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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五 《涉史随笔》　　　　　　　史评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涉史随笔》一卷，是宋代葛洪所撰。葛洪字容甫，自号蟠室老人，是婺州东阳人。淳熙十一年考中进士，嘉定年间官至参知政事、观文殿学士，死后谥号端简。其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前面有自序，大意说：凡官员直到平民来请求进见朝廷的，除了自己求取仕进、乞求怜悯之外，往往最终没有别的说法，这实际上只是彼此共同欺骗罢了。葛洪不敢这样欺骗，近来因居丧，取历代史书反复研读，偶有所见，便随即记下，于是选取其中可以对朝廷议论略有补益的二十六篇进献。因此，这部书是葛洪尚未显达时献给当时宰相的作品，所以所论都是古代大臣的事情。其中论述田歆的一条说，田歆如果果真能耿介自立，别人自然不敢以私事求他；贵戚竟敢来请托，仍然是田歆的罪过。论述韦澳的一条说，是非虽然应当顺应人情，也应当用自己的见解裁断，所说很是确切有理。其他篇章大多依据形势立论，也属于胡寅《读史管见》一类，但持论平和，不像胡寅那样苛刻偏激。只有论述申屠嘉的一条，反复说明宰相权力应当加重。然而宋代的宰执实际上并没有宦官专权来牵制他们，与汉、唐的情势截然不同。像王安石、蔡京、章惇，以及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都是担心他们掌握的事权过重，所以竟至于把善类全部铲除，毁坏国家。葛洪所说的这些话，只知道防范宦官的祸害，却不知道防范奸臣的祸害，未免失之偏颇。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涉史随笔》原序 凡是小官直到平民请求进见朝廷的，担心没有理由能够来到君王面前，必定托词说自己有见解，借此作为先导，希望有一天能得到召见。朝廷不违逆他们的心愿，召来让他们上前，询问他们所说的事情；除了自己求取仕进、乞求怜悯之外，往往最终没有别的说法。久而久之成为习惯和风俗，上下都安然不觉得奇怪，这实际上只是彼此共同从事欺骗罢了。但我葛洪实在不敢这样欺骗。近来因居丧，取历代史书反复研读，以此自我排遣，偶有所见，以及有时从前贤的学说、师友的传授中得到的见解，便随即记下；于是选取其中可以对朝廷议论略有补益的二十六篇进献，命名为《涉史随笔》。只是想借此掩饰自己已有的欺骗，并不敢自夸说能有丝毫的帮助。即便如此，从前有人说过：楚国郢人写信给燕国宰相，因在夜间写信，便命身边的人举烛，结果误把“举烛”写进信里；“举烛”并不是信中原本要说的意思。燕相得到信后审察它，反而很高兴，说：“烛火放在下面，就昏暗而不能分辨黑白；放在上面，就明亮而十步之外也能看见人的眉目。贤士大夫本来也是朝廷的烛火，不可以不举用。”这实际上是在教我举用贤才。燕相把这话告诉燕王，燕王因这番话举用贤才，燕国因此大治。因为举用贤才而使国家得到治理，这固然是燕相的功劳；但把“举烛”解释为进用贤才，却不是郢人的本意。郢人下笔简略，而燕相善于发挥说明。我如今所写的确实很简略；如果有人根据这些简略之处加以阐发，那就又只能依赖明智通达的人了。葛洪谨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 《涉史随笔》，宋代葛洪撰。赵国公仲连阻止烈侯把田地赐给郑国歌者。赵烈侯喜爱音乐，对相国公仲连说：“郑国的歌者抢石二人，赐给他们每人一万亩田地。”公仲说：“好。”却没有给予。烈侯多次询问，公仲都称病不上朝。番吾君对公仲说：“您确实喜爱善人，却还不知道应当扶持谁。您担任赵国相国至今四年，是否荐举过士人？”公仲说：“还没有。”番吾君说：“牛畜、荀欣、徐越都可以。”公仲于是荐举了这三个人。到上朝时，烈侯又问歌者田地的事，公仲说：“正让人选择其中的贤者。”牛畜侍奉在旁，烈侯便向他讲仁义，谈王道。第二天，荀欣侍奉在旁，向他讲选拔、考核和荐举贤才，任用官员、使有才能的人各尽其能。第二天，徐越侍奉在旁，向他讲节约财物、俭省费用，考察法度、功劳和德行，所给予的没有不充足的。烈侯很高兴，派使者对相国说：“歌者的田地暂且停止赏赐。” 孟子对戴不胜说：“您想让您的君王向善吗？我明白告诉您：这里有一位楚国大夫，想让他的儿子学习齐国话，那么是让齐国人教他，还是让楚国人教他呢？”戴不胜说：“让齐国人教他。”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许多楚国人却在旁边喧扰，即使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齐国话，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把他带到庄岳之间安置下来，过了几年，即使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楚国话，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古代善于辅佐君主的人，一定希望朝廷之上和和气气，满是正直贤良之士，使君主听到正直的言论、看见正直的行为，所以他无论出入起居都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命令、施行政令也没有不妥善的。那些小人即使想迎合君主的过错，也自然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伎俩。公仲辅佐烈侯时，对于士人，虽然是在番吾君的提醒之后才加以荐举，但歌者的田地也就因此停止赏赐了。正直之人在片刻之间改变局面的功效，竟有这样大吗？人不能同来责备，政事不能同来干扰，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孟子的话，难道会欺骗我吗！” 齐国邹忌讽谏威王求取谏言 战国·《战国策》说：邹忌身高八尺多，形貌俊美。早晨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我和城北的徐公相比，谁更美？”他的妻子说：“您美得多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最美的人。邹忌不相信自己，于是问他的妾，妾说：“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第二天，有客人从外面来，邹忌和他坐着交谈，问他：“我和徐公谁更美？”客人说：“徐公不如您美。”第二天，徐公来了，邹忌仔细看他，自己认为不如徐公；又照镜子看看自己，更觉得远远不如。晚上躺下休息时思考这件事，说：“我的妻子认为我美，是偏爱我；妾认为我美，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美，是有求于我。”