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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通鉴问疑》，宋代刘羲仲撰写。四库全书史部十五《通鉴问疑》提要。《通鉴问疑》一卷，宋代刘羲仲撰写。刘羲仲是□州人，秘书丞刘恕的长子。《宋史》只在刘恕传末附带记载，说刘恕死后七年《资治通鉴》完成，朝廷追记他的功劳，授予他的儿子刘羲仲郊社斋郎之职（按：《宋史》原本写作“义仲”，《癸辛杂识》也写作“义仲”，都是传抄错误，现已改正），但他的生平始末就没有详细记载了。史书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宋英宗命他自己选择馆阁中的杰出人才共同修撰。司马光回答说：“馆阁中有文学才华的人确实很多，但说到专心精研史学、我所知道的只有刘恕一人。”于是朝廷召刘恕为修书局僚属，遇到史事繁杂、难以处理的，司马光总是拿去询问□恕。刘恕考证魏晋以后的史事，纠正错误，最为精详。刘羲仲这部书，就是□录刘恕与司马光往来讨论、相互辩难的话。根据书末所说“如今《春秋》尚且被废置，何况这部书呢？”等语，大概成书于熙宁以后。邵伯温《闻见录》称，《资治通鉴》中，前后《史记》归刘□负责，唐代至五代归臣范祖禹负责，三国经过九朝直到隋代归刘恕负责。因此，本书所讨论的都是三国至南北朝的事情。凡是辨析论述，都极其精审核实。史书所称“他笃好史学，从太史公所记载的内容以下，直到周显德末年，私人记载和杂说无不阅览；上下数千年之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大概不是虚夸之语。《资治通鉴》把魏作为正统，朱熹修撰《资治通鉴纲目》时改以蜀为正统，讲学家认为这是申明□大义，向上承继《春秋》。如今看这部书，刘恕曾把蜀比作东晋，打算承续正统，却与司马光据理力争而没有被采纳。由此可见，不仅习凿齿、刘知几早已有这种说法，就是修撰《资治通鉴》时，也并非没有人谈到这一点。书末附有刘羲仲与范祖禹的一篇文章，说他的父亲在修书局时只是分类编排史事，汇编成完整长编；其中关于是非和褒贬的判断，全都出自司马光的删定，而刘羲仲没有来得及看到。司马光并不完全了解凡例中关于是非褒贬之所以如此的缘故。范淳父也曾参与修撰《资治通鉴》，于是写信提出疑问。刘羲仲列举了八件事，又载录范祖禹的答信，逐一作了剖析，深深悔恨自己诘问辩难的错误，并且自称担心还会有以浅陋言论破坏正确言论、以小道理妨害大道理的情况，就像自己所说的这些话一样，所以把它们载录下来，使后世有所考察。他能够彰显先人的长处，又不隐瞒自己的过失，尤其足以看出?水一派仍保有先儒质朴率直的遗风。秘书丞、高安人刘公，名恕，字道原，曾经与司马公共同修撰《资治通鉴》。司马公非常敬畏并爱重他的博学，因此把自己疑惑的事情拿来向他请教。秘书丞在未满二十岁时就考中进士，声名震动京师；文章和品行都很高尚，意气宏伟。然而他因为正直而不被世俗所容，编次一部史书，想要成为流传万世的著作，本来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初心，书还没有完成就被弃置于修书馆舍之后。后世又未必知道秘书丞曾经为《资治通鉴》出过力。