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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先生曾认为《古文尚书》被东晋梅赜所扰乱，于是编撰了《古义尚书马郑王注》十卷，以及《逸文》三篇。又编写了《尚书古今文注疏》三十卷，考证详尽完备，大概积累了二十多年才完成，其专精程度由此可见。研究《尚书》的学者，无不将其视为最完善的版本。

先生又擅长校勘书籍，抄写刻印必定访求宋代版本。高丽使臣朴齐家在京城书肆见到先生校勘的书，喜爱它，题写“问字堂”相赠。先生尤其喜欢搜集书籍，听说有善本，借来抄写没有一天间断。他所校勘刊印的，有：《周易口诀义》六卷，《尚书考疑》三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孙子十注》十三卷；《元和郡县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议》三十卷。对于金石文字以及古代彝鼎书画，都能探究其源流始末。文章风格介于六朝与汉魏之间，不愿模仿唐宋八大家。所著还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仓颉篇》三卷、《孔子集语》四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寰宇访碑录》十三卷、《平津馆金石草编》二十卷、《孙氏家藏书目内编》四卷、《孙氏家藏书目外编》三卷、《续古文苑》二十卷、《问字堂文稿》五卷、《岱南阁文稿》五卷、《五松园文稿》一卷、《平津文稿》二卷，以及诗集若干卷。于嘉庆二十三年正月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孙诒让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浙江瑞安人，太仆寺卿孙依言的儿子。

年少时喜好六艺和古文，父亲劝勉他从事经世致远的学问，孙诒让说：“西汉的众多贤士，义理原本清晰，经书的训诂本来就可以通用于治理国家。”父亲于是传授他《周官经》。他后来撰写《周礼正义》，实际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同治丁卯科乡试中举，按惯例被授予主事一职。跟随父亲在江宁任职，与德清的戴望、海宁的唐仁义、仪征的刘寿兽等人交游，学问日益精进。

他认为典籍没有比《周官》更完备的，所以为《周礼》作疏。选取《尔雅》《说文解字》，校正其训诂；依据《礼经》及大小戴《礼记》，考证其制度；又广泛采纳汉唐宋以来，直到乾嘉诸儒的旧有训诂，相互参证推究，借此阐发郑玄注的深奥之处，弥补贾公彦疏的遗漏缺失。起初写成数十册长篇草稿，但考虑到收录过多则异义互相抵触，难免杂乱。随后重新修订条例，一切依据古文进行校正。删减繁冗，补充缺失，多次修改草稿，最终成书八十六卷。并辑录《三家佚注》一卷附于其后。甲戌年间，国势逐渐衰弱，众人谋划致富强之道，于是撰写《政要》二卷，共四十篇。

又认为行为没有比墨翟更贤良的，所以解释《墨子》。因为墨学既不符合儒家学说，其传承中断，书籍虽然仅存，但脱漏错误几乎无法阅读；而古字古语，反而多有沿袭未改；如果不精研形声通假的原理，就无法贯通明晰；毕沅的校注，初步开辟了途径，尚待补充修补。于是集合各种版本，依据经文义理和字例，逐一加以诠释。其中订补《经说上下》篇的旁行句读，校正兵法各篇的讹文错简，用力尤深。完成《间诂》十五卷、《目录》一卷、《附录》一卷、《后语》二卷。

又认为文章没有比宗彝铭文更端正的，所以考释金文。大概自经典相承以来，许多文字缺少遗漏，后世于是想以金石款识来弥补其不足；薛氏的书固然不值一提，即使清代阮元、钱大昕诸家，也不审察形声，无法下笔；仁和龚氏，谬误尤其众多。“特别详细审慎地考察彝器的真伪；依据宋人所假定的名称，搁置那些不可知的，选取可知的，辨别其刻画，不切中毫发；然后依据六书原则，使所确定的文字，都隐含概括符合法度，完成《古籀拾遗》三卷、《余论》一卷。仍然推阐古人造字的精微之处，完成《名原》二卷。辨析龟甲文字，完成《契文举例》二卷。

其他著作有《札迻》十二卷，书中所录少于王念孙《杂志》、俞樾《平议》，而校勘的勤勉程度加倍。《周书斟补》四卷、《九旂古义述》一卷，都确切谨慎不马虎。又收集其考辨杂文，编为《籀膏述林》十四卷，辑录《永嘉郡记》一卷。至于《经迻》《尚书骈枝》《大戴礼记斠补》《六历甄微》《广韵姓氏刊误》，共若干卷，都未刊印。大概他的学术，实际上兼包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四家。他明晓大义，深究高论，几乎凌驾于四家之上。巍然成为清代三百年朴学的殿军，确实不假。晚年，曾主持温州师范学校，担任浙江教育会会长，朝廷商议征召他主持礼学馆，他不赴任，享年六十一岁。

○孙沅

孙沅，字子兰。优贡生。写文章喜好幽深渺远的思绪。多次参加乡试未能中举，但科岁试总是位居同辈之首。平生最精通《说文解字》，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多有与他商讨切磋。曾以《说文》五百四十部依据段氏《音韵表

译十七部编排的文字为之作注，凡是段氏的错误，都加以驳斥纠正。只是全书卷帙繁重，未能刊印。仅有《说文释例》两卷，收录在《许学丛书》中。世人传称他擅长篆书，到了这位先生更是变化神妙，自成一家。他从彭尺木那里得到古文的法则。同时擅长填词。先后曾游历福建、广东，其余时间大多在家乡居住教授学生。成才的弟子很多。享年七十一岁。诗文有《染香盦文集》两卷，《外集》一卷。

译○孙志祖

孙志祖（1737～1801年），字贻谷，又作颐谷，号约斋，浙江仁和人。

乾隆丙子年考中举人，丙戌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主事，分配到刑部任职，由员外郎升任云南司郎中，提拔为江南道监察御史。他淡泊仕途，请求回家奉养父母，于是不再出仕，每天只从事著述工作。晚年主持紫阳书院的教学。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岁。

起初，孙君因解释经书受到督学雷翠庭公的看重，补为弟子员。他在乡试中用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回答策问，受到庄宗伯方耕的赏识。他赴礼部参加会试，因论述黍稷与文采受到裘文达公的赏识。这些都是他稽考古学的功力，在科举功名上毫无愧色。他在刑部任职时，对于各类案件必定反复查究，精审核实的态度与他治经史相同。

他的著作有：《家语疏证》六卷，他说：“王肃伪造经典以诋毁郑玄，诬蔑圣人、违背经典，既作《圣证论》攻击郑康成，又伪造《孔子家语》，修饰自己的学说以欺骗世人。于是广泛收集群书，凡是王肃抄袭窃取的内容，都加以疏通证明，就像审问盗贼查获真赃一样。”《文选考异》四卷，选取潘、何等人的校本，参酌考证各种说法，仿照朱熹《韩文考异》的体例，以纠正俗本的错误。《选注补正》四卷，则是仿照吴师道校勘《战国策》的体例，辑录前贤的评论以及同辈商榷的说法，以补充李善注未涉及之处。《读书脞录》七卷，考证论述经学、诸子及杂家，折衷精详，实事求是，不作凭空臆断之论，诚笃的样子正如他的为人。又辑录《风俗通佚文》一卷，补正姚之�辑谢承《后汉书》五卷。又说：“《孔丛子》也是王肃伪造的，其中的《小尔雅》是王肃借古书来掩饰自己。”作《疏证》辨明其荒谬，可惜未能完成。儿子孙同元能继承家学。

○谭莹

谭莹，字兆仁，号玉生，广东南湖人。

他年幼时聪颖敏捷，读书无所不涉猎，尤其擅长词赋。二十岁时，参加县试，当时阮元在广东任职，偶然游览山寺，看到他在壁上题写的诗，大为惊奇，果然他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入学。等到进入学海堂学习，阮文达公读到他所作的《蒲洞修禊序》以及《岭南荔支词》一百首，尤为激赏。从此他的文名日渐显扬，凡是国内的名流到广东游览的，没有不仰慕并想与他结交的。然而他命运坎坷，乡试屡次落榜。虽然程侍郎恩泽一向喜欢奖拔才俊，主持考试时还是让他落选了。直到甲辰年才考中举人。但他淡泊名利，无意进取，仅按惯例参加了一次会试，此后便不再北上。

他担任化州学训导。当地百姓质朴鲁钝，缺乏文采，他谆谆教导，用诗书来启发诱导他们。升任琼州府学教授，多次被委任管理学海堂学长，以及粤秀、越华、端溪书院的监院，共数十年。后进中有值得培养的，他称赞个不停。加上他记忆力过人，凡是先哲的嘉言懿行，以及地方沿革掌故，即使相隔很久，也能详细叙述其始末。所以府县的志书大多聘请他担任纂修工作。他对文坛有功绩，尤其在校刊丛编巨著方面，主要是广东先正遗书。

起初广东虽然号称富饶，但藏书家极少；自从阮文达公倡导朴学考核士子，风气才开始开通。由于刻版不多，转而购买他处的书，价格加倍昂贵，贫寒的读书人颇以为苦。恰逢洋商伍崇曜财力雄厚，一向钦佩玉生，于是劝他刊刻古书善本以便流通。他亲自校勘，每刊完一书，又考证其源流得失作为跋文。先后编成《粤雅堂丛书》二十集，共一百八十种。其中一半属于秘册，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二百卷，也是天下孤本。

又辑录《岭南遗书》六十二种，《粤东十三家集》若干卷，《楚庭音旧遗诗》七十二卷。这些是关于本省文献的。他性格直率坦荡，因此得以长寿。咸丰年间，战事兴起，因协助办理捐输有功，赏赐内阁中书衔。去世时享年七十三岁。

○谈泰

谈泰，字阶平，又字星符，江南上元人。

由乾隆丙午年举人，大挑，选授山阳县学教�，转任南汇县学训导。他精通经史，专心致力于选述，不从事世俗的学问。凡是音律算数，没有不精通的，尤其擅长援引考证，务求其正确。他曾师从钱竹汀先生，竹汀在赠序中有这样的话：“中国的方法在算术上不如欧洲，是由于儒者不懂数学。戴东原去世后，这门学问没有传人。近来来到金陵，得到谈子阶平，他在这一学问上，几乎达到了深造的境界。”大概称赞他到了这种程度。

在此之前，竹汀的侄子钱塘，创立了“周径率”，阶平于是制作了一丈直径的木板，用篾尺量其圆周正好，得到三丈一尺六寸有余，于是反复推演，广泛援引博证，撰写《周径说》一卷，认为钱溉亭的说法确实不可更改。又与江都焦里堂、叙县汪孝�交好。里堂著《开方通释》曾经提及他，互相考证订正。又因为五经中很少谈论算术，只有《王制》论及里亩，然而注疏歧误，折中很难，于是选取梅氏“方田度里”一篇逐句疏解，加以详细推演，写成《王制里亩算法解》、《井里算�解》各一卷。他所撰写的算术书三十多种，

译留存下来的著作仅此而已。他考证经史方面的书籍，叫做《观书杂识》，共二十卷。另外还有诗文集若干卷。

译○汤鹏

汤鹏，字海秋，湖南益阳人。

道光三年考中进士，被授予礼部主事。年纪刚满二十，意气风发且自鸣得意，写文章气势震撼，奇特出众。当权者对他的才华感到惊异，选拔他进入军机处担任章京，不久补任户部官职，转任贵州司郎中，提升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年纪也才三十多岁。意志刚强勇猛，认为天下的事没有不可做的。他议论所认可的人，只有李德裕、张居正等人，认为他们只是从事辞章之学而没有实际效用。于是勇敢地议论政事，不到一个月，三次上奏章。最后因为议论宗室尚书、斥责侮辱满族司官的事，言论过于偏激；况且在已经奉旨处分之后；被罢免御史职务，任户部员外郎。而当时他正起草奏章，将要大有议论建议，还没来得及上奏就改任官职。既然看到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纳，于是大力著书，想要向天下表白自己的志向。他认为事情无论顺利艰难、成功失败，有所作为，就应当震撼暴露于人的耳目；如果不能施行于政事而写在言论中，让我的书问世而人们认为古代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即使工巧也不被看重。于是写了《浮邱子》一书。确立一个主旨作为主干，而分出几个分支；分支之中又有分支，那么分支又成为主干；分支与主干相互推演，以至于无穷无尽。大体上谈论军国利弊、吏治关键、人情真伪，开拓形势，探寻精微，每篇数千字的有九十多篇，总计四十多万字。每次遇到人，就说：“能让我过目一下《浮邱子》吗？”他如此自鸣得意。又写了《学术明林》十六卷，指出陈述前代的得失；《七经补疏》阐明经义；《止信笔初稿》，杂乱记录见闻事实。创作的作品都出示给人看。只有《止信笔初稿》很多人没有见到，有人问起，他说：“这是石室中收藏的书。”

正值英国人骚扰海疆，当权者商议招抚，允许通商。先生非常愤慨，已被罢黜不能进言，仍然分条上奏尚书，请求转奏三十件事。虽然被召见但没有询问什么，只是报告知晓罢了。后来美国请求更改关市条约，有先生奏章中所预料到的，人们因此佩服他的精到，不是粗疏空泛的大略。后来改任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考核也终究没有获得上等评价，感慨抑郁而死。年纪四十四岁。诗才横溢，晚年多有悲愤沉痛的作品。留存文集二十六卷。

○汤球

汤球（公元1804-1881），字伯玕，安徽黟县人。

自幼勤奋学习，兴趣广泛，博闻强记，“星象历法推算，研究其深奥”，尤其通晓天文历法的精妙。但是他并没有从这方面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把精力转移到治经论史方面。他与同乡俞正方、汪文台等人，交往频繁，互相切磋。

汤球的治学态度严谨。他对前人的说法，一定依据经典，考核真伪，比较异同，因而很少有穿凿附会。他在俞正燮、郑文台的帮助和鼓励下，在考据学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修订补辑的古书有郑玄逸书九种，刘熙《孟子注》、《论语注》、刘珍等《东观汉记》、皇甫谧《帝王世纪》、谯周《古今考》、《傅子》、伏侯《古今志》等。

汤球用了自己一生中主要的精力，对二十三家晋代史书进行辑佚和校勘。唐代以前属于纪传体的《晋书》共有：王隐《晋史》、虞预《晋史》、朱凤《晋史》，谢沈《晋史》，何法盛《晋中兴书》、谢灵远《晋史》、肖子显《晋史草》、郑中《晋史》、梁庾铣《东晋新书》、肖子云《晋史》、沈约《晋史》、臧荣绪《晋史》十二部。其中臧荣绪所编《晋史》一百一十卷，志传具备，是比较完整的。另有以编年体写的十一部：即陆机《晋纪》、干宝《汉晋春秋》、曹嘉之《晋纪》，习凿齿、邓粲《晋纪》，孙盛《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汪韶之《晋纪》、徐广《晋史》、檀道鸾《续晋阳秋》、李产《续晋纪》。总共合计有二十三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诏令房玄龄、褚遂良、许静宗为监修，组织编写《晋史》，参加的人员有来济、陆元仕、刘自翼、令狐德棻、李淳风、李文学、薛元超、上官仪等人。唐太宗亲自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两篇皇帝纪，以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论赞，故该本《晋史》又题“御撰”，于贞观二十二年完成，共一百三十卷。这本书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取材不够慎重，“好采诡谬碎事”，不注意对史料的甄别取舍，对一些怪诞荒谬的历史资料，也收录编入，损害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也因为出于众手，未作统一规划，以致书中记载前后矛盾，疏漏遗脱的地方很多。到“安史之乱”时，作为“御撰”《晋史》编写时的主要依据臧荣绪

译唐代的《晋书》已经不知去向，其余二十二家的《晋书》也都散失，因此对晋代史料的辑录和校勘，便成为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译汤球将散佚的二十三家晋代史书辑录成册，他闭门不出，埋头于书桌案头。首先是广泛搜集各种资料，分门别类地进行排比对照。其次是对搜集到的资料，运用他在考证学上的学识，进行“补阙”与“纠伪”的工作，历经数个寒暑，完成了二十三家晋史的辑佚与校勘工作。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其原貌，但经过他的努力，使这些史书得以大体保存下来，其贡献是很大的。

《十六国春秋辑补》一书的编写，是汤对晋史的又一贡献。原崔鸿所著《十六国春秋》一百零二卷，以晋朝为主，有表、赞、序、例，体裁详备，集诸家之长。但该书到北宋中叶以后已散佚。后来流行的《十六国春秋》一百卷，是明代屠乔孙等人所作。作者虽花费了不少心血，但有严重的错误。它主要把《魏书》所记载的十六国史实抄录进来，却声称是崔鸿所作。因此，对崔鸿所著《十六国春秋》有辨伪存真的必要。汤球根据何镗《汉魏丛书》中的简本《十六国春秋》，并参考《晋书张轨传》、《李暠传》以及《三十载记》等书，将全文补足，对其中有与诸书所引不同的地方，再进行更正。而且对辑录来的文字大多注明出处，校勘工作做得很细致，不随意改动一字，有差异的地方，一一核实并注明。考虑到十六国历史比较复杂，他又特别编有年表，放在该书的前面，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

崔鸿的另一部著作《十六国春秋纂录》十卷，共辑录了六十二人的传记，其书编纂简洁，历代流传下来，但经过辗转传抄，其中有不少删节和脱误。汤球根据何镗《汉魏丛》刊本，以及北齐修文殿《御览》偏霸部所载文字，互相校勘，录为定本，小有异同，则加以考订，补正脱误，纠正谬误，拾取遗漏，写成《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关于《十六国春秋纂录这一名称，历代史书有不同的说法，如《崇文总目》称它为《十六国春秋略；《通鉴考异》称为《十六国春秋》；《四库简明目录》则称它是别本《十六国春秋》。汤球根据《经籍志》的记载，否定了种种错误的说法，定名为《十六国春纂录》。

汤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一位善于深思明辨的学者。他拒绝做官，安贫乐学，默默无闻地从事辑佚和校勘工作，成就很大。此外，他还旁辑《两晋诏钞等十九种著作，一代掌故，搜集殆尽。另外，他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也很大，他辑有《太康地记》《邺中记》《林邑记》三种；言论集则辑有晋诸公别传》、袁宏《名士》、郭颁《世语》、裴启《林》、《山公启事》等五种；还著有晋别集三百家，晋文集三百家。大量的书籍手稿，都是由他一笔一划，逐字逐句校订和抄写的，经过他长期的辛勤劳动，将这些十分珍贵的史料保存下来。他这种治学精神受到了后人的称赞。

○李铭汉

李铭汉（公元1808年—1891年），字云章。生于清朝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死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享年八十岁。他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宁夏卫之门城驿，明末迁居凉州卫。清雍正二年（公元1824年）改置凉州府，治所在武威县，所以李铭汉是甘肃省武威县人。

武威地处河西，与内地相比，文化相对落后。李铭汉读书较晚，十多岁时，才从私塾老师那里学习经书。他学习刻苦，喜欢提问，对于经书中的字字句句都要问个究竟。“对于音韵、训诂、声义中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再三询问探究，不弄明白不罢休”。二十岁时，进入县学。二十四岁，参加辛卯年（公元1831年）的乡试，落榜。更加致力于学问。同乡尹世阿从江西罢官回家，家中藏书很多，达十余万卷，李铭汉经常去尹家借书阅读，向尹世阿请教。尹世阿询问他学习的志向，他以“实事求是”回答，受到尹世阿的夸奖。李铭汉二十七岁时，参加甲午年（公元1834年）的秋试到陕西，去拜见同乡张澍，拜入其门下，为他校勘《诸葛忠武侯文集》及《蜀典等书。己亥年（公元1839年），房师怀宁人陈世熔任古浪知县时，亲手写信招李铭汉和伏羌（今甘谷县人王权到官署学习。李铭汉在古浪五年，受到陈世熔教益很大。

李铭汉博通经史，才华出众。

译算术、地理、军事与农业他都曾学习过，对于音韵、训诂之学尤其有深入研究。当时在陇右人士中，他是极负声望的。然而，他在科举道路上却走得十分艰难。他一生八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中，直到四十二岁才考中副贡生。李铭汉在科场失意之后，转而致力于史学研究。

译李铭汉晚年担任凉州雍凉书院、甘州甘泉书院的主讲。他致力于教导学生，著书立说。他的著作有《续通鉴纪事本末》、《尔义声类》、《说文谐声表》。李铭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诗集题为《日知斋诗稿》，多为抒怀之作，未曾刊印。

关于李铭汉的思想，汪辟疆曾指出，他“平生论学，实际上主张顾亭林‘经学即理学’的观点，他教导子侄学生，也以‘行己有耻，勤学好古’这八个字为宗旨，教导学生如此，主持甘州书院讲席也是如此。”这是很中肯的说法。

《续通鉴纪事本末》是李铭汉晚年所著，是根据清乾隆年间毕沅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编写的。全书共一百一十卷，其中前八十九卷由李铭汉亲手辑录，后二十一卷（第九十卷至第一百一十卷）是李铭汉死后由其次子李于锴续辑而成的。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宋、辽、金、元史，优点是宋、辽、金史事并重，叙事清晰，文笔流畅。李铭汉的《续通鉴事本末》就是以毕沅的书为底本。《续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的宋、辽、金、元史，它将这一时期四百年间的史事概括为一百一十件大事，每卷写一件大事，有的卷下还附有若干小事。始于宋太祖代周，终于明玉据蜀。像王安石变法、贾似道误国之类的大事，都有专章叙述。其辑录原文，剪裁精当，取舍得宜，对于探求一件事的起讫经过，十分方便。孟森在《续通鉴纪事本末书后》中说：“如果没有李氏之书，使家喻户晓，对于撰写通史的资料，不无缺憾。”汪辟疆在《读常见书斋小记》中说：“义例谨严，条贯备具，比陈邦瞻、冯琦的书更为通核。”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该书为木版印刷。据该书扉页记载：开雕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公元1893年），竣工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896年）。是李铭汉次子李于锲在山东作官时付印的。印完后，书版移回故里。解放后，李氏后裔将书版交给国家。1957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曾用原版印刷过一次。现在书版存甘肃省博物馆。

○唐甄

唐甄（1630-1704年），原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随父亲在吴地做官，蜀地战乱不能回去，就定居在那里。

十四五岁就爱好古学，精进淬砺，不拘泥于师说，落笔卓有端绪。性格孝顺友爱，侍奉父母和悦，内外没有闲话。然而处世刚直爽，深恶随俗。家素贫，求为禄养，顺治丁酉科四川乡试中举，选授山西长子县知县。以循良著名。但因逃人事罣误去职。罢官回到吴地，租住的房屋仅三数椽，炊烟常绝，而振笔著书不辍。说：“君子当厄，正为学用力之时。穷厄死生，外也，小也；岂可求诸外忘其内，顾其小而遗其大哉？”生平综贯经史，扬榷风雅，不秦汉之书弗读。尝研精覃思，著书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后古今具备。其曰“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以连蹇遇，更名“潜书”。又撰《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各若干卷。魏叔子见《潜书》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梅定九则移录所著诸书，谓：“此必传之作，当藏之名山，以待其人！”凡为时推重若此。卒年七十五，贫不克葬，何义门为请于八王，赙白金五十两。

○田宝臣

田宝臣，字少泉，江苏泰州人。

家贫笃学，师事魏茂林，研究训诂，不龂龂于一言半字。撰有《小学骈枝》八卷，其一百五十三条。其自叙：以《说文》为主，以《尔雅》《方言》毛氏郑氏为根柢，波澜于孔、贾、郭、陆，旁及荀子、庄子、淮南、素问、大戴记、史记三家注、班书额注、范书李注《释名》《水经注》《广雅》《玉篇》《广韵》《文选》《众经音义》，下逮二徐《集韵》《类篇》以及乾嘉以来名家之说。欲溯源始，故讨论之词多；欲畅支流，故参互之说尽。云“骈枝”者，事系于《骈雅》；冠“小学”者，因四库全书以《骈雅》属小学类也。初写

译这一部书，先生的心意尚未完结；想要选取《吕氏春秋》的高诱注、《管子》的房玄龄注、《列子》的张湛和殷敬顺两家的注进行研求，进而再次探讨。咸丰三年，广东的叛军即将攻破郡城，局势岌岌可危，难以保全。先生在风声鹤唳、盗贼纵横的乱世中，仍眷眷不舍于这部书，希望有学识渊博的君子能为它保存下来。先生去世后，书稿收藏在家中，因财力不足无法刊印，只在魏茂林的《窜雅训纂补遗》中摘录了其中的十分之一。直到民国九年初夏，现任江苏省长韩国钧将其刊入《海陵丛刻》中，先生毕生精力所凝聚的精华，最终借此得以昭示于世。

译屠寄

屠寄（1856—1921），字敬山，又字景山，江苏武进人。

他年幼时聪慧敏捷。等到长大，广泛通晓各类典籍。他自负才华，意气用事。擅长诗歌和古文辞章，尤其精通骈文。光绪乙酉年，他在乡试中中举，进京参加礼部会试，未能考中，于是接受东三省当局的聘请，协助处理政务。当时外交事务正处棘手，三省地处俄国和日本之间，应对尤为艰难。屠寄在外交场合从容应对，措施得当，游刃有余。主管官员本是满洲世袭贵族，平庸懦弱；时间久了，意见不合，主管官员便借机想中伤他，屠寄逃离从而免祸。他穿着短衣，骑着单马，穿越蒙古草原回家。然而反而得以遍览山川险要，地势要害。他考察辽、金、元兴废的遗迹，用旧史加以印证，学问更加精进。壬辰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他依然孤高不合群，于是南归。恰逢朝廷励行新政，将天下的书院改为学校；广陵在安定书院设立仪董学堂，运使程仪洛聘请屠寄担任总教习。课程规则大多师法欧美，程仪洛本来顽固，心里不以为然，于是又让教官詹某担任提调，暗中掣肘。住了一年，屠寄郁郁不乐地离去。晚年被选为浙江浮安县知县，到任几个月，就称病辞职不再出仕。在家专心致力于兴办教育，极力谋求开通风气，闲暇时只从事著述。进入民国后去世。

他所著的诠释经义的书，没有听说流传稿本。编纂的《常州骈体文录》三十卷，也只是乡里征集文献，无关宏旨。唯独《蒙兀儿史记》五十卷，参照《元秘史》及西方史料，用亲身调查的经历加以印证，对《元史》大加补正修订，足以远追邵晋涵、魏源，近启柯劭忞，可惜仅有本纪、列传世系表以及地理志的一部分，其余只有目录没有书稿的，尚待后人补辑。

万经

万经（1659—1741），字授一，号九沙，浙江鄞县人。万斯大的儿子。

他自幼受家庭学术熏陶，从父亲和伯父那里学习经学解说数百万言，从叔父和堂兄万言那里学习《明史》纪传三百卷以及历代史表数十种，又从应嗣寅那里讲论性理之学，从阎若璩那里考证地理并笺释，从郑谷口那里探求汉隶源流。黄宗羲来到鄞县，建立证人书院，万经又拜他为师，讨论刘宗周（蕺山先生）的学问。他的学问更加浩博无边。康熙癸未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充任《字典》纂修馆编修，担任《字典》纂修官。当时戴震（望溪）刚因《南山集》案牵连被投入诏狱，没有人敢谋划保释他，万经独自奋起向西曹递交状子，于是戴震被释放，满朝都推崇他的义气。他主持山西乡试，太原人孙嘉淦跟随他问学，一见就推崇指点，最终成为大儒。他又曾在年轻时结识杭世骏、全祖望，认为他们是郑樵（渔仲）一流的人物。世人称他有识鉴人才的眼力。他出任贵州学政，回朝后，被忌恨他的人中伤，有通州修城的劳役。回家后，资财全部用尽，于是卖掉自己写的隶书，得钱维持日常开销。于是增补充宗的《礼记集解》数万言；因为《春秋》定公、哀公部分未完，续纂数万言。又修订堂兄万言的《尚书说》，辑成一编，以完成万氏经学。又重修季野（万斯同）的历代《纪年》以及贞一（万斯大）的《明史举要》，以完成万氏史学。乾隆初年，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不久，李侍郎绂再次推荐他进入三礼馆，他都以年老推辞。流传的著述有《分隶偶存》二卷，被收入《四库全书》。享年八十三岁。

万斯大

万斯大（1633—1683），字充宗，浙江鄞县人，悔庵先生第六子，万斯同的哥哥。

遭遇战乱，赤贫，只靠教书自给。拜黄宗羲为师，黄宗羲本是父亲的故交。丁未年，他带着十几位同学拿着贽礼拜入黄宗羲门下，因此在甬上建立讲经的集会。一时间优秀的朋友如云聚集，质疑辩论，号称极盛，而万斯大在其中学习尤其勤奋。因为多次参加有司考试不中，抽身隐退，每天沉醉于六经之中，专长于《春秋》和《三礼》。他读书的大旨，认为不通晓所有经书就不能通晓一部经书，不用经书解释经书就无法领悟传注的失误。研究《春秋》有“专传”、“论世”、“属辞比事”、“原情定罪”等义例。“专传”是指，经文没有事实，等待传注来阐明。《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互有异同，左氏亲自承袭所见，事情多详细核实，应当以它为主。“论世”是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道都无道，孔子只是据事直书，是非自然辨别，起初未曾以后来出现的匹夫，去责备以往的天子。“属辞比事”是指，春秋一件事必有始末，不同的事也有相同的形态：如“卫人杀州吁”、“卫人立晋”，这是通过连缀文辞看出是同一类人。立晋就书写卫人，拥立王子朝就书写尹氏，这是通过比较事件看出其中有公私之分。“原情定罪”是指，如鲁桓公在齐国被杀时，庄公还年幼，法律无法施行，所以书写“薨”和“丧”；等到书写安葬，好像贼人已经被讨伐；等到庄公长大，就书写“如齐”和“如莒”，庄公于是不能推脱忘记仇恨的责任了。

起初编纂各家学说，得到二百四十二卷，癸丑年毁于火灾；辛酉年，

译海昌人陈令延主持他的家业，用经书义理来相互切磋，他尚且能努力著书，数量比从前增加了一倍；癸亥年七月，读到《春秋》“昭公”部分时疾病发作，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季武子立后”这一件事。他大抵就是如此苦心专志。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读春秋随笔》十卷，其中编纂的时间有独到见解，另外写的札记也止于“昭公”；他多用礼学来解释，发挥他的长处，就像郑玄用《礼》来注《易》、笺《诗》一样，与宋人凭空依理妄说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至于他研究三礼：对于《仪礼》有《商榷》三卷，对于《礼记》有《偶笺》三卷，对于《周官》有《辨非》二卷；都能选取甲乙两方的证据，剖析前人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总结大义则有《学礼质疑》二卷。黄宗羲称他的《宗法》八篇为超越古今、必定流传的作品。其他如：论述郊祀说：“郊祀只有冬至这一种礼仪，社祭和谷祭不称为郊祀。”论述社祭说：“大社在北郊，主月王社在国都之中。”论述禘祭说：“禘祭与祫祭是同一件事，鲁国的禘祭不追溯所从出的祖先。”论述祖宗说：“东周尊奉文王为祖而尊奉武王为宗。”论述泰坛和明堂说：“《仪礼》中的方明坛就是泰坛，也就是圜丘，它的宫室方圆三百步，上面有明堂，冬至时到郊外祭天，就在方明坛上。称为方明，是因为郊祀祭天以日为尊。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祭，明堂和圜丘都在三百步之内，并非有两个地方。”论述丧服说：“承担主丧责任的丧服，都跟随丈夫的丧服。”又说：“庶子为他生母的亲属服丧，与嫡子为他母亲的亲属服丧相同。”这些都是阐发前代儒者所未曾阐发的观点。

译他为人刚毅。见到有不可接受的事情，就立刻显露在脸色上，并且喜爱道义就像饥渴一样。张苍水为国难而死，尸骨被弃置在荒郊野外，他凑集资金将张苍水安葬在南屏山。在家中与兄弟和睦相处，编修家谱成十卷，条理井然有序。杂文留存有《丁灾》、《甲阳草》各一卷内容，也以解说经义为多。脚部患有小病，因此自号“跛翁”。享年五十一岁。

○万斯同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学者尊称他为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

户部侍郎万泰的第八个儿子。生来异常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八岁时在宾客座位中背诵扬雄的《法言》，从头到尾没有遗漏一个字。但他放纵不羁，万泰将他关在空房间里，先生偷偷看到书架上有几十册明代史料，读起来非常喜欢，几天就全部读完了。又看到经学方面的各种书籍，也都全部读完。出来后，常常跟在几位哥哥后面听他们议论。恰逢家中进行学业考核，先生想参与，哥哥们笑着说：“你懂什么？”先生说：“看各位哥哥所做的，容易应付罢了！”于是随意出几道经义题目让他试作，千言万语立刻写成。大哥非常惊讶，拿着文章哭泣，告诉万泰说：“差点失去我的弟弟！”万泰也惊愕地说：“儿子失去了我儿子！”他跟随黄宗羲游学，成为高材弟子，得以听闻蕺山刘宗周之学。以慎独为主旨，认为圣贤的境界是必定可以达到的。当时甬江有五经学会，先生年龄最小，遇到疑难义理，往往用片言只语就能剖析清楚。他曾经遵守前代儒者的告诫，认为没有益处的书不必看，没有益处的文章不必写。于是专心致力于古学，广泛通晓各种史书，尤其熟悉明代的典章制度。康熙戊午年，皇帝下诏征召博学鸿词科人才，巡道许鸿勋推荐先生，先生极力推辞得以免除。第二年，修撰《明史》，宰相徐元文邀请他到京城。当时史局中征召的学者，按规定享受七品官俸禄，称为纂修官。先生请求以平民身份参与史局工作，不挂官衔，不领俸禄。徐元文答应了。各位纂修官把稿件送来，主管人都送给先生复审，先生看完后，对侍从说：“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应当补入，某事应当参校。”按照他的话取来，没有差错。徐元文罢官后，继任者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都对他更加礼遇。《明史》稿五百卷，是先生亲手审定的。

先生痛恨唐代以后史官设立史局分工修史的弊端，曾经说：“从前司马迁、班固才华既杰出，又继承父业，所以记事可信而文辞优美。后来专门的学术，才华虽然不及，还不至于像官修史书那样杂乱。官修的史书，仓促零碎地由众人完成，来不及选择适合的人才和熟悉的事情，这就像招集市井之人来谋划家中的事务一样。我辞去史局职务而到总裁官那里，只是担心众人分工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的事迹晦暗而不明罢了。”又曾经对方苞说：“史书难以修撰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推论那个时代，了解那个人，全面观察他的表里，那么我认为那些被认定为可信却使人受到冤枉的情况就太多了。我年轻时在某某家做馆师，那家有历代实录，我默默记在心中，不敢遗漏一言一事。长大后游历四方，向旧贵族家庭寻求遗书，旁及郡志邑志、杂家志传的文章，无不搜集参证，而最终以实录为准则。因为实录是直接记载事情和言论而没有增饰的。根据那个时代来考察事情，核实言论而平心静气地观察，那么那个人的始末，十之八九就能了解了。然而言论的发出，或许有其原因；事情的开端，或许有其起源；而它的流变，或许有其激化因素；那么没有其他书籍就不能具备这些。凡是实录难以详尽的地方，我用其他书籍来证明；其他书籍虚假且泛滥的地方，我用从实录中所得来裁断。你何不根据我所说的，约之以义法，而编织其文章，将来书成，说‘这是四明万氏所草创的’，我死而无憾了！”原来先生以遗民自居，而承担故国的史事来报答故国。他到京城，只是因为群书有不能自己得到的，必须借助有权势的人来完成。后来，乾隆年间大学士张廷玉等人奉诏刊定《明史》，都以史稿为基础，而加以增删。先生的志向，于是没有辜负了。

先生刚到京城时，当时议论认为他的专长在史学。等到徐乾学居丧，请先生编纂《读礼通考》，从国家丧事到家庭礼仪，十四经的笺注疏证，二十一史的志传，汉、唐、宋各位儒者的文集说部没有遗漏的。又用剩余精力写成《丧礼辨疑》四卷、《庙制折中》二卷。这才知道先生原本精通经学。徐乾学因此请他编成五礼之书二百多卷。当时，京城老成贤达云集，各自以所长表现自己，而先生最为暗淡。从王公以下争相向他询问古代礼仪法度，每月集会两三次，听讲的人常有几十人，记录所听到的共同讲习，无不称呼：“万先生！”而先生与人交往自称只说“布衣万斯同”，不曾有其他称呼。所以督师的女婿方居要职，请求史馆对督师稍加宽限，先生屡次列举他的罪过告诉督师。有运粮官因抛弃粮食逃跑而在路上死去，他的孙子用贿赂请求列入死事名录，先生斥责了他。父亲的朋友冯侍郎跻仲的几个儿子没入勋卫家，先生赎出并归还给他们。在康熙壬午年死于王尚书史局中，享年六十岁。门人私谥为“贞文”。

先生对于前代史书的体例，贯通精熟，指出得失，切中要害。刘知几、郑

译砍柴人无法到达那里。司马迁、班固的史书都有表，而《后汉书》、《三国志》以下就没有了，刘知几认为这与治乱得失无关，先生却说：“史书设立表，是为了疏通纪传的局限。有的人已经列入纪传却还要在表中列出，有的人未列入纪传却因牵连而在表中列出，表确立之后，纪传的篇幅就可以节省。读史书却不读表，不是深通史学的人。”他所著的《补历代史表》六十卷，又有《纪元汇考》四卷，《安季忠义录十六卷，《南宋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王遗事》一卷，《河源考》二卷，《河渠》十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石经文考》二，《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二十二卷，《周正汇考》八卷，《代宰辅汇考》八卷，《石园诗》二十卷，而《明史稿》和《读礼通考》则另成书。

译汪绂

汪绂，又名烜，字灿人，号叫双池。是安徽婺源人。

刚能说话时，母亲江氏口头传授《四子书》和《五经》，八岁时全部背诵下来。从此读书禀承母亲教诲，不曾拜师学习。

母亲去世后，听说父亲滞留在金陵，哭着前往，劝父亲回家。父亲说：“我没有家，回哪里去！”呵斥他回去。安葬母亲后，无法维持生计，在景德镇做画碗的佣工，一边做工一边读书。不久在枫岭浦城教书。听说父亲去世，悲痛得几乎昏死过去，扶着灵柩回家。

二十岁以后，著书十余万字，广泛涉及百家九流，三十岁后全部烧毁。从此凡是有所著述，都凝神静坐，挥笔直书，广泛穷尽两汉六朝诸儒的疏义，追根溯源，而最终都以五子之学为归宿。六经都有成书，下及乐律、天文、地理、陈法、术数，无不研究透彻，卓然可以传世。所著《易经诠义》十五卷，《尚书诠仪》十二卷，《诗经诠义》十五卷，《春秋集注》十六卷，《礼记章句》十卷，《或间》四卷，《参读礼志疑》二卷《孝经章句》一卷，《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读因符经》一卷，《读参同契》一卷《读近思录》一卷，《读读书录》一卷，《先儒晤语》二卷，《山海经存九卷，《理学逢原》十二卷，《诗韵》六卷，《物诠》八卷，《芾》四卷，《读困知记》一卷，《问学录》一卷；《琴谱》一卷《医林辑略探源》九卷，《戍谈兵》若干卷，《六壬数论》若千卷，《大风集》四卷，文集、诗集各六卷。

先生著书广博，而用功专一，不求人知，而功夫更加严谨。大概他的学问体察精密，贯通内外，毫厘必析，由不欺达到至诚，偶尔设一个比喻，能使盲人察觉、愚人明白。先生去世后，门人余元遴刊印他的书，并呈送给督学朱筠，以响应求名的诏令，随即檄令府县建立主祔祀于紫阳书院。

汪莱

汪莱，字孝婴，号衡斋，是安徽歙县人。

他的学问实在自得，不由老师传授。弱冠之后，在吴篈门外读书数年，苦心冥思，尽得中西之秘，也未曾与吴中人士交往。嘉庆丁卯年，考中优贡生，赴京师参加朝考，大学士禄康推荐他修撰国史天文志，议叙以教官任用，选拔为石埭县学训导。癸酉年，在任上去世，年仅四十六岁。

天资聪敏绝伦，深通经学，十三经注疏常常背诵如流水，而且能心通其义。有人质疑问难，随事阐明，略无滞碍。既嗜好畴人术，而性能攻坚，极繁杂幽秘，他人翻覆再三，未能理清头绪，孝婴目一二过，辄默识静，已洞悉其本原，而贯通其条目是非间隙毫发莫遁。人所言，不复言所言，告人所未言与人所不能言，故其著述虽仅传《衡斋算学七卷，而简奥似周秦古书。

八线之制，终于三分取益，用实归除法求之，乃以一表之真数仅得十之二，因俗得五分之一通与五分之三通交错为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而弦切之数益密。梅氏环中尺有以量代算之术，惟求平仪外周之两角，而缩于内周之角未详；则以为易更立新法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法始全。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堆积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复为推而补之，自三乘四乘以上的尖堆，皆可由根知积，因即物递兼之法以补古九章所未备。”凡此引伸触类，莫不探索隐，条疏层解。所尤独得的，为纠正梅文穆公勾股知积之术并与李尚之论天元一元正负开方的可知不可知。然卒因此及尚之龁。实则尚之究乎既商之后孝婴审于未商之先，言若趋，义实互证也。

汪龙

汪龙，字叔辰，是安徽歙县人。

乾隆丙午年举人，拣选知县。曾读《诗·生民》《玄鸟》二篇，怀疑郑笺“迹乳卵生”之说，不如毛传谓“姜嫄简狄从帝喾祀郊”之为正，遂博稽传笺问异用力于是经者数十年，成《毛诗异》四卷，《毛诗申成》十卷。郑氏集汉儒之大成，笺《诗且在注《礼》之后，学益深邃有未易议者，故虽意主述毛而立论必持其平；一字之异不惮详考以反覆证明之。又本《诗谱》多讹脱，复据各校补，录附《异义》之后。并许氏《说文》，所著书数自手写点画悉宗六书，无一笔苟。

年逾七十，始交段玉裁，得其所注《说文》取以补正

译《异义》中的若干条内容，重新抄录并审定成定本。段玉裁也大量采纳其中的说法，收入《说文解字注》中。

译为人安于贫困，乐于道义，闭门不出，不参与外面的事务。当权者钦佩他的学问，大多亲自登门拜访。他只曾应邀担任郡城古紫阳书院的主讲，以及参与编纂一部地方志而已。去世时享年八十二岁。

○汪士铎

汪士铎（1802—1889），字振庵，别字梅村江苏江宁人。

道光庚子年考中举人。治学根基在于经学训诂，认为圣贤的大道，有本体有功用，本体原本贯通一致，功用则千变万化。虽然身处穷困，对他人很少有微小的益处，但不可不阅读经世致用的书籍，储备以待将来之用。他师从绩溪的胡培翚、荆溪的任泰。与杨大堉同样精通《周礼》《仪礼》《礼记》三礼，当时号称“汪杨”。他曾依据《注疏通典》以及宋代杨氏、元代敖氏、清代程瑶田、张惠言等诸家的学说，撰写了《礼服记》三篇。又选取后汉的各种书籍，编成《仪礼郑注今制疏证》，胡培翚极力称赞他。并说：做学问的人必须先有一本得力之书，然后才能推演类比以概括其余。

先生潜心研究地理，对《水经注》尤其用力。他说：除了戴震、赵一清两家之外，搜集补充、梳理排比，用当今的地名加以解释，而对于山川险要、陂塘水利特别详尽。《水经》原本有很多散佚的文字，赵一清补充了漯水、滏水等十三条河流，以凑足一百三十七条之数。先生说：“漯水原本附见，河水、丰水见于渭水的注文中，《禹贡》雍州两次提到渭汭，就像说洛汭一样，《水经》叙述在渭水末尾，那么汭水也不应当补充。滁水是小河，不适宜单独成篇。只有洛水、泾水、滹沱水、滏水、洺水、弱水、黑水、派水、滋水，各自适宜成篇，加上赵氏的漯水，总共只有十九条，这说明《水经》终究不能完整。”于是仿照戴震关于渭水、南海陈氏关于温水的体例，订正了穀水、江水、若水、沫水、延江水（应为延江水，原文似有误，依文意推测）、存水、温水、叶输水、夷水、沅水、资水、湘水十二篇，期望补充未曾完备之处。《水经注图》，大概是为本志而作，是阅读唐代以前古书所不可缺少的。

咸丰三年，粤寇攻陷金陵，他仅以身免。向南渡过五岭到达绩溪，在山间居住了五年，空谷中弦歌不绝，讲诵之声不断。座主胡文忠公将他迎入湖北，当时正有裁减军队的议论，他上书推论得失，胡文忠公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金陵平定后，他回来修缮金沙井的老屋居住。闭门谢客，在典籍中怡情养性。曹文正公认为：“他芳洁的志向想要师法陶靖节，深沉静默略近于蜀地的严君平。”这就是对他推崇备至的原因。光绪年间，学政黄体芳向朝廷推荐他，授予国子监助教衔。去世时享年八十六岁。

著述有：《水经注图》二卷，附有《汉末释地略》、《汉志疑》各一卷，《南北史补志》十四卷，文集《梅村文》十三卷，诗集十五卷，词集五卷，笔记六卷。另外编修《江宁府志》十五卷，《上江两县续志》二十九卷，都已刊行。

○汪廷珍

汪廷珍，字玉粲，号瑟庵江苏山阳人。

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刻苦力学，志趣高洁简朴，不从事声气交往和拉拢结纳，人们大多把他看作迂腐怪异之人。任大椿侍御在淮上主讲，一见之下嗟叹不已，将他期许为国士。乾隆己酉年，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授职编修。嘉庆初年，升任侍讲，转任祭酒。当权者厌恶他不依附自己，多方阻挠压制，他反而更加自我激励，毫不挫败。历任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礼部尚书。道光癸未年，临雍礼成，诏令加封太子太保。乙酉年，授职协办大学士，次年，在任上去世，追赠太子太师，赐祭葬如例，谥号文端。他对书籍无所不读，尤其深通经学。十三经的义疏都能背诵。平时讲学，对汉学和宋学不偏袒任何一方，以义理作为折衷标准。其他如民情政治的大端，下至地理名物、算数方技，无不深入探究。当时，阮文达正以通经博学享有盛誉，曾劝他著书。他回答说：“六经的深奥之处，以前的儒者都已经在我之前说过了，岂敢再用这些话来混淆视听呢！只是读书用来分析义理，关键在于内心有所主张罢了。”先后立朝三十多年，风骨节操刚正不阿，不急躁不谄媚；而文章品德，自视高于天下，海内推举他为正人。他又虚心接纳他人，优抚寒门士子，也与阮公不相上下。

○汪喜孙

汪喜孙，字孟慈，后来改名为喜荀。汪中之子。

父亲在南殁于杭州，当时他年仅九岁。长大后，能够阅读父亲的书，沉迷于学问。

嘉庆丁卯年考中乡试举人。援例担任内阁中书，开户部员外郎。与管理部务的大学士英和意见相合，上奏免除河工征收百姓积欠的八十二万两银子。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道光癸巳年进入京城，奉命前往东河学习，河督栗毓美非常倚重他，上奏保荐任用为知府，赏加道员衔。乙巳年，补任河南怀庆府知府。刚到任时，每天坐在公堂上，审结积压案件一百多起。闲暇时就在郊野巡视，询问百姓疾苦。修缮敷文书院，考核士子首先以经史为主，文风号称兴盛。疏浚济河，使其恢复故道。引沁水流至王曲村，灌溉田地数百顷，百姓称他为：“新开汪公河”。恰逢大旱，他步行前往白龙潭取水回来，大雨立刻倾盆而下。也因积劳成疾而去世。

所学由

译通过声音来通晓训诂，由训诂来通晓名物，由名物来通晓周、秦时期的大义，周详地见于古书，而关键在于以经学阐明道理、修养品行，以通晓经义并加以应用为归宿。看他所著的《上张石洲书》，尤其能够融会汉学与宋学，极力破除门户之见，与那些独自怀抱遗经、固执己见的人大不相同了。著有《国朝名臣言行录》《经师言行录》《尚友记》《从政录》《孤儿编》《且住庵诗文稿》若干卷。

译汪远孙

汪远孙（1794—1836），字久也，号小米，是浙江钱塘人。

他十岁时跟随祖父学习，通晓儒家经典的大义。嘉庆丙子年考中举人，两次赴京参加会试，按惯例担任内阁中书。戊寅年，他在京城等待吏部铨选，遭遇父亲去世，听到讣告后，急忙赶回故乡。既然遭受了巨大的变故，便断绝了追求仕途的念头，一心致力于著书立说。祖先藏书的地方叫“振绮堂”，书架上向来有很多善本，他便沉浸其中，务求做有根基的学问。每天阅读十三经的注疏，将心得随时记录在札记中。又嫌《饱经堂释文》多有错误和缺失，想要加以补正，虽然功业未能完成，但他推崇的学术宗旨已可大致看出。《春秋外传国语》自韦昭之外，古注大多散佚，于是辑录贾逵等三家的佚注三卷，又作《发正》二十一卷、《考异》四篇，来辅助说明。在著述之余，与同乡的老成贤达结成“东轩吟社”，悠闲自在地吟诗唱和；时常登山临水，寄托其旷达飘逸的情怀，于是自号“借闲漫士”。浙江地区的方志，推崇咸淳《临安志》最为古老，他重新雕刻以广泛流传。其他如厉樊榭的《辽史拾遗》、《东城杂记》，梁楚素的《左通补释》等，都依次刊印出版。至于他亡友的诗文，代为校勘刊刻的，更是难以悉数。他生平重视信义，遇事明断果决，贫苦的人感激他的施舍，富裕的人也依靠他来判定是非对错。去世时年仅四十三岁。他的著作还有《诗考补遗》、《汉书地理志校勘记》若干卷、《借闲生诗词》四卷。

他的妻子梁瑞、汤漱玉，都通晓诗书礼仪。梁瑞字无非，著有《列女传校注》八卷。汤漱玉著有《玉台画史》五卷。

汪中

汪中（1745—1794），字容甫，是江苏江都人。

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依靠母亲教导读书。稍长后，在书肆中游历，得以借阅经史百家著作，过目成诵，于是成为博学之人。二十岁时，学政李因培考试射雁赋，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学校。然而当时人们尚不知晓他。恰逢仪征火灾烧毁盐船，淹死烧死的人有一千多，于是撰写《哀盐船文》，杭州编修杭大宗对他的作品感到惊奇，广泛地宣扬赞誉。又得到郑赞善炳世、沈按察椒园、钱侍中晓征等人的赏识，名声更加显扬。乾隆丁酉年，侍郎谢墉，督理江苏学政，选拔他为拔贡，曾说：“我比容甫地位高，是因为爵位；如果论学问，我应当北面侍奉他！”他受到的礼遇如此厚重。然而他困于贫困，每次游历四方，都是为了谋求食物以奉养母亲。先后担任安徽学政朱竹君以及太平知府沈业富、宁绍台道冯延承的幕僚，所到之处都被尊为上宾。适逢游历武昌，拜见尚书毕秋帆，为他撰写《黄鹤楼铭》；歙县程瑶田将其刻石，嘉定钱坫书写篆书匾额，当时的人视为三绝。只是他性格孤高，不合群。后来更加困顿憔悴，无所依托，于是作《吊黄祖文》，模仿刘孝标的自序来抒发情怀、自我感伤，从此闭门不再外出。丙午年，朱文正公以侍郎身份主持江南考试，想让他成为选拔的首名，不知道他实际上并未参加考试。他深深感激知遇之恩，于是上书请求行弟子之礼，不久前往钱塘拜见，朱公对他说：“我的祖先籍贯在萧山，本是会稽之地，现在正好奉命出使这里，曾经看过朱育回答濮阳兴的话，赞赏其广博洽通，你咨询历史旧事，多知晓前人的言行，也可以用广陵的事情告诉我吗？”先生当即写成《广陵对》一篇，共三千字，文正公赞叹道：“你为广陵张目太好了！辞藻丰富而事实确凿，可以说是有根据的！”晚年，巡盐御史全德听说他的名声，让他负责司文汇阁所需的四库书籍。甲寅年，因检校前往杭州，死在西湖葛岭的僧舍中，享年五十一岁。