于是入朝拜见威王，说：“臣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臣的妻子偏爱臣，臣的妾害怕臣，臣的客人想向臣有所求，他们都说臣比徐公美。如今齐国土地方圆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宫中的妃嫔和身边的近臣没有不偏爱大王的；朝廷中的臣子没有不害怕大王的；全国境内没有不向大王有所求的。由此看来，大王受蒙蔽得太厉害了。”威王认为他说得好，于是下令征求谏言。邹忌所说的虽然是小事，却可以由此推知大事。身居君位的人，如果和进谗言、阿谀奉承、当面逢迎的人相处，国家想要治理好，能够做到吗？因此，圣王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记录君主的过失；乐工诵读箴言劝谏；盲人乐师诵读诗歌劝谏；公卿相继进谏，士人传达意见进谏；即使平民也在道路上议论，商旅也在市场上谈论，这样君主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自己的过失而加以改正，这就是能够长久保有天下的原因。后世这种风气已经衰落，谏官虽然有固定的职务，但进言的道路也开始狭窄了。何况君主与宦官、宫妾相处的时间多，与士大夫接触的时间少，时而疏远、时而亲近，他怎么能够使自己免于过失呢？从前宋昭公曾经出逃，对他的车夫说：“我穿戴衣冠站在那里，侍从和车夫有几十人，没有一个不说我的君主美；我说话、做事，朝臣有几百人，没有一个不说我的君主圣明。内外都看不见我的过错，所以我才逃亡。”于是他改变态度、改变行为，两年之后在宋国有了美好的名声，宋国人迎接他回来，恢复了他的君位。像宋昭公这样的人，虽然是在跌倒困顿、心忧思虑之后才得到这些道理，但他看待最终结果，和此前大概已经很不相同了。孔子顺应众议治理政事，也不能没有诽谤。孔子顺辅佐魏国时，改换受宠近臣所任的官职，用来任用贤能；夺去无所作为者的俸禄，赏给有功之人。那些丧失官职俸禄的人不高兴，于是编造诽谤的话。文咨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且说：“不损害前任政事而取得成效，和改变它却引起诽谤相比，哪一种更好呢？”子顺说：“百姓不能同他们谋划开始做事，已经很久了。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在开始时也不能没有诽谤。子产担任郑国相国三年之后诽谤才停止，我的先君担任鲁国相国三个月之后诽谤才停止。如今我治理政事，虽然不能赶上圣贤，难道偏偏没有诽谤停止的时候吗？”文咨说：“子产受到的诽谤，我曾听说过；但不知道先君受到的诽谤是什么？”子顺说：“先君刚开始担任鲁国相国时，鲁国人诽谤他，作歌唱道：‘穿着麛裘，系着蔽膝，把他扔掉就没有罪过；把蔽膝和麛裘扔掉，也没有什么责罚。’到了三个月政事办成，百姓又作歌唱道：‘穿着衮衣、戴着章甫，确实找到了我们的归宿；戴着章甫、穿着衮衣，给我们的恩惠没有私心。’”文咨高兴地说：“现在才知道先生也不异于圣贤。过去周公辅佐成王，远处有四国散布流言，近处连成王也不了解他，但周公的圣德丝毫没有受损，现在《狼跋》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件事。诗说：‘狼踩着颔下的垂肉，前进时又踩住自己的尾巴。周公德厚福大，穿着红色鞋子稳重端正。’” 解说的人认为，狼是贪婪的野兽，追求欲望十分猛烈，所以陷入机关陷阱后不能脱身，前进时踩住下颔的垂肉，后退时又踩住尾巴，进退都处在困厄危险之中。像周公这样的人，对王室忠诚，谦逊自处，没有贪求私欲的心，所以即使处在危险可疑的境地，仍然安步徐行、从容舒泰，红色鞋子稳重端正。这就是周公没有失去圣德的原因。子产辅佐郑国，孔子辅佐鲁国，他们大概都是没有私利欲望的人吧？后世辅佐天下的人，只有本朝忠献韩公近似于他们。韩公说过：‘凡是做臣子的，应当竭尽力量侍奉君主，生死都以此为准，只看事情的是非如何罢了。至于成败，那是天意，怎么可以预先担忧它不能成功，便因此停止不做呢？’正因为他忠诚勇敢到了如此地步，所以能够光辅三位后主，弘大地救济艰难，使天下达到太平安宁，而没有因惊骇地看、倾耳听而产生忧虑。于是欧阳公赞叹他说：‘在进退之间，从容有余，德行和功业都能保全，诽谤自然停止，比周公还要高出很远。’ 汉高帝下诏：“免除那些自卖为奴婢者的奴婢身份，使他们成为庶人。” 汉高帝五年，下诏说：百姓因为饥饿而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奴婢的，一律免除奴婢身份，恢复为庶人。

译古人说良民和贱民都有确定的等级，良民就是平民，贱民大多都是罪犯和奴隶。如今所谓奴婢，大体上本来都是良家子弟，既不是由于出身而本来卑贱，也不是因刑罚而获罪被收为奴婢。他们不幸因兵乱和灾荒所迫，陷入这种境地；如果不是在上位的人加以洗涤救济，即使想重新列入平民之中，恐怕经历百世也不可能做到。汉高帝的诏令，真是懂得君主之道啊！想来萧何大概也曾对此有所辅佐吧？汉高帝下诏令郡国荐举贤才 汉高帝十一年下诏说：“我听说，称王者没有谁比周文王更伟大，称霸者没有谁比齐威王更高明，他们都是依靠贤人而成就名声。如今天下贤人的才智，难道只比古人强吗？问题在于君主不与他们交往罢了。士人凭什么途径进身？如今我依靠上天的威灵，任用贤士大夫平定天下，使天下成为一家，是想让它长久，世世代代奉守宗庙，不至于断绝。贤人已经同我共同平定天下了，却不和我共同享受安定和利益，难道可以吗？贤士大夫中有愿意跟随我交游的，我能够尊贵显荣他们。”将这些话布告天下，使大家明确知道我的意思。御史大夫周昌下达给相国，相国鄼侯下达给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达给郡守；其中有意愿称扬贤德的人，必须亲自劝勉，并为他备车，送到相国府。若有德行和义行，年纪也够，却不上报，查出后免职；年老或患有痼疾的，不要遣送。贾山在《至言》中说：“天下从来不是没有士人，然而为什么只有周文王能说使天下安宁呢？文王喜好仁德，仁德便兴盛；得到士人而敬重他们，士人便会被任用；任用他们要合乎礼义。因此，如果不能使他们充分感受到爱护和敬重，就不能使他们竭尽心意；不能使他们竭尽心意，就不能使他们竭尽力量；不能使他们竭尽力量，就不能成就他们的功业。”汉高帝此举，对于士人也可以说是懂得应当敬重他们了。详细体会“问题在于君主不与他们交往”和“有愿意跟随我交游的人”这两句话，完全可以看出三代盛世君王体恤士人的心意。他从丰沛崛起，最终建立四百年基业，大概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有人说汉高帝傲慢而缺少礼数，他求贤的诏令未免文辞浮夸而实际不足。我认为不是这样。汉高帝所轻慢的只是腐儒，对于贤士从来没有不敬重的。看留侯和吕后谋划保全太子的办法，留侯说：“只是皇上不能招致的人，天下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已经年老了，按义理不肯做汉臣；然而皇上常常尊重这四个人。