秘书丞有个儿子叫羲仲，因先人的功劳没有显彰而感伤；他年幼时在家中侍奉父亲治病，曾详细听闻父亲的议论，于是汇集父亲与司马公往复辩难的内容，写成《通鉴问疑》。道原曾对司马君实说：“正□之论兴起于汉代儒者，他们推演五行相生，以玉玺□相传为依据，认为正□就是神器大宝，必定应当扼住喉咙把它夺来；这样一来，乱臣贼子就能毫无顾忌地实现自己的意图了。假如《春秋》中没有两个王，那么楚本来就是周的诸侯。史书不像《春秋》那样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魏晋、南北朝和五代之间，各方势力相互抗衡，于是天下分裂，它们的名分、地位和称号与周对吴、楚的情形不同，怎么能□拔出一个国家称为正□，其余都称为僭伪呢？何况弱小而自行建立政权的，未必就应在史书中写作僭伪；背叛君主而自行建立政权的，也未必就应写作叛逆；他们的臣子怎样称呼他们，史书也跟着怎样称呼，这反而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僭越和叛逆。” 君实说：道原认为各国的名号都依照其臣子所称，这固然是通行的原则。然而修撰到十六国时，有些地方就难以实行。例如乞伏国仁起初称单于，苻登封他为苑川王，乞伏干归称河南王，前秦封他为金城王，又封为陇西王，进封为梁王。前秦灭亡后，他才称秦王；后来投降后秦，不久逃回，又称秦王，再次投降于秦，成为河南王。炽盘也称河南王，后来又称秦王。吕光起初称酒泉公，改称三河王，后来才称梁王。秃发乌孤起初称西平王，改称武威王。利鹿孤称河西王，□檀称凉王，后来取消年号，投降于秦，不久又称凉王。段业称凉王，沮渠蒙逊杀死段业，自称张掖公，改称河西王，魏封他为凉王。像这一类情况，应当称作哪个国家？如果称河南、陇西，那是郡名；如果称秦、凉，那么他们所使用的国号又曾经改变。如果不写明名称，怎么知道说的是谁？再说，一个平民妄自尊大，如果仅仅因为他的位号就按位号称呼，那么王莽、公孙述也不应当称姓名了。现在想把□蜀、十六国以及五代中偏据一方的人，都依照《三十国春秋》写作某主，只去掉其中‘僭伪’的字样，就像《汉书》称赵王歇、韩王信一样。” 至于他们去世时，就写作“卒，谥号为某皇帝，庙号为某祖、某宗”。只有南北朝写作某主，而不写其崩、薨之类的称谓；这是依从旧史的文字，不在彼此之间作升降区别。这样按道理说，虽然还不算通行周全，但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可以避免刺人眼目。否则，就依照《宋公明纪年通谱》，按照五德相承的说法，晋灭亡之后由元魏继承正统，贬抑宋、齐、梁、陈、北齐、朱梁，都像对待各国一样称呼。称为卒，或者把朱梁比作秦，处在木德、火德之间；又或者把它比作王莽，补在没有正统王朝的时期，也未尝不可。五德相承的说法出自汉代儒者，正是因此才一概依据天道来判断本来不能凭天道判定的人事罢了。”

译道原说：“晋元帝东渡以后，南北分裂疆域。魏、周占据中原，宋、齐接受符玺，彼此互相视为夷狄和俘虏，都自称正统。那么宋、齐与魏、周按形势应当并存。然而汉昭烈帝逃奔巴蜀，类似于晋元帝□；吴大帝在江东兴起，类似于后魏。如果说中原有了君主，蜀就不能承继汉统而被视为伪朝，那么东晋就不是中原了□。如果说孤立建立政权、没有继承正统的就是伪朝，那么后魏也没有所承继的正统。南北朝的史书写某主而不直呼姓名，魏为何可以直书其名□蜀之主呢？” 君实说：司马光因道原所说，把□蜀比作南北朝，又想到一种办法。