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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三国杂事》，宋代唐庚撰写。上自司马迁的《史记》，下至《五代史》，其间经历数千百年，无论正统政权、偏霸一方的政权，以及僭越、窃据、作乱、叛逆者，甚至微小衰弱的国家，乃至境外蛮、夷、戎、狄等国，史家没有不记载其国号的，唯独《三国志》不是这样。刘备父子相继四十多年，始终号称汉，从未称作蜀；所谓“蜀”，只是俗世流传的说法罢了。陈寿废黜其正统国号，采用民间俗称，沿袭魏晋的私意，废弃史家的公法。用意既然如此，那么他所记载的善恶、褒贬、取舍，还值得相信吗！魏晋时代称刘备为蜀，就如同五代称李璟为吴、称刘崇为晋一样。如今《五代史》撰作南唐世家、东汉世家，从未以吴、晋称呼他们，唯独陈寿这样做，根本没有什么义例，只是顺从自己的好恶罢了。从前欧阳文忠公撰写《五代史》，王荆公说：“五代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这哪里值得劳烦您呢？三国有很多可喜可观的事情，全被陈寿弄坏了。您可以重新写一部。”欧阳公认为他说得对，但最终没有时间写成，真是可惜！诸葛丞相替后主写了《申子》《韩子》《管子》《六韬》各一篇。有人责怪诸葛亮没有用经学来辅导少主，却采用《六韬》《管子》《申子》《韩子》这些书。我认为不是这样。人君无论是拨乱反正还是守成治国，都应把才智谋略放在首位。后主宽厚仁义，胸襟气量有余，但权变谋略和智慧才干正是他的短处，当时有见识的人都对此忧虑。《六韬》讲述用兵的权谋奇计，《管子》重视轻重权衡，《申子》考核名与实，《韩子》以法度绳墨约束人。把这些切合事情的道理施用于后主，正好对症。药物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在于是否适合病情；价值万金的良药如果与病情不相合，又有什么补益呢！法正任蜀郡太守、扬武将军时，哪怕是一饭之恩，或一瞪眼的小怨，也没有不报答或报复的。有人说他太过专横，诸葛亮说：“主公在公安时，进退两难、狼狈不堪，依靠孝直作为辅佐羽翼。如今他翻然振翅高飞，已经不能再加以压制，为什么还要禁止他，使他不能施行自己的意愿呢？”孙盛评论说：“威势和赏罚由下属掌握，是亡国之道，怎么可以因为他是功臣，就任凭他极度横暴放肆？诸葛氏这番话，在这里是失去了政令刑法的原则。” 秦昭王因为范雎的缘故，把平原君作为人质拘留，并写信给赵王，以悬赏求取魏齐的首级。李广因杀死霸陵尉而自责，上书弹劾自己，汉武帝下诏说：“报恩复仇，正是朕对将军的期望。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国初，郭进任山西巡检时，有百姓控诉郭进抢夺他的女儿，太祖怒道：“你只是小民，嫁女本来就应当嫁给小民。如今能够嫁给我的贵臣，难道反而不行吗！”说完便把他赶了出去。这三个人最终都各自以某种方式报效了国家。古代英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够驱使豪杰，是因为他们自有驾驭豪杰的道理；孙盛所看到的，实在太少了。董昭建议曹公应当晋爵为国公，完整接受九锡之礼，以彰显非同寻常的功勋。荀彧认为曹公兴兵，本来是为了朝廷，是有德之人，应当爱护百姓，不宜这样做。曹公因此心中不平，荀彧也因忧虑而死。评论者说，荀彧表面上协助、规劝曹氏，实际上却使汉朝国运倾覆；晚年故意与曹氏意见不同，也无法挽救时局的转移。管仲辅佐桓公讨伐山戎、陈、蔡、楚、晋，他的意图是想尊奉周王罢了，但桓公于是产生了封禅的想法。文若辅佐曹公，平定青州、徐州，平定许都、洛阳，平定河朔，平定汉南，他的志向是想尊奉汉朝罢了，但曹公于是提出了接受九锡的议论。管仲知道封禅之事不能答应，所以设法用言辞拒绝；文若知道九锡之礼不应扩张，所以用谦逊的言辞来推辞。管仲幸运，所以桓公听从了他的说法，保全了勤王的功劳；文若不幸，所以曹公没有采用他的话，造成了窃取国权的祸患。究其始终，只是幸运与不幸运不同罢了，他们的用心难道不是相同的吗！评论者怎么能非难他呢！华歆、邴原、管宁彼此友善，当时人称他们为“一条龙”：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魏略》说：邴原、管宁都是德行高尚的人，而华歆位居他们之首，那么华歆的为人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然而《汉书》记载伏皇后被废时，曹操派华歆率兵入宫拘捕皇后，皇后关上门藏在墙壁中，华歆破门拆墙进去；这难道是德行高尚的人所做的事吗？