如今太子如果确实能够降低言辞，坚决请求他们前来，把他们作为宾客，皇上一定会感到奇怪而询问他们。皇上知道这四个人贤能，这就是一项助力。”等到四个人来了，跟随太子侍奉宴饮，汉高帝奇怪地询问他们。四人上前回答，各自说出姓名：“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汉高帝于是大惊，说：“我寻求诸位好几年了，诸位躲避我；如今为什么反而跟随我的儿子交游呢？烦请诸位幸而调护太子。”四人祝寿完毕，快步离去。汉高帝目送他们，最终没有改立太子，实在是留侯招来这四个人的力量。谁能说汉高帝傲慢而少礼呢？所以说：“汉高帝所轻慢的只是腐儒罢了。” 绛侯、灌将军为窦氏选择师傅 汉文帝元年三月，册立太子之母窦氏为皇后。窦氏有弟弟广国，字幼君；他和兄长长君在长安居住。绛侯、灌将军等人说：“这两人的出身低微，不能不为他们选择师傅和宾客。”于是选取有操守品行的士人同他们居住。窦长君、窦少君因此成为谦退自持的君子，不敢凭借尊贵地位傲慢待人。我从师长那里听说：古代天子、诸侯不在国内娶妻，所以没有关于教养外戚的方法流传下来。封建制度废除以后，外戚未必出自世代显贵的家族，尤其不能不加以教育和培养。谁能想到绛侯、灌将军竟能做到这一点呢？长君、少君因此成为谦退自持的君子。张苍被免去相国职位，汉文帝认为广国贤能有品行，甚至想任命他为相国。广国当初年幼时，被人略卖；晚年品行竟达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和他居住在一起的都是有操守品行的士人的功劳吗？假使汉文帝当初能为舅父薄昭选择贤能的师傅，把他安置在贤士之中，薄昭决不会发展到犯法杀害汉使的地步。这是没有在开始时加以防范约束，魏文帝因此得以讥刺汉文帝。申屠嘉召来斥责邓通 汉文帝时，申屠嘉担任丞相。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到皇帝的盛宠。丞相入朝时，邓通却坐在皇帝身边，礼数有所怠慢。丞相奏事完毕，便说道：“陛下宠爱臣下，就可以使他富贵；但在朝廷中的礼仪，不能不严肃。”汉文帝说：“您不要说了，我是私下宠爱他。”退朝后，申屠嘉坐在府中，发布檄文召邓通到丞相府，说不来就要斩首。邓通害怕，入宫告诉汉文帝。汉文帝说：“你只管去，我现在就派使者召你。”邓通到了丞相府，摘下帽子，赤着脚，叩头谢罪。申屠嘉端坐自如，故意不向他行礼，斥责说：“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邓通不过是小臣，却在殿上嬉戏，这是大不敬，应当斩首，交给执法官吏。”现在就执行斩刑。邓通叩头，额头都磕出血来，申屠嘉仍不解意。汉文帝估计丞相已经使邓通陷入困境，便派使者持节召邓通，并向丞相谢罪说：“这是我的弄臣，请您释放他。”邓通回到宫中后，对汉文帝哭着说：“丞相差一点杀了我。” 考察申屠嘉本传，申屠嘉凭借材官蹶张的身份跟随高帝攻打项籍，不过是军队中勇猛健壮、有力量的人罢了。等到他担任丞相，风采、号令和威严却达到了如此程度；那么，宰相的职责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不重要吗？汉代设置丞相，沿用秦代旧制，他的职权号称无所不统。从高帝到景帝，从萧何到申屠嘉，历经四代而相继担任丞相的，全都是高帝的旧臣；他们声望的分量都足以使人知道权柄归于何处，所以他们的君主也不敢把他们当作平庸之人看待，而让他们能够施展威严。汉文帝虽然不能因申屠嘉的话而疏远邓通，但在文帝一世之内，申屠嘉担任丞相，邓通不敢随意张口进谗言；他在冥冥之中潜移默化所造成的影响，大概也很多。后来公孙弘担任武帝的丞相，遇到事情往往在皇帝左右的臣子面前退让，严安、枚乘之类的人在朝廷上发言不断，公孙弘从来没有不屈服的，于是把给事谒者当作皇帝的私人，而把自己当作外朝之臣。丞相的职权从此分散，权力也减轻了。公孙弘凭借儒术取得政权，他的风采反而比不上一个申屠嘉，难怪被淮南王轻视，把他看作启蒙振落、轻易可以摆布的人。继承申屠嘉的，大概只有本朝忠献韩公吧？然而他坐在政事堂，以头子勾任，守忠站在庭下，数说他的罪过，最终把他驱逐，这又比申屠嘉高出一等了。这样看来，宰相权力的轻重，难道不在于任用的是什么人吗？张释之进谏，不应破格提升啬夫

译汉文帝时，谒者仆射张释之随从文帝出行，登上虎圈。文帝询问上林尉有关禽兽的簿册，连续问了十多个问题，上林尉左右张望，完全不能回答。虎圈啬夫从旁代替上林尉回答，回答得十分详尽，想借此显示自己的才能，口齿伶俐，应答不绝。文帝说：“官吏不应当这样吗？”上林尉无能，于是下诏让张释之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回头向文帝进言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文帝说：“是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文帝又说：“是长者。”张释之说：“绛侯、东阳侯被称为长者，这两个人议论政事时尚且不轻易开口，难道要让他们效法这个啬夫喋喋不休、逞口舌之利吗？况且秦朝任用刀笔吏，争相以办事急迫、苛刻明察相互夸耀，结果弊病只是徒有文书形式，没有恻隐之实，因此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渐渐衰败到秦二世，天下像土崩一样瓦解。如今陛下因为啬夫能言善辩就破格提升他，我担心天下人会随风而倒，争相逞口舌之能却没有实际才干。况且下级受上级影响，比影子随形、回声应声还快，举措不可不慎重。”文帝说：“好。”于是没有任命啬夫为上林令。从前孔子厌恶那些凭巧利口舌而覆亡国家的人；他回答颜渊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时，最终也告诫他要远离佞人。那些人言辞和脸色巧妙，善于逢迎，却没有真情实意；应答敏捷，夸耀小聪明。只是恐怕厌恶他们还不够深、驱逐他们还不够快，怎么可以因此破格提升他们呢？当时随从文帝出行的人，如果没有张释之的高见，文帝那时究竟要提升谁呢？下级受上级影响，比影子随着形体、声音引起回响还要厉害，这样做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古代君主对侍御仆从之臣，不让一个奸邪小人混杂其中，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看唐高宗到濮阳出行时，曾向窦德玄询问“帝丘”的事情，许敬宗从旁代替窦德玄回答得十分详尽。当他纵马向前时，退下后还面露得意之色，并俯视窦德玄，说窦德玄“不强行回答就是有能耐”。这句话真足以扼住窦德玄的喉咙，使他丧失气势。从今天看来，首先成为奸臣的，不是窦德玄，而是许敬宗。既然如此，善于逞口舌、应答敏捷，对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周亚夫听从赵涉的计策平定七国之乱 汉景帝时，七国反叛，文书传到朝廷，天子于是派太尉条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去攻打吴、楚。