先生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曾经借贷来供养母亲，侍奉疾病日夜不眠，勤劳而没有疲倦的神色。并且他笃重师友的情谊，即使一顿饭的恩情也终身不忘，披荆斩棘拜祭坟墓，抚恤衰微的门第，往往超过生前。只是他性格刚直，不谈论佛老、阴阳、神怪之说，又不喜欢宋儒的性命之学。除了朱子之外，有人提起其他宋儒的名字，他必定痛加诋毁。对于当时的流俗之人，他不轻易认可，那些在世上享有盛名的人，他更加肆意讥讽弹劾。有人劝诫他，他就说：“我所骂的，都不是不通古今的人，只是担心杂草扰乱禾苗罢了。”然而当世的通儒、雅才如钱晓征、程易畴、王怀祖、孔仲子、刘端临等先生，有的以师礼对待他，有的以友礼对待他，终身称颂他而不衰。

先生做学问非常广博，经传诸史，旁及医药种树之书，没有不观览的。又推究六经的宗旨，以符合世用。凡是古今制度的沿革，民生的利弊，都广泛询问并切实探究。他研究《尚书》，撰写《尚书考异》。研究《礼》，追溯源头到荀卿、贾谊，提纲挈领，条分缕析，得其会通。在丧服方面用力最深，可惜未能成书。撰写《仪礼经注正讹》、《大戴礼记补注》。研究小学，撰写《尔雅朴注》，又撰写《小学说文求端》，辅助《苍雅》，深入探究声音训诂的源头。研究《春秋》，撰写《春秋述义》，见识议论超卓，评论者认为唐代以下所没有的。

清初，二顾的舆地之学，历经二百年，江东没有人能继承。先生对于诸史……

译地理山川的险要之处，他讲解描绘得清清楚楚，口才如同瀑布倾泻般滔滔不绝。论述关内、东吴、江北、淮南等地的地理形势，著有《秦蚕食六国表》、《金陵地图考、《广陵通典》。广泛考证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在文字训诂、名物象数方面完备精通，自成一家之言，写成《述学》。依据经典进行考证，实事求是，写成《知新记》。又撰写了《春秋后传》《国语正讹》《旧学畜疑》《强识录》，收藏在家中。如今流传的只有《广陵通典》十卷、《经义知新的记》一卷、《旧学畜疑》一卷。而《述学》一书，原稿尚未完成，后来将撰写的文章分为内、外两篇共六卷刊行，然而其中除了世人所称道的《哀盐船文》《黄鹤楼铭》《广陵对》之外，解释经义尤其有独到的见解。他不满古人怀疑《周官》《左传》，于是撰写《周官征文》及《左氏春秋释疑》。这些著作大多依据经典传注，针砭时俗之学。他所写的文章，大多对经学有益，有助于维护世道人心。

译○王昶

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字兰泉，也字琴德，江苏青浦人。

年少时聪慧出众，学识广博，擅长写文章。身材高大魁梧。十八岁时，参加学政主持的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府学。二十二岁时，侍奉生病的父亲，守丧期间尽到了礼节。丧期结束，家境更加贫困，作《固穷赋》来表明心志。游历吴地时，蒋恭裴、杨绳武看到先生的诗文，说：“他是宋濂之后第一人！”在紫阳书院学习时，时常跟随惠定宇求学，于是潜心研究经学，讲求音韵训诂之学。当时沈尚书归愚担任院长，选录兰泉以及王凤喈、吴企晋、钱晓征、吴升之、曹来殷、黄芳亭七人的诗，称为“吴中七子”。这些诗流传到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后心悦诚服，搭乘商船写信给沈尚书，又给每人各寄去一首思念的诗，一时被传为文坛盛事。

王昶在乾隆癸酉年考中举人。甲戌年考中进士。回到选官班底。二十二年，皇帝南巡，召试成绩为第一等第一名，赐任内阁中书，协办侍读，在军机房值班，接连升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三十三岁，因议论两淮盐运提引之事不够机密，被罢免职务。当时缅甸局势未定，云贵总督阿文成公请求王昶协助军事，于是王昶到达腾越，出铜壁关，在江中击溃贼寇，取得胜利，缅甸酋长请求投降。阿公让王昶起草檄文允许其投降，班师回永昌。缅甸使者久未到达，又跟随阿公前往腾越。三十六年，温公福接替阿公，移师四川，办理金川事务，奉旨授予吏部主事。跟随温公西路军进讨，温公让王昶作檄文斥责僧格桑的罪行，三路进攻，攻克小金川。阿公上奏说王昶没有兄弟，母亲年过七十，明白大义，勉励他尽心军事，如今从军五年了，奉旨升任员外郎。三十八年，到达当噶山，官军即将溃败，警报不断，诏旨接连到来，王昶带病驱马在悬崖边奔驰，日行数百里，夜间处理章奏文书，在炮火矢石之中，没有差错也没有畏惧。小金川平定后，补任员外郎，提拔为郎中。又参与讨伐大金川。四十一年，三路兵马合攻更加紧急，索诺木等人率众投降，王昶起草露布宣告捷报。王昶在军中前后九年，每次有所功劳，就评定议叙，共加军功十三级，纪录八次。凯旋那天，穿着军服行礼，在紫光阁赐宴，赏赐优厚。奉旨升任鸿胪寺卿，赏戴花翎，在军机房行走。秋天，提拔为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提拔为大理寺卿。四十四年，请求回乡，改葬父亲和嫡母。冬天，授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授任江西按察使，六十多天判决案件一百多起。秋天，为生母守丧。丧期结束，补任直隶按察使，调任陕西按察使。严厉缉捕盗匪。回部逆贼田五倡乱，奉命在长武备兵，王昶严守防备，百姓因此不恐惧；大军过境，供应迅速且没有差错。五十一年，授任云南布政使。云南铜政繁杂，王昶尽数发掘古籍，著成《铜政全书》，展示补救调剂的方法。五十三年，调任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提拔为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请求回乡修缮祖坟。冬天，回京，因病请求退休，皇上体察他年老，允许了。谕示说岁末寒冷，等春天回暖再回去。第二年回乡，将厅堂命名为“春融堂”。嘉庆元年，因授受大典到京参加千叟宴。四年，纯皇帝驾崩，夏天到京拜谒梓宫，蒙召见，敕令进言，王昶密封奏章进呈，不留草稿。夏天，回青浦。分摊赔偿滇铜亏空，留下田宅充公，居住在庙宇廊屋，朋友旧交的赠遗，全部用来刻书。五年，七十七岁，重游泮宫。十一年，八十三岁，病重，口授谢恩表，自己定下丧礼，嘱托阮元撰写神道碑文。六月初七日，鸡刚叫。王昶说：“时候到了！”于是去世。

王昶扈从皇帝巡幸山东、江苏、浙江时，古代帝王圣贤名臣的陵墓祠庙曾分别派遣致祭。己卯、庚辰、壬午年顺天乡试，辛巳、癸未年会试，五次担任同考官。壬子年，主持顺天乡试。都以经术选拔士子。出自门下的学生以及跟随受业的有二千多人。又曾主持娄东、敷文两所书院。钦定《通鉴辑览》、《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续三通》等书奉敕参与纂修。又奉敕删定三藏圣教经咒编译佛典，深于禅理的人也比不上他。前后奉命审讯奏报高邮州假印重征、江陵县偷减堤工程等七起案件。公正研究，分别虚实。高邮州案，巡抚、府、州一并拟罪。堤工案，因知府草率捏造掩饰，弹劾罢免其职务。

王昶从弱冠之时，就嗜好金石之学，等到宦游所到之处，无不访求。从三代到辽金，积累一千五百通碑刻，并加以甄别记录。著成《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凡是文字漫漶见于他书的，就作旁注以记录其全文。篆隶及见古文别体的，摹写其点画，加以训诂。即使是题额阴两侧，也必定详细记载碑制的长短宽博，取建初虑傂尺度量其分寸，并记录其行字之数。诸家题跋见于金石

译这些内容全都记录在典籍中。关于金石的研究，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集大成了！其中由门人钱侗等人考证的内容占多数。

译公在京师时，与朱笥河共同主持诗坛，有“南王北朱”的称誉。凡是举办诗文宴会的场合，他都提倡风雅；后辈才学之士，拿着作品向他请教，车马交错往来，门外鞋履塞满。士人凭借他的品评而成名并显达的非常多。归隐田园后，他往来于吴门，宾客随从更加兴盛，与王西沚、钱竹汀在白公堤下停船相聚，朋友众多杂乱，诗酒飞扬，旁观者视他们如同神仙。

公天资过人，对于学问无所不涉猎，尤其精通《易经》。诗歌推崇杜甫、李商隐，并参酌韩愈、柳宗元的风格。古文则用韩愈、柳宗文的笔法，阐发服虔、郑玄的深意。著作非常丰富，除了《金石萃编》之外，有《春融堂诗文集》六十八卷、《明词综》十二卷、《国朝词综》四十八卷、《湖海诗传》四十六卷、《续修西湖志》、《青浦志》、《太倉志》、《陕西旧案成编》、《云南铜政全书》，都刊行于世。那些没有刊行的，则有《滇行目录》三卷、《征缅纪闻》三卷、《蜀徼纪闻》四卷、《属车杂志》二卷、《豫章行程记》一卷、《商雒行程记》一卷、《重游滇诏纪程》一卷、《雪鸿再录》二卷、《使楚丛谈》一卷、《台怀随笔》一卷、《青浦诗传》三十六卷、《天下书院志》十卷。那些没有完成的，则有《群经揭橥》、《五代史注》。（《揭橥》取《周礼》中“积金”注“现在书籍有所标识，称为揭橥”的意思。大概是以汉学作为标识，而专门攻讦诋毁汉学的人。）这些都收藏在家中。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为晚年隐居于湘西的石船山，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19-169年），享年七十四岁。

他出生在比较偏僻的湖南，除了武昌、南昌、肇庆三个地方曾短期旅居外，未曾到过别的都会。当时的名士，除了刘继庄（献廷）外，没有一个与他相识。张献忠在湖南时，他因为不肯顺从，几乎丢了性命。清军攻下湖南，他在衡山举义反抗。失败后逃往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很敬重他，特别向永历帝推荐，授予行人司行人的官职。当时永历帝驻跸肇庆，王化澄把持朝政，法纪大坏，只有给谏金堡等五人心怀振作刷新之志，不被群小所容，被下狱，即将杀害。船山奔走告知少傅严起恒，极力营救他们。王化澄于是弹劾严起恒，船山也三次上疏弹劾王化澄，王化澄恨之入骨：发誓要杀他，有一位投降的将领救了他，才免于死难返回桂林，依附瞿式耜。因母亲生病回到衡阳。后来瞿式耜在桂林殉节，严起恒也在南宁遇害。船山知道事情不可为，于是不再出仕。

当时清廷严令剃发，不从者死。他发誓抵抗，辗转迁徙于苗瑶的山洞中，尝尽艰辛，“贫穷得没有书籍纸笔，大多向故旧门生借用，书写完成后，就交给他们”（潘宗洛《船山先生传》）。他一生著作极多，然而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

王夫之的六世孙承佺在道光初年就开始搜集其著作；七世孙世全从道光二十年（1840）起在湘潭刻版印刷，至道光二十二年陆续刊成《湘潭王氏守经书屋船山遗书》十八种。不久，刻版毁于太平天国。道光年间邓显鹤也搜集王夫之的著作，编成一份书目。同治初年，曾国荃在南京重刻成五十八种，后来又有浏阳刘氏补刻本，长沙等地书坊散刻本。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以曾国荃刻本为基础，又汇集各本及手稿，综合排印成《船船遗书》本，共收录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此外未刻及已佚的还不少。其中解说经书的作品，关于《易经》的有五种（《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外传》）；关于《书经》的有三种（《尚书稗疏》、《尚书考异》，《尚书引义》）；关于《诗经》的有三种（《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广传》）；关于《礼记》的有一种（《礼记幸句》）；关于《春秋的有四种（《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传博论》）；关于《四书》的有五种（《四书训义》、《四书裨疏》、《四书考异》、《读四大全说》、《四书详解》）；关于“小学”的有一种（《说文广义》）。其解说诸子之书，则有《老子衍》、《庄子通》、《吕览释》，《淮南子注》。其解说宋儒之书，则有《张子正蒙注》，《近思录释》。其史评之作，则有《读通鉴论》、《宋论。

译他的史学著作，有《永历实录》。他的杂著，有《思问录内外篇》、《俟解》《噩梦》《黄书》《识小录》《龙源夜话》等。此外，诗文集、词作、诗话以及诗选、文选等又有若干种。其中最为特别的，是《相宗络索》和《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这两种。研究法相宗的著述，自晚唐以来千余年，这是仅见的了。

译邓湘皋在叙述了王船山的生平事迹后，接着发表议论说：“先生出生在朝代更替之际，私下考虑到祖先世代都是明朝的臣子，与国家共存亡，甲申之变后在岭南一带艰难跋涉，饱尝艰险阻难。既然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于是退隐著书，藏匿在祁阳、永州、涟水、邵阳的山中，流离失所，困苦不堪，一年之内多次迁徙居所……对故国的哀痛，生死都不曾忘记。……当时，海内的儒学大师，北方有容城的孙奇逢，西方有盩厔的李塨，东南则有昆山的顾炎武、余姚的黄宗羲。先生刻苦的程度类似李塨，坚贞隐晦超过孙奇逢，见闻广博，学识渊博，志节光明磊落，不愧于顾、黄两位先生。顾各位君子……虽然面对隐逸的举荐、博学鸿词的征召，都以死拒绝，但公卿们交口称赞，天子为之动容，他们的志向容易明白，著作也容易流传。先生藏身于瑶族聚居的深山，断绝与世人的踪迹，坐卧荆棘，食苦如荼，名声和身影不出山林。门生故旧中，又没有一个人有力量为他推举引荐。去世后遗著散失。后辈年轻人，甚至不能说出他的姓名，真是可悲啊。”读这段话可以想见船山先生的为人了。

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生的代表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用今天的术语来讲，亭林的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的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

西方哲学家，此前只是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如果不辨别知识的来源，那么本体论就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逻辑学成为哲学的主要部分。船山哲学正是从这个方向出发的。他有《知性论》一篇，提出了这个问题，说道：

谈论人性的人都说我知道人性。反驳他说人性并非如此，他还将说人性为什么不是如此。所以必须正告他说：你所谈论的人性，不是真正的人性。现在我不问人性如何，且问你如何知道。知道实质而不知道名称，知道名称而不知道实质，都是不知道。……亲眼看见并遇到它，有它形成的形象，却不能给它命名，像这样，对于本体并非茫然无知，但在应用上却不够，无法命名它，就无法应用它。曾经听说并记住它，认为有名称就一定有实质，但最终不能得到其实质，像这样，执着于名称来发起作用，而对本体茫然无知，虽然有用，却是异于本体的作用，不是它本来的作用。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知道实质而不知道名称，如果不寻求名称，那么应用终将困乏。通过询问来审察它，通过学习来证实它，通过思考来反求它，那么实质实在，最终能得到名称，本体确定，最终能伸展其作用。……知道名称而不知道实质，以为已经知道了，那么始终在名称上徘徊，恍惚地揣测它的影子，这样询问反而更加疑惑，学习反而更加偏颇，思考反而更加狂妄迷惑，把名称加在迥异的本体上，枝蔓的言辞日益兴起，更加背离根本。……那些谈论人性的人，都有可以执持的名称，有可见的作用，但最终不知道什么才是人性。大概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知”，却把知道名称当作“知”？……所以可以直接反驳他说：他所称的人性不是人性，他自称的知不是知。……（《姜斋文集》卷一）

那么他对“知”的问题是如何解答的呢？他排斥“唯觉主义”。他说：

见闻可以在已知之后用来验证知识，但知识并不因为见闻而发动。（《正蒙注》卷四上）

耳朵与声音相合，眼睛与颜色相合，都是心灵开合的窗户。相合，所以能相知；但那所以能相合的原因，难道是耳目声色的力量吗！所以车上的柴草从面前经过，众人的言论杂乱到来，如果不是心意所关注的，那么看见了如同没看见，听见了如同没听见，这显然不是耳目接受就能立即相合的。（同上）

前文所录《知性》篇说“知名不知实”的弊端，其意思是说向来学者所争论的只在名词上，然而名词的来源，实在不过是见闻上的一种习气。他说：

受见闻的感触，触及事物就思考意义，不能称之为知能。……见闻是习气，习气所导致的知识是有限的。（同上）

又说：

见闻所得到的是形象。……知道形象的是本心，不是识心是形象。把形象存于心并依据它作为知识，那么这知识只是形象而已；形象同化了心，而心只有形象，不能说这是本心的知识，这是明显的。（同上）

“象化其心”怎么解释呢？他说：

他所认为可信于自己的，或者是因为习气，或者是因为固守某位先生的言论，逐渐浸染并据为己有，从而丧失了本心。（《俟解》）

他根据这种理论，断言“缘见闻而生之知非真知”（同上）。认为因此产生两种弊病：其一，“流俗中顺从欲望的人用见闻限制他们的所知”；其二，则是佛教徒依据见闻的穷尽而认为没有（本体）。他因此排斥虚无主义，说道：

眼睛所看不见的，并非没有颜色；耳朵所听不到的，并非没有声音；言语所不通达的，并非没有意义，所以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道有不知道的存在，那么既然知道有它存在了，这就是知。……（《思

译《问录·内篇》）

他又从逻辑论证的角度对虚无主义提出诘难，说道：

译说“无”的人，是被说“有”的人所激怒，从而加以破除，他们针对说“有”的人所认定的“有”，而主张这种“有”是“无”。那么，天下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无”呢？……说话的人必定有所确立，然后他的学说才能成立。现在假如让说话的人在面前确立一个“无”，广泛地寻求它，从上下四方、古今存亡中去探求，却永远无法穷尽。（同上）

他于是建立他的实有主义，说道：

“无”不能作为本体。人有确立人的本体，百姓日常使用它却不知道，虽然它没有形迹，但并非没有实质。如果它是无，那么生理以什么作为本体而得以存在呢？……（《正蒙注》卷三下）

他所认定的实体是什么？就是人的心。他说：

过去，是我的记忆；未来，是我的思虑；现在，是我的思考。天地古今因此而成，天下生生不息的事物因此而生。（《思问录·内篇》）

他的本体论重要根据，大概就在这里。我们再看他的知识论和本体论是如何结合的。他所谓的“真知”，是“确实存在而自我领悟，就像在黑暗中自己指着口鼻，不需要镜子也能完全清楚”（《正蒙注》卷四上）这样的知；他称之为“德性之知”。但他并不认为知仅限于此。他说：

依据道理来体察事物之所以然，这是以天（超经验的）而知；事物到来时，用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去验证它，这是以人（经验的）而知。将学识之知与德性所领悟的贯通，使体用同源，那么这种明察就是由真诚而自然明达的。（《正蒙注》卷三下）

又说：

谁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地方，而一定要凭借这个（已知的东西）去推求它（即《大学》中“致知”的“致”），不迫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而去索求它。（《思问录·内篇》）

又说：

内在的是心的精神，外在的是物的法则形象。法则形象没有精神就不能确立，精神没有法则形象就不能显现。多听并选择，多见并识别，是用来启发心思并使其归于统一，而不仅仅是依赖存养精神而搁置格物穷理的学问。（《正蒙注》卷四上）

想要了解船山哲学的全系统，非把他的著作全部仔细梳理后，不能看出来。船山哲学的要点大致如下：

一、他认定“生理体”是实有的。

二、认定宇宙本体和生理体是合一的。

三、这个实体就是人人能思虑的心。

四、这种实体论，建立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它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存在。

五、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并进。

可以说他是为宋明哲学开辟了一条新路。因为对于知识本质、知识来源的审查，宋明人是未曾注意到的。船山的知识论对不对，属于另一个问题。他这种研究哲学的方法，不能不说比前人更加坚实许多了。他著作中有关于法相宗的书有两种，或许他的思想受法相宗一点影响，也未可知。

顾亭林极端排斥哲理谈论——最不喜欢讲“性与天道”。船山则不然。他一方面极力提倡实行，一方面常常要研求最高原理。为什么如此呢？船山大概认为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他说：

人的出生，君子达到极致成为圣人，小人达到极致成为禽兽。如果不知道生存的道理，不知道死亡的道理，那么行善作恶，都不是本性中固有的，也不是职责中应当做的。下等的人为何不抛弃常理，以满足其苟且私利的欲望。那些稍有羞耻之心而厌恶这种状态的人，则视自己为寄生于天地之间，去来没有准则，恶行如同赘疣，善行也如同弁髦（弃物）。生存没有依据，名声和善行都像水泡一样虚幻，以求不同于追逐欲望而不返的顽固鄙陋之人。然而终究不能终日如此，那么又必然放纵猖狂，成为无拘无束的邪说，最终归于肆无忌惮。除非探究我们的开始与终结，神的转化、鬼的归宿，效法天下的正道而不容不畏惧以始终如一，怎么能解除疑惑而使人们信服于学问？……（《张子正蒙注·自序》）

船山的意思认为，要解决人生问题，须先讲明人之所以生的道理。如果把这个問題含糊地躲过不讲，那么，人类生活向上便无根据，无从鞭策起来。否则被不正当的说法所误导，致使人生越发陷于不安定。船山之所以不废弃哲理谈论，意图大概就在这里。

船山虽然喜欢谈论哲理，然而对于纯主观的玄谈，则大力反对。他说：

经书说“事有终始，知道先后，就接近道了”；依次推究其先，就说“在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我曾经论述过。什么叫德？践行而获得叫做德。什么叫善？处理得当叫做善。不践行怎么获得？不处理怎么得当？那么君子所谓的知，就是我心中喜怒哀乐的节制，万物是非得失的苗头，在心中真诚明达而不昏昧罢了。……现在假如隔绝外物才开始安静，舍弃天下的恶而不取天下的善，堕落其志向，平息其意念，疏远其自身，于是空虚恍惚，晃晃荡荡，好像有一个

译清澈明净的境界，……庄周、佛陀所说的“知”，也就到此为止了。然而向自身寻求，自身没有相应的实体；向天下寻求，天下也没有相应的实体。行动却得不到，安处却不适宜，这是必然的结果。于是有人说：“我不去行动，怎么会得不到？不去安处，怎么会不适宜？”然而形势不允许自己停止，而压抑自己却必然要与外物接触，那么就会放纵自恣，没有不跌倒而发狂的。……有儒家中的驳杂者兴起，立志于圣人的大道，却畏惧至善难以达到，……于是采用《大学》的教导，快速趋附佛道两家的途径，用他们恍惚空明的见解，命名为：这就是明德，这就是知，这就是致良知而明明德。体用合一，知行合一，善恶混杂，稍微有所觉察，就颓然顺从，这样德就能在天下显明了。于是罗列朱熹的过错，把穷究事理、推究事物当作他的大罪。天下那些畏惧困难、苟且偷安，希望不劳而获、无所忌惮而轻易达到圣贤境界的人，纷纷起来跟从他们。……《大学衍补传》

译船山反对王学的根本理由大概如此，他想另创新哲学的理由也在于此。有志研究的人，请以他所著的《正蒙注》、《思问录·内篇》作为核心，再广泛阅读他的其他著作，或许就能对他的哲学整体体系有一个了解。

自从《船山遗书》刻印出版之后，社会上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部》。这两部书自然不是船山第一流的著作，但在史评类书籍中，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他有自己一贯的精神，借历史事件来发表。他有自己独到的眼光，立论往往与世俗迥异。所以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既有主义又有组织的书。如果把它们与吕东莱的《东莱博议》（吕祖谦，南宋人，号东莱。《东莱博议》是他研读《左传》所作的史论，全称为《东莱左氏博议》）、张天如（张溥，明末复社领袖，字天如。《历代史论》是他研读历代正史所写的人事评论，共两编）的《历代史论》等量齐观，那就错了。“攘夷排满”是其中的一种主义。如今事过境迁，这类观点反倒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船山本来不属于考证学派，但他的经学解说中，考核精详的也不少。邓湘皋说：“当代的经学大师，在先生之后兴起的不下百十家，所说的都有根据。然而各家所著的，有些依据新义，往往也是先生已经说过的，《四库总目》在《春秋裨疏》中曾提及此事。据我所见，此类情况不止一件，大概是因为他们没看到先生的书吧。”湘皋这话很对，越发可见船山学问规模的博大了。

船山的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道光、咸丰年间罗泽南（字罗山，号泽南）稍微得到了一点真传。后来谭嗣同（字壮飞）研究得很深。

○王闿运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湖南湘潭人。

幼年聪慧，三岁识字。十九岁补为诸生，已有文名。与李篁仙等人结成“兰林词社”，号称“湘五子”。治经通晓训诂章句，二十多岁就立志著述；撰写《仪礼演》十三篇。咸丰丁巳年，考中本省乡试。因贫困而到四方谋生。曾主持山东巡抚崇恩的幕府。己未年，礼部考试落第，大学士肃顺向来钦佩他的才华，聘请他在家中设馆，对待他如同师保，机要事务都向他咨询，左宗棠的冤狱因此得以解脱。

正值天下大乱，将帅多开设幕府招揽才俊，曾国藩尤其喜好士人，肃顺败亡后，王闿运便投奔曾国藩在祁门的军队。当时幕府中的布衣之士有的起家成为藩臬高官，空手而来，回去时携带巨资；先生却以客人自居，不接受官职。他劝说曾国藩摒弃繁文缛节，虚心接纳人才，重视法律以约束吏胥，严刑以惩治奸宄，多被采纳。等到曾国藩更加显贵，宾客僚属都登记名籍称弟子；先生仍自居为客，往来军中，每过旬月数日就回家。恰逢他到金陵节署拜见曾国藩，曾国藩没有回复，只派使者召他饮酒。先生笑着说：“相国以为我是来蹭饭的吗！”直接带着行李乘小舟离去，追赶道歉也来不及。原来曾国藩丧归后再出山，突然改变节操变得谦顺，虽然功成名就，勋业冠绝当代，但先生嘲笑他避事，曾国藩自己也感到不自信。他又曾劝说胡林翼（胡文忠公）占据湘鄂独立，慢慢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驱逐清朝建立夏朝，胡林翼推辞说不行。又劝说曾国藩说：“南洋各港口，土地都是我们开辟的，却被英、荷占据，并且借道窥探我们，如今士人还懂得兵法，敌方刚强不久，何不略取南洋以屏蔽闽粤。”曾国藩也推辞说不行。至此，他知道事情成败由命运决定，毁誉没有真假，于是退隐休息，不再有出仕用世的志向，只拿出所学来启发后辈。

丁宝桢（丁文诚公）礼重他，聘请他担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到达之日，召集学生并告诫说：“研究《易经》，必须先知道‘易’字包含多重意义，不应当凭空推演卦名。研究《尚书》，必须先断句读。研究《诗经》，必须先知道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行学官，流传后世。洗去这三种陋习，才可以谈论《礼》。《礼》明白了然后研究《春秋》。”又说：“解说经书以识字为贵，而不是以识《说文解字》中的字为贵。”又说：“文章不取法于古人就没有法度，文章完全模仿古人就没有意趣。”当时清朝晚期，蜀地学术晦涩闭塞，长久缺乏通儒，听到先生的话，才开始知道研读注疏、诸史、《文选》等。书院学生每天做笔记，每月有课业，闲暇时练习礼仪——如乡饮酒礼、投壶之类——三年后士风大变。后来廖平、戴光、胡从简等人请益，成为经学大师，都恪守家法，比起诂经精舍、学海堂所造就的人才，大概有过之而无不及。蜀地学术成就后，他回到长沙校经书院，随后移任衡州船山书院，但所培养的人才稍逊于蜀地了。

宣统年间，湖南巡抚岑春蓂将他所著各书奏报朝廷，奉旨赐予翰林院检讨晋升侍读。进入民国，被征召为国史馆馆长。刚起草凡例，就突然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先生对于学问，起初从《礼》开始，考证三代的制度，详细考察器物的用途，

译然后阐发《春秋》的深意，弘扬公羊学派，申述何休的学说。他看到乾嘉以来的学者研习注疏文章，都效法郑玄、孔颖达，只有解释，没有纪述，重视考证，忽略论辩，读者往往读上十行就靠着桌子睡着了，于是感慨地说：“文章，是圣人寄托思想的载体，是礼制依托的所在；史籍依靠它取信后世，人们依靠它作为语言表达。文辞不修饰则意思不能传达，意思不落于笔端则文学艺术就会荒废，世俗风气甚至将回归混沌。何况那些繁衍积累的知识，都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所得。‘字’称为‘文’，是说它像天上的星象，地上的鸟兽蹄印，必定是灿烂显明的。如今著述这样的文章，文道的传承几乎断绝了！”所以他写文章，全都以《诗》、《礼》、《春秋》为根本，而贯通庄子的旨趣；文风汪洋恣肆，曲折变化却通达事理，使听者有所领悟，启发他们的蒙昧并愉悦他们的心。末世人们争逐利益，就谈论利害人心，这种祸害比杀戮更严重；众说纷纭混乱，就推崇拨乱反正的道理，其关键必定基于修身。概括中外学说，探究深奥隐秘，最终折衷于圣人之道。愚昧的人不能明察，有的认为他滑稽玩世，有的认为他高远不合世情，没有人知道微妙通达、薪火相传的来源，只是欣赏他的文辞，把他看作文士；而他通晓经义以应用于实际，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年轻到年老没有一天停止过，即使是朝夕相处的门生弟子，有的也不能理解。

译所著《周易说》十一卷，《尚书笺注》三十卷，《尚书大传补注》七卷，《诗笺补注》二十卷，《礼经笺注》十七卷，《周官笺注》六卷，《礼记笺注》四十六卷，《春秋公羊传笺注》十一卷，《论语训》二卷，《尔雅释文》十九卷，这些著作都简明扼要，兼采古今之说。《湘军志》十六卷，其评判是非公正，被推崇为唐代以后最好的史书。《庄子注》二卷，《墨子注》七

译各派最终都走向灭亡。乾嘉时期以后，“汉学家”这面招牌出现，将宋明理学全部推翻。

译在这个时候，朱陆两派各自有一个人，平心静气、忠实地阐明本派学说的真相，既不采取模棱两可的调和态度，也不进行意气用事的攻击。这两个人是谁呢？陆派方面是李穆堂，朱派方面则是王白田。而王白田的成就，就集中在一部《朱子年谱》上。

《朱子年谱》此前有三个人编纂过：第一，李晦（李晦，号果斋，他是朱熹弟子黄榦的门人），作为朱子的再传弟子，他撰写的书有三卷，由魏了翁作序（魏了翁，南宋后期著名官员，曾为朱熹一派辩护，但治学主张穷经学古，反对将学派变成门户之见，传世著作有《九经要义》等）。第二，李默（李默，号古冲，明朝嘉靖年间历任官职至翰林学士，因反对严嵩入狱而死），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人。第三，洪璟（洪璟，字去芜），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人。李晦的本子如今已不存在，因为李默以李晦的本子为底本进行了修改窜乱，李默的本子流行后，李晦的本子就被废弃了。洪璟的本子则是在李默本子的基础上增删，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李晦生活在王阳明学说正盛行的时候，脑子里装满了《朱子晚年定论》那一派的说法，难免有援引朱熹归入陆九渊学派的嫌疑。王白田撰写这部新年谱的主要动机，自然就是要矫正这一点。但王白田与陈建那一派的态度截然不同。陈建喜欢使用主观的批评（虽然客观方面也有一些），而王白田则尽力搜罗客观事实，将年月日调查得清清楚楚，让敌对学派再无强词夺理的余地，所以他无需说闲话争闲气，自然壁垒森严，坚不可摧。王白田真正做到了“科学地研究朱子”。朱子的著作、注释、编纂之书不下数百卷，他沉浸其中潜心研究几十年，没有一个字不经过一番推敲，甚至连字缝间也不放过。此外，其他学派的著作，如张南轩、吕伯恭、陆九韶、陆九渊、陈亮、陈傅良……等，凡是与朱子有交往的，他都一律忠实研究，将他们之间的交情关系和学术异同，都原原本本地介绍出来。他在《年谱》之外，又附录了一部《年谱考异》，凡是事实需要考证的都严密鉴定一番，让读者知道他的依据何在；又附录了一部《朱子论学切要语》，将朱子的主要学说提炼出来。我们要了解朱子是怎样一个人，非读这部书不可，而且读了这部书也就足够了。

王白田其他的著述，还有一部《白田草堂的存稿》，其中研究朱子的内容也最多。他考定了许多伪托朱子的书，或者朱子未完成的由后人续纂的书，如《文公家礼》、《通鉴纲目的》、《名臣言行录》以及《易本义》前面的九个图和筮仪等，都足以廓清迷雾，堪称朱子学的功臣。此外，许多杂项考证也有新发现，例如考证汉初甲子因《三统历》的窜乱而错误了四年，这也是前人没有留意到的事情。

选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王鸣韶

王鸣韶，字鹗起，起初名叫廷谔，字仪凤，后来改字夔律，自号鹤溪子。

他自幼受儒家家学熏陶，对自己要求很高。稍长一些后，广泛涉猎各类书籍，仰慕洪景庐、王伯厚、陶九成的风范，喜好评论古今人物，刚直不阿，不肯随声附和。父亲王鸣盛在京城做官时，他侍奉双亲在家，学问却日益精进。学政侍郎梦麟赏识他的文章，用他原名廷谔，补为新阳县的生员，后来才改名为现在的名字。他性格落拓，淡泊名利。闭门谢客，独自怀抱遗经。他写古文以清简为工，同时擅长诗歌和绘画。王鸣盛从列卿之位退居家乡，以诗文提携后进，曾经评选“江左十二子”的诗作，王鸣韶位列其中，评论者不认为这是徇私。钱大昕在广东主持学政，邀请他一同前往，途中遇到名胜必定游览题咏，回来后招收弟子讲学直至终老。他生平喜欢抄书，所藏多为善本。尤其喜爱元、明人的书画，真伪入手便能辨别。对于县里的文献，他留心搜访，寺庙、桥梁、残碑上的只言片语，都亲自摹拓，考证异同，以弥补地方志书的缺漏。谈论先贤遗事时，按派别、籍贯迁徙、立身贤否分类，历历如在眼前。著有《春秋三传考》、《十三经异义》、《祖德述闻》、《逸野堂杂录》、《粤东窃记》、《竹窗琐碎》，共若干卷。诗文结集为《鹤溪剩槁》十卷。

○王鸣盛

王鸣盛（1722-1797年），字凤喈，又字礼堂，江苏嘉定人。

他幼年聪慧过人，四五岁时每天能认识数百个字，县令冯咏将他视为神童。十七岁时，补为诸生。

译每年参加岁试都屡次名列前茅，乡试考中副榜，才华名声非常显赫。江苏巡抚陈大受将他选入紫阳书院学习，东南地区的才俊都自愧不如。在苏州时，他与王昶、吴泰来、赵文哲等人互相唱和；尚书沈德潜认为他的才学不亚于“嘉靖七子”。他又与惠栋研讨经义，懂得训诂必须尊崇汉儒。他信服《尚书》，长期探索研究，于是确信东晋出现的古文确实是伪作，而马融、郑玄所注释的，确实是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的古文；东晋所献的《太誓》确实是伪作，而唐代儒者斥为伪《太誓》的其实并非伪作；古文的真伪得以辨明，而《尚书》二十九篇便清晰地呈现出来，知道从何处获得依据了。

译先生于乾隆丁卯年在江南乡试中举，甲戌年会试考中；殿试时以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掌院事蒋文恪公蒋溥看重他的学问，将他延请为上宾。戊寅年，参加翰林院与詹事府的考核，特别提拔为一等，越级升任侍讲学士，充任日讲起居注官。第二年，主持福建乡试；尚未完成事务，就接到任命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诏令。回朝后，被皇帝召见应对，皇上话语十分温和。恰逢御史弹劾他乘坐驿车不谨慎，受到议论，被降级。不久授任光禄寺卿。丁未年，遭遇母亲丧事，离职；因为父亲年事已高，于是没有赴任补缺。在家居住了三十年。

先生生性节俭，没有玩赏之物的积蓄、声色之乐的供养。静坐在一间屋子里，身边都是图书，日夜研读诵读，绝不与当权者交往应酬。只喜欢提拔引荐后辈，哪怕是一篇一句的工巧，奖赏之语常常不离口。他曾说：“汉代儒生解说经义，必定恪守家法；——也就是所说的师法，——自从唐贞观年间编撰《诸经义疏》，家法就消亡了；宋元丰年间用新经义选拔士人，汉学几乎断绝。如今喜好古学的儒生都知道尊崇注疏了，然而注疏中只有《诗经》《三礼》以及《公羊传》还保留着汉家的家法，其他经书的注则出自魏晋人，并不纯正完备。”所以他撰写的《尚书后案》二十卷，专门推崇郑康成；郑注亡佚的部分，采集马融、王肃的注来补充；孔传虽然是伪作，但其训诂仍有传授依据，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偶尔也采纳其中内容。经营二十多年，自认为保存古学的功劳足以与惠氏的《周易述》相提并论。

又撰写《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要在于校勘原文，补正错误和脱漏；审察事迹的真伪，辨别纪传的差异和相同之处；对于地理、职官、典章、名物，每每详细考究。《蛾术篇》一百卷，其目录有十项：曰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同，说系。大概是访求王深宁、顾亭林的意思，而援引更加广博丰富。古文纡徐敦厚，运用欧阳修、曾巩的笔法，阐发许慎、郑玄的学问。诗歌早年推崇“盛唐”，唯独喜爱李义山，吟咏很多，文集共四十卷。

从少年束发直到白发苍苍，未曾有一天停止读书。六十八岁时，双眼忽然失明，过了两年，得到吴兴医生针灸治疗而痊愈，著书如常，七十六岁去世。

○王念孙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是冢宰文肃公王念孙的儿子。

幼年跟随父亲进京，有神童的称号，十岁就通读了十三经。长大后跟随戴东原游学，于是致力于稽古之学，尤其精通声音训诂。乾隆乙酉年，高宗南巡，以博士弟子的身份献颂册，钦赐举人。乙未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改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提拔为给事中。仁宗亲政之初，上疏弹劾大学士和珅贪财揽权，特别受到嘉奖采纳，当天就明正典刑、整顿法纪，天下人将他比作朝堂上的凤鸣。巡视淮安、济宁湾，淘汰陋规，吏治和民生疾苦全都上报朝廷。不久授任直隶永定河道，因水灾离职。皇帝怜悯他的辛劳，仍让他效力于工次。第二年，加主事衔，命他巡视道省，凡是涉及水利的，都记录载述并条陈事宜，大多得到施行。当时河南衡家桥决口，奉旨跟随尚书费淳前往勘察，并责令专门办理台庄一带。朝廷既然知道他对河务明悉，下诏挑浚要害之处全都按照他的建议办理。改调山东运河道。任职六年，剔除弊病根源，节省国库数十万。再次担任永定河道。恰逢东河督臣与山东巡抚对于引黄河水利于运河的意见不同，下诏进京判定是非，凡是他所陈述的，都下诏准许。不久，最终因河溃而退休。恰逢儿子王引之也显贵，就在邸第奉养。道光五年，再次参加鹿鸣宴，赐四品衔。九十岁去世。

生性方正，没有依附和违背。做官时侍奉上级直言不讳，对下属官吏的奖赏和告诫毫不假借，礼节疏略就不责备他。河工报销，常常准许和驳斥各占一半，只有他所详述的无可驳斥。生性节俭，妻子吴夫人早逝，几十年独自生活。在家乡乐于周济体恤，但不迷惑于佛道二教。

生平笃守经书训诫，从壮年时喜好古学，精审故训，编订《诗经》三百篇以及九经《楚辞》的韵部，剖析入微。将顾亭林古韵十部分为二十一部，而对于支、脂、之三部，分辨得尤为用力。海内只有金坛段氏与他相合，而分至、祭、盍、缉为四部，则是段氏所不及的。任给谏时注释《广雅》，每天以三个字为率，十年才完成二十卷，名为《广雅疏证》。因为本书讹脱已久，于是根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校订这个版本。凡是字讹误的五百八十处，脱落的四百九十处，衍文的三十九处，先后错乱的二百二十三处，正文误入音内的十九处，音内字误入正文的五十七处。无不逐条厘清补正，然后列举汉以前仓颉、雅正的古训，都搜括而通证之。他说：“训诂的宗旨，本于声音。就古音来寻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之外无所不达。只有声音文字部分严格，才一丝不乱。虽然借助张辑的书来容纳众说，实际上多有张辑所不知道的。”学者将他比作郦善长的《水经注》——说注优于经。

罢官后，

译校正《淮南子内篇》、《战国策》《史记》《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书》，以及先前所注释的《汉书》《墨子》，并附录《汉隶拾遗》，总共十种，合计八十二卷，命名为《读书杂志》。哪怕是一个字的考证，也要广泛查阅万卷书籍，其精审严谨到了这种地步。此外，其他尚未完成的著作手稿还有几十大册。王引之继承王念之的学问，于是开创了高邮学派，被天下学者所尊崇敬仰。

译○王聘珍

王聘珍，字贞吾，号实斋，是江西南城人。

嘉庆己巳年，他以拔贡生的身份参加博士选拔。但他学问虽丰而命运吝啬，晚年更遭受“西河之痛”（丧子之痛），忧郁不得志，于是去世。

他为人厚重诚实笃厚，有古人的风范。

起初从童年时起，他在父亲那里接受教育，父亲就口授《大戴礼记》，他诵读研习几乎达数十年。可惜旧的注释很少，而且又不完全恰当；于是他秉承父亲的教诲，广泛访求通达的儒者，融会郑玄解说经书的各类著作，分段加以注释，写成《解诂》十三卷、《目录》一卷。他认为大戴和小戴都师从后苍，各自选取孔壁古文记载，并非小戴删减大戴，马融增补小戴。《礼察保傅》篇谈到秦朝灭亡，那是孔襄等人所合藏的内容，这是贾谊采纳了古代记载，并非古代记载采纳了《新书》。《三朝记》中曾子出现，那是刘向将其分属九流，并非大戴所搜集编纂。书稿前后多次修改。他对正文校勘的特点是，反对依据其他书籍如《孔子家语》以及唐宋类书来增减《大戴礼记》的字句，“只依据相承的旧本，不再增删改易。那些明显错误的，就注释说某应当为某；或者是古今文字不同，假借相通，依据声音寄托类别，意义可以贯通，就注释说某读作某罢了”。他对正文注解的特点是：“礼制典章器物数量，严守郑玄的义理，解释文字，一律依据《尔雅》、《说文》以及两汉经师的训诂。有不知道的便空缺，没有凭空捏造的话”。能使三千年前孔壁古文没有隐藏难懂的意义，没有虚构的文章，用力勤勉而功劳巨大啊！

另有《周礼学》、《仪礼学》的残稿，也收录在王氏《续经解》中。

○王绍兰

王绍兰（1760～1835年），字畹馨，号南陔，是浙江萧山人。

家中世代通晓儒术，他年少时好学，深入钻研经史，得到学政朱筠的赏识，被选为贡生；受召至杭州敷文书院学习，每月考试三次，因此学问更加精进。

乾隆五十八年考中进士，以知县任用，分配至贵州；因告老还乡，改选福建；补任屏南知县，不久调任闽县知县；他都清廉正直自我持守。巡抚汪志伊深深赏识提拔他，上奏保荐他堪当大用。嘉庆五年，皇帝下诏引见，加授知州衔，仍发回原省，借补马家港通判。不久，升任知府。整顿民俗，械斗事件变得稀少。转任兴、泉、永道，蔡牵的余党被擒获，因议叙提拔为本省按察使。多次升迁至布政使、巡抚。因藩司李赓芸冤死一事，被牵连免官，这并不是他的罪过。

他从福建任职归来，便专心著述，不参与外事，题写他的书斋名为“许郑学庐”。所著有《漆书古文尚书逸文考》一卷、《附录》二卷、《董子诗说笺》一卷、《匡说诗义疏》一卷、《礼堂集议》四十二卷、《仪礼图》十七卷、《石渠议逸文考》一卷、《夏小正逸文考》一卷、《周人礼说》八卷、《周人经说》八卷、《说文集注》一百二十四卷、《凡将篇逸文注》一卷、《弟子职古本考》一卷、《袁宏后汉纪补证》三十卷、《老庄急救章》一卷、《读书杂记》十二卷、《思推居士存稿》十卷。《说文集注尤其凝聚了他毕生的精力，可惜都没有刊印。流传下来的仅有《周人经说》四卷、《王氏经说》六卷、《说文段注订补》六卷、《汉书地理志校注》二卷、《管子地员篇补注》四卷，无不训释义理深邃精妙，所以评论者将他与方惠、戴震相提并论。然而他尊崇古代喜好广博，与戴震（东原）截然不同，大体上与吴派相近。

○王锡阐

王锡阐（1628-1682年），字寅旭，又字昭冥，号晓庵又号余不，别号天同一生，是江苏吴江人。

年少时与张履祥交友，讲学以周敦颐、程颢、程颐的理学为宗旨。壮年时更加沉迷研究文艺，博览群书；天文历算之学，尤其是他所笃好。他生于明朝末年，正值徐光启等人修撰新历法时，争论充满朝堂，先生独自闭门著述，潜心测算。每当夜晚遇到天色晴朗，他便登上屋顶躺在鸱吻之间，仰观天象，整夜不眠。又拿出历书玩味探究，精思推步之理，宏大明亮而不滞涩。久而久之，中西两家的不同学说都能梳理其源流，考察其得失。他曾说：历法实测增减，应当寻求固定的比率。解释说：“古代的测量既被今日所怀疑，近代的测量又非今人所信服，统一的方法，何时才能确立。不如趁现在寻求其固定比率，既然已有微小误差，日后测验修改也容易用力了。”

他论述经星说：“既然距离度数不同，那么分至等界限也应当随着变化来求得差数，其道理才完备。但必须有平行的岁差，然后才有朓朒的岁差；必须有确定的岁实，然后才有消长的岁实。用确定的来记录常规，用不确定的来通达变化，才可以长久流传而没有违逆。”

他辨析西法宫闰的失误说：“大致上西方的宫闰实在难以与中法并行，而会通两家又不是目前这些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不胜龃龉之弊。”新法推步交食比旧法精密，但也有误差失误。

译推究其缘故说：“推算日食月食的方法，西洋历法也大致完备了。然而所推算的戊戌年仲夏初一的日食、己亥年季夏十五的月食，误差已经显著，那么造成误差的原因难道不应该探究吗？不知道日食不仅初亏和复明这两个界限不在确定的限度内，即使是食甚的时候也并非真正的最远点。按理说，食甚时已不能用入转均数来求得必然相合，何况初亏和复明，距离的度数更加不同。地球影和太阳影，实际上因为远近而有增减。在最卑处地球影大，太阳进入影中深，食分不能反而变小；在最高处地球影小，月亮进入影中浅，食分不能反而变大。这与几何学的公理自相矛盾，这恐怕也是造成误差的一个原因吧？”

译他论述日月五星的天体运行，进而谈到新法推测的错误，说：“新法既然说星体以太阳为中心，那么本天的运行既然是岁差运行，却又设立本天仍以地心为中心。法则既然不固定，哪里能取其中正？考察木、火、土三星的运行，与金、水二星不同。金星在本天圆上向右旋转，木、火、土三星在本天圆上向左旋转，都被日天牵引而向东。向左旋转的速度，土星最快，木星次之，火星再次之。按照自古以来的旋转理论，那么快的反而慢，慢的反而快。所以今天太阳在最高点时，按法则应该慢，但观测到的运行却快；冲日时在最低点时，按法则应该快，但观测到的运行却慢甚至倒退。这是因为本天圆的快慢是向左旋转，而观测到的运行的快慢则是向右旋转。这个道理非常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察觉呢！”

又总论新法与旧法说：“想要知道新法确实错误，应当核实它错误的实质；想要使旧法没有错误，应当厘清它错误的原因，然后天官家的言论在当今可以完全革除弊端，将来可以更加阐明其缘故。旧法屈服于西法，并不是旧法不如西法，而是因为能辨析法意的人不存在。如果是这样，那么从哪里可以依从呢！只能依从上天罢了。古人有话说：‘应当顺应上天以求得吻合，不应当为了吻合去验证上天。’法则之所以有偏差，必定有导致偏差的原因；法则所吻合的地方，还恐怕有偶然吻合的缘故。测量越久则数据越精密，思考越精微则道理越显现。以古法为模型，而从天体运行中取材，考察日影和漏刻，审察圭表，谨慎选择人才，详细著述法则，那么异同的见解逐渐可以完全消除；成宪一定，不难媲美羲和，高出近代之上了。”

先生心中认为《大统历》有疏漏，崇祯年间，改用新历法，也没有尽善尽美，于是著《晓庵新法》，兼采中西之长，去除其瑕疵，参以己见，写成历法六篇，会通若干事项，考正若干事项，增补若干事项，表明若干事项，立法若干事项。并且在序中详细列出西人不懂法意的五点，应当辨明的十点。他的书定为六卷。虽然是私家撰述，未见施行，但术数精妙，有识之士无不称善。又概括中西步算之术，作《大统西历启蒙》。丁未年，因推步大统法，作《丁未历稿”。辛酉年八月朔日发生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预先确定时刻分秒；到期时，与徐发等人用五家法同时观测，只有己法独自吻合。作《推步交朔测日小记”。西法说“五星都有旋转”，则认为土、木、火三星实在向左旋转，应当改岁轮为不同心圈，那么理数就统一了，作《五星行度解”。术家说“日月向右旋转”，儒者说“向左旋转”，两说不同；现在定为日月实在向右旋转。作《日月左右旋问答”。治历首要在于分割圆周，作《圜解”。测天应当依据仪器和日影，制造三辰晷，兼测日星，因此作《三辰晷志”。他的书又有若干卷。以布衣身份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梅先生勿庵说：“从来谈论交食的只有食甚的分数，没有提到它的边缘。只有王寅旭则将日月圆体分为三百六十度，而论述其食甚时所亏损的边缘有多少度。现在推衍他的方法，颇为精确。”那么《历象考成》中以上下左右计算交食的方法，大概源于先生了。先生没有儿子，他的遗书知道的人少，所以不如梅氏的学说盛行。持平而论：晓庵精审，勿庵博大，各自达到极致，不可偏废。

○王熙震

王熙震，字晓凤，一字惕盦，是四川阆中人。

道光丁酉年考中拔贡，以小京官身份在户部任主事，多次升迁至郎中，外放任宜昌府知府。审理案件违背上官旨意，被免职回家。担任锦屏书院院长。

年少时贫穷，未曾读书，同乡孔广絪认为他相貌奇特，让他在自己私塾就学。读书务求理解才停止。偶然读到《大雅》中的“乃立冢上”，询问其含义，老师说：“是大社”。询问什么是大社？老师不能回答。从此每诵读一本书，必定解释其含义；每解释一个含义，必定参稽其他书籍，广泛寻求多种证据，学问日益通博。等到在京城做官，对人沉默寡言，不稍加议论，世人不知道他有学问。一天，因为与祁文端讨论篆籀变迁，多处补充了洨长未能达到的地方，文端大惊说：“起初以为你只习帖括，没想到淹雅超过时流！”于是倾心与他交往。等到罢官回家，更加潜心研究群籍，撰写《大戴礼记注》四十卷、《后汉书证》若干卷、《惕盦读书志》若干、《文集》若干卷，稿子藏在家中。享年八十岁。