曹操虽然是奸雄，但用人各有合乎情理的安排。当时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忄享、贾诩、郑昱、郭嘉之类并不少，完全可以办理这件事，为什么偏偏让华歆去做呢？华歆如果果真贤能，曹操决不敢用这件事来使唤他。根据这件事来看，华歆不能算贤者。陈寿撰写《邴原传》时，说邴原年轻时与管宁都因操守高尚而闻名，起初根本没有提到华歆；等到撰写《管宁传》时，陈寿又说管宁与邴原、华歆互为朋友。难道三人互为朋友，而唯独华歆没有操守名望吗？朋友之间出处不同，按理说是可能的；但如果操守名望不同，就不应成为朋友了。这就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地方。建兴五年，丞相诸葛亮出兵驻屯汉中。这一年是丁未年，是魏太和元年，也是吴黄武六年。魏明帝即位，已经过了一年，君臣之间没有隔阂。此前吴国出兵攻打夏口，包围石阳，没有成功。这一年吴国守住边境，没有行动。当初，孔明劝先主保有荆州、益州，向西与各部戎族和好，向南安抚夷、越，对外结交孙权，对内修治政理；天下一旦发生变故，就派上将向宛、洛进军，而将军亲自从秦川出兵，这样霸业就可以成功，汉室就可以复兴了。孔明当初的谋划是这样。到了这时，天下难道已经发生变故了吗？为什么突然采取这样的行动呢？曹公征讨乌丸时，派使者征召田畴，田畴告诫门下赶快整顿州府事务。有人问：“从前袁公五次以礼征召您，您都不肯屈服；如今曹公的使者来一次，您却好像唯恐来不及，这是为什么？”田畴笑着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随即跟随使者到了军中。有人说，田畴拒绝袁氏的征聘，却接受曹公的征召，门人对此感到奇怪，田畴只是笑而不答。为什么呢？只能说，这件事难以明言。从前汉明帝问吴良：“先帝召你，你不肯来，反而跟随骠骑将军交游吗？”吴良说：“先帝用礼来对待臣下，所以臣能够按照礼来决定进退；骠骑将军用法来约束臣下，所以臣只是迫于法律才屈从。”田畴的用意，大概也是这样。当时袁氏政令宽缓，所以田畴可以不去；曹氏法令严急，所以田畴不敢不来。他来并不是仰慕曹氏的道义，因此终身没有接受封爵。田畴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曹公平定邺城后，祭祀袁绍的坟墓，哭得流下眼泪。孙盛评论说：“先王施行诛罚和赏赐，是为了惩戒和劝勉。如今却在逆臣之家尽情哀痛，施政之道已经颠倒了。把怨恨隐藏起来而同仇人交好，是前代贤哲所不齿的；在旧日的馆舍前追述旧情，按义理说也不应有这种徒然的眼泪。道义既然背离，友情既然断绝，还哭什么呢！汉高祖在项氏之事上犯了这个错误，曹公又在这件事上沿袭了错误，这是许多谋虑中的一次失误。”

译禹在市场上看见被施刑的人，便下车为他哭泣，何况刘邦、项羽都受怀王之命，约定结为兄弟；袁绍和曹操年轻时相互友善，一同起兵，而且袁绍还是盟主呢？虽然二人的道义已经背离、友情已经断绝，最后发展到互相倾轧，但我以公义讨伐他，以私下的恩情为他哭泣；既不因恩情遮蔽公义，也不因公义废弃恩情，这正是古代的道理，怎么能说是过失呢！孙盛的议论，不只是学问偏狭，也可以说是小人的见识了。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在永安宫去世。五月，后主在成都继承帝位，改年号为建兴。人君继承帝位，通常要过一年才改元；但章武三年五月就改为建兴，这就是陈寿用来贬低孔明的地方。依我看，这样做似乎并不过分。古代人君即使已经被拥立，也还没有正式即位；到第二年正月，举行即位礼，然后才记载即位并称为元年，后世沿袭了这种做法。如今既然一开始就已经即位，称元年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说，这并不过分。古代人君继承君位，不满一年不能称君，因此子猛不记作王，子般、子赤不记作公；后世沿袭了这种做法。如今既然一开始就已经称君，称元年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说，这并不过分。