周亚夫出发后，到了霸上，赵涉拦住他劝说道：“吴王一向富有，蓄养敢死之士已经很久了。他现在知道将军将要出兵，一定会在殽黾险阻之间安插伏兵。用兵贵在神秘隐蔽，将军为什么不从这里向右绕行，经过蓝田，出武关，到达雒阳？路程不过相差一两天，直接进入武库，击鼓示警，诸侯听说后，就会以为将军从天而降。”太尉按照他的计策行军，到达雒阳后，派官吏搜查殽黾之间，果然发现了吴军伏兵，于是请求任命赵涉为护军。赵涉拦住周亚夫劝说他，就像三老董公拦住汉王劝说他一样。只是因为他们身份低微，没有机会到君主面前，所以才拦在道路上进言罢了。谁能想到，消灭项籍、平定七国，竟然都出自道路旁低微之人的一句话呢？如此说来，天下的人才哪里会有穷尽呢？这正是人才多得不可遮蔽的道理，也是王先生因此发出感叹的原因。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和贤臣，即使智慧可以遍及天地，也不自以为深思熟虑；即使辩才可以雕饰万物，也不自以为可喜；即使才能可以穷尽海内，也不把它据为己有。哪怕是樵夫的一点长处也可以采纳，不因其身份而拒绝；一句话只要有可取之处，即使是狂妄之人说的，也要加以选择。所以能够汇集天下的谋略，穷尽天下的智慧，办事就不会留下防备上的疏漏了。孔臧推辞御史大夫 汉武帝任命孔臧为御史大夫，孔臧推辞说：“臣以经学为业，请求任太常，掌管我家的学术，与堂弟孔安国整理和传述古代训诰，使它永远流传给后代。”皇上于是任命孔臧为太常，礼遇和赏赐如同三公。当时皇上正崇尚儒学，尊重孔氏，表彰六经；孔臧又是圣人的后代。按通常的情理来说，得到这样的君主赏识，可以说是生逢其时了。然而孔臧却迟疑退让，推辞高位，正想亲自掌管家学、整理古代训诰，他一定是有自己的原因的。唐宣宗时，吏部侍郎孔温业向执政大臣说明情况，请求出任外官。白敏中对同列说：“我们这些人必须自己防范检点。”孔吏部已经不肯留在朝廷了。然而孔臧不就任高位这件事，居上位的人难道不应该深刻反省吗？王吉说应谨慎选择身边侍从和所任用的人 汉宣帝时，王吉上疏说：“陛下只考虑世间事务，想要兴起太平。每次诏书下达，百姓都欣喜得像获得新生。臣私下思考，这可以说是极大的恩德，却还不能说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务。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并不是每一代都有；公卿幸而遇到这样的时代，意见能够被听取，劝谏能够被采纳，然而还没有建立流传万世的长远规划，使君主达到三代盛世的境界。他们所致力的，不过是按期办理簿书、审断狱讼罢了，这不是太平的基础。臣听说百姓虽然柔弱，却不可强行压服；虽然愚朴，却不可欺骗。圣明的君主独自在深宫中行事，做得对，天下人就称颂他；做错了，天下人就都议论他。因此应当谨慎选择左右近臣，审慎选择所任用的人。左右近臣是用来端正自身的，所任用的人是用来宣扬德化的，这才是根本。” 从前我曾在书中考察过这件事，周公告诫成王的内容已经十分详尽了。而《立政》这篇文章，对于治理国家的体统尤其反复恳切。它说：“常伯、常任、准人，是参与议政、处在君王左右的臣子。”又说：“缀衣、虎贲，是君王所役使、与君王亲近的人。”这些官职的尊卑、职责的大小，相差极其悬殊，但周公却把他们一概论述，并没有在其中区别轻重，这是为什么呢？参与议政、处在君王左右的人，关系到是否有人辅佐君王、匡正错误；所役使而又亲近的人，则会对君王产生熏染和习惯上的影响。他们关系到天下的根本，是一样的。三宅三俊的选拔，本来就应当谨慎。同乘一条船渡海，只要有一件事不牢靠，就会一起遭受失败。即使是仆役车夫这样的卑贱之人，也不可忽视。只是自古以来，君主能够因此知道忧虑、审慎选择的人很少。文王、武王确实明白地知道他们各自的职责和情状，所以大小臣僚都怀有忠诚善良之心，最终共同承受了这个伟大的基业，建立了八百年盛大的事业。成王也能够继承并守护周公的大训，不敢昏乱逾越，从而保全了三十六王成就圆满的治业。这些明显的成效和巨大的验证，已经如此清楚了。自周朝衰落以来，这种道理消失了。而君主独自在深宫中行事，也只是因为自以为贤、自以为圣罢了。那么，谁来督责他们使其修养心性、培养德行呢？所以那些君主即使贤明，也不过是在簿书之间谨慎处理事务，在狱讼之中审慎听取和裁断，而不是从事所谓的根本事务。因此，天下得到治理的时候常常少，陷入混乱的时候常常多。这样看来，谨慎选择左右近臣、审慎选择所任用的人，王吉的论述可以说是真正懂得一切变化根源的人了吧？王嘉说人才应当预先蓄养

译汉代王嘉说：“从前苏令发想派遣大夫去逐一查问情况，当时发现没有可派遣的大夫，于是召来盩厔县令尹逄，任命他为谏大夫，派他前去。如今诸位大夫中有才能的人很少，应当预先蓄养人才；对于可以成就的人才，应使他们在士人面临危难时奔赴担当，不吝惜牺牲生命。到了事情发生时才仓促寻找人才，就不是彰明朝廷的做法了。” 一代的人才，自然足以供一代使用。通常只是忧虑在上位的人没有按照应有的办法培养他们罢了。豫章的大树，哪里是一朝一夕能够长成的呢？只是因为在它还只有一拱一把粗时就加以封土栽植，并且没有遭受摧残毁伤的祸患，所以日后要用作栋梁时，随时取用都足够。古代士人在党庠、术序、国学中受到培养，所培养的是仁义礼乐，所学习的是射、御、书、数，所使之兴起的是德行和道艺。士人早晚所听到、看到的，无非是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有一天选取他们来充任公卿大夫和百执事，他们的才能和品行都已经平素确定了。那些准备供选用的士人，他们所具备的本领，大多不是等到临时学习之后才会的。即使低下到中等才干的武夫，也都可以充任公侯的心腹和捍卫国家的干城。所以三代以前，君主从来没有发出人才匮乏的感叹，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后世学校废弛，士人没有平素的培养，往往舍弃大道而趋向小道；即使朝廷上人才济济，满堂都是人，寻找有才识的士人，十人中也未必有一两个。这就是王嘉提出应当预先蓄养人才请求的原因。不过，蓄养人才的方法，若舍弃三代庠序的教育，其他办法都只是苟且之道。汉代还接近古代，可惜王嘉只是提出了这个开端，却不能为汉朝详细说明并推广实行，实在令人遗憾罢了。田歆想亲自寻求一位名士来报效国家。河南尹田歆的外甥王湛以善于识人闻名。田歆对他说：“如今应当举荐六名孝廉，其中有许多是贵戚以书信指名要求的，不宜违背他们。我想亲自寻求一位名士来报效国家，你帮助我寻找他。” 田歆的心意也值得同情。不过，田歆也有罪过。选拔治国人才不能不询问仁人；假如田歆能把尹翁归推荐到廷尉，即使对方是贵戚，他难道敢以私情来干预吗？晋代颜含说过：“冯祖思向我询问佞人的事情，难道我自己有邪恶的德行吗？”田歆反省自己就可以了。即使做不到这一点，对于贵戚的命令，如果他们所托付的人不合适，按照实情拒绝，又有什么害处？何至于违背自己的意愿，强行顺从别人的要求呢？从前东汉吴植任宛县令，梁冀把宾客托付给他。吴植说：“明将军身居上将之位，应当尊崇贤能善良的人来弥补朝廷的缺失。自从我侍坐以来，没有听到您称赞一位长者，却多次托付不合适的人，这实在不是我敢听闻的。”