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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暂时代理江西巡抚印务的布政使秦雄飞奏折，见军机处档案。暂时代理江西巡抚印务的布政使臣秦雄飞跪奏：为遵旨审查拟定罪名并具折奏报事。查巡抚臣郝硕具奏的安徽婺源县民王大蕃妄写奏疏一案，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十日接奉上谕：据郝硕奏报，生员戴淑元到县里禀称，有一个平素从不认识的安徽人王大蕃，派人到家中送给他的哥哥、安徽学政戴第元的儿子修撰戴衢亨一封信，并有奏疏一纸及寄给程景伊的信，现已呈缴；已经将该犯拿获，正在审究等语。王大蕃到戴第元家投递书信和荒诞妄写的奏疏，是戴淑元立即到县里告发此事，与戴淑元没有关系，不必再向他追查，也不必让他等候对质审讯，以免受到牵连，应立即让他回家。至于该犯投递给戴第元的书信以及想寄给程景伊的信，他们二人都无法预先知道；戴第元那里没有可咨查之处，即使程景伊在京城，也没有可向他询问的事项。仔细阅看该犯奏词，其中也没有悖逆之语，所指贪官害民之事也没有具体指证；看来该犯一定是因为贫困无聊而妄行此举，自然不能不加以惩治。着令郝硕迅速将该犯严加审讯追究；即使审明没有其他不法事情，罪行不至于死刑，但这类不安分守己的人，也决不能留在内地，应发遣伊犁，以昭示惩戒。把这道谕旨传给郝硕知悉。钦此。臣查此案，先前巡抚臣郝硕下令审讯该犯王大蕃，得知他本年三月从原籍安徽婺源县来到江西景德镇，经叔父王添隽推荐到刘永有的茶店帮工；担心他在店中另有不法字迹，便委派景德镇同知朱遐龄前往王添隽、刘永有各店搜查，未发现不法字迹。只是该犯奏词中所说漕粮、考试、关税等弊端没有具体指证，随后由署理藩司、臬司两司提审。据王大蕃供称：收漕一项弊端，是因为他的族人王度、王于兰、王贵等向来在江西德兴县寄庄完纳漕粮，曾被浮收并折收银两；考试一项弊端，是因为婺源县本年考取第一名的童生方姓，属于行贿买取名次，有他的同乡汪以言告诉他；关税一项弊端，是他的族兄王丕曾向木商说起关口侵收木税等情。经巡抚臣郝硕分别提取并下令咨查后，由于尚未收到安徽省的咨复，尚未审理办理，他便于八月初四日进京陛见，委托臣代理巡抚印务。现在于八月十二日接到安徽巡抚臣闵鹗元咨送来的应当对质的人证，并称搜查王大蕃家中没有不法字迹，查究后也没有发现知情教唆的人。该犯并非犯事在逃，也没有其他不法事情。该犯供出的有关证人汪以言，因为在江西省经商，也已经被拿获到案。恰逢臣在乡试考场监临，便交给署理布政使瑺龄、署理按察使李封先行查讯。如今臣在乡试三场结束、出闱后，据署理藩臬两司详细解送的案情到达臣处，随即共同审讯。王大蕃籍贯隶属安徽婺源县，平素患有痰疾，读书未成，失业贫困，妄想发达，因而更加痴迷。乾隆四十四年三月间，他从原籍出发来到江西景德镇，投靠叔父王添隽，由叔父推荐到刘永有的茶店帮工。王大蕃又嫌收入微薄，便辞去工役，搭乘董子明的船，于六月初七日抵达江西省城，希望另找生计。因为人生地疏，无处安身，只好暂时仍住在船上，穷困无聊至极，想到协办大学士程景伊是自己的同乡，希望得到他的提拔；又担心没有理由前去求见，于是起意撰写奏疏，并写作书信，想托人代为陈奏，还捏造贪官害民、收漕、考试、关税等弊端，编入奏疏之中。他以为这样关注地方事务，可以求得任用。又因为书信奏疏难以寄送，查知修撰戴衢亨家住省城，便想把奏疏书信托给他家人寄往京城，并写了一封给戴衢亨的信，于十一日雇请摆渡船户胡子贵送到戴衢亨家中。戴衢亨的叔父戴淑元禀报后，署理南昌县知县李洗心将他拿获；经比对，笔迹相符。这就是该犯起意编写奏疏书信的原委。至于他所说漕粮浮收折银一事，该犯奏疏中没有具体指证。审讯得知，他供称族人王度等因为在德兴县有寄庄田亩，缴纳漕粮时存在浮收折银的弊端；如今提审该县漕书、斗级等人，他们坚决供称，实际是平斛乡按规定征收本色漕粮，完全没有弊端。又审讯业户王度、王于兰、王贵等人，他们都供称没有浮收折银的事情，并说如果有上述弊端，他们早就控告了，怎么肯忍受隐瞒。提审王大蕃，他承认是自己妄自捏造，毫不隐讳。臣查该犯所指的漕粮弊端，只有王度等人作为证据，而王度等都是完纳漕粮的业户，到案供明并无弊端，显然是该犯捏造掩饰无疑。又如他所说考取案首一事，该犯奏疏中也没有具体指证。追问其姓名和县分，据称婺源县本年所取的案首童生姓方，不知其名，说是行贿买取名次，这是汪以言告诉他的，等等。如今审讯该县负责考试的经承以及该县管门家人，他们坚决供称，该县本年录取的第一名童生是方易来，确实凭文章考试录取，并没有行贿买取名次的事情。又据生员方炬供称，方易来是他的儿子，县试取为案首，府试也名列前茅，学政考试取入府学。他家十分贫困，只靠教书维持生活，怎么可能为儿子行贿买取案首，等等。询问方易来，供词也相同。而且先前安徽巡抚咨请安徽学政查复，方易来参加院试时的原卷文理通顺，笔迹相符，因此婺源县是秉公录取，并非行贿买取，已经毫无疑问。提审汪以言，问他为什么把行贿买取案首的话告诉王大蕃，他供称：虽然与王大蕃同乡，却平素并不相识；因为从饶州与他同船来省城，船中闲谈，王大蕃问起本县录取的案首，他只是按方姓回答，并不知道有行贿买取的事，哪里有什么依据妄加告发，等等。拿这些话询问王大蕃，他也称自己是向汪以言问得案首姓方，汪以言并没有说行贿买取之事，是他自己捏造供词。

译又关于所谓侵吞木税这一项，该犯在奏疏中也没有指明实情。经审讯，他只说自己的族兄王丕以前是木商，后来停业，听说是因为关口侵吞木税所致。追问究竟是哪一个关口，他仍然说不出。如今提讯王丕，据他供称：自己先前确实做过木商，于乾隆三十八年亏本停业，后来便外出另找生意，和王大蕃很久没有见面，也没有机会聚谈；而且关口并没有侵吞木税的事，怎么能凭空捏造呢？王大蕃被这样质问后低头无言。臣查，王丕既因亏本停业，供词中没有侵吞税款的事，王大蕃又不能指出是哪一处关口，可见此事显然是捏造的。以上各项反复审问追究，该犯确实是因为妄图求取进用，才在奏疏中捏造地方弊端和贪官害民等说法；所指之事本来没有事实，所以奏疏中不敢写出地方和姓名。等到被捕审讯后，又想使奏疏中的话成为事实，便随口混乱供述。究其情形，并不是因为怀有仇恨而蓄意陷害，也没有知情教唆的人。臣查，王大蕃以一个卑微小民，竟敢捏造收取漕粮、考试、关税等弊端，编写奏疏，企图托人代为进呈陈奏，实属违法。王大蕃应依“假借建言之名，将暧昧不明的奸赃事情污蔑他人名节”的例，发往附近地方充军。但这种不安分守己的人，确如圣上谕旨所说，不便仍留在内地，以免滋生事端，应发往伊犁，交给种地兵丁为奴，以示警戒。王清、添隽、刘永有、董子明并不知情，应同被诬陷者及其他无关人员一并省释。所有臣遵照旨意审理拟定罪名的缘由，理应另行缮写供单，恭敬地折奏具 奏，请皇上明察，命有关衙门审核后施行。谨此奏报。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奉朱批：交该部议奏。钦此。上谕　军机处档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奉上谕：军机大臣等，据伊勒图奏报，伊犁遣犯王大蕃于本年九月初一日在流配地逃脱。王大蕃是因编造奏疏、妄图进呈一案而被发往伊犁为奴的罪犯，竟敢在流配地乘机逃跑，实在可恶。该犯原籍安徽，或许已经逃回原籍；他所经过的地方，都应一体严密缉捕。着传谕李侍尧、毕沅、农起、何裕城、富躬，严令所属，在该犯经过的地方，对凡是关津、要隘等处务必切实严密查拿；并对该犯原籍地方密令迅速严缉，务必抓获，依例办理，不得让他逃到远方而漏网。钦此。

译梁三川奇冤录案 广东巡抚李湖折奏　军机处档 广东巡抚臣李湖跪奏：为查获一个疯癫迷乱的逆犯，审明后定拟罪名，请旨立即正法事。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一日，据肇庆府知府丁尹志禀称：新兴县知县德楞格禀报，该县巡乡委员顾永涵在县属稔村地方盘获一名形迹可疑的犯人。此人自称是嘉应州生员，学名梁三川。不久又供称，自己其实是旗人梁念泉，是前任广东永将军的亲生儿子，幼年在福建时被嘉应州百姓梁学文收继为子，等等。搜查他的随身行李，发现有他自己撰写的《念泉奇冤录》和诗稿各一本，内容荒诞无稽，人的神情像是疯癫迷乱。现已命人押解到府审讯，并据此飞速关会嘉应州，查明该犯是否曾入学，是否学名梁三川；如果其父梁学文还在，也一并解赴肇庆对质，查明办理。此事报到臣这里后，臣因禀报中的情节荒谬，批令委员将犯人连同他所写的书文押送来省，由臣督同司道检查。又因诗词中多有狂悖言语，并且在《奇冤录》中注明：乾隆四十二年在肇庆府学明伦堂开始起稿，在惠州府城西长寿庵旁重新修订，后来又在城北改修；书中列述父亲的爵位以及从前的籍贯、来历，并写明梁学文拐带自己作为儿子的各种缘由。书中又说，乾隆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等年，曾在督抚衙门以及肇罗惠潮二道、番禺县、归善县各衙门拦路喊冤、递呈诉状；其中写有“父亲籍贯是满珠，侨居泉州”，并有“派出天潢”等字样，言辞荒诞狂妄，严重触犯法纪，都应逐一确查。臣与督臣衙门全面查找，并没有发现所谓拦舆喊冤的案件，更没有查考依据。于是命该营、道、府严密查明，该犯是否曾在境内逗留并编造逆书，书中所列各地是否确有其事，以及是否有知情而收留他的人。当时他向各衙门申诉究竟依据什么案件，也要详细检查原卷，封存送呈，等候核办；并委派署粮道李天培亲自到该犯原籍嘉应州家中搜查，看有无不法字迹。后来据肇罗惠潮两道以及广州、肇庆、惠州等府县复报：肇庆府学明伦堂旁有房屋三间，是私下按朔望更换衣服的地方，向来锁闭，从未让人居住；惠州府城西没有寺院，只有南门内有一座长寿庵，房屋十分狭窄，现在仅有一名老僧主持，从未租给别人居住；城北属于空地。至于他列出的各衙门诉词，彻底查验后没有案件依据。调阅历年呈词号簿，也都没有“梁念泉即梁三川”递呈的姓名，没有凭据可供查卷呈送。又据署粮道李天培禀称，他亲自到梁念泉家中搜查，那里实在贫穷，只有三间住房，没有其他不法字迹。该犯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入学，学名三川，乾隆四十二年因岁考未到，奉命革除学名。其父名梁学文，今年八十六岁；从前该犯患疯病后，曾到丰顺司巡检衙门禀报，并有锁禁案卷。传讯邻居、族人等，都供称该犯于乾隆四十一年病愈后外出，至今没有回家。现将梁学文及其子梁海淑、侄梁周伯押解到省，听候对质审究、拟定罪名。此情报到臣这里后，臣随即率同司道亲自提讯审问。查梁念泉就是梁如增，学名梁三川，籍贯嘉应州，曾读书入学，粗略懂得文义。乾隆三十八年在博罗县柯上林家教书，因患痰迷病症回家医治无效，便自称已经考中举人、进士，说亲戚邻居都要仇害他，常常和人争吵。他的父亲梁学文怕他滋生事端，把他关在空房里；他却拆毁门窗，四处狂奔，后来经禀报丰顺司巡检王棠，将他捉回锁禁。乾隆四十一年正月间，见他说话安静，病情稍有好转，便放他出外行走。到了二月，他带着儿子梁海淑，仍到惠州所属地方寻找教书的馆舍。归善县百姓陈世显请他到家中教书，不久正逢病发，便辞馆离开。乾隆四十年岁考未到，被斥革除名。同年十一月，他的儿子梁海淑因被该犯天天打骂，逃回家躲避。该犯于是独自在惠州、肇庆各地往来，以卖卜算命维持生活，不肯回乡。每逢疯病发作，就说神明告诉他：他的父母都是天上的贵人，他并不是梁学文亲生儿子，而是自幼被梁学文拐带来，屡次遭到关押、闭禁和折磨，冤屈无处申诉。于是他钉装成两册，一册写《念泉奇冤录》，一册写《念泉诗稿》，沿途旅店中陆续拼凑，并在《奇冤录》中谎称起稿、修改的地点及向各衙门申诉等字样，以显示自己的冤屈确实。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间，他到新兴县寻找教书处所，被该县巡乡委员顾永涵在途中盘获，搜出《奇冤录》《诗稿》等物，送交县里，再由府衙禀报，提解来省严审。书文的来历全是任意拼凑捏造的。仔细验看，该犯两眼直视、说话没有条理，形状类似痰迷。严厉审讯他的父亲梁学文和侄子梁周伯，他们坚决供称都在家中，不知道该犯外出编造逆书的事情。他的儿子梁海淑虽然跟随了两年，但年幼无知，不懂文义；除此之外，确实没有知情同谋的人。多次加以审问追究，他始终坚持原供不变，似乎没有隐瞒。查该犯曾列名胶庠，后来因病发狂而丧失理智，任意发表臆说，言辞狂悖僭妄，实在罪不容诛，不能因为他的表现类似疯癫就稍加宽纵。梁念泉即梁三川，应比照大逆不道凌迟处死的法律，凌迟处死，请旨立即正法，并将首级传示、枭示，以昭明警戒。该犯父亲梁学文虽然现年八十六岁，不知道该犯在外编造逆词的事情，但毕竟是逆犯的亲生父亲，应同该犯的儿子梁海淑、侄子梁周伯一并依大逆缘坐律，拟判斩立决。该犯的母亲谢氏、妻子廖氏，解送刑部，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该犯还有亲叔梁友文、胞兄梁长珀、胞侄梁长二，早已外出到福建经商，应等咨文提解到案后，依律缘坐；现存房屋估价变卖，收入入官。柯上林、陈世显先在乾隆三十四年、十一年等年，先后请梁念泉到家中教书，都因他患病不久便辞退了他，均不知道他后来编造逆词的事情，应不必议处。

译至于该犯捏写《奇冤录》，是在乾隆四十二年被斥革衣顶之后；对于所有教职失察的职名，应请免予开列，是否妥当，谨另行缮写供单，连同逆书两本封固，恭敬呈给皇上御览。恭请圣上明察，命有关衙门审核后施行。再据督臣巴前往琼州督办黎案，来不及参加会审并列衔；此案关系悖逆，不便拖延，谨使用四百里火票由驿站驰送，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十日，奉朱批：交三法司审核拟定，迅速奏报。钦此。焦禄诽谤帖案 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折奏。军机处档。署理两江总督兼署安徽巡抚臣萨载谨奏：为审明捏造揭帖的逆犯，依法定拟，请圣上鉴察事。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据宁国府太平县知县周学元详报：该县百姓焦禄呈控族人焦良先、焦永榜等捏造诽谤帖，指斥奸淫以侮辱他人，并粘呈诽谤帖一纸；在“不大仁”三字上面写有“清朝”二字，实属悖逆。帖中文字也有许多难以理解之处。审讯焦禄，据他供称：该犯又名四六，焦永榜就是焦元勋，因为族人焦良先等诬指他与焦永榜之子焦滚来的未婚妻陈氏通奸，便捏造诽谤帖，将他逐出宗祠。这张帖是在祠堂门口揭贴的，里面有违碍字样，所以才具状控告。进一步审问，他的供词闪烁可疑。随即亲自到焦村，秘密传讯焦良先等人审问，并没有捏造诽谤帖的事情。只是焦禄确实与陈氏通奸，陈氏现在怀孕；上一年十二月他又企图奸污焦永榜的次媳杨氏，杨氏不从并呼喊，被焦永榜的妻子老杨氏和邻人焦文秀等人当场拿获，有据可查。于是告知族长焦良先等人，将焦禄逐出族外；没有报官一事属实。随后到焦禄家中搜查，虽然没有其他不法书写物，但查获诉状稿两纸；核对笔迹，和他呈上的诽谤帖字迹出自同一人。又提讯焦禄，详细审问后，他已经承认是自己写的，意图借此诬陷焦良先等人，并不隐讳。案情详报到臣这里。臣查焦禄捏写逆词，实在令人发指，当即批令该司、府提犯到省严审究拟。如今臣于五月十二日前往安庆，据该司、府审讯拟定的供词将他解送前来，臣随即率同布政使刘峨、按察使袁鉴提讯该犯，详细审问。查焦禄就是焦四六，是焦永榜即焦元勋同宗但无服的弟弟，住处相邻，平时经常来往；他与焦永榜三子焦滚来的未婚妻陈氏通奸，陈氏已经怀孕。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晚，他到焦永榜家中，又企图奸污焦永榜次子焦圆宝的妻子杨氏，潜伏在房内抱住杨氏求奸；杨氏呼喊，被她的姑母老杨氏和邻族焦文秀扭住捕获，并查出了他与陈氏通奸、导致陈氏怀孕的缘由。因为焦永榜、焦圆宝外出，没有报官；后来焦永榜回家，告知族长焦良先、焦永榜会、焦花子、焦家宽等人，进行查问，焦禄无言可辩。焦永榜因为不愿家丑外扬，便和同族众人一起将焦禄逐出宗祠。焦禄心怀怨恨，于是自行捏造族众诬指他有奸情的揭帖一张，故意写上悖逆语句，却说是焦良先等人所造、在祠堂门口揭出的，企图陷害他们，于是写状到县里呈控。当时在该县到焦禄家中搜出诉状稿，核对笔迹后，焦禄供认确是自己所写，毫不隐瞒。臣亲自提讯，并命他当堂默写，字迹相符。臣担心该犯另有编造的不法字迹以及同谋、知情之人，严加审问追究，他始终坚持原供不改，似乎没有隐瞒。法律规定：犯大逆罪的凌迟处死；正犯的子孙、兄弟中男子年满十六岁以上者都斩首；男子十五岁以下以及正犯的母亲、女儿、妻妾，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没收入官；如果子孙过继给别人，均不追究连坐。如今焦禄因奸淫被逐出宗族，企图陷害族众，捏造揭帖，竟在“不大仁”三字上面自行写下“清朝”二字，实属悖逆违法，应立即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该犯的胞弟焦文学、儿子焦秀彩均依律斩立决。幼子焦秀广年仅七岁，母亲陈氏、妻子胡氏依律解送刑部，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该犯还有弟弟焦文秀，自幼过继给已故堂叔焦四喜为嗣，并取得族众甘结，应依律免予追究连坐。所有房产查明后没收入官，另行报部。焦滚来的未婚妻陈氏，应依与同姓无服之妻通奸的法律，枷号四十日，杖一百。犯奸妇女处以杖刑并执行，枷号刑可以收赎，交给奸夫，由奸夫决定她去留。焦永榜即元勋，以及他的儿子焦圆宝、焦滚来查出奸情后，因为顾虑丑声外传而没有报官，审讯证明他们只是知道并容忍，应予免议。焦永榜将焦禄逐出宗祠而未报官的焦良先、焦永会、焦花子、焦家宽及邻居焦文秀等人，均免予议处；其余属于无关人员的，一律省释。太平县百姓焦禄捏写逆词揭帖以及分别定拟罪名的缘由，理应恭敬折奏，并将原呈揭帖及各犯供折一并恭呈皇上御览。恭请皇上明察，命有关衙门审核后施行。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奉朱批：交三法司审核拟定，迅速奏报。钦此。旨　军机处档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初四日奉旨：焦禄即焦四六，着立即凌迟处死；对原拟缘坐罪的焦文学、焦秀彩，着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余依议办理。钦此。

译高治清《沧浪乡志》案 署理湖南巡抚李世杰折奏，军机处档。署理湖南巡抚臣李世杰谨奏：为查获悖逆妄诞的乡志，恭敬折奏说明办理情形。查应缴获的违碍妄诞遗书，湖南省前后已由历任巡抚臣访查收缴，具奏后解送销毁。臣到任后，又反复告诫各属切实搜访，务求清查干净。如今据常德府知府何泽著来省面禀，龙阳县监生高治清刊刻了《沧浪乡志》，其中有许多悖逆妄诞的言语。该县傅广聪访获后禀报府衙，府衙立即率人前往搜查审讯，发现书是用散字套刷印成的，并没有雕刻的书版，此外也没有其他不法字迹。现已将书连同散字及案犯解送到省。书中列出的应当查问的人、应当追缴的书，等分别前往审讯查办后再行报告。臣随即率同司道，并委派长沙府凤翔和因公在省的衡州府王家宾，将此书逐一校勘。书中如所刊《帅卜世灯会说》有“天将会，天将三十六员，灯会三十六位，上应星宿”等话，实在邪妄。高治清自撰序文中又说“补王朝政教之所未沦洽”，杨学清题写的短引中称“生平幕天席地，以天下为家”。又有高承颖的《悲子文》一篇，是拼凑《四书》成语写成的文章，摘入“丹朱不肖，启贤武王缵绪”等句子。又有刊刻的举人全伦道为高治清妻子墓所作的祝词，其中用了“凤翥龙翔”一句。高正续著《龟山集》，其中说“保世滋大，奕叶光昌”。高正的《游蛇山说》中说“等到鳞甲长成，将来共同羡慕蛇变成龙”；朱文官作《朱氏义渡记》，其中说“久道无闻”。甚至该犯的孙辈狂妄地称他为“家王父”“曾王父”，种种说法都极其荒诞。他的《灯会说》以及八景诗句、题桥诗句中，还有更多悖妄之语；而且对于庙讳、御名完全没有恭敬避讳，应该抬写的字样没有抬写，不应抬写的却抬写，尤其违法。恭惟我朝仁厚恩泽深重，减免赋税，从来没有徭役。该犯所刊《武万信》等赞词，以及教谕翁炯赠送的寿序，拼凑进该犯能够请求免运木材、增加赋税等说法，用来赞美他的功劳，悖谬尤其严重。臣于是督令司、府提解高治清，严加审讯。他虽然供称，因为从前在居住的沧浪乡曾经倡议修桥、渡口和寺庙，便想写书表扬这些事，雇请工匠刻成散字套版，刷印成乡志。因为庙里塑有三十六尊天将泥像，募集钱财点灯，帅卜世便取名为“天将会”。当时参加会的十三人早已有人去世、会也解散，并没有迷惑群众、滋生事端。其余被指出的各种荒诞语句，总的原因都是不知道避讳，夸张过度造成的。如今后悔认罪也来不及了。至于《帅卜世灯会说》，其中使用“玉盏常明如一日”的说法；他自撰《灵宝山传》及灯会序，说玉盏常明、长明而无光，是说神灵不降福，只是希望乡里的灯火不断。又有他题写的桥渡诗句“桥畔月来清见底”，说的是水中月色清澈见底的景象。所刊《寨岭晴岚》诗句“何时净扫古蛮烟，一色文明接远天”，是朱经国题写的，共九字；“扫清寨岭见晴天”，是朱光国所作。他把村中的八景编造出来，便擅自刊入书中。龙阳县地处洞庭湖西岸，从前西湖修理舵杆州，木材都是就近购买。后来又奉文查明沧浪乡一带没有木材，也没有荒地，实际上并没有运木、增加赋税的事情。因为他曾经在县里申明此事，便想粉饰成自己的功绩，捏造“兴利除害”等说法，拼凑进赞词和寿序中。那两篇赞词，一篇是他自己写的，借武万信之名发表；另一篇是已故刘如仲所作。他的寿序是请已故举人全伦道代作，借教谕翁炯的名义发表。这部乡志实际只刷印了七十七部，而且还缺少下卷。原本打算修成书院后再补写；如今他已经八十四岁，儿子高承甫也已六十岁，都不能料理，实际上还没有立稿，等等。又审讯生员高承甫，供词也相符。臣查书中夸张悖妄的言语很多；即使灯会和山中景物可以使用较宽泛的典故，又何必把“长明灯”等句子反复写入篇章？他的供词显然是支吾粉饰。该犯有时说是自己所作、借用他人名义，有时指称是已故之人所作；既然是他刷印出来的，本来就应只追究该犯本人。那些措词狂诞的人，也不能遗漏不问。并且查该犯所作《书院记》中自称此书已经刷印二百部，恐怕此后刷印传播的不少；何况使用散字套刷，也不能排除还曾编写刷印其他书籍。臣现已命岳常澧道俞廷垣率同府县官员迅速前往当地，按照书中诗词所涉悖妄之人的住址查明，秘密到各家搜查审讯，将已经散出的各书全部收缴解送，并将应审讯人员解送来省对质审理。至于该犯的寿序，如果确是已故全伦道所作，只是借用教谕翁炯的名义，翁炯难道会毫无见闻吗？为什么完全不举发这部书？查翁炯是湘潭县人，现在任宝庆府教授。臣已经秘密委派府厅官员前往他的原籍和任所，查明他是否收藏前书及其他字迹，并禀报办理；同时将高治清父子的生员、监生资格革除，并命教授翁炯解任到省，一并对质审讯，明确区别情节后，按拟定罪名具奏。现在臣正有另行折奏、可由驿站驰送的机会，理应会同湖广总督臣舒常，先行缮写奏折报告，并将书籍两卷逐一粘贴签条，恭敬呈给皇上御览。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另有旨谕。钦此。

译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奉谕：李世杰奏报查获《沧浪乡志》一折，摘出其中各种字句，指为狂悖，并称已经命属员查明有关人员住址，秘密到各家搜查审讯；又将刊刻志书的高治清父子的生员、监生资格革除，将作序的教授翁炯解任，押解来省对质审讯，等等。这件事办理得太过分了。外间刊刻的书籍，如果确实有违碍、不法的言语，自然应当搜查严办。如今阅看李世杰奏折中签出的书中文字，例如“幕天席地”，本来是刘伶《酒德颂》中的成语；“玉盏长明”是指佛灯而言，沿用这种说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能视为悖妄？书中所说的“曾王父”，也不过是拘泥古语的过错；他们名字中有叫“弘远”“弘开”的，更是乡间愚民无知，不值得深责。如果都按照违悖论处，那么从前的赵弘恩、陈弘谋等人又该怎么说？至于书中“德洋恩溥”“运际升平”等话，都是颂扬之词，该巡抚也一概签出，难道歌颂盛美也触犯例禁吗？哪有这样的道理？书中这类情况多得数不胜数。各省查办禁书，如果都这样吹毛求疵、错误地加以指摘，将使人如何措手足呢？这件事总的原因是李世杰不通文理，以致办理拘泥而失当到这种地步。对于这类字句上的细小瑕疵，朕从来不肯故意深究；所谓“不为已甚”的一贯心愿，天下人都是共同听见、看见的。李世杰为什么没有领会这一点？本案《沧浪乡志》完全不必查办，刻书、作序以及与案件有关的人员，都着加恩宽免，一律省释；并将此旨通行传谕各督抚知悉。钦此。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奉上谕：军机大臣等，昨天据李世杰奏报查办《沧浪乡志》一书，其中签出的文字种种失当，朕已经详细谕知，命他不必查办了。这类书籍不过是无知乡民杂乱拼凑而成，不能同蓄意违悖者相比，何必过分吹毛求疵？李世杰即使不通文理，也应留心检查阅看，却任由庸劣的幕友、属员错误地加以签摘，以致拘泥失当，扰害百姓。如果办理地方事务都像这样草率而漫不经心，怎么能够胜任封疆大任呢？着在遇有奏事机会时传谕让他知道。钦此。

译方国泰收藏《涛浣亭诗集》案 安徽巡抚谭尚忠折奏。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安徽巡抚臣谭尚忠跪奏：查歙县知县杨祈迪查出该县已故岁贡生方芬所著《涛浣亭诗》，其中有许多狂悖言语。方芬的元孙方国泰把书藏匿而不自首，前任巡抚臣农起会同督臣萨载恭敬折奏，奉到朱批“只可如此”，谨此遵照办理。臣于四月初二日到任后，查核原案，担心该犯或许还藏有其他违碍书籍，当即率同布政使国栋、按察使吕尔昌、署安庆府知府沈元振，再次提讯详细审问。该犯坚决供称与以前一样，反复追问也说没有另行藏匿的事情，似乎没有隐瞒。臣等审得，歙县查获方国泰隐藏其高祖方芬《涛浣亭悖逆诗集》一案，情由如下：方国泰籍贯歙县，曾经读书；他的五世祖方芬是本朝岁贡生，生于明天启年间，死于康熙二十九年，著有《易经补义》一部、《涛浣亭诗集》一本。他的七世祖方有度著有《陛辞疏草》一本。方国泰在学政考试时，把《陛辞疏草》《易经补义》两书呈出，以表示一家有孝友之德，请求赐匾奖励。当即命县查出方芬《涛浣亭诗》中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鸟啼新。又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又兼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句，语意狂悖。审问方国泰，他供称：《涛浣亭诗》是他的五世祖方芬所著，不知道什么时候刊刻，遗存在家中，只有这一部。诗中悖谬之处，因为是祖先所写，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实在不能指出作诗的本意。至于诗下注有“避寇”字样，幼年时曾听祖父说过，康熙初年有福建盗贼来攻徽州府城，全家逃避，等官兵将其讨平后才得以回家；所谓“避寇”，想必就是指福建盗贼，等等。臣查阅该府、县志，记载康熙十三年福建盗贼罗其熊等攻城，被将军额楚、巴等击退一事。这样看来，该犯所说“避寇”确有依据；诗中狂悖的语意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已死而难以指出，但先前奉行的谕旨规定，凡收藏违碍悖逆书籍的人，都命其及早呈缴，并免予治罪。前任巡抚臣已经宣布圣上的恩德，通行告诫所属遵照办理。该犯读书识字，既然把祖上所著《陛辞疏草》《易经补义》呈上，请求奖赏，却唯独不呈出《涛浣亭诗集》，其有意藏匿已经显而易见。再三驳问，他说：《易经补义》《陛辞疏草》是有经世济民的学问的，所以呈出来，好让人知道我祖上有人；《涛浣亭诗集》只不过是几篇吟咏诗句，无关紧要，因此没有呈出。如今承蒙指问，说我有意隐藏，我实在糊涂，该死，没有什么可辩解的，甘心认罪。查方芬曾列名成均，享受朝廷俸禄，受圣化沐浴，竟敢丧失良心，放肆狂吠，实在天理不容、神人共愤。该犯虽然早已伏受冥冥中的惩罚，仍应请将方芬刨坟戮尸，以彰显国法。方国泰是方芬的元孙，已经相隔五代，虽然不知道方芬作诗的本意，但既然认识文字，难道会不知道诗中语句悖逆？竟敢把诗集藏在家中，隐匿不报不缴，法律所不能容。方国泰应依大逆罪知情藏匿者斩刑律，拟判斩立决。方芬的儿子方盟、方玥、方佩，同孙方焘、方振宇、方熙都已经去世，此外没有应当实行缘坐的人。搜查诗集的雕版，以及方国泰本人和同户、同族人等处，确实没有遗存。在所属各坊肆继续查找，也没有发现这部诗集流传。臣担心各属搜查不尽，或许还有遗本，现在严令切实查缴，并移咨各省一体详细查办，务必使这些狂吠的诗词全部销毁干净，不让它们危害风俗人心。所有臣审明后拟议的缘由，理应会同两江总督臣萨载联名恭敬奏报，并缮写供单恭呈皇上御览。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日。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奉朱批：交该部议奏。钦此。上谕：“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圣治门》卷二十四。”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谭尚忠奏报歙县已故贡生方芬所著《涛浣亭诗》语多狂悖，以及其元孙方国泰藏匿而不自首一案，请求将已故方芬刨坟戮尸，将藏匿诗集的方国泰依大逆罪知情容隐律拟斩决，等等。这样的办理实在失当。据称从方芬诗集中查出“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鸟啼新；又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又兼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句，虽然含义隐约，但有厌弃清朝、思念明朝的意思，固然属于狂悖；不过这也可能是书生遭遇兵火、迁徙逃避时发出的不平之鸣，不能同公然毁谤本朝相比。方芬年老而只是贡生，贫困无聊、抑郁不得志，诗中有些牢骚罢了；何况此人已经死亡，朕不愿把事情做得太过分。如果这样就定为大逆之罪，那么杜甫诗集中穷困愁苦的语句最多，孟浩然也有“不才明主弃”的句子，难道也可以说是悖逆吗？这类失意之人在民间私自吟咏的很多，如果一定要逐一吹毛求疵，用法律绳之以罪，那么诗歌本来是用来表达志向的，反而会使人人自危，他们将如何措手足呢？从前查办河南祝万清家祠匾额、楹联以及湖南高治清所刻《沧浪乡志》时，吹毛求疵地追究字句，办理得过于严苛，朕已经多次降旨通谕各督抚，不得拘泥文字、牵强附会，有意苛刻求全，难道谭尚忠没有听说过吗？本案着交刑部，就依照这道旨意另行审核拟定后具奏。如果方芬诗集中另有不法字句，不只是折奏中所说的这些，而该巡抚没有摘录，或者有不敢陈奏的地方，也着刑部详细查明，再行核办请旨。如果没有其他不法字句，就可以不必办理。朕凡事不愿做得过分，难道对于语言文字反而要过度推求吗？各省督抚尤其应当体察朕意，将此旨通谕内外，使天下知悉。钦此。

译回民海富润携带回字经及汉字书五种案。广西巡抚朱椿折奏　军机处档 广西巡抚臣朱椿跪奏：为查获回匪，恭敬折奏报告。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一日酉时，据桂林府知府贵中孚禀称：奉旨查缉匪徒，如今在桂厂发现一人，起初蓄有辫发，形状像还俗的僧人，询问得知他名叫海富润，是广东崖州三亚村的回民，游学已有九年；头发因患病脱落，刚重新蓄留，还没有长长，等等。查他的行李箱中有抄录的回字经二十一本，据他说，有的是自己抄的，有的是买来的，有的是别人赠送的。至于其中有没有违碍内容，无法识别。又有汉字书《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本，《天方字母解义》一本，《清真释疑》一本，《五功释义》一本，《天方三字经》一本，都是江宁回人刘智所著，袁国祚等人在乾隆四十年及四十三年等年刊行，雕版是袁氏家藏的。这些书的大意，都是颂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的言论。其中《至圣实录》已经属于僭妄，而且由本朝人翻译刊刻，却不知道对庙讳、御名恭敬避讳，狂悖之处很多。严厉审讯海富润，他供称：乾隆三十九年从原籍出发，先后经过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省；除了安徽没有人传经外，其余地方都有传经、供给饭食的人。他在陕西的大荔、渭南等县停留的时间最长。所携带的汉字书，是乾隆四十六年从陕西回到汉口时，住在礼拜寺、开帽店的同教江宁人袁二赠送给他的，等等。两司也据此作了同样的禀报。臣查，回字经二十一本，臣无法辨识；汉字书五种，确实有许多狂悖荒唐之处。而且该犯从陕西返回广东，恐怕是甘肃逃漏在外的回民逆党，更应逐一追究，严加治罪。臣现在提犯审讯，并飞咨该犯原籍广东省，查明有无不法字迹；同时咨文江南及各省督抚，查缴上述书籍的雕版，解送京城销毁，并咨文缉拿翻译、刊刻、散布以及著书、赠书的各犯，审拟治罪。谨将搜获各书缮写清单，恭呈皇上御览。所有查获回匪的缘由，理应恭敬折奏，由驿站驰送。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三日。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附：查出海富润携带回教书籍清单。军机处档。广西巡抚臣朱椿跪奏：谨将查出回民海富润携带的回经书籍开列清单，恭呈皇上御览。现开列如下：《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本 《天方字较解义》一本 《清真释疑》一本 《五功释疑》一本 《天方三字经》一本 以上各书都是汉文版本。《特直威德》一本 《古利寺拖纳》一本。《老宿凃勒木算经》一本。《胡特布》一本。《包特那扎经》一本。《已而沙得经》一本。《雪而福》一本。《而挖弥勒》一本。《孩儿喀意革》一本。《白亚泥经》一本。《满蓼经》一本。《哨经》一本。《儿喀叶得经》一本。《射而暇目尔脊》一本，已破损。《杂学得而哇忒经》一本，已破损。《本兴妈特经》一本，已破损。《杂学》一本，已破损。《纂查泥经》一本，已破损。《费格黑墨思殴得经》一本，已破损。《特补色耳经》一本，已散失。《委喀夜经》一本，已散失。以上抄写的回文经书，新旧、大小合计二十一本。其中有无违禁内容，因不能识别，根据该犯的口音，译用汉字记下书名，现一并陈报。两广总督巴延三的奏折。军机处档案。两广总督臣觉罗巴延三跪奏：为奏报此事。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接到广西巡抚朱椿的咨文，称据桂林府知府贵中孚查获回民海富润，搜出汉字书五种，言语多狂悖荒唐，已经摘录签出，恭敬地写成奏折具奏。海富润是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据他供称，家中有父亲、祖父、叔父、侄子、兄弟。该犯于乾隆三十九年四月间，在广东省城礼拜寺跟随马尚仁读经。五月间，应当立即用飞咨查办。臣查海富润携带狂悖经书，往来各省游荡，该犯家中必定还有不法字迹；他的父祖叔侄兄弟在籍期间是否聚众诵经、煽动蛊惑、诓骗钱财，也必须彻底追究。于是密令雷琼道率同琼州府亲自前往崖州，在海富润家中严密搜查，将搜出的字迹连同各犯及其家属押解到省审办；同时命按察司景禄督同广州府丁尹志等到省城礼拜寺，严加搜查、审讯。马尚仁先前收留海富润在寺中，教他读的是哪种经典，是否聚众引诱他人？随后据该司等禀报：寺内查出回文经书一百五十三本、汉字旧抄药方二本、汉字《四书》五本、汉字《千字文》一本、汉字《三字经》一本、汉字《初学诗》一本。逐一详细检查后，均不是违禁书籍，此外也没有其他不法字迹。马尚仁已于乾隆四十三年因病去世，寺内事务交给脱景文接管；乾隆四十六年脱景文又去世，现由保廷艺接管。询问保廷芝，据他供称：寺内是回民诵经礼拜的地方，外来的回民中，形迹可疑者原本不予收留；只有本省回民愿意在寺中诵经礼拜，或闲居住宿。乾隆三十九年，有崖州回民六人，其中海姓四人，一同到寺中请求马尚仁教读回经。马尚仁留他们住了数月，海姓四人中他只认识海玉润一人，是否有海富润在内，他确实不知道。马尚仁有个儿子叫马文珍，住在家中，等等。该司等又到马文珍家搜查，并没有经卷及违禁书籍。据马文珍供称：因两腿残疾，从未读书，也没有进过寺。海富润以前是否到过寺中，他确实不知道。再向保廷芝质问，确认并非捏造。现已命崖州拘提海玉润到案，追问确实供词，并继续追查同行五人的下落以及其中是否有海富润，另行详细报告等情；连同抄出的经书一并解送前来。除将经书封存外，等雷琼道克星额等搜查海富润原籍崖州是否有不法字迹，再将犯属押解到省严审真实情况，另行具奏。连同前后抄出的经书一并解送有关衙门之外，所有臣接到咨文后查办的缘由，谨先据实由驿站奏报。伏乞皇上明鉴。至于广东巡抚印务，现由臣暂时署理，不必会衔，特此一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译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已有旨意了。”谨此。皇帝谕旨。军机处档案、实录。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谕：据朱椿奏报查问回民、搜获书籍、现正严办的一折中称，据桂林府知府贵中孚禀报，查获广东崖州回民海富润，搜出他抄录的回文经二十一本，以及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乃江宁回民刘智所著。书中大意，多是推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该犯供称书籍是陕西回民袁二赠给他的，已经咨令各督抚查缴这些书籍，恐怕是甘肃省漏网的逆党借此煽惑人心，目前正逐一严加追究，准备从重定罪等语。所办实在过分。甘肃苏四十三一案，是回教中的新教，也就是邪教，如今已经把根株全部办尽。至于旧教回民，各省都有，在陕西以及北方各省居住的尤其多。他们平日诵读的经典，也是世代沿袭的旧本，并没有真正诽谤毁谤、明显悖逆的言语；况且朱椿现在摘出的书中文字，大多不过粗俗鄙俚，不能竟然指为狂悖。这些回民愚蠢无知，各自信奉自己的教派，如果一定要苛细地用国法约束他们，将会造成无穷的扰乱。何况去年甘肃逆番滋事，是新教与旧教相争而引起冲突，并不是借经典煽惑人心。朱椿难道竟不知道这些吗？朕办理各种政务，不肯稍有成见；如果确实有悖逆狂妄的字迹，自然应当依法严惩，绝不稍加宽贷。若像这类回教书籍那样牵强附会其文辞，苛刻求索字句，实在很不符合朕不愿把事情做得过分的本意。此事立即传谕朱椿及毕沅等，完全可以不必办理。今后各省督抚遇到这类鄙俗书籍，也都不必查办。将此一并传谕知悉。谨此。军机处奏报。军机处档案。臣等遵奉圣旨，将朱椿奏报搜查回教经卷案件中为《至圣年谱》作序的人目前是否任官，交吏部查核。现据吏部回复，只有赛玙一人曾任四川珙县知县，已经因事于乾隆二十三年革职；至于俞楷等五人，并未列入仕籍，理应奏报。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军机处奏报。军机处档案。臣等遵奉圣旨，将朱椿奏报回民海富润携带的各书详细检查，尚无违禁字句。至于所有作序的人，除赛玙一人已经在书中刊明曾任四川珙县知县外，其余人员列单另交吏部查明是否任官，再行请旨办理；现将拟写的谕旨进呈。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至圣年谱》中。赛玙，原任四川珙县知县，是否已经去世？刘知，江宁人。改绍贤，江苏华亭人。马士芳，陕西咸阳人。袁国祚，江宁人。《五功释义》中。俞楷，东阳人。江南提督保宁的奏折。军机处档案。江南提督义烈公臣保宁谨奏：为奏报此事。本年六月初五日申时，据华亭县知县林培由当面禀报，奉江苏巡抚闵鹗元行文，准广西巡抚朱椿奏报，查获回匪海富润、搜出逆书一案中，有华亭县人恂斋绍贤为书作序，已一并严密查拿。当即在县境内广泛秘密访查，并没有名叫恂斋绍贤的人。只是访查得知，提督衙门刑房有一名书办，姓改名筠，号恂斋，字绍贤，是华亭县人，与来文中要查拿的字号相符，不知是否就是此人？现禀请发文讯问。臣查该书办改筠既然字号相符，即将其拿获，交给该县林培由严加审讯，并命该县秘密迅速前往此人家中查抄，若有其他不法书籍、字迹，即解送苏州审理；同时飞咨江苏巡抚闵鹗元查办。理应恭敬地写成奏折奏报。伏乞皇上明鉴。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六日。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不应办理，早已有旨意了。”谨此。江苏巡抚闵鹗元的奏折。军机处档案。降为三品顶带留任的江苏巡抚臣闵鹗元谨奏：为钦奉谕旨恭敬地写折复奏。臣于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接到上谕，得知朱椿奏报查问回民海富润一案，搜出汉字回经、《天方至圣实录》等书五种，文字多狂悖，已经移文起取各书板片，并查拿作序的恂斋、改绍贤等人办理；臣当即飞檄江宁、松江等地查获，解送苏州审办。臣已于本月初九日将正在查办的缘由恭敬地写折具奏在案。现在拜读谕旨，仰见圣主以兼爱天下为怀，仁德如同天地，士农工商等臣民无不共同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臣谨遵圣谕，立即命令将已经拘捕的人全部释放，让他们各自安业；书籍和板片仍分别发还本人，并张贴告示晓谕，不许胥吏借端滋扰。对提来审讯的安庆营都司胡世雄，也立即发咨说明不必解来审问。所有遵旨释放的缘由，理应恭敬地写成奏折，由驿站奏复。伏祈皇上明鉴。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奉朱批：“你先前的办理实在过分，不明白事情的体要，你不应当这样不同于朱椿。”谨此。皇帝谕旨。军机处档案。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谕：据谕巴延三奏称，接到广东巡抚朱椿咨文，查获回匪海富润，搜出汉字书五种及回文经卷，并已搜查海富润原籍，押解人犯到省，目前正在审问等语。此案此前据朱椿奏报，因为查明是回民世代沿袭的旧教经典，没有悖逆言语，已经降旨命令不必办理，并传谕各省督抚不必查办。想来巴延三尚未接到前次旨意，所以才有此奏。传谕巴延三，即遵照前旨，不必办理。就这样，将此谕令他知道。谨此。军机处奏报。军机处档案。查本月初三日朱椿奏报，拿获回民海富润审办的一折，已经奉到寄信谕旨，命令不必查办。现在巴延三所奏的就是此案。臣等谨拟写寄信给巴延三的谕旨，进呈。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译皇帝谕旨。军机处档案、实录。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奉上谕：今天据萨载奏报，接到广西巡抚朱椿咨文，称在拿获回民海富润一案中查拿改绍贤等三名犯人，随即转令查办，解送江苏巡抚审讯的一折，所办实在不对。此案海富润抄录了回文经卷及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书中的大意多是推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回民持诵这些经典，自唐宋以来早已流传中国，如今沿袭旧本，对回民来说都已家喻户晓，并没有诽谤毁谤、悖逆的言语。既然回民各自信奉自己的教派，就同现在的僧人、道士、喇嘛没有区别，怎么能把这些人全部治罪、把书全部烧掉呢？此案先前朱椿奏到后，朕已经接连降旨，通告各省督抚不必查办；萨载接到朱椿的咨会后，却不权衡事情轻重，立即飞檄各属，将改绍贤等人搜查、押解、审讯。这样张扬办事，实在不是大臣诚心任事的道理，确实可鄙可笑。萨载长期任封疆大吏，在督抚中还算老成练达、明白事理的人，却也同初任巡抚、遇事茫然无主见的朱椿一样，难道不知惭愧吗？地方大员遇到奸民倡立邪教、蛊惑众人、聚敛钱财的事情，自然应当尽力严查办理，务必肃清根株，以消除对风俗人心的危害。至于回教民人，各省都有，不仅西北各省居住者本来就多，即使江省一带零星散居的，他们的饮食起居也都和平民相同，只不过不吃狗肉、猪肉罢了。如果把传习经卷同邪教悖逆书籍一概查办，那么安分守法的回民反而会手足无措。况且从前山东王伦以及甘省王伏林等滋事违法的回民中，就有首先奋勇作战的人；即使是去年苏四十三一事，旧教回民倡导义举、率领众人协同官兵剿捕，立了功劳，朕还多次给予奖赏。朕把回教民人都看作自己的赤子，各省督抚怎么能够把他们区别对待呢？现在此案中被查拿的改绍贤等人，虽然萨载已在奏折中说明，已经遵旨全部释放，书籍板片也立即发还，并应当出示详细告示晓谕回民，务必各自守分守法、安居本业，不要使他们惊惶受扰。但是，各省督抚如果因为有此旨意，便因噎废食，以致地方上确实属于邪教的重大案件，也借口慎重而姑息养奸，竟然不予办理，那就是误解朕意、不明事理；将来一旦发觉，恐怕不能承担自己的罪责。将此谕通告中外，使大家知道。谨此。戴如煌《秋鹤近草》案。河南巡抚李世杰的奏折。军机处档案。河南巡抚李世杰跪奏：为图谋诈取职官、诬告悖逆一案已经审明定拟，请旨办理。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据光州知州陈文纬禀报，有湖北黄陂县人、寄居河南固始县的胡元杰呈首，称商城县知县戴如煌所作《秋鹤近草》中有《登平台》一首，词语悖逆等情。陈文纬在堂上查核，诗句并没有违碍之处，随即驳斥诘问该犯。该犯亲笔写出一张诗句解释，文字支离牵强，实在狂悖不法。于是驰赴固始县，督同该县谢聘，亲自到胡元杰家逐一检查，没有查出违禁书籍及其他不法文札。现在押带该犯，并飞调商城县知县戴如煌一同到省，听候质讯；同时将戴如煌所作《秋鹤近草》一本以及胡元杰亲笔写的诗句解释一纸，禀报给臣。臣随即详细查阅，戴如煌所作《登平台》诗一首，不过是吟咏古迹，胡元杰却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实在令人发指。于是飞令该州迅速押解人犯，并檄令商城知县戴如煌到省，命藩、臬二司督同开封府知府蒋果、光直隶州知州陈文纬、祥符县知县何如钟等审明定拟，将供词解送前来。臣又亲自加以审讯。胡元杰原籍湖北黄陂县，迁居固始，以教蒙童维持生活，曾与另案中诬告祝万青等人聚会诵经而被反坐拟遣、后来病故的革生萧芳相交。乾隆四十六年间，萧芳把商城县知县戴如煌刻印的《秋鹤近草》一本送给他观看，胡元杰收藏在家。今年正月间，胡元杰失去教馆，闲居无事，偶然翻看戴如煌刻印的诗稿，见其中有《登平台》一首，引用了“北口囗火”“南渡旌旂”等字句，该犯便因失馆无聊而起意讹诈，指称此诗暗藏叛逆，前往光州知州陈文纬衙门首告。陈文纬查看诗句，并无违碍之处，便加以驳斥诘问。该犯随即在堂上逐句注解此诗，大肆狂妄叫嚣。陈文纬亲自到该犯家中逐一搜查，没有查出不法书籍、字札等物，便禀报押犯赴省。臣严令藩、臬两司督同开封府等审明定拟，详细解送前来。臣认为胡元杰不过因失馆而贫困忧愁，想要讹诈，为什么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拿叛逆罪名陷害别人？恐怕他平日另有愤懑狂悖的著作，因此精神错乱、自取罪责；或者另有挟私报仇、企图陷害他人的情事。于是又加以审讯，据他供称，确实只是想要讹诈，料想所首告的事情不重大，不能借此胁迫官员，多弄到银钱，所以丧心病狂，妄加注释；起初没有料到该州立即禀报办理，实在死有余辜。此外没有其他狂悖著作及挟仇图害的情事。反复追问，他始终不改口，似乎没有隐瞒。查条例载明，举告诗文悖逆，如果只是字句失于检点、近似可疑，并无确实迹象，就以被诬告的罪名反坐，依法 反坐。又按条例载明：“诬告叛逆而案件尚未定决的，拟判斩刑，监候执行；其妻子、财产等不牵连治罪。”现在胡元…… 杰因贫困而图谋讹诈，借戴如煌的诗句牵强附会地解释，肆意作悖逆之说，实在属于不法。如果依条例只拟判斩刑、监候执行，不足以掩盖他的罪过，应请皇上降旨立即正法，以昭示严明的警戒。戴如煌刻印的诗章没有违碍，赠送诗本的萧芳已经在另案中拟判遣戍，且已身故，均不必再议。理应另行缮写供单，连同胡元杰亲笔注解逆词的一纸以及戴如煌《秋鹤近草》一本，一并恭敬呈请皇上阅览。伏乞皇上明鉴，敕令有关衙门核议回复施行。谨奏。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译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奉朱批：“交三法司核议定拟，迅速奏报。”谨此。楼绳等呈首《河山氏谕家言》及《巢穴图略》案件。浙江巡抚福崧的奏折。军机处档案。浙江巡抚臣福崧跪奏：为奏报此事。臣接到署理义乌县知县程嘉●的禀报：监生楼绳等呈首，说他们已故父亲、捐职州同楼德运自行编写的《谕家言》和《巢穴图略》各一本，其中有违碍字句。他们多次请求修改，楼德运任性而不答应。今年正月二十一日，楼德运病故，他们便把原书及板片首缴到县。查阅书中多有荒谬之处，于是会同教谕来学谦、训导章光晋，前往楼下庄、河山庄，把楼德运居住的房屋逐一实地勘查搜检，没有发现其他违碍书籍和字迹。现将原书由府送交司署转呈等情。又据署理藩司德克进布将上述书本禀呈前来。臣亲自详细检阅，查楼德运居住乡村，家境颇为温饱，捐纳了州同职衔；所作书中，是房屋图式和居家鄙俗的言语。只是因为他的祖父、父亲都曾捐得封典，便把供奉敕轴的处所称作“敕命官”，又在各块匾额中妄用“协坤”“承乾”“龙蟠虎踞”“日本月底”“日方升哉生明”等字句。而所载诗文中，有“胥宇发祥，式廓丕基，振振公子，姒氏遗风，小星中官，暨世事人心，大大非今，信楚狂歌凤兮”等语；又在其母画像的赞语中使用“拱服垂旈”，在自己的画像中称“实顶龙”等字样。而且恭逢庙讳、御名，也不知道敬意避讳。他丧心病狂，情节和罪行实在重大，还恐怕另有其他不法著作隐藏而未缴出。当即命令衢州府知府恩明、金华府知府张思振星夜前往该处严密搜查；同时命令提取楼绳等人到省确实审讯。现在据藩司盛住、臬司孙栝将先行提到的楼绳等各犯的口供具禀呈报前来。臣又亲自提审并率同严加审讯。据楼绳等供称：他们的父亲楼德运因居住在河山庄，别号河山，生有十二个儿子，性情喜欢夸张，喜好营造房屋，平日没有其他著作。乾隆三十六年因家中遭火灾受到惊吓而改变性情，三十年自作《河山氏谕家言》一本，都是治家的言语。四十年雇请工匠宣茂发等人刊刻。四十五年又作《巢穴图略》一本，因为凑不够刊刻费用，便把现住房屋以及想建而尚未建成的房屋，预先拟定堂名、匾额，绘成图样加以铺陈夸饰，仍雇宣茂发等人刊刻印刷。楼绳等见书本和匾额中的字句多有违碍、难以解释，曾多次向父亲阻止；该犯却说所引用的词句都是经书成语，而且是遵奉君上教导子孙做好人的意思，反而斥责他们，固执不听。楼绳等见书中有“迭沭君恩，末由报，惟愿我皇万万春”等句，原本是感恩戴德的话，便没有再次阻止。到了今年正月间，他们的父亲在病中嘱咐家事，楼绳等又提到此书，该犯回答说：“你们既然怀疑，任凭你们呈首缴出。”后来父亲于正月二十一日去世，楼绳等就在二十六日将书本、板片呈首。至于书中作序、作诗的人，他们只知道吴彭年、龚蛟腾是本县已故贡生，徐云台是永康县人；吴彭年有儿子吴家，龚蛟腾有孙子龚怀沔，现在都务农；其余的人都是他们父亲自行编造的，实际上并没有这些人，等等。再三审讯，他们始终坚称父亲确实是无知妄作，实无悖逆的其他情由，始终不改口。又据委员衢州府知府恩明、金华府知府张思振禀称：遵命前往距义乌县城二十五里的楼下庄查勘，楼德运所住房屋与原图大致相符，只是门外没有旗杆，台阶高仅一二尺，房上也没有飞檐；匾额字样有的用砖刻砌，有的用墨书写，墙壁都与原图相符。相距二十里的河山庄，现有两所房屋尚未建成，与图样不符；逐一详细搜查，确实没有藏匿禁书及其他不法字迹等情形。据此，臣查楼德运不过是乡村小民，却妄自撰述，恭逢庙讳、御名而不知道敬意避讳；又因为居住在河山庄，竟敢自号“河山主人”；还以楼姓是夏禹之后，在匾额、诗句中擅自写入“明德遗徽，流夏演天潢体先王先圣”等字句；此外在一切地方任意混杂书写，均不是臣下和庶民所可以引用的语句，狂妄悖谬不法到了极点，不能因为他的儿子自行呈首就稍加宽纵。现命令将楼绳等收押，革去职衔、衣顶，并将该犯家产严行查封，拘齐家属，提取案件中有名的人犯以及房族、保邻，再行确实审讯、严加追究，依条例定拟，另行具奏。同时将分送出去的书本查收销毁；所有首缴的原书，现粘签恭敬呈请御览。臣谨会同闽浙总督臣富勒浑、浙江学政抚臣窦光鼐恭敬具折奏报，伏祈皇上明鉴。谨奏。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二日。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朱批：“已经有旨意了，完全可以宽免。”谨此。皇帝谕旨。军机处档案、实录。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福崧等奏报查办义乌县监生楼绳等呈首其已故父亲楼德运自行编写的《谕家言》和《巢穴图略》各书中有违碍字句一折。折中说：楼绳等因书本、匾额字句多有违碍，曾多次向父亲阻止，父亲执拗不听；等父亲病故后，楼绳等立即将书籍、板片呈首。现已将楼绳等收押，革去职衔、衣顶，查封该犯家产，拘捕人犯严加究办等语。所办未免过分。楼德运妄自撰辑，字句多有违碍，如果他还在，自有应得的罪责；如今他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楼绳等知道其中有违碍，先前多次加以阻止，父亲执拗不听；等父亲一去世，楼绳等立即自行呈缴书本、板片，可见楼绳等本来知道畏惧法律，自然不必治罪。除将缴出的书本、板片销毁外，楼绳等都加恩宽免；与案件无关的人犯一律释放。将此折一并发下。谨此。

译第八辑。杨淮震投献《霹雳神策》案。山东学政谢溶生的奏折。军机处档案。山东学政臣谢溶生谨奏：为据实奏明此事。臣东省士人的习气强悍，久已在圣明洞察之中。臣离京时跪听圣训，内容精详周密；到任以来，时刻敬畏遵守。凡在各府考试、赴学讲书、点名发落、接见教官士子时，都恭敬谨慎地宣布圣谕，反复告诫再三，勉励他们读书守分、遵从教化而心怀刑法，务必改变粗暴习气，以仰副皇上整顿、培养士习的深意。臣受命任事后，立即访得泰安府所属东平州有展姓一门，本来信奉回教，又有很多武生，依仗势力、好强争讼，过去曾经犯法，颇不安静。于是秘密发札命该州查访。等臣在兖州考试时，又听到传闻，说展姓兄弟有互相指控、窝藏马朝柱的话，正想查办。随即据该州李时叶禀报：因为革生展昌杰与堂兄、告顶武生展昌锦争夺产业而打官司，已有十多年，屡经判决了结。现在展昌杰又想控告展昌锦，得知对方在路上阻拦，途中相遇发生扭打，两人各自捏造窝藏逆犯等浮泛言词，互相攻讦，企图倾陷对方。展昌锦在营兵巡逻道路上被拿获，该州审讯后拟议罚缴银两，具禀报到臣。臣查展昌锦好好打官司、惹是生非，本来就不是善类，正是臣先前命该州访查的人。如今又在通衢大道上扬言窝藏重大逆犯，虽审讯没有实据，却动辄夸大案情，惊骇视听，自应详细研究，严加惩创。该州只拟罚款办理，实在不妥，于是批令重新详细审讯，依法审拟，或可惩罚一人而警戒百人。又臣考试回到省城那天，德州知州宫懋让进见，臣问到生员、监生是否安静，他说十天以前曾有生员杨淮震献书，书名叫《霹雳神策》，全是讲制造炮火的事情。该州当面审问此生，言语狂乱，像是疯癫，因此又传讯杨淮震的亲属，众人都供称确实是疯病。该州查看书中尚无其他言语，便将书烧毁，并命他的亲属严加拘禁等语。臣听后十分惊骇，仔细思量，他所献书中涉及炮火，关系非同小可，怎么可以不彻底追究，便仓促了结？于是秘密命令该州拘提杨淮震审问他为何起意献书。该州虽然审定他是疯病，已经把书烧毁，但是否确实疯癫，以及他家中是否还存有其他抄本，都务必立即严查追究。等审阅时不得有丝毫轻纵，任凭他隐讳、捏造。臣等候该州复文到达后，再加查核，依条例办理。总之，东省士人的习气不受训导，已经习以为常。臣仰遵圣训，专心整顿，固然不敢苛刻挑剔以滋生事端，难道又能姑息养奸吗？何况臣只是一个寒微之人，仰蒙皇上特别知遇，破格提拔，受恩深重，更非寻常可比。臣早晚发誓，唯愿事情都依据事实办理，绝不忍心稍有隐瞒粉饰，以欺骗自己而欺骗君上。现将微臣正在查办两案的缘由，据实一并陈明。伏惟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谨此。河东河道总督兼署山东巡抚白钟山的奏折。军机处档案。河东河道总督兼署山东巡抚臣白钟山谨奏：为奏报此事。臣先前在省城访闻，得知德州学生员杨淮震到德州知州宫懋让衙门呈献书本。该州原已详细报告，臣随即檄令取来此书。该州将原书送来供阅，书已破旧，是抄本，所说全是设置、制造炮位及演放花炮的方法，其中夹杂有不合常理的话。随即命布政、按察两司飞速提解杨淮震，并调该州官员来省严加追究。此书从何人处得到，他到州衙呈献的意图是什么？等审讯明确、情由详细报告到达之日，臣再会同学政按律定拟情罪，另行具折奏报，并将原书恭敬呈请御览，请旨遵行。以上之外，谨先恭敬具折奏闻。伏乞皇上明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朱批：“阅悉。此事是因为谢溶生先奏过，你才开始奏报，可以说是在取巧，以后不许这样。”谨此。河东河道总督兼署山东巡抚白钟山、山东学政谢溶生的奏折。军机处档案。河东河道总督兼署山东巡抚臣白钟山、山东学政臣谢溶生谨奏：为请旨办理此事。查德州生员杨淮震到州衙呈献书本一事，已经一面发交有关司署审查，一面奏报在案。现在据布政、按察两司审拟呈送前来，臣等查核其供词：杨淮震在丙辰科乡试中曾列入荐卷，因三场考试违反规定而未能中式，懊恨成疾，时而发作、时而停止，乡里人称他为疯子，不与他来往。乾隆七、八年间，直隶枣强县有已故民人魏杰在德州出卖旧书，杨淮震因购买《史记》等书，熟识后偶然看见一本抄写的旧书，上面有火炮的各种方法，便自行认为是罕见奇书，又用货物抵换下来收藏在家，妄想通过献书记录功劳，得到一点升进。今年十一月二十日，他照抄后到州衙投献。因为他的父亲生员杨方竹责骂他多事，杨淮震后悔了，随即到州衙请求销毁原书。该州宫懋让见他痴呆的样子，便把书烧毁，没有禀报。臣等访闻后命令查办，宫懋让立即亲自到他家搜查原本，随后查获并呈报入案。问他书的来源，是从已故民人魏杰处得到的。至于这本书的作者，确实不知道是谁所作。查书中虽然间或有不合常理的言论，但还没有悖逆之语。审问他献书的缘由，不过是执迷于错误见解，妄想求得一点升进，并没有其他意图。应当按照有关司署的拟议，依照把假借上书、花言巧语、企求得到任用者的法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今后杨淮震仍按生员不得上书进言的规定办理，违者革除生员资格。应依例革去生员身份并责打，命令其父杨方竹严加管束，不许他外出生事。其父杨方竹不知道献书的情况，请求免予议处。至于该州随后搜查原本并呈报一事，先前收到投献此书时就应当禀报，却不该听从该生请求，随即将书烧毁；容后另行咨报有关衙门，听候议处。原书已经破烂，不敢恭敬呈请御览，谨将誊清本连同原书一并具折恭进。是否妥当，伏候皇上训示遵行。谨奏。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译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谨此。朱思藻《吊时》案。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庄有恭的奏折。军机处档案。两江总督臣尹继善、江苏巡抚臣庄有恭谨奏：为奏报此事。今年江苏秋收歉薄，蒙受皇上深厚圣恩，频繁施行蠲免、赈济，多方救助，周到得无微不至。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不感戴皇上的仁德，同声祝颂的。哪里想到常熟县有奸民朱思藻，妄自产生怨恨，搜集《四书》中的成语编成时文，大肆诽谤。监生景如梓到官府呈首后，经该县车策审明，又由府、司复审，具禀报到臣。臣尹继善在苏州府督办赈济，命令提解朱思藻等一干人犯到苏州，会同臣庄有恭悉心审讯。原来朱思藻读书没有成就，略知文义，贫困无聊。今年九月间，该县突然遭遇风灾，米价昂贵。该犯于九月十七、十八两日，将《四书》中的语句凑集成文，题为《吊时》，文字多狂悖。他让邻居家的儿童周金宝代为誊清，又把草稿烧毁。到了九月二十九日，他的亲戚张世美来到他家，思藻向他夸耀并诵读前文，世美要求观看，思藻便交给世美带回，让他的儿子张振声另行誊写；振声代为抄写一纸，世美将它收在身上。十一月十一日，他到景如梓的庄上，向景如梓的伯母索要欠款。因为景如梓的催租人朱励清替他作保，他便到朱励清房中，从身边取出契约交付时，误将所藏的这篇文章一同带了出来。朱励清拿去看，景如梓的另一名催租人徐义方也在旁看见；恰好景如梓走来，也立即拿去看了，带回家仔细阅读，发现文词意旨狂妄悖逆，恐怕传播开来会招致牵连，于是将原文告发。又据该县起获周金宝抄写的文章，一并呈送给臣等，详细审讯。据各犯供认不讳，严讯朱思藻，确实是他一人编写，并无同谋。追问他编造这篇文章究竟出于什么用心，他说：九月间地方遭灾，米粮昂贵，认为地方官未必会详细上报，不能得到皇上的恩典赈济抚恤，所以把《四书》中的成语拼凑成文，用来发泄对时局的感伤之意。再三追问，他始终咬定不改。臣私下想到，我皇上真诚求得保全民众、爱护百姓的深切心意，以及忧虑百姓的迫切程度，实在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年来江省凡遇灾荒，立即反复施恩，不惜耗费帑金数千余万。朱思藻即使丧心病狂，怎能推说自己不知道？他生在圣明之世，竟敢以“吊时”为题，把“暴君汙吏”“长君逢君”“及有王者起，犹解倒悬”等语句拼凑成篇，侮慢圣言，张狂诽谤。对于这等张狂诽谤、狂妄悖法之徒，如果不赶快按法典正法，又凭什么惩戒恶俗、警醒人心？朱思藻应请旨立即正法。张世美虽不是同谋，但没有告发，反而还敢抄写传播，严重违犯法纪，应枷号两个月，重责四十板。周金宝、张振声听从抄写，应各枷号一个月，重责三十板。朱励清、徐义方虽然看过，却没有传抄，应免予议处。现谨将告发所得的原文照抄，附在奏折中一并呈递，恭候圣上鉴察训示。谨奏。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核定拟议，迅速奏报。钦此。

译林志功捏造诸葛碑文案。闽浙总督杨廷璋、浙江巡抚庄有恭奏报。军机处档案。革职留任的闽浙总督臣杨廷璋、革职留任的浙江巡抚臣庄有恭谨奏：为奏闻有关事项。本年四月十五日，臣庄有恭接到金衢严道金祖静、衢州府知府甘士瑞禀报：四月十一日，常山县知县张又泰赴郡禀称，该县于四月初三日差事办完回任，听说本县九都地方有林志功，平素患有疯癫，近来声称抄有诸葛碑文，于是秘密前往该犯家中搜查拿获。在该犯房中的《四书》内搜出底稿八纸，仔细阅看，言语多不合常理，但还没有悖逆句子。随即提取他的叔父林鸿瑞、儿子林常本，分别审讯。据供称：林志功自雍正十三年妻子相继去世后，因感触而发疯，医治不愈；乾隆二十二年、十一年等年，疯病更加严重，曾由前任县、府押送收管，解回锁禁，都有案可查。如今他已于本月初四日出门，说是要到玉山县妻父张宝臣家去。又提取邻保徐明远等人作证，供词相符，随即派属员查找拘拿。谁知该犯于初五日将所抄碑文语句扔进玉山县知县饶晋均的轿内，经玉山县查拿审究，查无悖逆情由；恰好接到关提公文，便将该犯递回查究，审明确属疯癫。又据该县押解犯人来到郡中，该道、府亲自提犯审讯，仍与常山县、玉山县两地的审供没有不同。现将起获的字迹先行禀送，以上情形谨此禀报。臣庄有恭查明，该犯捏造的碑文语句多不可解，其中恐怕隐藏着悖逆情由，借疯癫加以掩饰，或者另有煽惑诱导的情事，于是批示责令该县再次搜查，调取字迹，命令将所造词句逐一解释清楚，并查明是否有散布流传、书写张贴等情事；提集族人、邻保、亲属，一面查究确切情形，据实禀报，一面将该犯严加锁禁，并提取其叔林鸿瑞、儿子林常本，一同押解来省，亲自提讯确勘。臣杨廷璋接到该道、府禀报后，也立即批示责令两司提审，并用急文通知臣庄有恭就近审办。现于五月初四日，据常山县知县张又泰押犯来省，并禀称：复查该犯家中没有另藏悖逆言词，也没有散布张贴情事；现已取得族人、邻保甘愿承担责任的切结，又接到玉山县抄送所投字迹，带来禀报。臣庄有恭当即会同布政使索琳、按察使李治运，提集林鸿瑞、林常本及该犯林志功，悉心审讯。林志功原籍福建，自其祖父迁居常山县；幼年虽读书应试，但文理实在不通。他娶妻祝氏，生有两个儿子。雍正十三年，该犯二十八岁时，他的妻子和三岁的大儿子相继病亡；他昼夜啼哭，因此发了疯病，时常在人前说狂妄的话，说自己这样忠孝行善，竟然没有人保荐他做官。乾隆二十年，前任县令秦廷基听说此事，命属员收管。二十一年，该犯到前任知府林明伦的衙署，妄称与其同宗，被该府掌责后解回安置。他的叔父林鸿瑞因他惹事生气，把他锁在空房中；后来因他母亲怜悯，又把他放出来。二十四年十月，他又因修筑堤坝写词状到县里投递，县令张又泰仍将他押交保甲收管。谁知该犯疯病更加严重，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捏造了诸葛碑文，编成语句，时常在人前诵说，众人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大家都说是疯话，置之不理。本年三月，他听说圣驾巡幸浙江，竟想来杭州呈献妄词，求得官职。他的叔父林鸿瑞告诫家人严加防范，使他无法逃出。谁知四月初四日，他忽然说要到岳父家探望，偷偷到了玉山，初五日把所造碑文语句的一张纸扔进玉山县知县饶晋均的轿内，经过该县查拿审究而获。这时常山县知县张又泰差事办完回到衙署，也听说了此事，先到该犯家中全面搜查，在该犯房中的《四书》内搜出碑文底稿字迹八纸；一面派差役押交保甲跟随拘拿，听说已被玉山县拿获后，又立即关提到县，押解犯人到郡中。该道、府审讯取供，通报臣等；臣等批示责令抄取他投递的字迹，再加严密查问，务必查明捏造实情，同时将犯人带来省城候审。臣庄有恭亲自提犯确勘。现据该县张又泰复查，该犯家中没有另藏悖逆言词，也没有散布张贴情事，已押犯来省。臣庄有恭会同两司悉心审讯，命令他逐一解释所造词句。据供称，词句中的情节已经在所投词内逐一注明，并无其他解释。追问他为何捏造，他又说出种种荒诞不经的话。臣等恐怕他借疯癫掩饰，严加刑讯夹拷，该犯仍坚决咬定并非捏造，实是三茅君口授等语。查该犯痴心妄想，只希望得到官职，所造词语毫无文理，尚无悖逆情由；但他妄称诸葛，自比关王，情形近于妖言。查乾隆二十四年定例：制造谶纬妖书，传播使用以迷惑他人，传播未达到众人程度的，一律发往黑龙江、宁古塔、吉林、乌喇等地，给披甲人作奴隶，等等。林志功应按照制造谶纬妖书、传播迷惑他人而未达到众人程度的条例，解送刑部发遣。林鸿瑞虽不知道捏造的具体情由，但听到别人这样说，没有搜查后送官销毁，也有不合之处，应按“不应重”律杖责八十。他是生员，年已七十，照律收赎，免除革去生员资格。再者，林志功这一犯，臣等察看他的言语举动，确属疯癫；即使发遣外地，也不便任其散处各地惹事。能否将该犯留在浙江，严加监禁，等到病愈之日再另行请旨，完全出于圣恩，非臣等敢擅自决定。谨将查获、审讯和拟办的缘由恭敬奏闻，并另行缮写供单，连同搜获的字稿八纸、玉山县抄送的字稿二纸，敬呈御览。恭请皇上训示，命有关部门核议施行。谨奏。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交该部核定拟议后具奏。钦此。