《春秋》时代，没有一年之内使用两个年号的情况；例如隐公末年，既然已经记作十一年，就不能再改称桓公元年。自从纪元以来，一年之中改换两次年号的情况有过，一年之中改换三四次的情况也有过，难道还要因为一年有两个名称而嫌疑，说不可以吗？所以说，这并不过分。不仅如此，今天所谓的“元年”和古代也不同。古代所谓元年，是某位君主即位后的第一年，所以一定要过一年才称元年，正如前面所说。后世所谓元年，只是某个年号的第一年；即位当年称元年可以，过一年再称元年也可以。建安十三年，曹公从江陵出兵征讨刘备。军队到达赤壁，与刘备交战，战事失利，退守南郡。世上的将领往往致力于增加兵力，却不知道军队达到三十万就很难使用了吗！前代曾凭六十万军队战胜楚国，凭四十万军队战胜秦国；只有王翦、项籍两人能够做到兵力越多越能处理得好，此外只有韩信能做到。军队达到三十万而没有取得成功的，很多都是如此：赵括率四十五万军队在长平战败，汉初联合五诸侯的五十六万军队在彭城战败，率三十万军队被困在白登，王恢率三十二万军队埋伏于马邑却没有成功，王邑率百万军队在昆阳战败，黄巾军率百万军队在寿张战败，苻坚率八十万军队在合肥战败，隋朝率九十万军队在辽东战败。兵力越多，败得越惨，但人们还可以推脱说：“是将领不好。”像曹公这样，可以说是善于用兵的将领了，却又使用六十万水军，号称八十万，在乌林战败。这一年战船首尾相接，所以被敌人纵火焚烧；大军聚集在一起，所以因疫病死亡的将士几乎有一半。这是兵力过多反而成为累赘的明显证据。凭汉高祖的才能，也不过只能统率十万军队；那么六十万水军，就应当有六个像汉高祖这样的人才能统率。汉高祖哪里是容易得到的呢？曹公战败本来就是应当的！曹公征讨下邳，擒获关羽带回去，对他礼遇十分优厚；但他察觉关羽的神情心意没有长期留下的打算，便让张辽以交谈的方式去询问。关羽叹息说：“我非常知道曹公待我厚重，然而我受了刘将军的恩德，终究不能留下。一定要建立功劳报答曹公，然后离去。”等到关羽击败颜良，曹公知道他一定会离开，便厚重地赏赐他。关羽把赏赐全部封存退还，写信拜谢告辞，回到袁绍军中投奔先主。左右近臣请求追赶，曹公说：“他们各自侍奉自己的主君，不要追赶。” 关羽受到曹公厚待，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君主，可以说是贤能了。然而战国时代的士人也能做到这一点。曹公得到关羽却没有杀他，厚待他并使用他的力量，可以说是贤明了；然而战国时代的君主也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关羽一定要建立功劳来报答曹公，然后封还所赐，写信拜谢告辞离去，他进退、离合、去留之间从容得体，值得观赏，恐怕不是战国时代的士人所能相比的。曹公知道关羽必然离去，便用重赏为他送行，又告诫左右不要追赶，说他们各自侍奉自己的主君。曹公内心能够平和，不把彼此当作计较；对外能够成全关羽的忠节，不把他的力量私自据为己有，这还保留着先王遗留下来的风范。我曾评论曹公说：这个人能够行善，却不能不作恶；能够行善，所以能够享有国祚；不能不作恶，所以不能夺取天下。黄初三年八月，魏国派太常邢正持节，册封孙权为吴王，加赐九锡，孙权接受了。这一年吴、蜀相互攻伐，在夷陵展开大战。吴人用卑下的言辞侍奉魏国，接受魏国的封爵，是害怕魏国日后追究这件事罢了。但《魏略》认为，孙权有僭越的意图，又自认为地位较低，所以先卑下而后倨傲。先卑下，是谋求得到封爵，以此奠定僭越窃取的基础；后倨傲，是希望被魏国讨伐，以激怒自己的部众。况且吴国到孙权已经是第三代了，它的势力足以自行立国，为什么还要接受封爵呢！接受封爵，就成了君臣关系；要供应职贡；撤除边关；国家有紧急情况要上报，不得擅自发兵攻击；一旦羽书传来，就要全部装备士卒随军出征；如果不是亲自入朝，就要派儿子入朝担任宿卫。这本来就是藩国的情形，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要一次不听从命令，王师讨伐就有了名义；此后发兵拒战，就是抗拒上命了，哪里还能激怒自己的部众呢？后来魏国责问孙权的侍子，孙权不能忍受，最终背叛了魏国，被天下人讥笑。当他处在危急之时，群臣中没有像鲁仲连那样有见识的人，拿出权宜之计来缓解眼前的危急，反而陈寿把越王勾践的行为视为奇策。勾践侍奉吴国的事，大家确实听说过；但他接受吴国封爵的事，却从未听说过。魏明帝问黄权：“三国鼎立，哪一国是正统？”黄权回答：“应当以天文作为判定正统的依据。从前荧惑星守在心宿，文皇帝去世，而吴、蜀平安无事，这就是证据。”