当时梁冀凭借贵戚身份掌权，可以说很有权势，但吴植拒绝他时毫无难色。如今田歆反而把贵戚的命令看得重于不违背他们，怎么能没有罪呢？不过，朝廷想要使天下的荐举公正，并使被荐举的人都真正合适，从而报效国家，只有申明并严禁请托，才有希望达到这一点。否则，因循私情、徇私舞弊，只会助长奔走竞争，不能说是可行的。魏代辛雄说用兵应当明确赏罚 魏司空长史辛雄上疏说：“凡人之所以临阵忘却自身安危，面对刀刃而不害怕，有四个原因：一是求取荣誉名声，二是贪图丰厚赏赐，三是畏惧刑罚，四是躲避祸患。没有这四点，即使圣明的君主也不能驱使他的臣下，慈爱的父亲也不能督促他的儿子。明智的君主了解人的这种情性，所以赏赐一定实行，惩罚一定兑现。这样，无论亲疏、贵贱、勇怯、贤愚，只要听到钟鼓声，看到旌旗排列，没有不振奋激发、争先奔赴战场的。难道他们是厌恶长久地活着而喜欢迅速死去吗？只是利害同时摆在面前，想停止也不能罢了。自从秦陇地区的叛逆出现、蛮左扰乱常法以来，陛下虽然下达明确诏令，说赏赐不会拖延，但将士的功勋，经过多年仍未裁决；逃亡军队的士卒，却安然在家。这就使节义之士没有值得劝勉仰慕的，庸常之人没有值得畏惧震慑的。向前进攻贼军，死了还要交付代价，赏赐又被拖延；向后逃散，保全自身却没有罪责。这就是他们望见敌人便奔逃沮丧、不肯尽力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能做到号令必定兑现、赏罚必定实行，那么军队的威势一定会振作，盗贼一定会平息。” 号令不守信用，赏罚不明确，即使平时没有战事，也不能用来役使众人，何况还想把他们驱赶到刀箭之下，使他们临阵忘身呢？想要不失败，哪里能够做到！从前唐代刘巨容在荆门击败黄巢，有人劝刘巨容穷追，认为可以把贼军全部消灭。刘巨容说：“国家喜欢辜负人，有急难时抚恤保存功臣并不吝惜；事情平定后，涉及官职和赏赐就抛弃他们，有时反而还要获罪。不如留下贼军，把他们作为取得富贵的资本。”因此贼军的势力又重新振作起来。这虽然是强悍跋扈之人的话，但其中确实反映了人情，治国者应当深切考察。赏罚和号令，是国家的纲纪所在。只有守信而明确，才能使人心服；使人心服，才能使他们尽心；使他们尽心，才能使他们竭尽力量；使他们竭尽力量，才能成就功业。这样一来，还担心军威不能振作吗？还担心盗贼不能平息吗？辛雄的论述，可以说深刻、切实而又明白了。崔亮创立停年格 魏代崔亮任吏部尚书时，上奏制定选官格式，不询问士人的贤愚，只专门以停解的月日作为判定依据，长期沉滞的人都称赞这种办法。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写信给崔亮说：“殷、周通过乡塾贡举士人，两汉由州郡推荐人才，魏、晋沿袭旧制，又设置中正。虽然没有尽善尽美，但大概也能选取十分之六七。可是朝廷贡举人才，只寻求文章，不探究其中的道理；考察孝廉只谈章句，不涉及治理之道；设置中正却不考察才能品行，徒然辨别姓氏。取士的途径不广，淘汰选拔的道理也不精密。舅父如今负责铨选衡量人才，应当改变旧调。为什么反而制定停年格来限制他们呢？天下士人，谁还会修养磨炼自己的名声品行呢？”崔亮回信说：“你说的确实有深意。我昨天制定这个格式，是有原因的。古今时势不同，制度应当有异。从前子产铸造刑书以挽救弊病，叔向却责难他以维护法度，这有什么可怕的？难道你要用古代礼制来责难权宜之计吗？”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说：“百姓的性命系于长吏。假如选曹只取年资劳绩，不区分贤能与否，那么道理就如同雁按顺序排列、鱼贯相连；拿着簿册呼叫姓名，一个小吏就足够了。使用几个人，怎么能叫铨衡呢？”奏书上报后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因陛见，崔亮又上奏请求让王公贵臣推荐贤能之士，以补充郡县官员；诏令公卿讨论此事，后来这件事也搁置了。甄琛等人任吏部尚书后，认为这种办法对自己便利，便接着实行。魏代选举任用失去合适人才，是从崔亮开始的。

译自从停年格实行以后，积久成为习俗，流传下来的弊病一直到今天。能干与无能一同得到进用，贤与愚没有区别，人们往往把责任归咎于崔亮，却不思考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以天下之大、士人之多，选用人才的方法却全都交给吏部几个人掌握，即使他们公平得像秤，明察得像水镜，也仍将力量有所穷尽，照察有所极限。像唐代魏元同所说的那样，这正是崔亮要求制定简便办法、完全以士人停解的月日作为判断依据的原因。为什么呢？人才实在太多，不可能全部了解；这是制度使然，并不是主管选举者的罪过。古代士人在学校中选拔，在州里议论，告知众多官员，然后才贡举到王庭；一个人的情况已经被许多人考察过了。到授予官职时，又让各部门分别选任自己的属官，朝廷只任命其中重要的职位，像周穆王任命伯冏就是这样。考察的人多，滥进的人就少；任用的人各有分工，选拔任用的制度就精密，因此官职能够得到合适的人，很少发生败事。魏、晋以来，无论大小官职全都交给吏部，哪怕极细微的行为也都归入考功；从细小的簿书中考察言语，从刀笔琐事中衡量才能，还想要求贤愚有别、能与不能不同时并进，怎么可能呢？使人承担重任，却在不能胜任时不加惩罚；使道路变得遥远，却在没有到达时诛罚，百姓知道力量已经耗尽，便用欺伪来接续，这就是庄周所感叹的。后世如果一定要改进选举人才的办法，只有唐代沈既济的主张或许还可以实行。他说，鉴察不能只靠一个人明察，不能把权力专门交给吏部；应当让五品以下的官员，各由有关部门长官令宰臣进叙，吏部、兵部也可以参与议论。六品以下或属僚佐之类的官员，则允许州府辟用；如果州牧、府守、将帅选用不公，吏部、兵部也可以加以察举。这样，贤愚、能否就可以区别，天下士人也将争相磨炼自己，以符合上级的选择。有人说古今情势不同，如今如果舍弃固定的办法而实行沈既济的主张，那么掌握升降进退权力的人就可以徇私，托请之风也会盛行。我说不是这样。牧守以上的官员如果任用非人，那么既然真正得到了合适的人，难道还能凭私情去干预吗？何况进叙之时，吏部、兵部都可以参与其中议论；州府的辟用如果不公，吏部、兵部又可以察举并加以处理。对于不慎重举荐的罪过，小的给予谴责罢黜，大的施以正典刑。人不是木石，谁敢不自我磨炼呢？只是对于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地方，不能完全像古代选拔士人的办法那样，这一点或许还可以讨论。所以我说，后世想要改进选举人才的办法，沈既济的主张或许还可以实行。隋文帝褒奖提拔郡守县令 隋主因为岐州刺史梁彦光有惠民政绩，下诏褒奖赞美，赐给他粟帛和御伞，用来激励天下的官吏。又有相州刺史樊叔略政绩卓异，隋帝用玺书褒奖赞美，并颁示天下。隋帝召见并任命司农新丰令房恭懿，认为他的政绩是三辅最好的，便赐给他束帛。雍州各县令来朝见时，隋帝见到房恭懿，总是把他叫到榻前，询问治理百姓的方法。他后来多次升迁，任德州司马。隋帝对各州来朝集的使者说：“房恭懿心中存有体恤国家的志向，爱护养育我的百姓，这就是上天和宗庙的保佑。如果我把这样的人置之不理而不加赏赐，上天和宗庙一定会责备我。