译阎大镛《俣俣集》案。皇上谕旨：“军机处档案、实录、圣训、慎刑门卷一一五一。” 谕旨：据刘墉奏报，沛县监生阎大镛抗拒交粮、拒绝差役，诬告官员后逃走，后来被捕获；案件尚未结案。因其情形异常桀骜，随即查出该犯诗稿二纸，以及其祖父阎尔梅、伯父阎圻的稿本和阎尔梅犯罪时的一本文移，粘签进呈；又查该犯家中没有留下自己的诗稿，推想其情形，必定是悖逆言词，已经销毁，等等。阎大镛以监生身份抗粮拒差，情节很可恶，应按其应得罪名惩治，已经没有可以宽免的余地。至于查出的各项稿本，依朕看来，不过是愚昧卑陋、无知浅薄，还没有悖逆言语。如果牵连其祖父、伯父等人的诗文，便骤然以悖逆定罪，而先把本案作为轻罪处理，又不切实追究其烧毁诗文、销灭痕迹的缘由，这既不足以使本犯心服，议论此事的人也可能反而怀疑办案过于苛刻，不符合朕用法公平、务求实情的本意。而所谓销毁的话，也只是推测之词。该犯平日如果确实心怀悖逆，表现在笔墨上，即使本人事先销毁，天理也不能容他，决不会让他的罪迹完全无踪、轻易漏网。不是还有一二处没有销毁干净，就是仍有遗留在别处、从旁流出而败露的东西；这正是本案最紧要的关键。该督抚如果肯用心详细审讯，自然没有查不明白的道理。如果确实有悖逆本朝的迹象，就应严厉处置，以整肃刑法、惩治匪类。着将原奏抄录，并把粘签的稿本交给高晋、陈弘谋，命令他们确切严讯，同时悉心访查该犯悖谬诗文是否有遗留在外之处，秉公推究审勘，按照法律定拟，具奏。钦此。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署理两江总督高晋奏报。军机处档案。署理两江总督臣高晋谨奏：为钦奉上谕之事。臣于本年六月初四日接到廷寄，江苏学政刘镛奏报沛县监生阎大镛抗粮拒差、诬官逃走，以及该犯从前烧毁诗文一案；奉皇上谕旨，交臣与巡抚臣陈弘谋确切严讯，并悉心访查该犯悖谬诗文是否有遗留在外之处，秉公推究，按律定拟具奏。钦此。钦遵的寄信已经送到臣处。臣查阎大镛一案，先前据沛县详细禀报，该犯抗粮拒差、诬官逃走，当时督臣尹继善已经批示责令藩、臬两司严密督促缉拿审讯。后来捕获犯人，又因巡抚臣陈弘谋认为该犯平日异常狡猾，命令将他提到苏州就近审办，尚未招供解送。臣与巡抚在常州会勘秋审记录时，接到学政刘镛来札，得知阎大镛很喜欢作诗，并且曾有销毁诗文之事，目前正由督、县严密办理。臣等秋审事务办完后，一面会同委派藩司安宁、臬司苏尔德在回苏州时亲自提取阎大镛，追究销毁诗文的确切情由；一面前往金湾闸收工。随后据两司禀称，督、县审讯该犯，据供他现年五十七岁，在三十多岁时曾刻印《俣俣集》诗文，其中有《沛县志记》一篇，因为该犯的母亲二十四岁守节，却没有列入节孝之中，而有些不应列入的人反而被滥列，心中不平，文中讥刺记载不公，曾由刑书辛礼照呈送。经修纂县志的原任知县李棠（朱批：为什么不审问这个人？），拘来训斥，并将书板追缴销毁，又把已经印出的诗集一并追缴销毁；此外没有其他悖谬诗文。以上口供已经禀报前来。臣想，该犯平日既惯于作诗，又曾刊刻刷印，如果只是讥刺县志记载不公，也不过追缴销毁其中一篇，何至于知县把诗文全部追缴销毁？而且该县追缴销毁之事没有案据，怎知不是该犯另有悖谬言词，借此把全集自行销毁以灭迹？另外刊印的书必定有许多流传，即使销毁，难道竟会一份也没有遗留在外吗？实在难以相信。（朱批：是。）当时已经批示责令两司再次严密审讯阎大镛，并密令徐州府督率沛县逐处搜查，全面访查，将未销毁尽的诗文，以及此外是否另有存留的悖逆文稿，查出后呈送核办，均已有案。现在奉到圣训，旨意明确，臣立即遵照办理：咨会巡抚臣，并命两司将阎大镛提解清江；同时命府、县再次访查，并将学政交县管押的该犯弟侄阎沛、阎氏麟一并解往清江。臣在人犯尚未到达以前，正在上游查验河工，也可以就近访查督办。等人犯全部到齐后，臣立即会同巡抚逐一确切严讯，务必取得该犯悖谬诗文的实据，秉公推究审勘，按律定拟，具奏请旨施行。所有臣目前遵旨办理的缘由，理应先行恭敬奏闻，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奉朱批：“是。钦此。” 皇上谕旨。军机处档案、实录。高晋奏报，目前正在提解阎大镛，等人犯到齐后会同审讯的奏折中说，该犯因母亲没有列入节孝，作《沛县志记》讥刺记载不公，曾刻入《俣俣集》；原任知县李棠在接到书吏呈送后，只把该犯拘来训斥，并将书板以及已经印出的诗集追缴销毁。李棠身为一县之长，遇到这种藐视法律的劣等监生，正应严加究治，怎么能故意调停，像个和事老人一样？何况即使只是讥刺县志的一篇文章，该犯擅自发表横议，情节已经可恶；李棠不但置之不问，反而把他的全集全部追缴销毁，想让恶迹消灭无遗，他这种代为掩盖的行为，难道不是参与恶逆最严重的行为吗？如果从这一点彻底追究，那么全案的关键未必不能势如破竹地查清。李棠现在已经革职回籍，着传谕高晋等，命令他们迅速把他提来严讯，务必使真相大白，不得稍有迟疑隐匿。其余事项朕已经在奏折上批示了，把这些一并谕知该督等。钦此。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译署理两江总督高晋奏报。军机处档案。署理两江总督臣高晋谨奏：为钦奉上谕之事。查江苏学政刘镛奏报，沛县监生阎大镛抗粮拒差、诬官逃走，以及该犯从前烧毁诗文一案；臣已将阎大镛前后犯罪情节和现今会同巡抚臣陈弘谋遵旨查办的缘由，具折恭敬奏报。臣随后利用在上游一带查验河工的机会，就近在徐州督率府、县，在该犯家中以及该犯亲友处分别设法访查搜寻。现查获阎大镛从前刊刻、后来烧毁的《俣俣集》诗文两部。臣逐一检查，其中有的讥刺官吏，有的因愤懑不平而发，甚至不避庙讳。（朱批：这样可恶，应援引吕留良的例子严办。）还有狂妄悖逆、荒诞不经的语句，推究其意思，悖逆之意十分明显。臣阅读之下，不禁怒发冲冠。臣现在一面赶回清江，一面通知巡抚臣，并命令两司催促有关犯人、证人等到清江，严加推究审勘，务必查得确切情形，按照法律定拟，以整肃刑法、惩治匪类。除留下一部原书存案查讯外，谨将另一部粘签恭呈御览。理应会同江苏巡抚臣陈弘谋先行缮写奏折，由驿站具奏。恭请皇上明鉴。另，臣奉发报匣两个，奏事尚未返回，所以今天使用夹板，一并说明。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朱批：阅览了。钦此。太子太保、两江总督尹继善奏报。军机处档案。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革职留任臣尹继善谨奏：为审明后复奏之事。查江苏学政臣刘镛参奏沛县不法监生阎大镛所作诗句多有狂妄悖逆之意一案，署理总督臣高晋查明，阎大镛曾刻有《俣俣集》，原任沛县知县李棠将书板、诗集追缴销毁等情，已经具奏。钦奉上谕：“李棠身为一县之长，遇到这种藐视法律的劣等监生，正应严加究治。但李棠不但置之不问，反而把他的全集全部追缴销毁，想使恶迹消灭无遗；这种代为掩盖的行为，难道不是参与恶逆最严重的行为吗？着令把李棠提来严讯。”钦此。现接到山东巡抚臣查明的禀报，李棠已于乾隆二十五年病故，于是将他的儿子进士李承庚移解来江南。臣随即亲自加以讯问。据李承庚供称：现年三十五岁；他的父亲李棠于雍正十三年署理沛县知县时，他只有九岁，跟随父亲在任所居住。父亲于乾隆六年离任时，他才十五岁，年幼不懂世事，并不知道有阎大镛这个人，也不知道《俣俣集》这个名称以及父亲如何销毁它的事情。臣查李棠销毁《俣俣集》，情节十分可恶，但他已经去世。李棠离任时，李承庚还未成年，据他供称年幼无知，确属实情。现将查讯缘由会同江苏巡抚臣陈弘谋一并复奏，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译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八日奉朱批：“他的儿子本来没有罪，知道了。”钦此。余豹明首告余腾蛟诗词讥讪案。江西巡抚胡宝瑔奏报。军机处档案。江西巡抚臣胡宝瑔谨奏：为特意参奏狂妄悖逆、讥刺诽谤，急应诛杀的犯人，以彰明大法、端正人心之事。查江省告讦之风十分盛行，人们争占山场、图谋夺取田地，动辄把小事扩大成大案，结讼不止。臣到任以来，极力整顿，希望平息刁悍风气。如果确属诬陷，臣决不敢轻信，以助长恶行。只是武宁县民余豹明首告原任刑部主事余腾蛟一案，余豹明虽一向善于打官司，因为田土纠纷多次控告，已经持续数年，长期想要泄愤；但他所告余腾蛟曾经修纂县志，并把讥刺诽谤的诗词载入其中，事情关系重大。臣起初担心他挟私怨陷害余腾蛟，像江南赵永德一案一样，固然不能助长刁风；但如果首告属实，余腾蛟就必须立即诛杀，决不能容于天地之间。于是秘密讯问余豹明。据他供称：因为余廷桢和小的争田，余腾蛟帮助余廷桢，小的恨他不过。已故举人余文璧也和余腾蛟有仇；因为他去看余文璧的病，余文璧说要赢余腾蛟的官司，我这里有驳斥他的五首诗稿；我病好后就去递呈，你来作抱告，少不了要把他弄死。后来余文璧去世，小的就想来告发，但又病了一段时间，到如今才来首告。不过小的只会熟读，不会讲解，也只有这五首诗，此外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小的是乡间愚民，不懂诗，也不知道什么叫悖逆，只求严审余腾蛟，事情自然就明白了，等等。臣随即秘密提解余腾蛟到省城，逐一追问余豹明首告的五首诗的字句。据余腾蛟供称，不过是咏怀古迹的作品，实在没有讥刺之意；而且他受皇恩深重，时时感激涕零，哪里会反过来心怀怨望，敢于讥刺，等等。臣查余腾蛟虽然竭力自辩，但此人在任官和居家时一向不得安静。从前修纂县志时，该县知县邹应元因为余腾蛟曾被荐举为博学鸿词，而该县进士又只有一人，于是就近延请他进入志局纂修；随即被前藩司王兴吾驳斥责令，认为余腾蛟因事被弹劾回家，不可以担任修志之职，后来另行聘请他人修辑。余豹明所指的诗，也不是现在县志稿中所载的诗。臣又想到余豹明不太识字，他摘出的句子还没有明显的讥刺痕迹，尚可抵赖；而余腾蛟一向以诗文自负，他家中或许藏有手写、刻印的别本，因此将余腾蛟监禁在省城。臣于本月十七日，带着南昌府知府李缙星夜赶赴武宁，十八日到达余腾蛟居住的杨店村庄，半夜直接到他家中，逐项仔细搜查，没有发现其他悖逆字迹，只查得手写诗稿一本、刻印诗稿一本，以及杂稿一本，文字狂放、粗鄙、琐碎，多有无法辨认之处。两部诗中纵情放肆、怪诞的句子，也很隐晦僻奥。臣随即回到省城，率同两司等提犯严审，并提余豹明对质讯问；他对最初首告的五首诗还能辨认说明，至于手写、刻印的各本，余腾蛟只是强行解释，但字句都在，事实无法掩饰。臣查余腾蛟身为职官，却因私人债务扣押同僚俸禄，致使对方被逼自尽，因此革职；后来又蒙恩赏给职衔。他本应感激惭愧，洗刷以前的过错，但所作诗句含有讥刺、狂妄悖逆和荒诞不经之意；据其诗句，罪大恶极，急应申明国法，迅速诛杀，以除大恶、端正人心。余腾蛟应拟斩立决。余豹明虽因争田而首告，但所告并非诬陷，应不必议处。臣谨行定拟，请旨将余腾蛟立即正法，并将查出的诗稿二本、杂草稿一本、余豹明呈出的旧志一本，以及原先所列诗句清单一件，连同记录的供词，一并恭呈御览。恭请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意，谕知。钦此。附原诗及注解。余豹明呈交抄录的余腾蛟五首诗，以及余文璧的注解。他的字是云巢，和盛仲子《夜歌》说：“云南山兴，云北山苦，雨中路回徨，不知所处。太平盛世，荡荡平平，谁为逼仄，作此无处安身之语？”他的《龙潭石》诗说：“巨灵劈山骨，倒落神龙渊；明月堕寒影，留客听清猿。”龙潭距离县城只有几十步，两岸都是平地，没有遮蔽物，为什么说“明月堕”？那里人烟密集，行人聚集往来，为什么说“听清猿”？“明月堕影，猿声悲切”，与题目不相称，究竟意在指什么？他的《溪园》诗说：“小筑，临寒渚，抱瓮待时清。只今溪园内，常闻秋水声。”既然说是“寒渚”，又说是“秋水”，那就没有不清澈的了。又说“抱瓮待时清”，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筑室居住以等待时局清明。如今的时势，只属于“秋水声”这一派，呈现出萧条愁惨的景象。《枫桥》诗说：“村烟绕，青枫寒流下赤鲤。为问虬髯翁，年年钓绿水。”虬髯翁是隋朝的剑侠，趁隋朝乱局有意建功立业，见到唐太宗后才停止行动。余腾蛟引用这个典故作为诗句，究竟指什么？又有《舟中感怀》诗说：“寂寞向古人，谁是同心者？范蠡与张良，空行若天马。天地一江河，终古自倾泻。出世不须臾，咄嗟辨王霸。”古人很多，为什么一定要引用张良、范蠡作为同心之人？难道是因为张良复兴韩国、范蠡复兴越国吗？而且天地只希望太平安定，余腾蛟却说它自我倾泻，这是什么心肠？

译附余豹明供词。据余豹明供称，这五首诗是余文璧讲给小的听的。因为余廷桢和小的争田，余腾蛟帮助余廷桢，小的恨他不过。余文璧也和余腾蛟有仇，打了两年官司。去年七月间，小的去看望余文璧的病，他说要赢余腾蛟的官司，我这里有驳斥他的五首诗。我的病如果好了，我就出名递呈，你来作抱告，少不了要把他弄死。小的见他是举人，想来他说的话不会错，就抄了下来。到二十一日，余文璧去世了。小的也病了一段时间，到如今才来首告。不过小的只会熟读，不会讲解，也只知道这五首，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小的是乡间愚民，并不知道诗好还是不好。所谓悖逆，是余文璧说的；小的也不知道什么叫悖逆。总求严审余腾蛟，事情就明白了。据余腾蛟供称，腾蛟六十一岁，有母亲，八十七岁。乾隆三年，他由拔贡生中式为举人；乾隆十年考中进士，任刑部山东司额外主事。因为扣留江西司主事苏灦的俸银抵债，导致苏灦自尽，依照威逼人命的条例革职。乾隆二十二年，皇上南巡，腾蛟在清江浦恭敬迎驾。七月间，恭蒙皇上天恩，按原有官衔降一级，赏给顶带。皇恩深厚，越来越多，内心感激，时刻不敢忘记。上天和太阳照临之下，自己没有丝毫怨望，哪里敢有讥刺之心？实在是受了委屈而难以甘心。又供称，余豹明首告的第一首诗，是字云巢的《夜雨答盛仲子》，余腾蛟与盛仲子儿女有婚姻关系。字云巢是盛仲子的书屋名。当时腾蛟尚未中第，被族人、邻里欺侮，偶然经过盛仲子家，正赶上春雨连绵，昼夜不停，耽搁了几天；想到自己要出门游学，但家中有老母，不能远行，于是和盛仲子夜间谈话，仿照古乐府作成这些歌句。武宁处在万山之中，四周都是山，南山、北山只是随手写景，正如杜甫“舍南舍北皆春水”的意思，并无所指，和什么事情有关？第二首是咏龙潭石的诗。龙潭是武宁县西关外的一处景观，潭上有盘石，过去建有水月亭，宋代黄庭坚题写“龙潭清影”匾额。诗的上两句说盘石，下两句因为水月亭想到“清影”二字，又因为谢灵运诗中有“乘月听清猿”一句，于是想到清月、寒潭、静听山中声响，如同听见清影，哪里有什么讥刺？第三首是咏溪园的诗。溪园是武宁县的古迹，南宋时由周应合修筑，周应合自号溪园。先生抱瓮灌园，说的是周应合当日隐居的事情。下面两句是触景生情，说古人已经不可见，只能听到秋水的声音而已。但只看一个“筑”字，就可以看出上面两个字说的是周应合；一个“今”字说的是现在的景致，只要仔细推绎字面就明白了。第四首中的“赤鲤”是仙家的事情，因为写到“赤鲤”，所以下面接着写有一个老渔翁在这里垂钓，以切合枫桥的景色。“虬髯”二字本来只是形容有胡须的通用字面，如杜甫诗中有“虬髯”二字，说的是李琎；苏轼送张天觉的诗中有“紫髯”二字，说的是长松草。这两个通用字怎么能说成讥刺？第五首《舟中怀古》说古人中谁是同心之人，只有范蠡、张良出仕或退隐的道路相同；他们泛舟湖上求仙，如天马行空，不受束缚。因而想到天地如同江河一样，片刻不停，就是孔子所说的“逝者如斯”；即使范蠡、张良出世辅佐成就王霸之业，也不过是片刻的事情。但只是感叹人生如白驹过隙，这是诗人惯用的话。何况这首诗本来是十二句，还有“飘然振袂去烟霞，存故我，斯事邈千秋，几人成高卧”四句，余豹明想诬陷成罪案，特意删去了。如果把全诗通篇看一遍，就会明明白白知道说的是古人，根本不需要辩白了。又供称，刻本中有《白槎舟中听雨》一首。白槎是武宁县的一个滩名；那天夜里下大雨，风涛一起涌来，水蛟突然出现，浊浪翻腾冲天，因此记录当时所见，并没有其他牵涉。又供称，“天上之人骇且逃”是记写大风的诗。乾隆三年，有一天突然刮起大风，把一个牧童吹到半空；他从空中坠下并盘旋，所以有“骇且逃”的句子。这只是记当时的事情，并无其他意思。又供称：这首长歌中的“白日鬼啸”一句，是从前我和苏灦领取俸银时，已经交给他的家人，再由张半仙亲手转交给苏灦，并没有当面交付。后来苏灦自缢，怀中忽然掉出一纸状文，似乎有鬼使神差的意味，所以有了这一句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译又供称，刻本中的《纪梦九首》原本就是记梦之作，梦幻境界没有具体所指。只是写山深水寒、日暮云起、魈魖夜间做饭、鬼母哺育孩子。第一首写山林僻谷中杂居的棚民：他们每天从山中归来，傍晚便举火，男子掌管烧火做饭，女子哺育孩子，赤身露体，很像鬼魅；见到这种情景感到奇怪，就像梦见一样，因此作成《纪梦》第一首。第二首“威凤两卵”四句，是因为胞弟余螭没有求取科名的志向，而父亲嘱咐兄弟同心读书，他完全不记在心上，所以说各自有所追求，以冷峻的话讽刺他。第三首“阳侯吹风”四句，是因为从前在江中行船，偶然遇到风雨，便觉得水怪、鱼鳖往来迅疾，使人惊骇；偶然想到此事，于是写入诗中，并无其他意思。第四首“猿猱啖李”两句，是说不同类别的事物却因酸味而产生感应；“毛嫱遗迹”两句，是说性情不同，即使同属一类，行为也各不相同，也没有其他所指。第五首“元猿啸风”，原是说深林僻谷中风雨交加，兽类和怪物仿佛也迷乱失序；这是写阴暗山崖、深远山谷的景象，并无其他牵涉。第六首“大冠峨峨”是想象天上神仙的形状，取意于古人的游仙诗，本来没有所指。第七首“光风转兰”原是说春风吹拂香草，美人安静美好，气味相投，默默地以此自喻，也没有别的意思。第八首“空山夜静”四句，是因为在长墅原听当地人说，长墅原的黑槽里有一只老狐狸带着一只小狐狸，每逢星月之下便头顶天灵盖拜月腾蛟；只是听说此事，从未亲眼见过，于是寄托于梦境，描摹其形状，原无其他指向。第九首“乘云上天”四句，是秋深时偶然在夜间仰望天空，看到云层稀薄，忽然产生幻想，认为如果有仙人在天空行走，应当能听到脚步声，所以写成这种悬空想象的语句，意思并无所涉。皇上谕旨：“军机处档案、实录、圣训、慎刑门卷一一五一、东华录。” 大学士公傅给江西巡抚常钧、河南巡抚胡宝瑔发寄的谕旨。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胡宝瑔奏报原任刑部主事余腾蛟诗辞狂妄悖逆，请旨立即正法的一折，朕最初看奏折中叙述的事情，认为属于大逆，已经批示交三法司核定拟议。等到检阅诗文各稿，包括原先首告的诗和批签指出的各条，大多是沿袭古人的旧调，语句错杂，不可以说是诽谤悖逆。胡宝瑔或许是鉴于从前胡中藻一案，认为既然有人首告，就不得不严厉处置；而且告发得稍有迟延，又怎么知道不是谢溶先生想借此居奇，所以才这样奏报？却不知道逆恶大罪是国法不能容忍的。胡中藻狂妄悖逆的事实种种，朕不能宽贷。如果是这样的诗辞，难道可以一概而论吗？看来余腾蛟自恃曾经做过官，武断乡里、欺压乡曲，确实在所难免；至于余豹明所控告的帮助争田等事，自有应得的罪名。但如果只是搜罗诗句、吹毛求疵，便把他置于重刑，不但不能使他心服，凡是作诗的人也势必不敢写一句话了。朕一向明慎使用刑罚，对一切触犯禁网的人，罪刑轻重都由其自身行为决定，从来不预设成见。何况奏折中已经说余豹明一向善于打官司，必定是逞强耍刁、滋生事端的人；这种刁陷他人的风气，难道还可以助长吗？胡宝瑔现在已经到了河南，着将此案交给常钧，命令他详细审查，将余腾蛟在乡里倚仗身份、争讼等各项本来罪行，按照法律定拟具奏。把原奏抄送给他阅看，并传谕胡宝瑔知悉。钦此。遵照旨意寄发的信件送到这里。江西巡抚常钧奏报。军机处档案。江西巡抚兼提督衔臣常钧谨慎奏报：为钦奉皇上谕旨一事。臣此前由河南赴江西任职，途中收到大学士公傅寄来的字寄，内称：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胡宝瑔奏报原任刑部主事余腾蛟诗词狂悖等情。钦此。遵照圣旨，信件寄送到臣这里。臣随即恭敬遵行谕旨，仰体皇上以天地为怀、执法公平公正的深意。臣到任后，查阅原案，尽心办理，率同司道等官逐项详细审查，并行文各县查取余腾蛟多年相互讦讼、控告的案件，彻底审问虚实。余腾蛟恃有官职，专横武断乡里，欺凌族人亲党，好打官司、爱惹事生非的各种缘由，已经全部审问出实情。虽然他所作诗句尚没有诽谤悖逆之处，但却因袭前人恶劣的诗调，喜欢写怪僻难懂的话语，可见其心术已经不正。而且他又不安守本分，帮助别人打官司，扰害百姓，人人都对他侧目而视。□囗这种居乡惹事的人，何况江西素来以好讼著称，语言文字又多不检点，像这样的败类，应当发往远方，以此作为不安守本分绅衿的警戒。除将审明的罪情按拟另行奏摺恭请训示外，所有接到廷寄后办理完结的缘由，理应缮写奏摺复奏。又，本案因为提取县衙案卷，往返行文查办，所以稍有迟延，现一并陈明。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奉朱批：阅览了。钦此。

译江西巡抚常钧奏摺，军机处档案。江西巡抚兼提督衔臣常钧谨慎奏报：为遵照圣旨审查定拟并具奏一事。查武宁县百姓余豹明挟私怨妄行首告余腾蛟诗词狂悖一案，先前由调任抚臣胡宝瑔审取亲供，并连同原来首告的诗文一并奏请圣旨。钦奉上谕，交给臣详细审查，将余腾蛟居乡时倚恃身份、争讼生事等各项罪行，按照律例定拟具奏。原奏摺抄送臣阅看等因。钦此。臣谨遵圣旨。臣查得，余腾蛟原任刑部主事，因为私人债务逼死同僚而被革职，后来因迎接皇帝车驾蒙受恩典，获赏顶带，却不知道感激，仍旧在乡里惹事并帮助别人打官司。由于他的远房族人余豹明与余廷正争夺田地，互相讦告，另有已故的余文璧倚仗举人身份袒护余豹明，而余腾蛟自恃进士出身、曾任官职，于是袒护余廷正。余文璧因此与他结仇。后来余豹明所争的田地理亏，争不过对方，经亲族调解，田地归了余廷正，余豹明、余文璧心知是余腾蛟暗中出力，因而怀恨更深。去年余文璧卧病，余豹明前去探望，文璧指出余腾蛟平日所作的险怪诗句，曲意加以解释，称其诗句狂悖，并指使余豹明制作抱告，企图陷害余腾蛟，还未及实施，余文璧便随即去世。到了今年，余豹明暗中怀恨仍未消除，想置余腾蛟于死地，于是把以前的诗作拿出来首告。调任抚臣胡宝瑔认为余腾蛟的诗句怪诞不合常理，迹象近似狂悖，便将余腾蛟拟定为斩决罪具奏。幸蒙皇上圣明洞察，详尽训示，命臣逐一审查后定拟。由此仰见皇上明慎用刑，务求公平，不留丝毫遗憾的深意。臣到任后，立即率同司道等官，将余腾蛟专横武断乡里、倚恃身份帮助诉讼的各案，行文各县提取原卷，逐一审查。审问他诗词为何狂悖、言语含有讥讽，他供称只是抄袭诗人的旧句，喜欢写新奇语句，确实没有丝毫怨恨讥讽之意，并极力喊冤，看起来不像是有意装作辩解。又将原诗反复讲解，再三推问审讯，始终没有别的供词。至于审问他在乡里专横武断的各项罪行，其中一案是卢必有等人在已山砍柴，余腾蛟借口山上有余姓古坟，派仆人带同族人强行抢夺斧头，企图借古坟占据山场；另一案是余腾蛟谋求买下余锦明等人的公山，余世贻不答应，腾蛟强行把他拉入屋内，关押两天，逼迫他出卖山地。余世贻到府控告尚未结案，腾蛟便在山场栽种松树苗，据为己业。又一案，余、卢两姓的山界尚未划清，余腾蛟主持命令族人强行砍伐山树，卢姓男女出来阻拦，以致厨房失火，延烧房屋，家产全部化为灰烬。又一案，余世勋准备拿大树造桥，因树木不合用，便向余大成换小树；余腾蛟没有得到通知，就把余大成叫到祠堂，仗势强迫他罚跪、罚银，并勒令置办酒席才肯停止。其余涉及有姓名的诉讼案件，事情都很琐碎，免予追究。但仅就以上四案审问，余腾蛟已经全部当面认罪，没有可以辩解之处。查余腾蛟倚仗顶带身份，遇到事情便兴风作浪，欺凌族人，专横武断乡里：有时带领众人强行抢夺，企图占据山场；有时把人关押起来，逼迫其卖出公山；有时强行砍树，导致卢姓房屋被焚毁；有时在祠堂横行霸道，把余大成罚跪、罚银，勒令置办酒席。虽然所犯各案有的经亲族调解平息，有的经府县判决结案，但像这样好斗惹事、无故扰害百姓的人，不便轻易宽纵。余腾蛟虽是革职的废员，仍应革去顶带；应依照‘棍徒生事，无故扰害良人’的条例，发遣仍照汉人犯罪发遣的条例，因其曾任官职，酌情发往云、贵、川、广一带烟瘴较轻的地方，交由地方官管束。如果余豹明所首告的诗词确实证明余腾蛟有罪，余腾蛟本应斩决。如今审明他是挟仇陷害，企图置人于死地，而余腾蛟并没有表现出悖逆的确实迹象，应依照‘首告诗文悖逆但没有确实形迹’的条例，对首告者反坐。余豹明首告的诗，虽然是已故余文璧加以注解的，但现在是余豹明出面首告，因此他想置余腾蛟于死地的心思，即使有百张嘴也难以辩解。余豹明应依照诬告他人死罪但尚未定罪的律例，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加徒役三年。余文璧已经身故，应免予议处。卢必有等人的案件既已结案，仍命各自按照原判管理产业，不必另行议处。是否妥当，现缮具供单，恭敬缮写奏摺具奏，恭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遵行。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奉朱批：交刑部议奏。钦此。

译李雍和暗中递交呈词案。护理江西巡抚印务汤聘奏摺。军机处档案。护理江西巡抚印务臣汤聘跪奏：为奏报并请圣旨一事。臣于八月二十一日接到吉安府知府王铭琮禀报，称八月初七日收到学政从省城发来的牌文，并发下呈词两纸。学政六月间在吉安考试，回省时在行李中查获泰和县童生李雍和，即李必亨，暗中递交呈词，内容悖谬，已命吉安府查讯，并将此外是否还有不合常理的字迹逐一审明，妥善定拟详报。吉安府王铭琮亲自到该犯家中仔细搜查，又搜出呈稿四纸，便缮写供情，并将学政发下的原呈及搜出的呈稿抄录后禀报。抚臣胡宝瑔率同臣及两司官员重新阅核，多数内容只是诉苦求怜，并没有悖逆言语，恐怕仍有不实、不完整之处，于是严令该府再次秘密查访、严加审讯。抚臣胡宝瑔于八月二十七日起程前往河南，学臣谢溶生于二十九日在九江考试完毕回省，九月初一日到臣衙门当面说，李雍和还有一纸逆词尚未发给吉安府，已经发文调吉安府带犯到省亲自审问。臣随即询问到底有什么悖逆之处，谢溶生说该犯逆词中第一条怨天，第二条怨孔子，第三条指斥乘舆，此外还有种种不合常理的内容。臣听到这些话后惊骇万分，随即向学臣索取阅看。学臣说此事正要具奏，原词也必须进呈，所以没有给臣看。臣身为地方官，像这样悖逆的事情竟不能察觉，惊恐得心胆俱裂，哪里忍心稍有片刻延缓，于是会同按察使石礼嘉，立即飞檄吉安府带犯到省严加究问。不久当日酉时，吉安府王铭琮已经奉学政六百里公文带犯到省，臣立即会同按察使，督率吉安府亲自提审。据该犯供称，他放在学政行李中暗递的呈词共有三纸，其中呈状两纸，冤单一纸。臣等随即命该犯根据实情默写冤单上的词语，他当场写出三条，并没有悖逆语句。初二日，学臣传吉安府知府王铭琮和南昌府知府李缙到衙署，严密审讯，并亲手拿出一纸逆词交给他们阅看；其内容与该犯默写的文字完全不相符合。学臣逐条审问，该犯直接承认不讳，于是命吉安府等官再次复审，记录供词呈送。吉安府等请求发下原单以便叙录，学臣也没有答应给他们。吉安府等官随后到臣衙署，详细陈述审问经过，说那纸逆词写得字很小而且隐秘，不能全部记住。第三条冒犯君父，直接以‘尔、汝’称呼，悖逆到了极点。臣不禁怒发冲冠，全身汗流。随即会同按察使再次提审该犯，对其中悖逆之处严加追问。据他供称：学政处原先递交的冤单确实是亲笔所写，只是一时糊涂胡乱书写，罪该万死等语。当即命令将李雍和严密监禁。臣又思量，君父至尊，如果果真有一字一句稍微涉及冒犯，作为臣子的无不痛心疾首，片刻也不能安宁。如今该犯的逆词，臣与按察 使石礼嘉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吉安府李缙等人既已亲眼见过，又有该犯自己供认不讳，罪情已经明显。确实没有疑问。而且经过臣等第一次审问，该犯并不如实供述，又重新伪造词单，避重就轻，居心狡猾，也不是疯癫所能相比。像这样犯有大逆罪的人，断不能让他有一天苟且留在人世；他已经在两个月来苟延残喘、漏网偷生，急应诛杀，以彰明国法、端正人心。应请将李雍和，即李必亨，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应当缘坐的家属和财产，查明后照例分别办理。臣不顾冒昧，详细叙述案情，据实具奏，另行缮写供单，并抄录各份呈词及默写的原单，恭敬呈请皇上阅览。恭请皇上训示遵行。谨奏。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三日。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奉朱批：已经有旨了。钦此。附：李必亨即李雍和的禀词。具禀生李必亨禀报：读书人如同犬马，乞求恩怜救助一事。学生自幼学习诗书，言语行为全无过错，身处儒林，朋友门徒都是才俊。学生因两个仆人逃往四川，特意远行寻找，哪里料到奴仆党羽成群，事先布置，串通上下，沿途查辱、诋毁，使学生的行李全被冻坏，饥寒交迫，几乎丧命；奔走投靠官宦，反而遭受斥责侮辱。直到现在已经断粮七天，住宿也没有地方，只想着前往四川省控诉冤情、呼喊苦楚，以免掉入井中。不料简州胡宪知明知学生含冤受屈，恐怕妨碍自身，便捏造学生疯癫，公开解送回原籍，暗中阻挠压制；沿途不给口粮，纵容差役严刑拷打，有时关在牢狱中受饿受骂，有时关在班房里被上肘械、戴枷锁。无辜受屈的儒生，竟不如重犯那样安稳。直到如今苦难几乎丧命，跋涉十分艰难，加上行李已经空空如也，囊中没有一文钱。学生哭泣奏请仁慈廉明的大父母官，恳请作学生再生的父母，积下万代的阴德，顾念读书人，格外施恩，赏准拨给脚夫并发给口粮，乞求赐给衣服和施舍费用；或者收留在衙门内办理事务，或者命乡亲资助费用，救学生一条性命，使全家都蒙受恩泽。如果怀疑学生另有隐情，现在有文书可以查验；如果怀疑学生是在写虚假词语，四川省的冤单足以作为依据。如果不这样，认为学生确实疯癫，那么学生的言行和笔墨也可以考察得知。恳请按照实情救济抚恤，学生终身难忘再造之恩；或者颁发超格释放的文书，让学生自行回去，以求获得日常生活的资财。每写一字便流一滴泪，怀着激切的心情上禀。其余冤屈苦楚不敢逐条细说，凡是没有详尽说明的地方，恳请俯准。乾隆十九年三月初五日上禀。上谕。军机处档案、实录。大学士公傅寄给四川总督开泰的字寄称：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谕：学政谢溶生奏报，江西雍和县逆犯李雍和，原名李必亨，暗中递交狂悖呈词，并从家中搜出各份词单。该犯于乾隆十九年由四川递解回籍，曾向各衙门控告，词单上有湖北省衙门的字样。虽然他自称所控告的各处有的收受、有的不收，但既然该犯已经具状控告，当时哪里有完全不查阅的道理？这种事情在别人身上或许可以说得过去，难道他也可以这样吗？或者当时只是认为他的行为像疯癫，于是把他斥退而置之不理吗？这正是地方官一向消弭案件、敷衍了事的积习，实在足以酿成重案，危害不小。着传谕开泰，命他将该犯从前如何投递控告，以及该督为何没有查办的缘由，详细查明，据实具奏，不得稍有回护。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译上谕。军机处档案、实录。大学士公傅寄给署理江西巡抚汤聘的字寄称：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谕：据谢溶生奏报，泰和县逆犯李雍和投递狂悖呈词一案，着将原奏摺抄录及搜出的各份词单，交给署理巡抚汤聘，命他将该犯为何前后编造逆词，以及此外还有没有其他悖逆事迹，逐一彻底严查追究，定拟具奏。至于该犯李雍和既然到学政衙门暗中递交逆词，又亲自写明平日在各省衙门投递控告有的收、有的不收，难道在江西反而有地方官不接受他的控告吗？汤聘长期任藩司，现新署巡抚印务，断没有见闻不及的道理。或者当时只认为他的行为像疯癫，便把他斥退而不予过问吗？但这项罪过还小，如今悖逆迹象已经暴露。如果署理巡抚因为谢溶生没有会同审理、合并参奏，就想含混了结，或者因为该犯以前曾经控告而没有奏报，如今想自行回护，则招致罪责就无法追究了。着汤聘一面严密细审定拟，务必查清历来没有奏报的实情；一面据实迅速奏报。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军机处档案、实录。大学士公傅寄给江西学政谢溶生的字寄称：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谕：谢溶生奏报泰和县逆犯李雍和暗中递交呈词一案。谢溶生身任学政，遇到这类狂悖之徒，自应奏报并严加究办，以整肃刑法。但地方上发生这样的重大案件，也应通知巡抚，提犯会同审理、共同奏报。如果告知巡抚后，他另有意见，便把巡抚一并在奏摺中参劾，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今却急切地把案件据为己有，似乎想自行显示功劳，还动用驿站限期五百里飞驰奏报。这样存心办事，还想让地方官与他同心协力，能做到吗，不能做到吗？李雍和一案已有旨意，交署理巡抚汤聘严审定拟。谢溶生着传旨申饬。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军机处档案、实录、东华录。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昨天江西学政谢溶生奏报泰和县逆犯李雍和暗中递交逆词、狂悖不法的一份奏摺。朕认为悖逆是大恶，学政一旦有所见闻，本来就应据实上报；但事情属于地方重大案件，也应当与巡抚会同审理、合并奏报。该学政却把案件据为己有，直接按照驿站五百里限期飞驰奏报，只见小节而违背原则，不合情理，已经命军机大臣传旨申饬，并将此案交署理巡抚汤聘严审定拟具奏。如今看汤聘的奏摺，不仅谢溶生具奏之前没有通知巡抚，而且汤聘既已询问知府等人的禀报，便会同按察使亲自提审，而谢溶生将搜出的逆词秘密收藏、不予发出，其用心更令人无法理解。学政的职责是主持考核士子；如果遇到地方重大公务都这样有意牵制，案件怎么能够定案？谢溶生不过是个好事、自以为是、不明大体的人；如今看他的用心行事，任性偏执到这种程度，这对官场规制和政体都有关系，又哪里只是急于显示长处、不能同心协力办成事情而已呢？谢溶生着交刑部议处。钦此。署理江西巡抚汤聘奏摺。军机处档案。署理江西巡抚臣汤聘谨慎奏报：为遵照圣旨据实迅速奏报一事。臣于九月二十二日申时收到廷寄，内称：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谕，据谢溶生奏报泰和县逆犯李雍和等情。钦此。遵照圣旨，寄信到臣这里。臣仰蒙皇上深厚恩典，任江西布政使已有五年，江西士民到臣衙门递交控告的，臣无不亲自批阅；如果确实有稍微涉及狂悖的事情，绝不肯隐瞒罪恶而不追究。如今臣接奉谕旨，仔细回想，该犯李雍和确实没有到臣衙门控告过。如果他果真曾经具状控告，哪怕略有听闻，不论该犯是否疯癫，即使确实疯癫，既然胆敢放纵狂悖，编造逆词，臣承受皇恩深重，也有人心，绝不敢稍加宽纵，隐匿不报，自取罪责。如今查该犯所列的经历，遍及各省，到处投递控告，诚如圣主洞察，怎么反而会在江西有地方官不让他去控告呢？该犯现在羁押在省城，臣立即率同在省的司道官亲自提审，逐一严加讯问。虽然该犯供称，自乾隆十九年从四川递解回籍以后，并没有到省城；词单上所列江西各衙门，从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确有只列在单上而未控告、控告而未收受、收受而未批示，不能一一记清等语。但查该犯在词单中列出江西大小各官，除前任巡抚范时绶、布政使王兴吾等已经离任或病故，无法查办外，现在还有吉安府知府王铭琮，原署吉安府卢陵县知县、今升任宁州知州周作哲，新建县今升任莲花厅同知李其昌，原任瑞昌县、今调任南城县知县蒋有道，以及新建县典史陈廷瑞，共五名官员。除李其昌赴京引见外，以上四人现在都在任，臣立即飞檄调他们到省城，当面与该犯逐一审问是否曾递交逆词，以及原呈中有什么悖逆言语；同时将该犯此外是否有其他悖逆事迹彻底追查，合并严密审理定拟具奏。另秘密通知四川、湖北两省督抚查明：该犯既然游历过两省，是否曾投递控告逆词，有没有其他逆迹？请两省督抚秘密迅速确查，另行具奏。此外，臣任内没有收到具状控告，确实没有听闻的缘由，谨遵旨先行据实奏报。恭请圣主圣明鉴察。又，本件是钦奉谕旨命臣迅速奏报的事情，谨由四百里驿递发送，随摺一并陈明。谨奏。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四日奉朱批：阅览了。钦此。

译四川总督开泰奏摺。军机处档案。四川总督臣开泰谨慎奏报：为遵照圣旨据实查明奏报一事。本年十月初一日，通过兵部火票递到一件廷寄。内阁奉上谕：学政谢溶生奏报江西等情。钦此。臣跪读谕旨，想到臣受皇恩深重，身在地方，办理一切事务都竭力认真，尚且担心耳目有所不周，容易造成贻误。如果有人投递不合常理的词状，明知其触犯法律和法纪，哪里敢稍有疏忽？如今江西逆犯李雍和，原名李必亨，于乾隆十九年从四川递解回籍，所控告经过的各处，有湖北省衙门的字样。臣蒙受圣恩，先由贵州巡抚补授湖广总督。乾隆十九年时臣正在湖北，民间词讼有在臣出署之日递呈的，也有到臣衙门递呈的，并非没有。对于平常因户婚田土等事相互争执的案件，臣固然不敢自信能逐字详察；但如果言语涉及狂悖，听来就令人震惊，无论其行为是否像疯癫，既经阅看，也不至于完全疏漏而置之不问。况且该犯是被递解回籍，路过湖北，沿途一定有差役接替押解。一个被押解的犯人竟投递控呈，这种事十分罕见；即使相隔数年，也不至于完全忘记。这两三天以来，臣日夜静心仔细思索，确实不记得有该犯的姓名和所控告的事情。臣又担心该犯从前或许用别的词语控告，仓促之间难以回忆。查阅外省接收的词状，准许受理和不准受理的，必须分别批示。衙门中经手案件的书吏，会把当事人的姓名和事由摘记在号簿上，以备查考。臣从湖广调补四川时，书吏中随同前来的现在还有两人，臣随即取出湖广任内的号簿，与他们逐项查检。江西省曾经投告的李姓之人，只有奉新县李开先一名，所控是客欠钱债之事；此外没有李雍和及李必亨的姓名，也没有泰和县籍贯的人。臣是极其庸陋之人，承蒙皇上厚恩豢养，屡次授予封疆重任，才识有限，遇事不免有错误，只有做到不隐瞒、不欺骗，来仰报君父，断不敢有丝毫回护而欺瞒天良。所有遵旨查明的缘由，理应据实缮写奏摺恭敬奏报。恭请皇上圣明鉴察。为此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四日。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译湖北巡抚汤聘奏摺。军机处档案。署理江西巡抚印务、湖北巡抚臣汤聘谨慎奏报：为遵照圣旨审查定拟并具奏一事。臣于九月二十二日钦奉上谕：据谢溶生奏报，泰和县逆犯李雍和投递狂悖呈词一案（原文见本案七页），将原奏摺抄录及搜出的各份词单交给署理巡抚汤聘，命他将该犯为何前后编造逆词，以及此外有没有其他悖逆事迹，逐一彻底严查追究，定拟具奏。至于该犯李雍和既到学政衙门暗中递交逆词，又亲自写明平日在各省衙门投递控告有的收受、有的不收，难道在江西反而有地方官不让他控告吗？汤聘长期任藩司，现新署理巡抚印务，断没有见闻不及的道理。或者当时只是认为他的行为像疯癫，便把他斥退而不予过问吗？但这项罪过还小，如今悖逆迹象已经暴露。如果署理巡抚因为谢溶生没有会同审理、合并参奏，就想含混了结，或者因为该犯曾经具状控告而没有奏报，如今想自行回护，招致罪责就无法追究了。着汤聘一面严密审理定拟，务必查得历来没有奏报的实情；一面据实迅速奏报。钦此。臣随即于九月二十五日钦遵谕旨，将臣任内没有收到具状控告、确实没有听闻的情况，以及现在审办的缘由，据实缮写奏摺奏报在案。臣查考李雍和悖逆一事，先前学臣谢溶生向臣提起时，臣便将该犯悖逆的情由提审，准备定拟具奏。接到朱批‘已经有旨了’，钦此，臣谨遵办理，也已经记录在案。臣随即率同按察使石礼嘉，并会同在省的道、府官员，提取犯人逐一严密审讯。逆犯李雍和原名李必亨，籍贯隶属太和，读书没有成就，穷困无聊，不知安分守己，口出妄言，平日为亲邻族里所鄙视侮辱。乾隆十七年，他流落四川各州县，以算命为生，独自往来，又没有行李，地方官吏对他盘问查验。该犯写下申辩自白及乞怜告助的状词，有的递交，有的张贴，已经一年多。到乾隆十九年正月，他在简州地方乞讨，经龙泉驿巡检李宗统查问后解送简州，简州认为他的言语像疯癫，给他盘费递解回籍。当时前任泰和县知县冉棠发给文书，命他在当月到吉安府知府王铭琮处告助，但未被收受；该犯便把原呈张贴在府衙门前，当即被人撕坏。十月间，他又到代理府事的卢陵县知县周作哲处具禀，控告该县。因认为该犯疯癫，仍将他解回泰和县原籍管束，并把禀词附在案卷中备案。乾隆二十一年以后，该犯认为到官府递呈总是吃亏，从此不再具状控告，仍在附近地方靠算命度日。去年和今年，他在本村宗祠教授蒙童，没有远行。审问该犯及邻里、族长、保正等人的供词，没有不同。至于严加审问该犯为何前后编造逆词，他供称那是去年七月的事情，因为困苦难以忍受，一时气愤，随手胡乱写下，并没有别的意思；以前递交的词单确实没有悖逆言语。臣仔细查阅逆词，其中有‘卢泰二邑锁押冻饿’等话，确实是递解回籍以后的事情。又查乾隆二十年在卢陵县原递交的禀单，字写得细小，随手乱写，但没有悖逆言语。至于追问他所写的逆词，绝不止去年那一纸，而该犯又坚持说只有这一张，并称已经罪该万死，再承认几张也是一死，因此坚决不承认。严加夹讯时，他始终一口咬定。又查该犯家中搜出的书籍、字册，臣等逐一翻阅检查，只有破旧的命书和时文。臣又选派候补知县张敬元尽心查访，此外也没有其他悖逆事迹。反复查问，似乎没有隐藏的情况。除秘密通知四川、湖北两省督抚，将该犯曾否投递、张贴逆词的地方秘密迅速确查，另行具奏外，臣查逆犯李雍和胆敢编造逆词，肆意狂悖，罪大恶极，死一万次也不足以抵偿罪过，应依大逆律凌迟处死。该犯没有同居之人，父母、伯父、叔父都已经病故；亲弟李大有现在袁州被捕解送到省，应依大逆正犯的兄弟一律斩首之律，拟斩立决。犯妻胡氏以及年龄尚未满岁的儿子、犯弟李大有的幼子，应交付功臣之家为奴。该犯的女儿已经许配游姓为媳，应命夫家领回；财产依例追查变卖，价款入官。又，该犯罪情显著，经过多次审讯，直接承认而不回避；像这样的大逆犯，断不能让他有一天暂且活在人世，不能长期关在牢狱中苟延残喘，似乎不必拘押等待，待四川等省复查结果到达后才执行。现请旨将李雍和立即凌迟处死，仍枭首示众，并将该犯的罪由张示晓谕，使愚昧顽民共同知道惊惧警戒。犯弟李大有一并请旨斩决，以彰明国法、端正人心。臣又查悖逆之徒，神人共同愤恨；历来巡抚、藩司、臬司等官，如果果真有逆词却隐匿不奏，哪里还算具有人心？臣也断不肯替他们容隐，自取重罪。但据该犯供称，乾隆十九年递解回籍时，经过省城，知道有几处衙门，随即登记在词单上，实际上没有具状控告。又查新建县递解回籍的案卷，该犯四月初九日到达监所，初十日便换解继续前行。在省城各衙门，他没有机会投递词状。至于回籍以后，他坚持说没有到过省城，亲族出面保领、质证的情况也相符。再查词单所列的各衙门，也没有乾隆十九年以后到任的官员，因此该犯回籍后确实没有到省城向各衙门投递控告，似乎可信。这就是历来巡抚、藩司、臬司等官无法查明奏报的实际情况。臣先后发文调吉安府知府王铭琮等人到省城，与该犯当面对质。据该府供称，曾有具禀告助之事，但确实没有收受。又查原任瑞昌县、今调南城县知县蒋有道，以及新建县典史陈廷瑞，审问得知在押解交接时，该犯曾请求资助盘费，并没有具递呈词。原任卢陵县、今升任宁州知州周作哲，虽然收过禀单，但其中没有悖逆言语，便立即将该犯解回原籍押取管束。臣又把该犯在卢陵县原先递交的禀单交给他阅看，他供称确实是新近书写的，没有不同。蒋有道、陈廷瑞、周作哲三名官员，应请免予议处。泰和县知县路鉴身任地方官，该犯是交保管束之人，他没有加意留心察觉，反而听任其改名参加考试。

译吉安府知府王铭琮也没有查明情况，便贸然收取并准其参加考试，都不合规矩，应请交刑部议处。至于滥行保送的各名廪生，应移文通知学臣查明后斥退革除。臣此前听学臣谢溶生提起李雍和悖逆一事，只把该犯悖逆冒犯的部分提审属实，便仓促定拟具奏，没有把该犯向各衙门递呈的经过逐项彻底查究。如今承蒙圣主洞察，指示明确，则臣从前没有来得及彻底严查追究，实在属于冒昧、粗疏、疏忽。恳请皇上将臣一并交刑部严加议处。悖逆重犯理应迅速依法正法，臣谨按律定拟，缮写奏摺奏报，并用驿站急递呈进。另行缮写详细供单及查出的庐陵县原递禀单，恭敬呈请皇上阅览；又将该犯原先递交的呈词和搜出的呈稿七件，附在奏摺后一并缴呈。恭请皇上圣明鉴察，命刑部核议复奏施行。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六日。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奉朱批：交三法司核议定拟，迅速奏报；其余人员另行查议。钦此。旨。军机处档案。旨：李雍和着立即凌迟处死，仍枭首示众；李大有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余依议办理。钦此。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四川总督开泰奏摺。军机处档案。四川总督臣开泰谨慎奏报：为接到咨文查办后奏报一事。臣接到署理江西巡抚汤聘的咨文，称江西学政谢溶生查出李雍和即李必亨暗中递交呈状、逆词一案。臣立即详细核对该犯供单，据称他在四川递交过诉苦状，确实说到齐藩司、重庆府、简州、安岳、遂定、荣县、具寿、巫山各县；词单上另外列出的各衙门，都是经过的地方，想来是想控告但没有递成状子。又供称：小人穷困流落，沿途乞讨，每到一处便询问绅士姓名，以便请求告助，不过是因为穷苦无聊，到处没有人救济等语。现据简州知州葛曙禀报，查出乾隆十九年正月递解李必亨的案卷，前任署理知州胡德琳没有批示的呈词，现在仍粘附在卷内。因而传到刑堂审问，乾隆十九年正月龙泉驿巡检李宗统解到李必亨一名，连同手本一个、字纸两张。经前任知州查审后，已经粘附在案卷内；前任知州收受他的呈子也在卷内。此外确实没有搜出其他词状、逆词。臣查阅其中词语，有的是为了求盖戳记而请代书，有的是为了求挂号而写给幕友，有的是为了请求资助后回原籍，有的是混杂诉说一向的困苦，有的是开列经过的地方，有的是记载官员、绅士姓名等类。但这种丧心病狂的人到处游荡，如果放纵其荒诞妄为的伎俩，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臣现在正督率所属官员严密查访，如果继续查获或访知其他情节，应当据实具奏。所有接到咨文后查办的缘由，理应缮写奏摺奏报。现将手本一个、字纸两张附在奏摺中呈进，恭请皇上圣明鉴察。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王寂元投递词状案。陕西学政钟兰枝奏摺。军机处档案。陕西学政臣钟兰枝谨慎奏报：臣在甘肃省主持阶州考试，十月初七日考试完毕起程，初九日掌灯时分，走到成县小川子地方，将要到达公馆时，距离公馆只有几步，忽然察觉轿中被扔进一件东西，正要伸手取出时，轿子已经进入公馆。臣立即拿灯照看，原来是一封书信。臣当即拆开阅看，内有法名王寂元，而悖逆言词多得无法列举，臣大为惊骇，立即当面命令成县知县木金泰秘密迅速查访，不得稍有延误。到三更时分，成县禀报仍没有踪迹，臣又命令严密缉拿，务必捕获。臣谨先据实奏报，并将逆书恭敬呈请皇上阅览；同时把王寂元暗投逆书的事情，迅速咨报督、抚二臣，严密缉拿、深入追究。只是这封书信悖逆到了极点，臣不敢另行抄写，所以没有送给督、抚二臣，现一并声明。为此缮写奏摺恭敬奏报，恭请皇上圣明鉴察。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十日。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奉朱批：阅览了。钦此。

译甘肃巡抚明德奏摺。军机处档案。甘肃巡抚臣明德谨慎上奏，为报告查获投递逆书罪犯的日期，恭请皇上明察此事。查本年十月十五日，接到陕甘学政钟兰枝的公文，称在成县小川地方，有人在轿中投下一封逆书，内写有“法名王寂元”字样，已经缮写奏折恭呈御览等情。臣当即命按察使文绶带同河州知州韩极，赶赴成县查访缉拿。臣随后于十月十六日缮写奏折上奏，同时火速发函给学政钟兰枝，命他将逆书中“王寂元”这个名字的具体写法，以及文词中可以追查的情节，就近密函通知按察使文绶，酌情查拿。此前于十一月初三日，据按察使文绶禀报，他遵照当面指示悬赏重金，派出多名差役分路秘密访查缉捕。如今于十月二十八日，在成县柴家坝地方访得王献璧，形迹可疑，于是将王献璧拿获，并搜出戒单一纸，内写“王献璧取名寂元”字样；又有字帖八张，其中一张也写着“王献璧法名王寂元”。当即对该犯详细审问，据该犯直接承认书写并投掷字帖，毫不隐讳；于是给他纸笔，令其默写三纸，内容与学院差役转述的逆词中所列十条以及三府四州五县等情节大致相合。现在正押解来省，并将搜获的戒单、字帖以及默写出的逆词一并送来。臣立即火速命该司将该犯迅速解送省城，又担心沿途可能延误或发生疏忽，于是再次火速委派臣标游击李御选赶往前路迎接提解该犯，令其迅速赴省，以便严加审讯。臣查阅该犯默写的逆词，荒诞无稽，其中悖逆言语更是多得无法列举，实在令人发指。想到我国家仁慈恩德广大，豢养天下百姓一百多年，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无不感戴皇上的洪恩，却没想到还有王献璧即王寂元这样的人，竟敢编写许多歌谣和逆词，实在为天理国法所不能容。除待该犯解到后，臣立即率同两司将其严加审讯，定拟罪名，并追究是否有余党以及其他不法情事，另行具奏外，现将搜获的戒单一纸、字帖八张以及该犯默写的逆词三张，先行恭呈御览。伏请皇上明察。谨此上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意，传谕。钦此。

译陕甘总督杨应琚、甘肃巡抚明德的奏折。军机处档案。陕甘总督臣杨应琚、甘肃巡抚臣明德谨慎上奏，为遵照圣旨审讯定拟并具奏此事。查甘肃成县百姓王献璧即王寂元，在成县小川子地方向学政钟兰枝轿内投掷逆词一案。此前接到学政钟兰枝的公文，称阶州考试结束后，本年十月初九日点灯时分，路过小川子时，有人在轿内投下一封逆书，内写法名王寂元的悖逆言词，多得无法列举。由于逆书不便抄送，已经缮写奏折恭呈御览等情，移文通知臣等。臣明德一面缮写奏折具奏，一面命按察使文绶带同河州知州韩极赶赴成县访查缉拿。随后臣杨应琚接到学政公文，也立即火速委派洮岷协副将达充阿带同阶州营游击德贵前往协同缉拿。随即据该司等禀报，访获成县百姓王献璧即王寂元，并在该犯家中搜出字帖八张、戒单一纸，都写有法名王寂元字样。严密搜查后，此外没有其他不法物品。又据该犯直接承认书写并投递逆词，毫不隐讳，于是命该犯默写逆书，密封后送到臣处。臣明德已于十一月初三日将该犯默写的逆词以及搜获的字帖、戒单一并缮写奏折恭呈御览。又承蒙皇上将学政进呈的逆词发下核对，臣等查验王献璧默写的逆词与之相符，又命他书写数行字，与原来投递的逆书笔迹没有差异。此人为本案正犯，确凿无疑。又钦奉谕旨，命将该犯为何携带投递逆词的缘由，以及平日是否有同恶党羽、是否曾招集何人，详细严加审问清楚，并迅速将该犯正法。钦此。臣杨应琚因会勘笈笈滩至凉州，顺道赶赴兰州，会同臣明德，率同布政使吴绍诗、按察使文绶，将解到的人犯逐一严加审讯。除取得各人的供词，另行缮写清单恭呈御览外，臣等审得：王献璧即王寂元，住在成县，幼年跟随贡生武秉仁读书，未能完成学业，便自行阅读医书，为人治病。乾隆十九年患疯病，服药无效，于是请应付僧赵廷佐念经三日，恰好病愈。该犯疑心念经有效，便自愿吃斋念佛，拜赵廷佐为师，取得法名王寂元，领有戒单一纸。该犯因家计贫困，便跟随僧人念经拜忏，靠所得钱财糊口。到乾隆二十一年，该犯的疯病复发，后来虽然医治痊愈，但因他行为颠倒，人人厌恶，没有人邀请他念经治病，他的贫困更加严重，于是捏造仙佛下界等言词，企图欺骗钱财，却无人相信。本年九月间，学政在州中考试，该犯竟敢肆意狂吠、任意诽谤讥刺，编造大逆言词，带到阶州，因为人多拥挤，未能投递，只得返回。后来在十月初九日傍晚，于成县小川子地方投进学政轿内，偷偷藏匿后回家。臣等接到学政的密报后，立即派遣官员和差役访获该犯，并在他家中搜出字帖、戒单，均写有法名王寂元字样，又命他默写逆词，与原来投递的逆书相符。如今臣等率同两司审讯，据王献璧即王寂元供认编造逆词并投递的全部情形，他直接承认，毫不隐讳。追问他为什么编造这种逆词并投进学院轿内，以及是否有同恶党羽、曾经招集何人等事，严厉审讯多次并施以刑讯，据供称：“小的书写逆词投递，当时实在是病发糊涂，不能自主，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小的也无法为自己解释。” “如果神志清楚，怎么肯把自己的法名写在字帖里？总是小的丧失理智、发狂，编造逆词，天理不能容，像是神使鬼差一样，自己招致败露，罪该万死。这些都是小的自己编造的，没有同恶党羽，也没有招集什么人。”又查搜获的字帖、戒单八张中，还有索取香火灯油，并列出武美等十六人姓名的内容。臣等担心该犯还涉及邪教、图谋不法之事，便严加追问；他发誓供称确实只是借口索取香灯，企图骗钱，所列十六人也都不知情，全部是该犯自己胡乱写上的。又严厉审问他的儿子王勤、王张寿保，两人都说：“武美等人一向没有来往。”臣又命该州县将王献璧的地保、邻佑等人逐一确实审问，他们都说从未见过武美等人与王献璧来往。严密查问所得的情况属实：严志得是催粮练总，此外也没有结交匪徒、图谋不法之事，似乎没有隐藏的情节。查王献璧即王寂元，竟敢丧心病狂地编造逆词，肆意煽惑，又胆敢将逆书投进学院，狂悖到了极点。王献璧应请依照大逆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像这样的大逆罪犯，神人共同愤恨，不能片刻宽容；应立即处以正法，以警戒愚顽之人，彰明风俗教化。臣等于十二月初三日立即恭请王命，将逆犯王献璧即王寂元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完毕，并立即枭首示众。将该犯的罪行通行张榜告示，使愚顽之人共同知晓并受到警戒。王献璧的长子王勤、次子王张寿保，虽然一向不识字，也没有共同参与制作逆帖，但没有主动首报，按律应当缘坐。王勤、王张寿保均应依缘坐律拟定斩立决。王献璧的亲侄王卿、王魁，虽然一向与他不同居，但没有主动首告，也应缘坐。王魁已经捕获到案，应依律拟斩立决。王卿以挑卖棉线鞋布为业，外出贸易尚未回来，现正命令严密缉拿，等捕获后另行办理。王献璧的第三子早已去世，第四子王四保、第五子王五保都尚未满一岁，应与王献璧的妻子王氏、长媳王氏、次媳胡氏，以及次女名二女子和未满一岁的孙子强娃子、金肐胆、跳山儿、银碗儿、孙女贝女子，一同解送刑部，赏给功臣之家为奴。长女名碎女子，已经许配给本县百姓张汉俊的儿子三喜子为妻，且已经作为童养媳过门，应听从夫家留下抚养，长大后成婚。

译此外严密查验，并没有祖父、兄弟以及同居之人，所有审查甘肃各项情节均存档。逆犯王寂元的财产变卖后收入官府。贡生武秉仁虽然王献璧幼年时曾跟随他读书，但已经相隔三十年，早已没有往来，也没有其他不法情事，应请免于议罪。在家或出家的应付僧赵廷佐经严厉审讯，并非邪教；搜查他的家，除《观音经》《金刚经》外，也没有其他不法物品。但他替人拜忏祈禳，又听任王献璧拜他为师，也属于不合规矩。赵廷佐除对违反规定招收徒弟的轻罪不予议处外，应依私家告天拜斗、僧道修斋设醮律杖责八十下；但只杖责八十下不足以掩盖罪责，应请再加枷号两个月示众，并勒令还俗。臣等会同审讯，案情已经查明，现先将正犯处决，并将缘坐各犯依律定拟，相关缘由理应缮写奏折具奏，伏请皇上明察并下令议处施行。谨此上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朱批：交三法司核议定拟，迅速具奏。钦此。徐鼎试卷中书写《平缅表》一案。浙江巡抚永德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上奏报告此事。案据有关部门公文，钦奉上谕：各省科场中夹带作弊的弊端，朕已经降旨，命各省监临、提调按照京师的规定严格搜检，务必肃清各种弊端，以辅助科举大典。以后每科考试是否有夹带，以及查出夹带的有多少人，都要由该督抚缮写奏折上报。钦此。臣谨遵办理。本年浙江乡试，臣于八月初六日进入考场，立即派遣官员、弁兵、差役，将内帘、外帘官以及各执事官员的行李和随带的家人、吏役，按姓名逐一搜查，没有夹带。初七日放进誊录、对读以及号军等人，也都搜检无弊。初八日头场考试，臣派宁波、绍兴二府先在头门搜查后点名放入，又派台州、严州二府以及丞、倅二员，并增派杭协副将、臣标参将统率兵丁、夫役，在头门以内逐名搜检。臣与藩、臬两司以及提调、监试二道同在二门亲自督察查看。其中官字号的生员、监生共五十七名，臣都带到面前，督促官役仔细搜检，没有一人夹带。然后唱名发给试卷，放入第一进二门，随即押回号舍，派遣文武官弁逐号查对，不许混乱越号。第二、三场都按照严密办法办理，士子们都知道畏惧法令。从头场到三场，没有夹带的人，头场、二场也没有越号的事情。只有头场临安县生员徐鼎，在尚未领取题目之前，忽然用拴筐的细绳勒住脖子，经号军救醒并呼喊报告，巡绰官进入号舍查看，发现试卷内写有《平缅表》一篇。臣当即审问取得确实供词，将他发交有关部门审理定拟，现在另行缮写奏折具奏。又在第三场查出石门县生员费朝本，试卷上盖的是西文场“被字四十二号”的戳记，却混入东文场，归入“字号”内。臣担心其他号舍也可能有这种弊端，于是率同提调、监试，带领巡绰等官员分赴各号，一一查对，都没有混乱越号。将费朝本严加审问，据他供称，他的父亲名叫费芝，也是石门县生员，一同进入考场。费朝本因为“被字四十二号”靠近号底的厕房，恰好看见父亲费芝在对面东文场的“归字号”内，想寻找空号偷偷坐进去，以免臭秽；又担心第三场策问的抬头写错，如果和父亲在同一号舍，还可以商量查看抬头，避免因格式错误被贴出。正当他的父亲以越号有违例禁斥责他赶快回到本号时，他正要走出去，就被查获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两〕 再三追问，费朝本始终咬定不改。又提出费芝，分开审讯，供词也相符。并审问号军吕芳，吕芳也说：年老生员喊令这个年轻生员赶快出去，确有其事。查条例记载：应试的举人、贡生、儒生越出自己的号舍与人换写文字的，枷号一个月，期满杖责一百下，发落为民。如今费朝本虽然审讯得知没有换写文字的事情，但他越入父亲的号舍，企图就近商量查看抬头，和换写文字没有差别。于是将费朝本移文通知学政衙门，斥革生员身份，发交按察司，依条例枷号、杖责发落。他的父亲费芝经审明，起初并不知情，后来见儿子越入“归字号”，便以此有违例禁，斥责他赶快回本号，尚且知道法纪，虽然应免治罪，但不便仍让他参加考试。于是将费朝本逐出考场，不准留在场内。如今头场朱卷已经誊录完毕，第二、三场试卷也都弥封完毕，依次发交誊录。所有收取、粘贴试卷等事务，也都已经办完。臣于八月二十日依例出闱，谨将三场搜查没有夹带，以及查出越号举子并治罪的缘由，缮写奏折恭敬上报。伏请皇上明察。另将头场、二场、三场正、副考官所出的题目一并列单，恭呈御览。谨此上奏。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朱批：知道了。

译浙江巡抚永德的奏折。军机处档案。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上奏报告此事。查本年乡试头场点名放入举子之后，八月初九日黎明，正在分发题纸时，据巡绰官禀报，有临安县生员徐鼎在号舍内用拴筐细绳自己勒脖子，经号军解救苏醒，怀中试卷上写有《平缅表》一篇等情。臣当即率同提调、监试道员亲赴号舍查验，发现徐鼎脖子上有绳索缠勒的细痕；查看他所写的表文，是颂扬圣德、荡平缅甸匪徒的文字。于是将徐鼎带到公堂审问。据他供称：初八日夜里睡下后，忽然听见有人说不许生员在场内作文，又看见一个胡子把油帘揭起，转眼不见，受了一惊，心里就恍惚起来，自己想要寻死，又想到死了也没有名目。本年三月间曾看见抄报上有征讨缅匪的事情，自己曾经作过一篇《平缅表》，原本想找机会进呈，也许有一天能得到进身之阶，平时一直熟记在心；于是想到何不把这篇表文写上，死后也可以留下名声，便写进试卷，随后用拴筐细绳在脖子上缠了两圈自行勒颈，没有死成，实在是因为功名不能上达而寻短见，并无其他情节等语。又审问表文中“黑雾弥漫天空化作祥云瑞气，妖云布满原野变成红日运行空中”这两联，其中“黑雾妖云”的说法是什么意思？据供称：上面两句是指缅甸酋长，下面两句是说圣朝破除缅匪。臣等观察他的面貌和言辞神色，似乎有惊惧迷乱的样子；仔细查看抄录的表文，也没有悖逆的事情。但这个生员既然因功名未能如愿，便拟作表文妄想求得进用，恐怕除此之外还另有牢骚之作，于是派委员前往他在省城的寓所，并委派杭州府知府严源亲自前往临安原籍，搜查是否有违法书籍。委员等出发后，随即在寓所查出《磨勘则例》一本、策论三帙、《四书文》、经文抄本、诗策问各一本，并没有其他不正经的书籍。又据杭州府严源回省禀报说，他赶赴临安，带回署县雷廷拭秘密前往徐鼎家中彻底搜查，只查出刻本四书文章等二十五本，再没有其他书籍。审问他的儿子徐阿大，据称他父亲上年在同县汪文川家坐馆教读，还有一些文章书籍带到馆中，于是又前往汪文川家，在徐鼎所住的书馆内查到小竹箱两只，当众开锁逐一翻看，都是刻本经书、诗文、墨刻字帖以及抄本时文。在那些零散杂纸中，也只有平川策一篇、拟作表文两篇、表稿和策稿两纸、抄画安土镇煞符两纸、赋稿杂抄一本、红纸诗歌及学生馆账一纸；除此之外没有邪逆不正经的书籍，也没有平缅表的底稿。随后审问汪文川，据供称，上年七月请徐鼎到家中教导儿子，平时见徐鼎说话偶尔有些恍惚，像是痰气所致，但没有其他情况。他所作的平缅表，自己从未见过。又查问徐鼎平日交往的生员汪斗文，传唤审问后，据称今年六月间曾看见徐鼎在书房中抄写平缅表一篇，还拿给自己看过。自己当时说，如今第二场已经不用表文了，写它有什么用，仍把它放在徐鼎的桌子上。自己略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至于现在他的原稿存放在哪里，自己确实不知道。并说要审问徐鼎之类的话，于是将从零散杂纸中查出的平川策以及表、策、赋稿、符纸、诗歌等物呈送前来。臣随即把表、策、诗、赋各稿发交粮储道陈梦说逐一查看，据其回复，表稿和赋稿都是庆贺、颂圣之词，策稿讲的是兵法、积贮等事，诗歌中有的抄写旧诗，有的是自叹命运困顿，并没有违法的语句。又把两张符咒发交杭州府，会同道纪、阴阳等官查验，据回复，咒语是安土咒，有的属于九宫罡咒，有的属于步罡咒、太阴咒，都是道书中所载的内容。这些符也是安土时通常使用的符，并没有违法邪术之类的情形。臣又把徐鼎提到案前，率同两司共同审讯，他始终供称确实是遇到祟鬼而心神迷乱，忽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又想到要留下名声，便把所作的平缅稿写入试卷，实在没有其他情由。追问他的原稿现在存放在哪里，据供称，七月间曾把原稿交给友人汪斗文阅看，因为汪斗文说如今第二场不用表文了，还要它做什么。后来生员赴省参加乡试，收拾书籍时，想起第二场不用表文，便把表稿烧掉了。这篇稿子原本是自己写的，时间不久，仍然熟记在心，所以默写进试卷，等等。当堂命他背诵，内容没有差错。又审问他的平川策为什么写作，据称那是乾隆十八年学政考课时出的题目，自己据题写成；其余表、赋也都是从前拟写的稿子，等等。臣查验起获的徐鼎书籍和各稿，并没有不正经的内容，符咒也不是邪术；试卷中所写的平缅稿，也只是称颂朝廷谋略，并没有悖逆的言语。但是按照科场一向的规定，试卷内如果有题诗、写禀等内容，属于有意妄写的，要斥退革除功名并治罪。徐鼎所写的平缅表，虽然是遇祟心神迷乱所写，写成后立即用绳子自勒脖子，似乎并非有意妄写。他从前拟作这篇稿子，本来就是想谋求进呈，作为求取仕进的途径。按照惩治纵横游说之徒假借上书、花言巧语而希求进用的法律，应杖打一百下。徐鼎应当依照这条法律拟处杖一百，革去生员功名发落。除移文咨报学政衙门将其革斥外，因这件事涉及科场违禁，臣谨将审理拟办的缘由缮写奏折具奏，并将原来所写的试卷恭敬呈上，请皇上阅览。恭请皇上明察裁示。谨此奏报。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原来写成的试卷 杭州府临安县儒学廪膳生员徐鼎，参加乾隆三十三年浙江乡试，现将本人的年龄、相貌、籍贯以及所学习的经书，逐项开列如下。现开列如下 一、本人生于五十岁，身材中等，面色白，略有胡须，属本县奉东都贰图民籍。一、学习《诗经》。一、原表文。

译浙江杭州临安县生员徐鼎，谨为陈述平定南方以报答君恩之事。臣听说，圣明的君主承受乾道，德行与兵刑一同兴盛；贤哲的君王统治天下，礼乐与征伐同样光耀。上溯黄帝用兵，因而光大了止齐之法；考察夏王问罪，明确显示了后至者诛伐的道理。周宣王六月出师，尹吉甫等三年破斧。远则考察汉、魏，近则直到元、明，任命将领、兴兵征讨，哪个朝代没有这样的事情？我朝自开创兴起以来，万国歌颂功业以赞美德化；承平以来，普天下又都受教化而奉为神明。扫除四境的边患尘氛，使风烟永远平息；广施九天降下的雨露，使恩泽长久流布。如今恭敬地遇到皇帝陛下，德行与尧的仁慈相并，功业与禹的勋绩相同；如日照临、如月照耀，四海的草木都像处在春天；甘雨和煦风，两种大的祥瑞征兆协调应验。哪里料到缅甸蛮夷这个小丑，暂时挥动螳螂的臂膀想要阻挡车轮；没想到愚蠢的蛮荆之人，只不过等待蚂蚁筑起土封来作为巢穴。因而烦劳圣上的关怀眷顾，命令大将向南征讨。恭敬地认为南方荒僻遥远，应当采用乡导来协助谋划，然后使道路情况周遍知悉，得以让天兵驻扎在安寝之地。敌方不过是一方有所防备，我方却从数路交相进攻；有时在南面声张而从北面攻击，有时在西面击鼓而向东进军。考察邓艾入蜀的事迹，他裹着毡毯翻越险峻山岭；看看韩信攻破楚国，多设置疑兵，避开实处而攻击虚处。这是兵家擅长的战术，采用多种方法迷惑敌人，是良将出奇制胜的谋略。田单攻破燕军，事迹清楚可考；诸葛孔明擒获孟获，至今仍令人记忆深刻。其他如黑雾遮蔽天空，自然可以化作祥云瑞气；妖云布满原野，也不难变为红日当空。因为邪恶不能胜过正义，旌旗所到之处，立即就会烟消云散。战争一定在于谋略，谋算充分，进攻就没有不能取胜的。关键只在朝廷选择良将，自然可以在举手顾盼之间成功。学生等才力惭愧，不能像猿臂善射，学问也愧不如龙骧；享受俸禄十多年，难以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谨陈述数十条谋略，不敢奢望偶然得到万分之一的采纳。伏愿朝廷谋划周密，彻底扫除边疆的烟障，凯歌立即奏响，永远铭刻为金石之训。天下各方歌颂国家稳固，四海百姓仰望光明如玉烛。臣等仰望上天、瞻仰圣明，内心激切惶恐至极，谨奉表上闻。

