪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安徽�县人。

十五岁成为诸生。乾隆乙酉年拔贡。乾隆戊子年乡试中举。丙申年，参加天津召试，名列第一，授内阁中书。

年轻时与同郡戴震、金榜交往，精于经学。因郑康成《易赞》，写作《述赞》二卷。又著《明象》一书，未完成。他解释《周易》，训诂本于两汉，行文类似先秦。又撰写《四声韵和表》五卷、《示兒切语》一卷。此前，江永切字六百一十六个，此书增补一百三十九个字；又以字母“见溪”等字注于《广韵》每字之上，以确定喉吻舌齿唇五音。大概他的书宗奉江永、戴震两家的学说而更加详细。又著《周易古义录》、《书经释典》、《诗经古义录》、《诗经释典》、《仪礼十七篇书后》、《春秋公羊传例》、《论语古义录》、《初堂读书记》、《初堂

译《随笔》、《许氏经义》等著作。他潜心研究奇门遁甲之术，因这种术数触犯了造物主的忌讳，便在病重期间将自己所写的著作全部焚毁。去世时年仅三十五岁。

译先生以正道约束自身，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美名在乡里显扬。他一生所学，衷心信奉戴震的学说。戴震撰写《孟子字义疏证》时，当时的读者不能通晓其意旨，只有先生称赞它“对阐明六经和孔孟的言论功劳极大，使后来的学者不致心神驰骋于高远玄妙之境，而能明察人伦道理。”先生撰写戴震的行状，收录了戴震的《答彭尺木书》——即推论《疏证》观点的文章——朱筠看到后说：“不必收录，戴震所传承的学问，关键并不在此。”先生于是上书极力辩解说：“戴震的这本书，并非要驳难程颐、朱熹，而是纠正陆九渊、王阳明的过失；并非要纠正陆九渊、王阳明，而是驳斥老子、佛家的邪说；并非要驳斥老子、佛家，而是驳斥那些后来的学者，他们实际上信奉老子、佛家，却表面上装作儒家，传授周公、孔子的言论，却导入老子、佛家的教化，用老子、佛家的似是而非，扰乱周公、孔子的真谛，并且都依附于程颐、朱熹的学说。既然如此，那么戴震并非故意制造异同，并非趁机酝酿嘲讽，并非想要夺取彼方而给予此方，这是非常明显的。”直到今天，学者们知道不能仅仅用声音训诂来界定戴震，这是先生的功劳。

○洪钧

洪钧（公元1839-1893），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以第一名进士的身份担任“修撰”，曾出任湖北学政、江西视学，并到陕西、山东主考官试。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晋升为内阁学士。担任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的大臣，在此期间他对元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洪钧是一位留心蒙古史研究的学者。过去元史的编撰，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铁骑驰骋于欧亚两大洲时，往来的文书，都是蒙古土语，既不易理解，又很难看到，其他文字的有关记载，或史官的文稿，不仅简略，而且在战争中保管困难，所以等到明朝修史时，剩下来可供参考的资料已经不多了。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宋濂等人奉命修撰元史，把元朝的档案资料与相关图籍从北京运往南京，又有散失。加之在编撰过程中行事草率，只用了短短的一年，就仓促完成了《元史的编撰工作。因此，明朝修撰的《元史》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补正的问题。

在洪钧出使俄、德、奥、荷期间，经过多方探询，了解到蒙古史书的一些重要线索。他在俄国得到波斯人拉施特哀丁撰写的一本《史集》。该书是用阿拉伯文写的，而洪钧身边没有人懂阿拉伯文，经过他多方寻访，最终找到了俄国人贝勒津的俄文译本。《史记》的作者拉施特哀丁，原本是蒙古汗的侍医，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史态度严谨的学者。所以《史集较完整如实地记述了当时蒙古地区各游牧部落的起源及其相互关系与发展过程，并对成吉思及其前、后辈的一些重要活动，也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拉施特哀丁在编撰此书时，参阅了波斯蒙古汗档案中有关用蒙文写成的史料，并采访了来自各国的一些学者，如孛罗丞相等。孛罗精通突厥民族的源流，熟谙蒙古历史，因此他给拉施特哀丁提供许多重要的史料。拉施特哀丁还参考了许多国家的重要史籍，研究了一些传说，采录其中证据确凿的部分。因此，使他编撰的这本专著内容完备，文笔简洁，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元史著作

此外，洪钧还找到一部英译本的多桑《蒙古史》。多桑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公元1780年生于君士坦丁堡历任瑞典的外交官，公元1855年在柏林去世。他精通突厥、阿拉伯、波斯以及西方诸国的多种语言，这就为他接触以多种文字记录的关于蒙古族活动的史料提供了便利，因而使该书能够对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欧洲等地的活动，作出比较详细的叙述。

洪钧借助这两部史书，为他研究元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但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仅统一人名、地名族名的工作，就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他分别向各方求教，审辨其读音，细听其议论，使他在确定名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然后开始了他的《元史译文证》的撰写工作。洪钧的本意在于考证史书的错误，补全史书的缺漏，两年中三次修改稿件，才完成了初稿。但其中几卷，疑难较多，凌乱散漫，来不及写成定本，他就回国了，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公务繁忙，很少有时间和精力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不久他患病，临终时嘱咐其子洪洛继承父志，完成这部专著。

译不幸的是，洪钧、洪洛相继去世，原稿散失。幸好洪钧生前已将原稿抄寄给沈子培和陆润庠，陆润庠是洪洛的岳父，对洪氏父子相继去世深感悲痛，便与沈子培一同完成了洪钧未竟的事业。

译洪钧对于补正元史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毫无畏惧，利用搜集到的资料考证补正《元史》，为后来的元史研究清除了一些障碍，开拓了一条宽广的新途径，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所著的《元史译文证补》，至今仍是研究元史者一部重要的参考书。但是，《元史译文证补》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在引用书目、翻译人名和地名等问题上，洪钧仅凭译者的口述进行笔录，未能亲自校读原文，对元代译名的变化规律没有采取审慎的态度，有的甚至随意篡改，致使译音错误的地方很多，给后来研究元史的人带来了不少麻烦，也使得该书的史料价值有所降低。

○洪亮吉

洪亮吉（1744-1832年），字君直，又字稚存，江苏阳湖人。

他六岁时父亲去世，家贫，便到外祖父家读书，聪明才智远超一般孩童。二十四岁时，补为秀才。朱学士筠在安徽主持学政，洪亮吉前往拜师，所交往的多是知名士人。起初他喜好诗词文章，到了这时才兼治经史之学。他极其孝顺，笃行仁义。常常带着笔砚在公卿之间游历，节省所得收入来供养母亲。恰逢他在处州做客，母亲去世，弟弟不敢直接报丧，只写信说母亲病重催促他回去，他在途中得知死讯，痛哭跳跃落入水中，被人救起，过了很久才苏醒。后来每逢母亲的忌日，他就不吃东西。

他居住在陕西时，挚友黄景仁在安邑病重将死，急忙托付身后之事；洪亮吉听到消息，立即日夜兼程走了七百余里，扶着灵柩返回家乡，并办理了丧葬事宜。乾隆庚子年，他在顺天府乡试中举。庚戌年，考中进士，被授予编修一职。担任石经馆收掌官。因为旧版《十三经》中多有讹误和俗字，他向总裁禀报想要更正，未能被采纳。壬子年，他担任乡试分校官，随即被任命为贵州学政。在贵州期间，他上疏请求用郑康成的注本替换《礼记》中陈澔的注本，被户部议定驳回。他教导士人，崇尚并激励实学；因此贵州人争相知晓并喜好古学。

嘉庆丙辰年，他散馆，担任咸安宫总裁。不久进入上书房值班。皇帝就征讨邪教一事下诏征求疏议，他指陈规划，慷慨陈词千余言，触犯了执政者的忌讳，被压制列为三等。因为弟弟去世，他称病辞职回家。己未年，他前往京城哭祭，被起用为实录馆纂修官，教习庶吉士。恰逢四川、湖北局势动荡，皇帝刚刚亲政，下诏征求直言，他想要有所进献和规劝，但考虑到编修官的惯例不宜直接上书言事，于是上书给成亲王以及座主尚书朱琏、刘权之，希望他们转奏。成亲王等人将原书进呈，大意是说：皇帝在上应兢兢业业，在于勤政远离奸佞；臣工在下应警惕戒惧，不要奔走钻营谋取私利。言语过于激切直率，皇帝震怒，下令军机处和刑部会审。审讯定罪，拟判死刑；特别施恩免死，流放伊犁。出发那天，居民围观在马前，相互叹息说：“这就是所谓不怕死的官洪翰林啊！”庚申年四月，京城大旱，皇帝亲自书写特旨释放他返回。诏书刚下达，当晚就下了大雨。计算他抵达伊犁才一百天，汉臣被赐还的速度，从未有过这样的。归来后，因此自号更生居士。从此埋头典籍，放浪山水十年。去世时享年六十四岁。

先生性格极其正直，可惜过于明辨恩怨，所以自认为“年轻时气量狭小”。诗文下笔有奇气，所著书共二百六十余卷。在经学方面，深研《春秋》。认为杜预注释《春秋左氏传》望文生义，未能达到古训的地方有十分之五六。于是他潜心搜求考证，用其他经典来校正这部经典，用别的传注来校勘这部传注，以贾逵、许慎、服虔、郑玄的注解为主，其中采纳通俗文说的，也是服虔所撰写的。地理方面则取法班固、应劭、京相璠等人，而晋以前的舆地图经中可信的偶尔酌情采录，写成《左传诂》二十卷。又辑录三传的古义，写成《公羊》、《穀梁》各二卷。在六书方面，通晓谐声。他说：“古代的训诂，就是依靠声音辗转相训，不离其本源。汉代儒者解说经书，都达到了这个义理，比如刘熙的《释名》、张楫的《广雅》，魏晋以来，声类字诂之类的著作，无不如此，所以声音的道理明白了，六经的宗旨也就得到了。”写成《汉魏音》四卷。又编排转注互训的内容，写成《六书转注录》十卷。依照《广雅》的体例，写成《比雅》十卷。他在毕尚书沅幕府中时间最长，参与编修《续资治通鉴》以及陕西、河南各州县志；因此他深于史学，尤其精通地理沿革。他常仿照《宋书·州郡志》作《补三国疆域志》两卷。对于要害争夺之地可以考证的，记载在郡县之下；那些郡县次序未经分割的，依据《续汉郡国志》；分割以及废除后又重新设置的，依据《晋书·地理志》；上与东汉、下与西晋界限分明不相混淆的，空缺不记。又因为东晋的疆域志与实际土地广狭不同，侨置的名目更多且混杂，而且有不详其地的，他取《晋书》纪传，参酌各家、《魏书》以及仅存的古地志，作《东晋疆域志》四卷，一律以义熙年间为断限，那些州郡得到后又失去的，都附载其中。又沿用前面的体例，杂采《御览》等书所引用的当时霸史，以及见于晋、宋纪传中确有依据的，作《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随后又编纂《乾隆府厅州县志》，以分布政

译辖境充实于三京，绘制地图二十幅，户口、道里、物产等项均依据《一统志》《舆地表》《会典等书，详细记载城池的兴废、山川的开凿，以及同知、通判的驻所、邮亭、镇堡、水道、陂池等，无不从今溯古；至于形势险要、战争频发的地区，则因事附录；而名人、古迹、冢墓、祠宇等，一概删削不载；全书共五十卷。其余诗文集，共八十三卷；词两卷，乐府三卷，诗话六卷，《晓讀書斋杂录》八卷，《传经表》《通經表》各两卷，《伊犁日记》《天山客谈》《外家記聞》各一卷。曾孙用懃重新编刊，加上年谱一卷，《史目表》两卷，题名为《洪北江遗书》。只有《公穀古义》及《西夏國志》十六卷，稿本散佚，未能刊印。

译○洪齮孙

洪齮孙，后来改名为惠方，字子龄，是洪稚存的幼子。江苏阳湖人。

他天资聪颖，酷爱学习，能够继承父亲的学业。在道光己寅科考中举人，担任广东镇平县知县。因为洪稚存曾经著有《疆域志》，于是洪齮孙仿照其体例，撰写了《补梁疆域志》四卷。其中那些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并无土地的虚名，以及一个名称对应两个地方，或者两个地方共用一个名称的情况，都如同前书一样，没有不辨明是非、区分同异的；并且详细记载了州的设置和治所，列举了县的沿革变迁，名山、大川、旧关、重镇，以及馆舍、殿宇、台阁，宫门、园陵等，都进行了搜集整理，以便扩大后人的见闻，这是前书所没有的。

他又撰写了《汉魏六朝隋唐地理书目考证》，分为十六类：一，星野；二，诂经；三；述古；四，一统；五，都邑；五，州都；七，山川；八，城郭：九，宫殿、寺庙、冢墓；十，道路里程；十一，故事；十二，传记；十三，风士；十四，物产；十五，外域；十六；总集。详细叙述源流，辅以引用佐证。比起章氏考证《隋书》，几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遗书藏在家中，未能整理刊印。他的诗文恪守家法，尤其擅长骈文，有《淳则斋骈文》若干卷

○洪饴孙

洪饴孙（1773—1816），字孟慈，又字祐乃，是洪稚存先生的长子。江苏阳湖人。

他自幼承袭家学，天资聪颖，酷爱读书。每十天半月不出门，朋友到他的书斋，搜索案头，堆积的稿纸已经有一寸厚了。在嘉庆戊午年乡试中举。四次参加礼部会试，均未考中。凭借荐举的试卷被选入国史馆担任誊录，这并非他的志向。任期届满，被选授为湖北东湖知县，在任期间有惠民的政绩，刚上任八个月就突然去世。享年四十四岁。

他体质向来健壮，能忍受劳苦。每当他发愤努力时，日夜不倦。步行一天可以走百里。他选择朋友极其严格，不会阿谀奉承。志向相合的人，他倾慕之至，唯恐不及。他短命去世，听到的人都很哀痛。李兆洛寻求他的遗书，得到了他所撰写的《世本辑补》十卷，《三国职官表三卷，《史目表》三卷，《毗陵艺志》四卷，《青埵山人诗》十。还有《汉书艺文志考》《隋唐经籍志考》《清史考略》《世本识馀》等各数十卷，都未写成。《世本辑补》，因为近世研究《世本》的学者虽然很多，但大多采集零碎残篇，粗略编排，杂乱而不贯通；他为了钩稽义类，纠正错误补充缺漏，期望恢复旧貌。所以用力极勤，对治学的士人很有裨益。起初交给江都秦嘉漠刊印，秦氏将其分为三大卷。又在序言中窜入几句话，冒用他的名字。李兆洛既刊刻了《职官》《史目》两表，又刊刻了这本书，作跋文以辨明真相。《毗陵艺文志》则是前无依据，向上采撷各种史书，向下考证郡邑志传，旁征各种书目及所收藏的资料，汇集成编，应是卢抱经主持修撰郡志时编纂的稿件。也未刊行。

○洪颐煊

洪颐煊（1765—1833），字旌贤，号筠轩，晚年号倦舫老人，浙江临海人。

他刻苦立志，努力学习，与哥哥洪坤煊、弟弟洪震煊曾在僧房读书，夜晚坐着借佛灯围坐谈论经义不停。学政际元招揽他们，他与洪震煊到省书院求学，当时有“二洪”之称。洪颐煊尤其精通经学训诂，贯通诸子史书，并且熟习历法算术。嘉庆六年考中拔贡生。在孙量衍家中做馆师，为他撰写《孙祠内外书目》七卷，《平津读记》十二卷，考据明晰审慎。他对唐代地理有很多心得。捐纳资财担任州判，代理广东新兴知县。恰逢阮元总督两广，知道他不擅长吏治而擅长文学，便聘请他入幕府，经常向他咨询经史。他喜好收集书籍。当时岭南旧籍充斥，他多次用重金购置，收藏善本三百多种，碑版二千多通，钟鼎彝器都撰写了目录，多为世间罕见之物。

他所著有的《礼经宫室答问》二卷，上篇记载宗庙的制度，附图三幅；下篇记载路寝、明堂、太学的制度，附图四幅；都采用问答形式进行研究，钩稽深奥，条理比李室以下各家更为严密。《孔子三朝记》八卷，因为阮元认为“孔门遗训中，《论语》之外，此书最为重要”，因此作了此注，体例完全遵循阮元的《曾子注释》，颇为精核。《管子义证》八卷，也足以弥补王念孙《读书杂志》所不及之处。《汉志水道疏证》四卷，选取班固所记载有名称的三百六十一条，无名称的一百三十一条，随其汇入之处，条分缕析，又交错引用古书，考证异同。又仿照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十驾斋养新录》，撰写《诸史考异》十八卷、《读书丛》二十四卷。考证本郡掌故，写成《台州札记》十二卷。辑录古佚书，写成《经典集林》三十二卷。其他著作有：《倦舫书目》十卷，《碑目七卷，《筠轩诗文抄》十二卷。还有《洪范五行纪论》五卷，《古文叙录》三卷，《孝经郑注

译《证》一卷。其《叙录》认为，贾逵、郑玄等儒者所注释的群经都是古文，自魏国王肃开始改变古法，甚至编造《伪古文尚书》来与郑玄作对。晋、宋及六朝时期，郑学虽然尚存，却往往违背其师承法度；因此以两汉为断限，详细记载其源流始末。可惜这些著作都未能流传下来，后来他在家中去世。

译○洪震煊

洪震煊（1770～1818），字百里。浙江临海人。

年轻时就有俊才的名声。兄弟俩居住在诂经精舍，与臧镛、丁傑早晚辩论疑难问题，臧镛常常感叹说：“大洪学识渊博，小洪思维精锐，两位先生的卓越见识，是我所不及的。”阮元称赞他说：“齐侍郎之后，没想到又能看到洪生了！”阮元编修《十三经校勘记》，洪震煊负责《小戴礼记》；编修《经籍纂诂》，洪震煊负责《方言》。他所刊刻的书籍，也常常协助校勘工作。

他曾经认为《太史公书》将鲁定公十二年冬天孔子离开鲁国前往卫国记载为错误，应定为十三年春天，并引用《史记》来证明。又读《夏小正》中“鞠则见知”一句，鞠星就是虚星。《尔雅·释诂》说：“鞠，就是盈。”盈与虚相反，鞠作为盈，就像治作为乱、甘作为苦一样，况且用来更正日躔以求得黄昏和清晨，绝无差错。因此撰写文章论述。又辨析《禹贡》中的“降水”不是绛水。郑康成认为淇水就是降水，这也是古文家的旧说。浙江就是岷江，不是渐江。选取汉代《地理志》和郭璞《山海经注》，用来证明郦道元的错误。尤其精通小学。在福建时，恰逢重建三百有三士亭落成，聚集宾客饮酒赋诗，他挥笔立就。在座的人都为之搁笔。勤奋学习读书直到深夜，就用锥子刺自己，通宵不眠。如果遇到构思，研究探求忘记吃饭，不弄懂就不停止。

所著有《夏小正疏义》五卷，《石古文考异》一卷，《檆堂诗抄》一卷以及《曾氏一贯论》、《颜子复礼论》，《性情说》等篇；都用汉学来驳难宋儒，虽然不无偏颇驳杂，但多有创见。

嘉庆十八年，也考中拔贡生，廷试后，因贫穷不能回家，进入直隶督学幕府，因微疾在深州去世，享年四十岁。

○侯康（附侯度）

侯康（1798--1837)，字君模，原名廷楷。广东番禺人。祖先籍贯江苏无锡。

幼年丧父，喜爱学习，喜欢读史书。家里贫穷没有书，母亲张氏借钱买下了十七史，读了很久，书卷都破旧了。喜爱南北朝各史所载的文章，写文章就效仿那种文体。阮文达督理广东，开设学海堂教导士子，赏识他的文章，由此知名。

后来更加研精注疏，完全通晓各种经书。喜爱《左氏传》，想著书来申述杜预的解释，没有完成。研究《穀梁传》，考证其中涉及礼制的部分，写成《穀梁礼证》。又考证汉魏六朝礼仪，贯通三礼，著书数十篇。其余群经小学，都有论说，多是前代儒者所未涉及的。

尤其深通史学，正史之外广泛搜集各类典籍，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注释隋朝以前的各史。自认为胜过李氏《南北史合抄》；足以与梅氏算书、顾氏《读史方輿纪要》并称鼎足。曾说：“注史与修史不同，注古史与注近史又不同。史例贵在严谨，史注宜于广博。注近史者，群书大多完备；注古史者，遗籍很少留存。当时被唾弃的残余，今天都是见闻的辅助，应当保留下来。”写成《后汉书补注续》一卷，因为惠定宇曾经补注过，所以称“续”。又《三国志补注》一卷，则因为杭大宗虽然补注但不完善，所以不称“续”。又因为隋朝以前的古书大多亡佚，著书者多湮没不彰，补撰《后汉》《三国》、《晋》《宋》《齐》《梁》、《陈》《北齐》《周》《魏十书《艺文志》并亲自注释。《后汉》《三国》成书，涵盖经史子三部，其余未完成。

为人孝顺友爱，敦厚诚实，性格兼具狂放与狷介，质朴直率，疏阔平易。喜欢饮酒，招呼朋友，诙谐戏谑不时发生，不经营家庭产业，只靠授徒自给。以优贡生考中道光乙未科举人。会试归来，发病，过了一年去世。享年四十岁。

附：侯度

侯度，字子琴，原名廷椿。广东番禹人。侯康的弟弟。

年少时贫困，在外为人抄书，晚上回家，灯下读书，儿女鸡犬环绕着他，也不顾。三十七岁，才成为县学生员。与兄长侯康同年考中乡试。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一等，试用为知县，分发到广西，代理河池州牧。按例有馈送礼物的惯例给上官，唯独他不馈赠，知府因此怨恨他。广西贼寇起事，河池州位于万山之中，没有城墙，先生砍伐树木作为栅栏，凭借山势联络，坚固可守。又让百姓十家为一牌，百姓有跟随贼寇的，仿效赵广汉的銗筩法，让良民告发奸民，十成六七。南丹土知州差役莫应和因事被拘禁，上官命令先生审问，得到实情，将要治他的罪。当时巡抚邹鸣鹤命令百姓团练，应和向知府申诉，说拿出家财团练，而知州索贿。知府向巡抚禀报，巡抚上奏朝廷；既已审明他是诬告，仍然袒护前奏，罚先生的俸禄。贼寇攻打桂林，巡抚命令先生守城，在城堞旁住宿数月。贼寇退去，又命令到梧州办理盐务。于是告病回家。刚到家里，病故。当时是咸丰五年五月，享年五十七岁。

为人安静朴实，温和厚道，经传贯通融洽，尤其擅长礼学。自大挑之后，志在吏治，常读诸

译史传中的循吏传以及兵书。又因为世风衰败，采集古书中的名言编纂成一本书，名为《述古轩家训》，在梧州时被贼人焚毁；其副本在番禺志书局，被夷寇焚毁，于是没有流传下来。所撰写的说经文，刻印在《学海堂集》中。又精通算学，所著的书，也散失了。

译○胡秉虔

胡秉虔，字伯敬，号春乔，是安徽绩溪人。

嘉庆乙未年考中进士。由刑部主事改任甘肃云台县知县，升任丹噶尔同知，在任上去世。

他研究经学恪守汉代儒家的家法，尤其擅长音韵训诂之学。所著《说文管见三卷：上卷为考证《说文解字》所引经书中散佚的文字和句子，以及古音青部分部次序、一字两句重文、篆隶字体演变等条目。中卷专门就各字进行疏通证明，并涉及假借义的条例。下卷为辨析许慎的序、徐铉的系传、新附十九字等。这些内容都有根基，不追求穿凿附会。《古韵论》三卷，上起沈约的《韵谱》、唐代陆法言的《切韵》、宋代郑樵的《七音略》，下至近世陈李立、顾亭林、江永、戴震、段玉裁等各家，无不穷究源头、推究末流，保留其正确之处而纠正其错误之处。大体上采纳戴震观点的较多。《卦本图考》一卷，因为朱熹说“纵横曲直，反复相生，无所不可”，未免开启了后世凭主观臆测解说经书的倾向。于是详细考证诸儒的说法，对照经典，正确的就采纳，采用汉人“此卦本某卦”、“此卦本某例”的说法，所以称为“卦本”。《尚书叙录》一卷，则是选取《书序》百篇逐一加以疏解。以上四种著作，潘文勤曾刊入《滂喜斋丛书》。另外撰写《周易小识》八卷，《尚书小识》六，《论语小识》八卷，《毛诗序录四卷，《汉西京博士考》二卷。还有《月令小识》、《四书释名、《小学卮言、《经义同斯录、《槐南丽泽编、《惜分斋丛录、《对床夜话诗集》等若干卷。只有《博士考》和在任张掖时采集前明殉节诸臣事迹辑成的《甘州成仁录》四卷，还有传本。

○胡承珙

胡承珙（1776～183年），字景孟，号墨庄，是安徽泾县人。

幼年聪慧，十三岁就进入县学。嘉庆六年辛酉年，以拔贡身份考中江南乡试。乙丑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不久升迁为御史，转任给事中。几年间，陈奏很多，如关于亏空弊端等条陈，都切中当时的利弊，常被施行。巳卯年，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上级官员认为他廉洁能干，调任代理台湾兵备道。在台湾三年，大力推行清理田庄、平息盗匪的法令，百姓和番人安定肃穆。事情无论巨细，都悉心综合管理，因此积劳成疾。请假回乡，途中不再出仕。在道光壬辰年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先生从小擅长辞章，入仕后，专心研究经术。遇到讲求实学的学者，总是殷勤拜访，引为志同道合之人。有人投送著作给他，必定仔细考核，辨别是非，不做虚文应酬。解说经书多有自己的心得，不随意苟同前人。回乡后，更加专心著作，不干预外事，研读经书常到深夜，寒暑不辍。共完成《毛诗后笺》三十卷，《仪礼古义疏义》十七卷，《尔雅古义二卷，《小尔雅义证》十三卷，《求堂诗集》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骈体文二卷。未完成的有《公羊古义》、《礼记别义》。其中《尔雅古补惠氏所未及，共数十条，与《尔雅疏证》最先脱稿。《疏证认为《小雅》虽被后人列入《孔丛子》，未必多有窜乱，不能因为伪《孔丛子》而一并认为它是伪作。选取戴震所疑四事，一一辨释，都载于本书。《仪礼疏》始于在京任职时，在福建渡台之后完成。每日公务之余，辄纂数事。对于今古文发凡起例，认为典籍流传，字多通假，与《周礼故书、《礼记》他本、《论语异读道理没有两样，无不审定声义，务求折衷。

先生毕生精力所专注的，主要在《毛诗后笺》一书。采集丰富，后人的正确之处录之，错误之处辨之；而其最精妙之处，在于能从传文前后会出指归；又能从西汉以前的古书中反复寻考，贯通诗义，证明毛公的宗旨。大概因为郑玄是后汉人，距离毛公已远，其语言文字名物训诋，未免不能尽通，笺之于传，于是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异毛而不毛义者，所以从毛公者十之八九，从郑玄者十之二三。这就是称为《毛笺》的原因。撰稿屡易，亲手写定，至《鲁颂·泮水》而疾作。陈奂补完之。

○胡承诺

胡承诺（1607-168年），字君信，号石庄，是湖南石门人。

明崇祯年间考中乡试。入清后，一次谒选吏部，因老疾辞归。闭门六年，成《绎志十九卷，六十一篇，共二十余万言。所论都本于道法，切近人情，考据古今，推准时会。自拟其书于徐幹《中论、颜之推《家训》。天门尹李念原序称先生尚有《读书说若干卷及《菊佳轩诗集》，今皆无传本。

○胡从简

译胡从简，字敬亭，是四川新津人。他是王湘绮的弟子。年少时家境贫寒，靠编织草鞋赚钱维持生计。十九岁时，才开始读书，刻苦自我勉励。三十岁时成为县学秀才，在锦江书院学习，广泛阅读藏书，于是通晓经书义理。张文襄在四川主持学政，考试《周礼》中的社制考题，他拔得头筹。被选为尊经书院的上舍生。他的治学，融会贯通礼经，《周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及其注疏都能背诵。王湘绮刚到时，测试玄端冠服的使用，众士大多杂糅引用阮元的《经解》，唯独胡从简从经书记载中取证，曲折旁通，被提拔为斋长。后来考中进士，授职知县，他请求因病辞官回家，居家治学，最终不再出仕。他的著作有《礼经考》、《礼经释例》、《周礼句读》、《大戴礼记笺》、《读礼管窥》，累计六百余万字，文采斐然，仿佛继承了曲台（指汉代礼学）之后的学术传统。他常常在半夜灯下编纂记录，五十岁时失明。他的侄子胡念祖传承了他的学问。

译○胡匡衷

胡匡衷，是安徽绩溪人。

他是岁贡生。他勤奋治学，品行敦厚，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而被乡里所敬重。他在经义方面多有阐发，不随意附和或反对前代儒者的观点。

他著有《周易传义疑参》十二卷，分析程颐、朱熹观点的异同，补充程、朱学说中的疏漏，大体上多采纳宋、元各家辅助程、朱学说的观点来相互订正，同时也时常提出自己的见解，对这两部书大有裨益。在《礼经》方面，著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井田出赋考》《仪礼释官等书。他在井田制方面多申述郑玄的观点；而在授田一事上，他认为“遂人”所言是乡遂制，“大司徒”所言是都鄙制，郑玄的注自相矛盾。于是撰写《畿内授田考实》一篇，置于卷首。其计算特别精密。他的《释官》则以《周礼》《礼记、《左传》《国语》与《仪礼》相互参证，论据精确，足以补充注疏所未能涉及之处。又著有《左传翼服》《论语古本证异》《论语补笺》《庄子集评》《离骚集注》等书。他生平所作的诗古文，另编为一册，名为《朴斋生集》。

他七十四岁时去世。

○胡培翚

胡培翚（1782～184年），字载屏，又字竹村，是胡匡衷的孙子。

嘉庆己卯年考中进士，任内阁中书，后转任户部广东司主事。他在郎署中沉浮，最终没有遇到赏识并提拔他的人。后来被东南地区的高级官员聘请，先后主持钟山、惜阴两所书院。书院学生多达百余人，他都能因材施教；江宁人汪士铎，是他首选的弟子。

他的学问渊源来自祖先，因此在《礼经》方面造诣尤深。况且安徽地区江永、戴震的学术遗风尚未泯灭，他治经严格遵循家法。加上他博闻强记、意志坚定，历经数十年的寒暑，完成了《仪礼正义》四十卷。向上推究周公、孔子、子夏传授教化的宗旨，阐发郑玄、贾公彦的得失，广泛驳斥大儒和经生们的议论，张扬幽深渺远之理，阐扬圣人之绪，不仅李敖无法与之比肩，即使是同时代墨庄胡氏的《古今文疏义》也难以与之并驾齐驱；大概先生为墨庄作传时，也说他的功力在于《毛诗疏义》，本来就不能达到全疏那样的深造境界，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又在祖父《释官》之外，另撰《燕寝考》三卷，也是用来辅助《正义》的。还有《研六室文抄》十卷，其中多为训释经义之作。

○胡世琦

胡世琦，字玉鐎，是安徽泾县人。

他年少时性格刚正奇特，写文章卓越不凡，富有奇趣。二十岁时在乡试中举。多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考中，于是更加闭门致力研读经史。偶尔外出与当时的通达之士交往，如姚姬传、程易畴、洪稚存段若膺等先生，都对他执弟子礼受教。因此他的学问主张从文字、声音、训诂入手以通达经旨，不把章句和义理割裂为二。嘉庆甲戌年，通过礼部考试，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以知县任用，被派往山东费县。当时公卿多器重他的才能，为他扼腕叹息。但他却自喜地说：“这难道不足以施行我的学问吗！”于是不到一年便因事被罢免。后来又先后代理平原、即墨、沂水知县，不久补任曹县知县。终究因为他负气不肯巴结上级，又勇于任事，触犯同僚的忌恨，再次因吏议而丢官，这才毅然决意引退。归隐田园后，他急于在家政上有所作为，捐资置产，赡养族人，排难解纷，教化乡里。他曾说近日风气轻浮浅薄，希望寻求挽回这种风气的方法。他五十五岁时去世。

著有《小尔雅疏证》《三家诗辑》，可惜未能完成。诗文各若干卷，藏在家中。

○胡澍

胡澍（1825～187年），字荄甫，又字甘伯，号石生。他是胡培翚的族侄孙。

他早年就有文名。道光甲辰年，因古文学问受到督学季芝昌的赏识，补为诸生。到金陵应试，才开始得到孙渊如、洪稚存的著述，感慨地向往他们的为人。孙集中有一篇《释人》，于是广泛考证古训，为之疏通证明。嘉定人朱右曾见到后称赞他，他更加奋勉。咸丰己未年在乡试中举。正值广东战乱，家产荡然无存，流离奔走，没有安宁的岁月。两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考中，于是捐资升任郎中，分发到户部。在京师官署中多有闲暇，便日以著书为事，不随意与人应酬。起初跟随溧阳缪武烈公缪梓学习，负笈前往杭州，只结交了归安杨岘、会稽赵之谦、德清淡望。等到居住在京师，唯独被潘伯寅侍郎所看重。侍郎《滂喜斋丛书》刊刻唐释湛然的《辅行记》，就是由他手辑的。

他精通声音训诂之学，尤其笃好高邮王氏的书。早年作品除《释人疏证》外，还有《左传服氏注义》《通俗文疏证》，都毁于战火。中年体弱多病，兼治医术，时常有超常的领悟。偶然游逛书肆，获得宋刻《内经》，于是选取各本及唐以前的古书，悉心校勘，仿照王氏《读书杂志》的体例，作《素问校义》。解说精确，可惜草例未完成，遗稿只存一卷。又著有《墨守编》《正名录》，也未完成。

他四十八岁时去世。

○胡渭

胡渭（1633--171

译起初名叫渭生，字朏明，又字东樵，是浙江德清人。

译先生十二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沈氏带着他躲避战乱，隐居在山谷之间，虽然遭遇流离失所，但他手中仍持书卷诵读，从未停歇。十五岁时，在县级生员考试中成绩优异，被补录为增生。多次参加行省科举考试均未中第，于是进入太学学习。他曾在益都冯相国的府邸担任家庭教师，恰逢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冯相国想推荐先生应试，先生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众位公卿为了避嫌，因为先生是相国儿子的老师，没有人敢首先推荐，等到看到荐举名单上没有先生的名字，便又大为惊讶。先生从此谢绝科举，专心钻研经义。

徐乾学奉诏修撰《大清一统志》，在洞庭山设立馆所，聘请先生与阎若璩、黄仪、顾祖禹按郡县分工编纂，因此得以广泛阅览天下的郡国书籍。先生向来研习《禹贡》，认为：汉代和唐代的两位孔氏、宋代的蔡氏在地理方面多有疏漏错误，比如“三江”应当以郑康成的说法为准，庾仲初的说法不能用来解释《禹贡》中“浮于淮泗，达于河”一句，“河”应当依据《说文解字》解释为“菏”。“荣波既猪”中的“波”，应当依据郑康成的原本解释为“播”。梁州的“黑水”与导川的“黑水”不可混淆为一。于是广泛查考典籍及古今经学解释，考证其异同并加以折中判断，依据经文进行训释，分章别句，命名为《禹贡锥指》。全书共二十卷。绘制地图四十七篇。对于九州山川的形势，以及古今郡国的分合异同、道路远近、地势夷险，剖析得如同聚米画沙一样清晰分明。自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然已非《禹贡》旧貌，但关系到民生国计；因此在《导河》一章中，备查历史上决堤改道的踪迹，并绘制图表以示之。

先生曾说：《诗》《书》《礼》《春秋》都不可没有图表，只有《易经》不需要图表，六十四卦、上下两体六爻的卦画，就是它的图表了。八卦的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齐巽这两章已经说尽了，哪里会有先天后天之别呢？《河图》的形象，自古没有流传，从何拟议？《洛书》的文字，见于《洪范》五行九宫，最初并非为《易经》而设。于是撰写《易图明辨》十卷。又说：《洪范》是古代圣贤所传，汉代儒者专主灾异说，用盲史欺诈虚妄的说法，扰乱常伦有序的经文，这是第一害。《洛书》本文就在《洪范》之中，宋代儒者创制黑白点数、方圆形体、九十位置，把书变成了图；并且说《洪范》的道理通于《易经》，刘牧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蔡元定又互换它们的名称，这是第二害。《洪范》原本没有错简，后世儒者任意改窜，将“庶征王省惟岁”以下移至五纪的传注，将“皇极敛时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移至五服六极的传注，这是第三害。于是撰写《洪范正论》五卷。又撰写《大学翼真》七卷。认为经文“此谓知本”两句应当放在“止于信”之下。“知本”大概是“知止”的讹误。“格物致知”与“至善”的解释在《邦畿》章内，本来没有缺文，无需补缀。

康熙四十三年，圣祖南巡，先生撰写《平成颂》并献上《禹贡锥指》，皇帝下诏嘉奖，召他到南书房值班居住并赐宴，赐予御书诗扇，并御书“耆年笃学”四个大字。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孙子胡彦颖，官至编修；胡彦异，进士出身，由刑部主事改任定陶知县，著有《春秋说》、《四书近是》、《丛录要录》。在乐律方面尤其有心得，著有《乐律表微》八卷。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清初经学大师，阎若璩与胡渭齐名。胡渭，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康熙五十三年去世（1633-1714，是清朝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之一），享年八十二岁。他的履历更简单，不过是一介老诸生；曾与阎百诗、黄子鸿（黄子鸿即黄仪，字子鸿，一作子弘，江苏常熟人。生平不详，曾著《水经注图》，被阎若璬称为郦道元千古第一知己。）一同参与《一统志》局的编纂。晚年清圣祖南巡，他献上一篇颂文（胡渭所献名为《平成颂》，同时献上《禹贡锥指》一书）；圣祖赐给他“耆年笃学”四个大字。他一生事迹可记载的仅此而已。

他著书仅四种：一，《禹贡锥指》 twenty 卷，附图四十七幅；二，《易图明辩》十卷；三，《洪范正论》 five 卷；四，《大学翼真》 seven 卷。他的学风，不崇尚泛泛博杂，专门就一个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为后人开辟了不少法门。几部书中，后人最推崇的是《禹贡锥指》。这部书虽然有许多错误，但精勤搜讨，开创了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其价值当然也不可磨灭。不过，东樵给思想界最大影响的，还是他的《易图明辨》。

《易图明辨》是专门辩驳宋儒所传的“太极”、“先天”、“后天”——即所谓“河图”、“洛书”等种种欺诈虚妄之说。这些图是宋元明儒讲玄学唯一的武器，闹得人神昏眼乱，始终莫名其妙。但他们说是伏羲

译文王传下来的宝贝，谁也不敢轻视它，看不懂只好承认自己笨拙罢了。明清之际，黄宗羲、黄宗炎兄弟开始撰写专门著作来驳斥其中的谬误，东樵是否见过他们的书不可得知（按：胡渭之前，毛奇龄著有《河图洛书原舛编》和《太极图说遗议》，已直接斥责盲目崇拜的《河图》《洛书》均出自宋人伪造，尤其对朱熹的抨击不遗余力），但他却耗费全部精力写成十卷著作，专门解决这一问题。他把这些图的源头找出来，原来是华山道士陈抟搞的把戏，辗转传到了邵雍。他又把源头的源头追根究底，原来是误读谶纬之类的书籍，加以穿凿附会编造出来的。于是众人都明白这些都是旁门左道，与《易经》毫无关系。我们生在今天，这些鬼话早已无人过问，自然也不觉得这部书有多重要。但要知道三百年前，像周濂溪的《太极图说》（周濂溪是程朱理学初创者周敦颐的别号）和朱子的《易本义》这类书，其支配思想界的力量，与四书五经相差无几。东樵这种廓清谬误、驳斥邪说，真可谓“功不在禹下”了。《洪范正论》的宗旨也大致相同，专门扫荡汉代儒者“五行灾异”的说法，破除迷信。因此他能在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

译万充宗也是早期经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充宗名斯大，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去世，享年五十一岁。他的父亲万泰，字履安，是黄梨洲（黄宗羲）的老朋友。履安有八个儿子，都以学问著称（万泰是明崇祯年间的举人，清初身着道服隐居；八子分别为：斯年、斯程、斯祯、斯昌斯选、斯大、斯傋、斯同，世人称为“万氏八龙”）。充宗排行第六，最年幼的是季野（斯同）。八兄弟都跟随黄梨洲学习（万斯选字公择，万斯傋字允许诚，都信服并践行王阳明之学。万斯选去世时，黄宗羲痛哭说：“甬上追随我学习的人中，能振兴蕺山学派绝学的，只有公择一人罢了。”刘宗周绝食而死，他的遗著都由万斯傋设法保存下来，全郡士人称赞他为“蕺山学派的功臣”）。

季野被尊为史学大师，而充宗则以经学显赫。黄梨洲为充宗撰写墓志铭，叙述他的治学方法说：“充宗认为，不通晓所有经典就不能通晓一部经典，不领悟传注的失误就不能通晓经典，不通过经典本身来解释经典也就无法领悟传注的失误。什么叫通过通晓所有经典来通晓一部经典？经文相互交错，有这里简略而那里详细的，有这里相同而那里不同的。通过详细的内容来探求简略的内容，通过不同的内容来探求相同的内容，这是学者应当深入思考的。什么叫领悟传注的失误？学者陷入传注的重重包围之中，对于经典本身，无需深入思考；经典既然不加思考，那么传注就没有失误了，又怎么能领悟到失误呢。什么叫以经解经？世人相信传注超过相信经典……充宗融会贯通各经，考证遗落，辑补缺漏，争论不休的议题，顿时冰释瓦解；秉持正统历法来批驳闰位僭越，各种注解都没有坚不可摧的堡垒……”读这段话，充宗的经学研究方法，可以大致了解了。充宗的著作有《学春秋随笔》十卷，《学礼质疑二卷，《仪札商》三卷，《礼记偶�笺》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其中《周官辨非》价值最大。对于《周官》这部书，历代学者怀疑它的很多，著专书攻击且切中要害的，实际上以这本书为首。

万氏兄弟都讲究风骨节操，充宗尤其刚毅。张苍水（张煌言）就义时，他亲自收殓安葬，由此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如果他有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胡渭那样的长寿，他对学界贡献恐怕不止于此。

同时还有一位学者，不太为人所称道但在学术史上实有相当地位，名叫姚立方。立方名际恒，又字首源，安徽休宁人，寄籍杭州仁和，是生员（生卒年待考，据《古文尚书疏征》可知，他比阎百诗小十一岁，但不知哪一年去世）。毛西河《诗话》说：“我亡兄担任仁和教谕时，曾说：‘仁和只有一位学者，还是新安人。’指的是姚际恒。我曾作《何氏存心藏书序》，送给兄长，兄长说：‘何氏所藏有多少？不过像姚立方腹中的学识罢了。’……”据此可知立方学问的广博可以大致了解。立方五十岁开始注释九经，历时十四年完成，名为《九经通论》；又著《庸言杂论经史理学诸子。（关于姚际恒著作，可参看《古史辨》第一册所收顾颉刚与胡适往来书信）他的《古今伪书考》，从《易经》的孔子十翼开始，下至许多经注、许多子书，他都持怀疑态度，真算是一位“疑古的急先锋”了。他另有书十卷，专门攻击《伪古文尚书》。阎百诗说他“多超人意外”，非常喜欢，亲手抄录了许多。

○华蘅芳

华蘅芳（1833-190年），字若汀，江苏无锡人。

他幼年聪慧，凡是经学、史学、诗词文章、地理、音律、物理化学、制造等，无不探究其精微之处。十四岁时，就理解了《算法统宗》中飞归等题目。后来阅读李冶、朱世杰等人的著作，对天元术、四元术豁然贯通。

咸丰初年，西方数学中的代数、几何、微积分等逐渐传入，但能读懂并理解的很少，先生独自潜心冥思，能够推阐并发明其中道理。常常在人群杂乱之中闭目端坐，深思熟虑，忽然想到一种计算捷径，是平生未曾达到的境界，便觉得心地开朗，快乐如同登仙。丙午年，跟随曾国藩在安庆军营，主管军械所事务。与同乡徐寿推求动力原理，测算蒸汽机，制造“黄鹄”号轮船，这是中国自造轮船的开始。同治乙丑年，曾国藩奏请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局，先生筹划居多。等到翻译馆开设，又与徐寿分工撰写，译成各种书籍，文辞明朗流畅，兼具信、达、雅三者的长处。其间曾两次到天津，一次到湖北。每创立一种方法，都令中外人士倾倒。先后主持上海格致书院以及两湖书院、无锡竣实学堂的讲席。一时追随学习的士人，因材施教，造就众多人才，而在格致书院时，四方来者尤其质疑问难，没有一天空闲。他随宜指点陈述，都令他们满意而去。然而他常自谦说：“口头讲授的功效，不如著书的效应大。”所以中年以后，

译他专心致力于著述，撰写了《学算笔谈》十二卷，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阐发深奥精微的道理；在几年间，这本书重版了十几次。

译其中最精妙的：如开方别术将各种商数合并为一个商数，海宁李善兰推崇为空前绝后的作品。《积较术》一卷，与日本翻译刊行的《推差新法》原理相同，而其成书时间远在十数年前。凡是深思熟虑、造诣深厚、卓然有成的人，都如此。其余如《行素轩算稿》若干卷，《算草丛存若干卷，都包含许多新的理论。所翻译的代数术等十余种，又有若干册。享年七十岁，在家中去世。