你们应当以他为榜样。”于是提拔房恭懿为海州刺史。因此各州各县多有称职的官吏，百姓富裕。隋文帝爱护百姓的心意，可以说是很勤勉了，但这并不是所谓根本要务。天下广大，郡县众多，治理百姓的责任，都集中在郡守县令身上。隋帝不知道在任命他们之初慎重选择，却反而想凭自己的耳目所能接触到的情况，在他们已经亲自治理百姓之后再加以奖勉，这样遗漏的人恐怕很多。况且人的常情，即使不能不因一时的激励而有所震动，但日后的变化，大多难以保证。这就是慎重选择牧守县令的主张，也是本朝忠献韩公、文正范公向仁宗极力陈说的道理。他们的主张是说：太平以来，任用守宰，因举荐而提拔任用的少，按照资历考核次序晋升的多；有才和无才的人沿着同一条途径一同晋升，所以能治理好政事的十人中不过一二，施政错误的却十有七八，以至于赋税徭役不均，刑罚罪名不相当，科派征收没有限度，百姓疲惫困乏却得不到体恤，上下相互怨恨，祸乱由此产生。过去虽有诏令让臣僚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但有时举荐者并不贤能，于是多有错误的推荐。请把这件事交给中书、枢密院，先各自选择足以担任举荐者的人，再由他们举荐人才。所举荐的人，如果将来明显有良好政绩，举荐者应当议定给予表彰赏赐；如果贪污败坏、不能理政，苛刻残害百姓，举荐者也应当与他同罪。治理国家的人如果确实能够坚持这样的政令，坚定如金石，执行这样的法令，守信如四时运行，那么举荐者谁敢不谨慎，被举荐的人谁敢不努力？又何必等待在自己耳目所能接触到的范围内，亲自琐碎地加以褒奖提拔呢？所以说：隋文帝爱护百姓的心意固然勤勉，却不是所谓根本要务。唐太宗不愿意频繁赦免。唐太宗对侍臣说：“古语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是君子的不幸。’一年赦免两次，善人就会沉默无言。养育稂莠，会损害良禾；赦免有罪的人，会伤害善良百姓。因此我即位以来，不愿意频繁赦免，担心小人倚仗赦免，轻易触犯法令，所以这样做。” 汉丞相诸葛亮曾经说：“您舍不得赦免罪人吗？”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要靠大的德政，而不能靠小的恩惠。所以匡衡、吴汉都不希望有赦免。先帝也说过：‘我在陈元方、郑康成之间交往时，常常看到他们启奏陈说治乱之道，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却从未谈到赦免。’像景升、李玉父子那样年年赦免宽宥，又对治理有什么益处呢？由此说来，赦免确实是偏于一方而使另一方受损的东西。善良百姓得不到它的恩泽，而奸恶之徒却得到宽宥，这难道是清明时代所应有的吗？这就是孟光深深责备费祎的原因。有人说，赦免是帝王时代不可废除的制度，《虞书》《吕刑》中都有记载，可以作为证明。我认为不是这样。《虞书》所说的‘肆赦’，是为因过失而触犯刑法的人设置的；《吕刑》所说的‘有赦’，是为刑罚适用上存在疑义的人设置的。从来没有关于无论罪行轻重而一律赦免的文字。太宗的见解固然高明，但他的意思只是不愿频繁赦免，仍然未免有时赦免。哪里能得到像武侯这样的人，与他上下反复讨论这个道理呢！” 唐太宗责备房玄龄等人询问营造修缮之事。

译房玄龄、 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北门附近最近在营造修缮什么。窦德素把这件事奏报给皇帝。皇帝发怒，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知道南衙的政事，北门一点小小的营造修缮，关你们什么事？”房玄龄等人拜谢认错。魏征进言说：“臣不知道陛下为什么责备房玄龄等人，房玄龄等人又有什么可谢罪的？房玄龄等人是陛下的股肱和耳目，对于朝廷内外的事情，难道有不应当知道的吗？假如所营造的是对的，就应当帮助陛下完成它；如果是不对的，就应当请求陛下停止它。向有关官署询问，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不知他们有什么罪，陛下为何责备；也不知他们有什么罪，为什么谢罪？”皇帝对此非常惭愧。宰相的职务，大略见于《虞书》《夏书》，详细内容见于《周官》。现在看“股肱耳目”这句话和“使宅百揆”这句话，就知道宰相的职务没有不统辖的。宫伯隶属于冢宰，那么宫廷警卫的事务，宰相就可以统辖；内宰隶属于冢宰，那么宫中的事务，宰相就可以统辖；太府隶属于冢宰，那么财货利益的事务，宰相也可以统辖。其他如饮食、膳食、酒浆、居处、缝纫染色等细务，凡是关系到天子的，没有一件不由宰相统辖。政令依据典章制度，法令规则都应当由这里发出。所谓以道辅佐君王，本来就是这样。北门营造修缮之事，正是房玄龄职分所应当询问的。太宗反而为什么突然发怒说‘关你们什么事’？一定是先有过许多这样的说法，后来才发生这件事；否则，房玄龄等人为什么来不及说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便俯伏退下谢罪呢？魏征的辩说，确实足以挽救太宗的过失，伸张宰相的职权。谏官随宰相入阁的制度，其交相修补政事的作用没有达到这样，直到这时才知道它的益处竟如此之大吗？张九龄劝姚崇远离谄媚和浮躁，任用淳厚之人。右拾遗张九龄认为姚元之声望很高，受到皇帝信任，便写奏记劝他远离谄媚和浮躁，任用淳厚之人，大意说：“任用人才应当根据才干，这是治理政事的大原则；与人才共同治理国家，没有比这条道路更好的了。但您任用人才，并不是没有识人的鉴别力，之所以会有失误，是被因感情而任用的做法所迷惑。”又说：“自从您担任宰相这一重要职务，掌握任用人的权力以来，那些见识浅薄、根基薄弱的人，已经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赶来了，有的谄媚您的亲戚以求得称誉，有的讨好宾客以取得容纳。他们当中难道没有无才的人吗？他们的问题在于不知羞耻。”姚元之赞许并采纳了他的话。《周公立政》一篇，对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反复论说，已经很详尽了。一处说：“只任用吉士。”另一处也说：“只任用吉士。”一处说：“不要任用憸人。”另一处也说：“不要任用憸人。”到了篇末，又说：“只要能够任用常人。”并且感慨叹息，深深寄托了意旨。常人，是对吉士的通称。他们对于国家，就如同人所吃的谷粟、所穿的布帛，得到它们就能生存，得不到就会死亡，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东西。然而他们大多淳厚质朴，往往不能在言辞之间同谄媚、奸佞、浮躁之人争胜，所以居上位的人容易在取舍上受到迷惑。取舍一旦受到迷惑，政事的治乱就由此分开。这就是周公特别恳切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张九龄之所以劝告姚崇，想来是因为他对此有所领悟吧？大体说来，淳厚而守常的人得到进用，天下的君子就会欣喜仰慕，愿意出仕朝廷，用正直之道辅佐君上，施行自己所学的道理，从而达到太平。