译《王道定〈汗漫游草〉案》。浙江巡抚永德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上奏报告查获行踪荒诞、诗句含有牢骚而形迹可疑的罪犯一事。查缉拿剪辫奸匪一案，臣曾反复告诫所属各地，无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都要仔细盘问查访。九月初四日，据富阳县知县吉尔彰阿禀报，该县典史邹宗洪追查到鲍建立饭店时，见有一名投宿者，询问后称姓于，名魏，号景阳，有一把书扇，上面写着“我有无价之珍，不是有大福气、大容量、大因缘的人不能承受”等字样；又有船票一纸，内写“孙客”，由此看来，该犯似乎姓孙。又查出零散书籍一包，其中诗稿有“断缰脱锁入行舟，并客路也知成罪放”等句，似乎是犯罪后逃脱。现将亲笔供词解送，等候审查。卑职随后询问，据于魏供称：“我原姓孙，后来姓王，是湖北荆门州生员，学名王道定，平素学习堪舆、医术、卜筮，来浙江谋生。”查他所写亲供中有“四月中何氏、郭氏等凶逆事”，恐怕受到牵连，所以逃跑等语，恐怕是逆匪孙大有、何佩玉等案件中的逃犯。再次审问，据供称：“孙大有是我的族侄，入赘居住在何佩玉家。今年孙大有图谋不轨，把我的姓名登记在簿册内。后来官兵前来剿捕，我想到簿册中有我的名字，不敢回家，便从汉口、江苏一路改名为于魏，以测字为业，来到浙江。我的诗稿都是途中偶然写作的，扇子上写‘无价之珍’，是希望打动别人，便于骗取钱财。”但楚省移文缉拿孙大有案件中的逃犯，名册上只有向必朝、何秀文、冯耳顺三人，所列年龄相貌分别只有十六岁和三十多岁，与王道定的年龄相貌不符。是否确实是逃犯？谨请移文查核楚省等情。公文送到臣处后，臣随即带着人犯以及书籍、诗稿等物到省城，率同司、道官员查看。所有书籍包括《阴符经》一本、《道德经》二本、《诸真录》二本、《悟真篇》三本、《参同契》三本，大致都是讲阴阳二气、五行、刚柔相克相协，以及去除邪念、保存诚心、修炼返本等意思。又有《募修元妙塔疏》一幅，都没有悖逆言语。另有《日者大畜》一本，是选择日时的书。只有诗稿一本，题名《汗漫游草》，其中有十多首诗，文字含意隐晦跳跃，奇异难解，不知指的是什么。他扇面上写的“无价之珍”等几句话，也非常荒诞。于是提审该犯，详细反复审讯。据供称：自己是湖北安陆府荆门州人，五十九岁，自雍正十年入学成为生员，学名王道定，家中有妻子黄氏，以及三个儿子、六个孙子，同族还有二十多家。因为一向学习地理、医术、卜筮，外出谋求挣钱。今年五月十五日从家中出发，原本要从樊城前往河南桐柏县访寻同乡好友蒋登托，请他推荐看风水的事情。因为水浅难以行船，便搭船前往武昌、汉口一带，仍然经过家门；因出门不久，没有回家。六月初三日到汉口，随后又到安庆、江宁、苏州，都没有生意。八月间到杭州卖卜，后来到富阳投宿鲍姓饭店。典史到店查问，因为看见扇子上有‘无价之珍’的话，又看见诗中有‘断缰脱锁’等句子，怀疑我是孙大有叛案中的逃犯，便把我叫到衙门审问，说我一定有牵连而逃跑的事情，要我写亲笔供词，并说在他们这里问供，有案件在其他地方就可以免受盘查。典史再三叫我书写，我因为原来家住的地方相近，便照着写了，声称恐怕受到牵连，所以逃跑。” 等解送到富阳县后，因为又看见生员的船票上姓孙，便更加怀疑，要动刑审问。生员有口难辩，只得供认姓孙，与孙大有是一家；又说孙大有图谋不轨，曾经把生员的名字写在簿册里，因此逃跑。其实生员并不姓孙，船票上写“孙客”，是因为外出以医卜为生，身份不体面，所以随口写作姓孙。如果生员果真是孙大有的族人，生员在船票上就不会写孙姓了。扇子上写的“我有无价之珍，迫不得已，需要金五百；不是有大福气、大容量、大因缘的人不能承受”，是因为生员一向学习炼丹，平日讲究《黄帝阴符经》《老子道德经》、魏伯阳的《参同契》、张伯端的《悟真篇》以及汇集古代内容的《诸真录》，认为炼成之后可以长生不老，这就是无价之珍。生员想让别人请自己去讲解这种修炼道理，好借机骗钱，所以在扇子上写下‘不是有大福气、大容量的人不能承受’的话。如果生员确实与叛案有一点牵连，即使生员逃了出来，家中还有妻子、子孙二十多人，怎么可能一个也不被捕获呢？如今生员也无法再辩白，只请求把生员监禁起来，等候移文查核，事情自然就会明白等语。官员反复严厉审讯，他虽然始终坚决供称不改，但该犯既然是生员，并非无知的乡野愚民，如果确实没有与叛党牵连，难道不知道这事关系自己的性命，怎么肯亲自写下？他所写的“恐怕受到牵连，所以逃跑”的亲笔供词，经过严厉追问，该犯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辩解，只推说是典史叫他写的，实在难以相信。又追问他的诗句为什么有种种隐晦跳跃、奇异难解之处，他虽然逐条加以解释，但在所作《赠翁轶群》诗中有“奇干偏争制胜兵”一句，据供称，因为翁轶群才干很好，却不去做官，偏偏充任安徽道书办，所以借用“制胜奇兵”的话来赞美他。这种解释很没有道理。又在酒肆所作诗中有“乾坤半输纵横计”一句，据供称，自己少年读书耗尽苦功，却不能出人头地，自己一生的天地日月都消磨在这里，所以借用“纵横”二字。查“纵横”二字含有合纵、连横的意思，而且还把自己比作魏徵，其中很有可疑之处。再追问他的炼丹方法能否试验，据供称是男女阴阳之事，把女子月经之气运入丹田等语，尤其属于邪妄荒诞。

译又供称乡试十次都没有考中，家里又贫困，因此作诗抒发感慨和牢骚，确有其事。由此看来，该犯是读书不得志的人，平日既然怀有怨愤，恐怕还隐藏着诱人剃辫、散布流言、暗中怀有不可告人谋逆意图等情形。于是再次严加追问，他坚决供称，自己没有取得功名、家中又贫困，确实是怨恨命运；但没有散布流言，也没有叫人剃辫。连续多日详细追问，他始终坚决不改口。臣查楚省移文缉拿叛党案件，原来只有向必朝等三人，邸报抄件中也只有郭起等七十多人姓名，并没有详细列出罪犯人数。王道定是否是逃亡叛犯，虽然无法核对，但该犯先说姓于，后来又说姓孙、姓王，前后闪烁不一，或许是逃犯改名，实在不能确定。即使确实不是逆党，但他的行踪诡异、诗词荒诞，又假借修炼之术迷惑他人，也应从重审理定罪，以端正人心、整肃士习。臣现已火速移文楚省确实查核；如果是孙大有案件中的同党，即将该犯解送回原籍从重办理。如果不是该案逃犯，也要取得该犯亲属的确实供词，并将其出门日期、入学年份一并移文回复浙江；同时移文江苏查提翁轶群到案对质审理定罪，另行奏报。除备录供词清单，并将诗稿和抄写的扇面一并封固恭呈御览外，关于查获王道定并审讯的缘由，臣谨先行缮写奏折上报，伏请皇上明察训示。谨此上奏。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朱批：好。知道了。署理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崔应阶的奏折。军机处档案。署理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崔应阶跪奏，为审讯定拟并具奏此事。查富阳县查获行踪荒诞的王道定一案，经前任巡抚臣永德缮写奏折上报，奉到朱批：“好，知道了。”钦此。当即行文命有关部门审理。由于该犯先前供称姓孙，恐怕是楚省逆犯孙大有案件中的同党，于是移文查问楚省，并移文江苏拘提翁轶群。臣到浙江任职后，接到巡抚臣移交的案卷。现接到楚省的回复，查明该犯并非孙大有案件中的同党；又接到江苏公文，将翁轶群解送到案。臣于是率同署理布政使曾曰理、署理按察使苏凌阿、粮储道陈梦说、宁绍台道潘恂，将王道定逐一严加审讯。据供词确实，似乎没有隐藏情节。除另行缮写供词清单恭呈御览外，臣审得：王道定是湖北荆门州学生员，平素学习堪舆、医术、卜筮，平日喜好炼丹和修炼之法。该犯因家道贫困，外出谋生。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从原籍起程，想前往河南访友，走到樊城时恰逢河道浅滞，便另搭便船到汉口、安庆、江宁、苏州、杭州一带，穷困潦倒，以卖卜为生。他担心被人耻笑，于是隐瞒真实姓名，有时假称姓赤川，有时假称姓景阳。等到雇船、领取船票时，又谎称姓孙，并一路自行编写了一本诗稿，题名为《汗漫游草》。由于贫困潦倒、四处漂泊，诗中字句大多流露出感慨和牢骚；而且他错误地把男女之事当作修炼法门，常在扇面上夹写“我有无价之宝，需要白银五百两，不是有大福分、宽宏大量且有大因缘的人不能承受”等话，希望骗人取利。本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富阳县投宿饭店，典史邹宗洪因查缉剪辫匪犯，在店中将他查获，搜出了扇面诗稿，以及他随身携带的《阴符》《道德》二经和《诸真录》《悟真篇》《参同契》等书。典史见诗句中颇有逃犯口吻，又见船票上姓孙，便认定他是孙大有案中的逃犯罪属。再三追问后，该犯含混承认，称恐怕受到牵连，所以逃走。典史当即命他书写亲供，禀报送交该县。经吉尔彰阿严加审讯后，据其供词具禀。抚臣永德命将他提到省城交委员会审讯，该犯仍坚称自己并非逆党，与逆犯孙大有等人从未见过面。他在县里原先的供词完全是害怕受刑而被迫诬认的，后来反复严加追问，他始终不承认。抚臣永德又亲自提审；如今臣又再三审问，该犯仍坚持原来的供词。他为谋生而浪游、失意后发牢骚的情形，说得一清二楚，仿佛画出来一样。他诗词中荒诞的地方，供称是引用比喻错误、抒发感慨和满腹愁苦，并没有阴谋叛乱以及诱使他人剪辫等违法事情。但他假借炼丹养生之术，胡乱写在扇子上，远赴外省图谋获利、迷惑他人，实属违法，自应从重审问拟罪。只是律例中没有可以直接治罪的条文，查无可引用的正条，例可比照定拟。王道定一案，应请比照“造妖言惑不及众”律，杖一百，流放三千里，以示惩罚。至于该犯是附生，先前已经因旷课被楚省斥革，此事应不再议论。至于翁轶群，经审问只是偶然与王道定同船，平日并无交往，也不懂诗中含义，没有违法情事，应请释放。至于该犯所作诗词，先前已经恭呈皇上御览，现一并陈明。臣所审理拟定王道定一案的情节，理应恭敬地上折奏报，伏请皇上明察，降旨议处施行。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朱批：交该部审查拟定后具奏。钦此。

译乔廷英、李一互相揭发诗句悖逆，以及乔廷英家中收藏前明傅梅《雉园存稿》一案。河南巡抚李世杰奏折。军机处档案。河南巡抚臣李世杰跪奏：为逆犯互相告发，审明后定罪拟刑，请求皇上鉴察。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据河南府知府万宁会同登封县知县曾友伋禀报：县属生员李从先控告监生乔廷英唆使王耀争夺秤行等情，曾友伋将其拘捕审问。据生员乔廷英供出并交出李从先之父李一亲笔所作《糊涂词》等六条，以及抄存的《半痴解》十条，察看其中语句，多有狂悖之处。曾友伋前往李一家搜查，没有发现违法字迹。审问李一，他承认乔廷英所揭发的各条，确实都是该犯所作，并说乔廷英平日所作诗中也有悖逆言词。曾友伋又到乔廷英家搜出乔廷英诗稿一本，果然有违法语句，并藏有前明傅梅刊刻的《雉园存稿》一部，也是应当缴出禁毁的书。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违法书籍或字迹。曾友伋具禀送到府中后，知府万宁又赶赴登封，亲自到两名犯人的家中再次搜查，没有发现不同之处。如今已经查明，各犯家属押解带到省城，听候审办，并将两犯的逆词抄录后禀报给臣。臣查阅李一、乔廷英所作的各种诗文，狂妄叫嚣，读来都令人发指。当下一面派委员迎接提解这些犯人赴省，一面紧急命令两司迅速审办。现据审明定拟的供词解送到来。臣于二月二十六日从办公处赶回省城，督同审讯。李一是登封县给顶的生员，性情乖戾，与乔廷英同乡居住，时常以诗文相互唱和。李一年老后失去馆职，更加狂愤，自号半痴先生。乾隆四十三年春间，陆续编造《半痴解》《糊涂词》，其中有“天痴地痴，并天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等语。又在《游卢岩寺记》《天下忧读郭子章管蔡论》《笑曹交文章经济序》《谁知民为贵》《有感君门万里妄官民核实已事碎编序郁》等文中，有的妄言君主和国家，有的任意诋毁，都属于狂诞不经，显然悖逆。随后他自行抄录出来，拿底稿给乔廷英看，乔廷英竟错误地加以赞美，并把原稿收藏起来。同年夏天，李一的儿子李从先从外地教书回家，看见父亲抄存的各条言语违悖，心中害怕，劝他烧掉。李一于是向乔廷英索取原稿，乔廷英取出几条原稿藏在家里，其余都归还。李一把拿回的原稿同自己抄录的稿本一起烧毁。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李从先因与王耀争夺秤行而互相控告，指称乔廷英唆使他打官司。乔廷英不服，于是在会审时把从前留下的以及抄录的李一各条逆词，当堂禀报揭发。县令曾友伋立即前往李一家搜查。李一承认这些内容确实是自己所作，但说已经烧毁，实际上没有留下，并指称乔廷英家收藏的诗稿中也有悖逆句子，是自己曾经看过的。曾友伋又到乔廷英家搜获诗稿一本，其中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和“志士终当营大业”等句，都属于狂悖之词。又搜出前明傅梅所刻《雉园存稿》一部，言语多有悖谬，也没有敬畏地遵守法令缴出。曾友伋把情况禀报知府万宁，万宁又赶赴各犯家中搜查，此外确实没有其他违法字迹和违禁书籍。于是他一面禀报，一面把犯人带到省城。臣批令两司，等各犯解到后，立即督促审问定罪。现据审拟供词解送到臣，臣随即提审并会同研讯。据李一、乔廷英都供认，前面所说的逆词确实是自己所作，并不隐瞒。又命李一将乔廷英抄存的各篇稿子默写出来相互比对，也都相符。于是将李一所作《糊涂词》中的“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半痴解》中的“天痴地痴”，《游卢岩寺记》中的“吾得尺寸之柄，民为贵”，文中的“任官之刻剥其民，不许民之诘告其官，久之人心大变”，以及《已事碎编》序中妄用“钦哉”二字等，连同其余各篇中所有狂妄悖逆的地方，逐一审问。李一供称，实因年老失去馆职，受到别人憎恶，于是放肆夸张地发泄胸中怨恨，以致言语多有狂悖，实在罪该万死，无从辩解。又审问乔廷英所作前述各诗句究竟指什么，他供称实因发狂失心，随笔胡乱填写，如今既被指出，也无法解释，只有低头认罪。臣认为，这两个犯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写下种种逆词，他们平日的牢骚不平和任意颠倒之言，必定还藏有其他违法著作，或许还把逆词传给别人观看、抄写，这些情况都不能确定。再次严厉追问多次，他们都说除此之外确实没有别的逆词，也没有给别人看过或让别人抄写，始终一口咬定不改，似乎没有隐瞒。查例文规定，犯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的子孙、兄弟以及兄弟的儿子，年满十六岁以上的都斩首；男子十五岁以下，以及正犯的母亲、女儿、妻、妾、姐妹，还有儿子的妻、妾，都交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没收入官。又据新例，正犯的父母审讯后确实不知情的，免于连坐，等等。如今李一身为生员，却因失去馆职、生活困苦而心怀愤懑，竟敢编造逆词，肆意狂吠。乔廷英明知李一的词句悖逆，却不立即揭发，反而相互赞美，抄录收藏在家；因被李一的儿子揭发控告，才开始上报缴出，这与大逆没有区别。并且乔廷英还亲自作逆词，暗中怀念前朝，都是罪大恶极，死万次也不足以抵偿罪过。李一、乔廷英二犯，都应依律凌迟处死。李一的儿子李从先、孙子李顺基、李敬基，乔廷英的儿子乔方、分居的同胞弟弟乔廷士，都应依照正犯子孙、兄弟年满十六岁以上斩首的律例，拟判斩立决。

译李一的妻子王氏、儿媳陈氏，以及乔廷英的妻子高氏、儿媳毕氏，和未满十五岁的乔云龙、乔廷士之子乔琅宇，都依律交给功臣之家为奴。乔廷英的母亲王氏，审讯后确认不知情，免于连坐。李一、乔廷英的财产查明后没收入官，另行命令估价变卖，造册送交该部。各犯的父母、伯叔都已去世，也没有许嫁的姑母、姐妹、子女，均不必议处。王耀控告一案另行命令审断结案，所有失察官员的职名查明后另行咨报参劾。除将《雉园存稿》十二本中查明的违禁处所粘贴标签，咨送军机处外，谨另行缮写各犯供单，并将李一旧存亲笔逆词六条、点出的逆词十条，以及乔廷英诗稿一本，一并恭敬呈请皇上御览，伏请皇上明察，命法司复核施行。再查《雉园存稿》一部，是明末直隶刑台人傅梅所作，内有违悖语句，臣已经紧急咨告直隶督臣，查取刻书的板片，并咨告各省查明是否流传，一并查禁销毁。臣拜发此折后即起身，仍赴兰阳河工，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四日奉朱批：交三法司审查拟定，迅速具奏。钦此。直隶总督袁守侗奏折。军机处档案。直隶总督臣袁守侗谨奏：为奏报事项。臣收到河南巡抚李世杰的咨文会办，查抄逆犯乔廷英家中收藏的《雉园存稿》有违悖语句，是明代直隶刑台县人傅梅所作。关于他的子孙是否还保存书籍、刻书板片，应严令一并查缴等情，咨文转送到臣这里。臣当即紧急命令照办，详细搜查。现据署理顺德府知府李绍元禀报，他会同刑台县知县甄时济访查，傅梅的子孙已经死亡断绝，只剩承嗣的第六世孙傅挺一人。他家的房屋在明末就已被火烧毁，如今住着两间土房，靠卖饼度日，有两个儿子，都没有读书。于是亲自到他家逐处仔细搜查，确实没有《雉园存稿》的书籍和刻板。又到傅梅近族生员傅宪等人家中仔细检查，也没有上述书籍。审问傅挺等人，他们供称自祖父以来从未见过此书，确实没有遗留刻板，众人的供词始终不变。现正另行详细审讯取供，取得结状具文，先行禀复上述情形。伏查傅梅所作《雉园存稿》，究竟是他自己刻板刊印，还是由他人代为刊刻，必须查明书中作序、校订的人，才能根查刻板的下落。如今傅梅原籍的房屋早已被火烧毁，子孙也都已经衰败，而同族之人又没有保存书板，自应再次咨会河南巡抚，并通令各属一体详细查缴。将送来的供词结状另行咨送该部查核之外，关于原籍刑台县查无傅梅所作《雉园存稿》书板的缘由，谨先缮写奏折具奏。伏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乾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奉旨：知道了。钦此。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想要进呈一案。直隶总督袁守侗奏折。军机处档案。直隶总督袁守侗跪奏：据臣标下清道官、守备王凤诏等禀报，捕获一名形迹可疑的犯人，并从他身旁搜出呈词一纸，他口称想求见皇上等语。臣查阅其呈首，言辞狂妄，并抄袭《易》《诗》二经中的语句，强行作注解，尤其荒谬支离。末尾又是图谋娶张、杜两姓的表妹为妻，语言实属狂吠。于是提审该犯，据供说他是山西临汾县人，三十一岁，本来姓赵，自幼随母亲改嫁冯姓之人，所以取名冯起炎。乾隆四十一年曾入学，想娶张、杜两姓的表妹为妻，只是恐怕对方嫌他贫穷而不答应，于是随意胡乱抄写经书，带到京城投递。本年正月初六日从原籍启程，二十一日到京，前往亲戚杜月的铺子，杜月送给他大钱一千文，另有他的弟弟冯兆荣给他大钱五百文，让他回原籍。该犯便出了京，在长新店一带逗留，听说皇上恭敬前往拜谒泰陵，所以想在道路旁跪求进见，供述如此。又追问他所写《易经》《诗经》是怎样讲解、有什么寓意，该犯也不能解释，只说是因为不能同表妹成婚，任意胡乱写成，并无其他原因等情。伏查冯起炎既然身为生员，本应严格遵守圣贤训诫，却因谋娶不成，似疯非疯，胡乱抄写《易》《诗》二经，意图冒犯皇上。当此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狂悖到这种程度，实在目无法纪。该犯在原籍平日是否有违法之事，他的弟弟冯兆荣在京城是否知情，必须彻底查明，严加审讯，以惩治愚妄。除紧急咨告山西巡抚派员前往该犯家中严密搜查，并命大兴、宛平二县查传其亲戚杜月、其弟冯兆荣到案审明，依例办理外，谨缮写奏折具奏，并将供单连同该犯原呈恭敬呈请皇上御览。伏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奉朱批：览。钦此。附：原呈。臣是山西平阳府临汾县的儒学生员冯起炎，不能亲自向天子陈达，冒昧借执事大员之手，进呈到天子面前说：“臣生在晋地，长在晋地，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却没有听闻陛下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只听说陛下每天谈论读书之事。臣私下认为，陛下所读的书，没有比《易》更重要的。《易》这部书，如果没有文王、周公、孔子，谁能阐述它？所以文王、周公、孔子以后，再没有人敢于真正阐明它了。请允许臣为陛下真正阐明它，可以吗？假如陛下命题说：‘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 猛烈地讨伐那殷商武士，奋力征伐荆楚。深入荆楚险阻之地，俘获荆楚军队。荆楚之地被整齐平定，这是成汤后代的功业。你们这些荆楚人，住在国都南方。从前有成汤，自那氐地兴起，没有谁敢不前来进贡，没有谁敢不前来朝见。都说商朝是常道，天命所归于众多诸侯，在大禹治绩所及之地建立都城。各国每年都来朝贡，不要给我们带来祸害，耕种收获不可懈怠。上天降下命令来监临人间，使下民有所敬畏；不逾越，不滥行，不敢懈怠安逸。在下国施行天命，封建诸侯以成就福祉。

译商邑安定严整，是四方的准则。它的声威显赫，它的神灵光耀。愿其长寿安宁，以保佑我们的后代。登上那景山，只见松柏挺直。砍下它们，搬运它们，正在砍削整治。松木椽子修长，柱子之间宽敞。寝宫建成，十分安宁。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吗？假如陛下命题说：“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葛藤蔓延啊，伸展到山谷中央。叶子茂盛，黄鸟飞翔，栖集在灌木上，鸣声嘤嘤。葛藤蔓延啊，伸展到山谷中央。叶子浓密，把它割下，把它煮熟，织成粗葛布和细葛布。穿着它做的衣服不会厌弃。告诉女师氏，告诉她我将要回去。轻轻污洗我的衣裳，薄薄地浣洗我的衣服。哪些该洗？哪些不该洗？回去问候父母。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吗？假如陛下命题说：“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到哪里去采白蒿？就在池沼和小洲。采来做什么？用于公侯的祭祀。到哪里去采白蒿？就在山涧之中。采来做什么？用于公侯的宗庙。佩巾端正整齐，早晚都在公所供职；佩巾众多繁盛，事情办完便回去。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吗？假如陛下命题说“六五，童蒙吉”，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到哪里去采南涧边的水藻？到哪里去采水藻？就在那道路积水之处。用什么来盛放？用方筐和圆筐；用什么来烹煮？用三足釜和大釜。把祭品安放在哪里？在宗室寝庙的窗下。谁来主持祭祀？有端庄恭敬的年轻女子。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六五，蒙童吉”吗？假如陛下命题说：“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车子被牵引着前行啊，思念美丽的女子远去啊；并不是因为饥渴，而是因为美好的声誉传来。虽然没有好友，仍然欢宴而喜悦。依傍着那平坦的树林，有鸟聚集在那里。赞美那美好的女子，美德使人来受教。欢宴而赞美，喜爱你而不厌弃。虽然没有美酒，还是勉强饮用吧；虽然没有美味菜肴，还是勉强进食吧；虽然没有美德，也同你一起歌唱跳舞。登上那高冈，砍取柞树薪柴。砍取柞树薪柴，树叶浓密茂盛。很久没有见到你，一见到你我的心便舒展开来。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大道令人行走。四匹公马、六条缰绳，像琴瑟般和谐地迎接你。新婚使我的心感到安慰。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吗？假如陛下命题说：“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采摘菽豆啊，采摘菽豆啊，用方筐和圆筐盛装。君子来朝见，要赏赐他什么？即使没有别的赏赐，也有大车和马匹；还要赏赐什么？黑色礼服和绣有黼纹的礼服。泉水汹涌地从井边流出，就去采水芹。君子来朝见，就去观看他的旗帜。旗上銮铃发出清脆声响，三匹马、四匹马拉着车，君子所到之处都受到迎接。赤色蔽膝垂在大腿上，邪幅束在下方。那交错的佩饰并不松弛，是天子所赐。快乐啊君子，天子命令他任职；快乐啊君子，福禄加倍降临。柞树的枝条啊，树叶蓬蓬勃勃。快乐啊君子，镇守天子的邦国；快乐啊君子，万般福祉都归于他。众多辅佐者安定有序，也都率领众人跟从。水势浩荡，杨木舟用绳索牵引；快乐啊君子，天子加以庇佑；快乐啊君子，福禄厚厚地赐予他。忧思啊，游乐啊，也都得到了安定。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吗？前往行事，又有什么过错呢？假如陛下命题说：“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那广阔的田地，每年收获万斛粮食。我取来陈粮，供养农人。自古以来就是丰年，如今正到南亩耕作。有的除草，有的培土，高粱黍稷长得繁茂。于是慰劳、休息，进献给我的俊士。用我整洁精明的祭品和公羊祭祀，以祭社神和四方之神。我的田地已经整治完毕，这是农夫的庆典。弹琴鼓瑟、击鼓作乐，以迎接田祖，祈求甘雨，保佑黍稷，使男女都得到养育。曾孙来到田间，拿食物给农夫送饭。到了南亩，田畯高兴地迎接。他在左右巡视，尝尝食物味道好不好？禾苗铺满田垄，最终既好又多。曾孙没有发怒，农夫都能勤勉尽力。曾孙的庄稼，堆积如屋檐，聚集如屋梁；曾孙的谷仓，像小丘，像高台。于是求得千座仓，求得万辆车。黍稷稻粱丰收，是农夫的庆典。以大福报答，愿万寿无疆。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吗？假如陛下命题说：“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大田里庄稼繁多，已经播种，也已经作好准备，准备完毕便开始农事。拿着锋利的耒耜，开始在南亩耕作，播下各种谷物。庄稼既整齐又高大，曾孙因此满意。庄稼已经抽穗，已经结实，已经坚硬成熟，已经长得美好。没有恶草和莠草，除去螟虫、螣虫以及蟊贼，不要伤害我的田中幼苗。田祖有神，手持火把。云气浓重，雨势绵绵而下。雨水先降在公田，随后也降到我的私田。那里有未收割的幼苗，这里有未收尽的庄稼；那里有遗落的一把禾束，这里有滞留的穗子，都是寡妇可以取得的利益。曾孙来到田间，带着妻子儿女给南亩送饭。田畯高兴地迎接。于是来到田间举行祭祀，以红色和黑色的牲畜及黍稷祭献，进行享祀，以求获得大福。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吗？假如陛下命题说：“九二，咸，言吉，无不利”，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鸿雁飞翔，羽翼发出肃肃声响。那些人出征，在野外辛劳。于是救济困苦之人，哀怜鳏夫寡妇。鸿雁飞翔，聚集在泽中央。那些人在城墙边劳作，百堵城墙都动工修筑。虽然辛苦劳累，最终能够安居吗？鸿雁飞翔，哀鸣嗷嗷。这些明智的人说我们劳苦；那些愚昧的人却说我们是在张扬骄横。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九二，咸临，吉，无不利”吗？假如陛下命题说：“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北风寒凉，雨雪纷纷。爱护我、亲近我的人啊，携手一同前行。不要迟疑，不要安逸，因为事情已经十分紧急了。北风呼呼作响，雨雪纷飞。爱护我、亲近我的人啊，携手一同归去。不要迟疑，不要安逸，因为事情已经十分紧急了。没有什么红色不是狐狸，没有什么黑色不是乌鸦。爱护我、亲近我的人啊，携手同车。不要迟疑，不要安逸，事情已经十分紧急了。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吗？假如陛下命题说：“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鸱鸮啊鸱鸮，你已经夺走了我的孩子，不要毁坏我的巢室。我辛劳啊，我勤苦啊，为了养育孩子而忧闵啊。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剥取那桑树根皮，缚紧门窗。如今你们这些下民，谁还敢欺侮我？

译我的手已经粗拙劳苦，所采的苦菜，所积聚的柴薪，使我的口舌终于劳痛，我说：“我还没有家室。” 我的羽毛零落，我的尾毛稀疏，我的巢室摇摇欲坠。风雨所造成的漂摇，使我的声音只能哀鸣不止。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吗？假如陛下命题说“遯亨，小利贞”，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漂浮在水上的柏木船啊，也随着水流漂荡。忧心忡忡不能入睡，好像有深藏的忧患。不是没有酒，可以用来遨游。我的心不是镜子，不能什么都容纳；也有兄弟，却不能依靠。姑且前去诉说，却遇到他们发怒。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使它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把它卷起。威仪庄重整齐，不可更改。忧心悄悄，被群小所怨恨。遭遇忧患已经很多，受到侮辱也不少。静下心来思考，醒来后忧思更加明显。太阳啊月亮啊，为什么交替着变得昏暗？我的心充满忧愁，就像衣服没有洗净；静静思量，不能振翅高飞。这样的诗，难道不就是“遯亨，小利贞”吗？假如陛下命题说：“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那么请允许臣诵诗来应答。驾车奔驰，回去慰问卫侯。马车缓缓前行，说是到了漕邑。大夫跋山涉水而来，我的心便忧愁。既然不赞许我，就不能很快返回；看你做得不好，我的思虑就不会长远。既然不赞许我，就不能很快渡过；看你做得不好，我的思虑就不会停止。渡过那道弯曲的水岸，说是要采摘蝱草。女子善于怀念，各人也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许国人责怪她，众人幼稚而且狂妄。我走在田野中，麦子长得茂盛。向大国求助，谁来援助我，谁能使我达到目的？大夫和君子啊，不要责怪我。你们百般思虑，都不如我的思虑。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易经》所说的‘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吗？假如陛下出题说：‘六二休复，吉’，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那清澈的肥泉水，长久地流入淇水。我思念卫国，没有一天不思念它。那些美丽的姬姓女子，姑且同她们商议。出行住宿在泲地，在祢地饮酒饯行。女子出嫁远行，就要离开父母和兄弟。先问候我的各位姑母，随后又问候大姐。出行住宿在干地，在言地饮酒饯行；装上油脂润滑车轴，系好车轭，调转车子出发，迅速到达卫国，难道还会有什么祸害吗？我思念肥泉，因此长久叹息。思念须地和漕地，我的心情绵长不尽。驾车出游，来排遣我的忧愁。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六二休复，吉’吗？假如陛下出题说：‘九五嘉遯贞吉’，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谁说黄河宽广？一片苇叶就能渡过。谁说宋国遥远？踮起脚来就能望见。谁说黄河宽广？竟然容不下一只小船。谁说宋国遥远？竟然不到一个早晨就能到达。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九五嘉遯，贞吉’吗？假如陛下出题说：‘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狼踩着下巴，随即又踩着尾巴。公孙身材魁梧，穿着红色鞋子，步履稳重。狼踩着尾巴，随即又踩着下巴；公孙身材魁梧，美好的德声没有瑕疵。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吗？假如陛下出题说：‘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那轻轻荡漾的柏木船，停在河的中央。那位文采出众、头发垂至耳边的男子，确实是我的配偶；至死我也发誓不改变心意。母亲啊！上天啊！你们都不能体谅我。那轻轻荡漾的柏木船，停在河岸边。那位头发垂至耳边的男子，确实是我的唯一配偶；至死我也发誓不做邪恶之事。母亲啊！上天啊！你们都不能体谅我。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吗？假如陛下出题说：‘六二，咸其腓，凶；居，吉’，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东方还没有天亮，就把衣裳穿颠倒了。颠来倒去地穿，只因为国君那里来召唤。东方还没有发亮，就把衣裳穿颠倒了。倒过来穿，颠过来穿，只因为国君那里下令。折下柳枝，遮挡园圃；狂妄的丈夫惊惶不安，不能按时作息，不是早来就是晚来。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六二，咸其腓，凶；居，吉’吗？假如陛下出题说：‘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旄丘上的葛藤啊，为什么枝节伸展得这样长？叔父啊，伯父啊，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天还不来？为什么停留在那里？一定有同伴相助。为什么停留这么久？一定有原因。狐皮衣蓬松杂乱，却不是车子不肯向东行。叔父啊，伯父啊，没有谁愿意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这些琐屑而卑微、流离失所的人啊，叔父伯父却像耳朵被塞住一样，完全听不见我们的呼声。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吗？假如陛下出题说：‘六二，王臣，●●匪躬之故’，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登上那北山，说是要采摘枸杞。勤勉强健的士子们，早晚都在从事劳作。王室的事务没有止息，使我忧虑父母。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大夫分配不均，只有我承担的事务最为繁重。四匹公马奔跑有力，王室事务纷繁繁忙。赞美我还没有老，称许我正当强盛。体力正强健，治理四方。有人安闲休息，有人为了国事竭尽劳苦；有人躺在床上休息，有人不停地奔走。有人不知道呼号求救，有人悲惨地辛勤劳作；有人闲居俯仰，有人被王室事务缠绕得忙乱不堪。有人沉湎于饮酒享乐，有人忧惧灾祸；有人出入发表议论，有人没有一件事务不做。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六二王臣，●●匪躬之故’吗？假如陛下出题说：‘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既砍坏了我的斧头，又砍缺了我的斨。周公向东征讨，使四国得到安宁。可怜我们这些人，也实在得到了安定。既砍坏了我的斧头，又砍缺了我的锜。周公向东征讨，使四国归服。可怜我们这些人，也实在得到了美善的生活。既砍坏了我的斧头，又砍缺了我的娲。周公向东征讨，使四国安定。可怜我们这些人，也实在得到了休息。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吗？假如陛下出题说：‘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那黍子长得茂盛，那稷子刚刚抽苗。行走缓慢，心中忧摇。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什么追求？苍苍上天啊，这究竟是什么人造成的呢？那黍子长得茂盛，那稷子已经抽穗。行走缓慢，心中像醉了一样。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什么追求？苍苍上天啊，这究竟是什么人造成的呢？那黍子长得茂盛，那稷子已经结实。行走缓慢，心中像被哽住一样。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什么追求？苍苍上天啊，这究竟是什么人造成的呢？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吗？

译假如陛下出题说：‘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园中有桃，桃实可以食用。我心中忧愁，于是歌唱吟诵。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是士人而骄傲。那些人说得对吗？您说：‘为什么我的心中这样忧愁？有谁知道呢？有谁知道呢？大概还是不要多想了。’ 园中有枣树，枣实累累。我心中忧愁，姑且巡行国中。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是士人却没有止境。那些人说得对吗？您说：‘为什么我的心中这样忧愁？有谁知道呢？有谁知道呢？’大概还是不要多想了。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吗？假如陛下出题说：‘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亭’，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兔子自在地奔跑，野鸡却落入罗网。我出生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作为；我长大以后，却遭逢这许多灾难。只愿长睡不醒。兔子自在地奔跑，野鸡却落入罦网。我出生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造作；我长大以后，却遭逢这许多忧患。只愿长睡而不醒。兔子自在地奔跑，野鸡却落入罿网。我出生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劳役；我长大以后，却遭逢这许多凶祸。只愿长睡而不闻不知。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吗？假如陛下出题说：‘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伟大的上帝啊，俯临天下，威严显赫。察看四方，寻求民众的安定。那两个国家，政事没有办好；于是考察、谋划这四国。上帝喜爱周国，厌恶他们使疆域扩张的做法。于是回头眷顾西方，这里就是与周相配、可以居住的地方。把树木砍倒，排除它们；砍去枯木和蔽障；修整它们，平整土地；清除灌木和坑洼；开通道路，劈除障碍；拔除柽柳和椐树；砍掉、剔除檿树和柘树。上帝迁就明德之人，串夷开辟道路；上天为周树立配偶，周接受的天命已经稳固。上帝察看那座山，柞树和棫树就被拔除，松树和柏树也被修整。上帝建立邦国，成就事业，来承继大伯和王季的功业。王季内心仁厚友爱，对兄长尤其笃厚；他的福庆于是得到光明，所受的禄位没有丧失，终于拥有四方。正是这位王季，上帝度量他的内心，使他的德声远播。他的德行能够明察，能够明察又能辨类，能够长久治理，能够成为君主。他统治这个大国，能够顺从、亲近臣民，最终接近文王。他的德行没有悔恨，既已接受上帝的福祉，又施及子孙。上帝对文王说：‘不要这样徘徊观望，不要这样贪求羡慕；要赶快先登上彼岸。’密国人不恭敬，竟敢抗拒大国，侵扰阮地，前往共地。文王因此赫然震怒，于是整顿军队，来抵御、驱逐敌军，使周的福祉更加深厚，以此报答天下。依靠京地作为根据，从阮国疆界开始进攻，登上我们的高冈。不要侵入我们的山陵，不要侵入我们的山丘；不要饮用我们的泉水，不要进入我们的池泽。测量那片肥美的平原，居住在岐山南面；那里被称为强盛之地。成为万邦的准则，成为下民的君王。上帝对文王说：‘我怀念明德之人，他不用声势和脸色威吓人，不以强暴长久施行变革，不自作聪明也不故作无知，只顺从上帝的法则。’上帝对文王说：‘询问你的●方，联合你的兄弟，凭借你的钩援和临车、冲车，去攻打崇国的城墙。’ 临车和冲车缓缓推进，崇国的城墙高大坚固；俘获的敌人接连不断，被割取左耳的人安然无惧。举行类祭，举行禷祭，使他们归附，四方因此不敢侵犯。临车和冲车威武逼近，崇国的城墙高耸坚固；攻打它，摧毁它，使它断绝，使它迅速灭亡，四方因此没有违逆。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吗？假如陛下出题说：‘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宫室高大，根基坚实。姜嫄的德行正直不偏，上帝依凭她；没有灾难祸害，怀孕满月而不迟延，于是生下后稷。上天降下各种福气，黍、稷有早熟晚熟，稻、豆、麦也都丰收。终于拥有下国，使百姓从事耕种。有稷有黍，有稻有黑黍；拥有天下土地，继承禹的事业。后稷的孙子，就是太王。他居住在岐山南面，开始剪除商的势力。到了文王、武王，继承太王的事业，在牧野使上天的命令得以实现。没有二心，没有疑惧，上帝亲自临视并厚待他们；商军终于全部被击败，周军成就了功业。武王说：‘叔父，建立你的长子，让他在鲁地受封为侯。大力开拓你的疆域，作为周王室的辅佐。’ 于是任命鲁公，让他在东方受封为侯，并赐给他山川、土地和附庸国。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龙旗飘扬，驾车六辔；恭敬谨慎，春秋两季祭祀从不懈怠，祭享从不差错。尊贵伟大的后帝、显赫的始祖后稷，以赤色公牛祭祀他们；他们享用祭品并感到适宜，降下的福气很多。周公这位伟大的祖先，也赐给你福祉。秋天举行尝祭，夏天举行福祭。白色公牛和赤色公牛强健，祭祀用的酒尊庄严整齐；烤熟的毛肉、大块肉和肉羹，盛在笾豆和大房中。万舞盛大热烈，孝孙因此获得福庆。使你兴盛昌隆，使你长寿而安善；保有东方，使鲁国长久安定。不亏损，不崩坏，不震动，不动摇。三种长寿相互为伴，像山冈、山陵一样长久。公车有三百辆，车上饰有红色旗缨和绿色丝带，配备二弓重弓。公的徒众有三万人，戴着贝饰头盔，系着红色帽带，士卒众多而气势盛大。抵御戎狄，惩治荆、舒，于是没有谁敢抵抗我们。使你昌盛炽烈，使你长寿富足。直到黄发、背有斑纹，长寿而相互共事。传承你的昌盛并使之扩大，使你长寿到老。经历万年千岁，长寿而没有灾害。泰山高峻雄伟，是鲁国所依仗的山岳。终于拥有龟山、蒙山，疆域扩展到东方尽头。直到海边的国家，淮夷前来归同。没有谁不遵从，这是鲁侯的功劳。保有凫山、绎山，于是扩展到徐国的土地，直到海边的国家；淮夷、蛮貊以及南方夷族，没有谁不遵从，没有谁敢不答应，鲁侯所到之处，他们都顺从。上天赐给公丰厚的福禄，使他长寿并保有鲁国。安居在常地和许地，恢复周公的疆宇。鲁侯欢乐宴饮，善妻长寿，母亲高寿，适宜于大夫、庶士和邦国。于是得到很多福祉，直到黄发、童齿。徂来的松树、新甫的柏树，砍伐、量度，长短寻尺分明。松木做的椽子宽大，路寝十分宏伟。新庙巍峨壮丽，是奚斯所建，广大而且宏伟。万民都顺从它。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六五’取自‘益’卦的‘十朋之龟’，不可违背，元吉吗？假如陛下出题说：‘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那南山确实广大，是禹治理开垦的土地。平整的高地和低湿地，曾孙前来耕种。划定疆界，整治田地，使田亩向南、向东排列。上天布满阴云，雨雪纷纷，又加上下起●霂细雨。既忧虑，既滋润，既沾濡，既充足，于是生长出各种谷物。田界整齐，黍稷茂盛。曾孙收获粮食，用来制作酒食，供给尸主和宾客。愿享有万年长寿。田地中央有庐舍，田界上有瓜果。把它们剥皮、腌制，献给皇祖。曾孙接受长寿，接受上天的福佑。用清酒祭祀，随后奉上赤色公牛，祭享祖先。拿着有鸾铃的刀，剖开牛毛，取出它的血和脂膏。

译举行蒸祭，举行享祭，香气浓郁芬芳。祭祀之事非常完备，先祖尊贵显赫。以大福报答，长寿没有边际。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吗？假如陛下出题说：‘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大’，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茨草长得茂盛，说是要拔除荆棘。从前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要种黍稷；我的黍长得整齐，我的稷长得茂盛。我的仓已经装满，我的露积也有亿万。用这些制作酒食，用来祭享，使尸主安坐并劝饮，以求得到大福。仪容整齐、步履有序，洁净牛羊，前往举行蒸祭和尝祭。有人剥牲，有人烹煮；有人陈列，有人奉上。祝官在门内祭告，祭祀之事非常完备。先祖尊贵，神灵保佑并来享用。孝孙获得福庆并报答，以求大福，长寿无疆。掌管炊事的人恭敬勤谨，祭祀用的俎十分宽大；有的烧烤，有的炙烤。君夫人恭敬安静，豆器中盛满祭品。对宾客行献酬之礼，礼仪完全合乎法度，谈笑都很得体。神灵保佑而来，报以大福，长寿长久。我已经十分疲劳了，但礼仪没有一点差错。太祝来传达神灵的告辞，赐给孝孙福禄。芬芳的孝祭，神灵喜爱这些饮食。神灵为你占验百种福气，如愿而且合乎法度。既整齐又谨慎，既端正又严肃。永远赐给你最大的福禄，时时达到万、亿之数。礼仪已经完备，钟鼓已经戒备。孝孙走到自己的位置，太祝传达神灵的告辞。神灵都已经醉了，尊贵的尸主于是起身。击鼓鸣钟送尸主离去，神灵保佑也随即归去。各位宰夫和君夫人及时撤去祭品，诸父兄弟都来尽情举行私宴。乐工全部入内奏乐，以安定后来的福禄。你的祭品已经奉上，众人没有怨言而共同庆贺。既醉又饱，大小都叩头。神灵喜爱饮食，使君主长寿，十分顺遂而合时宜。愿把这些福禄全部延续下去，子子孙孙永不废止。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吗？假如陛下出题说‘九二孚兑吉悔亡’，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浓重的露水啊，没有阳光就不会蒸发。尽情地夜饮吧，不醉就不要回去。浓重的露水啊，落在那茂盛的草上。尽情地夜饮吧，在宗庙中考校礼仪。浓重的露水啊，落在枸杞和酸枣树上。显明诚信的君子，没有谁不具备美好的德行。那梧桐树和椅树，果实累累。和乐平易的君子，没有谁不具备美好的仪容。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九二孚兑，悔亡’吗？假如陛下出题说：‘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那么请允许我诵诗来应答：深谋睿智的是商先祖，长久地兴发祥瑞。洪水浩荡无边，禹铺治天下土地。四方之外的大国，都被划入疆域。既已兴盛于有娀氏，正当强盛之时，上帝立其子为商的始祖。玄王英武刚毅，接受小国和大国，都能使其通达；行为始终不越轨，于是事业已经显著兴发。相土威武显赫，海外诸国都整齐归服。上帝的命令没有违背，一直传到汤王。齐心辅佐汤王，降福没有迟延；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提升。光明地感通上帝，长久敬奉上帝。上帝命令他施行法度于九州。接受小国和大国，使它们成为下国的联属屏蔽，这是上天多么美好的恩赐啊！不骄矜，不刚硬，也不柔弱，施行政令勤勉忧劳，百般福禄都聚集而来。接受小国和大国的贡赋，使它们成为下国的高大屏障，这是上天多么深厚的恩宠啊！施展、进献他的勇武，不震动，不动摇，不恐惧，不惊骇，百般福禄都汇聚而来。武王高举旗帜，恭敬地执掌大钺，威势如烈火，没有谁敢阻挡我们。三处残余势力如同萌蘖，没有谁能够继续发展。九州已有战事，韦国、顾国已经被讨伐，接着讨伐昆吾、夏桀。从前正值中期，国家有震动而且事业艰难，确实是一位天子，降下卿士，正是阿衡，确实辅佐商王。这样一首诗，难道不是‘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吗？如果不是这样，请允许我再为陛下解释。所谓‘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大概是说这类卦象，就像一千人合围，中间放出一只快鹘，去搏击那只狡猾的兔子一样。这只快鹘就是‘无妄，元亨利贞’，那只狡兔就是‘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所以说：‘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所谓‘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大概是说，这首诗是周公去世以后，他的朋友前来吊唁时所作的辞章。读这首诗的人，沉溺于‘季女’‘硕女’‘新昏’等说法，却不考察前后文，所以不能认识这首诗。因此说：‘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所谓‘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大概是说，这首诗本来是王姬下嫁诸侯，在她回娘家省亲时，她宫中的人替她作的诗。读者不了解这个意思，另用其他说法来解释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因此说：‘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所谓‘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大概是说，只有周公才能做到这样。读者不知道曾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能认识这首诗。因此说：‘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所谓‘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大概是说，这首诗也只有周公才能做到这样。读者不知道曾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能认识这首诗。因此说：‘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所谓‘九二咸临，吉无不利’，大概是说，在宣王中兴的时候，当时的牧伯中有能够安定百姓的人，所以当时的人为他作了这首诗。因此说：‘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所谓‘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大概是因为这首诗当时不过八句。只看上面四句，就是‘眇能视’的意思；只看下面四句，就是‘利幽人之贞’的意思。因此说：‘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所谓‘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大概是因为妇女撑船时，多用左腿，这就是‘明夷，夷于左股’的意思。船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方，如果由那个撑船的人来救助，就不难渡过，这就是‘用拯马壮吉’的意思。因此说：‘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所谓‘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大概是说，这类诗本来是捶胸取血的诗。只从桃、棘这些字面来看，就是‘噬干肉，得黄金’的意思；如果剖析其中的内容来看，就是‘贞厉无咎’的意思。因此说：‘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所谓‘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大概是说，太伯之所以竭力成全王季做王，全在于没有明说出来的安排之中。即使王季自己也无可奈何；否则，为什么会把国家传给文王呢？因此说：‘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译所谓‘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大概是说，周公一生只知道为王室勤劳罢了。武王说：‘叔父，建立你的长子，让他在鲁地受封为侯，大力开拓你的疆域，作为周王室的辅佐。’这正是周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说：‘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所谓‘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大概是说，只看这一片片雪花，一一滋润到土地里面，就是‘中孚’的意思；只看这尚未长角的小牛犊，就是‘豚鱼，吉’的意思；只看治水的人和耕田的人，就是‘利涉大川’的意思；只看这些人不敢贪占上天的赐予，而一定要用它祝福尸主和宾客、隆重举行祭祀，就是‘利贞’的意思。因此说：‘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所谓“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大概说的是商、周的杰出人物，正处在治理易乱之世的时候。纣王只是抛弃田地而不加治理，所以武王讨伐纣王之后，那些田地仍然荒芜而无人治理。若没有周公，谁能治理它们呢？《楚楚》说：“荠麦抽出它的荆棘。自古以来，为什么使我种植黍稷？”这就是“见龙在田”的意思。《神嗜》说：“神灵喜爱饮食，使君主长寿，既仁惠又合时宜，只愿把这些都完成，使子子孙孙永远不断。”这就是“见大人”的意思。所以说：“九二，见龙在田，利请大人。” 所谓“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大概说的是生商的也是汤，玄王也是汤，武王也是汤，只是说法有所不同罢了。韦、顾是一个蘖，昆吾是一个蘖，夏桀又是一个蘖，这就叫“三蘖”。“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这是经营南巢的开始。“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说的是韦、顾已经讨伐，昆吾和夏桀也被诛灭、放逐到南巢的事情。当他接受小国而使之通达，接受大国而使之通达时，这叫“包蒙吉”。当他接受大小诸国，使它们成为下国的旗帜；接受小贡、大贡，使它们成为下国的高大屏障时，这叫“纳妇吉”。当他虔诚地执掌政事，威势如烈火熊熊燃烧时，这叫“子克家”。前面说禹，后面说阿衡，也都是“子克家”的事情，所以说：“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这次臣来，也没有什么“希望如何如何”的愿望，更没有别的请求，只是有一件事尚未解决，请允许臣向陛下叙述它的缘由。臣本是赵氏之子。臣的祖父赵增寿，父亲赵国英，不幸早早去世。臣母刘氏因为臣父平素没有留下产业，只有一座捣钱铺，也全被债主分去了，于是昼夜不停地尽力做针线活，靠乳汁养育臣的兄长和妹妹，过了几年，终于因此卧床不起，再也不能做针线活了。空荡荡的一间屋子里，每天都听到因饥饿而啼哭的声音。臣的外祖父刘金辅对臣母说：“你这样只顾使自己受苦，那么这些幼小的孩子怎么办呢？”于是臣母便带着臣兄和臣妹等人一起投奔冯家。不到十年，臣母就去世了，臣妹也去世了。于是臣兄恢复先人的姓氏，改名赵清，字渭川，以奉祀先人。而臣因为母亲去世太过悲痛，妹妹去世又使我悲痛，凡事不敢顾惜自己，一直只沿用冯氏的姓罢了。因此自取名为冯起炎，字南州。臣曾到张三姨母家，见到一个可以娶为妻的女子，只恨自己没有能力办理这件事。此女名叫小女，十七岁，正值待嫁之年，且正在尚未许配人的时候，是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的次女。臣又到杜五姨母家，见到一个可以娶为妻的女子，只恨自己力量不足以办理此事。此女名叫小凤，十三岁，虽然还不是必定要许配人的年纪，却已经到了可以许配人的时候，是本京东城闹市口端生号杜月的次女。若凭陛下的力量，派一名能干官员，选一匹快马，限期疾驰到临邑，询问临邑地方官：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真有一个张守忭吗？如果确实如此，这件事就成功了。再询问东城闹市口端生号中，果真有一个杜月吗？如果确实如此，这件事也就成功了。两件事都成功，臣的愿望就满足了。然而臣这次来，正不知道陛下是否采纳臣的话，却要拿这些事情来强求陛下吗？只是在进言之际，顺便叙说一下罢了。

译山西巡抚农起的折奏，军机处档案。山西巡抚臣农起跪奏：为奏报有关事项。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接到直隶总督臣的咨文称：拿获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在他身边搜出呈词和《易诗二经注解》。审讯得知，他因家贫不能同自己的表妹结婚，任意混杂书写，意图上渎圣听，现将情况奏明。如今臣派委员前往该犯家中，严密查察他平日是否有其他不法情事等，咨文已送达臣处。臣随即秘密委派署理按察使沈之变，星夜赶赴临汾县，严密搜查审讯。现据禀报称：遵令于二十一日驰抵临汾，督同平阳府知府保定、临汾县知县李早荣等，亲自到冯起炎的亲属冯珠家中逐一细查，没有发现不法书籍和字迹。审讯得知，该犯不与冯珠同住，也没有房产，平日住在平阳营子识文在兹家的学堂中；前往那里搜查，只发现该犯遗留的破烂残缺的《四书》《古文》《诗经》和《西厢记》等书，没有其他不法字迹，也没有发现他所编写的《易诗二经注解》底稿。于是将该亲属、乡约以及应受讯问的人等提到案前，逐一审问。事情的起因是：冯起炎是已故赵国英的儿子，自幼与哥哥赵清跟随母亲刘氏改嫁给冯珠的胞兄冯珍，取名冯起炎。其兄赵清在乾隆四十年恢复赵姓、归入宗族，听说在北京经商，原籍没有家室。冯起炎在乾隆四十一年通过科考入学，尚未娶妻。到乾隆四十二年，冯珍病故，该犯靠教授蒙童度日；后来无人聘请，便于乾隆四十六年借住在平阳营子识文在兹家的学堂中，抄写文册糊口。该犯日益贫困，忧郁成病，患有痰迷之症。乾隆四十七年七月间，他曾跳下城墙，摔伤了腿。后来继父在兹于十二月间命令他搬出去。该犯对亲戚王朝贵说没有谋生的办法，想要出门，此后便不知去向。没想到该犯偷偷前往北京，亲属并不知道，在原籍也没有其他为匪作恶、不守法的事情。至于该犯的表亲张守忭，确实有一个女儿名叫小女，现年十七岁；杜月也有一个女儿名叫小凤，年十四岁，都没有许配人家。核对该犯原先的供词以及亲属等人的一致供词，确认他平日没有不法情事，在原籍也没有其他违背法度的文字。只是他的胞兄赵清在北京经商，该犯到北京时是否见过他，如今赵清在哪里？先前在直隶没有查明。现有的呈词以及《易诗二经注解》底稿，赵清是否知情，也必须审讯明确。除备录各人的供词，火速咨送直隶总督臣，查传赵清到案审明办理之外，谨将查办缘由恭敬地写成奏折奏报，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五日奉朱批：“阅览了。”谨此。

译置直隶总督袁守侗折奏。军机处档案。署理直隶总督臣袁守侗谨奏：为审讯拟定罪名并具折奏报之事。臣查本年二月间，据臣标下清道官、守备王凤诏拿获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形迹可疑，在身旁搜出呈词一纸。查阅呈词，原来是抄袭《诗》《易》二经，并企图娶张、杜两姓的表妹为妻，言语多有狂悖。臣已经奏明，将原呈进呈，并遵旨会同军机大臣等审讯供词，复奏皇上。同时火速咨送山西巡抚臣，要求在该犯原籍严密查问有无其他不法事迹，并传讯大宛两县的杜月、冯兆荣，查明他们是否知情，依例审究拟罪。后来接到山西巡抚农起的咨文称：已派委员前往该犯家中逐一严密查察，没有其他不法事迹，在籍亲属也不知道该犯进京递呈、谋娶表妹的事情。只是查得该犯本宗亲兄赵清，一直在北京经商，是否知情还须查讯等情。已经缮写奏折奏明，并抄录奏折咨会臣处。臣又火速命令大宛两县赶快查拿赵清到案，一并审讯供报。并提审冯起炎，他坚称其兄赵清早已不知去向，自己在北京也没有见过赵清等语。又据大宛两县审明，杜月、冯兆荣等人都不知道该犯带有呈词，已录取供词详细回复。由署理按察司梁肯堂审明定拟，详文解送前来。臣又亲自提审并详细讯问，另录供单恭呈御览。此外，臣查得冯起炎企图娶表妹为妻，胡乱写成呈词尚未投递，便被拿获一案。事情是这样：冯起炎籍属于山西临汾县，本来姓赵；因为他的父亲赵国英早逝，自幼与兄长赵清跟随母亲刘氏改嫁给冯珍，作为冯珍的儿子。冯珍、刘氏先后病故，兄长赵清便恢复赵姓归宗，该犯仍姓冯，于乾隆四十年入学，靠教蒙童度日。后来因无人聘请，贫苦难以生活，忧郁无聊，见到两个姨表妹，即张守忭的女儿小女、杜月的女儿小凤，便想聘娶她们为妻。又估量自己贫穷，恐怕对方不答应，因痴心妄想，写下一纸呈词，把《诗》《易》二经作为问答，以显示自己一向通晓文墨，妄想进京递呈后亲事便能成功。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六日，他从原籍出发，二十一日到京，先到亲戚杜月的店里，又前往杜月的弟弟冯兆荣的铺子，告知自己想要归宗，随后再考虑学习经商。杜月等人认为他过去读过书，恐怕不能经商，便各自给他路费，劝他回家。该犯出京以后，一心仍想谋求婚事，又在长新店一带逗留。听说圣驾要谒陵，便起意在道路旁跪求并投递呈词，随即被拿获等情。反复审问，他坚称确实是因为想娶表妹才这样做，没有其他隐情。查冯起炎因为婚姻这种小事，私自写呈词，企图在仪仗前投递，实在是狂妄违法。他企图娶别人家的女儿，虽然行为近似痴迷，但言语还算清楚，又怎知不是被女色迷乱心智，肆意狂吠，因此不能稍加宽贷。况且查看他的呈词开头，他竟敢在圣主面前胡乱讲说经书，而呈词结尾的措辞仍然狂妄。核其情节和罪行，比冲撞仪仗更加严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等刑部回复到达之日，依例解送刑部，刺字发遣。该犯原籍已经山西巡抚农起查明，没有其他不法事迹，也没有向张、杜两姓求婚，邻居、亲属等人也不知道该犯有进京递呈的事情，应不必再议。至于失于约束的教官，应仍咨送山西巡抚查明，依例参处。该犯的弟弟冯兆荣以及亲戚杜月，都不知道该犯带有呈词，也没有谈及婚事，应当都予以省释。该犯本宗亲兄赵清，已审明不知去向，现命大宛两县再次查拿，到案后另行审讯议处结案。是否妥当，合并缮写奏折具奏，恭请皇上明察训示。谨奏。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八日奉朱批：“交该部议奏。”谨此。

译第九辑。曾静派遣门徒张倬投递书信案。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缴回朱批档案。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冒昧秘密陈奏，恳请恩准之事。臣于九月二十六日巳时回到总督署，署前西街有人拿着书信快步走向臣的车舆，被随从呵斥制止。臣见其相貌不像投递书信的官役，便命人接书入舆。查看封面题签，称臣是“天吏元帅”，臣非常惊讶，便把此人交给巡捕看守，随即入署秘密拆阅。信中写道，南海无主游民夏靓派遣门徒张倬上书，其中全是诋毁天朝的话，言语极其悖逆混乱，并且说臣是宋武穆王岳飞的后裔，如今掌握重兵、身居要地，应当乘机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臣不敢仓促读完，也不忍详细查看，只觉得心摧目裂，怒发冲冠，恨不得立即捉住逆兽夏靓，煮食他的肉。臣立即派人秘密邀请巡抚西琳，以便会同审讯张倬。无奈巡抚西琳因代理将军印务，正在教场考验满洲官兵，不能立即到臣署。臣徘徊了几刻，思量逆情既然敢明目张胆把书信送给臣，必定不是毫无凭据、只凭空话来恐吓。若骤然加以审讯，恐怕难以得到实情。又想到这封信以谋反来劝诱臣，若臣一人独自审问张倬，身旁没有确实的旁证，将来用重刑拷问，他反而会任意捏造言语。臣派人邀请巡抚时，又不便明说此事，所以暂时不能催促他尽快到来。于是传令按察司硕色坐在密室中，然后叫张倬进署，命他坐下等候喝茶。臣和颜悦色地接待他，询问他的籍贯和居处，他说过去曾住在江夏；至于现在住在哪里，以及他的老师夏靓住在哪里，都发誓不肯说。臣说：“既然这样，你想见你的老师，应当到什么地方去接他？”他回答说：“只要确实按照来信中所说的做，我自己去邀请老师来见你。”问他老师现在何处，他说现在在广东。问他自己从哪里来，他说从广东来。问何时启程，他说五月起程，经贵州到四川，沿途打听都说总督去年已经去了西安，所以他又从四川来到陕西，直到去年九月十三日才到。问他的老师因为什么事，突然敢从远方送来这封信，他回答说：“在广东听说朝廷三次召你而你不去，我的老师因此写信。”等我到陕西，才知道根本没有所谓三次召你而你不应的事，这封信已经不想投递。后来想自己远行万里，不能空手返回，所以决定投递。”臣说：“如今圣明之主在上，这是太平盛世，你的老师为什么要谋反？”他回答：“百姓贫穷，只是为了救百姓。”臣说：“陕西百姓并不贫穷，你知道吗？” 他回答说：“你们陕西虽然好，但我湖广连年发生大水，尸体遍布道路。”臣说：“这是天灾，和人事有什么关系？”况且听说湖广不过有几个县遭受荒歉，朝廷已经多次加以赈济借贷，何况各省中比陕西更富庶的地方很多，你却并不完全知道。他说：“官吏又性情急躁，又刻薄，不知道百姓的苦楚。”臣又说：“你如果不把你老师以及你们实际居住的地方，坦诚真实地说出来，怎么知道不是我的仇家派你带书来设局诱骗我？我岂能轻信而落入仇人的计谋？”他坚称实际住处，但至死也不肯说。当时已到未时末、申时初，巡抚西琳也来到臣署，随即共同详细审讯。无奈张倬仍旧含糊其辞，不肯如实供认。臣等于是进行夹讯，张倬仍坚称宁死也不说。臣等再三追问，他只混乱供称在南海之滨、广南与交趾交界的地方。臣等担心立即连续施用夹刑和重刑使他毙命，这样本案反而更加没有根据。于是同巡抚西琳商议，约定次日早晨秘密来到臣署，再用好言委婉诱导，也许可以得到实情。到二十七日，巡抚西琳又来，在密室中旁听。臣再次叫张倬进署，殷勤安慰，设法询问他。臣先对他说：“比如你们湖广有个邹鲁，起初与年羹尧同谋，后来却去告发你们这些游说之士，这种人怎么可以轻信？又怎么知道不是有人派你来特意试探我？我昨晚之所以不得不刑讯一番，是要看你是真诚还是虚假。”张倬说：“你昨天那样做，我今天绝不会再相信你了。”臣说：“你用利害关系劝说别人，也用利害关系试探你。我说你昨天不该当街投递书信，使众人知道；也不该初次见面时含糊其辞，没有一句实话，使我产生怀疑。至于刑讯，自古设置鼎镬来对付说客，确实有深意。看见你视死如归，便知道你很有气节，不是利害能够动摇的。我今天所以推诚相问，你必须切实说明，使我心里明白，这样才不是捕风捉影的议论。”他回答：“总之，既有你昨晚的举动，我知道你决不会照办，也知道我绝不能活命。你这些话，我绝不会相信。”于是臣又再三婉转询问，但他始终一天也没有吐露。臣又说：“自古以来，总是因为天下多故，才有人从中取事。如今天下太平，并没有一个省发生动乱。” 张倬说：“这本来不难，但你要有确实的凭据吗？那么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只要我一呼喊就可以平定。”臣问他凭什么这样说，他回答：“这六省百姓忧愁困苦、颠沛流离，逃散进入四川，倒毙在道路上的，难道不是各处的百姓吗？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臣说：“我在四川，深知云贵官民相安，你怎么也说那里容易动乱？”他回答：“吴三桂一挥军旗就立即起兵，这就是云贵容易响应的明证。”臣问江浙怎样，他说不知道；问晋豫怎样，也说不知道；问四川怎样，也说不知道。并且说：“我只知道这六省。六省之外，即使再有四川、陕西等省，也不足为忧。”臣说：“你要确实的凭据，不如由我这里派人跟随你去聘请你的老师以及你心中所想的人物。”他才连声答应。忽然又说：“没有这个道理。我心中所想的人虽然不多，但绝不能让你知道他们是谁。”

译臣说：“你始终疑惑、不满意，不如放你走，任你自行行动，我也不再过问，怎么样？”他说：“你已经不能放我走了。昨晚刑讯之后，外面一定已经有人知道，将来朝廷责问，你难道不是自找祸患吗？”臣说：“我若不放你走，势必要据实奏报；从此朝廷知道谋反的人都来约我，必然会怀疑、防备我，我怎么能有一天安宁？如今已经骑虎难下，不得不放你走。倘若因外面传言而被朝廷察觉，我只说你是迂腐书生，陈说时事，言语狂妄，经过刑讯后已经释放，这样便没有痕迹了。”他说：“这话也很有道理，但我绝不相信；况且我这次来，死得其所。你即使真心放我，我也真心不走。”臣伏念自己受恩深重，如今遇到这种奇异诡谲的事情，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自身，所以编造种种说法，意在得到实际情况，才可以奏报。于是臣等详细察看张倬狡猾奸诈、心思深沉，加以严刑，他毫无惧色；即使千方百计诱导，仍然坚不可破。不仅一时不能审讯确实，即使审明后请旨具奏，往返也难免耽误时日。因此秘密恳请圣恩，准许将张倬解送北京，请敕令亲信大臣设法详细审讯，务必得到实情，以便就近请旨缉拿同党，使事情能够秘密而迅速办结，也不至于长期羁押耽误时日。至于夏靓的逆书，按理应随奏折进呈，但其中言语灭绝彝伦、悖逆混乱到了极点，臣不敢冒昧呈览，以免上亵天听。朱批：“不过是狗叫兽吼的声音罢了，有什么值得介意的？送来让我闲着看看。”臣谨同巡抚西琳密封，等候圣旨。又搜出张倬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抄录的坐拟生员应诏书，一本是刻本《握机图注》，都已经密封在一起。除将张倬严加收禁之外，臣谨会同巡抚西琳冒昧据实缮写奏折秘密奏报。恭请皇上明察施行。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朱批：“竟有这样可笑的事情，竟有这样可恨的人。朕看此人，不像内地的匪类。按照他谈论天下时势和情形的说法，朕用人行政，有些内地人根本不知道、没有听闻的事情，他如果不是苗疆内地长期潜伏的汉奸，就是外洋的逆党。他说话的口音，果真像湖广人吗？他的品貌、相貌、学问怎么样？此人接近文人还是接近武人，不过是个市井俗人罢了。可以用宫内闲谈的话试探询问他，这样便可知道。此事关系到卿的利害，朕估量卿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但处理得太急了些。慢慢设法诱导，何必当天追问便施加刑讯？他既然有胆量做这种事，必定是个把性命置之度外、不怕死的人。即使解送到京，也不过如此；审问他，料想他已经没有活路，怎么能得到实情？可以从容暂缓，慢慢设法诱导询问。也许这里还有与他一同来、探听消息的人，也未可知；未必只有这一个人来。秘密访查捉拿，或者对他说：你的事情和书信，朕没有全部奏报，只把大概情节奏报了。圣旨说你必定是个疯癫痴呆的人，否则这个人怎么会没有耳目？命我随便发落，而你并没有大怒。这样说完，再假作卿的意思，要宣讲圣祖六十年的深仁厚泽，使百姓感受至深。” 朱批续称：“朕继承帝位六年，勤政爱民，将各省中朕施恩于百姓的善政、整顿官府防务、使大法严明而小廉谨慎以及用人行政等事，再把朕对待卿的恩德告诉他；卿即使有负恩之处，也势必不能置身事外。要详细开导他，宣扬朕的仁爱和公正。你们也是人，为什么不想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共同享受太平之福，却要产生这种无缘无故残害生灵的念头？单说你这个人，不论文武，聪明胆量都足以取得功名、成就一番事业。只是你今天没有审察本督的心迹，不料本督竟能如此鲁莽轻生，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实在替你惋惜，也替你感到可耻。听你所说，你似乎不是一两个无知的人，必定有有见识的人拿你的性命来为他们谋求侥幸。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把你送上死地的仇人指出来？如果不是这样，再看你如此豪杰，你的老师又不知道是怎样超越常人的人物。你既然说六省一呼便能响应，那么与你同谋的人在各省一定很多，为什么不回去劝导他们改邪归正，成为国家的臣子？这样不但不用在匪类中老死，而且还能名垂史册。用这些话诱导询问他，再把本朝取得天下的正当性以及对待前朝的体面仁厚之处告诉他。” 朱批又称：“再把明代百姓无法生活的地方，以及本朝百姓受到福泽的地方，全部详细告诉他。把他听到后的反应、回答和神色如实奏报，不必隐瞒一二。另有旨谕。”

译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缴回朱批档案。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逆犯已经吐露策划谋反之人的情况，谨缮写密折恭呈御览。臣查逆犯张倬携带其老师夏靓的逆书来到臣处，臣会同巡抚西琳设法审讯诱导，未能得到实情。因此于本月二十八日具折秘密奏报。臣因见张倬忍受刑罚、训练有素，难以再设法诱导，便请辞职赴京审讯。但又想到如此重大的案情，若不能迅速得到实情，以慰藉君父之心，那么臣子所应办理的事情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大呢？所以密折发出以后，没有立即把他押入牢狱，而是派署理长安县事、咸宁县丞李元，假称是臣的仆人，就近在署中闲房里同他睡在一起。又派人送去皮衣和酒，缓缓用话询问，他仍一味支吾。到二十九日酉时，臣又传按察司硕色到密室旁听，然后命张倬入署，与他盟誓。朱批：“朕阅览其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这片心意，天祖都在鉴察。这样的誓盟，再没有不消灾灭罪、赐福延寿的道理。朕嘉许欣悦之处，实在难以用笔墨说明。朕与卿君臣之间的情分，是无量劫中共同聚会的善缘，乘愿力而来，辅佐朕为国家养育民生，岂是寻常人可以相比的？” 朱批续称：“朕实在嘉许欣悦到了极点。”臣假装说出激切的话来试探，张倬这才把他老师的真实姓名、住址，以及平素同他老师往来交好、诋毁天朝的人的姓名和住址，一一吐露出来。臣谨亲自缮写密折，恭呈御览。恭请皇上选择忠诚可靠的能干官员，秘密前往捉拿，必定可以全部捕获，依法严惩。至于张倬尚未吐露的各项情况，臣现在设法陆续欺诱，务必让他全部吐露，以便按次序铲除，使逆党完全灭绝，略尽臣子的职分。因此缮写奏折秘密奏报，恭请皇上明察施行。谨奏。雍正六年九月三十日。朱批：“列成名单，留在朕这里。朕亲自命妥善可靠的人前往捕拿办理。将张熙仍然好好设法安抚，使他安心羁留。”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缴回朱批档案。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逆犯继续吐露案情，谨再次秘密奏报，并封送诗册进呈之事。臣查逆犯张倬携带其老师夏靓（即曾静）的逆书来到臣处，臣随即设法审讯诱导。因此于九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两次缮写奏折奏报。当时在刑讯时搜出张倬贴身携带的书籍，所以在前一折中逐一说明。至于他行李中抄写的《易经》、诗册、医方各一本，臣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只连同行李封存，恭候谕旨到达之日，把它们连同逆犯一起解送京师。但臣因为他说过“湖广等省一呼可定”，担心逆党已经形成谋划，必须赶快得到实情，及早谋划消灭他们，所以三十日酉时又传按察司硕色到密室旁听，然后命张倬进署。臣假装说出恳切的话来试探，极力追问湖广等处为什么一呼便可平定。他说只是根据民情，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臣说：“皇上登极以来，察察官吏、安抚百姓，民情已经欢悦归服；你以民情为依据，绝对不可信。你们必定有兵有粮，到底要在什么地方发动，才敢确信一呼便能平定呢？” 他说：“我们只是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谈论这种义理，其他事情全都不知道。”臣假意责问他说：“你昨天所说的，大概只是迂腐书生；一定还要有智勇兼备的人，才办得成事情。”他说：“我的老师曾静，以及刘之珩、严赓臣等人，都有本领和韬略，才干不可估量。只要能够聘用我的老师，还愁事情办不成吗？至于如何使湖广等六省一呼便能平定，也只有我的老师有这种智略，我这个后生小子哪里能够想到？我不过奉命送信，传达我老师亲口嘱咐的话，其中有‘六省传檄可定’的话罢了。”臣仔细听他的话，详细审察他的情状；但一问到兵粮等事，他便支吾搪塞，只是极力推崇他的老师，劝臣聘用他。由此看来，这一伙人大概到处蛊惑扰乱人心，暗中谋划不法之事。他们谋反的确实证据，等捉获他的老师曾静严加审讯后，必定能够得到实情。于是又详细询问他平日往来交往的人，以及他所尊奉、师承的根据。他说：“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平素所尊奉的是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自到他家，见过他所著的《备忘录》和《吕子文集》。可惜他的子孙不肖，忽然背弃先人的志向，贪图荣华利益，已经做了官，实在令人痛恨。” 如今行李中所有抄录的诗册，就是吕晚村所作。臣说：“诗中没有涉及本朝的言语。”他回答：“其中有《钱墓松》诗，此外《歌如此》《江山图歌》以及凡是空字的地方，也都是如此。”臣又坚持追问他的父兄姓名，以及还有哪些同谋诋毁天朝的人，他便一一吐露。臣谨将情况详细列入密折，并把诗册一本密封进呈御览。但臣秘密查考，吕晚村名叫吕留良，原是前朝的逃避仕进的儒生。本朝定鼎以后，他只是著书作文，同士绅讲论学艺，未曾听说有不法行迹。因此他的孙子先前在一念和尚案中犯了灭族之罪，蒙圣祖仁皇帝念其是读书明理之人，必定没有知情纵恶的事情，不仅宽宥了他的儿子和族人，也赦免了吕留良本人。这实在是天高地厚的仁恩，吕留良本应洗心革面、感戴不已。凡是从前所作的悖逆诗谣，都应当销毁；然而他竟敢照旧保存，致使被匪人传抄。由此推断，他罪大恶极，实在是神人共同愤恨、国法绝不容许的。虽然吕留良早已身故，但他的子孙还在，怎能保证他们不会继承从前的恶行，暗中隐藏奸邪？何况据张倬现在的供词，吕留良著有《备忘录》，藏在家中，那么他的奸诈欺罔之言，臣私下恐怕还不止这些。还恳请圣主秘密命令浙江总督李卫，挑选亲信的文武干员，秘密到吕留良家中，仔细搜查《备忘录》等书，并拘拿吕留良的子孙嫡系亲属，审讯取得确实证据后，请示圣威，严格执行戮尸之典，施行灭族之诛。这样才可以平息叛逆余孽，消灭妖邪，端正人心，彰明国法。即使臣处在痛恨之中，也只有额手称庆了。除将张熙交给按察司硕色严密监禁外，臣谨缮写奏折秘密奏报，恭请皇上明察。为此谨奏。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