○华世芳

华世芳，字若溪。江苏无锡人。是华蘅芳的弟弟。

十八岁时，进入县学成为生员。此后上溯下究古今，广泛阅览百家著作，没有不贯通理解的。华蘅芳既然精通数学，家中收藏的数学书籍颇为丰富，于是潜心研究探求，没过几年，完全通晓其中的深奥之处。参加上海求志书院的考核，遇到艰深突然不易解答的数学题目，都能透彻理解其原理。江苏学政黄体芳召他到南菁书院学习，考中拔萃科，担任直州判官，名声更加显著。在浙江、广东之间担任幕僚，随即应湖北总督张之洞聘请，担任湖北自强学堂教员。此后接连主持致用精舍，兼任南菁书院、马州书院的讲席。恰逢致用精舍改组为学堂，为他制定章程并授课，规划井然有序，培养成才的人很多，学风兴盛。光绪癸卯年，被举荐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再次考试未被录取，但名声并未受损。回到南方，担任南洋公学总教习。不久又进入京城，担任商部实业学堂算学教员，讲授务必以详细明白、启发后辈为职责。勉励学习，精进勤奋，到老更加坚定。所著《恒河沙馆算草》等几种，学者认为能听闻中西数学的奥秘。另有《算术举隅》、《今有术》、《双套勾股》、《三角新理》等稿子藏在家中。

○黄丕烈

黄丕烈（1763-1823），字绍武，号荛夫，又号复斋，江苏长洲人。

年少时读书，务求精纯；写文章，必定以六经为根本。曾仿照宋人《春秋类对》的方法，摘取经书中的语句编成骈四俪六的文章，按类别编排，汇编成册。十九岁时，得到学政彭芸楣侍郎的赏识，补为诸生。乾隆戊申年，在本省乡试中举。多次参加礼部会试未中。大挑一等，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直隶。无意做官，于是援例捐得主事，分派到部，随即告老还乡，不久遭遇父亲丧事。性情极其孝顺友爱，父亲的灵柩在室内，恰逢发生火灾，火势将蔓延到卧室，便抚着棺材大哭，发誓以身殉葬，火竟然熄灭了。

平生没有声色方面的爱好，只喜欢收集书籍。听说有宋元精刻本，或旧抄善本，不惜多方购置。时间久了，得到宋刻本几百种，将藏书的地方命名为“百宋一廛”。元和顾广圻为他作《百宋一廛赋》，并亲自为之作注。

又建造荛圃，招致四方名宿在其中谈宴。与朋友钱竹汀、段懋堂、程易畴各位先生，以及与匪非石、王惕夫交往尤其友好。每得到一本书，日夜校勘，研究探求订正，有校勘三四次甚至五六次的。所以所刻《士礼居丛书》虽然只有寥寥十余种，大多附有札记，而得到它的人几乎把它与“天水”版书籍同等珍视。自著《汪本隶释刊误》一卷，考证辨析颇为详细。又著《广韵姓氏考》未完成。享年六十三岁。

○黄汝成

黄汝成，字庸玉，号潜夫，江苏嘉得人。

刚过二十岁，补为廪膳生。最初因议叙得通判，入资为县学官，选任安徽泗州训导，因遭遇丧事未赴任，内在品行谨慎整饬，而才识豪放通达。留心经世济用之学，凡是天文、地理、律历、训诂，以及水利、河渠漕运、赋税、盐铁钱币，没有不贯通的。尤其信服顾炎武的《日知录》一书，综合顾氏同时代及后世贤人的著述，广泛搜集选择，融会贯通条理系统，编成《集释》三十二卷，《刊误四卷。其他著作还有《休宁戴氏岁实考》，同县《钱氏朔实考核补》各一卷，《休海楼文集》六卷。又因为《左氏》《国语》自韦昭注释后，只有宋庠的校本，没有作疏的，想要仿照诸经正义，阐明其细微文字和深奥旨意，附在三传之后，未完成学业而去世，享年三十九岁。

○黄生

黄生（1622-？），字扶蒙，安徽歙县人。自认为钟爱黄山白岳的灵秀之气，所以以已姓而号白山。前明诸生。

曾取魏张揖《宇诂》来命名自己的书，写成《字诂》二卷，对六书多有阐发，每个字都展现新意，而根基深奥广博，与穿凿附会者不同。说：“大■〈冂外鼎內〉的■〈冂外鼎內〉，应当从门谐声，与从■〈冂外鼎內〉谐声的不同。似蛇的鱓既借用‘徒何切’的鱓，又借用‘张演切’的鱣，而都转为‘常演切’，《汉书》注误以‘张连切’的鳣来解释。”又说：“干、乾，字通引。《后汉书·独传》说，‘明堂之奠，干饭寒水’；又在晋帖所说的‘淡闷干呕’之前。”这类观点最精核。其他条目像这样的，不可枚举。又撰写《义府》二卷：上卷论经；下论史子集金石，而以辨冥

译记载其著作的编次；其根本在于古音古训，也都考究精深通达，引用依据详细确切，不凭空臆测。例如，引用《尔雅》，证明《礼记》郑玄注中“烹鱼去乙”的说法；引用《左传》，证明“出于其类”中的“出”字训为“产”；引用《周礼》中的“戴师、闾师”，证明“夫布、里布”是两件事；引用《系辞》，证明“信信”应当读作“申”；引用《周雅》、《周颂》，证明郑众解读应雅之处的讹误；引用《尔雅》，证明终军、许慎解释豹文鼠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全都原本于经典，清晰可凭。乾隆年间，戴震（戴东原）听闻他的名声，嘱托当权者访求其遗书，将其列入《四库全书》，于是世人开始知道有这位先生。他的其他著作还有《杜诗说》十二卷，仇兆鳌大多采纳并收入其详注中。可惜《三礼会籥》、《三传会籤》以及文稿十八卷，都散佚没有流传下来，这也是文献方面的憾事。

译○黄式三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浙江定海县人。

他天性极其孝顺，父亲平时严厉，他总能揣度父亲的心意去顺承，常常让父亲欢心。曾经参加省里的科举考试，母亲突然在家中去世，他赶回家痛哭几乎昏厥，发誓不再参加科举。最终以岁贡生的身份终老。每逢父母的祭日，他都涕泪交加，哀思深切，这种行为终身如一，从未改变。

在治学上他不拘泥于门户之见，广泛综合研究群经。研究《周易》，认为卦辞与爻辞意义一脉相承；六十四卦中相同的爻辞，也是一脉相承。他又解释《系辞》中“衰世”的含义，说伏羲时代衰微而神农兴起，“《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中古，指的就是神农，以此阐发神农重卦的意义。研究《春秋》时，他撰写了《释救》、《释人》、《释名、《释盗》、《释杀》、《释妇入》，用来纠正杜预《释例》中的错误。他特别擅长研究《三礼》，论述郊祀、禘祀和学校制度，都严谨地遵循郑玄的学术规范。他关于《匠人》篇中明堂制度的解说，阐发郑玄义理尤为精当。他撰写的著作有《易释》四卷，《尚书启蒙》三卷、《诗从说》一卷，《叙说通》二卷、《诗传笺考》二卷、《春秋释》二卷、《论语后案》二十卷。他读史书喜爱《文献通考》，虽然穷困隐居没有官位，但对当代的政务谋划得非常熟稔。他撰写了《兵事十策》，对海上之事感慨叹息，可惜没有人采纳他的言论，过了几年，事情果然应验。

他闲居时保持沉默，反省内心，观察阴阳消长，感到惊恐畏惧，认为只是静守内心，并不是入学的正道。于是模仿韩愈写了《五箴》，时刻警惕自己，年老后信念更加坚定。但他对待他人和蔼平易，不树立高傲的架子。如果有人请教，他都以诚心相告。因此大家都信服他的道义，他培养的后辈尤其众多。七十四岁时，他得了半身不遂的病，病情危重时，让儿子们扶他起来，写下遗言告知兄弟、宗族和门徒弟子，端坐而死。

○黄仪

黄仪，字子鸿，江苏常熟县人。

徐乾学在洞庭东山开设书局，聘请黄仪以及顾景范、阎若璩、胡渭等人协助编校。黄仪博通群经，尤其擅长地理之学。他曾经说：“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载的各条河流，只说它们的源头和入海口，而中间流经的地方无法得知，只有《水经注》记载完备。”于是他就根据《水经》所记载的河流，每条河各画一图，比如某水发源于某县，向某方向流，经过某县的某方向，到达某县，汇入某水，在某县流入某水，没有一样不详尽的。阎若璩见了赞叹说：“你是郦道元千古以来第一个知己啊！”胡渭撰写《禹贡锥指》的略例，颇认为蔡沈《书传》有不足之处，黄仪也不相信蔡沈的《书传》。蔡沈《书传》说：“华容县有夏水，源头出自长江，尾巴流入沔水，也叫沱。”黄仪说：“夏水从来没有被称为沱，这只是沈括的臆测罢了。”胡渭则说：“这原本出自郑玄的注，大概这就是所说的沱，见于孔颖达的疏证，并非臆测。现在郦道元注夏水说‘江津像章口东有中夏口，这是夏水的源头，是长江的支流’。推测应当是蔡沈所见的版本，把‘汜’误作‘沱’。为什么呢？水从长江分出叫沱，这正是夏水刚分出长江的地方，与‘沱’字相合。如果不这样，水决口又流入叫汜，这不是夏水到达云杜流入沔水的地方，与‘汜’字不相合。等到查验朱谋玮的笺注，‘江水到枝江县叫江汜，汜应当作沱’，怎么竟然符合我的心意呢！”黄仪笑着说：“你对蔡沈可以说是憎恶却知道他的优点了。”等到黄仪去世后，他所著的书籍归入新城王氏的书库，赵东潜还来得及见到这些书。

○黄以周

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浙江定海县人。黄式三的第四个儿子。

他幼年继承家学，与哥哥黄儆孟、黄儆仲互相切磋勉励，以传承经学、阐明大道为己任。同治庚午年考中优贡。随即在乡试中中举。会试时被选为誊录官，任期届满，本应授知县，他没有就任。又过了十年，在大挑中被录用为教职，补任分水县学训导。他生平极其孝顺如同他父亲，侍奉双亲三十多年，未曾离开左右；不合礼义的事不做，纯粹是一位儒者。

先生做学问，不拘泥于汉学和宋学的门户，体会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训诫，上追孔子门下的遗言。解说《周易》，综合列举辞、变、象、占，对郑玄、王弼都不偏执。解说《诗经》多尊崇《诗序》。解说《尚书》必定条理贯通大义。解说《春秋》使用比事的方法。用经例来校勘《三传》，判定其优劣。而对《三礼》的研究尤其精深。凡是详细考证象数之说，昼夜钻研探索，写成《礼书通故》一百卷，列出五十个类目，囊括大典，本支完备，探究天人的奥秘，斟酌古今的体制，大概可以与杜佑的《通典》相提并论，其校核异义方面更胜一筹。众多先儒争论不休的问题，至此冰释瓦解。他又辑录《军礼司马法》两卷，而论述田制，以南北朝均田制为标准，校定用尺，说当今八寸一分，如果不这样，车子就容纳不下三人。均田制是先生想要施行的，究其根本，终究以治理礼制为主。所以另外著《经训比义》三卷。有人说：“想要挽回汉宋学的流弊，大概只有礼学吧？有人说‘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这话一出周朝就衰落了；有人说‘礼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立的吗’，这话一出晋朝就乱了。学术不明，而治

译学术衰败。起初，宋明四明地区的学问，兼采朱熹、陆九渊两家；到了近代季野、谢山，学问才开始端正切实；到先生这里更加纯粹，亲身效法吕祖谦、朱熹，也不拘泥偏颇。唯独不喜欢陆九渊、王阳明，认为执着于一家之言是败坏正道。宁波知府宗源瀚被称为循吏，对他非常敬重。委托他主持辨志精舍。先生通晓建筑营造，常常想着效仿邹、鲁两地习礼的传统，于是绘制古代宫室的图样，打算让工匠按照图样建造，宗源瀚巡视后赞叹不已，只是告诉先生清代服饰冠冕，恐怕不能施行周礼，事情于是停止。

译江苏督学黄体芳被延请担任南香书院的讲席，历时十五年，江南许多高材生都出自他的门下。晚年被选为处州府教授，因特别推荐，加授内阁中书。又因为孟子学习孔子，由广博返归简约，却未曾亲身受教于孔子之间，而有子思子综合众弟子之前，听闻继承孔子圣道以启发孟子，于是举出子思所论述的“孔夫子的教导必定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以及他所阐明的“仁义即是利”的说法，撰写了《子思子辑解》七卷。晚年多病，常说道：“若再给我几年时间，《辑解》完成，我就没有遗憾了！”书稿编成后，病也痊愈了，于是改号为哉生。推究先生的著作，虽然以《礼书通故》最为宏大，但实际以《子思子辑解》最为精妙。光绪己亥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其余著作如《古文世本》、《黄帝内经集注》以及《儆季杂著》，都卓越不凡，足以传世。

○黄宗会

黄宗会，字泽望，号缩斋，求学的人称他为石田先生。他是黄宗羲的弟弟。

他的学问与两位兄长相同，但性格尤其狷介孤高。国变之后，隐居在佛寺中，漫游于名山之间，最终因病去世。生平读书，读上一两遍就不会忘记；每天必定读完一百页，如果有事耽误，第二天就加倍完成平时的功课。除了经史四部之外，佛道两家的藏经，没有不全部通读一遍的。诗文古朴淡泊而有依据，所著的书叫《缩斋集》若干卷。

○黄宗炎

黄宗炎（1616-1686年），字晦木，又字立溪，求学的人称他为鹧鸪先生。他是忠端公的次子，黄宗羲的弟弟。

崇祯年间，凭借明经身份被荐举进入太学。他的学术大致与梨洲先生相当，但傲慢刚直超过了他。科举秋试落第后，与弟弟石田约定闭门不出，读尽天下书籍，然后才出山问学。

在昼江之战中，兄弟二人手持兵器在前开路，步行迎接监国于蒿坝；事情失败后，逃跑幸免。不久进入四明山，加入侍郎冯京第的军队，在各营寨间奔走效力。顺治庚寅年，侍郎的军队被歼灭，先生也被俘；梨洲先生东行至鄞县，谋划用计救活他；到了行刑那天，人群中有人突然冲出背着他逃走，那人就是万户部履安的儿子斯程。没过多久，侍郎去世，部队重新集结，于是又一起在慈湖砦共事，家人极力阻止，未能成功。丙申年，再次遭到指名逮捕，梨洲先生叹息道：“要死了！”老朋友朱湛侯、储六雅极力营救，才勉强幸免。于是耗尽了他的资财，依靠书画刻印来维持生计。然而壬寅年高元发之难发生时，浙东震动，他极力营护，绝不因以前的事情而恐惧。大概他任侠尚义就是如此。

先生兄弟对于象纬、律吕、轨革、壬遁等学问都有深入的研究，自从被放逐后，便著《忧患学易》，以保存遗留的经典；著《六书会通》，以纠正小学。他向来不喜欢“先天太极”的说法，过去怀疑它的人虽然很多，终究因为那说法出自宋儒，言论率真敢尽，直到先生才全部排斥它。只是他秉性极其偏执，即使是梨洲先生也时常对他不满意。他常说：“年轻时结交贤豪长者，不算少，下至屠狗之徒，也有的倾心相待；虽然如此，只有陆文虎、万履安两人是了解我的。”《忧患学易》一书，其目录为：《周易象词》十九卷，《寻门馀录》二卷，《图学辨惑》一卷。遭遇火灾被毁而幸存。至于《六书会通》，世人常称赞他喜好奇字，却认为扬雄只认识奇字，不认识常字；不知道常字是奇字的来源，那么奇字起初并不违背正统。可惜与《养晦山栖》等集子一同亡佚，无法看到了。

○黄宗羲

梨洲名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10-1685年），享年八十五岁。

他是王阳明的同乡后学。他的父亲忠端公（尊素）是東林名士，被魏忠贤阉党所害。他少年时就倜傥有奇气，常袖藏长锥，想为父报仇。十九岁时，伏阙上书为父讼冤。崇祯初年，魏阉伏诛，他的声誉渐高，隐然成为东林子弟的领袖。然而他从此折节厉学。跟随刘蕺山学习，所得日益深粹。崇祯十七年，京城陷落，福王在南京即位，阉党阮大铖当政，骤然兴起党狱，指名逮捕蕺山及许多正直人士，他也在其中。他避难逃往日本，经长崎到达江户。第二年，福王出走，南京收复，他和钱忠介（肃乐）起兵守浙江抵抗清军，号称世忠营；失败后，遁入四明山寨，把余兵交给王完勋，自己跟随鲁王在舟山，和张苍水、冯跻仲等力图匡复，仍常潜行往来内地，进行布置，清廷极畏忌他。他晚年自述道：“自北兵南下，悬挂文书悬赏捉拿我的两次，指名逮捕的一次，守城的一次，以谋反告发我的三次，在沙场上断气的一昼夜。其他牵连到巡逻哨所涉及的，无年无之。可以说是濒临十死之境了。”（《南雷余集·怪说》）读此可以知道

译何必再提他那些艰苦的经历呢。明朝的统治断绝后，他才彻底断绝了参与国事的念头，侍奉母亲在乡间居住，专心从事著述。

译后来，他在浙东设立“证人讲会”，跟随学习的门徒日益增多。“证人”这个名字，是取自蕺山先生所著书名的缘故。康熙十七年，朝廷下诏征召博学鸿儒，许多人想要推荐他，他的门生陈锡嘏说：“这将是让先生像谢叠山、林九灵那样因忠烈而丧命啊！”于是作罢。不久，朝廷开设明史馆，清廷必定想要招揽他，下诏命令督抚以礼敦聘。他极力推辞不去。于是督抚便从他家中抄录他关于史事的著述送往史馆，又聘请他的儿子黄百家、门生万斯同进入史馆担任顾问。

他晚年在他父亲的墓旁为自己预先营建生圹：中间放置石床，不使用棺椁。子弟对此感到疑惑，他撰写了《葬制或问》一文，援引赵邠卿、陈希夷的先例（赵邠卿，即东汉经学家赵岐；陈希夷，即北宋道士陈抟。两人去世时都留下遗命不使用棺椁），告诫死后不得违背他的命令。他之所以这样做，据全谢山说是因为“亲身遭遇国家变故，期望身体迅速腐朽”，但或许也是他对人生问题的一种特别见解，也未可知。总之，我们佩服黄梨洲，不仅在于他的学问，更实在在于他的人格。学者如果想要稍微详细地了解，请阅读全谢山的《梨洲先生神道碑铭》（见《鲒埼亭集》卷十一）。

梨洲的父亲被逮捕入狱时，告诉他一句话：“做学问最要紧的是通晓史事，可以阅读《献征录》。”所以梨洲从少年时代就致力于史学研究。他家里藏书很多，同乡钮氏的世学楼、祁氏的澹生堂、范氏的天一阁的书籍，他都到处借抄借读，所以他记忆广博，对各门学问都有所探索。他少年时便跟随刘蕺山求学，终身奉其为信仰归宿，所以清初的王学，不能不承认他是嫡传派。全谢山总论梨洲的学术说：

“黄公说：‘明代人讲学，沿袭语录的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抛开书本而从事于空泛的谈论，’所以接受学业的人必须先穷究经书。经术是用来治理世务的，这样才不至于成为迂腐儒生的学问，所以同时命令他们读史。又说：‘读书不多，无法印证此理的变化；读书多而不求诸内心，则成为俗学。’所以凡是接受黄公教诲的人，都不堕入讲学的流弊。黄公以濂洛理学的统绪，综合各家学说，横渠的礼教，康节的数学，东莱的文献，艮斋、止斋的经制，水心的文章，无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这是自来儒林所未有的。”

陈悔庐（1658—1714，名汝咸，字莘学，又字悔庐，号心斋，清代浙江鄞县人。康熙年间状元，官至大理寺少卿，自称平生得力于“慎独”的宗旨，著有《兼山堂遗稿》）说：

“黄梨洲先生教导人，颇为广泛地涉猎各家学说，但他的意图在于博学详说以集其大成。而其最终归结于蕺山先生慎独的宗旨，乍听之下似乎驳杂，但实际上未曾不纯正。”（全谢山《大理陈公神道碑铭》

这两段话对于梨洲的学风，说得最为明白。谢山虽然极其崇拜梨洲，然而也不阿谀他的喜好。他说：

“先生不免受到我非议的地方有两点：其一，是党人的习气未尽，大概是因为少年时就进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骤然去除”；其二，“是文人的习气未尽，不免在阐明正道之余，还留恋于枝叶末节。”（《鲒埼亭集·答问〈南雷〉学术帖子》）

这段话把梨洲的短处，也说得公允。总之，梨洲纯粹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离明代学者的面目。

梨洲的学问，自然是以阳明为根底，但他对于阳明所说的“致良知”有一种新的解释。他说：

阳明说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就是行字，用来补救只在“知”上讨个分晓的空谈穷理之弊。然而后来的学者，测度想象，追求见到本体。只在知识上建立家当，以为这就是良知，那么阳明为什么不仍然沿用穷理格物的训诫，而一定要自创一说呢？（《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像他这样解释致良知——说致字就是行字，很有点像近代实验哲学的学风。你想认识路，只要往前行走，自然就会明白，关着门冥想路程，总是白费功夫，所以他对于对本体的测度想象，都认为无益。梨洲的看法如此，所以他一生没有一天不做事，没有一天不读书，唯独对于静坐参悟这一类工夫，绝不提倡。他这种解释，是否适合阳明的本意，是另一个问题，总之和王门所传的有点不同了。所以可以说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完全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

梨洲有一部怪书，名叫

译《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对自己的《明夷待访录》极为自负。顾炎武也极其重视它。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读了《待访录》，才知道历代帝王的弊病是可以重新振兴的。”他的折服可谓到了极点。现在本篇的目录如下：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共二十篇。只是根据全祖望的跋文说：“原本不止这些，因为过多忌讳而没有全部刊出。”那么这本书尚非足本，很可惜。此书在乾隆年间被列入禁书，光绪年间维新派人士曾私自印刷许多赠送他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章太炎不喜欢黄宗羲，说这部书是向清廷上条陈。《待访录》成书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认为顺治帝刚死，光复明朝指日可待。黄宗羲正是要为取代清朝而兴起的人说法罢了。他送万斯同北行的诗，告诫他不要献上河汾太平之策——据唐代杜淹《文中子世家》记载，王通二十岁时，曾到长安向隋文帝献《太平策》十二道，因公卿不悦而未被采用。王通是绛州龙门人，地处黄河、汾水之间，故称河汾太平之策。黄宗羲《南雷诗历》卷二《送万季野贞一北上诗》：“猗兰幽谷真难闭，人物京师谁与提？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难道他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吗？）。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的眼光看去，虽然显得平平无奇，但在三百多年前——卢梭《社会契约论》问世前数十年（卢梭《社会契约论》于1762年出版，当时正值清乾隆二十七年。作者说《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元、二年间，即1662至1663年，这样便早于《社会契约论》一百年或九十九年），能有这样的议论，不能不算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件高贵产品。其开卷第一篇《原君》，从社会的起源说起，先论述君主的职务，接着说道：

译后来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天下利害的权柄，都出自于我；我把天下的利益全部归于自己，把天下的祸害全部归于他人，也没有不可以的。让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谋利，把我的大私欲当作天下的大公义，开始时人们还感到惭愧，久而久之也就安之若素了，把天下看作是最大的产业，传给子孙，享受无穷。……这没有别的原因，古时候以天下为主人，君主为客人，凡是君主毕生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现在却以君主为主人，天下为客人，凡是天下没有地方能得到安宁的，都是因为君主。所以君主在未取得天下时，残害天下人的性命，离散天下人的子女，来博取我一人的产业，竟然毫不痛心，说：我本来就是在为子孙创业。君主在取得天下后，敲骨吸髓地剥削天下人，离散天下人的子女，来供奉我一人的淫乐，视为理所当然，说：这是我产业产生的利息。那么成为天下最大祸害的，就是君主罢了。……而那些小儒拘泥于君臣之义，认为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即使到了夏桀、商纣那样残暴的地步，还认为商汤、周武王不该诛杀他们。……难道天下这么大，在亿万百姓之中，就唯独偏爱君主这一姓吗！……

他的《原法》篇说：

……后来的君主，既然得到了天下，只担心自己的国运不长久，子孙不能保有天下，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考虑制定法律。那么他们所谓的法律，是一家的法律，而不是天下的法律。……法律越严密，天下的动乱就越从法律中产生，这就是所谓的非法之法。……这种非法之法，前代的君主因为不能克制利欲的私心而创立它，后代的君主或者因为不能克制利欲的私心而破坏它。破坏它固然足以危害天下，那创立它的人也未尝不是在危害天下。……评论的人说只有治世的人而没有治世的法，我认为有了治世的法之后才有治世的人。……

他的《学校》篇说：

……一定要让治理天下的工具都出自学校，然后设立学校的用意才算完备。……天子认为对的未必对，天子认为错的未必错。天子也就不敢自以为是或自以为是错，而把是非的判断公开于学校。……

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是极大胆的反抗。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记》等，虽多半针对当时情况立论，但也有许多警辟的言论。如主张迁都南京，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百姓能耕种并且都有田地可耕，主张废止金银货币。这类议论，虽在今天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

黄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于他的史学。万季野的史学，实际上传承自黄梨洲。黄梨洲替万季野作《历代史表序》，其最后一段说：

唉！元朝灭亡时，危素跑向报恩寺，将要跳进井中。僧人大梓说：“国史除了您没人知道，您死了就是让国史也死了。”危素因此没有死：后来修《元史》，没听说危素有一句赞语。等到明朝灭亡，朝廷中担任史事的人很多了，却唯独依靠一个草野之民万季野来保存它，不也是令人感慨的吗！（《南雷文约》卷四）

前明遗老，大抵都恳切地关注国史。黄梨洲这段话，足以见他感慨之深。他虽然不应明史馆的聘请，但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向他咨询决断。《历志》则请求他审正后才算定稿。《地理志》大半采用他所著《今水经》的原文。其余史料经他鉴别的很多（全谢山作《神道碑铭》，列举多条）。

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从黄梨洲著《学案》开始。《明儒学案》六十二卷，由黄梨洲一手写成。《宋元学案》，则是黄梨洲发凡起例，仅写成十七卷就去世了，经他的儿子黄百家及全谢山两次补续而成。所以要想了解黄梨洲的面目，应当从《明儒学案》中去寻求。

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述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的各学派全部网罗，不可以因爱憎而取舍；第二，叙述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取出来，让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的真相，不要以主观随意褒贬；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的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黄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该书卷首有“发凡”八条，说：

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他这书以阳明学派为中坚。因为当时时代精神的焦点所在，应该如此。但他对于阳明以外的各学派，各还其相当位置，并不

译抹杀，正符合第一个条件。他又说：

译大凡学问必有宗旨，这是学者用力的地方，也是后人入门的地方。……讲学如果没有宗旨，即使有美好的言论，也像没有头绪的乱丝一样。学者如果不能掌握某人的宗旨，即使读他的书，也如同张骞初到大夏国，无法了解月氏国的关键情况。……常常见到抄录先儒语录的人，只是汇编几条语录，不知道取舍的用意是什么，那个人一生的精神未曾透露，怎么能看到他的学术？

我们阅读《明儒学案》，每读完一个学案，便觉得那个人的面貌活生生地呈现在纸上。黄宗羲自己说都是从各人的全集中纂要钩玄，可见他下苦功很深。但我们尤其佩服的，是他有眼光能够纂要钩玄得出，这符合第二个条件。黄宗羲之前，有位周海门曾著《圣学宗传一书（1547-1629年，名汝登，号海门，字继元，明代嵊县人，是泰州学派名家罗汝芳的弟子，辑撰《圣学宗传》十八卷，主要辑录宋明期间理学家援禅入儒的言论），他的范围和形式都和《明儒学案》差不多。黄宗羲批评他说：“这是周海门一人的宗旨，不是各家的宗旨”。黄宗羲这部书，虽然有许多地方自己加以批评，但他仅在批评中表示黄宗羲自己的意见，至于正文的叙述却极忠实，从不肯把别人的话当作自己的注脚，这符合第三个条件。他在每个学案之前，各写一篇极翔实的小传，把这个人的时代、经历、师友渊源详细说明，让读者能把这个人的品格把握到手，这符合第四个条件。所以《明儒学案》这部书，历来为学术界公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创作，将来撰写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的人，对于它的组织虽有许多应改良之处，对于它的方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用的。

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指责黄宗羲，说他把陈献章（白沙）、王阳明与薛瑄、胡居仁（薛瑄，号敬轩；胡居仁，人称敬斋先生；都是恪守朱学的明代理学名儒，配享孔庙，被道学家视为“道统”传人）并列，是不识道统，可谓偏狭到了极点。无论道统之说我们根本不能承认，试想明代学术，除了陈献章、王阳明外还有什么？黄宗羲尊崇陈献章、王阳明而不废弃薛瑄、胡居仁，还算公道，哪有专取薛瑄、胡居仁而抛弃陈献章、王阳明的道理！

他关于史学的著述，有重修《宋史》的稿本，未成书；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已散佚；有《行朝录》八种：一、《隆武纪年》，二、《赣州失守记》，三、《绍武争立纪》，四、鲁王纪年》，五、《舟山兴废》，六、日本乞师纪》，七、《四明山寨纪》八、《永历纪年》。其余如《郑成功本末》（记郑成功事迹）、《海外恸哭记》、《思旧录等，现在尚存，都是南明极重要的史料。而他在学术上千古不朽的功绩，尤在两部学案。

此外黄宗羲的重要著作，如《易学象数论》六卷极力辩驳河图洛书、方位图说（朱熹著《周易本义》，依据北宋陈抟、邵雍的说法，认为《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的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的次序方位是伏羲的易，都只有图画而没有文字，所以首先列出图说，以黑白点子代表阴阳，画图表示河图洛书的图形，并解释其方位预示的先天消息，此书是宋元明理学家解说《易经》所依据的。）的错误，为后来胡渭《易图明辨》的先导；如《尚书古文疏证》一卷，则是阎若璩询问《尚书》而作此回答他，实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先导。这两部书都对清代经学极有关系。他又最喜欢历算之学，著有《授时历注》《大统历推法》《故授时历假如》《西历假如》《回回历假如》《句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圜八线解》《测圜要义》等书，都在梅文鼎之前，多有发明。他的遗文则有《南雷文定》，共五集，晚年又自己删定为《南雷文约》四卷；又曾辑录明代三百年的文章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又继续辑录《宋文鉴》《元文钞》，都未完成。

○惠栋

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一字松崖，惠氏家族次子，学者称为小红豆先生。

起初是吴江县的生员，改归元和籍。自幼笃志向学，家中藏书很多；日夜讲诵。对于经史、诸子、稗官野史以及七经谶纬之学，无不精通。小学以《尔雅》为本，六书以《说文解字》为本，其余涉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石碑，从《玉篇》、《广韵》

译至于以下的内容就不再论述了。乾隆十五年，皇帝下诏推举精通经术、品行端正的士人，陕甘总督尹继善和两江总督黄廷桂联名上疏极力推荐，恰逢大学士和九卿索要他所撰写的著作，还没来得及呈献上去，他便被罢官归乡。他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年五月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译先生对诸经熟稔贯通，认为训诂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别，于是撰写《九经古义》二十二卷。他尤其精通《易经》，所撰《易汉学》追溯考证汉代儒者的易学，搜集遗存的论述，使学者得以窥见其门径。其中包含《孟喜易》二卷，《虞翻易》一卷，京房易》二卷，干宝的论述附于其后。又有《郑康成易》一卷，《荀爽易》一卷最后一卷，则是先生阐发汉代《易经》的道理，用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所撰《易例》二卷，是熔铸旧说，以阐发《易经》的根本条例，随手题写识记，记录在册，以储备著论的材料。所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说为主，参以郑康成、宋咸、干宝的说法；概括其旨意作为注，推演其学说作为疏。书即将完成而先生病重，于是缺失了从“革”到“未济”十五卦以及《序卦》《杂卦》两篇传文。虽然是不完整的书，但汉学断绝已五百余年，至此才鲜明地重新彰显。又撰写《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认为禘礼施行于明堂，明堂的法则本源于《易经》。《古文尚书考》二卷，辩明郑康成所传的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期出现的二十五篇为伪作。又撰写《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王士禛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九曜斋笔记》，《松崖笔记》、《松崖文抄》以及《诸史荟最》、《竹南漫录等书。钱大昕称赞道：“惠氏世代坚守古学，而惠栋所得尤其精妙；比拟前代儒者，应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歧等人比不上他。”

但一味推崇汉代儒者的旧说，不论是非，墨守成规，厚古薄今，

○惠士奇

惠士奇（1671-1741字天牧，又字仲孺，晚年号半农居士，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周惕之子。出生时，父亲梦见杨文贞公投刺前来拜谒，于是用“文贞”的名字为他命名。

二十岁成为诸生，不参加省试。有人问他，他说：“胸中没有学问，何必要参加科试？”于是立志读书，不久便博通六艺。凡是《九经》《四史》《国语》《战国策》《楚辞》的文章，都能默诵，曾对着座客背诵《史记·封禅书》，终篇没有错漏一字。康熙戊子年，乡试考中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癸巳年、乙未年会试，两次担任同考官。己亥年，担任祭告炎帝陵、舜陵的使臣。庚子年，主持湖广乡试，督学广东。雍正元年（癸卯年），留任三年。他曾说：“汉代蜀郡偏僻简陋，文翁治理蜀地，选拔子弟就学，派遣俊士张宽等人向东学习七经，回来教授；其后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杨雄相继兴起，文章冠绝天下。汉代的蜀地，就是现在的广东。”于是毅然以经学倡导。三年之后，通晓经学的人很多，文体因此改变。他又说：“现在的学校教官，相当于古代的博士。博士明晓古今，通达国家体制。现在学校教官没有博士的才能，弟子何所效法？”访求舆论，得到海阳进士翁廷资，立即上疏题补韶州教授。部议认为学臣向来没有题补属吏的先例，特旨允许。在任期间升迁为右中允，越级提拔为侍讲学士，转任侍读学士。任期届满回京，送行的人如墙般密集。离开后，广东人视之如神，设立木主，配享先贤，广州在三贤祠，潮州在昌黎祠，惠州在东坡祠。每年元旦及生辰，诸生都整肃衣冠入内拜祭。他深得士人之心如此。丁未年五月，奉旨修筑镇江城墙，因经费耗尽停工而被罢官。乾隆初年，入京以讲读任用，所欠修城银两得以宽免。丁巳年六月，补任侍读。当时已近老年，耳朵逐渐聋。己未年春，因病告老还乡。辛酉年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先生壮年兼治经史，晚年尤其精通经学。撰写《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他论《易经》说：“《易经》始于伏羲，兴盛于文王，完备于孔子，而其学说尚存于汉代。不明白孔子的《易经》，不足以谈论文王；不明白文王的《易经》，不足以谈论伏羲。舍弃文王、孔子的《易经》而远问伏羲，我不知道这样做的人是怎么想的。汉代儒者谈论《易经》：孟喜以卦气，京房以变通，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他们的说法不同，但旨归一致，都不可废弃。现在所传的《易经》，出自费直。费氏本用古文，王弼全部改为俗书，又创立虚象之说，于是将汉代《易经》架空，而古学灭亡了。易，就是象。圣人观察象而系辞，君子观察象而玩味辞，六十四卦都是实象，哪里会有虚象呢？”他论《春秋》说：“《春秋》有三位，记事以《左氏》详细，议论以《穀梁》最正。韩宣子见到《鲁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那么《春秋》本是依据《周礼》来记事的。左氏的褒贬，都是春秋诸德的论断，所以记事都真实，而

译评论或许不够公正。《公羊传》不信任国家史官的记录，只笃信其师承的学说，老师没有讲到的地方，就凭主观臆测去推测，所以错误常常很多。总之，《左传》的材料来源于国家史官，《公羊》《谷梁》二传来源于师承传授，虽然各有得失，不可偏废。后世有个叫王通的人，喜欢说大话来欺骗世人，竟然说“三传出现而《春秋》散失”，于是啖助、赵匡等人争相攻击三传，以伸张他们的异端学说。《春秋》如果没有《左传》，那么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就一片茫然，如同坐在暗室之中一样。《公羊》《谷梁》两家，就是七十子门徒所传的大义，学者应当相信并喜好它，选择好的方面去遵循；如果仅仅依据孟子“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的说法，极力排斥并痛加诋毁，我恐怕三传被废弃，《春秋》也会随之消亡。他论述《周礼》时说：“《礼经》从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出土，多有古字古音；经书的义理存在于训诂之中，认识文字、审察音韵，才能知道它的义理，所以古训不可更改。郑玄注解经书，都遵循古读。大概是因为有字音义相近而发生讹误的情况，所以依从正确的读音。后世的人不学无术，竟说郑玄喜欢改字，难道是这样吗？郑玄注解《三礼》，为何体例上多引用《公羊》和汉代法令，因为汉代距离古代不远，所以借用来解说。贾公彦对于郑注中如‘飞矛’‘扶苏’‘薄借’‘綦’之类的字都不能疏解，所读的大率也不能疏解，就说是依从俗读，这很不符合‘不知则盖阙’的原则。汉代距离周代已经很远，而唐代又距离汉代很远，适宜其解说不能完全通达，何况宋代以后呢？周秦诸子，他们的文章虽然不完全雅正驯顺，但都可以引作《礼经》的佐证，因为他们距离古代较近。”

译先生幼年时研读《廿一史》，对于《天文志》和《乐律志》这两部分未能完全通晓；等到在翰林院任职时，因为研究新法探究推步历法的本源，撰写了《交食举隅》两卷。又撰写了《琴■〈辶篆〉理数考》四篇。所写的诗歌有《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各一卷，《南中集》、《采篿集》、《回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以及《时术录》一卷。

晚年自号半农居士，学者称他为红豆先生。起初，郡城东禅寺有一株红豆树，相传是白鸽禅师种植的，年老后枯萎了；等到研溪先生迁居到郡城东南香溪的北岸，这棵树又长出了新枝；研溪先生移来一枝种在台阶前，生机勃勃；僧人睿目存为他绘制了红豆图，他自己题写了五言绝句，又创作了十首红豆词，唱和的人有二百多人，天下名士经过吴门时必定停船拜访，因此他自号红豆主人，乡人则称他为老红豆先生。

○惠周惕

惠周惕，原名恕，字元龙，号研惠，江苏吴县人。

父亲惠有声凭借九经在乡里教授学生，与徐枋交好，所以先生年轻时跟随徐枋游学。年幼时就聪慧灵敏，通晓群经的章句。长大后，又拜汪尧峰为师，被引为入室弟子。成年后，受困于贫困，离开学校担任吏员，后来担任试弁，身体孱弱迁徙经商却亏损。他感叹道：“命运难道可以挽回吗！”于是闭门苦读十年，才成为通儒。康熙己未年，考中博学鸿词科，因遭父母丧事，原本可以参加试职。辛未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因为不熟悉满文，改任外官，调任直隶密云县知县。该县处于出关的要道，正值北征军队过境，军需物资繁忙交错，导致他因劳累过度死在任上。

著有《易传》两卷，《诗说》两卷，《春秋问》三卷，《三礼问》六篇。其中解说《诗经》尤其令人解颐。广博而不杂乱，辨析而不违背正道。主要观点认为：“《大雅》和《小雅》是按音乐来区分的，不是按政治来区分的。”认为：“正雅和变雅，赞美和讽刺交错排列，不必将‘六月’以上分为正雅，‘六月’以下分为变雅，‘文王’以下分为正雅，‘民劳’以下分为变雅。”认为：“《周南》和《召南》二十六篇都怀疑是房中之乐，不必拘泥于它们所指的人是谁。”认为：“周公和召公的区分，郑玄的笺注错误地认为是文王。”认为：“天子和诸侯都可以有颂，《鲁颂》并非僭越。”他的言论大都有依据。

先生谈论治学，说：“学问有伪、有迂、有曲、有俗、有杂、有博、有醇、有通。贾逵附会图谶，刘歆颠倒五经，这是伪。王夷甫谈论黄老，房次律解说春秋，这是迂。公孙弘迎合世俗掌权，孔光随波逐流，这不是曲吗？朔皋持论没有根据，张王淫靡不急，这不是俗吗？夏侯胜破碎大道，贾山涉猎为儒，这不是杂吗？”像康成的《辞训》质朴而繁琐，颖达的《正义》详细而冗长，虽然广博，却不纯粹。扬雄深思浑天说，张衡观测风地动，虽然纯粹，却不通达。贾谊的匡正建设，刘向的忠诚精纯，魏元成的恳切打动帝心，陆敬舆的讥讽陈述时弊，他们的言论足以救世，他们的道理足以辅佐君主，这才可以称为通。大概他自我期许就是这样。综合清朝一代谈论汉儒学问的人，推崇东吴惠氏三代，先生实际上是开创者，确实不辱没这个名声。

○纪昀

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年自号石芸，直隶献县人。

年少时奇异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夜晚坐在暗室里，两眼闪烁如电光，不用蜡烛也能看见东西。等到知识逐渐开启，光芒就收敛了。

二十四岁时，乾隆丁卯科考中解元。甲戌年考中进士。散馆后授编修。己卯年，担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庚辰年，担任会试同考官。辛巳年，京察以道员、府员的计名。壬午年，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奉命提督福建学政。癸未年，授侍读。第二年，遭父丧。守孝期满，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提拔为左庶子。戊子年，授贵州都匀知府，以四品官留任，晋升侍读学士。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获罪，有旨意抄没他家，纪昀与卢家是姻亲，向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恩泄露了消息，被革职逮捕问罪，流放乌鲁木齐。辛卯年，被召还，授编修。三十八年，提拔为侍读，奉命担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丙申年，提拔为侍读学士，担任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己酉年，京察一等。己亥年，提拔为詹事，随即晋升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壬寅年，授兵部右侍郎，仍兼任直阁事。改任而不离职，这是特殊的恩遇。癸卯年，转任左侍郎。甲辰年，担任会试副考官。知道武会设立贡举。乙巳年，晋升左都御史。丙午年，转任礼部尚书，担任经筵讲官。戊申年，赐紫禁城骑马，担任武会试正考官。壬子年，畿辅发生水灾，奏请截留南漕一万石，设立十个工厂赈济饥荒，救活无数人。后来五次担任总宪，三次担任大宗伯。嘉庆元年丙辰，担任会试正考官，转任兵部尚书。己未年，担任武会试正考官。癸亥年，六月，因八十岁开秩，赏赐珍玩。乙丑年，调任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

译子太保，掌管国子监事。享年八十二岁。朝廷赐给他谥号“文达”。

译先生精通《说文解字》，批评后世学者深究“考”、“老”、“转”、“注”的含义，以至于用篆书的字形来牵强附会，于是撰写了《六书说》一卷。他认为：“建类一首，就是‘始一终亥’五百四十部首的首字。”当时研究小学（文字学）的人大多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孙渊如通之评论说：“《尔雅》中‘肇’、‘祖’、‘元’、‘胎’等字，都是‘始’的意思，这也符合‘建类一首’；‘肇’、‘祖’、‘元’、‘宅’都解释为‘始’，也符合‘同类相受’。《说文解字》中这类例子很多。推究‘考’、‘老’的训释，比如‘口’部的‘咽’、‘嗌’，‘走’部的‘走’、‘趋’，就像‘考’注‘老’、‘老’注‘考’一样。它们同属‘口’部、‘走’部，就是‘建类一首’。”先生将孙渊如的话引为知己之言。唯独戴东原怀疑“贯全部”的说法，认为含义太广，先生反驳说：“如果只

译把“考老”作为转注的例子，不是太狭隘了吗！况且谐声这一类，难道不能贯穿整个六书体系吗？先生与戴震因学问而相互敬重，他们和而不同的态度就是如此。

译先生生平不肯写俗体字，写信写文章都依据《说文解字》。直到写《尚书》中的“瀍水”，依据《淮南子》写成“廛”；“汝乃是不”，依据《尔雅》的含义写成“孟”。别人认为他迂腐偏执，他却从不更改。每当他想校勘经史子集的古书，全都用《说文解字》作为标准，去除其中的俗体字，打算命名为“经史子字准绳”，但没有完成。

先生内在的德行修养极好，对待家人如同对待宾客。虽然脸色一向和悦，但性格刚直耿介，不随便接受馈赠。孙渊如送他一匹绢，他写了上千字的文章推辞，之后才接受。嘉庆元年，朝廷下诏举荐孝廉方正，江苏巡抚费文榜首先推荐先生，朝廷赐予他六品官服。先生七十八岁时，在家中去世。

先生著作流传下来的，除了《尚书集注音疏》和《六书说》之外，还有《论语竢质》三卷，《恒星说》一卷，以及《艮庭小慧》一卷。

○江永

江永（1681～1762），字号慎修，安徽婺源人。

他六岁时，每天读书能记下几千字。曾经看到明代邱氏的《大学衍义补》征引《周礼》，非常喜欢，求得这本书，早晚诵读。从此便深入钻研十三经的注疏。凡是古今的制度，以及音律声韵、地理，无不探究深奥隐秘之处，推究其本源；而在天文地理方面尤其精通。

