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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水利考[清]吴农祥 撰宋苏文忠公轼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愚以文忠比西湖于眉目，犹浅视西湖也。譬之人身，血脉治则四支坚强，西湖则杭之营卫也。且人身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西湖则杭之肠胃也。眉目而失清扬，未足以为病；营卫不能通水谷，则虽有神医无能救矣。眉目而失清扬。即足以为身累。肠胃不能受水谷。则虽自以为无病，见之者必反走矣。自唐宋以来，李长源泌之始开六并。白乐天居易从而修之。嘉祐中，沈太守文通于六井之南开南井。熙宁中，陈太守述古又疏之。元祐中。苏太守轼患其湮涸，复为经理。六井虽由城中开凿，而实引湖水为本源，阴相灌输。使易斥卤为甘醴，则西湖非杭之营卫乎？白氏之通石函，也苏氏之筑石堰也。石函之流。细其言曰：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此石函之利也。堰则用瓦筒、石槽汇之西湖者。注之运河，春涨不使泛行，秋霖不使骤益。制以定，而有常。自仁和以抵海宁阡陌数千顷，皆赖湖水以救亢旱，此石堰之利也。诸邑犬牙绣错。而皆赖湖水，则西湖非杭之肠胃？平湖自南宋渐成繁华，而元废不理，胜国之初仍之，浸成池沼，为民居。倡为浚湖之说者，宣德、正统时，则有都御史刘敷、御史吴文元。成化、弘治、正德时，后先则有太守胡浚、御史谢秉中、布政使刘璋、按察使杨继宗、御史吴一贯、太守杨孟瑛。而孟瑛任事至猛。议当开者有五，渐复唐宋之旧。然湖之究不得复者有三：一曰：积习之难拔也。自本朝溯胜国，自胜国溯元，已四百余年矣。昔所云，豪右之圈占者，今皆为易主之世产也。昔所云版籍之漏没者，今皆为国计之征办也。无尺寸之不售于民，亦无尺寸之不纳于官也。今使执子孙所应割之产业，以追求其祖宗所当吐之田庐，则已夏五郭公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矣。况所授受展转，则又齐景公之所乐，而皆爽鸠之所贻也。能止群谤之不兴乎？能防浮议之不格乎？温原之赐，殆不可必之于郤氏，而汶阳之疆，岂能遽正之于鲁也。一曰：国赋之难除也。湖之迁而为荡，湖之废而为田，其来已久。而明初定湖荡正粮，每亩二斗七升，抄没官田多至六斗以上，可谓重矣。以极重之征，而民实之而不忍舍者，岂非旱潦无忧而获利加倍乎！如欲夺其所有，必当舍其所应纳之赋与役。而成化开浚之议起，临湖查勘，已不敢明告于君上，悉举其所以然，而锄去税粮百三十余石，强派之堤西有产之家。于是失产者怨。而有产者亦怨，无几何而圈筑如故矣。当时刘、杨诸公皆具经济，能（专刂）割。成化时，且承平，能信大臣。为国为民之事，而始终乖违若此，则亦可见任事者之难，不第纷纭之口舌已也。一曰：国费之难供也。邺侯之成六井，事奇而费约，可以意揣矣。苏文忠之浚湖也，请上供额解出粜常平，增减折耗之余米一万余石。又请降度牒减价出卖，募民开治。又奏新旧菱荡，课利钱送钱塘县收掌，谓之开湖司公使库，以备逐年雇人开葑、撩浅。又计避浮山之险，以开龙山之运河，用度钱十五万贯，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计二年始成。由此观之。古人之成一事，未有不通前后计划而能有成者也。通前后而计划，未有于国不费一钱、不雇一夫。而能公私无困者也。长芦之筑。宋章献皇后临朝，内出钱数十万贯。龟山河之开。神宗亦赐钱十万贯、米十万石、起夫九万二千人。今议浚湖无亦通前后而一计之，此尤近日之急著也。乃世之以浚湖为不便者，《成化志》载之矣。曰：西湖自宋亡后，历元入明，官无厉禁。为官民、寺观侵占。苏堤迤西，直抵西山之麓，尽成桑田。仅留六小港，以行缺瓜舟子。其酒船无论矣。里湖稍僻。皆成私居。外湖则自苏堤北第一桥迤东。沿西泠桥、孤山，沿城而南抵南屏，为池荡、田庐。弥望湖身窄小，昔称外湖南北十里。今五里而近焉。浸淫至神、熹。又可知矣。而议者则曰：湖滨之为民恒业也。小民男女，万人养生送死、身口衣食。仰给于此。且灶突相接。桑柘成林。坟冢梧楸，林木茂密。而忍平其马鬣，塞其井灶，是非仁者所为。则应之曰：公之所惜者。傍湖之三百余户也，今之所惜而欲浚之者，一郡之风气、数万户之生死也。全数万户与三百户，孰大而孰小？为一郡计盈缩。与环湖之民家计可否。孰智而孰愚？