译朱批：“卿这片忠诚之心，天祖自然会鉴察。朕嘉许欣悦的心情，笔墨难以宣达。湖南已经派钦差前往，江浙已经谕令该督秘密审查了。这些匪类竟这样自行暴露，实在都是上天神明的大德，并非人力所能做到。朕实在庆幸，而感激、敬畏之情又增加了数倍。愿我们共同勉励。” 上谕，缴回朱批档案。和硕怡亲王、大学士张蒋寄给浙江总督李卫的字寄：雍正六年十月初九日奉上谕：岳钟琪那里有一个投书的奸民，起初不肯供出同伙的姓名，后来岳钟琪设计用盟誓诱导，才陆续供出十多人。其中在楚省的，已经派人前往查拿。可以把他供出的浙江人列出名单，命李卫秘密缉捕，查明审问；并把他供出的其他省份的人也列入名单，让李卫知道。总之，查拿匪类要以迅速而谨慎为要，正犯不要使其漏网，无辜之人不可受到牵连。又有奸民供出浙江吕留良等人，可以把岳钟琪的奏折抄送给李卫，逐一研究，并查找他们的书籍。如果同伙已经捕获，之后再审问党羽；应当拘捕缉拿的人，就令李卫一面办理，一面奏报。谨此。遵旨寄信前来，并将岳总督的奏折及名单抄录，火速寄给总督。可以遵旨谨慎迅速办理，务必认真。十月初十日。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缴回朱批档案。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圣恩超越古今，特此再次倾诉感激之情。臣因为想迅速得到逆犯张熙谋反的实情，所以假意同他盟誓。在臣浅陋的想法中，只知道有国家，不知道有自身。但臣正惭愧自己见识迟钝，不能在最初接到逆书时，立即用好言试探诱导，早早得到内情。到第二天虽然同他盟誓，也已经觉得来不及了。然而逆犯张熙竟肯吐露实情，实在是上天和圣祖暗中夺取了他的魂魄，并不是臣的盟誓能够诱导他。又承蒙朱批谕旨说：“这种盟誓，可以消灾灭罪，赐福延寿；又加上天祖的鉴临。”臣感动流泪而又惊惧惶恐，惊喜交集。臣想到自己卑微鄙陋，遇到旷代难逢的圣君，承受古今未有的隆厚眷顾，实在不知道自己前世历劫修行了什么，才得到这种恩遇；又承蒙朱批说臣也是乘愿力而来辅佐圣主。臣承受这样的恩典，好比蚊子背负苍天，不知自己该置身何处。只是君父期待深厚、挂念殷切，远远超过上古，达到了这样的极点。臣即使是木石之心，难道还能不世世代代发誓永远忠诚吗？因此倾诉内心的感激，百拜叩谢。恭请皇上明察。谨奏。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朱批：“朕平生存心行事，只守‘诚实’两个字。凡是朕谕告卿的旨意，若有一点心口不相同的地方，天祖必定会惩罚朕。朕的诚实，卿一定完全知道；而卿的忠诚赤心，朕也确实洞察无疑。朕只愿早晚焚香向天祖叩头祝祷，祈求我的良佐多福、多寿、多生男子。”朕内心十分欣悦，阅览了。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缴回朱批档案。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奉旨意，将情况密封呈览事。臣查得逆犯夏靓，就是曾静；他派遣徒弟张倬，就是张熙，携带逆书来到臣这里。臣随即会同巡抚臣西琳，将审讯口供及事情原委缮写奏折密奏。后来又设法诱导审讯，将各人的姓名和事情分次奏报。今于本月十六日，恭敬接到皇上朱批臣所奏密折二件。臣跪读之下，仰见圣主具有天地般的气量，无所不容；具有日月般的明察，无微不照。臣想到圣祖六十多年深厚的恩泽，天下臣民已经深入骨髓。我们的皇上仁慈孝敬、恭谨节俭，勤勉忧劳，自登极以来，凡是用来使民生富厚、整肃吏治的事情，史册也无法全部记载，朝廷内外也未必都能知晓。可是夏靓的逆书和张倬的供词，却不像是生长在盛世、处于圣朝隆盛治理之下的人，竟对这些完全没有听闻见识。臣起初也怀疑他们来自土司及外彝等地，曾以土司外彝的事情试探他们，他们全都茫然不知，所以前一份奏折不敢附带提及。臣仔细探问他所说的京城居址，实际上是湖广人。细看他的形貌，身体瘦弱，似乎通晓文墨，却不懂武艺。至于一切谋逆的实际情形，臣多次诱导审问，他们都说只有老师曾静知道，必须等捉到他的老师，才可以追究审问实情。朱批：朕读到逆书，惊讶得流下眼泪。即使是在梦中，朕也没有料到天下竟有人这样议论朕，更没有料到他们的叛逆情形竟严重到这种地步。这类逆徒竟这样自行首露罪情，除了天意还能是什么？朕实在感念圣祖的恩德，真是昊天罔极。此书中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地方，事情查明以后，朕另有谕旨给你。你可以把朕所追问的、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话，随意再同他们谈谈，看他们怎样议论。如果恐怕他们因畏惧而自行了断，也不必照寻常诬陷案件办理。一个平民尚且会遭受恶报，像这样用毫无根据的事情诬陷君上，想来已经是没有人心了，真是可笑可恨到了极点。今谨遵旨意，将逆犯张熙加意严密看守，等待首逆曾静到案质对。另外，将逆书以及搜出张熙所携带的曾静拟作、准备应诏的生员书一本，刘之珩所刻《握机图》一本，一并遵旨密封，恭呈御览。为此谨会同巡抚臣西琳缮写奏折密奏，伏乞皇上明察施行。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朱批：西琳听闻后又不肯妥协。他的才情、居心、人品和办事情况究竟怎样，据实奏报，朕要知道。回奏中，王廷瑞的一份奏折留在宫中未发，已经有旨意谕令有关衙门了。

译陕西总督岳钟琪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奉旨意秘密审讯，据实回奏事。臣查得逆犯夏靓，就是曾静；他派遣徒弟张倬，就是张熙，投递逆书，臣遵旨密封进呈。今于本月初九日跪接朱批谕旨，命臣把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这些话，随意再同他们谈谈，看他们怎样议论。谨此。臣想到前些时候刚接到逆书之初，粗略看了几行，便怒发冲冠、目眦欲裂，来不及询问这些话从何处传来。随后虽多次诱导审讯，也不忍心再提起其中污蔑的言词，追问其来源，实在是疏忽了。不过当时为了诱使他吐露逆党的实情，曾假意答应立即释放他。张熙吐露实情以后，几天不见释放，察觉自己受了诱骗，于是忧惧仓皇，痛哭流泪。臣恐怕发生其他意外，随即命署理长安县事务的咸宁县丞李元，把张熙带到长安县衙署中居住，仍派标员、兵丁看守并陪宿。近来因李元禀报说张熙偶然感冒患病，所以没有立即提审。一两天后，听说他的病已经稍好，便秘密召入臣的署衙，设法诱导审问。臣考虑逆犯张熙最为狡猾，他见兵弁看守了一个多月，必定料想臣已经把他的事情上报了臣，于是先问张熙说：‘你的老师所写的书，我实在断断不敢进呈。但你既然来了，我也不敢不奏报，所以暂时把你留下。没想到圣天子仁恩浩荡，反而怜悯你们，或许你们很有才略，只是身处草野；不但不加罪责，还想收用你们。因此现在秘密召你来，告诉你这个意思。但这样一位圣主，你们为什么全然不知道，甚至你老师书中那些惊骇奇异的话，当初究竟是从哪里听来的，竟把它当成真的呢？张熙供称：先前从湖南去江浙时，是走水路，船上有同船的人这样说。臣问同船的是怎样的人，住在哪里，叫什么姓名？据供说，偶然搭船，不过是赶路的客商，实在没有问他的籍贯住址和姓名。臣问那人的相貌怎样？据供说，匆忙问答，只记得他说的话，至于那个人实在记不清了。臣问云贵等省有没有说过这样话的人？据供说没有走过云贵。臣问你从四川到陕西时，是否也听到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据供说：这次我是今年走旱路来的，不但没有听到这类话，路上还有人说是好皇帝，我心里也正觉得疑惑，想问问好在哪里，可那些赶路的人又说不清楚。臣说：这只有我们这些大臣才能知道皇上的天德圣治万分之一。那些走在路上的愚民，只知道感恩称颂，怎么能说得详细？皇上天性至孝，居丧三年，斋居穿素服，又实行兼服之典。这种尽礼尽制的做法，即使三代以前也未曾听闻。直到如今，皇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被人仰慕效法。圣主每逢有人称述这些事情，常常悲伤流泪。至于友爱兄弟，厚待宗室，不以严厉压过慈爱，也不因施恩而废弃法令。你们既然通晓文墨，应当知道周旦为什么能够辅政，管叔、蔡叔为什么受到罪罚吧？由此就知道圣天子运用刑法和恩典，完全是遵循天理自然的最高准则。至于治理功业的高深广远，如尊崇内心修养、尊重文教，减免丁役条款，治理水利、经营田地，免除租赋、发放帑银，频繁施行赈济借贷，视百姓疾苦如同自身受伤，任用贤能不拘一格，求取人才如同口渴求水，体察各级官吏，信任大臣；凡是有利的事情没有不兴办的，凡是弊端没有不革除的。这些事情史书都写不尽，口头也难以全部叙述，你们或许不能一一知晓。就像你们这样大逆不道，即使遇到尧舜，也无不震怒，立即处以极刑。然而圣主怀着父母般的心肠，具有天地般的气量，尚且殷切周到地询问你们的学术和才能，想宽宥你们弥天大罪，查究事情曲折，同时收取你们如蚂蚁般微小的长处。这份广大宽仁，自古帝王没有可以相比的。现在只要把船上那个人据实说出来，你们就还有活命的机会。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就是自己耽误自己。逆犯张熙听了臣这些话，也惶恐地说：‘果真如此，就是我们悖逆荒谬、自作自受的罪孽，哪里还能再活？’至于船上那个人实在记不清等话，臣因此想到，先前在邸抄中看到提臣路振扬奏对，说圣主天性厌恶美酒，是出于生来如此，并非有意为之，可外间竟有人说圣天子只是饮酒没有限量。这件事即使是股肱大臣，如果不是亲自侍奉皇上宴饮，也不能完全了解，传言竟然相反到这种地步。这些都是从前不轨之徒捏造传播的。如今曾静等既然敢谋划大逆，那么污蔑上天、诋毁日月的话，还有什么说不出来？臣仔细审问张熙，他既然完全说不出确切证据，那么他所供称的船上传说，即使确实有其人，也未必不是以前造谣者的余党。总要等捕获曾静之日，再加以研究审问，自然没有逃脱实情的。臣谨将目前秘密审讯的原委据实回奏，伏乞皇上明察施行。谨奏。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朱批：看后欣悦。朕读到这些，实在为此事庆幸，也感到这是上天和圣祖慈爱保佑的显现，完全没有愤怒之处。朕平日的性情，突然遇到事情并不惊慌，无缘无故受到冒犯也不发怒，这两句话朕确实做得到。何况这只是有益无损的妄言，等本案审明、各个逆犯全部捕获时，朕自然另有旨意。

译副都统海兰等人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奏明情况事。臣海兰于十月十一日奉命乘驿马出京，十月二十七日酉时抵达湖南长沙府巡抚臣的驻扎公署，谨将谕旨交办的事项秘密交给巡抚臣王国栋，恭敬遵行并会同办理。臣等随即于当日戌时，秘密委派长沙协副将周宝会同永州府知府姜邵湘，前往宁远县查拿刘之珩，并务必捉拿他的门人陈立安。又秘密委派臣海兰带来的守备韩祥，会同抚标中军游击邬锦、署理郴州知州张明叙，前往永兴县查拿曾静。又秘密委派长沙府知府孙元，前往安仁县查拿张熙的父亲张新华及张照、张勘两个犯人。又秘密委派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前往华容县查拿谯中翼，都命令多带兵役，秘密严密搜捕。臣王国栋又秘密行文命所属地方文武员弁调拨兵役，严加防范。臣等还当面告诫各位委员：各犯中如果有串联的党羽，或者拒捕等情形，相关官员一面移文会同当地管辖的邻近文武官员，带领兵役设法擒获；一面迅速报告臣等，增派兵力会同擒拿，务必捕获匪徒，不得疏忽脱逃。由于各县距离长沙有数百里或一千多里不等，目前还没有收到各官员关于捕获情况的回复。等陆续捕获后，再追究党羽，取得确实口供，另行具奏。此外，关于臣海兰到达长沙的日期，以及会同臣王国栋分派委员官弁秘密捕拿的原委，合先会同具折奏明。伏乞皇上明察。因为这是奉旨交办的紧要事件，谨派抚标把总李松乘驿马飞驰，捧折奏闻。朱批：阅。湖南巡抚王国栋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臣王国栋谨奏：为陈明地方安定情况及微臣感激的私情，恭请皇上明察事。臣不才，承受封疆大任，无从报答，只有督率属吏、整顿地方，希望稍尽职守。谁知永兴、安仁两县所属地方突然有逆贼曾静、张熙敢写逆书，公然行不道之事。臣疏忽的罪过，自问无法逃避。幸蒙我皇上不加谴责，仍命副都统臣海兰来到长沙，同臣秘密办理此事。这实在是圣主鉴察臣的才能本来不足，曲加怜恤宽宥，原谅臣的过失，使臣能够没有受到惩罚，并勉励臣取得后效。皇恩高厚，臣感激得流泪。臣随即会同海兰，秘密委派长沙府知府孙元等人，将主谋逆贼曾静、逆贼张熙之父张新华、兄长张照堂、叔父张勘以及供称涉案的谯中翼等，先后捕获到案。除审讯所得口供另行会同奏报外，臣私下认为逆贼曾静虽然坚称没有共同谋划的党羽，但他住处靠近苗疆，倘若有同伙潜藏，关系非同小可。臣又分派能干官员仔细访查，并秘密命令所管文武官员严加稽察。据称各属苗人、土人都十分安静，实在没有匪类藏匿，也不敢夸大其事而滋扰等语。臣查考目前捕获的逆贼曾静，以及张熙的父亲张新华等人，都猥琐下流，既没有白莲、无为等教门可以煽惑诱骗愚民，也没有丝毫技艺或些许长处，以及家产巢穴可以用来号召匪类，只不过稍微认识几个字，便丧心病狂，在深山穷谷之中闭门秘密谋划大逆不道之事，实在连禽兽都不如，为天地所不能容，应当处以极刑，以彰明国法。至于地方上出现这样的匪类，臣平时不能觉察，虽然蒙受圣恩格外宽宥，臣的罪过实在无法推辞。伏乞皇上立即严加处分臣，以作为疏忽者的警戒。除现正会同臣海兰严密追究同谋、知情、党羽，审讯取得确实口供后另行会奏请旨外，所有地方目前安静的情形及微臣感激的私情，合先具折奏闻，伏乞皇上明察。朱批：阅。湖南巡抚王国栋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臣王国栋谨奏：为敬复训旨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左侍郎、署理吏部尚书事务臣杭奕禄奉命来到长沙，臣谨跪请圣安。随后蒙臣杭奕禄口头宣读皇上训旨：‘你到那里去问王国栋，他在湖南一两年，如果平时经常宣扬德化、晓谕愚民，怎么会有这样的百姓？想来河南必定没有这种事。叫他从今以后努力改过自新，留心地方事务，不时晓谕愚昧民众，稽查匪类，等等。’谨此。臣跪听之后，惶恐惭愧，无地自容。臣想到自己本来愚昧卑微，却错误地担任封疆大臣；楚南民风刁悍，早已为圣明所洞察。如今竟有大逆不道的曾静、张熙出现在臣的属下。臣任职一年多，既不能事先改变他们的心志、加以教化引导，又不能事后揭发隐微、及时察觉，失职之罪，纵有百张嘴也难以推辞。幸蒙我皇上不加谴责，格外宽容，又传旨让部臣勉励臣改过。皇恩如此深厚，训诲如此恳切。臣虽然才能见识短浅，也还略具人心，如果不知道更加用心奋勉，使属下的愚昧顽固不能改变，又凭什么来报答圣主呢？又凭什么督率官民？更凭什么同田文镜、李卫等大臣并肩共事？从今以后，臣只有时时刻刻谨慎遵守天子的训语，一念也不敢懈怠，一事也不敢姑息，竭尽心力教化整顿，希望仰报皇上的特殊恩典于万分之一。除会同审讯逆贼口供及分行咨文各省提拿犯人的原委，另行共同陈奏外，所有微臣恭敬领受训旨、内心感激的情由，理应具折附奏。臣谨奏。朱批：既然做了大臣，凡事只须致力于‘远大’二字。世人往往因为小事而耽误大事，你要努力去做。

译副都统海兰等人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报告捕获首恶的日期及审讯所得口供，恭请皇上明察事。臣海兰于十月二十七日到达长沙府城，会同臣王国栋遵旨秘密委派长沙府知府孙元等人分路查拿逆犯曾静等人。十一月初八日，据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华容县知县赵念曾押解到谯中翼。臣海兰、臣王国栋当即共同秘密审讯。据谯中翼供称：‘我今年七十二岁，是华容县学文生，今年因为贫苦患病，没有参加考试，被除名。我入学二十八年，从不进入官府，不管闲事，平时只知道读书教书，并不会外出行走，也不认识什么曾静、张熙。昨天忽然被捕到这里，连一生积攒的几本书也都抄了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刘之珩是安乡人，平日与我文字相知，我曾替他写过一篇时文序，这是真的。如果不信，只求把这些人拿来同我对质，再找两个人假扮我，叫曾静等人指认谁是谯中翼，我的冤屈就可以昭雪了。’ 以上是他的供词。于是取来搜查所得的书籍等物查看，并没有发现同张熙等人往来的字迹，诗中只有一首题咏明太祖画像的诗。据供称：‘这是前明华容县人黎禧永、号天山所作，不是我作的。’经查，诗题下面确实有‘天山’二字，随即将该犯发往禁所，等待质对。本月十二日，据长沙府知府孙元将逆贼张熙的父亲张新华、兄长张照，以及同张熙一起前去投书的张勘押解到案，于是共同秘密审讯。据张新华供称：‘我今年六十岁，原名张仕璜，是乙亥年入学的，因为没有参加考试被除名。张熙是我的次子，他从永兴跟曾静读书。近来我见他大言不惭，便把他赶了出去，他就住在曾家。今年他回来，说要典卖田产房屋筹作路费，准备到四川、陕西去投递书信。我被曾静蒙骗，儿子做出这样的违法之事，我又不能管束，实在该死。’据张照供称：‘张熙是我的兄弟，这两年一直住在永兴曾静家里。我只知道种田，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据张勘供称：‘曾静是我的老师，张熙是我的族侄，他会行医。’ 今年五月，曾静派他的大儿子和张熙到我家，给我几两银子，叫我替他背包袱，一同到四川去，说前面会有好处，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跟着他们走。九月十四日到了陕西，张熙叫我到文王陵上拔蓍草。到二十四日回来，听见他说要到总督衙门投递逆书的缘由。我想，这样违法的事情，我如果参与，就该死了，心里害怕，立即卷起铺盖走回家。不知道张熙后来怎样了。我是十一月初二日到家的，初三日就被捉住。这些事情总是曾静、张熙做的，我实在不知情，求求超豁，不要夹讯。该犯始终不改口。到本月十五日，据抚标中军游击邬锦、署理郴州知州张明叙，会同随带的守备韩祥，将张熙的老师曾静押解到案。臣海兰、臣王国栋当即共同秘密审讯。据曾静供称：‘我今年五十岁，是永兴县人，属于生员，因考试列为五等而革除生员资格。这次投书的事情，是我几年前的想法，已经立定志向，今年同学生张熙商量后做的。’ 张熙典卖房屋和池塘，筹措路费，于今年五月初七日出发。张勘是我叫他同张熙去的。书中所说的话，必须是有学问的人才适合与他商议。张勘没有学问，我怎么肯同他讲呢？他不知道的事情，张熙的父亲张新华只知道儿子住到四川、陕西去投书，书中的事情他也做不了主。永兴有学问的人很少，我住在山里，离县城很远，平时并不与人交往。刘之珩先前做过永兴教官，我曾从他那里经过，他知道他通晓性理和天文学，学问都很好。陈立安是他的学生，我是在他家认识的。刘之珩有六十多岁，涵养极好，听见我讲这些道理，还大怒痛骂我。今年投书的事情，他住处离得很远，我没有同他商量。谯中翼平时我并不认识，只是见过他的文章，知道他学问好、有志向。我一生讲究程朱性理，见到吕晚村拒斥陆学、尊崇朱学，直接承接濂洛一派的传承，心里仰慕他。去年张熙曾到浙江访求他的书籍回来，知道湖州严赓臣、沈在宽等人都是吕晚村一脉的传承者，必定很有学问，于是同张熙谈论这件事。如果事情做成了，我们就举荐你们所知道的这些人，这些人都可以得到推荐。其实我从未同他们见过面，也没有共同谋划的事情，更没有什么党羽。我在永兴有个学生叫廖易，平时我给他讲论道理，他知道投书的事情，但并没有同谋。总之是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承担，我不肯推诿，也不愿诬陷牵连别人。’等供词。臣海兰又追问张熙所说的‘六省一呼可定’是什么意思，据供称：‘这是我同张熙商量时，看见时疫流行，像是天心不顺，想来天心是一样的，所以这样说，并没有成见。’臣等又仔细检查各犯家中，搜到书籍、信札，在张新华家搜出逆书两册、写给总督岳钟琪的书稿，以及临行祭神、祭祖等文章，都是张勘带回来的东西。审问张勘，他供称：‘这部书是张熙带去的，藏在被盖里，我不知道；带回来后被长沙府搜出的书中所说的话，我也不知道，求你们问曾静就明白了。’审问曾静，他供称：‘书上的话全是我写的，交给张熙的，我哪里能推赖？’又查书中列举的严赓臣、沈在宽、车遇上，都是各省已经奉旨查拿的犯人，此外还有施虹玉、毛仪、孙学颜等人的名字。

译审问曾静，他供称：‘施虹玉是江南徽州人，九十六岁，此人已经去世；孙学颜是山西人，我在古文刻本上见过他的学问很好，从未见过面，不知道他的年貌和住处；毛仪是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曾在吕晚村家里买过八十两银子的书，知道他的学问很好。’臣海兰、臣王国栋查阅逆书中的文辞和意义，大多借道学来助成悖逆之说，满纸都是胡言乱语、狂妄叫嚣和不守道义的话，翻看一遍便心胆欲裂，绝不敢进呈御览；现已共同封固，等追究审讯确实后，就请旨焚毁。像这样丧心病狂的逆贼，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遮蔽其罪过，实在不能姑息片刻。只是刘之珩虽然已经捕获，因为路途遥远尚未到案对质；而且其他省份捕获的各犯，不知道口供是否果真相符，不便立即请求正法，以免让同恶之人漏网。再查曾静的形状如同禽兽，言语猖狂。昨天游击邬锦等人捕获他时，他在衣服上写了几副对句，并说：‘蒲潭先生死在这里，自知罪大恶极，想要自尽，幸赖皇上的威德，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所以才被擒获。’ 臣等考虑到该犯一被捕到案便直接承认，尚未捕获的犯人也都一一供明，并且查阅逆书所载，也没有多少其他党羽。张新华如今又患病，臣私下担心夹讯会使他毙命，或者该犯自行绝食，不能依法明正典刑，既不能快慰人心，也不能彰显国法，所以没有对他施用夹讯。现在已经命按察司加意严密看守，等刘之珩、陈立安、廖易等人到案对质、审讯确实后，再会同奏报请旨定夺。此外，关于首恶曾静捕获的日期及审讯所得口供，理应会同具折，谨派抚标把总李吉乘驿马飞驰捧折奏报。又查曾静供称孙学颜是山西人，臣等在搜得的书籍中查出吕晚村古文二本，是桐城孙学颜编次并作序的，篇首又有‘桐城孙用克编次’一条，似乎孙学颜就是孙用克。再者，臣海兰先前携来的供犯名单中有孙克用一人，是江南淮安府人，同文集中的‘桐城孙用克’姓名略有相同，合并陈明，伏乞皇上明察。朱批：知道了。

译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人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刑部左侍郎臣杭奕禄、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恭敬报告会同审讯逆贼所得口供，并呈进逆书底稿，恭请皇上明察事。臣杭奕禄于十一月初三日奉命出京，二十六日抵达长沙府城。恭敬叙述我皇上具有天地般的气量、尧舜般的仁德，不因逆贼的狂妄言论而稍动圣意，并命臣等平心静气，彻底追究邪说的由来，开导痴愚之人尚未明白的道理，务必使其折服认罪。臣海兰、臣王国栋恭敬聆听之后，仰颂圣德深厚博大，更加愤恨逆徒的荒谬妄诞。臣等随即在长沙巡抚衙署内的密室中提审曾静，将本朝得承正统的正当性、历代圣上的隆盛功德、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恩泽深入人心的情形，以及当今圣天子孝敬、慈惠、恭俭、文明的德行和励精图治的诚心、爱护养育百姓的实际政绩，逐一向他开示宣讲。该犯认真听了很久，才低头认罪说：‘我曾静生长在天边，天天坐在井中，妄想成魔，编造言论诽谤皇上，这实在是罪大恶极。若不是三位大人向我说明，我几乎到死也不会醒悟。’说着痛哭流泪，不停叩头。臣等见他如同酒醒梦醒，随后便将逆书中所载逐条追问，该犯茫然无所指，说不是齐东的传闻，就是个人的臆测。反复诘问，完全没有任何根据。于是给他纸笔，命他详细写出供词，谨将他的亲笔供单进呈御览。臣杭奕禄又会同追究他的同谋党羽，据该犯坚持供称：当日派张熙前去，确实是自己独得的秘密，毅然决定实行，既没有别人能够参与谋划，也不愿让别人知道，并且自以为事情成功固然有利，即使不成功也没有害处。因此，《知几录》中才反复嘱咐张熙一路上访察，如果听到的情况同家中传说不合，就立即回来，另作打算，不可轻举妄动；原本没有预先约定，是谋划确定后才实行，实在没有同党，这些都有书为证。臣等会同审讯后来捕获的宁远县教谕刘之珩、陈立安，以及书中查出的曹珏、廖易、即景叔等人，他们都供称不知道投书的事情；拿来同曾静对质，他也说这些人实在不知情。臣等又询问刘之珩是否果真通晓天文兵法，据刘之珩供称：‘因为小时候学习《尚书》，略微懂得一些星象图说，哪里懂得什么天文？至于八阵、握机图，都是先贤朱熹的成说，是我编纂刊刻出来，用来教武生员的，哪里知道什么兵法？’曾静看见这些以后，《握机图》《格物集》他就混在一起胡说，说我通晓天文兵法了。如今这两种刻本的底稿还在，只要查验便可明白。’臣等仔细阅读刘之珩的《格物集》抄本和《握机图》注刻本，确实没有妖妄悖乱的言语。除将查得的刘之珩《格物集》一并封存呈进外，臣等查得逆贼曾静，即夏靓，生长山野，不明大义，因为考试列为五等，便丧心病狂，借前人道学的皮毛来推行无父无君的邪说。又敢诬蔑圣主，捏造逆书，派遣徒弟张熙，即张倬、又字敬卿，带同张勘，即实安，携往陕西，希望诱惑大臣，助成他的大逆之谋，实在罪恶滔天，神人共愤。臣等谨慎遵守训旨，平心静气仔细审讯，该犯自己知道是诬妄之说，不等施加刑罚，便叩头认罪。虽然他的悔罪出于至诚，似乎近于有苗被格化的情形，但下民胆敢欺骗君上，难逃大逆之诛，应当处以极刑，以彰显大法。同谋的张熙、知情的张勘、张新华以及因缘连坐的人等，法律已有明确条文，都不能轻易宽纵。至于曾静行为举止乖张，久已为乡里所不齿；他所谋划的事情，邻里也无从听闻。昨天事情败露被捕，当地士民都认为他往年假称讲道学，如今竟闹出这样的事情，无不称快。受到他蛊惑而相信跟从的，不过是张熙等一两个门人。臣等仔细查访，除此之外确实没有同伙党羽。逆书中所载的谯中翼、严赓臣、沈在宽、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以及书中查出的毛仪、施虹玉等人，据该犯坚持供称，都是私下推崇的人，并未见过面。臣等查阅《知新录》《知几录》中所载各条，原本没有同众人商议的字样，似乎并非全是狡辩掩饰。再者，先前曾静派张熙到浙江访求吕晚村的书籍时，曾见到吕晚村的第九子吕无尽，得到他关于纲目凡例未发之义的内容，或许双方有所商议，也还不能确定。臣等现正行文提取，并要求准备吕子文集和《纲目凡例未发之蕴》，以便查阅、质审和定拟。曾静是大逆重犯，按理应当刑讯，但各犯尚未到齐；如果一加刑讯，该犯知道必死，势必绝食，那么将来难以定案。总要等各犯到齐以后，严加质问取得确实口供，再斟酌法律定拟。臣等自然应当仰体皇上的仁慈，仁厚而仔细地区别对待；有罪的人，绝不敢放纵漏掉一人；无罪的人，也不敢株连扰累。所有曾静的逆书底稿及祭祖等文稿，先前臣海兰、臣王国栋出于臣子忠爱之心，不忍把犯上妄语转呈给君父，谨慎共同阅看后，明确封固，具折请旨。如今臣杭奕禄亲自聆听皇上的训示，知道圣主具有如天般的胸襟，从未因荒诞妄言而稍稍介怀。既然有逆书，按理应当进呈，臣等谨慎共同封存进呈，仍希望皇上立即发回，容臣等详细查核追问，以免有所遗漏。除现正咨会陕西、江南、浙江三省督臣，提拿逆贼张熙及逆书中一切列名人员到案质明，另行分别依律定拟奏请外，所有臣杭奕禄到长沙会同审讯的原委，以及逆贼曾静的供单、搜获的曾静大逆书三册、他所著《小学开蒙》一册、扇子一柄、对联一纸、刘之珩的书二册、谯中翼的诗稿一纸，理应另装一匣一并奏呈，伏乞皇上明察。谨派抚标千总吴杰捧持奏折奏闻。朱批：看过逆犯的供单，更觉得可笑。朕也已经有旨，命有关衙门颁发谕令，将这一批逆犯押解来京，沿途务必好生宽慰。带来的江浙逆党数人，已经押解到有关衙门了。等他们到京后对质。

译湖广总督迈柱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湖广总督臣迈柱谨奏：为奏闻事。臣驻扎湖北武昌，凡是湖南的事情，耳目相距稍远，听闻见到得很迟。先在四月间，臣已经奏明在案，当时承蒙朱批说：‘这是自然形成的趋势，哪里有不估量的道理？’谨此。可是臣身受总督重任，凡有关地方的重要事务，向来都命令湖南文武属员及时报告，以便办理，不敢对任何一件事情怠慢，更不敢有片刻苟且安逸。今于本月初三日，据署理衡州副将印务谢珑秘密禀报：长沙知府孙元到衡州，约同文武官员秘密捕拿要犯，随即命外委带兵一同到安仁县，于十一月初二日已经捕获张新华、张昭、张勘三人，各犯家产已经封存，理应禀明等情。又于本月初四日，据谢珑禀报：现有钦差会同抚标游击、桂阳知州，在永兴县渤潭地方捕获匪犯曾静一人，他衣服内写有‘渤潭得道先生’字样；现正查明该犯家属，收押在永兴县监禁等情。同日，又据永州知府姜邵湘秘密禀报：长沙协周宝带着巡抚公文一同到永州城，拆阅公文，原来是秘密捕拿宁远县教谕刘之珩，并追拿其门人陈立安及《同志录》。于是会同副将、县令督率捕拿，搜查寓所，据供称《同志录》没有找到；又搜查册籍、往来书札，并将家属和财物封存看守，同时捕获陈立安的儿子陈达，刘之珩也一同押解到长沙等情。同日，又据长沙副将周宝秘密禀报，内容同前一份禀报相同。又于初五日，据岳州参将李佐喜秘密禀报：十月二十九日夜间，岳州知府奉到巡抚加钉封存的公文一角，酌情派武官一员带兵同往华容县；县令奉巡抚飞檄，其中写明奉旨严密捕拿要犯谯中翼，于是命把总一同前往歇凉地方，在十一月初二日未时捕获谯中翼及其儿子谯大谷，押解到岳州，拨兵转解长沙等情。又据岳州知府尹士份禀报，情由同前。当天又据华容县禀报，情由也同前。随后又据岳州知府尹士份秘密禀报：奉巡抚檄文捕获谯中翼父子，押解到长沙；巡抚正同钦差大人在内堂会审，已经将四个书箱取进；又蒙巡抚传谕，命乘驿马前往安乡秘密捕拿陈立安，已经捕获。押到该犯家中时，发现家产中有水田、时文小书箱等情。据此，臣查这些秘密捕拿的情形，三天之内文武各官的报告都属于同一类。推究其行径，显然是地方奸匪有谋划不轨的情由，或者是巡抚察觉后奏报的事情，或者另有经其他途径发现的地方。臣确实没有得到巡抚的通知，又恐怕是另有密旨命巡抚办理此事，不便违例询问，所以虽然已经据报听闻，仍应静候巡抚审明后通知臣，再允许臣具奏。但臣身任总督，地方上有这样的奸匪之徒，不能事先查察，直到捕获以后才根据文武属员的禀报有所知觉，臣实在惭愧恐惧，无地自容。总之，仰恳皇上俯念南北两省相隔遥远，耳目本来就有不周全之处，恩准曲加宽宥，使臣得以稍稍免除过失。再者，臣原先曾访闻有一个姓金的旗人，在衡州府城同原任衡州革职知府金依尧往来关系亲密，并且自称奉诚郡王差遣，借此招摇生事。臣已经秘密谕令衡州府知府秘密捕拿，就近押解到南省审究。如今据按察使赵弘恩也将此案通报过来，等捕获审讯确实后，容臣另行奏报，一并陈明。臣谨缮写奏折奏闻，伏乞皇上明察批示。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朱批：阅。陕西总督岳钟琪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慎奏报：据实复奏此事。臣查问逆犯张熙，他供称其弟张勘从商州一路先回湖南等语。当时臣一面上奏报告，一面立即派可靠人员星夜追捕，先令他们从商州一路逐门逐户盘查搜捕；又另派人员连夜兼程预先赶到襄阳，在各处饭店、码头守候踪迹，暗中侦查缉拿。因为凡是从西安前往湖南的人，无论走水路还是陆路，分途经过各条道路，都必然要经过襄阳。如今奉到朱批谕旨询问张勘是否已经拿获，可见皇上思虑周详，是担心他逃回去预先泄露消息，那么逆犯曾静等人就可能潜藏远逃。不过臣曾仔细询问张熙，他说从西安到湖南，即使沿途投宿，也必定要走四十多天。如今虽然据从商州一路缉捕的差役回来报告，逐户盘查并没有发现张勘的踪迹，但在襄阳守候的人至今还没有回到陕西。臣私下估计，钦差兼程南下，到达那里一定很快；即使张勘能够逃脱，也难以迅速赶回家，不会来得及预先泄露消息，使逆党逃匿。现奉朱批垂询，理应写折据实复奏。伏乞皇上明鉴。谨奏。雍正五六年十二月初七日。朱批：真是奇怪！张勘到家的第二天，就已经被钦差的差役拿获了。张熙开列名单上的所有人，没有一个逃脱，全都被擒拿了。谕告卿：朕很高兴。陕西总督岳钟琪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奏明此事。臣查办逆犯曾静派遣徒弟张熙投递逆书一案，十二月十四日接到钦差侍郎臣杭奕禄等会同湖南巡抚臣王国栋的公文，提解逆犯张熙审讯，并提到案犯毛仪。毛仪就是曾经向浙江吕晚村家购买过书籍的人，系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因此移文通知臣。臣随即密令署理长安县事务的县丞李元，查访毛仪确实的住址和下落，并且用好言探问。张熙离开后，接着据李元回来报告：根据张熙供词，毛仪是宝鸡县贡生，住在磻溪一带，过去路过时曾到过他家；他已经去世五六年了，有两个儿子，都是务农的庄稼汉。臣随即派把总王大谟星夜前往，会同宝鸡县知县杜壝生，到磻溪一带秘密访查搜捕。如果毛仪还活着，就立即秘密拿获，连同张熙一起押解到楚省；如果毛仪确已去世，就先把张熙押解到楚省，同时秘密拿捕毛仪的儿子，并搜查他们的书籍。待到以后容臣审明，再另行奏报；现先缮写奏折奏明。伏乞皇上明鉴。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译朱批：杭奕禄等已经把逆情审明，奏报上来了。已有旨意，令将逆党押解进京，办结案件。张熙如果已经解往楚省，就不必再解了；如果还没有起程，也解送京城交给刑部，不必解往楚省。沿途务必好好安慰，不可让他们受苦。负责押解的差役，要严加吩咐，妥善押送到京。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人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请示圣旨。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臣等将会审逆贼曾静亲笔供单以及逆书稿本，已经会同上折呈给皇上御览。逆贼张熙以及供出涉案的严赓臣、车鼎丰等人，也已经飞檄通知陕西、江南、浙江各督臣分别提解。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到陕西督臣岳钟琪的公文，称：‘据审讯张熙供称，毛仪是宝鸡县贡生，过去路过时曾到过他家，他已经去世五六年了等语。现在正在派人查访；如果毛仪还在，就一并移解；如果毛仪确已去世，就应当把张熙移解来听候审讯。先行咨复，谨此。’本年正月初七日，接到浙江督臣李卫的公文，称：‘此案先前奉到密旨，随即将严赓臣、沈在宽、已故吕晚村的第九子吕毅中、第四子吕黄中、长孙吕懿历秘密提到案中，审讯取得确供。委派官员李国正等于十一月初六日押解起程，送到刑部收押完毕。作为备忘的《吕子文集》及其他书籍，都已经两次密封并附折呈上，同时将吕留良家现存书目抄册一并送到案中，现相应粘附抄录供单咨复。’ 臣等查核供单，严赓臣等人的各项供词，与臣等此前审问曾静所得口供相同。至于张熙前往陕西投递逆书一事，虽然曾静坚决称严赓臣等并不知情，但必须与他们当面对质、严加审讯，才能结案。因此会同上折，请求皇上敕令刑部将严赓臣等押送到楚省，与曾静、张熙等三方当面对质清楚，另由臣等按照供词依法拟定罪名，请旨裁决。至于供词中涉及车鼎丰等人，正月十二日据臣等派出的差役王宗周回来报告：江南督臣危时绎已经派员押解他们前来，正月二十日以后可以到达，理应一并奏明。谨派抚标把总李吉捧持奏折上奏。朱批：已有旨意，令你们带着各名逆犯进京。

译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人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奏报此事。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一日，湖南抚标千总吴杰捧持朱批奏折，恭敬捧读上谕。上谕说：逆贼的供单更加可笑，朕也已有旨意，刑部已经颁发谕令遵行，将这一干逆犯押解进京；沿途务必好好安慰。带来的浙江逆党数人，已经解到刑部，等他们到京后进行对质，谨此。钦此。本月二十二日，兵部火牌递到，怡亲王等的公文中写道：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先前岳钟琪奏呈曾静、张熙的逆书，朕看了不禁失笑，不知他们从哪里得到这些奇幻荒诞的话。但曾静等既然写了这封书，必定有奸逆之人编造流言，企图煽惑人心，朕不得不逐一剖析，向众人说明。现将谕旨发出，令交给杭奕禄等人，把朕的这道谕旨逐条询问曾静等人，取得口供后奏报。至于杭奕禄等上次取得的曾静口供，今天才送到，朕还没有仔细阅读，只大略看过。如果朕的存心和行事有丝毫像他逆书中所说的那样，那么人人都应当像曾静一样怀有叛逆之心了。并且根据这道谕旨，曾静供称这些话是从传闻中听来的；既然是别人编造这些话来陷害他犯下重罪，那么编造这些话的人就是他的深仇大恨之人，他更不应替对方隐瞒。即使曾静等人不能确切指出那人的姓名，也必定略知其来由和踪迹。令杭奕禄等人耐心开导，反复推问追查，务必要查出最先造谣的首犯，不必用刑审问。如果供出的那个人审查确实，就把他和曾静等人一同押解进京；如果找不到这个人，就把曾静等人押送进京。令杭奕禄、海兰带领他们前来，途中格外加意照看，不要让他们受苦。至于各省提解的人犯，在浙江的已经解到京城，其余人犯如果已经解到楚省，也一并解送。以上谕旨抄发的一折也已到达，臣等恭敬领受。同日接到陕西督臣岳钟琪派出的盩厔县县丞管道沛等人的报告，称已将逆贼张熙押解到长沙，并查明逆书中有名的毛仪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毛仍世、毛延世现被拘禁在陕西。本月二十九日，又接到江南督臣范时绎的报告，称已派人将逆贼供出的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押解到长沙府，并说明孙克用目前患病；这些人都已经分别严加收禁。臣等随即把曾静提到巡抚衙门，在内署遵照圣谕向他详细宣示，并把上谕交给他捧读；又耐心开导，反复追问。作为造谣首犯的曾静只是痛哭流泪，深深悔恨以前的过错，叩头认罪。据他供称：小人的书馆在安仁县路旁的鹏塘地方，偶然听到来往行人传说，实在没有查问确切姓名和住址，不敢信口胡乱报告。只是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有一个人到小人的书馆，据说姓名叫王澍，号燕山，是丙戌进士，曾经与十四爷同窗读书。他来小人这里时，小人恐怕他是职官，不敢深入询问；又因为他说有儿子正在川陕统兵，小人怀疑那就是岳钟琪的父亲，所以《知几录》内也记载了这段话，叫张熙去访查等语。此外实在不能指出造谣的人。臣等追问王澍的住址，据供只知道他是江浙人，不知道具体府县。又追问他的年龄相貌，据供说当时有四十多岁，如今应有五十多岁，身材五短，身体肥胖，留着微须等语。提审张熙，据供称前往陕西投递逆书，是曾静指使的。案中的谯中翼，小人并不认识。至于刘之珩、陈立安等人，虽然见过一面，但没有来往，都不知道此事。小人先在雍正五年到浙江吕晚村家购买书籍，见到了吕无尽；因谈起吕晚村有一个门人严赓臣，于是又到湖州严赓臣家。又因为严赓臣有门人沈在宽，在江南车鼎丰、车鼎贲家中教书，严赓臣就写信交给小人。小人在八月间到了车家，住了两三天，临走时车家送给小人白银一两。至于孙克用，是小人在车家时听说他学问好，实际上并没有见过面；在陕西时也没有见过他的供词。总之，这件事原本是曾静叫我前去的。他平时师道很严，我害怕他，不敢不去。其余的人都不知道投递上书的缘由等语。臣等又提审车鼎丰、车鼎贲，秘密询问。据他们供称：原籍湖广，长期住在江南，与曾静、张熙毫无交往。雍正五年八月间，浙江湖州严鸿逵，即严赓臣，写信托张熙带来，投给案犯；因为想到是原籍同乡，又是穷困中来求助，于是留他住了两三天，送给他白银一两便离开了。实在不知道为什么牵连到我们；况且我们这些案犯世代承受国恩，侄子车敏来现任山西安邑县知县，案犯车鼎丰是戊子科副榜，案犯车鼎贲是监生，怎么敢结交匪类等语。臣等又提审孙克用，据他供称：真实姓名是孙用克，从未与张熙见过面等语。据此，除将案中应连坐的各名案犯逐一查拿，监禁在楚省，等本案各名案犯押解进京审明后，再通知发落外，逆贼曾静、张熙，以及照名单拿获的张勘、张新华、张照、刘之珩、陈立安、谯中翼，逆书中有名的廖易、曹珏，案外查出的张孝先，以及江南解到的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等人，由臣王国栋捐给路费，选派乾州同知沈元曾、长沙协守备仇之苞、抚标千总吴杰督率押解。臣杭奕禄、臣海兰带领他们，于雍正七年三月初十日从长沙府起程进京。现将曾静亲笔供单以及臣等带领押解逆犯起程的日期一并奏呈，伏乞皇上明鉴。谨派抚标把总刘起凤恭敬捧持奏折上奏。朱批：朕看了以后，不出几天你们就到京城了。

译上谕，《实录》《东华录》。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此前，湖南靖州人曾静因考试成绩低劣，居家愤懑郁闷，忽然图谋叛逆，派他的徒弟张熙化名投书给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共同谋划起事。岳钟琪拘留张熙并用刑审讯，追问指使他的人，张熙甘愿受死也不吐露。岳钟琪把他安置在密室中，答应迎请他的老师，假意与他结盟起誓，张熙才供出曾静。岳钟琪写折连同逆书一起奏报，奉旨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前往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提曾静审讯。据曾静供称：我生长在偏僻山乡，平素没有老师朋友，因为到州城应试，得到吕留良评选的时文，其中有妄论夷夏之防以及井田、封建等话，于是受到蛊惑，便派张熙到浙江吕留良家访求书籍。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把他父亲所著的诗文交给张熙，里面全是愤懑激烈的言词，使他更加相信；又去同吕留良的门人严鸿逵以及严鸿逵的门人沈在宽等往来交结，因此沉溺于他们的学说，妄自生出异心等语。随后将曾静、张熙押解进京。不久又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中收藏的书籍，将所获日记等逆书以及案中人犯一并拿获，解送刑部。命内阁、九卿等先把曾静反复审讯研究，并发给他们查阅吕留良日记等书。据曾静供称：先前因为轻信吕留良的邪说，受到他的蛊惑，又听到道路上的流言，疑惑妄想越来越深，以致犯下弥天重罪。如今蒙皇上一一审问，并发给我查阅吕留良日记等书，才知道其中极其狂悖；又知道圣朝恩深泽厚，皇上大孝至仁，心中喜悦诚服，后悔自己从前执迷不悟，即使死一万次也无法赎罪，现在才如同从梦中醒来等语。于是低头认罪，甘愿接受极刑。内阁、九卿等详细记录供词，呈请皇上御览。上谕内阁、九卿等：我朝开创并统治中原，天命赐予，人民归附，列圣相承，内外一体。到了圣祖仁皇帝承受天命登基，福泽庇护亿万百姓，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越历代君王；普天之下、四海之内，人心无不喜悦诚服。即使深山穷谷中的庸夫幼童，以及所有有血气的人，也没有不尊敬亲近的。哪里料到逆贼吕留良凶悍暴戾、顽固好乱、乐于灾祸，自称是明代王府仪宾的孙子，追念旧国，心怀愤懑，进行诋毁讥刺。仪宾的后代同亲属关系已经十分疏远低贱，有什么值得相提并论的；况且他出生在明朝末年。流寇攻陷北京时，吕留良还只是个孩子。本朝定都之后，他亲自受到教化恩泽，才得以读书成人，在顺治年间应试成为诸生。此后多次参加岁试、科试，凭着浮薄的才学，却常常名列高等，窃取虚名，在乡里夸耀荣耀。这样看来，吕留良对明朝根本没有什么深切的痛惜，他本来哪里曾有高尚的气节？到了康熙六年，因为考试成绩低劣，他愤然抛弃生员衣冠，忽然追念明代，深深怨恨本朝。后来被推荐为博学鸿词，他就假称宁死不就；被推荐为山林隐逸，他就剃发做了和尚。按照时间计算，吕留良作为本朝诸生已经十多年，这才突然改变想法，忽然自称明朝遗民。千古以来悖逆反复的人，有像这样怪诞无耻、可笑可鄙的吗？从此他撰写邪书，树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是靠卖文章、卖书来求取声名利益，却竟敢对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凭空捏造，公开辱骂诅咒。他所著的书文以及日记等，有的刻板流传，有的秘密珍藏，全都是世人耳目从未料想、从未见过的内容。朕翻阅之后，十分惊骇。因为他那些悖逆狂妄、恶毒咆哮的言词，凡是做臣子的都不忍看进眼里，不忍说出口，不忍写在纸笔上。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王土；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不是王臣。吕留良在我朝享受恩德、穿衣吃饭，靠此拥有家业、养育子孙，已经几十年，却不知道大一统的道理。他日记中记载我朝，有时称清，有时称北，有时称燕，有时称彼中；甚至与逆藩吴三桂通信，也称清、称往，说得好像本朝与逆藩是邻国敌人一样，悖乱到了什么程度！况且吴三桂、耿精忠是叛逆的贼奴，人人都可以诛杀。吕留良对于他们起兵犯上，竟然欣喜高兴，唯恐他们不能在本朝疆域内成功恢复旧局；一旦失望，就显出叹息惆怅之情。对于忠臣殉难，他却污蔑为过失，听说他们死了还感到快意，完全不顾纲常颠倒，只把助虐迎寇当作心愿。不顾百姓陷于涂炭，反而把连年战争、灾祸相连当作幸事。吕留良用心如此残忍凶暴，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又如伪永历帝朱由榔，曾在流寇之中盗窃帝位，在云贵、广西等地，他的部众互相攻杀劫掠，给百姓带来灾祸。后来兵败逃到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等率兵追到缅城，先派人传谕缅甸首领，命令他捉拿并送出朱由榔。大军随后抵达城下，缅人震惊恐惧，于是把朱由榔捉来献到清军阵前。这就是伪永历的真实踪迹，哪里有他被擒时满汉官兵转到他马前全都下跪的事？这种说法盲目荒唐，荒诞错误到了极点。总之，逆贼吕留良对于本朝确有征验的事迹，都一概隐瞒不写，专门编造妖妄诬陷之辞，以满足自己的私愤。他的文集中又说：‘今天的穷困，是自羲皇以来仅见的’等语。明朝末年，朝廷政治失误，贪婪暴虐公然横行，横征暴敛，百姓无法生活；又遭流寇肆虐，疆土日益缩小，每年耗费军饷百万，全都出自百姓之力，那才是百姓极度穷困的时候。我朝扫清寇乱，使百姓休养生息，于是明代的穷苦百姓全都获得了重新生存的喜庆。到了圣祖仁皇帝爱护养育百姓，海内富足繁盛，黄发儿童和白发老人都看不到战争；免租减赋的政策，史书都记载不完。长久施行教化而达到治理成熟，休养生息六十多年，百姓安定，物产丰足。即使考察羲皇以来史册的记载，屈指而数，蒙受上天眷顾保佑、可以与我朝盛况相比的时代，也没有多少；他竟然说这是羲皇以来未有的穷困吗？

译他日记中还记载怪风、震雷、细小星辰、彗星、日光摇荡等事，这些都毫无根据，胡乱捏造荒诞之处很多。总是因为他心怀逆意，幸灾乐祸，只把捏造虚幻之事来迷惑人们视听当作要务，至于是否符合事实、是否合乎常理，全都不顾。灾异这种事，古代也时常有，上天显现征象，原本是为了警戒君主，使其修身反省、增进德行。如果把捕风捉影的话指称为灾异，流传给后世，有人就会说从前太平盛世尚且有这样异常怪异的灾祸；将来如果遇到日月星辰或水旱灾变，必定会轻视它、漫不经心。凡是因此启发后世君主怠惰玩忽的，其罪过哪里说得尽？其他猖狂悖乱、令人痛心疾首的言词，更是数不胜数。吕留良生在浙江这个人文发达的地方，读书求学，本来不是曾静那种生长在山野偏僻之地、孤陋顽愚无知的人可比的。况且曾静只是讥刺到朕本人，而吕留良却向上诬蔑圣祖皇帝和朕皇考的盛德；曾静的诽谤是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却是从自己心里编造妖妄之说。因此吕留良的罪恶确实比曾静大得多。朕一向认为浙江风俗浇薄，人多怀有不轨之心，像汪景祺、查嗣庭之类，都因诽谤悖逆而自取罪责，这些都是吕留良遗留下来的祸害。甚至民间百姓也喜欢造谣生事。例如雍正四年间，就有海宁、平湖全城被屠杀的谣言；当时人们惊疑相互煽动，有人逃避流离。这些全都是吕留良一个人在前面倡导，所以整个乡里都随风而倒。甚至地方官吏也畏惧他的声势喧嚣、党徒众多，只得格外小心地周旋，优厚礼遇并加以尊敬，以博取重视儒者的声誉。比如近日总督李卫，是大臣中刚正的人，到任时也沿用旧例，赠送祠堂匾额，何况其他人呢？这对陷溺人心、扰乱风俗的危害，真是说也说不尽。几年来，朕因为浙江省人心风俗的危害极大，日夜筹划，以仁爱养育、以义理匡正，竭尽教化整顿的苦心，近来才逐渐有所转变，一天天归于正道。如果稍有懈怠，不赶紧整顿，那么吕留良用来诬害百姓的邪说，必定会充斥并固结在人心中而无法解除，天经地义的大原则也会泯灭废弃，几乎使人人都成为无父无君的人。如今天道昭彰，罪恶已经到了尽头，令他的奸诈阴险全部败露，就不能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道人心，彰显国法。吕留良还动辄以理学传人自居，说自己承接并延续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道统。周、程、张、朱是世间的大儒，难道会把无父无君作为他们的道，把乱臣贼子作为他们的学问吗？他这样侮辱圣贤儒教，败坏士人的心术，真是名教中的罪魁祸首。朕即位以来，实在不知道吕留良有什么著述，但他的罪恶已经满盈，人神共同愤怒，天地也不能容忍，以致发生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的举动，曲折地揭露了吕留良的凶恶顽固。吕留良的儿子如吕葆中，曾经参加科举成名，蒙恩被选入鼎甲，跻身清要之列；其他子孙也多在学校读书，却不立即毁掉刻板、焚烧书籍来消灭其罪迹。此前一念和尚谋叛的案件，党羽牵连到吕葆中，当时逆迹早已显著，承蒙圣祖仁皇帝如天的仁慈，免予追究，而吕葆中终于因忧惧而死。按常情来说，吕葆中的兄弟子孙遭遇如此惊险的祸患，又承受圣祖仁皇帝这样深厚广大的恩德，更应当感激悔悟，共同设法掩盖、弥补以前的过错，把这当作侥幸逃脱诛杀的办法。哪里料到他们冥顽凶悍，积习已经成为本性，仍然抱守那些遗留下来的书籍，深藏在箱笥中。这本来就是吕留良把叛逆作乱当作家传，因此世代承袭恶行，不知道警戒恐惧；但这实际上也是天道昭彰，不容稍有蒙蔽，使逆贼的阴谋在今天彻底显露，也不让逆贼遗留下来的毒害漏过天诛。曾静的逆书，朕已经完全看清了，知道外面的逆党相当多，竟有人散布谣言，企图制造叛乱。然而他们所诋毁的只是朕一人，朕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旨判断；至于吕留良，他罪大恶极，得罪圣祖在天之灵，罪情深重至极。即使天下普通百姓和幼童，只要还有一线良知，也无不咬牙切齿、毛发竖立，不愿与他共同立于天地之间。这也是朕作为臣子的情理所必然要求的。应当查明已故逆贼吕留良以及现存子孙、嫡亲兄弟、子侄应依何项定律治罪，着九卿、翰詹、科道会同议定，直省督抚、提督、两司也秉公各抒己见，详细核议后具奏。

译上谕，《实录》《东华录》《大义觉迷录》。雍正七年六月十三日谕内阁：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不化，肆意进行诬蔑诽谤，悖逆到了极点。他的逆徒严鸿逵，实在是吕留良的羽翼，推崇尊奉并诵习他的学说，详细述说他的遗言，又进一步扩大宣扬，为其增饰助长。他的言词有些比吕留良更加严重。吕留良作为本朝诸生，毫无缘由地追附前明仪宾末代后裔的身份，反过来肆意攻击本朝，愤懑猖狂，已经是自古乱臣贼子中罕见的。至于严鸿逵，他的祖父起就已经是本朝的编户百姓，踏着本朝土地、享受本朝衣食，头顶高天、脚踏厚土。严鸿逵对于明代，哪里有什么故君旧国的思念？而且他确实受到我朝使他得以生存、安乐成长的恩泽，又有什么必要愤懑？有什么必要追忆？竟然也敢仿效吕留良吗？现在选取其中悖逆的言词一并宣示：日记中说：‘索伦地方正月初三日，地面横向裂开五里、纵向裂开三里，开始飞起石块，后来冒出火来，方圆近三十里内的居民全都迁走躲避。’又说：‘热河发大水，淹死满洲人二万多。’又说：‘十六日夜里月食，当时看见众星摇动，好像要坠落；又有的飞、有的走，成群向东而行。’ 又说：‘去年七月初四日发生星变，钦天监说这颗星从天沛坦出现，进入天市坦，分野属于吴越，应在数年之内，吴越会有兵乱从市井之中兴起。’像这样荒唐悖逆的话，从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间所记载的，多得数不清。其中只有索伦地方巨石涌出火焰一事确实存在，这是当地地气脉络造成的，此前已经多次出现。附近远近山顶也有烈焰，但严鸿逵竟拿这件事来讥讽诽谤吗？至于热河发水，是因为当地山岭回环、群山环抱，中间只有一道河流，每逢雨水稍多，各处水流汇集，可能冲破堤岸。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续下了昼夜，当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势高，只是隔岸山根下面被水漫溢。本地久居的百姓以及扈从官兵都知道雨停水就退去，安稳地留在原处。只有寄居的工匠等人惊慌迷惑，有些愚人把木头编成木筏，以为可以乘流渡水，结果木筏撞到石头散开，淹死了几个人。当时朕正在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员二三百人就驻扎在发水之地，因为约束严明，没有一个人妄自行动。等到水退之后，大家都安然无恙，没有一个人被水淹死。严鸿逵却说淹死了满洲人二万多，这是什么道理？他的荒诞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热河之地汇集了五方之人，严鸿逵却说唯独淹死满洲人，有这样的道理吗？严鸿逵生在当今时代，是当今的百姓；明代灭亡已经很久，我朝定鼎也已经一百多年，他却凭空编造谣言，喜好作乱、乐于灾祸，在升平安宁的时候，制造希望战争扰攘的念头；对圣祖的盛德神化公然诬蔑，对今日百姓安定、物产丰足的情形却早晚咒骂。种种丧心病狂的言论，全是拾取吕留良的残余，而又更加虚幻妄诞，难道不是凶恶悖逆已经成为本性、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的逆贼吗？况且他又故意装出迂腐拘谨的样子，浮薄之士吹嘘他的虚名，以致廷臣有人以纂修《明史》为名推荐他；他竟自鸣得意，傲慢乖张。他的字记中说：‘我的主意已经决定，一定要以死来拒绝这件事。’他的这种狂言轻慢和抗拒竟到了如此地步。又说：‘衡州人张熙，字敬卿，前来拜见，说他的老师曾静是永兴县人，在那里讲学，学者称他为蒲潭先生；从前因为读了讲义，才放弃诸生身份。’ 朕特旨下诏修纂《明史》，广泛访求山林中的隐逸之士，廷臣推荐了严鸿逵，他却想以死来强行拒绝，竟把朝廷的征召当作儿戏，把被征召看作不值一提；而对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只凭一封书信派人远道询问，彼此稍有联系，便在数千里之外相互呼应，招纳党羽，明目张胆地图谋不轨、扰乱纲常。天地之间，从未有凶恶狡猾达到这种极点的人。像这样悖逆叛乱的人煽惑民心，又得罪圣祖皇帝，与吕留良结党作恶、互相勾结，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当如何治罪，着九卿、翰詹、科道会同迅速议定具奏。

译上谕，《实录》《东华录》。雍正七年六月十五日谕内阁：我朝建立帝位、安定法则，远近之地都受到养育，直到海边日出之处，没有人不尊敬亲近。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悖邪恶、作乱反常，无父无君，著书公然诽谤本朝的大一统，肆意用言词诋毁圣祖仁皇帝的深厚仁德、伟大功业，任意编造诬蔑、轻慢、诅咒的话。他们猖狂妄诞，肆无忌惮，人人都痛心疾首，不愿与之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朕已经降谕旨，把他们极恶大罪的情形向中外宣示，令诸臣公议治罪。至于严鸿逵的徒弟沈在宽，出生在本朝定鼎几十年以后，他的祖父起就已经处在朝廷覆盖养育的教化之中，不只是他本人受到德教而已；纲常伦理的大义，他尤其应当知道畏惧。可是他却陷入逆党邪说，受到凶徒余风的熏染，也怀有不轨之心，附会诋讥，羡慕仿效不服教化的人，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朝代的人，狂悖到了极点。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同党，受其蛊惑而叛逆，证据十分明显。他所著诗集中说：‘更无地著避秦人。’又说：‘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 他把本朝居于天下中央、建立帝极、教化治理极其兴盛的情形，说成神州陆沉，好像遭遇洪水灾祸一样，这种荒谬悖逆尤其狂妄放肆。即使说到洪水，明代二百多年间，黄河、运河两河也时时决口，百姓每天都有沦为水中之民的恐惧。圣祖仁皇帝当时忧劳勤勉，详细指示治河方略，亲自反复勘察测量；凡是修筑堤防、抵御水患的办法，以及疏浚河道、引水冲刷的措施，全都经过圣祖深思熟虑，做到尽善尽美，以致河流按照河道运行，黄河安稳，几十年来堤防工程坚固，亿万百姓永远没有被水淹没的忧患，共同享有太平安定的福庆。等到朕继承大业，谨慎遵循圣祖的谋略和功业，更加用心修治防护，仰赖上天眷顾保佑，七年以来河流全都回归故道，海口深通，清淮水流迅疾通畅，三省运道快速通行而没有阻碍。至于北直隶京畿地区、南方各省和浙江等地，凡是海塘、河渠以及应当治理水利的地方，也都逐步兴修，蓄水泄水都能按照时令，旱灾水灾都有准备，地方事务修治和谐，桑麻遍布田野。在这样的时代，神州哪里可以指称为陆沉？又有哪一处可以指称为洪水泛滥？况且沈在宽说‘谁为神州理旧疆’，他的意思是想把神州交给什么人来治理呢？沈在宽年龄还不到四十岁，却也仿效他的老师，狂妄放肆地诋毁本朝；又与逆贼曾静的徒弟张熙相隔千里交往，一见如故，写诗互赠唱和，情意亲密得如同水乳相融。他这样处心积虑地以叛逆为事，罪行实在无法逃脱。着交刑部审讯沈在宽，取得口供，具奏。广西巡抚金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广西巡抚臣金鉷谨奏：为奏报此事。臣于本年六月十八日辰时，接到怡亲王及大学士等寄来的密单，列明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地区的人犯。根据逆贼曾静供述，雍正五年被充发的人犯在五六月间路过衡州时编造逆语，令臣查访这些人犯被充发到的地方，是否散播悖乱言词。臣查得，这些被充发到烟瘴地区的人犯，都是罪大恶极之人，承蒙皇上天恩宽免死罪，所以每逢人犯发到当地时，地方官都派差役看守，不许他们擅自行动，本来就是担心他们危害地方。如今其中竟有这样的大逆之徒，编造逆语，摇惑人们听闻。臣更加仰见皇上的圣谕照临一切，如同太阳高悬中天，没有细微之处不能察知。臣接到密单后，立即秘密传谕所属官员，令他们细心设法查访，务必要查明实情；不但要查五年六月以前充发的人犯，对来单中没有列出的，也令他们一并访察。查到此人后，就立即星夜押解到刑部，决不让惯于作奸、积累罪恶的人侥幸逃脱恢恢天网。又，本年七月初二日，接到刑部公文，称据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报马廷锡妄传谣言一案，命令拿捕原任山东巡察御史蒋洽秀的家人俞成。臣当即飞檄全州知州秘密拿获案犯俞成；他于五月到案，随即于本月十二日发给公文，委派全州山角司巡检刘朝佐押解他赴刑部。以上事项理应一并奏报。谨奏。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朱批：阅览。

译广西巡抚金的奏折，缴回朱批档案。广西巡抚臣金谨奏：为奏报此事。臣于本年六月十八日辰时，接到怡亲王及大学士等寄来的密单，列明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地区的人犯，令臣查访这些人犯所到的地方是否散播悖乱言词；对于密单中没有列出的，也令臣留心仔细查察。臣查阅密单，列出经过衡州的人犯共五案：马守柱、蔡登科、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达、哈琏及其子成德，共八人。除蔡登科、耿桑格二人已经病故并报明在案外，现存的配发人犯有六人。永康州知州高潢在省城，臣见他为人明白精细，便秘密命令他访查前往。如今据他查明后的密禀，只有原茶叶库大使达哈琏十分安静守法，他的儿子成德年仅六岁。又据管辖此地的上思州知州崔杰禀报，与高潢所禀没有不同。太监吴守义也没有听说他说过什么话。实际查得太监霍成、马守柱二人，有的说过悖逆的话，有的说过怨望的话，都已经逐一具禀报来。又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查明，六格一人确实说过悖逆的话。此前来文中尚未列出的两名人犯，又据高潢查访得知：雍正四年十二月间，曾有咨文送达太监刘应试一名；雍正五年十月间，又有咨文送达太监米儿一名。他们有的说了悖逆的话，有的说了怨恨不满的话。臣正要把各犯的姓名、言语缮写成清单，同时飞檄各地官员，迅速将他们解送到省，以便请旨。现在闰七月二十八日，又接到怡亲王、大学士等于七月二十六日及闰七月初二日两次寄来的字，传达上谕，命臣将五年内充发广西的人犯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共七名，挑选适当人员押解赴京。臣查阅字中所列人犯，除已经病故的蔡登科、耿桑格二人外，现存五人。其中达色一人，据当地官员禀报，该犯也有逆语，但尚未取得确实证据，正在秘密查访。吴守义一人，未听说他说过什么言语；其余六格、霍成、马守柱三人，都已经查出实情。臣接到来字后，又当即飞檄各地官员，星夜迅速将人犯解送到省；一到省，臣便遵奉谕旨，将字中所列现存的五名人犯，以及此前未列出的刘应试、米儿二人，陆续选派人员押解。押解时不许让他们经过同一处，也不许各犯彼此相见，并命令沿途仔细察看他们的举动和言语，务必做到周全。解送到部后再有来字，传达上谕，命令查出此前押解各犯的人员，确实加以询问，让他们据实说出所听到的各犯悖逆言语。臣恭敬揣摩谕旨，知道重点只在查出各犯的实情。如今各犯的言语，除了达色正在秘密查访外，其余各犯都已分别查访属实。此前曾经押解他们的人员，似乎可以不必再行询问。理应奏明：前后奉到谕旨所命查访、查得的充发烟瘴地区人犯，容臣陆续起解的缘由，一并先行奏闻。谨奏。雍正七年八月初一日。朱批：阅览。《广西巡抚金的奏折》——缴回朱批档。广西巡抚臣金鉷谨奏，为奏闻事。臣于本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接到怡亲王、大学士等寄来的字，传达上谕，命臣将雍正五年充发广西的人犯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共七名，挑选适当人员押解赴京。臣立即查明字中所列人犯，除蔡登科、耿桑格二人已经病故外，又查出清单中没有列出的刘应试、米儿二人，共计七名。臣已经查访出各犯的实情，于八月初一日缮写奏折具奏，并列出清单恭呈御览。臣因监临乡试入闱，预先将咨牌发给按察司衙门，随后各属将刘应试、霍成、马守柱、米儿、达色、六格等六人押解，先后到达省城。按察司于八月初八、初九、初十、十一、十四、二十二等日，陆续派员将他们押解离去。达色一人到案后，查得确实说过逆语。现在据天河县知县吴正一具禀，已经详细查明。又六格一人，先前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访闻，已经将其逆语缮写奏报。如今又据该州禀报，秘密召六格到衙门，给他酒食，设法用言语试探诱导，他说的逆语反而更多。已经胡乱说了一通之后，他随即又自己吐露说：“我错了，老爷是官员，我怎么能把这些话说给老爷听呢？”这实在是罪恶满盈、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所以不知不觉暴露到这种地步。臣想到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光明昭著，四海之内的臣民无不共同仰望皇上的深厚恩德。这些人捏造诽谤侮辱的话，哪里能够损伤日月般的圣明？而逆贼曾静竟敢把这些话写入笔墨，肆意狂吠，他无疑是受到这类人的煽惑。谨将续查所得达色、六格二人的逆语，待乡试出闱后再详细缮写清单呈上，恭请皇上明察。谨奏。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朱批：办理得非常值得嘉奖。人犯口供清单留在内廷。地方上既然已经被这类人的流言蛊惑了好几年，但乡野愚民无知，在相信和怀疑之间，情况不能说没有变化，你要竭力留心加以开导。凡是有发往各地的人犯，都不能疏忽。务必要把阿其那等人的不忠、不孝、不法、不臣之处，一一详细、委婉地宣谕，使人人都知道，这才可以；不可草率疏忽地办理。何况你先前在允祹属下任职，关于兄弟一辈从来的情形，虽然担任外任官，也不可能说完全不知道。努力去办吧。

译《湖南巡抚王国栋的奏折》——缴回朱批档。臣王国栋谨奏，为奏闻事。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接到兵部火票递来的怡亲王等寄字，其中说：据逆贼曾静供称，他记得有两名偶然传话的人。一名是安仁县生员何忠立，他曾说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廷中有人上奏议论皇上多条。又说永兴县十八都住着一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他也说自己在一家人家行医时，听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师，姓陈，字帝锡，口头传说有一份奏章，劝谏皇上，说皇上这样不好；上奏的臣子姓岳，名钟琪，等等。巡抚可以秘密将安仁县生员何忠立、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茶陵州堪舆师陈帝锡提解到省，详细审讯。何忠立、陈象侯他们要问曾静曾怎样对他们说过，并询问陈帝锡所传的话源自哪里。他们如果承认，就让他们直接供出所说的人，一面奏闻，一面提审。如果他们不肯承认，巡抚可以委婉开导，告诉他们：曾静是首要逆贼、罪大恶极之人，而我皇上具有好生之德，尚且因为他听信流言，不忍立即将他诛杀，何况你们不过是传话的人；只要说出这些话是从哪里传来、从谁那里听来的，你们就是无罪之人，何苦替别人隐瞒，拿自己的性命试探国法呢？这样劝告他们，如果仍不据实供认，就使用刑讯。刑讯后仍得不到实情，就把何忠立等人解送进京，与曾静当面对质。又据曾静供称，他所说的收受密亲王妃嫔等话，是雍正五年五六月间在往来道路上听人传说的；有一名押解的犯官经过衡州，也这样说过。巡抚可以秘密查访，查明雍正五年五六月间有哪些犯人经过衡州，一并具奏；并将五六月间经过衡州的人犯姓名秘密通知广西巡抚等。臣接到后，立即分别派出标员，秘密通知各州县逐一查拿。先据永兴县知县戴文谟将医生陈象侯拿获解送到臣这里，审问得知，该犯供称：五六年前，因为曾静的妻子生病，他来请小的给她医治，所以认识曾静。至于陈帝锡，小的并不认识。前年在安仁行医时，曾听武生何献图说，京城中有一个臣子上了谏本，皇上说他是忠臣，要给他加封官职。后来与曾静闲谈时，也曾说起过这些。臣随即秘密拘提何献图，之后又据安仁县知县袁紫垣将生员何立忠，即何忠立，拿获解送到臣这里审讯。据该犯供称：“我是文生，名叫何立忠。平时与曾静并没有来往。去年因为我的女婿去世，曾静到女婿家吊丧，我遇见他，谈到我的女婿为人度量狭窄，我便随口回答说，如今只有皇上的度量宽大。我听说朝廷中有人不知避讳，上了谏本，皇上却置之度外；这也是顺着话头回答，并不是我何立忠编造的。”族人何献图对我说，这是一个堪舆师陈帝西讲的。随后据署理茶陵州知州李凤生将陈帝西，即陈帝锡，拿获解送到臣这里审讯。据该犯供称：“小的叫陈帝西，是做堪舆的。平时并不认识陈象侯，也没有在何献图面前说过什么话。”随即提何立忠与他对质，何立忠供称：“那件上奏的话，是何献图亲口对我说的，是你说的，不是我诬赖你。”又据陈帝西供称：“前年十月间，小的在何献图家看风水，他的妹夫张继尧曾说，有人从四川回来，听说岳老爷上了一道谏本，说了一些不知避讳的话，劝皇上修养德行、施行仁政；又说四川塌陷出一块孔明碑，碑文上有几句诗说：‘孔汝仅留二八邦，花木流落在四方。’” “秦楚士卒千万丈，郊外东方荒又荒。秦晋兵来燕赵地，秋后鸦鸟尽无粮。四民遍地遭淹没，天下从此动刀枪。若问人民太平日，除非山山口口藏。”这些都是张继尧说的。又据安仁县知县袁紫垣将何献图拿获解送到臣这里审讯。据该犯供称：“我曾请堪舆师陈帝西看风水，他说过有个臣子上了一道谏本，皇上置之度外，还给他加封官职。我只是道听途说，原先对族人何立忠，以及在我那里行医的陈象侯说过，并没有听说过什么孔明碑。”随即提陈帝西对质审问，他供称：“那件上奏的话，是你的妹夫张继尧对我说的；孔明碑也是他说的。我无法解释，你还要我写出来，你怎么能抵赖？”何献图又供称：“孔明碑的话，我确实没有听见过。如果说是我写的，有什么证据？至于上奏的话，确实是陈帝西说的，不是我的妹夫张继尧说的。”随即刑讯陈帝西，他供称：如果提张继尧来，他愿意与张继尧当面对质，等等。臣查得逆贼曾静在京城的供词中，陈象侯、何立忠所传闻的话，都出自堪舆师陈帝西之口。及至审问在押人犯何立忠和他供出的何献图，他们也说是陈帝西告诉他们的，因此陈帝西确实是在传播流言。臣对要犯反复开导，追问这些话是从哪里、从什么人那里传来的，据他供称，确实是张继尧传说的。臣担心他是在狡辩、诬陷仇人，于是对他刑讯；该犯仍坚持供称，必须等张继尧到案后与他对质才能确定。除正在秘密提拿张继尧，并追取抄录的孔明碑文，等到将来对质审讯明确后再行具奏外，现将审取在押人犯供词的情形先缮写奏折奏闻。至于奉命查访雍正五年五六月间经过衡州的官犯，臣立即秘密查访：该年五月二十二日，兵部递解经过一名人犯达色；六月初四日，兵部递解经过一名人犯蔡登科。臣担心五六月前后仍有遗漏，又遵旨详细查访：该年四月初七日，兵部递解经过一名人犯马守柱；七月初十日，兵部递解经过人犯二名耿桑格、六格，太监一名吴守义；七月二十四日，兵部递解经过太监一名霍成；他们全都是发往广西的犯人。