二十一岁时，成为县学的生员，三十四岁补为廪膳生员。四十一岁，完成《礼经纲目》八十卷。五十五岁时，与同乡人设立义仓，贫苦的人依赖它救济。六十岁，完成《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七部书，各一卷。六十二岁，成为岁贡生，完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同年十月，江西学政金德瑛聘请他为学生校阅文章。六十九岁，完成《四书典林》四十卷，又完成《推步法解》五卷。七十六岁，完成《乡党图考》十卷。七十七岁完成《律吕阐微》十一卷。七十八岁完成《春秋地理考实》四卷。七十九岁完成《古韵标准》六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八十岁时，完成《周礼疑义举要》六卷、《记训义释言》六卷、《深衣》考误一卷、《读书随笔》若干卷。又过了一年去世，距离生于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享年八十二岁。

先生撰写《礼经纲目》时，认为朱熹晚年考定的《仪礼经传通解》，该书没有完成，黄氏、杨氏续写它，仍然有缺失遗漏；于是以大宗伯的吉、凶、军、宾、嘉五礼为次序，广泛搜集考证，使得三代礼仪的盛况清晰可见。

先生撰写关于七政的诸书时，说：岁实是历法中的纲领，太阳在黄道上平行运行，这是恒气，所以定气的时刻多少不同，而恒气、恒岁实自古至今没有增减，应当以恒定的作为标准。梅氏所说的岁实消长、恒气注历，见解分歧，尚未确定。

先生撰写《律吕阐微》时，依据《管子》中五声徵、羽、宫、商、角的次序，《吕氏春秋》称伶伦制作音律，先确立黄钟之宫，其次制作十二管分别对应十二律，以此纠正《淮南子·天文训》及《汉书·律志》的错误。

先生撰写《古韵标准》等三书时，说：古韵的论述，创始于吴棫，而精于顾炎武。顾氏考证古代音韵的功夫多，审定实际音韵的功夫浅，通过《诗经》三百篇来纠正顾氏分为十部的疏漏；并且将平、上、去三声都分为十三部，入声分为八部，作为用韵的标准。

先生撰写《推步法解》时，说：《钦定推步法》七篇，凡是日月运行、交食，五星的迟疾、伏见，以及恒六曜的运行，都具有精密的方法，但深奥的含义难以明白。为了探求立法的意图，详细推演计算的方法。并在后面附上《推步钤》一卷。

先生撰写《深衣考误》时，说：深衣的制度，诸儒论述的有几十家，大体上沿袭“裳交解十二幅”的错误，依据《玉藻》中“衽当旁”的说法，那么就不是前后的正幅。举出郑玄的注来纠正疏漏的错误，因此写成《深衣图考》。

先生晚年读书有所心得，随手撰写记录，说：《周易》以反对为次序，卦变应当在反卦中取之。否卦反转为泰卦，泰卦反转为否卦；所以小往大来，大往小来；这是它的例子。凡是说“来”、说“下”、说“反”，都是从反卦的外卦来到内卦；说“往”、说“上”、说“进”、说“升”，都是从反卦的内卦往到外卦。又说：兵与农的区分，春秋时已经存在，不是起源于秦汉。用《管子》《左传》证明，军队常靠近国都，住在野外的农民本来就不隶属于军队。他精心独到的见解，阐发古人未曾阐发的内容，就像这样。

先生六十岁时，曾与友人进入京城，当时开设三礼馆，总裁方苞以经学自命，举出冠礼、婚礼的几条难题来为难先生，先生从容详细回答，方苞折服。秦蕙田修撰《音韵述微》，下诏取《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呈进，以备采择。秦蕙田又取《推步法解》编入《五礼通考》。戴震总校《四库全书》，

译于是全部选取先生二十种著作抄写下来，收藏在秘府。先生去世后，朱筠让先生配享紫阳书院。

译○江有诰

江有诰（？—1851），字晋三，号古愚，是安徽歙县人。

二十二岁补为博士弟子，不从事科举学业，专心致力于古代学术，闭门著书，寒暑不辍。感慨周秦之后古音日益错乱，得到顾亭林的《音学五书》以及江慎修的《古韵标准》，潜心推究，以至于废寝忘食。江慎修的著作能够弥补顾亭林所未能涉及的方面，但在分部上仍有疏漏。因此，他在江氏十三部的基础上，将幽部、侯部分为两部，将支部、脂部分为三部；又在阳部中析出祭部，又将真部、文部分为两部。后来得到段若膺的《六书音韵表》，其中论述多有契合之处，更加自信。他将古韵分为二十部。最后看到曲阜孔氏的《诗声类》，将东部、冬部分为两部，于是将原来的两部改为中部、统部，共为二十一部。书成之后，寄给段玉裁看，段玉裁大加称赞，说：“我与顾炎武、孔广森致力于考古，江有诰、戴震则兼及审音，而江晋三在两方面尤其深造自得；他又精通反切字母之学，不仅使古音大明，而且使今韵分为二百零六部者得以剖析其原由。”他就是这样令人信服。

已刻印的著作有：《诗经韵读》四卷，《群经韵顾》一卷，《楚辞韵读》一卷，《先秦韵顾》二卷，《汉魏韵读》一卷，《唐韵四字正》一卷，《谐声表》一卷，《入声读》一卷。其中《入声表》尤其精妙，足以纠正顾炎武的错误，并补其未备之处。未刊印的还有：《二十一部韵谱》若干卷，依据段氏十七部韵谱的体例，对尚未分析的部分进一步分析，得到一百二十八部。至此，韵学大体完备。

晚年更加深入研习六书，著《说文六书录》、《说分韵谱》、《说文质疑》、《说文更正部分》、《说文系传订讹》各若干卷，又著《经典正字》、《隶书纠谬》，以消除俗学之误。不幸遭遇火灾，版稿全部烧毁，而眼睛已经失明；于是口授其子江锡善重新抄录。并打算依照成例补辑若干篇。

○焦廷琥

焦廷琥，字虎玉，是焦循的儿子，优贡生。

性情淳朴笃实，善于继承家学。因为父亲已经著成《群经宫室考》，所以另外撰写《冕服考》四卷以辅助它。其辨析精当严谨，丝毫不亚于其父，也比宋氏的《释服》更为完备。合起来看，对于礼经中的制度，可以大致了解其概况了。

在算学上也颇有造诣。孙星衍作《释方》，不相信地圆说，认为西方人误解了《大戴礼记》中“四角不揜”一语，才首创地圆之说。焦廷琥阅读他的书，说：“《大戴礼记》中有曾子的话，《内经》中有岐伯的话，最后还有邵雍、程颐的话，这种说法并非西方人所独创。”于是广泛搜集古籍，综合各家言论并罗列出来，写成《地圆说》二卷。

又曾采用秦氏的方法，阅读李氏的书，就益古演段六十四问，每问都详细画出其式样，焦循见后高兴地说：“有了这个就可以阅读演段了！”立即命名为“益古演段开方补”。并且说“可以附在《学算记》的末尾。”大概他得到父亲的赞许就是如此。

其余还流传有《读书小记》三卷，虽然是随笔札记，足以与钟怀的《考古录》相媲美，被收入徐氏的《鄦斋丛书》。

《密梅花馆诗文录》若干卷，则附刊在《雕菰楼集》之后流传。

○焦循

焦循（1763—1820），字里堂，是江苏甘泉人。

年少时聪慧异常，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服丧尽礼。乾隆辛酉年考中举人。曾跟随阮元在浙江游学。闭门著书，修缮老屋称为“半九书塾”，又建楼阁称为“雕菰”，有湖光山色之美。十余年足不踏入城市。庚辰年七月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先生博闻强记，见识精卓，于学问无所不通，于经学无所不研究，而在《周易》《孟子》上专门著成书，其中对于《易》本于世传家学，曾疑惑一个“号咷”为何既见于《旅》又见于《同人》；一个“拯马壮”为何既见于《复》又见于《明夷》；“密云不雨”之象，为何《小畜》与《小过》辞相同；“甲庚三日”之占，为何《蛊》象与《巽》象例相同；于是遍求解说《易》的书阅读，撰写成卷。甲子年，又精研旧稿，悟得洞渊九容之术实在通于《易》，于是以数的比例：求易的比例，于是撰写《通释》一书。丁卯年病危，以《易》未完成为恨。病愈后，屏除其他事务，专治此经，遂成《易通释二十卷》。自谓所得感悟者，一曰“旁通”，二曰“根错”，三曰“时行”。《易通释》既成，又提取其要点为《图略》八卷。凡图五篇，源八篇，发明旁通相错时行之义。论述十篇，破旧说之非。又成《章句》十二卷。总称《雕菌楼易学三书》，共四十卷。先生的易经既成，随笔记录二十卷，曰《易余籥录》。凡友朋门弟子所问及

译对于《周易》的研究，又抄录保存了两卷，名为《易话》。从癸酉年建立目录，自我考察所从事的学业，得到三卷，名为《注易日记》。另外还有《易广记》三卷。先生的易学，不固守汉魏各家的师承法度，只以卦爻经文的类比推演为主。

译先生又撰写了《孟子正义》三十卷，为赵岐的注作疏，同时附系近世数十位儒者的学说，并以自己的见解加以折衷调和，以符合孔子、孟子相传的正统旨意。又写作《周易王氏注补疏》二卷、《尚书孔氏传补疏》二卷、《毛诗郑氏笺补疏》五卷、《春秋左传社氏集解补疏》五卷、《补记郑氏补疏》三卷、《论语何氏集解补疏》二卷，将这些合在一起，称为《六经补疏》二十卷。

先生游历浙江，因为阮元考证浙江的源流来证实《禹贡》中三江的说法，于是撰写《禹贡郑注释》一卷，专门阐明班固、郑玄的学问。他认为王应麟的《诗地理考》繁杂而没有融会贯通，于是写作《毛诗地理释》四卷。又模仿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撰写《论语通释》一卷，共十个篇章：曰圣，曰大，曰仁，曰一贯，曰中恕，曰学，曰知，曰能，曰权、曰义，曰礼，曰仕，曰君子小人。（注：原文“十王篇”及列举篇目似有衍文或错简，此处依文意直译）又撰写《群经宫室图》二卷，共五十幅图。《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十一卷、《陆玑疏考证》一卷。又摘录当世通儒解说《尚书》的四十一家，书籍五十七部，仿照卫湜《礼记》的体例，按时间的先后排序，共四十卷，称为《书义丛钞》。

先生思虑深远，领悟敏锐，尤其精通历法算术之学。撰写有《释弧》三卷、《释轮》二卷、《释椭》一卷、《加减乘除释》八卷、《天元一释》二卷、《开方通释》一卷，又命令他的儿子王琥作《益古演段开方补》，附在《里堂学算记》的末尾。当时算学名家李锐、汪莱、钱大听等人，都与他讨论并赞叹信服。

先生擅长写文章，最喜爱柳宗元。表彰先代贤正，作《北湖小志》六卷。又搜集扬州的杂文旧事，编成目录二卷，名叫《足征录》。又写成《邗记》六卷。每当得到一本书，必定记录其始末，有所契合，就亲手抄录。像这样做了三十年，写成《里堂道听录》五十卷。又列举清代著述的三十二家，作《读书三十二赞》。亲手编订的文集，叫《雕菰楼集》二十四卷，词三卷，《诗话》一卷。

○金鹗

金鹗（1771—1819），字风荐，号诚斋浙江临海人。

幼年承受父亲的教导，端庄稳重如同成人，不随便言笑，一举一动必定整饬。只是天资很迟钝，每天只能诵读三四行。稍大一些，改变志向专心读书，心无旁骛，熟读而不遗忘。中年以后，反而更加敏捷。对于书籍没有不涉猎的，旁及风水家言，尤其精通天文算法，辞章不过是他的余事。得到大兴朱文正公的赏识，补为诸生。

阮文达在西湖建立诂经精舍，发公文召金鹗以及同乡洪颐煊、洪震煊兄弟在其中讲习。学业更加精进，名声更加显赫。深究三礼之学，剖析关键，实事求是，著《求古录礼说》十五、补遗一卷，又《乡党正义》一卷、《四书正义》八卷，无不推阐汉末先儒的各种学说，辅助群经，阐发前人未曾阐发的内容；没有墨守门户之见，也没有自夸标新立异的情态。嘉庆丙子年，学政汪廷珍选拔他代行贡举入京，与尚书王伯申、吏部郝兰皋、户部胡竹村、给事中胡墨庄、孝廉陈硕甫等人交往相处，都互相推崇信服，没有异议。不到两年去世。王尚书失声痛哭，为他准备丧具并送其灵柩南归。享年四十九岁。

○金榜

金榜（1735—1801），字蕊中，又字辅之，晚年改号檠斋，安徽歙县人。

年少时怀有伟大的志向，想博学深造成为通儒，而不屑于沉溺聪明才智于科举之学。向江慎修、戴东原学习经学，向刘海峰学习诗和古文辞。

二十一岁时，高宗南巡，召试举人，提拔为内阁中书，在军机处任职。乾隆壬辰年，以一甲第一名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仅一次担任山西副考官。遭逢外丧回家，于是不再出仕，在林下徜徉，著书自娱。去世时六十七岁。

先生深究经学，尤其擅长三礼，完全以高密郑玄为宗。曾经因为《司马法》中赋出车徒两种方法难以贯通，于是举出小司徒正卒、羡卒来解释，写了千余字。戴东原读了赞叹说：“这对研究《周官》的人有益啊！”其余如论述三江汉水为北，岷江为中，浙江为南，秦代正月用亥，禘祭兼及天地人，尊卑用乐的差别等条，都极其明确。晚年得了风痹病，卧床之间，亲手整理文稿，写成《礼笺》三卷，以郑玄、毛亨的书作为谈论礼的人的代言人，而认为贾公彦、孔颖达二疏不能弥补其遗漏疏漏，宣扬其奥妙隐秘，于是自己著论，祖述“毛诗郑笺”的意义，名叫“礼笺”用来解释郑玄罢了。凡：《周礼》十五篇、《礼经》十七篇、《戴记》十六篇，附图四幅，答汪纲书一封。大到天文、地域、田赋、学校、郊庙、明，下至车、旗、器物等细微之处。无不贯通群言，折衷一是，文辞综合而义理精核，不必训诂全经，足以宣扬阐释圣典，不失去三

译《代制作》阐明完备之意，难道仅仅是因为礼学家聚讼纷纭，才选取它来调和众人吗？应当是朱文正作序于前，阮文达收录于后，与江永、戴震巍然并立，经学的兴盛在新安，确实是有原因的啊！

译○金日追

金日追，字对扬，号璞园，是江苏嘉定人。

他是岁贡生。他是王西庄的高材弟子。他研究实学，喜好古学且具有深刻的见识。他对于《九经正义》，旁及《孝经》《论语》《孟子》《雅》，精心校勘，都有成书。统称为《十三经注疏正讹》。其中《仪礼正讹》十七卷，以朱子的《通解》为主，辅以宋代杨复的图、元代敖继公的学说、明代陈钟的两本《郑注本》，以及近代昆山顾氏的《九经误字考》、济阳张氏的《句读》、山阴马氏的《易读》、吴江沈氏的《小疏》；凡是字句的异同，无不广泛考证审定，折中得出最恰当的解释；与各家所得相比，大概不止增加数倍。即便拿顾氏所校勘的经文，与金君所校勘的对照来看，如《士昏礼》一篇：“主人”至“答拜”一节，“主人拂几受挍”，“挍”应当改为“校”；“馔于”至“皆盖”一节，“葅醢四豆”，“葅”应当改为“菹”；“女从”至“其后”一节，“被■〈顈，止代匕〉黼”，“■〈顈，止代匕〉”应当改为“顈”；“席于北牖下”一节，“牖”应当改为“墉”；“命之”至“宗乃”一节，“命之辞曰”，“辞”字是衍文。——这五条，都是顾氏所未能涉及的，其他情况可想而知。可惜没有见到宋元刊本，这是时代条件所限，本来不足以成为金君的过错。

○金锡鬯

金锡鬯，字蒨穀，是浙江桐乡人。

年轻时，父亲因官场牵连获罪，家道中落，于是奔走南北，依靠做家庭教师获取俸禄以供养父母。嘉庆戊辰年，考中顺天乡试，校录《会典》，按序选拔为知县。历任广东恩平、香山、高要三个县的县令。代理澳门同知，担任嘉应州知州。起初得到岳父钱大昭的赏识，因此深通金石之学。刘喜海出自他的门下。他撰写《金石苑》百卷，金君提供的帮助很多。在恩平任职时，曾因触犯吏议被罢免职务。恢复官职后，恰逢擒获盗贼有功，总督才上奏提拔他一级，而他晚年治理嘉应州时间最长，且留下了良好的政绩声誉。在公文簿册之余，勤于撰写，完成了《古泉述记》十二卷，《南北史摘证六卷，《晴韵馆诗文集》四卷，《自醒录》二卷。他学识渊博雅正，见识者常常将他的学问与政绩并称为佳。享年七十二岁。

○柯绍忞

柯绍忞（公元1850-19前33年），字凤荪，号蓼园，是山东胶县人。早年丧父，柯母出身于读书人家庭，深通国学，擅长诗歌。绍忞的学习，深受母亲教诲的影响。

柯绍忞在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编修，提拔为国子监司业，提督湖南学政，改任翰林院侍讲，转任侍读，授予贵州提学使，代理学部右参议，担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提升为典礼院学士，授予山东宣慰使，督办山东全省团练。清朝皇帝退位，民国成立，柯绍忞仍然担任废帝溥仪的侍讲，以遗老自居。

民国三年，被选为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他都没有就职。后来又任命他为清吏馆馆长，兼任清史稿总裁，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理事。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徐世彰、执政段祺瑞，曾先后邀请他主持学术机构，他除了接受主持纂修《青史稿》的职务外，其余都不肯担任。

柯绍忞用了较多的时间研究《元史》，他是继洪钧、屠寄之后，在研究《元史》方面成就较大的一位学者。他所著述的《新元史》，共计二百五十七卷。

明代修撰《元史》，不能令人满意。虽然经过清代邵远平著《元史类编》四十三卷，魏源著《元史新编》九十三卷、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屠杀著《蒙兀儿史记》等增补考证，但还是有不少遗漏。柯绍忞在这些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可惜的是他的《新元史》所引用的新资料，都没有注明出处，而且采用历代旧史重修的办法，屋上加屋，卷帙浩繁，虽然他用功很深，但后来研究元史的人使用他的史料，都深感不便。加上书首没有《叙例》，更看不出他著书的体例。

当此书编写成功时，正是民国八年徐世昌任大总统期间，徐总统下令把该书列为正史，将二十四史改为二十五史。随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为了拉拢前朝遗老，授予柯绍忞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尽管如此，《新元史能否是元代历史或蒙古史研究的顶峰，国内学术界始终有不同的看法。

柯绍忞除《新元史》外，还有《新元史考证》（北京大学铅印版）。据说《清史稿》中的《天文志》《时历志》《儒林传》《

译《文苑传》、《畴人传》等书，都是由他主持编纂的。此外，他还著有《盖喀图传补注》一卷，《译史补》六卷（由北京大学出版），以及蓼园诗钞》五卷（由中华书局）。而尚未出版的著作有《十三经附札记》、《春秋谷梁传注》、《尔雅注》、《汉书注》、《文献通考校注》以及《蓼园文集》等。

译柯绍忞是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吴汝伦的女婿，因此，他的文章模仿庐陵（欧阳修），诗歌效仿昌黎（韩愈），诗文都接近唐宋八大家的风格。

○孔广森（附孔广铭、孔广牧）

孔广森（1752～1786年），字众仲，号撝约，又号颢轩，山东曲阜人。他是继承衍圣公爵位的孔传铎的孙子，户部主事孔继汾的儿子。

他生来聪慧特异，十七岁时在乡试中举人。曾经跟随戴震（戴东原）先生学习，因而得以完全继承他的学问。对于经史训诂，他深入研读并精妙理解，兼及六书九数，没有不贯通的。乾隆辛卯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他年轻时入仕，出身显赫世家，人们将他比作卫洗马、王长史，当时人们争相巴结迎合，希望与他结交。然而他性情淡泊，沉迷于著述，裹足不前，不与权贵往来拜谒。遭遇母亲丧事，他陈述实情请求回家奉养。他建造了仪郑堂，在其中读书。大概是因为心中仰慕郑玄（康成），借此表达尊崇敬仰之意。不久遭遇家难，因为父亲所著的书被族人揭发诉讼，将被发配到西北边塞，他带着病奔走于江淮河洛之间，向四方借贷，缴纳赎金，父亲因此获得赦免。还没见到父亲，又遭遇祖母和父亲的丧事，最终因哀伤过度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他生平广泛涉猎经书，专门研习的领域尤其擅长《春秋》和《戴记》，而最终倾注全力的是《春秋公羊传》。他说：“从前孔子有帝王的德行，却没有帝王的地位，于是他将治理天下的大法，损益六代的礼乐文质制度，阐发为文章，流传给后世，从而看到周朝法度松弛，鲁国正道衰落，攻战接连不断，伦理道德有时熄灭，认为必须根据衰败时代的适宜情况，制定新国家的典章，宽厚地劝勉贤人，严厉地惩治不肖之徒，或许风俗可以改变、仁义可以彰明、政教可以兴起；这寄托在哪里呢？寄托在《春秋》。《春秋》作为一部书，根本于天道，运用王法，理顺人情。不奉行天道，王法就不端正；不合乎人情，王法就不能施行。天道包括：一是时，二是月，三是日。王法包括：一是讥刺，二是贬斥，三是断绝。人情包括：一是尊，二是亲，三是贤。——这三科九旨既已颁布，又统一裁断以内外之义例、远近之异辞，错综调配，相互依存构成体系。凡是传述《春秋》的有三家，尤其推崇公羊氏，有这种说法。当时左氏学湮没于征南，穀梁本义淹没于武子，只有这部传相沿流传，以汉代司空掾任城人何休的《解诂》列入注疏，汉代儒者接受的宗旨，借此可以考见。其余《公羊墨守》、《穀梁废疾》《左氏膏肓》、《春秋汉议》《文谥例》等，还有几十篇，可惜没有留存。《解诂》体大思精，辞义深奥丰富，然而也时常沿袭错误、主观臆断，未能完全领会传文的本意。现在我将消除其中的困惑，归于大道，于是依据原注，保留其精粹，删去其支离破碎之处，破除其拘泥窒碍，增补其隐晦简陋，写成《春秋公羊通义》，希望具备一家之言。”依照旧次序分为十一卷。对于胡母生、董仲舒、何休的条例，全都能不违背师法。

他的著作还有：《诗声类》十三卷，《大戴礼补注》十四卷，《礼学卮言》六篇，《经学卮言》六篇。关于算数，则依据秦氏方斜求圆术及《算经》商功章求方亭术引申推演，扩充秦氏所得四术，补斛方得二十五问，写成《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擅长骈体文，有《仪郑堂骈俪文》三篇。为戴氏遗书作序，洋洋千余言，江都人汪中读了，赞叹为绝妙之作。

附：

孔广铭，字文箴。因功授州判，被派往四川。著有《公羊释例》三十卷，《孟子义疏》二十八卷，《五经异义疏证》二十卷。《庄子义疏》、《前汉书考证》，都未成书。各书义证完备融洽，而家法不乱。

孔广牧，字力赏，是诗人太仆孔眉涵的次子。五岁跟随老师学习，就知道问学。父亲遇难后，侍奉母亲极其孝顺。研究六经长于训诂考据，兼通中外算术。想为《礼记》作疏，考虑到记文浩繁博大，难以兼举，于是区分数类，打算依次编纂成合而为一。正值咸丰庚申年寇乱到达清江浦，流离奔走，无暇撰写。偶尔写诗歌，多压抑无聊之语。友人有人劝他凭借父荫入国子监读书，准备参加京兆试。恰逢盗贼阻塞道路，与官军同行，看见斩杀如同草芥，顿时触动悲怀，受寒而死。仅存《礼疏》残稿、《天算疏》一卷、《孔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遗留的书大抵称引详确，推测精密，无愧于古代作者。

○孔继涵

孔继涵，字体生，一字诵孟，号苘谷，是继承衍圣公爵位的孔毓圻的孙子。

乾隆庚辰年在乡试中举人，辛卯年考中进士。任户部主事。担任《日下旧闻》纂修官。笃守内在德行，天性过人。丙戌年，应当与计吏一同前往，听说术士说，母亲恐怕有意外灾祸，就脸色改变不想去，父兄强迫他，走了二百里，心中怦怦跳动，驾车返回。他在户部，逐渐被重用，一旦因为母亲生病急忙告假回家奉养，而母亲去世。又过了三年，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五岁。

译他向来有志于探究古代学术，对于天文、地理、经学、字义、算术，无不广泛综合研究。在京城做官七年，退朝用餐后的闲暇时间，总是与朋友探讨分析疑难义理，考证异同。凡是抄写校订的书籍，多达数千百卷。收集汉唐以来的金石刻拓一千多种，与经义、史志相互参照印证。又因为编纂官方书籍，遍览京城内外寺院古迹的碑记，游历西山，沿平昌河而行，没有不抄录记录的。遇到藏书家很少流传的珍本，必定校勘后付梓印刷，以扩大其传播。所刊印的有《五经文字九经文样》、《杜预〈春秋〉长历土地名》、《赵纺〈春秋〉全锁匙》、《宋庠〈国语〉补音》、《赵岐〈孟子〉注》，编为《微波榭丛书》。又刊印《算经十书》、《休宁戴氏遗集》。自己撰写的著作，有《考工车度记》、《补〈林氏考工记〉》、《解勾股粟米法》、《〈释数〉同度记》各一卷，《红榈书屋集》两卷，词四卷。

译雷学淇，字瞻叔，是顺天通州人。他是举人雷鐏的儿子。

嘉庆十九年考中进士，担任山西和顺县知县、贵州永从县知县历任丙子科、乙未科的同考官。雷鐏著有《古经服纬》，雷学淇秉承家学，喜好研讨学问。每当得出一种见解，必定追求融会贯通，务必使各种经书的文义没有抵触矛盾。对于传、笺、注、疏，取舍多有不同，只期望符合事理，即使是前代贤人也不肯盲从。他曾经说：孟子先到梁国后到齐国，从《孟子》本书来看非常明白，而《史记》错误地认为梁惠王在位三十六年便去世，于是说孟子在三十五年时到梁国，并将惠王改元后的十六年算作襄王的时代。如果依据《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去世，十七年惠成王去世，那么惠王后元十六年齐宣王才即位，这就显然与《孟子》的记载相符。况且《竹书》又称梁惠王在徐州会合诸侯，改元称王，所以孟子称他为王。《史记》说孟子到梁国的第二年，惠王去世，襄王即位，虽然对照经文，似乎可信；但惠王是在改元后的第十七年去世，并非三十六年。襄王即位后，孟子见他不像君主的样子，于是向东到齐国，根据《竹书》记载，那是齐宣王即位的第二年。从梁国到齐国有一千多里，所以说千里。如果孟子先见宣王，从邹国到齐国仅六百多里，就不能说千里了。齐国人攻取燕国，孟子明确说是宣王时期的事。《史记》在齐国历史上漏掉了悼子、侯剡两代，将威王即位的年份都提前了二十二年，对于齐人伐燕的事不知参照《孟子》进行折衷，而在年表中说发生在湣王十年，司马光最终寻求解释而不得，又将宣王即位的年份后移十年以迁就《孟子》，从此以后的说法一直没有定论，如果依据《纪年》，那么伐燕发生在宣王七年，实际上是周郝王元年。凡是《孟子》书中记载的古人年岁，用《史记》《汉书》的说法来推演都不吻合，用《纪年》来推演却没有不合的。再用《竹书》的长历来推验列宿的岁差，历代的日食，自唐虞以来也没有差错。只是可惜《纪年》一书，从五代以来，多有残缺，于是广泛考证隋唐以前各书所征引的内容，搜集辑录参证，历时九年，稍微恢复旧貌，写成十四卷。又撰写《古经天象考》十一卷，《图说》两卷，《夏小正经传考》两卷，《本义》四卷，《亦嚣斋经义考若干卷。

李惇，字成裕，又字孝臣，是江苏高邮人。

他的祖先从苏州迁到扬州，祖父、父亲都凭借州文学的身份努力行善事。李惇幼年读书聪慧异常，七岁就能理解经书，有“神童”的名号。长大后，学识广博通达敏捷，尤其精通《诗经》及《春秋》三传。与同郡的王念孙、汪中、刘台拱、顾九苞任大椿等人交友，极力倡导古学，达到一时极盛。晚年喜好历法算术，得到宣城梅氏的书，完全通晓其中的方法。后来与嘉定、钱塘齐名。

他内心淳朴笃实，侍奉母亲孝顺，侍奉疾病、居丧守孝都尽到了礼节。性格质朴直率少言，只有讲学时才尽情发挥辩才。长期困顿于生员身份，因成绩优异即将贡入国子监，考试的前一晚，挚友贾田祖去世，他亲自为贾田祖办理棺木收敛，送回家乡，竟然没有参加考试。学政谢墉听说后感叹说：“李生以博学闻名，而笃行竟然如此，确实是当今的古人啊！”乾隆己亥年，才考中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选任知县，南归。学政彭芸楣侍郎聘请他主持暨阳书院，以朴学激励学生。因患末疾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他所著的书有：《卜筮论》、《尚书古文说》、《金縢大诰康诰三篇辩》、《大功章烂简文》、《明堂考辨》、《考工车制考》、《历代车制考》、《左传通释》、《说文引书字异考》、《读史碎金》、《社氏七历补》、《浑天图说》、诗文集等，大多没有流传于世。仅有《群经识小》八卷，考证各经古义二百二十多条。一一例如论述《尚书·洪范》“子孙其逢吉”，应当在“逢”字处断句，与上文“从”、“同”字押韵；《诗经》“济盈不濡轨”，认为“轨”字自有两种含义，不必依照《释文》改为“軓”。一一大多精确不可磨灭，阐发前人所未曾阐发的，阮元将其收入《学海堂经解》中。

李黼平，字绣子，又字贞甫是广东嘉应州人。

母亲梦见天上流星坠落而生下他。在怀中教他唐人断句的文章，他立刻就能上口。跟随外家老师读书，极其聪慧，不用诵读就能记住。

嘉庆乙卯年考中进士，选任庶吉士。请假回家，主持越举书院讲席。散馆后，出任昭文县令。政事主张宽厚平和，案卷没有积压。尤其以培育士人为要务，每月考核必定亲自评定等级。闲暇时常手捧一卷书，不喜欢与达官贵人交往。恰逢交接政务有弊端，他因病未能亲自查察，又因家远，人口多费用不时节省，最终因亏空被免官，拘禁在省狱。在狱中八年，父亲和妻子先后去世。等到援引赦令解除拘禁，陈中丞延请他进入幕府又过了三年，才南归到家，母亲又在前几个月去世。终身的悲痛，比起在狱中时更加深重了。阮

译元担任两广总督时，正创办学海堂，听说他归来，便聘请他审阅学生的课业文章，并留任他教授各位公子经学。居住很久后，他因患头风病而辞官离去。后来他担任宝安书院的主讲，教导人们学问与品行并重，完全像他主持越举时那样。

译所著《毛诗细义》二十四卷，已收录在《皇清经解》中。《易刊误》《文选异义》《读杜韩笔记》，都未曾刊刻。

生平也擅长诗歌，他的论述认为：“心声所发出的，包含宫商角徵羽等音律，与象箫、胥鼓等乐器相呼应。”所以他所作的诗，专门讲究音韵，得到了古人未曾传布的奥秘。有诗集若干卷。

○李富孙

李富孙，字既方，号芗沚浙江嘉兴人。

考取嘉兴辛酉年拔贡。与长兄李超孙、弟弟李遇孙都博学多文，诗歌方面有“后三李”的称号。

李富孙深湛于经学，尤其喜好研读《易经》。所经眼的版本不下百余种，却唯独排斥图书说的附会穿凿，摒弃不看。他所信奉的，是汉儒的学问。认为唐资州李氏的《集解》一书，是汉儒精华的汇聚，既然已经朝夕研读，又对于三十余家学说中尚未被采入的内容，进行搜罗荟萃，共得三卷，命名为《李氏易解剩义》，几乎做到一字不遗漏。然而虽然采撷广博，但对于元明人所称引的内容一概不纳入，可见他立意高远且用力勤勉，又加以严谨，所以著述的功劳实际上远远超过创作。另外撰写有《校异》二卷。

其他如《七经异文释》总计五十卷，《说文辨字正俗》八卷，《汉魏晋六朝墓志纂例》四卷，《鹤征前后录》二十卷，《曝书亭词注》七篇，也都深受艺林推崇。搜集长水掌故，续纂《梅里志》十六篇，对文献尤其有益。

诗歌古文辞章，则有《校经庼文稿》十八卷，合并十四种汇刊为《校经庼全书》

附：

李超孙

李超孙，字奉墀。乾隆乙卯年举人，选授会稽县学教谕效仿雷翠庭先生的学规，扩充为七十余条，用来训导考核诸生。后来告老还乡，知府伊汤庵聘请他修撰郡志，兼任校勘工作。著《毛诗氏族考》若干卷

李遇孙

李遇孙，字金澜。擅长诗歌古文辞章，被当时人推崇。尤其精通金石之学。阮文达视察浙江学政时，以诸生身份受到特别赏识。等到阮文达担任浙江巡抚，选拔招致他在诂经精舍学习。所著《金石学录》写成后，又由阮文达作序而刊行于世。嘉庆辛酉年考取拔贡。晚年担任处州府训导。有感于郡志体例错乱，丽水又没有专门的志书，山川险要，人物繁多，以及政治古迹，还有过客往来的题咏，尚可见于金石文字，然而往往销蚀磨灭，久而久之就湮没，于是与县里人士谋划辑录《括苍金石志》。同游各地，所到之处穷崖绝谷，破冢荒祠，搜觅拓印几乎遍及。凡是史书志乘所错举遗漏的，加以纠正补充，每篇缀以题跋，上起晋宋，下至宋元，成书十二卷，较际公的《全浙金石志》用力相同而难度加倍。另外撰写《尚书隶古定释文》与诗文集若干篇，稿本都藏在家中。

○李赓芸

李赓芸（1754～1826），字生甫，号许斋，江苏嘉定人

年少时师从钱竹汀。侍奉继母孝顺，注重品德节操，砥砺廉洁，被当时人称道。

通晓六书、苍雅、三礼。善于写文章，以礼经史志为根基，在文家中别开一径。赞许许叔重的学问，所以又字鄦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乾隆庚戌年考中进士。以知县任用，分发到浙江，历任孝平、德清、平湖等县。所到之处悉心安抚百姓，训导士人铲除奸恶，县里人称他为神明。恰逢受到秘密推荐，皇帝下诏询问，巡抚际元再次上奏，称他为浙江良吏第一。升任处州同知，不久提拔为嘉兴府知府。丁忧起复后，补任福建汀州府，调任漳州府。漳州过去多发生械斗，召集里保了解实情，晓谕祸福；偶尔有人触犯，立即公正评判曲直，百姓非常高兴，任职期间于是没有斗殴者。不到三年，由观察使而升任按察使、布政使，渐渐受到重用。性格严正，穿破衣吃素菜，一向如此。屡次担任监司，自我奉养却与寒儒无异。所在之地多有恩泽，百姓感激他的诚意，时间越久越深厚。

起初，福建两大府与公都是从县令起家升至高位，公的名声却超过他们，而且刚直，曾在朝廷争辩，因此多次与他们抵触。恰逢甄别，龙溪县令朱履中改任教职，朱履中反而揭发督臣汪志伊诬陷公贪婪勒索，汪志伊不加审察，立即上奏弹劾，解除职务审讯。过了很久，案件没有定论；汪志伊一定要坐实此事，官吏迎合风向，多次加以摧残侮辱；公本是儒者，向来刚强，重视名节，地位尊贵却受欺凌，愤激之下，于是自缢而死。事情上报朝廷，命令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快马加鞭复查得以昭雪，治朱履中的罪，汪志伊及巡抚王绍兰都被免职。福建人怜悯他的冤屈，并且报答他的恩惠，至今建祠祭祀他。

所著书十余种，潘文勤得到遗稿，汇编为四卷：一，经说；二、三，论小学；四、考证子史金石疑讹。将其附刊。另有《唐五代宋学士年表》，是代钱竹汀所撰，所以收录在《潜研堂全书》中。

○李塨

恕谷，名塨，字刚主，直隶人

译他是蠡县人。生于顺治十六年，卒于雍正十一年（1659—1733年），享年七十五岁。

译父亲李明性，学问品行非常高。颜习斋曾说，他生平严肃对待的六个人中，明性就是其中之一。李恕谷遵从父亲的命令跟随习斋学习，完全继承了习斋的学问，并以弘扬光大这门学问为己任。

习斋足不出户，不轻易结交任何人，尤其讨厌会见当时的权贵。恕谷则经常往返京城，广泛结交当时有名望的士人，如万季野、阎百诗、胡朏民、方灵皋等人，都有交往。当时万季野负有盛名，每次开设讲会，座位都坐满了人。有一天在绍宁会馆讲学，恕谷也在座，众人正请万季野讲解“郊社之礼”，万季野说，暂且不要讲什么“郊社”，请听听李先生讲解真正的圣学。王昆绳才气傲视当世，自从与恕谷成为朋友，受到他的感化，以五十六岁高龄的名士身份，亲自拜入习斋门下做弟子。程绵庄、恽皋闻，都是因为恕谷才知道习斋，都成为了习斋学派中最有力的人物。所以这一学派虽然由习斋创始，实际上是得到了恕谷才得以发展壮大。习斋对待别人和约束自己一样严峻；恕谷说，交友必须让人感到可亲，才能招揽人才，广泛地济助天下。关于取舍的原则，习斋主张不劳动就不吃饭，恕谷主张互通有无、交换事务。习斋绝对排斥读书，恕谷则认为礼、乐、射、御、书、数等，有许多地方非考证研究不可，所以书本上的学问也不完全废弃，这都是他对师门学说补充偏颇、纠正弊端的地方。然而学术的根本所在，未曾与习斋有分歧。他常说，“学问施行于百姓万物，在别人身上就像在自己身上一样。”又认为，“教化养育的事业，只有亲民的地方官才能切实办到。”他的朋友郭金汤担任桐乡知县，杨勤担任富平知县，先后聘请他到幕府，把全县政务交给他处理。他欣然前往，政教大行其道。但是权贵网罗他，他却不肯就任。李光地担任直隶巡抚，正以理学号召天下，托人示意他去见，他说部下的百姓不可以随意拜见长官，竟然不去。年羹尧在西陲开设府署，两次来聘请，他都极力以生病为由推辞，他坚守节操的耿介又如此。

恕谷曾向毛奇龄请教音乐学问，李塨后来还曾参与编辑《毛西河全集》。方苞和恕谷交情深厚，曾派遣他的儿子跟随恕谷学习，又因为恕谷想要南游，当时方苞因《南山集》案受牵连，被编管在旗下，需要居住在北方，而因为李塨计划南迁，于是方苞想要把南方的田地赠送给李塨，而李塨就计划用北方的田产与方苞交换。然而方苞坚持以程朱理学自命，不喜欢习斋的学问，恕谷每次相见，都理直气壮地辩论，方苞往往无言以对。等到恕谷去世，方苞不等他的子孙请求，就为他撰写墓志铭，对于恕谷的品德功业一概不详述，只记载恕谷与王昆绳以及方苞论学的同异，并且说恕谷因为方苞的话而改变了师法。恕谷的门人刘用可（调赞）说方苞纯粹编造虚假言辞，诬陷已故的朋友。恕谷秉承习斋的教导，以亲身实践为先，不崇尚空洞的文章著述，晚年因为求道的人众多，又自身不被任用，才开始寄托于书籍。所著有《小学稽业》五卷，《大学辩业》四卷，《圣经学规纂》二卷，《学》二卷，《周易传注》七卷，《诗经》传注八卷，《春秋》传注四卷，《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中庸》传注各一卷，传注问四卷，《经说》六卷，《学礼录四卷，《学乐录》二卷，《拟太平策一卷，《田赋考辨》、《宗庙考辩》、《禘祫考辨》各一卷，《阅史郄视》五卷，《平书订十四卷（《平书》为王昆绳所著已佚，此书为恕谷评语），《恕谷》文集十三卷（按此书目卷数与《颜李丛书略有出入，如《传注问只一卷，此谓四卷，《恕谷》文集，《丛书》作《恕谷后集》等）。他的门人冯辰、刘调赞共同编纂《恕谷先生年谱》四卷。

○李潢

李潢，字云门，湖北钟祥人。

乾隆辛卯年考中进士，由翰林官做到工部左侍郎。博览群书，尤其精通算学。推算历法律吕，都达到了精妙的境界。与开化人载简共同探究中西学问的奥秘。两人都推崇中法，志同道合，于是成为莫逆之交。曾著有《九章算术细草图说》九卷，附录《海岛算经图说》一卷。载简为他的书作序，说：“李潢曾说，陈述其数字的，是下学的话；理解其义理的，是上达的功夫。有数字先有形象，有形象都可以描绘。旧注所说的解释这些，应当把茶者一一显现在图中。对于东原氏所说的错误不通之处一一疏通使之通达，探索深奥隐秘，钩深致远，列举名称标明条目，都遵循古训。也就像刘徽用言辞分析道理，解释休用图的意思一样。”书刚写完，就一病不起，遗嘱托付给吴门沈钦裴算校，过了八年，他的外甥程矞采聘请沈钦裴到家校订，然后付印，以完成他的志向。

译《九章算术》之外，最著名的莫过于王孝通的《辑古算经》。唐代制度，开科取士，唯独将《辑古》中的四条题目限定在三年内完成，确实是因为这本书深奥难懂。虽然经过阳城张氏用天元一术推演并详细列出算草，但天元一术创自宋元时期的人，终究在王孝通之后，似乎不符合这本书的本意，于是又依据《九章算术》的古义来加以订正。发现错误的就纠正，缺失的就补充，写成《考注》两卷，以阐明斜长、宽度、狭小、割截、附带、分并、虚实等原理，务必符合其算法才停止。遗留的手稿也精彩地刊印出版，武进李申耆为此作序。

译○李锐

李锐，字尚之，又字四香，江苏元和人。

他幼年聪慧敏捷，有超过常人的资质。在私塾见到《算法统宗》，偷偷窥看，心里便明白了其中的义理，于是开始学习九章算术和八线（三角函数）之学。补为县学生员。家中贫困，靠教书自给。闲暇时便钻研历法算学，时间久了更加精通。

唐王考通编纂《古算经》，文辞义理隐晦深奥，没有人能通晓。李锐便与阳城的张敦仁共同撰写详细的演算过程，详细论述了二十种算法，其中商功篇中的平地算法，以及役功篇中的广袤算法，清晰得如同眉毛排列一般分明。

他曾从同乡顾广圻那里借得宋代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日夜探究不停，于是知道天元一术与借根方（代数方程）不同，撰写论著畅达阐发郭守敬、李冶的宗旨，同时补充了宣城梅文鼎所未能完备之处。

他又说：“四时构成一年，首先记载于《虞书》；五纪明确历法，见于《洪范》；历学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为政的根本。《通典》《通考》却不收录，难道不慎重吗！”于是撰写《历法通考》。该书体例，大致以颛顼历、夏历、殷历六种历法，记载有界限；太初历本源于殷历，立法宽泛疏漏；三统历虽然推算方法较为精密，但也采用了太初历四年增加一日的算法，这是四分历与太初历相同之处。所以断自三统历开始，到清初椭圆法为止；其中唐代瞿昙悉达的九执历，宋代荆执礼的会天历，史志中遗失了其算法，便从开元《占经》以及宝祐四年的会天历中寻求；条理既已具备，书却最终没有完成，只完成了《三统术注》、《四分术注》《乾象术注》、《奉元术注》《占天术注》、《日法朔余强弱考》六种而已。

阮元巡抚浙江时，曾将他延请至西湖，为他校勘《礼记正义》，并协助编纂《畴人传》。元代朱世杰的《四元玉鉴》虽然使用天元一术，张敦仁在南昌见到此书，觉得其中茭草形正圆法容易阅读却难以通晓，特意写信商量请他推究。恰逢李锐患病，仍然回复寻找指意，演算成几段回复他。书信刚到达他就去世了。享年五十岁。

先生天赋高朗，潜心经史，只因为忧伤压抑，导致寿命不长，实在令人感慨！所著还有《召诰洛诰考》、《方程新术草》、《勾股算术细草》、《孤矢算术细草》、《开方说》，合刊为《李氏遗书若干卷》。

○李善兰

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

补为诸生。曾跟随陈硕甫学习经学。对于训诂词章虽然都有涉猎，但喜好终究不及对算学用心的笃定。十岁时，看见架上有古本《九章算术》，偷来阅读，以为可以不学而能。从此便喜好算学。赴杭州应试，得到《测圆海镜》、《勾股割圆记》带回，学业才开始进步。三十岁后，造诣越来越高。因为思考割圆法并非自然沉思就能得其理，时常有心得，便著书。与同郡戴煦、南汇张文虎、乌程徐庄愍公以及同时代精通算学的人士，大多交好，时常相互质疑辩难。咸丰初年，客居上海，结识英国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三个人，翻译各种书籍。吴越沦陷，便投奔曾文正公（曾国藩）在安庆的军中。丁巳年，凭借郭侍郎嵩焘的推荐，征召入同文馆，派充算学总教习累积劳绩升至三品卿衔、户部郎中、总理衙门京官。七十多岁时，在任上去世。