○王先谦

王先谦（1872-1917)，字益吾，湖南长沙人。

起初学习古文词，师从曾文正，后来，更加广泛涉猎群籍，颇识制度名物。同治乙未年考中进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国子监祭酒。

督理江苏学政，追随阮文达之后，辑刊《续皇清经解》，共二百一十种，一千四百三十卷。所收录的虽然不如文达的精粹，但有清一代汉学家经师的经说多赖以传，所遗漏的或许很少了。又仿姚姬传编《经古文辞类》二十八卷，也严谨有义法。王湘绮曾经对他说：“《经解》纵然未能抗

译行芸台，《类纂》一书足以与惜抱先生比肩。听到这话便非常高兴。在苏州几年间，多聘请通儒主持南菁书院，培养的人才很多。从苏州学政任上回朝后，便称病辞官归乡，担任城南书院院长，著述更加丰富。

译研究经学遵循乾、嘉两朝的遗风，趋向重视考证；但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研究不深，且解释名物不能贯通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因此看待文达（王引之）终究有“上下床”的区别（意指高下悬殊）。只有《尚书孔传参正》一书，辨析详细确切，比其他书籍更为纯正。

又运用考据的方法来校勘各类史书和地方志，编成《汉书补注》一百卷、《水经注笺》四十卷，也多是汇集众人的言论，自己独创发明的较少。唯独《荀子集解》二十卷，采用高邮王氏（王念孙）《读书杂志》的体例，选取各家的校本，参证考核订正，补正杨倞的注释达数百处，可称得上是荀子（兰陵君）的功臣！

岑春萱巡抚湖南时，将他的著作呈献给皇帝，得到旨意嘉奖，晋升为内阁学士。陈宝箴、徐仁铸等人建立湘学以开通风气，先谦（王先谦）原本坚守旧学，意见不合，多次写信推让。光绪己酉年（1889年），乞粜变（指因灾荒请求开仓卖粮引发的变故）发生，两湖总督瑞澂怀疑是他主使，上奏弹劾并免去了他的职务。不久去世。另有《天命以来十朝东华录》若干卷，《虚受斋诗文集》若干卷。

○王懿荣

王懿荣，字正孺，又字廉生，山东福山人。

自幼性情真挚，读书过目不忘。年纪未满二十岁，跟随父亲在京师做官，在户部观政，声誉大起。然而在科举考试中屡次受挫。同治癸酉年（1873年），才考中顺天乡试副榜第一名。主考官吴县潘文勤公（潘祖荫）对他非常器重和惋惜。光绪己卯年（1879年），考中顺天举人。第二年成为进士，进入翰林院，散馆后授任编修。癸巳年（1893年），主持河南乡试。甲午年（1894年），朝考一等，奉命在南书房值班，代理国子监祭酒。中日战事紧急，上疏请求回籍办理团练以作为声援。朝廷议和后才作罢。回京复命，并缴还军饷五千金。这一年即补授国子监祭酒。遭遇母亲丧事。守孝期满，恢复原职。前后三次担任国子监祭酒，学生们得到他的指点教诲，都互相勉励做实实在在的学问。因在会典馆编校有功，加封二品顶戴。庚子年（1900年），刚毅与端王勾结引义和团入京，他与侍郎李端遇一同被任命为团练大臣。在召见时，当面奏报义和团无法纪的状况，朝廷才知道他们是乱民，但国事已经不可挽回了。京城被攻破，两宫西逃，于是投井殉节。事情上报后，追赠侍郎衔，赐谥号文敏。

他做学问不分汉学、宋学的门户，特别喜好金石文字。得到诸城刘氏的旧藏，所以收藏颇为丰富。与潍县陈编修介祺商讨鉴定古文书疏，往来书信不绝。潘文勤公以及常熟翁尚书（翁同龢）都推崇他博学多识。对于书籍无所不读，而对于篆书、籀书等奇字尤其善于领悟，比当时通儒所获得的要多，这是天性使然。为人坦率直白，不屑过问家庭生计。至于购买书画古器，即使典当田产、质押物品也在所不惜，所以官位日益崇高而贫困日益严重。所著著作大多未完成，仅有《天壤阁杂记》一卷收录在江氏《灵鹣阁丛书》中。奏疏若干卷，另外刊印。

○王引之

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江苏高邮人，王念孙之子。

乾隆六十年考中举人。嘉庆四年，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授职编修。不久升任侍讲，充当日讲起居注官。遭遇母亲丧事，守孝期满，任河南学政，捐出俸禄购买十三经注疏，分藏于各所学校。中原地区字音不协调，选订诗韵，使士子勤奋研习。不久升任侍读、经筵讲官，接着授任通政司副使。各省的题本多被奸猾胥吏舞弊压搁，他上任几天，查出一本，彻底追查，弊端于是绝迹。十八年，由太仆寺卿转任大理寺卿。当时米禁严格，京城周边地区年成歉收缺乏粮食，上疏请求放宽禁令。这年秋天，巨逆林清侵犯宫门，有人提议加筑圆明园宫墙，有人请求增加宿卫兵额，他都不以为然，具折上奏仁宗，皇帝大为感动，召对良久才罢，上谕军机大臣：“王引之言人所不敢言”。这件事最终是否施行，以及他的奏疏用了什么言辞，海内都不知道。过了一年，任山东学政，正值教匪被剿灭之后，作《阐训化愚论》、《见列思害说》，士民依靠它端正了方向。任期届满，升任左副都御史，奉命审理福建藩司李赓芸的案件，查明真相并平反。回朝后，升任礼部侍郎，转任吏部，充任修撰《仁宗实录》总裁。道光元年，任经筵讲官，升任工部尚书，调任礼部尚书。遭遇父亲丧事。当时祖父怀祖先生年九十，他也六十七岁了。为亲人守丧，穿白衣戴白帽，满一年，起复任原职。十七年，因病在任上去世，赐予祭葬，赐谥号文简。

他在朝廷任职，不阿谀奉承，不故作激切，陈述机密要务，家人大多不知道，有古代大臣的风度。凡主持乡试四次，主持会试两次，选拔的士子很多。幼年继承家学，精研古义，曾对人说：“我的学问，对于百家之学来不及研究，只研究经学。我研究经学，对于大道不敢承担，只喜好小学。三代的语言与今天的语言，如同燕地与越地的人互相说话一样；我研究小学，我就是他们的翻译者。其最终归结为：用小学来解说经书，用小学来校勘经书罢了。”又说：“我用小学来校勘经书，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代以后，书体变化了六七次，由抄写官主导；抄写官错了，就改正。孟蜀以后，由刻工主导；刻工错了，就改正。唐宋

译明代的学者，有的不懂音韵训诂却擅自改动经文，把没有错误的当作错误，这是妄改，那么我就改正他们妄改的地方。至于周朝灭亡、汉朝初建时，经学大师没有竹简帛书上的异体字，学识渊博，但我无法从中选择一个来定夺，就不改动。假借字的用法，由来已久；其本字十之八九可以推求，十之二三无法推求。如果一定要寻求本字来改正假借错字，那是考据文字圣人的职责，我就不改动。抄写官吏和刻版工匠弄错了，我怀疑它，并且思考后明白了；但群书中没有佐证，害怕后来的人以此为借口，也就不改动。

译曾依据石臞先生《广雅疏证》中的阐释，以及平日在父亲门下听讲的见闻，编成《经义述闻》三十一卷，都是摘取经书中的句子作为题目来加以解说。其中偶尔有只摘取一个字，或者分类摘取两三个句子乃至多个句子的情况。如果前人的传注并非都符合经义，就选择符合经义的加以采纳；如果前人的传注都不符合经义，就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经书的真意，并参考其他经书，用已有的训诂来验证，从而提出不同的见解。他不专门固守某一家之说，没有丝毫拘泥，不像何晏那样墨守成规，所以即使是毛亨、郑玄对《诗经》《礼记》的传注，也凭借文字假借的道理来辨别其是非。对于近代惠栋、戴震等号称通儒的学者，也常常引用古义来驳正他们的观点。无不广泛征引、曲折比喻，融会贯通。他的解说涉及《大戴礼记》，是因为宋人曾升之将《大戴礼记》列为十四经之一；涉及《国语》，是因为汉代《律历志》中有《春秋外传》这一类目。

又奇怪的是，自汉代以来，解说经书的人崇尚典雅的训诂，凡是实在的意义所在，已经明确地表述出来了，但对于语词的规律却粗略而不加探究，就用实字去解释它，于是使得文义扞格不通，意思也不明晰。后来看到石臞先生论述《诗经》中“终风且暴”、《礼记》中“此若例也”等条目，阐发其意旨，这才像冰融化一样豁然开朗，找到了遵循的准则；于是进一步引申扩展，以穷尽这类语词的义理。从九经三传以及周秦西汉的书籍中，凡是语助词类的文字，没有不广泛搜求考证的，按字分类编排，编成《经传释词》十卷。总共一百六十个字。前人没有涉及到的加以补充，误解的加以证明，容易理解的则简略而不加讨论。这与《经义述闻》更加互为表里，实在是当今文字典章的源头。

○王源

王源，字昆绳，又字或庵，直隶大兴人。生于顺治五年（1648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

他年轻时就有节操气概，仰慕诸葛亮、王守仁的为人。跟随魏禧学习古文。他豪侠尚气，喜欢谈论军事，撰写了《平书》十篇，一是分民，二是分土，三是建官，四是取土，五是制田，六是武备，七是财用，八是河淮，九是刑罚，十是礼乐。分为上中下三卷。主要宗旨认为：

“秦朝破坏了先王的法度，祸害集中在一时；后世沿袭它，祸害流传于万世。况且在草创初期，如果沿袭前代的制度，建立国家也就罢了。但主宰天地、养育万物，用心的人是谁呢？局势已经稳定，功业已经完成，想要变法就难了。法度到了极盛的地步，弊端也就到了极点，如果不彻底废除旧法而另立新规，就不能治理好国家。于是本着三代的法度，而不拘泥于其形式，参照古代、斟酌当今，变革而通达，以适应时宜，参取后代的制度，彻底洗刷历代沿袭的弊端，而回归古道，使遵行的人不致失误，也可以成就一二千年的太平基业，这就是我的志向。”

在文章方面，他也常常自称：“除了左丘明、司马迁、韩愈之外，没有我北面尊奉的人。”四十岁时，初次游历京师，徐元文对他颇为礼遇尊重，各位公卿编纂文史，必定向他请教。《明史》草稿中的《兵志》，实际上出自他的手笔。有人批评他不熟悉时文，他笑着说：“这还需要学习才能做到吗！”于是向有关部门请求应试，考中京兆第四名。不久便舍弃功名离去，说：“我寄居在这里，是为了让不了解我的人辱骂我。”

晚年，听说颜习斋在乡里讲学，便和李刚主一起去拜见，与他交谈后，非常喜悦信服，一同拜他为师。然而他自负轻世，治学的信念更加坚定，说：“我所学的东西到现在才可以在行事中体现，不是空话。”后来把颜习斋的学说告诉方苞，方苞原本表面附和程朱理学，颇为诘难。有人甚至说王源因此自我责备，但他生平喜好漫游，见人从不报姓名。六十岁以后归来，客死在山阳。去世那天，神色洒然，没有一句话涉及家务。

他所著的《平书》之外，还有《易传》十卷，《兵论》二卷，《 or 庵文集》十六卷。

○王筠

王筠（1784--1854年），字贯山，又字泉友，山东安邱人。

道光元年考中举人。博览经史，尤其精通《说文解字》之学。在京师游历三十年，出任山西宁乡知县。该县位于万山之中，民风淳朴，事务简单，闲暇时手不释卷。随后代理徐沟、曲沃知县，两地都号称事务繁杂，两个县都治理得很好，也未曾荒废学业。

著有《说文释例》二十卷，即通过《诗经》《尚书》来解释《说文解字》的条例，就像杜预之于《春秋》一样。共分为五十二个条目，从指事到列文变例，都论述篆书和籀文；从说解正例到双声叠韵，都论述说解；从挩文到最后，则都是臆测之说。《存疑》数卷，专门订正许慎及段玉裁的错误。其条目失之繁多，论述有时涉及穿凿附会，不无遗憾。但其精确之处，如论述象形字应当分平看、竖看，还有应当放低看的，当时契文尚未发现，可谓创获。

又著《说文句读》三十卷，虽然多采纳段注及桂馥《说文义证》的观点，但贯穿自己的意见，折衷定论。起初不依附于人，《说文补正》二十卷，《句读补正三十卷》，则是辅助这两本书的著作。《说文系传校录》三十卷，又是为了继承大徐（徐铉）之学，足以驾驭钱坫、钮树玉等人。这就是《王氏说文五种》。

其他著作：《禹贡正字》一卷，《毛

译《诗重言》一卷，《毛诗双声叠韵说»一卷，《夏小正义》一卷，《弟子职正音»一卷，《蛾术编》二卷，《小学三支别»《四书说略》四卷，《教童子法»一卷，这些著作也不落入讲章语录的俗套。《马首农言》一卷，文辞典雅、考据详实，具有六朝地志的风度。享年七十一岁。光绪年间，曾由国子监将其所著书籍择要进呈，奉旨留中阅览。

译○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

七八岁时，就常常夜里手捧书卷诵读直到天亮。十五岁补为诸生，开始潜心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喜欢读史书，因家贫没有书，便向宗族私塾借书。乾隆癸酉年，考中拔贡。第二年进京，于是留在京城跟随胡墨庄学习汉儒的治学方法。侍郎周系英看到他的著作，极力为他宣扬，几个月间，他便名满京城。这时他又向姚镜塘请教宋代理学，向刘申受学习《公羊传》，古文辞章则与董桂敷、龚自珍等人相互切磋。道光壬午年，考中顺天乡试。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请他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于是他更加留心经世济用的学问。巡抚陶澍也对他礼遇尊重。凡是海运、水利等重大政务，都向他咨询访求。己丑年，参加礼部考试落第，援引惯例以候补内阁中书任职，更加熟悉一代典章制度的沿革。等到陶公督理两江时，采纳先生的建议，改革淮北盐政，试行票盐制度，盐引销售顺畅，赋税充裕，每年超额数十万两。壬寅年，英国人侵犯海疆，江浙震动，他辅佐钦差大臣长白裕公，几个月后辞归。裕公战死，议和之议于是达成。他有所感而撰写《圣武记》十四卷。甲辰年，考中进士。以知州任用，分发到江苏，代理东台县事。礼敬老者贤者，惩治奸猾之徒，士人百姓心悦诚服。不久，因母亲去世去官守孝。守孝闲暇时，想起往年夷人之祸，是因为当权者认为其遥远，不了解内情所致；于是搜览历代史志以及明代以来的岛屿志书和近代翻译的外国纪述，编纂《海国图志》六十卷。后来又得到布人玛吉士等人所著的书籍，补辑四十卷，与前书合计共一百卷。守孝期满，代理兴化县知县。向大府请示，确定在收获后开启堤坝，并且修筑西堤以抵御秋汛。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商议集资建立生祠，他坚决阻止才作罢。恰逢淮南也改革盐政，而盐课不足，朝廷命令他代理海州分司运判，相机调剂。咸丰辛丑年，补任高邮州知州。粤寇攻陷扬州后，他首先倡导团练，亲自督率巡防，人心才安定下来。于是被忌恨他的人以延误驿报为由弹劾罢官。仅辅助周天爵在皖北治军。为避战乱侨居兴化，只亲手整理生平著述，不参与人事。

他的学问最精通历史地理，所以推崇《圣武记》、《海国图志》为佳作。研究经学喜欢探求微言大义。对于《尚书》，专门阐发《史记》伏生大传，以及《汉书》所载欧阳、夏侯、刘向的遗说，用以驳难马融、郑玄，作《书古微》十七卷。对于《诗经》，表彰齐、鲁、韩三家经学的遗绪，以匡正《毛传》《郑笺》，作《诗古微》二十二卷。其余还有《公羊古微》、《春秋繁露注》《曾子子思子章句》等十余种，大多没有流传下来。后来的评论者诋毁他空疏少实，大概是因为考据不是他的专长，而新的理解则时常出现。杂文自编为《古微堂内外集》十卷。去世时六十四岁。

○温睿临

温睿临，字邻翼，又字哂园，浙江乌程人。是已故辅臣温体仁、温仁的族孙。

考中康熙乙酉年乡试，诗古文在当时雄健出众。性格刚直，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与万季野交往最友善。因赴京参加礼部考试游历京城，当权者钦慕他的名声，都对他致敬行礼。恰逢开设明史局，徐元文延请万季野主持编纂，因此常常互相往来，多有参议讨论。万季野于是对他说：“朝代更替之际，事变繁多，金陵、广东、福建等地，播迁支撑，历时二十年，遗事零落，趁现在故老还在，遗文尚存，可以搜集，你何不编纂成书呢？”他回答说：“好。”在京无事，于是搜集野史《绥寇纪略》等四十余种，排比编纂，以三帝、鲁王为纪略的四篇，以诸臣为列传的二十四篇，总共成书四十卷，题名为《南疆逸史》。看他在序万氏《纪元汇考》中说：“我来京城，与他交往十余年，见面就问看什么书？有什么著述？勤勤恳恳以年老时不要荒废岁月为戒。”可见《逸史》虽然成于哂园之手，但实际上还是万季野的志向。终究因为畏惧利害，不能直笔书写，与陈寿的《蜀志》相比可以比肩。此后文网日益严密，这四十卷的书，辗转传抄，仅剩二十卷；并且删去撰人名氏。然而详细记载南都、闽、浙，简略记载滇、粤、台湾，尚不知原本如此，还是后来的佚脱。大概李氏瑶重编为五十六卷，那就更不是“庐山真面目”了，实在可惜！其他著作还有《吾征录》、《均役全书》《游西山吟稿》若干卷，都没有流传下来。

○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字覃溪，直隶大兴人

乾隆甲子年，十二岁，补为顺天府学生。丁卯年，十五岁，乡试考中。壬申年，二十岁，会试考中；殿试，改任庶吉士。就在这一年自编《复初斋诗集》。甲戌年，二十二岁，散馆，授任编修。己卯年，二十七岁，奉命主持江西乡试。壬午年，三十岁，奉命主持湖北乡试。甲申年，三十二岁，奉命巡视广东学政。壬辰年，回京。第二年得到宋刻本苏轼诗集施顾注本，于是

译用“宝苏”作为书斋的名称。丙申年，奉命担任文渊阁校理官。己亥年，奉命主持江南地区的科举考试。辛丑年，升任国子监司业，随即升任司经局洗马。癸卯年，担任顺天乡试副考官。甲辰年，复任少詹事。丙午年，再次巡视江西学政。辛亥年，奉命巡视山东学政。嘉庆元年，即丙辰年，他六十四岁，参加千叟宴，赏赐珍贵物品。己未年，授任鸿胪寺卿。甲子年，他七十二岁，再次参加乡饮酒礼。丁卯年，他七十五岁，赐予三品官阶，再次参加鹿鸣宴。甲戌年，他八十二岁，赐予加二品官衔，再次参加恩荣筵宴。戊寅年，他八十六岁，去世。

译先生专心致志地汲取古代学问，博览群书，见闻广博，在金石、谱录、书画、碑版等学问上，尤其能够剖析细微之处，如同用线串起肉块一样条理清晰。著有《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前面列出《年月表》，十八卷附有《魏吴石刻八钟》，十九卷为《隶续补急救章注》，二十卷为《隶八分考》，二十一卷为《补遗》，最后附有《斑马字类记》。其议论坚定卓越，判断裁制详细明确。书刊刻之后，随即又有删改。晚年定本，尤其显得精审严密。只是偶尔将诗歌附入其中，这与欧阳修、赵明诚的体例又有所不同。他在广东担任学政时，著有《粤东金石略》若干卷。

先生的诗歌推崇西江派，多达六百余篇。从诸经注疏到史传的考订，再到金石文字的梳理，都贯通洋溢于其中。虽然心向杜甫、苏轼，起初并不拘泥于一家之言。书法起初学习颜真卿，后来学习欧阳询；隶书学习《史晨碑》、《韩敕碑》等碑刻。生平用双钩法摹写旧帖数十本，北方请求书写碑版的人全都归附于他。

○吴东发

吴东发，字侃叔，号芸父，是浙江海盐人。

多次在乡试中被推荐却未考中，以岁贡生的身份进入国子监。他性情孝顺友爱，擅长诗文，通晓六书，精于篆书和隶书，善于画山水画。致力于金石之学，凡是商周秦汉的文字，只要见到的，没有不研究的。曾经跟随钱大昕游学，多有商讨切磋，钱大昕将他引为畏友。著有《群经字考》、《读经笔记》、《经韵六书述》、《石鼓读》、《商周文拾遗》、《钟鼎款识释文》、《金石文跋尾续》、《澉浦诗话》、《遵道堂文稿诗稿》等。尤其精通《尚书》，著有《书序镜》、《尚书后案质疑》两种。享年五十七岁。

○吴大澂

吴大澂，字清卿，是江苏吴县人。

起家于翰林院，博通训诂辞章，尤其喜爱金石。有所发现，就亲手摹写，或者画出其形状，存放在箱子里，积久得到百余件器物，编成《恒轩吉金录》若干卷。等到他在西陲担任学政，所到之处，大地不吝惜宝物，鼎、尊、簋之类，如同廉石般装入行装，往往装载数斤，因此文采风流，照耀京城。并且多次上奏章议论时事，潘祖荫、翁同龢都称赞他的贤能，屡次升迁至副都御史。光绪庚辰年，因伊犁议约之事，出任吉林治军。甲申年，法国与越南发生冲突，他协办北洋军务，驻扎天津。不久被简任为湖南巡抚。所收藏的器物更加丰富。甲午年，日本侵犯朝鲜，他自请督师奔赴前线。德宗皇帝认为他壮烈，授予帮办前部之职，刚交战就溃败，随即自我弹劾，兵部议定革职，皇帝下旨改为留任，命令他回湖南。言官接连上章弹劾，才开始免去职务。不久，慈禧太后厌恶他结党营私，将要追究他失律的罪责，依靠袁世凯营救，仅被罢斥，永不叙用。死在家中。

公擅长文学，富有才气，喜欢说大话，而军旅之事实际上并非他所熟悉。所著《恒轩吉金录》之外，又全部选取潘氏以及潍县陈氏、福山王氏等各家符合自己旧藏拓本的资料，考证并解释它们，共十四卷。仿照宋代欧阳修的体例，命名为《愙斋集古录》。他说：“《说文解字》中的字，都是周末沿袭下来的，并非孔子六经的旧简；所以在《说文解字》中不通畅的，往往能在《经典释文》中找到，如‘徐’的古文‘■〈余阝〉’，《周礼》雍氏注‘征徐戎’，《释文》刘本作‘■〈余阝〉’，举沇儿钟、鲁公伐■〈余阝〉鼎作为证据。又如‘来’写作‘逨’、‘韔’通‘鬯’。《释文》所保存的异字多与古器铭文紧密契合，人们起初不相信，后来见到敦煌唐写本，《释文》虞书虽然只有十一叶，用来校对《通志》、《抱经》两种刻本，增加的字不止数倍，《说文解字》所没有的，难以一一列举，而现在古字已经亡失了。”然后才知道初唐旧本陆德明所保存的古字确实有超出许慎《说文解字》之外的，而公的话确实有证据。又收集钟鼎异文，撰写《说文古籀补》十四卷、《附录》卷；依据古金文来探寻造字的源头，撰写《字说》一卷；虽然不如后来孙诒让的精深，但多有创获。书法也遒劲秀丽，有《篆文论语》和《说文部首》在艺林中备受推崇。

○吴嘉善

吴嘉善，字子登，是江西南丰人。

咸丰壬子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居住在京师，结识了乌程徐寿，一同研究算学。后来阐述徐寿割圆八线缀术，序言中有感恩知己的话语，可以证明他们交谊深厚。同治改元，避乱到长沙，结识了丁取忠。过了一年客居广州。因为南海邹伯奇又结识了钱塘夏鸾翔。也是志同道合，结下如针芥相投的深厚情谊。光绪己卯年，奉命出使法兰西国，驻节巴黎。所撰写的书籍，首先论述笔算，其次是九章翼，曰今有术，曰分法术，曰开方术，曰平方平圆各形术推测方田者，曰立方立圆术推衍商功者，曰勾股术，曰衰分数，曰盈不足术，曰方程术。在勾股术后，依次附有平三角、弧三角、测量高远三术。

译其次，则专门论述天元、四元的著作，写成《天元一术释例》和《名式释例》，并草拟了《四元浅释》。丁氏最初用活字印刷出版了十七种，后来全部刻入《白芙堂丛书》中。先生从巴黎卸任回国后，不久便去世了。

译○吴凌云

吴凌云，字得青，号客槎，是江苏嘉定人。

他是岁贡生。师承汉学，晚年曾在钱竹汀的孱守斋借居，得以尽览其藏书并阅读，见闻更加广博，研究更加精深。于是选取十三经的释文，摘录其中文字、声音、训诂互有差异之处，剖析其义类，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折衷标准，实事求是，既不随意依附前贤，也不妄加驳难前贤，可惜未能完成学业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然而他的论述已涵盖《尔雅·释言》，仅缺《孟子》而已。钱竹汀还偶尔采纳他的言论收入《养新录》。海盐人陈其幹获得他的手稿，整理为《经说》三卷，附带《小学广韵说》各一卷，总称为《吴氏遗书》。其中例如：引用“护网”，证明《葛罩》中的“护”字；以喂食小儿称为“饫”，证明《棠棣》中饮酒的“饫”字；“背当”，证明《仪礼·乡射记》中的“韦当”；谋划用酒酬酢称为“亨”，证明《礼运》中“以亨以炙”的数量；这些都是世俗常言，而文辞简练质朴、精辟卓越，言辞通达、道理显明。关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各种学说，则认为：“身”应当训释为家人有身（怀孕），“后”应当训释为尾下窍，“甘”即是古“柑”字，“卜”即是古“报”字，“弗”即是古“绋”字，“来”即是古“赉”字，“夷”、“吊”等字都象征缠束的形状。又推究造字的本源，阐发前人未加宣示的奥秘，无不典据确凿、明晰透彻。

○吴其濬

吴其濬，字瀹斋，是河南固始人。

家世出身高贵，由举人捐纳为内阁中书。嘉庆二年，以第一甲第一名及第。授任修撰，外放为广东考官。随即遭遇父母丧事。守丧期满，正值在南书房当值。先后担任湖北、江西学政，官职累升至内阁学士，兼任兵部左侍郎。奉命查办湖广总督周周天爵滥施刑罚的各项罪行，查实后，周天爵被定罪流放，吴其濬随即代理总督职务，不久简任湖南巡抚。恰逢崇阳县逆匪钟人杰接连攻陷崇阳、通城，将要进犯窥伺巴陵，吴其濬会同提督台涌驰援岳州防堵，各镇兵马到达后，命令他们分别扼守临湘、平江各隘口，而自己移驻湘阴，三千多名匪徒偷劫平江军营，被击退。不久，湖北军队收复崇阳、通城，钟匪被擒获，因叙功调任云南巡抚。数月后，改任福建巡抚，上奏请求清查云南铜厂的情况及库存款项。不久又调任山西，因兼管盐政，上疏陈述河东盐引课银短缺，拟裁减盐政办公银一万两充抵，均获准施行。山西全省鸦片充斥，群贩者有时劫夺并互相械斗，他禁止得尤为严厉。道光二十六年，因旧病屡次发作，请求开缺，随即去世。追赠太子太保，赐祭葬如例。

吴公虽然考取高科，身居高位，却留心于博识之学。所读四部书籍，只要涉及水陆草木的，无不摘录辑录，命名为《长编》；然后拿出他生平耳闻目验的资料来印证古今，辨别其颜色，区别其性味，详细论述审定，摹绘形状，编成《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并将《长编》二十二卷合并在一起。首列谷蔬，次列草花果木，共计数千种。确实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独步当时了。只是分类或许不如现代植物学家那样严密，又遣词造句间有文人习气；但大车始于简陋的车轮，这终究不足以成为这本书的缺点。

○吴骞

吴骞（1733-1813），字槎客，是浙江海宁人。诸生。

与同郡人陈鳣交好，讲求训诂之学，互相质疑问难。著有《子夏易传疏》二卷，《诗谱补亡後订》一卷。

酷爱典籍，遇到善本书，就倾尽囊资购买。先后所得不下数万卷。将居所楼房命名为“拜经”，是取法东莞臧氏的先例。校勘精审，汇集其题跋编成《藏书记》五卷，多有助于考订，在钱遵王、吴尺凫之上。曾获得宋椠本《咸淳临安志》，刻一方印文，为“临安志百卷人家”，大概风雅情趣如此。

祖先原本在荆溪有别墅，每隔一年往来一次。于是采访旧闻，撰写《桃溪客语》五卷。又编成《国山碑考》一卷，《阳羡名陶録》二卷，都非常详备。享年八十岁去世。

刊刻《拜经楼丛书》若干种，如《陶靖集》、《谢元晖集》、《罗昭谏集》等，大都是宋元旧刻，并将自己的著作及诗文集附在后面，艺林重视这些书，与“士礼居”相抗衡。

○吴任臣

吴任臣，字志伊，一字尔器，号园，是浙江仁和人。是明朝诸生。

康熙己未年，被召试博学鸿词科，授任翰林院检讨。志向品行端正美好，学识广博而思虑深远。钻研经史，兼擅天文占卜之术，推测事情多能应验，当时人将他比作管辂、郭璞。曾经因为欧阳修的《五代史》将十国世家附在末尾，虽然叙述简洁，但难免遗漏，立传的只有孙晟、刘仁瞻数人而已。又对十国时事也有偶尔未加核实之处，读史者有时感到不足。于是选取其中的人物事实加以彰显，网罗典籍，仿效崔鸿的体例，编成《十国春秋》。设本纪二十四篇，列传一千二百八十二篇；人物按国家分类，事件按类别归属。

译又编写了纪元、世系、地理、藩镇、百官以及五表，总共一百十四卷。所采录的古今书籍，大概有几百种，即使是石刻资料也没有遗漏，因此极少有主观臆断和凭空捏造的内容。又在各条之下夹注考异，以显示有所依据。他所辨证的史实，比如田頵擒获孙儒的年月，就采纳《吴录》，而不采纳薛史；吕师周投奔湖南的年月，就采纳《通鉴》，而不采纳《九国志》；南唐《烈祖世家》，就采纳欧阳修《十国纪年》，而不采纳《江南野史》《吴越备史》之类的书。采择详细广博，而考据明确审慎。五表的体例法则尤其精妙，文章也深奥典雅，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遗风，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学识渊博贯通了！他的其他著作还有《字汇补》、《山海经广注》、托园诗文集，共若干卷。可惜《周礼大义通》、《春秋正朔考辩》、《南北史合注》，都散佚而没有流传下来。

译○吴荣光

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号荷屋，广东南海人。

嘉庆戊午年考中举人，己未年考中进士。散馆后，特别授予编修一职。京察考核列为一等，补任御史。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不久，因巡察漕运失职被罢免官职。后来恢复员外郎官职，选入刑部。跟随成格前往山西审理案件，回报朝廷后升任郎中，补任军机章京，授任陕西西安道。道光元年（辛巳年），提拔为福建按察使，改任贵州布政使。不久遭遇父亲丧事。守孝期满入京被召见，补授湖南巡抚。正值江华县叛乱的瑶民赵金陇作乱，他协同总督卢坤、提督罗思举将其讨伐平定。代理湖广总督。除了办理善后事务外，在任五年。凡是裁减冗员，惩治贪腐役吏，缉拿奸民，政事无不全面施行。丙申年，因湖南学政龚维琳被弹劾，自己未能事先据实上奏，被降为四品卿。尚未启程，恰逢武岗匪患警报，得到圣旨留在湖南会同剿匪。事毕赴京，过了一年，授任福建布政使。后来因年老体衰请求休假归乡。享年七十一岁。

吴荣光胸怀宽广，喜欢延揽人才，遇到有才华的士人，都招致到幕府之下，有时还为他们宣扬声誉，有毕秋帆、阮芸台的风范。尤其酷爱金石，精通鉴赏。所收藏的如辛举卣、祖乙鼎、姬彝、蜃笠尊、太史虘父巳彝、兵史等，都是海内绝品。其余碑版，又将近两千通。著有《筠清馆金石记》，先刊刻其中金文五卷。评论者说吴荣光经学虽不及文达，但此书实在足以与《积古斋钟鼎款识》相抗衡。又撰写《帖镜》六卷，考证也相当典雅丰富。

○吴式芬

吴式芬，字子苾，号诵孙，山东西海丰人。

道光甲午年考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酷爱金石，曾依据《寰宇访碑录》，补全其未备之处，删去其错误重复的内容，增入三代秦汉以来的吉金器物，各自注明姓氏家藏，如同孙氏收录砖瓦的例子；只是不记载玺印、钱币、镜铭，只记载有年月的；孙氏未详细记载碑额，也一并补上；书约十六卷，名为《攈古录》。又荟萃金石目录，按州县编排。存在的，则列为己见；未见的，则注明见于某书，列为待访。凡是古今金石各类书籍，无不全面采集；又选取历代史籍及各家文集、说部来补充；墓志以曾出土、著录的为断限，而不采录文集；钟鼎砖瓦，流传本无固定处所，也不收载；地理未详的，另外附在后面，以供参考；名为《金石汇目分编》，约四十卷。对于款识古文，研究六书，多有考释；对于穹碑巨著，缺文误字，广泛访求旧本，多有补正；都散见于所收藏的金文册子，以及手校的金石各书。近代关中汉泥封出土很多，认为足以阐明两京制度，订正史册沿袭的错误；汇集拓本，依据《汉书·地理志》编次，加以考证，成书一卷，与攈古录》一并刊行。只有《汇目》稿藏在家中。

○吴廷华

吴廷华，字中林，号东壁，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康熙甲午年考中举人。官至福建海防同知。生平对六经的笺注疏解，无所不涉猎。曾因推荐参与纂修《三礼义疏》，得以遍览宫中秘藏的古今先儒著述，所以礼学尤为广博融洽。撰写《周礼疑义》四十四卷，《仪礼疑意》五十卷，《礼记疑义》七十二卷，稿件共百余册，可惜因卷帙浩繁，无力刊行。昭文人张海鹏曾抄录入《治经堂续经解》，也未来得及刊印。现在传世的只有《仪礼章句》十七卷。因为经文叙述次序质直，没有脉络起止可寻；又自一字到数十字，句子多零散不整，语句涩口；且监本与石本各有脱漏错误，郑注与贾疏不免杂乱；因此删繁取约，补脱勘误，写成此书。一篇之中，划分其章节；一节之内，分析其句读；其训释多依据郑玄、贾公彦的笺疏，间或采纳其他说法附案以阐明。至于丧娶特别关乎孝道要义，则加倍详细审慎。评论者说：虽然不及张蒿庵，但较胜于马德章。

○吴炎

吴炎（1626—1663），字赤溟，又字如�，号愧庵。江苏吴江人。因遭遇朝代更替，不忘故国，所以改号为赤民。

年少继承家学，是归安的生员，在当时有声望。国变后，便隐迹湖州山中，很久才出来，于是与其伯父、叔父及兄弟在溪上结下逃难之盟，一时吴越间高蹈能文之士响应者有数十百人，大概彬彬有礼，有月泉吟社的遗风。

后来与同邑潘柽章约定撰写《明史记》，柽章精于考核，而赤民长于叙事，因此各自竭尽所能，日夜执笔。又搜集遗逸以及耳目前足以感慨后人的事迹，得百事，作《今乐府》。史案祸起，有人劝他逃避，他笑着不应，关门危坐，等待捕者。被审讯后，在朝廷辩论侃侃而谈毫不屈服；已知无济于事，更加激昂骂不绝口。鞭打交加，意气自若，最终与柽章一同在街头被车裂。天下咸

译了解他处境的凄惨！《乐府》在清朝末年有刻印流传的版本。同乡陈去病又搜集整理了他遗留的诗文集。

译○吴颖芳

吴颖芳，字西林，自号临江乡人，是浙江仁和人。

他年少时端庄稳重，很少言笑。十五岁时父母双亡。每次参加童生试，都被差役呵斥，他说：“这是追求荣耀反而遭受羞辱！”从此就不再撰写科举应试的文章，一心一意读书。他曾经怪罪郑樵的《通志》刻意与先代儒者作对，于是选取六书、七音、乐略等内容，顺流而下追溯其源头。他的用功，是从音乐开始的。他认为：“律管音调，儒生能阐述其理论却不能熟悉其器物，俗工能熟悉其器物却不能得其理论，于是认为不可探究。”于是依据典籍考证各种器物，写成《吹豳录》五十卷。接着研究六书，全部以许慎（许叔重）为本。他说：“现在的《说文解字》版本，取一字作为篆书，而小字作为注释；其实许氏原文，上下相连，都应当是大字书写。又许氏所列文字间有不完备之处，常在解说中可见，如某字从某，那么所从之字可以补正文字。”写成《说文理董》四十卷。由六书进而研究音韵，他说：“字音有古音，有正音；经传中的反切，都经过先儒审定，不能执着于后人的口音来取证。”写成《音韵讨论》四卷。又由《说文解字》考证造字的本源，分为六类，各自追溯其起始，并沿袭其孳生演变，写成《文字源流》六卷。又选取钟鼎文字中有成篇可读的，笺注解释其文义，详细论述其前后倒置互文的体例，读起来都能文从字顺，写成《金石文释》六卷。他还精通佛典，所著关于“因明”、“唯识”的著作又有多种。晚年名声更加显重。通州雷翠庭、武进庄方耕在两浙任学政时，都亲自到他家中结交。可惜遗稿多散失，只有《吹豳录》及《理董后编六卷》有抄本。而《临江乡人诗》四卷独自流传。近来竞相倡导古金石文学以及佛学的相宗，不知道一百多年前先生早已开创，反而以诗人看待先生，唉！

○吴玉搢

吴玉搢，字籍五，号山夫，是江苏山阳人。贡生。

他自幼就喜好辨识古字。稍长后，潜心研究六书，博通群籍，学问有本源，旁及金石彝器，合并同异的痕迹，分析流传的变化，形声既明，训诂也就确定了，因此用来考证经传，指摘谬误，编撰成书，著有《说文引经考》二卷，虽然不及后来完备，实则是大车的雏形。《别雅》五卷，选取字体中假借通用的字依韵编排，各注出处，并为之辨证，对考古深为有功。《金石存》十五卷，前面是篆书五十二种，后面是隶书六十八种，都将文字列于前，而解题于后，详述其出处，系以时代。李氏函海刊刻此书，题仁和赵搢撰，是错的。他生性喜好游历，曾乘船南下长江，访求畴人逸士，与他们涉历山谷，探采古迹，以验证其所学。严冬时单人匹马奔走塞上，登上居庸关。所到之处就向戍卒野人询问山川险阻，时常徘徊在丛莽落照中，整天不吃东西，人多怪他。又游历京师。当时翁覃溪、朱竹君正以考据金石著称专家，听说山夫到来，争相拿出所著作品来与他质证。秦蕙田编纂《五礼通考》，也多出自他的手订。晚年得到凤阳训导的职位。很久后告老还乡，在家中去世。

○吴云

吴云，字少甫，号平斋，晚年自号曰退楼，是浙江归安人。

他年少时虽然父母双亡，但能在学业上自我奋发。多次在科举考场受挫，六次考试才补为博士弟子，秋闱又未考中。转而更加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旁及金石书画，都探究其深奥之处。道光甲辰年，援例以通判分发江苏，两次代理宝山县事，一次代理金匮县事，所到之处有政声。他擅长断案办赈，富有经验，实事求是。不久代理泰坝监掣同知。正值粤寇沿江东下，侍郎雷以諴在扬州治军，檄文命他总理营务。因功升为知府，并加道衔。咸丰戊午年，代理镇江府知府。当时郡城残破之后，他安抚辑宁，流亡者逐渐回归。第二年，调任苏州，奉上官命令赴上海与西国领事会议借洋兵助战，议未定，而省城陷落。巡抚薛焕派他率领炮艇会同洋兵收复松江府城，于是兼摄松守，而部议因失地将要夺职，薛公力争得以辩白。因此坚决请求交代，并辞去兼篆。然而尚且辅佐薛公幕府，虽不居职，而有重大商议必须依靠他。最终被忌恨者谗言排挤离去，于是不再出仕。各位大吏屡次想强行起用他，都以疾病推辞。侨居吴下，有泉石之胜景。客人有见到他的，则幅巾杖履，萧然如神仙中人，几乎忘记此前是风尘吏。生平笃嗜金石，幼年读《汉书》至梁孝王尊罍之事，说：“这必是三代以上的法物，可惜史氏言之不详耳！”塾师大为惊异。所著有《二百兰亭斋金石记》，毁于战火。乱后得齐侯罍二，更名居所曰“两罍轩”，著《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凡一器一铭，莫不钩摹格刻意有所疑，则博稽经史，以相证明此外有《古官私印考》，共二十七卷；《虢季子白盘考》

译《安弩机考》、《温虞恭公碑考》，以及《华山碑考》各一卷，《焦山志》共十六卷，诗文、书信、题跋等又有若干卷。同治十年，因捐资赈济直隶水灾而恢复原职。去世时享年七十三岁。

译○武亿

武亿（1745—1799），字虚谷，号授堂，是河南偃师人。

他十二岁时，便广泛阅读九经和诸子百家著作，写文章下笔就能写出千言。早年失去父母，因过度哀伤而消瘦得只剩骨架。恰逢伊水、洛水泛滥，房屋倒塌，他搭建木架做成小屋，在里面读书。严冬时节砍伐树木，烧火取暖，斧头伤了脚，鲜血浸染也不顾惜。他洒脱豪放，怀有奇特的志气。乾隆庚寅年，考中乡试举人，于是从兴汉出发前往四川，沿着夔州、巫山一带返回，饱览那里的山川形胜。写了《六国论》。不久居住在京师，跟随朱筠游学，学问更加博通。庚子年考中进士，被选拔授予山东博山县知县。到任后，勤于政事，爱护百姓，革除各种供给馈赠，判决案件没有积压，祈祷降雨立刻充沛，严厉禁止贿赂，民心大治。创办范泉书院，选拔其中的优秀学子，亲自讲授以敦促实学。当时和珅把持朝政，派遣番役抓捕反贼，在民间横行霸道，州县官员都不敢过问，先生率领众人将他们收捕，杖责后释放离去。上级官府担心得罪权贵获罪，于是以办事糊涂、滥用刑罚为由弹劾他。罢官那天，博山县一千多百姓拦路请求他留下，没能留住，便共同在县中为他的全家提供馆舍，早晚送食问候；先生不忍心让家眷拖累百姓，将他们都遣送回家。于是偶尔在东昌、临清之间游历，编修鲁山、郏县、宝丰三个县的县志，借此维持生计。后来主讲清源书院，共五年，才返回故乡。安阳知县赵希潢与他同拜朱筠为师，将他延请至官署，一起考订金石文字，不久他抱病辞别。嘉庆四年，和珅已被处死，朝廷下诏举荐冤屈之事，于是先生被罢官的事情被上报，皇帝命令吏部起用他，但他在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先生一生学问广博，诸经注疏、三史、《资治通鉴》，都能默诵。喜好收藏碑版，游历所到之处，如嵩山、泰山，遇到石刻，便抚摸青苔、剔除藓苔，尽心摹拓。有时无法使用拓具的，必定亲手抄录一份。惬师杏园庄百姓挖出宋代刘韬的墓志，重达几百斤，他急忙前往购买，背着它走了几十里，困倦疲惫也不顾惜，他嗜好古物竟到了这种地步。所著《三礼义证》十二卷、《群经义证》八卷、《经读考异》八卷及补一卷、《四书考异》一卷、《句读叙述》二卷、《金石三跋》十卷、《续跋》十四卷、《偃师堂石遗文录》，以及核定五经异义、驳异义补遗、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郑志等，各有若干卷。《授望文抄》十卷、《诗抄》八卷、《读史金石集目》、《年谱》、《受堂札记》又有若干卷。

○夏鸾翔

夏鸾翔，字紫笙，浙江钱塘人。

他是诸生。因捐输军饷议叙，获得詹事府主簿的职位。年少聪颖，研究曲线等各种术数，透彻分析圆出于方的道理。分条列出各种方法，并推演以探究其变化。撰写《洞方术图解》二卷。他说：“椭圆及各类曲线，其道理都源于平圆，如果领会其贯通之处，那么制造器物崇尚形象，上下观察，用途无穷。”撰写《致曲术图解》二卷。又曾专门创立快捷算法，将各类开方通为一法，可以直接求出数十位平方根，不论增积翻积，都是平坦大道。写成《少广缒凿》一卷。又有《万象一原》九卷。刻印在汪氏《振绮堂丛书》中。

○夏荃

夏荃，字退庵，江苏泰州人。

编辑《海陵文征诗征》共数十卷，又撰写《退庵笔记》十六卷、《梓里旧闻》八卷。凡是故乡旧闻、衣冠盛事、故书杂记、轶行遗文，下至技艺小长、乡间琐事，无不辨别是非、探求真实，援引古事证明今事，搜罗非常丰富。宝应刘宝楠称赞他“在小说杂家之间，确实是沈括、李昉一流的人物”。又收集他所获得的古钱一千多种并记录成谱，谱共八卷。前面有《历代年号重袭考》、《历代钱谱考》，用来辨别真伪、区分良劣，考订其年代，核对其异同，旁征博引百家之说，折中判断直至正确。虽然没能全部保存拓片，但专门重视考证。后来李竹朋编纂《古泉汇》，实际沿用了他的体例。海陵韩国钧作跋认为“审察是非，辨别得失，能够订正董广川、洪景伯等家的错误；他考订年号重袭，也与赵瓯北、李申耆不相上下。确实是史学的津梁，钱币界的龟鉴！”他以明经科出身终老。生平勤于著述，而付印的仅有《海陵文征》二十卷，其余都未刊行。甚至遗稿散失，十中存不到一。韩国钧编纂《海陵丛刻》，才选取他的《退庵笔记》、《梓里旧闻》、`退庵钱谱`，表彰彰显它们，而先生的遗著赖以流传不朽。

○夏燮

夏燮（公元1800—1875年），字嗛甫，又字理，别号江上蹇叟、谢山居土，安徽当涂人。

夏燮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家庭教育的熏陶，兄弟之间互相为师友，学业日益精进。他除了熟谙经书、音韵学之外，“兼深史学，留意时务”，成为一代史学家。

夏燮于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考中举人，初任青阳县学训导。道光三十

译他担任临城县学训导，《中西纪事》的初稿编排成书。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驻扎在祁门，夏燮从浙江返回江西，被调入曾国藩的幕府。当时，夏燮致力于明史研究，开始为撰写《明通鉴》做准备。随后，他担任江西巡抚毓科、沈葆桢的幕僚，处理过长江设立关卡以及江西法国传教士的传教纠纷。同治元年（公元1860年），他在《与弘莲详明经论修〈明通鉴〉书》中，阐述了编纂《明通鉴》的目的和体例。同治四年六月，他又将《中西纪书》增订为二十四卷，刊刻发行。此后，他在江西先后担任吉安、永宁、宜黄等县的知县。同治十二年，他在宜黄县任所刊刻了《明通鉴》，共一百卷。

译夏燮在宜黄县任职期间，历年亏空公款，多达数万两银子。此事被江西布政使刘秉璋察觉，历次交接账目都交代不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夏�在贫困、疾病、忧虑和愤懑中去世。夏燮死后，官府逼迫偿还欠款，其家人只好将夏燮的藏书变卖以抵债，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刘秉曾派人告知夏家，如果愿意将《明通鉴》的木版交给官办书局，可以折价一万五千两银子。由于夏家不肯，于是刘秉璋便向江西巡抚刘坤一报告，参奏夏燮，将其革职、查抄家产并监禁追缴欠款。到了光绪七年，欠款尚未还清，其子夏继振也遭受连累。江西巡抚李文敏参奏夏继振“顽固抗拒不缴，实属拖延怠慢”。皇帝下诏将在外省任职的夏继振暂时革职，由吴元炳委派官员押解到江西，强行追缴欠款。夏燮所刻的书版，被没收充入江西官库。光绪九、十年间，两江总督 left 宗棠，鉴于夏燮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上奏请求朝廷将他列入《儒林传》。这时刘秉璋已调升为浙江巡抚，见到左宗棠的奏稿后，便将旧事重提，将夏燮亏欠公款的原案同时上奏。并说：“哪有亏空公款数万两银子，还能被称为儒林人物的？”因而撤销了左宗棠的原奏。

夏燮勤于撰写著作，作品很多，他的代表作是《中西纪事》和《明通鉴》。

《中西纪事》全书共二十四卷，记载了从鸦片战争前后到咸丰末年中外关系的史事。例如，对于英国侵略军利用炮舰政策打开中国大门、强行通商的经过，以及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始末等，记载得非常详细。特别可贵的是，他搜集了抗击外国侵略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事迹列为《海疆殉难》一目加以记录。《中西纪事》的编纂，采用纪事本末体，将中外关系的相关史事分类记载，列出二十四个题目，每个题目为一卷，按时间先后叙述原委，条理清晰，叙事详尽。夏燮自述编书的目的是抗御外国侵略和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因而怀着“蒿目增伤，裂眦怀愤”的心情，“搜集邸报公文，旁及可资依据的新闻报纸，记录并保存下来”。但又考虑到清政府文字狱的余威，“私下怀有携带禁书的恐惧”，因而署名“江上蹇叟”。书中贯穿着强烈的爱国思想，揭露英、法、美、俄等国侵略罪行，颂扬中国人民英勇反抗精神，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宝贵资料《中西纪事》初稿成于道光三十年，后经过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修改，定为十六卷。同治四年（公元1875年）增订为今本二十四卷。出版以后，因触犯了洋人，遭到腐败清政府的查禁，曾被毁版。直到公元1871年，才又重新刊刻发行。

《明通鉴》是夏燮一生心血的结晶。他不满官修《明史》记载失实，决意从事明史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参证群书，考其异同”，才写成此书。全书共一百卷，二百万字，记录了明朝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历史。在《通鉴》中，夏燮将明代历史分为三个部分来撰写：《明前纪》起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68年），止于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用元朝年号，记叙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参加农民起义到建立明朝的历史。《明纪》起自洪武元年，止于崇祯十七年，记叙朱元璋称帝到崇祯缢死煤山、清军入关的历史。《附编》起于清顺治元年，止于康熙三年，用清朝年号，记叙南明政权的历史，特别是抗清斗争历史。《附编》这种形式，是夏燮编纂《明通鉴》中的一个独创，是与清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产物。因为清统治者害怕激起汉族人民反抗情绪，对南明历史讳莫如深，不许编入官修《明史》，因而这段历史缺乏记载。夏�找出乾隆帝将《唐桂两王本末》附于《通鉴辑览》后的诏令作为护身符，巧妙地将南明历史作为《附编》收入，纳入明史体系，这不仅保存大量南明史料，还使明史首尾相连，成为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

《明通鉴》一书，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材料丰富，考订详实。夏燮模仿司马光《通鉴考异》的方法，另撰“考异”，并按照胡三省注释《通鉴》的方法，将“考异”分注于正文之下。他在《

译《明通鉴》和《考异》中所引用的资料，有的已经散佚了，但在这本书中却保存着，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较多的资料。

**注：** 原文开头“明通鉴》”明显存在缺字或标点错误，根据上下文及史学常识，应补全为《明通鉴》。译文已据此修正。

译《明通鉴》在同洽十二年（公元1873年）于江西宜黄官署刻印。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又由湖北官书局重新校勘刊行。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