译原文中只写有人犯、太监的名目，并没有“官犯”字样。臣又秘密命署理衡州府知府杨浚、副将崔起潜查核，回复说没有不同之处；臣当即秘密通知广西巡抚金，相关案情现已备案，理应一并奏闻。恭请皇上明察。朱批：你所辖地方的百姓形成了这样的风气，你却不能察觉，也不肯奏闻。别处已经发觉，特意命钦差前来审究，你又不能把这一类匪徒查出来。如今朕从京城点名交给你几个人审究，本来是怕奸民听到风声后逃远，所以才命你就近赶快设法诱导审问。现在你只把已经问出的口供拿来，却任由他们互相推卸，拖延时日，始终不能查清流言究竟是出自谁口，也可以说是才德兼全、忠诚任事的巡抚了。这些相关人犯自然也要解送进京审问；再查出由他们供出的人，自然也在你管辖地方，只要再抓到几名人犯就可以了。《湖南巡抚王国栋的奏折》——缴回朱批档。臣王国栋谨奏，为恭谢天恩、敬复朱批谕旨事。闰七月十八日，臣标下把总刘万志恭敬捧着皇上批回的奏折来到长沙，并带来钦赐的鲜荔枝一瓶。圣恩深厚高远，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臣恭敬设置香案，面向宫阙叩头，只领受了这些赏赐。随后捧读朱批，臣关于湖南雨水以及恭请皇上召见的两道奏折，都承蒙皇上详细了解并训诲，逐一加以指示。臣才庸质下，却错误地担任封疆大吏，仰赖圣恩深重。臣虽然对于甄别吏治、体恤民间疾苦、清理钱粮、慎重刑罚等事，早晚都小心考察办理，却上不能感召上天使气候调和，下不能暗中消除匪类，连自己也感到惭愧。因想到才智平庸而责任重大，如果能够当面接受圣训，也许可以有所遵循。如今承蒙我皇上训旨详明，不惜写下千万言勉励臣振作奋发。臣跪读之下，仿佛酒醒梦觉，像刚刚启蒙一样明白。只有整顿振作精神，加倍奋勉迅速办理，以求得天人感应的根本，并以此来报答圣主任用臣下的深意。皇上圣明，自有深远的洞察。至于陈帝西传播流言一案，臣已经在追问他从什么人那里得到流言，设法诱导、委婉开导，并刑讯数次，但始终不能让他据实供出究竟从何人处得来。臣又发文给按察司郭朝祚、护岳常道孙元、署理长沙府知府杨辅臣，分别审查讯问。朱批：胡说，这是失职到了极点。你也不能另外指出造谣的人。此案的供词已经记录在案，臣已于闰七月初四日缮写奏折请旨，现在正等候皇上的批示以便遵行。按察司郭朝祚，臣立即将所奉圣旨详细向他宣谕，他非常恐惧战栗。朱批：这种辜负皇恩、无知的人，恐惧战栗就可以赦免吗？臣已经遵旨派人到大学士臣张廷玉处转奏。又，臣此前奏报丈量勘察复核田亩的一道奏折，承蒙皇上朱批说：像这样真心任事的官员，应当引用朕的旨意考察他们的等次，奏请议叙，以示鼓励。钦此。臣查湖南清查欺隐田亩，如果属于额定田亩，按照惯例不请议叙；额外田亩则照例附请。如今沅陵、辰溪、黔阳、攸县、安仁五县都属于额内田亩，只有酃县田亩除足额之外，又查出额外垦熟田地六十六顷零。臣已经在原奏题案中，将酃县知县刘朝佑和负责委托勘察的原任沣州知州黄炎一并附请议叙；已得到部议回复，依例各记功二次，奉旨批准，谨此一并附折奏闻。臣感激、惶恐到了极点，谨此奏报。朱批：阅览。上谕——《实录》《东华录》《大义觉迷录》。雍正七年九月十二日谕告诸王、文武大臣等：自古帝王拥有天下，无不因为怀抱、保护万民，把恩德施加四海，承受上天的眷顾和授命，符合亿万民众的欢心，因此能够统一天下，使福泽流传后世。大概说来，只有具备德行的人，才可以成为天下的君主。这就是天下如同一家、万物如同一体，是自古以来直到现在、万世不变的常理，不是寻常按类别聚集、按地域分群以及乡曲疆域的个人浅见所能任意说成相同或不同的。

译《尚书》说：“上天并不偏爱亲近的人，只辅助有德之人。” 大凡德行足以统治天下，就会得到上天的赐福和保佑，成为天下的君主。没有听说不以德行感动上天，而只根据他是哪里的人的道理。又说：“安抚我，就奉他为君；虐待我，就把他视为仇敌。”这正是民心拥护或背离的真实情形。没有听说亿万民众归心，有不论德行、只选择地域的道理。又说：“顺应上天的昌盛，违逆上天的灭亡。”只有有德之人，才能顺应上天所授予的使命，难道还会因为是哪个地方的人而有所区别吗？我国家在东方土地上建立基业，历代圣主相承，保有并安抚万邦，深受上天厚重保佑，广泛施行德教，恩泽远播，使百姓安居乐业，遍及中外，受到尊敬和亲近，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年了。我朝既然仰承天命，成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施加抚恤、安养和爱护教育时，怎能因为华夷而区别对待？中外臣民既然共同奉我朝为君主，那么归诚效顺、尽臣民本分时，更不能因为华夷而怀有不同的心意。这一点用天道衡量、用人理验证，直到海边日出之处、普天之下所有土地上的众人，无不知晓天下大一统归于我朝，全部把我朝视为子民、臣属，不敢有超越的心志。可是逆贼吕留良凶恶顽固、悖逆邪恶，喜好动乱、乐见祸患，扰乱人伦纲常，私自著书，妄称德祐以后天地发生大变，这是亘古未有的，如今又重新出现；逆党严鸿逵等接连附和，猖狂到了极点，余波又波及曾静，彼此以怪诞言论煽动，肆意诋毁，甚至说八十多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这些逆贼看来，只是认为本朝由满洲的君主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主人，于是妄自产生此疆彼界的私见，故意编造诬蔑、诋毁、讥讽的话罢了。他们不知道，本朝是满洲人，正如中国人各有籍贯一样；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这对圣人的德行有什么损害呢？《诗经》说“攻伐戎狄，惩罚荆舒”，是因为他们僭越称王、扰乱中原，不懂君臣的大义，所以宣扬他们的罪行并加以惩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戎狄便把他们排除在外。如果只因是戎狄，孔子周游列国时就不应前往楚国、接受楚昭王的聘请；秦穆公称霸西戎，孔子删定经书时，也不应把秦国的誓辞列在《周书》之后。历来所谓华夷之说，产生于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当时彼此地域相近、德行相当，谁也不能超过谁，所以北方人诋毁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称北方人为索虏。当时的人不致力于修养德行、施行仁政，只从事口舌上的互相讥讽，已经是最卑下、最鄙陋的见解。如今逆贼等人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时代，妄自划分内外，错误地产生忿怒怨恨，公然指斥，来实现他们昧弃伦理纲常、毁灭人伦法纪的逆反意图，竟狂吠到极点，敢于把天地说成昏暗，难道光明赫赫、洞察一切的上天，反而还不如逆贼等人的见识吗？况且从天地气数来说，明代自嘉靖以来，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百姓遭受涂炭，疆土不得安宁，那时的天地，难道不能说是闭塞昏暗吗？本朝定都以来，扫除各地群寇，天下重新安定，政教得到整顿，文明日益兴盛，万民安居乐业，中外安宁和乐，黄童白叟一生都没有见过战争。如今天地清明安宁，百姓都沾受恩泽，超过明代，这连三尺高的儿童也都明白，难道还可以说是昏暗吗？天地以仁爱为本心，以覆盖承载万物而无所偏私为度量，因此德行在内地、近处，大一统就归集于内地、近处；德行在外地、远方，大一统就归集于外地、远方。孔子说：“所以有大德的人一定会承受天命。”自有帝王以来，道理都是一样的。如今逆贼等凭着冥顽狂妄的胸襟，不论上天的取舍、政治的得失，也不论百姓万物的安危、疆域的大小，只把琐碎的乡曲之见当作偏私，把狭隘的地域界限当作忿恨嫉妒，公然指斥，以满足他们昧弃伦理、毁灭人伦的逆反意图，直到发出极其狂妄的叫嚣，竟敢指天地为昏暗，难道威严光明、明察一切的上天，反而还不如逆贼等人的智慧见识吗？况且自古中国一统的时代，疆域不能都十分广远，其中有不接受教化的，就斥为夷狄；例如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猃狁，就是今天湖南、湖北、山西一带的地方。在今天还把这些地方看作夷狄，可以吗？至于汉、唐、宋全盛时期，北狄、西戎世代成为边境祸患，从来不能使其臣服并取得其土地，所以才有此疆彼界的分别。自从我朝进入中原、统治天下，连蒙古最边远的各部落也都归入版图，这使中国疆土开拓得广大辽远，正是中国臣民的大幸，怎么还能谈论华夷、中外的区别呢？自古作为君主的道理，应当把百姓看作赤子；作为臣下的道理，应当把君主奉若父母。我朝作为君主，确实尽到了把百姓当作子女、竭尽诚意保护百姓的责任，而逆贼竟还忍心肆意诽谤，产生憎恨怨望而实行忤逆吗？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偷偷发动事变，动不动就以朱三太子的名义行事，例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近日还有山东人张玉，假称姓朱，冒充明朝后裔，遇到星士推算说他有帝王命，于是借此希望煽动蛊惑愚民；现已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审问。历来异姓先后继承帝位，前朝皇族归服后代王朝的很多；否则便隐匿姓名，退居草野，从来没有像本朝奸民这样大量假称姓朱、摇惑人心的。

译像这样蔓延不止，那么中国君主的子孙遇到继承帝位的君主，必然要到一个不剩才会停止，难道不是奸民逼迫他们造成的吗？况且明朝继承元朝而拥有天下，明太祖也是元朝的子民；从纲常伦理来说，难道能逃脱篡夺窃取的罪名吗？至于我朝与明朝，只是邻国而已；况且明朝的天下丧失在流寇手中，当时边患纷起，倭寇骚动，有名目的流寇多得数不过来，村邑中的无赖之徒也乘机抢劫杀人；那些违法的将领、军官和士兵，又借征讨剿灭之名，肆意扰害、杀戮良民，冒领功劳，把他们充作俘获的贼人数目。中国百姓死亡过半；比如四川人，竟然到了没有一个遗民幸存的地步，偶然存活的人也肢体不全、耳鼻残缺，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康熙四五十年间，还有亲眼见过当时情形的老人流着眼泪讲述这些事，而且无不庆幸我朝统一天下、削平群寇，把四海内外的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安置到安乐之地。因此我朝对中国所作的贡献，实在重大到了极点。至于优厚对待明代的礼制典章，史书多得写不完；明朝藩王的后代确实是明朝子孙的，朝廷还格外施恩，封为侯爵，这也是前代没有过的盛大典制。可是胸怀叛逆的奸民，动不动就假称姓朱，把它作为图谋叛乱的媒介；吕留良一类人又借明朝来发言，肆意宣扬分别华夷的邪说，希望实现叛逆的意图。他们不只是本朝的贼寇，实际上也是明朝的仇敌。假如中国人轻视外国人中承继大统的君主，其危害不过是妄自诋毁讥讽，蛊惑一两个匪类罢了，原本不会损害公正的是非和重大的伦理纲常；但如果外国君主进入中国承继大统后，不把中国人当作赤子，中国人又将把性命托付给谁呢？安抚百姓就奉其为君，虐待百姓就视其为仇，这是人情。假使做君主的以违背人情的事情施加于臣下，做臣下的能够承受吗？君主尚且不可以违背人情地对待臣下，难道臣下反而可以用这种方式对待君主吗？孔子说：“君子居住在一个国家，不非议这个国家的大夫，何况是君主呢？”又说：“夷狄即使有君主，也比不上中原没有君主。”春秋时期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其大夫尚且不可以非议，何况我朝奉天承运、统一天下、处于太平盛世，难道还可以诽谤议论君主吗？圣人在中原时尚且说夷狄也算有君主，何况身为我朝之人，亲身受到教化恩泽，享受德政、服从教化，怎么可以发表无父无君的言论呢？韩愈说过：“中原如果成为夷狄，就把它当作夷狄；夷狄如果成为中原，就把它当作中原。”历代以来，例如元朝统一天下，建国一百年，疆域极其广大，政治制度和施政规模有许多美德，但后世称述它的人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撰写文章颂扬，记载当时美好政绩的作品，载于史册，也都灿然齐备。可是后人却故意使用贬低的言辞，一概说没有人物值得记载，没有事功值得记录；这只是怀有私心、见识卑鄙的人，不愿把美名归给外来的君主，想要贬低并埋没它罢了。他们不知道，文章著述之所以能够取信于当世、流传后世，成为劝善惩恶的记载，就应当平心静气、秉持公正来评论。对于外国进入中国承继大统的君主，其善恶尤其应当秉公书写记录，无论大事小事都不遗漏，使中国的君主看到后，知道外国君主也可以如此明智仁爱，必然会产生奋发自励之心；也使外国君主看到是非判断没有差错，知道公正直道永远存在，也必然更加勇于行善、深深戒惧作恶。文章文艺对于治理之道有这样的补益，作用该是多么大啊！假如故意贬低埋没，略去其善行而不予流传，捏造其恶行而妄加记载，就会使中国的君主认为，既然生在中国，自然享有美名，不必修德行仁来达到最隆盛的治理；而外国进入中国承继大统的君主则会认为，即使早晚勤勉、励精图治，终究也不可能得到史籍的褒扬，于是行善的心便因此懈怠，那么内地百姓的苦难就没有尽头了。这对人心和世道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何况逆贼吕留良等人，不仅对我朝的善政善教、重大经义和根本法度一概置之不言，反而凭空妄加撰造，依据虚无之事横加议论，把毫无根据的话作为惑乱世人、欺诬百姓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他们这种荒诞虚妄、夸张欺骗、惑乱听闻的行为，实在是千古罪人。正所谓“可怜而不畏死，凡民没有不憎恨他的；不用等待教化就应当诛杀”，他们不只是得罪于我国国家而已。这些妖邪之人胸怀图谋动乱的心思，妄想从万分之一的侥幸中求得成功，根本没有通观古今的大势。凡是首先倡导作乱的人，无不身受斧钺之刑，遗臭万年。天下国家如此巩固，哪里是乌合之众、鼠窃之徒能够轻易说动摇就动摇的？即使在国运衰微的时候，遍查史册，首先作乱的人也从没有一个能够成就大事。比如秦末的陈步、项梁、张耳、陈余等，直到元末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然一时跳梁作乱，最终很快都化为灰烬。至于唐、宋中叶，草野盗窃起事之徒接连不断，也同样归于灭亡。总而言之，这些奸民不懂君臣的大义，不明白上天的眷顾和授命，只是自取诛杀，成为万古罪人罢了。人之所以成为人、不同于禽兽，是因为具有这种伦理纲常的道理。所以五伦称为人伦，缺少其中一伦，就不能称为人。君臣关系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把君主视为无物的人，还可以称为人吗？身为人却怀有无君之心，还不是禽兽吗？尽守人伦才称为人，灭绝天理就称为禽兽。既然上天授命其人为君主，却反而怀有违逆上天的心意，哪里有不遭受上天诛罚的呢？朕想到，守持常道、喜好美德，是人心共同的本性；天下亿万臣民都具备天良，自然深切怀有尊君亲上的念头，不必再为此剖析说明、反复宣谕。但像吕留良等奸邪昏乱的小人，心怀悖逆，天下之大，不能说只有这几个逆贼。因此颁布这道旨意，特意加以训诫说明。平日里稍微存有这种心思的人，都应当问问上天、摸着自己的良心，各自发明天良，详细地反省思考。朕这样详细剖析说明，并不是喜欢争辩。古代人心淳朴，所以尧舜时君臣之间“都俞吁咈”的议论，言辞十分简略。

译到了殷、周时期，人心渐渐不如从前，所以《殷盘》《周诰》用来告诫臣民的话，反复周详，真挚诚恳而又恳切。若能去除他们的蒙蔽和固执，使愚昧蒙昧的人觉醒，这是古今时势所不得不如此的。像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违逆上天、背弃义理、蛊惑世人、欺诬百姓的贼人，应当向他们说明天经地义、纲常伦理的大道，使那些平日被邪说陷溺的愚昧无知之人豁然醒悟，不至于遭受天谴、触犯国法，这正是为世道和人心着想。现命将朕的谕旨通行颁布天下，使各府、州、县以及偏远乡僻之地，让读书士子和乡曲百姓都共同知晓。《湖南巡抚王国栋的奏折》——缴回朱批档。臣王国栋谨奏，为遵旨复讯事。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接到兵部火牌递来的怡亲王等奉上谕：湖南巡抚王国栋奏称，曾静在京城供出陈象侯、何立忠转述陈帝西传播流言一案；审讯陈象侯、何立忠，供出何献图；据何献图供称，流言得自陈帝西。等到追究陈帝西，陈帝西又供称得自张颂尧。以何献图作为证人刑讯张颂尧时，何献图却一直喊冤、不肯承认。又陈帝西供出曾抄录孔明碑文，曾与何知来、何纯忠看过；提审后毫无确实证据，显然是陈帝西捏造的。既然众人的证词已经证明清楚，就难以容许他狡赖；是否应将陈帝西解送进京一并拟定结案等语。此前曾命你们寄信给王国栋，令他详细审问何立忠、陈象侯、陈帝西等人所传的话源自何处。他们若不肯承认，可以委婉开导，告诉他们：你们不过是传话的人，只要说出话是从哪里传来、从谁那里听来，你们就是无罪之人，何苦替别人隐瞒，拿自己的性命试探国法？这样劝告仍不据实供认，就使用刑讯。刑讯后仍不承认，就解送进京与曾静对质。朕命该抚审问陈象侯、何立忠二人，他们都说是从何献图处听来、而何献图又得自陈帝西；何献图的供词也相互符合。追究陈帝西时，他却供称谏议和碑文是张颂尧说的。这样看来，陈帝西已经亲口承认传播的流言与曾静供说的相同，已经没有再与曾静对质的必要，为什么还要请求将陈帝西解送进京？至于陈帝西供出的张颂尧以及何知来、何纯忠等人，该抚既然说刑讯张颂尧时他喊冤不认，何知来等家中又没有抄录的碑文，显然是陈帝西捏造的。那么该抚应当委婉开导陈帝西，使他悔悟并感激皇恩，他自然会招出流言究竟从何处、何人那里传来。可是王国栋既不把事情向陈帝西详细说明，使他感悟后吐露实情，反而只把他攀扯出的张颂尧加以刑讯，真不知道王国栋出于什么心思。况且陈帝西把孔明碑文背得十分熟练，随口就能背出，这绝不是陈帝西临时编造的话，其中必定有所依据。由此也可以推求其他流言的来源。王国栋先用严刑审讯追究被诬陷攀扯的人，刑讯不成，便请求把陈帝西解送进京，以推卸他在地方上的责任。此前杭奕禄在湖广任职时，既不能详细推求流言的来源，所以朕特意下旨命王国栋查办；王国栋却又草率从事，只想把事情了结。像这样有凭有据的事情，尚且不肯用心细查，追究根源；假如地方上再有疑难案件，又将怎样办理？王国栋实在是严重失职。着令王国栋再次详细审讯，务必追查出传播流言的人，这件事才可以结案。又，朕此前命王国栋对雍正五年五六月间经过衡州道路、被解送的犯官留心查访，王国栋也没有奏报回复；令他一并确实查明具奏等因。臣接到这道旨意后，在乡试结束，重新提审陈帝西。经过多次询问，他的供词反复游移。臣担心该犯是乡野愚民、害怕获罪，恰逢刘之珩等奉旨释放回籍，臣便命刘之珩等当面逐项宣告皇上的宽大弘仁，并又多方委婉开导。据陈帝西供称：前年八月初，小的奉母亲之命到衡州购买绸缎，走到一个叫唐堡司的地方。那里是大路，路旁有座凉亭；小的走得疲累，便在那里歇脚、喝茶。只见有四个高大的汉子，还有一个挑担子的人，看样子是行路的；他们身上都穿着马褂，口中说的是官话，看起来像京城里的内旗人。他们同伙在那边谈论，说什么岳老爷上了谏本，却不知道避讳，恐怕不妥。其中一个人说，皇上竟没有定他的罪，反而给他升了官。因为那个挑担子的人来问小的要茶喝，小的便问他：“你们要到哪里去？”他说要进城。那时只是在路上偶然遇见，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没有问他的姓名；小的担心这件事会牵连到自己，要求小的交出人来，所以从前不敢供出。其实这句话确实是道听途说，小的告诉何献图时，也说是听别人讲的。假如当初告诉小的这话的人如今能够指出姓名，那么小的当时又不知道会有今天的事，为什么不在何献图面前就说是某人讲的呢？至于那篇碑文，是前年九月初一，小的在衡州去买鼎锅，在同年桥地方看见许多人围着一个背葫芦的道人。他白发长须，约有九十多岁，据他自己说已经一百岁了。他的招牌上写着“云水道人”，擅长观察气色；桥上还贴着一张诗句，说是什么孔明碑文。那时也有很多人找他相面。相一次收八文钱，小的也拿出八文钱相了一次。他说过去的事情有些应验，自称是四川人。小的因为识得几个字，就把那篇碑文看了几遍，记在心里，却也不知道诗句说的是什么。此前小的曾患病住在何献图家，他的姻亲说小的要纠缠他，便把小的裹在草席里赶出门外。又因为何献图把小的对他说的话告诉了别人，以致今天有了这件事，所以小的怀恨在心，便把他和他的姻亲两人牵扯进来。如今小的供述的都是实情，没有半句假话，以上就是供词。正在准备具摺奏覆时，又接到大学士公马尔赛等人的公文说：前巡抚奏请把陈帝西解送京城审结，皇上降旨说，陈帝西没有供出传言的人，王国栋也不能详细推究，却只请求解京，企图草率结案；务必再行详细审讯，追查出传言的人，这件事才可以结案。钦此。已经将这道旨意写成文字寄给巡抚备案。如今京中有需要同陈帝西当面对质之处，我们遵旨再寄信前来，巡抚可以把陈帝西确实审问取供，并将陈帝西、陈象侯、何立忠三人选派人员解送进京。

译臣又谨遵圣旨，详细加以审问；他仍坚称这次所说的确是实情，并没有捏造掩饰。除已遵旨将陈帝西、陈象侯、何立忠三人委托醴陵县典史陈继祖，于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从长沙起程押解进京，并由刑部查收外，现将重新审讯的供词再行缮写奏报。至于经过衡州的官犯，随即秘密查访，查得雍正五年五、六月间递解经过的军犯有达色、蔡登科。臣担心前后仍有遗漏，又详细查核四月、七月递解经过的军犯马守柱、耿桑格、六格，以及太监吴守义、霍成等人的姓名，已于六月二十九日备文奏明在案。现一并说明，谨派臣标千总宋启相恭敬携带奏章进呈。湖南巡抚王国栋等人的奏摺，缴回朱批档案。臣王国栋、臣李徽谨奏：为奏覆事。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臣抚标把总刘万志恭敬捧着朱批退回的奏摺到达省城，臣等跪接并拆阅，会同上奏。周楠呈首袁炽与曾静交往的一摺，蒙皇上朱批说：审问曾静，他并不认识袁炽，何况陈学松等人的姓名，也一个都不知道；可以查究周楠捏造这些情节究竟是出于什么缘故，但不可严加使用刑具。袁炽可以释放，此案没有可以追究的地方。钦此。臣等随即当堂释放袁炽，并提审周楠重新讯问。他供称：“小的原本不认识袁炽，先前因为听到这些话，一点忠心促使我来告发，并没有存心要害他；只是想着告发以后，皇上自然会说我好，还会加恩于我，并不是为了别的缘故。”反复审讯，没有其他说法。臣等查核周楠原先的供词，关于前往云南的杨天佩等三名犯人，先前已经发文给郴州永兴县，详细查访，逐一核对烟户册，册内并没有这些人，已经出具印结在案。只有传言中的张凤一人，目前已移文广东查办，尚未回复。既然部臣已经讯明，曾静没有认识袁炽，其余各犯也都一个不认识，自应遵旨一概免予追究。至于周楠捏造事实，据他供称只是妄想得到皇恩，并没有别的缘故。是否可以俯念他是身在异乡的愚民，因为无知而犯法，一并从宽发回原籍安置，不许出外滋事，以便结案，臣等不敢擅自决定，按理应缮写奏摺奏覆，恭请皇上裁决并批示遵行。上谕　《实录》《东华录》雍正七年十月初六日，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审讯，曾静联名公开上奏，请求将曾静、张熙依照大逆不道律立即处死。皇上在乾清宫召见诸臣，并命李绂一同入内。皇上说：“今天诸臣联名请求诛杀曾静、张熙，他们大逆不道，确实是古来史册上从未有过的。按情节和罪行论，绝无赦免的可能。但朕不处死他们，实在另有隐情。去年曾静的同党张熙用假名投书给岳钟琪，岳钟琪在仓促之间又愤怒又惊惶，来不及筹划，当即邀请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到密室中，对张熙严加追究，审问指使他的人是谁。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随即受到刑讯，但张熙宁死也不吐露。岳钟琪没有办法，过了两三天，用各种办法旁敲侧诱，答应同他一起谋划迎请他的老师，并与他盟誓于神前，张熙这才把姓名一个个供出。当时岳钟琪具奏送来，朕阅览之后为之动容。岳钟琪是真心替国家揭发奸邪、查出隐伏之人的。假如朕本人曾经同人盟誓于神前，那么今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免辜负先前的话。朕完全看清岳钟琪的心意，若不把他视为一体，实在于心不忍。况且曾静等人偏居乡村，被流言所迷惑；那些捏造诽谤言论的人，确实是阿其那、塞思黑门下的凶徒，太监等人因犯罪被发遣到广西，心中怀恨怨愤，编造恶毒言语，沿途传播，如今已经查得确实证据。若不是因为曾静的事情，这些谣言流传开来，朕又怎么会听到，并把事情清楚剖析，使家家户户都明白呢？况且历来国家的法律，本来是用来惩罚一个人、警戒众人的。像曾静等人的悖逆，料想天下绝不会再有第二人，即使后世也可以断定必定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何必一定要存着惩一儆百的想法呢？朕另有一切谕旨。”

译上谕　上谕底稿（北京大学藏） 雍正七年十月初七日，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审讯，曾静联名公开请求将曾静、张熙依照大逆不道律立即处死的一疏。皇上在乾清宫召见诸臣，并命李绂一同入内听旨。皇上说：“今天诸臣联名请求诛杀曾静、张熙，他们大逆不道，确实是古来史册从未有过的。按情节和罪行论，绝无可赦。你们所奏确实有道理，但朕不处死他们，实在另有隐情。现在特意当面告诉你们：去年曾静的同党张熙到了陕西，用假名投书给岳钟琪。岳钟琪在仓促之间又愤怒又惊惶，来不及筹划，当即邀请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在密室中，对张熙严加追究，审问指使他的人是谁。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随即受到刑讯，但张熙宁死也不吐露。岳钟琪没有办法，过了两三天，用各种办法旁敲侧诱，答应同他一起谋划迎请他的老师，并与他盟誓于神前，张熙这才把真实姓名一个个供出。这时岳钟琪具奏送来，朕阅览之后为之落泪。正是凭岳钟琪纯诚忠赤之心，才能替国家揭发奸邪、查出隐伏之人。” 假如朕本人曾经同人盟誓于神前，那么今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免辜负先前的话。岳钟琪实在是朕的股肱心腹重臣，朕若不把他视为一体，内心实在不忍。况且曾静等人偏居乡村，被流言所迷惑；如今查明，捏造诽谤言论的人，确实是阿其那、塞思黑门下的奸徒，太监等人因犯罪被发遣到广西，心怀怨愤，编造恶毒言语，沿途传播，如今已得到确实证据。若不是因为曾静的事情，这些人的谣言辗转流传，朕又怎么会听到，并把事情清楚剖析，使家家户户都明白呢？单从今天的事情来说，这实在是朕的大幸，而对曾静来说也不能说毫无功劳。况且历来国家的法律，本来是用来惩罚一个人、警戒众人的。像曾静等人的悖逆，料想宇宙之间绝不会再有第二人，即使后世也可以断定必定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何必一定要存着惩一儆百的想法呢？” 《尚书》说：“宽赦过错，即使过错很大也可以。” 从前三藩反叛时，我圣祖皇考对那些参与叛乱而能够改过自新的人，都施加恩典予以宽赦。如今宽赦曾静所犯的罪，他既不是首恶首领，也没有同谋叛党；他畏惧罪行、悔过自新又出于真心，这就是朕宽赦他的罪过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博取宽大的名声而废弃法律。所有事情朕另有谕旨。” 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摺，缴回朱批档案。臣尹继善谨奏：臣在淮安途中遇到刑部侍郎臣杭奕禄，他恭敬传达谕旨，命臣等访查捉拿曾静，查出用假名王澍传播流言的人，并把画像交给臣。臣私下考虑，逆贼曾静偏居乡野，竟敢违逆上天、悖反义理，都是因为奸邪党羽制造言论、到处传播；凡是人类听到这些话，没有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的。臣现在正多方设法秘密访查捉拿。又据杭奕禄在途中盘问曾静时所述，曾静还记得那个假称王澍的人曾说，他在潘宗洛任湖南学差期间看过他的文字。臣查得潘宗洛原籍常州府宜兴县，访知他的孙子潘文熙在家，臣便派人把潘文熙以及当年历任跟随潘宗洛的家人召到衙署，假称要访查延请的幕友，命他们把潘宗洛任学院、巡抚以及历任期间所聘幕友和教书、看文字之人的姓名、年岁、相貌、住址逐一开列出来，现在正按姓名秘密访查。又臣与杭奕禄在淮安相见，当夜曾静梦见他的族人曾天祥对他说，那人姓邓，在王澍家中教过书，是湖北人；曾又思在兴谷洞地方知道他的底细等话。杭奕禄到江苏后把这些话告诉了臣。臣认为梦中的话虽然难以凭信，但这样罪大恶极的人，天理昭彰，终究没有不败露的；也许可以由此追查到他，尚不能断定。臣于是派人到无锡寻找原任给事中王澍，详细询问曾经在他家教书、往来的人，没有姓邓的，也没有湖广人。开列出的几名教书先生，年龄、相貌都不相同。但曾静既然说梦中见曾天祥告诉他那人姓邓、是湖北人，曾又思在兴谷洞知道他的底细，恐怕并非毫无缘故。臣现在依照画像秘密知会湖南巡抚赵弘恩、湖北巡抚费金吾，命他们就近查问访察，并探查兴谷洞一带的踪迹。臣日夜筹划，反复思量，只恨不能立即捕获，以抒发愤懑，不敢因为是梦中之言就忽略不查。谨将奉到密旨并遵行的缘由先行奏报。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三日。朱批：“阅悉。不过是梦寐中的话，何必这样认真呢？”

译浙江总督李卫的奏摺，缴回朱批档案。浙江总督兼管巡抚事务、驻札杭州、正在任内守制的臣李卫谨奏：为奏报奉行上谕事。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三日，钦差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秘密押带曾静以及悖逆妄人的画像到达杭州，向臣宣示密谕，臣跪领并谨慎遵行。臣查考，这些棍徒编造谣言，往来煽惑，实在令人痛恨，决不能容许他们漏网。臣细想江浙一带喜好生事、悖谬妄为的人，没有超过目前捕获的甘凤池等各犯的；恐怕其中有人就是画像上的人，于是秘密命人辨认那些年貌依稀相近者，旁敲侧问他们的口音，都不像。听说江南一带略有影响，杭奕禄回江南时，将会同江南督抚两臣再次推求。臣仍当格外留心，设法访察，不敢有丝毫懈怠或泄露。至于臣先前看到曾静悖逆邪恶的妄言，实在非常愤怒激切，恨不得吃他的肉、睡他的皮来伸张公义。等看到他的相貌言语，原来只是鄙陋不堪、十分平常的人，与浙江省目前捕获的陆同庵行为和执拗大致相似，同他先前的作为截然不同，这才知道实在是天地祖宗之灵借这个狂妄之人，彰显千古是非邪正的区别，使天下人都知道并共同警戒那些造谣生事之徒，确实不是偶然的。” 如今笔帖式杭嵩安已经秘密押解该犯，于正月二十九日起程前往湖南。臣专门派外委把总吴居功带兵四名，宽裕发给盘费，随同护送押解到湖南，并沿途拨兵六名，交替接送，已经出发。至于极恶之人吕留良的家属子孙，臣返回浙江时就已秘密命令府县查点清楚，分别大小监禁看守。等这次回任后，又将他父子坟墓严令文武官员派差役加强巡查，不敢疏忽，按理一并奏明。恭请皇上圣明鉴察。为此顺便交由臣标外委把总黄文达自备脚力携带奏章进呈。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八日。朱批：“阅悉。曾静感服的情形如何？”

译陕西总督岳钟琪的奏摺，缴回朱批档案。宁远大将军臣岳钟琪谨奏：圣德光明显著，群迷得以觉悟，臣内心庆幸至极，恭敬陈述虔诚之情，恭请圣上鉴察。雍正八年三月十九日，收到兵部咨文转送内阁交出的两部《大义觉迷录》，奉旨刊刻后发给臣。臣恭敬设置香案，面向宫阙叩头，跪读圣谕，恭敬谨慎地详细解释体会。由此仰见圣上洞察明照，无微不至；圣恩所及，万物都得到润泽。大义从此彰明，愚昧之人共同得到启发。这实在是觉醒世人的宏大典范、指引迷途的宝贵训诫，把义理分析到最精微之处，使极其顽钝昏暗的人也能开悟。考察古代典谟训诰，实在从未有像这样深切明白的。逆兽曾静愚蠢顽固、不知醒悟，肆意狂妄悖逆。雍正六年，他派同党张熙带书信到臣这里来。信中言语丧心病狂，像狼嚎狗叫。臣还没有看完，就气得毛发直竖、眼眶欲裂，痛心切齿，恨不得吃他的肉、睡他的皮，以消除愤恨。于是严加刑讯张熙，希望把逆党全部捕获，将他们碎磔灭族，尽早申明国法，堵塞他们的罪恶。没想到逆恶张熙受刑仍不吐露。臣当时忽然心中一动，认为如果不设法诱导，逆党踪迹和奸恶同党终究难以查明。” 然而这时臣心中突然产生的念头，似乎有一种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却自然产生的缘故。等到逆恶张熙受过严刑夹讯之后，他没有辨别臣发誓是真是假，反而欣然把逆谋奸党逐一指认出来，把全部情形供述清楚，没有一点隐瞒逃避。现在回想起来，像逆恶张熙这样诡诈的人，既然能够忍受重刑，却不能不被假话诱骗，冥冥之中仿佛有鬼神在驱使他如此。随即臣把逆恶张熙供出的逆谋，以及逆兽曾静的住址和他投递的逆书，秘密陈报圣上鉴察。逆兽曾静等人生逢盛世，头顶高天、脚踏厚土，起初却在心中信服大奸大逆、连禽兽都不如的吕留良所讲的义理；后来又听信阿其那、塞思黑等逆党的悖逆言论，捏造毫无根据的流言，肆意加以诋毁，全部写成书籍。若不是逆兽自己败露，岂不是会以讹传讹，妄自传播，迷惑人心，流毒无穷？逆兽曾静的罪恶已经上达苍天，而臣当时用假话设法诱导，逆恶张熙受刑之后立即相信而不怀疑、全部吐露实情，这实在是神人共同愤怒，不让奸谋逆恶暂时容身于天地之间。这种情形，不是人的思虑能够预先决定、蓄意能够预先防范的。实在是因为我皇上仁厚深重，感动上天和祖先，所以暗中夺取了他的魂魄，派人投递书信，使奸谋全部暴露。这正是逆静今天所说的“从前投书，自己招来了上天的诛罚”。如今他痛切悔恨，实在像是冥冥中有人驱使他，未有人安排却自然如此。我皇上如上天一样爱惜生命，想到逆兽曾静偏处穷乡，不懂大义，先是错误地相信逆恶吕留良的邪说，后来又妄信逆党在道路上传播的诬谤之言，于是使他迷惑而不能醒悟。皇上却远取“宽赦过错，即使过错很大也可以”的深层含义，赦免他的狂妄悖逆之罪，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像这样张扬欺骗、制造幻妄，悖逆凶恶、顽劣不化的人，实在是千古未有的大恶人；而我皇上仁德宏大、气度宽厚，特意宽赦无知之人，更是千古未见的宽大典制。即使愚蠢顽劣、如醉生梦死的逆静等禽兽，也还有一线明白之心，感恩戴德，痛切认罪悔恨，自怨自责，深知从前轻信邪说谣言是错误的。臣详细阅看逆兽曾静等人的全部供词，更加相信圣道昌盛、圣德感化，连豚鱼都能受到感动，感化深而且迅速。况且我朝历代圣主相继，积累功业、累积仁德，上天和人民都归附，统治中夏，光明正大，远远超过商、周。” 自从有人民以来，以正道取得天下的，没有像我朝这样盛大的。我皇上承受乾元而首先出世，仁德覆盖天下，又挂念四海百姓，担心万一还有人被邪说迷惑，所以在处理万机之余，剖析圣贤经义，启发万古以来的群蒙，将疏解写得精详明切，特命刊刻后公布于中外，使茅屋陋室中的人都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的常道，使偏僻遥远的地方也共同明白践土食毛的大义。如今那些昏暗顽固的人既然已经趋向义理、归于仁德，从受迷惑、自陷愚昧中必然能够改变心志而接受教化。臣谨在全营遍行晓谕，恭敬宣扬圣德，官兵人等无不叩首欢呼、手舞足蹈地称庆。臣微薄的诚心和愚忠，看到这部宝录，也得以稍稍表明，永远发誓保持赤诚，以此仰报皇上高厚洪恩于万一而已。臣内心感动激切，无法自止，恭敬陈述愚诚，缮写奏摺恭敬上奏。再者，臣详细阅看逆恶张熙的供词，其中臣提到屈温山的一段情节，是因为当时逆恶张熙曾说，听说广东有个屈温山，诗文很好，也没有出仕，还说可惜没有见过他的文集。当时臣正在诱导他开口，随即也说他的著作大意似乎与吕留良以及他的老师曾静的意思略微相同。” 其实屈温山为人如何，以及他的诗篇文集，不仅臣从前从未看过，而且也从未听人说过他的书是否存在、是否有邪说。朱批：这一句话若不是卿提起，朕实在没有留意，朝廷大臣也没有人提到过。没有理由知道这些。当时臣之所以随口称说，是想探听逆恶的真实情形，使他深信不疑，直截了当地毫无隐瞒地说出来。按理一并奏明，恭请皇上圣明鉴察。为此谨奏。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朱批：“阅悉。”

译浙江总督李卫的奏摺，缴回朱批档案。浙江总督兼管巡抚事务、驻札杭州、正在任内守制的臣李卫谨奏：为奏报事。臣在上年冬月访查得杭州仁和县监生陈铨，此人年轻狂妄，在外扬言曾经在湖广逆犯张熙来浙江时同他相识，并与同党恶人严赓臣投拜为门生，讲论诗文，只庆幸自己没有被牵连进案件等话，当即将他捉拿审问。他又供出，曾与江西人、看风水的吕东阳在杭州书坊相遇，因为起了一课大六壬，彼此交谈，吕东阳答应跟随同行，每月可以得到帮给银三两，还有札付等物。随即查找吕东阳的踪迹，得知他已于雍正三年返回原籍。因为陈铨供词中有札付等狂妄说法，不能不审讯清楚，一面移文江西巡抚查缉解送浙江质对，一面再把陈铨详细审讯。后来他又改口供称，吕东阳是浙江台州人方贤济冒名假称的；方贤济也在省城以堪舆为生，陈铨误把他认作吕东阳。于是又传提方贤济，于今年三月下旬到案，三方当面对质，确认他曾与陈铨见面并起过六壬，彼此较量深浅、争论不假，但没有许诺银两和札付的事情。” 审问陈铨，他承认自己是胡乱供述的。至于他所说熟识张熙等人的事情，反复推究审问，都支离破碎；他还说曾静也到杭州拜望过、见过面等，更加荒唐。这种人就是喜欢编造没有根据的话、制造事端、哄骗愚民、假装体面的狂徒。于是将陈铨咨文革去监生资格，从重加枷责罚，只留一条性命，交给他的父亲和邻居取保管束，永远不许出门。正在准备移文江西时，于四月二十二日收到江西署理巡抚谢旻的咨文，解送吕学一（即吕东阳）到浙江。臣查得他在江西供出的陈铨年龄、相貌、籍贯以及在京城相遇的情节都不相符，于是将解到的吕东阳换上衣服，同别案犯人和衙役等十多人混杂排列，分别跪着、吊着，带到陈铨和吕东阳当日在杭州的寓所，让房主逐一辨认，确认不是这个人。审问吕学一，据他供称，他确实是打制银器为生，招牌上有“东阳吕记”，那并不是他的名号；他一向在保定府涞水县开店，从未到过浙江，而且一个字也不认识，不会看风水。他在江西供称在京城与陈铨结盟喝血酒、约定租船下海，以及供出各省田开玉等人的姓名，都是害怕刑讯而随口胡乱指认，完全没有根据。追问他为什么认罪供述得如此确凿，他说当地审讯十分严厉，如果不胡乱供述，就难以逃脱夹讯。他的族人对他说：“你到了浙江自然会明白，何必先自己受苦呢？”分别审讯后，确实属于误抓。查臣此前的咨文只要求将吕东阳捕获解送浙江质对，并没有命令当地就近审讯取供。当地既然没有活口证人，又从哪里追究他的来历呢？当然是错误。不过，因为江南匪类正在浙江省被查获，江西州县官员恐怕因此件公事过于认真而受到牵连。幸好他到了杭州没有受刑，臣立即把情况说明并释放他。臣捐出盘费，交原来的押解官带他回江西，并咨明署理巡抚谢旻，迅速发文通知直隶、山东、山西、江南、广东各省，不必再查拿吕学一妄供的那些姓名，以免张皇扰民。押解离开后，如今已经收到谢旻的回咨，现将事情经过奏明。再者，浙江各地都很安静，只有海盐县近日又有愚民以“糍粑教”的名目聚会拜忏，恐怕会蛊惑人心。臣已经访查捉拿为首和附和的党羽十多人，交给杭嘉湖道详细严审，查明只是乡愚刚刚起事，没有其他结伙为匪的情形。现在分别予以重惩，加枷责罚，只留一条性命，交人保管束，朔望点名，不时查察，以杜绝这种坏风气。又有钱塘县知县李惺缉捕到游方匪僧裕安、上乘等人，审问出同伙很多，都是马流和尚结党作匪。他们到各处云游挂单，遇到孤村、僻静的房屋以及庵庙中人少的地方，就强行抢劫；有时把蒙汗药放进饮食中使人昏迷，夺取衣物财物，更有伤害性命的。他们又拣选弁员，发给路费，押带匪僧作为指认线索，分头查缉，先后又捕获同党静参等二十多名。供词所说江浙两省多年盗劫为害、踪迹难以确定的情况，按住址查访都确实不假；只是乡僻地方的僧尼和贫弱人家，即使只丢失财物、没有伤及性命，从前竟然也不向官府报案。如今正逐案查明，定拟具题。此外其余同党仍将继续严密侦缉，决不让他们漏网遗患。又于本年五月三十日，据臣派往江南巡查缉捕私盐盗匪的弁员禀报：崇明县花沙、海梢等地的百姓忽然带领众人鸣锣来到新开河市镇，强迫各铺户关门停业，在地方上喧闹滋事等情形。随即据苏松镇总兵官施廷专呈报同样情由，臣一面严令查拿首犯、解散余党，一面秘密加紧访察。因为崇明佃户按照惯例在夏、冬两季缴纳业主田租。除额定的田租以外，还有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项目。知县祖秉震已于上年具文详报，要求禁革这些费用，但所立碑文中分辨说明得不清楚。刁民便借此作为借口，想要赖掉夏季麦租不还，还写匿名诽谤纸张张贴，指称收租的富户施大受与新任镇臣施廷专是同宗，倚仗势力强行收取。众人聚集，逼迫店户停市，甚至殴打侮辱巡检。虽然营、县已经捕获朱锁等四五人到案，但还有写匿名帖的夏君钦等恶棍脱逃，尚未捕获。该县想要掩饰，申报文书含糊其辞，没有把实情说明。臣查得崇明地处海外，各沙洲与孤县交错，民情一向被称为刁悍。如今想借端赖租，额定的一季正租竟敢张贴匿名文书、聚众妄行，这种恶劣风气绝不能滋长。现在已经批令江苏按察司、苏松太道严查确实情形，会同营员勒令捕获为首、煽动聚众的要犯，并咨会江省督抚两臣，听候他们审究定拟，分别严惩以示警戒。此外这件事关系海疆要地，棍徒聚众的情形一并附摺奏明。恭请圣上鉴察。谨奏。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朱批：“施廷专已经有了任命，旨意是让你调补。朕认为李灿似乎适合担任此职；如果浙江省调任镇臣有难以办理之处，只管暂时委任人员署理崇明，把实际情况写成奏摺奏报朕知道。”

译湖南巡抚赵弘恩等人的奏摺，缴回朱批档案。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为奏请圣训事。八月十一日，布政使杨永斌、按察使张灿当面禀报，省城有人张贴传单，约定在十九日一同把曾静投入水潭。随即据长沙县知县单含揭送传单到臣这里，臣立即出示告示晓谕，严令禁止完毕。十四日，承蒙圣恩，特地下令把曾静严加管束。臣等于是将曾静传到公所，宣示圣旨，明白切实地教导曾静，他只低头称谢。臣等私下考虑，曾静来到楚地，本来是想让他宣扬圣德、教化引导愚民。如今根据有关官员共同禀报的情况，实在担心乡野愚民共同产生义愤，不但无益于人心，反而会滋生事端。臣等不敢擅自处理。臣谨会同观风整俗使臣李徽，据实奏报，并抄录传单呈请皇上阅览。恭请圣主训示，以便遵行。臣赵弘恩、李徽谨奏。雍正八年九月十三日。朱批：“阅悉。另有旨意谕示。” 上谕　《实录》《东华录》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等衙门会同议定：吕留良身为本朝秀才，却妄自攀附前代仪宾的后裔，追念旧国，诋毁朝廷制度，编造恶毒言论，肆意写作，猖狂悖乱，罪恶滔天，甚至敢于诬蔑指斥圣祖仁皇帝，悖逆到了极点，臣等无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应当依照法律定罪，公开诛灭，以扶持人伦纲常，断绝祸乱根源。吕留良应锉尸枭首示众，财产没收入官。其子吕葆中曾经列入仕籍，父子世代共同作恶；此前三藩叛乱案件中，吕葆中被牵连，逆迹显著，也应锉尸枭首示众。吕毅中应拟定斩立决。他的子孙以及兄弟、伯叔兄弟的儿子和女儿、妻妾、姊妹子女的妻妾，应行文所属督抚查明，依律结案；并通知各省府州县，吕留良这个大逆之人所著的文集、诗集、日记及其他书籍，已经刊印或抄录的，在文书到达之日出示告示遍行晓谕，限期一年，全部焚毁。得到圣旨：吕留良怀有悖逆不臣之心，假托光大儒学的残余言论，欺世盗名，以致人心沉溺，被他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称他为夫子，几乎认为他超过程朱，甚至在书院奉祀他以示尊崇。” 如今他的逆谋和污秽行为无不败露，天下哪里还有败坏伦理纲常的人，却能把名声寄托在理学之林，著作还会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呢？如今内外臣工联名陈奏，朕考虑吕留良的罪行，从前的论旨已经说得很明白，按天理国法绝无宽宥的可能。然而天下广大，读书人极多，或许千万人中还有人认为吕留良的罪行还不至于施用最重典刑。朕慎重对待刑罚，诛除奸邪、铲除叛逆，必须合乎人心共同的公正，以彰明天下共同弃绝他的道理。至于他所著的书籍，臣工等奏请焚毁，朕又想到吕留良不过是盗袭古人残余的学说，用来放肆发表狂妄、空疏、浮泛的议论；有见识的人固然不必说，即使当时被他愚弄迷惑的人，如今也自然看清他的底细而讥笑他。何况他的人品和心术已经如此，他的话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如今如果把他的遗迹全部焚毁，假使毁弃不尽，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如果彻底毁尽，那么将来没有看过他的书的人，反而会怀疑他的著述确实能够阐发圣贤精深的义理，惋惜再也无法得到。即使吕留良的书籍中有大逆不道的言语，朕想到我圣祖仁皇帝的圣德神功，充塞天地，如同日月照临宇宙。” 万古以来都将昭然显明，哪里是吕留良所能稍稍遮蔽损害的？著令把廷臣所议的事项行文各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生等，是否应当依照所议，将吕留良、吕葆中锉尸枭首示众，将吕毅中斩决。至于他们所著的文集、诗集、日记及其他书籍，凡已经刊刻印刷和抄录的，全部焚毁一事，著令秉公据实，迅速取得有关生员、监生等的结状具奏。若有人另有独立见解，命令他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得阻挠隐匿。等奏章到达后，再降谕旨。

译安徽巡抚程元章关于张秀公等人供词的奏章，缴回朱批档案。安徽巡抚臣程元章谨奏：现在把审问张秀公等人的供词缘由开列陈述如下。问张秀公：“你今年多大年纪？兄弟几人？有几个伯父叔父？你的父亲张应星是哪一年到耒阳任职的？哪一年病故？你必定经常在任所，据实供来。”供称：“犯生今年三十七岁。兄弟原有四人，大哥早已去世；弟弟兆鹏从雍正三年到广东谋生，至今杳无音信，不知生死；还有幼弟兆凤，今年十五岁，现在家中。父亲于康熙四十八年到任，雍正元年病故在任，共任职十五年。犯生跟随父亲到任时只有十四岁，后来也经常回家，曾进过京，也到过广东，大约算来，在耒阳不过五六年。先前在臬司审讯取供时已经供明，只有雍正元年犯生在家，到了六月听到讣告才赶到耒阳。现在可以询问孙仪周等人。”又问：“你父亲是哪一年入学的？怎样得到官职？死时多少岁？”供称：“父亲入学的时候，犯生还没有出生，只听说他在康熙三十二、三年间带着家眷到浙江谋生，在颜学院任内以商籍考取生员。” 后来在康熙四十年四月间从杭州搬回原籍，不到一个月就进京去了；康熙四十一年考取景山教习，康熙四十七年报满后选授耒阳县，冬末离开京城，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到任。后来病故时五十四岁。又问：“你父亲任职十五年，你又经常随任，在衙门中与宾客朋友往来，你自然知道。曾经有一个王澍当时到过耒阳，与你父亲交好，为什么县、府、司审问你时，你却狡辩说根本没有王澍这个人呢？”供称：“父亲衙门中往来的亲朋，犯生都知道。要说王澍这个人，实在一点印象也没有，叫犯生怎么供得出来？”又问：“雍正元年四月，王澍曾经写信寄给你父亲，叫祝融庵的僧人弥增到你父亲衙门取五十两银子，你怎么还说不知道王澍呢？”供称：“雍正元年四月间，犯生不在耒阳；但父亲衙门从来没有和尚弥增出入。犯生又仔细查过父亲日常使用银两的账目，雍正元年也没有和尚弥增拿着王澍的书信来取五十两银子的账目。” 何况我父亲以商籍考取生员，做过教习，后来被选授官职，都是白手起家挣来的，也没有亲朋帮助。他后来做官时一向俭朴自守，到死时还亏空了钱粮，那些来打秋风的人根本没有指望。如果送来五十两银子，必定是平日受过他重恩的人。难道犯生还会不知道吗？就是雍正元年四月，犯生当时不在耒阳，先前在县里审讯录供时，已经供出了表弟孙仪周、亲侄张振蕃；他们都是雍正元年在耒阳衙门里的，确实有弥增来取银子的事。他们没有理由隐瞒。况且先前取了五十两银子去，王澍既然有信来，父亲必定有信回复。只求发文查问，叫他们拿出回信来验证，事情就明白了。又问：现在据僧人弥增在湖南的供词称，王澍曾说与你父亲是同学，难道你父亲的同学你反而不知道吗？供：如果是与父亲同学的人，必定是相交亲厚的朋友。犯生是亲生儿子，哪有不知道的道理？父亲确实没有这个同学。只求发文查问弥增：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王澍与父亲同学？何况先前在安庆府审讯录供时，已经吩咐说明王澍的年貌，说王澍在雍正二年死于桂东时，年纪有三十多岁。我父亲在雍正元年去世时已经五十四岁了，他在杭州考取生员时，年纪就有二十四五岁。这样算起来，当时王澍不过是几岁的小孩子，怎么会说与我父亲同学？请求详细查明。又问：所谓同学，不一定非要同窗读书才算同学，也有平日以文章交往、志趣相投而称为同学的。你想想，你父亲平日以文章交往、志趣相投的人，必定有王澍这个人，赶快供出来，免得受牵累。供：父亲平日以文章交往、志趣相投的人，犯生全都知道，并没有王澍这个人。如今叫犯生凭空捏造一个王澍出来，怎么可能？又问：你父亲在杭州住了几年？又在京城做教习几年？他在外面结交、同学的人一定很多，到任所来打秋风、叙旧交也是常事。即使有王澍到耒阳衙门走动，你也没有罪。快从头仔细想，按照事实供来。供：父亲到杭州后才生了犯生，那几年犯生年幼不懂事；后来父亲在京城做教习，犯生跟着在京城读书，父亲所交往的人中从来没有这个人。至于父亲到任以后，除非至亲，没有别人。有人到耒阳来，哪里会有一个王澍到衙门走动？犯生恨不得有个王澍可以供出来，就能免受牵累。只是千思万想也没有这个人，犯生也无可奈何了。又问：你这样狡猾供辩，错得厉害。湖广移送来的口供，不但僧人弥增供称你父亲与王澍是同学，就是你父亲的长随唐思，如今在湖南，也把你父亲与王澍交往的实情全供出来了。还有湖南许多与王澍交往的人，供词也都一样，你还敢隐瞒吗？供：这真是死对头蓄意陷害。和尚弥增，犯生不认识。唐思原名叫唐诗，确实曾在父亲衙门里做裱褙。他如果供出父亲与王澍是同学、王澍在耒阳衙门行走，那就是他诬陷攀扯。湖南还有与王澍交往的人这样供，只求把他们与唐诗一起发文提来，和犯生当面对质；或者把犯生解送湖南与他们对质，事情自然就明白了。又问：湖南许多人都供称王澍是喜欢夸耀才学、张狂古怪的人，或者王澍是他改换的姓名。

译你如今一时想不起来，现在有王澍的画像在这里，拿给你看。你要仔细想想，你的同乡亲友中有没有这样相貌、这样性情的人，按照事实指出来，你就不会受牵累了。供：犯生按照画像仔细回想父亲的亲友以及认识的同乡，实在没有这样相貌、这样狂妄古怪的人，不敢捏造供词。又问：你今年三十多岁，也该懂得事情。这不过是要查问王澍家属的下落，只能追问与他交往的朋友。你看，湖南那些与王澍交往的人都供明了实情，已经把他们放了。就是曾静那样罪大弥天的人，自己知道悔罪，供认时也不隐瞒，皇恩像天空一样广大，尚且赦免了他。你如果供出王澍的确实下落，即使你父亲在世时曾与他交往，而他的奸恶尚未败露，你父亲也是不知情、无罪的人，你还怕什么不说？你如果始终含糊其辞、支吾掩饰，就要用刑审问，还要把你解送湖南，和那些与王澍交往的人以及当日替王澍传递名帖的柬房、门子一起与你对质。到那时即使你说出实情，你从前替奸人隐瞒，已经是奸人的党羽，就要治你的罪了。供：承蒙这样恳切地开导，皇恩又如此广大，犯生如果知道有王澍，却不把他的确实下落供出来，那连鬼神也不会容我。何况供出来犯生就有活命；不供出来，反而要解送湖广对质，还要受刑、受牵累直到死。犯生难道不知道这些，反而愿意走上死路吗？只是犯生如果知道一点影子，也还好想；如今一点影子都没有，叫犯生怎么想得起来？何况犯生供出了表兄孙仪周，我姑父全家到犯生家里吵闹，说犯生坏良心、诬陷害他，恨我入骨。如果有一个王澍与父亲交往，孙仪周还不供出来，难道反而会替犯生隐瞒、甘受牵累吗？况且耒阳县有柬房、门子，还有许多衙役。假如王澍与父亲来往，又有一个言语服饰不同的和尚弥增加到衙门取银子，能瞒过谁的眼睛？难道还查问不出来吗？何况弥增既然替王澍取银子，必定与王澍交好，王澍才肯托他到耒阳来。王澍那些亲近的人，哪有不知道他的下落的？湖南又有许多与王澍交往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王澍是哪个府、哪个县的人？怎么能信口胡乱供述，捏造这些没有根据的话？犯生愿意与他们当面对质。又问：唐思在湖南供称他是徽州人，与你父亲一起读过书。府司审问你时，你却说他是衡州人，而且不识字。将来还要对质，你怎么能胡乱说？供：唐诗确实住在衡州，他的兄弟唐俊、妹夫关弘道、外甥郁成，都住在衡州、湘潭等地。他从康熙五十二年起就在衙门裱褙字画，康熙六十一年曾跟犯生回过一次家。如果他是徽州人，只求发文到休宁县三十一都一图六甲十排，在全县烟民册中详细查验。如果他是徽州人，犯生所说的话全是假的。他连‘天、地、人’三个字都写不出来，衙门记账都是请苏州马子代写的。他怎么会说与父亲一起读过书这种鬼话？又问：你父亲当日在衙门还有什么人帮助办事？难道只有你、你侄子张振蕃、孙仪周和唐思吗？供：我父亲任职十五年间一起办事的人，亲友和长随有的死了，有的离开了。后来父亲去世，又亏空了钱粮，他们也逃走了。离开的人不会隐瞒。问张振蕃：你今年多大年纪？你跟随祖父在耒阳任职时，知道与你祖父交往的都是什么人吗？有没有一个王澍？他常常来取银子，曾经叫和尚弥增带信到衙门取过五十两银子，你知道吗？据实供来。供：小的今年二十二岁，原本生在耒阳，五岁时跟父母回家；第二年小的六岁，父亲去世。小的和母亲住在家里，一直到雍正元年，小的才十三岁，祖父派人叫小的到任所读书。二月到了耒阳，祖父家教极严，整天把小的关在学馆读书，不是初一、十五不许出来，家里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怎么还会知道祖父交往的人？小的确实不知道什么王澍，也不知道弥增和尚带信取银子的事。小的寡母家里一贫如洗，一路上连饭都吃不上，如果知道一点影子，恨不得立即说出来，好免受牵累；只是对不知道的事情，即使想一百年也想不出来。问：你祖父任所使用的人，除了孙仪周和唐思之外，还有几个人？都叫什么姓名？据实供来。供：孙仪周是小的表叔，原先在家里就相熟。唐思小的不知道，只知道有个唐诗，会裱褙字画，曾向他要过一些碎纸。其余被使用的人，小的当时年幼无知，又不管事，也不负责用人，怎么会知道？

译问孙仪周：你在耒阳住过几年？王澍与你母舅来往交好。雍正元年四月，王澍叫弥增和尚带信到衙门取五十两银子，你自然知道内情，据实供来。供：小的是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到耒阳的，直到雍正元年六月，母舅去世后才回家，从未见过有一个王澍与母舅来往，哪里有什么和尚来取银子的事？又问：你真糊涂了。你不过是张应星的外甥，帮他办事；他与王澍是否交往，本来与你无关。你如果确实知道王澍的踪迹，说出来有什么妨碍？况且这件事是张家的事，张秀公反而把你牵扯出来受累，你何苦替他隐瞒？难道不是白白受刑、白白受牵累吗？供：他家姓张，小的姓孙。今天张秀公丧尽良心诬陷害我，家里的父母被吓得病倒在床，生死尚且不知，我和他已经结成刻骨的仇恨。这件事如果有一点影子，小的不到今天早就说出来了，为什么要受他的害，反而替他隐瞒？请求详细查明。又问：你不肯说出实情，自然是因为顾念亲戚之情。要知道，这件事不过是查问王澍的籍贯；你如果知道王澍的踪迹，供出来并追查出他的住址，连你母舅家也就完全没有牵累了。如果执迷不肯吐露实情，不但要受严刑，还要解送湖南对质而受牵累，这反而不是替亲戚着想。你想一想，把实话说出来。供：小的如果知道王澍的住址和踪迹，说了实话就完全不会受牵累，小的难道不知道吗？实在是不认识这个人，小的无从想起。今天被亲戚诬陷，也是小的与张家前世结下的冤孽。又问：你母舅的衙门里还有什么人帮助办事，把姓名一一供来。供：从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元年，小的在耒阳不过一年。母舅是个穷官，办事的人原本就少。小的到了衙门时，母舅已经有亏空，先前的亲友、长随早就散去了。其余情况分别供录在案。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缴回朱批档。臣尹继善谨奏，为奏明此事。臣先接到大学士公马尔赛等寄来的奏覆，得知湖南巡抚赵弘恩查审奸人王澍一案，因为跟随王澍的罗一奎供称王澍是江南人，命令臣等留心访察其家属等事。臣在各处留心，秘密派人查访。另查湖南巡抚原审供词，其中僧人弥增供称，王澍说他与耒阳县知县张应星曾在江南徽州同学；雍正元年，王澍叫耒阳县人曾盛任代写一帖，准备向张应星取银五十两。根据安庆按察司秘密提解张应星之子张秀公、张振蕃，以及张应星在耒阳任内管事的外甥孙仪周，解送安庆，由巡抚程元章审讯录供，并没有发现王澍与张应星同学、借银的事情，已经将审讯经过具奏。钦奉谕旨，仍遵照前谕办理。其中确实无关的人，或准许取保，或留在外面闲散看守，不可让无辜者长久关在监狱里。总之，冤屈压抑平民与疏忽放纵匪类同样有罪，应当秉公办理。钦此。臣接到巡抚密札通知后，考虑到这是紧要案件，臣没有亲自审讯过，不敢放心，因此再次亲自提审详细询问。据张秀公等人供述如前，经过再三开导，他们才供出张应星在任时的日记簿一本，又供出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元年掌管宅门的是秀公的侄子张庆远。臣想到王澍行踪诡秘，在湖南一带传播悖逆言论，自然必定改换姓名；既然有张应星会客的日记，就可以从这里追查。臣已经秘密派妥当人员前往，将日记簿提取回来。日记中登记了从康熙五十六年正月至雍正元年五月每日所发生的事情，所会见的客人都记在其中。现在正逐一详细询问，查究每人的下落，秘密追查踪迹，并提审掌管宅门的张庆远，详细追究审讯。以上一并先行奏明，谨此奏报。雍正九年十月初七日。朱批：阅览。上谕；《实录》《东华录》。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谕内阁：逆贼吕留良借批评时艺之名讲学，如今罪行已经昭然，天下人共同愤恨，朝廷内外的臣工都以为罪犯私自著述的书籍应当赶快焚毁，请求办理。朕认为，自古以来没有悖逆的大儒；如果因为这个人可杀，就说他的书也应当毁掉，那么不论毁书未必能够毁尽，即使毁得一册不留，天下后世又凭什么辨别他的道学是真是假呢？因此，关于毁书的建议一概没有准行。近来翰林顾成天上奏说：吕留良刊刻的《四书讲义》《语录》等书，粗疏浮浅鄙陋，完全没有阐发，应当命令学臣向众多士子晓谕，不要被邪说迷惑。于是命在朝儒臣详细检阅。现在大学士朱试等已经逐条摘录驳斥他的《讲义》《语录》，编纂成册，呈请刊刻后广泛颁发给各地学宫。朕认为，逆贼所触犯的是朝廷的大法，诸臣所驳斥的只是章句末流之学。朕只秉持至公之心执行法律；至于著书者的学说是纯正还是有瑕疵，以及驳书者所说的是对是错，全听凭天下公论和后世公评，朕都置之不问。大学士朱试等既然请求刊刻颁发给各地学宫，使远近见识浅薄的士子不至于沉溺邪说，朕认为这个请求也可以实行，姑且准行，以等待天下后世读书人的评判。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缴回朱批档。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为奏报此事。查曾静是奉旨发到臣李徽衙门听用的人。曾静请假回家置办产业，臣等于去年夏天奏请圣上裁决。七月二十日接到朱批，准给他一年假期，假满后仍令他到你处听用，特此奏报，等候圣旨。钦此。如今曾静于八月二十二日假期届满，到达任所，仍留在臣李徽衙门听用，理应奏报，等候圣旨。臣等谨奏。雍正十年九月初七日。朱批：阅览。

译上谕；《实录》《东华录》。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谕内阁：吕留良治罪一案，先前法司、廷臣、翰林、詹事、科道以及督抚、学政、藩臬、提镇等官员联合上奏，请求按照大逆的条例办理，以彰明国家法典。朕想到天下读书人很多，也许千万人中仍有人认为吕留良的罪还不至于施用最严厉的刑典，于是又下旨命各省学臣普遍询问所属学生、生员、监生等，将是否应按大逆治罪的意见，取得各生具结的文书后上奏。有独自发表见解的人，命他自行具呈，由学臣代为转奏，不得阻挠隐瞒。如今据各省学臣上奏，所属读书的生员、监生等都分别具结，称吕留良父子的罪行多得难以逐一书写，按大逆不道之罪论处实在最为恰当，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天下各地的公论既然如此，国法岂能宽免？吕留良、吕葆中都着戮尸枭示，吕毅中着改为斩立决。他们的孙辈都应立即处以正法。朕因为人数众多，内心有所不忍，着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交给披甲人为奴。如果有冒名顶替、隐匿人员等弊端，一经发现，将浙江省办理此案的官员与这些罪犯一同治罪。吕留良的诗文书籍不必销毁；他的财产命浙江地方官变卖作价，充作本省工程之用。上谕；《实录》《东华录》。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刑部等衙门议奏：逆贼严鸿逵天性如枭獍，心怀叛逆，与吕留良同党作恶、互相勾结，捏造妖言，实在是天地所不能容、王法所不能宽免。严鸿逵应凌迟处死，现已伏法死亡，应当戮尸枭示。他的祖父、父亲、儿子、孙子、兄弟，以及伯叔父和兄弟的儿子中年满十六岁的男子，都斩立决；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以及严鸿逵的母亲、女儿、妻妾、姐妹、儿子的妻妾，都解送刑部，赏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沈在宽传播学习吕留良、严鸿逵的邪说，狂妄悖乱，附会诋毁讥刺，确实应当赶快依法处刑，凌迟处死。他的嫡系亲属等都照法律治罪。又，吕留良案中，黄补庵自称是私下仰慕吕留良而受业的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彼此往来交情深厚；孙用克暗中与他们结交援助；周敬舆甘心依附叛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决，妻妾子女赏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二千里。车鼎丰等都拟判斩监候。又，吕留良案中受其迷惑的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身份，杖一百，给妻子加上罪籍并流放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等身份，杖一百，徒刑三年；朱霞山、朱芷年跟随严鸿逵学习时，年纪还小；张圣范、朱羽采让他们的幼子跟随沈在宽附学启蒙，经审查没有发现他们与沈在宽有交好之处，应当不必议处。奉旨：严鸿逵着戮尸枭示，他的孙子发遣宁古塔，交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改为斩立决；黄补庵已经伏法死亡，他的嫡系亲属照议定办理；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都依拟定罪，斩刑监候，着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都着给妻子加罪籍并流放三千里；陈祖陶等十一人着以杖责结案；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着释放。上谕；《实录》《高宗圣训·严法纪门》。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又谕：曾静大逆不道，即使处以最严厉的刑典，也不足以遮蔽他的罪行。然而我皇考圣德如天，曲加宽宥。曾静的罪行不比吕留良轻，而我皇考对于吕留良明正典刑，审理曾静却把他置于法外，是因为吕留良诽谤议论涉及皇祖，而曾静只涉及皇上本人。如今朕继承大统，应当遵照皇考办理吕留良案的成例，公开正法曾静的罪行，诛杀叛逆的首魁，以宣泄臣民共同的愤怒。着湖广督抚立即将曾静、张熙拘捕，选择能干官员押解进京候审，不得疏忽放纵，不得泄露消息。他们的嫡系亲属交给地方官严加看守，听候圣旨。上谕；《实录》《高宗圣训·严法纪门》。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谕：刑部，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德如天，因为他们的诽谤议论只涉及皇上本人，宽免了他们的死罪，并下旨说将来不得追究诛杀他们的子孙。然而在皇考当时或许可以姑且宽容，在朕今天却绝不能曲意宽赦。前后办理虽然有所不同，但以天理人情来衡量，最为恰当的原则并没有不同。何况亿万臣民切齿痛恨，都想在今天赶快依法处决他们，朕又怎么能违背人心共同的憎恶？曾静、张熙着照法司拟定，凌迟处死。补辑。徐述夔诗案，附殷宝山诗集。江苏学政刘墉折一。臣刘墉跪奏，为奏报此事。臣在金坛办理考试事务时，有如皋县民人童志璘递呈诉状，缴出徐述夔诗集一本、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并说徐述夔已经去世，如今看到这些书，恐怕其中有应当追究的言语，因此呈出等情。臣查童志璘是否挟有私怨、是否有人教唆，应当交地方官审问。徐述夔诗中有很多激愤言语，而沈德潜所作传中有‘他的弟弟无故遭受死刑’的话，或许是因愤怒而产生叛逆思想，也还不能确定。他所著的作品如果有悖逆内容，就应当严办；如果没有叛逆迹象，也应当查核销毁，以免迷惑、败坏人心风俗。现已移交督抚搜查办理。谨此奏报，并将诗集一本、传记一本加签恭呈皇上御览。恭请皇上明察。臣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已经有旨了。钦此。