魏□蜀、宋、齐、梁、陈、后魏、秦、夏、凉、燕、北齐、后周以及五代诸国，名号彼此相当，本来不是君臣关系的，都采用列国的书法。去世都称“□”，王公称“卒”。周、秦、汉、晋、隋、唐曾经统一天下，并把帝位传给后世；它们的子孙虽已衰弱、迁徙各地，但承继祖宗的事业，仍有恢复正统的希望，所以想完全采用天子的书法来统辖诸国。去世就称“崩”，王公称“薨”。东晋元帝以前称“崩”“薨”，但名义上列于诸国之中。刘备虽然承继汉朝之后，却无法编排其世次，正如宋高祖称楚元王的后代，后来李□称□王恪的后代一样，世系真伪无法考知，不能拿来与汉光武帝、晋元帝相比。” 道原说：“曾经统一天下的王朝，包括其子孙，都采用天子的书法；从未形成君臣关系的，则采用列国的书法。这是最为恰当的原则。然而把晋元帝比作汉光武帝，这件事恐怕不恰当。晋朝失去政治统治后，五胡纷扰，天命不固定，只归于有德之人。如果东晋的德政更胜一筹，那么那些僭伪的君主必定重新成为臣仆；而东晋与各国既然不同，名号和正朔却并立，正说明双方的德政并没有分出高下。□曾经向魏称臣，魏不能统一四海，就不能采用天子的书法；东晋偏处江南，更不能与魏相比。况且各国的苻健、姚苌、慕容垂等人与东晋并非君臣关系，东晋难道就可以采用天子的书法吗？至于秦、夏、凉、燕以及五代诸国，虽然僭越盗窃名号，却都相继覆灭；它们的兴亡与?蜀、南北朝不同，因此将它们排除在正统之外，没有什么可疑的。” 君实说：道原排除秦、夏、凉、燕以及五代诸国，这一点是我的考虑所没有想到的。然而如果要让东晋与五胡并列为敌国，就与我的看法不同了。晋元帝是晋高祖的曾孙、琅□王的嫡嗣；他镇守建业、加授镇东将军，都是西晋朝廷下诏任命的。晋怀帝、晋愍帝都死于贼庭，天下推戴晋元帝；当时宗室中兼领藩镇、亲近而势力盛大的，只有晋元帝。晋朝曾经占有四海，兼制夷夏；苻姚、慕容垂等人虽然本人没有向晋称臣，但他们的父祖都是晋臣，而东晋看待苻姚，正如东周看待□楚一样。魏□都是列国，怎么能互相称臣？□向魏称臣，就像勾践侍奉夫差、石勒侍奉王浚一样，并不是预先确定的君臣名分。不过我不知道，晋武帝、隋文帝初年，□主、陈主应当称作□主，孙皓、陈主叔宝、萧琮作为附庸，应该怎样称名。晋朝还没有平定□以前，如果要像魏代那样与□相抗，就应当像魏代一样采用列国书法。晋传给宋，宋传给齐，齐传给梁，梁传给陈，应当使用宋、齐、梁、陈的年号来记载各国事迹。陈灭亡以后，使用隋的年号。隋还没有平定陈以前，称隋主而不直呼萧琮之名；萧琮是后周的附庸，与梁、陈不是君臣关系，梁、陈不应当直书萧琮之名。”},{ 君实说：“汉代有封国的，就说‘封某王、某侯’；没有封国的，就说‘赐爵关内侯’。魏、晋的王侯大多只是虚有其名。如果说没有封国，那么也有前往封国就国的，沈庆之因为始兴离京城较近，请求改封南海，这就是领取封国租税的□了。如果说有封国，那么也有把境外郡县作为封国的，例如宋有始平王，魏有广陵王。不知应当写作‘封某王侯’，还是应当写作‘赐爵某王侯’？” 道原说：“南北朝各代的诸王虽然不前往封国就国，但都有封国和封国官属。宋孝武帝大明年间，把实土郡县分作侨县的辖境。《宋志》记载，雍州有始平郡，青州有太原郡，□州有河东郡，这些都是侨郡。《齐志》记载，秦州有始平郡，所以宋有始平王；《魏志》记载，豫州有广陵郡，所以魏有广陵王。恐怕不能说是‘赐爵’，应当说‘封某王侯’。” 君实说：“凡是采用天子礼法的，所统属的诸侯都称‘薨’。