他所撰写的各种书籍。只有《群经算学考》未完成，毁于战火。其余都刻印于金陵。总称为：《则古昔斋算学》。共有《方圆阐幽》一卷，专门论述原理而不谈具体数值。《弧矢启秘》三卷，则以尖锥术立论，弧背八线（三角函数）都可以求得。《对数探源》二卷，也以尖锥截积起算，先阐明其原理，再详细论述其方法。《垛积比类》四卷，用立天元一详细演算细草。《四元解》二卷，阐明了元代朱氏的书，使读者豁然开朗。《麟德术解》三卷，详细论述史志中盈缩迟速两种算法。《椭圆正术解》二卷、《新术》一卷《拾遗》四卷，依据徐庄愍原书逐条补充图示。《火器真诀》一卷，用平面圆通火器的推算，使得可以依据款式量算，不难命中目标。《对数尖锥变法释》一卷，解释西法对数积与各种乘方尖锥不同的缘故。《级数回求》一卷，专门阐明代数。《天算或问》一卷，则是记录友人门弟子问答的话语。一共十三种。又附《考数根法》一卷共四则，补充几何学所未能完备之处。合计二十四卷。

至于所翻译的书，则有《几何原本》后九卷，《重学二十卷，附《曲线说》三卷，《代数学拾级》十八卷，《谈天》十八卷此外还有《植物学》八卷，另行刊印。

○李文田

李文田（1834-1895），字芍农，广东顺德人

咸丰己未年进士，授职编修。出任江苏、浙江、四川主考，提督江西顺天学政。历任文衡，不久命南书房行走，官至礼部右侍郎。操守端洁，学问渊博，治经由通

译他通过假借字来考证名物制度，宗奉郑玄、贾公彦的学说。他与潘文勤交往虽然密切，但在治学旨趣上却不同，因为潘文勤本来就是张扬今文经学旗帜的人。当时大兴徐松、光泽何秋涛、平定张穆等人，大力提倡西北地理之学；唯独这位先生认为《元秘史》是晚出的文献，对于蒙古立国的疆域世系具有大致轮廓，于是广泛搜集记载，兼采西方翻译的书籍，辨析考证，撰写了十六卷注释。又因为《元史·地理志》成书仓促，遗漏错误本来难免，《经世大典》所保留的地图，也多有误谬；于是再参考旧日档案，用当今地名加以验证，撰写了《元史地名考》十卷、《西游录注二卷》。其中如辨析天兴是合不罕纪年，阿勒台山就是杭爱山，兀察部故宫乃是兴和旧境之类，其精确程度绝不在《朔方备乘》之下。又采集自唐代以来和林一地残存的碑刻断碣，录下原文，加以考释，编成《和林金石录》一卷，附《金石诗一卷》，这也是前人所未曾涉及的。他旁通堪舆之术，有《疑龙经注》《拟龙经注》各一卷。擅长书法，摹写北魏各种书体，得其神似。

译○李贻德

李贻德（1783～1835），字天彝，号次白，浙江嘉兴人。

小时候就有神童的名声。十八岁时，补为秀才。在硖川蒋氏家中做塾师。蒋家藏书非常丰富，他把箱箧里的书全部拿出来阅读，学问因此更加精进。后来游历金陵，向孙渊如投诗，孙渊如急切地邀请他入府，与他纵论古今，日夜不停。孙渊如晚年所著的书籍，大多是由李贻德完成定稿的。嘉庆戊寅年，他在乡试中举，对策文章位居浙江士子之首。此后六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中第。壬辰年会试再次落榜，于是染病死在京城。享年五十岁。

他向来孝顺友爱，注重内在德行，虽然刚直耿介却不立门户之见。读书过目成诵。曾经征引典故，说出出自某书第几卷第几页，查验没有一点点差错。他与冯登府等人以经学互相切磋。著有《诗考异》、《诗经名物考若干卷》。他在金陵时，孙君让他辑录汉魏人解说经书的著作，编成《十三经佚注》，让志同道合的人分担任务。李贻德便撰写了《周礼剩义》、《左传集解若干卷》。在史学方面，他从汉代直到五代，梳理脉络，条理贯通，撰写考证若干卷。比钱大昕的《考异》一书还要详细。又订正邓名世的《姓氏辨证》，增补钱讽的《回溪史韵》，可惜都没有完成。

○李颙

李二曲，名颙，字中孚，陕西盩厔（音同“周至”）人，生于明天启七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627-1705），享年七十九岁。他是偏远省份中没有师承的一位穷学者。他父亲当兵，死于流寇之乱，他幼年穷得没有饭吃，有人劝他母亲送他去县衙当差役。他母亲不肯，一定要让他读书，几次送他进私塾，因为没钱交学费，各塾师都不收他，后来好不容易认得字，硬是借书来读，自动地把学问磨练出来。他学成之后，曾一度去东南地区。无锡、江阴、靖江、武进、宜兴各地的学者，争相邀请他讲学。在陕西境内，富平、华阴，都是他经常设坛讲学的地方。康熙初年，陕西巡抚推荐他为“山林隐逸”，皇帝特地下诏征召他，他极力推辞才得以免去。后来又征召“博学鸿儒”，地方官强迫他启程。他绝食六天，最后拔刀自刎，官府才肯饶他。他觉得被虚名所累，从此把门反锁，除了顾炎武来访偶尔开门外，连子弟也不见面。康熙帝西巡，传旨地方官必须召见他。他叹息道：这回真要逼死我了！以残疾为由坚决推辞，幸而得以免去。他并不是矫揉造作以标榜清高，但不肯在清朝做官，是他一生的志气。他四十岁以前，曾著《经世蠡测》、《时务急著》（或作《时务急策》）、《十三经纠缪》、《廿一史缪》等书，晚年认为这些是口耳之学，无益于身心修养，不再示人，专门以返躬实践、悔过自新为主。所著《四书反身论》，极其切实，有益修养。他教导学者入手的方法，说要“先读象山（陆九渊）、慈湖（杨简）、阳明、白沙（陈献章）的书，以洞察此道的本源”。但对于晚明王学家专门喜好谈玄，却认为不对。他说：

先觉倡导道统，都是随时补救，如同人患病不同，用药也不同。朱熹之后，堕入支离繁琐的困境，所以王阳明出来用致良知来补救，让人当下有所收获。等到时间久了，容易流于谈论本体而忽略工夫……今天我们的通病，在于不明义理命运，缺乏羞耻之心。如果有大君子，志在拯救，只应大力扶持廉耻……（《二曲集》卷十《南行述》

看这些，他的讲学精神，大致可以看见了。他绝对不作性命理气等等哲理谈论，一力从切身处逼迫研讨，所以他的感化力深入人心。他自己出身卑微，所以他的学风，带有平民的色彩。著有《观感论》一篇，所述都是晚明真儒起自贱业的人，内有盐丁、樵夫、吏胥、窑匠、商贾、农夫、卖油佣、戍卒、网巾各一人。（见《二曲集》卷二十二。盐指王艮，樵夫指朱恕，胥指李珠，窑匠指韩贞，指林讷，农夫指夏廷美，油佣指陈真晟，戍卒指周惠，网巾匠指朱蕴奇。另，《感录》还表彰牧羊人出身的王元章。十人都是王学学者，李颙举以证明“道无往而不在，学无人而不可”。）总而论之，夏峰、二曲，都是极忠实王学家。他们倔强坚苦的人格，正是孔子所谓“北方之强”。他们的创造力虽不及梨洲、亭林，却给了当时学风以一种严肃的鞭辟。说他们是王学的后劲，可以当之无愧。

○李元

李元，字太初，号浑斋，湖北京山。

父亲在外地教书，生病归来，不能说话，妻子正怀孕，于是索要笔，嘱咐说

译年轻时有一位寡妇敲门求宿，他拒绝接纳，因此有人说他应当有儿子，如果生男孩，可以取名叫元。果然在遗腹六个月时出生。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夜晚没有灯烛，就默记背诵，若有遗忘之处，就点燃香烛照明，他刻苦到如此程度。乾隆辛卯年，他在乡试中中举。后来跟随座师某位先生游学，学问日益广博。乙未年，在大挑中位列一等。先后担任四川仁寿、金堂、南充等县的县令，所到之处都有良好的声誉。嘉庆丙子年，他因病请求辞官归乡，只带着数万卷书籍。不久在家中去世。

译先生学问广博精审，文笔深邃典雅，著述极为丰富。在四川做官时，刊刻了《浑斋七种》，包括：一、《蜀水经》十六卷；二、《阴切谱》十八卷；三、《声韵谱十卷；四、《寤索》三卷；五、《乍了日程琐记》三卷；六《通俗八戒》一卷；七、《蠕范》卷。其余还有《春秋君国考》、《五礼撮要》、《历代甲子纪元表》、《西藏志》、《葭萌小乘》、《往哲心存补编》、《日书理学传授表》、《检验详说》、《拙氏算术缉》、《古算术小解》、《明文渊海》、《吟坛嘉话》等书，留存手稿而未刊印。《易经集解》、《阳明年谱考》、《浑斋全集》，都已散佚。

其中《蠕范》一书，选取各类事物，分为理、匹、生、化、体、声、食居、性、制、材、知、偏、侯、名、寿十六门类；内容精博深奥，是前所未有的著作。有人议论其中采用了纬书、谶纬和方术的术语，却不知《淮南子》中的《万毕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浑斋先生学问兼通汉代经学与宋代义理，又旁通音韵、历法、算学、地理，凡是所甄别收录的内容，本来考古学家就不嫌其详尽；大抵其辨别选择、裁断取舍，不是没有根基的人所能企及的。只是后来缺乏继承者，致使绝学刚萌芽就很快断绝，实在可惜啊！

○李兆洛

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年号养一老人，江苏阳湖人。本姓王，明朝中期被李家收养，于是冒姓李氏。

年幼时聪慧，喜爱读书，每天能熟读一百多行。他脖子粗长，眼睛深陷，望之高大耸立，似乎不可接近，但相处起来温和平易。整天手口不停，却从未有过疾言厉色。自乾隆中叶以后，海内士大夫争相研究训诂音韵，先生独自研究《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之学。他疏朗通达、见识深远，不局限于细小近便之事，不迎合世俗风气。年纪刚满三十，学问就大成了。

嘉庆甲子年，以第一名考中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散馆后，选任知县，分派到四川；因请求靠近家乡，得以任安徽凤台县知县。县城与寿州同城，是古代南北用兵之地，民风粗犷强悍，向来号称难以治理。到任后，知道古汉代的芍陂就是本县的焦冈湖，濒临淮河且环山，容易遭受旱涝灾害；于是增修堤防，设置沟渠闸门，督促耕种，百姓因此有了好收成。县内多豪强狡猾之徒，成为逃犯盗贼聚集地的现象随处可见。他常骑马带领勇健之士巡视街巷，每次出其不意，抓获盗贼头目，大多选择并安抚任用他们，盗贼因此收敛。士兵与百姓在城西湖下洼争抢樵采放牧之地，他向大府禀报，公正地裁决此事。几年间，县内大治。闲暇时，详细考察利弊，查考古迹，考证金石，亲手编纂《县志》十卷。先后在县任职七年，因父亲去世去官守孝。守孝期满应当赴任选官，他却淡泊退隐，没有做官的情意。推荐一位佐官孙让修撰《怀远志》，未竟全功，巡抚康绍镛坚决聘请他才前往。恰逢康绍镛调任广东，他跟随前往。后来又跟随康绍镛在扬州。四处游历数年，节省薪俸收入，刊刻乡里先哲遗书十多种。并编纂《骈体文抄》三十一卷、《皇清文典》七十四卷。所到之处，考察山川地理、风俗利弊、文章典实；当道的权贵争相延聘他以增重声望。厌倦游历后，主持江阴暨阳书院讲席。从此就不再出仕。

所藏书超过五万卷。弟子日益增多，分别研究天文和地理两门学问。康熙、乾隆朝的《皇舆一统图》藏于内府，民间不易得到，晚年才得到董方立的摹本，但分为四十一幅图，大小杂乱，不便翻阅，且没有历代沿革；于是改为总图，每方百里，用虚线保留天度的经纬，先印数十部朱本，在上面墨注古地名，从三代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开始，检查各史地志，用《沿革表》及《一统志》核对沿革，并得到实地情况而记载下来，制成《历代舆地沿革图》若干幅。另外抄录各史地志，按韵编排；既得到实地情况，就将前代郡县注在韵下，制成《历代地理韵编》二十卷。弟子徐思锴、景昌实际协助完成。后又撰写《皇朝舆地韵编》二卷、《历纪元编》一卷。同治年间，合肥李氏将《一统图》刻于江宁，总称为《李氏五种》的就是这个。

李锐有《三统四分乾象三术注想要推广它，取历代史书中的律历志彻底通晓其方法，因事情重大，未能完成学业。于是先制成天地球及《天文图》。地球用铜和木各做一个。担心学者不能明白，于是写文章解释它。星图则依据《会典》天文图，用视法将赤道变为直线，分十二宫为十二图，另外绘制靠近南北极的星为圆图列于前后，比起赤道南北分图更便于阅览，且较原图补入增星推算度分，以便观天者考察。平时不参与官事，只兴修水利，表彰忠节就陈述给当权者。凡主持暨阳书院二十年，七十三岁去世。

自己所撰写的书很多未完成，却勇于刊布前人遗著。首选弟子蒋彤编《年谱》一卷，又叙述平日所闻，仿照宋代语录，写成《暨阳答

译《问》二卷。他的《养一斋文集》二十六卷，是由弟子高承钰编纂的。散失遗漏的篇章仍然很多。

译○李佐贤

李佐贤，字竹朋，山东利津人。

考中进士，官职做到汀州知府。从他二十岁成年时就开始喜爱收藏金石书画。在金石类中，尤其专门喜好古钱币。起初居住在家乡，还苦于见闻不够广博。后来往来于齐鲁、邹滕一带，随处访求，逐渐有所增加。进入仕途后，在京城任职，与戴醇士、吕尧仙、刘燕亭以及同年吴式芬、陈介祺等人结交，互相馈赠，而各家收藏的异泉都经过借拓，久而久之便汇聚成册。等到出任临汀知府，地处偏僻角落，来不及整理。等到卸任返回京城，老朋友大多已离散。后来遇到内阁中书鲍康，也深同此好，偶尔拿出所藏钱币进行质证，其中很多是以前未曾见过的，而且常常帮助他搜罗，于是劝他将历年拓本汇集成一编。于是参考各种谱录，逐一加以诠释，认为刀币布币上的古文奇字，大多《六书》《说文解字》未曾完备；汉唐以后的钱币，篆隶字体直行排列，一个朝代的书法都体现在其中；这说明文字变化的无穷无尽更胜过碑版。铸造金属、烧制泥土，历代朝代的制度由此可见；利用资源、丰厚民生，历代朝代的利弊由此可见。况且那些标新立异的钱币，旧史《食货志》中记载的尤其少。研究古人的人按照图谱考察稽验，也可以弥补地方志的缺失并纠正其错误。这是制作沿革所关系到的，尤其重于鼎彝等礼器。于是撰成《古泉汇》六十四卷，分为元、亨、利、贞四集。元集收录古布，亨集收录古刀，利集收录圜钱正品，贞集收录异泉杂品。大概历来谱录钱币的人，精严的失之于简略，广博的失之于繁芜；而竹朋的书问世，确实能够集其大成了。

○厉鹗

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浙江杭州人。

幼年孤苦贫穷，甚至寄居在寺庙中。天性聪颖，起初学习写诗，就惊动了长辈。稍长一些，对于书籍没有不涉猎的。康熙庚子年在乡试中中举，等待补缺担任县令将要去京城，路过天津，在查氏水西庄滞留数月，竟然不去参加选官而返回。乾隆初年，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落选，听说扬州马氏藏书最丰富，于是客居其家，尽览其秘藏典籍，往来于大江南北，主持文坛盟约长达数十年。曾经认为《辽史》太简略，阅览四百多年没有人给它增补，于是模仿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但不直接在书上作注，只是摘录史文作为纲目，历引群书于其下，偶尔用案语来断语，写成《辽史拾遗》十卷。对于辽代二百年的事情，凡是可以考证见到的，都清晰具备。这大概是正史之外不可缺少的书。又模仿计敏夫《唐诗纪事》的体例，写成《宋诗纪事》一百卷。都号称广博。诗才清丽飘逸，有《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其余有《秋林琴雅》六卷，《南宋院史录》八卷，《东城杂记》二卷，《增补云林寺志》八卷，《湖船录》一卷。

○梁履绳

梁履绳（1748--1793）字处素。浙江杭州人。

善于读书，既摘取精华，又纠正错误，与兄长梁曜北互相切磋。当时有“元方季方”的称誉。当家门鼎盛时，如果让常人处在这种境地，不成为风流倜傥之徒，就是整天沉溺于饮食游戏，不知道文字乐趣的人比比皆是。他独自朴实节俭如同寒士，穿衣不追求新奇，出门有时徒步，不因为自己的才能而使人难堪，不因为自己的无知而使人羞愧，博学而能谨慎持守，因此不卷入爱憎的议论之中。乾隆戊申年在本省乡试中中举。再次参加礼部考试，没有考中，归途中风日燥烈，尘埃涨天，热气中人毒性很大。回家后，因为安葬父亲在山中过了一个月，秋寒侵袭，受病遂深，疾病突然发作，几乎死去。年仅四十六岁。

追溯他的祖先，早就用学问文章照耀海内，他更加能够自我奋发，继承祖业。在众多经书中尤其精通《左氏传》。大概他的舅父元和陈树华著有《春秋内外传考证》，他更汇辑诸家之说而折中其中，疏解为三编。梁曜北整理遗稿，定名为《左通补释》，共三十二卷。

诗歌清新脱俗，兄弟以及亲近的人唱和合刻有《梅竹联吟集》。书法虽然不名家，但也端正严谨不马虎，如同他的为人。

○梁廷柟

梁廷柟（1796--1860），字章冉，广东顺德人。

幼年聪颖。童年时父亲去世。成年，尽取父亲的书阅读，下笔有凌云之气。稍长一些，更加致力于学习。不久补为诸生，曾经以南汉六十年间的事迹，薛史、欧史粗略具备梗概，《九国志》《十国春秋》虽然较详细，然而终究没有像南唐吴越那样的专书。于是根据正史、通鉴、地理等书，旁及说部金石，编撰《南汉史》十八卷。凡为：本纪六篇、列传十二篇。对于折衷异说，则别作《考异》十八篇，分附于纪传之后。至于单词片语散见于群籍，也一并缀补遗漏，成《丛录》四卷，《文字》二卷，足以资考证而广异闻。

其他著有《论语古解》十卷，选择古训不同于集注者，依经纂次。《碑版

译一卷，考证解释钟鼎上的遗留文字。《曲话》五卷，论述审音填词以及批评作品的优劣。总称为：《藤花亭十种》。又选取苏东坡的事迹，汇集编纂成书，分为十七个类目，写成《东坡事类》二十二卷，单独刊行，不在《十种》之内。

译○梁玉绳

梁玉绳（约1716年—约1792年），字晖北，号谏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家中世代显贵，祖父都是著名官员，叔父梁山舟任侍讲尤其知名。他虽然只是秀才，但因为出身名门，受家庭学术熏陶，更能闭门苦读，沉静深思。对于《史记》《汉书》这两部书，尤其专门致力研究。他认为：《史记》一百三十篇，自从司马贞补缀之后，正文逐渐混淆；此后又有元后诏书、扬雄和班固的话语，历代都有窜入；又把“今上”改为“孝武”，更加失去了原本的真意。现在流传的裴骃、张守节、司马贞三家注解，文字不免互相差异，传抄刊刻，错误谬误越来越多，校勘既困难，又缺乏善本。于是采集旧说，广泛搜罗名儒的论述，兼加自己的见解，从事这项工作近二十年，写成《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都是摘取正文，分条详细考证，依据经传驳斥乖违之处，参看班固、荀悦以探究同异；凡是文字有差错讹误，注解近于牵强附会的，一一分析辨明；甄别综合探讨，实事求是。确实能在三家之外自成一家之言。只是对《尚书》的解说未能用古义证明，这点小瑕疵本来不足以掩盖其整体的醇正。

又认为：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开创体例，只是因为刘知几、郑樵等人竞相抨击，所以玩味欣赏的人很少；实际上褒贬升降，是史官的职责；广泛征引典籍，搜罗排列近两千人，大多是彰善戒恶，以古鉴今，并非苟且之作；唯独定为三科，区分还比较容易；另分为九品，恰当确实很难；毫厘之差，确实难免。况且多次传抄，混乱脱落尤其繁多。比如原序中有“崇焕”，张晏注中有“嫪毐”，宋重修《广韵》中有“公幹士恩癸”，《通志氏族略》中有“司褐物”之类，都是这类疏漏。《史通》引用阳处父在第四等，士会、高渐离在第五等，邓三甥、荆轲在第六等，邓祁侯、秦舞阳在第七等，也与现在的书次第不同。于是写成《古今人表考》九卷，校勘各版本。搜集群书，缺漏不敢强行补上，错误不敢仅凭孤证。他审慎到了这种程度。

还有《瞥记》七卷，《吕子校补》两卷，《元号略》四卷，《志铭广例两卷，《蜕稿》四卷。他的儿子梁学昌将《人表考》汇刊为《清白士集》，《史记志疑》则先单独刊行。

○梁章钜

梁章钜（1775年—1849年），号茝林（茝音chai），福建长乐（今福州长乐区）人。

乾隆甲寅年，在本省乡试中举。嘉庆壬戌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改任礼部主事，充任军机章京，转任员外郎，简任湖北荆州知府，升任江南淮、海道，两次代理按察使，补任山东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此前制府、河督两位大官锐意兴修工程，提议疏浚关、孟两处滩涂，开凿王营减水坝，又提议改变上游海口。梁章钜深知其中的弊端，上书极力陈述不可行，以去职相争，事情于是停止，保全了很多人。不久升任江苏布政使。处理政务注重大体，不拿繁琐的法令扰乱百姓。升任广西巡抚。道光辛丑年，再次调任江苏。正值英人侵犯江浙，到任几天，就赶赴上海防堵，训练士兵、整顿器械，极力保持镇静，敌人知道后避开离去，后来便在浙江肆意妄为，两江总督裕谦殉难，朝廷命他代理两江总督。梁章钜身负重任，不敢有丝毫懈怠，白天处理公务，夜晚就出巡河岸，检阅各军，因劳累生病，请求免职，在家去世。

梁章钜在内外任职将近四十年。在任职之余，不废弃著述。关于经学：有《论语旁证》二十卷，《孟子旁征》十四卷，《夏小正通释》四卷。关于小学：有《仓颉篇校证》三卷关于史学：有《三国志旁证》二十四卷。关于掌故：有《国朝臣工言行记》十二卷，《枢廷纪略》十六卷，《春曹题名录》六卷《南省公馀录》八卷。关于考据：有《称谓拾遗》十卷关于文章：有《文选旁证》四十六卷其余诗文杂著编纂的不下几十种。而裴松之注《三国志》、李善注《文选》，已经极其完备，他还能详细征引博采，兼订正其缺失，尤其凝聚心力于此。

○林伯桐

林伯桐，字桐君，号月亭，广东南海（今广州）人。

嘉庆辛酉年在乡试中举。侍奉双亲极其孝顺，父亲去世，于是不再参加科举考试。道光甲辰年，选授德庆州学正。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岁。生平以恭敬约束自己，以诚信对待他人。对于学问无所不窥，尤其笃志于经学。研究经学推崇汉儒，而实践独自取法朱子。十三经注疏都亲手校勘，计算四史及诸子名家文集，看过都能举出大要。看似有若无，实若虚，见到别人反而谦逊退让，而乡里有应当出力的义举，则勇往直前毫不推辞。前后阮元、邓廷桢两位制府都尊崇礼遇他。阮公聘请他担任学海堂学长，邓公聘请他教导两个儿子。但他怀抱道义自重，从未因私事求取。所著曰《修本堂遗书》已刊行的有：《毛诗通考》三十卷，《毛诗拾小》三十卷，《史记蠡测》一卷，《拱冀小言》二卷，《古谚笺》

译《冠昏丧祭仪考》十二卷，《公车见闻录四卷，《修本堂稿》四卷，《月亭》诗抄二卷。未刊行的有：《易象释例》十二卷，《春秋左传风》俗二十卷，《三礼注疏考异》二十卷《史学蠡测》三十卷，《古音劝》学二十卷，《两粤水经注》四卷《粤风》四卷，《日用通考》十四卷《修本堂文集》四卷，外集四卷，《骈体文抄》二卷，《禺阳山馆诗抄》十二卷

译○林春溥

林春溥（1775—1861），字立源，号鉴堂，是福建闽县人。

他年少时便精通各类经典。嘉庆戊午年考中举人，壬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旅途中遭遇母亲丧事，回家守孝，期间主讲玉屏书院。丁丑年回朝，被派去修撰国史。道光元年，担任文渊阁校理。听说父亲生病，请求休假终养父亲，于是不再出仕。起初受聘任南浦及鹅湖书院的讲席，后来移任鳌峰书院，十九年时因年老辞任。咸丰辛酉年，地方大员上奏请求他次年重新参加琼林宴，皇帝下旨赏赐四品卿衔，但他在此之前已经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先生治学，以恪守简约为宗旨，以实事求是为要务。教导人注重敦厚根本、确立品格。衡量文章具备鉴赏藻饰的能力。曾经四次主持京城科举考试，所选拔的多为优秀人才。主持鳌峰书院时间最长，培养成才者不下数百人。著述贯通百家，浩瀚广大难以测知其边际，而对古史尤为精通。所刻印的有《竹柏山房十五种》，包括：《开辟传疑》一卷，《古史纪年》 fourteen卷，《古史考年异同表》二卷，《武帝克殷日记》一卷，《灭国五十考》一卷，《春经传比事》二十二卷，《战国纪年》 six卷，《竹书纪年补证》 four卷，《孔孟年表》二卷，《孔子世家订》一卷，《孟子列传纂》一卷，《孟外书补证》一卷，《四拾遗》 five卷，《古拾遗》 four卷，《开卷偶得》 ten卷。其余未刊印的尚多。

○凌堃

凌堃（1796—1862），字仲讷，是浙江乌程人。兵部郎中凌鸣喈之子，世代居住在县里的晟舍。

幼年就有非凡的资质。十岁跟随父亲住在京城，兄弟三人都不受后母喜爱，大哥被后母杖打致死，于是他在殡宫前痛哭，绝食七天七夜，害怕最终也遭毒手，多次寻死未遂，有怜悯他的人说：“何不离开呢！”于是他猛然醒悟，逃往山西，路上乞讨食物，遇到相士认为他奇特，传授他方术。他隐去姓名自号铁萧子，为人占卜、看风水多有奇验。临汾张先生向来擅长易筋经神功，号称百岁，面色如婴儿，而力气能拖动九头牛。凌堃又跟随他学习，尽得其技艺。曾经遇到几十名盗贼在野外抢劫，他骑马挥鞭纵马击打，最终擒获了首领。从此恒、朔、忻、代之间没有不啧啧称道铁萧子的。不久，兵部的一位故人在山西做官，发现了他的踪迹，劝他从事科举学业。道光二十一年，参加顺天乡试考中，这才回家拜见兵部父亲请罪，于是父子关系恢复如初。

阮文达公，是兵部的座师。凌堃于是前往请教学业，阮公命他研究经学。于是辨别礼制、宫室、服饰、饮食的制度，撰写《尚书述》、《周易翼学》、《春理辩》数十万言。对于《尚书》，不废弃梅赜的古文；对于《周易》，兼综孟喜、京房、虞翻、郑玄诸家之说；对于《春秋》，条贯左氏，概括以《周礼》，深深惩戒凭空捏造之言，而尤其厌恶新说。

又喜好经世致用之略，著《德舆子》，论述时政非常详尽。当他在代州做客时，花费百千钱，获得几顷不耕种的土地，挖掘沟渠，引虖沱水曲折灌溉，成为稻田，亩产稻谷十五六鬴；分出十分之二每年作为疏浚防备之用，又分出其中的六七成以利佃户，田间小路沿着沟渠种植葵、韭、瓜、蔬；渠水澄清日久，鱼鳖繁殖。他感叹说：“推广这种方法来使天下富足，管仲也不足以相比了！”晚年被选授金华教谕。

咸丰十年，听说太平军进逼，弃官回家。次年（同治元年），太平军攻克湖州时被杀。享年六十七岁。

○凌曙

凌曙（1775—1829），字晓楼，是江苏江都人。国子监生。

少年时非常贫穷，十岁才入学，读四书，一年多，没读完，就离开家乡做杂役佣工，然而有空隙就默诵记忆已读过的书；如果不通解，邻居有富人为子弟聘请老师，于是趁夜晚隐藏在轩窗外听讲论；几个月后，老师发觉而斥责他。他愤恨至极，在市场上寻找已句读的旧籍，读到天亮，中午仍然像往常一样做佣工。二十岁时，聚集童子做塾师，制举文虽然没有尺度，而童子曾经跟随他学习，则书必定熟读，字必定端正，因此信服跟随的人逐渐增多，修脯收入稍多，更加购买书籍。

初次认识包世臣，询问应当治什么业，包世臣告诉他“治经必须遵守家法，专治一家以奠定基础，那么诸家就可以逐渐通晓”。因为他熟于《礼》，于是劝他攻治郑氏，并传授给他张惠言所辑《四书汉说》几十件事，以及包世臣与李兆洛等增缀本作为治经的范式。他感激勉励自己，一年多后，稽考典礼，考证故训，补其不备，写成《四书典故核》六卷。被梅花山长洪梧赏识。

既然治郑氏得到要领，后来听说刘逢禄论何氏《春秋》而喜好它。等到进入京城，主持阮元的事务，得以尽览魏晋以来诸家《春秋》说。深深思考《春秋》之义存在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承自董子《繁露》一书，原天道以尊崇礼制，援引比附以贯通类别，旨意深奥辞藻隐晦没有人能得其会通；于是旁征博引，承接意旨，梳理其章节，梳栉其句子，写成注十七卷，又别

译撰写了《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一卷、《公羊问答》二卷。

译阮元在广东督学，延请他教授自己的儿子。当时他正在家守丧，因为丧服是人伦的大经，后世儒者的议论多有错谬，于是撰写《礼论》一百篇，阐发郑玄的义理。等到到了广东，与阮元商量删减合并，成为三十九篇，编为一卷。他总共著书三十八卷，五十多万字，大都有明显的证据，远离雷同附会的浅陋。去世时年龄五十五岁。

○凌廷堪

凌廷堪（1755～1809字仲子，又字次仲，安徽歙县。

天生有特殊的禀赋，看书十行都能同时看清。幼年丧父且贫穷，母亲教他读书。稍大一些，擅长写诗以及骈文、散文，兼作长短句。客居扬州，金兆燕博士将他视为奇人，劝他进京，拜入翁方纲阁学门下。于是潜心研究经史，希望继承家乡先辈江永、戴震的学问。以国子监生的身份参加顺天府乡试，没有考中，返回南方。阮元相国当时尚未显达，因此与他结交。再次赴京应试，仍然落榜，愈发发愤刻苦攻读，于是考中乾隆戊申年北榜副贡。己酉年，在本省乡试中中式，连捷成为进士。被任命为知县。自己请求改任教职，被选为宁国府学教授。于是奉养母亲前往任所，孝顺友爱，安于贫困，全力从事著述。过了很久，因母亲去世守丧离职，主讲敬亭、紫阳书院。守丧期满，阮公在浙江巡抚任上，延请他教导自己的儿子，回家后在家中去世，年龄五十三岁。

先生对于学问没有不涉猎的，凡是六书、九数，直到古今疆域的沿革，职官的异同，史传的参差错误，外藩的源流，没有不条理清晰、贯通一致的。自从在陵阳做官，尤其专心攻研礼学，撰写《礼经释例》十卷，说：“礼经曲折繁重，如果不掌握其经纬途径，即使是上等的智者也会觉得困难；如果掌握了，中等资质的人也可以勉力做到。所谓的经纬途径是什么呢？就是条例罢了。比如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不同，但它们献酒、酢酒、酬酒、旅酬、无算爵的条例是相同的；聘礼、觐礼不同，但它们郊劳、执玉、行享、庭实的条例是相同的；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不同，但它们尸饭、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客长三献、祭祀完毕饮酒的条例是相同的；乡射礼、大射礼不同，但它们司射、诱射、初射、不释获再次射、释获饮不胜者、三射以音乐节制射饮不胜者的条例是相同的。如果不融会贯通这些条例，用一条主线贯穿起来，只会厌烦其纠葛重复罢了，哪里能看到所谓的经纬途径呢！”又撰写《燕乐考原》六卷，以隋朝郑泽的五旦七调之说，作为燕乐的根本，并参考段安节《琵琶录》、张炎《词源》、《辽史·乐志》等书，考证琴与琵琶的弦音，根据《辽史》四旦确定四均二十八调。自认为是孤学独鸣，没有老师也没有朋友，是宋朝以来讲乐家所没有领悟的。他的《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其中如《九慰》、《七戒》、《两普辨亡论》、《十六国名臣序赞》等，都上溯到楚辞和选文；《乡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释性》、《诗经·楚茨考》、《旅酬下为上解》等，则专门信奉经典，都具有独到的见解。而卓然可以传世的，推崇《复礼》三篇。大致的意思是说：“古代圣人使人恢复本性的是学习，所学习的就是礼。孔子说‘勇敢而没有礼就会作乱，直率而没有礼就会尖刻’。又说：‘喜好直率而不喜好学习，它的弊病就是尖刻；喜好勇敢而不喜好学习，它的弊病就是作乱。’孟子说：‘上面没有礼，下面没有学习。’所以知道所学习的就是礼。颜渊问仁，孔子告诉他的只有礼罢了。颜渊感叹‘道的高深坚固前后，等到博学而约束于礼，然后好像有所立足’，就是立足于礼的立足。子思说‘天命叫做性，遵循性叫做道，修明道叫做教’。所教导的是根据人应当做的而加以品节，就是礼。尽到了礼，就可以恢复本性。所以所谓的格物，物就是理；所谓的慎独，也就是礼。礼有节文、度数，不是空谈理的人可以依托的。”这大概是阐发了前代儒者所未阐发的。其余有诗集十四卷、《梅边吹笛谱》两卷、《充渠新书》两卷、《元遗山年谱》两卷、札记若干卷。想要撰写《魏书音义》没有完成。

○刘宝楠

刘宝楠（1791--185），字楚桢，号念楼。

父亲刘履恂，乾隆五十一年举人，著有《秋檣杂记》一卷，收入阮氏《经解》中。

宝楠在道光二十五年以优贡生的身份考中乡试，道光二十年考中进士，历任直隶文安、宝坻、固元氏、三河知县。文安境内各村庄的堤防年久失修，法令规定凡是堤防工程，宗族丁口及百姓都去服役，他执法不阿谀，工程得以完成。在任三年，没有水灾。在元氏做官时，正值年成干旱，蝗虫大量发生，他分别设立三个工厂，自己捐钱收捕干净，得以转为丰收。等到调任三河，山东的军队过境，按照旧例，兵车都由乡里提供，他说兵多差事重，不是百姓所能承受的，派遣去通州，以百姓的价格雇车服役，百姓因此不受骚扰。在官十六年，衣服鞋子朴素得像书生一样。勤于审理诉讼，远近的人都信服，循良政绩号称第一。咸丰五年因病去世，年龄六十五岁。去世前七天，自己

译撰写墓志铭。同乡的人私下给予谥号，称他为孝献先生。

译先生内在品行严正整肃，行走站立、谈笑言语，全都合乎法度准则。做学问不固执于门户之见。曾认为《论语》中皇侃、邢昺的注疏粗陋浅薄，搜集采纳汉代儒家的旧说，增益以近代各家及宋代人的精义，撰写《正义》一书，未能完成，便命儿子恭冕续成。其他著作有《释谷》四卷、《汉石例》六部、《愈愚录》六卷，《韫山楼诗集文集》若干卷。他编纂辑录乡里文献的，有《宝应图经》六卷，《文徵》一百多卷。记载实际政绩的，有《文安堤工录》六卷。表彰微小事迹、阐发幽深道理的，有《胜朝殉扬录》三卷。收集先人遗言的，有《清芬集》十卷，此外还有外集、家谱传稿，各若干卷。

○刘凤浩

刘凤诰，字金门，江西萍乡人。

乾隆己酉年，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授任编修，升任侍读学士。多次升迁至吏部右侍郎。先后担任嘉庆庚申、辛酉、丁卯年湖北、山东、江南乡试的正考官。两次出任广西、山东学政。

年轻时就有才华和声誉，写文章，辞藻丰富。既然长期在翰林院任职，一切应酬进献的文字，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从担任高宗实录馆纂修官，升任总纂，直至副总裁。虽然升任侍郎，仍命令兼任馆中事务，等到一项事务办理完毕，再处理部务。中间还协同恩普等人修撰官修史书。大概因为知道他熟悉掌故，执笔的任务，深深倚重托付给他。《实录》编成，叙录功劳加授太子少保衔。

不久简任浙江学政。因为纵酒放诞，被御史弹劾，得到旨意查勘并未受贿，终究不应听信嘱托徇私，判处遣戍黑龙江，十八年恩赐返回，随即赏还编修官职。

道光元年，请假回家养病。庚寅年，在家中去世。

刘凤诰是彭文勤的入室弟子。起初，文勤开创《五代史记补注》，得到徐章仲的本子，仅有《帝纪》十二卷。于是采集薛史原文，补充欧阳修史书的不足；其余各类书籍，取材一律以宋代人为断限；久而久之，也只完成了诸帝家人传至六臣传十六卷，还有五十八卷，草稿虽然汇集，来不及整理审定，特意拿出所诠释的内容倾囊相付，让他排列次序。等到刘凤诰巡视魏博，又获得朱竹垞的注本，共一千七百多条，急忙驰报文勤，文勤已在任上去世，来不及见到了。后来出使浙江，遍览文澜阁藏书，一一详细校勘，排列次序大致完成，因被贬谪中途停止。等到返回京师，重新加以订正补充，前后共三次修改稿件，才交付抄写官。大致除了薛史之外，《王传会要》《册府元龟》几乎全部收录；又参酌各类公私传记，旁及金石文章、稗官小说，用来订正讹误差异，辨别是非；传记中有的事和人，使详情曲折得以详尽，并核实生平；传记中没有的事和人，弥补缺漏遗漏，并征引同类。比拟裴松之注《三国志》，大概很少愧色。有人说原本出自文勤，而且俞理初实际主持其事。那么《宋元通鉴》因于憺园，完成于二云，最终不得不归功于秋帆，为何唯独对刘凤诰表示怀疑呢？

○刘逢禄

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大学士文定公孙纶的孙子，礼部侍郎庄存与的外孙。

相貌不超过中等，但仪容举止温和严肃，言谈谦逊谨慎。对于学问，致力于深造自得。曾读《汉书·董仲舒传》仰慕他，于是求得《春秋繁露》，知道这是七十子相传的大义，于是发愤研读《公羊何氏解诂》，不到几个月，完全通晓其义例。从他年轻时，初次拜见侍郎公，询问他的学业，应对如响，侍郎公即赞叹说：“这外孙一定能传承我的学问！”这时恰逢舅舅庄述祖辞官回家，与他谈论群经家法，大加称赞。当时庄述祖本有意治《公羊》，为此中止了学业。

嘉庆五年考中拔贡生，赴京，不从事干求请托，只向张惠言请教《虞氏易》《郑氏三礼》，竟然因此被黜落。十一年，考中顺天乡试。座师孔昭虔原本世代传授《公羊春秋》，得到他的试卷大惊，以国士相待。十九年，考中进士，授任庶吉士。散馆后，改任礼部主事。道光四年，补任仪制司主事。

在部中任职十二年，凡有重大疑难，就援引古事依据经义来决断，不仅仅是像胥吏所职的簿书期会而已。当仁宗升遐，在署中处理大丧档案，从开始事务直到奉安山陵，典章完备。其后承修官书，就完全采用他的稿本。其余如辨析安徽某州民两娶，不得援引慈母如母的条例；驳斥通礼馆改适孙祖在为祖母服期改为服斩；议定武进张氏女被姑母殴打致死，应论抵罪。都卓然显现，所谓通晓经义而能应用于实际者也。

他做学问致力于明晓大义，不专攻章句。本于董生春秋窥探六艺家法，本于六艺寻求观察圣人的志向，所以所著《公羊春秋何氏释例》十卷三十三篇，探寻其条理脉络，端正其统绪纲纪，以微言大义刺讥褒讳抑损，文辞透彻，推究极尽属辞比事之道。又分析其疑滞，强化其守卫，撰写《解诂笺》一卷、《答难二卷。又推究左氏、穀梁的得失，撰写《申何难郑

译四卷。又删定诸史中关于刑罚与礼仪不当之处，编成《议礼决狱》四卷。又因何休的《论语注》早已散佚，便选取《公羊解诂》和《春秋繁露》中的说法，保留其大概内容，编成《论语述何》二卷。又推演其意旨，写成《夏时经传笺》、《中庸崇礼》、《汉纪述例》各一卷。那些杂糅旁涉、枝蔓衍生的内容，另编为《纬略》二卷、《春秋赏罚格》一卷。其中《议礼决狱》尚未编定。总计十二部书。自从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

译与皋文交往，共同研究《虞易》，又编写了《易虞氏变动表》、《彖象观变法表》、《六爻发挥旁通表》、卦象阴阳大义》、《卦象观变法表》，共五卷，命名为《虞氏五述》。又补充《张氏易》中关于震卦以下十四卦的内容为一卷。又在《尚书》中广泛探求，用“正文字”、“征大义”两条原则来辨明旧说，用“祛门户”、“崇正义”、“述师说”三条原则来兼收各家学说，写成《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卷。附录所听到的庄氏之学，写成《书序述闻》一卷。又在《诗经》中广泛探求，鉴于古韵没有专门著作，近人推演虽然逐渐精密，但收录的字不全，入声的分配没有标准，于是写成《诗声衍》二十七卷。又在《礼》中广泛探求，依据《六经》、《论语》的文字，考证《国语》、《周官》及汉代儒者的传记，纠正其中的错误，记述其大略，写成《禘议》一卷。又打算仿照《经典释文》的体例，保存异文古训，写成《五经考异》，已经完成了两部经书的内容但未完成全书。

年轻时的著作还有《毛诗谱》三卷，《诗说》两卷，《甘石星经疏证》两卷，辑录《石渠礼议》一卷。在任期间有《庚辰大礼记注长编》十二卷，《东陵勘地图说》一卷，也都叙事翔实，疏证确凿审慎。又选编《八代文苑》四十卷，《唐诗选》四卷。自己著述的诗文集八卷。道光九年死于任上，享年五十四岁。

○刘恭冕

刘恭冕，字叔俯。诸生。

小时候跟随父亲刘宝楠在文安任所。立志读书，深入钻研经学训诂。曾经引用段茂堂“拟将《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与五经并列于学官”的说法，推究其意并加以论述，说：“现在列入学官的，应当有二十一部经。即在十三经之外，加上《大戴礼记》、《荀子》、《通鉴》、《楚辞》、九章算术》。”后来就用“广经”命名他的书室。

同治年间，偕同仪征刘毓嵩父子、甘泉梅延祖等人，应曾国藩的聘请，在江南官书局校书。起初研究《毛诗》，打算有所撰述，但未完成。只是秉承家学，整理审定刘楚桢先生《论语正义》的手稿付梓印刷。又看到《后汉书·儒林传》说何休注释训解《论语》，而何晏《集解》征引各家唯独没有提到何休，于是阅读《公羊》注中引用《论语》的文字很多，才知道何休非常喜爱这本书，或许是想作注但未完成。于是搜集《公羊》注，以及《膏育》、《废疾》所引用的《论语》各种文字，都依次记录，写成《何休注论语述》一卷。晚年主持吴中讲席，又打算撰写《古文通假释》，凡是经传、史汉、诸子、钟鼎文、碑文、诗、唐宋人音义中，说经家有通用假借的，都加以甄别选取，依照今韵编次，先列出本字本义，再列出通用之字；那些六朝人妄造的俗字，则摒弃不录。可惜刚草创就去世了。

○刘衡

刘衡，字蕴声，一字讱堂，江西南丰人。

嘉庆年间，副榜贡生，在官学教习。任期届满，授知县。起初担任广东四会、博罗、新兴等县的县事。遭遇父母丧事。服丧期满，铨选四川垫江县，调任梁山，再调任巴县，擢升锦州，进升保宁府知府，迁任成都府，授河南开归陈许道。因病辞官回家，死于家中。起初以知县候补在家时，他的祖父和父亲训诫说：“现在最亲近百姓，也最容易侵害百姓。”因此日夜与他们研究古代循吏为百姓的实政。所以喜欢寻绎律义，所到之处以廉洁能干著称。死后，广东人和四川人相继请求将他入祀名宦祠。有《庸吏庸言》，以及小学书。后来做官的人都奉为圭臬。

生平刚直诚恳，待人坦率没有隔阂，勤学强记，到老不衰。从经史百家，以至六书、易经、地理、医方、旁及杂家小说，没有不广泛阅览的。尤其嗜好九章、勾股、八线、测星、中西各种算法。曾经师从李云门侍郎，补辑古算经佚注二则。后来与奉新赵敬襄，同乡揭廷锵，互相讨论，更加精进。撰写《六九轩算书》五种，即：《日晷测算新义》两卷，《勾股尺测星新法》一卷，《四率浅说》一卷。大旨申明古义，旁通曲畅，务求将艰深归于浅显，使人人皆得其门而入。而且特出新意以制器，如日晷的算尺，测星的勾股尺，以及诸乘方的筹与表，无不化繁为简，都是新器的独创。遗稿，由刘良驹在两淮运署刊印。