译江苏学政刘墉折二。臣刘墉跪奏，为奏报此事。臣在金坛办理考试事务时，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当堂递交一纸题为《刍荛之献》的呈文，极力指斥江南省风俗人心、官场常规和学校的败坏，极其狂妄悖逆，当即将他拘捕，交给府县收监。又从他家中搜出诗文两本，除去其中粗鄙俚俗、不通文理的内容外，里面有一篇《记梦》，语句荒唐，心中意图暧昧，应当加以审问。现已移知督抚办理，并追查作序、加批的人，一并审讯治罪。理应恭敬上折奏报。所有原呈及诗文两本，加签恭呈皇上御览。恭请皇上明察。臣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已经有旨了。钦此。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廷寄。大学士于字寄：大学士暂时署理两江总督高晋、署理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据刘墉奏报，如皋县民人童志璘递交呈文，缴出泰州徐述夔诗集一本、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徐述夔诗中多有激愤言语，现已移交督抚搜查办理等情。徐述夔身为举人，所作诗词却多有激愤之语，假如他还活着，必定应当重重治罪。如今徐述夔虽然已经去世，现在据童志璘呈出的《一柱楼诗》，已有怨愤言语；他尚未被查出的诗文中，悖逆词句必定还有很多，不可不严密彻底地查究，搜出后全部毁尽，以端正人心、淳厚风俗。而且现在正值查缴违碍书籍之时，他的儿子却没有把父亲的诗文呈出，也应当按应得的罪处罚。至于沈德潜为这种人作传并加以赞扬，也是不对的。考虑到他已经去世，暂且免于深究。查看他所作传记中有‘他的弟弟无故遭受死刑，过了十七个月才洗清冤屈’的话。徐述夔的弟弟究竟是谁，曾犯什么罪，如何结案，都着查明原案，详细复奏。又另折奏称，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当堂递交狂妄悖逆的呈文，并在他家中搜出诗文两本，言语多有荒谬之处。殷宝山所呈《刍荛之献》，极力诋毁士人的习气、民间风俗和官吏弊端，竟然认为自己所说全是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竟没有一项是可以认可的。这个人必定不是安分守法之徒，不过他所说的内容猥琐，反而可以置之不问。至于查看他的《岫亭草》，其中《记梦》一篇说：‘如果姓氏和事物中带有红色的就是这个“红”，那么颜色的红并不就是姓氏的红；红就是朱。’等语，明显是在指称前朝的国姓，所以故意借翁子徽关于‘国’的说法来混淆，尤其狡猾诡诈。这个罪犯自高祖、曾祖以来就是本朝臣民，享受本朝土地物产，竟敢心怀故国，他的内心实属叛逆，罪不可赦。着将书本交给萨载，立即提解该罪犯到案，就这一条严加刑讯，追问他究竟是什么心肠，取得确实供词，不许让他铺陈掩饰，依法从重定罪拟奏。徐述夔的诗也着查明后据实办理。至于去年王锡侯大逆之书，朕曾谕令督抚等命所属官员认真查察，遇有不法诗文，随时查办。如今殷宝山的悖逆言词，是刘墉搜查发现后立即具奏的；如此看来，该地方官平日竟然置若罔闻。高晋。萨载、杨魁所管的是什么事情？应当获什么罪？着传谕高晋等立即明白回奏，并查明所管辖的县、府、司、道各级官员，一并参奏治罪。此旨由五百里加急发往，并谕知刘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八月二十八日廷寄。大学士于字寄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昨天据刘墉奏报，在殷宝山家中搜出诗文两本，其中有《记梦》一篇，应当审问，现已移知督抚办理等情。殷宝山《记梦》篇中有‘姓氏为红，红就是朱’等语，明显是心怀故国，实属叛逆，罪不可赦。昨天已经谕令萨载、杨魁严加审讯该罪犯，取得确实供词后从重定罪具奏。现在又想到该罪犯情节罪行重大，在地方审讯恐怕不能取得他的真实供词，着传谕萨载、杨魁查明殷宝山现在解交何处审办，即由该处派妥当能干的官员、差役押解该犯，严密解送京城审讯，沿途小心防范，不得发生疏漏。昨天发去的文书，仍着缴回。该犯家属也着杨魁就近查拿监禁，听候办理。将此旨由五百里加急一并传谕知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译江苏巡抚杨魁折一。江苏巡抚臣杨魁谨奏，为奏报此事。臣接到江苏学政刘墉的公札，会知在金坛考试时，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递交一纸自称《刍荛之献》的呈文，妄议江南省风俗人心、官场常规和学校，词句狂妄悖逆。派员在他家中搜出诗文，其中有《记梦》一篇，语言十分荒唐，另有作序、加批的人，都应严加追究。又有如皋县民人童志璘呈缴已故泰州人徐述夔的诗集一本、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查徐述夔诗集中言语多有激愤，其传中有‘他的弟弟无故遭受死刑’等语。此外是否还有悖逆著述，应立即搜查办理。这些事情都已经缮写奏折上报，并将原书恭呈皇上御览，同时发札会同查办等情。臣查殷宝山妄议时政，又编造《记梦》中的词句，都属于狂妄违法，自应彻底查明，严加惩治。臣又命派常镇通道孙括亲自到殷宝山家中逐项详细搜查，同时飞札镇江府知府李士珠亲自押解案犯，并将作序、加批的人一并解送苏州，迅速审办。至于徐述夔著述的书，苏州书局尚未据报缴回；是否已经呈缴江宁书局，立即查问。扬州府知府谢启昆禀称：本年四月，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将其已故祖父所著《学庸讲义》《一柱楼诗》连同书板片，赴东台县呈缴，转送江宁书局；另有该县监生蔡嘉树将上述书本以及徐述夔传、墓志铭石刻，赴县呈缴。后来又据徐食田缴出《论语摘要》《蘧堂杂著》《想诒琐笔》三种书。因为蔡嘉树又到江宁藩司控告，说他在县里先行呈首，徐食田却贿赂县书，捏造说是徐食田自己呈缴，已经命扬州府查办提审等情。臣查学政原奏称徐述夔诗中既然有很多激愤言语，明显有狂妄悖逆之处，而且传记中列出的书名还有《古文》《时文》《拼茶场志》《诗余》《五色石传奇》等种，尚未呈缴；此外想必还另有悖逆书籍、字迹，必须专门委派大员前往搜查，使其没有隐匿遗漏。徐食田捏造呈首经过，也应严加追究查明。臣已经发札委派苏粮巡道陈大化督同扬州府，前往徐述夔家中将所有书籍仔细检查，据实呈送；并提同徐食田等人，将各项书籍解送省城审办，同时审明徐述夔传中所说的从弟赓武‘无故遭受死刑，过了十七个月才洗清冤屈’，究竟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一并查阅案卷核实。再者，沈德潜替他作传，那么徐述夔的书籍，他家中想必有存留。臣又委派臬司孔传炣督率苏州府杨灿前往详细查验，但没有发现徐述夔所著的各部书籍遗留在家中，已经禀报回复。等到提解殷宝山、徐食田等罪犯以及案卷书籍到达之日，臣立即督同两司逐一加以查阅，严加审讯、查究、拟罪，分别会同奏报。现在办理的经过，臣谨先行恭敬上折奏闻，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奉朱批：已经有旨了。钦此。九月初七日廷寄。大学士于字寄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奉上谕，据杨魁奏报，接到学政刘墉咨文，会知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递交呈文，言语多有狂妄悖逆；又有如皋县民童志璘呈缴泰州已故举人徐述夔诗集，言语多有激愤，现在严加搜查审办等情。这两案先前据刘墉具奏，已经降旨给萨载、杨魁，命他们派妥当官员将殷宝山严密解送京城审讯，并将他的家属就近查拿，听候办理。萨载、杨魁接奉前旨，自应立即遵照妥善办理。至于徐述夔一案，他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著作自应向其子孙迅速追缴。如今据杨魁称，他的孙子徐食田贿赂县书，捏造说是自己主动呈缴。徐食田既然隐匿祖父的书籍，不早日呈缴，等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后，竟又敢贿赂县书，捏称是自己呈缴，诈伪行为十分可恶，而且必定还有隐匿书籍、书板的事情。徐食田本人也要拘提到苏州，同样解送京城严加审讯。着传谕杨魁，立即派妥当官员将徐食田严密解送京城审讯，沿途小心防范，不得发生疏漏。派人严密搜查他的家中，查明是否有藏匿书籍的事情，迅速奏报；并将接受贿赂、听从指使的县书一并选派官员，分别押解到京，沿途不许让他们见面串供，以免另生弊端。徐述夔家中所有各项书籍、书板，仍要详细搜查，全部解送京城查办。将此旨由五百里加急发往，并谕知萨载。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译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折一。署理两江总督、江南河道总督臣萨载跪奏：为遵照圣旨据实明白回奏，恭请皇上鉴察此事。臣私下接到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上谕：“据刘墉奏，如皋县百姓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泰州徐述夔诗集一本，等等。”钦此。臣跪读数遍，实在深感惶恐。想到对于一切有违碍的书籍，臣屡次蒙受训诫，奉命务必认真查缴。数年以来，经大学士兼督臣高晋、巡抚臣杨魁先后发文通知各属，加紧查办，并派委员出价购买。据统计，江苏两处书局共缴获过违碍书籍二万余部。今年七月十三日，督臣高晋奉命前往河南堵筑决口工程，臣兼署督篆，因而查阅卷案。今年闰六月二十五日，又钦奉上谕：“各省查缴违碍书籍，恐怕民间仍有存留，现在继续呈缴，仍可不加追究；如果隐匿不缴，后来被发现，就难以从轻宽免。着再认真查办，不可有一点疏漏。”钦此。督臣高晋随即发札会同巡抚臣，并通令三省藩司，督率所属认真查缴并具报。臣署理督篆以后，又命令各属广泛宣示皇恩，遍行张榜晓谕，务使偏僻乡村也全都知道，赶快呈缴，以便核查办理，均有案可查。后来接到学政臣刘墉的公文，得知他按试镇江、扬州等郡时，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投递《刍荛之献》一本，并派委员到他家中搜出诗文两本，内容多有荒谬之处。又有如皋县百姓童志璘呈缴泰州已故举人徐述夔的诗集一本，以及沈德潜撰写的《徐述夔传》一本。徐述夔诗中有许多愤激言辞，均已奏明，请督抚查办。臣一面飞速通知臬司，会同藩司提押犯人到苏州严加审讯，追缴书籍；一面命镇江、扬州两府再次到各犯家中严密搜查。又接到巡抚臣的公札，会同增派的常镇道孙括、苏松粮道陈大化，率领各府县分别到殷宝山、徐述夔两家搜查，看是否还有其他违法字迹。先将办理缘由恭敬地写折奏报。随后各府县禀报，已经查抄各犯家产，并查明家属人口，谨慎看守，造册呈送。又据镇江府禀报，诗文中作序的赵学礼、尹发莘，以及批点的殷一桂，都已查明提押解送苏州，等候审讯。现在于九月初四日钦奉上谕，并将书籍发给臣，命臣提押犯人审讯拟定罪名具奏。臣已经飞札命臬司，将犯人、卷宗一并押解来浦。又于初五日接到廷寄，钦奉上谕，命将殷宝山解送京城审办。钦此。除已经发札会同巡抚臣，并飞札臬司监押提解殷宝山，挑选妥当能干的官员武弁押送起程，另行具折奏复外，臣对于违法诗文不能及早查办、搜罗干净，以致仍有存留，夜深自思，实在是罪责难逃。如今蒙圣主洪恩，没有立即严加治罪，反而命臣据实明白回奏。臣感激又惶恐警惕，实在无地自容。只有恳请皇上下旨将臣从重治罪，以作为办事疏漏者的警戒。应当参劾的县、府、司、道官员，容臣等会同具折参奏办理。因为这是奉旨立即具奏的事情，谨恭敬地附在驿递奏折中回奏。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朱批：“交该部严加查察，议定具奏。”钦此。

译署理两江总督萨载奏折二。署理两江总督臣萨载谨奏：为遵旨缴回原书、押解逆犯，并陈明现在查办徐述夔悖逆诗词一事，恭敬地写折奏闻。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昨天据刘墉奏，在殷宝山家中搜出诗文两本，等等。”臣查明，殷宝山捏造妖言，借口记梦，存心悖逆，罪不容诛。现在奉谕旨解送京城审讯，臣已发札会同巡抚臣杨魁，就近选派妥当能干的官员武弁监押殷宝山，押解起程，并通知沿途文武衙门派拨兵役，谨慎防范，不得发生差错。至于该犯的家属，有母亲赵氏、寡嫂郭氏、妻子华氏，四个儿子：长子第年，次子奎年，三子登年尚幼，另有一子刚出生；一个女儿已经许配给唐姓人家。又据丹徒县禀报，带回县城后，已由委员拨役分别拘押看守；臣现在已发札会同巡抚臣，立即监禁，听候办理。至于奉旨发交臣的殷宝山原书两本，理应遵旨封固缴回。还有徐述夔《一柱楼小题诗》一本，正在查办。因为沈德潜撰写的《徐述夔传》中说徐述夔著作很多，臣与巡抚臣正在严密查访。不久于八月十一日据江宁藩司陶易禀报，今年五月间接到东台县禀报，监生徐食田呈送其祖父徐述夔遗存的《学庸讲义》一本、《一柱楼小题诗》一本、《一柱楼诗》六本、《和陶诗》一本，以及书板三百四十八块，正在发回县中查阅、粘签后呈送。六月间，监生蔡嘉树到藩司呈控徐述夔的诗文，并说他先前已经首告禀报；当时曾委托扬州府提齐人证和书籍，查审详细情形后呈报。臣认为，这类狂悖诗文一旦解到该司，就应当立即查阅，通报各级并彻底审究，但竟然辗转拖延，十分不合规矩；当即严加批评申斥，待此案审定后立即参处。又于八月十二日据扬州府谢启昆摘录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悖逆句子，开列成折呈送，并查到沈德潜所说徐述夔之弟徐赓武被妄加罗织、判处大辟，经过十七个月才沉冤昭雪一事。事情缘于乾隆元年，泰州百姓缪照乘与缪又南的妻子蒋氏通奸，二人商量勒死蒋氏的亲夫。蒋氏因为曾被徐赓武强行奸污而怀恨，所以到案后供称徐赓武参与同谋。后来审讯查明实情，将徐赓武戴枷杖责结案。此案卷宗已经调取，送到藩司。臣并说明：一面将书籍解送苏州，一面督同东台县亲自前往徐食田家中，把男女老幼家口逐一查点，严加拘押；并将房屋、田产、箱笼、书籍、器物逐项查明，按件封存，由委员督同县役昼夜看守，不得有丝毫松懈。又据苏州臬司孔传炣禀报，奉巡抚面委，秘密前往沈德潜家中查看，没有发现存留徐述夔的诗文及违碍书籍。臣查阅学政刘墉签出的徐述夔《小题诗》诗句，已经有许多愤激言辞；又查看该府后来签出的《一柱楼诗》，其中悖逆句子很多。臣阅读之下，气愤得怒发冲冠。徐述夔虽然已经身死，尸骸仍应锉碎戮尸；他的孙子徐食田也应从重治罪，以伸张国法、快慰人心。除现在发札会同巡抚臣，并命臬司将书籍和犯人解送来浦，等候审讯拟罪、会同奏报，待审明后，将各书逐一粘签，恭敬呈给皇上阅览外，臣谨遵旨缴回殷宝山原书两本；徐述夔诗集一本留待随案恭敬缴呈。扬州府抄送的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悖逆句子，已经照录清单，恭敬呈览。谨先缮写奏折由驿站具奏，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谕。”钦此。九月十三日廷寄一。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据萨载查办殷宝山、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奏称藩司陶易于五月间接到东台县禀报，监生徐食田呈送其祖父徐述夔遗存的《一柱楼诗》书本及书板等物；到六月间，又据监生蔡嘉树到藩司呈控，并称自己先前已经首告禀报。陶易身任藩司，地方一切事务都是他的专责，何况自江西逆犯王锡侯所著《字贯》一书中发现大逆不道的内容后，朝廷屡次严令有关地方官切实访查。现在所属地方有悖逆书籍，陶易五月间接到东台县的详细禀报，却不立即严密查拿、详细请示审办，只是发回县中查阅粘签，直到八月才用一纸禀报敷衍塞责；而且徐食田贿赂县书，把查出后呈控改写成自行呈送，陶易却没有查究其中的鬼蜮伎俩，草率转报，实在完全不合情理。此人由道员越级提升为藩司，受恩极重，却把这样重大的案件完全不当回事，这究竟是什么居心？着传谕陶易立即据实明白回奏。钦此。军机大臣遵旨向江宁布政使陶易传谕。九月十三日廷寄二。大学士于敏中寄给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今天萨载再次奏报查办逆犯殷宝山、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称陶易今年五月就接到东台县监生徐食田呈送其祖父徐述夔遗存《一柱楼诗》书本及书版等物的禀报，六月间又接到监生蔡嘉树到藩司控告呈报。徐述夔身为举人，竟敢编造诗词，肆意狂悖，而且这些书在他家存留已久，当地官员为什么毫无察觉？朝廷又屡次传谕各督抚查办悖逆书籍，为什么容许它们存留至今，直到有人首告，陶易五月间已经接到东台县禀报，却不立即查办，辗转拖延，直到八月中旬才用一纸禀报敷衍塞责，实在不知他存的是什么心肠。已经下旨命他据实明白回奏。又据萨载奏称，这类违法诗文不能及早搜罗干净，请求将自己从重治罪，已经交刑部严加查察议奏。但萨载当时仍兼任总河，只因从前做过江苏巡抚，他的罪责已经无法推卸。至于高晋，身为大学士，长期任两江总督，所属地方出现这种逆词，既不能及早查出；而陶易又在同城，这样轻视重大案件，高晋为什么竟毫无听闻，不立即查参办理？他的罪责比萨载更重。着传谕高晋立即据实明白回奏。此件由五百里加急发往。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译九月十三日廷寄三。大学士于敏中寄给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据萨载奏报查办逆犯殷宝山、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藩司陶易今年五月就接到东台县禀报，监生徐食田呈送其祖父徐述夔遗留的《一柱楼诗》书本及书版等物；六月间又据监生蔡嘉树到藩司呈控徐述夔诗文，并称自己先前已经首告。此即徐食田贿赂县书，把被人首告查出的书籍改写成自行呈送，其奸诈尤其可恶。朕已经在奏折上批示：徐述夔身为举人，却丧心病狂，竟敢在所作《一柱楼诗》稿中心怀胜国，暗中肆意诋毁讥刺，荒谬悖逆，实在罪大恶极。虽然此人已经死亡，将来定案时仍应剖棺戮尸，以伸张国法。至于徐食田是逆犯的嫡孙，本来就是按例应当缘坐的人，却藏匿祖父的悖逆诗本，等有人告发后，又敢贿赂县书，捏造说自己自首，其奸诈尤其可恶。此前已经降旨给萨载、杨魁，命他们派妥当人员，将徐食田和受其嘱托的县书分开解送京城审讯。萨载等接到前一道旨意后，自然应当立即遵照办理。至于徐述夔编造的诗文，恐怕还有流传抄录的本子，或者另有其他逆词，不可不严密搜查干净。着传谕萨载等，立即派妥当人员严行搜查，务必使其如犬吠狼嗥般的罪恶痕迹断绝，连根拔尽。此件由五百里加急发往，并传谕杨魁知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九月十四日廷寄。大学士于敏中寄给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谕：此前据杨魁奏报查办逆犯徐述夔悖逆书籍一案，称蔡嘉树到江宁藩司具控，说徐述夔的书是他在县里先行呈首的；又称其孙徐食田贿赂县书，捏造说自己自首。应当认为徐食田诡诈舞弊的情节尤其可恶，已经降旨命萨载等将徐食田与该县书一并解送京城审办。昨天又据萨载奏报，藩司陶易今年五月就接到东台县禀报，说徐食田呈送其祖父徐述夔遗留的诗本、书板，到六月间蔡嘉树到藩司呈首，并说是他先行首告禀报。如果徐食田果真在四月间呈首，该县五月具禀，蔡嘉树六月才到藩司具控，那么就是呈控在后、自首在前，为什么说该犯贿赂县书捏造改写？如果确实如此，徐食田仍属于自首之人，只应按缘坐之罪治罪，不得按贿赂县书之罪治罪。但恐怕是蔡嘉树在前面控告，该犯听到消息后才呈缴书籍、书板，又贿赂县书倒改年月，捏造自首；这样徐食田除了缘坐本律规定的罪名外，还增加了诡诈狡猾之罪，就应当从重审问拟罪。至于月份日期究竟在前，或许是该县抹去了蔡嘉树最初告发的情节，或许是陶易倒改了月份日期，必须彻底查明，才能确定本案罪名的轻重。如果竟然是陶易倒改月份日期，把重罪改成轻罪，那么陶易的罪就与逆犯相等；还要查明陶易与该犯有什么关系，是否想替他袒护开脱。这件事关系重大，不可有丝毫含糊。着传谕萨载，立即将这些情节详细查明，据实复奏。该逆犯等现在已经解送京城审讯，他们前后的真实情形一经交刑部严加审讯，必然会真相大白。萨载如果稍有袒护偏徇陶易之心，替他遮掩回护，将来严审查出实情，恐怕萨载也承担不起自己的罪责。此旨由五百里加急发往，并传谕杨魁知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译杨魁奏折二。江苏巡抚臣杨魁谨奏：为恭敬奉行上谕，遵旨据实复奏，恭请皇上鉴察。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六日，接到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廷寄上谕：“据刘墉奏，如皋县百姓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泰州徐述夔诗一本，等等。”臣正在具折回奏时，又于初六日申时接到八月二十八日廷寄上谕：“昨天据刘墉奏，在殷宝山家中搜出诗文两本，其中有《记梦》一篇，应当审讯追究，等等。”臣查丹徒县生员殷宝山所作《刍荛之献》及《记梦》一篇，以及泰州已故举人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都属于悖逆违法之作，必须立即严加审究、从重治罪，以彰明国法、端正人心。臣接到学政刘墉会同通知后，立即发文委派常镇道孙括、苏粮道陈大化分头搜查；又因为《徐述夔传》是沈德潜所作，秘密命臬司孔传炣亲自前往查问，没有发现存留。又查出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与蔡嘉树因《一柱楼诗》一事，正在东台县和江宁藩司两处互相控告，尚未结案；也已经飞速提取卷宗，立即确切核查，据实参办，以上各项缘由，臣已恭敬缮折奏闻在案。后来署理督臣萨载命藩司提押犯人严加审讯，据各府县押解案犯，并将殷宝山家中存有的《吴会文存》三本、殷怀璞等所作《丹鸟集》两本、杂稿一本、杂著十一页一并解送苏州。不久据常镇道孙括查明，殷宝山家中没有其他叛逆字迹。至于徐述夔所著各种书籍，据苏粮道陈大化亲自前往查问，除已经刻印的《一柱楼诗》《小题诗》《和陶诗》《学庸讲义》，以及未刻的《论语摘要想》《贻琐笔》《蘧堂杂著》已经在控案中缴出外，《徐述夔传》中所说的《五色石传奇》等书，确实已经不存在；并到校书人徐首发、沈成濯等家中查找，也没有发现悖逆字迹。两案犯人的家产也分别查明，禀报送来。臣查殷宝山到处编造梦中言语，肆意叛逆，罪大恶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提审该犯，他已经低头认罪，但对于叛逆的情由仍有许多狡辩掩饰，正在严加确审；并提押作序、加批的赵学礼等人，先后到苏州，一并从重审拟。如今蒙圣明特意颁发谕旨，训诲周详，臣实在深感惶恐警惕。臣随即选派苏州府督粮同知曾曰琇、臣标守备王来用，于九月初七日押解殷宝山，并与赵学礼、殷一桂、尹发莘四名犯人一同谨慎解送京城，咨报刑部及沿途督抚诸臣，转令派兵护送，不得有丝毫差错。殷宝山的家属殷赵氏、殷第年等共七名人口，先前已经拘拿监禁；连同查抄的家产，现在立即造册咨送刑部，听候办理。殷宝山家中搜出的《吴会文存》第三本，封面和书页上写有诗句；以及殷怀璞所作《丹鸟集》等三种，也有狂悖内容，已经逐一签注明白，恭敬呈给皇上阅览。审讯时据殷宝山供称：殷怀璞名必大，又名纯，是他的堂叔，号野史潜夫，上称罗潜夫；殷怀瑀就是他的父亲阮亭，又名阮友，都已经死亡。殷怀璞有四个儿子，现在都外出帮工。王曰广、吴麟皋也已经去世，或许没有后代。臣已经命令详细确查，另行据实严审追究历任失察各官的姓名职务，也立即查明另行参奏。至于徐述夔一案所著各种书籍，臣仔细查看，其中怨愤悖逆之处数不胜数，实在令人愤恨。该犯及其儿子虽然已经伏受冥诛，他的孙子徐食田等人都应按律缘坐。并且徐食田与蔡嘉树呈控、首缴各书的情况，据藩司陶易送来的案卷查明：今年五月间，东台县知县徐跃龙转据徐食田呈缴书籍的禀报，解送藩司，藩司将书发回，批令该县签明后另行呈送；六月间蔡嘉树指出狂悖诗句，到藩司呈控，以及徐食田贿赂县书捏造自首等情，都有案卷记载。此案究竟怎样贿赂、怎样捏造自首，必须彻底提审追究，依法惩治。该司、府、县等官不立即查核各书，通报禀请迅速办理，错误荒谬、怠惰玩忽，都应严加参劾、从重追究。现在正会同署理督臣萨载另行具折参奏。诗中作序的兴化县人王国栋，是否确已死亡，现已命人访查确实。还有作序、作跋的姚德璘、毛澄，籍贯属于浙江湖州府，已经飞咨浙江巡抚臣查拿解送审究。此事关系重大，都不便稍有草率。此案犯人现在奉圣谕交给署理督臣萨载查办，臣当即命臬司孔传炣带犯人前往淮安。臣先前因为淮扬一带湖河水势盛大，下河民田可能被淹，已经奏明要前往查勘。臣当即在淮安将此案会同署理督臣萨载提押犯人确实审讯，分别按律拟罪。现具折奏报；徐述夔所有书籍，臣谨先行逐本粘签，开列书目清单，进呈皇上阅览。臣身任地方官，对于搜查违法书籍一事，屡次奉到圣谕，训示十分恳切，本应认真查察；但仍有殷宝山、徐述夔等人的悖逆诗词，臣不能督促所属预先搜查，实在罪责难逃。如今蒙圣慈没有立即严加治罪，反而命臣据实明白回奏，臣惶恐感激，实在无地自容。只有仰恳皇上施恩，将臣从重治罪，以昭示明确警戒。又《徐述夔传》中所说其弟赛武无辜被判大辟一节，查明是乾隆元年泰州百姓缪照乘与缪又南的妻子蒋氏通奸谋杀案件中被诬陷，后来审讯昭雪，已经有案；提取核对州卷，没有差异。至于徐述夔刻印各书的书板，已经缴出；现在正在追查流传在外的各书，连同书板一并另行奏报解送销毁，合并说明。臣谨遵旨据实缮写奏折，由驿站复奏。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译萨载、杨魁会奏折一。臣萨载、臣杨魁谨奏：为据实参奏一事。查如皋县百姓童志璘到学政臣刘墉试署呈缴泰州徐述夔逆诗一案，臣杨魁接到会同札文后，立即命司、府查明，除徐述夔《一柱楼小题诗》外，还有《一柱楼诗》《和陶诗》等六种。此前蔡嘉树与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分别在东台县和江宁藩司两处呈首、控告，已经提取卷宗核查，并将缘由奏明在案。臣萨载此前接到公札，命臬司严行审办；后来据藩司禀报，蔡嘉树等已有呈控案件，又命藩司查明实情，依法参处，均有案可查。现在据江宁藩司禀送案卷，查明徐述夔所著《一柱楼》等书，今年五月间由东台县知县涂跃龙据徐食田呈缴后，禀报解送藩司；藩司陶易将书发还，批令签明后送办。到六月间，蔡嘉树到藩司指控诗词狂悖以及贿赂县书捏造自首等情，藩司批令扬州府严查，尚未审讯详报。又调取核对县卷，查明徐食田于四月初六日呈出各书，蔡嘉树于四月初九日首告，均有卷宗记载。臣等私下思量，悖逆书籍一事屡次奉到圣谕严令查办，按理应随时缴解、核查办理；但东台县知县涂跃龙遇到这种逆词，不认真办理，而且蔡嘉树已经将书籍控告，他又不严加审究。现在据蔡嘉树到藩司呈告贿赂县书、捏造自首，必然不是简单的蒙混舞弊，应立即彻底追究，务使真相大白，不便有丝毫含糊。江宁藩司陶易在该县解到逆诗时，既不亲自校阅，反而发令该县粘签后另行呈送；后来又接到蔡嘉树控告，却不立即通报提审追究。扬州府知府谢启昆接到藩司批示，也不迅速召集审讯、据实详办，均属错误荒谬、怠惰玩忽，极其失职。又据臬司孔传炣查明并揭报前来，现会同具折参奏，请旨将江宁布政使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昆、东台县知县涂跃龙一并革职，以便提集审究。扬州府知府、东台县知县的印信，现已委派人员摘取，由署理官员查收交代。江宁藩司陶易恭候谕旨离任。臣等谨共同缮折具奏，恭请皇上鉴察，敕令有关部门施行。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奉朱批：“已有旨了。” 九月十六日上谕。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据萨载等参奏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请求将东台县知县涂跃龙、藩司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昆革职审讯追究。徐述夔身为举人，竟敢编造诗词，肆意狂悖，实在罪大恶极；虽然已经伏受冥诛，也应按律严惩，以彰明国法。他的孙子徐食田长期藏匿祖父的逆词，而且贿赂县书捏造自己是首犯，情节和罪责不止于大逆缘坐。昨天已经传谕将徐食田解送京城审讯。涂跃龙接到呈控逆词后，不立即通报详审、严加追究，也不查明究竟是自首，还是被人呈控，再分别办理。陶易接到有关悖逆诗文的禀报后，也不立即严究，就近禀告督臣奏请办理，都完全不合情理，显然有袒护、消弭罪情的情节。知府谢启昆接到藩司批示后，不立即通报详审追究，罪责也无法逃脱。陶易、谢启昆、涂跃龙都着革职，着该督等派妥当人员分别押解来京，交大学士、九卿会同该部严审定拟，具奏。钦此。九月十六日廷寄。大学士于敏中寄给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奉上谕，萨载等奏报查办逆犯徐述夔悖逆诗本一案，东台县涂跃龙遇到这种逆词，不认真办理，而且蔡嘉树已经将书籍控告，他又不严加审究；藩司陶易在该县解到逆诗时，既不亲自校阅，又发令该县粘签后另行呈送。后来接到蔡嘉树控告，也不立即通报提审追究；扬州府知府谢启昆接到藩司批示后，同样不迅速召集审讯、详细据实办理，均属错误荒谬、怠惰玩忽。请求将陶易、谢启昆、涂跃龙革职提审追究，等等。已经有旨将陶易等革职，解送京城审讯。涂跃龙接到悖逆诗文后，不通报详办，只专门禀报藩司；又不查明究竟是自首，还是被人呈控，再分别办理，其中必然有倒改年月、企图开脱的弊端。陶易就在省城，接到县里的禀报后，不立即禀告督臣奏请办理，反而把书发还，命令粘签送阅，辗转拖延，显然有袒护、消弭罪情的事情；谢启昆接到藩司批示后，也不迅速审讯详究。以上各项情节，也必须彻底严加审讯，使真相大白，恐怕不是地方官员能够办理的。着传谕萨载、杨魁，立即派妥当能干的大员，将陶易、谢启昆、涂跃龙三人分别派妥当的官员武弁押解京城，交大学士、九卿会同该部严加审讯具奏。还应严令妥员沿途谨慎押解，不许他们见面串供滋生弊端；如果发生差错，唯该督等是问。徐食田及县书，仍遵照前旨分别解送京城。此件由六百里加急传谕知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译萨载、杨魁会奏折二。臣萨载、臣杨魁谨奏：为钦奉上谕、遵旨办理并复奏一事。臣等接到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寄信上谕，据杨魁接到学政刘墉咨文，会同报告丹徒县生员殷宝山投递呈词、言语多有狂悖等情。钦此。查殷宝山一案的犯人，先前臣杨魁已经遵旨挑选委员武弁严加押解京城；并与徐述夔一案一同，臣等分别将查办情形据实复奏，同时把办事错误、怠惰玩忽的司、府、县官员会同具折参奏，均有案可查。查徐述夔及其子徐念祖都已死亡，留下孙子徐食田、徐食书二人，以及校书人徐首发、沈成濯，原告、被贿赂后捏造自首的蔡嘉树，县书金长五、倪锦等人，已经先后拘拿提解到苏州。不久奉谕旨，命臣萨载提押犯人到浦口审办；当即命臬司孔传炣带犯人前往淮安。臣杨魁先因查勘高邮、宝应一带遭水灾的田地而来到淮安办理事务，如今蒙圣明训示周详，实在深感惶恐警惕；当即派委员迎接提押犯人，选派候补同知师彦公、淮安城守营守备王世雄押解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四人，又派吴县主簿杨绍基、淮安城守营把总吴太押解金长五、倪锦二人，并派山阳县县丞张诚押解蔡嘉树一人，于九月十五日在山阳县境内起程，严密押解赴京。臣命令委员等沿途谨慎防范，遵奉谕旨分别押解，不许见面串供、滋生弊端。一面咨报刑部及沿途督抚诸臣，转令派兵护送，不得有丝毫差错。仍命藩司将徐述夔家属等人严加监禁，造册咨报刑部，并将查明的家产逐项分别造具详细清册，听候办理。至于徐述夔所著书籍，先前臣杨魁已经命苏粮道陈大化亲自到他家中搜查，已经将刻印的《一柱楼诗》六本、《小题诗》一本、《和陶诗》一本、《学庸讲义》一本，未刻的《蘧堂杂著》一本、《想贻琐笔》二本、《论语摘要》二本，都在前次奏折中逐一粘签，恭敬呈给皇上阅览。各书书板也已经缴解苏州书局。此外又逐项严密搜查，将家产等物查明封存，确实没有徐述夔另行隐匿自著狂悖书籍的事情。他家中存有的刻本书籍，除通常可见的各种书外，查有秀水朱彝尊选编的《日下旧闻》十二本，以及吕晚村《八家古文精选》一部；又在徐首发家中查出不全的《留青新集》一本，这些都属于应当缴出的书籍。臣等现在已经通令追查，徐述夔已经刻印并流传的各书及书板，一并另行奏报解送，请旨销毁。所有在徐述夔诗中作序、作跋的姚德璘、毛澄，籍贯属于浙江省；此前已经咨请浙江督抚二臣，现据回咨查明：姚德璘住在德清县，原任泰州拼茶场大使，已于乾隆三十六年去世，有儿子姚世森在江南如皋县仲元鳌家中设馆教书；毛澄住在归安县，后来前往甘肃迪化州，改名黄斌，冒用籍贯考中陕西举人，现在尚未从甘肃回来。搜查两家，没有发现存留徐述夔各种书籍等物。臣等已经一面命如皋县查拿姚世森，审讯查明；一面移咨陕甘督臣，命其查办追究。所有现在遵旨办理的缘由，臣等谨恭敬缮折复奏。再查被参革职的东台县知县涂跃龙，蔡嘉树将书籍控告后，他不立即严加审究；而且蔡嘉树在藩司呈告贿赂县书捏造自首，显然属于舞弊，应当彻底追究。现在蔡嘉树及县书金长五等人都已解送京城接受参审，涂跃龙必有应当质问之处。臣等另行委派苏州府同知史尚确、河标千总王道直一同押解赴京审办。本案所有卷宗也立即咨送刑部查核。原先被参奏的江宁布政使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昆，仍恭候谕旨到达后谨慎遵办，合并陈明。恭请皇上鉴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九月二十一日廷寄。大学士于敏中寄给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据萨载等奏报，接到谕旨后，将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等人先后查拿，派同知师彦公等分别押解赴京。徐述夔身为举人，却丧心病狂，竟敢在所作诗稿中心怀胜国，暗中肆意诋毁讥刺，荒谬悖逆，实在罪大恶极。虽然他已经伏受冥诛，也应按律严办，以伸张国法、快慰人心。至于同他一起校书的徐首发、沈成濯二人，更加令人惊骇。这两个犯人，一个以“首发”为名，一个以“成濯”为名，四字合起来看，显然是取义于《孟子》所说牛山的树木“若彼濯濯”，借以诋毁本朝剃发的制度，他们属于逆党，已经十分明显，实在可恶。此事已经交刑部登记备案，等这两名犯人解到时，务必严加刑讯，令他们供出实情。这样的鬼蜮伎俩，怎么能逃过朕的洞察？萨载、杨魁为什么竟被他们蒙骗过去？即使这两人的文章义理平常，难道幕友中竟没有一个人看出来吗？为什么都替他们隐瞒而不说？这些逆犯暗中怀有诽谤之心已经很久，家中一定还有他们自己写作的悖逆书籍。虽然奏折中说在徐首发家查出《不全留青集》一本，恐怕仍是搜检没有查到完全。着萨载、杨魁立即派诚实妥当的大员，到这两名犯人家中再次严密搜查，把所有字迹、书本立即封固解送京城，不得让他们有丝毫隐匿。再者，这两名犯人的名字都不合正常命名的道理，未必是幼年时取定的，一定是逆犯校书之后才改成这样的名字。着传谕萨载、杨魁立即严密访察，据实复奏。此件由五百里加急传谕知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译大学士仍管两江总督高晋奏折一。仍署理两江总督的大学士臣高晋谨慎奏报：为遵照圣旨详细明白地回奏此事，恭请皇上鉴察。臣在仪封办理河工期间，接到大学士于敏中的寄信，信中说：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据刘墉奏报，如皋县民人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泰州徐述夔的诗集一本，等等。钦此。于敏中遵旨寄信前来。臣跪读谕旨后，惶恐、羞愧、畏惧，实在无地自容。查泰州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诗词，言语多有愤激之处；又丹徒县生员殷宝山妄议时政，并编造梦记，言语多狂妄悖逆，违法到了极点。臣此前接到江苏学政刘墉的公文告知此事，不胜愤怒。正在派人查办期间，随即又接到江苏巡抚臣杨魁的会办公文，已委派常镇道孙括督同镇江府知府李士珠，亲自前往殷宝山家搜查；又委派苏粮巡道陈大化督同扬州府知府谢启昆，秘密前往徐述夔家搜查、提审办理，并已恭敬地写折奏报。臣当即发文回复署理督臣萨载、巡抚臣杨魁，严加审讯、查明参奏，依据实情办理。臣查，去年江西王锡侯妄自撰写大逆书籍，臣恭敬遵奉谕旨，严格督促所属各地遍行张贴告示晓谕：凡有违法诗文，务必加意搜罗，随时呈缴查办。然而徐述夔的著作充满怨愤，殷宝山又肆意狂妄悖逆，所属县、府、司、道各级官员既没有及早查缴究治，臣对此更是毫无察觉。扪心自问，实在罪责难逃。如今蒙受圣恩，没有严加责罚，反命臣明白回奏。臣伏地惶恐，实在无可辩解，只有仰请皇上将臣交给刑部严加治罪，作为查办案件疏忽玩怠者的警戒。除将接到的谕旨发文会同萨载、杨魁恭敬遵奉，严切查究明白，分别拟定罪名，请旨遵行，并将所属县、府、司、道等官员一并参奏外，臣谨遵圣旨明白回奏。恭请皇上鉴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朱批：交该部严密查察，议定罪名后奏报。钦此。九月二十四日廷寄。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寄信给山东巡抚国泰、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陶易身任藩司，对于逆犯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中编造的逆词，接到东台县的详报后，不但没有立即禀报督抚奏请办理，反而把原书发还，命令粘签送阅，辗转拖延，显然有袒护和图谋消弭罪证的情事。不知他究竟是什么心肠？已经降旨将陶易革职，押解进京审讯。陶易长期任州县知府，又从道员越级升任藩司，竟敢如此辜负皇恩，实在可恶。他的籍贯隶属山东，著传谕国泰，立即派妥当能干的大员前往陶易原籍，将他所有一切资产财物全部严密查封，不得有丝毫疏漏。至于他任职所在地的资财，也著传谕萨载、杨魁一并查抄，不许隐藏、寄存。将此谕由五百里驿递传达知悉。钦此。国泰等遵旨寄信前来。高晋第二折。奴才高晋谨慎奏报：为恭敬奉到上谕，再次陈述感激惶悚的微薄心意，恭请皇上鉴察。奴才接到大学士于敏中的寄信，信中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今日萨载奏报查办逆犯殷宝山、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等等。钦此。于敏中遵旨寄信前来。奴才跪读之后，伏地叩首，惶恐得不敢抬头仰视。查这起悖逆书籍诗词案件，先前接到江苏学政刘墉摘录后发来的公文，告知奴才有关情况，奴才不胜愤怒，当即发文会同署理督臣萨载、巡抚臣杨魁查明参奏，依据实情办理。但是奴才所辖地方竟有这种悖逆诗文，不能及早查出办理，疏忽玩怠，罪责实在难逃。此前接到谕旨，命奴才明白回奏。正好奴才于九月初十日从时和驿返回仪封河工处所，于十二日据实写折，派专差送往皇上驻跸之处投递，请求将奴才交部严加治罪，均已在案。奴才想到查缴违碍书籍一事，屡次奉到圣谕，谆谆严切地督促办理，奴才也多次缮写黄榜，遍行张贴晓谕，并且再三通令所属悉心搜查，随时将缴获书籍送交书局汇总，呈报并解送，务求清查干净。本年五六月间，各属陆续缴到书籍，由藩司呈送，奏请解京。奴才于七月初四日从江宁起程前往河工防汛时，曾经列出清单写折汇总奏报一次，并委派人员押解进京。然而徐述夔的书籍五月间就已经由东台县送到书局，六月间又有监生蔡嘉树到藩司衙门呈控。藩司陶易既没有随时转呈查办，奴才在五六月间又曾到盐城审办私枭拒捕案件，并到苏州办完秋审记录事务返回省城，也没有接到陶易当面禀报，实在无法理解。昨日接到署理督臣萨载、巡抚臣杨魁的公文，得知已经将该藩司以及府、县等官员参奏，革职究办。陶易轻视、怠慢重大案件，自然难逃圣明洞察；而奴才就在同城，却茫然毫无察觉，不能及早查出参究。扪心自问，实在昏聩糊涂到了极点，所获罪责确实比萨载更重。如今奉到谕旨，奴才感激而惶恐羞惧，实在无可辩解，只有仰恳皇上施以天恩，将奴才从重治罪，以昭示明确的警戒。奴才谨再次倾吐实情，据实缮写奏折，随驿递回奏，恭请皇上鉴察。奴才不胜惶恐，等候处置，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阅览。钦此。

译闽浙总督杨景素、浙江巡抚王亶望的奏折。臣杨景素、臣王亶望跪奏：为咨文提解要犯，恭敬写折奏闻此事。臣王亶望接到江苏巡抚臣杨魁的咨文，文中说：扬州府所属东台县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狂妄悖逆、违法书籍中，有《一柱楼小题诗》，由姚德璘作序；有《和陶诗》，由毛澄作跋。经查明，姚德璘曾任泰州拼茶场大使，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乾隆二十九年间被参奏革职，返回原籍；毛澄是姚德璘的幕友，也是湖州人。请迅速行文查拿，押解到苏州审讯等情。据此，臣景素当时在杭州，便与臣亶望会商，秘密委派按察使国栋、杭嘉湖道孔毓文连夜赶赴湖州，按姓名查拿，并在两名犯人的家中搜查徐述夔所著各种诗文，以及是否另有其他违法书籍。两人出发后，现据按察使国栋、杭嘉湖道孔毓文禀报：遵令立即带同湖州府以及乌程、归安、德清各县，先到德清县查得姚德璘籍贯为乌程县，住在德清县北门内丰乐巷。司、道等官亲自进入该犯家中查明，该犯已于乾隆三十六年去世，有五个儿子，其中长子、次子、三子、五子也都已去世，只有四子姚世森不在家中。经审问，守寡居住的儿媳姚徐氏、姚蔡氏供称：姚世森现在江苏如皋县李家埠仲姓人家中设馆教书。于是将他家中的箱笼、橱柜逐一仔细检查，没有发现徐述夔所著诗文及其他违法书籍。又查毛澄一案，查明他现住在归安县菱湖镇。于是又赶赴菱湖毛澄家中查访，得知该犯已经外出很久。经审问，他的儿子毛元燮供称：他的父亲毛澄是归安县学廪生，乾隆二十六年间曾在拼茶场大使姚德璘任内教书，又随姚德璘回到湖州，在姚家设馆一年；乾隆三十二年赴甘肃充任幕友；乾隆三十七年回家一次；乾隆三十九年又前往甘肃，冒用阜康县籍贯，改名黄斌，去年丁酉科考中陕西第二名举人，现在甘肃迪化州。他平日所作诗文都带在身边出外，家中没有留存。他当日在扬州和拼茶场替徐述夔作跋的情形，实在不知情，等等。随后详细检查他家所有书籍，都是时文、医方等类，没有违法字迹，以上各情已经具禀报来。臣等查，姚德璘虽然已经去世，但其子姚世森现在江苏如皋县仲姓人家中设馆，也应当查问，已经立即咨文告知江苏巡抚，转令查提严审。至于毛澄一案，他现在已经改名黄斌，冒用甘肃阜康县籍贯考中举人，已经立即紧急行文咨告陕甘总督，严密查拿务必捕获，并追取徐述夔的诗文以及毛澄是否另有其他违法著作，将有关犯人一并押解到江苏归案办理。现将根据咨文查拿各犯以及目前办理的缘由，恭敬写折奏闻。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萨载、杨魁会奏第四折。臣萨载、臣杨魁谨慎奏报：为遵旨办理后奏报回复此事。臣等接到大学士于敏中的寄信，信中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奉上谕：“萨载等奏报查办逆犯徐述夔悖逆诗集一案，东台县涂跃龙遇到这类逆词，却没有认真办理。”等等。钦此。于敏中遵旨寄信前来。臣等查，逆犯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先前奉到谕旨，命令将徐食田等押解进京审讯。臣等认为被参革职的东台县知县涂跃龙必有应当质问之处，当即委派苏州府同知史尚确、河标千总王道直前往东台县，将涂跃龙一并押解进京审问。徐食田以及县书金长五等人，已于九月十五日在淮安府山阳县地方，分别委派人员押解起程，相关情形已恭敬写折奏明在案。现在恭敬奉到上谕，命令将被参革职的藩司陶易、知府谢启昆等人立即派妥当能干的大员分别押解进京，等候审讯。正好苏州按察使孔传炣因押解徐食田等犯人来到清江，尚未返回苏州；江安粮道钱金殿查勘道路桥梁来到淮安，于是立即发文委派臬司孔传炣先到扬州督促谢启昆起程，再到江宁督促陶易起程；并委派粮道钱金殿赶赴江宁，收取陶易的印信，查明他经手的仓库钱粮是否有未结清之处，迅速详细报告。又委派江宁府知府章攀桂、督标中营都司汪生吉谨慎押解陶易，从江宁经浦口一路押解进京。又委派署理淮安府通判沈永清、扬州营守备龚铎谨慎押解谢启昆，从淮安一带押解进京。又严令各被委派人员务必谨慎秘密防范，到了山东境内，如果彼此碰见，必须分别先后行走。倘若敢放任被参人员相互见面串供，一经查出，一定将这些委派人员严加参奏治罪。一面咨文告知兵部、刑部，一面咨会沿途督抚诸臣，转令派拨兵役，分程护送押解；并令驿道栋文一体转行派兵护送，不得有丝毫疏忽。所有臣等遵旨办理的缘由，谨共同写折，经驿站奏报回复。恭请皇上鉴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译江宁布政使陶易的奏折。革职降一级留任的江宁布政使臣陶易跪奏：为遵旨明白回奏此事。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臣从高宝一带查勘水灾回到衙署，接到军机大臣传达的谕旨，其中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据萨载奏报查办殷宝山、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据称藩司陶易如何如何，著传谕陶易立即明白回奏。钦此。臣恭敬遵奉传谕。臣跪读谕旨，战栗恐惧，身体发抖，不能起立。臣查，违碍书籍自乾隆三十九年奉到谕旨收缴后，江宁设立书局，专门委派通晓文义的教职、佐杂官员查办。书籍卷帙繁多，凡有呈缴的，都命各州县签出其中违碍之处送到书局复核，再分别详细请示，汇总解送。此案中，东台县知县徐跃龙于五月间禀报送来监生徐食田呈缴其已故祖父徐述夔所著《学庸讲义》一本、《一柱楼小题诗》一本、《和陶诗》一本、《一柱楼诗》六本，送到书局。书局人员上元县训导保定纬、茶引所大使沈澜，因为没有把书中违碍语句签出，未送给臣检阅，便拟写批语发回该县，命其粘签后另行送来，以备详细办理。发回之后，六月十三日，东台县监生蔡嘉树到臣衙门具状控告，称徐述夔所著书籍是他呈首的，县书却捏造说是自行缴出的，等等。臣认为东台县已经呈送书籍，蔡嘉树又再次禀告首发，恐怕有挟嫌报复的情事，于是批令扬州府查问。六月二十七日又发文命令迅速究办，并饬令将书籍和雕版解送藩司查核辨认。这就是实际办理的情形。只是臣出身寒微，蒙受圣上慈恩，破格录用，从道员越级升任藩司，所受恩典深重，无可比拟。臣早晚都战战兢兢，时刻想着报效，尚且恐怕不足以稍稍报答皇恩于万一。至于地方上一切事务，都是臣的专责；何况查禁违碍书籍，是为了端正人心、敦厚风俗，屡次奉到严厉谕旨，更应当亲自检阅，遇到有人呈首，立即严密查拿，详细请示审办。然而徐述夔一案，只根据书局人员的禀报，批令县里粘签，未经调取查阅，实在是昏聩糊涂。等到接到控词，又没有立即亲自审究；批令府里查办后，也没有严厉发文催促提取案卷，拖延了两个月，以至于童志璘到学政刘墉处具控。臣办理这样重大的案件，错乱荒谬，种种罪责都无法逃避；扪心自问，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能赎罪。臣只有仰恳皇上施以天恩，将臣严加治罪，以昭示明确的警戒。臣不胜惶恐，等候治罪，谨据实明白回奏。恭请圣主明察，谨奏。九月三十日廷寄。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寄信给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谕：今日陶易再次奏报办理徐述夔逆书一案，称据东台县知县涂跃龙将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等书禀送书局，书局人员上元县训导保定纬、茶引所大使沈澜，因为没有把书中违碍语句签出，未送来检阅，就批回县里粘签后另行送来，以备详细办理。后来监生蔡嘉树到衙门控告，称徐述夔所著书籍是他呈首的，县书捏造说是自行缴出，等等；于是批令扬州府查问，又发文命令迅速究办核实，等等。徐述夔所作违法书籍既然已经由东台县呈送陶易，陶易就应当亲自加以检阅，据实查办，怎么能只交给书局人员核办，事后借此推卸责任？这实在不能解除陶易的罪责。但保定纬、沈澜既然是受委查勘书籍的人员，一看到狂悖诗句，按理应当逐一签出，禀请严办，竟然拖延不签，显然有意图消弭罪证，其罪责也无法逃避。著传谕萨载、杨魁，立即将保定纬、沈澜革职，委派人员分别押解进京，一并交刑部审讯究办。将此谕由六百里驿递传达知悉。钦此。萨载、杨魁遵旨寄信前来。山东巡抚国泰第一折。山东巡抚臣国泰跪奏：为遵旨办理此事，恭敬写折回奏。臣在考核完兖州营伍后，便从金乡、沂州一带查验工程、巡阅营伍。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巳时，在费县地方接到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的寄信，信中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陶易身任藩司，等等。将此谕由五百里驿递传达知悉。钦此。寄信遵旨送到臣处。查革职江宁布政使陶易的原籍是山东登州府文登县，臣当即恭敬遵奉谕旨，选派妥当能干的大员：臬司于易简当时正在东平州审讯并缉拿越狱贼犯王洪，追查陈大月等人的下落；藩司陆耀驻在省城，不便抽调。臣查有登莱青道何泽传，办事小心谨慎；济南府知府吕尔昌，办事勤勉能干；又有臣标右营游击保伦，经臣奏请署理登州营副将，现在随臣巡阅营伍，办事也很能干。于是秘密发出加封的公文，委派济南府知府吕尔昌迅速前往，会同登莱青道何泽传以及署理登州营副将、臣标右营游击保伦，秘密谨慎办理，不得泄露消息，带领勤快妥当的兵役人员，秘密迅速赶往原任江宁布政使陶易的住处，用兵役严密把守房屋四周，不许任何人出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立即将该藩司所有一切资财、产业全部造册登记，严密查封，不得有丝毫疏忽遗漏。等查封造册完成后，再将确数另行具奏。所有臣恭敬奉到谕旨、选派妥当能干大员查封的缘由，理应先恭敬写折，经驿站以三百里速度回奏。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奉朱批：阅览。钦此。

译萨载奏折。署理两江总督、江南河道总督臣萨载谨慎奏报：为恭敬奉到上谕，先行写折奏报回复此事。臣接到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的寄信，信中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陶易身任藩司，等等。钦此。寄信送到臣处。臣查，被参革职的藩司陶易此前奉到谕旨，命臣委派人员押解进京候审；臣已经飞文饬令新任藩司孔传炣赶赴江宁料理一切，并委派江宁府知府章攀桂等谨慎押解，相关情形已恭敬写折奏明在案。现在据江宁司、道禀报，这些委派人员已经于二十五日押解陶易起程。至于他任职所在地的资财物件，臣与巡抚臣杨魁此前已经秘密发文给藩司孔传炣、粮道钱金殿，督促府、县派员派役严密防范，不许私自搬运，并禁止闲杂人员出入，以防隐藏、遗漏。现在恭敬奉到上谕，命臣将陶易任所的资财查抄。臣正在查办高朴家人李福一案，等委派人员押解进京、缮写奏折解送之后，便从清江赶赴江宁，并发文会同巡抚臣杨魁前来共同办理。等到达江宁后，立即严密查封，再会同写折奏报。此外，臣现已起程的缘由，理应恭敬写折随驿奏闻。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奉朱批：阅览。钦此。十月初五日军机处奏片。臣等会同九卿等审讯逆犯徐食田、徐首发、沈成濯等人的供词，谨慎缮录进呈。至于殷宝山一犯，因为他的初次供词有狡辩、推脱之处，臣等命令他亲自书写供词，现一并抄录，恭呈皇上御览。谨奏。十月初五日。陕甘总督勒尔谨第一折。陕甘总督臣勒尔谨慎跪奏：为奏报此事。臣接到浙闽督抚的咨文，得知江苏徐述夔著作狂悖违法书籍一案中有毛澄一犯。经审问，他的儿子毛元燮供称：毛澄于乾隆二十二年赴甘肃省游幕，入籍迪化州，改名黄斌，考中陕西第二名举人，现在甘肃省，等等。臣随即紧急行文咨告乌鲁木齐都统，秘密发文给甘肃按察使，转令谨慎秘密查拿。发文后，现据皋兰县禀报查访得知，该犯现在省城寓居；按察使达尔吉善已经带同兰州府知府杨士玑、署理皋兰县知县陆瑺，秘密前往该犯住处，将该犯拿获，并将该犯所有书籍逐一查看，都是举业经书、时文，没有违法字迹。臣亲自提审该犯，细加讯问；他供称与徐述夔素不相识，乾隆二十八、九年间，他在拼茶场盐大使姚德璘家中教书，姚德璘嘱咐他替徐述夔所作《和陶诗》作跋，当时他曾代作几句话交给姚德璘，等等。臣查，该犯凭记忆默写跋稿是否确实，实在难以凭信。应请将黄斌革去举人功名，一面选派妥当人员押解到江苏省审问，并将该犯何年入籍迪化、何年捐纳监生、是否另有家属等各项缘由，移咨乌鲁木齐都统另行查办。此外，所有根据咨文捕获犯人的缘由，理应恭敬写折具奏，并将供词清单及该犯当堂默写的跋稿，恭呈皇上御览。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毛澄供词清单。审问毛澄，即黄斌，供称：我今年四十七岁，是浙江归安县人，本来姓黄，因为祖父过继给毛姓人家，所以改姓毛。我一向贫穷，只想新疆是可以安身的乐土，于是乾隆三十九年走到迪化州，认户入籍，改名黄斌，并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去年丁酉科考中举人。我记得乾隆二十八、九年间，我在拼茶场盐大使姚德璘的衙门教书，姚德璘对我说，有本地举人徐述夔作的一本《和陶诗》，要我作跋，我就随手写了几句跋，交给姚德璘带走了。我并不认识徐述夔，当天写的跋也没有留下底稿；如今仔细回想，还能记得几句，我想把它写出来呈看就是了。毛澄默写的跋稿。吃饱了惠州饭，细细唱和陶渊明的诗，这是苏东坡排遣情怀的精妙意趣。不知在东窗下挥笔，细细唱和陶渊明乞食的诗，这是陆放翁延年养老的好方法。据供词说，以上内容记得清楚，没有错字。以苏东坡这样的才华，最终老去而困顿，这是多么艰难啊！陆放翁早年带着书剑，晚年又受到弓旌征召，又是多么劳碌啊！先生生逢圣朝，凭年高而有雅望，每天以笔墨自娱，那么他从陶渊明那里得到的东西，自然与苏东坡、陆放翁一定有所不同。以上据供词记录。只是事情相隔十多年，不能把字句记得清楚，恐怕有铺陈错乱之处，一并供明。勒尔谨第二折。陕甘总督臣勒尔谨慎跪奏：为遵旨回奏此事。臣接到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的寄信：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据杨景素、王亶望奏称，接到江苏巡抚杨魁咨文查办，扬州府所属东台县已故逆犯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是浙江人毛澄作的跋，已经紧急行文查拿，等等。钦此。臣查，毛澄即黄斌一犯，已经被皋兰县拿获，搜查该犯寓所，没有违法书籍。臣路过兰州时，亲自提审细讯，并命该犯当堂默写跋语；一面发文给有关司查照浙江省来的咨文，将该犯押解到江苏审问；一面恭敬写折具奏，均已在案。现在恭敬奉到上谕，命令将该犯押解进京。除紧急饬令委补通判何瑞洵、署理臣标都司王威宁谨慎秘密押解该犯，立即解送进京外，所有遵旨查办的缘由，理应恭敬写折回奏。又，该犯冒用籍贯的情节，臣已经咨会乌鲁木齐都统索诺穆策凌查明办理，合并陈明。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十日奉朱批：阅览。钦此。

译十月十三日军机处奏片。臣等遵照查核，徐述夔《一柱楼诗》的王国栋序文以及沈德潜所作传记中，都说是他的儿子请人作序、求取传记，订定后付印。现谨将原书粘签呈给皇上御览。又查徐食田供称：徐述夔的儿子怀祖于乾隆四十二年七月病故，他的诗集在乾隆三十三年以前已经刊刻。又据徐首发供称：《一柱楼诗》是他的儿子徐怀祖刻的，刻成时看见所刻校字仍然使用“首发”二字，曾经向徐怀祖讲论，要求他改掉，徐怀祖说“不必改过”，等等。现将原供一并进呈。谨奏。十月十五日廷寄。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寄信给各省督抚：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为举人，而且从高祖、曾祖以来，世代都在本朝享受俸禄、踏着本朝土地生活，深受本朝厚恩滋养，竟敢在所作《一柱楼诗》等书中任意诋毁讥刺，狂妄荒诞、悖逆至极，实在是天地所不能容。其子徐怀祖竟敢将父亲的逆词公然刊刻，同样罪大恶极。虽然父子都已经死去，现将他的孙子徐食田等锁拿押解进京，严加审讯；定案时一定要按照成例剖开棺材、戮尸，以伸张国法。至于他的各种诗集已经刊刻很久，流传到各省的恐怕不少，著将所有应当毁禁的书籍列出清单，传谕各督抚，留心并切实访查。如有逆犯《一柱楼诗》等书的印本，或者有翻刻的雕版，都著立即搜出，押解进京销毁，务必使其像犬吠狼嗥一样的罪根彻底断绝，以端正人心、维持风俗。各督抚也应当诚心严查，不要用具文敷衍塞责，以致获罪。将此谕由四百里驿递传达知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折。直隶总督臣周元理谨慎奏报：为奏闻此事。臣此前接到江南省咨文，得知护送革职江宁布政司陶易进京，便派委能干人员及地方官，与江南押解人员会同，沿途迅速押解进京。又于本月十二日接到署理两江总督臣萨载、江苏巡抚臣杨魁的咨文，称案件接到廷寄，恭敬奉到上谕：“陶易升任藩司，等等。”将此谕由五百里驿递传达知悉。钦此。臣恭敬遵奉，当即会同前往江宁，将陶易任职处的资财什物逐一查抄封存，另行委派人员押解进京。另据审问陶易的孙子陶象爵供称：他的父亲陶曾履跟随陶易进京，带有衣箱、盘费银两等物。于是通知直隶省，转令沿途地方官，若遇到押解陶易的委派人员到达本地，立即将陶曾履所带的银两、衣服等物一并查抄，奏报并解送。文书送到臣处后，臣随即分派人员，沿途严密截留查抄，不得有丝毫隐藏遗漏。现在于十五日接到委派人员河间府同知福庆、雄县知县萧附凤禀报：十四日在雄县地方，将陶易及其子陶曾履所带的箱子物件全部查抄，逐一清点检验，共有棕箱四只，里面装有长短皮衣等物；又有小竹箱一只、小皮箱一只，分别装有白银共一千七百一十八两二钱有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七百十八两〕 经审问，陶易的儿子陶曾履供称：他父亲的衣箱等物都在江南寓所，九月二十三日交出印信起程时，带有衣服等零星物件，装了四只箱子，准许携带盘费银二千两；除去沿途费用外，现在还剩一千七百多两，全在途中，如今承蒙查封，丝毫没有隐藏，此外也没有寄存别处，不敢隐瞒掩饰，等等。又据江南委派人员说，陶易在前往途中就患有下身溃烂、腹胀泄泻的病，现在还没有痊愈；当即押解起程，并将他的儿子陶曾履一并带走。他们的衣箱、银两已经由同知福庆会同雄县知县萧附凤秘密封锁，箱内所存银两物品也已经逐一列单禀报送来。臣一面紧急命令委派人员迅速押解陶易进京；他被查封、随身携带的衣箱和银两物品，则命令河间府同知福庆押送到军机处交收。此外，所有根据咨文查办的缘由，理应恭敬写折奏闻，并将查封的衣物、银两开具清单，恭敬呈请皇上御览。恭请皇上鉴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奉朱批：“阅览。钦此。” 十月十七日陶易供词。陶易供称：蔡嘉树呈告徐述夔编造逆书一案，这份批语实在是我的幕友陆琰批写的，现在有他亲笔批写的副状可以作证。发给扬州府的牌文也是他亲笔修改的，他怎么能推赖得掉呢？当时我因为每天祈求降雨，没有查看案情，只是随手画了个批示，命令办理祈雨事务，随后又出去勘察灾情。后来接到巡抚的行文和准许办理的文书，刘学政又咨文命令提取案卷，陆琰便把案卷送去。我随后回到衙署查看副状，才看见批语，就埋怨陆琰，说这份批语的措辞偏颇不当。陆琰又说，去年曾奉过谕旨，违碍书籍属于自首者可以免罪。当时事情已经办成，我也后悔来不及了。我如今身受重罪，何苦还要诬赖陆琰呢？所供都是实情。陶易又供称：我的衙署中共有七个幕友，各人分别专办自己的事务，彼此并不互相商议。蔡嘉树的呈词由陆琰专门办理。他批写呈词时有没有别人看见？我因为祈雨不在衙署，并不知道。这份批语的修改稿都是陆琰亲笔写的，众人都认得，他自己也很难抵赖。

译陶易供词。诘问陶易：徐述夔诗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两句，不用“明当”而用“明朝”，不用“到清都”而用“去清都”，这显然是借“朝夕”的“朝”字读作“朝代”的“朝”字，意图兴起明朝而离开我本朝，其悖逆之意显而易见，你为什么不办理？况且你出身举人，懂得文章义理。那蔡嘉树控告徐良田隐匿其祖父逆词的呈状中，附有列出诗句的清单，你看见后不但没有切齿痛恨，反而想要反过来治蔡嘉树的罪，斥责他挟嫌报复、陷害他人，这是什么意思？即使按你所说，是幕友陆琰修改的，难道你只领取养廉俸禄，对于这样重大的案件也一概推给幕友，自己完全不看，动不动就画稿发文吗？究竟陆琰对你说了些什么，据实供来。至于逆犯诗中“怀想胜朝”的话，也不过是借此作为名目。如果按情理说，我朝定鼎至今已经一百三十多年，凡是百姓，从高祖、曾祖以来，吃本朝的粮食、踏本朝的土地，都受到本朝深厚的恩泽和仁慈，与前朝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何况前明自洪武以后，并没有恩惠施及百姓；就拿江苏来说，还有增派浮粮的事情，各省也都有加派赋役、困累百姓的事情，百姓多有叹息怨恨，并没有什么值得感戴之处。至于我本朝历代圣主相承，爱护养育百姓，赈济灾荒，免除或缓征赋税，深厚恩泽不断施行；而江苏浮粮的数额也多次裁减，以消除百姓的祸害，这哪里是前明所能相比的？我皇上登基以来，普遍免除天下钱粮三次，又曾免除漕粮；而且每年偶有水灾、旱灾和荒年，都反复施行抚恤、免除、缓征，恩惠不断降临。百姓如果有天良，本来应当感激歌颂，怎么反而要思念前朝、诽谤毁辱本朝呢？这不过是贫困无聊的人，自己料想没有进身之路，于是逃避现实而做出这种事。那些没有才能的人，不过成为匹夫匹妇，自缢于沟壑；而读过几句书、不能得志的人，便产生怨恨，肆意诋毁，又借口怀念前朝，以为即使万一败露，还可以借此博取名声。他们的心思实在清楚可见。徐述夔的逆诗就是这种情形。至于你承受皇上深厚恩典，从知县接连升为道员，又蒙破格提拔为藩司，应当怎样感恩图报？可是你看到徐述夔的逆诗，竟安然不以为怪，反而想宽纵他来博取好名声，你自然一定另有用意。怎么能只承认自己糊涂就想了事？现在军机大臣会同九卿，遵照圣旨切实审问你，你快快据实供来。据供词称，江苏省办理收缴遗书一事，原先在江宁设立一个总局，派几名略懂文义的属员在局中办事。各州县缴来的书籍，汇集到几千部后，送到本衙门转呈总督核办。这次东台县禀送徐食田呈缴其祖父的书籍时，我正逢天旱祈求降雨，所以县里的禀文和《一柱楼》等书，我确实没有看过，便由局员拟定批文发给县里加签。到了六月中，蔡嘉树到我衙门控告，我的幕友陆琰就批发给扬州府查办，并在书办催稿时增改了“倾陷反坐”等话，我也没有仔细看，便画行批发了。学政刘墉参奏后，我从徐州查灾回来，检阅文稿，便对幕友说：“这份文书办得大错了。”他说：“曾奉过旨意，自首可以免罪。此书是徐食田先行缴出的，蔡嘉树又来控告他，这样批办也不算大错。”我说：“终究还是错了。”他说：“事情已经这样，也没有办法了。”除此之外，他没有再对我说别的话。至于徐述夔诗中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两句，如今承蒙皇上指出，确实是他想要兴复前明、驱逐本朝的意思；这种悖逆的话，实在是从来没有过的。何况本朝列祖列宗施行深厚的仁德恩泽，我皇上爱民如子，恩惠遍及四方，实在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徐述夔自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来，世代享受本朝的俸禄、土地和恩泽，按理应当感恩歌颂，竟敢这样狂妄叫嚣、违法乱纪，真是连狗猪都不肯吃他的剩余之物。至于我原本只是一个贫穷的举人，承蒙皇上的天恩，从州县府道官员中越级提升为布政使，祖父也都获得荣耀；而且我与徐述夔毫无关系，竟面对这样的逆诗呈告到我手中，不能详细查出，立即详报督抚严行查办，反而偏袒徐述夔，批发办理，这实在是我的罪孽，竟与徐述夔没有不同，死一万次也不足以遮盖罪责，只求皇上立即将我按正典刑，以彰明国家法典。所供都是实情。十月十八日廷寄。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以字寄发给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浙江巡抚王亶望：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奉皇上谕旨：徐述夔逆词一案，蔡嘉树在陶易那里呈报控告徐食田藏匿其祖父的逆词，并摘录其中狂悖的语句附在单子上具控。陶易却没有立即禀报详细情形、严行查办，反而批示他的呈词说“与你有什么关系”？又在发给扬州府的文书中写道：“收集书籍，原本是因为明末清初有著作中存在悖谬诗章、讽刺内容，确实有妨碍的，都应收缴解送上奏；至于讲论经传文章、写成歌咏篇章，只是字句不够检点，并没有悖逆的实际迹象的，若有人首告，就应依律以诬告之罪反坐，已有明确条文。倘若蔡嘉树是挟嫌妄加摘指，企图倾陷，也应严加审讯拟议。”这些话都在原稿中改定，笔迹显然可以查考。我最初阅看时，就怀疑一定是劣等幕友有意袒护开脱，而陶易同他商量串通、舞弊，企图把事情消弭。如今陶易被解送到京，朕亲自加以审讯，据他供称，这份稿子是幕友陆琰改的，他本人并未看过。即使确实如他所供，陶易的罪也不能因此减轻；陆琰竟敢舞文弄法，有意消弭罪行情节可恶，其罪也决不能轻易逃脱。现在又审讯陶易，据他供称，陆琰是浙江石门县人，或许已经回到原籍，或许仍在江宁，都还不能确定。着令传谕萨载、王亶望，立即查明陆琰现在何处，派精明能干的大员秘密迅速查拿，并立即选派干员将此犯严密锁押解送京城，不得稍有疏忽；同时查明他家中有没有违碍不法的书籍、字迹，一并查封缴获。将此谕令由六百里驿传传达知悉，并把何日拿获、何时解送的情况，先由驿站复奏。钦此。遵奉旨意寄信前来。

译萨载、杨魁会奏折。臣萨载、臣杨魁谨奏：为遵旨查抄陶易任所财物，恭敬地上折回复奏报。臣等私下接到大学士公阿大学士的字寄，内称：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奉皇上谕旨，陶易身任布政使，在逆犯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中编造逆词，接到东台县的详细报告后，却没有立即禀报督抚上奏办理，等等。钦此，寄信前来。当时臣萨载正在查讯高朴家人李福等到南方贩卖玉器一案，便将审办缘由及起程日期恭敬具折奏报。臣杨魁于十月初一日从苏州起程，臣等都在初四日抵达江宁。臣等先前奉谕，令将陶易解送京城候审，已经秘密札令司、道等官，督率府县选派妥员，将其任所的财物严密防范，不许私自搬运，并禁止闲杂人等出入。如今臣等到达江宁之日，立即会同布政使孔传炣、驿道栋文、署江宁府知府袁鉴等，亲自到陶易家属的寓所，将所有箱笼物件逐一查抄。共抄出金器、金饰、金锭九十五两有余，银二千三百五十八两有余，大小玉器一百八十五件，旧铜器二十五件，旧磁器四十件。其余绸缎、皮料、蟒袍、绒锦、羽毛、哆啰呢以及新旧衣服、首饰，还有朝珠、帽纬、书籍字画、铜锡器皿、木器家具和零星杂物，也都逐一查点、封存。臣等认为陶易长期担任外官，所得的廉俸已经很多，如今抄出的现银只有二千多两，恐怕还有隐藏寄存之处，于是将其家属等人分别隔离审讯。据陶易的孙子陶象爵、陶象内供称：本年九月间，他们的叔父陶曾恒回山东原籍，带走棕箱两只，里面约有银二千多两。他们的父亲陶曾履跟随祖父陶易进京，带有衣箱四只、盘费银四百两；并称祖父陶易进京时自知有罪，将银五千两交给父亲陶曾履，托平素认识的桐城县人吴应祥，在京城孝顺胡同戴姓缎行会合银两，以备将来呈请赎罪之用。吴应祥已经起程赴北，现在可以讯问他的儿子吴俊。于是提讯吴俊，据他供称：他的父亲吴应祥原先在京城海淀地方开盐店，店中需要银两周转，经常到王吉全缎行兑取银两。本年九月间，他父亲吴应祥赴北方，托王吉全会兑银两。共六千两。恰有陶藩司的儿子陶曾履，长期在京城捐官，与他的父亲相识，将五千两银子托给他的父亲，在京城会兑，以备陶藩司赎罪使用。他的父亲便把自己的银两和陶曾履的银两一并交给王吉全兑收，立下会票六张。他父亲带着银两进京，等等。再次审讯王吉全，供词也相同。臣等又加以追问，据陶象爵等人坚持供称，吴应祥处会兑的款项确实只有五千两，并称江宁地方向来没有亲戚。陶易于九月二十五日解送进京，家属于二十六日迁入公寓。当天有地方文武官员督率搬运，当时还不知道要查抄的事实，不存在隐藏寄存的弊情。又将住在寓所的亲族、家人等逐一严加追问，供词都没有不同。查陶曾恒带走棕箱两只，内有银二千多两，臣等已经紧急发咨山东巡抚，责令追查，归入原籍查封案办理。陶曾履随父进京带走衣箱四只、盘费银四百两，也已紧急发咨山东、直隶两省，沿途查抄。至于王吉全的六张会票，共计银一万一千两，不知是否都是陶曾履会兑的款项，还是陶曾履实际只有五千两？如今吴应祥已经带着会票赴京，会兑银两的陶曾履也已经进京，没有凭据可以查讯。臣等现已紧急发咨顺天府尹，查提吴应祥等人审讯明确，就近追缴，正在办理之中。据署理扬州府事务的淮安府通判奎光禀称：本年七月间，卑职随同陶参司勘察灾情时，陶参司说有玉器八件尚未装潢，托卑职寻找工匠制作。后来因勘灾事务繁忙，又负责监押截留江西漕米，并被派往东台县查抄徐食田等人的家产，没有来得及代办。如今十月初八日回到任所，听说陶参司任所的财物奉旨查抄，理应据实禀报缴出，等等。臣等担心除此之外还有寄交的物件被中途隐匿，又当面加以审问；他供称，除了前述玉器外，确实没有另外寄存的物件，绝不敢稍有隐匿以自取罪责，而且陶参司已经解送进京，可以查问，等等。臣等随即验明玉器，一并登记造册解送，并通查各属有没有陶易寄存的物件，另行核办。此外，奎光身为属员，竟敢接受上司的玉器代为装潢，实在非常不合规矩；不能因为他已经禀报缴出就稍加宽免，因此一并附带参奏，请旨将奎光交给有关部门严加议处。所有抄出的陶易任所财物杂物，都造具详细清册；应当解送京城的各件，分别派员解送内务府、崇文门查收。旧的、破损的衣服和粗重物件，应当在外地变价处理的，目前正在督促布政使、道、府等官核实估价后变卖解送。臣等谨慎缮写奏折，由驿站奏报回复，并先开列清单恭呈皇上御览。恳请皇上明察。另，臣杨魁立即回苏州办事；臣萨载因为新任布政使，正在接收交代，一切仓库钱粮都应盘查后结报，并且还须考核各营官弁，等这些事务办理完毕，即顺道勘察沿河工程，回清江办事，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谨将查封陶易任所、应当恭敬缴出的各件，以及解送京城和在外地估价变卖的各项物件，开列清单，恭呈皇上御览。现开列如下。朱批奏折十七件，诰命六轴。以上各件现在都恭敬地封固，派员带送内阁查收。