黄权推尊魏为正统，未必没有道理。但黄权起初没有提出别的说法，只凭天文来裁定正统，这就不是我敢于知道的了。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亮侵犯心宿大星，占辞说：心宿是天王之位，君王忌讳这种天象。四月癸巳，蜀先主在永安宫去世，而另外两个国家都如同原来一样安然无事；天道的含义，哪里容易说清呢！晋代《天文志》称，二石虽然僭越称号，但它们的强弱常由昴宿预示，与太微、紫宫无关；然而考察记载可知，流星进入紫宫，刘聪便死亡；彗星扫过太微，苻坚便战败；荧惑星守在帝座，吕隆便败亡。因此可知，推求正统的道理，本来确实自有依据。晋代庾翼给兄长庾冰的信中说：“岁星侵犯天关，江东没有发生事故，而季龙连年闭关，这又是上天昏聩、不能辨明黑白的证明。”唉，人们责备上天也太详细了；作为上天，岂不是也很难吗！

译先主进攻刘璋，所到之处总能取胜，在涪地置酒大宴，对庞统说：“今天的宴会真快乐啊。”庞统说：“讨伐别人的国家，并以此为乐，不是仁者的军队。”先主说：“周武王战胜商朝时，军队前面唱歌，后面跳舞，难道不是仁者吗！” 涪地这次战事的做法鄙陋，哪里值得谈论呢！至于快乐或不快乐的道理，倒有可以说明的地方。《左传》说：军队取得功劳就奏凯歌；又说：战胜以后要以丧礼的态度来对待。两种道理哪一种正确呢？我听说圣人没有私心，而是把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他出兵作战，本来就是为了忧虑百姓的忧虑；取得胜利，也不得不为百姓的快乐而快乐。所以军队有功就奏凯歌，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大道丧失之后才谈德，德丧失之后才谈仁，仁丧失之后才谈义，义丧失之后才谈礼。大道已经发展到礼，离根本就很远了，何况是用兵呢！所以战胜以后以丧礼的态度自处，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说快乐或不快乐，都还没有把道理说尽。古人处理这种情况，对外举行歌舞，内心却以丧礼自处。黄初四年，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许芝、谒者左仆射诸葛诞分别写信给诸葛亮，陈述天命和人事，想让蜀国举国自称藩属。诸葛亮没有服从。魏国群臣可以说是不学无术、昧于见识和谋虑了！假如他们在学术和见识谋虑方面能够像汉代的萧望之，就不应采取这样的行动。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叩塞称藩，萧望之建议用宾客之礼接待他，使他日后即使逃走，也不至于成为汉朝的叛臣。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匈奴虽然衰弱，但一向被称为敌国，并不是东瓯、南粤那样的国家。名分一旦确定，就很难改变；将来如果它背叛逃走，该如何处置呢？出兵诛讨，势力又未必能够做到；放置不问，又无法向天下发号施令。因此在它柔顺之时，以不臣之礼相待，不只是向它显示谦逊的德行，也是为日后长远的局势考虑。魏国把自己看得能与宣帝相比吗？吴、蜀虽然弱小，也不至于像呼韩邪单于当时的匈奴那样。即使他们前来称藩，也还应当按不使其为臣属的礼数对待，何况他们尚未服从，却强迫他们称藩呢？此前魏国加封孙权爵位，反而被孙权戏弄侮辱；如今又劝说蜀国称藩，却被诸葛亮置之不答。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愿意臣服的，不应当这样费力去强迫。兴平二年，袁术在九江僭越称号，设置南郊、北郊祭祀坛场。当时荆州牧刘表也在郊外祭祀天地，汉朝无法制止。只有天子才能在郊外祭祀天地，只有鲁国可以举行郊祀。郊祀之礼，是圣人极为重视的礼制；后世那些扰乱天下的人，想在天下做大盗时，没有不先窃取那些最受重视的东西的。这就是庄子、老子一派提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说的原因。至于杨子的说法，又不完全如此。秦人在西畤祭祀，周王没有立即禁止，最终却把天下都让给了秦国；名分所在，不能不重视。庄子、老子的说法，儒者本来已经非难过；杨子的说法，也同样有不完备之处。杨子只知道严格名分来统治天下，却不知道只有能够保有天下，才能守住名分。