○刘师培

刘师培，字申叔，刘寿曾的幼子。

为人虽然短视口吃，但敏捷超过众父辈。一眼就能看十行，记忆

译诵读日久而不改变。他继承了先人的学业，恪守古文家的家法，专攻《左氏春秋》，认为用《左传》来阐释《春秋经》，比《公羊传》和《谷梁传》更为完备。他审慎地探究其义理之后，明白了孔子笔削所彰显的深意，其中多含微言大义，于是编成《春秋左氏传例略》一卷。他又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礼的古经有五十六卷，认为在今文十七篇之外多出的三十九篇，实际上就是逸礼；推算其散佚亡失的时间，应当在东晋以前。于是列举篇名中确实可信的，编成《佚礼考》一卷。又因为郑玄的目录对礼经改变了原有的次序，分别归属吉、凶、嘉、宾四礼，不能视为这部经书的旧有义理。于是编成《礼经旧说考略》若干卷。又因为《周礼》中先师的解说认为六乡的官吏，就是冢宰六官，也就是六军的将领；自从马融、郑玄将乡吏与六官区分开来，就与古说大相径庭。于是申明古制，纠正其违背失误之处，编成《周礼古注集疏》二十卷。又如辨明汉代收集图籍，并非指《诗》《书》等中秘古文，这些古文收藏于汉武帝时，就是孔安国所献的孔壁书，绝非秦朝旧籍，编成《驳太誓答问》一卷。又遵循《汉书·艺文志》将《周书》视为孔子删定百篇后的剩余部分。近代儒者常援引它来解说群经，经过参校编定，编成《周书补正》六卷。以上这些都是解说经书的著作。他又旁通各类典籍，校订纠正讹误脱漏，独自创立新的见解。撰写了《老子斠补》二卷，《庄子校义》卷，《荀子斠补》若干卷，《吕氏春秋�补》一卷，《楚辞考异》八卷，《贾谊新书�补》一卷，《春秋繁露�补》三卷。所纠正的错讹几乎有数百处。最终因为勤奋劳苦过度，中途夭折，年仅三十六岁。幼年时受到严格的训导，长大后不识世事的真伪，当时被奸佞之人牵引，陷入困境。况且《左氏旧注》是传家的绝学，被他秘藏在枕中，不打算表章阐发，当时的舆论对此感到惋惜。

译○刘寿曾

刘寿曾，字恭甫，又字芝云。是刘毓崧的长子。

少年时擅长写文章，早年接受父亲的教导，于是透彻地掌握了许慎、郑玄的学问。他资质聪敏，品行尤其敦厚笃实，侍奉继母黄氏以孝顺闻名。曾国藩在江南开设幕府，看重他的学问品行，再次召他到书局任职。他所校勘的书籍史籍大多精善。同治甲子年、光绪丙子年，两次考中副榜贡生。既然未能考中进士，于是转而辅助军务幕僚，被保举为知县，加同知衔，这并非他的志向。只是念及《左传疏义》历经三代的学问，还没有成书，便制定计划期限，立志钻研编纂。他身体向来结实，但既然专注于《左传疏义》，仍然兼顾书局校对文字的工作，精力耗损，却仍不停止。光绪辛巳年秋天，从江宁返回扬州，染上小病竟然去世，享年四十五岁。疏稿只写到“襄公四年”。千秋大业，最终功亏一篑，海内学者听说后都为之叹息不止。真是经学家的厄运啊！

他所著的书除了《左传疏义》外，有《传雅堂集》若干卷。他评论文章喜好《包氏文谱》，又为之分类解释。他在书局分校《南史》《北史》时，有《校义集评》之作。又著《昏礼“重别”论驳议》一卷，是依据刘毓崧的绪论而申述证明的。《临川答问》一卷，是在江宁跟随临川人李联琇游学，记述所听到的内容。

○刘台拱

刘台拱（1751—1805），字端临，江苏宝应人

八岁进入私塾读书，整天不离书桌。稍长，诵读家乡先贤王予中、朱止泉的书，更加以圣贤之学自我勉励。

乾隆辛卯年，在本省乡试中举人。参加礼部会试，当时大兴人朱文正公以翰林身份担任分校官，看到他的经义使用古注，识别为有学问的人，急忙呈报推荐，已经考中了，但因次要文章偶有瑕疵被黜落，朱文正公终身为此惋惜。

正值开设四库馆，海内博学之士云集京城，如朱竹君、戴东原、任幼植、王念孙等人，都与他结为兄弟之交。考据经典、研究古物，早晚讲论。他年纪最轻，每次发表议论，各位先生没有不折服的。

过了很久，被任命为丹徒县学训导。他设立教化以敦厚品德、确立行为为先，并且能以身作则；闲暇时诵读研习古训，亲自讲解。

生平没有其他嗜好，只收藏数万卷书，以及金石文字罢了。

侍奉父母孝顺，父亲生病，辞官回家，每天侍奉汤药，昼夜不疲倦。不久，父亲与继母钟氏先后去世，他不喝水浆，搬出外室居住，吃粗茶淡饭五年，人们推许为难能可贵。

在家教导弟弟们虽然严格，但和睦愉快。宗族中有年少丧父、读书艰难，或困苦不能自立的，都周济供给他们。他身体向来瘦弱，接连遭遇重大变故，更加衰弱，最终不起。享年五十五岁。

先生对于学问，从天文、律吕、六书、九数、声韵等事，没有不贯通掌握的。群经中对于“三礼”尤其精研，不做虚妄穿凿的解释。大概先生修身，以程颐、朱熹为法则，著述则完全本于汉儒。所撰《论语骈枝》一卷，解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推广郑玄的义理；解说“摄齐升堂”，驳正孔安国的注，怀疑出自魏人依托。解说“君召使摈”一节，认为“交摈”是传辞，“旅摈”也是传辞，都非常明确。其余如疏释《仪礼》经文中属官与属吏的区别，卿大夫与乡大夫的辨析，南踣之作为取矢，张侯设立在前朝，祖之奠之不用脯醢醴酒；以及解释《尚书》“维天阴骘下民”，解释《诗经》“十千维耦”，并运用转注假借；解说黄钟的度量，则杂见于《汉学拾遗》一卷、《经传小记》三卷、《古文集》一卷中。还有《荀子补注》一卷。——这些都是仅存的稿本，合刊为《端临遗书》。先生读书时，心中有所领悟，就写一张签条投入破旧的竹箱；如果已经是别人说过的，又检出来丢弃。用功勤奋到如此地步，所以常常阐发先儒所未阐发的；当时的经师多采纳他的学说。

○刘文淇

刘文淇（1789—1854），字孟瞻，江苏仪征人

嘉庆己卯年优贡生，候选训导。父亲以医为业。舅舅凌晓楼喜爱他的聪颖悟性，亲自教导他。稍长，就精研古籍，贯通群经。对于毛亨、郑玄、贾逵、孔颖达的书以及宋元以来诸学说，博览深搜，实事求是。

对于《左传》特别勤奋致力。曾说道：“左氏的义理，被杜预的注剥蚀已久；其中稍可观看的，大抵是袭取旧说。于是辑录《左传旧注疏证》一书，选取贾逵、服虔、郑玄三人的注，疏通证明。凡是杜氏所排斥的予以纠正，所抄袭的予以彰显，其沿用韦昭语注的，也一一标记。其他如《说文五经异义》所引用的先师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以及经疏史注《御览》等书引用《左传》不题姓名而与杜注不同的，也都是贾、服旧义；凡是这些并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至于顾炎武、惠栋的补注，下至近人专门解释曲氏之书，如果有可采纳的，都一并登列，未曾以己意决定其取舍；仍然

译广泛查考，详尽取证，务求《左传》的大义微言显著明白。草创四十载，长篇底稿虽然具备，还没来得及誊写定稿，便骤然离世。只有从孔颖达《正义》中剥离出袭取刘光伯所阐述的义理，另行编撰成表，形成《左传旧疏考正》八卷，仅存于世。

译又根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得知项羽曾定都江都；考察当时的时局形势，推知割据的踪迹，撰写了《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依据《左传》《吴越春秋》《水经注等书，得知唐宋以前扬州地势南高北低，与后来运河的形势有所不同，撰写了《扬州水道记》四卷。此外还有《读书随笔》二十卷，《青溪旧屋集十二卷，都流传于世。

○刘熙载

刘熙载，字融斋，江苏兴化人。

幼年时，父亲曾说：“这个孩子的学问应当从领悟入手。”晚年于是自号寤崖。

少年时丧父且家境贫寒，品行笃实，勤奋力学。为人内心清正耿介而外表温和平易，读书能洞察主旨、识见细微，言语简约而坚守操守。考中道光甲辰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职编修。咸丰癸丑年，被召见对答符合圣意，奉命在上书房值班；并赐予“性静清逸”四个大字。丙辰年，京察考核一等，记名以备道员、知府任用。他不乐意做官吏。请假客居山东，靠教书维持生计。很久以后，湖北巡抚胡林翼聘请他主持江汉书院，上疏推荐他贞洁耿介、超脱世俗，学问冠绝当时之人。同治甲子年，被征召为国子监司业，督理广东学政，历任左春坊、左中允，巡视各地时，清贫简朴如同寒门素士。等到因病辞官回家，只有补过的被子和箱中的书籍而已。享年六十九岁。

先生研究经学，不分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比如论述格物，兼取郑玄的义理。论述《毛诗》古韵，不废弃吴棫、叶适的观点。曾读《尔雅·释诂》至“卬、吾、台、予”四字，认为这四个字能统摄一切语音，用来推开开齐合撮四呼，没有不像箭射中靶心那样准确。又论述道：“六书中较难确定的，莫过于谐声。叠韵双声，都是谐声。许慎当时虽然没有双声叠韵的名称，但‘河’‘可’，是叠韵；‘江’‘工’，是双声。孙炎以下切音下一字为韵，是取叠韵；上一字为母，是取双声；难道不是许慎实际开创的吗？徐锴注《说文》字音取孙愐《唐韵》音切为定，总之许氏的声本可以作为反切，因为古人造字，其中本来具备字母。如果用许慎的声加上孙愐的韵，都可以作为反切；而一切双声的字不可以类推吗？”于是撰写《四吉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二卷，《叠韵》二卷，并且在音韵小学方面确实抒发了独到的见解。对外洁身修行，与宋儒互为表里。每天有所心得，随即记录，编成《持志塾言》二卷。又探究古今人的诗赋古文词曲书法经义，深入精妙幽深的境界，编成《艺概》六卷。他自作的诗文，则总汇为《昨非集》四卷。又旁通天文历算之学，作《天元正负歌》，阐明加减乘除相消开方等各种方法。儿子刘彝程，于是凭借算学在当时享有盛名。

○刘喜海

刘喜海，字燕庭，山东诸城人。（刘）文正、（刘）文清公的孙子，（刘）文恭公的长子。

虽然是韦平那样的世家大族，但家中没有多余财物，清贫简朴如同寒门素士。唯独酷爱金石碑刻款识，纵横堆满案几。道光戊戌年，外放简任福建兴化、泉州、永春道。游历长汀，辑录《苍玉洞题名》一卷。恰逢遭遇父母丧事回家守孝。守孝期满起复后，改任陕西延安、榆林道。升任按察使。当时，关中出土的古器物非常多，于是大力搜求，先后所得秦诏版共四件，以及唐善业泥造像等，都是历来收藏家未曾著录的。新莽十布，也至此才获得全套。与鲍康质证考订，编成《长安获古编》三卷。丁未年，升任浙江布政使。因喜好古物被言官弹劾，牵涉吏议。不久便去世。实际上他在内外做官二十多年，所到之处不占一文钱。推想箱中的钱币尊彝，载重兼两，以致招来明珠薏苡之谤，评论者对此感到惋惜！

公亲手搜集金石文字五千多通，撰写《金石苑》数百卷。胸中罗列卷轴，家中继承赐书，本来就已经详博超过兰泉。又得到舅父金蒨穀协助校理，更加精善。又撰写《古泉苑》一百一卷，共得钱币四千六百多枚，附带钱范数十种，取现代钱法冠于篇首，其次分为正用品、伪用品、异品、外国品、厌用品、杂品六类。可惜这两部书都因为卷帙繁重，兵火之后散失没有流传。现在世上所传的《金石苑》六卷，仅是全书的一部分，本名《三巴子瞀古志》，起始于汉王稚子阙，总共四百多石，也可以窥见其大略了。而搜录海外金石，成为专书，更是以前未曾听闻的。于是选取朝鲜碑版，编纂辑录考释，撰写《海东金石苑》八卷。近来乌程刘氏才得到原稿，加上补遗六卷，付梓刊行。

○刘献廷

刘献廷，字君贤，号继庄，另号广阳子，直隶大兴人。生于顺治5年，卒于康熙34年（1648-1695年），享年四十八岁。

祖先本是吴人，寄居吴江很久。从他少年时，就喜欢读书，往往整夜不睡，父母怜惜他，禁止他点灯烛，他就燃香代替，因此瞎了一只眼。又折断左臂。平时落落寡合，穿着破旧衣冠，在风尘中徘徊。遭遇国变，急切以经世致用为务，所以洁身自好、独来独往，不被高官厚禄所束缚。他的学问从象纬律历

译边塞关隘、财赋军政之类的事务，以及旁涉岐黄（医学）、释老（佛道）等家的学说，没有不深入探究的。

译先生性情慷慨，曾经变卖财产来救济他人。妻子去世后，家产荡然无存。于是他想游历九州，考察山川的形势。探访被遗忘的贤人，结交豪杰之士，观察各地的风俗；广泛采集轶事，来增加自己的见闻，并验证自己所学的知识。徐乾学家中藏书丰富，大江南北的老学者争相前往拜访，先生在其中游历，另有心得，与他人不同。万斯同读书无所不读，唯独对先生心服口服，邀请他参与《明史》的编修。顾祖禹、黄仪都擅长地理，也邀请先生参与《一统志》的编修。先生说：“各位在考据古事方面有余力，却不够切合实用。”唯独赞许王源，每天与他讨论天地阴阳的变化、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章制度、地理要害、古今兴亡的原因、近代人才的邪正。

先生自称在音韵之道上，另有独到的见解，足以探究造化的奥秘，百世之后也不会迷惑。曾经撰写《新韵谱》，他的领悟源自《华严经》，并参酌天竺的陀罗尼、泰西的拉丁语、小西天的梵书，以及天方、蒙古、女真等语音；又用辽人林益长的说法来验证，从而更加自信。他的方法：先确立两个鼻音，作为韵母的根本；有开有合，各自转换阴、阳、上、去、入五种声调；——阴、阳即上、下两个平声——共十种声调，却不经过喉、腭、舌、齿、唇七个发音部位，所以只有横转没有直送；那么等韵重叠的缺失就消除了。其次确定四个喉音，作为各种韵母的宗主；然后知道拉丁语、女真国书、梵音，还有不够精微的地方；以这四个为正喉音，从而从中得出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音。又用两个鼻音来分配，一个作为东北韵的宗主，一个作为西南韵的宗主，八种韵确立后，四海的声音就可以统一。于是用喉音互相组合，共得到十七种音；喉音与鼻音互相组合，共得到十种音；又用剩余未尽的三种组合，共得到五种音。总共三十种音作为韵父。而韵母经历二十二个位置，横转具备五种字；这样万千不齐的声音都归摄于此了。又想要记录各地的方言土音，以穷尽宇宙元音的变化，于是取《新韵谱》为主，用各地的发音填入其中，遇到人就可以印证校正。

先生又说朱熹的《纲目》不是亲笔所写，所以迂腐而不切实际，应当另外编写《纪年》一书。又说地理书籍应以北极出地高度为主。这些说法都是此前未曾阐发的。然而最终因为所撰写的著作规模宏大，不是一个人一时所能完成的，所以虽然论述得很详尽，但终其一生也没有看到成书。

先生回到吴江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四十八岁。门人黄宗夏辑录他随手记录的著作，编成《广阳杂记》几卷流传于世。

○刘湘煃

刘湘煃，字允恭，湖北江夏人。

天性聪颖，怀有奇气。年轻时擅长书法，不久便舍弃了书法，慷慨激昂地追求古今孤绝的造诣和经世济民的学业。尤其钦佩顾亭林、梅定九。撰写了《六书世臣说》。所谓六书，是指《日知录》、《通雅》、《历算》、《天学会通》、《方舆纪要》《历算丛书》。起初听说宣城梅氏以历算闻名当世，于是奔走千里拜师求学。深思积悟，多有创见。梅氏得到他的见解非常高兴，在给别人写信中说：“金、水二星的历法所指所说不够透彻，听了刘生的解说才知道二星有岁轮，其道理确凿不可更改。”于是将所著的《历学疑问》托付给他讨论。刘湘煃为此撰写了《订补》两卷。又撰写了《五星法象编》五卷。梅氏也摘录他的精辟言论编入自己撰写的《五星纪要》中。又想要为浑盖通宪天盘安星之用，用戊辰历元加岁差，运用弧三角法，撰写了《恒星经纬表根》一卷，以及《月离交均表根》、《黄白距离度表根》各一卷，都是用来补充新法所未能涵盖的内容。由此刘湘煃的历学，人们争相推崇。大将军年羹尧听说他的名声，以礼聘请他到幕府，非常亲近看重他；刘湘煃最终推测年羹尧骄傲悖逆必定失败，便引身离去。游历于各位节度使和大府之间，虽然时常被咨询，但所谓地理、河漕、食货、兵防的策略，足以应对世用的，全都未能得以施行，知道终究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于是回家著书终老。可惜没有儿子，著作大多散佚没有流传下来。

○刘毓崧

刘毓崧（1818—1867），字伯山，又字松崖，是刘文淇的儿子。

年幼时不喜欢玩耍，长大后更加通晓博学，能够完全读懂父亲的著作。因此凭借淹通经史在江淮一带享有声誉。各官府赏识他的人，都希望能得到他的举荐。道光庚子年，以廪膳生的身份被举荐为优行，贡入太学为生员。两淮运司郭沛霖聘请他教导自己的儿子，赏识至极，甚至将家事托付给他。最后，曾国藩对他给予特殊的礼遇。等到曾忠襄公督理两江时，聘请他进入书局，也始终敬礼不衰。

为人质朴正直的气质流露在眉宇之间，无论贵贱老幼，一律以诚相待。平生不说谎话，没有懈怠的样子，替人谋划必定忠诚，面对钱财不苟且获取。躲避寇乱以来，辗转迁徙。但生性甘于淡泊，即使饮食不继，也坦然不以为累。自从孟瞻先生研究左氏学，继承先人的遗志，旁通经史诸子百家，凡是所看到的，都牢记在心；有时在众人面前讲述其原委，听的人私下对照原书，没有一个字错误。前后十次参加乡试，大多因为第三场如实作答而被排斥，最终不改初衷。因推荐被授予八旗官学教习

译学习。己未年之后，便断绝了追求仕途进取的念头。在同治丁卯年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岁。

译著有《春秋左氏传大义》、《周礼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经传史乘诸子通义》、《彭城征献录》、《旧德录》、《王船山年谱》、《通义堂诗文笔记》各若干卷。这些著作大多广泛综合各类典籍，旁通探究根本要害，剖析精微细致。又勤勉于表彰微言、阐发幽意，能分别出古人行为之外的情致、言语之外的深意。可惜大多未曾刊印。而所谓的《左氏旧疏长编》，也整理尚未完成。他有四个儿子，其中长寿、曾最有名。

○柳兴恩

柳兴恩（1795—1880），字宾叔，原名兴宗，是江苏丹徒人。

道光十二年考中举人。起初研究《毛诗》，著有《毛诗注疏纠补》三十卷。后来因为毛亨师从荀子，荀子师从穀梁，而《穀梁春秋》蕴含千古绝妙的义理，唐代以后无人研究，于是编纂《穀梁春秋大义述》三十卷，提倡阐明鲁学，自成一家之言。分为：《述日月例》第一，《述礼》第二，述异文》第三，《述古训》第四，《述说》第五，《述经师》第六，《述长》第七。阮元见到此书，赞许它扶持了孤绝的经学，并为之作序。陈澧也撰写了《穀梁笺》及条例，但很久未能完成。后来他与宾叔在京城结交，读了他的书，便不再继续写作。又著有《周易卦气补》四卷，《虞氏易像考》二卷，《尚书篇目考》二卷，续王氏诗地理考》二卷，《仪礼释考辨》二卷，《群经异义》四卷《刘向年谱》四卷，《史记汉书南齐校勘记》、《说文解字校勘》、《壹宿斋诗文集》若干卷。他为人敦厚朴实、纯正谨慎，勤奋治学直到年老也不懈怠。光绪六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卢文弨

卢文弨（1717—1795），字召弓，号矶渔又号檠斋，晚年改号弓父，“抱经”是他书斋的名称。人们称他为抱经先生。

他的祖先从余姚迁居杭州。父亲卢存心，是恩贡生，被召试博学鸿词科，未中；有《白云诗文集》。母亲是冯景的女儿。先生生来聪慧异常，受家庭教育的熏陶，又逐渐沉浸于外祖父的学术论述中，长大后成为桑调元的女婿，并以师礼侍奉他。所以他的学问具有本源。乾隆戊午年，考中顺天乡试举人。壬午年，考取内阁中书。壬申年，以一甲第三名考中进士，授职编修。丁丑年，入直南书房，由中允推荐升任侍读学士。乙酉年，主持广东乡试，随即提督湖南学政。戊子年，因任学政时进言州县官吏不应杖责侮辱生员，被贬官。第二年，因继母年事已高，请求奉养归乡。乾隆乙卯年，在常州龙城书院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先生喜好校勘书籍，终身未曾废弃。在馆阁任职十余年，归隐田园后主讲书院共二十余年，虽然年老，却孜孜不倦。天刚亮就起床，翻阅点校，朱笔墨笔并用，几案间堆满书籍，连放置茶碗的地方都没有；太阳快要落山时，才走出屋门，在庭院中散步；不久又点灯如常，直到半夜才安歇。做官的俸禄和教书的酬金所得，全部用来购买书籍。听说有旧本，一定借来抄录；有精妙的解说，一定仔细记录。同一策略之间，分别移写，各种版本的差异，字迹细小也必定工整。现在抱经堂藏书数万卷都是这样来的。他所校定的《经典释文》、《孟子音义》、《逸周书》、《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独断》等善本，都刻版流传于世。又苦于刻版难以众多，于是将经史子集三十八种书，仿照《经典释文》的体例，摘取文字加以注释，名为《群书拾补》以流传于世。他自己撰写的书，有《文集》三十四卷，《仪注疏详校》十六卷，《钟山札》四卷，《龙城札记》三卷，《广注》二卷。都能使学者纠正积久的错误，消除蓄积的疑惑。

○陆桴亭

陆桴亭，字道威，江苏太仓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卒于清康熙十一年（1611—1672），享年六十二岁。

早年有志于建功立业，曾著论论述平定流寇的策略，话语极其切中要害。明朝灭亡后，曾上书南明政权，未被任用，又曾参与军事行动，被清廷指名通缉。事情平息后，返乡居住，开凿十亩池塘，在池中筑亭，不接待宾客，号曰桴亭，所以学者称他为桴亭先生。所著有《思辨录》，谢山认为他“上自周汉诸儒直到今天，仰观天文历法，下至礼乐政事的异同，旁及异端邪说，他所疏证剖析的言论多达数百万字，无不精粹纯正。……而他最足以废除诸家纷争之说，让百世之人等待而不疑惑的，尤其在于论述明代儒学”（《鲒埼亭集·陆桴亭先生传》）。桴亭不喜欢白沙（白沙，明代王学先驱陈献章的号）、阳明的学问，但评论最为公正，绝不深文周纳地抨击。他论白沙说：

世人多认为白沙属于禅宗，这是不对的。白沙曾点

译（孔子门人，曾参之父）这一类人，其宗旨主要在于洒脱旷达以作为人生的受用，不屑于苦苦思索、极力探求，所以他们平日也大多赋诗写字来自我排遣，这就与禅宗的思悟相近了。……因此，陈白沙“在静中养出端倪”的说法，《中庸》里是有依据的，但他不强调戒慎恐惧，而只靠咏歌舞蹈来涵养，这就接近于“举手投足无不是道妙”的意思了。……他谈论养气，认为以“勿忘勿助”为关键。然而养气必须先积累正义，也就是所说的“必有事焉”，陈白沙只把“勿忘勿助”作为关键，就失去了最上一层的境界了。

译他论述阳明学说时说道：

阳明之学，原本是从穷究事理、研读经书中得来的。如果不是这样，龙场那次顿悟，又怎能使六经都与之契合无间？但他指责朱子“格物”说的错误，说曾以庭院中的竹子来试验，七天之后便病倒了。这其实是禅宗参究竹蓖的方法，本来就不是朱子“格物”说的本意，是阳明自己误解了。因为阳明年轻时，确实曾修习禅宗，而正统儒学的功夫尚且浅薄。初任京官时，虽然与甘泉先生讲论道义，但并没有深入精妙的造诣。在南方的三年间，才开始有所心得，然而才气过高，便急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自立门户。此后他一生忙碌于军务之中，虽然到处讲学，但终究是聪明才智在起作用，而年轻时熟稔的禅宗习气难以忘怀，也不免流露出来，这就是对阳明学说的定论。总之，“致良知”固然可以使人进入圣人的境界，但千万不要打破“敬”字。打破“敬”字就是败坏良知，那么“致良知”难道能废弃穷究事理和研读经书吗？然而阳明的本意，在于主张简易直捷以补救支离破碎的弊病，所以聪明的人喜欢追随他。而一听到简易直捷的说法，就常常厌恶穷究事理和研读经书的繁琐，动不动就说“一切放下”、“直下承当”。心粗胆大，只因为断送了“敬”字，不知道正是这简易直捷的念头，便已经放松了脚跟。所以阳明在圣人门下，属于狂者的流派，门人蒙昧了他的苦心而辜负了他。（同上）

此外，他评论各家的话很多，大体上都非常公平、切中要害，所以桴亭可以说是一位最好的学术批评家——倘若他撰写一部《明儒学案》，其价值恐怕还在黄宗羲之上。因为黄宗羲主观的意见，终究难免，而桴亭真算得上是一面毫无偏见的镜子。桴亭常说：“世间有大儒，绝不会另立宗旨。譬如国手，没有不精通的科目，没有不具备的方剂，没有不使用的药物，哪有执着于一个偏方而沾沾自喜地对人说‘除了这个就没有其他科目、方剂和药物’的呢？近来谈论宗旨的人，都是这种偏方。”这话与黄宗羲所说的“凡学问须有宗旨，这是那个人得力的地方，也是学者用力的地方”，正好相反。由此说来，后来的程朱派学者，硬要把桴亭拉入程朱宗旨之下，其实是不对的。他只是不宗奉陆王罢了，也不见得专门宗奉程朱。程朱将“性”分为二，说：“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这种说法他不赞同。他论性却有点与颜习斋同调。他教导学者只需学习六艺，认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都切合世用，应当急切讲求”，这也和习斋的学风有点相似。他又不喜欢讲学，曾说：“天下没有讲学的人，这是世道衰败；天下都是讲学的人，也是世道衰败。”又说：“近世讲学，多像晋人的清谈。清谈非常有害。孔门没有一句话不是教人从实处着手的。”他自述存养功夫，对于程朱所谓“在静中检验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气象”，也有怀疑。他说：“曾经在夜间闭目端坐，排除一切杂念以求所谓‘中’。终究念头无法排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偶尔一时强制得定，恍然若忘，以为这就对了，然而这种境界有什么好，而先儒教人这样做呢？……所以除了‘戒慎恐惧’，另外寻找‘未发’，不是成为枯木死灰，就是陷入空虚寂灭。”据此看来，桴亭与程朱的门庭不尽相同，显然可见了。

他的《思辨录》，颜习斋、李恕都很推崇。《正谊堂丛书》里的《思辨录辑要》，是由马负图所辑，张伯行又删订一番，必须与程朱相合的话才录入，已经不是桴亭的真面目了。

○陆稼书

陆稼书，名陇其，浙江平湖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30-1694），享年六十三岁。他是康熙年间进士出身，曾任嘉定、灵寿两县知县，有很好的政绩，人民极爱戴他，后来被选拔为御史，曾上过几篇很好的奏疏。他是刚直而恬淡的人，所以做官做得不得意，自己也是难进易退。

清朝讲理学的人，共同推举他为正统。清儒从祀孔庙的第一位便是他。他为什么独占这样高的位置呢？因为他的门户之见最深最严，他说：“现在论学的人没有别的，也就是宗奉朱子而已。宗奉朱子才是正学，不宗奉朱子就不是正学。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

译科举、孔子之术，都要断绝它们的道路，不让它们一同发展，然后纲纪才能统一，法度才能明晰。现在有不尊崇朱子的人，也应当断绝他们的道路，不让他们一同发展。直白地说，他是要把朱子做成思想界的专制君主，凡是和朱学稍有不同意见的，都视为叛逆。他不仅攻击陆九渊、王阳明，甚至对高攀龙（景逸）、顾宪成（泾阳这些学风介于朱学和王学之间的人，也不肯宽恕。因此，程朱学派的人极力称赞他捍卫道统的功绩，将他比作孟子排斥杨朱、墨翟。平心而论，刘宗周（稼书）人格极其高洁，实践极其笃实，我们对他不能不表示相当的敬意。但因为天资不高，性情又失之狭隘，或许也因为王学末流猖狂太过，有所激愤而发作，所以他日以尊崇朱子、贬斥王学为事。在他自己原本没有什么别的用意，然而那些戴着假道学面具的八股先生们，沿着这条道路走，既可以掩饰自己的空疏不学，还可以唱高调辱骂他人，于是争相将他捧上天去，这不但是清代学界的不幸，也算得上是刘宗周本人的不幸了。

译稼书办事是肯认真肯用力的，但能力非常平常，程朱派学者大多如此，也难以专门怪罪他。李恕谷曾记载他的一段轶事说：“陆稼书担任灵寿知县，邵嗣尧担任清苑知县（邵嗣尧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康熙进士，曾任河北清苑知县，官至江南学政，著《易图定本》），两人都有清廉的名声，但稼书因为邵嗣尧宗奉陆王心学，便与他不合，刊刻张烈所著的《王学质疑》来互相攻讦（张烈字武承，顺天大兴人，康熙进士，应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辑。笃守朱学，著《王学质疑》，专门驳斥王守仁《传习录》，被清朝理学家奉为准则），等到征讨噶尔旦时，抚台将命令稼书向塞外运送粮饷。稼书不知所措，派人向子昆问计。子昆回信说：‘这么点小事，你就如此张皇失措，如果遇到宸濠那样的大变故，又怎么处置？赶快把《王学质疑》付之一炬，那么我的粗浅计策就出来了。’……”（李恕谷著《中庸传注问》）。我们对于稼书这个人的评价，这种小事也是应该参考的资料。

○陆耀遹

陆耀遹，字助文，江苏阳湖人少年时补为诸生，擅长诗歌，有文名。壮年时外出游历，阮文达正担任浙江学政，对他颇为器重。不久他前往陕西，客居在朱中丞幕府。恰逢教匪在滑县造反，陕督那公奉调镇守中州，路过长安，向朱中丞求取人才，朱中丞说陆君懂得军事事务的宽窄轻重，那公便请见，陆君陈述了几十件机宜缓急之事，于是那公委托他起草奏章上报，多被采纳施行。朱中丞罢官后，陆耀遹便南归。朝廷下旨征召孝廉方正，同乡人举荐陆君应选，考中二等，任用为校官，得任淮安府学教谕。当时他客居广东，当地官员强行挽留他，共经历了十多年，他的叔父陆继辂招他回去。等到回到家，陆继辂突然去世。陆耀遹为他料理丧事，刊刻他的遗书。恰逢改选阜宁训导，赴任未到任也去世了。

他的诗宗法钱谦益、刘廷玑，能自成一家。酷爱金石文字，每到一处便搜集摹拓，稍有空闲就勤勉地伏案考证，选取王氏《金石萃编》中未收录的一千多通金石，仿照其体例，写成《金石续编》若干卷。文字简洁核实，比起原书由众多门生之手写成、冗杂炫耀博学的情况，更是胜过它。只是遗稿经过太仓陆增祥整理修订，多有窜改，不再是庐山真面目了。

○罗士琳

罗士琳，字次璆，号茗香江苏甘泉人。

监生。按例贡入太学，游历京师，因考取天文生，出自阮元门下，所以跟随阮元最久。阮公再次巡抚浙西，初开诂经精舍，名士毕集，因此得以广泛结交通人，对当代精通算学的人士尤其多有相识。咸丰辛亥年，诏令征举孝廉方正，郡县交相推荐，他因老病推辞。癸丑年，粤寇攻陷扬州，他死于此，年近七十。

先生年轻时从事举业，后来全部放弃，专心致力于步算畴人的书籍，日夜研究探求。起初精通西法，撰写《宪法一隅》，阐明历学。又撰写《比例汇通》四卷，后来虽然后悔这是少作，但实际上便于初学者入门。后来获得朱世杰的《四元玉鉴》，于是惊叹不已，便一意专精于天元四元之术。因为朱氏这本书，实际上集算学之大成，于是耗费一纪之力，逐步写成全稿，并对原书中率多不通以及列算传写的错误，全部加以标识，补漏正误，疑难之处更反复举例以阐明，推演订证，扩为二十四卷。阮文达为之作序。

又曾著《春秋朔闰异月考》二卷，列举黄帝以来七种历法，条分缕析其同异，以补宋五子之书的亡佚。又因为祖冲之的缀术失传，便融会诸家法意，作《辑补》二卷又甄录古今畴人，仍依阮氏体例作《续传》六卷。二十年后，汇集所校著，共为《观我生室汇稿》十二种，如《玉鉴细草》二十四卷，《释例》二券，《续畴人传》六卷，《校正算学启�》三卷，《割圜密率捷法》四种，均另有单行本外；已刊行的还有《勾股容三事拾遗》三卷《附例》一卷，《三角和较算例》一卷《演元九式》一卷，《台锥积演》一券，《周无专鼎铭考》一卷，《弧矢算补》一卷，《推算口食增广新术》一券，共七种。其余《交食图说举隅》，《勾股截和较算例》，《淮南天文训存疑》《博能丛话》，又若干卷，均未刊行。

○马瑞辰

马瑞辰（1782～1853）字元伯。马宗琏之子。

嘉庆乙丑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工部都水司郎中，因事被遣戍沈阳。文诚公富俊，当时任吉林将军，聘请他主持白山书院，学生中举的有两人，文诚公因他课士有效，奏请赏赐主事。接连提拔为员外郎。又被遣戍黑龙江，纳赎后回乡。

在乡间居住数十年，以著述自娱。听说战乱，命令两个儿子组织乡兵。家人因为他年老，

译（他）躲避在山中。咸丰二年，桐城城破，他的次子死在那里。贼兵搜山，包围了他的住宅，看见一位老人傲慢地坐在上位，拉他起来，愤怒地质问他是谁，他挺直站立大声说：“我是前任工部员外郎马某！”劝他投降，他不屈服，一边骂一边言辞严厉，于是被害。事情上报朝廷，赐予抚恤，给予赐祭。

译撰写《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探究深奥义理，阐明主旨，有的见解甚至高出陈氏《新疏》之上。王益吾将其收入《续经解》中。

○马骕

马骕（1620—1673），字宛斯，又字骢御，山东邹平人。

顺治己亥年考中进士，在京师等待授职，凭借才华声望担任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后来任淮安府推官，刚上任三个月，多次平反冤案。改任灵壁县知县，免除荒灾赋税，革除陈规陋习，刻石立于县衙大门，每年节省民力无数，流亡百姓恢复生计的有数千家。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士人和百姓都痛哭哀悼，得到朝廷文书批准在名宦祠祭祀。

先生幼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聪慧敏捷，记忆力强，对于书籍没有不精深研究的，尤其偏爱《左氏春秋》。将叙事体改为编年体，梳理头绪，条理贯通，浑然一体。撰写《左传事纬》十二卷，《删录》八篇。其中的图表考证精详，属于专门的学问。

先生又选取太古以来以及秦朝灭亡期间的事情，综合经史诸子百家，搜集剪裁编纂，辅以图考，参考其他记录，称为《绎史》。全书数十万字，共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第一部叫“太古三皇五帝”，共十篇；第二部叫“三代夏商周西周”，共二十篇；第三部叫“春秋十二公时事”，共七十篇；第四部叫“战国春秋及亡秦”，共五十篇；第五部叫“外录”，记载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共十一篇。记载事件则详述其始末，记载人物则完备其始终，君臣的事迹，治乱的道理，名、法、儒、墨各家不同的途径，纵横家分合不同的局势，都清晰具备。凡是文献所保存的，无不全部采纳。传说可疑而又极古老的，也不遗漏。真伪混杂的，取其大部分。附会托名完全虚假的，仅保留要点概要。汉魏以来，称述古代事迹的，也一并采录，以观察异同。如果全书缺佚，仅见其名，谶纬之类的名号，尤其繁多；那么各种筹划注解的话，就分类汇编成册。又百家所记载的，有的事情相同文字不同，有的文字相同人物不同，互相出现，不可偏废。所谓“有疑问就传述疑问，以广见闻”。当时人称他为“马三代”。顾炎武读了这本书感叹说：“这一定是能流传后世的作品！”康熙四十四年，仁皇帝南巡到苏州，命令大学士张玉书寻找《绎史》的元朝版本。第二年，派人带着二百两白银到邹平，购买版本送入内府。

○马宗琏

马宗琏（？—1802），字器之，号鲁陈，江苏桐城人。

年轻时侍奉舅舅姚鼐，学习写作文章。后来跟随邵晋涵、任大椿、王念孙交游，学问更加精进。嘉庆丁巳年中举人，又过了两年考中进士。曾经因为顾炎武摘取《左传》杜预注的缺漏错误，依据经典，大多精当核实；惠栋又广泛搜集贾逵、服虔、京房等人的注解，援引秦汉子书作为证据，拾取顾氏遗漏的尚多，而纠正其失误的仅五六条罢了，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处；于是另外撰写《春秋左传补注》三卷。用来匡正惠氏的错误固然确切，他自己提出的见解，也足以补充杜预的简略，以及顾炎武所未能涉及的。其他著作还有《毛郑诗诂训考证》、《周礼注疏证》、《穀梁传疏证》、说文字义广注》、《战国策地理考、《南海郁林合浦苍梧四郡沿革》、《岭南诗钞》、《崇郑堂诗集》，共数十卷，可惜大多没有流传下来。

○毛奇龄

毛奇龄（明天启三年，公元162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浙江萧山人。字大可，又名甡，号西河，学者称西河先生。康熙十八年（公元679年）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担任《明史》纂修官。后来因请假回家，不再出仕。

起初曾撰写《毛诗续传》三十八卷，后来因为躲避仇家，流寓江淮之间，丢失了稿本，于是凭借记忆撰写《国风省篇》《诗札》《毛诗写官记》，又在江西参议道施闰章处，与湖广杨洪才讨论诗经，作《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明朝嘉靖年间，鄞县人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等，毛奇龄作《诗传诗说驳议》五篇，引证各种说法，多有纠正。入仕后，进献所著《古今通韵》十二卷，皇帝下诏交给史馆。归田后，租住在杭州撰写《仲氏易》，以及撰写《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书》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卷、《河图洛原解编》一卷、《太极图说遗》一卷。他推演《易经》，阐发荀爽、虞翻、干宝、侯果等家的学说，旁及卦变卦综的方法。又依据《春秋》经文发起义理，撰写《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春秋简刊误》二卷、《春秋属辞比记》四卷。又想要全面著述礼经，因为衰老多病不能完成，于是依次著述昏丧祭礼、宗法庙制以及郊社禘袷明堂学校等各种问答，而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各有考证。

毛奇龄学问广博驳杂，而自负

译（他）专研经学，然而喜好争辩，别人已经说过的话，他必定极力反驳其言辞。《古文尚书》自宋代吴棫之后，多被怀疑是伪书，等到阎若璩撰写《古文尚书疏证》时，齐召南便极力辩驳其为真书，撰写了《古文尚书冤词》，又将旧作《尚书广听录》删减为五卷，以求胜过阎若璩。但对于《周礼》、《仪礼》，他又认为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古文尚书冤词》未免带有意气之争，而对二《礼》的断定则是公允持平的议论。齐召南好胜，所著《经问》指名攻击驳斥的只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因为这三人人博学且声望高，值得攻击，而其余的人平庸无能，不值一提。他一向喜爱音律，著有《竟山乐录》四卷，还有《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音定声录》八卷。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四岁。门人蒋枢编辑他的遗集，分为《经集》、《文集》两部。《经集》从《仲氏易》以下共五十多种，《文集》包括诗赋序记及其他杂著共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著录他的著作多达四十余部。

译奇龄虽然以经学自许，但生逢明清交替之际，朴学尚未兴起，理学正盛，学者非尊王阳明即崇朱熹。奇龄对此多有论述，且所言多切中要害，在当时学者中造诣独深。虽然其学说博杂不纯，一如其他著作，但他能区分心、物、知、行，对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并非浅尝辄止。现将其观点逐项论述如下：

（一）心物之辨

自古以来的哲学争论无非是唯心与唯物之争，虽然因时代不同，名词有所差异，但基本范畴，论及本体不外乎心与物。奇龄在《折客辨学文》中阐发此说，写道：

“客人忽然提出心性与事物的辨析，当时平湖陆义山在座，看着我问道，我说，我对这些早已充耳不闻了。既然无法回避，试着再梳理一下之前的说法可以吗？客人说，君臣父子，属于物；以学以忠，属于事。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说，侍奉父亲不必在父亲身上去求，只在侍奉父亲的心上去求；侍奉君主不必在君主身上去求，只在侍奉君主的心上去求。殊不知侍奉父亲明明有个父亲在，明明有个侍奉父亲的事在；侍奉君主明明有个君主在，明明有个侍奉君主的事在。如果让人只在心上求，那么面对万事万物，这颗心究竟该在哪里求呢？客人说，这只是知道主方的说法，而完全不知道客方的说法。王阳明何曾说过没有事物，只有心呢？侍奉父亲不在父亲身上求，并非没有父亲。只在侍奉父亲的心上去求，是说只将侍奉父亲这件事求之于心，并非舍弃侍奉父亲这件事而只求心。客人明明说的是侍奉父亲的心，而主方只说心，可以吗？况且心不能在事物上求。王阳明说事物在心上求，那么事物是存在的；而你必定说心应当在事物上求，那么不仅没有心，连事物也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心能包含事物，事物却不能包含心。请看那天，天，是一个物体，四季更替运行，日月交替光明，这是物的事。然而眼睛看不见青天，耳朵听不到气候，日星不知依附何处，风雷不知发自何方，物与其事几乎隔绝。然而只要从心上求，千年至日的规律可以坐着就能掌握；假如一定要在事物上求，那么夸父逐日只会渴死罢了。所以闭门造车，虽然没见过九条道路，但车轮转动却符合轨辙。住在陋巷吃粗茶淡饭，未曾穿戴周朝的礼帽乘坐殷朝的马车，但只要心不违背礼制，用起来就行。如果说侍奉父亲必须在父亲身上求，侍奉君主必须在君主身上求，那么此心未通，而天理已断绝。为什么呢？因为人不能都侍奉君主。从前也说君主在心上求，所以人人心中有君主；如果必定要在君主身上求，那么君门九重，该在哪里求呢？”（《西河文集·折客辨学文》）

又说：

“曾读徐仲山《传是斋日记》，其中有关事物与心性的辨析有云，朱熹说知与行都向外求，所以知就是格物，行就是求事物，未免驰骋追逐于外，若与圣贤存心知性的学问有所不合，所以王阳明主张事物在心上求，以此来对照挽回。”（同上）

他虽然从道德学入手谈论心物，但涉及心物总是本体论上的根本问题。他认为，王阳明说事物在心上求，那么事物是存在的，比如天是一个物体，但人不能知道天是什么物体，如果在心上求天，那么天的本质就可以掌握，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他虽然没有抹杀物的存在，但却说只能在心上求物，物才存在；不在心上求物，而知则格物，行则求事物，未免向外追逐，与圣贤心性之学有所不合，而王阳明于是主张在心上求物。在心上求物，无疑是以心为本体，而物为心的派生物，结果就是无心则无物。从道德哲学或自然哲学的角度去求物，认为侍奉君主不能在君主身上求，侍奉父亲不能在父亲身上求；认识天不能在天上求，认识物不能在物上求，只能求之于吾心。吾心有侍奉君主、侍奉父亲之意，则有君主、有父亲；吾心认识天、认识物，则有天、有物。心只能代表思维，思维上有侍奉君主之心，则有君主在；思维上有认识天之意，则天在，一切关键在思维，思维是第一位的，而存在是第二位的。虽然他们可以说在道德上没有侍奉君主之心则无君主，并不是否认君主的存在，只是否认侍奉君主这件事的存在；在自然哲学上不在心上求天则无天也只是不能掌握天的法则而非否认天。这又牵涉到知行问题，未免以知代行，而以知代行正是王阳明哲学的传统。因为在认识上以知代行，在本体论上遂以心代物。这是必然的结果。

（二）知行问题

知行问题，即认识与实践问题，这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哲学上争论不休的老问题。王阳明学派主张知行合一，而知吞没了行，这相当于在本体论上心吞并了物。但奇龄在此也为王阳明辩解，说道：