译应当解送内务府的各件，开列如下。金锭、金器、金饰共重市平九十五两；三钱市平纹银一千七百四十七两；八钱市平色银六百十一两；制钱四千七百三十文；折合银四两七钱三分。银器、银饰计重市平一百一两。大小玉器共一百九十三件，嵌玉挂屏六扇。大小铜器共二十五件，大小磁器共四十件。貂皮统两件，青狐统一件，貂皮二十三张，元狐一张，貂帽沿九副，貂皮枚子一副。绸、缎、纱、绫共七百十二匹，杂色纱缎绸绫袍褂等料共三十六件，羽毛、哔叽、哆啰呢、绒锦共四十七件。应当解送崇文门的各件，开列如下。珊瑚、蜜蜡、水晶、玛瑙帽顶、朝珠等器物共二十二件；人参四钱；字画册页二十七件；织绣蟒袍二十四件；补子五十副；粗细茧绸袍料五十件；大小帽纬共六十五匣；皮衣共四十五件；绸缎棉夹单衣一百七十四件；灰鼠皮统两件；羊皮统七件；银鼠皮八张；香器、扇子、荷包等物共三百七十件；砚台、墨共十九件。应当留在外地估价变卖的各件，开列如下。书籍一百十六部，时人字画三十五件，象牙香石朝珠三十四挂，笔墨纸等以及石刻图书七百四十六件，旧的、蛀损的皮衣五十八件，破旧绸缎绢布棉夹衣服一千十百七十件，旧的、蛀损的缎布椅垫毡毯等物二百六十三件，铜锡器共八百十二斤，明角纱灯四十二盏，破损玻璃大小挂屏十七件，旧香料、绣补、荷包、帕子、扇子等物共七百五十五件，布匹、手巾以及零碎剪片共九百七十八件，杂色绸绫零碎剪片共六百六十二件，铜铁锁、剪、梳、篦等器物共七百七十二件，日用碗盏共八百四十三件，竹木粗重家具以及零星杂物共一千三十六件，仆婢七名。以上各件应当在外地变价处理，之后再解送内务府查收。现在命地方官确实估价，另造详细清册送有关部门查核。萨载、杨魁会奏折。臣萨载、臣杨魁谨奏：为参奏有关人员一事。查一切悖逆书籍，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恭奉皇上谕旨，命令切实查缴。凡督抚、司、道、府、州、县以及教职各官，都应加紧搜查干净，使犬吠狼嗥之类的悖逆言论连根绝灭，才算真心任事。可是查办数年，仍有逆犯徐述夔的悖逆诗词任其流传。臣等身任封疆大吏，不能督率所属官员提前查缴，罪责无法逃脱。先前已经缮折奏明，请旨从重治罪。江宁布政使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昆、东台县知县凃跃龙，已经另折参奏，革职解京严审，不必在此重复参奏。其余应当参奏的历任布政使：升任江宁布政使闵鹗元，署理布政使事务的常镇通道孙栝；按察使：升任江苏按察使胡季堂，前任按察使龙承祖，前署按察使增福、苏凌阿，现任按察使、今升江宁布政使孔传炣；所属巡道：现任淮扬道松龄；知府：前署扬州府事务的淮安府军捕通判奎光；东台县：前任被参革职知县王玉成、前署东台县事务的试用知县胡沛苍。教职人员：前任东台县、已经病故的训导李应显，前署训导陈森，现任训导王廷范。现一并参奏，请旨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臣等谨共同缮写奏折具奏，并将各员在任日期另行缮写清单，恭呈皇上御览。恳请皇上明察，命有关部门审议施行。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着有关部门议奏。钦此。

译萨载、杨魁会奏折。臣萨载、臣杨魁跪奏：为参奏有关人员一事。查一切悖逆书籍，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恭奉皇上谕旨，命令切实查缴。凡督抚、司、道、府、州、县以及教职各官，都应加紧搜查书籍。不但已经刊刻的书籍应当逐一收集；就是尚未刊刻、只是抄写成篇的逆词，也应出示晓谕，秘密访查、严密查办，使悖逆言论连根除尽，才算没有辜负职守。可是查缴数年，仍有逆犯殷宝山抄写成篇的《记梦逆词》，列入《岫亭诗草》，竟然毫无察觉，直到该犯亲自到金坛学政考棚投递自称刍荛之献的文字，学政刘墉才命丹阳县知县麻廷璨到该犯在泰兴县朱嘉琳家设馆的书馆中搜出。臣等不能督率所属官员及早查缴，罪责无法逃脱。先前已经缮折奏明，请旨从重治罪。江宁布政使陶易、调任镇江府的谢启昆，已因徐述夔逆诗一案另折参奏，革职解京严审，不必在此重复参奏。另查逆犯殷宝山，先前据按察使孔传炣录取供词禀报，该犯的《岫亭诗草》一直存放在家中，于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初六日带到泰兴县朱嘉琳家书馆中，收藏在箱笼内，从未带到其他地方。后来丹阳县在书馆中搜出。因此，本案书籍先是丹徒县失察在前，泰兴县又疏漏在后，两地官员都应一并参奏处置。应当参奏的布政使：现任苏州布政使增福；按察使：升任江苏按察使胡季堂、前任按察使龙承祖；所属巡道：前任常镇通道袁鉴、现任常镇通道孙括；知府：调任镇江府知府章攀桂、前任丁忧知府五德、前署知府事务的镇江府理事同知额尔卿；丹徒县：前任知县徐天球、前署县事务的试用知县赵秉钟；江阴县县丞吴瑍、前任被参革职知县邱鉴；丹徒县教职：现任教谕胡曰琇、现任训导孙露。自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初六日起至今年七月底止，该犯携书到泰兴书馆期间，应当参奏的布政使：升任江宁布政使闵鹗元、前署布政使事务的常镇通道孙括；按察使：前署江苏按察使增福、苏凌阿，现任按察使、今升江宁布政使孔传炣；所属巡道：前护常镇通道事务的镇江府知府李封；知州：升任通州知州荆如棠、告病知州褚邦礼；泰兴县：调任知县陈沣、现任知县袁义壁；教职：泰兴县现任教谕沈大中、前署训导赵升东、现任训导陈麟书。现一并参奏，请旨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此外，升任镇江府知府李封、现任镇江府知府李士珠、现任丹徒县知县蔡封，虽然都是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初六日以后到任的官员，但也有失察觉，罪责同样难以推卸，合并附带参奏，听候有关部门议处。臣等谨共同缮写奏折具奏，并将各员在任日期另行缮写清单，恭呈皇上御览。恳请皇上明察，命有关部门审议施行。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着有关部门议奏。钦此。

译大学士、九卿会奏折。大学士、诚谋英勇公臣阿桂等谨奏：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一事。据江苏学政刘墉呈奏，东台县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逆诗》刻本一案。据署理两江总督萨载等查得，本年六月间，东台县监生蔡嘉树到江宁布政使衙门指控徐述夔诗词狂悖，该司却不自行查办，只发给县里粘签。于是将办理错误、怠忽职守的布政使陶易等参奏，革职审问。恭奉皇上谕旨，认为陶易面对悖逆诗文没有立即严加追究，就近禀报督臣奏办，明显有袒护、消弭罪情的情节，着革职解送京城，交大学士、九卿会同有关部门严审定拟具奏，等等。钦此。随后又据署理总督派员将本案卷宗送京检查，发现陶易批蔡嘉树呈词中有“书板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该县自当缴局，与你有什么关系”，明显是挟嫌倾陷。又在发给府里的牌文中写道：“讲论经传文章，写成歌咏篇章，若只是字句不够检点，涉及疑似，并没有悖逆的实际迹象，就应依律以所诬之罪反坐首告之人，已有明确条文。”等等。他不但不追究办理逆词，反而想把控告逆词的人反坐治罪，其乖谬荒唐，实在令人惊骇。到了十月十八日，据江苏委员、江宁府知府章攀桂等将陶易押解到京，承蒙皇上亲自加以廷审，又命臣等详细追究审讯。臣等查考，徐述夔诗中的狂悖之处很多。“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两句，不用“明当”而用“明朝”，不用“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借早晚之“朝”字读作朝代之“朝”字，悖逆之意尤其明显。陶易并不是不通文义的人，看到这些内容却不切齿痛恨，反而想把呈告的蔡嘉树反坐治罪，并斥责他挟嫌倾陷，这是什么心肠？而且廷审时据供，批词、牌文都是幕友陆琰改写的，他昏聩糊涂，根本没有看过。地方大员遇到这样的重大案件，竟然完全依靠幕友办理，自己漫不经心，已经超出情理。何况逆犯诗中“怀想胜朝”的话，也只是借此作为名目。我朝定鼎至今已经一百三十多年，百姓食用本朝的俸禄、践履本朝的土地，自高祖、曾祖以来都受到深厚仁德恩泽，与前朝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就拿前明洪武以后来说，江苏便有增派浮粮的情况。各省也有很多加派赋役、困累百姓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恩惠施及百姓。本朝列圣相继，爱护养育百姓，赈济灾荒、蠲免缓征赋税，厚重恩泽频频施行。江苏浮粮的数额，也多次裁减，以消除百姓的祸害。我皇上即位以来，普遍免除天下钱粮、漕米，已经两次、三次；偶有水灾旱灾和荒年，无不恩泽接连降下。百姓都有天良，都知道感恩歌颂，绝没有转而思念前朝的道理。这不过是贫困无聊、自己揣度毫无进步、没有能力的人，才会像普通男女自缢于沟壑；读书未成、不能实现志向的人，于是产生怨恨，肆意诋毁，又借口怀想前朝，认为万一事情败露，还可以借此树立名声。他们的内心实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徐述夔所作的逆词，就是这种情形。至于陶易受到皇上厚重恩典，从知县连续升任道员，又越级提升为布政使，应该怎样感激皇恩、谋求报答？他看见徐述夔的逆词，不仅安然不以为怪，反而想消弭罪情、宽纵犯人，以博取好名声，其中必定另有隐情，哪里能只承认自己糊涂就希望了结此事？逐层严加追究，据供称江苏省办理收缴遗书，原先在江宁设立一个总局，派几名略懂文义的属官在局中办事，各州县缴来的书籍汇集到几千部后，送到本衙门转呈总督核办。这次东台县禀送徐食田呈缴其祖父书籍时，我正逢天旱祈雨，县里的禀文和《一柱楼》等书，我确实没有看过，便由局员拟定批文发给县里加签。到了六月中，蔡嘉树到我衙门控告，我的幕友陆琰就近批发给扬州府查办，并在书办催稿时增改了倾陷反坐的话，我也没有仔细看，就画行批发了。学政刘墉参奏后，我从徐州查灾回来，检阅文稿，便对幕友说：“这件事办得大错。”他说：“曾奉过旨意，自首可以免罪；这本书是徐食田先行自行缴出的，蔡嘉树又来控告他，这样批办也不算大错。”我因为事情已经办成，后悔先前没有阅看，但已经来不及了。至于徐述夔诗中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两句，如今承蒙皇上指出，这样的悖逆言词，实在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朝仁厚恩泽深厚，皇上爱民如子，恩惠遍及四方，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徐述夔自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来，享受本朝俸禄、居处本朝土地，竟敢这样狂妄叫嚣、违法乱纪，真是连狗猪都不肯吃他的剩余之物。我只是一个贫穷的举人，承蒙皇上的天恩，从州县府道官员中越级提升为布政使。司，祖父也都获得荣耀；我与徐述夔毫无关系，竟对这样的逆诗呈告到案，却没有详细查出，立即详报督抚严行查办，反而偏袒徐述夔，批发办理，这实在是我的罪孽，竟与徐述夔没有不同，死一万次也不足以遮盖罪责，只求皇上将我按正典刑，以彰明国家法典，等等。经过反复追问，陶易只是说自己罪该万死，无可辩解。除徐述夔逆书本案各犯以及有关府县官员分别办理具奏外，局员保定纬、沈澜应等提解到案后审办；陶易的劣等幕友陆琰，待捕获后另行结案。此外，查律例载明，凡是知情而故意放纵大逆之人的，处斩，等等。如今陶易身为布政使大员，管理江宁查缴书籍总局，对于蔡嘉树控告逆诗这一重大案件，不亲自查阅并详细送报督臣奏办，只是辗转发给府县粘签，已经属于办理错误、怠忽职守。蔡嘉树已经在呈文中明确指出徐述夔的悖逆语句，陶易反而在批词和发给府里的牌文中斥责“与你有什么关系”，明显是挟嫌倾陷，极力想把控告逆词的人反坐治罪。若不是后来另行被发觉，徐述夔悖逆重罪必定会被消弭而漏网；这表明他把逆词视为寻常之事，存有徇私放纵的意图，实在罪责无法逃脱。陶易应依照故意放纵大逆之人处斩的律例，拟判斩立决，以警戒大员辜负皇恩、玩弄法律。因此共同具奏，请皇上裁定。

译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奉旨：陶易着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钦此。国泰折二。山东巡抚臣国泰跪奏：为奏报一事。臣先前接到廷寄，办理查封原任江宁布政使陶易原籍财产产业一案，已经遵照皇上谕旨，派遣妥当能干的大员前往查封，缘由恭敬具折奏报在案。现在据委员登莱青道何泽、传济南府知府吕尔昌、署理文登协副将事务的游击保伦等人禀称：查陶易居住在文登县威海卫地方。各员秘密带领得力兵役，于十月初七日黎明抵达当地，命兵役将陶易房屋四周严密看守，各员亲自进入房内，将前后门户封固。共查有住房七十四间，目前只有陶易第三子陶曾恒、第四子陶曾晋以及儿媳、家眷在原籍居住；在他们所住各房的橱柜、箱匣、上下楼房中逐一清查，发现地契二十四张，契价合计银九千八百七十余两；又有园地契两张，男女绸缎、纱、绫、皮、棉、夹、单衣服三百三十余件，布衣二百四十余件，绸缎纱料三十五匹，布六十余匹，银器首饰八十余件，铜锡器皿一千二百余斤，磁器十一桶，以及书籍、铺陈、木器、漆器等物。现清点出马、骡、驴共五头，现银六十余两，钱一万七千七百文；并审讯陶曾恒，据他供出，刚从江宁带回银一千四百两，除已经搜查出的以外，还有戚立中等人所欠银七百五十八两，以及刘瑞生的地价银六百两，都已经分别追缴、存贮。又根据契纸到各庄清查，查出瓦房四十间、草房一百三十余间，住房和庄房中存积杂粮三百六十余石，以及祖居房三间；又有零星土地四十四亩，原价银五十五两，钱一百三十八千零，并在各处墙洞、地坑中挖查，审讯仆婢等人，所有人都供称确实没有藏匿，以上情形禀报到臣。臣现在又接到江省来咨，内称据陶易的孙子陶象爵供称：他的叔父陶曾恒于九月初回原籍，带走棕箱两只，内有银二千多两；又其父陶曾履跟随陶易进京，带有衣箱四只、盘费银四百两，已发咨山东、直隶两省一并截留查抄，等等。臣查陶易已经经过山东省境，随即转咨直隶总督，命委员截留查办。至于陶曾恒在查封时既然已经在原籍，为什么现在查抄的银数比江省来咨所说的带回银两少六百两？其中不能没有隐情。趁委员等人都还在那里、清点查封物件尚未回来之时，立即命令他们将陶曾恒严加审究，查明为什么银数不相符，务必查得寄存、隐藏的确实情形，从重审理拟罪。再查陶易长期担任外官，为什么现在的财产中没有古玩、金珠等物？又担心陶曾恒九月才从江省赶回，可能早已得到消息，预先寄存、隐藏了财物，更应逐项仔细查明，以求确实。除命委员等再行查清、详细开列清单并录取供词具奏外，所有目前已经查封的陶易原籍财产产业，理应先由驿站恭敬具折奏报。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朱批：阅览。钦此。

译萨载、杨魁会奏折。臣萨载、臣杨魁谨奏：为遵旨查办、据实回复奏报，恭请圣上鉴察。臣等接到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上谕，内称据萨载等接奉谕旨，已经将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等人先后查拿，等等。臣跪读之下，仰见圣主洞察周详，没有细微之处不能照察；臣等愚昧疏漏，实在深感恐惧惭愧。随即选派江安督粮道钱金殿、常镇通道孙栝前往东台县，到徐首发、沈成濯两名犯人的家中严密查抄，将所有书籍、字迹解送苏州重新勘验，并把被命名为悖逆之处访查取得确实证据，切实迅速回复。现在据该道等人禀称：查徐首发是东台县学廪生，于乾隆三十四年考取入学，案名为徐首发。如今查抄该犯家中，发现诗幅、图章上有“徐首发”“徐首发”两个名字，又查得诗幅落款有“徐首发”之名，尤其令人惊骇。至于沈成濯，也是东台县学附生，于乾隆二十三年考取入学，案名为沈成濯。提审他的弟弟沈坦等人，他们供出原名是沈埙，后来改为沈成濯。追问什么时候改名，该犯家属等人都不能供出确切时间。但徐首发、沈成濯各有两个名字，已经有了可以凭据的事实。于是将沈坦等人解送苏州审讯追究。两名犯人家中的书籍、字迹、图章等物，全部严密查封。统计徐首发家查出五十二种，沈成濯家查出七十四种，一并解送苏州勘验办理，以上情形禀报回复前来。臣杨魁督率两司提讯沈坦等人，并调取检验图章，结果与该道等查讯情形相同。于是，一面督率局员将解到的书籍、字迹逐一查阅，其中有《陈大士文稿》四本，是吕晚村评抄本；《杜诗》三小本，有徐述夔的序；《醒泉日课文》一本，有徐述夔的跋；另有徐述夔、徐食田的诗四张、诗扇一柄、徐首发的诗三张、图章共十九方，都应销毁。而徐首发诗幅落款中又有“徐守发”之名，情节尤其可恶。现已一并封固，咨送刑部查办。其余各种书籍都是经籍诗文中平常可见的书，确实没有另外的悖逆著作。臣等查考，徐首发考名为“徐首发”，又名“徐守发”；沈成濯原名“沈埙”，他们都混用、擅自更改名字，肆意作出悖逆行为，确如圣明所洞察，显然都不是从幼年起就确定的名字。这些犯人都已经解送京城审讯追究。至于他们与逆犯校订书籍、命名悖逆的情形，一经严加审讯，必定会真相大白，全部吐露实情，以彰明国家法典。除将沈成濯家属沈琏等十二名、徐首发家属徐任氏等四名分别拘禁，并封存家产，听候办理外，臣等遵旨查办的缘由，理应恭敬具折据实由驿站回复奏报。恭请皇上明察。又查沈成濯的弟弟沈增及其儿子沈琪，据该道等人禀报，都已经随同沈成濯赴京，现在发咨刑部、顺天府尹，就近查拘审办，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萨载折。臣萨载谨慎奏报：为遵奉谕旨缉拿委员陆琰并押解进京，恭敬地写此奏折上奏。臣于本年十月二十一日接到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敏中寄来的字寄，得知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谕说：“徐述夔逆词一案，蔡嘉树在陶易处呈控徐食田藏匿其祖所作逆词，并摘出其中狂悖语句粘附单子具呈控告，陶易却没有立即具禀详报并严厉办理。”钦此。臣查明陆琰是否还在江宁，或已返回原籍，或又去了别处，都应派委员分路查缉。于是立即飞札江宁藩司孔传炣、江安粮道钱金殿、驿盐巡道栋文，命他们在江宁一带严密搜拿；又派文武官员驰往镇江一带水路，沿途侦查缉捕。另行札告会同浙江巡抚王亶望一体查办。现据委员等禀报，本月二十三日在宝应县途中盘查擒获陆琰，会同当地官员将该犯行李封存，一并押解前来。臣随即提审陆琰，据他供称：“我是浙江石门县人，由附生捐纳贡生资格，先前在江宁藩司陶易衙署内管理钱粮事务。因陶易被参劾革职并押解进京，我离开衙署后，暂住在升平桥姚三房家中数日。如今从江宁出发，准备到淮安、扬州一带寻找教书之处，船行至宝应县境内就被盘问拿住了。我所携带的行李都是随身衣服和律例等书，没有其他违禁书籍。江宁住处没有留下别的箱物，原籍石门县家中也没有不法字迹，都可以搜查。”臣随即督同山阳、清河二县，将陆琰所带箱物逐一检查，全部是该犯所穿衣服和律例书籍，没有违禁或不法字迹。江宁住处虽据供称没有留下箱物，但恐怕该犯有意隐瞒，现已命江宁司道督同该县，在原来借住的姚三房家中查明陆琰是否寄存箱物和违禁书籍，逐一检查，据实禀报，不得有丝毫隐匿，也不得滋扰民间，等复报到达后再行核办。臣现派主簿赵增千、总李长柱将陆琰严加锁押解送，命令他们谨慎防范，不得稍有疏忽；并咨行沿途文武各官派拨兵役，一体谨慎迅速护送前进，交刑部收审。现将擒获陆琰并押解进京的缘由，遵奉谕旨由驿站复奏，并将查验陆琰所带书籍开列清单，恭敬呈请御览。伏乞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已有旨了。” 钦此。陆琰书箱清单 谨将查验过的陆琰所带书籍开列清单，恭敬呈请御览。

译现开列如下：律例二套二十本，中枢政考一套十本，督捕则例一套二本，军装器械则例二套十本，通鉴揽要二套二十四本，条例共九十六本，另有未装订的二束。吏部处分则例十二本，治平类纂十四本，千家诗一本，百家姓一本，事类赋十二本，百家姓千字文音义一本，抄唐诗三本，棋谱一本，杂字通考二本，表联活句二本，西林奏稿一本，黔中奏稿二本，滇南奏稿六本，洗冤录二本，抄例四本，黔省盐务例案五本，灾赈章程一本，整饬营伍规条一本，条例目录抄本一本，律例抄本二本，黔省旧案十二本，律例二十本，补纂条例二本，集验良方八本，律例图说六本，折稿一本，命书二本。陆琰供词 陆琰供称：我是浙江石门县附贡生，六十一岁。以前一直在云南做幕友，去年五月才到江宁藩司陶易衙门做幕友。今年六月，东台县监生蔡嘉树到藩司衙门呈控，说已故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中有违禁语句。当时《一柱楼诗集》已于五月由该县呈缴到书局，书局官员禀请发回县里粘签；原来是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自首的。我因为奉旨查缴违禁书籍，原以为自首可以免罪，一时糊涂，没有仔细考虑呈文中指出的语句，就拟写了批稿，已经呈送县里。如果查明有违禁内容，应当销毁，该县自然应当查明后缴送书局，与你有什么关系？明显是挟嫌诬陷。陶易看过批稿后批示发出。我又在书办拟写的行文扬州府牌文稿中添改了‘搜罗书籍，如有违禁，都应收缴解送奏报；如果只是有字句检查不严，就将举发之人按其诬告的罪名反坐’等语，命扬州府查明；如果书籍确有违禁，应当销毁，立即解送藩司核办；倘若蔡嘉树确是挟嫌图谋陷害，也立即严加审讯，拟定意见详细报请裁夺。这些都是送给陶易标明日期、画行后才发出的。近年来江宁书局缴进的违禁书籍很多，都是遵旨解送京城销毁。我对蔡嘉树的控告呈文，因为徐食田先已自首，所以也把它当作普通缴毁书籍的事务拟写批办稿。这就是我糊涂，该死了。陆琰供词二 又问：‘先前据陶易供称，蔡嘉树告状时正值每日求雨，后来又外出勘察灾情。这份批示呈文和发往扬州府的牌文全是你主办的，你怎么还敢不据实供认？’又供称：‘今年六月初，陶易求雨、勘灾确有其事。但一向我们办理的案件都是由我们这些幕友拟写文稿，陶易看过，有的修改，有的不修改，总要陶易看过以后才发出。至于牌票文稿，也必定由陶易亲自画行，然后印发。这次蔡嘉树的呈文是我拟写批稿，和当天其他各件文书一同放在稿箱里送进去，陶易就发出了。发往扬州府的牌文稿也是我改写后送进去的，陶易没有修改，就画行发出。拟写批稿、修改文稿虽然是我办理的，但改不改原本由东家作主。如今陶易已经被皇上治罪，我哪里敢抵赖呢？’ 陆琰供词三 诘问：蔡嘉树呈文中指出“徐述夔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两句是极其悖逆的言词。你是做幕友的，难道连这样的语句也看不出来，还敢拿自首免罪的话来掩饰吗？又供称：‘我在藩司衙门做幕友，每天大小文稿至少有几百件，缴书的事务天天都有。徐述夔的诗集原本是他的孙子徐食田先行自首的，我以为即使有违禁内容，也不过属于应当销毁的书，所以没有留心细看，就拟写了批稿。至于查明违禁后核办，以及倘若是●嫌则严讯并按诬告反坐的话，确实是平行写明交扬州府查办的。’ 陆琰供词四 又问：‘徐述夔所著这样悖逆的诗集，你在蔡嘉树具呈控告以后，仍批示命令不予办理，当然是你与徐述夔家素有交往，有意替他开脱，所以才这样批示。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再不说实话，就要对你施用夹刑。’又供称：‘我是浙江人，以前一直在云南一带做幕友四十二年，回家后陶易才请我去。我与徐食田家毫无关系，现在徐食田在案，可以传来查问。况且藩司是大衙门，防范严密，从来不许幕友出门，怎么可能与徐家交往？我对这种悖逆案件不能细心办理，已经应当万死，怎么还敢不说实话呢？请求详细审察。’ 陆琰供词五 又问：‘你批了这份呈文、修改了这份牌文稿，是否曾经当面同陶易谈论过？’又供称：‘我批写的呈文、修改的牌文稿，都是和当天各种文卷一同送给陶易，并没有当面谈论。后来奉旨查办时，陶易对我提起说：“是我办错了。”我说：“你以前看文稿时，为什么不商量修改？如今也没有办法了。”陶易当时也没有再说别的话。他以前标明日期、画行发出时，有没有仔细看过？我实在不知道。’ 大学士等奏片 臣等遵旨诘问：陆琰、徐食田呈缴并自首书籍，是先听说徐食田与蔡嘉树互相控告，知道蔡嘉树要把他祖父所著《一柱楼诗》呈报控告，所以才先行自首。你做了多年幕友，难道不知道‘有人想告发而先行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的条例吗？为什么还说徐食田是自首免罪？你要替他开脱，岂不是明明想要消弭这件重案吗？据你供称，徐食田与蔡嘉树互相控告，是县里的事情，藩司并不知道。等到蔡嘉树到藩司具呈时，我当时怀疑他是有意挟嫌，心里偏向徐食田先行自首的一边，就把‘明知有人想告发而先行自首，仍应减等治罪’的条例忘记了。这是我命该死，才糊涂到如此地步，只求从重治罪，再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了。

译十月二十九日大学士等奏片 臣阿桂等谨慎奏报：接到刑部通知，据署理两江总督萨载等派出的委员，将革职训导保定纬、革职从九品沈澜分别押解，于本月二十八日申时押送到刑部，已经分别收禁，除会同审讯外，理应先行奏报。谨奏。大学士等奏片 臣等遵旨审问：谢启昆既然看出陶易的批示、牌文不妥，又删去了将原告反坐的言语，说明陶易有意偏袒徐述夔，企图消弭此案，他必定确实看出了什么，命他据实供出。谢启昆供称：我接到藩司批示的呈文，命我亲自提审此案并严加审讯；但牌文中又有‘倘若蔡嘉树挟嫌妄行指摘，企图陷害’等语，我认为事情处理得不公平，所以在转发县里的文书中删去了这些话。至于陶易批示蔡嘉树原呈时写有‘与你有什么关系’等字样，牌文中又有‘倘若挟嫌妄行指摘，企图陷害’以及‘诬告反坐’的话，自然是偏向徐述夔家的意思。但此案陶易确实没有向我提起，我也没有向陶易询问，等陶易押解到京后可以当面对质。如果他曾授意我，或者我曾向他请示过，我甘愿接受重罪。谨奏。谢启昆供词一 谢启昆供称：我于本年五月初二日任期届满，从京城领俸并引见后，回到扬州府任职。二十六日接到东台县禀报徐食田呈缴其祖父徐述夔书籍一案，禀中称：各种书籍已经解交江宁总局，并没有送到本府衙门。我批示命令再认真彻底搜查，务必搜查干净，并发牌命令查缴刻书的板片。后来总局把原书直接发回县里，叫县里签出，也没有通知知府衙门。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我接到陶易批发蔡嘉树具控一案的文书，其中有‘书本已经缴在县里，自当呈送书局，与你有什么关系？明显是挟嫌陷害，命扬州府查报’等语，也没有把原书一同发到府里。我看陶易的批示似乎不公平，所以在发往县里提取书籍、人犯和卷宗的文书中，删去了陶易所批‘挟嫌陷害’的话，现在府中卷宗可以查证。我又催办过四次，随后奉总督委派前往江宁会审丁大业叩阍一案。七月初五日回到扬州，又专门派差役提解徐食田等人。十五日东台县把人犯和卷宗解到，当时我已经先到各属勘察旱灾去了。二十二日回到衙署，才看见解来的徐述夔各种书籍，逐一查阅，发现都有违禁之处，其中《一柱楼诗》尤其悖逆不法。于是于八月初十日签发文书，把有关语句摘出并分条通报各上司核办。我又把校书的徐首发、沈成濯二人拿获。随后奉巡抚行文提解案犯，我便带着犯人到苏州会审；还没有审完，又因高邮、宝应一带洪泽湖水位上涨，巡抚命我前往查看。我所供述的前后日期，都有案卷可以查证。谢启昆供词二 又问：‘你既然看出陶易的批示、牌文不公平，把这几句话删掉了，就应该知道陶易的意图，为什么还要写出这些话？’又供称：‘我接到陶易文书时，突然看去似乎不太公平，但陶易是藩司大员，我也没有想到他会有什么缘故，只觉得转发给县里的话说得不好看，所以删去了。至于陶易既没有当面提起此案，也没有发札来，我实在不知道他的意图。’ 谢启昆供词三 又问：‘你六月间既然到过江宁审案，自然经常见到陶易，怎么可能不谈到此案？难道你没有向他请示吗？’又供称：‘我在江宁虽然常常见到陶易，但他始终没有提起过此案。我又因为没有按照他的牌文转发，不便向他提起，所以也没有请示，这确实如此。’ 谢启昆供词四 又问：‘你既然看出陶易批示、牌文有问题，就应该向各位上司通报，为什么又不据实揭发藩司？’又供称：‘我接到陶易的文书时，还没有见到书籍，我不敢就此揭发。总之，我蒙受皇上天恩任用为知府，遇到这种重大案件，只是发牌催促县里，并没有迅速审办，这就是我的罪，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

译浙江巡抚王亶望奏折 浙江巡抚臣王亶望跪奏：为遵奉谕旨查明情况后复奏。臣于十月二十三日接到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谕：“徐述夔逆词一案，蔡嘉树在陶易处呈控徐食田藏匿其祖逆词，并摘出其中狂悖语句粘单具控，陶易却没有立即具禀详报，等等。”钦此。臣当即飞传按察使国栋到衙署，恭敬抄录上谕，当面交给他，命令他立即出发，连夜赶赴石门县查拿。此时嘉兴府知府陈虞盛因公在省城，也命他一同前往，不许稍有耽搁或泄露消息。离开省城后，二十五日申时据按察使国栋回省禀报：‘二十四日寅时到达石门，率同府、县分派官员，带领兵役，将陆琰前后门路严密把守，亲自进入该犯家中搜查，查明陆琰并没有回家。审问其子陆秉钧，据他供称：父亲陆琰上年五月到江宁陶藩司衙署做幕友，我跟随父亲在衙署读书。上年十月，堂姐夫郑芳辉也到衙署挂名做事。今年九月陶藩司因事离任，父亲要另找教书之处，暂住江宁蒋家河房，叫我和郑芳辉于十月初二日起身回家，初六日到家。父亲还在江宁，并不在家，邻里和保甲都知道。”于是拘传地保、邻佑以及郑芳辉到案审问，供词没有不同。随即把陆琰家中的橱柜、箱匣仔细搜查，全部是经书、时文、日用账目，没有违禁或不法书籍、字迹。又查郑芳辉是陆琰的侄女婿，和他一同在陶易幕中做事，恐怕另有隐匿或其他情节，于是又亲自到郑芳辉家中一并严密搜查，也没有违禁或不法书籍、字迹。将各犯押解到省城后，臣亲自提审各犯，详细诘问，供词都与按察使国栋等审取的供情相同。查该犯既然留住江宁寻找教书之处，必定还没有走远。臣现已飞咨署理两江总督萨载，就近跟踪查缉并押解；也可能该犯此时已经返回原籍，在途中停留，也未可知。臣又立即飞咨江苏巡抚杨魁，分别命令沿途地方官一体截拿，并命令浙江入境处的嘉兴、秀水二县严密盘查，务必捕获押送，不使其漏网。现将遵奉谕旨查明的情况及目前办理缘由，恭敬写折由驿站奏复。伏祈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杨魁奏折 江苏巡抚臣杨魁谨慎奏报：为遵奉谕旨查明情况，据实复奏。臣接到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上谕：“沈德潜并没有为国家出力的地方，朕特意因为他留心诗学，而且怜悯他晚年才成名，不到几年便擢升为卿贰，等等。”钦此。臣查沈德潜既然为徐述夔作过传记，那么逆犯所著《一柱楼诗》等刻本，他家中应当有所收藏。臣立即恭敬遵奉圣训，亲自到他家中，将沈德潜收藏的一切书籍全部搜出，督同两司和书局官员等逐部仔细检查，确实没有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等刻本，也没有代徐述夔所作的传文留在家中。提审他的孙子沈维燕等人，他们坚持供称没有隐匿情事。只是搜出的各种书籍中，除通常可以见到的经籍诗文外，查出顾炎武《亭林集》八本、邢昉《石臼集》六本，这两种是本省已经缴过的违禁书；又有唐时升《三易集》六本、侯方域《壮悔堂集》四本，这两种是江西、云南等省通行查缴的违禁书。当即发交书局保存，另行汇折奏报，解送京城销毁。还有程嘉燧所著《偈庵集》二本，书中查有违禁字句，是尚未缴过的书。臣谨慎地将其粘签呈请御览，同时通知所属，并通咨各省一体收缴干净。对于收藏禁书而未据实查缴的沈维燕等人，现已命按例究拟办理。沈德潜的嗣子沈种松有十四个儿子，除长子沈维熙已经去世外，二子沈维燕、三子沈维然都十九岁，现在读书应试，尚未考取功名；四子沈维焘十六岁，现在在布铺学习经营；五子沈维杰、六子沈维喣、七子沈维鱼、八子沈维点都十四岁，现在都在读书，尚未通过考试；九子沈维默十二岁；十子沈维照十一岁；十一子沈维焄十一岁；其余三子沈维罴、沈维蒸、沈维熟都九岁，现在都在诵读学习经书。已经去世的沈维熙没有子嗣。理应遵奉谕旨详细查明，据实恭敬写折奏复，伏乞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译萨载奏折 臣萨载谨慎奏报：为遵奉谕旨据实复奏。臣接到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的字寄，内称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先前据陶易供出蔡嘉树控告徐述夔逆词一案，等等。钦此。臣查本年九月二十日钦奉谕旨，命将被参革职的江宁藩司陶易等人派员押解进京审讯。臣认为陶易办理徐述夔逆书一案错谬、怠慢、玩忽职守，情节和罪责重大，必须预先防范其任所的财物器物。恰逢升任按察司的孔传炣因押解徐食田等犯正在浦口，臣先当面嘱咐他赶赴江宁妥善查办。又于二十一日飞札司道，督率府县派出妥当官员，谨慎秘密地防范陶易任所的财物以及家属随从。当时还不知道陶易幕中有陆琰这个人，也没有嘱咐司道将他圈禁。后来臣奉命查抄陶易任所财物，于十月初四日到达江宁，而江宁府知府章攀桂已经先于九月二十五日押解陶易从浦口一带进京。该府或许因为臣在委派押解陶易时，曾有密札嘱咐司道督率知府严密防范陶易任所财物、家属，所以才有圈禁陆琰的奏报。现在奉谕旨垂询，理应据实奏复，不敢有丝毫掩饰。至于陆琰这个案犯本应在实应地方捕获的原因，是因为臣此前在江宁查抄完毕，听说陶易的幕友以及陆琰还在江宁，曾于十月十二日傍晚叫来询问，才知道徐述夔书案正是由他经手办理；他还说自己目前闲居，正在另找教书之处。臣因拟写批稿的书局官员保定纬等已经奉旨押解进京，恐怕陆琰没有需要审讯的地方，不能任由他远走，便想让他到浦口就近拘留，以备提审，当即假称要替他推荐教书之处，嘱咐他随后起身来淮扬。陆琰信以为真，也答应了。臣于十三日起身返回浦口，二十一日钦奉上谕，命令缉拿陆琰并解送京城。臣于是立即一面飞札江宁司道查拿，一面派委员和官兵沿途迎候探查，于二十三日在宝应县途中将他捕获。臣因事情细碎，所以在前一次奏折中不敢详细说明，冒昧惊扰圣听。这就是臣办理此事的实际情形，谨一并据实恭敬写折由驿站奏闻。至于江宁府知府章攀桂，平日任官办事还算勤勉能干，也一并陈明。伏乞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山西巡抚巴延三奏折 山西巡抚臣觉罗巴延三跪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份是举人，而且从他的高祖、曾祖以来，一直在本朝享受俸禄、践履本朝土地，深受皇恩涵养，竟敢在所作《一柱楼诗》等书中任意诋毁讥讽，狂妄悖逆，等等。钦此。臣遵旨将谕旨寄送各地，并接到发下的各书清单。臣想到徐述夔创作悖逆诗作，他的儿子徐怀祖又擅自刊刻，实在是反复传播，天下臣民都不能不深感愤恨。这种悖逆诗集，怎么能容许哪怕一个字流传，以至于危害人心风俗？臣跪读圣训后，立即率同两司通令各属州县及教职等官，凡是藏书读书之家和书商店铺，都务必普遍晓谕，切实访查并认真搜检；如果有逆犯《一柱楼诗集》等各种刷印本以及翻刻的雕版，全部搜缴，不得稍有隐藏，务必彻底清除。倘若地方官不认真严查，以致仍有遗留，一经另外查获，就立即严厉参劾。等到查缴到后，另行解送京城销毁。理应恭敬写折复奏，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译阿桂等奏折 大学士诚谋英勇公臣阿桂等谨慎奏报：为遵奉谕旨严加审讯、拟定罪名，具折奏报。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奉上谕：萨载等参奏查办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请求将东台县知县凃跃龙、藩司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昆革职审讯追究等语。徐述夔身为举人，竟敢编造诗词，肆意狂悖，实在罪大恶极；虽然已经受到阴间诛罚，也应当依律严惩，以彰明国法。他的孙子徐食田长期藏匿祖父的逆词，而且有贿赂县书、捏造控告并自称首告的情节，其罪不只是大逆缘坐。昨天已经传谕将徐食田解送京城审讯；凃跃龙接到拟写的呈控逆词，不立即通报上司并严加追究，又不查明究竟是自首，还是被人呈控，应当分别究办。陶易接到县里禀报悖逆诗文，却不立即严加追究，也不就近禀报督臣奏请办理，都是违背情理之外，明显有袒护、企图消弭案件的情节。知府谢启昆接到藩司批示，也不立即通报上司审究，其罪同样不可逃脱。陶易、谢启昆、凃跃龙都著革职，命该督等派妥员分别押解来京，交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严加审讯，拟定罪名后具奏。钦此。据署理两江总督萨载等，将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徐食书，以及校书徐首发、沈成濯，原告蔡嘉树，书吏金长五、倪锦革职；知县凃跃龙、知府谢启昆、藩司陶易，以及批驳蔡嘉树呈文的藩司幕友陆琰，先后由委员押解到京。除陶易一犯已经蒙皇上亲自审讯，臣等遵旨诘问，先依律拟斩奏结，后来在监禁中死亡外，其余各犯和证人，臣等随时逐一分别严审，都已经录取供词，陆续恭呈御览在案。现在又将全案人犯共同研究，详细对质。已故逆犯徐述夔是江苏东台县戊午科举人，著有《一柱楼诗》六卷、《小题诗》一卷、《和陶诗》一卷、《学庸讲义》一卷、《蘧卷堂杂著》一卷、《想贻琐笔》二卷、《论语摘要》二卷。他的《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两句，明显是悖逆言词。其余如‘莫教流下土’、‘久矣混莸熏’、‘蛰龙竟谁从’、‘重明敢谓天无意’、‘市朝虽乱山林治’、‘江北久无干净土’、‘陪髩非今制’、‘无为诩独清’、‘不知警跸清尘日’等句，可能还有什么情形？‘触属车乾坤何处？可为家？’、‘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等句，荒诞狂妄，像狂犬一样吠叫，无法一一列举。他又把校阅过的门人徐首发、沈成濯列名在书中，暗含诋毁讥讽之意。该犯死后，他的儿子徐怀祖于乾隆二十八年将《一柱楼诗》《和陶诗》以及《学庸讲义》四种刊刻出版；《蘧卷堂杂著》等三种抄存在家中，因此各处有许多已经刻印的书。徐怀祖先前买下同县蔡嘉树堂弟蔡耘的数顷田地，契约价格为银二千四百两。等徐怀祖去世后，蔡嘉树因为田地中埋有其祖父的坟墓，想在四十二年冬季用银九百六十两赎回，向徐怀祖的儿子徐食田说明此事，徐食田不答应，于是发生互相控告。当时该县已经遵旨张贴告示查缴违禁书籍。本年四月初，徐食田听说蔡嘉树因为他不答应赎地，想把徐述夔祖父刊刻书籍中的违禁内容告发，于是初六日将已经刻印的各书及刻板在县里呈缴。该县凃跃龙当即批示等待阅看。到了初九日，蔡嘉树也把《一柱楼诗》等书以及沈德潜所作的《徐述夔传》在县里呈首，呈文中声称恐怕有违禁内容，但没有摘出具体语句。该县见传记中说《一柱楼诗》已经付梓，并列有徐述夔所著而尚未刊刻的书名，而徐食田缴交的已刻书籍还不齐全，于是十一日出票点名传唤徐食田缴交；十六日，他又将三种未刻的抄本缴到县里，批示等待解送书局。二十一日，该县将蔡嘉树与徐食田争告赎田一案判令徐食田拨给蔡嘉树墓田十亩，事情就此结案。该县随即前往盐城县协办缉拿盐枭，五月间回到衙署。其幕友查出书中有引用吕留良的言语及其他违禁字句，该县于是将前情具禀江宁书局，并将各书呈送该局。书局委员保定纬等因书局惯例规定，凡违禁书籍未经粘签的，就把原书发回原缴书的人加签后再送书局；徐食田呈缴的徐述夔书籍查明尚未粘签，于是依例禀请藩司把书发回县里粘签。蔡嘉树在控告田案结案后，向书办金长五询问徐食田缴书时的批语，金长五便把十六日续缴书籍的批语抄给蔡嘉树。因为金长五抄给批语的日期是在蔡嘉树呈告徐述夔书籍之后，蔡嘉树怀疑徐食田贿赂书办，把告发改成自首，于是又摘出书中‘明朝期振翮’等句，到藩司衙门具呈控告。当时，县里解送书局的书籍，因书局委员禀请发回县里粘签，陶易的幕友陆琰便在呈文中拟写批语：‘书板已经呈到县里，如果有违禁内容，就应当销毁；该县自然应当缴送书局，与你有什么关系？明显是挟嫌陷害。’又在牌文中改入‘收罗违禁书籍，如果只有字句检查不严，就将举首之人按其所诬之罪反坐’等话，送给陶易阅看。陶易标明日期、画行后，命令发给扬州府谢启昆，提取案犯和卷宗查审。扬州府谢启昆接到批词和牌文，看见其中有‘与你有什么关系，明显是挟嫌陷害’等句，认为事情处理得不公平，于是在发往县里提取案犯、卷宗、书籍的文书中删去了这几句话。该县于七月中旬将人犯、卷宗及徐述夔书籍解送扬州府。谢启昆于二十二日勘灾公事回来，检阅书籍，发现其中悖逆语句很多，于是亲自逐一签出，并拘获校书徐首发、沈成濯二人。审讯期间，江苏学政刘墉奏请并奉到谕旨查办，署理督臣萨载、巡抚杨魁行文查明此案原委。谢启昆随即将签出的书中违禁语句摘出，于八月初十日通报各上司。

译同时亲自押解人犯和卷宗前往苏州，督臣、抚臣遵旨将全案人犯先后解送京城，审明了上述情况。臣等认为，徐述夔身列贤书，生逢盛世，竟敢编造狂悖诗句，任意诋毁讥讽，实在是罪大恶极，神人共同愤恨。凡属臣民看见他的书，没有不咬牙痛恨的。可是藩司陶易在蔡嘉树呈文控告时，不立即严加查办，反而想偏袒徐食田，消弭这件重案；他的幕友陆琰既然看见蔡嘉树呈文中指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悖逆语句，却竟敢用‘与你有什么关系，明显是挟嫌陷害’的话驳回其呈文，并且在牌文稿中改入‘将举首之人按所诬之罪反坐’等语，颠倒是非；对于明知有人想告发而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的条例，竟然置之不理，实在属于有意偏袒徇私。该县凃跃龙、该府谢启昆也都没有立即禀报，均属于办理迟延。徐食田呈缴书籍，是因为听说蔡嘉树要告发，才行自首；蔡嘉树向县书金长五抄录批语时，金长五又只抄给后一次缴书的批语。因此，蔡嘉树呈给藩司的控词中所说徐食田贿赂书办、把告发改成自首，其中也有颠倒日期先后的弊端。至于校书人徐首发、沈成濯二人名字的含义，完全没有正常道理；四字连在一起，就是暗中讥刺本朝剃发制度。他们结党狂叫，更加令人痛恨。因此又分别对各犯逐一加以追问。据徐首发供称：我出生时头发长，乳名叫发儿。九岁时跟随徐述夔读书，徐述夔给我取名首发，并告诉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所以我的字叫受之。我曾听徐述夔说，本朝剃头不如明朝不剃头好看；他还自称，如果处在明朝，他的学问可以和唐荆川、董思白相当。我如今已经看不出这些情况了，因为我只跟他读了两年书，后来就另行拜师，并改名首发，参加考试入学，现在学册可以查证。据沈成濯供称：我小时候跟随徐述夔读书，是他给我取名；我还听见徐述夔说过，明朝人有头发，如今剃了头就是光秃秃的意思。又据各人供词，校书人的名字是徐述夔故意取的，徐怀祖刻书时又自行把这些名字列入书中。由此可见，徐述夔父子的悖逆事实，平时就已经流露出来，显然可见。至于蔡嘉树控告徐食田贿赂县书、把告发改成自首一节，据书办金长五供称：徐食田确实是在四月初六、十六两次缴书，第一次缴书的批语已经张贴在署衙前的照墙上，众人都看见了。后来蔡嘉树把这件事向他抄录批示，所以只把后一次的批语抄送过来，确实没有受贿后倒填、改写日期的事情。审问蔡嘉树，他也说只是心里怀疑，并没有行贿的凭据，不敢坚持己见之类的话。由此可见，徐食田呈缴书籍，确实是听到告发消息后自首，并不是改作告发人为首，这一点也没有疑问。至于幕友陆琰拟写批词、改稿时颠倒是非的地方，据供述，徐述夔所著书籍，确实是因为他的孙子徐食田先行首缴，而蔡嘉树后来才呈控，所以一时糊涂，驳斥了蔡嘉树的呈词，又改写牌稿送给陶易阅看后发布。他平素与徐食田并不认识，确实不敢说是有意销匿。只是因为缴书之事每天都有，竟把这些书也看作应当缴销的普通书籍，没有仔细查办，实在罪责难逃。至于徐食田与蔡嘉树在县衙结讼，司署无从知道；只是蔡嘉树在司署具呈时，已经是在徐食田缴书之后，因而怀疑他是有意挟怨，便偏向徐食田自首一方，没有想到知情人本来想告发而自首，依法只应减罪。这就是我该死的地方，只求从重治罪等语。又据凃跃龙供称，自从发布收缴违碍书籍的告示后，东台一县共缴过七八十种，都是汇送省局查核。因此徐食田和蔡嘉树最初缴书时，原本没有仔细看；等到从盐城协办盐枭案件回来，幕友看出徐述夔书中引用了吕留良被销毁的书籍以及违碍语句，便立即据实向书局禀报，实在没有其他缘故。谢启昆供称，七月二十三日勘灾回到衙署后，检查徐述夔书中的违碍语句很多，因为事情关系重大，不敢交给别人办理，便亲自逐句细看，逐一贴签，直到八月初十日才禀报上司，迟延怠慢的罪责实在无法推辞。现据陕甘总督将逆犯徐述夔为陶诗作跋的毛澄，即黄斌，于十一月十九日逮捕押解到部。臣等随即审讯，毛澄即黄斌供称：我本姓黄，是浙江湖州归安县学的廪生，乾隆四十二年在甘肃投充迪化州户民，捐纳取得监生资格，乡试考中第二名举人。至于我在徐述夔和陶诗中作跋，是乾隆二十八年的事，因为那年我在拼茶场盐大使已故姚德璘家坐馆，是姚德璘转托我替徐述夔作的。当时我因为要动身回家，只把他的诗卷翻看了一两页，没有看完；诗中究竟有何悖逆之处，我确实没有看出来，而且我从未认识徐述夔。至于他的《一柱楼诗》，我确实没有见过等语。对这些供词反复追问，三方当面对质，众人都发誓供述不变，看起来没有逃避掩饰。

译查律文规定：犯大逆罪的凌迟处死；正犯的子孙、兄弟，以及兄弟的儿子年满十六岁以上的都斩首，十五岁以下的，以及妻妾、姊妹、儿子的妻妾，都交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没收入官；知情而藏匿的人斩首，等等。本案中，已死的徐述夔身为本朝举人，编造诗集、讲义等书，竟敢把逆犯吕留良已经被销毁的邪说作为立论根源，已经属于悖逆违法。至于他的《一柱楼诗》中，悖逆狂妄的谬论不胜枚举，甚至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句子，借“朝夕”的“朝”作朝代的“朝”，而且不用“到”字，使用“去清都”，明显寓有想要复兴明朝的意思，大逆不道到了极点。他的儿子徐怀祖承袭这种恶逆，竟把父亲所著的逆书公然刊刻流传，并在篇首排列“首发成濯”这一逆名，作为校对。父子相互助成逆行，实在是天地神明和人众都共同愤恨，不能再容忍，凡有性情灵知者无不痛恨。徐述夔、徐怀祖虽然都已遭阴间诛罚，仍应按照大逆凌迟律，剉碎尸体，斩首示众，以彰明国法、快慰人心。徐食田是逆犯徐述夔的长孙，虽然严厉审讯后仍没有贿赂嘱托县书改告为首的弊情，但他把祖父的逆书藏匿不报，直到听说蔡嘉树要呈控，才到县衙呈缴，不能以自首为由减免应得的罪，应将徐食田按照大逆知情隐藏律拟判斩首立刻执行。他的弟弟徐食书是正犯的孙子，也应依照缘坐律拟判斩首立刻执行。徐首发、沈成濯都是徐述夔的学生，虽然没有跟随编造逆书，却听从他的命令取用逆名，又列名为校对。徐首发家中查出的诗帖，臣等已经详细查看，虽然没有悖逆字句，但落款仍有“首发”字样；而且二人在徐怀祖刊刻逆书时没有告发，这与同党逆犯没有区别。因此徐首发、沈成濯也都应按照大逆知情隐藏律拟判斩首立刻执行。按照法律应当缘坐的正犯徐述夔的亲属，等该督抚查明后依法办理；所有财产按律没收入官。陆琰是藩司衙门的幕友，承办批词稿件，却把这些悖逆诗词视为普通应当销毁的书籍，反而将控告逆书的呈词驳回，写入牌文，并斥责原告应当反坐。虽然据他坚决供称与徐食田没有瓜葛，事情又是陶易批定发布的，但他所拟的批呈和改写的牌稿偏重于追究原告反坐，便是有意销匿这宗重案。他的罪与陶易相等，应将陆琰按照原拟陶易故纵大逆的罪名，拟判斩首立刻执行。至于替逆犯徐述夔和陶诗作跋的毛澄，即黄斌，审讯得知是已故姚德璘托他代作；此人与徐述夔素不相识，也没有看完诗卷，至于《一柱楼诗》也根本没有见过。核查他的情节和罪责，与列名校对的徐首发等人还有区别，但他没有详细查阅和陶诗，便擅自作跋，也难以轻易宽免，应将毛澄即黄斌比照徐首发等人的斩罪办理。在此基础上减一等，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已被革职的扬州府知府谢启昆，虽然在转发给藩司的公文中删去了陶易偏袒徐食田的语句，并把悖逆诗句逐一标出，但对这起逆书重案拖延了半个多月，才把贴签的书籍禀送上去，怠慢玩忽的罪责实在无法推辞，应将谢启昆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东台县知县凃跃龙虽然办公回署后立即把书中违碍之处禀明书局，但在徐食田首次缴书时没有立即查究，实在是拖延玩忽；只革职处分，仍觉宽纵，应将凃跃龙杖打一百，徒刑三年，以示惩戒。局员保定纬，审明是按照书局旧规办理，没有阅看书籍；书籍沈澜，专门管理局内文书，并不看书。两人已经蒙受圣恩，减免罪责并恢复原职。书办金长五、倪锦，审问没有听受贿赂、嘱托改告为首的事情，均应免予议处。原告蔡嘉树所控徐食田贿赂、嘱托书吏等情，经审查已经证明是虚假的，而且他早已知道徐述夔逆词，却没有立即告发，只是因为争夺田土、挟怨告发，确如圣谕所说，并不是真正知道尊君亲上的大义。但是徐述夔的悖逆书籍，终究是由他呈控出来的，按理应免予议罪，立即减免释放。再查原任礼部侍郎、加尚书衔的沈德潜所作《徐述夔传》中，称“《一柱楼诗》已经付梓”，又称他“品行文章都可以作为法则”，可见沈德潜已经看过徐述夔所作的悖逆诗句。沈德潜以儒生身份年老时，遇到圣明君主，不到几年便升任卿贰，并没有为国家出力之处。他告老休职、居住原籍后，又蒙恩晋升品秩、加官衔，并准许领取俸禄；皇帝多次南巡，他屡次得到特殊恩典；死后又获赐谥号、立碑、入祀乡贤，荣宠更到了极点。然而他生前既为逆犯之弟徐赓武论述冤屈，又亲眼看到悖逆诗句，却不咬牙痛恨，反而替他作传吹捧扬名，这是昏昧颠倒，辜负了国家恩典。假使沈德潜现在还活着，自然应当加重惩罚；如今他已经去世，应请旨把他的官爵、加衔、谥号和所受典礼全部革除，把御赐祭葬碑文一并推倒毁掉，并将乡贤祠中的牌位撤出，以此显示严明的警戒。臣等会同审讯徐述夔逆案、分别拟定罪名的缘由，理应合词恭敬上折奏报，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到圣旨：逆犯徐述夔、徐怀祖都着照议处置尸体，即派乾清门侍卫阿弥达骑驿马前往东台县，会同该抚杨魁监视办理。至于沈德潜墓地应当推倒毁掉的祭葬碑文，也着阿弥达前往苏州，会同该抚监看磨毁碑上字迹，并把石碑移弃到别处，以昭示严明警戒。至于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徐食书，以及列名校对的徐首发、沈成濯和陶易的幕友陆琰，都着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余依议办理。钦此。

译十一月二十七日上谕。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今天大学士、九卿具奏审定拟办的逆犯徐述夔一案，已经分别降旨，规定了各犯应受的罪。至于奏称查出徐述夔的传记是沈德潜所作，请求将沈德潜以前所有官衔、谥号和典礼全部革除，把乡贤祠中的牌位一并撤出，并查明推倒毁掉所赐祭葬碑文等语，实在是他罪有应得。逆犯徐述夔身为举人，而且从高祖、曾祖以来，世代都在本朝受食毛践土之恩，受到深厚恩泽涵养，竟敢在所作《一柱楼诗》中肆意诋毁讥讽，狂妄荒诞、悖逆不法，实在是天地之间所不能容忍的。至于他诗中怀念圣朝的言语，不过是借此作为名目，不能相信是真情。即使追述前明政事，也没有什么可以使百姓留恋的地方。比如洪武开创基业，施行严刑重罚；永乐篡夺帝位，大肆株连抄杀，士民没有不含怨的。又如洪武因为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各府被张士诚坚守，迁怒百姓，加重浮粮，逐渐延续到明朝末年，征敛日益增加，累及天下，百姓多愁苦叹怨。这些都是史册记载的，有什么值得留恋、可以追怀不忘的地方呢？至于我本朝历代圣主相继，爱护养育百姓，赈济灾荒，减免或缓征赋税，厚重恩泽频繁施行；江浙浮粮的数额，也多次裁减，以消除百姓的祸害。朕登基至今四十三年，普遍免除天下钱粮三次，普遍免除漕粮二次；其他赈灾所需，动辄数百万，贫苦百姓反复得到恩惠。百姓都有天良，难道会不知道感恩戴德，反而去怀念前朝，认为前朝曾施恩于百姓吗？这只不过是一些抑郁无聊的人，自己料想仕途毫无进路，便逃避现实做出这种事，和普通男女因穷困而自缢沟壑没有区别。而那些读书却不得志的人，便假托说是在怀念前朝，以为万一事情败露，还可以希望借此留下名声；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实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哪里能藏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无知的人把这类人当作真有追怀故国的思想，反而是被他们欺骗了。至于他的儿子徐怀祖，竟敢把父亲的逆词公然刊刻，也都是罪大恶极。那么沈德潜所作传记中称徐述夔的《一柱楼编年诗》已经付梓，又说他的品行文章都可以效法，这说明沈德潜已经看过徐述夔所作悖逆不法的诗句，不但没有咬牙痛恨，反而想替他记述流传，这还能够说是稍有人心吗？他的传记中还说，徐述夔的堂弟徐赓武无辜遭受死刑，过了十七个月才洗清冤屈。于是朕命萨载等查阅原案，结果是：乾隆元年，泰州百姓缪照乘与缪又南的妻子蒋氏通奸，二人商量后勒死了蒋氏的丈夫。蒋氏因为曾被徐赓武强奸，心怀怨恨，所以到案后供出徐赓武参与谋划。后来审出实际情形，只拟用枷刑、杖刑结案。徐赓武强奸妇女，本来就是有罪之人。沈德潜反而替他论述冤屈，造成冤案的说法，身为大臣，不应如此颠倒是非。沈德潜考中进士、选入翰林时，朕因为听说他平日学问还好，格外施恩。又想到他留心诗学，而且怜惜他晚年才成名，所以不到几年便提拔为卿贰，又命他在尚书房行走。然而他自从任官以来，不过随众进退，毫无建树，丝毫没有为国家出力，这是众所周知的。等到他请求退休后，又赏给尚书衔，晋升太子太傅，并准许他在原籍领取俸禄，恩典施加得极为优厚。沈德潜本应约束自身、安分守己、谨慎自持，竟敢把悖逆看作平常，为其吹捧赞美，实在是昧着良心、辜负恩典。况且他替徐述夔作传，本来就是贪图润笔费，为自己的财囊打算；这种卑污无耻，更是玷辱士大夫。假使他本人还活着，即使不至于与徐述夔同罪，也应当重重治罪。如今他已经去世，虽然不再深究，但如果竟置之不论，使他死后仍能永远享受恩荣，那么所有居籍的朝廷士绅又将受到什么警戒呢？着依照所请，将沈德潜所有官爵、官衔、谥号和典礼全部革除，乡贤祠中的牌位也一并撤出。所赐祭葬碑文，现派阿弥达前往，会同杨魁查明后推倒毁掉，以昭示严明警戒。把这些事通谕中外，令其知悉。钦此。十一月二十七日廷寄。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致信江苏巡抚：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谕：今天大学士、九卿具奏审定拟办逆犯徐述夔等一案，已经分别降旨，将逆犯徐述夔、徐怀祖照议处置尸体，派乾清门侍卫阿弥达骑驿马前往东台县，会同该抚杨魁监视；并命他前往苏州，会同该抚监看将沈德潜墓地应当推倒毁掉的祭葬碑文磨毁字迹，并将石碑移弃到别处，以昭示严明警戒。该抚接到此旨后，应立即赶赴东台县，等阿弥达到达后，便会同依旨妥善迅速办理；并一同到苏州，将沈德潜墓碑磨毁后移弃，立即据实复奏。将此事由五百里驿站传谕杨魁知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译国泰折。山东巡抚臣国泰跪奏：为恭敬上折奏报事情。臣遵旨派员查封原任江宁布政使陶易原籍的财产、产业，已经将委员查出的田地、房屋、土地、财物、衣服等件恭敬上折奏明在案。只是查出陶易第三子陶曾恒带回的银两现在只有一千四百多两，比陶易的孙子陶象爵在江省供出的数目少了六百两，于是又命委员再次详细追问。据陶曾恒供称，其中有用作盘费的银两，以及替别人托带的银两，共四百二十四两，都已经用掉或分送并有凭据，所以现在查出的数目较少，确实没有另外隐藏。但与陶象爵所供银数合计，仍少一百七十多两，数目不相符合。臣担心另有弊情，已一面咨文江省查问，以便彻底查究。现接到江省督臣来咨，内称据审讯陶象爵供称：他叔父陶曾恒带回的银两，原本是陶曾恒自己收拾的，他并没有亲眼见到。此前承受传讯时不过是大略说的数目，确实不知道详细数额。如今陶曾恒在山东借的一千八百多两，是他亲手经管的，自然是实数；其中即使有本族亲戚托带的款项，他也不知道等语。又对托带银两的陶兰佩、戚万审讯，他们的供词也相符，因此咨文回复前来。臣查陶曾恒后来供出的四百二十四两中，除去用作盘费的二百两，剩下的是陶兰佩托带的一百两、戚万托带的三十两，以及陶易交给本族亲戚等人托带的九十四两。虽然这些钱不是案发后寄存的，但都是陶易从任所带回的，全都属于官款，应一并追缴，归入查封案内解交官府。再查陶易在外任职多年，他家中现在只有儿媳等人，而他的妻妾家眷仍在任所。臣又多次访问邻里、亲戚等人，他们都说陶易家本来贫寒，向来不是世代做官的人家；现在的田地、房产，都是陶易做官后陆续置办的。除了查封的财物之外，确实没有其他东西。事情确属实情，现将查封陶易原籍的财产、房产、衣物等件，恭敬缮写清单呈请皇上阅览，并另行编造详细册籍送部查核，分别解送京城、留在山东，听候变价办理，理应恭敬上折奏报，祈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奉朱批：览。钦此。查封陶易原籍财产、衣物清单。山东巡抚臣毕沅跪奏：现将查封原任江宁布政使陶易原籍的财产、房产、衣物等件开列清单，恭敬呈请皇上阅览。具体开列如下。一、小城庄北门外竹岛村共有田地一千四百八十五亩一分，原价合计白银九千九百一十一两五钱。一处住宅，为祖宅，位于小城庄北门外竹岛村，共有瓦房一百零八间半、草房一百五十四间。一、园地两处。一、现银一千四百二十两零五分。一、追缴出的银两二百二十四两。一、钱八千七百五十文。一、各种粮食三百六十五石。一、字帖十六宗，书籍二百五十六部。一、燕窝四匣。一、大小茶叶共十匣。一、银器、首饰，重二十二两三钱。一、银爵五个。一、珐琅银杯四个。一、满翠凤冠一顶。一、铜片凤冠两顶，带一条。一、男子、妇女及大小绸缎布匹衣服五百九十一件。一、绸缎布匹等各种料子一百零四件。一、零散绸布拆片等物，共二百六十九件；丝、棉、线十二斤。一、被褥、门帘、毡毯等物四十三件。一、新旧暖帽、凉帽共二十六顶，帽胎三个，旧纬二头。一、新旧靴、袜、鞋三十九只，绸布套袖、膝衣二十件。一、陈设用屏风、灯具、杂件和小器物五十六样。一、铺垫、帏帐、桌椅垫、旗、伞等物三十二样。一、磁器、漆器皿四十二样。一、铜器、锡器，其中大小炉二十二个、镜十一面；铜器九十二斤，锡器九百二十八斤半。一、铁器，包括锅、锨等物二十一件，废铁二百八十斤。一、木器等物八十一件。一名婢女。骡、马、牛、驴共二十一头。

译陕西巡抚毕沅折。陕西巡抚臣毕沅跪奏：为遵旨查办事，谨上折奏报。臣恭敬接到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的字寄，内称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为举人，而且从高祖、曾祖以来一直在本朝食毛践土，受到深厚恩泽涵养，竟敢在所作《一柱楼诗》等书中肆意诋毁讥讽，狂妄荒诞、悖逆不法，实在是天地之间所不能容忍的。他的儿子徐怀祖又敢把父亲的逆词公然刊刻，都属于罪大恶极。虽然父子都已经死去，现将他的孙子徐食田等锁拿押解进京，严加审讯；结案时一定要按照惯例剖开棺材、戮尸，以整肃国法。至于他的各种诗集已经刊刻很久，流传到各省的自然不少，着将所有应当销毁的书籍开列清单，传谕各督抚，留心并切实访查；如有逆犯《一柱楼诗》等书的印本，或者翻刻的书版，都着立即搜出，押解进京销毁，务必使这类犬吠狼嗥般的言论斩草除根，以端正人心、维持风俗。各督抚也应当真心实意地严查，不要只用公文敷衍塞责，以免招致罪责。将此事由四百里驿站传谕各督抚知悉。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承蒙恩典任职关中数年以来，遵旨查办各种违碍书籍，各属屡次呈缴，已经先后押解进京并具折奏明在案。臣时时加以访察，各州县办理此事还算认真。至于逆犯徐述夔身为举人，而且从高祖、曾祖以来一直在本朝食毛践土，竟然天良丧尽，肆意狂吠；他的儿子徐怀祖又敢公然刊刻，实在是天地之间所不能容忍，凡是稍有人心的，听闻此事无不愤怒。臣接到谕旨后，立即飞速传令各属，说明这类逆词更不是普通违碍书籍可比；各州县务必在所属地方的城市、乡村，凡士民家中有书者，逐一按照清单详细搜查，遇有印本及翻刻书版便呈缴，不得把谕旨当作具文，致招罪责。又担心边远偏僻村庄查检可能不真实、不彻底，便再次张贴告示详细晓谕，令其立即呈出，可以免除治罪。倘若办理人员阳奉阴违，不切实严查，一经查出，就与藏匿书籍之家一并治罪，务使这类犬吠狼嗥般的言论斩草除根，以仰副皇上端正风俗、维持教化的深意。除等待今后搜获书籍再另行具折押解进京外，所有遵旨查办的缘由，理应先行恭敬上折复奏。祈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览。钦此。贵州巡抚图思德折。贵州巡抚臣觉罗图思德跪奏：为遵旨查办，恭敬上折复奏事。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内称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为举人，竟敢在所作《一柱楼诗》中肆意诋毁讥讽，等等。钦此。臣恭敬查核，历次奉到谕旨，命令查禁各种违碍书籍；臣督同司、道，严令各属搜查访求，陆续共查获书籍六十七种，计四百八十五部，又九十九本，已经先后押解进京销毁，并均已具折奏明在案。现在奉上谕查办逆犯徐述夔所著各种书籍，臣考虑贵州地方偏僻遥远，平素很少有翻刻书籍的书版，但镇远、贵阳一带常有往来的贸易商民，实在担心有人不辨邪正，携带上述书籍。臣立即一面严厉发文给司、道、府、厅、州、县，督率教职人员，到各市场店铺、书坊以及绅士家中逐处查检，普遍搜罗；一面选派能干人员分头秘密访查，设法购买搜寻，务必把上述悖逆诗书和历次奉禁的书籍一并查获干净，不让这种犬吠狼嗥般的言论在世上留下丝毫，以仰副圣主崇尚正道、铲除邪说的深意。所有遵奉谕旨查办的缘由，臣谨先行缮写奏折复奏，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译福建巡抚黄检折。福建巡抚臣黄检谨奏：为遵旨查办，奏报此事。臣于本年十一月初七日接到闽浙总督臣杨景素的札文，内称十月二十三日接到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的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为举人，而且从高祖、曾祖以来一直在本朝食毛践土，受到深厚恩泽涵养，竟敢在所作《一柱楼诗》等书中肆意诋毁讥讽，狂妄荒诞、悖逆不法，实在是天地之间所不能容忍的。他的儿子徐怀祖又敢把父亲的逆词公然刊刻，都属于罪大恶极。虽然父子都已经死去，现将他的孙子徐食田等锁拿押解进京，严加审讯；结案时一定要按照惯例剖棺戮尸，以伸张国法。至于他的各种诗集已经刊刻很久，流传各省的自然不少，着将所有应当销毁的书籍开列清单，传谕各督抚，留心并切实访查；如有逆犯《一柱楼诗》等书的印本，或者翻刻的书版，都着立即搜出，押解进京销毁，务必使这类犬吠狼嗥般的言论斩草除根，以端正人心、维持风俗。各督抚也应当真心实意地严查，不要只用公文敷衍塞责，以免招致罪责。将此事由四百里驿站传谕各督抚知悉。钦此。遵旨寄信给督臣杨景素，杨景素照录后通知臣，并附开应当销毁的各书书目等事项。臣查逆犯徐述夔编造逆书，肆意狂吠，罪大恶极，天地之间不能容忍；凡稍有人心的，都知道痛恨。所作各种逆书，福建距离江南不远，必定有流传之处，仍应迅速严查收缴，以斩断根源。臣立即面谕藩司、臬司两司，选派干练人员分赴各属，会同地方官亲自查办，切实搜缴；按照清单所列各部逆书，无论完整书籍、残卷还是翻刻书版，一概查出，遵旨押解进京销毁，并严令各道、府、州切实督查，务必搜查清除干净，以维持风俗、端正人心。倘若各委员及各属中有人虚应故事、不实心查办，立即查明据实纠参，以惩戒怠慢玩忽。至于历次奉谕旨应当禁毁的书籍，仍命令一并严查收缴，务求没有遗漏。臣仰蒙皇上天恩简拔、任封疆大吏，只有切实用心督率各属认真查办，决不敢以具文塞责。况且像这样的逆词实在令人发指，臣有天良，又怎么忍心不查缴干净，自取罪责。所有遵旨及委派干员查办的缘由，臣谨恭敬上折奏报，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广西巡抚吴虎炳折。广西巡抚臣吴虎炳跪奏：为复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接到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的字寄，称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为举人等”，因而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并附清单传谕臣。臣立即转发给司、道，飞速命令所属切实严查，务使家喻户晓，将《一柱楼诗》等书的刷印原本及翻刻书版迅速缴出，详细请示后押解进京。臣又秘密派妥当人员到省城新旧书坊以及仕宦、读书人家中查访，没有发现上述原本和翻刻书版。等各属回复后，如果有流传这种“犬吠狼嗥”之书以及翻刻的新书版，再另行押解进京奏请销毁。臣受恩深重，对于这类狂妄荒诞、悖逆不法的书籍，每每遗憾不能事先查出，又怎敢昧尽天良，以具文塞责，自取重罪？所有接到谕旨及办理的缘由，理应恭敬上折复奏，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侍卫阿弥达等折。奴才阿弥达、奴才杨魁谨奏：为遵旨会同办理，恭敬上折复奏。臣杨魁于本年十二月初二日接到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的字寄，内称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谕：今天大学士、九卿具奏审定拟办逆犯徐述夔等一案，已经分别降旨，将逆犯徐述夔等事传谕杨魁知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杨魁随即于十二月初三日从苏州起程，奴才阿弥达恭敬奉到谕旨，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从京城起程，二人于十二月初十日一同抵达东台县地方。查逆犯徐述夔的棺柩，现在新河口焦家林地方，用砖围砌停放在空地上，前面有两进坟屋。该处距离徐述夔居住的拼茶场二十多里。徐怀祖的棺柩现在还停放在拼茶场住宅内。此前奴才杨魁已经命署东台县知县吴瑍查明情况，分别派员严加看守。现在奴才等于初十日会同先到新河口焦家林徐述夔停棺之地，拆开砖围启出棺材，仔细查验。徐述夔尸身僵硬但尚未腐化，原来戴的纬帽和所穿袍褂颜色陈旧破损，但还没有毁烂；又验明棺材上写着“戊午科举人拣选知县徐孝文赓雅之柩”等字样。当即遵旨监视办理，将徐述夔的尸体斩下首级，凌迟剉碎，抛撒在旷野，仍把首级悬挂在东台县城示众。又到拼茶场，将徐怀祖住宅内的尸棺移到野外，开棺查验。逆犯徐怀祖的尸身也没有腐化，原来戴着纬帽，所穿袍褂都没有腐烂。随即将他的尸体一律凌迟剉碎，抛撒掉，并在拼茶场地方斩首示众。查这些罪犯大逆不法，罪恶深重，实在是天地不能容忍、神人共同愤怒；因此虽然已经死去，尸身长久不化，仍然施行公开戮尸，确实足以彰明国法、警戒人心。又广泛而恳切地发布告示晓谕，使远近都知道，以昭示严明警戒。奴才等会同办理完毕后，立即赶往苏州，将沈德潜墓地应当推倒毁掉的祭葬碑文遵旨会同办理，另行复奏；其余事项理应先恭敬上折，由驿站据实迅速奏报。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译浙江巡抚王亶望折。浙江巡抚臣王亶望跪奏：为遵旨查办复奏，并查缴违碍书籍事。臣查江苏逆犯徐述夔妄作逆词，肆意狂吠，罪大恶极，天地之间不能容忍。钦奉谕旨，将所有应当缴毁的书籍开列清单传谕，切实访查；如有《一柱楼》等诗集，都着立即搜出，押解进京销毁。钦此。臣谨遵圣旨。臣立即飞速命令两司，每府派妥当干练人员分路前往，会同地方官以及先前委派收访违禁书籍的教职、佐杂人员，遍历各县，务使家喻户晓。凡有《一柱楼诗集》等书，无论印本、抄本，都严加搜查收缴，不让一张纸存留；让读书明理的人畏惧国法森严，感念圣恩宽大。果真有上述逆书，自然会呈缴出来。即使编氓士庶，也都知道利害祸福，决不敢收藏。现据候补未入流潘应梁查缴《一柱楼诗》一部送来，臣立即遇有缺出便委署，以示鼓励。又据受委查禁书籍的各员陆续查缴应毁书籍七十三种，计二百八十九部。除另行派员押解进京销毁外，理应另行缮写书目清单，恭敬呈请皇上阅览。统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广东巡抚桂林折。臣桂林谨奏：为复奏事。臣敬接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的字寄，称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为举人，而且从高祖、曾祖以来一直在本朝食毛践土，竟敢在所作《一柱楼诗》等书中狂妄荒诞、悖逆不法，着传谕各督抚查办销毁等事。钦此。寄信到臣。臣查这类逆犯，竟敢肆意诋毁讥讽，实在是天地之间所不能容忍，天下臣民也无不人人愤怒，自然应当极力查办销毁，务必斩断根源。查广东省城，向来书商到书坊后，必须把带来的书目登记在册，才开始发售。历次接到谕旨，命令查禁违碍书籍，已经下令藩司派员调取书目簿册核查；凡书名新奇、平素没有见过的书，便交给委员访查，查获的书籍都随折呈进，供皇上阅览，均已在案。现在钦奉谕旨后，立即再次严查，尚未发现有《一柱楼》等书名。但该犯逆词既已刊刻，就难保没有流传；而且也可能有不是从书坊发售、偶然带到广东的书，偏僻穷乡一时查察不周，仍难免遗漏。除严令藩司抄发清单，转令先前派出的各员再次切实搜查外，如有上述刷印书本及翻刻书版，立即呈缴押解进京销毁，并到处加以晓谕；如果有意隐匿不呈，后来被查出，罪责无法逃避。务必做到家家户户都知道，搜剔清除干净。臣仍将随时督率，不敢稍有懈怠。所有臣接到谕旨后遵办的缘由，谨恭敬上折复奏，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要认真办理，不要苟且敷衍塞责。钦此。王锡侯的字和籍贯；查此案是从军机处档案中辑录出来的。江西巡抚海成第一折。江西巡抚臣海成谨奏：为参奏之事。据新昌县详报，县民王泷南呈告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行刊刻《字贯》，与叛逆无异，请求究治其罪，并称愿与圣祖作抱告等情。审讯王泷南，他供称：王锡侯《字贯》序文中有“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明显属于悖逆。审讯王锡侯，他供称：这句话原指学者贯通文字的困难，并不是讥讽《字典》。王泷南从前因教唆诉讼被判徒刑，发配后逃回原籍，经王锡侯等人向县里首告而被捕解配，因此挟私仇恨诬告等情。案情详文送到臣这里后，臣立即调取原书，会同司道官员查阅《字贯》刻本。书序中在颂扬《字典》的话之后，果然有“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又有“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等句。臣私下思考，圣祖御纂《字典》汇集文字学的大成，是千古不变的书。后人根据文字查考典籍，本来不需要把字贯通起来使用；况且所收文字都出自经史，宁可完备而不遗漏。它按偏旁、点画分部，自然可以查一个得到一个，查十个得到十个，哪里会有遗漏的忧患？王锡侯本来没有学问，他编纂的《字贯》不过是仿照类书的体例，按照字形分别归类，与《字典》完全不同，不应拿来议论《字典》。可是他竟任意逞发臆见，反而说《字典》难以贯通，又因为《字典》收字太多，随意发表议论。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悖逆之词，却暗中含有褒贬高下之意，实在是狂妄违法。至于王泷南的告呈中擅自说愿意替圣祖作抱告，也属于轻慢亵渎、不敬之举，都不能姑息。现请下旨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以便审讯定罪后具奏。王锡侯原刻《字贯》一部，共四十本，现粘贴签条恭呈御览。为此缮写奏折参奏，恭请皇上圣明裁鉴。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交大学士、九卿议奏。钦此。