秦人在西畤祭祀，周王不是不想禁止，而是力量做不到。既然如此，想要守住名分的人，难道不应先努力于保有天下的事情吗？诸葛孔明劝先主占有荆州、益州，凭借山川险阻保守它们；天下一旦发生变故，就命一名上将率荆州军队向宛、雒进攻，而先主亲自率领益州军队进攻秦川。先主称好。高祖攻破陈豨后，回到雒阳，感叹说：“代地在常山以北，而赵国却从山南占有了它。于是我立儿子为代王，长期镇守代地，并把代郡、雁门郡隶属于他。土地本来就有这种情况：封疆虽然相连，但地势却不便利。荆州在山前，距离蜀地五千多里，而蜀国却从山后占有了它，这种形势实在艰难。不仅不能占有荆州，即使得到秦川，也不能守住。为什么呢？梁、益二地险阻隔绝，大概只能用来自守，而不能用来兼并他国。凡是在山外的东西，连一尺一寸也不能占有；这就是高祖放弃汉中而取得三秦的原因。” 孙权想让太子孙登读书，熟悉近代的事情。因为张昭治学有法度，孙权便多次烦劳他，于是让张休跟随张昭学习，再由张休把所学传授给孙登。刘备教刘禅学习《汉书》，孙权也让张昭用《汉书》教授自己的儿子孙登。世人因此认为孙权、刘备的智慧不足以了解二帝三王，所以他们留给后代的谋略，只达到这种程度。这种看法大错特错。伊尹教导太甲时，称述有夏历代君王，却没有提到唐尧、虞舜；周公告诫成王时，称述商代三宗，却没有提到唐尧、虞舜。难道是伊尹、周公的智慧不足以了解尧、舜、禹吗？他们只是取用那些与当时接近、与事情切合的内容罢了。孙权、刘备的见识当然不能与伊尹、周公相比，但他们教育儿子时，不忽视眼前而一味仰慕遥远，不重视虚名而轻视实际，这也正是伊尹、周公留下的教育方法。《晋阳秋》说：孙皓听说羊祜、陆抗和睦交往，便责问陆抗。陆抗说：“如果臣不这样做，正好会彰显他的德行，对羊祜并没有损害。”有人认为羊祜、陆抗这样做丧失了臣节，便一同讥议他们。亲近仁义、善待邻国，是国家的事务；出奇制胜、击败敌人，是将帅的职责。羊祜、陆抗以将帅的职责来修治国家的事务，这就是评论者讥讽他们失去本职的原因。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用兵本来就有许多方法：有凭力量压倒对方的，有凭智谋压倒对方的，也有凭德行压倒对方的。秦、汉以来，人们只知道使用诈术和武力；一旦有人施行德行，关于是非的议论便纷纷而起，却不知道所谓以德压倒对方，也不过是出奇制胜罢了。怎么能说这是失节呢？不过，《晋阳秋》认为羊祜、陆抗推崇侨札那样的友好关系，这又说过头了。兵法讲究诡诈之道，哪里有什么侨札之谊？即使像它所说的那样，也不足以称道。为什么呢？不是吴、郑两国的使者，却厚待侨札的情谊；身居方面之任，却私自结交境外，这并不是用来称赞羊祜、陆抗美德的做法。孙权征讨柳城，刘备劝刘表袭击许都，刘表没有采纳。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这件事始于齐桓公、晋文公；但齐桓公、晋文公从未把惠王、襄王迁到齐国、晋国。因为他们平定祸乱、复兴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的世系，功效已经显著，诸侯自然就服从了。董卓让献帝居住在长安，李茂贞让昭宗巡幸凤翔，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动辄以制诏为名；然而天下诸侯却纷纷起兵攻打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丝毫功劳来取得天下人的信任，却有劫持君主的名声来承受诸侯的责骂，所以天下诸侯纷纷攻打他们，本来就是合理的。假如刘表能够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勤王，即使不袭击许都，又有什么妨碍他号令诸侯呢？如果不能这样，即使袭击许都，也只会招来诸侯的军队罢了，董卓、李茂贞就是这样。诸葛亮出兵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正好马谡战败，三郡不能守住，诸葛亮迁走西县一千多户，退回汉中。