可是《晋书·帝纪》只有亲王、三公以及二王后称‘薨’，其余人即使是令、仆、方伯、开府，如羊□、杜预之类，也只称‘卒’。《隋书·帝纪》中，内史令、纳言以及被封为国公、郡公的人，也称‘卒’，只有亲王、三公和开府仪同三司称‘薨’。《新旧唐书》中，令、仆、中书令、侍中、平章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都称‘薨’。如果依照古礼，五等爵位都称‘薨’，那么晋惠帝时，令、长以及卒伍都拥有爵位和封邑，就不能一概称‘薨’。西晋荀勖等人任尚书令、中书监令，虽然掌握政事，却不称为宰相。东晋□亮、何充等人开始被称为宰相。我想从晋代以后，只有王爵以及三公、宰相称‘薨’，其余都称‘卒’。南北朝的王公也称‘卒’。到了隋代，令、仆、内史令、纳言是宰相；到了唐代，平章事是宰相，三师、三公都是散官。想要把他们都称为‘薨’，可以吗？” 道原说：“周、秦、汉、魏的诸侯称‘薨’，到了晋代以后，只有王爵以及三公、宰相称‘薨’。有的称‘薨’，有的称‘卒’，按照惯例未□。不如采用陆淳的做法，一律称‘卒’。” 君实说：“各位臣子称‘卒’，确实是正确的论断。只是遗憾已经进呈的史稿，周、秦、汉纪不能请求收回后再行改订；至于晋、隋、唐纪，除诸王、三公、三师称‘薨’外，其余即使是宰相，也称‘卒’。尚书令、仆以及门下、中书等掌握实权的官员，称为宰相，但终究不是正式的三公。” 道原说：“如果散官也称‘薨’，那么宰相就不应称‘卒’。” 君实说：“长□景平二年正月丁巳朔，二月丁亥朔。《后魏书》的纪、志记载这件事，是□不发生日食吗？道原在《长编》中，为什么写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发生日食？”

译道原说：“《宋高祖纪》记载，永初三年正月甲辰朔，景平元年正月己亥朔，都与刘仲更□的推算相合。旧本八月为乙未朔，九月应为乙丑朔，却误作辛丑；十月甲午朔，误作庚午；十一月甲子朔，误作庚子；十二月癸巳朔，没有错误。十二月为癸巳朔，那么二年正月应为癸亥朔，二月为癸巳朔，三月为壬戌朔。旧本却误作正月丁巳、二月丁亥、三月丙戌，到了四月辛卯才没有错误。《建康实□》记载：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发生日食。乙未日，义恭任冠军。丁未日，发生大风，这些都与《宋书》的纪相同。只有《宋书》误把二月写成正月，《南史》误把二月朔写成己卯。” 君实说：“《晋帝纪》《晋春秋》《纪年通谱》记载：隆安五年九月，吕隆投降秦；十月，姚兴进攻魏。道原为什么在元兴元年写‘五月，姚兴进攻魏；八月，吕隆投降秦’？” 道原说：“姚兴的载记记载，姚兴派姚平讨伐魏，派姚硕德讨伐吕隆。姚硕德在姑臧击败吕隆，姚平进攻魏国的干城，攻陷后便占据柴壁。魏军进攻姚平，截断汾水据守。姚硕德进攻吕隆，采取□计，吕隆害怕，于是投降。姚平奔赴汾水而死。《魏书》记载：天兴五年五月，姚兴派他的弟弟义阳王来进攻平阳，攻陷干壁。八月，魏帝亲自向西征讨，抵达干壁，姚平固守，魏军进军包围。姚兴调集全部兵力来救援，魏帝估计蒙坑迎战，姚兴的军队大败。十月，姚平投水而死。天兴五年五月，就是晋元兴元年五月。八月，魏军包围干壁的姚平，随后吕隆向姚硕德投降，因此应当是在八月。《晋纪》所说‘隆安五年九月，吕隆投降秦；十月，姚兴进攻魏’，是错误的。