译十月二十一日廷寄。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传寄给江西巡抚海成及各省督抚：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海成奏报，据新昌县民王泷南呈告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违法，请求革去举人功名以便审讯定罪等情的一折。朕起初阅看时，以为不过是寻常的狂妄荒诞之徒，妄自著书立说，自然有他应得的罪，已经批令大学士、九卿议奏了。等到阅看送到的书，发现第一本序文后的凡例中，竟有一篇把圣祖、世宗的庙讳以及朕御名中的字样全都列出，实在令人发指。这确实是大逆不法，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罪无可赦，应该按照大逆律审讯定罪，以申明国法、快慰人心。可是海成只请求革去举人功名后审讯定罪，实在大错特错，这是什么话？海成既然办理此案，难道会有原书竟没有看过，只凭庸陋幕友随意贴签，自己却不亲自查阅的道理吗？何况这篇文字在书前第十页，打开书就能看见，海成难道是双眼无珠，茫然没有看见吗？还是看见了却毫不觉得异常，漠然视之吗？所谓人臣尊敬君上、敬重皇上的心在哪里？对于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诛杀的道义，又在哪里？国家选任督抚，优厚供给养廉俸禄，难道只是让他们养尊处优，把一切事务都交给劣等幕友，连这样的重大案件也漫不经心地对待吗？朝廷又怎能任用这些尸位素餐、贪恋俸禄的人呢？海成实在是天良丧尽，辜负了朕委任他的恩德，着传旨严厉申斥。至于王锡侯身为举人，竟敢如此狂妄悖逆，必定是长期困顿潦倒，心中积满牢骚，所以流露在笔墨之间。他平时所作的诗文，还不知道会有怎样的讥讪诽谤。这种悖逆之徒，是天地所不能容的，所以才让他自己暴露出来。对此不可不彻底严查，将他的罪行一并查明、公开定罪。着海成立即亲自赶往该犯家中，详细搜查，把所有不法书籍和文字即刻封存，进呈御览。如果再不详细查办，或者有所隐瞒掩饰，就是大逆同党了。另行选派妥当能干的大员，把该犯王锡侯迅速锁押解送京城，交刑部严加审讯治罪，务必在十一月内解到。其家属中应当连坐治罪的人，也着查明后由委员分批解送京城，并责令这些委员沿途小心押解，防止途中发生疏漏，以致他自杀或逃脱等事；恐怕海成将承担不起这个罪责。至于书中列出的所有参阅者姓氏，他们本来就是出资、帮助镌刻的人，可以一概免于深究。朕对各种事情不愿做得过分，这也是其中一个方面。至于所有书版以及已经刷印成册的书，都着查明后解送京城销毁。又恐怕此书已经流传到各省，着各督抚留心访查。如果有此书的印刷本或翻刻版片，都着立即解送京城销毁。将此谕令以六百里驿传给海成，并在各督抚进京奏事时传谕令他们知晓。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译大学士、九卿议奏折。大学士诚谋英勇公臣阿桂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之事。据江西巡抚海成参奏，新昌县民王泷南呈告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狂妄悖逆、违法不法，请求革去举人功名并审讯的一折。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大学士、九卿议奏。钦此，谨敬遵行。臣等会同议定：江西巡抚海成奏称，据新昌县详报，县民王泷南呈告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与叛逆无异，请求究治其罪等情。审讯王泷南，他供称，王锡侯《字贯》序文中有“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明显属于悖逆。审讯王锡侯，他供称，原指学者贯通文字的困难，并非讥讽《字典》。王泷南从前因教唆诉讼被判徒刑，发配后逃回原籍，经王锡侯等向县里首告而被捕解配，因此挟仇诬告等情。案情详文送到臣这里后，立即调取原书，会同司道查阅《字贯》刻本。其序文在颂扬《字典》的话之后，果然有“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又有“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等句。臣等私下思考，圣祖御纂《字典》汇集文字学的大成，是千古不变的书。后人根据文字查考典籍，本来不需要将文字贯通使用；况且所收文字都取自经史，宁可完备而不遗漏。它按偏旁、点画分部，自然可以查一个得到一个，查十个得到十个，哪里会有遗漏的忧患？王锡侯本来没有学问，他编纂的《字贯》不过是仿照类书体例，按照字形分别归类，与《字典》完全不同，不应拿来议论《字典》。可是他竟任意逞发臆见，反而说《字典》难以贯通，又因为《字典》收字太多，随意发表议论。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悖逆之词，却暗中含有褒贬高下之意，实在狂妄违法。至于王泷南告呈中擅自说愿意替圣祖作抱告，也属于轻慢亵渎、不敬之举，都不能姑息。现请下旨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以便审讯定罪后具奏。王锡侯原刻《字贯》一部，共四十本，粘贴签条进呈等情。臣等恭敬查考圣祖御纂《字典》一书，参照六书、七音，考察百家诸子，凡文字的音、义、声、韵、形、体、源、流，无不考订详尽，秩序井然，极为完备。自此书成书以来六十年间，天下读书人都有所依据，士林把它奉为楷模。确实是千古不刊的经典。王锡侯竟说难以贯通，任意加以诋毁，公然另著《字贯》。这部书本来就荒诞妄妄，而且竟敢把庙讳、御名逐字排列，列在凡例之中。他肆意狂妄悖逆，泯灭良知、丧失人心，实在是大逆中的极端罪行。凡是还有天良的人，没有听说此事后不愤恨得怒发冲冠的。现在既已恭奉谕旨，命该抚海成将该犯王锡侯解送京城，交刑部严审治罪。应责令该抚立即委派大员，迅速锁押解京，严厉审讯，并严加追问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悖逆情事，按照法律定罪，以彰显国法、快慰人心。其应当连坐的逆犯家属，也应催促他们迅速解送京城，照例办理。所有《字贯》的版片及已经刷印的书本，也都命令解送京城销毁。至于原告王泷南，虽然首告属实，但他的言词轻慢亵渎，也有应得的罪。应命该抚暂行●禁，等逆犯王锡侯解到、审明定案之日，再一并议定具奏。为此谨奏，请旨。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大学士诚谋英勇公臣阿桂、大学士臣于敏中、协办大学士臣英廉、协办大学士臣程景伊、吏部尚书臣永贵、左侍郎臣瑚世泰、右侍郎臣王杰、户部尚书臣袁守侗、左侍郎臣和坤、左侍郎臣梁国治、右侍郎臣金简、右侍郎臣董诰、礼部尚书臣曹秀先、左侍郎臣范时纪、右侍郎臣阿肃、兵部尚书和硕额驸一等忠勇公臣福隆安、尚书臣蔡新、署左侍郎臣金辉、左侍郎臣周煌、右侍郎臣景福、刑部尚书臣德福、尚书臣余文仪、左侍郎臣觉罗阿扬阿、右侍郎臣钱汝诚、署工部尚书臣迈拉逊、尚书臣嵇璜、左侍郎臣德成、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崔应阶、左副都御史臣觉罗巴彦学、左副都御史臣耀海、左副都御史臣罗源汉、左副都御史臣申甫、通政使司通政使臣觉罗志信、通政使臣张若渟、通政副使臣海宁、通政副使臣陈孝泳、参议臣海福、参议臣刘天成、大理寺卿臣达椿、卿臣王玉、少卿臣肃普洞阿、少卿臣江兰。奉旨依照议奏办理。钦此。

译十月二十三日廷寄。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传寄给江西巡抚及各省督抚：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昨天海成奏报逆犯王锡侯妄作《字贯》一书，只请求将该犯革去举人功名并审讯，对于书中大逆不法之处却没有查出，错误到了极点，实在是昧尽天良。因此已经传旨严厉申斥，并谕令各省督抚查明，如有此书及翻刻版片，立即解送京城销毁。由于查阅海成分次奏报缴销的应毁书籍清单，其中根本没有此书，朕命各督抚查办应当销毁的书籍，原本是因为书中有悖理狂诞的内容，不可让它留存世间，以铲除邪说、端正人心。因此连旧人的著作尚且应当查办，哪里有现在刊行的书反而置之不问的道理？何况逆犯所刊《字贯》中的悖逆不法之处显而易见，海成查办各书时为什么没有及早查出，反而直到被人首告后才具奏？由此可见，海成从前查办应毁书籍，不过是用空话塞责，并没有切实检查；而且奏折中还说这部书没有悖逆言词。这说明海成把大逆之事视为寻常，完全不知道尊君亲上的道义，天良几乎丧尽。着再次传旨严厉申斥，仍将此案遵照昨天降下的谕旨，切实迅速办理，不得再稍有欺骗掩饰，以免招致更重的罪责。将此谕令以五百里驿传发往。至于此书恐怕已经流传到其他省份，应一并查缴销毁，也在传递公文方便时谕令各省督抚知晓。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十月二十六日上谕。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此前海成奏报，王锡侯妄作《字贯》一书，请求革去举人功名、审讯定罪等情。朕阅看送到的书第一本凡例，竟有一篇把先师孔子的讳、圣祖和世宗的庙讳以及朕御名中的字样全部排列出来，实在是大逆不法。已经谕令海成将该犯王锡侯拿获解送京城，交刑部严加审讯治罪。庙讳、御名，凡是臣子都有敬畏知悉之心；至于先师孔子的名讳，更是众所共知，哪里需要到处加以说明？可是该犯竟敢逐一罗列，写入书中，实在是有意公开斥犯，反而把先师的名讳明列在前面，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行迹。这不是大逆不道又是什么？他妄作《字贯》、驳斥《字典》的罪行，反而不值得再谈了。何况这一页在序文后的凡例中，打开书就能看见，海成怎能推说不知道？他的奏折中竟还说书中没有悖逆言词，这正是把大逆视为寻常，完全不懂尊君亲上的道义，实在是天良丧尽。海成着交部严加议处。

译江西巡抚海成第二折。江西巡抚臣海成谨奏：为恭奉上谕之事。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接到十月二十一日上谕，内容是海成奏报据新昌县民王泷南呈告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违法等情，寄信到臣这里。跪读之后，战栗恐惧，汗流浃背，无地自容。查该犯王锡侯是瑞州府新昌县人，距省城二百四十里。臣想到该犯被收禁在省监，必定有子侄在省城，于是当面命令南昌、新建二县秘密查访，得知五桂坊有他儿子的住所。臣立即率同司道官员亲自到王锡侯的儿子王霖、王炭居住处，查获王锡侯原来收藏的旧书以及他编纂的《字贯》《经史镜》等书，还有该犯自撰的年谱、诗文、状稿等稿件。臣因奉旨迅速赶往其家，所以来不及翻阅，便将各书包封盖印，交给署布政司周克开暂存库中，等臣回衙后共同检看。同时选派瑞州府同知郑邦柱、臣标守备朱永澄，于二十七日将王锡侯锁押起解，交刑部收审，责令沿途小心押解，务于十一月内到达京城。同时将他的儿子王霖、王炭收禁。臣也在当天连夜赶往新昌县塘浦地方王锡侯所住的两进小屋，家中有该犯幼子王霈以及妻、儿媳、孙辈等人。臣立即督同按察使冯廷丞以及府、县等官员，在屋内查获书籍四架，并在各房的箱柜、篷板等处搜检出全部文字材料。臣先把所有书籍、文字一律封存，亲自押回省城，留下按察使冯廷丞在县里逐一查办应当连坐的人及该犯家产。臣于三十日抵达衙门后，立即通知学政汪永锡，并让省内司道官员及奉命查书局的各官员一同来到臣的衙署，把先后在该犯家中及其儿子住所查获的各书共同仔细查看。共计旧书三百一十九种，除经史、诗文、杂集三百一十种分别交给局员再次勘校外，还有应当销毁的书九种，已经查禁很久却一直没有呈缴，这就是有意藏匿。至于该犯编纂的书，除《字贯》外，还有刊刻的《国朝试帖》《国朝诗观》《唐人试帖》《江西文观》《经史镜》《书法精言》《感应篇》《神鉴录》《王氏通谱》等书，以及他自著的《青箱要录》《年谱》《水程曲》《诗文草稿》，一并呈报。状稿等材料中，查出省城住所现存《字贯》二十部，其中有一部首页增添李友棠古诗一首。该犯的诗文稿中有请求李友棠作序的书札，以及赠给李友棠的诗。臣查李友棠曾任卿贰，世代承受国恩，竟为这部逆书作诗赞美，实在出人意料，因此一并参奏，请旨办理。又据吉安府查出并解送《字贯》版片及新刷《字贯》二部，检查发现凡例中关于庙讳、御名的一篇已经另行改刻，不再连排；其自序中“然而穿贯之难也”一节也全部改动。审讯王霖，他供称：“版片原来在吉安书坊刷印发卖，父亲常到吉安，不知是什么时候改刻的。”这显然说明该犯明知书中悖逆。又《王氏通谱》是追溯王氏源流、分别各支派的书，却在首卷中从黄帝一直联列到周灵王，作为王氏世系，实在荒诞妄妄。又《诗观初集》第六卷收有新昌县人刘及的诗，诗下注明“世宗宾天次日，其父病故作断肠诗”，并有“草莽攀龙泣鼎湖，何堪椿树又霜枯”两句，把至尊与他的父亲连在一起说，实在轻慢妄诞，怎能随意选入书中？现在刘及虽然已经身死，但他家中是否有子孙以及是否遗留其他不法文字，正在秘密命令瑞州府亲自前往查搜并押解到省城，严加审讯定罪。又诗文草稿中有一首送给南康县王予公的诗，其中有“赤地不堪悲，秀麦垂统由来贵久长”两句，悖谬到了极点；现正秘密命令南安府亲自前往查拿王予公，并追查原诗，搜查是否还有其他不法书籍、文字，严加审讯定罪。又该犯年谱中自注童子试时原名为王侯，也属于荒谬妄诞。又《南北水程》曲中有牢骚之语。又《神鉴录》是该犯与人控案时屡次触犯御名。又《祝万寿诗》抬头写法错误。此外，各书及草稿臣等逐一详细查阅，没有发现其他违碍之处。现将上述各条及各份草稿分别粘贴签条，并把该犯著作书目、现获书籍和版片的各项数目以及应毁旧书名目，全部列成清单随折恭呈御览。又先取该犯所刻之书各一部，另派专差携送军机处进呈。其所藏应毁旧书九部，以及现已查获、后来续获的《字贯》等书和全部版片，再行汇总解缴。所有犯属中应当连坐的人，现在正在查明后分批派委员解送京城。臣承蒙皇上选任，担负封疆重任，却对这样的重大案件漫不经心、昏昧糊涂，已经无可辩解。如今承蒙圣恩，没有立即加罪，只命传旨严厉申斥。臣感激而惶恐，实在难以言表。只有仰恳皇上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以作为明确的警戒。谨将奉旨查办的各项缘由具折，由驿站以五百里速度驰奏，恭请皇上明察训示。另，臣因为往返新昌，并会同查阅、校验各书，所以回复奏折稍迟，一并说明。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王锡侯著作杂稿清单。《万寿诗》二纸，王锡侯作。抬头写法错误。《国朝诗观》，王锡侯选评；自序。第三本中诗句狂妄悖逆。《诗文草稿》一本，王锡侯作，其中有悖谬诗句，以及请求撰写《字贯》序文等字样。《王氏通谱》，王锡侯修纂，有原任大学士史贻直的序。第一本中的图表涉及狂妄悖逆，此谱不完整。《南北水程》，曲一本，王锡侯作。语言中有牢骚。《神鉴录》一本，王锡侯与人控案时所作；第八页、第十一页都触犯御名。《字贯》一本，卷首增有李友棠序诗一首；另有一册尚未装订的《字贯》，其中王锡侯的自序及凡例共删改二页。亲自草拟的《年谱》一本，其中有原名“王侯”的字样。诗文杂论草稿一束。呈状稿一束。以上各书现随奏折进呈。《国朝诗观二集》，王锡侯选评，自序。

译《国朝试帖》二本，王锡侯选评。内有自序，间附他本人及其子王霖所作的诗文。《国朝诗观》八本，第三本中的诗句狂妄悖逆，先解送京城。《王氏通谱》八本，第一本中的图表涉及狂妄悖逆，先解送京城。《唐人试帖详解》四本，王锡侯评注，间附他本人所作的文字。有钱陈群、姚四维二人的序。《经史镜》四十本，王锡侯编纂，分类摘录善恶报应的事实。有钱陈群、蒋士铨二人的序，以及王锡侯自序。《感应篇功过格》一本，王锡侯编纂，用来劝人改过向善，有王锡侯自序。《书法精言》二本，王锡侯编纂，摘录书法要语，分为四卷，有王锡侯自序。《青箱要录》三十六本，另有《故事管窥》一本，都是抄录《类书》《韵府》《说铃》中的文字，属于尚未完成的草稿。《字贯》稿底十一本。题写《神鉴录》的诗文草稿十五件。《直隶望都县志》八本，王锡侯编纂修订。以上各书另行派专差携送军机处，转呈御览。尚存已经查获的《字贯》等书二百六十一部，等有续获后，再行汇总解缴销毁。现已查获的王锡侯所著书籍版片清单。《万寿诗》版一片。《国朝试帖详解》版六十片。《国朝诗观》版一片。《字贯》版一千三百九十二片。《唐诗试帖详解》版三百三十三片。《西江文观》版三百三十二片。《试帖详解》版十二片。《诗观二集》版九片。《感应篇》版十四片。《朱子治家格言》版一片。《功过格》版十一片。《神鉴录》版六片。《兴复祠堂说帖》版一片。《王代宗谱签》版一片。以上书版共二千一百七十四片，尚有《经史镜》等书的版片未到，等各书及版片追齐后，另行携送缴销。查获王锡侯家中所存应保存、应销毁书籍清单。《明诗别裁》六本。《独漉堂集》七本。《屈大均诗》四本。《揭蒿庵文集》一本。《叩钵斋行厨集》十六本。《揭五经文集》，即《揭蒿庵》，二本。《李卓吾秘书》三本。《李穆堂初稿》九本。《古学指南集》，即《古学要览》，四本。以上九种书，共五十二本，都已经各省奏请销毁，案卷已有记载，应等汇总解送后销毁。江西巡抚海成第三折。江西巡抚奴才海成谨奏：为恭奉上谕之事。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戍时，奴才在瑞州途中接到十月二十三日上谕：“昨天海成奏报逆犯王锡侯妄作《字贯》一书，云云。”钦此。奴才反复跪读，更加恐惧惶恐，无地自容。此前办理此案错误百出，任凭百般辩解也无法自解，以致上烦圣心，屡次承受圣训，奴才的罪责更加深重，内心更加不安。暗中查考，江西各次查缴应毁书籍，原本命令全省各地设法购获。奴才资质低下，又从未读书，难以逃过圣明的洞察。省城设有书局，挑选官员专门负责校核，凡各地解送到的书，都交给局员切实详细查阅，其中有违碍之处，就粘贴签条送奴才会同司道官员详细斟酌定夺，然后汇总具折奏缴。王锡侯的《字贯》等书，确实没有据所属呈送上来，因此长期漏网。臣想到，正当查办书籍之时，像这样正在刊行的书却不能及早查出，等被人首告后又不能详细办理，种种昏庸，罪责实在无法推诿。除另具奏折请旨交部从重治罪外，关于该犯王锡侯所刻各书，流传已经很久，奴才现在通令各府、州、县，广泛张贴告示，严格查缴。对于出资、参阅的人，命地方官宣示上天的恩典，免于深究。各人名下应当分得的书，勒令立即呈缴首告。又书铺中现在正在出售的，也都命令全部缴出，不许留下一张纸片；如果日后查出，就按照逆党治罪，并追缴各书版片，容后一并解送京城销毁。奴才此前办理错误，已经惭愧悔恨而无法挽回；如今奉到谕旨，只有切实彻底追查，哪里敢稍有隐瞒，自己招致重罪？合并再具折回复奏报，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十一月十二日上谕。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此前因为海成奏报新昌县举人王锡侯妄作《字贯》一案，海成把大逆不法的书看作寻常之事，在奏折中说书里还没有悖逆言词，完全不懂尊君亲上的道义，所以降旨将海成交刑部议处。吏部议定革职、交刑部治罪，本应如此办理，因此将这份奏折留存。现在据海成奏报，他亲自到该犯家中查出王锡侯编纂的各书共十种，一并进呈查阅，并说各书都有悖谬不法之处等情。现将各书暂时存放，等王锡侯解到后严加审讯，从重治罪。至于海成身为巡抚，当初首次参奏王锡侯《字贯》时，却不据实指出书中大逆不法之处，反而说其中没有悖逆言词，实在是天良丧尽、完全不知大义，不能不予以重罚严惩，使那些身为封疆大臣却丧失良知、辜负皇恩的人引以为戒。海成着照吏部议定革职，交刑部治罪。江西巡抚的员缺，着郝硕调任补授，立即赴新任。所遗山东巡抚员缺，即着国泰补授。郝硕还不能立即到任，着令高晋前往暂时管理巡抚事务。江西省承办此案的藩司、臬司两司官员，也着令高晋查明后参奏。至于海成此次奏报中续查出的王锡侯《字贯》另一刻本，前面有李友棠的一首古诗。李友棠身为卿贰大臣，竟然见到这种悖逆之书，还敢作诗加以赞美，实在是天良已经丧失，他自己还有什么脸面位列士绅之中？李友棠立即革职，也不必再治他的罪。又查得王氏家谱中有原任大学士史贻直的序文，《经史镜》和《唐人试帖详解》中有加尚书衔钱陈群的序文；如果他们二人还活着，自然应当向他们追问。如今二人都已去世，也不必再深究。朕近来作诗有“不为已甚，去已甚”这两句，如今办理这类案件斟酌得当、处理适中，就是这个意思。将此通谕中外，令众知悉。钦此。

译十一月十二日廷寄。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大学士、仍管两江总督高晋：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上谕：海成前次奏报王锡侯妄作《字贯》一案，对该犯书中大逆不道的地方竟然安之若素，实在是天良丧尽、罔顾大义，其罪不能轻易宽宥。已经降旨将海成革职，交刑部治罪。巡抚员缺，命郝硕调任补授，并命他立即赴任。此前虽已传谕郝硕，命他从四川径直前往江西，但恐怕道路遥远，一时不能立即到达。高晋现在已经起程来京陛见，着传谕高晋，接到此旨后迅速驿骑前往江西。传旨将海成的印信摘下，派妥员押解他进京；巡抚印务，着高晋暂行管理，等郝硕到后再行交代，并起程来京。江西省共同办理此案的藩司、臬司两司，也都各有应得的罪责，并着高晋查明后参奏。至于此案，王锡侯确属大逆不法，不可不按律严惩。书中列出参阅者姓名以及代为出资、帮助刻印的人，一概免于深究，已经谕令海成妥善办理。现在据海成奏报，查得该犯另刻《字贯》，书中原有侍郎李友棠的一首古诗。李友棠身为大臣，竟然见到这种悖逆之书，还敢作诗赞美，实在是丧心病狂、蔑视义理，他还有什么脸面辱居士绅之列？因此降旨将李友棠革职，但也不另加罪责。又查得该犯王氏家谱中有原任大学士史贻直的序文，《经史镜》和《唐人试帖详解》中有原加尚书衔钱陈群的序文。如果他们二人还活着，自然一定要向他们追问。如今二人都已去世，也不再深究。朕近来作诗有“不为已甚，去已甚”这两句，如今办理这种大案，斟酌得当、处理适中，就是这个意思。恐怕江西省因看到办理王锡侯之事，巡抚亲自到他家搜查，又把书押解进京，那些平日与该犯有书信往来、事务交涉的人，自然不免担心受到株连，心中疑惧，恐怕因此滋生事端，更加不成体统。着高晋充分体察朕的心意，到江西后，一切都采取镇静措施，并将朕“不为已甚”的意思明白宣谕，使众人共同知晓，以免惊疑。高晋务必实心协和办理，如何妥善办理，也要立即复奏。此旨着由五百里加急发往，并将海成的各件奏折及清单全部抄寄给他阅看。钦此。遵照旨意寄信前来。江西巡抚海成第四折。江西巡抚臣海成谨奏，为奏报事情：查逆犯王锡侯的家属中应当缘坐治罪的人犯，钦奉谕旨分批押解进京。现在据按察使冯廷丞详报，请示将该犯的子孙、弟、侄以及妻、媳，共男女二十一名，委派人员押解前来。臣逐一查明，并无遗漏，随即委派南昌府同知杜一鸿、建昌府通判席续、南昌县丞张昉、守备马文龙、祖尚墉、把总贡士麒等人，分成三批，于十一月十五、十八、二十一等日先后起解。谕令他们小心看押，押赴刑部交收办理；同时移文通知沿途各省拨派护送，以免发生疏漏。该犯所有家产，已经命令确实查明，取得册结后移送刑部。又先后查获该犯所著《字贯》等书五百三十五部，各种书板四千二百五十七块；另委千总查定朝，也于十五日解送军机处销毁。除严令各属加紧追缴各书及翻刻书板，务必全部清除干净，再继续缴送外，现将押解缘坐人犯及解送书籍、书板的缘由具折奏报。谨另行缮写清单，恭呈御览。又，王锡侯家中原先查获的旧书，先已经检出应毁书九部，奏明在案。臣恐怕仓促查验得不详细，又发交书局再次仔细勘阅。如今又查出应毁书《白耷山人集》二部，属于早已查禁的书，应当同先前查获的九部一起归入应毁书案，汇总解送销毁。合并说明，伏乞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王锡侯家属中应当缘坐治罪的人犯如下。妻：冯氏。儿子：王霖、王炭、王霈。儿媳：胡氏、张氏、胡氏。孙子：王兰飞、王梅飞、王杜飞、王诚飞、王牡飞、王灵飞、王黄飞。弟弟：王景星、王景靖。侄子：王泷贤、王泷禾、王资生、王贺生、王泷贵。以上共二十一名。王锡侯家产估价清单。按此清单，这是附在另一件奏折中进呈的，原奏折已经散佚，现附列于此。住房十间，半连砖瓦基地等项，共估价银三十六两六钱。门前空地一片，估价银三两二钱；鱼塘一口，估价银一两二钱。屋后菜地一块，估价银十二两五钱。竹木床、桌、椅、凳、架、盘、桶、箱、柜，以及锡器、铁器、磁器、瓦器和零星物件等项，共估价银六两九钱六分一厘。谷一石五斗，估价银七钱。小猪一头，估价银三钱二分；鸡五只，估价银一钱五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十一月十八日廷寄。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及各省督抚：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谕：朕此前谕令各督抚查办应当销毁的书籍，是因为书中有的违背义理、荒诞狂妄，不可让它们存留于世，以便铲除邪说、端正人心。可是逆犯王锡侯所作《字贯》一书，大逆不法，各省竟然都没有办理，直到朕多次降旨严加谕令。今天高晋奏报的应毁各书清单中，也没有这种书，可见外省查办书籍不过是用空话敷衍塞责，并没有切实检查。昨天据海成奏报，续查出《字贯》书板以及新印《字贯》二部；书中凡例内有关庙讳、御名的一篇另行换刻，与第一次奏报的版本不同，可见该犯也知道自己悖逆，暗中进行改动。而海成已经见过他的初刻本，却还说书中没有悖逆言词，实在是天良丧尽，完全不知道尊君亲上的道义，因此降旨将海成革职，交刑部治罪。至于江宁省城与江西相隔不远，该逆犯最初刊刻的《字贯》版本，断没有不流传到江宁的道理。高晋等这次查办应毁书籍，为什么还没有把这种大逆之书列入？难道只是查旧人的著作，却反而对现在刊行的书置之不问吗？着传谕高晋，立即命所属各处普遍访查；如果有与《字贯》类似的悖逆书籍，无论旧刻还是新编，都查出后奏明，解送进京销毁。若有收藏这种书的人，此时立即缴出，仍可免于治罪；如果藏匿不交，后来被查出，断难轻易宽宥，就连该督抚也难以逃脱重责。并着传谕各督抚一体遵照妥善办理，不得稍有疏漏而获罪。将此通行谕令知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奏片。据刑部通知，本月二十三日申时，江西省委员已将逆犯王锡侯押解到刑部，已经收禁，特此通知。查该犯案情重大，虽奉旨解交刑部治罪，但原来奉到的朱批是交大学士、九卿会议议奏。如今该犯押解到京，应否立即命令会同审讯、拟定罪名后具奏？理应请旨遵办。谨奏。又。据江西巡抚移文称：逆犯王锡侯编刻的所有书籍，除其中有违碍内容的已经逐部抽出，随奏折进呈外，仍将原书各取一部解送。谨将解到的各书及书单一并进呈。谨奏。十一月二十五日廷寄。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江苏巡抚杨魁：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此前因为江西逆犯王锡侯编刻《字贯》一书，竟把庙讳、御名排在一起列出，实在是大逆不法，当即降旨派员将该犯锁押解送进京，严加审讯治罪，并命令搜查该犯家中的书籍。后来据解到的书籍查出，王氏家谱中有原任大学士史贻直的序文，《经史镜》和《唐人试帖详解》中有加尚书衔钱陈群的序文。朕因二人都已经去世，已经降旨不必深究。只是该犯既然请史贻直、钱陈群作序，断没有不把原书送给他们阅看的道理；他们两家自然会保存这些书。钱汝诚、史奕昂应当立即把原书缴出销毁。现已命军机大臣传谕钱汝诚立即呈缴，并着传谕杨魁立即派员前往史奕昂家，传达朕的旨意，命令将该犯所有书籍立即查出，呈交该抚解送进京销毁。因为这是他们已故父亲的事情，并不牵涉他们本人，已经属于格外施恩。即使现在传旨询问，也仍然是朕善意表示保全他们的意思，他们应当知道感激朕的恩德。如果稍有隐匿，此时不立即呈出，后来一旦从别处查出，恐怕钱汝诚、史奕昂都承担不起应受的罪责。将此传谕杨魁知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王锡侯供词一。王锡侯供述：“我是庚午科中式举人。这一科江西正主考是钱陈群，副主考是史贻谟。我在丙戌年会试落第后，于九月间带着自己所著的《经史镜》和选编的《唐人试帖详解》稿本，到嘉兴座师钱陈群家中请他指正，请他作序。当时正赶上钱陈群的夫人俞氏去世，正在办理丧事，没有替我作序，后来是我自己作的，刻上他的名字是真实情况。王氏家谱上刻的《史贻直序》，是我从前参加会试到京城时，请座师史贻谟转请大学士史贻直作序，用来给族谱增光。史贻直没有替我作，也是我自己作的，只是署了他的名字。” 审问：既然你的书上刻有钱陈群、史贻直的序文，如今又说他们的序文都是你自己作的？钱陈群、史贻直、史贻谟都已经去世，你说的都是死无对证的话。况且按照你的说法，钱家因为有丧事，没有替你作序；当时史家并没有发生事故，为什么也没有替你作呢？显然是你知道自己犯了重罪，想把这些事情全揽到自己身上，充当好汉，替别人开脱。如果从他们两家或其他地方查出实情，你的罪不是会更加重吗？供述：我作这几篇序文，是因为我是史、钱两家的门生，所以想借用他们的名字，显示自己的学问有渊源。至于史贻直的序文，我从前本来托座师史贻谟转请，去催问过两次，史贻谟说中堂事务繁忙，一时作不出来。我落第后急着回原籍，不能等待，就回家自己作了。如果他们确实替我作过，我自己既然犯了重罪，又怎么肯替他们隐瞒呢？请详细查问。” 王锡侯供词二。审问：你身为举人，应当知道尊亲的大义，却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辨驳，妄作《字贯》一书，甚至敢在凡例中把庙讳、御名排写出来。这就是你大逆不道的实际罪证。究竟你是什么用意？据实供来。王锡侯供述：我从前因为《康熙字典》卷帙繁多，约略编成《字贯》的原图，以便后来的读书人使用。书中把庙讳、御名排写出来，也是想让后学知道避讳，实在是乡野之人的无知。后来我自己知道这样不对，就把书中应当避讳的地方改换，另行刻印了，现在有改刻的书板可以作为凭据，请查验。”

译审问：你把《字贯》重新改刻，这正说明你知道原书中有大逆不道之处，所以又企图掩盖，更显出你先前本来就是有意悖逆，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又供述：我重刻《字贯》，原本就是因为知道前书不好，所以加以改正。如今王泷南把我先前刻的、尚未改动的书呈了出来；我从前不知道避讳，胡乱编写，这就是我的狂悖罪证，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又审问：你在《字贯》凡例中把先师孔子的名讳写在庙讳、御名之前。庙讳、御名，凡是臣子，谁不知道？至于孔子的名讳，更是众所周知，何必由你在书中列出？这明明是你有意触犯名讳，故意这样开列条例，以掩盖你悖逆的罪迹，还有什么话说？又供述：我年轻时不知道庙讳、御名，后来参加科举时才知道；担心年轻人不知道避忌，所以在书中列出，使人人知晓。至于把孔子的名讳列在前面，是我从前入场时见考场中列出应避讳的条规，把孔子列在前面，所以我照着写了。但我把庙讳、御名排写直书，这就是我该死的地方。又审问你：既然是读书人，就应当知道大夫不敢以诸侯为祖。为什么你自己作家谱，竟把周朝历代君王一直追溯到黄帝，都附会认作自己的远祖？你以士庶身份妄认帝王为祖先，你的悖逆之心和行为已经显露无遗，还敢狡辩吗？又供述：我原本知道大夫不敢以诸侯为祖，只因为无知糊涂，想攀附帝王后裔，觉得这样家世体面；这是我该死的地方，还有什么可说的？” 审问：你身列衣冠、著书立说，竟敢肆意狂悖。你所作各种书籍中的悖逆之处不可胜数，都是出于有意，并不是乡野无知、误犯忌讳的人可以相比的。你能把种种悖逆究竟是什么意思，从实招供吗？又供述：我自己该死，明知触犯忌讳，已经罪无可逃。至于我著书的最初想法，不过是希望取得名声，也想把书刻成后发卖，从中谋利。如今想来，我作为践土食毛之人，竟敢擅自改动圣祖钦定的书籍，企图沽名牟利，所以是上天夺去了我的魂魄，鬼使神差，使我自己陷入狂悖大逆。这些都是我自己造下的罪孽，还有什么可说的？” 刑部侍郎钱汝诚奏折。刑部侍郎臣钱汝诚跪奏：为恭敬感谢天恩，倾吐实情陈奏事。此前因为逆狂王锡侯所刻书籍中的《经史镜》和《唐人试帖详解》两书，有臣父臣钱陈群的序文，蒙皇上格外施加洪恩，因臣父已经去世而不加深究。臣感激得流泪，全家都感戴顶礼。于是检查臣父所刻的文集，其中并没有这两篇序文，内心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如今又承蒙谕令军机大臣传达恩旨，因这是臣已故父亲的事情而不加追究，并谕令既然曾经作序，如果还保存原书，就立即缴出销毁。臣跪听之后，仰见皇上曲意表示保全，恩德高深厚重，臣永远感戴不尽。伏念臣父钱陈群一生谨慎小心，平日所作诗文，从来不敢冒昧下笔，这些情况都早已在圣明洞察之中。只是查得逆犯王锡侯是庚午科举人，曾由臣父任江西主考取中，或许因此假托序文，也还不能确定。如今逆犯还在，仰恳皇上施加天恩，命军机大臣询问这两书的序文是否是该犯伪作；这样臣父在九泉之下，魂魄也可以稍得安宁，而臣生生世世感受圣上的慈恩，也更加没有尽头了。再者，臣在京城寓所并没有这两部书，臣现在已经飞速寄信给臣的弟侄等人，命他们详细检查；如果有这类书籍，立即缴出销毁。为此泣血恭敬陈奏，臣实在惶恐恭谨到了极点。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奉旨：交军机大臣审讯。钦此。十一月二十八日谕旨。按照《随手档》记载，大学士、九卿会议《字贯》内逆词一案，检查会议具奏的原奏折已经散佚。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旨：王锡侯着从宽改为斩决，其余按照次序办理。钦此。

译署理江西巡抚高晋折一。大学士、管两江总督、署理江西巡抚臣高晋谨奏，为遵旨查办后复奏事：臣进京陛见，十一月走到淮安途中，接到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寄来的字寄，其中说：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上谕，海成前次奏报王锡侯妄作《字贯》一案，对该犯书中大逆之处竟然安之若素，实在是天良丧尽、罔顾大义，其罪不能轻易宽宥；已经降旨将海成革职，交刑部治罪等因。钦此。寄信前来。臣立即从淮安驰赴江西，将奉旨前往查办的缘由先后缮写奏折，通过驿站奏报，承蒙圣上鉴察。臣随即兼程赶路，于二十七日抵达江西南昌省城，立即前往抚署，恭敬宣读谕旨，将海成的印信摘下，由臣管理。海成随即摘去翎顶，脱帽叩头，流泪不止，不能抬头仰视。起初伏在地上不停战栗，总的来说，他自认为办理此案不知大义，糊涂到了极点，有负圣主豢养的深恩，羞愧、悔恨、恐惧交加，手足无措。臣随即选派现署南昌府事务的莲花同知边学海、南昌镇标中营游击张文奇，将海成小心看押，于二十八日起程押解交刑部治罪，并紧急移文安徽、山东、直隶督抚，转令沿途拨派护送前进，不得延误。共同办理此案的藩司、臬司两司官员，目前正在查问明白，另行上折参奏，请旨遵行。逆犯王锡侯以及应当缘坐的家属，已经由海成分批派委员押解进京。臣在途中遇到他们，都已经反复嘱咐各委员严格押解，不许稍有疏漏，以免招致严厉谴责。臣到江西以后，留心观察，王锡侯妄作《字贯》、大逆不法，如今蒙上天鉴察、按律严惩，众人都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书中列出的参阅者姓氏、代为出资帮助刻印的人，以及作诗赞美的侍郎李友棠、作序的已故原任大学士史贻直和加尚书衔钱陈群，钦奉恩旨，只将李友棠革职，不另加罪，其余一概免于深究。又因为那些平日与该犯有书信往来、事务交涉的人，难免担心受到株连、心中疑惧，命臣采取镇静办法，明白宣谕，越发仰见我皇上圣德如天、仁至义尽；凡有良知的人，没有不感激天恩的。臣进入江西境内后，接见府、厅、州、县官员，立即将钦奉恩旨恭敬宣示；接掌印务以后，现在又将奉到的通谕在外恭敬誊写黄榜，颁发各府、州、县，会同各学校官传集士绅，明白告知，使众人共同知晓。我皇上不做过分追究的仁慈，对于家中留存王锡侯所著各种书籍的人，应当逐一检出，送到学校呈缴，汇总解送，不必惊疑。如果隐匿不缴，反而会因此获罪。臣承蒙皇上殷切训诲，自然应当仰体圣意，采取镇静办法，实心协和办理，绝不敢稍有张皇，以致另生事端。除臣管理江西巡抚印务的日期另行缮疏题报，并恭敬谢恩外，所有臣到江西以后遵旨查办此案的缘由，理应缮写奏折，通过驿站复奏。伏乞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初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署理江西巡抚高晋折二。臣高晋谨奏：臣在途中接到廷寄，恭敬领受朱笔密封的上谕一道，命臣到江西时亲自到裘曰修家中，面见他的妻子，询问如果还保存着逆犯王锡侯送来的书籍，就命她交出，不许藏匿。臣随即恭敬阅看并秘密保存查考。裘曰修过去曾多次与臣共事，本来关系亲近。他的妻子熊氏，臣在北京也曾见过。如今臣到江西，进城时，裘曰修的妻子派幼子裘豫以及她的孙子、新科举人裘增寿前来迎接。臣向他们托言，等公务稍有空闲，就到他们家回访。他们领会后离去。臣打算一两日内借拜客之便，亲自前往见他的妻子，传达宣示恩旨，命她把家中所有书籍交给臣查阅；如果有前述书籍，务必全部缴出，以此仰副我皇上怜恤裘曰修、格外保全他的恩意。臣只能谨慎秘密地妥善办理，不让外间察觉，妄自产生传言。等办理完毕后，再另行复奏。臣奉到密旨、现正遵办的缘由，先附在奏折中奏报。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初八日奉朱批：阅。钦此。案：这份朱笔密谕，军机处档案中没有记载。十二月十七日谕旨。奉旨：周克开、冯廷丞都着革职，交刑部治罪；高晋着降一级留任。钦此。按：此旨军机处档案不载。据《东华录》记载：吏部奏称，署理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阅看王锡侯《字贯》一书，不能查出其中悖逆的重大罪情，竟然异口同声地附和，有违大义，应请革职，交刑部治罪。对于失察王锡侯妄著书籍的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照例降级留任。得到的旨意如此。到第二年正月，又奉上谕：冯廷丞、周克开着加恩发往江南，交给高晋，以同知职位委用。十二月二十一日谕旨。奉旨：海成着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钦此。按：《随手档》记载此旨，与刑部奏折一同交存。此案是刑部审拟后具奏，原奏折已经不存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谕旨。奉旨：王锡侯的儿子王霖、王炭、王霈，以及他的孙子王兰飞、王梅飞、王牡飞、王云飞，都着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至于王锡侯的弟弟王景星、王景靖，以及他的侄子王泷贤、王泷禾、王泷贵、王资生、王贺生，都着加恩宽免。其余依照议定办理。钦此。按：这也是刑部审拟后具奏，原奏折已经不存在。

译江苏巡抚杨魁折。江苏巡抚臣杨魁谨奏，为遵旨查缴书籍，恭敬缮折复奏事：本年十二月初四日奉上谕：此前因为江西逆犯王锡侯编刻《字贯》一书，竟把庙讳、御名排在一起列出，实在是大逆不法，等等。钦此。臣伏查王锡侯妄作《字贯》、大逆不法，屡次奉皇上恳切明确的指示，命令各地一体查缴；臣已经严厉督促所属各处，切实搜查访求在案。如今蒙圣明训示，立即命令委派常镇通道孙括前往史奕昂家中，恭敬传达谕旨，命令将该犯所有书籍全部查出呈缴。随后据该道禀报，他前往溧阳史奕昂家中，恭敬宣布所奉恩旨。史奕昂跪听之下，感激流泪，越发惶恐。据称，逆犯王锡侯家谱中有他的已故父亲史贻直的序文，蒙皇上不加严厉谴责，只命把书缴出，实在是圣主格外保全、恩典优厚。如果还有一点人心，哪里敢稍有隐匿而自取重罪？于是查得家中还保存《唐人试帖详解》一部、《诗韵》一部，都是王锡侯选编刻印的，立即呈缴。至于王氏家谱，仔细检查并没有留存。随后该道亲自到书房翻阅，确实没有遗存。王锡侯编写的各种书，又查得溧阳史酉山就是史贻谟，与王锡侯是师生关系，他家中自然应当保存他的书，于是到史贻谟家中；由史奕昂和史贻谟家属查出《王锡侯所选国朝诗观二集》一部，以及不完整的《经史镜》十本；又据史奕昂在本族中查出《唐人试帖详解》三部，一并禀报缴送前来。又据昆山等县禀报，查出《经史镜》一部、《字贯》三部。臣逐一检查所缴各种书籍，都属于逆犯王锡侯编刻的书，应当解送进京销毁。只是查《经史镜》一书，是丁亥、丙申两年先后刻印的，似乎有两种版本。丙申年刊刻书后的自跋中说，他所著的书有《唐诗试帖详解》《国朝试帖详解》《书法精言》《国朝诗观》《西江文观》《王氏源流》《望都县志》《感应篇注》，连同《字贯》《经史镜》共十种，都已经刻印发行。实在担心有流传到各省的，臣现在督促命令所属各处按照书目一体认真收缴；凡藏书之家和书商书坊，如果有这些书籍，全部呈缴，并广泛宣谕圣旨中“此时立即缴出即可免罪”的规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恳切劝导，使他们不至于观望而留下书籍，以求全部清除干净。现在查出的各书十部，以及不完整的《经史镜》十本，已经严密封固，随奏折解缴军机处查收，请旨销毁。臣谨恭敬缮折复奏，并另行缮写清单敬呈御览。又查据邳县禀报，《字贯》八部已经解送江宁书局，应由督臣处奏明缴进，合并陈明。伏乞圣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朱批：阅。钦此。现在将查缴的逆犯王锡侯编刻的各种书籍列出清单，恭呈御览。《国朝诗观二集》一部，共二本。《唐人试帖详解》四部，共二十四本。《诗韵》一部，共二本。《经史镜》一部，不完整，共十本。《经史镜》一部，共四十本。《字贯》三部，共一百二十本。江西巡抚郝硕折。江西巡抚臣郝硕谨奏，为奏明事情：查逆犯王锡侯原籍新昌县的家产，经查明估价变卖，已经具奏在案。后来据南昌县禀报，该县地方有任石存现在居住的一所房屋，是胡松高出售的。胡松高从王锡侯家取得这所房屋，恐怕是事后隐匿寄存，或者是未断绝的活产，必须彻底查究。于是传讯任石存，据他供称，这所房屋于乾隆四十一年从胡姓那里典来；至于胡姓是典出还是卖出，他并不知情。随即查传胡松高，但他已经前往云南经商。一面移文新昌县原籍，讯问王锡侯族人王景海等，他们供称听说这所房屋早已归他姓，是王锡侯自行出售的，他们没有经手，不知确实情形。另一面催促胡松高到案，他于九月十六日到案供称：他在乾隆四十年用银一百三十五两向王锡侯承典，第二年又按原价转典给任石存管理使用。于是呈验契纸查核，没有差错。臣查此屋虽在先期出典，并不是事后隐匿寄存，究竟与卖断的房产不同，因此应当按当时市价估值，扣除归还典价，其余银两收归官府。随后南昌县勘得此屋临街店面五间、后屋六间、空地一块，共估价市平色银二百六十两；扣除归还任石存的典价一百三十五两，余银一百二十五两，折合实收库平纹银一百十六两七钱五分，按照变价收归官府。如今据藩司、臬司两司转据该府、县详报送来，臣复核无误。除造册结案并移文刑部外，理应缮写奏折、开列清单具奏。伏乞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奉朱批：阅。钦此。

译湖广总督三宝折。按：当时谕令各省查缴王锡侯的书籍，各省都有复奏，这里抄录其中一折，其余不再赘述。湖广总督臣三宝谨奏，为查获逆犯妄作的各种书籍，恭敬缮折奏明事情：查江西逆犯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妄作《字贯》，其中悖逆之处，实为天地所不能容、神人共同愤恨。臣此前在京城时，承准军机处交给钦奉上谕，因担心此书流传到其他省份，应当命各省督抚一并查缴销毁。臣又当面奉到谕旨查办。臣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任时，立即向抚臣陈辉祖询问是否已经命令缴书。据他说，接到廷寄上谕后，已经派员在武昌、汉阳各书坊中查获逆犯王锡侯刊刻的《字贯》二部，以及该逆犯选刻的《国朝试帖详解》五部、《唐诗分类详解》三十六部；书中附有该逆犯自作的诗，其中多有悖逆之处，于是将书中的语句逐一签出，送给臣，臣查核没有差错。查湖北、湖南两省都与江西接界，更容易流传，于是立即紧急命令两省藩司、臬司、道、府等官，督率各州县在各书坊中尽力搜集凡是该逆犯所作的各种书籍，并出示晓谕士民：如果购买并存放在家中，务必全部呈缴，不得藏匿而招致连累；如果有翻刻书板，立即查出缴毁。臣又因为武昌、汉阳二府靠近省会，居民密集，街市绵延，书商比各属更多，又多次当面嘱咐该府、县等切实查缴。如今据武昌府知府陈道耀督同江夏县知县邱之芬查缴逆犯王锡侯所刻《国朝试帖详解》六部、《唐诗分类详解》十四部；署理汉阳守曾承谟与署理汉阳令王嵩高查缴《国朝试帖》四部、《唐诗分类详解》九十九部。连同抚臣陈辉祖查缴的各书，共计《试帖详解》十五部、《字贯》二部、《唐诗分类详解》一百四十九部。除再次恳切命令各属认真查办，务必搜罗干净，不得稍有留存，并等以后继续缴到，再另派妥员解送军机处进呈销毁外，所有抚臣陈辉祖任内以及臣到任后查缴的书籍数量，现开列清单，恭敬缮折奏报。又，按照逆犯王锡侯妄作《字贯》一事，江西省已经进呈；如今湖北省查出《国朝试帖详解》和《唐诗分类详解》两种，理应各取一部，恭呈御览。伏乞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阅。钦此。王沅《爱竹轩诗》案。安徽巡抚闵鹗元折。安徽巡抚臣闵鹗元谨慎上奏，为恭敬地具折奏报此事。臣私下于五月初七日接到天长县知县高见龙禀报：职奉公文，恭敬遵照上谕，查缴违禁书籍，会同教官陆续收缴。三月初六日，听说该县贡生程树榴为王沅《爱竹轩诗草》作序并刊刻，便将书调取到县，仔细查阅；诗作很平庸，序文中有怨天的话，很不醇正。于是于初七日会同儒学教谕、训导，传唤程树榴的儿子、生员程焕到学馆讯问。据他说，王沅以前善于作诗，后来得了奇怪的疾病，不识字，所以才写了这篇文章，并无其他意思。职查上年豫省奏报下雨，其中使用“天悭”一语，已被上谕申斥。如今序文中的语句与此相似，不便留存，应加以训诫，命他将书板交学馆销毁。该生已经遵照办理。如今于四月十八日，据生员王廷赞呈控程树榴所刻诗文，指称其狂悖，而且控词中有捏造控告及诬指职员的话，职不便亲自审理后详细上报。除立即拘提一干人犯，押解到安徽听候提审办理外，合将抄录的禀诉各词先行禀送察核等情。臣随同藩司农起、臬司秦雄飞，将王廷赞禀词中粘呈的序文及所指出处逐一查核，均属穿凿附会、支离牵强，是有意罗织文辞。至于王廷赞所指摘的王沅诗句中的隐语，也都是就事咏物之词。只有《早发姑苏》诗中“明发依然话太平”一句，似乎有把前明国号暗暗写入诗句的意思。但王廷赞控词中说，这七个字包括全诗的开头和结尾；程树榴辩词中则说，本诗首句是“明发依然鼓枻行”，结句是“百年安宴吴侬乐坐听丹师话太平”，是王廷赞截取首尾七字，捏造为一句。两方面说法不同。这部书目前尚未解送到，应提取原诗刊本，并让双方当面对质、勘验审讯，查明事实；还应查明此外是否有悖逆语句，分别办理。再查天长县知县高见龙对于这类诗文，既说不便留存，为何不详细禀报，便擅自将此书交给教官，命令销毁？现据王廷赞控词中有程树榴扬言要到县署谢恩送行，以及他的儿子程焕拜过门生等话，是否确实，都应彻底查究。现恭敬奏请，请旨将该县知县高见龙、该学教谕孙麟、训导王守愚一并暂时解任，押解质讯，以取得确实口供；另派委员前往接印代理县务，立即提取人犯和案卷来省审讯。此外谨将此折缮写具奏，并将该县抄送的王廷赞控词粘附清单，恭敬呈请皇上阅览。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奉朱批：这类挟私仇而控告的案件，只应按照公正裁断，不必存有成见。钦此。五月十三日

译安徽学政戴第元的奏折 安徽学政臣戴第元跪奏，为奏报此事。臣在池州府主持考试，于五月十一日接到天长县知县高见龙禀报：职奉公文，恭敬遵照上谕，查缴违禁书籍，会同教官陆续收缴，并留心查察。本年三月初六日，听说贡生程树榴为《王沅爱竹轩诗草》作序并刊刻，便将书调到县里，仔细查阅；诗作很平庸，序文中有怨天的话，很不醇正。于是于初七日会同儒学教谕、训导，传唤程树榴的儿子、生员程焕到学馆讯问。据他说，王沅以前善于作诗，后来得了奇怪的疾病，不识字，所以才写了这篇文章，并无其他意思。职查上年豫省奏报下雨，其中使用“天悭”一语，已奉上谕申斥。如今序文中的语句似乎不便留存，应加以训诫，命他将书板交学馆销毁。该生已经遵照办理。如今于四月二十八日，据生员王廷赞呈控程树榴所刻诗文，指称其狂悖，而且控词中有捏造控告及诬指职员的话，职不便亲自审理后详细上报。除立即拘提一干人犯，押解赴安徽听候提审办理外，合将抄录的禀词先行禀送察核等情。臣随即依据该县的禀报，仔细查看王廷赞控词中粘附的清单及所指出处，认为必须逐一查究，不便由该县会同教官擅自销毁并定案。当即飞快咨报督臣萨载、抚臣闵鹗元，并通知藩、臬两司提审查办在案。现将正在咨会查办的缘由缮写成折，据实具奏，并抄录原控词进呈。恭请皇上明察。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朱批：已经有旨了。钦此。王廷赞呈词一 生员王廷赞具呈，为请求恩准查明狂悖文字、下令销毁以消弭祸患之事。臣听说，子民与君父之间，恭敬谨慎是首要的；政治清明隆盛，歌颂宣扬君恩也难以尽述。凡是吃君土、践君地的人，执笔作文，都应仰戴君恩，时刻想着报效。却有人内心怀有悖逆之意，擅自舞弄笔墨，公然使用比喻体裁，寄寓对时政的讥讽，写入著述并付之刊刻，简直想欺骗世人，使其长久流传，实在是名教所不能容忍的。生居住乡村并且抱病，进城求医，偶然在朋友的私塾中得到《爱竹轩诗》一部，展开阅读序文，知道是捐贡生程树榴所作，满是牢骚、讥讪和诽谤，毫无顾忌，借怨天来诋毁圣明，确实更加明显。等到查阅王沅诗稿，也有许多隐语，支离荒诞，与序文相符。书中所写的愚忠和愤懑，读来令人发指。程树榴是生的亲戚，因此前往以大义责备他，谁知他的父子与恶党陶 佑反而更加猖狂，同声辱骂。生既愤怒又疑惑，同时忧虑可能因此妨碍学馆的考核成绩，不敢立即递交控词，所以先在三月初四日把刻本交给熟悉的县书崇泉，托他趁方便时袖入县署呈报。县中幕友认定是违禁文字，初五日公开退回；初六日承蒙恩准发还原本，另派人命令把刻本取入县署办理。初七日早晨，忽然有方訚兄弟来到生的住处，说刚刚奉县令的命令，叫他化解此事，不得不来传达。因为事情重大，实在不敢参与议论等语。赵为銮在座作证。父亲和老师随即来到圣宫，会同两学师长办理。生于是写好呈词投到学馆，学师拒绝接受，命学书戴田传达学馆的命令，说已经奉堂谕劈毁书板、焚烧书籍，现正在办理。不久听说县令前往州、安徽，必然要向各位大臣议奏。生因此静候，谁知十八日县令公开出行后，程树榴扬言：初七日劈毁书板，初九日已经命儿子程焕随潘洁、施廷琚入署拜过门生；十七日，他又入县署谢恩送行。高天力愿意替他担当毁灭证据之责，可以无忧。还说生埋没他的文章和品行，他一定要报复。却不想传唤程焕时是学差杨名，索取书板时又是杨昆，而且是在明伦堂当众劈毁，众人都听见看见，想掩盖反而更加暴露。而且他刊刻的书还出现在生的住处。生想立即前往学政的行辕，指陈其狂悖之处，又恐他遭受不可赦免的刑典，反而辜负了保全他的恩德。生又读到皇上颁发的煌煌谕旨，三令五申收缴从前的违禁书籍；如今这种狂悖之作出自豪恶之手，反而借官府威势压制生，使生保持沉默，既是与上天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是公道难以伸张。因此抄呈原序并粘附清单，逐条指出，又摘录王沅荒诞妄诞的诗句数条，粘附呈上，恳请太父师俯念大义灭亲，责任无可推卸；像鹰鹯捕逐鸟雀一样出于赤诚之心，请从公阅览裁夺。若不是逆书，就不必焚书劈板；若是逆书，理应严加查究，通报详审，不能有两种说法。请批示一字，以整肃法令、端正人心，所起作用很大。生愚忠而固执，冒死上禀。被控告者：程树榴；作序人：王沅；作诗人：陶佑；程树榴的党羽。干证：《爱竹轩诗》刻本，等发审之日当堂呈验；方訚、方政为传达县令命令的人；赵为銮是陪同二方在座的人；杨名是门斗；传唤程焕的人是杨昆；传取书板的人是戴田，系学书，传达老师的命令；拒收呈词的人是潘洁、施廷琚，系三月初九日带程焕入县署的人。共粘附抄录的诗序一纸、摘抄王沅诗集内诗句一纸、儒学拒绝接受呈词一纸。

译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某日具呈，生员王廷赞。《爱竹轩诗序》有士人因为诗歌遭遇极其困穷、承受奇异灾厄的。但从未听说有人因为诗歌而患上奇怪的疾病。明代徐文长得了狂疾，有人拿利锥刺穿双耳，有人自己拿斧头劈破脑袋，奇怪了，但他作诗仍然如故。直到疾病严重到连诗也一并丧失，诗所造成的祸害才达到极点。我的朋友芷斋，天性和品行最为醇厚，乡里都称他为长者，却不幸善于作诗。丁酉年秋天，他从吴兴幕府回来，当时我客居金陵，听说他病了，便回去看他；只见他瞪着眼说话，很难把书给他看，几乎连一个‘丁’字也不再认识。服药治疗半年，才稍能说话行动，仍然浑浑噩噩，显出木讷僵硬的样子。回想从前酒酣耳热时，捻须高谈、奋笔直书的他，仿佛是两个人。这是古今从未有过的疾病，我的芷斋独自创获了这种病。唉，难道不是奇怪吗？上天造就才人，只怕他们不能出生。等到他们已经成才，穷尽鬼神的壮美，泄露阴阳的秘密，雕琢削损元气，探索幽深神秘之处，那么造就他们的上天反而又要忌妒他们。忌妒久了，积聚的怨气不能平息。于是像孟郊穷困、李贺早夭那样，上天还认为不够满足，便把他们心中的锦绣、口中的文采全部夺走，突然换成粗鄙之人的面貌，使那个人死了还不算真死，活着也只是徒然活着，这才大为快意。那么，难道不是那位造物者的心肠越老越狠毒吗？他所使用的手段，难道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巧妙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这种狠心害理的说法，是全篇最严重的一条。可是我的芷斋确实遭受了这种灾厄，真可悲啊！芷斋有诗一千首，有的雕琢而近于宋诗，有的纤巧而近于元诗，如今都散失了；我选取其中浑厚雅正、自然流畅的一百多篇，命儿子焕编次，交付刊刻。唉，诗集编成之后，芷斋再也不能亲自判定工拙了。上下千年、纵横万里，难道还有了解我的芷斋的人吗？或许有人怜惜他的才华，哀悯他所患的奇病吧。戊戌年孟秋，弟程树榴敬题。查《王沅诗集》共有一百二十首，愤激的诗句已经难以一一列举。只有《燕丹》一绝说：‘虽非败国亡家子，大运潜移岂易图。’《台城》一律说：‘南郊星见龙犹在，北渚人来凤已幽。’《书树槐文后》一绝说：‘一纸浮名尚未通，世途云雾漫西东。’《雨中海棠》一律说：‘明朝早起看花影，一枝一点焉支匀。’《雨泊胥门》一首说：‘黄龙新转轮，白马旧衔冤。’紧接着‘卧永期明发’一句；《早发姑苏》一首说：‘明发依然话太平。’ 这七个字包括一首诗的开头和结尾，多次举出前朝国号，暗暗写入诗句以寄托遥远的思念。尤其可怕的是，读到末篇的结句时，忽然纵笔在题意之外硬续两句：‘所思谁第一，相对正无双。’这与《涉江采芙蓉》的题意毫不相关，不过是借‘相对无双’的意思暗中影射‘日月’二字，合成‘明’字，藏在篇末，说他所思念的是‘明’，与逆书的序文相互起讫、内外呼应。总之，王沅、程焕等人狂妄成性，自居名士，长期郁结并结党，会集文友终日相处，言谈不涉及义理，借助著作互相吹捧，抒写心中不平，以此发泄讥讽诽谤，却还想使人察觉不到。这对于风俗人心关系很大。因此生只把其中明显昭著的内容摘出这几条，特意揭发，并恳请太父师鉴察裁夺。王廷赞呈词二 生员王廷赞具呈，为呈报并请求调取查阅序文词句之事。王廷赞注：这份呈词是生于初八日在学馆投给两位师长、他们拒不接受的呈词（戴学书亲自据实说明）。臣听说，子民与君父之间，恭敬谨慎是首要的；政治清明隆盛，歌颂宣扬君恩也难以尽述。我们这些人有幸遇到太平盛世，共同仰赖安乐祥和，偶尔执笔作文，也不忘爱戴君主，这是本分之事。却有人把文字写成文章并付之刊刻，擅自舞弄笔墨，隐含讥讽时事，像捐贡生程树榴一样毫无顾忌。在徐述夔因诗获罪的案件被查出之后，他借王沅诗稿代写序文并刊刻。序文开头就说‘士有以诗遭穷奇膺奇厄者矣’，又特意举明代徐文长一段作为证据。又说‘诗之为祟，乃极’以及‘生之者忌之，忌之久而积不能平’等话，尤其可怕。文中说‘造物之心愈老而愈辣’，那么造物者比喻的是谁？造物者有什么老少？‘愈老愈辣’指的是什么？玩味这些词意，生虽不敢强行解释，但关系大义，哪里忍心甘愿沉默？生得到它的刷印本两本，因为双方是至亲，便斥责其狂悖，告诫他毁板焚书，反而遭到他的侮辱，被指为不通事理。因此摘出其中的荒谬语句，呈请师长调取查阅刻本，是否属于违禁文字，完全听候鉴察裁夺。谨此上禀。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某日具呈，本学生员王廷赞。

译萨载、闵鹗元等人的奏折 臣萨载、臣闵鹗元谨奏，为遵奉旨意审理定拟而具奏此事。查天长县生员王廷赞控告程树榴为王沅诗集作序刊刻、文字多有狂悖的一案，先前臣闵鹗元已经将目前办理的缘由缮成奏折具奏，恭敬呈上序文请皇上阅览，并说明请将该县知县高见龙、教谕孙麟、训导王守愚一并解任质审等情。接到廷寄，恭奉上谕：‘据闵鹗元奏，天长县生员王廷赞控告贡生程树榴所刻诗文狂悖，请将知县高见龙、教谕孙麟、训导王守愚解任，现正立即提取人犯来省审讯等情一折。朕起初阅看时，还以为这类案件本来就是挟私仇而控告，只应公正裁断，不必稍存成见，已经在折内批示了。等到仔细阅看抄录的王廷赞呈词中所列程树榴诗序，见有“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愈出而愈巧”等语，实在狂悖荒诞。过去孔子说不怨天，如今程树榴身为胶庠中的生员，所作序文竟敢满怀牢骚、肆意发泄愤懑，怨恨诽谤上天，实在已经丧尽天良，自然为天理所不容。就像这份奏折一样，朕初阅时以为不过是挟嫌捏造控告的案件，便照常批示；’ 等到再仔细阅看，便发现其中狂悖的言语终究无法掩盖。由此可见，轻慢上天、悖逆荒诞的人，最终无不自然暴露，不能不严加惩治，以彰明国法并使人心快意。著令交给萨载会同闵鹗元，立即提集本案犯人审讯清楚，按照法律定罪拟刑具奏。钦此。’臣等遵旨立即令有关司府提解人犯，确实审讯，并命令搜查各犯家中是否另有其他不法书籍，此事办理完毕。现臣萨载奉命前往凤阳查审张万青控告县书侵吞赈银的案件，据升任安徽臬司秦雄飞会同藩司农起审拟详解；又据署理泗州徐绍基带同署理天长县郑维祉搜查各犯家中，未发现其他不法文字，只有程树榴旧存家谱一本中有未经敬避的字样，已禀送前来。臣闵鹗元因勘查蒙受水灾的地方，也立即赶到凤阳。臣等随即会同提取人犯，严加审讯。程树榴是天长县捐贡生，平日与生员王沅交好。王沅平素喜欢作诗，家贫，在外寄馆教书。乾隆四十二年六月，王沅忽然得了痰迷病，不能识读文字。八月间程树榴前往探病，见他像痴呆一样，深为怜悯，又在书室中 看见有王沅所作《爱竹轩诗稿》一部，便取回阅看。因为王沅平日善于作诗，却遭遇这种奇病，程树榴便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灾厄，心中不平，于是引用前明徐文长作为证据，代他作序，把怨恨归于上天。又出资刊刻，共刷印四十二本，送给王沅三十五本，自己留下七本，连同书板都保存在家中。乾隆四十四年三月间，有生员王廷赞，是程树榴妻子的堂弟，平日与程树榴有嫌隙，恰好看到王沅《爱竹轩诗》的序文是程树榴所作，语句都充满愤懑牢骚，于是向程树榴斥责。程树榴不服，和他争辩。王廷赞气愤，于三月初四日遇见一向认识的县书崇泉，告诉他程树榴代王沅刊印诗稿，序文中有悖逆语句，把诗本给他看，嘱咐他送到县里查阅。当时该县知县高见龙正从盱眙审案回到县署。初六日，崇泉将此事当面禀告县令，县令取诗查看后，仍命崇泉把原诗归还。王廷赞一面命崇泉到程树榴家查取诗本，一面于初七日亲自到学宫，会同教谕孙麟、训导王守愚，派门斗杨名传唤程树榴、程焕父子前来询问。程树榴因病没有到场，他的儿子、生员程焕到学馆应讯。高见龙认为王沅的诗很平庸，程树榴序文中全是怨天的话，不便留存。审问得知诗板现在程树榴家中，便又命门斗随程焕将诗板交到学馆，并呈出诗五本，当场在明伦堂众目睽睽之下销毁。当天早晨，王廷赞在路上遇到熟识的赵为銮以及方訚、方政，王廷赞谈到程树榴的诗序充满怨愤、悖谬，现已托崇泉送到县里控告的事情。方訚等因未见诗本，便回答说，彼此都是亲戚，何必这样做。王廷赞又说，县官如果不办理，他还要具呈控告。方訚等回答说，事情重大，也不敢过问。恰好听说县里到学馆传唤程树榴父子，王廷赞也随即前往观看，得知书板已经劈毁，便没有再向程树榴追问。他又写了一份呈词，把序文中的悖谬之处写入；初八日更鼓以后，到学馆禀见教谕，因当时已经深夜，教谕命他第二天再来。王廷赞回家后便没有再去学馆，于是认为既然诗板已经被毁，诗中必定确有违禁内容，便抄录诗序，把序中怨恨诽谤的语句全部加签粘附，又认为王沅所作《早发姑苏》等诗也有愤激的寄寓含义，逐一摘出；又因为听说程树榴在外扬言，施廷琚、潘洁带着他的儿子程焕到县里拜门生，程树榴也入县署禀谢，于是另写呈词，连同先前在学馆未递交的原词，于四月二十八日到县里粘附呈上，首先控告高见龙。由于控词中有到县里拜门生等事，不便亲自审理，高见龙当即一面通报禀告，一面将程树榴父子及王沅等交委员押解赴安徽听候查究。现在臣等遵照旨意提集各犯，审问得知上述情况；又对程树榴严加审讯序文中狂悖讥讽诽谤的语句，该犯无法辩解，只得承认，已经丧心失魂，即使死一万次也没有可说的。臣等又问高见龙，既然知道程树榴的诗本不应留存，为何不通报上司核办，反而擅自到学馆劈毁书板了事？考虑到程树榴与该县平日必有交往，而王廷赞所听说的程焕拜门生等事也不可能毫无缘由，便反复追问。高见龙坚称平日并无交往；至于拜门生等事，连王廷赞自己也承认只是听闻，并不确实，似乎是为了推脱掩饰。查程树榴身为贡生，不知感戴上天，竟因王沅平日善诗、忽然得了痰迷之病，便替他作序，把怨恨归于上天，竟敢逞弄笔墨，肆意讥讽诽谤，满纸愤懑牢骚，毫无敬畏，实在已经丧尽天良，为天理所不容、众人所共同愤恨。应将程树榴按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以彰明国法并使人心快意。

译他的儿子程焕，按照逆犯子孙的法律拟判斩立决。据程树榴供称，程焕已经出继给四房堂叔程瀚为子；所有缘坐人犯以及应当入官的财产，命有关司府确实查明后另行办理。王沅所作的诗，据供词虽然没有隐语，但程树榴替他作序刊刻时，王沅尚在病中；可是王沅病愈后没有把序文中怨恨诽谤、狂悖的地方自行首告，其罪也难以逃脱，应按照大逆不首律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各犯的衣顶已经据详革除，仍追缴程树榴的贡生资格，照咨文注销。天长县知县高见龙虽然因王廷赞粘附诗序继续控告，立即通报禀告，将程树榴父子及王沅拘拿解送安徽，并没有听信程焕结拜门生等事；但既然知道序文中有怨天的话，不便留存，案件到手之初就应通报核办，却擅自到学馆将诗板劈毁，罪责无可推辞，应请将高见龙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教谕孙麟、训导王守愚对于劈毁诗板一事，当时没有劝阻，事后也没有禀报，实在属于失职，应请将孙麟、王守愚一并革职。王廷赞指摘王沅诗句，并控告程焕父子拜门生等事，并不完全确实；但他首告程树榴作序时满篇牢骚、肆意发泄愤懑的罪行，已经审明属实，应免予议处。陶佑并没有帮助程树榴父子辱骂王廷赞；方訚、方政、赵为銮、施廷琚、潘洁，审明都是王廷赞牵连控告的，应与县书崇泉、学书戴田等一并免予议处。各犯家中已经命令搜查，没有其他不法文字；只有从程树榴家中搜获家谱一本，审问得知是前明旧本，其曾祖程均贡在原籍徽州抄存，里面有狂诞语句以及未经敬避的字样，应请销毁。其原籍徽州的族人恐怕还有刊本留存，又命徽州府发布晓谕，一律交出。除将搜获的王沅《爱竹轩诗》十三本、程树榴旧谱一本咨送军机处进呈外，全部审理定拟的缘由，臣等谨恭敬缮折由驿站具奏，并缮写供词清单恭敬呈请皇上阅览，恭请皇上明察，敕令刑部等核议回复施行。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奉朱批：交三法司核议定拟，迅速奏报。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