译汉朝最强盛时，凡太阳、月亮照耀到的地方，横向所及的百姓，都属于汉朝的赤子。后来汉朝德行浅薄，不能保有百姓，于是把长江以东全部丢给吴国，把渭水以北割让给魏国；这就是百姓没有抛弃汉朝，而是汉朝抛弃了百姓。诸葛亮出兵祁山，三郡闻风响应，但他却不能守住，这样就是诸葛亮辜负了百姓，而不是百姓辜负了诸葛亮。在这个时候，本来应该集中收容所获得的民众，痛切地自我责备并向他们道歉，然后遣送他们回去，使崤山、陇山一带的百姓都明白地知道我们的心意；那么以后再出兵，就不用担心他们不来响应了。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他们在那里和在这里其实没有区别。可是诸葛亮却迁走西县一千多户，把他们迁到汉中，既不足以伤害敌人，却使无辜百姓流离转徙，离开宗族，抛弃坟墓，这难道是三郡响应的本意吗？这虽然是边远地区常有的做法，但对孔明来说却不应当这样。这就是我为他感到惋惜的原因。孙亮太平二年，宗室孙基偷骑御马，被交付狱官审理。侍中刁元上奏说：“按照法律，孙基应当处死。但鲁王早已去世，只有请陛下怜悯他，宽免他的罪过。”孙亮说：“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怎么能用私情来逼迫法律呢？应当想一想有什么办法可以释放他。”刁元说：“赦免有大小之分，有的遍及天下，有的限于千里，有的限于五百里，随意所及即可。”等到赦令只施行于宫中时，孙基得以免罪。吴国的君臣可以说是上下都失去了各自的本分。汉代，诸侯王犯罪应当诛杀时，丞相、御史、典客、宗正、廷尉便依照法制上奏请求论罪。皇帝说：‘朕不忍心依法处置他，把这件事交给列侯和二千石商议吧！’于是丞相、御史等又上奏说：‘臣等谨慎地同列侯、二千石商议，他们都说应当依法论罪。’皇帝说：‘朕不忍心依法处置他，那就废去他的王爵，不让他再做王，或者削减他的封地若干。’请求依法论罪，是有关官吏按照法律办事；不忍心依法处置，是君主依据道义裁度时势。孙亮是君主，却讨论法律；刁元是有关官吏，却讨论私情，所以说吴国君臣上下都失去了各自的本分。鲁肃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周瑜说刘备是枭雄，不应当用土地和资财来资助他。汉代荆州之地设置郡的有七个。刘表死后，南阳郡归入中原，而荆州只剩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向南逃奔时，刘琦带着江夏郡归附他；后来四郡相继归附，于是刘备拥有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之地。曹仁退兵后，关羽、周瑜交错驻守南郡，而刘备担任荆州牧，居住在公安；这样一来，六郡之地刘备已经全部占有了。他所说的‘借’，就像韩信所说的‘假借’一样，即使想不把这些地方给他，做得到吗？鲁肃的建议，正符合张良、陈平暗中踢脚示意的机会，而周瑜却独自认为不对。屡次获胜的人，果然不能和他商量判断敌情吗？建安二十年，先主住在公安，让关羽争夺荆州。正逢曹公征讨汉中，先主担心失去益州，便同吴国联合讲和，分割荆州后带兵返回蜀地。曹公征讨汉中，先主听说后同吴国联合讲和，分割荆州是对的；带兵返回蜀地，却是不对的。当时蜀国拥有南郡之地，先主率蜀兵五万人驻在公安；如果进兵占据襄阳，而关羽率领五万军队袭击许都，带着铠甲迅速行军，五天就可以到达。一旦事情成功，天下的局势就无法估量；即使不成功，曹操在汉中的军队也会不战而自行退兵。这就是兵法所说的攻击敌人必然要救援的地方。当初曹公征讨柳城时，刘备曾劝刘表袭击许都；等到刘备占据荆州后，自己也不能辨识这个道理，实在可以说天命另有安排。孙权使用尊贵的称号，议论者认为同他交往没有益处，而且名分礼制也不合顺理，应当立即同他断绝关系；孔明认为还不可以这样做。有人说，孔明不与吴国断绝关系，是因为孙权有道义吗？是因为孔明正确吗？回答说：是因为孔明正确，不是因为孙权有道义。六国时期，诸侯都僭越名分，孟子认为，即使有王者兴起，也不能把他们全部并列诛杀，必须先教导他们；教导后仍不改，然后才诛杀。这样说来，尚未教导他们的罪过，王者有所不诛。孔明当时的势力还没有办法教化吴国，因此吴国僭越名分的行为，不能立即责罚；这是王者的法则，并不是因为孙权有道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孙权攻克荆州后，将领和官吏全都投降，唯独濬仍坚卧不起，不肯屈服。孙权用车把他接来，濬伏在床上哭泣，悲痛得不能自已；他对于自己所侍奉的对象，情义是多么深厚啊！后来樊[疑字]想凭武力从武陵脱身归附蜀国，濬替孙权谋划，亲自率军讨伐并平定了他；他对于自己所厚待的人，又为什么这样薄情呢？想来，他在一个君主那里就把那个君主当作君主，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吗？