晋朝距离中原很远，所得到的消息来自传闻，所以有时记在前一年，有时记在后一年。载记往往依据各国史书，而本纪凭借晋代的起居注，所以差误尤其严重。” 君实说：“《晋纪》记载，义熙十二年二月，姚兴去世，其子姚泓继位；五月，司马休之、鲁宗之投奔姚泓。道原为什么在义熙十二年五月写‘司马休之、鲁宗之投奔姚兴’？” 道原说：“姚兴载记记载，晋义熙十一年正月，□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与刘裕交战，并派使者前来求援。五月，司马休之等被刘裕击败，逃奔姚兴。《晋书·休之传》也说他投奔姚兴。这说明义熙十一年五月，姚兴还没有去世。而《姚兴载记》《后魏本纪》《十六国春秋》《北史·僭伪附庸传》《南史·宋武帝纪》都记载姚兴死于义熙十二年二月。因此，《晋纪》误把十二年二月写成十一年二月，所以又错误地说司马休之等投奔姚泓。” 君实说：“《武陵王纪本传》记载，大宝二年四月，武陵王纪在蜀地僭越称帝，年号为天正，与萧栋暗中相合，有见识的人都责怪这件事。有人说：‘从文字上看，“天”是二人，“正”是一人，只是说各自使用一年就停止。’道原为什么在承圣元年写‘武陵王纪在蜀地即位’？” 道原说：“《南史·简文纪》记载，大宝二年八月，侯景即位。第二年四月，武陵王纪在蜀地僭越称号。考察萧栋在大宝二年八月即位，改年号为天正。如果武陵王纪在大宝二年四月改元，那么他的事情发生在前，并不是暗中相合。又据《武陵王纪本传》，武陵王纪驻扎西陵时，陆纳尚未平定，蜀军又逼近，元帝为此忧虑。陆纳是在承圣元年十月反叛的，那么大宝二年就不应说陆纳尚未平定。因此，依照《帝纪》把武陵王纪僭越称号系于承圣元年，是正确的。” 君实说：“是这样。” 君实又说：“晋代都督兼领刺史，有的只督领本州，刺史专门□理本州，为什么还要改动‘督’字？《南史》略去所督领的州名，只说加授都督；都督难道是虚有其名吗？” 道原说：“《齐百官志》记载，晋太康年间，刺史治理民政，都督掌管军事。到晋惠帝时，才把两项职任合并；不是重要州的，则只任刺史。这说明刺史如果不加‘都督’二字，就不能总领其□内的军事。檀道济都督江州所辖江夏、豫州所辖西阳、新蔡、晋熙四郡的诸项军事，兼任江州刺史。《晋宋志》说：‘江州统辖九郡，豫州统辖十郡，而檀道济只得到都督四郡的职任。’南北朝时，军事职任非常重要，都督难道会只是虚名吗？《南史》只写‘江州刺史’，只是务求文字简省，却不知道这样损害了原意。” 君实说：“后魏《礼志》记载，太和十五年下诏，尊烈祖为太祖，显祖为二□。《帝纪》记载，太宗永兴二年，给道武帝上谥号为宣武皇帝，庙号为太祖，却没有说给他加烈祖的称号。况且太武帝的功业最为显赫，庙号是世祖，为什么不列入二□之中呢？” 道原说：“道武帝追尊神元帝，庙号为始祖；平文帝庙号为太祖；昭成帝庙号为高祖，这些都是不迁的宗庙。因此，太宗给宣武帝上号后，就不应再把道武帝的庙号称为太祖。史官只列举后来使用的庙号罢了。孝文帝去掉平文帝太祖的庙号，也一定去掉昭成帝高祖的庙号。所以孝文帝的庙号是高祖。魏收《序纪》只称始祖神元皇帝，而平文帝、昭成帝都没有冠以庙号。《礼志》的诏书说：‘烈祖有开创基业的功劳，世祖有开拓疆土的功德。应当以道武帝为太祖，比拟后稷；以世祖、显祖为二□，比拟文王、武王。’这说明‘显祖’二字的上面脱漏了‘世祖’二字。” 君实说：“《梁高祖纪》记载，中兴元年十二月，宣德皇后授予高祖大司马之职，依照晋武陵王司马承制的旧例。中兴二年正月，又加授高祖大司马之职，解除其承制权，这是什么原因呢？” 道原说：“旧本《梁高祖纪》记载，中兴二年正月，大司马解除承制权。《齐和帝纪》也说：‘大司马梁王解除承制权。’后人误在‘大司马’上加了‘高祖’二字。”