此外，夏燮的著作，还有《五服释例》二十卷，《粤氛纪事二十卷，校勘明《陶安学士集》、吴应箕《楼山堂集》、《国朝策算学书》、《校<汉书>八表》等，都已刊印发行。没有刻印的有《明史纲日考证》、《明史考异》、《谢山塘文集》等书。

○项名达

项名达，原名万准，字步莱，号称梅侃，浙江仁和人。

嘉庆丙子年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国子监学正。道光丙戌年考中进士。改任知县，但不去就职，退居专心研究算学。六十二岁时在家中去世。

先生与乌程陈助教杰、钱塘戴处士煦，交情最深。晚年造诣更加精进。认为古法没有用处，不太涉猎，而专心研究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与陈助教的观点不谋而合。癸卯年夏天，陈助教因事来到杭州，冒着雨拜访他，畅谈直到三角学，梅侃说：“平面三角中，已知两边夹一角，直接求夹角对边，向来没有方法，我私下怀疑并找到了方法，您听说过吗？”陈助教说：“没有。”于是项名达记录了他的方法带回去。他如此倾倒于人。著作很多，流传的只有《下学庵勾股六术》以及《图解》一卷。因为用勾股定理互相推求和比较的各种题目方法稍显繁杂，初学者往往难以明白，于是取旧方法略作变通，将方法分为六类，使相同的题目统一为一种方法，条理清晰，都能应对，繁杂的问题就不必再担忧了。又写了《象数原始》一书没有完成，病重时，留下书信嘱托戴处士完成它。处士为他补写了第六、七两卷。徐庄愍公索取定本付梓印刷。借徐庄愍殉难，书和版都毁于战火。弟子中夏鸾翔最有名。

○谢启昆

谢启昆（1737--1807），字蕴山，号称苏潭，江西南康人。

乾隆庚辰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随后充任国史馆纂修、日讲起居注官。出任镇江府知府，调任扬州府，因事被革职，发配军台。不久恢复官职，代理安徽宁国府，升任江南河库道、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转任浙江布政使。仁宗亲政后，简任广西巡抚，共三年，死于任上。享年六十六岁。

谢公做官明断，一向坚持正道，上级有时意见不同也不能改变他。任扬州知府时，恰逢东台县民徐述夔诗案发生，他拖延不忍心彻底治罪，虽然因此获罪，但颂扬之声遍布江、淮。等到担任布政使时，当时各省官库多有亏空，每到公私混乱，经历几任官员，前后互相推诿，亏空越补越大。谢公独自保持廉洁，智慧足以探究郡县利弊的多寡，立法用盈余弥补不足。所以他在任不久，没有招致官吏百姓的怨恨，却能完成长期亏空的额度。等到巡抚广西，内部治理整顿，少数民族安居乐业。修筑湘漓之堤以造福百姓，至今人们称为谢公堤。又曾兴办学校，整顿军队，文武官员都心怀爱戴，并且敬畏他。

谢公自幼博闻强记，本来以文学闻名。等到翁覃澳门出来，更加专心致力于经史金石等学问。在史局闲暇时，想到元魏末年，东西对峙，虽然各自被强臣控制，无法相比，但天平改元，孝武帝还在，东魏确实不能像西魏那样正统。而且天保受禅之后，关西还拥戴虚号七八年，国运也比东魏长久。于是伯起的书仅存，彦深的史书失传，读史的人无不遗憾，于是校订定义例，编排成篇，计本纪一卷，表三卷，考二卷，列传十三卷，载记一卷，合为《西魏书》二十四卷。其中的将相大臣征伐诸表尤其精核。

后来著《小学考》五十卷，补充朱氏《经义考》所未备之处。《粤西金石志》十五卷，与覃溪的《粤东金石志》并行。请求修撰《广西通志》，成书若干卷，揭示细微阐明幽深，搜罗广博，称为方志善本。写诗宏瞻富丽，兼具唐宋名家风格。有《树经堂集》十五卷，咏史诗集八卷，杂古文四卷。

○邢澍

邢澍，字雨民，号称佺山，甘肃阶州人。

乾隆庚戌年考中进士。历任壬子、戊午、庚申、辛酉年乡试同考官。担任浙江永康、长兴等县知县。精通断案，揭发隐蔽、揭露奸邪，无不神效，而行政利民，所到之处有老人之称；所以循吏名声卓著，被上级推崇。不久代理江西饶州府知府，迁任南安府。精通天文地理之学，兼爱金石。东南一向号称繁剧，任职数年，刑罚清明政事简略。于是利用闲暇，收集宋《会要》及《金石札记》等书，又想到关中自唐宋以来，多次经历战乱，前贤著作，沦佚者众多；于是竭尽两年之力，精心搜集，写成《全秦艺文志》八十卷，从三代开始，直到明代，分门别类，列举遗逸，大致仿照史志，而参酌经义

译考察体例。在金石学方面，除了《札记》之外，既与孙星衍共同编纂了《寰宇访碑录》，又根据所见唐宋以前的金石刻石以及宋元刊本《隶释》《隶续》中字体不同的情况，撰写了《金石文字辨异》十二卷。回到故乡后，他沉静少欲，只以著书来自我娱乐。诗文作品有《守雅堂文集》、《南旋诗草。

译○徐承庆

徐承庆，字梦祥，自号谢山，是江苏长州人。

乾隆丙午年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大挑后被分发到山西任知县，补授孟县，调任阳曲，升任平定州知州，转任解州知州，代理汾州府知府，后称病辞官归乡。他向来精通经义，在小学（文字、音韵、训�之学）上钻研精深。对许慎的《说文解字》用力尤深，虽然公务繁忙，一有空闲就留心考订。起初，段懋堂想要注释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先写成《说文解字读》，字体细密，每册厚约一寸，共四十多册。晚年才删繁就简来作注，又担心年老不能完成，不免求快，反而多有疏漏。徐承庆于是撰写《说文段注匡谬》若干卷，借此纠正段懋堂的失误，心态平和，言辞通达，道理明晰，与钮匪石的《段注订》观点相同但论述更详细；他不仅是段懋堂晚年的功臣，也是段氏的诤友。

○徐乾学

徐乾学（1631-1694年），字原一，号健庵，是江苏昆山人。他是顾炎武的外甥，

八岁就能写文章，十三岁通晓五经。康熙庚戌年考中进士。癸丑年，以殿试第三名的成绩及第，被授予编修。壬子年，主持顺天府乡试，从落选试卷中提拔了韩菼，韩菼最终考中状元，大家都佩服他识人眼光的精明。升任右赞善，因母亲去世守孝回家。

徐公守孝居家期间，痛心于近世丧礼失传，逐渐形成陋俗，古代典章被抛弃而不加讲求，于是搜求古今丧礼沿革兴废的原因，分类编排，先列经史，后列群籍，并将近代通儒硕学的议论附在后面，加上按语，折衷各种说法，写成《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朱彝尊作序称赞他“采集广博，而选择精当；考据详细，而把握要领，是天壤之间必不可少的书籍。”

守孝期满复职，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明史》总裁。多次升迁至侍讲学士、詹事、内阁学士，教习庶吉士，转任礼部侍郎。各种礼制，斟酌古法，比照今情，有不妥当的地方，大多加以厘正。奉命担任《一统志》、《会典》以及《明史》的总裁，编纂《鉴古辑览》、《古文渊鉴》。凡是著作的任务，没有不领受的。不久担任经筵讲官，升任左都御史，调任刑部尚书。

从翰林院推荐升迁至大司寇（刑部尚书），兄弟都位列卿相，门第显赫，宾客众多，当时无人能比。而徐公尤其善于识人，能得士心。当时有才能的人，奔走聚集唯恐不及。即使是山林中的隐逸之士，也强行起用。通常迎请他们到馆舍食宿，并厚加资助，使他们感到像回家一样。访问博采，商榷僻书，以扩大见闻。后辈中才华出众的人，延请举荐没有一天间断。即使是一句善言、一件小善行，也常常赞叹不已。贫寒之士，有时穷困来投靠，就竭尽所有资助他们，毫不吝啬。宾客退去后，就带着书卷，从事著述。即使纵情饮酒、深夜疲倦，也很少有休息的时候。传是楼的藏书冠绝海内，早晚校勘。尤其笃志于经学，凡是唐宋以来先儒的经学解释，世间不常见的没有不搜览参考的，并雕版刊行。世人所传的《通志堂经解》，人们知道是纳兰容若编纂的，不知道实际上出自徐公之手。

担任御史时，整顿御史台的纲纪，考察军政，曾经弹劾罢免赣豫两地的巡抚以及山西、甘肃两地的总兵。当时正分南北两党，各位台谏官更加倚仗他，弹劾不避权贵，结怨遂深。恰逢张汧案发生，于是督抚及内大臣搜集罪状，连续上奏，皇上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徐公于是称病请求辞官。上了五次奏疏才获准。仍命令他修撰《一统志》。仿效宋代司马光的先例，书局随自己移动，后来最终因潍县知县朱敦厚的事被罢官。死在家中。有旨意召用他，已经来不及了。

所著《读礼通考》之外，还想要荟萃古今经说，各成一书，以纠正群书中的错误，但未完成。他在史学方面，《宋元通鉴》一百八十四卷，草稿刚完成；而《明史》稿中关于议大礼三案、东林理学等源流的论述，都是徐公的特笔，足以作为实录。诗文雍容和平，不失玉堂（翰林院）风度，有《澹园集》三十卷。

○徐时栋

徐时栋，字定宇，又字同叔，学者称他为柳泉先生，是浙江鄞县人。

天资通敏，全身心投入学问。道光丙午年考中举人，因捐输军饷被授予内阁中书。两次参加礼部会试，就居家不再出仕。湖西烟屿楼藏书四部六万卷，全部取出阅读，朱墨批注杂下，从早到晚不知疲倦。遭遇兵火，图籍全部焚毁，于是营造新宅，购藏书籍如旧，在其中寝息，年老更加笃志，深思精研，著书数百卷。

研究经学尤其有心得，不偏袒汉学，不盲从宋学，曾主张以先秦之书来平息众说纷纭，所以很少陷入墨守成规的弊端。《尚书·汤誓》有两篇，一篇是伐桀，见于今文；一篇是祷旱，错见于古书。梅氏窃取旧文来缀补《汤诰》，而祷旱的誓辞湮没。于是作《逸汤誓考》。《太誓》在秦火中亡佚，河内女子所献的，也是伪书，后世儒者有的据以为真，于是作《三太誓考》。谈论诗音的，始于陈第，顾炎武等人继之，往往用汉魏之音强合古音，唯独以诗证诗，分为七部，从而使周人的韵部得以彰显，于是

译著有《诗音通》。躲避战乱迁居建隩，闭门讲解《诗经》，常常阐发新的义理，于是写成《山中学诗记》。阅读充宗的著作而嫌其疏漏，因此撰写《春秋规万》。阅读西河的著作而驳斥其荒谬，因此撰写《舜典补亡驳义》、《四书毛氏学说驳正》。又曾补全朱熹辑录的《逸经》，校正毕沅校勘的《吕氏春秋》。旁及群经和《国语》，也多有论述和撰著。

译在校勘刊印宋代和元代四部《四明志》之后，又附上了札记、佚文和考据。又为宋代袁正献公请求从祀孔庙，详细考察其始末，撰写了《事实录》；考察其世系年代，撰写了《世谱略》。为舒氏子孙校勘宋代文靖公的遗集，参考查考群书，纠正近刻《宋元学案》的错误，撰写了《新校广平学案》。

主持修撰县志，仿照史馆《儒林传》《文苑传》的体例，征引文句，各自注明出处，不厌其烦地追求完备，征采的书籍几乎超过一千种。并且建议为贞烈节孝者请旨旌表，多达一千余人，挑选其中特别突出的，每人单独立传，列入新修的县志中。又搜集探访乡里先贤的诗文，沿袭诸家耆旧文集的体例，共数十册。这都是为了保存乡邦的掌故文献。

又辑录《偃王志》、《北宋谱疏证》、`《言行记》、《思旧记》，这些都是徐氏一家的著作。文集四十卷，宗法韩愈、柳宗文的风格。诗集十八卷，也气势宏大直抒胸臆，没有门户之见的习气。享年六十岁。综观他的一生，沉潜于遗存的经典，依据古代训诂，本于汉代经师的治学方法，而对于宋代讲学的诸儒仍然阐发不遗余力，确实可以说是通儒了！

○徐松

徐松，字生伯，顺天府大兴人，原籍上虞。幼年跟随做官的父亲到京城，于是定居在那里。

九岁进入县学。嘉庆乙丑年，以二甲第一人的成绩考中进士，被授予编修官职。随即进入南书房值班。大学士董诰内心看重他学识渊博雅致且有杰出才华，一切应奉的文字工作都委托给他。恰逢诏令参与编纂唐代文章，于是全面查看四库馆敕修的《新疆志》，嘱咐他亲自前往各城，广泛咨询当地的情况。于是足迹踏遍南北两路。每次携带开方小册，放置指南针，详细记录山川道路里程，下马后记录下来。到达驿站，就召见仆役、驿卒、台官、通事，一一与他们验证质询。经过一年，风土人情都详细知晓。于是援引古事证明今情，写成十二卷的书，有图有叙，论述山河的险要，城郭的控制，兵员、粮食、财赋的储备，田野畜牧的繁盛，分条列项，详细核实，全面融洽。庚辰年，皇帝赐还。道光改元，全书抄写呈送御览。宣宗召见，他奏对西域情况非常详尽。授予中书官职。并将他的书交给武英殿赐序刊行，名叫《新疆识略》。又摘录其要领，作《新疆南北路赋》两章。自己作注记，辞藻华美富赡。十六年，选任礼部主事。不久提升为御史，外放为陕西榆林府知府。有政声，转任延榆兵备道，量移潼商道。不久，退休回家。享年六十八岁。

先生生平研究经术，尤其精通史事，喜爱阅读《旧唐书》和《新唐书》。编纂唐代文章时，在《永乐大典》中得到《河南志图》，急忙摹写抄录，采集金石传记，结合程大昌、李好文的《长安图》，编成《唐两京城坊考》五卷。性格又喜好钟鼎碑碣文字，认为足以作为考证的依据。在敦煌搜得唐代索勋及李氏修功德两方碑，都是向来著录家所没有的。从塞外归来，名声更加显赫，所交往的都是当时的贤豪之士。另外撰写的有《唐登科记考》三十卷，《宋三条例考》若干卷，《后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西域水道记》五

译堪称经学大师了！乾隆丙辰年，考中博学宏词科，又考中经学科，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

译平时喜好探究地图与地方志，认为胡渭的《禹贡锥指》虽然在当时享有盛名，但难免有疏漏之处，于是撰写《会笺》十四卷，期望补正其缺失，其中多有可取之处。又撰写《山河两戒考》十四卷，使其与《会笺》相互辅助。并且旁涉《山海经》《竹书纪年》，用以考证古代史地源流与沿革。对于《竹书纪年》，另撰《统笺》十二卷，引证丰富详实，由卢文弨作序刊行。

研究经学，起初选取汉魏诸家关于《周易》的学说，来印证朱熹的《本义》，撰作《周易拾遗》。随后又推及群经，完成《经言拾遗》十四卷。他抄录诗、礼经论，以及史部、说部的考辨，编成《管城琐记》三十卷。全祖望先生称赞其学问精专广博。曾与他谈论邵雍的“三十宫”说，他引证极为广博完备，全祖望质问他：“您没读过《击壤集》吗？‘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阳中；小车春暖秋凉日，一日只能移一宫’。这难道不是三十六宫的明文吗？天根月窟，是老子的微言大义；三十六宫，是图经中的洞天福地；那些一定要用复卦、姤卦说来附会的人，就像《参同契》一定要用乾坤坎离来划分气值日并究其理一样。《参同契》运用《易》理，并非圣人作《易》的本旨。”全祖望大为叹服。于是撰写《皇极经世考》若干卷。他同时也擅长写诗，也都典雅可诵。

○徐文范

徐文范，字仲圃，江苏嘉定人。

与钱大昕交好。好学深思，专精地理，虽然足迹不出乡里，但三条四列、十道九域的地理情况一一铭记于心。因为两唐两宋时期，疆域统一，经纬井然有序；即使是三国承继汉朝，五代十国承继唐朝，虽然封疆划分，但名实未改，考究古史的才俊，搜寻资料并不困难；唯独西晋渡江以后，隋朝开皇年间平定陈朝以前，国土分裂，南北侨置州郡，历经千回百易，现存的史书有十家，而有方志的才五家；晋史只叙述太康年间，而不详述江左偏安的局面；魏史只列举武定年间，反而遗漏了洛阳全盛时的规制；沈约或许失之于繁冗，魏收或许嫌其简略，萧子显、萧谌等人更不必说了；甚至杜佑、李吉甫、乐史等人在方舆之学上最称完备，但南北侨置的痕迹也缺失了十分之九。于是上溯太安年间，下至大业年间，以年份为经，以国家为纬，旁行书写；又以晋初所分的二十州作为纬中之纬，下至隋炀帝废除州郡为止；先辨别实土，附缀侨置州郡，其间分列合并，参互错综，方志有遗漏，就采集纪传来印证；撰作《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四卷。书完成后，钩稽毫发，穷极细微，可称为杰作。

○徐养原

徐养原（1758～1825)，字新田，又字饴庵，浙江德清县人。

自幼秉承家学，读书有深刻见解。十三岁时，随父亲任官进入京城，向当时的名士问学，对于学术的源流派别无不晓贯通达。父亲请求终养归乡，他更加潜心思考经书训诂，顺从侍奉父母，常常以解说经义来娱乐双亲。考中嘉庆六年副贡生。父母先后去世，于是无意再攻读科举应试之业。

起初，阮元巡抚浙江，在西湖上修建精舍，选拔数十名高材生在其中讲习，先生及弟弟徐养灏参与其中。又召集诸儒校勘十三经注疏，先生负责《尚书》、《仪礼》。《仪礼多有脱文错简，向来号称难治，他所校勘的尤为精善。

平时曾说：“古代的儒者，必须修习六艺；书写数字，居住礼乐，都是为了涵养性情。”于是条通经传，著述其大者有《明堂说禘郊辨》、《井田义》、《饮食考》、《周官五礼表、《五官表》、《考工杂记。他的学说虽然大半墨守郑玄之说，但如论明堂，失之狭隘；计算侯道，失之遥远；又直接诤谏其失误。撰作《尚书考》，列举汉魏旧说，举出近日诸家未及列举的内容。撰作《黑水考》、《渤海考》，又不附和胡渭之说，都实事求是，不随便苟同。

兼通声律、六书、古音，旁涉历算、舆地、氏族之学。对于字书，辨析会意、指事、形声四类。有《六书故》、《纠檀园字诂》、《僮籥》、《急救篇校异》。对于古音，增定段玉裁十七部为十九部。有《说文声类》、《毛诗类音》、《周易楚辞经传诸子音征》、《古音备征记》。因此《仪礼》的今古文，《周官》的故书，《春秋三家》、《论语鲁读，都能列举其异同，为之考证。对于声律，因母亲擅长弹琴，秉承慈训，有《律吕臆说、《琴学原始》、《乐曲考、《管色考》、《荀勖笛图说注》。

对于历算，希望中西之法各自阐明其理，不相杂糅。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补图》、《刘微割圆表》、《长广方说、《带纵诸乘方记》、《乘方记》、《三角割圆》、《对数新论》。

对于舆地

译关于氏族，有《朝鲜疆域考》《氏族谱》等书，也详细而确凿。

译共有若干卷，数十万字。

他为人除了书籍之外没有别的嗜好，如果不是生病或遭遇丧事，就不会停止学业。诵读勤奋不懈，考据论辩刻苦努力，直到年老也不衰退。去世时享年六十八岁。

○徐有壬

徐有壬，字君青，又字钩卿，浙江乌程人。

凭借宛平的籍贯，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道光己丑年，考中进士，改任主事，在户部任职。外放担任扬州知府，升任四川成绵龙茂道，历任云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直至江苏巡抚。咸丰庚申年，粤寇攻陷苏州城，他不屈服而遇害，全家随之殉难。事情上报朝廷后，按照典礼给予抚恤和荫封，赐谥号庄愍。

他精通天文历算，在郎署任职时，宣宗皇帝曾召见询问：“圆明园的水位比京城高多少丈？西洋进贡的器物用途如何？”他的奏对符合皇帝心意。御史们往往就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刚开始研究算学时，得到《四元玉鉴》，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凭借自己的理解推演成详细的草稿，人们见了觉得惊奇，争相传抄带走。他尤其精通割圆术和堆垛术。算术中割圆术最为困难，嘉定、钱塘本沈氏《笔谈》的说法创立了进位开方法，当时人们都相信它。徐有壬用内接和外切圆反复验证，那个说法于是被推翻。又有关于对数表从西方传入，说通过多次开方得到数值，他就用多次乘除的方法来驾驭，得到的数值巧合，而且省力百倍。他更加精心探索，思考深入细微之处，深造自得到了如此地步。

他所著的《务民义斋算学》，包括：《割圜密率》三卷，《椭圆正术》一卷，《弧三角拾遗》一卷，《朓食九服里差》三卷，《用表推日月食三差捷法》一卷，《截球解义》一篇，附《椭圜求周术》一卷，编造《各表简法》一卷。那些见于目录但未刻印的：有《堆垛测圜》等七种，退回的稿件都散佚了。

○徐元文

徐元文（1634-1691年），字公肃，号立斋。江苏昆山人，徐乾学的弟弟。

十四岁时，补为诸生。顺治十一年，赐予进士第一名。康熙初年，江南奏销案发生，因牵连获罪，贬谪为銮仪卫经历，过了四年，事情澄清，恢复原官。遭遇父亲丧事，与两位兄长每天住在丧次，按照古礼行事。服丧期满起复，补任国史院修撰，升任秘书院侍读，主管陕西科举考试。康熙九年，升任国子监祭酒，充任经筵讲官。多次升迁至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破格提拔为左都御史。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他的兄长徐乾学从都御史升任刑部尚书，皇上难以找到替代他的人，很久没有补缺；七月，又让徐元文回到原来的官职。兄弟相继担任副宰相，天下人以此为荣耀。十二月，升任刑部尚书，刚过十天，调任户部。康熙二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徐元文因为廷议多次与满族大臣意见不合，屡次招致党争攻讦，于是上疏极力请求离职；皇上允许他保留原官职退休，当天他就辞别朝廷。船经过临清时，关卡官吏大肆搜查，即使是酱罐之类都打开查看，只得到图书数千卷，光禄寺的膳食金三百两而已。人们都啧啧称赞他是清官不止。康熙三十年七月，在老家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他在国子监任职时，毅然以师道自任，上疏请求准许按照顺治年间的成例，让各省学政选拔文武兼备的人才，恢复乡试副榜的名额，并送入国子监学习。得到旨意交部执行成为法令。又请求扩大监生中举的名额。并请求永远停止纳粟入监的途径，说它不可行的原因有四点，交给有关部门，纳粟入监的惯例除了河工之外全部停止。他在国子监任职四年，端正士风，规范文体，条令教化大为整肃。充任日讲起居注官时，圣祖诏令他用《历代通鉴》与《四书》参合讲解。他与桐城张文端选取《通鉴纲目》，挑选那些关乎君主德行、有助于治理的事情，逐一进讲，广泛采纳先儒的论述，附上自己的见解，旁推交通，一以仁义为根本。到了年终，汇总进讲的意见。他上疏尤其以“心法”谆谆告诫。他责难过失、陈述善道，大多属于这类。

康熙十八年，特别召他监修《明史》。学士充任监修，不是旧例，他请求推辞，不被允许。于是请求购买遗书，征召遗老，推荐前给事中李清、主事黄宗羲以及原任副使曹溶、主事江懋鳞，平民黄虞稷、诸生姜宸英、万言。有关部门议论不允许，特别旨意听从他的建议。有诏书召见李清等人。黄宗羲、曹溶，都因为年老没有到，但各自献上所著的书，诏书一并交给史馆。

他和兄长健庵都喜欢士人，延揽奖借唯恐不及，多次散尽金钱，救济别人的急难，晚年官位越尊贵，常常忧愁好像有忧虑的事。内在品行修洁，贿赂的使者不到门前。对待家人严厉整齐，退朝吃饭的闲暇，只是端正坐着读书罢了。对待兄弟极其友爱，然而常常用道义互相规劝切责。历任《孝经衍义》、《政治训典》、方略、《一统志》总裁。《明史》稿件未完成时，曾上疏准许按照《宋史》益王、卫王的例子，将福王、唐王、桂王的事迹载入附传，那些明末尽忠于所侍奉君主的大臣，直书不隐。诏书说可以。到了乾隆初年，《明史》完成，颇为采用他的例子。著有《含经堂集》若干卷。

○许桂林

许桂林，字同叔，号月南，又号月岚。江苏人。与兄长乔林、石华齐名。

由拔贡生考中嘉庆丙子科江南乡试举人。随即遭遇

译遭遇艰难，因哀痛过度而去世。享年四十三岁。

先生平生好学深思，本性纯真纯粹，亲身实践，广泛综合各类书籍。他体质向来虚弱，不能耐受辛劳。唯独读书时精神焕发，因此每天以训释经义为事。余力兼通六书和九数。人们带着疑难问题来请教，他有问必答，和蔼可亲。研究各种经典都有独到见解，尤其精通《易经》，撰写了《易确》二十卷。他认为：解说经典应当以经典本身为主，与经典相符合的就是对的，与经典相违背的就是错的。于是选取“乾”卦为主，认为整部《易经》都是由“乾”所衍生。他博览群书而坚守简约，对于《易经》的义理确实有独特的见解。又因为《春秋》三传中，研究《穀梁传》的人常常很少，于是编成《穀梁传年月释例》一卷。他折中调和汉学与宋学，编成《四书因论》二卷。在算术方面，他采集《宣夜》的遗文，用西方数学方法加以贯通，编成《宣西通》三卷。阅读《数理精蕴》，摘录其中简要且切合日常应用的部分，编成《算牖》四卷。这些著作都先后刊印发行。其他如《毛诗后笺》、《春秋左传地理名考》、《步纬简明法》、《味无昧斋文集》、骈体文、《壹籁词等，还有三四十种，共一百多卷。他又通晓古音，曾撰写《许氏说音》来配合洨长许慎的《说文解字》，可惜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唐陶山任海州刺史时，聘请先生教导他的儿子，两人交情非常深厚。甘泉人罗土琳跟随先生学习，后来就以精通历算之学闻名于世。

译○许瀚

许瀚，字印林，是山东日照人。

他幼年时广泛通晓经史以及金石文字。年纪刚过二十，进入县学读书。道光乙酉年，道州人何文安公巡视山东学政，对他的才华感到惊奇，选拔他为贡生进入国子监，第二年他进京，就寄居在何家，得以与何公的儿子何绍基结为朋友，互相考订学问。他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尤其深入探究声音训诂的根源。至于校勘审定宋元明时期的旧籍，其精审程度不亚于顾涧薲、黄荛圃。京城里知名的士人如张穆、苗夔、俞燮等人，都早晚与他交往，以学问互相切磋。龚自珍向来很少赞许别人，唯独推崇许瀚为北方学者第一。他当时被世人所看重就是这样。恰逢朝廷核查编录重修《字典》，因议叙获得州同的官衔。乙未年，他在北闱乡试中举；但五次参加会试都不顺利。他受聘主讲渔山书院，编修《济宁州志》。又被选任为峄县教谕，不久因遭父母丧事离职。丙午年，河帅潘芸阁侍郎聘请他校勘史籍，因此结识了丁晏、鲁一同、许梿，彼此书信往来，心意契合毫无隔阂。而与商城人杨铎（字宝卿）的交情最为深厚。己酉年，他为山西杨氏校刊桂氏的《说文义证》。当时他患有偏瘫之疾，在家养病，仍然努力克服病痛从事工作。咸丰庚申、辛酉年间，太平军侵犯山东境内，经过日照，他所收藏的书籍碑版全部毁于战火。幸好他提前躲避，得以免于灾难。不久便去世了。

他所著述的只有《攀古小庐文》几卷刊印发行。遗著一卷，刻入《滂喜斋丛书中》，《韩诗外传勘误》则仅存有遗稿。他给杨宝卿的信中说：“古人造字，实际上是由于声音。近代如王氏父子以及金坛段氏，略微领悟这个道理，只是没有专门写成一部书的人。想要研究《说文解字》，应当从事声音之学。”又说：“《说文解字》中所列的重文，研究的人都不明白它的体例。如果把《说文解字》所有的重文编成一本书，也是发掘前人未曾阐发的深意。”这也可见他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一个方面了。

○许梿

许梿，号叔夏，字珊林，是浙江海宁人。

他生来极其聪慧，读书能够推究人事物情。他专心致力于经学，精通六书，尤其喜欢研究律学。嘉庆二十四年考中举人。道光十三年考中进士。被选任为直隶知县，没有赴任。被推荐编修国子监金石志，书成之后，改任知州，得到山东平度知州的职位。刚开始上任，判决案件、抓捕盗贼像老练的官吏一样。黄河泛滥淹没州里的田地，他开浚支流渠道，赋税而且大量收入。他在平度任职八年，邻近封邑有疑难案件，上级官府总是发公文委托他去勘察，没有不结案定罪或平反冤案的。他素来留心检验尸体伤痕损伤，修订《洗冤录详义》，使后来的刑官奉为师法。历任淮安、镇江、徐州知府，都建立了抵御灾害、赈济灾荒等政绩。升任江苏粮储道。当时正改为海运，遣散内河水手，部署周密，没有喧哗骚动的人。

然而虽然他处理政务精明敏捷，但每天不废弃学问。他透彻了解古篆的源流。研究《说文解字》，认为这是他一家的学问。沉浸其中很久，搜集古今撰述，唯独推崇钮树玉、王筠为绝顶造诣。编纂《说文流笺》这部巨著，高有几尺，尚未定稿，因战乱散佚。另外编纂《识字略》，依据韵部编排，这大概不是他最初的志向。他考定金石文字，亲手钩摹。《古均阁宝刻录》流传于世也不到十分之一。他擅长篆书隶书，笔势茂密，与弟弟许楣齐名。他兼通医术，博览群书，往往有所刊误校正咸丰年间，战事大起，他流寓迁徙，书籍散失，所著述的不完全流传下来，继承学问的士人对此感到惋惜。他去世时享年七十六岁。

○许宗彦

许宗彦（1768--1818年），字积卿，又字周生，是浙江德清人。

他九岁就能阅读经史，善于写文章。王昶喜爱他的才华，为他作了《积卿字说》。乾隆丙午年他在乡试中举。嘉庆己未年考中进士。这一科人才最为兴盛。朱珪尤其器重他，曾说：“经学方面有张惠言，小学方面有王引之，词章方面有吴才鼎等人，兼有这些才能的难道是许某吗！”他初仕被授予兵部主事。

他生性极其好学。当时他的父亲方伯公告老还乡在家，他念及侍奉无人，在兵部观政两个月就请假回家。等到双亲相继去世，他更加无意于仕途进取，将他的书房命名为“止水”以表明志向。他闭门著书将近二十年。他去世时享年五十岁。著有《止水斋诗文集》二十卷。

先生既受到家乡梨洲、季野、西河、榭山、�浦等先生的恩泽，又与当世通儒名德如程易畴、钱晓征、段若膺、�姬传等人交往，上下议论，更加深入经术。他做学问务求六经的大义，深入观察自汉代以来两千年的治乱得失，探究古今儒道兴衰，文章真伪，不屑于琐碎地校勘文字，辨析偏旁训诂，不被百家支离蔓衍、迂腐疏远、少有效果的言论所迷惑。这大概是不同于汉学和宋学的持平之论。他的言辞中有说：“所谓‘下学而上达’，‘诗书执礼’就是‘下学’，‘知天命’就是‘上达’。后来的儒者，钻研穷尽心性，而忽略平常近便的道理，这是只知道‘上达’而不通过‘下学’，必定会虚无恍惚而没有归宿；考证训诂名物，不追求高远，这是只知道‘下学’而不知道‘上达’，其结果琐碎散乱没有统纪。圣贤的学问，不是这样的。”

考

译周朝设有五座亲庙和两座祧庙，认为在周制五庙之外，另外设有两座祧庙，作为迁庙的降杀，以加厚亲亲的仁爱。在宗庙之外，另外设立祖宗庙，与禘祭、郊祭同为重大祭祀，以彰显尊尊的大义。考察文王、武王的世室，认为周朝的文王、武王都配享于明堂太室，所以有文武世室的称号。这些见解都能阐发韦玄成、刘歆、郑玄、王肃所未能阐明之处。

译论述六书中的转注，认为它是通过偏旁辗转相注。例如“示”作为部首，从“示”的偏旁，注为“神”“祗”等字，从“神”“祗”，又注为“祠”“祀”“祭”“祝”等字，辗转相注，都意义相同归为一类。戴震（东原）指出《尔雅》的诂训就是转注，却不知道诂训是后来才产生的，并非造字时预先确定的。段玉裁（懋堂）申述戴震的说法，又说《尔雅》等书中的字多属假借；却不知道假借的情况，是本没有那个字。如今像“初”“哉”“首”“基”的训释，并非本来没有“首”字，而借用“初”“哉”等字来充当。其余如“日”“月”等字的解释，辨正了王念孙（晓庵）的错误。《礼论》《治论》各篇，考证古代以证明当今，通达治理国家的体制。文章虽然不多，但大多独具见识，是前人未曾说过的。

○薛传均

薛传均，字子韵，江苏甘泉人，县学生员。

起初擅长骈文，因在梅花书院肄业，听到山长歙县人洪梧的讲论，自惭见闻浅陋，于是与刘文淇、包世荣等五人结交，致力于根本的学问。积累三年，各自藏书达到五七千卷，互相借阅并质疑辩难，于是博览群书，记忆力强且见识精到，对十三经注疏及《资治通鉴》尤其用力，反复研读达数十遍。注疏版本，亲手校勘，阐发毛亨、郑玄、贾逵、服虔的学说，那些魏晋时期不遵守师法的儒者一概摒弃。读史书则重在研究治乱得失；遗留的文章琐事，也强行记忆，但根本必须在于小学。依据许慎的原书钩稽贯穿，透彻理解其义理并熟悉其辞藻。当时精通许慎学问的，推崇嘉定钱氏、金坛段氏。段氏的门徒尤其众多，唯独认为他们夹杂臆测之说，不如钱氏精审。最终推究得失，而倾向钱氏。《潜研堂集》中有《说文解字答问》一卷，深明通转假借的意义。于是广泛引用经史来证明，写成《说文解字答问疏证》六卷。又曾因为《文选》中多古字，逐条列举并系连，疏通证明，写成《文选古字通疏义》十二卷，草稿尚未完成。刘文淇等人替他编纂抄录副本，并汇集他十三经本上朱墨校勘的批语，还有二十多卷。

家境起初富裕，因为嗜好读书，逐渐衰落，但好读之志未曾稍减，常说：“富贵不敢期望，只要有空闲读书就满足了。”后来十次参加省试都落榜，生计日益紧迫，于是接受福建学政陈用光的聘请，陈用光看到他所著的书，恨相见太晚。恰逢跟随陈用光巡视汀州，感染热病，死在试院，年仅四十四岁。

○薛凤祥

薛凤祥（？-1680），字仪父，山东淄川人。

曾经师从定兴鹿善继、容城孙奇逢，著有《圣学心传》，阐发“认理寻乐”的宗旨。后来跟随魏文魁学习天文，主持旧法。顺治年间，与西洋人穆尼阁交往，于是改从西学，完全传授其技艺。因此写成《天学会通》十多种。其中称为“对数比例”的，就是西洋的“假数”。称为“中法四线”的，因为西法以六十分为度，不便计算，改从古法，以百分为度，表中只列出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所以叫“四线”。其推算天象的书籍，有《太阳诸行法原》《木火土三星经行法原》《交食法原》《历年甲子》《求岁实》《五星高行》《交食表》《经星中星》《西域回回术》《西域表》《今西法选要》《今法表》。都是会通中西来确立法则。以顺治十二年乙未天正冬至作为起点，各种推算都从此开始计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作为岁实，黄道赤道交角有加减，恒星每年运行五十二秒，与《天步真原》相同。梅文鼎《算书记》所说的“青州之学”。当时人将他与王锡阐（晓庵）并称为“南王北薛”。又著有《两河清汇考》，考究黄河、运河以及职官夫役道里的数量，历代治河的成绩，援引古今，疏证颇为详细。

○薛寿

薛寿，字介伯，晚年字价伯，江都人。

在同县梅蕴生（植之）门下学习，兼通词章和小学。二十岁补为诸生。道光戊辰年，祁寯藻（文端）岁试拔置第一。恰逢梅蕴生游历浙江，又师从刘文淇学习经学，学业更加精进。居所名为“学诂斋”。罗列书籍史籍，聚集朋友讨论学问，每天从事点校勘误。省试总是不顺利，但力学不辍。咸丰初年，遭遇战乱丧失家产，靠做幕僚自给。曾经任职于淮南书局，运使方濬颐、庞际雲都礼遇他。最后应湖北学政张之洞聘请，主持经心书院讲席，因病回乡，去世时六十一岁。

生平专力于许慎之书，在音韵方面尤其有深造。喜欢用“读若”的例子解说《诗经》，用韵脚正转；又想将《广韵》入声的缉、合、盍分为一部，叶、帖以下分为一部，都没有写成书。所著《续文选古字通》二十，《读经札记》二卷，《学诂斋文》二卷，《外集》二卷，《诗集》二。

○严长明（附：子严观）

严长明，字冬友，号道甫，江都人。

幼年聪颖敏捷，能十行并读。后来补为诸生

译学政梦侍便以国士看待他，知道他贫穷，询问他有什么需要，他回答说：“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听说广陵马氏藏书丰富，希望能得到一张书桌作为读书的计划罢了。”于是被推荐给漕运总督卢雅雨，卢雅雨立即聘请他。这时，东南方的名士大多在马氏的书斋借住，冬友虚心请教疑难问题，大家共同深入探讨议论，于是广泛地穷尽了各类书籍。乾隆壬午年皇帝南巡，因献赋被召试，特别赐予举人身份，授予内阁中书的官职。他通晓古今，富有智谋计策，又擅长撰写奏章。大学士刘文正公最赏识他的才华。户部上奏说天下杂项钱粮名目繁多，请求并入地丁项下，冬友便对刘文正公说：“现在的杂项，是古代的正规赋税。现在法律规定折征银两，如果去掉这些名目，将来再有需要的地方，必定会再次加征，这是让百姓重新陷入困境。”刘文正公说：“没想到年轻人有这样的见解！”立即命令驳斥并停止这项提议。不久被推荐进入军机处办事，前后共七年。在宫内值班时间长久，熟悉各种典章制度，尤其致力于公正公允。有一天，云南粮道罗源浩因分摊赔偿下属官员亏欠的银两，被限期追缴，即将被判处死刑，当时刘文正公担任会试考官，冬友击鼓进入考场，呈递文书请求刘文正公上奏宽恕他，罗源浩得以免死。这一年冬友便被提升为侍读。他处理事务，在众人中独自勤奋辨析，就像这样。然而因此颇受忌恨。后来接连遭遇父母去世，守孝期满后就称病不出仕。建造了几间房屋，题名为“归求草堂”，藏书三万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有人提问，没有不能回答的。他写诗文构思周密，温和平易且合乎情理。毕中丞秋帆邀请他游览秦中，得以尽览终南山、华山的胜景，诗文都奇崛奔放，所收集的金石刻石更加丰富。编撰《西安府志》八十卷，《汉中府志》四十部，都详实丰富且有法度。曾经担任《平定准噶尔方略》、《通鉴缉览》、《一统志》、《热河志四部书的纂修官。兼通蒙古文、托忒文、唐古忒文。在经咒馆任职，更正《翻译名义》、《蒙古源流》等书。晚年担任庐江书院院长，去世时五十七岁。自己著有《毛诗地理疏证》、《三经答问》、《三史答问》、《西清备对》、《石经考异》、《智白斋金石类签》、《金石文字跋尾》、《汉金石例》、《五岳贞珉考》、《五陵金石志》、《石迹表》、《吴兴石迹表》、《尊闻录》、《献征馀录》、《五经算术补正》、《淮南天文太阳解》、《素灵发伏》、《养生家言》、《墨缘小录》、《八表停云录》、《吴谐志》、《奇觚类聚》、《文选课读》、《文选声类》、《南宋文鉴》、《怀袖集》、《归求草堂诗文集》，共二十多种。

译附：严观

长子严观，字子进。是太学生。能够继承家学，深入钻研而有所心得；对于金石刻辞，废寝忘食地寻求。尤其因为金陵是家乡，旧日刻石湮没的已经无法考证，于是探访现存的拓印收藏。从汉代到元代，按时代排序，记录全文，附上考证，涵盖一府七县，共有若干种。甚至穷乡僻巷、古庙荒坟，无不骑着瘦马、带着干粮，亲手拓印。撰成《江宁金石记》八卷。又选取那些寻求而未得到的，编为《江宁金石待访目》二卷，刻印流传于世。

○严可均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樵浙江乌程人。

学问无所不通，尤其精通许慎的著作。年轻时曾背着粮食去当塾师，校官嫉妒他，于是他逃往京城，冒用宛平籍参加乡试。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贵人索取他的试卷想让他中状元，因为诗作不合声律被斥退。有人劝他去谢罪，贵人很高兴，并对他说：“你学识渊博，只是诗作不合声律罢了！”严可均最终瞪着眼睛回答说：“唐代开始用律诗取士，现在流传下来的不合声律的占十分之九！”贵人脸色大变，罢了此事。

他喜欢游历，足迹几乎遍布天下。多次接受姚文田、孙星衍聘请校勘书籍。

道光二年，被选授建德县教谕。义乌有一位高才生，被嫉妒者诬陷，被父亲抛弃。事情上报官府，大吏想为他开脱，苦于难以措辞；严可均为他作了一篇《甲癸议》，大吏看了认为正确，据此定案，那位学生于是与父亲和好如初。在任数年，大力修缮学宫，并修葺严子陵祠。不久称病辞官回家，著书不停。

四十年间，所撰写编辑的著作堆积如山，将经史子集统编为《四录堂类稿》一千二百多卷。最后又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使之与《全唐文》相接，多达三千多家，都由自己一人写定，不借助众人之手。清代著述之丰富，大概没有超过他的。只是卷帙繁多，大多不能自己刊刻，往往赠送给人刊刻，就署上他人的名字。署自己名字已刊行的，除《全古文》外，仅有《说文声类》二卷、《说文翼》十五券、《唐石经校文》十卷、《金石題跋》四卷、《漫稿》八卷罢了。

在此之前，曾撰写《说文长编》，因为撰写疏义未完成；《声类》就是长编的第四种，《翼》就是长编的第七种。孙星衍劝他先作提纲，于是作了校议，半年完成，合并姚文田的解说共三十卷。长编稿藏在遵义郑氏家中，也未刻印。连同其他余稿，听说藏在南浔刘氏家中，咸丰、同治年间毁于火灾，实在可惜！

生平自负学识，轻视众人。有一位进士来见他，询问《汉书》中的事情，不能完全明白，严可均就说：“你只知道八股文罢了，是我失言了！”晚年白须红履，俨然儒者。一天经过书肆，遇到少年突然询问说：“是谁？”仔细看了很久，于是指着架上的某本书说：“将来！”少年将书递上，那本来就是先生所著，说：“这就是我了！”少年惊骇逃走。虽然玩世傲物，但遇到好学上进的后辈，总是多方奖掖，有问必答，毫无违逆。大概是严厉地厌恶世俗而实际上真心爱护他人。

附

弟弟章福，号松樵。是廪生。也精通小学，著《说文校议议》，刊入《吳興叢書》。

○严元照

严元照，字九能，浙江归安人

父亲树萼，生性喜欢藏书，多达数万卷，教导儿子，不让他应试，对他说：“读书不精，不是学问。士人必须通晓经书，通晓经书必须通晓训诂。舍弃训诂而凭主观臆断解说经书，破坏大道，必定从这里开始。”元照既年幼聪慧，又继承家学，十岁时曾在屏风上写四种字体，擅长此艺的人不能及，当时称为神童。稍长补为诸生。朱珪、阮元深深赏识他。尤其精熟《尔雅》《说文解字》。他说：“《说文》是古文家学，《尔雅》是今文家学。因为《说文叙》称《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都是古文，而引用《詩》也涉及三家，《春秋》也称《公羊》；《叙》中没有记载的，是因为古文书大多不立学官，所以特别记载。三家《詩》、公羊《春秋》，人们共同学习，所以不记载。孟氏《易》久立学官，却也记载，是为了区别于梁邱、施、京三家。”又说：“《尔雅》有音义不同而并列训释的。台、朕、赉，是‘予我’的‘予’；赉、畀、卜是‘赐予’的‘予’之类就是这样。有音同义不同而并列训释的，栖、迟、憩、休、苦，是‘止息’的‘息’，齂、呬，是‘气息’的‘息’之类就是这样。古人对字训，不因为音读而区别。《释诂篇》：开头训‘始’，结尾训‘死’，两端都具备了。篇内次序，也各自按类相从。《释言篇》有一字兼两义，或字不同而义相同，或义训相递嬗而下，或字和义都不同而青同，大抵放在一起。刘熙《释言语篇》其字义必定反复相

译（他）回答，似乎也很深透地明白这个宗旨。又说：“《尔雅》与《说文解字》并不完全吻合，比如《说文解字》在系部中以‘赓’为古‘绩’字，而《尔雅》却说‘赓，续也’，所以说《说文解字》是古文家的学问，《尔雅》是今文家的学问。”撰写《尔雅匡名》二十卷，自行阐述他的学说。在侍奉父亲的空闲时间，又搜集整理辨析校正经典的札记，编成《娱亲雅言》六卷。然而他断绝了追求仕途的念头，人们认为他平庸无能，他自己也不喜欢被人知晓，心境淡泊安然。去世时年仅三十多岁。还有《悔庵学文》八卷，《柯家山馆诗 集》六卷，《词集》三卷，被收录在《湖州丛书》中。

译○颜元

颜习斋，名元，字浑然，是直隶博野县人。生于明崇祯八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年），享年七十岁。他是京津铁路线中间一个小村落——杨村的小户人家之子。他父亲做了蠡县朱家的养子，因此他幼年冒姓朱氏。

他三岁时，满洲兵入关大肆抢掠，他父亲被掳走，他母亲也改嫁了。据李塨、王源编纂的《颜习斋先生年谱》记载，颜元在三十四岁为养祖母守丧时，才知道父亲并非朱姓；三十九岁养祖父去世后，才回归博野本宗，恢复颜姓。由于三藩之乱，蒙古响应，辽东戒严，直到五十一岁他才能出关寻找父亲，北至铁岭，东抵抚顺，南出天复门，其中的困苦难以言表。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最终背负父亲遗骨归葬。他的一生，十分之九都在家乡度过。除了出关寻父这一趟，在五十六、七岁时，曾一度出游，到过直隶南部及河南地区。六十二岁时，他曾接受肥乡漳南书院的聘请，前往任教，想在那里试验自己理想的教育精神和方法。书院分设四斋，分别叫文事、武备、经史、艺能。正当开学之际，恰逢漳水决口，将书院淹没，他从此便回家不再外出。他曾与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通信，但都未曾见面。当时知名的士人，除了刁蒙吉（包）、王介祺（余佑）之外，都没有往来。他一生的经历大致如此。

他幼年曾学习神仙导引术，娶妻后不与妻子亲近，后来知道那是虚妄的，于是改变志向专心治学。二十岁左右，喜好陆九渊、王阳明的著作，不久又从事程朱理学的研究，信奉得非常坚定。三十岁以后，才觉得这些路子都不对。他说唐尧虞舜时代的教学是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周礼》教导士人有三物：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与后世学术专门致力于记诵或静坐冥想的，门径截然不同。他说：“必须有所作为，这是学习的要领。心中有事则心能存养，身体有事则身能修养，家庭的整齐、国家的治理，都是有所作为。如果没有作为，那么治理与道德都会荒废。所以正德、利用、厚生叫做‘事’，不体现在具体事务上，就不是德、不是用、不是生。德、行、艺叫做‘物’，不验证于具体事物，就不是德、不是行、不是艺。”（李塨著《习斋年谱》卷上）他认为，离开事物就没有学问；离开事物空谈学问，便不是学问；在事物上求学问，就必须进行实习。他说：“像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之类，需要日夜讲习的努力，多年实践检验的功夫，不像理解文字那样可以坐着就获得。”（《存学编》卷二《性理书评》所以他极力提倡一个“习”字，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习斋”。学者因此称他为习斋先生。他所说的习，绝不是温习书本的意思，而是说凡学习一件事都要用实地练习的功夫。所以被称为“实践主义”。他讲学问最重视效率。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翻了这个案，说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利”。他入世之心极其热烈，凡学问都要以有益于人生、可应用于政治为主。所以又被称作“实用主义”。王昆绳说：“先生崛起于世，没有师承传授，确实看到后儒高谈性命，掺杂佛道二家而扰乱孔孟的真义；确实看到先王先圣教学的成功法则，并非静坐读书的空洞腐朽；确实看到后世的混乱，都因为儒术失传；而一旦恢复周、孔的旧制，没有不能使百姓回归三代之治的。……毅然认为圣人必定可以学习，而终身勤奋不懈于困知勉行，没有一言一事是自欺自恕的，慷慨承担天下的重任，而以救济苍生为心。……”（《居业堂集·颜先生年谱序》）这话虽然出自门生心悦诚服之口，却不算是溢美之词。

习斋很反对著书。有一次，孙夏峰的学生张天章请他撰写礼仪水政方面的书，他说：“我著《存学》，是痛心于后儒著书，难道要效法他们吗？况且耗费在纸墨上的功夫多，恐怕用于实践学习的精力就少了。”（《年谱》卷下）所以他一生著书很少只有《存学》、《存性》、《存人》四编，都是很简短的小册。《存学编》讲述孔子以前教学的成功法则，主旨在于主张习行六艺，而对于静坐与读书两派极力驳斥。《存性编》可以说是习斋哲学的基本论述，大致宗奉孟子的性善论，而对于宋儒变化气质的说法不以为然。《存治编》发表他在政治上的主张，如实行均田、重视选举、重视武备等等。《存人编》专门驳斥佛教，说他非

译所谓“人道主义”。颜习斋一生的著述仅此而已，实际上不过是几篇短文和书信、笔记之类的文字拼凑而成，算不上正式著作。戴子高在《习斋传》中说他：“推论明代制度的得失以及应当沿袭或变革之处，写成《会典大政记》一书，并说：‘如果任用我，我就把这些主张付诸实施。’”他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两书，现在都还存在。这两本书是他阅读朱熹的《四书集注》及《朱子语类》时随手批注的，由门人整理编纂而成，也算不上什么正式著述。他三十岁以后，与朋友王法乾（王养粹，字法乾，河北蠡县人，清代生员，是颜元一生的挚友）共同订立日记；凡是言行是否善恶，意念是否真诚或愧疚，都随时自我检查并记录在案。后来他的学生李恕谷以日记为底本，加上平日所听到的见闻，撰写成《习斋先生年谱》两卷；钟金若（钟錂，字金若，河北博野人，清代生员，颜元的门人，另有《农书》、《一隅集等著作）又编纂了《习斋先生言行录》四卷，补充了年谱中未记载的内容；又编纂《习斋纪余》两卷，收录他的杂文。学者想要了解颜习斋完整的人格及其学术纲要，阅读《年谱》和《言行录》最为合适。

译这个实践实用学派，自然是由颜习斋亲手创立的。但习斋是一位默默独自修养的人，足迹很少走出家乡，交往极少，又不肯著书立说。如果当时只有他这一个人，恐怕这学派早已湮没无闻了。幸亏他有一位才气极高、声望极广、志向极宏的门生李恕谷，才能把这个学派发扬光大。太史公说：“使孔子名周闻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孔子是否依赖子贡，我们不敢说。习斋有恕谷，却真是史公所说的“相得而益彰”了，所以这派学问，我们称之为“颜李学”。