谄媚、奸佞、浮躁的人得到进用，天下的小人就都会动起心思，想要出仕朝廷，用邪曲谄媚的手段侍奉君上，窃取富贵，专擅权力和利益。任用淳厚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谄媚浮躁的人，国家就混乱。治理政事的大原则，没有超出这条道路的。张九龄的贤能，在于能够把这些话告诉姚崇；姚崇的贤能，又在于能够赞许并采纳这些话。开元时期的政治，怎么会不治理得好呢？宋璟根据才干录用人才。宋璟上奏说：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都有才干谋略和文才，但多有异端思想；如果完全加以引荐提拔，必然会招致悔恨过失；如果长期弃置不用，他们的才干又很可惜，请任命他们为渝州、硖州刺史。又上奏说：大理卿元行冲一向以才干品行著称，起初任用他时，确实符合任命和议论；任职以后，却很不称职，请重新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让李朝隐代替他。陆象先熟悉政务体制，宽厚而不能容忍非法之事，请任命他为河南尹。陆贽说过：“中等以上的人，往往各有擅长之处。如果能够适当地加以区别，按照器能授予职务，使各人都适合自己的本性，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等到把他们合在一起取得成功时，也和全才没有不同，只在于任用者有明察的鉴识和宽大的气度，能够用正确的方法驾驭他们罢了。”所以善于任用官员的人，就像优秀的木匠使用木材一样，取用它的长处，舍弃它的短处。假如宋璟没有广泛接受人才并施展任用的气度，那么李邕、郑勉这类人就会永远成为被弃置的人了。从前齐桓公向管仲询问可以担任宰相的人，管仲认为隰朋可以，却不推荐鲍叔，这是因为鲍叔牙的为人：对于不如自己的人，他不能忘记别人曾犯的过失，终身不忘；而隰朋的为人，是因不如别人而惭愧，对不如自己的人则感到哀怜。正因为鲍叔牙不忘记别人的过失，所以不能舍弃别人的短处而任用他的长处；正因为隰朋哀怜不如自己的人，所以能够舍弃别人的短处而取用他的长处。《秦誓》说：‘如果有一个大臣，专一诚实，没有别的技能，但他的心胸宽广，好像能够容纳一切。’那么，能够辅佐天下的宰相，只有心胸广大的人，才可以胜任。像宋璟这样的人，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唐玄宗任用韩休，是为了社稷。唐玄宗任命韩休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韩休为人严峻正直，不求取荣华和利益。等到担任宰相，很符合当时的舆望。皇帝有时在宫中宴饮享乐，或到后苑游猎，稍有过失，便立即对身边的人说：“韩休知道吗？”话还没有说完，韩休的谏诤就已经送到皇帝面前了。皇帝常常面对镜子默然不乐，身边的人说：“韩休做宰相以后，陛下明显消瘦了，为什么不把他赶走？”皇帝叹息说：“我的容貌虽然消瘦了，天下却一定会富足。萧嵩上奏政事时常常顺从我的心意，他退下以后，我睡觉也不得安宁；韩休常常据理力争，他退下以后，我才能安睡。我任用韩休是为了社稷，不是为了自身。”

译从前楚恭王得了病，召来令尹说：“常侍管苏和我相处时，用正道忠告我，用义理纠正我；和他相处时我并不安逸，不见他时却思念他，但这样做是有所得的，他的功劳不小，一定要给他丰厚的爵位。申侯伯顺从我的意愿，顺着我想做的事和喜欢的事，和他相处就安心，不见他就思念他，但从来没有使我有所收获；他的过失不小，一定要赶快遣走他。”楚恭王的管苏，就是唐玄宗的韩休；楚恭王的申侯，就是唐玄宗的萧嵩。《礼记》说：“爱一个人却知道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却知道他的优点。”这两位君主，真可以说是能够用义理来纠正自己，并且一定从正道中寻求意见的人。申侯、萧嵩当初委曲顺从、自以为已经获得了保住职位、巩固恩宠的方法，最终却没有免于因此被罢黜，给当时留下谄媚的名声，给后世留下恶名。既然这样，讨人喜欢的行为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杨绾请求改革贡举制度。礼部侍郎杨绾上奏，认为古代选拔士人，一定考察品行和实际才干，近世却专门崇尚文章辞藻。进士科从隋炀帝开始设置，当时还只是考试策问而已。到唐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才开始奏请进士加试杂文，明经加试帖括。从此积累的弊病逐渐成为习俗，朝廷的公卿以此对待士人，家中的长老以此教训子弟。参加明经科的人背诵帖括来求取侥幸，而且所有举人都被要求投递文牒自行应试。这样想要使风俗返归淳朴、崇尚廉洁谦逊，怎么可能做到呢？请下令让县令察举孝廉，选取在乡里有德行声望、学问通晓经术的人，推荐给州。刺史考核试验后，升送到省，各人分别专攻一经。朝廷选择精通儒学的人，考问经义二十条，回答策问三道。考取上等的立即注授官职，中等的取得出身，下等的罢归乡里。道举也不是治理国家所需要的科目，应当和明经、进士一并停止。皇帝命令各部门共同议论，给事中李栖筠、右丞贾至、京兆尹严武，都赞同杨绾的意见。贾至议论说：如今考试学习者，把帖经作为精通经术的标准；考察文章的人，把声韵和文辞毛病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文士风气衰败，确实应当整理改革。但是自东晋以来，人们大多寄居他乡，士人居住在本乡的，百人中不过一二人。请同时扩大兴办学校：安居本乡的人，由乡里举荐；寄居外地的人，由学校推举。请下诏让礼部列出具体条目上报。举人投递文牒自行应试的制度，大概始于唐代。谨按《周礼》所载，卿大夫的职责，是各自教导自己所治理地区的人民；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考察他们的德行和道艺，然后把贤能之人的名册献给王。王拜两拜接受名册，把它登载在天府。天府就是太庙的宝藏。这里是说，君王选举贤能，是为了安定宗庙社稷，所以要拜谢着接受他们的名册，并把它收藏在太庙中；对贤能之人的重视就是这样。到了汉代，仍然有劝驾和尊显贤人的意思。像贤良公孙弘这样的人，也一定要等国人坚决推举以后才出来，并没有听说有投递文牒自行应试的举动。这样看来，士人的地位也太卑贱了。积累的弊病成为习俗，流传的毒害延续到今天。士人拘泥于某一天的长处，偶然不合程式，即使平生努力学习，也免不了被摈弃；只要符合考试尺度，即使学问浅薄，也可以轻易取得科第。因此，士人的进退，大多谈论命运而不谈论学业和品行。本朝文正范公说过：“明君在上，本来应当使人凭学业和品行进用；但却说是命运，这就是不能辨别善恶，把一切归之于上天。”这难道是国家的美事吗？杨绾的请求，是有志于恢复古制的人应当深入思考的。崔祐甫推荐提拔人才没有一天间断。崔祐甫担任宰相，想要收拢当时的声望，推荐和提拔人才，常常没有一天间断。他任宰相还不到二百天，就任用了八百人。德宗对崔祐甫说：“有人诽谤说您所任用的人多涉及亲属故旧，这是为什么？”崔祐甫回答说：“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细审察。如果平生从未认识他们，怎么能了解他们的才干品行而任用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天下，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不是靠一只手一只脚所能运转的，也不是靠个人的私意和小聪明所能维持的。