译君实说：“《魏纪》太和九年的均田诏书说：‘归还和受取田地，以人的生死作为期限。’《食货志》说：‘十五岁以上的人受田。’又说：‘到了应纳租税时便受田，年老免除课役时便归还田地。’又说：‘有举□老小□者，年满七十岁而不归还田地；’这样看来，就不是以人的生死作为期限了。又说：‘所授田地一律加倍。’这难道是说，受四十亩田的人还要再受八十亩闲田吗？桑田不在归还和受取的范围内，难道百姓在田中种了桑树，就立即可以把田作为永业田吗？又说：‘在不宜种桑的土地上，成年男子每人给一亩，有的给二十亩，有的给十六亩。’为什么这样不平均？又说：‘应当归还的田地不种桑树和枣树。’难道露田也不种这些树吗？又说：‘按照现有户口计算，有多余田地的既不再受田，也不归还田地。’这又是什么原因？又说：‘一个人的田地，正额田从正额田，加倍田从加倍田，不得越过别人的田界。’这就是说二者必须彼此相邻；地形怎么能都这样呢？井田制已经废□了。天下的田地都是民田。魏朝计算人口以及奴婢，都按人数授给田地；这其中难道也有什么道理吗？” 道原说：“后魏《食货志》说：‘凡是被流放、配谪到远方而没有子孙，以及户口断绝的人家，废弃的住宅、桑树和榆树，全都作为公田，用来供给授田和受田之用。’均田制度，似乎是让人世代耕种官田和绝户田，并缴纳租税，并不像三代的井田制。刘氏、石氏、苻氏、姚氏政权覆亡、天下丧乱以后，土地没有主人，全都成为公田；除去兼并土地的大族之外，贫民往往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所以孝文帝把官田分给他们。不过授田有定额，按成年男子和人口数计算亩数授田；年老或死亡时归还并缴纳□所授之田，壮年人则不像今世那样作为完整户籍来纳税租种，不计算其□月，只是不许典卖罢了。诏书说得简略，所以说‘归还和受取田地，以人的生死作为期限’；本志说得详细，所以有归还或不归还的□。不栽树的田叫作露田。成年男子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这是说有妻子的成年男子一家共受六十亩。每头丁牛受田三十亩，这是说户内另有一个尚未娶妻的成年男子，且有一头牛，又可以多受三十亩。规定四头牛以内，所受田地一律加倍，是说每有一个成年男子和一头牛，就在三十亩的基础上加倍；即使丁牛很多，给田也只到一百二十亩为止，所以说‘限四牛’。最初受田的人，成年男子每人给田二十亩，前后种桑树五十株、枣树五株、榆树三根；在不宜种桑的土地上，成年男子给一亩，并依法督课种植榆树和枣树。” “这就是说，最初受田的人虽然已经娶妻、同属一户，也不再另行给田；在不宜种桑的土地上，只需种枣树、榆树共八株，所以只给一亩。下文说：‘在适宜种麻的土地上，成年男子以及应当承担课役的人给麻田十亩，妇人给五亩；连同枣树、榆树地在内也是十六亩。’桑田最费人力，为了鼓励人们种桑，所以把它赐作永业田。露田要归还和重新受取，所以不得种桑、种麻。所谓‘按照现有户口计算，有多余田地的既不归还也不受取’，是说种桑田不归还；按现有的成年男子和丁口计算，在应当授给的田亩之外，桑田如果有多余，也允许作为个人所有，只是不再另行受取，也不归还罢了。