有清一代学术，初期是程朱与陆王的争论，次期是汉学与宋学的争论，末期是新学与旧学的争论。其间有人将朱陆、汉宋各派所凭借的一切彻底摧毁廓清，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进行了一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其所树立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粹是“现代的”。其人是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

颜李学派，在建设方面，成绩如何，下文另有批评。至于破坏方面，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从古未有其比，因为自汉以后二千年的所有学术，都被他否认完了。他否认读书就是学问，尤其否认注释古书就是学问，乃至否认用所有各种方式的文字发表出来的就是学问。他否认讲说就是学问，尤其否认讲说哲理就是学问。他否认静坐就是学问，尤其否认内观式的明心见性就是学问。我们试想，二千年来的学问，除了这几样还有何物？都被他否认得干干净净了。我们先看他否认读书是学问的理由。习斋说：

把读经史、订正群书当作穷究事理、处理事务，以求得道的功夫，那就相差千里；把读经史、订正群书当作就是穷究事理、处理事务，而说道就在此，那就相差万里了。……譬如学琴一样，书本好比琴谱，烂熟琴谱，讲解分明，能说是学琴吗？所以说，把讲读当作求道的功夫，相差千里。又有一个妄人指着琴谱说，这就是琴，辨别音律，协调声韵，涵养性情，通达神明，此物此事就是琴，谱果真是琴吗？所以说，把书当作道，相差万里。……唱歌得其调，抚琴娴熟指法，弦求中音，徽求中节，这叫做学琴，还未算是习琴。手随心意，音随手出，清浊疾徐有常功，鼓琴有常规，演奏有常乐，这叫做习琴，还未算是能琴。弦器可以亲手制作，音律可以耳朵审听，诗歌随心所欲，心与手忘，手与弦忘，这才叫做能琴。如今手不弹，心不会，只把讲读琴谱当作学琴，这是渡河而望江，所以说相差千里。如今目不睹，耳不闻，只把谱当作琴，这是指着蓟北而谈论滇南，所以说相差万里。（《存学篇》卷二《性理书评》

这种道理，本来一说便明。若说必须读书才有学问，那么，许多书没有出现以前，岂不是没有有学问的人吗？后儒解释《论语》“博学于文”，大率说是“多读书”。习斋说：“儒道之亡，亡在误认一个‘文’字。试观帝尧‘焕乎文章’，固然不是大家帖括，难道又是四书五经吗？周公监二代所制之‘郁郁’，孔子所谓‘在兹’，颜子所谓‘博我’者，是何物事？后儒全然误了。”（《言行录·学须篇》）又说：“汉宋儒满眼只看得几册文字是‘文’，然则虞夏以前大圣贤皆鄙陋无学了。”（《四书正误》卷三）又说：“后儒以文墨为文，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讲、博著，不又天渊之分吗？”（《习斋年谱》卷下）可谓是一针见血之语了。

“读书即学问”这个观念从那里发生呢？习斋认为：“汉宋诸儒，但见孔子叙《书》、傅《礼》、删《诗》、正《乐》系《易》、作《春秋》，误认纂修文字是圣人，则传达注解便是贤人，读之熟、讲之明、而会作书文者，皆圣人之徒了，遂合二千年成一虚花无用之局。”（《四书正误》卷三）孔子是否曾删《书》、《诗》，定《礼》，系《易》等等，本来还属历史上的一个疑问。即使有之，也断不能说孔子之所以为孔子者专在此，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据习斋的意思，以为“孔子在强壮时已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才，不得用乃周游，又不得用才删述，皆大不得已而为之者，其所删述不过编出一部‘习行经济谱’，望后人照样去做。战国说客，置学教而学周游，是不知道周游为孔子之

译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宋儒又设立学校来教化以及践行道义于当时，而自幼就学习删述，教导弟子也不过如此，这是不知道删述是孔子特别不得已的做法；如果效仿富翁的人，不学习他经营治家的实际内容，而只效仿他在荒年转移财产以及遭遇战乱时登记财产以留给子孙的做法吗！"（《存学编》卷三《年谱》卷下部）这些话评价孔子说得对不对，是另一个问题。对于后世儒者误认为读书就是学问的心理，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

译颜习斋为什么对读书痛恨到这种地步呢？他认为专门读书会使人愚昧，使人软弱。他有一位门生，把《中庸》中“好学近乎知”这句话拿来问他。他先问那人道：“你心中一定先存有‘多读书可以破除愚昧’的看法，是不是呢？”那人说：“是。”他说：“不对，试看今天下的秀才懂得世事吗？读书人就是愚昧。读得越多越愚昧，但书生必定自以为聪明，他们的愚昧却更加深重。……”（《四书正误》卷二）他又说：“读书越多越迷惑，审察事理机变越没有见识，处理实际事务越没有能力。”（《朱子语类评》）朱子曾说：“追求文章的工巧，花费许多工夫，耗费许多精神，非常可惜。”习斋进一步说道：“文人把许多精神耗费在笔墨文章上确实可惜，先生们舍生忘死，在‘思、读、讲、著’四个字上下功夫，完全忘却了尧舜的三事六府，周礼的六德六行六艺，不肯去学习，不肯去实践，这又算什么？千余年来率领天下人陷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造就软弱、病态、无用的人，都是晦庵（朱熹）造成的。”（《朱子语类评》）李恕谷说：“阅读久了就会喜欢安静厌恶烦扰，而心思变得板滞迂腐。……所以人们有借口说‘白面书生’，说‘书生无用’，说‘林间咳嗽的病猕猴’。世人还认为诵读可以修养身心，大错特错！……颜先生所说，读书人大多习得像妇人女子，以见识来说只是从门缝里窥视人，以力气来说连一只小鸡都提不动。”（《恕谷后集·与冯枢天论读书》）这些话不能说太过火，因为这些“读书人”实在把整个社会弄得糟透了。

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习斋反对读书，并非反对学问。因为他认定读书与学问截然不同，而且认为读书妨碍学问，所以反对它。他说：

人的岁月精神有限，在诵读讲解中度过一天，就在实践习行中错失一天；在纸墨上多花一分精力，在身世上就少一分精力。（《存学编》卷一）

恕谷也说：

纸上的阅历多，则世事的阅历少；笔墨上的精神多，则经世济民的精神少。宋明两代的灭亡就是因此。（《恕谷年谱》）

由此可知，他反对读书，纯粹是出于积极的目的，而非消极的。他只是叫人把读书的岁月精力腾出来去做学问。至于他所说的学问是什么，下文再说。

习斋不仅反对读书，而且反对著书，看上文所引用的话多以“读”“著”并举，便可见一斑。恕谷比较好著书。习斋曾告诫他，说道：“现在即使著述尽善，也不过宋儒是误解的书生，我是不误解的书生罢了，这与儒者的本业有什么关系呢！”（《年谱》卷下）总而言之，凡是纸上的学问，习斋没有一件不反对的。

反对读书并非从颜李开始。陆王学派便已反对，禅宗尤其反对。难道颜李这种话，不是助他们张目吗？其实并非如此，颜李所反对的不仅在读书，更在于宋明儒者那种谈论玄理的讲学。习斋说：

近世圣道的消亡，多因在心内的觉悟、口中的讲说、纸上的议论三者之间去见道，而在身世实践中却不见道。学堂往往称为书院，或叫讲堂，都倚仗《论语》中“学之不讲”一句话作为掩饰错误的借口。殊不知孔门是为了学而讲，后人却把讲当作学，相去千里了。（《年谱》卷下）

总之，习斋的学风，只是教人多做事，少讲话，多务实，少谈原理。他说：“宋儒好比得到一本路程指南，看一处又看一处，自喜为通晓天下路程，人人也以晓路称颂他们，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四周道路已长满荒草了。”（《年谱》卷下）又说：“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现在却不走路，只效仿圣贤的话当作走路。每代引路的话增加得越来越多，最终宽阔的大道上鲜见行人了。”（《存学篇》卷三）又说：“专会说话的人，便说许多尧舜的话，终究无用。就像说糟粕无救于饥渴，说稻粱鱼肉也无救于饥渴一样。”（《朱子语类评》）他反对讲学的理由，大略如此。

宋明儒者所讲的个人修养方法，最普通的为主静、主敬、穷理工物……等等。颜李学派对于这些法门，或根本反对，或者名同实异。现在分述如下。

主静是颜李根本反对的。以朱陆两派的理论来看，向来都说朱熹主敬，陆九渊主静。其实“主静立人极”这句话，倡导自周敦颐，程颐见人静坐，便赞叹为善于学习。朱熹教人“半日静坐”，教人“观察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状态”，程朱学派何尝不是主静？所以“静”这个字，即使说是宋元明七百年间道学先生们共同的法宝，也未尝不可。习斋对于这

译有一派言论，最为令人痛恨；他说：“整天端坐不动，以体察未发时的气象作为求取中正的功夫，这真是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从未听说过的。”（《存学编》卷二）朱熹口头上常常排斥佛学，排斥汉儒。颜习斋诘问他：“你教人半天静坐，半天读书，这是半天当和尚，半天当汉儒。试问十二个时辰中，哪一个时刻是尧、舜、周公、孔子？”（《朱子语类评》）颜元、李塨的著作中，像这类的话很多，现在就不全部引用了。但他们并非用空泛的言辞来反对，而是从心理学上提出极强的理由，证明在静中所得的境界实在靠不住。颜习斋说：

译透彻地映照万物，古人形容这种妙境，称之为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宋明儒者所谓的悟道，大体也与此类似。我并非说佛学中不存在这面镜子，也并非说学佛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而是说那能透彻映照的，是无用的水镜，那所映照的万象，都是无用的花月。达不到这种境界，白白苦修半生，不过是腐朽的枯禅；不幸达到了这种境界，自我欺骗反而更深。为什么呢？人心如同水，只要一旦澄清安定，不被泥沙搅浑，不被风石激荡，不必是名山大川的海水才能映照百态，即使是沟渠盆盂中的水也能映照。现在让人耸肩静坐，不被事务打扰，不掺杂旁念，灵敏的人几十天，迟钝的人三五年，都能透彻地映照万物如镜花水月。功夫达到这一步，欣然自喜，以为得道了。或者邪妄之气相互感应，人物间稍有征验回应，越是隐怪惊人，互相推崇信服，以为是有道了。我在戊申年之前也曾跟随宋儒用静坐的功夫，所以亲身经历而知其为虚妄，不足以凭据。（《存学编》卷二有一段大意与此相同，而更举实例为证说：“我听说一个姓管的人与我的朋友汪魁楚的伯父在泰山中同学仙道，三年不语。汪离开家十七年；他的儿子去探望他，管能预知，用手写字说：‘汪师今日有子来’。不久果然如此。不久他的哥哥叫他回去，则与乡人无异。我游历燕京，遇到一个僧人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不久出关，则仍是一个无知的人……”）天地间岂有不流动的水？不接触地面、不见泥沙、不见风石的水？一动一触，仍然是一物也不映照了。现在玩赏镜里花、水中月，确实足以娱人心目；若去掉镜水，则花月就没有了。即使对着镜水度过一生，也不过是徒自欺骗一生罢了。若指着水月来照明，摘取镜花来佩戴，这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的，所以空静的道理，越谈越迷惑；空静的功夫，越精妙越虚妄。……（《存人编》）

这段话真是契合心意、切中事理的高论。天下往往有许多例外现象，一般人认为神秘不可思议其实不过是一种变态的心理作用。因为人类本有所谓潜意识，当普通意识停止时，它会发动，做梦便是这个缘故。我们若用人为的功夫将普通意识制止，令潜意识单独显露头角，则“镜花水月”的境界，当然会呈现眼前。把这种境界视为神秘，而惊异它、歆羡它，固然可笑，若咬定说没有这种境界，则也不能使迷信者信服，因为他们可以举出实例来反驳你。颜习斋虽没有学过近世心理学，但这段话确有其发明之处。他承认这种变态心理是存在的，但说它是靠不住的，无用的。后来儒家辟佛的言论，没有比颜习斋更透彻的了。

主静如果仅仅属于徒劳无功，也可以不管它。颜习斋认为主静有大害二。其一，是损害身体。他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靡人的精神，使筋骨都疲软，以至于天下没有不弱的书生，没有不病的书生。百姓的祸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朱子语类评》）其二，是损害神智，他说，“因为喜爱静坐空谈的学问久了，则必定会厌恶事务。遇到事情就茫然不知所措，贤豪尚且不免，何况常人呢？所以误人子弟、败坏天下大事的，是宋人的学问。”（《年谱》卷下）这两段话，分别从生理上、心理上说明主静的弊端，可谓广博深切、明晰透彻。

颜习斋于是对于主静主义，提出一个正反面对应的“主动主义”。他说：“经常运动则筋骨强健，气脉舒展，所以说‘立于礼’，所以说‘制舞而民不肿’。宋元以来的儒者都习惯于静坐，今天正可以说习惯于运动。”（《言行录》卷下《世性编》）他又说：“养生没有比习惯于运动更好的了。早起晚睡，振作精神，寻找事情去做，持之以恒，并不困倦疲乏，日益精壮。只说静息调养，便日渐惰弱了。所以说君子庄重恭敬日益强盛，安逸放纵日益懈怠。”（同上《学人篇》）这是从生理上说明习惯于运动的必要性。他又说：“人心是活动的，习惯于事务则有所寄托而不妄动。所以儒家时常温习、努力践行，都是用来治理心性的。佛家则寂坐静室，断绝事务、远离人群，以求治理心性，不仅在道理上不可行，在情势上也不能做到，所以放置数珠来寄托念头。……”（《言行录》卷上《刚峰篇》）他又说：“我用力于农事，顾不上吃饭睡觉，邪妄的念头，也自然不起。相信‘努力践行接近于仁’这句话啊。”（同上《理学篇》）这是从心理上说明习惯于运动的必要性。尤其奇特的是，过去人多以心不动为贵，颜习斋则连心也要它经常活动。他最爱说“提醒身心，一齐振起”这两句话。怎样振起呢？“身体没有事情做，寻找事情去做；心里没有道理思考，寻找道理去思考。习惯于让身体勤劳，习惯于让心存在。”（《言行录》卷下《鼓琴篇》）他对这个主动主义深信不疑，于是

译于是得出结论说：

译五帝、三王、周公孔子，都是教导天下人通过行动来成圣的圣人，都是通过行动来造就世道人心的圣人。汉唐沿袭了他们行动学说中的一二成来造就当时的世道。晋宋时期苟且偷安，佛教讲空，道教讲无，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邵雍讲静坐，只从事口头言论和笔墨文章，总之都是不行动，结果人才枯竭，世道沦丧！我曾经说过，一个人行动则一个人强健，一个家庭行动则一个家庭强健，一个国家行动则一个国家强健，天下行动则天下强健。我自信考察前代圣人而不被束缚，等待后代圣人而不感到困惑。（《言行录》卷下《学须篇》）

宋儒修养，除了主张静之外，还有主张敬这一方法。程朱派学者常拿这个来与陆王派对抗。颜元和李塨对于主敬，是极端赞成的，但认为宋儒所用的方法不对。颜习斋说：“宋儒拈出‘穷理居敬’四个字，从文字上看很美；从实际考察来看，却把读书当作穷理的功力，把恍惚的道体当作穷理的精妙，把讲解著述当作穷理的事业，把俨然静坐当作居敬的容貌，把专一而不旁骛当作居敬的工夫，把舒缓安详庄重当作居敬的作用。……”（《存学编》卷二）颜习斋认为这是大错特错。他引用《论语》的话作证，说道：“说‘做事要恭敬’，说‘恭敬做事且守信’，说‘恭敬所做的事’，说‘行为笃实恭敬’，都是身心一致地用功，无处不是敬。如果把古人成就的方法都舍弃，专门在静坐、收敛身心、徐行缓语的地方讲主敬，那就是名义上是儒，实际上却是释，离正道太远了。”（《存学编》卷三）李恕谷说：“圣人门下不空谈敬。‘恭敬所做的事’、‘做事要恭敬’、‘行为笃实恭敬’、‘修养自己以恭敬’，就是孟子所说的必定有具体事情去做。程子用‘专一而不旁骛’来解释敬，粗略地说还说得通，意思是做这件事心就在这件事上，不又去旁骛其他；精细地说，‘心常清醒’、‘心要在腔子里’（按：这都是程朱讲主敬的门法），就是离开具体事情来谈敬了。况且做事的敬，有应当专一而不旁骛的，也有不尽如此的。盲人善于听，聋人善于看，断绝其他利益来源而专攻一处，收效百倍，这是专一而不旁骛。周武王不疏远近臣，不遗忘远臣，刘穆之五官并用，那么神明广泛应接，敬无不通达，又不能用专一而不旁骛来概括。”又说：“宋儒讲主敬，都是主静。‘专一而不旁骛’，是静的解释，不是敬的解释。”（《论语传注问》）由此可见，同样讲主敬，颜李与程朱截然不同。总之，认为离开具体事情有任何学问，颜李绝不承认。

宋儒之学自称叫道学，叫理学。他们所标榜的叫做明道，叫做穷理。颜李自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但认为宋儒所讲的道理都讲错了，而且明道穷理的方法也不对。宋儒最爱说道体，他们的说法正如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颜习斋说：“道，是人所行走的路，所以说‘道不远人’。宋儒却远离人来作为道。”（《四书正误》四）李恕谷说：“路从足，道从走，都讲的是人所共同遵循的意义和道理，就像人所行走的街衢一样。《中庸》讲行道，《论语》讲适道，《尚书》讲遵道，都与《孟子》讲由道由路相同。于是也可以说‘小人之道’、‘小人道消’，指的是小人所行走的路。如果把道当作定名，当作专有的事物，那就是老庄的说法了。（《恕谷年谱》卷五）李恕谷更从初民狩猎时代的状况来说明道这个名称的由来，并说道不出五伦六艺之外。他说：“道，就是人伦和各种事物罢了。凭什么证明是这样呢？当初百姓生存，浑浑沌沌。后来有了夫妇父子，有了兄弟朋友，朋友关系的极致便有了君臣。猎取禽兽、茹毛饮血，事务的轨迹次序就是礼，前呼后应、击鼓相从就是乐，拉弓射中就是射，骑马跟随就是御，回来计算件数、刻在简册上就是书数。因此衣食丰足、吉凶具备，那些伦常是人所共同遵循的，那些事物是人所共同习得的，就像遇到街衢一样，所以叫道。伦常事物是实实在在的事，道是虚名。异端却说‘道生天地’，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是把道当作天地之前的一个事物了。天地还没有，这个事物在哪里呢？况且独自存在而不是共同遵循的，怎么能叫道呢！”（《恕谷后集·原道篇》）这段话所说道的范围，举例或许不免稍窄，但大体上认为社会道德的起源在于规定人与人及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不能不算是独到的见识。因此他们不言天道，只言人道。李恕谷说：“人，是天所生的，人的事就是天的道。儿子，是父母所生的，然而有儿子在这里，问他温清定省不尽，问他继志述事不能，却专门思考他的父母从何而来，如何坐蓐以生出我的身体，谁不认为他是妄人呢？”（《周易传注序》）宋儒所谓的明道、传道，乃至中外哲学家的形而上学，都属于此类，所以颜李反对他们。

宋儒说的理及明理方法有两

译种：一，天理——即天道，指一种仿佛空明的虚体，用功的方法在于“随处体认天理”，最终达到的境界是“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二，物理，指客观事物的原理，用功的方法在于“对于天下万物，没有不依据已知的道理去进一步探究，以求达到极致”，最终达到的境界是“一旦豁然贯通，那么万物的表里精粗没有不透彻的，而我心的全体大用没有不明了的”。其实这两件事只是一件事。因为他们最高的目的，是要从心中获得一种虚明灵觉的境界，这便是学问上抓住了根本，其余的都是枝叶。颜李学派对这种主张极力反对，颜习斋说：“理，就是木头中的纹理，指的是条理。”（《四书正误》卷六）他又说：“以前的圣人很少谈论‘理’的，孟子忽然提出，宋人于是完全废弃古义，倡导明理之学。不知道孟子所说的礼义使人心喜悦，有他自己的注解，即‘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等词又有许多注解。……现在却一概抹杀，只在心头玩弄，说什么‘孔颜乐处’，说什么‘义理悦心’，使得前后贤豪都被笼罩在佛教的极乐世界中。……”（同上）李恕谷说：“后儒改变了圣门不谈性天的规矩，天天以理气作为谈资，但最终没有究竟的义理。……不知道圣人的经典中，并没有在伦常之外另外有一个东西叫做道、叫做理的。……在人世间通行的，称之为道。所以小人另有行走的路径，也称小人的道。‘理’字在圣人的经典中很少出现。《中庸》中的‘文理’与《孟子》中的‘条理’相同，说的是井然有序，就像玉有脉络、地有分层一样。……现在却把理置于人物之前，那就铸成大错了。……”（《中庸传注问》）将“理”解释为条理，并以木头的纹理、玉的脉络为比喻，最符合古义。后来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从这一训诂中引出许多精微义理的。既然“理”的定义已经确定，那么不能在事物之外求理，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恕谷说：“事物有条理，理就在事物之中。《诗经》说‘有物有则’，离开事物哪里还有理呢？”（《论语传注问》）既然除去事物就没有理，自然除去应对事物就没有穷理。所以习斋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分析的精微，这就叫做穷理。”（《存学编》卷二）怎样分析才能达到精微呢？不深入事物之中是不行的。朱子说：“哪有道理已经明白却不能处理事情的？”习斋驳斥他说：“道理已经明白却不能处理事情的人多得很！宋代的各位先生便说这还是道理没有明白，只教人再去穷理；孔子则只教人练习做事。等到在做事中明白了道理，那就上下贯通了。这就是孔子的学问与程朱的学问分道扬镳的原因。”（同上卷三）他又说：“如果只凭口头谈论、纸上所见、心中所思的道理义理来涵养人，恐怕涵养得不深也不牢固。”（同上）颜李主张练习六艺。有人说：“小学和六艺已经粗略知道了大概，但不能明白其中的所以然，所以进入大学又必须穷理。”恕谷回答说：“请问穷理是搁置六艺专门去穷理呢，还是功夫就在此学习六艺之中，年纪大了就越来越精熟，道理自然明白呢？譬如裁缝师傅学习针线活，由粗到精，于是通晓了裁缝的要诀，没听说过有一种方法说，学完针线活之后又搁置针线活而专门思考它的道理是怎样的？”（《圣经学规纂》）这个比喻，说明习斋所说的“见理于事”，真足以让人开怀大笑。如果说穷理仅仅无益，还可以说，而结果必定而且有害。恕谷说：“道学家教人存诚明理，但其流弊往往是不明不诚，大概是因为高谈阔论，捕风捉影，各种实事都抛弃为粗浅的痕迹，只致力于穷理。离开事情谈理，又没有实质依据，而且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于是喜欢武断。”（《恕谷文集·恽氏族谱序》）这话真切地击中了中国读书人的通病。戴东原说“宋儒以理杀人”，颜李早就论述过了。

译那么，朱熹所说的“即物穷理”的工夫对吗？朱熹对这句话自己曾作过注解：“上至无极太极，下至一草一木、一昆虫之细微，也各自有理。一本书不读，就缺了一本书的道理；一件事不穷究，就缺了一件事的穷理；一物不格致，就缺了一物的道理。必须逐件去理会明白。”李恕谷批评他说：“朱熹一生的功力志愿，都在这几句话上，自以为表里精粗没有不到的了。然而圣贤起初并没有这样的教学方法。《论语》说‘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子之言论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中庸》说‘圣人有所不知不能’。《孟子》说‘尧舜的智慧并不遍知万物’。可见初学者不必讲论性与天道，圣人也不能遍知一草一木。朱熹却如此宏大作为志愿，可能吗？”（《大学辨业》）朱熹这类做法，荒唐极了，天下哪里能够有这样穷理的人呢？想要无所不知，结果非闹到一无所知不可，难怪陆王学派说他“支离”！颜习斋曾问一位门人自度才智如何，回答说：“想要无所不知能。”习斋说：“错了！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自精通一项，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自负责一项。后世资质平庸的人，却想兼长各项，这样必定流于后儒著书立说的学问了，因为书本上看见，心头上思考，似乎无所不及，而最容易自欺欺世，究其结果，别说一无所能，其实是一无所知。”（《言行录·刁过之篇》）所以宋明儒者两种穷理的方法，在颜李看来，都一无是处。

习斋以“习”命名他的书斋。因为他感受到“习”的力量之伟大，因而取《论语》中“习相远”和“学而时习”这两句话极力提倡。所以我说他是“唯习主义”。习斋所讲的“习”，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改良习惯，二是练习实务。而改良习惯的入手方法又全在练习实务，所以两层含义其实还是一层含义。那么习些什么呢？他所最提倡的就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他说：“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强健人的筋骨，调和人的血气，调理人的性情，增长人的神智。一时习行，受一时的福；一日习行，受一日的福。一人习之，赐福一人；一家习之，赐福一家；一国天下皆如此。小则消除一身的疾病，大则安定百姓万物。”（《言行录·刁过之篇》）他的朋友王法乾与他辩论，说这些都是粗浅的末节，他答道：

学问无所谓精粗。喜好精微厌恶粗浅，这是后世误导苍生的地方。（《存学编》卷一）

法乾又说，“射御之类，有专门官吏负责，不值得学习，应当像三公那样坐而论道。”

他答道：

人人都做三公，谁来做官吏呢？学习正是学习做官吏罢了。譬如学医，《素问》、《金匮》，是用来阐明医理的；而疗疾救世，则必须靠诊脉、制药、针灸、摩砭来出力。现在有个狂妄的人，只致力于阅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认为自己是国手了，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术士的粗浅末节不值得学习，一人倡导，举世效仿，岐黄之学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倒相枕、死亡相藉，这可谓明白医理吗？如果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不仅不是岐黄之术，甚至算不上是医生，还不如学习一科验证一方的医生呢。......（《存学编》卷一《学辩一》）

《习斋年谱》记载他的一件事说：

返回鄢陵，拜访李乾行等人论学。乾行说：“何须学习？只要操存工夫到家，即可统领百万军队无不如意。”先生惊惧，害怕后儒虚学诬罔到这种地步，于是举出古人兵间两件事来叩问他的策略。次日问他，乾行说：“未曾思考，也不必思考，那是小才小智罢了。”先生说：“小才智尚且不能思考，大才智又在哪里呢？难道是你操存工夫未到吗？”乾行语塞。

习斋这些话，不但为当时一人说法。中国读书人思想笼统，做事马虎，受病一千多年了，人人都好发阔大精微的空论。习斋专门教人从窄狭的、粗浅的、切实的练习入手，他说：“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存学编》卷一）何止当时，在今日恐怕还是对症良药吧。

我们对习斋不能不稍为失望的是，他的唯习主义，和近世经验学派本来同一出发点，本来与科学精神极相接近，可惜被“古圣成法”四个字缚住了，一定要习唐虞三代时的实务，未免陷入时代错误。即如六艺中“御”这一项，在春秋车战时候，诚为切用，今天何必要人人学赶车呢？如“礼”这一项，他要人习《仪礼》十七篇里的昏礼、冠礼、士相见礼……等等，

译这难道不是在唱滑稽戏吗？他这个学派之所以不能盛行，未尝不是因为这一点。如果能把这种实践的功夫，移用到科学上去，难道不是件好事吗？虽然如此，以此来责备颜习斋，毕竟太过苛刻了。第一，严格的科学，不过是近百年来才产生的，不能要求古人具备。第二，他说要像古人那样学习六艺，并不是说专门学习古代的那六艺，比如学习搏击就是学习射箭，学习西洋算术就是学习数学，李恕谷已经多次论述过这个问题了。第三，他说要学习六艺之类的学问，并非仅仅局限于这六项，所以他最喜欢说“兵、农、礼、乐、水、火、工、虞”。总而言之，凡是属于虚玄的学问，他无一不反对；凡是属于实验的学问，他无一不赞成。

译虽然如此，颜元、李塨与科学家，确实自有区别。科学家的实验实习，其目的专门在于对知识的追求。颜李虽然也认为这是增进知识的一种途径，但其目的实际上在于人格整体的磨练。他们最爱说的话，是“身心一齐振作”，是“人己事物一致”，是“身心道艺一致用功”。以习礼为例，有俯仰升降进退的节度，所以能劳动身体；习行时必定严肃恭敬、敬畏谨慎，所以能振作精神；讲求礼节文饰的度数，所以能增长智慧。每天这样去做，那么身心两方面的锻炼，常常平均用力而没有间断，用现代术语来讲，就是体育、德育、智育“三位合一”。颜李理想的教育方针，实际上就是如此。他们认为这三件事缺一不可，又认为这三件事必须同时着力。

他们锻炼心力的方法，务必在于“提振精神，使心常保持灵活”。（《习斋年谱》卷上）颜元解释《孟子》中“操则存，舍则亡”这两句话，说道：“认识到‘出入无时’是心的特性，用功操持的心力才开始有落脚点。操持就像操持船舵的操持，操持船舵的妙处在于舵，舵不是死板操持的；又像操持军队、操持国家权柄的操持，操持军队必须坐作进退合乎法度，操持国家权柄必须运转政务得当。现在要操持心，却要把持一种死寂的状态，这怎么能叫操持呢？”（《四书正误》卷六。按：这是钱绪山的话，颜元采纳了它）大概宋儒所说的存养方法，主要在于不让起一个杂念，让心中没有一件事。颜李则主张“不论有事无事，有念无念，都以恭敬来持守”。（《恕谷年谱》卷三）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时时刻刻集中精神。孔子说：“日常起居要恭敬，处理事务要严肃，对待他人要忠诚。”颜元说：“这三句话最为概括确切、详细完备。因为除了处理事务、对待他人之外，都是日常起居，那么凡是非礼勿视听言动都包含在内了；除了日常起居、对待他人之外，都是处理事务，那么凡是礼乐射御书数之类都包含在内了；除了日常起居、处理事务之外，都是对待他人，那么凡是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顺、朋友先施都包含在内了。”（《言行录·学人篇》）做一件事，就集中精神于一件事。接待一个人，就集中精神于一个人。不做事不接待人而自己独处的时候，就提起一种严肃的精神，使身心不至于散漫而无着落，这是颜李学派修养的不二法门。

颜元喜好动而厌恶静，所以论学论政，都以日日改良进步为目标。他有一天弹琴弦断了，解开重新张上，音调顿时变好，于是感叹道：“做学问而懒惰，处理政务而松懈，也应该思考有重新张弦的办法。那些没有志向的人，乐于迁就、害怕变革、死而后已的，真是可悲啊。”（《言行录·鼓琴篇》）又说：“做学问的人必须振作萎靡懒惰，破除因循守旧，每天有过的可以改正，有善的可以发扬，这就是日新的学问。改正心的过错，发扬心的善处，叫做正心；改正身的过错，发扬身的善处，叫做修身；改正家国天下的过错，发扬家国天下的善处，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学问的人只要不见今天有过错可以改正，有善处可以发扬，就是昏庸懒惰了一天。处理政务的人只要不见今天有过错可以改正，有善处可以宣扬，就是苟且偷安了一天。”（《言行录·王次亭篇》）总之，常常活着不让它死，常常更新不让它陈旧，就是颜李主动之学。他们所谓身心内外一齐振作的，指的就是这个。

颜元不喜欢谈论哲理，但他对于“性”的问题，有自己独到的主张。中国哲学上争论最多的是“性善恶论”。因为这个问题和教育方针关系最密切，所以向来学者极重视它。孟子、告子、荀子、董仲舒、扬雄，各有各的见解。到宋儒程颢、程颐、朱熹，则将性分为二：一、义理之性，是善的；二、气质之性，是恶的。他们的教育方针，则以“变化气质”为归宿。颜元大力反对这种说法，著《存性编》驳斥他们，首先说性不能分为理气，更不能说气质是恶的。其大意说：

……如果说气是恶的，那么理也是恶的；如果说理是善的，那么气也是善的。因为气就是理的气，理就是气的理，怎么能说理统一于善而气质偏偏有恶呢？拿眼睛来比喻，眼眶、眼泡、眼珠，是气质，其中光明能看见物体的，是性，难道说光明的理专门看正色，眼眶、眼泡、眼珠却看邪色吗？我认为更不必区分什么是义理之性，什么是气质之性。……能看就是眼睛本性为善，它看的过程就是情的善，它看得详细粗略、远近不同，就是才的强弱。（梁启超按：孟子论性善，附带着论“情”、论“才”，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又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颜元解释这三个字说：“心的理叫做性，性的发动叫做情，情的力量叫做才。”见《年谱》卷下。《存性编也有专章解释这三个字，现在不详

译（引文）都不可以用恶言来指责。大概详尽且深远固然好，即便简略且浅近也只是善而不精罢了，恶又从何谈起呢？只有因为有邪色引诱触动，遮蔽了其光明，然后才有淫邪的视看，恶才开始得名。然而那引诱触动它的，是性的过错呢？还是气质的过错呢？如果归咎于气质，那就必须没有这双眼睛，然后才能保全眼睛的本性了。

译那么，本性善良的人，为什么会做出恶行呢？颜元认为这都是从“引蔽习染”而来，而引蔽习染都是从外部侵入的，绝非本性所固有。程子说：“清浊虽然不同，但不能说浑浊的就不是水。”朱熹引申这句话，因而说：“善固然出于本性，恶也不能不说是本性。”主张气质性恶的论据就是这样。颜元驳斥他们说：

问：浑浊是水的本性吗？我恐怕清澈深邃才是水的本性，那浑浊是因为混入了水性本没有的泥土，正如同我说本性有引蔽习染一样，浑浊有远近多少的不同，正如同引蔽习染有轻重深浅的区别。如果说浑浊是水的本性，那么浑浊的水有本性，清澈的水就没有本性了，这怎么可以呢？（同上《借水喻性》）

程子又说“本性本来善良，但流于恶”。颜元认为这也不对，他驳斥道：

原本善良的东西，流动后也是善良的，上游没有恶的，下游也没有恶。……就像水从泉水流出，如果都流经石路，即使从西海流到东海，也绝不会变得浑浊。那些变得浑浊的，是因为受到泥土的污染，不能说水本来清澈而流动后变浑浊。知道浑浊是被泥土污染，并非水的本性，就知道恶是外物污染了本性，并非人的本性了。（同上《性理书评》）

颜元论述引蔽习染的由来，讲得非常详尽。现在因为篇幅限制，不再全部引用，（参见《存性篇·性说》）颜元最重要的论点，在于极力为气质辩护。为什么要辩护呢？因为他认定气质是个人做人的本钱。他说：

充分发挥我本性的能力，就能成为圣贤了。（《言行录》卷下）

又说：

以前的儒家非常重视气质。练习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写、算术，不符合礼仪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动，都是凭借气质来用力。这就是存心，这就是养性，所以说“意志到了，气其次，保持意志不要伤害气”；所以说“培养我浩然正气”；所以说“只有圣人才能充分展现形体”。魏晋以来，佛老盛行，于是离开形体，另外塑造一种空虚幻觉的心性；在礼乐之外，另外创造一种闭目静坐的修养方法。佛教说入定，儒家说我们的道也有入定；道教说内丹，儒家说我们的道也有内丹，借用五经《论语》《孟子》的文字，行《楞严经》《参同契》的事。把亲身实践当作粗浅的痕迹，就自然认为气骨血肉是多余的了。于是开始认为性命是精微的，形体是累赘的，才敢把恶加在气质上。（《存性编·性理书评》）

气质各有偏向，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点偏向，正是每个人个性的基础。颜元认为教育家应该利用它，不应该厌恶它。他说：“偏向胜出的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圣贤。……宋儒却把偏向当作恶，不知道偏向如果没有被引蔽，偏向也是善的。”（同上）又说：“禀赋偏向就立刻称之为恶，这是指着刀座而认定它是用来杀人的，哪里知道刀能用来杀贼呢！”（同上）颜元主张发展个性的教育，当然和宋儒“变化气质”的说法不能相容。他说：

人的本性各异，应当根据本性所接近的、心志所愿意的、才力所能做到的来学习，这样就没有格格不入、终身无法成就的祸患。所以孟子对于伯夷、柳下惠说他们道路不同，只愿意学习孔子，不只是因为孔子独自高尚，不是说伯夷、柳下惠不可学习。人的本性接近伯夷的，自然应该学习伯夷；接近柳下惠的，自然应该学习柳下惠。现在变化气质的说法，是必须削平丘陵来做成川泽，填平川泽来做成丘陵，不是很愚蠢吗？而且假如包拯必须变化成庞德公，庞德公必须变化成包拯，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也只是白白失去了他们作为包拯、庞德公的本色罢了。（《四书正误》卷六）

有人问他，你反对变化气质，那么《尚书》所说的“深沉的人用刚强来克服，高明的人用柔和来克服”的话，不对吗？他说：“非常刚强的人也一定有柔和的地方，非常柔和的人也一定有刚强的地方，只是偏向任用惯了。现在加上学问的功夫，那么我本有的柔和自然就会胜过刚强，本有的刚强自然就会胜过柔和。就像擅长搏击的人喜欢动脚，老师教他动手来辅助脚，难道是变化他的脚吗？”（《言行录》卷下《王次亭篇》》）简而言之，程朱一派把气质与义理分开，明显是袭用荀子性恶的说法，而又一定要依附孟子，所以他们的言论更加支离破碎。颜元直接斥责他们说：

耳目口鼻手足五脏六腑筋骨血肉毛发秀丽且完备的，是人的形体，虽然愚钝也不同于其他动物。呼吸充满周身滋润运用五官百骸纯粹且灵动的，是人的气，虽然愚钝也不同于其他动物。所以说“人是万物之灵”，所以说“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灵动而能成为尧舜的，就是气质。没有气质就没有本性。没有气质就无法显现本性。现在却厌恶原本的气质，其趋势必然连原本的本性也厌恶不已。以成就圣人的气质，

译却把（它）看作是污染本性、败坏本性、损害本性的东西，这明显是禅宗“六贼”的说法，能不因此感到恐惧吗？

译颜元极力辨析这个问题，并非为了与程朱学派争论哲理。他认为这个问题在教育上关系重大，所以不能不发表意见。他说：

大概孔孟以前，要求人们去实践，使人去除那些本来没有的东西。程朱以后，要求人们去涵养气质，使人憎恶那些本来具有的东西。因此很多人拿气质作为借口，竟然有了“山河易改，本性难移”的谚语。他们误导世人难道不严重吗！（同上）他于是断定程朱的学说，“遮蔽了先圣尽性之旨，而给世间没有志向的人提供了借口”。（《存学编》卷一《上孙钟元先生信》）他又断言，任何人“做丝毫的恶，都是玷污自己光明莹洁的本体；达到极神圣的善，才开始践行自己固有的形体”。（同上《上陆桴亭先生信》）颜元在哲学和教育上的见解，这两句话概括尽了。

以上所讲，颜李学派的主要精神，大致可以看到了。这种议论，在今天还有很多人听了摇头咋舌，何况在二百年前？他们那时提出这种主张，简直可以说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颜元说：

宋儒，就是当今的尧舜周孔。韩愈排斥佛教，几乎至于杀身，何况敢议论当今的尧舜周孔呢？朱季友著书驳斥程朱的学说（朱季友，姓朱，明朝饶州人。永乐二年（1404年）到京城献所著的书，驳斥宋儒的学说。大学士杨士奇说朱季友诋毁先贤，请求销毁他的书，明成祖于是命令行人将他禁锢到饶州，召集省县官员吏民，当众鞭打，并烧毁他家所著的书。见陈建《学通辨》末尾引《皇明政要》，又见明朝郑晓《吾学编》），被判处杖刑，何况敢议论宋儒的学术造诣呢？这话一出口，身家性命的危险，是必然到来的。然而害怕一人的灾祸而不言语，把气数托付给最终的错误，把百姓万物置于最终的败坏，恐怕缄口安坐不救助落入沟壑的人，与那些把别人推向沟壑的强暴横逆之人，其残忍害理的程度并不相差太远。（《上陆桴亭信》）

又说：

我在没有南游之前，还有勉强附会程朱、依附圣门的意思。自从南游一次，看见人人都是禅子，家家都是虚文，简直与孔门对立。必须破除一分程朱，才能进入一分孔孟，于是确定孔孟与程朱截然两途，不愿意做道统中的乡愿了。（《年谱》卷下）

他并非闹意气与古人争胜。他是一位心地极其光明而意志极强毅的人，自己所信奉的，便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追求，丝毫不肯迁就躲闪。他曾告诫李塨道：立言只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对的，那么一两个人的见解，也不可改变；是错的，那么即使千万人赞同，也不随声附和。岂止千万人？即使是千百年来共同迷惑的局面，我们这一辈也应当以先觉唤醒后觉，不必附和雷同。（《言行录·学问篇》）

试读这种话，志节何等卓绝！气魄何等深沉雄壮！他临终那年，有几句话嘱咐李塨道：“学者不要把转移世风的权力托付给气数。一个人实行就是学术，众人跟随就是风俗。百姓已经陷入困境，忍心置之度外吗？”李塨听了这话，泪流数行。（《恕谷年谱》卷下）

颜元、李塨抱持这种宏愿，想要转移学风，另造一个新社会。他说：

文风兴盛到极点就必然衰败。文风衰败后的回归有两种：一种是文风衰败而回归到务实，那么天下厌恶文风的心，必然转变为喜好务实的心，乾坤蒙受其福了，......一种是文风衰败而回归到野蛮，那么天下厌恶文风的心，必然激化为消灭文风的念头，我们儒者与百姓一同灭亡了。像宋朝程朱党禁止伪学的禁令，天启年间东林党人的逮捕狱讼，崇祯末年张献忠的焚杀，恐怕祸患还没有停止。而现在不知道这种契机将指向何方？《易经》说：‘知晓契机真是神妙啊！’我说，知晓契机，真是危险啊！”（《存学编》卷四）

○阎若璩

阎百诗，名若璩，别号潜丘先生，山西太原人，寄籍江苏山阳，生于明崇祯九年，卒于清朝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享年六十九岁。

他的父亲阎修龄，号牛叟，本是淮南盐商，但很风雅，也可以算是一位名士或一位遗老。

阎百诗生来口吃，性格颇为迟钝，读书千遍也不能熟记。十五岁那年，冬夜读书，寒冷得很，更漏四下，他坚坐沉思，心中忽然开朗，从此颖悟异常。这一年补入学官弟子。

二十岁那年，读《尚书》到古文二十五篇，就怀疑它是伪书，沉潜研究三十多年，完全找到了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专门辨析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十六篇以及同时出现的孔安国《尚书传》都是伪书。

康熙元年开始游历京师，尚书龚鼎等人为他宣扬美誉，由此知名。不久改回太原，成为廪膳生。顾炎武游历太原，用所撰写的《日知录》与他质证，阎若璩立即改正了其中的几条，顾炎武心中折服。不久，他出游巩昌，与陈寿善一夜之间共同完成了七言绝句一百

译首先，命名为《陇右倡和诗》。

康熙十七年，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没有考中，留在京城，与汪琬反复辩论质疑。汪琬撰写《五服考异》成书后，先生纠正其中的错误，汪琬心中不悦，对别人说：“百诗父母健在，却喋喋不休地谈论丧礼吗？”先生听说后说：“王应麟曾经说，‘夏侯胜擅长解说礼服’，说的是丧服之礼。萧望之以礼服教导皇太子，那么汉代并不以丧服为忌讳。唐朝的奸臣认为凶事不是臣子应当谈论的，删去了《国恤》一篇，有见识的人批评这种做法。研究经学的学者难道可以拾取这种陈腐的余唾吗！”徐乾学于是问这在经书中也有证据吗？先生说：“查《杂记》记载，曾申问曾子说：‘哭父母有固定的声音吗？’曾申是曾子的次子。《檀弓》记载，子张去世，曾子正逢母亲丧事，穿着齐衰去哭吊他。孔子去世时，子张还活着，这在《孟子》中有记载。子张去世时，曾子才遭遇母亲丧事，那么孔子在世时，曾子的母亲健在是可以推知的。《礼记》所载《曾子问》这一篇，正是他父母健在的时候。”徐乾学感叹佩服。

译康熙三十一年，阎若璩从福建客居归来，李乾学将他延请至京城，作为上等宾客对待。每当诗文写成，必定请他裁定，说：“阎先生学问有师承法度，不是吴志伊等人所能比及的。”李天馥也说：“诗文如果不经过阎百诗勘定，不可轻易示人。”

后来李乾学奉敕修撰《一统志》，在洞庭东山开设局所，后又移至嘉善，最后回到昆山，阎先生都参与其中。

阎先生又精通地理之学，山川形势、州郡沿革，都了如指掌。他曾经说：“孟子说读书应当考察其时代，我认为还应当考察其地理。年少时读《孟子》一书，怀疑滕定公去世，派遣然友到邹国去问孟子，为什么迟缓得不及事？等到长大亲自到了那个地方，才知道故滕国城在今县西南十五里，故邾国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相距仅百里，所以早晨出发傍晚就能到达。早晨拜见孟子，傍晚就能返回复命。”因此撰写了《四书释地》六卷、《释地馀论》一卷。又依据《孟子》七篇参以《史记》等书，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阎先生平生擅长考证，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反复穷究，必定得到解答才罢休。他曾经对弟子说：“从前在徐尚书府邸夜饮，尚书说：‘今晨值日记录起居注，皇上问古人有句话，说使用有功之人不如使用有过之人。这句话自有出处，当时不能回答。’我举出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文中提到秦穆公任用孟明的事情，但不知道这句话出自哪本书。过了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因为李靖逗留，下诏斩他，许绍为他请求而得免。后来李靖率兵攻破开州蛮，俘虏五千。皇帝对左右说：‘使功不如使过，果然如此。’认为就出自这里。又过了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劝谏更始使者不要斩太守说：‘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注：‘如同秦穆公赦免孟明而任用他，称霸西戎。’才知道完全出自这里。学问的无穷尽真是厉害啊，而人尤其不可以没有年寿！”

阎先生晚年名声更加显著，清世宗在潜邸时，亲手写信将他延请至京城，握手赐坐，称呼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索要观看他所著的书，每进献一篇，没有不称赞好的。病重时，请求移居到外面，挽留他不可，于是用大床作为轿子，上面施加青纱帐，二十人抬着他出去，移居到城外十五里，如同卧床席上，不觉得自己在行走。阎先生又著《潜邱劄记》六卷、《毛朱诗说》一卷，以及《日知录补正》《丧服翼注》、《博学掌录》、宋刘攽、李焘、马端临、应麟《四家逸事》等书，诗有《眷西堂》等集。

去世时年龄六十九岁，时间是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派遣官员料理他的丧事，亲自制作挽诗，又写文章祭奠他。

阎百诗仅有这些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学者呢？ his value lies entirely in the book "Shu Zheng of the Ancient Text Shu". In the Han Dynasty, there was originally a dispute between the modern and ancient texts of the Shu. The twenty-eight chapters transmitted by Fu Sheng are called the "Modern Text Shu". There are another sixteen chapters, said to be transmitted by Kong Anguo, called the "Ancient Text Shu". However, these sixteen chapters by Kong Anguo had long been unseen since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 man named Mei Ze suddenly produced a "Ancient Text Shu", with twenty-five more chapters than the modern text, and with a complete commentary by Kong Anguo.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Lu Deming used it to write "Jingdian Shiwen", and Kong Yingda used it to write "Zhengyi". Since then, those who studied the Shu have used the Mei Ze version, which became the official standard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Although Wu Yu, Zhu Xi, Wu Cheng, and Mei Zhuo had some doubts, they did not dare to openly attack it. It was only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Shu Zheng of the Ancient Text Shu" by Yan Baishi that the truth was fully revealed, with various evidence proving that the twenty-five chapters and the Kong commentary were forgeries from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Yan Baishi started working on this book from the age of twenty, and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 he continued to revise it until his death.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Mao Xihe wrote "Yuan Ci of the Ancient Text Shu" to argue against him, which became a major public discuss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t the time, with Yan winning and Mao losing. The "Siku Tiyao" commented on Yan's book as "words with evidence, first established as invincible". Since then, Hui Dong's "Kao of the Ancient Text Shu", Duan Yucai's "Zhuanyi of the Ancient Text Shu", etc., have all followed Yan's lead, becoming even more meticulous. And the case of the forged ancient text has become a settled matter. Finally, in the Guangxu period, although Hong Youchen continued to write "Yuan Ci"

译两卷，《析疑》一卷，《商是》一卷，大体上都是重复前人的陈词滥调，声称《伪古文尚书》并非伪作。他的观点极其迂腐，就连信奉古文经学的学者也无人提及。然而没有人理会他，既成的定案终究是无法翻案的。

译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即使辨明了又有什么关系，值得如此大张旗鼓地推崇吗？回答说，完全不是这样。这二十几篇书与其他书籍不同，两千多年来被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宝典，上至皇帝经筵进讲，下至启蒙学堂诵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忽然间真凭实据出现，发现全部是伪造的，你想，思想界该受到怎样的震动呢？凡是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允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口吗？何止是不敢出口，连动一下念头也不敢。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处于盲目信仰的状态。自从《古文尚书疏证》问世，人们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中，也有些靠不住，必须加以研究。研究的路径一旦开启，便相引于无穷。从此以后，今文与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与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与外国经典的相对研究，经典与“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地开拓出来了。所以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是近三百年学术解放的第一功臣。

阎百诗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绩呢？因为他的研究方法确实有过人之处。他的儿子说：“父亲读书，常在无字句处精思独得，因而辩才锋芒毕露。证据运用出入无方，对手往往失去依据。他常说：‘读书不寻源头，即使有所得，也极危险！’手头有一本书，就要查阅几十本书来印证，在旁边侍候的人看得头晕目眩，而父亲精神充沛，目光如电，一个义理没有分析清楚，就反复穷究思考，饿了不吃，渴了不喝，冷了不加衣，热了不扇风，一定要得到解答才停止。”（阎咏《左汾近稿·先府君行述》）他自己也说：“古人的事情，应该没有不可考证的。即使没有正文，也隐含在书缝中，需要细心的人去搜求罢了。”（《潜邱札记》卷六）戴东原也说：“阎百诗善于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别其正面和背面。”（段玉裁著《戴先生年谱》）大致上，百诗的学风，如同老吏断案，眼光极其尖锐，手段极其严酷，然而判断必定凭借证据，证据往往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获得。《四库提要》赞美他说：“考证之学，不知道谁先于他。”（《古文尚书疏证》条下）百诗在清代学界地位之高，就在于此。《四库提要》又说：“若璩学问渊博通达，但自负气盛求胜，与人辩论，往往夹杂毒骂恶谑，与汪琬于是结下仇怨，颇违背著书的规范。”（《潜邱札记》条下。汪琬，1624-1689，字苕文，号钝翁，江苏长洲人，康熙年间应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明史》。著有《钝翁类稿》、《尧峰文集等数百卷。他崇拜归有光，性情狷急不容人持异议。其弟子惠周�，传承其说《易》议《礼》之学，开创清朝汉学吴派先河。阎若璩曾经批评汪琬及李因笃、毛奇龄解说经史多穿凿附会，说：‘汪尧峰私自造作典礼，李天生杜撰故实，毛大可割裂经文，贻害后学匪浅！’汪琬听闻后终身切齿痛恨。）根据他的著述和传记来看，这种毛病，实在难以避免，比顾亭林的虚心差得多了。再从著书体例来看，如《古文尚书疏证》，本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却书中杂入许多信札日记之类，与全书主旨无关。如《四书释地》，标名为释地，但所解释的许多内容溢出地理范围之外，如《孟子生卒年月考》考证了一大堆，年月依然没有着落。诸如此类，不能不说他欠严谨。虽然，凡是一个学派的初期作品，大多粗枝大叶，瑕疵很多，正不必专门责备百诗。