“客人又说，知和行是两件事，并没有说可以合一的，经书所说的，无一不把知和行分为两件，如‘言之不出，耻躬不逮’，‘其言不作，为之也难’之类；至于

译知道的地方说得缓和，在实践的地方却说得急切，从未有过“能知自然能行，不行只是不知”这样的说法，只有佛教教外别传，才有这等言语。我说，你想要辨析知行合一，历举言行相对的例子来说，就把言语之后的知，当作属于行，这是书理没有通晓的缘故，不值得辨析。只就“知行合一”这四个字，我之前已经明确说过了。孟子说，两三岁的孩子，没有不知道喜爱其父母的。孩子知道喜爱父母，无所谓行，然而行了；而且孩子只喜爱父母，无所谓知，然而知了。所以孟子前面说知能，这里只说知，因为知能是合一的，这个意思朱熹也说过。朱熹注《中庸》说，因为不明白所以不实行，这不是不实行，只是不知道吗？又说，颜回因为真正知道了，所以能选择能坚守，这样不是能知自然能行吗？那么阳明的这话就是朱熹的话，而你妄自说是教外别传，有什么关系呢？以前在史馆时，……同僚张武承……极力诋毁阳明，我说，怎么说呢？他说，知行合一，是圣人的学问吗？我说，知行合一有两种说法，都是朱熹的话，然而朱熹自己不践行他的话而王阳明践行了。其中一种说法就是前面所说的那样；另一种说法，是说知道是理就必须实行是理，知道是事就必须实行是事。这就是朱熹注《中庸》所说的，知是用来知道这个的，仁是用来体现这个的，知在这里，行也就在这里，凡是所知的所行的应当在一处，也叫做合一。然而他注《大学》，在格物时所知在物，在诚意时所行又在意。在物少了一个行，而在意少了一个知，为什么呢？有人在这里说，我格礼，节文登降所应当习的，我格乐，钟鼓考击所应当从事的。知道礼乐就应当行礼乐，却说，我知道在礼乐，而所行在意，可以吗？况且知道礼乐只知道礼乐，却说，我已经知道礼乐，而凡我心所行的更不必再知道了，可以吗？这是此知非此行，此行非此知，一个知一个行，成了断港绝流了。这不是合一的毛病，是不合一的毛病；这不是阳明的话不合朱熹，是朱熹的话自己不合。……郑端简作《今言》说，人们只知道阳明《大学》不合朱熹，然而平心静气地看，恐怕不能便以宋儒改本为是，以汉儒旧本以为非。王龠州题《正学元勋卷》说，阳明直指心诀，以上合周程之说，所不合的，只是朱子罢了。

译知行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真理与实践的问题。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结果却以知代替行；以知代行，势必导致以心代替物，从而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而“致良知”可以掩盖一切，包罗万象，于是圣人满街皆是，等同于禅宗所说的立地成佛。王学与禅宗实际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李奇龄在此为王学辩护，认为知行合一，是说知已经包含了行，所以孟子说，即使是幼儿，没有不知道爱父母的。幼儿知道爱父母，无所谓行，然而这本身就是行了；而且幼儿只知道爱父母，无所谓知，然而这本身就是知了。所以孟子前面说知能，这里只说知，是因为知能是合一的。知能合一就是知行合一，用孟子来解释王阳明，这是数典不忘其祖，用主观唯心主义来解释主观唯心主义。本来，王阳明的学说源自孟子，因为人性本善而有良知良能，王阳明于是将知能合而为一，并张扬为“致良知”，后来的解释便说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能。总之是以知为主，等同于理论决定实践，而实践并不导出理论，这叫做本末倒置，是以意识决定存在。而朱熹并非如此，朱熹是二元论，有时又自相矛盾地持客观唯心论。这一点便成了李奇龄的把柄，他声称朱熹（紫阳）关于知行合一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朱熹注解《中庸》说，因为不明白所以不实行，这难道不是不实行，只是不知道吗？另一种说法，是说知是理，行就必然是理；知是事，行就必然是事。这就是朱熹注解《中庸》所说的，知是用来知晓这个的，仁是用来体认这个的。知在这里，行也就在这里，凡是所知的和所行的，应当在此一处，也称之为合一。然而他在注解《大学》时，在格物方面，所知的对象在于物；在诚意方面，所行的对象又在于意；在物那里少了一个行，而在意那里少了一个知。朱熹的学问本来就不统一，正如前面所言。他补写的《大学》格物章，是承认客观事物的存在，观察客观事物可以获得真知，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他格物致知的结果却归于诚意正心。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入手，却达到了唯心主义的道德观，这本来是两段式的理论，也是二元论的必然结果。承认有物的存在，但在格物之后又抹杀了物的存在，即所谓“所行又在意”。所行在意是内向的行，是一种道德修养。李奇龄对朱熹的不满，是因为他抓住了朱熹本身的矛盾。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实际上是以知代行，但李奇龄不这样看，他认为知行合一，就是知即是行，哪有不知道却能实行的呢？但能实行的必定有知。清初的王学，除了李奇龄之外，黄宗羲（梨洲）、颜元（习斋）都偏离了王学的轨道，走向了唯物主义的道路。李奇龄本来不以王学显名，但他在朱学和王学上都有较深的造诣，却偏向坚守王学，这也是偏离轨道的王学，或者是发展了王学。他主张知行合一，但未提出以知代行的观点，而是认为知即是行。清代学者对于李奇龄的学问，认为其博杂无序，评价不高，但大多属于买椟还珠之辈，很少论及李奇龄的王学。《清儒学案》中的《西河学案》是一个较好的学案，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收录了李奇龄有关性理之学的许多著作，尽管他们对于这些性理著作的价值并无理解。比如《学案》的“按语”中说：

“西河的经学，阮元（阮文达）推崇它，说学者不可不急于阅读。大概自从明代以来，申明汉代经学，使人不敢用空泛的言论解说经典，实际上是从西河开始的，而辨正图书，排斥异端学说，对经义尤其有功。传到戴震（恕谷）后，他的学问更加昌盛。至于《学案小识》在经学方面不收录西河，却将戴震视为放言无忌，这就狭隘了。”

这些按语，可以说无一正确。西河的经学可取之处不多，《古文尚书冤词》尤其荒唐，《学案小识》不收录他的经学无可厚非。其可取之处在于即经说理，一如顾炎武（亭林）的经学即理学。以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的经学代理学，而通经致用；西河的以经学说理，是以经学附会王学，一如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将朱熹附会于自己。西河并非汉学的首倡者，而顾炎武、阎若璩（百诗）、胡渭（胐明）才是汉学的首倡者，但都成为西河攻击的对象，这是是非颠倒。而西河的学风，枝叶繁茂，作风不似汉学，却说使人不敢用空泛的言论解说经典，实际上他正是以空言说经的首倡者。乾嘉学派都摒弃西河而尊奉顾炎武、阎若璩，阮元本为通才，却对西河如此偏爱，也可怪了。戴震的学问师从颜元，是颜李学派的创始人，虽然曾向李奇龄问学，但不能将他归于西河学派。说西河的学问到戴震而大昌，也是没有眼光的。而《学案小识》不收录西河，乃自有其道理。

我们并非否定西河。相反，我们肯定西河在王学上的成就，虽然他没有跳出王学的藩篱，但他轻其所重而重其所

译轻，他终究没有抹杀“行”；不抹杀“行”，就不能抹杀“物”，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因为“行”与“物”是统一的，不可能有脱离“物”的“行”，脱离“物”的“行”就是闭门造车。这一点，在西河关于格物的论述中，更能看出他的思想本质。

译（三）论“格物”

“格物”是理学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朱熹与王阳明在格物的解释上存在极大分歧，几百年来争论不休。西河对此有许多论述，例如《大学知本图说》中就说道：

“……至于《大学》一书问世，‘格物’二字至今无人能解，还谈什么入圣的功夫呢？……圣人功夫在于格物，如果格物无法解释，那么圣人的功夫就丧失了。如今有人说圣人功夫就在这本书里，莫非穷究事物的道理就是圣人功夫吗？回答说，这是什么话？圣人功夫有根本，其一叫作‘知本’，说修身为本，那么根本就在修身了；其二叫作‘知本’，说诚意为本，那么根本又在诚意了。《大学》以修身为本，修身又以诚意为本，却说圣人功夫在格物，可以吗？我于是怅然若失，又恍然有所领悟，说，格物是怎样的？回答说，事物有根本和枝末，这就是格物；知道先后次序，这就是致知。问，在《大学》中是哪段文字？回答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根本乱了而枝末能治理的吗？‘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枝末就没有了；这就叫作知本，这就叫作知识的极致。这是《大学》的文字，这就是格物致知。说《大学》开始着手的事，只要知道根本，学问就确定了。问，诚意是怎样的？回答说，诚意不自我欺骗，知道至善，这是知；诚意必然自我满足，得到至善，这是行。问，在《大学》中是哪段文字？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就像厌恶恶臭，就像喜爱美色，这就叫作自我满足，所以君子一定在独处时谨慎。……所以说，诚意在于止于至善，说《大学》首要的功夫，仅仅在于此罢了。……之所以先诚意而后正心，也是说用功从诚意开始，并非心意有先后次序。因此用功的人，当心意发动时就立即诚意，等到发动完毕就立即正心，有时是心有时是意，即时正即时诚，不加强勉，也不是遏抑，任其自然。从而由诚到正，循环往复以至于穷尽，于是尽性至命的学问也就都显现出来了。……”（《毛西河先生全集·大学知本图说》）

西河认为，就格物而论格物，不是知本的学问，而知本就是格物。什么是知本？就《大学》而言，一以修身为本，那么根本在修身；一以诚意为本，那么根本在诚意。而修身以诚意为本，由诚到正，即时正即时诚，循环往复以至于穷尽，这就叫作物有本末。知道事物的本末，就是格物；知道先后次序，就是致知。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叫作知本，这就叫作知识的极致。”这就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本身不是功夫，只是知道功夫的次序，不至于厚待所应薄待的而薄待所应厚待的，而功夫的先后应从诚意开始。这就叫作《大学》有根本，而格物是用来知道根本的。西河于是有了《格物知本》说，他说：

“因此学者用功从格物开始，只是就事物的本末来衡量，知道明德先于新民，修身、正心、诚意先于齐家庭、治国、平天下。而知道先后的学问全在知本，这就是所谓的格物；格，就是知，就是衡量。

“这是《大学》初下手的地方，只是简略地检点，毫不费力，只求《大学》的根本在哪里罢了。”（《毛西河先生全集·格物之本》）

所谓用功从格物开始，只是说通过格物而知道功夫的本末先后，即所谓的“知先之学”。以“格”为知，而“物”即事物的本末。得到知先之学后，就得知《大学》的根本所在。

格物后知道根本在修身，而修身以诚意为本，西河说道：

“《大学》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又以诚意为本。虽然身有心意，不分先后，但诚意的功夫却先于正心，为什么呢？因为意有所发动，才开始知道有善与不善。也是意有所发动，才能诚于为善，与诚于不为不善，正心的时候没有这种事。因此‘诚意’二字，是圣人门下入手的第一功夫。……”（同上）

“诚意”是“圣人门下入手的第一功夫”，这就是西河所说的根本，即修身是明德的根本，诚意又是修身的根本，这就是圣人功夫！

原来朱熹的格物，不完全是道德学上的修养功夫，他的物还是客观存在，承认客观存在，这就决定了朱熹的二元论。王阳明的学问则否定客观存在，一切归之于心，于是以格物为知本的学问，将物化为心。西河的说法，不过是绕道而行，结果格物只是道德学上的的认识论而已。但西河究竟讲通了格物致知不像朱熹那样心物两截。也许西河的理解接近《大学》的原意，因为通过研究客观存在终究无法达到道。

译在道德学问上的圆满，道德与存在实在无法合而为一。

译我们说西河的解释也许接近《大学》的原意，并不是肯定西河的理论，只是说用唯心论来解释唯心论，也许比用二元论来解释一元论更为直截了当。

（四）辨析“道学”

宋代理学又称作道学，所以《宋史》设有《道学传》，因为他们讲究道与器、理与气。此后还以道学为儒家正统，而王阳明的心学不在其中。道既然被奉为儒家正统，而王阳明不属于道学，于是王阳明也就不是儒家正统。西河以王学为宗派，于是有了关于“道学”的辨析。他说：

“只有道家这一统绪，自老子兴起以来，……私下传授以暗中推行其教义，称为道学。道学虽然说是以道为学问，实际上是道家的学问。……因此道书中有《道学传》，专门记载道学。人们居住在道观里，被称为道士。‘土’（士）是求学者的称呼，而《琅书经》说，‘士’是什么意思呢？身心顺从理，只遵从道，这就叫作道学，又叫做理学。……

“到了北宋，陈抟以华山道士自号希夷先生，与种放、李溉等人夸大他们的学问，竟然搜罗道书《无极尊经》以及张角的《九宫》，倡导太极、河图洛书等教义，作为道学的纲领宗旨，而周敦颐、邵雍以及程颢兄弟师从他们，于是将道教篡入儒家典籍之间。……到了南宋，朱熹竟然请求史官洪迈为陈抟特别立一篇名臣大传，而周敦颐、程颢等人又倡导设立道学总传。在《宋史》中使道学变成了儒学，可见南宋的儒者都以能依附希夷的道学为荣幸。比如朱熹《寄陆子静书》中说，‘熹衰老病重更深，幸好蒙受祠禄，于是成为希夷的直系子孙’，实在以此自庆。又《答吕子约书》中说，‘熹再次蒙受祠禄，于是成为希夷的法眷’，冒领愧怍太多，不胜感激恐惧。这说明道学本是道家之学，……到华山而得以夸大，而宋人则死心塌地地依归它，其非圣学是毫无疑问的。

“以前在史馆时，同馆官员张烈主张，王阳明不属于道学，而我颇为争辩，说道学是异端之学，不应该有王阳明，但王阳明本来就是儒家。当时徐司寇听到我的话，问道学是异端之学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了他，徐大惊，急忙告诉他的弟弟……，敕令《明史》不设立道学传，只设立儒林传。……幸亏皇上圣明，直接谕示守仁的学问高超是有的，未曾与圣学有异同。于是众议才定。……

“我认为圣学之中，原本包含道学。初学圣人只称为学，学习圣人。既已成就，就称为道。学，是道的开始；道，是学的终结，既不是两条途径，也不是两件事，而且并没有两种工夫。只是从事于此，学在这里，道也就在这里。所以圣学圣道只在忠恕，……类推圣学包含圣道，大概可以看见了。”（《西河文集·辨圣学非道学文》）

这段话交待清楚，宋代理学受到道家和道教的影响。这一点朱熹并不讳言，他对道教经典有时还推崇过分，只是后来有朱熹与陆九渊之争，彼此以异端之学相讥，于是讳言“佛老二氏”。但圣学既然包含道学在内，称理学为道学也未尝不可，所以西河也说“圣学之中原本包含道字。……学习圣人既已成就，就称为道”。但他认为程朱的道学来自道家，而《宋史·道学传》以程朱为正统，那么后来的史传不宜有道学。圣学既然包括道学，说王阳明不是道学则不可，但与道家有关的道学则没有王阳明，而王阳明本来就是儒家。王阳明是儒而朱熹是道，此即道家之道，是异端之学。圣学与道学之争，实也是朱学与王学之争，西河以朱子为异端而主张王阳明，在清初是王学中杰出的人物。但后来史家对西河的王学未予重视，而多评论其经学考据之学，也未免本末倒置。

（五）《古文尚书冤词》

《伪古文尚书》自宋代吴才老怀疑为伪书，至清初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已成定案。而西河仍认为《伪古文尚书》是真书，他在《与阎潜丘论尚书疏证书》中说：

“昨天承蒙您示下《尚书疏证》一书，这不过是惑于前人之说，误以为《尚书》是伪书罢了。它对于朱陆的异同则风马牛不相及，而忽然诋毁金溪（陆九渊）并波及姚江（王阳明），则是借端生事的一类。《尚书》本是圣经，前人妄有遗留的议论，也只是以出书早晚、立学先后为疑，未曾对经文有不足之处。况且人心道心虽然《荀子》中有，但也是《荀子》引用经文，不是经文引用《荀子》，何况《荀子》明称道经，则是直前古遗文，即《易通卦验》所说，燧人在伏羲以前，设置刻道经，以开启三皇五帝之书的意思。而且正心、诚意本于《大学》，存心见性见于《孟子》，并非金溪、姚江过分相信伪经，才开始倡导心学

译道理断然可以知晓了。如今的人对于儒家忠恕之道，连毫厘之差都不去讲求，却沾沾自喜于德性与学问的辨析，强行树立门户之见。这种见解，即便在孩童稚子心中，也都存有诋毁陆九渊、排斥王阳明的心意。以尊兄的卓越见识，却拾取别人的陈词滥调，原本算不上武断，然而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却将此作为投机取巧的捷径，现在已见到有人借此谋求仕途进身。尊兄虽然是隐士，但依然出入于当时贤达和权贵之门，万一这种说法流传出去，被不体谅的人抓住作为攻击的借口，那么因此给尊兄一生带来牵累的事情就不少了，我希望尊兄能将其深藏不露。……我的浅见认为，《尚书疏证》总体上难以采信，恐怕对于尧、舜、孔子千圣相传的学问，不无损害。

译这并非从《尚书》本身的真伪来论证《尚书》，而是从道统的立场来论证《尚书》。《尚书·大禹谟》中所谓的“十六字心传”，见于《荀子》，而西河认为《荀子》本于《道经》，《道经即《易通卦验》，乃是隧人在伏羲之前，刻写《道经》以开启三皇五帝之书。这是毫无根据的言论，用这种言论来论证《尚书》，只能说明西河的浅陋，而不能说明他的渊博。但西河对《周礼》的怀疑却是有见地的意见。

总之，西河并非朴学，粗枝大叶，将他与亭林、百诗相比，并非同类。全谢山所撰《西河别传》中有云：

“西河著述过于丰富，经后儒审正，有编造典故以欺骗人的（如说《大学》、《中庸》在唐代已与《论语》、《孟子》并列作为小经），有编造师承以显示自己有依据的（如所引《释文》旧本，考证宋刻《释文》也并没有，大概是捏造的），有前人的错误已经辩正，却仍然沿袭其错误而不知的（如邯郸淳书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磵已经辩正，却反而编造陈秦《魏志》原有邯郸写经的文字），有不考证古代而妄言的（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没有《左传》，却认为有《左传》），有信口胡说八道的（如说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前人言论本有出处，却妄加斥责为无稽之谈的（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自晋代栾肇《论语驳》，却说是朱子自创，那么连《或问》、《语类》似乎也没见过，这类情况很多），有因一句话的错误而诬蔑其终身的（如胡文定公曾称赞秦桧，就认为其父子都附和议和，那么籍溪、致堂、五峰的大节都遭受了含沙射影的诬蔑了），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错误的（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作为书有百篇的证据，周公岂能见到《冏命》、《甫刑》、《毕命令》等书呢），有修改古书以迎合自己的（如《汉书·地理志》回浦县在今台州以东，却说在萧山江口，而且本来就不是县名，其谬误如此）。”（《鲒埼亭集外编》）

以此从事考据，很少有不出错的。西河对阳明学不能说没有心得，虽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体系，但我们称颂他的心得，不等于称颂他的体系。经学并非他的长处，人品也遭到时人的非议，但在音律方面却有独到之处，而李塨曾向他问学。全谢山的评价不无可议之处。

○梅文鼎（附：仲弟文鼐、弟文鼏、子以燕）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又字勿庵，安徽宣城人

二十七岁时，与弟弟文鼐共同研习台官交食法，著《天学骈枝六卷。遇到天学书籍中难懂的地方，必定探求其说法，以至于废寝忘食。畴人弟子，都屈节登门拜访，有人询问也详细告知，毫无隐瞒。所著天算书籍八十多种。

起初，先生曾读《元史授时法经》，赞叹其方法之善，作《元史天经补注二卷，又因为授时法实际上集合了古代算法的大成。然而除了创法五端之外，大多固守古代术数。于是参校古术七十多家，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多卷。授时法用古术考证古今冬至，取鲁献公冬至证明统天术的流变，然而依照其本法推算与授时法所得结果正好相同，作《春秋以来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术：“西征”，指的是太祖庚辰年；“庚午元”，是上元起算的开端。史志将太祖庚辰误作“太宗”，不知道太宗没有庚辰年。又误将上元作庚子，那么与积年就不符合了。考证并纠正它，作《庚午元法考一卷。授时法不是诸古术所能比拟的，郭守敬所著《法草》，是法经立法的根本。概括其义理精微之处，作《郭太史法草补注二卷。《立成传写讹误，不得其说，不敢妄用，作《大统一成法二卷。授时法对于日缠盈缩，月离迟疾，都用垛积招差来立算，而九章等书没有这种术数，从未有人能说明其缘故，作《平定三差详说一卷。——这是发明古法的。

先生又认为唐代的九执算法，实际上是西法的雏形，其后有婆罗十一曜经及都聿利斯经，属于九执一类。在元代则有札马鲁丁西域万年法，在明代则有马沙亦黑马哈麻的回回法，西域天文书，天顺年间贝琳所刻《天文实用》，就是依据此书。作《回回法补注三卷，《天文书补注二卷，《三十杂星考一卷。表景产生于日轨的高低，日轨又因里差而变移，作《四省表景成立一卷。《周髀》所说的里差法，就是西方说法的来源，作《周髀算经补注一卷。浑盖之器，最便于观测，作《浑盖

译《通宪图说订补》一卷。西方历法以太阳在黄道运行三十度为一日，撰写《西国日月考》一卷。西方术数中有细密的推算草稿，如同《授时历》中有《通轨》一样，用天体运行的主旨大意进行概括并加以注释，撰写《七政细草补注》三卷。新的历法中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两本书已经散佚，撰写《交食蒙求订补》二卷，附带解说二卷。钦天监监正杨光先的《不得已日食图》，将金环食和食甚时的时刻分为两幅图，且各自标注时刻，其错误不小，撰写《交食作图法订误》一卷。新的历法通过黄道来求取赤道，交食的细密推算使用《仪象志》的表格，不如球面三角学那样直接切中要害，撰写《求赤道宿度法》一卷。认为中国和西方两家的历法，在推算交食开始和结束的方位时，都以东、西、南、北来表述；然而东、西、南、北只有在日月运行于子午圈且靠近天顶时，四方才能各居其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黄道就有倾斜和正直的区别，而从初亏到复圆所经历的时刻，辗转迁移，弧度的态势顷刻间就会改变方向。况且北极高度有高有低，各地所见不同，难以应用于实际观测。现在另立新的方法，不区分东、西、南、北的名称，只根据人们所见的日月圆面，分为八个方向，将正对天顶的地方，命名为“上”，正对地平线的地方，命名为“下”；上下连成直线，作十字横线，命名为“左”，命名为“右”；这是四个正方向。称为上左、上右，下左、下右，则是四个隅角方向。以此来确定受食的位置，则抬眼即可看见。撰写《交食管见》一卷。太阳存在日差，就像月亮离开交点时有加减一样，当时因为表格解说有误，撰写《日差原理》一卷。火星的推算最为困难，直到地谷（指某种历法或方法）才开始精密；解析其立法的根本，撰写《火纬本法图说》一卷。校订火星纬度表的记载，进而涉及七政，撰写《七政前均简洁》一卷。金星、水星的岁轮绕日运行，其度数向右移动；上三星（火、木、土）的轨迹，其度数向左旋转；若是岁轮则仍然向右移动。撰写《上三星轨迹绕日圆象》一卷。《天略》选取的黄纬不真实，而列出的表格跟随其错误。撰写《黄赤距纬图辨》一卷。西方人说日月高度相等时，它们的表影有长有短，以此证明太阳远而月亮近，这种说法不对。撰写《太阴表影辨》一卷。新的历法中《帝星句陈经纬》的刊本互相不同，撰写《帝星句陈经纬考异》一卷。测量帝星、句陈二星作为确定夜间时刻的简便方法，撰写《星晷真度》一卷。——以上都是为了阐发新历法的算书，或者纠正其错误，或者补全其缺漏。

译康熙年间，清廷设立史局修撰《明史》，《天文志》由吴任臣修撰，徐善参与。刘献廷、杨文言各自有所增补修订，最后交由黄宗羲负责，黄宗羲又委托给先生。先生挑选出其中五十多处错误，用《天草通轨》加以校正，编成《明史志拟稿》三卷。虽然这是为《大统历》而作，实际上是为了阐明《授时历》的深奥之处，弥补《元史》的缺漏。其总目录共有三项：一是发源，二是立成，三是推步。又撰写《天志赘言》一卷，大意是说明朝使用《大统历》，实际上就是《授时历》，应当详细记载《元史》所缺失的内容以补其不足。又回回历法沿用了三百年，法度应当完备地记录明朝郑世子所著的《天学》、袁黄所著的《天法新书》、唐顺之和周述学所著的《会通回法》。用庚午元历法则来类推，都应当作为附录收录。至于西洋历法当今正在施行，然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测验改正历法的功劳不可磨灭，也应当详细记载其缘起。

康熙二十八年，先生到达京师，大学士李光地请他撰写简明扼要的书籍，使每个人都能找到入门的途径，于是先生撰写了《天学疑问》三卷。康熙四十二年，李光地随从皇帝南巡，皇帝驻跸德州，有旨意索取梅文鼎的著作，先生进献《天学疑问》，受到皇帝的褒奖和慰勉。康熙四十四年皇帝再次南巡，在御舟中召见先生应对，赏赐御书扇面及珍贵食物，并赐“绩学参微”四个大字。康熙五十一年，命令他的孙子梅瑴成在内廷学习；第二年，赐予举人出身；又过一年，赐予进士出身。先生所著的书，由魏荔彤在兼济堂编纂刻印的共有二十九种。梅瑴成另外进行编次，改名为《梅氏丛书辑要》，总共二十五种，六十二卷。木刻版，如今已经失传。康熙六十年先生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附：

梅文鼐，字和仲。是梅文鼎的二弟。

起初学习历法时，没有五星通轨，无法进行计算，他与黄宗羲取用《元史·历经》中的三差法，编排出五星盈缩的立成表，然后进行计算，共同编成《步五星式》六卷。他早逝。

梅文藻，字尔素。是梅文鼎的四弟。

曾撰写《中西经星异同考》一卷。将三垣二十八宿的星名依照《步天歌》的顺序罗列其条目，并将中西方星名的有无和多寡分别注在下方，在末尾记载古歌和西歌。古歌即《步天歌》，西歌即利马窦所撰写的《经天该》。至于南极各星，则依据汤若望的算书以及南怀仁的《仪象志》，进行考证并补充歌诀附在末尾。至于他多年来的计算手稿，黄宗羲为他记录保存，命名为《授时步交食式》一卷。还有《几何类求》若干卷。

梅以燕，字正谋。是梅文鼎的儿子。

康熙癸酉年考中举人。在算学上颇有领悟。有一种方法与加减法原理相同，但取径特殊，能在恒星历指中摘取要点提出疑问，黄宗羲所说的“能助余之思也”。可惜他也早逝，未能充分发挥其学问。

○梅瑴成

梅瑴成，字玉汝，号循斋，又称柳下居士。安徽宣城人。是梅文鼎的孙子。

黄宗羲曾经怀疑日差既然有两个根源，就应当列出两张表。梅瑴成认为，既然在定朔时已经有了高卑盈缩的加减，现在又在这里使用，岂不是重复计算？黄宗羲根据他的说法重新思考，这才知道《交食表》并非缺失。这好比童乌九岁就能理解《太玄》。康熙己未年考中进士，改任编修。多次升迁至左都御史。梅瑴成进入仕途后，得以在蒙养斋学习，因此数学日益精进。皇帝御制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都委任他分担编纂工作。创立天元术，明朝三百年来，即使是唐荆川、顾箬溪也不能知晓，唯独取用西洋借根方法，用《授时历草》加以验证，领悟到它们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使洞渊的遗法，一旦重新显现在世间。《明史》馆开设，他参与修撰《天文历志》，呈给总裁的书信中，辩明两志不应当合并为一；以及月亮侵犯恒星是天体运行的常理，无关吉凶，不应登载；五星侵犯月亮或进入月亮，是道理上必然没有的，应当删除；这些事都具备卓越的见识。又撰写《时宪志》、《用图论》、《仪器论》，也与典章制度有关。去世时享年八十三岁。谥号文穆。所著《增测算法统宗》十一，《赤水遗珍》一卷，《操缦厄言》一。又重新编订其祖父黄宗羲的《历算丛书》，订定为《梅氏丛书辑》六十四卷，雕刻版行世。

○梅毓

梅毓，字延祖，江苏甘泉人。

道光年间，在本省乡试中中举。是诗人梅稽庵的儿子。梅稽庵名植之，通晓经术，擅长诗词，与刘文淇、包世臣、薛传钧、刘宝楠、陈立等人是朋友，曾经一同在金陵应试，约定著书，刘文淇负责研究《春秋左氏传》，梅稽庵负责研究《穀梁传》，刘宝楠负责研究《论语》，陈立负责研究《公羊传》。此后陈立作《公羊疏》，直到晚年才完成。刘宝楠的《论语疏》，等到他的儿子刘恭冕才得以写定。刘文淇的《左疏》，则三代都没有成书。梅稽庵疏解《穀梁传》，仅仅只是发凡起例而已。梅延祖继承他的事业，也刚刚草创长编数卷，就突然去世。

梅延祖又曾研究《毛诗》、《郑笺小尔雅》,又打算续写江藩的《汉学师承记》，遗稿都散失没有流传。另有《

译《刘更生年谱》一卷，收录在《积学斋丛书》中。其中《续师承记商例》写道：“打算仿照《汉书·儒林传》的体例，以所研习的经学类别来分类，而不以年代先后作为排序的依据。又前书附传的人中，有毫无学术造诣却也能列入其中的，未免太过宽泛。又更有似是而非的情况，严厉斥责传注，仿佛那是千古不传的秘奥，直到今天才揭开真相，夸夸其谈不知羞耻，荒谬虚妄到了极点。又或者有些人著作尚未完成就去世了，以及并未著书但确实宗奉汉学的，必须选取他们遗留的一两篇文章，在学术上确有发明创造的才列入，这样才算是真实可信且有据可查。”这些条目都非常精当。如果这本书能够完成，其水平必定不会低于江藩的《师承记》。

译苗夔（1783—1857），字先麓，直隶肃宁县人。

他不喜好科举应试的文章，酷爱研究六书形声之学。他研习许慎的《说文解字》，精心钻研、极力探求，仿佛有先天的领悟力。后来他又得到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更加仰慕，说：“我终身都要坚守此道！”二十多岁时，就编纂了《毛诗韵订》，接着又编纂了《广籀》一书。他在穷乡僻壤授徒，因为教导科举文章不合程式，学生渐渐离去，他也不在意。县令王先生听说后，对他敬重且感到惊奇，聘请他主持翼经书院。道光辛卯年，他考中优贡生。高邮王氏父子看到他的著作，屈尊与他交往，与他畅论音学的源流，从此他的声望日益增高。起初他辅佐编修汪振基在文山右任职，后来进入江苏学政祁寯藻的幕府，所到之处甄别提拔名士，又在闲暇时编纂著作，致力于他所说的声韵之学。祁寯藻回京后，大家凑钱刊刻了他的《说文声订》二卷、《说文声读表》七卷、《毛诗韵订》十卷、《建首字读》一卷。他的主要观点认为，许慎遗留的书中多有后人妄自删减或附益的内容，于是订正了《说文》声类八百多件事。顾炎武《音学》所立的古音十部，大体框架已经具备，但他认为其划分过于细密；而且歌、麻两部混杂了西音，不应该单独列为一部。于是他将庚、清及蒸、登并入东、冬部，将歌、戈并入支、脂部，定为七部，概括群经的韵部。书出版后，有识之士赞叹其精审。几年后，他协助校勘山东的书籍，没等完工就先回家了。至此他也因年老体衰而厌倦游历了。他居住在京师，除了祁公之外，常与何绍基、张穆、陈庆镛等人交往。他也被曾国藩所推崇佩服，曾国藩时常步行前往拜访，与他辩论前代音学，以及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等各家分部多寡、意旨得失，褒贬决断，日夜不倦。他去世时享年七十五岁。其余著作还有《说文声读考》《集韵经存韵补》、《经韵钩沉》各若干卷，均未刊印。

缪荃孙（1844—1919），字筱山，晚年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

他幼年随父在四川做官，师从阳湖汤成彦、双流宋玉棫。他寄籍华阳，因此参加四川乡试并考中。因受到攻击，他回江苏参加考试，再次考中举人。吴棠总督四川时，将他招致幕下。当时张之洞主持蜀学，他拜张之洞为师，为张之洞撰写《书目答问》以教导士子。光绪丙子年考中进士。散馆后，授职编修。已卯年，被点为顺天乡试同考官，录取的人才很多。福山王文敏公因经学补荐，全靠先生的力量。壬午年，充任国史馆协修，分纂儒林、文苑循良、孝友、隐逸五种传记，因违背总裁的意图，辞官回家。江苏学政王先谦看重他的才能，聘请他主持南菁书院。不久他又进京，被召见，以记名道台、知府任用。先后主持奉天泺源、湖北经心的讲席。升任国史馆提调。起初，两湖总督裕禄延请他修撰通志，这时他又到湖北，担任通志的修撰工作，兼任自强学堂分教。张之洞移任两江总督，于是接受钟山书院的聘请，掌管江楚编译书局的事务。书院改为高等学堂，他任总教习，厘定课程非常详细完备。乙巳年，被荐举参加经济特科，没有赴考。丁未年，再次跟随张之洞到湖北，感慨欧化锐进，国学日渐衰微，劝说张之洞创办存古学堂，自己担任教务长。不久，两江总督端方奏派他总办江南图书馆。宣统元年，唐景崇又奏请他担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庚戌年，摄政王在养心殿召见他，他奏对明澈，以学部参议候补。恰逢武昌起义爆发，他请假南返。袁世凯掌权后，清史馆开馆，征召他任总纂。但他年老未能成行。随即授职参政院参政。他去世时享年七十六岁。

先生年少时就广泛涉猎群籍，长大后精通考据，通晓训诂，尤其精通金石目录之学。虽然不像汉人校雠那样恪守专门家法，但考订同异，辨析源流，确实不是黄丕烈等人只讲究版本所能比及的。他曾主持定远方濬益家，辅助完成《梦园书画录》，所以鉴赏能力也冠绝一时。他的骈文流畅，有宋人的风度，只是散文稍显平淡。请求退休之后，专门从事著述，撰写了《艺风堂读书记》一卷、《藏书记》八卷、《续记》十二卷、《金石目》十八卷、《文集》八卷、《续集》八卷、《诗集》辛壬稿癸申稿若干卷。编纂的有：《续国朝碑传集》一百卷、《常州词录》三十一卷。编刊的有：《云自在龛丛书》、《藕香零》、《烟画东堂小品》，又有若干种。

莫友芝，字子偲，自号郘庭，晚年又称聑臾，贵州独山人。

他的父亲莫与俦是庶吉士，官至遵义府学教授，每天倡导朴学。先生为人沉默深沉，笃实治许慎、郑玄之学。当时，郑珍也跟随莫与俦学习，两人志同道合，彼此友善，历经五六年，学业日益精进，黔中士林官师都交口称赞郑珍、莫友芝，而两人于是名声冠于西南。

他家中贫穷却嗜好古物，喜欢收集珍本书籍。积累久了，读书常常从早到晚不停息，连寝食都废置不顾。于是通晓《苍颉》《雅》等书的故训，以及六经的名

译他研究事物的制度，旁涉金石、目录等学派的言论，大都探究到其深奥精微之处。梳理学术源流，辨别真伪，极少有细微的差错。他又擅长作诗和书法，求取他作品的人接连不断。他平时喜好游览，喜欢谈论，遇到人不论贵贱贤愚，都以和善的态度相待。闲暇时便与人一起商讨比较古今之事，评判学术技艺的高下，娓娓道来而不知疲倦。然而他外表虽然和乐平易，内心却坚守原则，有所持守。

译从道光辛卯年在乡试中举人开始，此后连续多年前往京城，朝廷权贵争相想要招揽他，他必定谨慎选择可以接受的，否则就委婉谢绝。会试落榜后，被签选为知县，且正在选官，他心中不乐意，便弃官离去。前往太湖跟随胡文忠，负责校勘刻印《读史兵略》。不久又跟随曾文正公在安庆、金陵。凡是在曾文正公门下做客的超过十年，江南平定后，将妻子儿女安置在南京，往来于江淮吴越之间，全都结识了那里的杰出儒士和硕学名彦。同治四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向朝廷请求任用州县官吏，有诏令征召任用，他最终没有出仕。十年以后，为了寻求文宗阁、文汇阁的藏书，前往扬州，到达兴化，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先生平生志在保存文献，想编写一部《黔志》，以润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道光年间，与郑珍一同撰写《遵义府志》，广泛采集汉唐以来的图书地志、荒经野史，引证精确，体例严谨细密，成书四十八卷。当时的评论认为它可以与《水经注》《华阳国志》相媲美。又辑录明代贵州人的诗歌，因事存人，因人考事，编成《黔诗纪略》三十二卷。贵州的文献从此开始灿烂可观。

居住在金陵时，得到唐代写本的《说文解字》木部残卷，自称“这是我西州的漆书”。用来纠正段玉裁、严可均两家校注的错误，撰写《筹异》一卷。到了句容山中，搜求考查《梁碑》，亲自监督拓印，唯恐遗漏一个字，撰写《梁石记》一卷。

其余还有《声韵考略》四卷，《过庭碎录十二卷，《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一卷，《樗萌谱注》一卷，《郘亭诗集》六卷，《郘亭遗文》八卷，《遗诗》一卷。编订未完成的，则有《郘亭经说》、《书典经眼记》、《旧本未见书经眼录》、《山词》各若干卷。

○钮树玉

钮树玉（1760—1827），字蓝田，自号匪石山，江苏吴县人。

家住在洞庭东山。隐居于商贾之中，不从事科举学业，但专心好学，精研文字、音韵、训诂，追本溯源，有独到的心得，与许慎结下跨越时代的知音之契。他说：“《说文解字》一书，可以悬挂在日月之间而不朽！”既然撰写了《说文解字校录》十五卷，又撰写《考异》三十卷。一字一句，无不旁征博引，详细辨析。当时段玉裁的注本刚流行，大多用自己的说法强行附会古义，于是撰写《段氏说文注订》八卷，来纠正他的失误。又想到后人多有新增附益，导致混淆原文，于是撰写《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例如：琡即，緅即纔，劭即跔，墪即，本是后代增加的；刹即■〈桼刂〉，抛即抔，赗即■〈目冒〉，乃是传写讹误混杂；打即朾，辦即辨，勘即勘，乃是官吏文书随意造作。一一疏通证明，而那些字不必附益、不当附益的情况于是清晰明了如同看手掌一样。

兼精通音律，与青浦王兰泉司寇，想用八音调合宫商，使恢复古乐。可惜没有成功。善于鉴别宋、元时期的刻本。晚年曾主持黄荛圃的士礼居，一同校勘书籍，常常从早到晚不知疲倦。侍奉母亲极其孝顺，母亲年老病聋，常常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戏耍以娱乐她。母亲九十四岁去世，他也六十六岁，但哀思慕恋之情不减。后来八十多岁去世。还有遗文一卷，以及《匪石日记》一卷，潘文勤公收录在《滂喜斋丛书》中。

○潘耒

潘耒（1645—1708），字次耕，又字稼，晚号止止居士，江苏吴江人，是潘柽章的弟弟。

生来就有宿慧，读书一目十行。潘柽章遭遇史祸后，他因为年幼体弱，遭受惨酷折磨几乎无法生存，想到覆巢之下无完卵，计只有奋发志向学习，或许可以光大宗族名世，于是拜同郡徐枋、顾炎武为师，能够继承他们的教诲；群经诸史，旁及算学佛典，没有不通晓的。

康熙己未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因为母亲年老坚决推辞，最终没有获准，考试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编纂《明史》。他说：“明朝二百年的史事繁杂深奥，应该广泛采集而精于考证，分工负责而统一义例，秉笔严谨而议论持平，时间宽裕而篇幅简练。”于是作议上奏。总裁官认为他说得对，让他撰写食货志，兼写其他纪传。从洪武以下五朝的草稿都由他订定。不久充当日讲起居注官，分校礼部贡院，被称为善于选拔人才，名声更加显赫。既然以布衣身份进仕，年纪最轻，又傲慢看不起人不能容人，因此忌恨他的人很多。甄别议论兴起，因浮躁被降职调任，于是归乡。

癸丑年，圣祖南巡，恢复原官职。大学士陈廷敬将要推荐起用他，极力推却才作罢。在家居住共二十多年，才去世。为人有至性，笃守风义。遭遇母亲丧事，哀痛毁损骨立。哭他的哥哥和弟弟，超过期限仍然悲伤。

重新刊印亭林《日知录》诗文集，还以没有来得及刊印《肇域志》为遗憾。著《遂初堂集》四十卷。又因为等韵的方法，更推求以己意，撰写《类音》八卷，与亭林《音学书》有很大不同。大概亭林想恢复古人的遗法，他则务求穷尽后世的变迁，审辨通微，实在也自成一家之学。

○潘柽章

译潘柽章（1626—1663），字圣木，又字力田，是江苏吴江人。

译他生来有特殊的禀赋，聪明颖悟远超常人。九岁时跟随父亲学习文章，刚看过一遍，就把书稿扔进火里烧掉；父亲责令他重新抄写，他竟没有遗漏一个字。

十五岁时，补录为桐乡县的生员。战乱之后，他弃官离去，隐居在韭溪，全力致力于学业。他综合贯通百家学说，天文、地理、皇极、太乙等学问没有不通晓的。不久又专精于史事。他想到明朝兴起三百年间，明君贤臣，政教、礼乐、制度、文物极其完备，却没有像太史公那样叙述评论、自成一家之言的人。而他的朋友吴炎所怀抱的志向与他大致相同，于是相约共同编纂《明史记》。先确定目录，共得本纪十八篇、书十二篇、表十篇、世家四十篇、列传二百篇。潘力田负责撰写本纪及诸志。吴炎分担世家、列传。其中的年表、历法则委托给王锡阐。关于流寇以及殉节诸臣的部分则委托给戴笠。私家最难获取的是实录，潘力田变卖财产购得。而昆山的顾炎武、江阴的李逊之、长洲的陈济生，都熟悉掌故，且藏书丰富，全都拿出来相助。偶尔他们带着吴炎一起拿着草稿去请教虞山的钱谦益，钱谦益非常赞赏，感叹道：“我老了，没想到今天又能见到二位！绛云楼火灾后的余烬还在，应当全部交给你们。”于是接连船只装载回家。钱谦益有《实录辨证》，潘力田作《国史考异》，颇有驳正，多次书信往来，钱谦益也不能使他屈服。撰写数年，史书完成了十分之六七，而南浔庄氏案发生。因为参阅了庄氏的书，列入了潘力田及吴炎的名字，于是两人都遭遇祸难。实际上庄氏是以朱国桢的《史概》为蓝本，两位先生都没有看过；只是因为名声显赫，被牵连，导致遭受惨祸，评论者都为此惋惜。所著只有《国史考异》六卷刊行于潘氏《功顺堂丛书》，《国榷百卷》，是《明史记》的初稿，仅有传抄本，已被征入明史馆。其余如《松陵文献》、《杜诗博议》、星名考》、《壬林韭溪集》等若干卷，无论存世与否，都无从查访了。

○潘祖荫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江苏吴县人，是已故大学士潘世恩的后裔。

钦赐举人。咸丰壬子年，以进士第三名及第，授职编修。屡次升迁至卿寺，值南书房。处理事务勤勉，天刚亮就起床，到官署常在众人之前。车马非常破旧，同僚多嘲笑他，他不屑一顾。性格坦率，尊重贤才喜爱士人，见到正义之事敢于作为，起初不计较祸福。左文襄公被诬陷，灾祸几乎不可预测。只有他上奏保举左宗棠人才可用的一折，大意说：“楚军之所以得力，由于骆秉璋调度有方，实际上是由于左宗棠运筹决胜。左宗棠为人，秉性刚直，嫉恶如仇；官文被流言迷惑，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导致他洁身而退。凭一个在籍举人，去留似乎无足轻重；但对于楚军事势关系甚大，有不得不为国家爱惜的人。请命令曾国藩等人，酌情任用，尽其所长，襄理军务，不要被群议所阻挠。”等等。于是文宗下诏询问任用他的理由，破格授予四品京堂。后来中兴的功业，以至于荡平四方，成就者虽然是左文襄公，中介者则是潘祖荫。人们只把潘祖荫看作翰墨侍从之臣，错了！他任顺天府尹，升任工部尚书。当时翁同龢统领国子监，世人称“翁潘”。然而潘祖荫诚笃廉直，绝非翁同龢所能及。德宗大婚，内务府大臣喻某中饱私囊，表面上不省察，潘祖荫写信致意，答复送到，潘祖荫打开看，只见红笺上写着“弗肯弗肯”四字，他的风概又如此。光绪庚寅年，在任上去世。谥号文勤。

他自幼好学，涉猎百家，尤其喜欢搜罗善本书，金石碑版之类。滂喜斋所藏，不以繁多富丽相炫耀，却多精品。对于经学，通晓《公羊春秋》、《尔雅》。对于史学，通晓范晔的《后汉书》。同治、光绪年间，承袭龚自珍、魏源余风，今文经学盛行，许慎、郑玄的义理于是衰微。潘祖荫更加从中左右匡正。元和江标出自他的门下，在湘中视学，创设时务学堂，更加宣扬“新周改制”之说，这固然是清末学术变迁的一大关键。只是生平极少著述，除所刊《滂喜斋丛书间存并世通儒遗著外，自撰只有《攀古楼彝器款识》、《秦轸日记》等零星小品而已。

○庞大堃

庞大堃，字子方，又字厚甫，江苏常熟人。

以举人身份官至国子监学录，因儿子侍郎钟璐显贵，追赠同样的官职。自祖父以来，以治经世其家，到子方更能博通。既然屡次应试不第，于是更致力于六籍，群经皆有论撰。晚年才独专心于小学，对于音韵之说尤其深入。