我听说乐毅离开燕国前往赵国，赵国想让他参与讨伐燕国，乐毅哭着说：‘过去我侍奉燕国，就像今天侍奉赵国一样。假如乐毅获罪，被放逐到别的国家，终身都不敢谋害赵国的徒众，何况谋害赵国本身呢？’如果说乐毅是愚人，那还可以这样解释；但如果乐毅稍有知见，那么濬就不能说是没有罪了。晋朝侍中荀勖、中书令和峤上奏，请著作郎陈寿整理已故蜀国丞相诸葛亮的事迹，编成二十四篇，题名为《诸葛氏集》，进献给朝廷。魏文帝即位后，搜求孔融的文章，认为其文章不减于班固、扬雄。晋武帝即位后，下诏整理诸葛亮的事迹，并把它同《周诰》相比。孔融既是魏文帝的仇敌，诸葛亮又是晋宣帝的仇敌；这两人的言论本来不应是当时统治者愿意听到的，却都被收录保存，唯恐它们完全散失，其中仍然存在先王大公至正的道理。这就是我特别取法于魏、晋的地方。魏明帝即位后，抚军大将军司马懿、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中军大将军曹真都设立了府署。汉初设置丞相府、御史府，后来又设置三公府。将帅出征时设置幕府，军队停战后就撤销，并不是常设机构。如今魏国既已设置三公府，司马懿等人又都以大将军身份在京师设立府署，这是什么道理呢？公室地位的衰微，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蜀将李平听说司马懿等人设府任官，便拿这件事劝说孔明；孔明鄙视这种做法。当时中原人物推重陈长文为第一流人物，如今陈长文也做这种事，其他人就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建安十八年，汉帝下诏合并十四州，恢复为九州。三桓暗示鲁国设置三军，符合《周礼》；但他们的意图是降低公室的地位并夺取其权力。权曹操暗示恢复九州，符合《禹贡》；但他的意图是扩大冀州并增加自己的土地。引用经术、称说古代义理的人，本来未必都是奸人；但奸人想要实现自己的邪谋，也未曾不引用经术、称说古代义理。对此既不能全部相信，也不能全部怀疑，关键只在于加以考察。庞统劝先主夺取益州，先主说：‘现在同我势如水火的，是曹操。曹操急迫，我宽缓；曹操暴虐，我仁慈；曹操诡诈，我忠诚。每件事都同他相反，这才可以成功。不能因为小事而失信失义于天下，我不做这种事。’

译宽缓胜过急迫，仁慈胜过暴虐，忠诚胜过诡诈。然而曹操强大而刘备弱小，本来应当取胜却反而不如曹操，为什么呢？曹操是[疑字]，刘备是五谷中没有成熟的那一种。五谷成熟时，本来就不如[疑字]；这并不是说宽缓、仁慈、忠信不能胜过急迫、暴虐、诡诈。只是刘备不能胜过曹操罢了，所以说：如果不是那样的人，道理就不能凭空自行施行。青龙三年，张掖出现一块石图，宽一丈六尺，高一丈七尺一寸，[缺字]围五丈八尺。它质地青黑而纹理洁白，有像麒麟的、像凤凰的、像老虎的、像牛的、像人和马的，也有像八卦、列宿、孛星和彗星的；上面的字可以读出，却不能理解。当时人认为这是魏、晋兴亡的符瑞。关于河图、洛书的说法，欧阳永叔极力加以驳斥。如今看这块石图，同河图、洛书又有什么不同呢？可惜当时没有伏羲、神禹那样的人，所以没有人能够通晓其中的意义，反而让浅陋的人把它当作魏、晋的符瑞。魏、晋有什么值得说的，怎么知道它不是八卦、九畴一类的东西呢？天地造化所造成的事物，尚且还有幸运与不幸，何况人呢？真是令人感叹不已。苏则担任金城太守，听说魏氏取代汉朝，便穿着丧服，举哀悼念汉朝。孙盛评论说：‘士人不应该非难自己所侍奉的对象，也不应该侍奉自己所非难的对象。既然已经在新朝登记入仕，又怀有二心，难道是大雅君子出仕与退处的本分吗？’ 魏氏接受禅让时，汉帝还活着，苏则穿白色丧服举哀，确实显得轻率放纵。但孙盛说他怀有二心，这又说过头了。箕子经过旧日商朝的废墟，感伤宫室毁坏，想要哭泣，却因为正要朝见而不敢哭。季札为王僚哭泣，却侍奉阖闾；晏子为庄公哭泣，却侍奉景公。为死者哀痛，侍奉生者，以等待天命，这就是臣子的本分，怎么能说他非难自己所侍奉的对象，却又侍奉自己所非难的对象呢？孙盛的声音像枭鸣一样，使人听了厌恶。诸葛亮听说张温失败，却不知道其中原因，思考了几天后说：‘我明白了。这个人把清浊、善恶分得太过明白了。’ 善恶分得过于明白，确实是招致失败的办法。然而人的祸患和失败，有的是因采取合乎道理的做法而得到的，有的并不是因采取合乎道理的做法而得到的。像张温的失败，可以说不是因他的做法合乎道理而造成的，难道还可以推求其中的原因吗？