○杨丕复

杨丕复，字愚斋，湖南武陵人。

嘉庆丁卯年举人，借补石门县学训导。平生著作甚多，要推《历代舆地沿革表》一书最为著名。他曾说：“郡县志书的沿革，名儒常常不惜搜讨以究明今昔的异同，而其考据必定以正史为断。然而读史也不容易。《禹贡》的山川，《左传》的郡邑，注家已经极多聚讼纷纭；司马迁的八书，不记载地理，只有班固的《汉书》可以称简而详。范晔的《后汉书》也尚明确。陈寿的《三国志》则只是纪传而已。到了南北朝，制作没有章法，十羊九牧，徒然夸耀疆域的广阔，不忌惮划分的繁杂，以侨置区分实土，逞虚名而轻视吏治。只有《隋书·地理志》能汇总其总纲，《两汉》之后比较稍好。《二唐书》虽然翔实核证，但当时更迭频繁，叙述起来如乱丝般纷乱。《五代史》太简略，《辽史》尤其错舛，《宋史》《金史》尚无大谬。《元史》也是如此。《明史》官修，对于近代郡县，确实完备，而《明一统志》草率成

译（前文）错误百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向来以精深广博著称，却仍多有沿袭其中的失误。因此，我在研读史书之余，常常就各地探寻其沿革变迁，发现后世儒者不乏沿袭谬误、承继讹传的问题，于是耗费四年精力，编成此表，又将山脉水道附于表后。广泛搜集，博采众长，不凭空臆造无根据的言论。凡称为总纲的有四篇，分纪的有三十六篇，共计四十卷。他还著有《春秋经传合编》三十卷、《辨疑》二卷、《朱子四书纂要》四十卷、《序说》一卷。他的《春秋经传合编》，也采用纲目体的体例，以《春秋》经文为纲，以《左传》为目；对于前代儒者的解说，则另作《书法翼》加以阐释。这更足以证明先生对史学的研究极为深入！

译○杨守敬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晚年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

家中世代经商，他自幼虽然白天在店铺里拿着算盘计算账目，但夜间则诵读经典不停止。太平天国战乱之后，才开始参加童子试。十九岁补为诸生（秀才）。同治壬戌年考中举人。两次参加礼部会试都落榜，考取景山官学教习。闲暇时便前往海边搜寻古书以及碑刻文字，任期届满后以教职任用。此后又多次参加春闱会试，均未考中。武昌张裕钊推荐他担任驻日钦使黎庶昌的随员。到达东京时，正值日本维新开始，日本人唾弃旧学书籍，因此得以低价购得。并为黎庶昌校刻《古逸丛书》若干种，都是宋元旧刻本，或是数百年的古抄本，是这里所罕见的，挑选名手影刻，士人学者都珍视奇异。不久回国，被选为黄冈县教谕，调任黄州府教授，接着保举为知县，加五品顶戴。张文襄（张之洞）督理湖北，聘请他担任两湖书院以及勤成、存古两所学堂的教习。光绪癸卯年，开设经济特科，张文襄奏举先生名列第一。丙辰年，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未赴任，仍请求以内阁中书任用。武汉起义时，避兵祸到上海。民国癸丑年，袁世凯征召他为参政院参政。去世时享年七十六岁。

先生博闻强记，嗜好古物成癖。收藏之丰富，当代少有匹敌。擅长考证，精于鉴别。在地理、目录、金石之学上特别具有绝佳的长处，书法直追汉魏。著述非常丰富。关于地理的，有：《禹贡本义》一卷，《汉书地理志補校》二卷，《三国郡县表补正》八巻，《隋书地理志考证》八卷，《古地理志輯本》三十二卷，《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圖》若干卷，《水经注疏》八十卷，又有《要删》十二卷，补遗并《續補》六卷，《水经注圖》八卷。关于目录的，有：《日本訪書志》十六卷，《留真譜》初编十二卷、续编十二卷，《丛書舉要》二十卷，《隋書經籍志補證》四卷，《唐宋類書引用書目》八卷。关于金石的，有：《三續寰宇訪碑錄》十六卷，《望堂金石》初、二集若干卷，《寰宇貞石圖》若干卷，《指法溯源》十八卷、續十八卷，《集帖目錄》四十卷，《評碑記》二卷，《評帖記》二卷，《鄰蘇老人手書題跋》四卷，《手書墓誌銘》四卷。其他关于经史诗文书法的，有：《重訂說文古本考》四卷；《漢書二十四家古注輯存》十二卷，《補古今人表》四卷，《古詩輯存目錄》十二卷，《補嚴氏古文存》二十卷，《書學迺言》一卷。还有自撰杂文，叫《明晦軒稿》二卷，续稿十卷。只有《水经注疏》尤其竭尽了毕生之力。罗振玉推崇他纠正全祖望、戴震、赵一清三家的失误，创立获得真谛，可以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壬叔的算学，同为千古绝业。

○姚际恒

姚际恒字立方，又字首源，安徽桐城人，籍贯浙江仁和。诸生（秀才）。年轻时改变志节读书，广泛涉猎百家。西河（戴震）作《山阴何氏藏书记》，毛会侯看到后说：“何氏藏书有多少，不及姚立方腹中的学识啊！”他所赞许和倾倒就是如此。不久便完全抛弃词章之学，专心从事经学。五十岁时，说：“向平完成婚嫁后游历五岳，我完成婚嫁后注解九经。”于是断绝人事交往，经过十四年书才写成，名叫《九经通论》。又著《庸言錄》若干卷，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尾附有《古今偽書考》，持论虽然严厉，足以破除迷惑，学者称赞他。他所居住的海峰阁西窗面对湖泊，收藏古籍善本及书画金石非常丰富，鉴赏每每不差分毫。可惜《九经通论》遗稿散佚，只有《尚書通論辨偽例》十卷，见于朱竹垞《经义考》。他考驳伪古文应当不在潜邱（梁玉绳）之下。《詩經通論》多次被方玉润《詩經原始》称引，专门主张废除《诗序》，尤其是别人不敢说的话。其余的，杭大宗《續禮記集說》偶尔引用他的《禮經通論》，其他都不可查考了。现在保存的只有《古今偽書考》二卷，分为经史子三类，共七十种。还有真书中夹杂伪书的，共八种；有本来不是伪书，而后人妄托其名的，共六种；有两人共同编定一书，无法识别其主名的，共三种；有不足以确定著书之人的，共四种。而近代不流传的，以及琐碎无益的书，都不收录。前人的辨论精确可取的，全部载于前面，以期望取信于人，而不是逞强臆断，务必使千百年来疑案清清楚楚地判明黑白。大体上先生著书，力求创新，即使惊世骇俗，也在所不顾。只恨《通论》和《庸言录》无法搜访。此书之外，还有《好古堂書目》四卷，《書畫記》二卷，收入丛书中。

○姚配中

姚配中，字仲虞，安徽旌德人。（他）于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去世。

译，生于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1792—1844）。

译二十岁便已博览经史，兼通诸子百家的学说，尤其喜爱《周易》。他擅长张惠言的《虞氏易义》，于是寻求李鼎元的《周易集解》，研究各家学说，认为郑玄的注解最为优秀，但苦于其简略，便苦心推演，甚至梦寐不忘，写成《周易参象》十四卷；又撰写十篇论述，阐明其通义，附在书后；后来又将这十篇《通义》删减为三篇，移至卷首，题为《周易姚氏学》。又认为《月令》这一篇，实在是先王体察天道、穷究民生的大法，其义理全都本于卦气，于是撰写《月令笺》三卷，继而总结其要点写成《月令说》一卷，又将二者合编为《周易通》《论月令》二卷。他又喜爱古琴，知道流传的谱曲错误很多，于是更正了当时盛行的十余首曲子，又自己创作了七首曲子，推究音律声调，上溯本源，写成《琴学》二卷。他又喜爱书法，写成《书学拾遗》四千多字。又注释《智果心成颂》，以传授确立书法大幅执笔的方法。家境贫寒而坚守节操，学问优异而仕途困顿，最终以廪膳生（享受公家供给的生员）的身份终老。享年五十三岁。

○姚文田

姚文田（1758—1827），字秋农，浙江归安（今湖州）人。

乾隆癸酉年（1793年）由拔贡生考中举人，被召试，授内阁中书。嘉庆己未年（1819年）考中进士，以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授职翰林院修撰。担任国史馆、唐文馆纂修官，担任会试总裁一次，广东等省正副考官四次，广东等省学政三次。历任国子监祭酒、詹事、内阁学士、户部、礼部、兵部侍郎、左都御史，最终官至礼部尚书。死后赐谥号文僖。享年七十岁。

他平生凭借文章和经术得到皇帝的赏识，曾说：“士人有时拘泥于古法而违背当今实际，这是迂腐儒生的做法。”所以他长期担任督抚职务时，放宽对州县官员的考核，以及关于急迫重视农桑、缓行刑罚狱讼等奏疏，当时大多被采纳施行。后来湖南善化贺长龄等人又甄选采录这些文章编入《经世文编》。

几十年来，学者们盛行谈论考据，大率尊崇汉代儒学而诋毁宋代儒学，唯独他持论说：“三代以上，其道都本于尧舜，因孔子、孟子而显明。三代以下，其道都本于孔子、孟子，因宋代诸儒而传承。五代以后，人道不至于衰败沦丧，是宋代诸儒的功劳。至于他们所著的书，难道没有一处错误吗？只是文字上的小差异，汉唐先儒也有很多，不足以作为诟病的理由。”然而他为人端正方严，居官清廉谨慎，虽然本于宋儒，但博览群书，精于考据校勘，则一律取法汉儒。他与严可均共同撰写《说文斠议》三十卷、《说文考异》三十卷；自己著述的还有：《说文声系》三十卷、《古音谐》八卷、《四声易知录》四卷，都对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有裨益。其余著作有《易原》一卷、《广陵事略》七卷、《邃雅堂学古录》七卷、《诗文集》十卷。兼通历法算术，有《春秋经传朔闰表》二卷。还涉及天文、五行、杂占、医经，著述又有若干种。

○叶昌炽

叶昌炽，字鞠裳，江苏长洲（今苏州）人。

为人简淡沉静，喜好考证目录，辨别版本。光绪初年，偕同管礼耕、王颂蔚客居常熟程氏家中，编校书录，所藏书籍无不翻阅阅览。后来游幕广州，吴大澂（愙斋）恰逢巡视广东学政，与他一起讨论金石文字，成为莫逆之交。壬辰年（1892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出自潘祖荫（文勤）门下，就在他家中设馆教书。于是凡潘祖荫滂喜斋所藏的宋版元抄本，又全都阅览了一遍。

常常自恨家境贫寒，不能多得到珍异书籍。又感叹自古以来藏书家节衣缩食，搜集善本，往往不能传到二代，遗书星散，有名姓隐没之感。于是搜集前人的见闻，采撷轶事，写成《藏书纪事诗》六卷，共二百多首。从宋到清，贵如明、衡、徽等藩王，微如安麓邨、钱听默之类，全都记载无遗。这大概是著录中的别格之作。

邠州城西有大佛寺，石室众多，都是唐宋元人的题刻。壬寅年（1842年），奉命出使陇右，全部拓印带回。编排整理考订，写成《邠石室录》三卷。

既然交往于潘祖荫门下，于是得以结交福山王文敏公等人，更加研求碑版。时间久了，积累到八千多通。又撰写《语石》十卷，作为后来研究金石学者的入门资料。列举制作的名义，标题的体例，书法的升降，收藏的源流，以及抚拓装裱的琐闻雅故，分门别类，条理井然，这又与《藏书纪事诗》异曲同工。

清朝灭亡后，南归。乌程刘承干富有资财，喜好刻书，延请缪荃孙（艺风）及先生协助校勘，题跋尤其多出先生之手。

○叶奕苞

叶奕苞，字九来，江苏昆山人。

年少时师从葛芝、叶宏儒，致力于根本之学。擅长待诏（等待诏命，指在宫廷服务），善于书法。康熙戊午年（1678年），举荐博学鸿词科，落选归家，修缮半茧园，与海内名流姜宸英、施闺章、陈维崧以及同乡归庄等人，在其中流连饮酒赋诗，文采辉映一时。曾作《太甲改元》、《周公居东诗》、《用周正辨》等篇，都深入经义，对学者有裨益。又偕同盛符升等人参与修撰县志，尚未完成，县令董正位罢官，平日悉心采

译访，另外撰写了志稿二十二卷，引用典故必定追求真实，家族世系必定详查其渊源，这是其他志书所不及的。他尤其酷爱金石学，起初得到几十份墨拓本，就想着专门写一部书来继承宋代赵明诚《金石录》的遗绪。于是广泛拜访考古学家，征集的资料日益丰富，久而久之，编成了《金石录补》二十七卷、《续跋》七卷，其中的论述大多具有独到的见解。当时钱竹汀、翁覃溪等人的著作尚未问世，而他搜罗广博，上起《峋嵝山禹碑》下至宋代的《周处台记》，考证辨析精审严密，实在不在这两家之下。钱遵王在《读书敏求记》中说“远远胜过赵氏原本”，这并不是过誉之词。最后几卷又列出了考异、碑题、立碑处、存疑、雜记五个门类，足以作为后来者的效法典范。

译○余萧客

余萧客（1732-1778）字仲林，别字古农，是江苏吴县人。

五岁时，父亲外出游历不归，母亲颜氏教导他学习《四子书》和《五经》，夜晚则督促他研读《文选》以及唐宋人的诗赋古文。十五岁时，通晓群经，便知道关于理气的空泛言论，对经学没有益处。想阅读汉唐的注疏，因家贫无法购置，便向书棚徐姓人家借阅，一个月便读完了《左传疏》，徐姓人大吃一惊说：“你是奇特的人啊！”于是赠送给他注疏全本以及《十七史》、《说文解字》、《玉片》、《广韵》。从此闭门研习经史，更加致力于博览群书。听说有罕见的书籍，必定借来抄录。同县的朱奂，藏书在吴中地区首屈一指，聘请先生教读，先生住在滋兰堂，因此得以全面阅览四部典籍的丰富内容。随后又在玄妙观阅读《道藏》，在南禅寺阅读《释藏》。平时手中总拿着书卷不停歇，白天时间不够，便接着在夜间阅读；竟然导致视力受损，什么也看不见，后来虽然治愈，但只能阅读大字本罢了。

起初撰写《尔雅旧注疏》尚未完成，先写成《注雅别抄》八卷，专门研究陆佃、罗愿的学说，向惠松崖请教，惠松崖说：“陆氏属于王安石的新学，罗愿也不是宋代的大儒，都不值得辨析。你读书著书，应当致力于重大而深远的事物。”先生听后惊悟，于是带着拜师礼拜惠松崖为师，更加自我磨砺。想到唐以前的经学解说多有缺失遗漏，想要补全它们，于是翻阅训诂典籍，旁及唐宋各类类书，有可以采撷的内容，就记录在纸上，岁月积累久了，篇幅大致完备；于是依照经文进行编排，其中内容的多少，也有细微的准则；辞藻丰富华丽的，就选取其精华；仅存一二的，就随条目详细记录，并兼注所引用书籍的名称和卷数，以表明不是凭空臆造。写成《古经解钩沉》三十卷。其中《周易》二卷，《尚书》三卷，《毛诗》二卷，《周礼》一卷，《仪礼》二卷，《礼记》四卷，《左传》八卷，《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各一卷，《孟子》二卷，《尔雅》三卷；前面冠以各位儒者的姓氏和著述，作为《叙录》一卷。

当时恪敏公观承督理直隶，听到他的名声，邀请他到保定，编修《畿辅水利志》。偶尔游历京师，与朱笥河学士、纪文达公（纪昀）、胡文恪公（胡虔）交好，大家都称赞他介于顾炎武（深宁）和顾炎武（亭林）之间。因为眼疾复发，推举戴东原代替自己，于是南归，以经学在乡里教授学生，闭着眼睛口授，学生极多。去世时四十七岁。

同时精选《文选》学问，著有《文选纪闻》三十卷，《杂题三十卷，《音义》八卷。《注雅选抄》后悔是年少时的作品，没有刊印。《选音楼诗拾》若干卷，声音哀微，深得骚人的遗意。

○俞樾

俞樾（1821-1907），号曲园，是浙江德清人。

幼年就有早慧，九岁时就戏作书写，并在下面自加注释。著作等身，实际上在此时已显露征兆。

道光庚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因为复试诗中有“落花春仍在”的诗句，被曾文正公（曾国藩）赏识，散馆后授任编修。博学多闻，在京城著称。咸丰乙卯年，外放河南学政，因被人议论而罢官回家。

刚脱下官服回家，年龄才三十八岁，于是专心治经。开始阅读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的著作，认为很好，从此专门以他们为宗师。他的《群经平议》，是继《经义述闻》之后写成的，稍有不及；《诸子平议》几乎能与《读书杂志》抗衡。《古书疑义举例》条理贯通，比起《经传释词》变化而更加高明，而且更加广博了。等到后来《俞楼杂志》、《曲园杂纂等书出版，他分析疑难、振奋滞涩，虽然多与前几本书相似，或者精义比过去更甚；学问随年龄增长而进步，他起初也不隐瞒。曾经师从长洲陈奂，罢官后寄居吴地，还来得及见到宋大令（宋翔凤），听到武进庄氏（庄存与、庄述祖）的学说，所以治经颇有《公羊》学色彩。然而做学问本来没有固定的老师，左右采撷，深深厌恶固守家法、违背实录的人。只是喜欢改动经文中的字，晚年稍加克制，写成《经说》十六卷，与以前不同了。研究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不搜集商周彝器，认为多后世伪造，可以辨别形体，识别通假，应当止步于秦汉碑铭。他审察细致竟如此。

既然专门以著书自娱，就不再出仕。曾文正公督理两江，李文忠公（李鸿章）巡抚吴下，都礼遇尊重他；当时他穿着便服跟随游历，往来如同处士。曾文正公于是有“宏大才学不推荐，白白窃取高位”的感叹。历任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德清清溪、归案龙湖等书院主讲，而在杭州诂经精舍主持长达三十一年，是历来未曾有的。在此之前，浙江研究朴学的学者本源于金鹗、沈涛，其他大多混杂汉宋；等到先生在诂经精舍施教，学者向往正道，开始稳固不逾越，节制所造就的人才，蔚为通才，更加难以列举。

性情雅正不喜欢声色，母亲和妻子去世后，终身不吃荤腥，衣服不过是大布。待人宽厚和蔼，起居有节制。保持纯真，持守满盈，所以年老而神志不衰。读书著述遵守常规，每过一年，就把写定的书刊布于世。晚年足迹不出江浙，而声名扬溢海内外，远方的人投赠诗文，藉以表达景仰爱慕。隐居林下，过了四十多年

译记载。光绪癸卯年，地方大吏以重宴鹿鸣的请求上奏，获得旨意恢复编修原官职。他传授孙辈孙陛云读书，亲眼见到孙辈以第三名考中进士，又在四川主持科举考试，举荐特科人才，请求休假侍奉在侧，这也几乎像高邮王氏文肃对待文简那样，虽然寿命略逊于祖父，但著述事业的成就确实足以继承前人。只是他既然广博通晓典籍，有时又旁涉小说杂家，再加上以书信广泛结交友人，评论者于是将他比作随园，随声附和，所谓外表相同内心相异，在有见识的人面前，这确实不值得嗤笑。去世时享年八十六岁。

译他著述共有五百多卷，总称为《春在堂全书》。除了《群经平议》五十卷、《诸子平评》五十卷、《茶香室经说》十六卷、古书疑义举例》七卷之外，他的《第一楼丛书》三十卷、《曲园俞楼纂》共一百卷，也都很有考证价值。其余的可见于自著全书录要中。

○俞正燮

俞正燮，字理初，安徽黟县（今属安徽）人。

他天资聪敏，读书过目成诵。偶尔有所创作，必定汇集群书，以意贯穿，提笔立就，如同预先构思好的一样。他在句容学署侍奉双亲，曾与同邑人王乔年共同撰写《阴律拟实》，当时被称赞为穷究事理、尽性知命的著作。

他刚二十出头，带着自己的学业北上，在兖州拜见孙渊如观察，恰逢孙渊如已经为伏生建立了博士，又寻求左氏的后裔。于是俞正燮撰写了《左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左墓考》、《申杂难篇。孙渊如多采纳他的文章来驳斥众论。而俞正燮那些陈古刺今的见识，也因此日益坚定，所以他的议论学术与孙渊如常常相互出入。

他治经学以汉儒为宗。他说：秦汉距离古代不远，师说相承，可信的内容很多。每解释一个义理，都依据经典作为根据，只有在脱误时才取证于先秦诸书、汉诸儒以折中至是；而且又不拘泥于注疏，不偏离训诂。他还研究史籍以及诸子百家九流等学说，剖析疑似之处，没有不佩服他精确的。

道光辛巳年，他在江南乡试中举。第二年春天赴礼闱，主考官是阮元，放榜后竟然落第，听闻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王菽原当时任礼部分校官，非常赏识他，并且索要他的著作《类稿》三十卷。《类稿》，是俞正燮足迹遍布天下，得到书就阅读，阅读后就有所疏记，每一件事作为一个题目，几十本巨册，鳞次栉比地放在行箧中，积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意，一篇文章于是成立。礼部因此与程侍郎春海校刊他的正集十五卷。取辑成之年的年号命名为《癸巳类稿》。其余十五卷，则由张穆编定，称为《存稿》，刊入杨氏《连筠簃丛书中。

起初落第后，他拣选得知县，留在京师，协助给事中叶继善修《会典；后来在侍郎陈用光处做馆，校勘顾氏《方舆纪要》。乙未年，林文忠聘请他修《两湖通志》。晚年主持江宁惜阴书院，昌明朴学，培养后进，一时质疑问难者履相错。学政祁文端公赠送匾额说“经师人表”，对他的礼重如此。他去世时六十六岁。

他的著作还有《说文经纬》各一卷，《校补海国纪》二卷，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四养斋诗》三卷另外刊行。

○袁廷梼

袁廷梼，字又恺，一字寿楷江苏吴县人。

他是上舍生。家世本是望族，资财尤其丰饶。他在枫江筑小园，有水石之胜。得到先世所藏五砚，建楼收藏。聚书万卷，多是宋椠元刻及传钞秘本。以一丛红蕙种植于阶前，命名为“红蕙山房”。每天坐在其中，丹黄不去手，与顾广圻钮树玉辈为友，而钱竹汀王西沚段懋堂三位寓公也时常往来，举行文酒之会，于是四方名流闻声景附

他事亲以孝著称。他年少丧父，母亲亲自教导他。他的诗文清峭，没有凡俗之累。只是他既嗜书，遂不屑于治生产；而且挥霍，多次急人之难，家道因此中落。于是奔走于江浙间。恰逢触暑致疾，卒于家，年四十七

他对书无不窥，尤其精于校雠，深于小学。他论《说文解字》“鞠以秋华”、“麔麋牝者”、“液尽也”、“布古文实为豕，与豕同”诸条，时见新义。而在“嗙”字下引司马相如说“淮南宋蔡舞嗙喻”，谓七言为句，系《凡将篇逸文，举李注《文选》及《类聚》所引为证，更确切不移。他撰著甚多，可惜他的儿子椎鲁，不能守父书，所有稿本散失无传矣。

○岳森

岳森字森宗，四川南江人。他是拔贡生，考取景山官学教习，还未及叙官而殁。他与德阳举人刘子雄、孟雄均是湘绮弟子。汲古考文，足以继承师说。虽然深造弗逮廖平，而通博过之。他著《考工记考证》、《说文举例、《蜀汉地志》，并刊行

孟雄仅存《群经宫室考补》。其余如《古文尚书考》、《礼经表、《穀梁凡例》，遗稿未传

○臧礼堂

臧礼堂，字和贵。他是臧庸之弟。

他秉质淳笃，且至孝。家贫无仆人，他亲自做饭以奉养双亲。父亲久疟畏寒，他自潜温被，恐熏燎不利于病体。等到父亲去世，他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内

母亲生病，他刲股和药以进，并向神祈祷，乞减算益母寿。母亲不久痊愈，而他竟夭折，年仅三十

他初娶时，担心妻子不能孝其亲，于是预先撰写戒辞，使女嫔庄诵，俾使立听毕，然后合卺如礼

他年少溺苦

译在治学方面，他广泛考证六艺，研讨《苍颉》《雅》等字书，跟随长兄镛堂学习，侍奉他如同老师，然而兄长有过错时便立即规劝谏止。大兴人朱文正公曾经称赞他的文章和品行。阮文达公聘请他协助编纂《经籍纂诂》。他所著的《说文引经考》十三卷，段玉裁、王引之都信服其精确严谨。他又辑录传记中孝子、孝妇等人的节义品行，编成《古今孝传》，尤其对伦理纲常大有裨益。其他著作有《南宋石经考》、《爱日居笔记》，共计若干卷。

译去世那天，镛堂在京师，听到死讯，痛哭失声，为他私下定谥号为“孝节”。

○臧琳

臧琳（1650-1713年），字玉琳，江苏武进人。

康熙年间，补任县学生员。他一生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尔雅》《说文解字》之学。他说：“不认识字怎么读书，不通晓训诂怎么阐明经义。”他勤勉不懈地讲论，一定要探求到真理才罢休。他潦倒于诸生行列三十年，没有一天不读经书。有所心得，就随手记录，积累文章成为《经义杂记》三十卷。每卷都有标题，但不分门类，共五百一十七条，都荟萃了唐代以前诸儒的学说，辨析其异同，都有确凿的证据，不是凭主观臆断。至于《诗经》《礼记》这两部经典，王肃私自篡改以诋毁郑玄的地方，他尤其能推究发现极隐秘的真相，大概对经学的功劳很大；偶尔附带其他说法，也不过十分之一，却是学者应当知道的。书成之后，他不自我宣扬，同辈大多嘲笑他，只有阎若璩赞叹欣赏，认为他的学识超过唐代儒者陆德明、孔颖达，并且称他为有隐德君子。他的玄孙臧庸取出遗稿校正刊行，于是他在世上大显名声。另有《尚书集解》一百二十卷，藏在家中。会馆，先生也前往，万君向众人作揖介绍先生说：“这是蠡李先生，肩负圣学正统传承，不是我敢仰望的。”于是将《大学辨业》的宗旨一一陈述，说：“这是即使质问圣人也不会疑惑的！”他受到重视就像这样。恰逢宛平人郭金汤担任桐乡县令，聘请先生到官署，全县听从他的意见，政教大行。等到老朋友杨勤担任富年县令，也敦请先生，以师礼相待，事情咨询他之后才实行，各项废弛的事业都兴办起来；关西的学者，闻风聚集。过了一年返回家乡。参加选官考试得知县，因为母亲年高，改选通州学正，不久因病辞官回家，迁居博野，修缮颜习斋的学舍，以招收学者，跟随学习的人日益增多。公卿屡次谋划推荐他，他推辞不就职。雍正十一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先生解释格物、心性，多本于颜习斋。只有论述封建与郡县，言语不勉强相同。早年跟随毛奇龄问学音乐，毛奇龄曾推举他为盖世儒者。后来因为论述格物不合，于是斥责先生为背离师门，并作《大学佚讲笺》来攻击颜学。桐城方苞与先生交情深厚，只是固执地信奉程颐、朱熹，与先生持论抵触。后来先生去世，方苞为他写墓志铭；只记载先生论学的始末，并且说先生因为方言改变师法，这是诬蔑的说法。先生继承颜习斋的教导，以著书来表现自己。著有《小学编辨业》五卷，《大学辨业务》四卷，《圣经学规纂》二卷，《论业》二卷，《周易传注》七卷，《筮业》一卷，《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业庸》传注各一卷，《传业问》四卷，《经说》六卷，《业礼录》一卷，《郊社考》一卷，《拟太业策》一卷，《恕谷文集》十三卷，都刊行于世。他的著作都由臧庸汇刻入《拜经堂丛书》中。

○臧寿恭

臧寿恭（1788～1856年），字眉卿，初名曜，浙江长兴人。

嘉庆年间，在乡试中举，多次参加礼部考试不中。回家闭门著述。性格方正严厉，有洁癖，不过问家里生产事务。

平时喜欢抄书，每天五六千字，端正整齐没有错误遗漏。对于经书，喜好《春秋左氏传》。作《春秋古业》一书，搜集周秦两汉旧说，贾逵、服虔的注，纠正杜预的错误。对于史书模仿王偁《东都事略》，作《南都事略》若干卷，其体裁是钱大昕传授给邵晋涵而未完成的。通晓历算之术，作《春秋古业》时，痛恨长历不符合法度。命令弟子杨岘依据刘歆三统术作《中朔表》十二篇文章；稿子刚完成先生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

曾经告诫杨岘说：“把散钱放满屋子，没有下手的地方，给一根绳子，就贯穿了。四部书千万卷，就像散钱一样；深入钻研一部经书而群书为之所用，开始就像绳子吗！”又说：“读书遇到有用的记录在纸片上贴在墙上，早晚浏览；座位左右各设一个空容器，墙上贴多了就放入容器，再贴新的；过一天从左边容器取出放入右边，试着复诵；过一天从右边容器取出放入左边，也这样；不要懈怠不要丢弃，博学多识有什么难的呢！”他的治学方法就是这样。《事略》稿已遗失，只有《古业》刻在潘氏《功顺堂丛书》中。

○臧庸

臧庸，字西成，又字拜经，原名镛堂。江苏武进人。

乾隆年间，卢学士卢文弨主持常州书院，先生前往学习经学，抱着他高祖臧玉琳先生所著《经义杂记》向学士请教，学士惊异，在校勘《经典释文》中多引用他的说法。随后在苏州跟随钱辛楣、王德甫、段若膺各位先生研究学术，钱、王于是向鄂督毕秋帆推荐，让他教他的孙子毕兰庆经学。嘉庆丁巳年，阮文达任浙江学政，聘请他协助编纂《经籍纂诂》，书成后，不久在广东校刊。庚申年，阮文达巡抚浙江，新设诂经精舍，又聘请他协助校勘《三经注疏》。两次参加顺天乡试不中。在京师，侍讲王伯申、桂香

译编修吴美存对他都极为礼遇尊重。他刚接受吴美存的聘请，修撰《中州文献》，就在吴家的馆舍中去世，享年四十五岁。

译您为人沉默稳重，天性孝顺友爱。他做学问，以经传为依据，剖析精微深奥之处。德清兵部许周生说他好学且造诣精深，如同皇侃、熊安生一样，应当追溯到唐代以前去寻求。

他所著的书，仿照《经义杂记》写成《拜经日记》八卷。高邮的王怀祖先生极力称赞它，用笔圈点标记其中精确不可磨灭的内容，占了十分之六七。他曾经说：“戴东原所作的《毛郑诗》，喜欢逞强臆断以推翻旧学。惠定宇喜欢使用古字，他所校勘的《李氏易集解》与开成石经往往互相不同。近来得到明代刻本进行核对，才知道《李易本》与现在的本子没有区别。那些不同的地方，是惠氏私自改动的。”虽然坚守老师的学说，却深得“和而不同”的道理。

又因为他生平考证古代事物最为勤奋，所以辑录古书的著作也很多。《子夏易传》一卷，认为是韩婴所撰写，并非卜子夏所作。只采纳《释文》、《正义》、《集解》的内容，不取宋代以后的说法。《说诗考异》四卷，大体像王应麟的著作，但每条必定自己考据辑录，绝不沿袭王应麟的本子。《韩诗遗说》二卷，《订讹》卷，顾千里认为辑录《韩诗》的人很多，这部书最为精善。《卢植礼记解诂》卷，《尔雅古注》三卷，《说文旧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肃礼记注一卷，《圣证论一卷，《帝王世纪一卷，《尸子一卷，《贾唐国语注二卷，《校郑康成易注二卷，《萧该汉书音义二卷。都详细审慎超过常人。其他著作有《月令杂说一卷、《乐记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经考异一卷、《臧氏文献考六卷、《拜经堂文集四卷。

○查继佐

查继佐（公元1601—1676年），字伊璜。明朝灭亡后改名左尹，字非人，别号东山钓史的。浙江海宁人。崇祯六年考中举人。

查继佐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他五岁时开始跟随父亲读四书，七岁时跟随母亲学诗。他的母亲沈氏是处士沈宗的女儿，通晓音韵反切之学，擅长诗文。查继佐学习十分刻苦。十一岁时，他在一所邻近的学馆就读，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早晨要带米粉做的饼饵作为午餐。他往往一边走路，一边高声朗诵读过的书，有时把饼饵撒在路上都全然不知。十二岁时，他到远处读书，寄宿在学馆，要自己做饭吃。由于他努力学习，十五岁时就“文名日益显扬”。

二十岁时，查继佐家道中落，开始在本地做塾师维持生活。由于他声誉很高，富裕人家和望族都抢着聘请他。他一面教书，一边读书。三十三岁时，他考中举人后寄居在西湖南屏山，读书、讲学，直到明朝灭亡，才怀着“亡国”的隐痛，回到自己的家乡。

查继佐不仅是一个学问渊博、在史学上很有成就的学者，而且是一个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抗清志士。公元1645年闰六月，鲁王朱由海在绍兴称“监国”。他听到消息后，毅然渡江去参加了鲁王政权。他在鲁王政权中，初任兵部职方主事，监督郑义兴的军队，后来升任职方员外郎兼御史监军，官至兵部职方司郎。在鲁王监国的一年中，查继佐亲自率军在浙东地区抗击清军。多有所获。为了西征他费尽心血，亲自组织兵力，派人设间谍进行侦察，秘密联络太湖等地的义军，互相接应。可惜当时鲁王政权内部分裂，政治腐败。他的主张处处受到牵制，未能实现。

公元1646年六月，清军攻占绍，鲁王政权再次灭亡，查继佐辗转回到家乡海宁，发愤著立说。公元1652年，查继52岁，离家到西湖觉堂讲学，随即又主讲杭州铁冶岭的敬修堂。各省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形成一时讲学的盛况。从此，查继佐一面讲学，一边著书，一直到去世。

查继佐一生写过很多种书。沈起的《查东山年谱》说查继佐“全集一百二十册，约八千余页”。其中大部分是历史书，特别是关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书。可惜大部分已经散佚，目前流传的仅有《罪惟录》、《鲁春秋》、《东国语》、《钓业》几种而已。

《罪惟录》是一部纪传体的明史。原名为《明书》，后来改名为《罪惟录》，取孔子“罪我者其惟春秋”的意思。查继佐在《罪惟录》中坚持反对清朝的立场。他在《自序》中明确表示，自己是明朝的人，不是清朝的百姓。书中都用明朝的年号，直到清康熙三年，仍称永历十八。南明的各位君主，都列入本纪。福王称为安宗简皇帝。建文、崇祯两位皇帝的谥号，

译都遵循弘光朝廷所确定的标准，不使用清政府所赐的谥号。对于清朝，有时称为“满人”，有时称为“后金”，有时称为“建彝”、“建虏”，有时称为“东师”、“北师”，绝不称“大清”。书中为抗清人物立传特别多。并且随时随地抒发对满人和投降派的愤恨。例如书中引用张煌言的《报韩论》说：“自古以来称颂张良始终为韩国效力，前代儒者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了。当今世上在虏廷做官的人大多借此事作为借口，认为建州既然常常驱除贼寇，于是就用沛公灭亡秦朝、张良侍奉汉朝来类比。唉！他们多么无知啊！”

译《罪惟录》的撰写时间，根据自序所说，从甲申年（顺治元年，公元1672年）开始，到壬子年（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完成，历时29年。这部书是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写成的。当时，清政府最忌讳私人撰写明史，尤其是朝代更替之际的历史，唯恐历史真相被揭露出来。浙江湖州南浔人庄廷鑨购买了朱国桢《列朝诸臣传》的稿本，补充了崇祯朝的事迹，定名为《明书》，用自己的名字刊刻。因为书中将努尔哈赤称为建州都督，不使用清朝年号，康熙元年被人告发，结果庄氏全族以及为此书写序、校阅、刻字、印刷乃至卖书、买书的人和地方官员，都被处死，死者达70余人。查继佐名列参校，也被逮捕入狱，幸得友人多方营救，才免于一死。在这样一个万分恐怖的情况下，查继佐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终于写成了《罪惟录》。他在自序中说，手稿修改了数十次，备极艰辛。

《罪惟录》的材料来源，关于明末的历史事件，一部分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尤其是关于鲁王政府的历史，作者就是当事人。许多人物传记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另一部分是通过调查访问得来的，这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说明。他在《自序》中所说的“耳采经数千人”，指的就是调查研究。关于崇祯以前的史料，一部分取材于庄廷鑨的《明书》，另一部分取材于明代编纂的国史和实录。明代黄尊素著有《时略》，记载嘉靖、隆庆年间的事迹及各位大臣的奏疏；他的儿子黄宗羲著有《续时略》，记载万历至崇祯年间的事迹及奏疏。黄宗羲与查继佐曾在鲁王政府共事，因此《罪惟录》的部分史料可能来源于黄宗羲。

《罪惟录》是一部未定稿。书中常见“某卷颠倒错乱，应当重新排定”一类的批语，以及“应当归入某类”的眉注，由此可以概见。原稿在作者当时已经遭遇“水淹火烤，泥污鼠咬，零落破损”，收藏者畏惧祸患，又将“建虏”、“满兵”等字样都涂改成“大清”，在南明各君主及年号上加一“伪”字，所以稿本已非完整。1931年，张宗祥借阅浙江吴兴刘氏嘉业堂所藏的原稿加以校补，厘定为本纪22卷、志32卷、传36（皆为类传），连同子目共102卷。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根据嘉业堂原稿，将涂改可辨的字恢复原样，加注张氏的校补文字，影印出版。历经沧桑，沉埋了二百多年的《罪惟录至此才与世人见面。

《罪惟录》最注重对“靖难”（指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之事）以及明清易代之际的记载。《荒节传》中的人物都是“靖难”时迎降的诸臣。《播匿传》所记孙镇以下的44人都是“靖难”时反对成祖的，田时震以下的40人都是明末抗清的。《抗运传》、《致命传》两传，也大多为“靖难”和易代之际的人物。王鸿绪的《明史》、傅维麟的《明书》以及清代官修的《明史》，对于“靖难”的记载，往往将真实情况掩盖。牵涉到清入关以前的事和易代之際的事，更是讳莫如深，简略而不详细。查氏《罪惟录》的详实程度超过这三部书，尤其是关于清入关以前的历史和易代之際的历史，可以补正这三部史的缺失。此书也有一些缺点：记事有时自相矛盾，取材有时道听途说，失于考证，列传的分类，也有不尽妥当之处，《外志》一篇简直是小说，不是历史。但总的来说，此书大醇小疵，终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史著。

○迮鹤寿

迮鹤寿，字兰宫，江苏长洲人

道光丙戌年进士，改任池州府学教授。品行敦厚笃实，曾斥卖私产，购置田产，赠给族人。死后被供奉在乡贤祠中。

自幼博览群书，特别擅长考据。嗜好经学，兼通天文历算。曾说道：“汉代的翼奉（字少君）研习《齐诗》，每每借助天象变异来警示君主，无愧于通儒；而班固（字孟坚）将他视为方士一流，未免太过分。只是《齐诗》亡佚最早，所以‘四始五际’诗篇的部分，以及对应年份的多少，后世很少有人谈论；唯独依靠《诗纬》还保留其梗概，只是将‘戊际’改为‘辰际’，致使今天反而失去了本旨。”于是撰写《齐诗翼氏学》四卷，阐发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并在后文纠正《诗纬》的错误。又撰写《帝王世纪地名衍》，推测夏商周三代的土地户口数量，多达三万余字。随后又考订夏商周三代九州的疆界，用开方计里的方法，使封建井田的制度，都可以推算得出，写成《孟子班爵禄正

译《经界两章考疏证》共一百二十卷，用以阐发他的学说。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只有《齐诗翼氏学》被收录在王氏的《续经解》中。

译翟中溶

翟中溶，字苌生，号木友，是江苏嘉定人。他是钱大昕的门婿。

他学识渊博雅致，尤其精通金石之学。从他十岁时起，见到古钱币上的年号，就知道喜爱把玩。曾经在除夕夜向母亲乞求拿出数十串制钱，让他逐一检取，他天性如此笃好。起初跟随费士玑学习，嗜好小学和经学书籍，诵读研习直到深夜也不睡觉。稍长一些，购得几种汉碑，才开始研究金石文字。三十一岁时补为诸生。援引惯例捐得布政司理问一职，被分发到湖南任职。恰逢翁元圻、吴荣光、左辅先后担任湖南的高级官员，都对他致以敬意。他受任修纂通志，其中金石一门最为完备，这正是他所擅长的。游览元次山祠时，《浯溪》、《落亭》两篇铭文都亲自椎拓，不假手于碑工。五十岁后，弃官归隐田园，晚年境况颇为艰难窘迫。在虎邱开设古董店，名叫“长物斋”，借此谋取衣食。七十四岁去世。

生平著述极多，有《魏石经遗字舉正》一卷，《唐石经考异补正》二十巻，《校勘释隶续大义拾补》十二巻，《吴郡金石志存目》一卷，《古泉山館金石文编》一百二十巻，现存残稿四巻，《泉志补考》十五巻，《泉志续编》二十巻，《古玉图录》六巻，文集一卷，诗集六巻。还有《春秋三传经异文备考》、《三禮石经辨正》、《古文孝经辨誤》、《孝经释文辨证》、《漢石经考异补正》、《蜀石经考異补正》、《谐声表》、《宋本漢书附录札记》、《列代避讳札記》、《古泉山館彝器图释》、《漢武梁祠画像考》、《集古官印考證》、《古镜图录》、《洗冤錄详辨》、《见闻随笔》等各若干卷。

张成孙

张成孙，字彦惟。是张惠言的儿子。

他通晓小学，擅长历算，对于经学精研礼意。他论述汉代与宋代学术的异同，说：“汉代的学问，关键在于礼；宋代的学问，关键在于理。汉儒并非不讲理，而是先讲礼然后才能讲理。汉儒等待人们自行明悟，所以他们的言论宏大；宋儒强迫人们行善，所以他们的言论细密。不学习宋儒，无法端正趋向；不学习汉儒，无法充实功用。”又说：“汉人解说礼，而制作的精妙自然具备；宋人解说理，举出礼来附合它，他们的学说才完备。只是从礼的角度解说，可以对中等以下的人说；从理的角度解说，可以对中等以上的人说。”著有《端虚勉一居文集》若干卷。

起初，张惠言别录许慎的《说文解字》，使各字按声韵相从，分别部居，编成《说文谐声谱》二十卷，辑录尚未完成，就突然去世。张彦惟既然从庄宝琛那里学习，得其大要，于是重新加以厘订，共分为：象形二卷；《毛诗》、《易经》、《楚辞》的韵三卷；以诗中先出现的字建立首、中、僮等二十部，列表二十卷；由此而谐以《说文》之声，列谱二十卷；声音未见于《诗》、《易》、《屈赋》的，考据群经诸子及汉人的韵，为略四卷；足以原作五论，加上序目共五十卷。虽然出自原书的有十分之六，续附续成的仅十分之四，但篇例多有增改，即使说张彦惟继承父志以自成一书，也是无可非议的。可惜《续经解》所收录的只有十卷，是抄节本，原稿不知存佚了。

张弨

张弨（1625--？），字力辰，江苏山阳人。明崇祯年间诸生。

父亲张致中，精通小学，辨析字体审定音韵，纠正讹误厘清谬误，为士林所宗仰。而且收藏鼎彝碑版文字非常丰富。张弨传承家教，通经博古，专心研究六书，尤其嗜好金石文字，曾经亲自经历焦山水边仰卧沙石，手拓《瘗鹤铭》，比前人增多十余字。又拜谒唐昭陵，遍拓从葬的诸王公墓碑及《六马图赞》。经过济宁州，拓孔子庙五汉碑。都加以辨析论述，根据详洽。虽然因耳聋废退，但考证特别勤勉。后人哀怜他所著述，编为《张亟斋遗集》，认为董觉远、黄伯思也不能超过他。与昆山顾炎武交好，拿出鬻产的价值刊刻《广韵》及《音学五书》，亲手校雠。顾炎武在自叙五书后说：“我纂辑此书三十余年，刊削数次，又得力臣考《说文》、采《玉篇》，仿照字样，斟酌时宜，而亲手书写，在淮上召集工匠，不远数千里，屡次书信往复，必定归于定论。”又给潘耒的信中说：“著述家最不利的是将未定之书传之于人。近日力臣来信关于五书，改正一二百处。”而且平时感叹说：“笃信好古，我不如张力臣！”他推崇佩服如此。晚年遍游五岳，都为之绘图。书画都是名家。

张尔岐

张尔岐（1612-1677)，字稷若，自号蒿庵居士，山东濟阳人。

年轻时为县诸生，谦逊好学，擅长古文词。著有《天道论》、《中庸论》、《谨俗论》、《笃终论》、《立命说辨》，他的文章大抵主张匡世救俗，不写肤浅庸俗的言论，所以都

译切实可行。他三十岁时，因为《仪礼》中郑康成的注文古朴质直，贾公彦的释义繁复散漫，学者们无法理清头绪，于是他将经文与注文按章节分开，确定句读，疏通其脉络，摘录其要点，只选取能阐明注文的为止；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判断，也附在文末；起初命名为《仪礼郑注节释》，后来改名为《仪礼郑注句读》。他又参校审定监本中的脱漏错误共二百多字，并考证石经中的脱漏错误共五十多字，写成《正误》两篇附在后面。全书共十七卷。当时他五十九岁。顾炎武游历山东，与先生交好，读了他的书并为之作序，亲手抄录一本，收藏在山西祁县所设立的书堂里；他曾给汪琬写信，称赞尔岐的学问，根基在于先儒，立论简明恰当；又在与友人讨论师道的信中说道：“唯独精通三礼，卓越地成为经学大师，我不如张稷若。”他在学术界受到推崇重视到了这样的程度。先生孝顺友爱，诚恳真挚，超脱于世俗之外，不与世人交往，自己撰写墓志铭后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他的著作还有《易经说略》八卷，《诗经说略》五卷，《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职注》一卷，《老子说略》二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间语》二卷，《济阳县志》九，《吴氏仪礼注订误》一卷，以及未完成的《春秋传义》。评论者说先生著书，虽然同属经学家，但他笃信程朱理学，能够融会汉学与宋学于一体，并得其贯通，因此卓然自立，向上承接齐鲁的学术传统。

译○张符骧

张符骧，字良御，号海房，是江苏泰州人。

他在做生员的时候，因博览群书而闻名。康熙皇帝南巡时，召他参加考试，他献上《竹西曲》，张廷玉评定他的诗为一等。他五十岁时，被贡入太学。康熙五十三年，他在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康熙六十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不久便请假回家。

他在家生活贫困简朴，不私下拜见权贵；但是对于对乡里有益的事情，则极力陈述主张。著有《自长吟》、《日下丽泽《、《顺时录》、《海房文稿《、《依归草》等文集。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雍正五年三月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如今只有《依归草》刊行，其余的都没有流传下来。

先生生长在海边，继承了明末遗民的遗风，很留心前代的掌故。他所写的多为传记、碑志，都以表彰忠义、彰显节烈、记述学问品行、保存文献为宗旨。他记载吕晚村等人的事迹时，常常悲伤地产生沧海桑田的感慨。江都焦循为《依归草》作序，称“他的文章日益高超，而郁结不平之气也日益旺盛”。先生起初与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等人有共同的志向，书信往来多达三次刻印，但流传的版本大多残缺，次序也各不相同。大概是因为当时文字狱已经渐渐兴起，遗留脱漏的篇章，多涉及忌讳的话语，因而被删去了。民国十年，泰县韩止石搜集他的全集刊入《海陵丛刻》第八种，题跋说：“这部集子在世上不太流传，难道不是因为吕氏的灾祸、陈大始的序言，从而有所阻碍吗？”

先生与徐述夔是同乡，乾隆年间，徐氏逆书案正炽烈；那么集中所刻的《吴张传》及其子张沆补刻的朱书序，都在违禁之列，理应有所隐晦，现在幸好依靠韩止石的刻本得以窥见全貌了！韩止石又评论说：“他文章的神韵理趣，大概是从归有光追步欧阳修、曾巩，上接司马迁。”看他的遗集，如《魏国公世系考》，确实是《史记》世家体；《吴王张士诚传》确实还有《项羽本纪》的意思；没有不是史笔的。又如《春王正月论》、《七出论《、《斩丘木之议论》，也很能阐发《春秋》、《礼经》的微言大义。所以焦循说“他阐发凡例确立义理”。

○张惠言

张惠言（1761～1829），字皋文，江苏武进人。

他年少时学习《周易》，能通晓其中的大义。家境本来孤苦贫寒，十四岁就当上了儿童的老师。乾隆丙午年，在本省乡试中举。赴京参加礼部会试，落榜。考取景山宫教习，期满按规定得以引见，听说母亲生病，立刻回家。嘉庆己未年，才考中进士。朱珪看重他的学问品行，特别奏请改任庶吉士。充任实录馆纂修官、武英殿协修官。庶吉士散馆后，以部属任用。朱珪又特别奏请改授翰林院编修。去世时享年四十二岁。

先生体格清瘦，面有风骨，但性情特别温和平易。与人交往，无论贤与不贤都乐于相处。到了道义所在的地方，一定要达到目的才罢休。他乡试中举，虽然出自朱珪门下，但未曾私下求见，以才能自异；朱珪暗中观察，暗中器重他，所以屡次提拔他；而先生又坚持原则，互相劝善争辩不敢隐瞒。朱珪说：“天子应当以宽大获得民心。”先生说：“国家太平百余年，至仁涵育，远远超出汉唐宋之上，官吏百姓习惯于宽大，所以奸邪萌芽其中，应当大力伸张刑罚以肃清内外政务。”朱珪说：“天子应当优待有过错的大臣。”先生说：“庸俗卑劣之辈，侥幸达到显贵，又败坏朝廷法度，怜惜保全他们，应当有什么用。”朱珪喜欢提拔淹雅之士。先生说：“应当提拔内治官府外治疆场的人。”曾经与洪亮吉在众人面前争辩。他向来擅长篆书，列圣加上尊号，命令他去盛京篆写玉宝。年轻时写辞赋，模仿司马相如、扬雄，散文学韩愈、欧阳修的。

先生曾经看到惠栋所著的《易》学，很喜欢，于是潜心于爻辞系辞，阐发圣人之道。只是惠栋的《易》学遵循畅达虞翻的宗旨，兼参荀爽、郑玄。先生则专门主张虞氏。用虞翻解释《周易》，以阴阳消长六爻发挥，旁通升降，归于乾元用9而天下治理，依物取类，贯穿比附，确实传承了孟氏易家阴阳之学，确实不是宋儒意造图书所能比。只是古书亡佚，汉魏师说略具梗慨的，仅有郑、荀、虞三家，而虞氏又较完备，所以专门研究虞氏之学，而上溯孟喜，以七十子的微言，作为田何、杨叔、丁将军所传的，于是寻求其条理贯通；明确其统例，解释其疑滞，相信其亡阙，写成《周易虞氏义》九卷。又表明其大意，写成《消息》二卷，选取《易》文中可与礼经相比附的，本着郑氏“以礼言易”的宗旨，不用爻辰，而更以虞氏的例子，写成《易礼》二卷。孟氏说《周易》本于气，而以人事阐明；虞氏说人事虽然具备，后学每苦其略不贯穿；认为象无所不具，而事著于一端，并不是汉儒的简略，写成《易事》二卷。害怕说虞氏的人执着于象变，失去其指旧；引伸《文言》举隅的例子，正