他论音韵说：“不明等韵不可以读书，不明古韵不可以读古书自昆山顾氏以经典用韵合之《说文诸声，分郑庠六部为十部，其义始明。婺源江氏推演之而更加精密。江氏传给休宁戴氏，戴氏传给金坛段氏，授受相承，源流一贯若曲阜孔氏，若高邮王氏，都有所发明。而诸家分部互有出入的，是因为入声配隶无准。入声有正纽，有

译反纽。今音多依正纽，古音多依反纽。戴震的《声类表》成书于段玉裁《音均表》之后，确实足以纠正段玉裁的失误，汇集各家的成就。只是今音与古音交错混杂，纯粹难以清晰分辨，因此仍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所以采用王念孙的说法，将缉部、盍部分别独立，定为十八部，阳声类和阴声类各九部，阳声为奇数，阴声为偶数，两两相互对应。其中一部依据陆法言所定的正纽，另一部依据顾炎武、江永、戴震、王念孙所定的反纽。其语音转变的方法，又有五条规则。

译又说：“想要弄清古音，必须先研究唐韵，才能确定它的反切。”于是选取大徐本所引用的孙愐《音切》，参酌小徐本《篆韵谱》，按部首编排编纂，写成《唐韵辑略》五卷、《备考》一卷。又因为《说文解字》以声纽统领正字，而将那些流变产生的字单独列出，编成《形声辑略》一卷、《备考》一卷。又将《说文解字》的谐声、经典中的用韵与唐韵结合，依据声纽的承继关系，列出分收的字、别收的字，编成《古音辑略》三卷、《备考》一卷。他论述等韵学时，认为“三十六字母是天地自然之音，不可增减移易”，选取《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和《切韵指南》互相参证考订，将八分十六摄合并为六十一图。将《唐韵》《广韵》《集韵》《五音集韵》以及《玉篇》《篇海》中的字按声纽编排，附注反切读音。绘制总图以概括其内容，制定略例以列举其通则，编写备考以核实其实据；又推演《玉篇》《广韵》《皇极经世》中关于音韵的论述，以阐发其学说；又推演天竺、西番藏经十二家关于释字的理论，以穷尽其变化，编成《等韵辑略》三卷。他所著的书籍和学说就是这些。可惜他的著作大多散佚，世人往往不能全部见到。

○皮锡瑞

皮锡瑞（1849—1908），号鹿门，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举人出身。

擅长诗歌和骈文，治经学在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间出入，与王闿运（湘绮）颇为相似，但笃信《公羊传》“改制”的学说。又为《王制》作笺注，弘扬张鲁的学说，实际上开启了近代蜀派的先声。也颇考察郡国的利弊，有经世致用的志向。光绪末年，陈宝箴巡抚湖南，江标、徐仁铸先后担任学政，设立时务学堂，让学者研究当世的事务，先生极力赞助；而叶德辉等人诋毁他违背正统教义，附和异端；于是写文章阐明自己的学问，其中关于朋友之道的言论尤其沉痛，大概也类似于《绝交论》了。曾一度担任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归乡后著书终老。所撰写的著作百余卷，字数达数十万。

起初研究《尚书》，有《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尚书大传疏证》一卷、《古文尚书冤词平议》二卷、《尚书古文疏证辩证》一卷、《尚书中候疏证》一卷、《史记引尚书考》一卷。中期攻治郑玄之学，有《郑志疏证》若干卷、《三疾疏证》一卷、《圣证论补评》二卷、《鲁礼禘祫义疏证》一卷、《六艺论疏证》一卷、《孝经郑注疏》二卷、《驳五经异义疏证》一卷。晚年贯通群经，创立通义，有《五经通论》五卷、《春秋讲义》二卷、《王制笺》一卷。其中《五经通论》罗列了他所心得之处，为学者指明途径和方法。他解说《易经》时：认为《卦辞》是周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所作，都没有明确的证据，应当是孔子所作。认为汉初解说《易经》，都主主义理，切合人事，不谈阴阳术数，而阴阳灾变是《易经》的别传。他解说《尚书》时：认为伏生所传的今文不伪，研究《尚书》的人不可背离伏生《大传》最初的意义。认为伏生传之后，以《史记》为最早，其中引用的《尚书》多与今文相同，不应当据以作为古文。认为《禹贡》中的山川，应当依据经文及汉代古义来解释，不能遵从后起的说法。他解说《诗经》时：认为《诗经》比其他经书更难明白的有八点。认为毛亨的义理不及齐、鲁、韩三家，略举几项典礼即可证明。他解说三《礼》时：认为三礼的分别，从郑玄开始。认为三礼都是同时代的礼制，不必聚讼争辩，应当观察其相通之处。认为《周官》应当从何休的说法，出于战国六国时期。认为《王制》是今文经学的大宗，即是《春秋》中素王的制度。他解说《春秋》时：认为大义在于诛讨乱贼，微言在于改立法制。孟子的言论，与《公羊传》相合。朱熹的注解深得孟子的旨意。

其余有《汉碑引经考》一卷、笔记一卷、《自课文》三卷、骈文四卷、诗草六卷、咏史一卷，合刊为《师伏堂遗书》，由其孙皮名振重新校勘刊行。

○浦起龙

浦起龙（公元1679—？年），字二田，晚年自号三山伧夫，清代无锡人。

他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于雍正二年考中进士，后任苏州府学教授，负责教导生员。他熟悉历史文献掌故，信服刘知几评史的卓然见识，立志研究和注释《史通》。乾隆十年他辞官归乡时，即着手撰述《史通通释》。他以西江郭孔延的《史通评》本和大梁王损仲的《训故》本，互相参证。凡有疑窦，他就采集各种史料，加以甄别抉择，细心考索，然后用简明有力的文字写出注释《史通》的条文，真正做到字斟句酌，深入浅出。当他撰写的稿件就绪时，得以见到北平王叔琳的《史通训故补》

译于是又依据这些资料进行参考，修改和补充了一些解释的条文，这样撰述工作才算完成。

译浦氏撰写《通释》，勤奋不懈，用力极深，前后历时八年，五次修改稿件后又重新审定，直到乾隆十七年才刊刻发行，此时他已年过七十。浦氏的《通释》一书，设立了“释”、“按”等名目，并分别制定了体例，使“释”与“按”相互配合，目的是辅助读者理解《史通》原文。该书以内容详实丰富、征引材料繁多而著称。但是，《通释》随意改动《史通》原文，因而招致学者们的批评。此外，书中注释与评语混杂在一起，导致注释体例不纯。况且浦氏一人的见识毕竟有限，在“释”、“按”中疏忽和错误的地方也常常存在。然而，纵观全书，缺点掩盖不了优点。《通释》是浦氏独创的作品，而阅读《史通》的人依靠它的指点，能够加深对《史通》原文的理解，遇到疑难之处，触处都能迎刃而解。浦氏的《史通通释》可以说是传播《史通》的有力之作。

浦起龙的重要著作，除了《史通通释》外，还有《读杜心解》流传于世。这本书同样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它注重从考证历史背景着手来解释杜甫的诗，因此注释比较中肯，并能纠正一些注释者的错误，突出地表现了浦氏研究杜诗的独到功夫。这说明浦氏在文献史料的整理和传播方面是有所成就和功绩的。

○齐召南

齐召南（1703—1768），字次风，号琼台，晚年号息园，浙江天台人。

幼年就有神童的名声。十六岁补为诸生，二十二岁被选拔为贡生进入国子监。雍正七年，己酉科乡试考中副榜。十一年，皇帝下诏恢复博学鸿词科的制度，总督学使以博学鸿词推荐他。乾隆元年，在保和殿参加召试，钦定为二等第八名，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担任《大清一统志》纂修官，授予检讨官职。四年，担任武英殿校勘经史官，又担任明鉴纲目馆纂修官。多次升迁为右春坊右中允，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学士。担任《大清会典》、《续文献通考》纂修官，主持顺天乡试，担任会试同考官，提拔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随即担任续文献通考馆副总裁，特旨勘定《通礼》。十四年四月，担任册封婉嫔副使。二十九日，从圆明园直接前往上书房，回到澄怀园，刚到门口，马受惊坠地，撞到大石，身受重伤几乎丧命，皇上为此动容，赐药，派遣宦官到住所探问，传召蒙古医生治疗。后来请求辞官回乡，高宗南巡，多次召见对答，赏赐很多。主持敷文书院，皇上驾临书院，作诗要求唱和。三十二年，因为族侄周华因吕留良党案被遣戍归来，刊刻其书呈给巡抚熊学鹏，并列举召南十大罪状。熊学鹏将此事上报朝廷。案件审结，周华被车裂，其近族弟侄子孙被判死刑的共十人，召南被逮捕到京城，法司判定召南包庇隐瞒之罪，并没收其全部家产，后来给予革职处分，归还其家产的十分之三，随即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先生所著述，在史局任职期间，《一统志》中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外国、云南部分，由他编辑。其中外藩属国原本没有底本，由召南起草新撰。《明史纲目前纪》二卷，关于神宗、光宗、熹宗三朝的内容，由召南辑录。他分撰经史考证，经部方面包括《尚书》、《礼记》、《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史部方面包括《史记功臣侯表》五卷，《汉书》一百卷，《后汉书·郡国志》五卷，《隋书·律历天文》三卷，《旧唐书·律历天文》二卷。他曾说：“郦道元注释《水经》，对西北地区清楚，而对东南地区模糊，且域外水道不详。”因此撰写《水道提纲》三十卷，大到江河湖海，小到溪流山涧，追溯源头探究终点，一览无余。另有《史汉功臣侯第考》一卷，《历代帝王年表》十三卷，《后汉公卿表》一卷，以及《宋史目录》等，都藏在家中。

○祁隽藻

祁隽藻，字叔颖，又字实甫。学者称他为春圃先生。安徽寿阳人。

幼年聪慧，性格极其孝顺。十二岁时，父亲因事被关押在刑部监狱，他随侍在侧读书未曾中断。过了一年事情澄清，父亲被遣戍伊犁，他请求跟随前往，未被允许，于是奉养母亲返回故乡，更加刻苦治学。十八岁，考中乡试。到甘肃兰山书院探望父亲，书院原本藏书丰富，于是他利用闲暇时间研究经史，广泛阅览诸子百家。祁隽藻治学稽古，蔚为一代儒宗，实际上基础就在于此。

祁隽藻在嘉庆甲戌年考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遭遇外祖父丧事回乡，散馆后，授予编修官职，担任《仁宗实录》纂修官。道光元年，进入南书房值班，多次升迁至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丙申年，守丧期满，尚未补授官职，即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升任左都御史。偕同侍郎黄爵滋赴福建筹划海防。随即加授兵部尚书衔。辛丑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己酉年，担任上书房总师傅。

译（他）以户部尚书的身份协办大学士。文宗即位，任命他为体仁阁大学士，仍然管理户部事务，并担任实录馆总裁。当时皇上锐意谋求治理国家，广东地区的局势不安定，（皇上）深深认为主张议和是错误的，罢免了大学士穆彰阿，公于是位居首辅，每天在便殿被召见，询问用人行政的道理，公就铺陈阐述经史中的道理，常常超过一个时辰，同僚们都对此感到苦不堪言，皇上却从未听倦。

译太平军势力蔓延至东南各省，公的弟弟宿藻任江宁布政使，因守城劳苦过度而死。公对时事感到愤慨，为心爱的弟弟忧伤，旧病复发。又因与尚书肃顺同在军机处值班，政见多有不合。在商议京师钱票案件时，两人更加意见相左，公便称病请求退休离去。等到肃顺败亡，孝钦太后因公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下诏优待起用，任命他以大学士衔担任礼部尚书，与前大学士翁心存等人一同在弘德殿值班，侍奉皇帝读书。不久，公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在京师寓所去世，享年七十四岁。朝廷按例赐予祭葬，追赠太保，谥号文端。

公为人清廉正直、端庄稳重，向来享有当时的声望。主持科举考试及视察学务共六次，五次主持礼部会试，所选拔的士人几乎遍布天下。从甲子年到庚申年，七年都担任宰相，门庭没有杂客，不接纳贿赂。喜好许慎的学问。他在吴中视察学务时，获得宋代抄本《说文系传》，将其刻版印刷，于是小徐（徐锴）的书才开始在世间流传。当时在他门下求学的人，如安邱的王筠、顺德的苗夔等人，大都精研训诂声韵，这都是公提倡的结果。他非常看重故旧情谊，常常体恤他们的后人，刊刻他们的遗著。歙县的程侍即、恩泽等人的著作，先后由他资助付梓刊行。他自己撰写的诗文，名为《■〈合曼〉■〈谷九〉亭集》四十四卷。

○钱大昕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又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人。

十五岁补为诸生，有神童的名声。起初跟随长洲的沈德潜游学，很擅长写文章，是吴中七子之首。后来忽然叹息说：“经学尚未通晓，却去修饰那些华丽的辞藻吗！”因此广泛阅览各类书籍，综合贯通六艺，努力成为学识渊博的儒者。恰逢紫阳院长王侍御峻向王鸣韶光禄询问本邑的人才，王鸣韶便推荐了先生。王鸣韶，是先生的舅兄。王侍御因此告诉了巡抚雅公，雅公发公文召先生到书院，试写《周礼》和《文献通考》两篇论说文，先生下笔千余字，全都切中典要，雅公和王侍御都惊叹他是奇才。高宗南巡时，先生献赋，被赐举人身份，以内阁中书补用。乾隆甲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编修。

先生在京师时，与同年褚寅亮、吴朗等人讲明《九章算术》以及西洋测量、弧三角等法，尚书何国宗长期掌管钦天监事，精通推算历法，先生先去拜访他，与他讨论宣城梅氏以及明末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的学问，先生分析得透彻明白，何国宗总是谦逊推辞，认为不如先生，出来后对人说：“这是今天的贾逵啊！”又因皇帝御制的《数理精蕴》兼综中西历法之妙，先生悉心探究核实，融会贯通，由此用来观察史书，则从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直到大衍历，下至授时历，都能掌握其测算方法，所以对于各史书中关于朔闰、剥蚀、凌犯、进退、强弱等差异，指掌间就能辨别，全都加以抉择考定。当时休宁的戴震（字东原）同在朝中任职。戴震原是婺源江氏的弟子，江氏深通西法，常常曲意维护西人的短处；戴震颇墨守师说。先生写信质问他，说：江氏论述岁实和定气，大体上祖述欧罗巴的说法并加以引申，其意颇不满于宣城梅氏，而我却因此更见出宣城梅氏学问的高明。因为宣城梅氏能运用西学，而江氏则是被西人所用罢了。于是选取算术二十四条，演变为问答形式，都考核详实审慎，各自具有神妙的见解；又参酌泰西日躔最高卑的说法，以知晓《尚书》中纬四游升降的道理，阐发刘歆《三统历》的意旨，因而驳正班固《汉书·律历志》中的错误。他精思探赜到了如此地步。

二十三年，升任右赞善，再提拔为侍讲学士，充当日讲起居注官。不久请假离职。三十七年，起用补任侍读学士。那年冬天，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先生既然以绝学闻名于部属，秦文恭公辑录《五礼通考》以及奉敕修撰《音韵阐微》，都借助他的帮助。而当时朝廷修撰《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禄图》，先生都担任纂修官。历经己卯、壬午、乙酉、甲午科，担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的主考官，庚辰、丙戌年担任会试同考官。就在担任河南主考官的那一年，被简放为广东学政。皇上深知他学识兼优，渐渐将要破格重用他。然而先生淡泊荣利，以识分知足为怀，认为官至四品就可以退休。

第二年夏天，遭遇父亲丧事回到家乡，于是称病不再出仕。

嘉庆四年，仁宗亲政，垂问先生在家中的状况，朝廷大臣写信劝他回朝，先生婉言谢绝。于是恢复平民身份将近三十年。先后主持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而在紫阳书院主持长达十六年之久。门下士人积累两千余人，其中担任台阁侍从的不可胜数。九年十月，最终在紫阳书院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先生博览群书，不专治一经，但没有哪部经书不通晓；不专攻一艺，但没有哪门技艺不学习。凡是经史文义、音韵、训诂、历代典故制度、官职、氏族、地理、金石、辽金语言，以及中西历算之法，无不洞悉其是非。从他年轻时，吴江沈氏、元和惠氏以经术著称于东南，先生便进一步推广，错综贯串，开示学者。他论述《易》

译关于先后天的学说，他说：“汉唐以前，儒家与方士都没有人谈论先天图的；宋初，方士才开始谈论，而儒家尊崇并相信这种说法，想要借此凌驾于文王、孔子之上，岂不是好奇而诬蔑圣人！天高而尊贵，地低而卑下，这是古今不变的位次。地势北高而南低，君主位居北方而面南，臣子位居南方而面北，如果真像‘乾南坤北’的说法那样，上下就颠倒得太厉害了！怎么能说是‘定位’呢？”

关于虞氏“之卦”的学说，他说：“之卦，就是变卦。虞仲翔解说《易经》，专门取用旁通和之卦。旁通，是指乾与坤、坎与离、艮与兑、震和巽，相互交变。之卦则是通过两个爻的交换而得到一卦。乾坤是各卦的宗祖。复卦变为泰、大壮、夬是阳气增长的卦，始遯、否、观、剥是阴气消减的卦，都源自乾坤，而各卦又产生于消长之中。临卦的二爻变为五爻是屯卦，观卦的上爻变为初爻也是屯卦；临卦的初爻变为上爻是蒙卦，观卦的五爻变为二爻也是蒙卦；所以不遵循从临、观卦来的例子，在屯卦时说坎卦的二爻变为初爻，在蒙卦时说艮卦的三爻变为二爻。遯卦的二爻变为五爻是鼎卦，大壮卦的初爻变为上爻也是鼎卦；遯卦的上爻变为初爻是革卦，大壮卦的五爻变为二爻也是革卦；按理不应从遯、大壮卦来，而仲翔在鼎卦时说大壮卦的上爻变为初爻，在革卦时说遯卦的初爻变为上爻，这就失去了本义。我认为：鼎卦大概是离卦的二爻变为初爻，革卦大概是兑卦的三爻变为二爻。另外，颐、大过、中孚、小过与坎、乾、坤都是反复不衰的卦，所以另外自成条例；而仲翔在大过卦仍取大壮卦的五爻变为初爻，在颐卦兼取临卦的二爻变为上爻，又在坎卦说观卦的上爻变为二爻，在离卦说遯卦的初爻变为五爻，都打乱了自己的条例。”

关于郑玄爻辰的条例，他说：“郑康成最初学习京氏易，后来又跟随马季长学习费氏易。费氏有一本《周易分野》，他的爻辰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关于孔壁《尚书》增多二十四篇，郑康成既然亲眼见过，为什么不为之作注，他说：“汉儒没有没有师承的学问，《古文尚书》最初从屋壁中取出，没有能通晓的人，孔安国开始用今文来阅读，从而形成了孔氏之学。如果增多的《尚书》，既然没有今文可以相互考证，虽然也抄写确定，但不作训诂，所以马季长说逸失十六篇，完全没有师说。从孔安国到卫宏、贾逵、马融诸位，都没有解说这些逸篇的，郑康成又怎么能把没有证据不可信的说法写在竹帛上呢。”

关于《诗经》毛传多转音，他说：“《瞻仰》‘藐藐昊天，无不克巩’，传解释巩为固，就是转用固的音，与下句复为韵。《载芟‘匪且有且’，传解释且为此，就是转用此的音，与下句兹为韵。顾亭林拘泥于一个字只有一个音，于是说《诗经》有无韵的句子，这是不对的。”

以上所说的固然足以显示他经术精深，而论述《春秋》宗奉左氏说，认为：“君主如果真的有道，怎么会至于被弑，被弑的都是无道的君主。”辨析妇人七出的道理，认为：“休妻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成全丈夫，也是为了保全匹妇。”尤其阐发了前人不敢阐发的观点。至于校正文字的训诂，贯通古今的音韵，则有《耳舌同音假借说》《古今方言说》《说文答问》等篇。考察地理的变迁沿革，则有《秦三十六郡考》《汉一百三郡国考》《论孟子决汝汉排淮泗等篇，都非常精博。

译又因为惠栋、戴震的学问盛行，学者只研习古代经典，略微涉猎《史记》《汉书》《后汉书》，之后的历史就茫然不知，不能称为通儒，因此撰写了《廿二史考异》。又因为史书中粗陋芜杂的，没有超过明代修撰的《元史》，于是搜罗元人的诗文集、小说、笔记、金石碑版，打算重新修撰，恐怕违背朝廷法令，改题为《元诗纪事》，稿件尚未完成，先完成了《补氏族表》、《艺文志》。他的《金石跋尾》，考据深奥精密，也多超出翁方纲、毕沅各家的范围。著作总汇为《潜研堂全书》，包括：《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余》五卷，《元史氏族表》三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通鉴注辨正二卷》，洪忠惠、洪文敏、陆放翁、王弇州年谱各一卷，《元史纪事》二卷，《金石文跋尾》六卷，续编七卷，又续编六卷，三续编六卷，目录八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续录三卷，《三统术衍三卷，《钤》一卷，文集五十卷，诗十卷，续集十卷。另外刊刻的有：《经典文字考异》三卷，《唐石考异》一卷，《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百卷，《唐五代?宋中兴学士年表各一卷，《四史朔闰考》四卷，《年录》四卷，《日记抄》三卷，《言录》六卷。未刊刻的，还有若干种。弟弟钱大昭，侄子钱塘、钱坫、钱东垣、钱绎、钱侗，以及钱于东壁、钱东塾，一门宗族，都研习古学，擅长文章，蔚然成为东南地区的望族。

○钱大昭

钱大昭（1744-1813年），字晦之，又字竹庐。钱大昕的弟弟。

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赐六品官服。喜爱读书，不汲汲于荣华利禄，题写读书的地方叫“可庐”，取随遇自足的意思。

他的学问，浩博无边际，而思绪细密，见识精到通达，竹汀（钱大昕）极力称赞他。精通小学，著有《诗古训》十卷，《尔雅释文》三卷，《广雅疏义》二十卷，《说统释》六十卷。可惜全书未刊刻，只有解说《尔雅》中“扶苏”一条说：“《诗经》‘山有扶苏’，毛亨说‘扶胥，小木也’。扶、辅声音意义都相近，长言为扶苏，急言为扶。孔冲远以为解释木没有意义，不知道小木就是木的名字。”聊可见其一斑。

对于各种史书，专心研究两汉、三国。因为宋代熊方的《后汉书年表》错误遗漏不可枚举，于是另外编写《补表》八卷，不像熊氏那样仅仅取材于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凡是《山海经》、地志、金石、子集与此书有关的，无不网罗缀辑，而其体例完全依照班固的旧例。诸侯王、王子侯，分为二表；功臣侯与外戚恩泽，也分为二表；比起熊氏只以同姓异姓为区别，更加明显。不得不与班固稍有不同的是，班书《百官公卿表》，前面叙述百官沿革，如果后汉则有司长，彪志百官已经详细，无需再出，所以只说《公卿表》。这又是变通得宜的地方。又著《前后汉书辨疑》四十四卷，对于地理、官制颇有发明，不立议论来推测古今，不妄加褒贬来逞辞辩。《三国志辨疑》三卷，仍然仿效《汉书辨疑》的例子，只是详略不能与《汉书》完全相同。大概史事随着考证注释而申述，《两汉》的注释简略，简略就容易滋生疏略；《三国》的注释广博，广博则疑义很少存在。又《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取材金石碑版者为多。《补后汉书志》二卷，虽然未及后来顾氏秋碧完备，固然是大略的雏形。

又札记群书，成《迩言六卷。总称《可庐十种》。因为卷帙繁重，先刊刻序例。

○钱东垣

钱东垣，字既勤，号亦轩，是钱大昭的儿子。

嘉庆戊午年举人，官浙江松阳县知县，调任上虞。道光甲申年，死于任上。

继承家学，笃好著述，认为《孟子》绍六经之绝绪，传周、孔之渊源，词约而义精，意深旨远，而世传注疏，谬误特别严重，俗说流行，经义逐渐晦暗，于是作《孟子解谊》，共分七例：一是正刊误，二是正旧注，三是集众说，四是存鄙见，五是正音读，六是辑古注，七是考异本。成书十四卷。不妄立以乱经，不空谈义理以媚俗。制度则准之礼经，都邑则测地望，训故则本之《尔雅》《说文》，以及汉儒传注，折衷群言，只归一是。又撰《历代建元表十卷、《建元类聚考二卷，取正史为资，间也参之稗官载记，举凡正统代号，僭伪国名，帝王世系，历代兴衰，旁及殊方兴废，外国相承，建元年数并附其中；而东京以后，干支以次编列，东京以前，略不备载。

译早已如此。其余还有《稽古录辨讹》二卷，《崇文总目录辑释》六卷，《青华阁帖考异》三卷，以及补写经义的文稿若干卷，《勤有堂文集》若干卷。

译○钱坫

钱坫（1741-1806年），字献之，号十兰。是钱坫的弟弟。享年六十二岁。

年少时聪慧敏捷，有超过常人的资质。然而家境贫寒，无力聘请外面的老师，便闭门自学，历时十三年，对于三《礼》、《左氏春秋》、《毛诗经》、《史记》、《汉书》、许慎的《说文解字》、杜佑的《通典》以及马融、郑玄、孔颖达、贾公彦的注解，都能融会贯通其义理。

后来补为诸生，更加困顿贫乏，无法维持生计，于是前往京城依附詹事。他向来勤奋治学，不习惯参与诗酒应酬。詹事因为他通晓许慎的书，便命他学习篆书，经过三个月毫无成就，甚至因此生病，一天夜里忽然起身，蘸墨书写篆书乾卦，如同有神助一般，从此名声大振。朱笥河先生聘请他作为上宾。

乾隆甲午年，考中顺天乡试副榜贡生，担任州判。到关中后，在毕秋帆抚部幕府下，与阳湖人孙星衍、洪亮吉等人，讨论训诂和地理之学。毕公因为他的才能，上奏留他在陕西，补授乾州州判，代理兴平、韩城等县，后来又兼代理武功县。恰逢教匪进入盩厔，距离县城六十里，他便纠集乡勇，分据要害之地，沿着河流夜间防守，贼寇不能渡过渭水，危急的城池得以保全。他患上风痹病，告老还乡。

他曾注释《史记》，在音韵训诂以及郡县沿革、山川所在方面非常详细。书法方面，评论者认为他不逊于李阳冰、徐铉。晚年右半身偏瘫，用左手写篆书尤其精妙，世人收藏他的书法作品，珍视如拱璧。已刊行的著作有：《诗育表》一卷，《车制考》一卷，五卷本《论语后录》，四篇本《尔雅释地》及二卷注，十四卷本《十经文字通正书》，十五卷本《说文解字斠诠》，十六卷本《汉书地理志集释》，这些都足以驳正前人的错误，不持异说而归于正道。四卷本《古器款识》，二卷本《镜铭集录》，也开启了后来考证金石的风气。未刊行的有：二卷本《内则注》，一百二十卷本《史记补注》，十卷本《汉书十表注》，十二卷本《圣贤冢墓图考》，二卷骈体文，还有若干卷《十六国地理志》，未能完成。

○钱林

钱林（1762-1828年），原名福林，字东生，又字志枚，号金粟，浙江仁和人。

嘉庆戊辰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大考获一等，历任侍读学士。后来因事被贬为庶子。不久去世。

先生年少时，学问渊博，对于书籍没有不涉猎的。综合阅览经籍，兼长诗词文章。加上才思敏捷，每当在庭院中接受诏令起草文书，顷刻间就能完成。在词馆任职期间，因为体弱多病，谢绝应酬。日常过了中午就不进食，每天在丑时与寅时交替之际早起，点燃一两支高烛，阅读数十遍书籍，直到天亮。无论寒暑都不间断。搜求考订极为勤奋，蝇头小字，或行书或楷书，随手记录，偶尔有涂抹，以至于无法辨认。临终前，预先留下遗命，画好敛尸的图样，将《诗经》三百篇赠给高丽申侍郎，将校订好的《玉山草堂集》三十卷赠给程春海，将所收集的《当代名流纪事》十一册交给汪孟慈。弟子通州人王藻辗转从汪孟慈那里得到他的稿本，请求黟县人俞理初、长洲人陈硕甫重新整理审定，编成十卷，题为《文献征存录》。虽然未能达到详实完备，但其叙述次序翔实，文辞典雅，大体也是江藩《汉学师承记》一类的著作。

○钱泰吉

钱泰吉（1791-1863年），字辅宜，号警石。浙江嘉兴人。

二十岁时就与堂兄钱仪吉齐名，两人关系介于师生与朋友之间。远近盛传“嘉兴钱氏二石”的美誉。钱仪吉长期在京城做官，钱泰吉则以廪贡生的身份担任海宁州训导长达三十年。不能及时相聚见面，于是书信往来频繁，咨询学术问题，动辄数千言。从周秦诸子、马班群史、许郑诂训、杜马典章，到洛闽理学的渊源，唐宋名贤的诗文，以及目录校雠、金石书典、方志杂说，哪怕是一孔半枝的知识，没有不研究的，也没有不辨析的。有时提出一个疑问，就反复诘难十次。有时评论前代哲人，品评当代人物，也都穷尽理趣。于是“二石”的家书又蔚然成为艺林推崇的对象。

自中年起就喜好校勘古书，每次借来他人的善本，以及先辈评点的册子，抄写并在眉端加注。如《史记》、前《汉书》、后《汉书》、《晋书》、《集韵》，《元文类》、《礼记集说》等各类书籍，大多校勘数遍，一个字错误，也要多方寻求证据。曾著《曝书杂记》三卷，以阐明其大旨。虽然崇尚考据，又不轻视义理。认为字体故训是汉儒的小学；《曲礼》、《少仪》是宋儒的小学；两者都是扶持根本的。而宋儒重视明伦，在道上更为尊贵。所以兄弟都修饬人伦纲纪，颂述先德。钱仪吉既然编纂了《庐江钱氏艺文略》，钱泰吉则编纂了《清芬世守录》若干卷，上记载祖宗文献的兴盛，下以勉励后人孝友之道不废。留下的谋略典则，播扬芬芳，两者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咸丰庚辛年间，浙江遭受寇乱，屡次

译辗转于战乱之间。最后从江西到达安庆，在旅途中患病，死在客舍。他所著述的还有《学职》、《禾人考》、《海昌备考》各若干卷，战乱之后书版被毁，仅存《甘泉乡人稿》。

译○钱侗

钱侗，字同人，号赵堂，是可庐先生的儿子。

二十岁时，考中嘉庆庚午科顺天乡试举人。他能够继承叔父竹汀先生历算之学的衣钵。竹汀先生撰写《四史朔闰考》即将完成时，突然去世，钱侗又加以编排整理，用数百种群书、二千通金石碑刻进行考证，翻阅厘定补遗。其中那些不是月朔但干支可以逆推的日期，如各帝王的生日圣节，金朝的射柳及击球活动，以及皇帝常在武殿临幸东宫，元朝的廷试等，都有确定的日期；又如伪齐刘豫使用金朝的正朔，其朔日可以考证，推算与金朝必定相同，共增辑一千三百多条，直至废寝忘食，才最终成书。他又精通考辨金石，嗜好收集古钱币；选取所见的古钱，大致按照时代先后，依韵部分类隶定，撰写《古钱待仿录》二卷；对于有史志可征引，以及野史笔记足以与钱文相互印证阐发的，另外著成《钱币图考》。只有《吴语诠》若干卷，因为语音随习俗变迁，文字也随语音改变；而且俚俗所称，大半都是只有声音没有对应汉字的字；唐宋以后的小学著作，大多用市井巷陌制造的伪字来对应，窃取谐声的意义，增加偏旁，繁衍滋长越来越多，不知何时才是尽头；于是依据平日习得的方言语音，分类罗列，各自推原其语音转变的缘由，想要使流俗承袭的讹误，都符合古音，可惜最终没有流传下来。诗文结集为《乐斯堂文集》。

○钱熙祚

钱熙祚，字锡之，又字雪枝，江苏金山人。

祖先一向喜好施舍，多有隐德。到了钱熙祚时，家道丰裕，更加致力于慈善事业。道光二十三年，南乡大旱，池塘河流几乎干涸，他极力筹划耕种、疏浚、深储，百姓依赖此而不挨饿。县里原本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活着无法养育，死后无法安葬的人很多，他又独自出力建立两座公所，一个叫与善，一个叫接婴；购置田地若干，用来赈济生者、安葬死者，使人没有遗憾。其他如桥梁道路、溪堰亭堠，凡是能利于救助众人的，无不率先倡导，规划周详。而对于淫祀中的土木之神，则坚决拒绝。

生来聪慧且耐于深思，长大后更加厉精图治，探究古籍，艰深隐奥的旨意，无论大小，都看得清清楚楚。曾经认为昭文张氏的《墨海金壶》选择未当，而且版片毁坏，计划重新修订的方法，于是拿出全部藏书，聚集志同道合的张文虎、顾亲光等人商讨取舍，讨论真伪，以文渊阁本为标准，反复校对，有的加注案语，有的系以札记，其取材分类，大致仿效张氏的体例；经过几十次寒暑更替，刻成《守山阁丛书》一百一十种，六百五十二卷。又仿效鲍氏《知不足斋丛书》的体例，辑录为小集，取《抱朴子》中的话，命名为“指海”，也先后刻成十二集。恰逢因海疆捐输军饷，被叙选为通判，抵达京师，等待授官的日子到了，却染上微疾，死在寓所。享年四十四岁。

○钱绎

钱绎，字子乐，号小庐，是可庐先生的次子。

家学渊源深厚，穷究经术。只是因困顿挫折而隐居，遭受时俗的嘲笑，被几辈人侮辱，他也不屑一顾。先后完成《十三经汉学句读》《孟子义疏》两本书。起初，弟弟钱侗，创立《杨雄方言笺疏》，来不及完成就去世了，藏在箱子里十多年，他的侄子拿出来给钱绎看，阅览其手稿，简册的眉批和末尾，如蚂蚁聚集，几乎无法辨认；怜悯他用力之勤，担心时间久了散佚，于是取来逐条记录，未及补正的，又加以删减，未尽详实的，又加以辨析；有由此及彼的，就触类旁通地引申，竭尽数年心力才脱稿，此后时常加以厘正，而涂改增删的又占十分之六，最终成书十三卷刊行。

○钱仪吉

钱仪吉（1783--1850年），字衎石，号心壶，又号新悟，浙江嘉兴人。

嘉庆十三年进士，散馆后授户部主事，提拔为绘事中。博览群书，早有高名。深研史学，曾撰写《三国会要》若干卷，体裁完全仿效宋人徐天麟的《两汉会要》，而略有变更，如将术数改为天运推步算术之类，以及史文中深奥难懂的，通晓其可知的部分，间或为之注释。又仿效宋人杜大珪《碑传集》的体例，辑录《国朝碑传集》一百六十卷，从开国直到当时，内而宰辅卿贰词臣，外而总督巡抚守令僚佐，以及忠义、孝友、儒林、文苑、烈女；荟萃私家文集著述数十上百种，博采旁证，使清朝二百年的史料灿然完备。他自己撰写的《衎石斋记事》正续集二十卷，也多记载名人的品行事迹，尤其致力于表彰节孝，阐发幽微，足以与《碑传集》相辅相成。

兼长历算。在京城做官时，与程杰、董祐诚交好，作《黄初朝日辨》一篇。他的《历者》集乾象、景初二术成书，同郡朱鸿为之作注，张豸冠审定。

道光中叶游历广东，主持学海堂。晚年客居汴梁，主持大梁书院讲席十多年，谆谆教导以通晓经义来勉励士子，严格制定课程，背着书箱来求学的很多。他曾说，士人想要通晓经义，确实应当博古。自从书籍遭受秦火，六艺残缺遗失已有间隔，历经唐宋诸儒纂述注疏，发挥古义，如日月般昭明，使遗经晦而复明，有

译功圣教，确实不是浅薄微小的。只是旧籍流传到汴京，大多未能全面见到。于是与当权者商议，拿出所藏的书籍，筹集资金补刊《通志堂经解》中遗漏的，得到四十一种，命名为《经苑》。其中二十五种刚刚竣工，而《吕氏读诗记》排在后面付梓，且来不及校定，就去世了。遗集还有《刻楮集》四卷、《旅逸小搞》二卷。

译○钱塘

钱塘（1735-1790），字字学渊，又字禹美，号溉亭。他是钱坫的哥哥，钱大昕的侄子。

补为廪生后，与诸淀沦、王鹤谿等人互相唱和，受到王西庄光禄、兰泉侍御的激赏。但他常怀谦逊之心，不愿以诗名显扬。等到被选拔进入国子监，在京城应试后返回，更加致力于经史之学。

乾隆己丑年，考中江南乡试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等待授职时本可担任知县，但他自认为不熟悉行政事务，请求改选教职，被任命为江宁府学教授。公务多有空闲，便专精于撰写著作，对于音韵文字，尤其有独到的见解。著有《律吕古义》六卷。他说：“如果不了解实际律管应当使用不同的黍粒，那么容量授受必然不符合标准。如果不了解考定律管应当使用方龠，那么黄钟的长度必然不是八百十分。如果不了解直径三分的积数是六百四十分，那么必然会把方径当作圆径。如果不了解周代的鬴只使用十寸的尺，那么声音就不能符合黄钟的宫音。如果不了解玉律的积数增多，那么《隋书·音乐志》错误的原因就不明白。如果不了解雅乐与燕乐调式不同，那么郊庙之乐与房中之乐就没有区别。如果不了解中管并非元声，那么八奇都违背了本律。如果不了解校定律管用尺再乘方，那么得出的数字必然错乱。如果不了解现在的权衡所对应的尺度，那么就不能审察古物是否符合律吕。像这样，律吕就无法通达了。谈论律吕，必须寻求它的实际应用。律吕的数值，蕴含在度量权衡之中，而它的声音应和于金石丝竹。律吕本来没有不通达的，所以用这些事物作为它的用途；通达则有法则，这就是黄钟之律。所以说它是万事的根本。”又著有《史记三书释疑》，对于律历、天官家的言论，都探究其本源，并用其他书籍疏通证明。又因为《淮南子·天文训》一篇，多有《周礼》冯相、保章的遗法，高诱的注释颇为缺略，很少推阐；于是作《补注》二卷，以贯通其旨意。晚年研读《春秋左氏传》，精心研究有所心得，作《古义》若干卷，对于杜预的注释有拾遗纠违的功效。他所训诂信经的文章，叫作《述古录》二卷，仪征阮氏将其刊入《文选楼丛书》。

五十六岁时，在任上去世。

○秦蕙田

秦蕙田（1702-1764），字树峰，号味经，是江苏金匮人。

乾隆元年，考中进士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进入南书房值班。多次升迁为侍讲、右春坊右庶子，改任通政使司右通政，提拔为内阁学士，升任礼部右侍郎。遭遇父亲丧事，守丧期满，补任礼部左侍郎，调任刑部右侍郎，转任左侍郎，兼理国子监算学，担任经筵讲官，提拔为工部尚书，兼理乐部，调任刑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二十九年，请假南归就医，死在途中。赐予祭葬如例。赐谥号文恭。当时年龄六十三岁。

他年轻时继承家学，以经术和笃实的品行被江阴杨名时所知。父亲秦道然因藩邸之事长期被囚禁在县狱，他考中进士后，伏在宫阙下陈述实情，请求用自己的官职赎父罪。秦道然最终得以释放并复官。

在翰林院时，每月进呈札子，原本于经术。等到担任侍郎，曾举荐仁和孙灏代替自己，世人佩服他知人善任。掌管刑部时间最长，遇事沉稳坚毅果断，退朝后则闭门著书。

他向来精通三礼之学，按照《周礼》吉、凶、军、宾、嘉的类目，撰写了《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沿袭徐乾学《读礼通考》的体例，网罗众说，汇成一部书。共分为七十五类。将乐律附在吉礼宗庙制度之后；将天文推步、勾股割圆，设立观象授时一题统辖；将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设立体国经野一题统辖；都载入嘉礼。前人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一梳理其脉络，破除其症结，上探古人制作的源头，下不违背当世的法度。深思二十多年，稿子修改三四次才定稿。他年轻时喜欢谈论《易经》，说：易就是象，前代儒者详于言理，略于言象。所以撰写《周易象义日笺》若干卷。又说：《诗经》三百篇古人全都配上管弦，汉魏以后，才开始失传。然而天籁的发出，现在与古代是一样的。于是与志同道合的人讲求，想要用今曲歌唱古诗，大概能符合诗乐合一的宗旨。又因为近代声韵之书没有善本，上奏请求刊正。皇上命令他与武进刘公负责此事。他建议说古韵二百六部，现在合并为一百七韵，如：元与魂、痕应当分为二，殷韵宜并入真部，不应并入文韵；上声拯韵，去声证韵，应当分出，各自为韵。又考定《四声表兼采顾亭林、江慎修的说法，想要贯通古音于等韵。他的著述大的方面就是这样。至于律吕算数以及医方、堪舆、星命家的言论，都能追溯流变穷尽源头得其要领。

○全祖望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是浙江鄞县人。自署鲒埼亭长，所以他的文集称为《鲒埼亭集》，学者都称他为谢山先生。

明朝灭亡后，家道中衰，他的父亲以经术教授学生，兼研究历史，并在民间搜集故国遗文轶事。这对全祖望向后来治文献之学

译有着一定影响。四岁时，父亲就教他读书，他已经能够粗略理解经文的章句。八岁开始，在儒家经典之外，还兼读《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书。十四岁时，补为诸生，不久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雍正七年被选为贡生进入京城，乾隆元年考中进士，选拔为庶吉士，很有才华和名声。曾经得罪了首辅张廷玉，所以散馆后以知县的官职任用。于是返回家乡不再出仕。贫穷而且多病，有时连饭食都供应不上，但好学之心更加强烈，别人有所馈赠，他都严词拒绝。

译鄞县原本濒临大海，是浙东遗民聚集的地方，前代的风流余韵，至今仍有留存。先生的族母是张苍水的女儿，年过八十，先生曾向她请教掌故。因为以东钱湖的童岙作为祖先躲避战乱的地方，于是更加参考旧日的传闻，写成《沧田录》。又撰写《续甬上耆旧诗》，发掘幽微潜隐的事迹，以诗歌保存人物，对于沧海桑田的巨变多次表示感慨。到了晚年，更加留心明末的遗闻，将表彰节义视为自己的责任。凡是明末乡里百姓中因难而死的，为他广泛考证野史，旁及家谱，撰写碑志铭传，情感缠绵悲恻，带有变徵之音。他记载庄氏史狱等事，直笔书写没有隐瞒。浙东官吏借小事罗织罪名，巡抚常某不愿顺从，这件事才得以免除。先生坚守志向毫不屈服，作汗漫之游，往来于大江南北，结交贤豪长者。曾经主持蕺山、端溪两所书院。在讲授之余，尽心著述。

全祖望一生特别喜欢读书，青年时就曾登上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阁、陈氏云在山楼。凡是遇到稀有的书籍，一定抄录。进入京城后，更是埋头不停地抄书。在翰林院任职时，曾与李绂共同借阅《永乐大典》，每天阅读《永乐大典》多达二十册，并从中抄录失传的书。尽管他们所抄录的数量不大，但这种辑录佚书的工作，对后来的学术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人们逐渐注意到《永乐典》中保存着许多早已失传的史籍，而且实际上开创了清代辑佚学的先河。

开设明史馆，又写了六篇通论。其中第一篇和第二篇，专门论述艺文一门。又说本朝的书，必须略述其大意，才能与一朝的史事故典相联系，而不仅仅是书目。第三篇和第四篇，专门论述表。对于外藩属国的变乱，了如指掌。第五篇和第六篇，专门论述隐逸和忠义两传，足以扶持宇宙的元气。

曾到扬州，居住在马氏畬经堂，完成《困学纪闻三笺》，又修订黄宗羲的《宋元儒学案》。他曾七次校勘《水经注》。闲暇时写文章自娱，以征集乡邦文献。曾说：“史官不立节烈传，应当立传的是何人。”死于乾隆二十年，享年五十一岁。学生董秉纯收集他的文章编为《鲒埼亭集》。他所著的书，还有《经史答问》、《汉地志稽疑及《古今通志年表》。

○任大椿

任大椿（1738～1789）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苏兴化人。

年少时聪慧异常，擅长文辞，后来专心研究经史传注。乾隆己丑年中进士，授予主事，补任礼部仪制司。礼部四司中，祠祭和仪制号称繁杂，其他司往往请求兼任，先生却独自向礼部尚书请求，调任闲散官职，得以用半天一夜的精力，借书诵读学习；认为十年做官，还可以大半时间读书。

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大臣中有知道他才能的，举荐他为纂修官。这时不是翰林而担任纂修的共八人，先生是其中之一。起初与戴震在乡试中一同中举，于是熟悉听闻他的论说，更加专心研究汉儒之学。《全书》礼经类的《提要》虽然不出一人之手，都由他详细审定，人们取其清简。按资历升迁为员外郎、郎中，升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未到任就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先生家贫，尽心奉养父母，读书坚守道义。所学淹博通达，尤其擅长礼学名物。起初想荟萃全部经典，时间久了，知道其浩博难以穷尽，于是想按类别寻求，一类贯通，再寻求其他类别。他著《弁取释例》八卷、《深衣释放例》三卷、《释缯》一卷，都博采群籍，以己意裁断。有人视为《尔雅广疏》，不知道实际上是礼经的别类。学者能推究他的意图，广泛补充未尽之处，按类别穷尽，可以会通经典的全部了。