译《尚书》说：“只有傅说能够敬慎地承受君命，从各处招来俊杰，安排在各个官位上。” 宰相的职务，本来就应当如此。崔祐甫推荐提拔人才没有一天间断，他大概只是想尽到自己的职分罢了，哪里有闲暇顾虑亲疏而受到责问呢？德宗怀疑他，是错了。从前舜做尧的臣子时，任官都根据才能授予职位。尧一概听从舜的做法，身边的人说：“君主任用士人，应当亲自凭借自己的耳目来考察，并取得众人的信任，这样做恐怕不可以吧？”尧说：“我举用舜，已经亲自用耳目考察过了。现在舜所举荐的人，我又亲自用耳目考察，那么对人的考察就永远没有完了。”君主的职责，只在于考察和论定宰相而已。既然已经找到合适的人托付政事，那么百官列居各位，按照才能授予职务，自有有关官署负责，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可惜德宗是一个多疑猜忌的君主，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刘晏应对百姓的急难，从来没有错过时机。刘晏担任转运使时，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每月把各州县雨旱、丰收歉收的情况详细呈报给使司。丰收时就提高价格买入粮食，歉收时就降低价格卖出粮食；用粮食换取货物来供给官府使用，并在丰收的地方卖出。知院官刚看到收成不好的苗头，就先申报到某月需要减免多少赋税，到某月需要多少救助。到了期限，刘晏不等州县申请，便立即上奏施行。他应对百姓的急难，从来没有错过时机，从不等到百姓困顿疲敝、流离逃亡、饿死以后才赈济他们。子夏问孔子说：“请问《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怎样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呢？”孔子说：“四方发生灾败，一定先知道它，这就叫作百姓的父母。”刘晏应对百姓的急难，从来没有错过时机，不等到百姓困顿疲敝、流离逃亡、饿死以后才赈济他们，说他不曾从这里得到领会，是不可能的。先王盛治之时，有十二项救荒政令，都由有关官署掌管。偶尔遇到疫病、灾荒和歉收，有关官署不过是把情况报告给上级，提出措施并执行罢了。后世这种政令不再实行，遇到时局艰难、年成歉收，小民纷纷遭受覆亡，却无处申诉；人情困窘无聊，求得保全的意愿就减弱，往往轻易萌生与其苟活不如等死的念头，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这个罪责应当由谁承担呢？唐开元二十九年的诏令说：“从今以后，委任州县长官和采访使共同主持办理，办妥以后上奏报告。”这是因为过去各州发生饥荒，都要等到奏报以后才处理，对于濒临死亡的人没有救助作用，所以才这样规定。做君主的，能够不对此深思吗？韦澳希望周墀不要掌握权力。周墀担任宰相时，对韦澳说：“我的力量小而责任重大，你怎样来帮助我呢？”韦澳说：“希望相公不要掌握权力。”周墀惊愕不已，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韦澳说：“官职赏赐和刑罚，应当同天下人共同决定可不可以实行，不要因为自己的爱憎、喜怒而改变它们。这样天下自然会得到治理，还要什么权力呢？”周墀深深认为他说得对。《传》说：“在朝廷上给人授爵，和众人共同决定；在市朝上处置刑罚，和众人共同弃绝他。”澳的说法，大概就是以此为依据的。能够以天下人的心为自己的心，这种是非标准不能说不好。然而，难道其中没有尚未完备的地方吗？为什么呢？众人认为可以任用，就任用他；众人认为可以弃置，就弃置他。这样固然是公正的，但同那些糊里糊涂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孔子说：“众人都喜爱的人，一定要加以考察；众人都厌恶的人，也一定要加以考察。”《洪范》讲到“稽疑”时，虽然说要同卿士谋议，同庶人谋议，但其用心从来没有不加以考察。孟子论荐举贤人时，虽然诸大夫和国人都说某人贤能，或都说某人不可以任用，但他的考察也不会因此废止。天下的事情，谋议贵在听取众人的意见，决断则在于独自裁定。听取众人谋议，是为了表明公正；独自决断，是为了裁量是否恰当。官职、赏赐和刑罚是否可行，固然应当同天下人共同商议，又必须经过精神的运转、心意的发动，然后才可以实行。我所说的，并不是想比澳说得更多。只是澳的话还没有说尽，所以借着他的说法来探究其中的意义罢了。仇士良教给他的党羽巩固恩宠、保持权势的方法 仇士良以左衞上将军、内侍监的身份退休，他的党羽为他送行到私人宅第。仇士良教给他们巩固权势、保持恩宠的方法，说：“不能让天子闲着，应当经常用奢侈靡丽的事物娱乐他的耳目，使这些享乐一天比一天新奇、一个月比一个月兴盛，这样我们这些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意图。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如果看到前代的兴亡，心里懂得忧虑和恐惧，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会被疏远排斥了。”他的党羽拜谢后离去。人君不能不学习，实在太重要了！国家的兴盛或衰败，社稷的安定或危亡，天下的治理或混乱，百姓的安乐或忧患，君子和小人的消长进退，天命与人心的离合向背，这些事情的起点，全都建立在人君是否学习之上。君主如果确实有志于学习，那么所听到的是正直的言论，所讲论的是正确的道理，所亲近的是正人君子，所实行的是正当的行为；他懂得古今成败的由来，因而常存畏惧之心；明察忠臣与奸邪关系重大、不可忽视，因而常存警戒之心。这样就能在天下尚未混乱时制定治理之策，在国家尚未危亡时保全国家，每日进步、每月长进，最终达到和谐昌盛、光明昭著的境地。那些窥探君主喜怒、等待君主情绪舒缓或严厉，举动都迎合君主心意的人，像仇士良这类人，自然就没有机会可以利用了。这样一来，对人的褒贬、毁誉都能得到真实判断，功劳和过失、赏赐和惩罚都能得到恰当处理，也就能使这个时代达到大安宁的境域。否则，如果本心不正，治理的脉理全都走向邪曲，难道仅仅是这些人能够借此巩固权势、保持恩宠而已吗？《说命》说：“始终想着把常法建立在学习之上，他的德行得到修养而自己还察觉不到；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不犯过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涉史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