译魏晋以后儒者“望文生义”的弊病，著成《易言》两卷。又因为汉代儒者解说《易经》的大旨可以见到的有三家——虞氏讲消息，本源于孟喜；郑氏讲礼；荀氏讲升降，则本源于费直。——既然阐述了虞氏的学问并阐发其义理，于是又采合另外两家的学说，各自贯通其要点，著成《周易郑荀义》三卷。所谓九家，是指荀爽汇集古易共九家，惠定宇则说六朝人解说荀氏易的，大体可以辅助附会荀氏，著成《荀氏九家义》一卷。其余各家，虽然条理不齐全，但先师所讲述的大义要旨往往存在，于是辑录释文集解及其他书籍中所见的资料，著成《别录》。总共：孟氏四家，京氏三家，费氏七家的内容；《子夏传》不是汉代师说的内容，单独作为一家；共计十四卷。《易纬》是传授孟氏、京氏阴阳之学的；也选取其中纯正的内容并编次，著成《略义》三卷。

译先生研究《礼》学，专门尊崇郑康成。因为宋代杨复所作的《仪礼图》，虽然经文完整具备，但方位位置有时混淆。于是兼采唐宋元及近代儒者的义理，以经注作为判断依据，首先叙述宫室图，然后依照图来比对事物，按照图来诵读，步伐次序便清晰明朗。又详细考证吉凶冠服的制度，为之制作图表，另成《仪礼图》六卷。

先生在小学方面，编纂《说文谐声谱》，尚未完成便去世了。

他的著作有：《墨子经说解》二卷，《握机經定本》一卷，《青囊天玉經正義》五卷，《茗柯文》五卷，以及词一卷。

曾国藩称赞他“学问遵循汉代儒者的轨辙，而虚心研究，绝无凌驾先贤的意思。文辞温润，也没有考证辩驳的风气。大概是古人所说的‘大雅’吧！”这不是过誉之词。

○张履祥

张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县人。他所居住的地方叫杨园里，所以学者称他为杨园先生。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卒于清康熙十二年（1611-1674年），享年六十四岁。

九岁时丧父，母亲沈氏教他读《论语》、《孟子》，勉励他说：“孔孟只是两家没有父亲的孩子罢了。”他三十二岁时，拜见黄石斋（黄石斋，名道周，字幼平，又字细遵，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天启年间进士，历任少詹事、侍读学士。南明时期曾奉唐王称帝，任吏部尚书，几个月后被清军俘虏，不屈被杀。他是明末著名学者，主张调和程朱与陆王，著有《榕坛问业》等多种著作）问学。三十四岁时，拜见刘蕺山，受业成为弟子。当时复社的声势很大，东南人士，争相依附。杨园说：“东南的学术坛坫，西北的战乱干戈，其导致混乱是一样的。”又说：“一旦加入声气，便滋长一个‘傲’字，便熟习一个‘伪’字，百种罪恶都从这里开始了。”于是他坚持自守，不肯与当时的名士交往。

甲申年听说国家变故，穿白衣素食好几天，此后便闭门谢客，教导儿童直到终老：晚年道德声望更加崇高。有人以师礼对待他，他始终不肯接受，说道：“近来看到时人讲学的风气，开始于浮滥，终于溃败，这是我平日所深恶的，岂肯亲自蹈入其中！”当时黄梨洲正以继承蕺山学说鼓动天下，杨园说：“这是名士，不是儒者。”

杨园虽然师从蕺山，但不怎么墨守其师说，曾辑录《刘子粹言》一书，专门收录蕺山矫正阳明学说的言论。他极不喜欢阳明的《传习录》，说道：“读这本书使人滋长傲慢、文过饰非，轻率自大而最终一无所得。”又说：“一部《传习录》，‘吝’‘骄’二字足以概括它。”他一生专用刻苦工夫，默默自修，曾说：“人们知道治家必须苦吃苦挣，不知道读书学问以及立身行己，也都不可不苦吃苦挣。”晚年写《寒风伫立图》，自题道：“立身想要清白，常陷入浑浊。求道想要勇敢，常病于怯懦。唉！你的初心，难道不是说‘古之人古之人，年老至此，大概像哪个时代的百姓吗？’”他用力坚苦的精神，大略可以看见了。

他的著作有《经正录》、《愿学记》、《問目》、《备忘录》、《初学备忘》、《训子语》、《言行见闻录》、《近鉴》等书。

他居住在乡间亲自耕种，熟悉农事，认为“学者除了耕种之外别无谋生之道。能耕种则无所求于人而廉耻确立；知道耕种的艰难，则不敢妄取于人而礼让兴起。”《补农书》这部书，有海昌人范曾鲲刻印。陈梓所作的《杨园小传》说这本书“因火灾未得保全，天下人借抄阅读。”（1683-1759年，陈梓字俯恭，号一斋，浙江秀水县人。曾重辑《杨园年谱》及其诗文集中），据钱林《文献征存录》说，因某次文字狱，怕有牵累而把书板毁了（1762-1828年，钱林字东生，号金粟，浙江仁和县人。所编《文献征存录》十卷，对于研究清代学术史有参考作用）。《农书》尚且遭遇此厄运，可谓太奇怪了。

杨园因为是清代儒者中辟斥王学的第一个人，后来朱学家极力推崇他，认为他是道学正统。杨园品格方正严肃，践行笃实，固然值得尊敬，但对于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开拓，不过是一位洁身自好的君子罢了。

○张穆

张穆，字诵风，初名瀛暹又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人。

道光辛卯年以优贡身份，充任白旗汉教习。天生异禀，对于书籍无所不读，才名显赫。参加京兆试，误犯伤规被斥退。从此便绝意科举，专心著述。祁文端主持江苏乡试，聘请他入幕。阮元在家闲居时看到他的书感叹道：“二百年没有这样的著作了！”推举他为硕儒。

他的学问，尤其擅长地理。所著《蒙古游牧记》十六卷，考证精确，以博洽著称最。而《延昌地形

译《志》，因为魏收的书是东魏的志，与北魏无关，阅读未见之书；并采辑《永乐大典》中能成卷帙的内容。己巳年，在湖南主持考试，因事获罪被贬谪到伊犁。将军松筠一向与我相知，因涉猎《水经注》的人，偶尔引用，往往产生歧误，自来志书家没有如此荒谬的；为了广泛搜集、多方考证，使稍微恢复元魏旧貌；仅在司州、恒朔十二镇三件事上，几乎耗费了三年的力气，然后才得到其梗概。其断代不从太和开始而从延昌开始的，是因为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开拓疆土，到明帝熙平元年，共有州四十六，镇十二，郡国二百八十九；北魏的兴盛，到此达到极点。熙平是宣武帝、延昌四年后的第一年，所以以延昌为允当，以综括全盛时期。体例以郦道元的注为经，各地家的言论为纬；考证其兴废，计算其讹误脱漏。其他如古书金石遗文有涉及魏事的，也详细采录。又有总图，有各州郡图，载于每篇之首，不但作为元魏一代的地理专书，实在足以解释千古的疑惑，提供阅读《水经》者的入门途径。可惜只完成了十三卷，没有完成学业。

译又编撰顾亭林、阎潜邱两位的年谱八卷。灵石杨氏刊刻《连筠簃丛书》，他负责办理此事，为《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七种书进行校正。另有《乌斋诗文集》若干卷。四十五岁时，在京城去世。

○张澍

张澍（1781—1847），字伯瀹，自号介候，甘肃武威人。

九岁时母亲去世。读书过目不忘，文章宏大华丽，倾倒一时。乾隆甲寅年中乡试举人，主考官得到他的试卷惊叹不已，视他为非凡之人。当时他年纪还未满二十岁。性格刚直，憎恨邪恶如同仇敌。参加会试留在京城，因贫困借住在书馆以获取报酬自给，主人若有召来优伶娱乐宾客或夜间赌博的，他总是严厉责备愤怒离去。嘉庆己未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充任实录馆纂修官。等到散馆后，改任外官，被选为贵州玉屏县知县。不久，称病辞官归乡。几年后，起用任四川屏山等县知县。遭遇父亲丧事，再被起用为江西永新县知县，代理临江通判，因宽缓漕运事务被免职。官职恢复后，补任沪溪县知县，又遭遇继母丧事，不再出仕。总共做知县三十年，处理政务简易而明察，执法严厉，而且刚正独立，议论事情坚定不动摇，绝不阿谀奉承。道光年间，在家中去世。

先生所学习的，擅长考证地理，以及姓氏谱牒。在贵州时，著《续黔书》八卷，文笔或许稍逊，但精审核实超过山疆原书。在四川时，著《蜀典》十二卷，也称翔实。他的《五凉旧闻》若干卷，则是专门记载家乡文献的。又补辑《汉皇德传》、《魏周烈子》以下关陇地区的著述十余种，汇编《诸葛忠武全集》，以及选录陕西人的诗作为《秦音》若干卷。至于撰写姓氏五书，辑录《世本》《风俗通》《姓氏篇》，用功尤其深。自己编定诗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五卷。另有《诗小序翼》、《三古人苑》，以及《五凉旧闻》、《秦音》，都没有刊印。

○张廷济

张廷济（1768—1838），字叔未，浙江嘉兴人

年轻时亲近海盐吴懋政，学问有根基。考中嘉庆戊午年乡试举人。多次在礼部会试落榜，未能考中。于是结庐隐居，以图书金石自娱。建造清仪阁，古雅香气洋溢在翰墨之间。鉴赏精审，每一件器物、每一方碑石入手，就能知道其真伪，辨别其源流。所拓印的商周秦汉古彝鼎铭文千种，有当时及收藏家所未著录的。翁方纲与他反复考论，多有辨析。所收藏的石刻，从石鼓文以下，到宋金元也有千种。并且多数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旧拓本，而其名称现在已全部失传。收藏的器物中钟鼎尊彝六十多件，绝无伪造。其中的周女方爵，是秦始皇时期的度量衡器，则在嘉庆年间称为仅见。收藏的石刻有唐天宝七载修子产庙碑、颜真卿玄静先生残石、苏轼马券碑、贾刻宣示表、宋代覆刻淳化残帖、金元刻兰亭等石刻，大多比近代的刻本精良数倍。其余如汉晋古砖，秦汉古瓦，汉魏到宋元的古官私印，周秦以来的钱币，也都不逊色于古代收藏家。居所靠近竹林，对当地老辈人的书画搜罗尤其完备。书法学习米芾，草书隶书独出冠时。诗歌劲健典核。著有《叔未金石文字》、《清议阁题跋》、《金石奇缘》、《林清话》、《桂馨堂集》，各多少卷。晚年眉毛长一寸，与阮元合作摹刻肩寿图刻石，艺林传为盛事。

○张文虎

张文虎（1808-1885），宇孟彪，又字啸山，江苏南汇人

幼年看到书架上的书，就自己翻阅，随手评判其是非。家里本来贫困，十六岁就做童蒙老师，稍获报酬以供养父母。不喜欢八股文，致力诗古文。道光丙戌年才补为县学生员。第二年，遭遇母亲丧事，境况更加窘迫。客居南唐张氏家教书。阅读惠栋、钱大昕、江声、戴震等家的书，感叹为学自有本源，追逐枝叶没有益处。于是选取九经汉唐宋人的注疏，以及解说经义的作品，通过形声来通晓其字，通过训诂来领会其义，通过度数名物来辨别其制作，通过言语事迹来窥探古圣贤精义所在；旁及诸子史书的是非得失，源流异同，以参酌古今风俗会合的变化。更加没有志趣于科举。壬辰年大比，试卷墨迹污损，题诗于号舍而出。从此不再应试。

金山钱熙祚辑录《守山阁丛书》，委托武陵山人顾观光，顾观光推荐他代替自己。先后主持其家三十年。凡是所校勘的，丛书之外，又有《指海珠丛别录》、《续艺海珠尘》、《壬癸两集》、《小万卷楼丛书》等，不下数百种。一时考据家称其为善本。

曾三次到文澜阁纵观四库全书，亲手校录。胡培翚、陈奂恰好同住西湖，交往商讨非常愉快。癸卯年，从京城护送钱熙祚灵柩南归，路过扬州，遇见阮元，阮元深相契合，书信往来无间。咸丰初年，李善兰与英国人艾约瑟等人翻译《重学》及《几何原本》后九卷，让他参与校刊参订的工作，艾约瑟等大加折服，赞叹为该国专

译家中无法供养。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避难回到故乡。曾国藩聘请他主持书局事务，他跟随曾国藩到安徽宁国，与刘毓崧一起校勘《船山遗书》。在宁国书局所刻印的书籍，如《十一经》、《四史》、《昭明文选》，都是由他独自承担。而对于《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的考证研究，尤其深入。历任总督、巡抚都对他以礼相待，十分敬重。

译起初，江宁城被收复，他因保举而以训导的身份被选用。光绪初年，援引旧例加授州判的官衔。

他所著的书已经刊印的有：《史记札记》五卷，《舒艺室全集二十四卷》。又曾因为汉魏以来的古乐失传，而现存于今天的古书只增添了后人争论不休的麻烦，于是凭借端点来考证乐器的数目，审察声音气息来探究其变化，撰写了《古今乐律考》一书。顾观光撰写《段历考》，是为了申述郑玄一家的学说；通过经传来验证，知道郑玄错误地拘泥于《纬书》及《大传》的文字，导致《召诰》的注释违背经文而顺从历法；而刘歆又删减夏历以符合周历，将时间前移五十七年以求与经文严密吻合；于是撰写《周初岁朔考》来疏通这些矛盾，但书稿在战乱中散佚。又选录唐代元结、道州以下诸家的文章编为《十八家文录》若干卷，想要破除唐宋八大家文章的固陋，也未编定。去世时享年七十八岁。

○张燕昌

张燕昌，字苞堂，号文鱼，又号称金粟山人，浙江海盐人。

乾隆丁酉年，凭借优良品行被推荐进入国子监。他不屑于追求仕途晋升，隐居在村落之间，保持孤高耿介的情怀。生性喜爱金石学，尤其偏爱小品文。搜集奇珍异宝，满足个人癖好，编撰了《金石契》，共五卷。在考证之外，又附录了各家的诗歌题跋。常去宁波，在范氏天一阁的藏书中得以目睹北宋石鼓文的拓本，亲手摹刻，撰写《石鼓文释存》一卷，用篆书和籀文进行验证，确定其偏旁点画。又搜集自古以来飞白书的源流派别，作《飞白抄》二卷。辨别经笺纸，作《金粟笺说》卷，嘉庆丙辰年，被举荐为孝廉方正。享年七十七岁去世。

○张宗泰

张宗泰（1750--1832）字登封，号筠岩，江苏甘泉人

自从成为生员以来，他严于律己，研究经史，寒暑不辍。乾隆庚戍年，由拔贡参加朝考获得二等第一名，被任用为知县，因父母年老呈请改任教职，改选为天长县教谕。教导士子以敦厚品德、勤奋治学为先。治理学校，配备乐舞，都切实执行。境内遭遇局部灾害，上级委派查验，务必使实惠惠及百姓，没有苛刻滥用的情况，从不假手于胥吏。公事之余仍专心著述，编纂《备修天长志》稿十卷。巡抚朱文正公知道他的勤勉，想要保举他升任知县，他仍然推辞。嘉庆辛未年，因父亲去世去官守孝。守孝期满后，乡人打算举荐他应孝廉方正，他说盛名难以承受，也极力推辞不就任。道光乙酉年，再次被选为合肥县教谕。不到两年，职务事务就整顿好了，一如在天长县时。不久称病回到家乡，闲暇时便以诵读自娱，享年八十三岁。所著有《质疑偶存》六卷，以及《周官尔雅注疏正误》《孟子七篇诸国年表》《天长县志表》，都刻印发行。其余篇幅最大的，是《旧唐书疏证》《新旧唐书合抄》。这大概是毕生精力所汇聚，可惜未付刊。又有《春秋左氏传读本正誤》《乙部考目长编》《新唐书天文志疏正》《竹书纪年校补》《二十二史日食征》《唐冬夏两至考》《宋辽金元朔闰考》，稿件都藏在家中。

○张作楠

张作楠，字丹邨，浙江金华人

由处州府学教授，历任阳湖县、太仓州，升任徐州知府。因不得当权者的赏识，即将改任他职，于是请假回家。在林下悠闲度日十余年。

生平酷爱西方人的历算之学，做官时不事应酬，曾说：“与其浪费无益，不如用微薄的俸禄招致工匠制造仪器、刻印算书，使绝学大昌呢。”所著若干种，总称《翠微山房数学》，大抵都是西方人的成法，推演而成。测量坤舆全图的经纬线列为全表，附于日晷法，成《揣籥小录一卷》。又推算各节气太阳距地平的高弧列表于前，更取直横各一尺的表影也如前法，列表于后，成《续录三卷》。又取正弧及斜弧三角，概括为二十八例，成《弧三角举隅一卷》《弧角设如三卷》。又测量道光癸未年天正冬至的星度各中星列表，并附星图及岁差别日差诸表，使可以逐年逐日依法加减，使中星与时刻互相推算，成《新测中星图表一卷》《金华晷景表二卷》《金华更漏中星表三卷》。又推算癸未年各恒星，以至银河起没、黄赤经纬度，成《恒星图表一卷》。又因八线及八线对数表十秒为率，嫌其繁重，于是取简便，以每度六十分列表，成《八类编三卷》《八线对数类编二卷》。又推算北极出地诸度各节气逐时刻太阳高弧度的分，成《高弧细草一卷》。又汇集采撷诸书测量仓田的各种方法，成《仓田通法十四卷》。虽然大半不外乎抄撮，但削繁就简，也足以见其苦心矣。

○章学诚

章学诚（1738--1800），字实斋，浙江会稽人

禀赋孱弱，每天仅诵读百余字，仍急切地不能达到标准。然而

译他沉迷于典籍，特别喜好史学。在私塾课业之余，曾私自取来《左传》《国语》等书，将其分为纪、表、志、传，编撰成《东周书》几百卷，其中的措辞和助词，固然还未尽善尽美。等到长大成人，跟随山阳人刘文蔚交游，熟习听闻蕺山、南雷的学说，于是学问日益精进。乾隆庚辰年，才开始参加顺天府乡试，没有考中，在国子监读书，于是向大兴人朱竹君先生请教学问，就住在朱先生的府邸，得以遍览群书，结交当世的知名人士，名声逐渐兴起。不久在戊子科乡试中成为副榜。朱竹君在安徽任学政，先生以及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都被延请至幕府；而先生与邵晋涵讨论史学，尤其契合无间。

译起初，先生跟随父亲客居湖北天门，恰逢当地修订县志，先生为此撰写了《修志十议》。此后，他也曾接受南北各地方志的聘请，修撰了和州、亳州、永清等地的方志。他还创立了州县设立史科、方志设立三书的建议，当时虽然人们称赞这些主张，但终究未能实行。戴震看到《和州志》的体例，认为修志应当详细记载沿革，不应当过分铺陈文献。先生则主张修方志应如同古代国史，在不得不取舍且两者无法兼顾时，宁可重视文献而轻视沿革。两人反复辩论诘难，最终意见未能达成一致。看先生为毕沅总督修撰《湖北通志》的草稿，大致分为四部；将图经与列传合并为一部，掌故与文征各为一部，附带丛谈为一部。由此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义理法则了。

丁酉年，先生在乡试中中举。过了一年考中进士。担任国子监典籍一职。他断绝了追求仕途的念头，等到开选即将获得官职时，仍然放弃离去。只是苦于著书立说却贫穷没有资财，于是接连主持京畿附近以及河南、山东等地书院的讲席，凭借馆舍的俸禄收入，来辅助自己的研究探讨。他独自倚仗才华傲视一切，又所持有的论点务求高远，常常与世俗相抵触，了解他的人只有抵笥河、弇山二人，深深推崇敬重他。这两位先生去世后，先生更加寂寞冷落，无处投合。晚年患眼疾失明，撰写文章常常委托抄写员代笔，直到死也没有停止。享年六十八岁。

先生地产霸材，天资卓越，具有史识；大体上推究根本于官礼，而信奉刘向、刘歆父子的传承，所以对于古今学术的渊源，总是能够条理分明地辨别并阐明其宗旨。下笔深沉雄健、醇厚茂盛，尤其擅长攻难驳诘的文章，班固、范晔依次都遭到他的指摘。他自称“轻视王充，俯视扬雄”，未免有些自夸。平心而论，清代三百年间，确实很少有这样的作者。那些李慈铭等人，妄加诋毁，未免太过分了。他所著的书以《史籍考》最为广博，而《文史通义》最为精妙。《史籍考》是接替苏潭侍郎撰写的，沿袭朱彝尊的先例，共有十二纲，五十七目，三百二十五卷。他说史部虽然占群籍的四分之一，但实际上上承甲部而下合丙丁部，所以范围广泛博杂，耗尽毕生心力才完成。可惜遗稿竟然没有流传下来。至于《文史通义》，共有数十万字，则是以六经都是史书，与《春秋》同源；诗教最为广泛，太史陈述它；官礼的制作，与《易经》制定宪章、阐明时宜，圣王经世致用的宏大事业，都是作为史学的依据。每写成一篇文章，大多抄写寄给友人，因此传抄录写多有差异。道光壬辰年，次子章华绂开始编定为《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编》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在开封刊印。全部稿件除《史籍考》外，去世前存放在萧山王宗炎处。近来乌程刘氏翰怡得到了这些稿件，重新加以校订，共三十卷，加上《信摭》、《乙卯丙辰札记》，《阅书随札》、《永清》、《和州》两部方志，作为《外集》十八卷，并加上《目录》、《附录》各一卷，共五十卷。于是章学诚的遗书，鲜明完备地呈现出来，翰怡确实不愧为章实斋的功臣啊！

○章宗源

章宗源（1752--1800）字逢之，浙江山阴人。

年少时聪明颖悟，不喜欢写时文，因为哥哥章宗瀛在京城担任编修官，于是入籍大兴。凭借对策详实丰富，考中乾隆丙午科举人。恰逢都门广慧寺有个叫明心的妖僧，施展符咒蛊惑欺骗人，京城官员大多深信他，更加豪横专断威福，事情败露后，被定罪遣返回南方，章宗源等人因信奉佛教而受牵连，被罢黜不准参加会试。既然已经因受牵连获罪，他终身坚持吃斋素食。曾经写信给孙星衍，嘱咐他删去所写的《三教论》，孙星衍嘲笑他，不以为怪。

起初，他博览群书，积累十多年，未能获得经史传注，辑录唐宋以来亡佚的古书，装满了几只箱子。他自己说：“想要撰写《隋书经籍志考证》，书完成后，这些辑录都是糟粕，可以卖掉。”然而编次成册，都是枕中的秘本。又说：“辑书虽然不凭借性灵，但学问日益增进，我从事这件事久了也能写古文和骈体文了。”又因为当今世上所存的古书版本大多经过宋明人的删改，常常遗憾以前辑录已佚之书时没有记录现存各书以订正异同义字；应当补全它。他所辑录的各书，编就的都写了序言，通晓作者的体例曲折，词旨明白流畅。大概古书多亡失于北宋。所以辑佚始于王应麟，清代惠栋沿袭他这样做。后来编纂《四库全书》，就使用他的方法，大多从《永乐大典》抄录编次，流传很多，终究不如章宗源那样无书不备。

《隋志考证》在湖北书局刊印的，仅存史部十三卷。其余及杂文若干卷都没有流传。有人说历城马氏所辑《玉函山房丛书全都出自章宗源的辑稿，但缺少确凿证据，这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疑案。

○赵坦

赵坦，字宽夫，浙江仁和人。

年少时担任郡中小吏，唯独喜爱学习，曾经偷偷收集书籍靠在墙壁旁默诵，同僚官吏厌恶愤怒，想折磨他，他逃走了。

恰逢阮元巡视浙江学政，于是凭借经术受到赏识，补为诸生，进入诂经精舍，著籍称为弟子。而王昶、孙星衍相继主讲，推崇他的文章。一时间声誉隆起。然而学问虽然已成，常常韬光养晦不自我表现。官员们东西往来经过

译众人争相物色他，他却总是推辞，不与这些人交往。阮公治理浙江时，那些借助他的声望而获得显赫地位的人很多，夏公却没有丝毫的求取。

译道光初年改元，皇帝下诏在全国选拔孝廉方正之士，乡里的长者以及秀才们都坚决推举他，他惶恐谦让了三次，未能推辞。恰逢监司官吏索取贿赂，他不给，于是借口生病除去了他的名字。事情上报后，巡抚帅公催促宣使准备文书，并亲自写信招揽他，还暗示他出仕；他却以父母年老为由坚决推辞，说话间流下了眼泪。帅公怜悯他，更加认为他贤德，于是依照成例上奏赐予他六品官服。过了两年，他母亲去世，他因哀伤过度而致病。守丧期满后，又过了一年，他便去世了。

起初，繇受到阮公的赏识，深深地自我磨砺，研究汉代经学大师的言论，疏通证明其中的义理，著有《周易郑注引义》、《春秋异文笏》、《石经考续》。他尤其喜好古代金石文字，钩稽考辨，都有独到的见解；再加上其他杂类义理，编成《保甓斋文录》及札记若干卷。

○赵绍祖

赵绍祖，字绳伯，号琴士，是安徽泾县人。

他九岁时就因擅长写文章而闻名。二十岁参加童子试，凭借经学解释在八个县中名列前茅。他受到朱筠的赏识，被选拔进入县学，随即获得廪生资格。朱公认为他才华出众，亲手传授许慎的《说文解字》，让他研习，并且说：“每天读注疏不要超过十页，读《说文解字》不要超过十个字，一定要精通透彻才停止。”于是他的学业大有进步。后来他多次被推荐参加乡试却未能考中，于是更加专心致力于经史百家以及碑版文献之类，钩深致远，务求探究其根本。他一生淡泊欲望，只是早晚手持书卷不停歇，勤勉终其一生。他著名的著作有：《通鉴注商》十八卷——胡三省的书，本来极其广博详实，赵绍祖参研抉发多达六百多条，比起《日知录》及陈景云所列举的，不止多几倍，每一条都有确凿之处可以核查。《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对于刘昫以及欧阳修、宋祁的书没有偏袒，只是认为旧唐书还保留着班固、范晔的史法，新唐书专门修饰文辞，考证有时错误，所以摘取旧书内容的占十分之八九，大都平心静气地补救其失误，不夹杂门户之见。但他尤其笃好碑版，偶尔在集市上看到，不惜重金买回，悉心检阅，认为可以补充史传的遗漏。仿照《金薤琳琅》的体例，编成《金石文抄》八卷、《续抄二卷》。并搜罗残缺的本子，作《金石跋》六卷，其中如汉太室石阙铭已经模糊不清，而顾炎武铭刻其残字，“崇高”写作“嵩高”，不知道《说文解字》中有“崇”字而无“嵩”字，“崇”就是现在的“嵩”字。他所列举的都类似这样。他在家时已有《泾川金石记》一卷，在编修方志的闲暇，另外撰写《安徽金石略》八卷、《人物志》八卷，堪称双璧。其他有关经义的撰述：《校补王氏诗考》二卷；有关史学的：《校补竹书纪年》二卷、《建元考》二卷。有关掌故的：《泾事》二卷。有关考订的：《读书偶记》八卷、《消暑录》一卷、《古墨斋笔记》六卷、《观书记》八卷、《书画记》一卷。《读书偶记》中论述丧服、论述古今韵的各条，最被推崇为翔实公允。他自己作的诗文，有《琴士诗抄》十卷、文抄六卷。又辑录其师友所作的诗，为《兰言集》十二卷，又有《同心言》一卷。辑录族人诗，为《赵氏渊源集》十卷汇集乡先辈遗著数十种，为《泾川丛》百馀卷，家乡文献大备。他多次代理滕州、广德州训导，虽然都不过几个月就离开，但士人羡慕他。他主讲池州秀山、太平翠螺两所书院，殷勤教导诱导，始终没有疲倦的神色。道光辛亥年，安徽布政使陶澍采纳舆论檄文举荐孝廉方正，他经敦迫才上路，奏名第一，因衰老未赴公车，留在省城。恰逢编修通志，五年完成，众人赞叹其详整有体。他去世时享年八十二岁。

○赵翼

赵翼（1727--1814），名耘松，又字云崧，号瓯北，晚年号三半老人。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

早年家境清贫。从六岁起，就跟随在私塾任教的父亲在外读书。十二岁写科举文章，一天能写成七篇文章，人们都对他感到惊奇。

十五岁时，父亲去世，迫于生计艰难，他接过父业，挑起生活的重担。十九岁进入府学，成为秀才。在此后的数年中，他一直在富人家应聘做家庭教师。

乾隆十四年（1749年），私塾职务被解雇，饥寒驱迫他离家北上，投靠作幕僚于京城的亲戚。当时他二十三岁。

抵达京城后，赵翼以其文才受到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的赏识。刘统勋公将他延请至家中，编纂《国朝宫史》。第二年秋天，他在顺天乡试中一举考中，成为乾隆庚午科北榜举人。由于主考官汪由淳的器重，从同年冬天起，赵翼在结束《国朝宫史》编写之后，又被聘入汪氏幕府。汪家富于藏书，加上汪由淳本人深于文学，又极爱赵翼的才华。日积月累，赵翼的诗文修养不知不觉大有长进。在此期间，赵翼虽然在会试中屡遭失败，但仍然以文理畅通而先后考取礼部教习、内中书。乾隆二十一年，入直军机处。此时正值清廷兴兵

译乾隆帝筹划征讨西北准噶尔，军事文书往来频繁，这为赵翼崭露头角提供了良机。尹文端、傅文忠两位公都倚重他。他随从皇帝出行，有时伏在地上起草奏章，下笔千言，不加修改，所有应酬的文字，几乎非他不能办理。

译辛巳年（乾隆二十六年）考中进士。殿试拟为第一名，高宗认为清代陕西尚未出过状元，因此取为第三名，试卷互相调换，就是王文端。授翰林院编修。此后数年，他相继参加了《平定准噶尔方略和《御批通鉴辑览》两部官修史书编写，还多次主持乡试和会试事宜。

乾隆三十一年冬，出任广西镇安知府。那里本是边疆之地，虽然民风淳朴、诉讼简单，但仓库粮食出入，官吏借机作奸犯科；他痛革这些弊端，百姓非常喜悦信服。不久奉特旨，令他赴云南参与军事，筹划与缅甸的战事。他对经略说：大军想要渡过戛鸠河，那么偏师应当从蛮暮老官屯进军，这样两军可以互为声援。最终成功得以实现。一年后，又返回镇安。

乾隆三十五年，调任广州知府。抓获海盗一百八人，按律都应当处死，于是分别列出他们的罪行轻重，处死首恶，其余大多遣送戍边。不久，升任贵西兵备道。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当初在广州处理失误的一桩旧案被朝廷追究，受降一级调用的处分，当权者将上奏留任，他以母亲年老为由坚决推辞。回乡侍奉母亲五年，等到守丧期满，便不再出仕。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他取道山东赴京，打算再在官场竞争中一决高下。行至台儿庄，忽然患风疾，双臂不能自主，他只好向命运低头，掉头南归。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隐居生活。

乾隆五十二年，闽浙总督李侍尧征讨台湾，路过常州，邀请他前往参谋谋划。李侍尧素来精明严厉，而他则以宽大为政相济。当时兵将云集，众人都说不久就能平定；唯独他对此感到困难，急忙秘密调遣广东军队作为防备。等到战败，李侍尧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事平之后，李侍尧想上奏起用他，他仍然坚决推辞。

归隐后，又以著书立说自娱。主讲安定书院。往来于常州、苏州之间，所到之处名流倾倒，传抄诗篇，导致江左纸张昂贵。与钱塘袁枚、铅山蒋士铨齐名称，如同唐代的“元、白”。而他才华高超、学识渊博，历任清要之职，通晓朝廷典章制度，尤其精通史学，不是袁枚、蒋士铨所能比及的。

居家数十年，手不释卷。所撰写的《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考辨同异，组织言辞、排比史事；对于前代的弊政，在一篇文章中多次表达其意。又撰写《陔馀丛考》四十三卷、《簷曝杂记》六卷，虽然不及《日知录》《养心录》，但也足以作为广博见闻的助益。其余《皇朝武功纪盛》四卷，也征引史才。所作的诗，无不合乎人意，不拘泥于唐宋格律，自成一家。有诗集五十三卷。又有《唐宋十家诗话》十二卷。

嘉庆庚午年，重赴恩荣宴，赐三品冠服。享年八十八岁。

○赵一清

赵一清，字诚夫，号东潜，是诗人赵谷林的儿子。

年轻时师从全祖望。起初，全祖望告诉他郦道元《水经注》传抄讹误，极少善本，他一向有志于审正，校勘了七遍，尚未完成。等到得到先世旧闻，才知道郦道元注中有注本双行夹写，现在混作大字，几乎无法分辨，赵一清因此依据老师的说法，辨验文义，分离析出注中之注，用大字和小字分别书写，使语言不相混杂，而文意仍然相连，如同范成大作《吴郡志》、姚宏注《战国策>的体例，条理分明，清晰如眉目排列。又根据唐《六典》注称桑钦所引“天下之水百十七，江河在焉”，今本仅存一百十六水，考证《崇文总目》载“《水经注》三十五卷”，可知宋代已佚其五卷，今本实为后世割裂篇帙以凑合旧数，这二十一水大概就在所佚之中。于是取本注为证，杂采其他书籍，在漯水下得到滏、洺、滹沱、洹、滋、伊、瀍、涧、洛、丰泾、汭、渠获、洙、滁日南、弱、黑十八水，分漯馀水，又考据本经，知道清浊漳水、大小辽水都原分为二，共得二十一水，与《六戴》原数相符，写成《水经注释》四十卷。考据订补非常精核。又附《刊误》十二卷，据以校正的共四十家。其中如二顾、二黄、阎等版本都未写定，当时只就原稿抄录，用力之勤如此。所以博引旁征，极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超越前人，确实无愧于独树一帜。只是与戴震注本颇有类似之处，导致后人产生疑窦，争论纷纭，至今鲜有定论。查赵一清隐居草野，虽然未能窥见《永乐大典》于中秘，但闭门造车，或许竟合辙。戴震入四库馆，见赵书每与《大典》相同，则只引《大典》作据，因为同世之人，遂不另著赵名，正不足以成为两位贤者的过错。

○郑元庆

郑元庆（1660--？），字于余，一字芷畦，浙江归安人。

父亲郑骏声，素来治朴学，尤其精通《易》、《礼》。郑元庆自幼即传其业，并通晓史传，旁及金石文字，深思著述，期望有用于世。当

译当时如西河、竹垞、东樵等先生都打破辈分与他交往。康熙庚午年秋闱落第，因贫困的缘故出游四方，混迹于幕僚之间，这并非他的本意。丁丑年取得廪生资格。不久按次序贡入国子监，又因患风疾而回家，于是不再出仕，最终抱憾而终。仪封张清恪公想要举荐他却没有实现。雍正乙卯年，朝廷下诏选拔博学鸿词，乾隆年间开设三礼馆，临川李侍郎穆堂感叹道：“像郑芷畦这样博闻强识、精通经学的人，差不多可以应选，可惜不幸去世了！”

译他的著述非常丰富，其中《廿一史约编》是他最少的一部作品，后来他深深后悔写了它。还有《礼记集说参同》八十卷，《湖录》一百零二卷，《石柱记笺释》五卷，《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海运议》一卷。卷数不详的有：《周礼集说》、《诗序传同异》、《家礼经典参同》、《官礼经典参同》、《丧服古今异同考》、《春王正月考》、《湖州重赋考》。另外还有小谷的《口荟蕞》、《今水学》、两河薛镜》、《七省漕程》等书，附见于《行水金鉴》中。他的《礼记集说参同》是续写卫正叔的作品；《家礼经典参同》是编纂杨信斋的遗绪；这两部书都极受全榭山的称许。可惜它们与《周礼集说》等遗著都散佚了。《石柱记笺释》由朱彝尊作序，也钦佩其翔实广博。《湖录》就是《湖州府志》的稿本，订正补充了旧志的缺失，参证了廿一史；又采录徐献忠以下方志家的著作，更带着笔墨纸砚，遍游七个属县，访问旧家谱系，向老成之士请教辩正，即使膏火舟车之费耗尽了家产也不顾惜。历时八年，共修改了六次稿本才完成。

《行水金鉴》是代替副使傅泽洪编写的，汇集了古今治水的成就，从《禹贡》及诸经的注疏传文，历代史书中的河渠沟洫，山经地志，野史小说，无不采集并条理贯通。除了四渎大川之外，像金沙江、澜沧江那样荒远之地，展开书卷查考，都如同指掌般清晰。而历代疏浚治理的方法，名臣儒者的奏议论说，全都囊括完备。凡是致力于河防水利的人，无不把它奉为准则。

○郑珍

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年号柴翁，贵州遵义人。

他自幼精力超群，过目就能记诵。舅舅黎氏收藏典籍很多，他都打开书箱阅读，常常通宵达旦。几年后学问因此大进。

道光五年，被选拔为贡生，受到程侍郎恩泽的赏识。程侍郎告诫他说：“做学问如果不先识字，怎么读三代秦汉的书。”郑珍于是大受感悟，进而探求声音文字的源头以及古代宫室、冠服、车舆的制度。久而久之，经学造诣更加深厚广博，无人能穷尽诘问。他在道光丁酉年考中举人。他先后三次担任教官，最后补任荔波县训导。尚未到任就弃官回家。

同治癸亥年，因大臣密荐以知县身份分发到江苏，还未出发就病发，享年五十九岁。

他做学问，起初确实致力于许慎、郑玄之学，认为阐明训诂是阅读传注、通晓经义的阶梯。他对这两家尊崇信任最笃定，既研习了《三反》，如果有疑惑就愤然深思，如果不契合就综合诸儒的说法，旁征博引，一定要求得符合程颐、朱熹义理的答案才罢休。像这样积累了三十多年，才开始对三礼、六书豁然开朗。他曾说：“遵义汉代属牂柯郡，自从郡人尹珍跟随许慎学习经学以教化南域后，后来就没有经学显达的人了。”所以他毅然以道真自命。因为经书中没有比《仪礼》更难读的，所以他写了《仪礼私笺》八卷；人伦中没有比亲族关系更重要的，所以他写了《亲属记》二卷；古代制度中没有比《考工记》更晦涩的，所以他写了《轮舆私笺》二卷；小学中没有比《说文解字》更详尽的，所以他写了《说文新附考》八卷、《逸字》两卷；奇字中没有比汉简更详尽的，所以他写了《汉简笺正》八卷；汉代学术中没有比郑玄更兴盛的，所以他写了《郑学录》四卷。连同《巢经说》一卷，文抄、诗抄九卷，《樗茧谱》一卷，《毋教录》一卷，都刊印行世。另有《考工凫氏图说》、《说隶》《老子注》、《世系一线图》《无欲斋诗注》，共若干卷，未刊印。而编纂乡邦文献，则有《遵义府志》《播雅》两书。

○郑献甫

郑献甫，他的名字避文宗旧讳，以字行世，别字小谷，广西象州人。

他十五岁进入州学。十年后，被选拔为贡生，考中举人。又十年，考中进士。以主事任用，分派到刑部。请假回家，遭遇父母丧事，于是不再出仕。主持教授各书院。屡次遭遇寇乱，流离转徙，丢失了所著的书。总督劳崇光聘请他为上宾。广东巡抚郭嵩焘上奏称他学问深厚修养高深，通晓治理体制，请求命令他到广东差遣委用。他上书给广西巡抚张凯嵩，以年老为由请求奏免。张凯嵩又上奏称他品格高尚操守端正，足以激励风俗，请求赐予五品卿衔。他写信极力推辞，但奏疏已经呈上。皇帝下旨如所请。同治十一年十月，他死于桂林榕湖书院，享年七十二岁。遗命安葬不选择时间和地点。桂林的官吏、朋友、门生，绘制他的画像祭祀他。

象州战乱后，百姓丢失了田契，官府丢失了粮册，诉讼案件纷纷兴起。他向官府请求，命令百姓呈报田亩数和粮税额，总计符合旧额就停止。乡人信服他的忠信，没有欺伪的人。于是官府发给印照，诉讼案件就平息了。他学识广博通达，但遭遇战乱祸患，所著的《法论》、《储材议》、《土策》、《学官议》、《权论、《治盗说》等篇，都是针对时政立论，言辞痛切。他尤其不喜欢当时写文章的人。他认为：道无所谓统，文无所谓派

译自从明代人编纂《宋五子书》，道的统绪便确立了；自从明代人选编《唐宋八大家文》，文的派别便区分了。于是似乎先秦以来的贤人君子，东汉以来的鸿篇巨制，都可以置之不论了。拘泥于一孔之见，限定一条归路，不过是陈陈相因罢了。所以我厌恶那些只知道有宋五子和唐宋八大家的人。

译您天资聪颖高朗，性格刚正不阿、豪放飘逸，言谈举止，完全顺应自然本性，谈笑间讥讽贬斥，毫无避讳顾忌。平生没有特别的嗜好，唯独喜爱读书，终日手不释卷，博览群书且记忆力超群。《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书，都有您的评点批注。尤其熟悉各种史书。写文章，贯通古今，直接抒发自己的见解，绝不刻意修饰。所有著作包括：《文集》六卷，《诗集》八卷，《家纪》四卷，《家藏书目解题》四卷，《愚壹录》若干卷。《愚壹录》是解说经学的书，先前被贼人劫去，晚年凭记忆追述而写成。

○钟怀

钟怀，字保其，又字艤厓。甘泉人。

祖先世代经商，到您这一代变得贫穷，然而您乐于道义、安于命运，即使稀粥都接济不上，也不停止吟咏歌唱。喜欢著书立说，但不与世人争名，所以世上很少知道您的人。阮文达公在未显达时，与焦循独自与您交好，共同研究经学，早晚讨论，务求真理。未满二十岁，补为县学生员。参加省试十三次。屡次遭遇困顿挫折，只是自我反省，毫无怨恨抱怨。嘉庆甲子年，诸城刘侍郎督学江苏，赞叹您的才华，深加礼遇尊重，推举您为优贡生。于是您感慨地有了遇到知己的感觉。平生谨慎遵守礼法，笃实敦厚且注重践行。

著述草稿共十三种：名为《春秋考异》，论述《春秋》三传；名为《说书》，解释《尚书》；名为《区别录》，考订《毛诗》中的草木虫鱼；名为《论语考古》，阐发《鲁论》中的疑难滞涩之处；名为《祭法解》，考核古代祭祀典章；名为《周官识小》，梳理各种知识并分类解释；名为《读选杂述》，补充李善注《文选》的不足；名为《兴艺塾答问》，记录与弟子讲学问答的内容；名为《汉儒考》，表彰两汉经学大师；名为《兴艺塾笔记》，名为《考古录》，杂论经籍；名为《竟庵日记》，记录每日行事；名为《筠心馆集》，收录诗古文辞。焦里堂从中刺取精华，得到四卷，统称为《艤厓考古录》，阮文达将其刻印在《文选楼丛书》中。享年四十五岁。

○钟文蒸

钟文蒸（1818--1877）字展才，又字朝美，号子勤。浙江嘉善人。

年少时通晓文字音韵之学，十二岁参加县试，在同辈中居首。道光丙午年考中举人。再次参加礼部会试，因被任命为县令而回乡，断绝了仕途进取的念头，每日从事著述。同治初年，应江苏忠义局聘请，与陈奂、顾广誉等人共同担任编纂，时常拿出自己的学问相互印证。在敬学书院主讲长达十二年。

研究经学推崇汉儒，尤其潜心研究《春秋》。认为：“《穀梁传》独自得到了《春秋》经文的遗意。汉代三传并行，自从东晋中兴以来，妄称其肤浅不足以立学，沿袭至唐初，竟将其视为小书，如果没有范宁、徐邈、杨士勋等人，那么它几乎就要与《逸书》十六篇、齐鲁韩三家诗一同湮没！只是范宁的注既简略又有错误，杨士勋的疏又庞杂，近代虽然经学大盛，也未听说有专门巨著能阐发前人所未发的见解。”于是广泛征引，确立体例，阐发凡例，铺陈畅达简略的言辞，宣扬深奥的道理，条理贯通前后，罗列陈述异同，至于禘祫、祖祢、谥法等重大端绪，更没有不实事求是的，务必使典礼有依据，训诂追溯本源，历时二十多年撰成《穀梁补注》二十四卷。定稿后，又增删修改千数百条，才审定付印。其谨慎不苟且如此。又依据《经典释文》及汉石经残碑，广泛考订两汉书籍，以及唐以前的旧说，写定《鲁论语》二十篇。早年所作《论语序说详正》、《乡党集说备考》、《河图洛书说》各一卷，则是祖述婺源江氏。甲子年后读书所得随笔札记为《乙闰录》四卷。也多有精妙义理。

○周春

周春，字芚兮，号松霭。浙江海宁人。

家中富有藏书，不下万余卷。年少时与兄长同在私塾，都勤奋读书，早上读经书，晚上读史书，自为师友。乾隆庚午年在乡试中举，甲戌年考中进士。登记在吏部名册，过了十多年才被授予县令。正当他刚做官时，更加致力于深湛的研究，做有用的学问。后来被选任为广西岑溪县令，当地素来荒僻简陋，他一到任就设立书院学规来训导士子，士风大为改变。在任两年，纠正邪僻、救济穷困，人们乐于他的政绩。不久，遭遇父母丧事，于是闭门不出，潜心著述。

所居住的书斋，终年不打扫，积尘满室，书架环绕排列，在其中起居生活了三十年。四部七略，无不浏览。又利用闲暇时间作诗，长篇短谣，也有很多值得保存的。已刊印的有《十三经音略》十二卷，《小学余论二卷，《中文孝经》一卷，《代北姓谱二卷，《辽金元姓谱》一卷，《杜诗声迭韵谱括略》八卷，《选材录一卷，《辽诗话》一卷，总称为《松霭遗书》。经学虽然没有专门一门，但擅长训诂音韵。《杜诗音韵实在对鄦书有所发明，不是《群玉佩文》之类类书所能比拟的。另外刊印《孝经外传》一卷、《海潮说三篇、《海神庙

译《志》一卷、《佛尔雅》八卷、《大慈咒音义》一卷、《昙花馆小稿》各一卷。另外还有《尔雅广疏》、《西夏书》等其他二十多种著作尚未刊印发行。

译○周济

周济（1781—1839），字保绪，又字介存，号未斋，晚年号止庵，江苏荆溪人。

九岁就能写文章。读书注重明白大道理，不纠缠于细碎的章句训诂。喜欢谈论军事，同时练习击剑、骑马和射箭。嘉庆甲子年考中乡试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因为对策直言不讳，被压制列入丙等，任命为知县。父亲担心他性格急躁刚烈会败坏事情，为他申请改任教职，选任淮安府学教授。郡守王毂，行为不端，周济向大府揭发他，大府不听，周济当天称病离职。更加结交当世的豪杰之士。结识色世臣，以经世济民的学问互相切磋。摒弃琐碎的学问，把握大纲，致力于成为通儒有用的学问。宝山县令田均钦仰慕他的名声，邀请他去商议海防事务，因此客居宝山县数年。恰逢田均钦遭遇母亲丧事，而曹州、滑州之间因豫匪阻断道路无法回去，周济慨然代替他前往。单人匹马奔赴曹州，遇到几百名贼党，枪击杀死其中两人，其余的惊慌逃窜。经过七昼夜抵达钜野，查看田太君的丧事安然无恙后返回报告。并且沿途考察齐鲁晋楚等地所经过的地方，通晓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必定穷究其关键要点，以及各郡县的利弊，找机会向当权者陈述，因此名声更加显赫。南归后居住在广陵。两江总督孙公仰慕他的才略，因为淮南北盐枭充斥，委托他专门负责缉私事务，命令所在营地的军官全都受他指挥。他就完全运用兵法来部署，擒拿、攻击、防守、剿灭全都得当。不久因为有人激变阻挠，突然被停职罢免。于是转而经营盐业，获利颇丰。于是建造宅第，纵情于声色犬马，每天聚集侠义少年在酒楼酣饮。裙带鞋履杂乱纷沓，忽然有时悲歌慷慨，见到的人都莫测他是怎样的人。有一天幡然悔悟说：“我数年一念之差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全部斥退他的资财，谢绝他的党羽，并且改号止庵来自我责备。又离开扬州，侨居在白门春水园，摒弃过去的豪放习气，整理旧业，取平生蕴藏的学识，概括荟萃，著成《晋略》六十六篇，体例精严严整，见识能力超群独特。其中的各种论赞，放开谈论攻取防守的地势，尤其反复曲折，确实有明确的旨归。不能施行于世，因此寄托在言论中。自序说：“将用来比喻志在适用，不是夸耀博闻。十分之七折衷于涑水（司马光），希望不违背《资治通鉴》的本意。”他所著的，还有《说文字系》二卷，《韵原》七卷，`《史义》二卷，《介存斋诗》六卷，`《味隽斋词》一卷，晚年贫困日益严重，再次在淮、吴两地担任教官，更加恭谨笃行儒者之道，兴办礼乐，表彰贞节孝行。漕运总督周天爵非常敬重他。周天爵移任两湖总督，坚决邀请他一同前往。经过夏口时患病，死在行馆，享年五十九岁。

○周嘉猷

周嘉猷，号两塍，浙江钱塘人

乾隆年间，考中进士，选任知县，分发到山东，历任青城、益都等县知县。在任十多年，仕途优裕而不废弃学问，时常与名士李文藻、杨峒等人举行诗文酒会。曾经读史读到南北分治的时候，觉得如果不列年表，就无法知道当时世道的情况，来考察朝聘征伐的原因。于是从魏登国元年丙戌，到隋皇泰二年己卯，共二百三十四年，撰成《南北史表》五篇。首先为年表一卷，以记载八代的大致轮廓；其次是帝王世系表一卷，再次是世系表一卷，以记载臣工的世系。旁行斜上，清晰如同眉毛排列。又访求《世说》的体例，排纂南北史事，成《南北史撷华》八卷，足以继承临川（王韶之）的书，与何元朗所补的很有“上下床”的区别。叫“撷华”的原因，李延寿上表说“兼采八代，除去冗长，撷取精华”，所以取这个名字。又著《齐乘考征》若干卷，都有关于掌故。积劳成疾死在任上。

○周寿昌

周寿昌，字应甫，又字荇农，晚年号自菴，湖南长沙人。

生来有非凡的禀赋，在襁褓中听到读书声就欢喜跳跃。稍大一些，举止像成人。经史过目成诵。十八岁，补县学生。父亲死在任上，变卖财产带着一个老仆，爬行了千余里奉送灵柩回家。守丧期满，更加致力于诗古文词。当时汀州的大官，如中丞吴荣光、方伯王藻，都以宏奖风流为己任，都对他很器重。咸丰壬子年，考中顺天乡试，连捷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授职编修。累官至侍读学士，两次署理户部侍郎。因为脚病请求退休，日常用著述自娱。死时七十一岁。

先生担任讲官时，曾经上疏弹劾督师赛尚阿逗留不战，并且条陈讨贼的事，一时钦服他的敢言。后来多次上封事，虽然召对符合圣意，但最终因为论列切直，遭到世人忌恨。丁母忧在籍，曾国藩治理湖北军队，拟奏请他襄赞军事，有毁谤他的人，就搁置了。所以中兴时期汀州人多以功名显赫，先生独自徘徊在词苑，几乎几十年，未尝不是刚直所致。但是才名传遍中外，高丽相国李裕元请求他作《嘉梧室记》，侍读闵翰山也请求他订正诗集。

平生没有不读的书，尤其癖好班固的《汉书》，亲手批注，书眉行间，涂写标记几乎遍布。校补颜注稿共十七次，成书五十六卷。又撰《后汉书注补正》八卷，《三国志证遗》四卷，

译《五代史证纂误补续》一卷，都对史学有所裨益。《思益堂日札》六十卷，考证订正各类典籍，编纂记述旧日见闻，其成就介于《梦溪笔谈》与《容斋随笔》之间。他所著的其他作品，有《思益堂文集》十卷、《诗集》二十卷、《诗馀》四卷，辑录《历代宫闱文选》十卷，都流传于世。