在小学方面，有《字林考逸》八卷、《小字钩沉》二十卷。搜罗繁富，钩沉之功，也不在余萧客之下。只是《考逸》有传言是丁小疋所作，而被先生剽窃；应当是各自辑录此书，文人相轻，借成嫌隙，这与戴震、赵一清两家《水经》是同一疑案，终究不是事实。其他著有《吴越备史注》二十卷、诗集六。

○任兆麟

任兆麟，字文田，号心斋，任大椿的族弟。

吴江籍诸生。被荐举为孝廉方正。曾注释《夏小正》，依据郑玄、种师的《周官注》将“主夫出火”一条移到三月，又将“时有见稊始收”一条移到五月，又补入“采芑”、“鸡始乳”两条。王西庄作序认为精当绝伦。另外采获一百五十多条，作为《字林考逸补正》。又辑录《尸子逸文》为两卷，与《弦歌古乐谱》等合并刊印，总名为《心斋十种》。

○阮元（附：次子福）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

乾隆五十一年中举人，五十四年中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大考第一，提拔为少詹。历任内阁学士，户、礼、兵、工等部官员

译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河南、江西的巡抚，漕运总督兼两湖、两广、云贵总督，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嘉庆四年、道光十三年，两次担任会试主考官。道光十八年秋天，告老还乡，晋升加封为太子太保，领取半份俸禄。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再次参加鹿鸣宴，晋升加封为太傅，领取全额俸禄。道光二十九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皇帝下诏赐给祭葬，赐予谥号“文达”。

译公生平手持躬行，清廉谨慎，处理政务崇尚大体。担任督学期间，士子只要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加以奖励的；能够解说经义以及古今体诗的，必定提拔安排在前列。主持会试时，必定综合校阅第二、三场的文章策论，学业优厚的士子，大多由此脱颖而出。所到之处，必定把兴办学校、教化士子作为急务。在浙江时建立诂经精舍，在广东时建立学海堂，选拔务实求学的诸生在其中研习，获得的人才极多。主持学术风气五十多年，士林尊奉他为泰山北斗。大概他一生，以座师朱文正公为楷模，所以他的经术政事与文正公相似。

公巡抚浙江时，安南艇匪肆意掠夺，他亲自督率水军在台州抵御，伪总兵伦贵利等人都被诛杀。海盗蔡牵屡次骚扰福建、浙江，公上奏请求让提督李忠毅公统领两省水师，不分界限，确立专力攻击首恶、隔断其余船只的方法，循环攻击。有见识的人说蔡牵在温州黑水洋淹死，完全得力于这一策略。

公巡抚江西时，严查保甲制度，破获朱毛俚谋反的大案，未曾动用弓箭，就在叛逆萌芽之前将其消除。因功劳获得赏赐宫保衔、花翎。

公总督云贵时，留下盐税超额收入的一半，协助边防经费。腾越厅边境之外，野人出没无常，成为百姓的大患，于是查访得知保山县境内有傈僳族熟夷，弩箭最精良，被野人所畏惧；于是筹款招募，用来资助攻守，野人都献出木刻请求投降。这时提督曾勤勇公正担任云南副将，公特别推荐他能够胜任专任方面军的重任。等到曾公会同剿灭广东叛乱的瑶民，奋力作战率先登城，功劳居第一。朝廷内外都认为公知人善任。

公总督两广时，上任之初，就筹划缉捕经费，使州县官员没有因害怕连累而隐瞒掩饰的弊端。广西富贺、怀集，广东连山、阳山地盗众多，以交界处的姑婆山作为逃犯的巢穴，于是调集两省重兵三路合围，扫荡其巢穴，先后抓获会匪劫盗数千人，内地一律肃清。又创建大虎山炮台以防御外洋。上奏禁止鸦片烟，不允许携带鸦片的洋船入口。外洋护货的兵船在伶仃山杀害两名平民，于是封闭其船舱，不允许贸易。几个月后，查办献出凶手，才允许照常通商。所以直到任满，兵船不敢侵犯广东。

公论学的宗旨，在于实事求是。从经史小学到金石诗文，大小无所不包，而尤其以阐发大义为主。所著《性命古训》、《论语孟子论仁论》、《曾子十篇注》，推阐古代圣贤训诫世人的意思，务求切合日常应用，使人可以亲身实践。在史馆时，采录诸书编写《儒林传》，合并师儒不同派别而持守公正，不稍存门户之见。其余阐述各经精义的言论，记载在《研经室集》中的，不可枚举。所编《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流传海内，被学者所取用。《畴人传》《淮海英灵集》《钟鼎款识》《山左两浙金石志》，都被考古者所重视。即使随笔记录如《广陵诗事》《小沧浪笔谈》等书，也都与掌故有关。所刻印的书尤其多，最著名的为《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

公辞官归田后，安适志趣于林泉之间，不与郡县官员交接，而对于地方的义举无不首先倡导办理。对待宗族亲友故旧，事事从厚。汲引后进，尤其周到细致。

附：阮福

次子福，字喜斋，以候选郎中的身份，外放担任湖北宜昌府知府。起初，文达公撰写《曾子注释》以与《孝经》互为表里，于是命令福撰写《孝经义疏补》九卷。全部载入注疏音义的原文，而将《曾子》十篇中凡是能够阐发《孝经》、能够体现孔曾传授大义的，都分别系于各章各句之下；如果有郑玄注在唐以前书中被引用的，又据以补入，而对于《说文解字》所载郑注的旧文旧义，搜采无遗，使恢复郑氏原貌，并且疏证之；古籍可以相辅相成的，一并甄选收录，兼加自己的意见，曲折畅达旁通，既广博又精微，前所未有。虽然说是补疏，但实际上与疏解全经没有区别，仅凭此就足以证明其家学渊源了。

○邵晋涵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一字二云。浙江余姚人。是念鲁的从孙。

先生因为《禹贡》中的三江，其南江从余姚入海，于是自号南江。世代传习道学，性情贞正光明。乾隆三十年考中举人。主考官是钱大昕，得到先生的文章，说如果不是老成宿儒不能辨别；等到来拜见，年龄刚过二十；询问他的学问，渊博没有边际。三十六年，会试第一，成为进士。殿试二甲，回部参加铨选。三十八年，诏令开设四库馆，大学士刘统勋首先推荐他，特旨改为庶吉士，充任纂修官。过了一年，授编修。五十六年，升任中允，提拔为侍讲。转任侍读，历任左庶子、侍读学士，充任日讲起居注官，直文渊阁。历任成安宫总裁、万寿盛典、八旗通志馆、二史馆、三通馆纂修官，又担任国史馆提调，兼掌进拟文字。主考广西一次，教习庶吉士两次。分校石经，先生任职

译对《春秋》三传，也多有校正。

先生本性过人，为父母守丧时，因极度哀伤而消瘦得只剩骨架。与人交往，始终如一，不曾以博学高雅自夸；只是对于不合道义的事，不等对方说完，就拂袖而起，人们因此对他既敬畏又忌惮。他年少时多病，左眼略有残疾，清瘦虚弱得仿佛连衣服都承受不住，却唯独擅长读书，能同时看数行，无论寒暑舟车，从未片刻停止学业。对于四库七略中的典籍没有不研究的，尤其能够推究根本源头，实事求是。在馆任职时，总裁问他某件事，他回答说“在某册第几叶中间”，没有一个字差错，大家都惊讶地认为他像神一样。先生与戴震同在四库馆，士大夫们谈论经学推崇戴震，谈论史学则推崇先生。

译先生以浙东三先生为学术宗奉，每当纵论古今，凡是政治的得失、人才的盛衰、君子与小人的黑白水火之别，都能畅快地剖析弊端的起因与祸害的终结。他尤其熟悉前朝的典章制度，对于朋党之祸、宦官之乱，以及唐王、鲁王起兵始末，口讲指画，常常超出正史的记载。每当谈论一件事，就极力称赞三先生不止。这是因为他的学问本源于此，又心慕他们的为人，想要取法于他们。会稽人章学诚常对先生说：“文学如果不追求家法，就会贪求新奇、务求琐碎；如果只知道每天追求华丽，不过千年，只怕大地都不够容纳这些繁复的架构了。”先生听后抚胸赞叹不已，想要用这个意思来刊定前代史书，自成一家。当时人们议论前代史书杂乱无章，没有比元朝修撰的三史更严重的，而着手修撰《宋史》尤其困难，于是先生独自慷慨承担。因为《宋史》自南宋南渡后，更加荒谬，原本北宋时期还依赖有王偁的《东都事略》。于是先生先辑录《南都事略》，想要使前后脉络大致具备，然后另外加以裁断，重新编撰赵宋一代的全书。可惜草创未能完成。在四库馆时，见到《永乐大典》中载有薛居正的《五代史》，于是荟萃编次，排列先后，再取《册府元龟》、《太平御历》，以及《通鉴》、《长编》等书，来补治其中的缺漏，始末完备，篇幅如旧。书成后，奏呈皇上，高宗阅览后称赞其好，命令依照《旧唐书》的体例，列为二十四史，颁行天下学校，使数百年来被埋没的书重新显扬。毕制府秋帆曾经用二十年时间，召集宾客续修《宋元通鉴》，大体上是依据徐氏本稍作增减，很不满意，于是委托先生订正。先生拿出自己的绪余之作，偶尔为之覆审，就大为改观。毕公随即去世，他家中刻印的，仍是初稿，并非先生定本，实在令人感慨！

先生对于学问无所不窥，浩瀚广博起初不容易裁制，颇为耗费心力。等到在安徽，依附朱竹君督学幕府，竹君对他说：“经训的意义荒废很久了，《雅疏》尤其芜杂浅陋而不加整理，凭借您渊博的学识，应当与郭景纯先后阐发，或许能造福后来的学者。”于是先生殚精竭虑十年，写成《尔雅正义》二十卷，以景纯为宗。同时兼采舍人樊光、李巡、孙炎等家的注解；有未详之处，采集其他书籍补充；经过三四次修改才定稿。其中如九野中的梁山，就是现在的衡山，解释草中的蘩菟蒵，就是现在的款冬之类，当时人多佩服他的卓识。

他所著还有《韩诗内传考》、《穀梁正义》《孟子述义》、《輶轩日记》《方舆金石编目》，而流传的只有《尔雅正义》、《皇朝谥迹录、咱江诗文集》几种。《五代史考异》二卷仅存残本所以世人只推崇先生精于考辨、训诂、笺疏、虫鱼名物，不知道他实际上是首倡西汉今文经学，并且是一代独出的史才，唉！嘉庆元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邵庭寀

邵廷寀（音cai，1648—1711），字允斯，又字念鲁，浙江余姚人。曾可的孙子。

家世传习阳明学。九岁读史，就执笔为徐达、常遇春作传，有法度。曾可一天偶然对他讲述宋儒语录，他听后便兴奋地说：“那些人在哪里？希望能侍奉他们。”曾可察觉他志向高远，于是为他备齐衣冠，送到姚江书院，让他师从韩孔当先生。起初读《传习录》，没有所得。后来读了刘宗周的《人谱》，说：“我知道王氏学问的起始了。”二十岁，补为诸生，却以写科举文章为耻，在家就读古书，出门就穿着古衣冠在市中行走，人们传为笑谈。过了很久，遭遇祖父和父亲的丧事，而书院的老前辈相继去世；先生独自怀抱遗书，坚守师说而不改变。蠡县人李塨写信论说明儒的异同，并询问他的学问。他回答说：“致良知，以诚意为主。阳明之后，愿学蕺山。”孝感熊赐履以排斥王学为己任，先生说：“这不值得辩驳，关键在于力行罢了。”曾经跟随同邑黄梨洲先生询问《乾凿度》的算法，从会稽董瑒那里学习阵图，从保定王正中学西历。将军施琅征讨台湾经过杭州，遇到先生，一起纵谈沿海要害，施琅认为他奇特，请求他一同北上，先生谢绝不去。偶尔游历镇江，与梁化凤的部将讲解坐作击刺之法，一天就全部掌握。到淮安，向防河卒询问黄河、淮河离合的情况。北上进入河南，探访黄河故道。西行窥探潼关，感叹说：“土地本是古代耕作的，而水利却亡失了，怎么办！”辛巳年，到黄岗，韦钟藻在县城南面建立姚江书院，广泛访求有继承文成之学的学者，于是用礼币聘请先生主讲。戊子年，到京师，鄞县人万经等人想招他参与《一统志馆》，他以年老推辞。南归后，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先生讲习宗奉阳明，而学问则贯穿群史。尤其钻研胜国怀宗末年福、唐、鲁、桂诸王的事迹，本末清晰，写成《东南纪事》、《西南纪事》两书。正值禁令严密，未能流传。近来邵武徐氏才获得其遗稿，刻入丛书中。既然倦于游历无所遇，又念及师友渊源，害怕随着自己去世就断绝，于是

译推崇王阳明，扶持世道、护持教化，撰写了《王子传》。蕺山先生以慎独为根本，崇尚忠清节义，撰写了《刘子传》。王学盛行之际，力求使其符合准则，撰写了《三门弟子传》。金鋐、祁彪佳张兆鳌、黄宗羲等人能够确切地坚守师门学说，撰写了《刘门弟子传》。又撰写了《宋明遗民所知传》、《姚江书院》以及《倪文正》、《施忠愍等传》，共数十篇。门人弟子为他编辑刊印了《思复堂文集》二十卷。他所持的议论，如恢复封建制、推行井田制、改革学校制度等，多谈论人们不敢说的话。有人说：“宋代以后的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不要看，只致力于孔子、颜回、曾参、孟子的教诲。”唐确慎曾援引此话加以诋毁，评论者认为这种看法太浅薄。他晚年好学更加笃诚，常寄居在寺庙中，草创传记，对于忠魂幽魄埋没于地下而姓名不彰的人，常在半夜为之悲哀，泪水随着笔尖流下。

译邵懿辰

邵懿辰（1810--1861）字位西，浙江仁和人。

他嗜好宋学，以安溪李文贞、桐城方侍郎作为准则。写文章务必先阐明义理，不追求辞藻华丽、声音繁复，也不旁征博引来迎合时人的喜好。后来他以举人身份在京师做官，被授予内阁中书，提拔为刑部员外郎，进入军机处值班。他所交往的多是知名人士。于是广泛涉猎各类典籍，熟习典故和朝廷典章制度，他的文章更加深奥优美、曲折有致。又兼通汉代儒者的经义以拓宽自己的学识。听说有高才宿学，就降低身份前去请教，互相称赞印证，从早到晚不知疲倦。然而他本性本来刚直，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最终因此招致世人的怨恨。大学士琦善在狱中时，他曾提出十九件事质问他。赛尚阿在广西督师时，他亲手写奏疏争辩七件不可行之事。各位权贵都对他侧目而视，常常想中伤他。咸丰年间，他最终因防河无效而受到吏议处分。

被罢官回家后，他就深入思考经籍。编纂著述《尚书通义》、《孝经通义》，以及诗古文若干卷。太平军攻入杭州，在饥饿围城之中，他仍然起草《礼经通论》，诵读声铿锵有力，传到巷外。太平军撤退后，他携带家眷向东迁徙到绍兴。母亲丧事刚办完，就返回杭州，城池再次陷落，他不进食三天，遇害身亡。动乱平定后，巡抚上报他的事迹，皇帝下诏按惯例褒奖抚恤。

他所著述的大半散佚，仅存《礼经通论》一卷。起初辨明《仪礼》十七篇是足本，所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是刘歆伪造的。这阐明西汉之学，较之阎百诗辨明《伪古文尚书》，见识能力更为巨大。遗文一卷刊入潘氏《滂喜斋丛书中》。传抄所见书目二十卷，则是就《四库简明目录》一一考订其版刻源流，标注在书眉上。独山莫氏就据此编成《知见传目》。

沈炳震（附：沈炳巽）

沈炳震（1679--1737）字寅驭，自号东甫，浙江归安人

年少时就在学业上刻苦磨砺。补为诸生后，日渐有名声。参加省试八次不中，于是放弃举子业，专心致力于考古。喜好阅览纪传中的年月世系。他人不经意之处，他必定默默记住。等到长大后，才识更加宏博典雅。即将新旧《唐书》的同异加以详细审察，写成《合抄》二百六十卷。该书分为纲目，如本纪列传以旧唐书为纲，分注新唐书为目；诸志旧唐书多缺略错误，则以新唐书为纲，仍分注旧唐书为目。而最擅长订正宰相世系表的讹误。补充列拜罢承袭等条目，积累数十个寒暑才完成，蔚为壮观。钱侍郎陈群见到后惊叹，于是告诉詹事王奕清，推荐他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没有考中。回家后两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后来陈群最终收录他的书进呈皇帝，高宗阅览后嘉奖赏识，交给词馆采用。馆员恰好校勘《唐书》，就引用其中议论精粹的部分放入考证中，旨意认为允当，在内府刊刻，颁布天下。生前抑郁不得志，死后得到褒扬，士人议论认为这是荣耀。

此外《九经辨字读蒙》十二卷：一是校正九经文字，二是经典重文，三是经无重文，四是经典传讹，五是经典传异，六是经典通借，七是先儒异读，八是通音异义，九是异音异义，十是注解传述人。——这是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精华。《廿一史四谱》五十四卷，它的体例大概出于表历之类，而将分行斜上的改为标目，列举帝纪的大凡，撮取世家列传载纪的要点，分类聚集区分，合乎书志荟萃群言的方法，也是《三通》的辅助。其余还有《历代帝系纪元歌》一卷，《沈氏族谱》三十六卷，《井鱼听编》十六卷，《唐诗金粉十卷，《增默斋诗》八卷，杂着十卷。

附：沈炳巽

沈炳巽，字绎旃。是沈炳震的叔父弟弟。著《水经注集释订讹》一书凡是从前篇章简略脱漏，文字驳杂，首尾颠倒，句读转换的，一一纠正，恢复郦道元原来的面貌。当时大典本尚未出世，虽然不能像赵、戴两家那样精审，但全榭山氏也曾取资于此。而且其发端，本出于东甫，绎旃实际上完成了他的绪业。笃学嗜古的勤奋，终究不可埋没。

沈钦韩

沈钦韩（1775--1831）字文起，号小宛，江苏吴县人

资质极其聪敏，而勤奋学习甚至到了极点。家境极其贫困，书价千钱就无力购买，向藏书家借书，计算日子归还，就抄写其要点，于是淹通群经。尤其擅长《礼》与《春秋》，熟习诸史志，旁及百家，故，官书，野乘，古今专集，汇集类抄，札记，究其条绪，全部归于统一。所以他所写的制举文，深沉博奥怪异瑰丽，常人不能理解。年龄超过三十岁，才成为诸生。嘉庆丁卯年在乡试中举。多次在会试中落第。道光壬午年，选授安徽宁国县训导。享年五十七岁。

先生年少时，想到《汉书》深奥博洽，颜师古注浅陋；章怀《后汉书注》，杂乱出自众手，纯正驳杂互见；刘氏注司马八志，虽然宏富但缺少统贯，尤其疏于地理；于是远搜故籍，深入思考

译将近二十年，写成《两汉书疏证》七十四卷，共计二百多万字。不仅纠正错误、补充缺漏，尤其能详细陈述得失，考证议论制度。又撰写《左氏传补注》十二卷、《考异十卷》，纠正杜预的重大失误，驳斥各家的混淆混乱。又因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专门在于补充事迹，对典章名物反而简略，于是撰写《补训故》八卷、《释地理》八卷。又因为地理之学，古书中只保存了郦道元注释的《水经》，而戴震的缺点在于凭主观臆断，赵一清则轻率于轻信，至于那些足以互相印证的旧籍以及近代方志中目验可据的内容，反而都搜求探讨得不够；于是撰写《水经注疏证》四十卷。又认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的诗文，如果不清楚当时的朝章事实，就不能得知作者用心的所在。韩愈、王安石等人的文集，宋人作的注，空泛疏漏之处尚多。于是撰写《韩昌黎集补注》四十卷，《王荆公诗集补注》、《王荆公文集注》、《范石湖诗集注》共多少卷。凡是所作的注，首先写在书上，上下左右几乎没有空隙，然后抄录为初稿；时间久了增删后再抄录为再稿。每完成一部书，稿子往往修改三四次。其他如陈祥道的《礼书》，王施查的《三家苏诗注》，王昶的《金石萃编》，随手纠正错误，积累成卷帙。又节录《太平御览》《云笈七签》《法苑珠林》，与原书相比只保留十分之二三，但精华全部荟萃其中。自己著作《幼学堂诗集》十七卷、《文集》八卷，总计其撰述，大约五百万字。遗留的稿件归泰峰郁氏所有。只有《两汉书疏证》仅得以刊印发行。

译○沈涛

沈涛，原名尔岐，字西雍，号匏庐，浙江嘉兴人。

不到二十岁，在嘉庆庚午年考中乡试。被选授为江苏如皋县知县，不久升任燕北各郡的守备，政绩卓著。但他身材矮小，入朝觐见时，因此长期得不到调动，援引惯例以道员身份指分江西，历任盐法、粮储等职。恰逢广东战事紧急，他跟随巡抚张芾环城坚守四十九天，解围后，被任命为福建兴、泉、永道，改调至江苏，因病去世。

先生生平专门崇尚考订。《论语》中孔安国注的伪作，自从段茂堂提出质疑，陈仲鱼大力宣扬，到先生这里才设立五项证据，剖析详尽透彻，撰写了《论语孔注辨伪》两卷。又撰写了《说文古本考》十四卷，也有依据，与那些随意用其他书籍改动本书的人不同。他关于金石学的著作，有《常山贞石志》二十四卷。读书的收获，加以考辨，有《铜熨斗斋随笔八卷》、《瑟榭丛谈》两卷、《交翠轩笔记》四卷。此外还有《柴辟亭诗集》四卷、《十经斋文集》四卷、《匏庐诗话》三卷，都已刊行。

○沈彤

沈彤（1688-1752），字号冠云，号果堂，江苏吴江人。

康熙、雍正年间，何义门以古学倡导东南地区，四方跟随学习的弟子记录在案的很多，只有陈李方、少章最为出色，而果堂是他们的后继者。他年少时淳朴笃实，完全洗去了吴中名士的习气。读书以穷究经义为根本，贯通古人的异同，务求达到最正确的结论。写文章不屑于辞藻华丽，只抒发自己的心得。但他淡泊自修，世上很少了解他的人。

乾隆元年，他以生员身份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因为奏赋写到半夜，来不及完成诗作，没有被选中。有人推荐他修撰《三礼》和《大清一统志》，议定授予九品官职，他耻于做官，于是以父母年老为由请求回家。守丧期间不吃荤腥，不与妻妾同寝，一举一动都符合礼制。终年勤勉，闭门著述，对群经都有考订。

他的学问擅长三礼。因为宋代欧阳修怀疑《周官》中官员多而田地少，俸禄尚且不够，那些有辩解的人，大多以代理官职为借口，于是他详细制定周代的制度，列出官爵数量、公田数量、禄田数量，写成《周官禄田考》三卷。又曾撰写《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井田军赋》、《释地征篇》，援引证据严谨，自郑玄注、贾公彦疏之后，被推为特别精妙。又撰写《仪礼小疏》一卷，选取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喪服、士丧礼，为之作笺注和疏解，足以纠正旧义的讹误。

惠定宇撰写《古文尚书考》，他为此作序，极力推崇。认为“二十五篇的古文，并非不依据义理，但后儒的作品虽然精纯，不可以混淆圣人的典籍。《扬子》、《文中子》的拟经，都称为僭越；何况以伪乱真的人！所以要尊崇古经，必须辨别后出者的伪作；而要辨别后出者的伪作，必须依据其之前的真作才可以；这就是定宇的书之所以高出众人言论的原因！”

他平时讲求经世致用的事务，所著《保甲论》，与安溪李光型的《保甲说》都能剖析利弊，被当时的人称道。编纂《吴江震泽二县志》，震泽原本是吴江分出的县邑，对于两志的经纬分合各有法则，可以作为天下分邑修志的范式。其他还有《尚书小疏》一卷、《春秋左传小疏》一卷、《果堂集》十二卷。兼通医术，又撰写《气穴考略》、《内经本论》，各若干卷。

享年六十五岁。

○沈默

沈默，字兴之，号让斋，晚年号遁叟老人，江苏泰州人。

早年进入州学，考中京兆试，但七次参加公车举人考试，礼部不第。回家后在清芬堂著书，寒暑不停。晚年学习更加勤奋，清廷召修国史，文书到达州里，州牧将此事托付给沈默，沈默列举州中各位前辈以及节烈、流寓、隐逸等人，一一为他们作传。又担心国史不能全部记载，于是自家刻印一本书，名叫《发幽录》。其中人物限于泰州这一县邑，又断代自清初，共分为名臣、循吏、理学、文苑、忠臣孝子、良将、隐逸、方伎、杂类、烈女、烈妇、学女十五类，共三十七人。韩公已将其刊入《海陵丛刻》第十八种。

○沈垚

沈垚，字效三，号子效，浙江烏程人。

道光甲午年考中优贡生。英姿卓越，言论出人意料。擅长骈体文，经史子集无不追溯源头。对三礼研究最深。尤其精通地理之学。《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都能背诵，并且融会贯通。大兴徐松看到他所著的《新疆私议》，感叹说：“我被贬戍守新疆，各条水道都亲眼目睹，尚且经历数十年之久才了解曲折；沈君闭门居家，独自从旧纸堆中搜寻得到，如果没有极大的见识和毅力，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于是为他向公卿们延誉。等到他贡入国子监，侍郎姚元之延请他协助修撰国史地理志。又为编修徐宝善补辑《一统志·新疆》数册，并撰写《道光九域志》，大体粗略具备，书最终没有完成。

译松曾经考证《元史》中的西北地理，又打算为《魏书·地形志》作注，都引用垚来辅助。

译先生一生对友情极为笃厚，朋友有过失，一定直言规劝；有善行，则称赞不已，大家对他既尊敬又敬畏。老友盛朝勋、纪庆曾去世，先生即使穷困，每年也常寄钱抚恤两家的孤儿，这种风义确实令人罕见。他在京城六年，忧郁成疾而死，年仅四十三岁。

遗存的文章只有杨氏《连筠簃丛书》刊刻了四卷，大概并非全貌。同乡刘翰怡看到了全部手稿，汇编为二十四卷；第一至三卷为前集，首先列出《六镇释》、《新疆私议》；第三卷为《漳北滱南诸水考》；第四至六卷为后集，包括论序、书启、事略两卷，《西游纪金山以东释》一卷；第七至二十三卷为外集，其中《地道记》十卷——即《九域志》初稿——其余为《诗音考》、《梁书释官》等残篇；第二十四卷为别集，后面附有补遗一卷。他早年的作品《台湾郑氏始末注》四卷，收入凌氏《传经堂丛书》。

○盛世佐

盛世佐，字庸三，浙江秀水人。

乾隆戊辰年进士，担任龙里县知县。他深研经学。曾搜集先秦至近代解说《仪礼》的一百九十七家著作，编成《仪礼集编》十七卷。因为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将各篇的记文分别隶属于经文，嫌经传混淆，是晦庵未定的草稿；所以这部书，经自为经，传自为传，完全依照郑玄的旧例。对于《士冠》《士相见》《丧服》等篇传写错乱的地方，则仿照蔡氏考定《武成》的体例，另行确定次序附在篇末，而不敢移易经文。凡是编排众说，一律以时代为序；两种说法大致相同，就收录前面的而舍弃后面的；后面的足以阐发前面所未备的，才兼收并蓄；偶尔有己见，更缀在诸儒之后，辨析其异同，务求归于最恰当。他抉择的严谨，裁断的精当，简直想要与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相媲美。又摘录大要，作《纲领》十二篇，列在卷首，上自制作的根本，下至传授源流、先儒评论的得失，都记载其中，使读者有所考证。

○施国祁

施国祁，字非熊，号北研，浙江吴兴人。诸生。

他酷爱学习，擅长诗古文，善于填词，尤其熟悉金朝故实。因为《金史》号称繁简适中，究其实，芜杂遗漏也不少，于是打算补正它。遍览群书，有收获就加以记录，积累二十多年书成，名叫《金文详校》。推想因为卷帙繁重，于是列举条目，凡是关于辨体裁、考事实、订字句，得到其讹误、衍文、脱漏、颠倒等各处，共二百多件事，另抄为《金源札记》二卷，又有一卷札记。又就全榭山与杭堇甫讨论《金史》的帖子各自作答，附在书末。又拿出其余的成果，《元遗山诗文集笺注》若干卷，《金元杂兴诗》一卷。

先生家极贫，年轻时曾在外面教授经书。中年忽然学习市隐，寓居北浔，为人经营商业，开设棉布店，其中有一间小楼，就题名为“吉贝居”。所著的书多是在这里写成的。恰逢不慎失火，著述全部付之一炬。现在保存的，大半出自记忆补缀，所以现刊《详校》只有十卷，大概不是他的初稿了。去世时七十多岁，没有儿子。

○师范

师范（1751—1811），字端人，号荔扉。

年少时就博学，下笔千言立就。二十一岁时，考中本省乡试第二名进入京城，各位先达巨公虽然都赞叹他是国士，最终没有得到遇合。便挑补剑川学博。后来因军功保举授望江县知县。当时正值西南用兵，军事繁剧，州郡承接应办，常担心供给不上，而先生以闲散官员受当时知县委托处理州事，措施从容自如，并且出奇策救济军饷，一时依赖他。等到到任，察奸靖匿，务求消除民害；又立志整饬风俗，敦行礼节，兴办学校。士人有长处，赞誉他唯恐不及，每年拿出数百金资助书院诸生，并且时常考核他们学业的进退，亲自讲论辨析，勤勉不倦。并搜集刊刻望江先辈遗文，用来激励后进。城内三十年没有通籍者，到这时且相继登选。可惜因病去官，未尽展其才，士民哀悼他。

先生生平慷慨有大节，重然诺。自幼倜�多能，凡有关民生国计者，无不考求实用。尤其熟悉水利边防事宜，指陈古今，悉中利害。晚年成《滇系》百卷，固然是研究西南舆地所必不可少的书，更眷眷于表章遗逸，多足订补史册，大概是合亭林、梨洲两先生之才识为一，不仅仅是推方志善本而已。其余诗文集尚若干卷。

○宋保

宋保，字定之，一字小城。宋绵初的儿子。

能继承家学。早岁游庠，食饩生。入部，以廪贡生肄业国子监。从学同里王侍御念孙之门

译他精通音韵训诂，能够融会贯通经书义理，不被汉代儒学的门户之见所局限。邵学士以及桐城人钱少詹晓征、孙观察季述等几位老前辈，都对他深表赏识和认同。他出任司训一职，多次代理各县的县令职务，学政对他都另眼相看，大概是因为他早已闻名遐迩的缘故。

译他所著的《谐声补逸》十四卷，被刊刻收入《鄦学丛书》。还有《尔雅集注》、《京笔杂记》和《治河纪略》等书，收藏在家中。

○宋绵初

宋绵初，字守端，号爮园，是江苏高邮人。

他治学勤奋敏捷，年幼时就在学校中声名远扬。学政彭文勤公彭元瑞、扬州安定书院主讲蒋士铨最为赏识他。乾隆丁酉年考中拔贡，被选任教职，先后担任五河、清河等县的教谕，教导学生多有成就。中年时无意于科举功名，广泛博览经世致用的书籍，凡是所编纂撰述的作品，都以广博洽闻著称。解说经义贯通古代义理，也被当代经学大师推崇信服。回家后建造书种堂训导教育子弟，因年老患病去世。

著有《韩诗内传征》四卷，引证翔实，训诂明白详尽，深得西汉今文经学的家法。《释服》二卷，从冕服深衣，下到鞋履之类，无不追本溯源、细致考订。其余《困知录》、《是亦山房文集》和《爮园诗存》，遗留的稿件都未曾刊刻。

○宋世荦

宋世荦，字卣勋，是浙江临海人。

十五岁时，彭文勤公巡视台州学政，选拔他补为弟子员。当时享有神童的赞誉。乾隆戊申年中举人。考取咸安宫教习。在京城文名显赫，客居朱文正府邸，门下才华出众的人士都与他交往论道。七次参加礼部会试，均未考中。教习任期届满，以知县任用。南归后，闭门教授学生，考订经史，搜集家乡文献，意气洒脱自如。嘉庆甲戌年，被选任为陕西扶风县知县，当地地处交通要道，供应事务繁杂，他全部裁减陋规，不胡乱收受一文钱。擅长审理诉讼，判决如流水般顺畅。闲暇时便论文赋诗。既编纂了县志，又校订了《台州丛书》六种，因积劳成疾而离职。

著有《仪礼古今文疏证》二卷、《周礼故书疏证》六卷、《确山骈体文》四卷、《红杏轩诗抄》十六卷及续卷一卷、《兰行纪程》、《扶风杂咏》和《湋川诗征》各若干卷。还著有《诂经文字古义通释》，王伯申称赞他“探求古义来解释古经，触类旁通，四通八达，不熟悉谐声假借的规则是做不到的”。可惜这些与《台郡识小录》、《十六铜爵屋金石文》、《愚得笔记》、《台诗二录》的稿件都未曾刊刻。道光年间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宋翔凤

宋翔凤（1776—1860），字虞廷，又字于庭，是江苏长洲人。

年少时活泼好动，不喜欢科举应试之业，酷爱阅读古书，买不到，就偷拿衣物去交换，祖父用鞭子责打他，也不能禁止。母亲是阳湖庄氏，为珍艺先生的妹妹。曾随母亲回娘家省亲，因此留在常州，跟随舅父学习，于是得以听闻庄氏今文学的家法绪论。长大后，又游学于段懋堂门下，兼治东汉许慎、郑玄的学问。嘉庆庚申年在乡试中举，大挑被任命为泰州州学正。遭父母丧事守孝期满，改任安徽旌德县训导。保荐为知县，在湖南试任官吏。因才干被上级赏识，历任繁难县邑的长官。以州牧身份退休。咸丰己未年，再次参加鹿鸣宴，加授知府衔。去世时享年八十七岁。

生平博通群书，尤其擅长治经。珍艺曾说：“我的外甥中，刘申受可以做老师，宋虞廷可以做朋友。”珍艺阐发《归藏》的学说，世人大多不能理解，先生却说：“《归藏》以坤卦为首，坤是亥壬甲所藏之处，那么六壬六甲的占卜都源于《归藏》，可惜仅存于术数家罢了。”因此著《卦气解》一卷、《尚书略说》各一卷，都依据老师的学说。又选取《周易》经文文字异同见于《说文》音义及群籍的内容，一一疏通证明，写成《周易考异》一卷。列举今文二十八篇与伪书序百篇的篇目，并与马融、郑玄的本子比较其有无，在后面加以论述，写成《尚书谱》一卷。认为康成（郑玄）的《论语注》虽然早已散佚，但散见于其他书籍，尚存梗概，于是辑录《论语郑注》十卷。认为《论语》说是子夏等六十四人共同撰写仲尼的微言，以担当素王的使命。微言，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可惜自汉代以来，各家的说法时而吻合时而背离，未能统一，于是综合考核，撰写《论语纂言》。文章繁多未能完成，先另成《说又》十卷。因年少时熟习《孟子》，懂得“转附朝儛”的训诂，被许珍艺知晓；到了京城，王石臞听说他解释“西丧地于秦七百里”，也认为正确；在文书簿籍的闲暇之余，便取邠卿旧注补充其不足之处，写成《孟子赵注补正》六卷。又认为刘熙的学问出于郑氏，如南河、牛山等注，考其地形，并胜过赵岐，于是辑录《孟子刘注》一卷。认为《大学》是《礼记》四十九篇之一，首尾完整，脉络贯通，没有经传之分，没有缺亡可补，于是写成《大学古义说》二卷。认为小学的义理在于通博，所以《方言》《释名》等很少有所宗奉，唯独《小雅》依循古文，罕见杂乱，于是写成《小尔雅训纂》六卷。其余还有《四书释地辨证》二卷、《尔雅释服》一卷，辑录《五经要义》一卷、《五经通

译编纂成卷，将考证经史典籍的札记汇总编纂为《过庭录》十六卷。同时擅长诗词，作品也俊逸雅致，值得诵读。

译○孙兰

孙兰，字滋九，又一名御寇，是江苏江都人。

明朝末年补为诸生，后来弃绝功名。他读书无所不涉猎。尤其精通《九章算术》和“六书”之学。顺治初年，西洋人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孙兰跟随他学习历法，于是完全通晓了西方推算天象的方法。他著书八卷，名为《理气众数辨疑纠缪》。又因为中国土地在巨大的圆球中仅占八十一分之一，如果不推究到极致，就会拘泥于习以为常的听闻和见闻，而无法穷尽事物的变化；于是撰写《格理》、《推事》、《外方`、《考证》四篇论述，以穷尽天地之所以始终、山川之所以流动或静止、人之所以生存、国家之所以建立、古今之所以更迭沿革、人物之所以治乱的道理，编成《古今凡》三十二篇，共四卷。又推究日、月、星辰的变化，说：“天象悬挂于天空，与人事无关；而彗星等异常天象的出现，都有固定的规律；水旱灾害、地震，也有常规的法则。”这些话都符合科学的至理。只是阴阳灾变之说，人们迷惑沉溺已深，当时的人大多不认为他说的对。又作《山河大地图说》，一幅以赤道为中心，一幅以北京天顶为中心，阐明地球是圆的宗旨。阮文达公得到他的书稿，为之润色，改名为《舆地隅说》，刊刻收入《文选楼丛书》。他曾创立黄河与淮河分流的主张，河道总督王条上奏朝廷，也被搁置未予实行。去世时年纪九十多岁。

○孙奇逢

孙夏峰，名奇逢，字启泰，号仲元，直隶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584-167年），享年九十二岁。他在清初诸儒中最为年长。当顺治元年时他已经六十二岁了。他在明朝末年以节义侠气闻名。天启年间魏忠贤窃取权柄，残害正直人士，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被诬陷入狱时，一般人大多惧怕祸患而回避，夏峰与他的朋友鹿伯顺（名善继，1575-1636年，字伯顺（或作百顺），直隶定兴安人。仰慕王守仁的事功，天启年间曾协助孙承宗反击后金军队。后来辞官居家，在清军攻打定兴时抵抗而死。著有《四书说约等。）倾尽身心营救，义声震动天下。此外，替个人急难主持公道，替地方任职开发公益，所做的事很多。崇祯九年，清军入关大肆掠夺，京城附近的城池全部陷落。他以一个诸生的身份督率兄弟亲戚，调和官员与绅士，固守容城。清兵攻打不下，退兵而去。其后流寇遍地，人们没有安枕之日，他率领子弟门人进入易州五公山避乱，远近闻风前来依附的人很多。他立下很简单的规条互相约束，一方面修整武备抵抗寇难，一方面从容讲学，养成了很健全的风俗。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代田子泰之后，夏峰算是第二个人了。改朝换代以后，他依旧居家讲学。不久，清廷在京城附近各地圈占土地，赏给旗员作为采地。他的田园庐墓都被占去，全家避地南下。河南辉县的百泉山——即夏峰，也叫苏门山，是宋朝邵康节曾经居住的地方。他因为仰慕前贤，暂时流寓在那里。后来有一位马光裕，把自己的田地分送给他，他便在夏峰躬耕终老于斯。所以学者称他为夏峰先生。他在明清两代被荐举了十数次，屡次蒙受诏书征召，他始终不出仕。他八十一岁的时候（康熙三年），曾有人用文字狱诬陷他。他听到消息，从容说道：“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福。”当天就向当局投呈请求对簿公堂，后来也没有出事。他的祖父从阳明高弟邹东廓受学，他的挚友鹿伯顺又专门信服阳明，所以他的学问自然是得力于阳明最深。但他并无异同门户之见，对于程朱、陆王，各说其长处而不讳言其短处。门人有问朱熹、王阳明得失的，他说：

“门宗分裂（按此四字疑有误），使人们知道反过来求诸事物之际，这是晦翁的功劳。然而晦翁去世之后，天下的实病不可不宣泄，词章繁盛兴起，使人们知道反过来求诸心性之中，这是阳明的功劳。然而阳明去世之后，天下的虚病不可不补救。”（《夏峰语录》）

又说：

“诸儒的学问，都有深造自得之处，所以他们生平各能完成一件大事。虽然其间异同纷纭，辩论未休，我们只宜平心探讨，各取其长，不必替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一旦有了争是非求胜负的心，却与前辈不相干，便是自己的私心，便是浮气，这种毛病关系特别不小。”（同上）

他对于朱王两派的态度，大致如此。他并不是模

译黄宗羲进行调停。他确实认识到争辩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但他终究是王阳明学派的出身，他非常相信王阳明所说的“朱熹晚年定论”，因此他不觉得有什么重大的异同值得争辩。

译他不像晚明人那样空谈心性，而是很切实办事的人。从前面所述他的生平事迹，就可以看出大概了。他非常注重文献，著有《理学宗传》二十六卷，记载宋明学术流派；又有《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两大案录》、《甲申大难录、《孙文正公年谱、《苏门纪事》等书（孙奇逢主要的理学著作还有《理学传心纂要》、《四书近指、《周易大指、《尚书近指》等书，以及《夏峰先生集》中的诗文），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他因为寿命长，资历老，人格高尚，性情诚挚，学问平实，所以同时代的人没有不景仰他的，门生弟子遍布天下。遗老如申凫盟（1611—1677，名涵光，字孚孟号凫盟，又号聪山，直隶永年人，清顺治年间恩贡生，理学著作有《性习图、《义利说、《进说》及文集等）、王五公（1615—1684，名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直隶新城人，跟随孙奇逢学习兵法，著有《居诸编、《诸葛八阵图、《兵民经络图》及文集等）……，达官如汤孔伯（1621—1687，名斌，字孔伯号荆岘，河南睢州人，清初理学名臣官至工部尚书，著作很多，要旨见于《汤子遗书》，还撰写了《孙征君年谱》）、魏环极（116—1685，名象枢，字环极晚号寒松老人，山西蔚州人，清初理学家，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言论见于《寒松堂集》）、魏石生（116—1686，名裔介，字石生号贞庵、昆林，直隶柏乡人清初理学名臣，官至保和殿大学土，曾向清廷献灭南明之策。理学著作二十多种，要旨见于《圣学知统论、《论性书、《希贤录》等）……，都到他门下受业。乃至乡村农夫、小贩仆役，他都不吝惜教诲。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句教诲，便振奋志向向上做人。总之，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上学问修养，越发形成了他人格的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巍然成为北方学术的重镇。

○孙星衍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江苏阳湖人

年幼时就有非凡的禀赋，过目成诵，《文选》能够全部背诵。未满二十岁补为诸生。袁枚曾经称赞说：“天下清才多，奇才少，渊如是天下的奇才！”于是两人结为忘年交。先生向来不想以诗名世，深入探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涉诸子百家，都通晓其义理。钱大昕主持钟山书院，非常器重他。陕西巡抚毕沅招他入幕府，毕沅撰写《关中胜迹志、《山海经注》，校正《晏子春秋、《墨子》，以及校刻惠栋等人的著作，都由先生亲手审定。

乾隆五十一年，朱珪主持江南乡试，在京城与彭元端约定说：“我这次出行必定能得到汪中、孙星衍。”等到搜检遗落试卷，看到他的经义策论说：“这一定是汪中的。”拆开试卷发现是先生，而汪中实际上并未参加考试。第二年，赐进士第二名，授编修，充任三通馆校理。散馆考试作《厉志赋》，用了《史记》中“如畏”的话，大学士和珅怀疑是别字，定为二等，以部曹任用。补刑部主事，总办秋审。每当有疑难案件，就依据古义公平评议执行，所平反保全性命的人很多。

乾隆六十年，外放为山东兖、沂、曹、济道。到任后，在政事之余，尤其喜好考古，因为济阴汤陵在曹南，其山西荣河县的汤陵虽然列入祀典，实际上是宋以来沿袭的错误；于是遍考诸书，依据汉崔骃、魏《皇览》、晋伏滔关于汤陵在济阴的说法；并考证荥河的陵墓，出自后魏小说家言张恩破陵得铭文，附会商汤，并非典要。后来再任山左，任曹县令时修葺汤陵庙屋，以祭田供奉祭祀，立碑记事。不久代理按察使事，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亲自审问囚犯，审定判决书，慎重对待各种案件。凡代理臬司七个月，平反数百起案件，使十多名死罪诬服者活命。先生又认为先儒伏生及郑康成在经传上的功绩，可比肩七十子，身通六艺，都应当立为五经博士；后来大吏奏请，郑康成的建议被搁置，而伏生的建议获准施行。随即回到河道本任。正值曹工漫溢，应赔偿坝工银两巨万。不久，遭遇母亲丧事回家，寄居金陵。

求教的人挤满门庭。不到十年，舍弃中原考取高科，进入馆阁，以及撰述自成一家之言的人，数不胜数。

先生淡泊宦情，守丧期满后，游历吴、越数年，最终因为河工赔款的原因，不得已再次出仕。嘉庆十年，代理登、莱、青道，补任山东督粮道。十三年，请假回江南迎老父。抵达江宁，纠合族人建立孙子祠

译（他）回任后，从郯城取道费县，探访季桓子的墓，在县衙中发现了羵羊井的铭文。又探访曾晳在南城的葬地，以及澹台子羽的墓，在季桓子的井上立碑。曾经考证《太平寰宇记》，得知先贤闵子骞的墓在范县东边，现在所传说的在历城的是错误的。又探访左伯桃、羊角哀的墓，都写文章记载他们的事迹。又得到秦代展氏祖先墓地的碑文，得知柳下惠的墓在泰安，于是重新种植树木加以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