魏文帝把没收入官的百姓赏赐给群臣，只有歆把他们释放出来并替他们婚嫁，魏文帝为此叹息。孙盛评论说：‘子路私下馈赠孔子，孔子毁坏了他的食器；田氏盗用施舍，后世在《春秋》中记载此事来加以讥刺；[疑字]被杀戮的家族和国家，即使刑罚所要肃清的对象中有值得怜悯的人，按道理也没有偏袒宽免的。歆身居股肱大臣的职位，应当在朝廷上公开进言，却默默接受皇帝的嘉奖赏赐，只有自己做君子；这可以说是匹夫的仁慈，但还不能说是履行大道。’ 孙盛凭着刻薄的资质，在草窃乱贼的时代接受学问熏陶，性情和习气都很坏，所以他的议论大多如此。看见牛而没有看见羊，是孟子所说的仁爱方法，怎么能说是偏袒宽免呢？假如孙盛在魏文帝时期担任廷尉，那么歆就应当因私下馈赠而把田氏盗施那样的行为判处死刑了。东晋没有任用孙盛，并不算过分。陈寿说：‘蜀国没有设置史官，也没有负责记录的官职，因此政事活动多有遗漏，灾异也没有记载。诸葛亮虽然通晓为政之道，但在这些方面仍然不够周全。’ 《礼记》[疑字]说，君主说话就由左史记录，君主行动就由右史记录。《周礼》设置官职已经很完备了，却唯独没有听说有所谓左右史。虽然有太史，但并不以记录为职责。当时诸侯都有史官，难道天子反而独独缺少吗？春秋时期，占卜田地住宅的人、占测云气日象的人，都称为太史，那么太史大概是阴阳家一流的人。可是记录赵盾、记录崔杼的人，也都称为太史，那么太史又似乎掌管记录。大概在那个时候，学者通晓天文和卜筮，而占卜国家兴亡的人也并不十分依赖蓍草和龟甲。太史伯凭借祝融的功业推断楚国必然兴盛，太史赵凭借虞舜的德行占断陈氏不会灭亡。他们的议论和依据有超出常人的地方，所以阴阳之术与记录事务可以兼由太史掌管。汉代司马谈父子担任太史令，把论著作为自己的职责，同时又掌管天官事务；太史兼掌两职的情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魏、晋之际，开始设置著作郎，从此太史的职务分成两部分。孔明时代还没有这样。考察后主景耀元年，史官上奏说景星出现，于是大赦并改元；由此可见，说蜀国没有设置史官，是错误的。景初元年，有关官员上奏说魏国取得地统，应当以建丑月为正月，于是把这一年三月改称为孟夏四月。世人说，夏朝取得人统，以建寅月为正；商朝取得地统，以建丑月为正；周朝取得天统，以建子月为正。这种说法不对。从《尧典》的羲和、《舜典》的巡狩来看，唐、虞时期本来就以建寅月为正。到了夏后氏时期，这套历法更加完备，其书流传到后世，称为《夏小正》。孔子得到它并认为可以采用，并不是说以建寅月为正始于夏后氏。到了成周时期，才开始以建子月为正，但仍不废弃夏历，把它称为正岁。后来的学者认为，夏朝以建寅月为正，周朝以建子月为正，商朝处在二者之间，不应当毫无改变，于是根据自己的推想说商朝以建丑月为正。三统之说便由此兴起。夏后氏以建寅月为正，我们在《论语》中已经看到了；《论语》说：‘实行夏朝的历法。’周朝以建子月为正，我们在《春秋》中也看到了；《春秋》记载十月霜降杀死豆类，三月却没有冰。至于商人以建丑月为正，经书中既没有见到，按道理也说不通。以建子月为正，是取二十四节气的开头；以建寅月为正，是取四时的开头；以建丑月为正，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因此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建安十八年，先主进军谋取雒县，庞统被流箭射中，去世。先主一说起这件事就流泪。庞德公把孔明比作“卧龙”，把士元比作“凤雏”，那么士元的年龄应当比孔明小。孔明去世时五十四岁，而士元比他早二十二年去世，这样算来，士元去世时还不到三十岁，难道不可惜吗！建安二十四年，先主才在汉中称王；这一年关羽去世，第二年黄忠、法正去世，又过一年张飞去世，再过一年马超、马良去世。基业尚未完成，而一时之间功臣接连去世，好像有某种力量在夺走他们一样。第二年后主即位，而旧日人物中只剩下孔明、赵云。又过七年赵云去世，再过五年孔明去世，从此功勋旧臣就全都不在了。法正去世时四十五岁，马超四十七岁，马良三十五岁，其余人的卒年没有记载。张飞的传记称，他年轻时就与关羽一同侍奉先主；关羽年长几岁，张飞把他当作兄长来侍奉，因此张飞去世时大概才五十岁左右。霍峻四十岁。这几位杰出人物都有很高的才能，却早早去世；而谯周直到七十多岁才去世，天不保佑汉室，显然是明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