译○周永年

周永年，字书昌，山东历城县人。（他）在林间结茅屋，在泉水旁汲取泉水，因此自号林汲山人。

平日对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概不过问，只喜欢收集书籍。凡是遇到权贵宾客出入大户人家、旧时世家，得到书籍就立刻归为己有。时间久了，积蓄储备将近十万卷，古代刻本、缮写本以及罕见之本大致齐备。因为看到历来收藏家容易遭遇散失，有感于古人柱下藏书的义理，认为佛家、道家反而凭借藏书使书籍得以长久保存，而儒家却失去了这种方法，于是撰写了《儒藏说》十八篇。又约请桂馥等人打算购买田地修建借书园，祭祀汉代经师伏生等人，将藏书置于其中，招引前来求学的人，苦于财力不足未能实现。县令胡德琳邀请他与青州李文藻一同修撰县志，搜求考订颇为完备。朱筠见到后，称赞其详实谨慎。

乾隆辛卯年考中进士，特别授予庶吉士，被征召编纂《四库全书》。当时商议采辑《永乐大典》，馆臣多次选择那些容易见效的工作，于是认为没有遗漏。先生独自坚决争辩，认为还有很多可以收录的内容；同僚没有办法，就把全部工作委托给先生。于是他不分早晚，目阅九千多册巨著，用红笔黑笔标识，摘取抉剔编摩，于是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等集以下又得到了十多家，都是此前未曾见过的，都著录在目录中，喜好古道的士人认为他对学术有功。散馆后，授予编修，充任文渊阁校理。乾隆四十四年，担任贵州乡试主考。

只是不通世故，进入翰林院后，急切谋求治理生计，多次失败，因此大为困顿，世俗之人常讥讽他迂腐。然而他论学确实深有心得，其根本，渊源在于《周官礼》。曾说：“宋儒以后，学统的传授，学派的异同，说法各不相同，都是追逐末节而遗忘了根本。学问哪里会有统绪？《周官礼》是千古的学统。学问哪里会有案卷？《春官礼》是千古的学案。”又说：“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本分，本分在于古文相同，确立礼制有固定的位置，所以确立后不轻易改变方向，不懂礼，就无法立足。郑玄、孔颖达等儒者对于礼，往往夸大它，或者失去了本位，周官的礼制于是失传，人们甚至无处安放手脚了。”所以对于宫室制度，升降仪节，讲求得非常详细。认为学习如果不明白这些，都如同面对墙壁一样。

住在京城时，学士大夫听到名声争着想与他结交，递名片的人接踵而至；而深相了解的，只有程晋芳、丁杰、邵晋涵几个人罢了。可惜著述不喜欢保存草稿，死后于是没有流传。享年六十三岁。

○周中孚

周中孚（1768-1831，字信之，别字郑堂，浙江乌程人。）

幼年有孝行，善于力学。嘉庆元年，考中拔萃科。

阮元巡抚浙江，在西湖修建诂经精舍，用来安置浙江的文学士，让他们修撰《经籍纂诂》，先生参与其中。

游历京城，结交宋翔凤，为他刊正所著书籍十余事。宋翔凤大为叹服。

先生多次参加乡试不中。道光初年，仍然参加科举考试。恰逢钱大昕的族子担任同考官，得到他的试卷，极为叹赏，极力向主考官推荐，将要列入名单，因为策论中多次使用《钱集》的话，主考官怀疑有私情，压制列入副榜，从此于是无意于仕进。

不久因被推荐，客居上海李氏。李名筠嘉，嗜好搜求旧籍，所储存的计四千七百多种，为他编定《藏书志》。又游历岭南，三年后归来，死于家中。享年六十四岁。

先生初读《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治学的途径在此。于是依照其体例，选取现存目睹的书籍，条列篇目，甄别叙述卷部；又旁及抄本刻本的得失，总计数十万言，著《郑堂读书记》若干卷。（另外）撰写《孝经集解》、《逸周书注补正》、《顾职方年谱》、《子书考》、《金石识小录》、《词苑丛话》、《文录》、《诗录》。

死后，他的次子不肖，把手稿全部卖给他人，无可查问。只有《读书记》藏在独山莫氏，已经遗失十之二三。后来归其外孙戴望，颇为私藏其说。近来乌程刘氏才开始刻入《吴兴丛书》，存留七十二卷。

○朱彬

朱彬（1753--1834，字武曹，号郁甫，江苏宝应人。）

幼年聪慧异常，承袭乡间先达白田先生的教法，又长期与高邮王石臞、伯申父子切磋，从事经传训诂、声音、文字之学，久后于是与外兄刘台拱齐名。江都汪尝曾说：“治经的人固然很多，但在义理章句方面却没有作者。”所以他在文章上用力尤深。

遭逢父亲丧事，敛葬尽礼，三年吃素，不在内室住宿。

乾隆乙卯年，考中北榜举人。儿子士彦、士达，显达后，在任所迎养他，（他）口中不言公事。士彦在三省任学政，每次告诫他评阅文章不要使稍有委屈压抑。居家从未干预官府事务，遇到地方灾荒歉收捐赈，则又踊跃为首倡。

从少到老，嗜学不倦。一句话好，就书写收藏。凡是手写的书数十册，用红黄笔批注的不下一千册。著《经义考证》八卷，引用详确，辨订精当，阮文达将其收入《皇清经解》。晚年又撰写《礼记训纂》，虽然仍以注疏

译作为主导，选取其中的精要内容，用古今各种学说加以编织串联，如同肉串在签子上一样连贯，其中附带自己的见解，也常常阐发前人未曾阐发的观点。全书共四十九卷，大致上不轻视当代而偏爱古代，不刻意划分门户和派别，语言简练而意思完备，为学者指明了治学的门径。去世时享年八十一岁。因为儿子显贵，追赠的官职与儿子相同。

译○朱次琦

朱次琦，号稚圭，又字子襄，是广东南海县人。

道光丁未年考中进士。他在山西襄陵县担任县令一百九十天，政教风化大为推行。因为巡抚某人是某亲王的宠臣，他愤然辞官回家，在九江乡礼山草堂讲学，历时近三十年。

先生教导学生遵循“四行”和“五学”。“四行”是：第一，笃行孝悌；第二，崇尚名节；第三，变化气质；第四，检点威仪。“五学”是：第一，经学；第二，史学；第三，掌故；第四，义理；第五，词章。他每天登堂讲学，学生们恭敬侍立，威仪严肃庄重。先生博闻强记，不带一卷书，却能征引群书，融会贯通，背诵无误，不漏一字，学生记录下来，就可以编成一卷书，现在流传的《礼山讲义》就是如此。

先生博览群书，金石书画，没有不深入探究的。他在后汉厉行节操，在宋人那里探求义理；后来舍弃康成（郑玄）和紫阳（朱熹）的学说，一一以孔子为归宿。他的学问品行大概近似于顾炎武（亭林）。著有《国朝学案》、《国朝名臣言行论》，共一百卷；《蒙古记》、《晋乘》各几十卷。诗文集几十卷。晚年全部自行焚毁。起初他厌恶世间的喧哗浮躁，大多人用文学来炫耀宠幸，所以他以身作则作为法则。他在光绪壬午年春天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他的门人康有为等人，刊刻了他散佚的文章几十篇，保存了《是女师斋诗集》和《大匹堂诗集》。

○朱珪

朱珪，字石君，号南厓，是顺天大兴人。朱筠的叔父。

十一岁时，就传授高安朱文端（朱轼）的学问。十七岁，考中乾隆十二年乡试，与叔父朱筠同榜，名声震动京城。第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学习满文，不久授任编修。多次升迁至侍读学士。二十四年，主持河南乡试，奉命祭祀南岳。第二年，担任会试同考官，秋天，授任福建粮道。拆毁和合庙等淫祀，百姓大为震惊佩服。二十八年，提拔为按察使。福建人裘自位借平定台湾之功骗取武职，案件牵连几十人，朱珪只诛杀主犯一人，其他受欺骗的人都不治罪。随即兼任布政使。有人告发家谱中有妄逆之词，审理后，只处死了一个撰写家谱的人。二十九年，因父亲去世回家守孝。三十二年，补任湖北按察使。第二年，调任山西。又过一年，升任布政使。三十六年，代理巡抚事务。进京朝见，授任侍讲学士。四十一年，奉命在上书房行走，侍奉仁宗皇帝读书，直文渊阁事。主持福建己亥年乡试。四十五年，督理福建学政。四十九年，随从皇帝南巡，授任内阁学士，审阅江浙召试卷。五十一年，授任礼部侍郎，主持江南考试，督理浙江学政。五十四年冬天，回朝，担任经筵讲官。第二年春天，担任会试总裁。秋天，授任安徽巡抚。五十九年，调任广东巡抚，随即代理两广总督，授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都留在巡抚任上。嘉庆元年，授任两广总督，兼署巡抚。六月，皇帝下旨召回，仍授任安徽巡抚。第二年，授任兵部尚书。调任吏部，都留在巡抚任上。高宗去世，仁宗派驿马召他，他到达京城哭祭，皇帝握着他的手哭得失声，随即命他直南书房，管理户部三库。从此国家重大政事有所咨询，他都亲自陈述。赐宅第于西华门，允许在紫禁城骑马，加封太子少保，担任实录总裁，典试己未年会试，调任户部尚书。七年秋天，随从皇帝到滦阳，皇帝下诏以户部尚书身份，拜为协办大学士。八年，兼掌翰林院学士。九年春天，皇帝驾临翰林院，提前晋升他为太子太傅。十年正月，下诏拜为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冬天十一月，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朝廷赐给帑银二千五百两办理丧事，追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赐谥号“文正”。皇帝亲自祭奠三杯酒。

朱珪端庄凝重，纯粹无杂，胸中坦荡无私。对于经术无所不通，选拔人才务必以经义策论比较四书文章，锐意寻求朴学人才，门生遍布天下。通达之士和贫寒之士，他一定在朝廷上宣扬他们的名声。主持考试时，不接受外官的馈赠。在几个省份任职，平余银两数以万计，他全都不取。在外做官，清廉峻洁，朝中大臣，绝不有所援引。管理部务，把握大端，不亲自处理细务。清高的操守和光明的节操，海内仰慕。在安徽巡抚任上时，门人汪学金来请教，一个月后回去，朱珪说：“你带着什么疑问而来？带着什么见解而去？”汪学金说：“一谈一笑，无非是天理，我所见到的大有进步。”他感人如此。尤其笃行孝悌，父亲杖打兄长，他跪下用身体遮挡承受。悲痛母亲早逝，侍奉庶母如同生母。侍奉各位兄长，悲喜如同一体。为兄长守丧，咯血几乎毁伤身体。侍奉寡嫂极其恭敬，抚养兄长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三党故交，无不周济抚恤。他曾说：“我三十九岁夜间静坐，忽然腹部温暖，热气从脊背直贯头顶，甘液从颈后下注，从此流转至老不绝，这才知道朱子注解《参同契》不是空话。”四十多岁时，就独居，始终没有妾室。

朱珪在翰林院时，国家有重大典礼，撰写进献雅颂诗册文跋，高宗必定嘉奖赞赏，认为他能着眼大局，颂扬不忘规劝，有时让他坐在旁边，有时命皇子皇孙抄写副本。

译皇帝亲自作诗时，有时命令臣下唱和。公担任总督或巡抚期间，仁宗皇帝在南书房，常常颁发亲笔信札，累计一百三十九封，装订成六卷，公回朝后将其呈进；皇上也书写了多年怀念公的数十首诗，编为两册，题名为“蒹葭远目”、“山海遥思”，以展示给公。公对于《大学》中义与利的辨析，《通鉴》中治与乱的原因，认为天命与人的呼吸可以相通，百姓的忧患与喜乐没有间隙，反复详细陈述，并不认为这些观点迂腐空泛而远离实际事务。公所著的《知不足斋诗文集》，皇上命令用奏折原本进呈，并在卷首赐予题写的律诗四章。《高宗实录》由公主持编修八年之后才完成。

译○朱鹤龄

朱鹤龄（1606-1683年），字长孺，江苏吴江人。明朝末年的秀才。与顾炎武同为惊隐诗社的成员。

他生性喜好学习，超脱世俗事务，早晚手里总拿着一本书，走路时认不得路途，坐着时不知寒暑；有人称他为愚笨，他便以“愚庵”作为自己的别号。他曾为杜甫、李商隐的诗集作笺注，所以他创作的诗歌，颇受这两家风格的影响。

甲申国变之后，他更加隐居著书。与顾炎武交好，顾炎武也勉励他致力于根本深厚的学问。于是他便深入思考并致力于诸经的注疏，以及先儒的语录。他说：“《诗序》出自子夏还是出自毛公虽然无法考证，但从周朝到春秋几百年间，其说法必定有所依据。大致上首句是诗歌的根本，以下则是推演扩展，偶尔夹杂着汉儒的观点。八九百年来解说《诗经》的人尊崇《诗序》，始终没有异议；因为郑樵写了《辨妄》，朱熹的《诗集传》追随他，抨击《诗序》不遗余力，《诗集传》流行而《诗序》几乎被废弃。实际上郑玄用礼学来笺注《诗经》，有时牵强附会经文以配合《诗序》，有时拘泥于《诗序》来传述经义，胶着固执且支离破碎，将诗人言前之旨、言外之意都湮没混乱了。孔颖达的疏解又在两家之间犹豫不决。朱熹的《诗集传》出现，确实有廓清之功。谁说毛公、郑玄可以废黜，《诗序》不可废黜。因为如果没有《诗序》来解说《诗经》，就没有凭借依据。所以诗义一旦陷入郑玄的胶滞，再陷入朱熹的排斥，那么圣人所说的‘主文谲谏’‘厚人伦美教化’以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的意义，最终就会晦暗湮没而无法探求。于是窃取古义并参酌诸家，汉代取毛公、郑玄，唐代取孔颖达，宋代取欧阳修、苏辙、吕祖谦、王质，清代取陈长发，注音采用明代陈第、清代顾炎林。凡是《诗序》不可更改且可信的，为之疏通阐明；那些抵触不可信的，则详细辨析；旨在审定可否，综合考察异同，使积存的蒙蔽和群疑像冰融化一样消散。写成《诗经通义》十二卷，大概是折衷于今古之间。又因为蔡沈的《书传》主张摒弃注疏流派，所以名物制度之类难免有错误；于是明确训诂义理并兼顾史家，罗列众说并以己见决断，务求成为通今实用的学问，写成《尚书埤传》十七卷，并撰写《禹贡长笺》十二卷，具备古今利害，期望用于治理国家挽救时局。虽然《埤传》过于相信伪孔安国传，这是它的短处；但《长笺》中关于‘三江、震泽、太湖、嶓冢、汉水源头’等辨析都对考证有资益。其他方面，因为胡安国传《春秋》，偏见和穿凿之说很多；于是综合唐宋以来诸儒的解释，作《春秋集说》二十卷。因为杜预注《左传》，固然未尽妥当，俗世又用林尧叟的注扰乱它，作《读左日钞》十四卷。因为《易》理虽然到宋儒才阐明，但左图所载，都讲的是象；《本义》精善，可惜大多不完备；作《易广义略》四卷。自己创作的诗文，叫《愚庵小集》十二卷。他在元好问集后写道：‘元好问对于元朝既然已经践履其土地、食用其物产，就没有反骂的道理。然而分别诋毁毫不避讳，好像想要掩盖他失节的事来躲避国人，这不仅是虚伪，也是太愚蠢了！’意在隐晦地讥讽清初钱谦益之流进退失据，而先生羞于与这类人为伍，可以从言外之意征验。七十多岁时去世。

○朱骏声

朱骏声（1788-1858年），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今苏州）人。

十三岁时，学习许慎的《说文解字》，读一遍就通晓，当时有神童的美誉。十五岁在乡试中名列前茅，补为府学生。恰逢钱大昕主持紫阳书院讲席，钱大昕也是十五岁入县学，朱骏声再次入县学，钱大昕一见就惊奇于他的才华，于是收为门徒，更加专心致力于古学。嘉庆戊寅年在乡试中举人。多次在礼部考试落第，郁郁不得志。因为成名早，江苏巡抚张师诚聘请他入幕府，后来又受聘于浙江、扬州，接连主持江阴、吴江、萧山各书院。参加会试数次留居京城，又因事出居庸关、大同。像这样奔走风尘，穷愁落寞累计多年，不曾有一天荒废学业。道光六年才通过大挑被任命为黟县训导。教导学生多有闲暇，更加尽力探讨，著述日益丰富。弟子常有几十人拿着笔恭敬地记录他所著的书。

研究许慎的书，功夫深且久。曾说：“自从徐锴、徐铉以后到本朝的段玉裁、钱大昕、严可均、桂馥，推衍已经极其精密，但六书中转注、假借两义终究没有确切的解释。于是独创义例，认为转注者，即一个字而推广其义，不是合并几个字而雷同；其训释通其所可通者，为转注；通其所不可通的，为假借。假借不改变声音而役使不同形状的字，可以领悟古人的音语；转注不改变字而有无形之字，可以节省后世的俗书。”于是写成《说文通训定声》三十二卷。又选取一百六十韵而权衡之，作《古今韵》、《东音》各二卷。遵循《尔雅》的条例，贯穿许慎的说解，作《说雅》四卷。恰逢广西学政孙锵鸣奏请许海内的文学之士献出所著书，咸丰元年于是缮写定稿由礼部进呈。咸丰帝阅览，嘉奖其广博洽通，赏赐国子监博士衔。不久升任扬州府学教授，未到任，在黟县居住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其余所著初刊的，叫《临啸

译《阁群书》包括：《仪礼经注一隅》二卷、《夏小正补传》二卷、《春秋左传识小录》二卷、《小尔雅约注》一卷、《通训定声补遗》一卷、《离骚补注》一卷。其他续刊以及刊入别家丛书的有：《春秋三家异文核》一卷、《春秋乱蛾考》一卷、《小学识馀》四卷、《六书假借经征》四卷、《岁星表》一卷、《经史答问》二十六卷。存稿经过校订但尚未刊印的有：《六十四卦经解》八卷、《尚书古注便读》四卷、《春秋平议》三卷、《秦汉郡国考》四卷、《天算琐记》四卷。还有未经校订的，包括：《学易札记》等四十二种，以及《诗传签》等七种，这些存稿已经散佚。

译○朱为弼

朱为弼，字右甫，号某堂，是浙江平湖人。

他精通经学，同时擅长辞章。他的祖父朱含叔因兄弟牵连获罪，被羁押在成都监狱，等待质对二十多年后才得以回家，不久便去世了。他侍奉祖母以孝顺闻名。他抚养几位弟弟读书，使他们都成才立业。方兰士薰曾为他绘制《慈竹居图》。嘉庆十年考中进士，被授予主事官职，转任员外郎，升任御史。他上奏弹劾仓场侍郎和桂、张映汉关于海运仓立石处变情况的复奏不实，朝廷按照他的说法进行查办，和桂、张映汉都被革去职务。他多次升迁至兵部左侍郎，不久代理仓场侍郎，调任漕运总督。在任期间，他分条上疏剔除弊端，制定快速漕运章程九条，都下达给相关部门商议执行。不久，因病请求退休，去世时享年七十四岁。

先生年少时沉迷于六书（文字学），尤其喜爱青铜器上的铭文。在京城做官时，与汉阳人叶志诜交往非常融洽。遇到古代器物，没有不亲手拓印的；遇到拓本，没有不亲手摹写的。他用心专一，鉴赏古物得当，这大概是天性使然。他拜入阮元门下后，阮元汇集当时同好十二家的拓本以及他自己收藏的，编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二十巻，用以续接宋代薛尚功的书，而在考释义理、解释文字方面远远超过薛尚功的作品，编定工作大概全出自朱为弼之手。原稿藏在家中，题名为《吉金古文释》的就是这部书。他还为此撰写了三千字的序文，广泛综合典雅之论，冠绝同辈，当时士人阶层传诵不已。他喜好写诗，兴致高远，不专门在字句细节上用工，有《茮声馆诗集》十六巻。

○朱文藻

朱文藻，字映漘，号朗斋，是浙江仁和人。诸生（秀才）。

他曾受聘于汪氏振绮堂，担任校勘工作三年。汪氏藏书丰富，从此他的学问日益精进，文名日益显盛。他博览百家，取材宏富。精通六书，从《说文解字系传》、《佩觿》、汉简到钟鼎款识、博古图等，无不贯通源流，领会其主旨要点，并且能手摹，不是那些仅以形声点画自命为小学（文字学）专家的人所能比拟的。韩城王相国（王昶）督理浙江学政时，寻访并延请他到京城，协助校勘《四库全书》。不久奉命在南斋，考核相关事宜，也都熟悉精通。他又通晓史学，凡是纪传体、编年体、《通典》等书，就反复考订其缺漏，审辨其是非。很久以后，钱塘人黄小松司马邀请他游历山东，当时督学是阮文达（阮元），兵备道是孙渊如，同在一地，都酷爱金石学，与他商讨订正，拓本非常丰富，编成《山左金石志》。后来阮公编纂《两浙輶轩录》，修撰《嘉兴府志》，都分派他承担部分工作。王侍郎兰泉（王昶）又在三泖渔庄招请他，编纂《金石萃编》、《大藏圣教解题》各若干巻。恰逢侍郎去世，未能完成学业。他侍奉老师沈耕寸先生，在先生年老病困时，亲自照料汤药十多年，等到先生去世，操办丧葬极其周全，其行为品德类似汉人的风范。他所著的《说文系传考异》四巻，已收入《四库全书》。其余还有《续礼记集说》、《东城小志》、《东皋小志》、《朗斋碑录》、《碧溪丛抄》、《东轩随录》、《金箔考》、《苔谱》、《萍谱》、《青鸟考原》、《碧溪草堂诗文集》、《碧溪诗话》，手稿藏在家中。

○朱一新

朱一新，字鼎甫，是浙江义乌人。

他生来聪颖异常，长大后酷爱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理学，致力于通晓经学以应用于实际。学政徐树铭非常赏识他。同治庚午年考中乡试，拜入李文田门下。光绪丙子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散馆后，授予编修官职。在翰林院任职时，与袁昶、朱采、黄国瑾交好。曾经遇雨生病发狂言，所说的都是百姓穷困、财力枯竭，不力求振作，不只是外患，必定有内忧，而尤其以俄国为忧虑。听到的人都感动于他的忠义。不久升任御史，密封奏章多次上呈，总是直言不讳地陈述，只论是非，不顾利害。恰逢皇上因灾荒修省求取直谏，他的奏疏弹劾到内侍李莲英，太后下旨诘问斥责，他被降为主事，请求回乡。

两广总督张之洞聘请他主持广雅书院的讲席。他制定院规，先读书而后考核文章，重视实际行动而排斥浮华之士。仿照古代专蒙之学，分为经、史、理、文四类，聘请四位分校主管。学生每人发一册记录，质疑问难，依次回答，成就的人才很多。因此辑录他讲学的话语，编成《无邪堂答问》五巻。

他论及学术，说：“近世汉学与宋学分开，文学与学术分开，道与艺分开；哪里知道圣人设教，只有本末先后的区别，起初并没有文行与学术治术的区别。”又认为从道光、咸丰以来，士大夫喜好讲求西汉公羊学，流弊以至于蔑视古人、荒废经学。因此反复论难以纠正其失误。至于论及西学、西教、新疆铁路、吉林边防等数十条，尤其被称为宏大通达。

他所著的：《汉书管见》四巻，《京师坊巷志》二巻，《佩弦斋文诗存》五巻，外集四巻。总题名为《拙盦丛稿》。还有《法庆州志》、《东三省内外蒙古地图考证实》各若干巻。去世时享年四十九岁。

○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是浙江秀水人。

他年少时聪慧过人，书看过一遍就能背诵。十七岁时，放弃科举事业，全力致力于古学

译过了很久，他广泛通晓各类典籍。顾炎武、阎若璩都极力称赞他。康熙己未年开设博学鸿词科，他年龄已超过五十岁，与富平人李因笃等四人以平民身份被选入，一同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的官职，参与编纂《明史》。

译进入翰林院后，每天与各位文坛名宿一起驰骋于文坛。当时王渔洋擅长诗歌而疏于散文，汪苕文擅长散文而疏于诗歌，阎百诗、毛西河擅长考证记事而诗文又稍逊一筹，唯独先生兼擅这些长处。

担任修史官时，曾向总裁呈上七封信，大意是说：应当确定体例，放宽期限，革除的事情多难以确信；道学传不应当以门户划分邪正，不必另外设立；崇祯朝虽然没有实录，也不可专门依据邸报。世人认为他有见识。后来史书修成，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

不久担任讲官。辛酉年，主持江南乡试，被称为选拔了人才。被言官弹劾，削去官阶，不久恢复原职。因此无意进取，请假回乡，于是不再出仕。乙酉年，圣祖南巡，在行宫召见，进献所著《经义考》，圣祖温和地告诫并褒奖，赐御书“研经博物”四字。《经义考》，在十四经之外，附带逸经、谶纬、拟经、家学、承师、宣讲、设学、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等门类，共三百卷。每一本书，前面列出作者姓名、书名、卷数，接着列出存佚、阙未见字样，接着列出序跋以及诸儒论说，有所考证订正。再自己撰写案语附在末尾。上下两千年间，追本溯源，使传经的源流，一一可以查考，称得上完备广博、详细丰富。

又曾感慨明代诗歌自万历以后，作者分散而没有统绪，编撰《明诗综》一百卷。搜集北都地理，山川古迹，以及掌故文献，加以辨证，写成《日下旧闻》四十二卷。擅长填词，甄别收录宋元人的词，编成《词综》三十四卷。自己著述的诗文词，总称为《曝书亭集》，八十卷。

儿子朱毘田，也擅长诗歌。

○朱右曾

朱右曾，字述之，号咀露，是江苏嘉定人。

道光戊戌年进士。官至知府。深研经学，通晓古训。恪守乡先达钱竹汀的家法，而与太仓陆麟书、同乡葛其仁等人交游。曾选取《诗经》中的地名，广泛搜集各种典籍，一一辨订，并考证其现今地点所在，写成《诗地理征》七卷。陈硕甫撰写《诗疏》屡次引用它，又认为《逸周书》上辅翼六经，下涵盖诸子，宏大深厚质朴古奥，虽然未必确实出自文王、武王、周公、召公之手，但终究不是战国、秦、汉间人伪托。因为周朝初年，箕子陈述畴类，《周官》分定职事，都用数字记录，大体与此书相似；而且称引的人，如荀息、狼瞫、魏绛，都在孔子之前，而《商誓》《度邑》《皇门《芮良夫》等篇，很像今文《尚书》，还是伪古文《尚书》所不能模仿的。只是可惜孔晁的注释固然嫌疏略，更多讹误缺漏；近代卢抱经虽然有校本，也特别不完备；于是采集各家的说法，仍然是删减违背，申述自己的意见，撰写《逸周书集训校释》十卷：一是考定正文，如《大匡》“树患不瘱”，“瘱”讹为“■〈疒悉〉”之类；二是校正其训诂，如《武称》“遂其咎”的“遂”，应当根据《说文》训为“亡”之类；三是详述其名物，如矛是刺兵，不是钩兵的戟之类。都非常精审。自己认为就像《左氏传》想要等待服虔、杜预等儒者出来论定，不是徒然妄作夸饰的人可比。

○朱筠

朱筠（1729-1781）， 字竹君，一字美叔，学者称他为笥河先生。他的祖先家住在浙江萧山，曾祖朱必名才开始居住在京师，于是成为大兴人。

十三岁，通晓七经。与弟弟朱珪年轻时都因能写文章在当时有名声。大学士诸城刘文正公延请他们居住在府第，凡是参决大事，常常咨询他们，考中乾隆癸酉年乡试。第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担任方略馆纂修官。等到遭父丧，守孝期满后，无意出仕，想要游历名山大川。恰逢皇上早就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坐下询问家事，让他勉强出仕，推辞不得，于是再次就职。随即授任赞善。不久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己丑年，钦派协办内阁学士批本事务。庚寅年，主持福建乡试。不久奉命督学安徽。以识字通经教诲士人，序刊旧藏宋椠许氏《说文解字》，广泛散布于学校，告诉学生们说：“古学的根本专门在于此了！”婺源江慎修、歙县汪双池，都品行端正学问精粹，著述极多；特意亲自拜见他们，在乡贤祠祭祀，借此资助激励劝勉。恰逢有诏书征求遗书，欣然认为可以大行其志。既悉心搜访献呈，又上奏说：“宫中秘藏《永乐大典》，汇集极多，只是分析篇次，以四声韵字为分部，割裂破碎，与散佚没有区别。请旨命令儒臣，采辑讨论，以恢复旧貌，可以得到人间未见书数百种。”皇上阅览奏章嘉许，于是开设四库全书馆，校理各省进献的书以及《大典》。并且征召遗雅之士戴震等五人为纂修官。于是从《大典》中辑出佚书共五百多部，依次刊行，流传海内，天下学者无不欢欣鼓舞，再次知道稽古的荣耀。不久因公事不符合法令格式，部议削去三级，解任还朝。得到旨意：“朱筠学问

译尚优，著仍以编修任用，在四库全书处行走。随后充任《日下旧闻》总纂官。已亥年，再次提督福建学政。教导诸生务必钻研经史古学的根本学问，如同在安徽时一样。任期届满，与弟弟珪相互接替。当时人们称颂为盛事。而福建士人攀附车辕、奔走相送者数百里不绝，每人馈赠一石粮食，堆积在试院中成山，称为“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回到京城后，尚未面圣，便病故于家中。享年五十二岁。

译公学识渊博，见闻广博，对于学问没有不通晓的。解释经书以郑玄、孔颖达为宗，同时兼采宋元诸儒的学说。论述史学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宗，而对历代各种史书也都考究贯通，考证其同异。写文章模仿司马迁、班固、潘岳、陆机，诗歌风格出入于韩愈、苏轼之间。书法兼通六书，具有隋朝以前的体格。他早年便已声名显赫，自三十岁左右起，天下震惊于他名声的人，都把他当作饱学宿儒、德高望重的长者，等到真正见到他本人，却恍然若失，感到意外。他为人性格刚直，坦率平易，没有心机。对内友爱兄弟，对外喜好结交朋友。尤其喜欢奖掖提拔士人。后辈年轻人，有一技之长或者尚未达到某种程度，他便借机称誉，评价超过其实际表现，即使招致淘汰批评的讥笑，他也不屑在意。前后跟随他学习的人几乎有数百人，他因材施教，突破常规界限，好比种植树木，从细枝到粗干，都能顺应其本性，毫无矫揉造作。才俊如戴震、邵晋涵、王念孙、汪中辈，都被他延请至幕府中，最终凭借卓越的学问显达。弟子中因通晓经学而著称的，兴化任大椿、龙溪李威、阳湖洪亮吉、孙星衍、会稽章学诚、偃师武亿、全椒吴鼒，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惜他所著书籍大多未完成，仅流传《笥河诗文集》二十卷。

○朱之瑜

有一位大师，在本国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在外国却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朱舜水。日本史学界有一句通行的话，说“德川二百余年的太平治世”。提到这句话，自然会联想到朱舜水。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朱之字楚屿。明末到安南，改字为鲁屿，后居日本，又号舜水。因为明末和南明时期曾两次奉诏征召，均未就任，人称征君），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00-168年），享年八十二岁。他是王阳明、黄梨洲的同乡。他比黄梨洲大十一岁，比顾亭林大十四岁，他与顾亭林同年去世，仅晚三个月。最奇怪的是，我们研究他的传记，知道他也曾和黄梨洲同在舟山一年，然而他们两人好像未曾相识。其余东南地区的学者，也没有一位和他有来往。他的“深藏若虚”，比王船山还要加倍。

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时，他已经四十五岁了。他早年便决意不再追求仕途，那时不过是一位贡生，并无官职。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权，马士英想要招揽他：他不就任，逃跑了。从南京失陷开始，到永历帝被害为止，十五年间，他时而逃往日本，时而逃往安南、暹罗，时而返回国内，日日奔走于国事。他曾和张苍水（张煌言）在舟山共事，他曾进入四明山协助王完勋练兵，他曾和冯跻仲到日本乞求援师，他曾跟随郑延平（郑成功）进入长江北伐。到最后百无一用，他因为坚决不肯剃发，只得亡命日本以终老。当时日本人排斥外人，不许居住，有几位民间志士敬重他的人品，设法破例留他住在长崎。住了七年之后，日本宰相德川光国，请他到东京，以宾客和老师的礼节对待他。光国亲自拜他为师。其余的藩侯藩士，（日本当时完全是封建制度，像我国春秋时代）求教的很多。舜水以极其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其平实渊博的学问，极其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感化。德川二百年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在属于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了一部《大日本史》，专门标榜“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除藩国设置县，成就了明治维新的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的学问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仅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变强有很大的影响。

舜水并没有开门讲学，也没有著书立说。我们研究这个人，只依靠他一部文集里的信札和问答。他以羁旅穷困之身，能获得邻国全国人的尊敬，全凭他人格的权威。他说：“我生平，没有说了而不能做到的，也没有做了而不符合所说的。”（《文集》卷九《答安东守约书）又说：“我性格直率，毫不随波逐流，不论大明、日本，唯独做正确的事而已，不问是否有非议我的人。”（《文集》卷十二《答小宅生顺问》）。又说：“自从流离丧乱以来，二十六年了，濒临必死之境，大的有十余次。……因此青天白日之下，隐然好像雷霆震惊于头顶，至于风涛险恶，倾覆颠危，则坦然无疑，大概是因为向来自信的缘故。”（《文集》卷十八《德始堂记》）。又说：“我事事不如人，唯独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方面，似乎可以无愧于古圣先贤的万分之一。亲身经历的实事，固然与士子在纸上空谈的不同，”（《文集》卷八《答小宅生顺》）他是个德行纯粹而意志最坚定的人

译刚强的人，常常毫无掩饰地将自己的人格完全展现出来，与他人共同见证。因此，当时日本人对他“如同七十位弟子侍奉孔子那样”，绝非偶然。

译他的学风，主张实践，排斥空谈玄理。他说：前代儒者将眼前的道理，每每说向极细微极精妙之处，固然是精细的功夫，然而圣人与狂人只相差毫厘，未免使人畏惧。我举出极难极重的事，一概都说到明明白白、平平常常，似乎肤浅庸陋，然而这正是“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意思。……末世的人已经不知道圣人之道，偶尔有问学的机缘，又与人辨析精微而逆折他们，使智者诋毁为刍狗，而不肖者望之如登天。……这难道是引导扶持的意思吗？（《文集》卷九《答安东守约书）又说：颜渊问仁，孔子告诉他非礼勿视、听、言、动。那视听言动，是耳目口体的常事；礼与非礼，是中等智慧的人可以衡量的；而“勿”字，是下学阶段的持守。难道孔子不能说玄妙、说高远的话吗！还是颜渊的才能不能做玄妙、骛高远的事呢！……所以知道道的极致，在这里而不在那里。（《文集》卷十八《勿斋记》舜水教导人，大略如此。

这种学风，自然是王学的反动。所以他评论阳明，赞许他为豪杰之士，但认为他多讲学一事。（《文集》卷六《答佐野冋翁书》）不仅王学如此，他对宋以来所谓的“道学家”，皆有所不满。他说：有良工能在棘刺尖端刻沐猴，这是天下的巧匠，然而我得到他，必定诋毁他为砂砾。为什么呢？工虽然巧，对世用没有益处。……宋儒辨析毫厘，终究不曾做成一件事，何况又在其屋下架屋呢？（《文集》卷九《与安东守约书）

他论学问，以有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贴近自身、有益天下国家，不在于掉弄虚脾、捕风捉影。……不要剽窃粉饰，向人自称“我是儒者”。处于危疑之中而不能决断，投身于艰大而不能胜任，难道是儒者吗？（《文集》卷十《答奥村庸礼》他所谓的学问如此，那么不仅宋明道学，即使清儒的考证学，也不是他所赞许的，可以推见了。

舜水娴熟技艺，有巧思。“曾为德川光国作《学宫图说》，图画完成，用木头模拟，大小约为实物的三十分之一，栋梁、斗拱、椽子，无不具备。而殿堂结构的方法，木匠所不能通晓的，舜水亲自指授，直到度量分寸、拼凑离析的机巧，教导喻示缜密，经过一年才完成。光国想造石桥，舜水授予木匠制度，木匠自愧其才能不及。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画图教制的很多。”（据今井弘济、安积觉合撰的《舜水先生行实》）我们因这些事实可以看到，舜水不独是日本精神文明界的大恩人，即使在物质方面，所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少了。

总而言之，舜水的学与亭林、习斋都有点相近。博学于文的功夫，不如亭林，而守约易简或许超过他；摧陷廓清的功绩不如习斋，而气象比习斋博大。舜水的学说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是人类的幸运了。

夏峰、梨洲、亭林、船山、舜位这些大师，都是才气极倜傥而意志极强的人。舜水尤为刚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他著有一篇《中原阳九述略》，内分“致虏之由”、“虏害”、“灭虏之策”等条，末尾题写“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谨”。此外，《文集》中关于这类话很多。这类话进入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在当时影响实在不小。他死后葬在日本，现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便是他生前的住宅，死后的坟园。

朱舜水的著作，康熙年间即在日本广为流传，前后有《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征君集》十卷等刊本行世。清末，日本人稻叶岩吉将上述两本参校合刊为《朱舜水全集》。民初年，浙江人马浮据以删定整理为《文集》二十五卷、《释奠仪》一卷、《阳九述略》一卷、《南供役纪事》一卷，总称为《舜水遗书》。近年，中华书将舜水遗著重加校点成《朱之瑜集》刊行。

○庄存与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江苏武人。

乾隆乙丑科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屡次升迁为内阁学士，提拔为礼部侍郎。担任讲官时，皇上驾临文华殿，同僚们将要行事，皇上起身，礼仪完毕了。忽然上奏：“讲章有错误，臣意不认为这样。”于是进前，朗朗地尽述其旨。同僚都大惊，皇上竟为此稍留，点头赞许。提督直隶学

译在政任满时，蒙古和满洲的童生向来无赖，因为关卡防守严密，传递消息的人无法得逞，于是闹事扰乱考场，他几乎因此被免职。他在浙江主持考试时，浙江巡抚赠送金钱，他不接受；赠送二品官帽，他接受了。等到上路后，随从告诉他：“这是真珊瑚，价值千金。”他派人快马加鞭，往返一千多里将帽子送了回去。他为人正直刚正就是这样的。

译先生治学贯通六经，全部都有著作。解说《周易》时，以孟氏的“六日七分”说为经线，以《史记》、《汉书》中关于天官、地理、律历的各篇志书为纬线。他的文章，辨析精微，纯正而奔放，意旨深远而义理浅近，举大纲而不遗漏细节，能说出其他儒者所不能说的道理。共计撰写《彖传论》一卷、《象传论》卷、《系辞传论》一卷，附带《序卦传论》、《八卦观象解二卷，《卦气解》一卷。关于《尚书》：不区分今文、古文在文字上的同异，而是剖析经文义理，深得孔子编次《尚书》、孟子论断世道的意旨。撰写《尚书既见》二卷、《书说》卷。关于《诗经》：详细阐述变雅，发挥大义，凡是毛亨、郑玄说法不同的地方，大多赞同毛亨而反对郑玄。撰写《毛诗说》二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则专门解释“楚茨”一章，申述传笺以驳难朱熹的《诗集传》。关于《礼》：特别重视《周官》，推原本经籍，广泛采撷传记诸子，撰写《周官记》五卷。《冢宰记中有官属表，《司徒记》中有载师任地谱，《司马记》则补充其缺失的文字。没有宗伯、司寇的记述，却另外采撷《尚书》《国语》等周秦古书，撰写《司空记》一篇。又采录经书中的重大典制，如郊祀、宗庙、族属之类，推原本郑玄之说，又遍览古人所论述的，逐条系连并折衷判断，撰写《周官说》五卷。关于《春秋》：专门推崇《公羊传》和董仲舒，虽然略微采录《左传》、《穀梁传》以及宋、元诸家的说法，却没有何劭公所讥讽的“违背经文、任意妄为、反叛传文、违逆悖乱”等弊病。依据赵汸《春秋属辞》的体例，概括其条目，端正排列其义理，以形成一家之言，撰写《春秋正辞》十二卷。至于《举例》一卷、《要旨》一卷，尤其足以阐明家法，为治《公羊春秋》的人指示途径。关于四书，不崇尚虚浮之语，而归于六经之中，大概深得汉人的遗意；虽然多有非议朱熹（考亭），但可列入诤友之列，撰写《四书说》一卷。后来，侄子庄述祖、外甥刘建禄等人畅发先生《春秋》的遗绪，于是衍生出常州派今文之学。过了很久，因年事已高、精力衰退而请求退休，乾隆五十三年去世。

庄逵吉

庄逵吉（1760-1819），字伯鸿，江苏武进人。邠州知庄炘之子，钱文敏公钱维城的外甥。

幼年早慧，洒脱豪放，自我欣赏。父亲认为他才华奇特，不用常规法度束缚他。刚满二十岁，就放任他游侠结交宾客，见到他的人无不倾倒。老成持重的儒生有时讥讽他狂妄，他也不在意。当时因探望父亲往来于秦地，凭借辞章受到王兰泉、毕弇山的赏识，又与孙渊如、洪稚存、钱坅一起研习考据训诂之学。曾在南山说经台阅读《道藏》，得到《淮南子内篇》，嫌恶其注释被后人删改，向钱坅质问。钱坅说：“道书中也不是全本，但比起流传俗本已多出十之五六。”于是打开书箱拿出旧日收藏的本子，一起校勘其同异，纠正其错讹。后人误将许慎、高诱两家的注释合并为一，既为之疏通旁证，一一抉择，又辨析音义为唐何诱所作，并非出自高氏，都非常精确。校成后在官舍刊印，至今被称为善本。因此他的名声更加显盛。

少年时颇为轻视科举，等到屡次考试不中，才开始厌恶考场。正值嘉庆戊午年，乡试落榜，于是请求父亲，捐纳资财成为县令。仍被分发到陕西。恨自己不能像父亲那样，导致败坏父亲的仕途业绩，于是全部摒弃所喜爱的车马服饰、歌舞伎乐，专心致力于治理政务。起初代理咸阳知县，再代理大荔知县，补任蓝田知县，调任咸宁知县，提拔为潼关同知。所到之处都有循吏的名声，众人称他为“小包公”，互相告诫不敢触犯。等到提拔为潼关同知时，父亲庄炘还在奉养；因天旱祈雨而致病，最终不起，年仅五十四岁。

生平擅长篆书，善于绘画，通晓音律。三十岁后，更研究心灵素朴之学。所著仅存《秣陵秋》、《江上缘两种乐府，以及校勘《淮南子》，其余大多湮没散佚，太可惜了。

庄绶甲

庄绶甲，字卿珊。江苏武进人，庄存与之孙。

年少时师从叔父庄述祖，每天跟随讲论，完全通晓庄存与《公羊春秋》、《毛诗》、《周礼》之学，而对于《尚书》尤其精通。认为读书必须先审察文字，然后才能进而探求义理，于是撰写《尚书考异》，舟车所到之处，随时编纂撰写。伏生、郑玄兼题虞夏则更改之，《太誓》晚出则删削之；对于清代儒者纯疵互见的情况，广泛稽考谨慎选取，一律用自己的见解剖析其是非，使其归于一定，不滋生学者的疑惑。可惜遗稿脱落散佚，仅存十四篇。《大诰以下，有目录而无书。他的儿子庄润编成三卷。关于《周礼》，有《周官礼郑氏注笺十卷，传本再次校勘。关于小学，从庄述祖那里得到的最深；虽然只完成《释书名》一卷，首先论述河图洛书八卦为造字之始，其次涉及六书八体及魏晋以来的字书，最后详细论述简策之类；自己作注，详述其出处。也赅博古雅，是初学者必读之书。

既然具备敏达的资质，每次期望兼综素业，通汇条流；又继承师论交游，博访孤指，与同郡张皋闻

译受等人早晚研读吟咏，反复推敲议论，大概算是好学不倦、笃行不困的人了。对于经书义理没有不涉猎的，有所心得就立刻记录在札记中，往往见解精深独到。凭借附监生的身份考取了州吏目一职。宗伯所著的书籍，大多未曾刊印出版；于是（他）精心校勘搜寻，将未刻印的书依次交付刻版；已刻印的书，则补续其中缺失的部分。每完成一本书，就探求其中的主旨意趣，附记在书页末尾，条理清晰，值得阅览。可惜只完成了三本书，就突然病重不起。珍艺去世时，《古文甲乙篇》尚未定稿，你正打算梳理它的脉络，就自己的思考梳理出主要要点，让后来的人能够继承，这个志向最终也没有实现！享年五十五岁。

译○庄述祖

庄述祖（1750—1816），字葆琛，学者称他为珍艺先生。他是江苏武进人，是侍讲学士庄培因的儿子。

他生来就有极纯厚的天性，父亲去世时他才十岁，守丧的礼仪就像成年人一样。长大后，他从伯父方耕侍郎那里学习经学，而写文章则效法舅舅彭尺木先生。乾隆丁酉年，他凭借官卷在江南乡试中中式。庚子年考中进士。回到吏部参加铨选。他请求休假回到家乡，侍奉母亲居住。他致力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以首先求得识字。他说：“六书的含义中，转注、谐声最为繁杂而没有确定的说法。”他采用《尔雅》的体例，编撰《说文转注》；采用《广韵》的体例，又广泛考证夏、商、周三代及秦汉时期有韵的文辞，编撰《说文谐声》。《说文解字》的学问，因此得以阐明，而周秦时期的书籍没有不可读懂的了。于是他又校勘《逸周书》，解释《夏小正》。《诗经》《尚书》等也依次都有著作。恰逢吏部官员到来，他谒见吏部参加铨选，被任命为甘肃的官职，援引父母年老需侍奉的条例改任山东。起初在昌乐任职，过了一年调任潍县。在潍县五年，整顿吏治，培养奖励士人，曾经用经义来断案，老成的宿儒都倾倒信服。甲寅年，在官员考核中被评为卓异，被引见皇帝，交由军机处记名。他触怒了和珅，被压制不能晋升，和珅倒台后，有了解他情况的人才把他补录进去，但他已经请求终养母亲了。他在家时足迹不到州府，也不写信给当权者，不参加乡人的酒食聚会。然而遇到后生以学问来请教，他就教诲诱导，毫无保留。他侍奉母亲以孝道著称，和悦地奉养，不曾有一天离开母亲身边，共十六年。等到母亲去世时，他已经六十二岁了。他因哀痛过度而消瘦憔悴，见到的人都嗟叹。又过了五年，他也因病去世。

他留下的著作几百卷，不能全部刻印，只先刊印序言和凡例，使读者可以寻究推演。计有：《尚书今古文考证》七卷，《周颂句义》三卷，《毛诗考证》四卷，《夏大正经传考释》十卷，《五经小学述》两卷，《历代载籍足征录》两卷，《弟子职集解》一卷，《汉铙歌曲解》一卷，《石鼓然疑》一卷，《珍宦文抄》七卷，《诗抄》两卷，李兆洛为之作序，极力推崇他“博而能敏”。其余还有《书序说义考注》两卷，《校尚书大传》三卷，《校逸周》十卷，《毛诗授读》三十卷，《诗经长编》一卷，《乐记广义》一卷，《左补注》一卷，《穀梁考异》两卷，《辑郑氏箴膏肓起发墨守》一卷，《五经疑义》一卷，《牲馈食礼节记》一卷，《论语集解别》一卷，《明堂阴阳记》长编十卷，《文甲乙篇》四卷，《甲乙篇偏旁》二十五卷，《说文古籀疏证》二十五卷，说文谐声考》一卷，《说文转注》二十，《钟鼎彝器释文》一卷，《声类苑》一卷，校正《列女传》首一卷，《史地决疑》五卷，《官书补考》一卷，校定《孔子世》一卷，《白虎通义考》一卷，目一卷。尤其以《古文甲乙篇》阐明书契，通晓平归藏之义最为精妙。可惜稿件大多未刊印，存佚不可知了。

○庄有可

庄有可，字大久，或者字岱久。江苏武进人。郡庠（县学）生员。

他深沉纯粹内心明朗，喜欢读书，没有其他杂乱的爱好。等到长大，他淡泊名利，不让世俗之事扰乱内心，只怀抱遗存的经书，寝食与共。当他凝神冥思探求时，耳目几乎废置，浑然不觉有形骸存在，数十年如一日。他两次游历京城，被侍讲孙公、大学士刘公所赏识，延请他校勘宫中秘藏书籍，考核翔实审慎，见到的人都佩服他的精博，他自己却认为这只是学问中的粗浅痕迹。

平时他取各种经传研究穷究义理，参考礼制，逐句逐字地梳理比较，探求它们异同损益的原因，使它们像车辙一样吻合，心中浩然没有滞碍，然后综合诸儒的著作纠正其是非，并自己为之解说。首先撰写《周官指掌》四卷，族祖父方耕侍郎大为叹赏。

群经大多有纂述，唯独对《春秋》的功力最为深厚。共成《春秋注解》十六卷，《春秋字数义》百四卷，《春秋天道义》九十四卷，《春人伦义》五十六卷，《春秋地理义》十卷，《春秋物类义》六卷，《春字义本》四卷，《春秋小学》七，《春秋异文小学》一卷，《春地名考》二卷，《春秋人名考》二。他的学说认为：“孔子作《春秋》，赋予它辞藻，联系它事，这是它的表象，不是它的义理。至于它的义理，则是用字来准数，用数来集字，以天为经，以地为纬，而人物的伦类也都寓于其中。所以删减《尚书》百篇，是用来观察政事的；赞述《易经》十翼，是用来穷究事理的；都是数，都与《春秋》相互发挥而旁通。”又说：“《春秋》一字有一字的义，一句有一句的义，以至一时一年有一时一年的义。一个公与数个公分开或合并，又无不各有其义。进而涉及属辞比事，参伍错综，假借断篇，千变万化，其义”

译无穷尽的道理，哪里容易用浅显的迹象来推测呢！然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穷究事物的原理，尽知人的本性，通达天道，无所不备了。阳湖人左仲辅称赞说：“论述非常奇特，可惜没能深入探究他的学说。”我的族兄葆琛对他的《春秋小学》也有轻微的批评。大概是因为他的义理出于独创，与专门崇尚考证、坚守家法的人不同，所以难以遇到理解他的人。

译此外在《易经》方面：有《周易集说》七卷，《易义条析一卷，《卦序别臆》一卷，《周易原本订止》一卷，删辑《周易玩辞》二卷；在《尚书》方面：有《尚书经文集注》六卷，《尚书叙说》二卷；在《诗经》方面：有《毛诗说》五卷，《毛诗述隐》四卷，《毛诗叙说》一卷，《毛诗字义》五卷，《毛异闻》二卷；在《礼记》方面：有《周官集说》十二卷，《考记集说》一卷，《仪礼丧服经分释图表》二卷，《礼记集说》九卷；在小学方面：有《各经传记小学》十卷，《传不载说文余字》三卷，也颇采宋元人的说法。

他为人温和愉悦，不树立严酷的形象。见客喜欢坦率，不做寒暄语。只疏远权贵，在京城教书十年，名刺不入公卿之门。小儿子诜男成士，官至庶常，每次报喜到来，他淡然若忘。有人议论他矫情，殊不知他从不因此改变轻重。因为功力猛进，所以中年精气衰耗，心灼灼如焚，常嚼黄连咽之。等到儿子显贵，迎养于署，仍然早晚手不释卷。享年七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