若受取的桑田少了，就再从官府受田来种桑、种果树，所以有余的可以卖掉多余部分，不足的可以买入所缺部分。所谓‘一个人的田地，正额田从正额田，加倍田从加倍田，不得越过别人的田界’，就如同下文所说‘增加成年男子而受田，总是按照距离最近的地方’，意思是取各户附近的土地，不一定要求地块彼此相邻。唐代制度规定，成年男子给田一顷，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世业田由本人死后承继户籍的人继承，口分田则收归官府后再给别人。后来避讳‘世’字，所以称为永业田。魏、齐、周、隋享有国祚的时间都很短，战争不断，农民常常很少，而空闲土地常常很多，所以均田制度一直保存到唐朝承平时期的□丁口。” 人口逐渐增多，官府没有闲置的田地，便不再授田和收田，所以田制就成了一纸空文。《新唐书·食货志》说：‘口分田、世业田败坏而成为兼并之田。’它的意思似乎是把这种田制比作井田制，差得实在太远了。君实说：“是这样。” 君实提出疑问，道原答疑，每卷不下数条，论议很多，不能全部记载；这里只记载那些订正旧史错误的内容。不过，道原当时在书局，只是把史事分类编排，勒定成为长编；其中的是非取舍，全都出自君实的删改，而羲仲没有机会看到。君实并不完全了解编纂凡例，以及作出这些是非取舍的原因；范纯夫也曾参与编修《通鉴》，于是便把自己的疑问写下来。他的书信说：汉代薛包、茅容等人，旧史只附载在别人的传记中，《通鉴》却把他们的事迹完整记载下来，不能不说是广泛记录了史事。然而淮南王刘安、太史公司马迁都称屈原的《离骚》可以与日月争光，《通鉴》却删去了屈原投汨罗江、创作《离骚》等事。□代的《儒林传》《文苑传》《隐逸传》共有十篇，删去了七八篇。《春秋》连秋毫般细小的善行都加以褒扬，《通鉴》却遮蔽日月般的光辉，这是羲仲所疑惑的第一件事。《二京赋》《三都赋》等赋，《解嘲》《宾戏》等文章，《通鉴》都不记载；而《孟子》中孟子与梁惠王的问答、《荀卿》中荀卿与临武君的疑难问答，《通鉴》却一句也没有遗漏。荀子、孟子的事迹反而隐没不载。太史公对于管仲、晏婴，尚且编次他们的传记而不评论他们的著作；司马公对于孟子、荀子，却评论他们的著作而不编次他们的传记。这是羲仲所疑惑的第二件事。《通鉴》称蜀为“主”，称南北朝为“主”或“帝”，□。司马公说，双方土地相当、德行相齐，不能统一天下，因此采用列国的体例，或许可以接近不歪曲事实，也接近最公允的做法。然而世宗封李□为唐国主，仁宗封元昊为夏国主；“主”和“帝”并不是列国的称号。司马公论述正统，和欧阳公大致相同；但欧阳公认为天下有统治正统时，就按有统治正统的情况记载；天下没有统治正统时，就按没有统治正统的情况记载。《通鉴》如果认为存在正统，就不应把南北朝称为“帝”；如果认为不存在正统，就不应把南北朝称为“主”。这就是羲仲所疑惑的三件事。” 宋高祖在新州射死一条蛇，第二天看见一个穿青衣的童子在捣药，说：‘我的王被刘寄奴所伤，但刘寄奴是王者，不能杀。’高祖呵斥他，童子等便都散去了。《通鉴》凡是这类符谶之事都不记载，却在秦二世元年记载汉高祖射蛇的事。高祖斩蛇，难道不是符谶吗？《通鉴》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这是羲仲所疑惑的第四件事。陆云本来不懂玄学，夜里行路迷失方向，遇见一个少年，和他谈论《老子》；后来寻找住宿之处，才知道那少年原来是王弼？从此以后，他谈论玄学大有长进。《通鉴》凡是这类神怪之事都不记载，但在梁中大通二年却记载寇祖仁藏金的事情。祖仁藏金，难道不是神怪之事吗？《通鉴》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这是羲仲所疑惑的第五件事。

译北齐神武帝出征，遇到天寒下雪，便让人举□；陈元康在□下撰写军书，笔锋飒飒，不一会儿就写了好几张纸。神武帝看着他说：‘这和孔子通鉴相比怎么样？’凡是这类过分褒扬的事情都不记载，但《通鉴》却在汉延光元年记载荀淑把叔度比作颜回的事。不知道叔度和颜回有什么不同，陈元康和孔子又有什么不同。这是羲仲所疑惑的第六件事。孙彦高在定州时，黙啜包围了州城，彦高把□倒在宅门处，告诉他的奴仆说：‘好好守住宅门，不要把□钥交出去。’凡是这类过分贬低的事情都不记载，但《通鉴》却在晋隆安三年记载王凝之向大道借鬼兵的事。不知道王凝之借鬼兵和彦高守□钥有什么不同。这是羲仲所疑惑的第七件事。《通□》和《大业记》都说隋炀帝杀了隋文帝，《通鉴》却记作：‘皇上驾崩，朝廷内外颇有不同的议论。’《唐□》和《新唐书》都说武后杀了太子宏，《通鉴》却记作：‘太子宏去世，当时人认为是武后杀了他。’《通鉴》对于这些事用存疑的笔法表示怀疑；但在宋元徽四年，却记载冯太后毒死显祖的事。只有《天象志》说：‘献文帝突然去世，实际上是中了鸩毒。’元行冲《国典》说：‘冯太后埋伏壮士，太上皇入宫谒见，随即去世。’司马公怎么知道是冯太后毒死显祖的？怎么能不把这件事明确写出来！那么，司马公所知道的毒死显祖的人，怎么能确定是冯太后呢？这是羲仲所疑惑的第八件事。” 纯夫说：“您可以说是善于提问了！祖禹怎么敢不回答？不过，您所问的这些条目，我从前也曾参与讨论；借着您的提问，可以解除诸位儒者的疑惑，这正是《通鉴》启发我的地方。”如此等等。羲仲收到纯夫的书信后，后悔诋毁《通鉴》这部书。君实寄居在秘书省，道原确实参与了讨论。君实和道原都以史学自负，同心协力，共同完成了这部书。君实说：‘司马光得到道原，就如同盲人乐师得到能看路的人一样。’范纯夫、刘贡甫、司马公休，也都认为道原所下的功夫最多。君实曾经说：‘我编修《通鉴》，只有王胜之借去读过一遍；其他人读不到一卷，就已经打呵欠想睡觉了。’扬子云尚且如此，后世如果再有像子云这样的人，这部书一定不会被废弃。如今连《春秋》都还被废置，何况这部书呢？我姑且用它来□度余生罢了。唉！君实的用意实在深远，不是向见闻少、见识浅的人说的。不过，君实刚完成《通鉴》时，依据道原临终留下的话，求取《通鉴》的一个定本，于是把□本交给了他的家人，并告诉羲仲说：‘先君子临终时留下遗言，遗憾没有看到此书完成；而这部书能够完成，先君子的功劳占大半。日后如果有人向您索取这部书，如果您想把它传□，只管传给我。这样做不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恳求，也是先君子的遗志。’这样看来，君实对羲仲的期望也很深厚了。羲仲既为先人没能看到奏成此书而深感痛惜，又担心后世有人用小言论破坏正言、用小道理损害大道；如果不幸有人像羲仲这样，于是编集了他们往来问答和辩难的内容，使后世有所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