译《西湖水利考》清代吴农祥撰写。宋代苏文忠公苏轼说：“杭州有西湖，就像人有眉目一样。”我认为，文忠把西湖比作人的眉目，还是把西湖看得太浅了。譬如人的身体，血脉通畅，四肢就强健；西湖就是杭州的营卫。况且人的六经好比河流，肠胃好比大海，九窍好比水流注入的通道；西湖就是杭州的肠胃。眉目失去清秀明朗，还不足以称为疾病；营卫不能运化水谷，那么即使有神医也无法救治。眉目失去清秀明朗，就足以成为身体的累赘；肠胃不能容纳水谷，那么即使自己认为没有病，旁观者也一定会转身逃走。自唐、宋以来，最初是李长源李泌开凿六井，白乐天白居易接着加以修治。嘉祐年间，沈太守沈文通在六井以南开凿南井；熙宁年间，陈太守陈述古又疏浚它；元祐年间，苏太守苏轼担心它淤塞干涸，又加以经营修治。六井虽然是在城中开凿的，实际却以引西湖水为源，暗中相互灌输。使容易成为斥卤地的地方变成甘美的水土，这样说来，西湖不就是杭州的营卫吗？白居易开通石函，苏轼修筑石堰。石函所泄的水，详细说是：凡是放水灌田，每降低一寸水位，可以灌溉十五余顷；每经过一复时，可以灌溉五十余顷，这就是石函的好处。石堰则用瓦筒、石槽把西湖水汇集起来，注入运河；春季水涨时不让它泛滥，秋季连绵下雨时不让水量骤增，使水势受到控制而有定规。自仁和县直到海宁县，数千顷田地都依靠湖水来解除大旱，这就是石堰的好处。各县土地犬牙交错，却都依赖湖水；这样说来，西湖不就是杭州的肠胃吗？平湖从南宋开始逐渐繁华，到元代废弃而无人治理，前朝初年仍然如此，渐渐变成池沼，被百姓占作住宅。在宣德、正统年间，倡议疏浚西湖的，有都御史刘敷、御史吴文元。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先后又有太守胡浚、御史谢秉中、布政使刘璋、按察使杨继宗、御史吴一贯、太守杨孟瑛。杨孟瑛任事尤其果断猛烈。他认为应当开浚的地方有五处，逐渐恢复唐、宋旧制。然而西湖最终不能恢复的原因有三条：第一，是积久的习惯难以革除。自本朝上溯前朝，再上溯元代，已经四百多年了。从前所说豪强大族圈占的土地，如今都已换了主人，成为世代相传的私产；从前所说户籍中漏报、隐没的土地，如今都已列入国家赋税征收范围。没有一尺一寸土地不是从百姓手中买来的，也没有一尺一寸土地不向官府缴纳赋税。如今若要拿子孙依法应当割出的产业，去追讨他们祖宗本应交出的田地房产，那就已经像《春秋》记载夏五月郭公一样，所见、所闻、所传闻都各不相同了。何况土地授受辗转，又像齐景公所欣赏的事物一样，实际上都成了爽鸠氏遗留下来的东西。能制止众人的毁谤不兴起吗？能防止浮泛的议论不遭阻挠吗？温原的赏赐，大概不能要求郤氏交还；汶阳的疆土，又哪里能立即归正于鲁国呢？第二，是国家赋税难以削除。湖泊变成荡地、湖地废弃而变成田地，已经由来很久。明初确定湖荡田地缴纳正粮，每亩二斗七升；抄没的官田多达六斗以上，可以说赋税很重了。以极重的赋税征收，而百姓却实际缴纳、不忍舍弃这些田地，难道不是因为有湖水就不怕旱涝，收益可以增加一倍吗？如果要夺回他们占有的土地，就必须免除他们原本应缴的赋税和劳役。成化年间开浚西湖的议论兴起后，临湖查勘时，已经不敢把全部缘由明白禀告君上，只能削除税粮一百三十余石，强行摊派给堤西有田产的人家。于是失去田产的人怨恨，有田产的人也怨恨，没过多久，圈地筑堤又恢复如旧了。当时刘、杨诸公都具有经世济民的才能，能够裁割处理；成化年间又正值太平，能够得到大臣信任。为国家、为百姓的事情，始终违背到这种程度，那么也可见主持事务的人有多么困难，并不只是纷繁的口舌争论而已。第三，是国家经费难以供给。邺侯李泌建成六井，事情奇特而费用节省，其中道理可以推想。苏文忠疏浚西湖时，请求把上供的定额钱粮解送出来，变卖常平仓粮食，在增减折耗后余下米一万余石；又请求降低度牒价格出售，招募百姓开浚治理；又上奏将新、旧菱荡的课利钱交钱塘县收掌，称为“开湖司公使库”，用来每年雇人开除葑草、清理浅滩；又筹划避开浮山的险处，开凿龙山运河，耗费钱十五万贯，使用捍江兵和各郡厢军三千人，计算两年才完成。由此看来，古人要完成一件事，没有不通盘考虑前后、预先筹划而能成功的；通盘考虑前后并作出筹划，也没有能够做到国家不花一文钱、不雇一个人，却使公私都不困乏的。长芦筑堤时，宋章献皇后临朝，宫中拿出钱数十万贯；开凿龟山河时，神宗也赏赐钱十万贯、米十万石，征发民夫九万二千人。如今议论疏浚西湖，也应该通盘考虑前后而作一整体筹划；这尤其是近来最急迫的措施。可是世上认为疏浚西湖不便的人，《成化志》已经记载了他们的说法：西湖自宋朝灭亡以后，经历元代进入明代，官府没有严厉禁令，于是被官府、百姓和寺观侵占。苏堤以西，一直抵达西山山麓，全都变成了桑田，只留下六个小港，供缺瓜船夫通行；至于运酒的船就更不用说了。里湖稍微偏僻的地方，全都变成了私人住宅。外湖则从苏堤北面的第一座桥向东，经西泠桥、孤山，沿城向南直到南屏，变成池塘、荡地、田庐。放眼望去，湖面已经狭窄短小；过去称外湖南北长十里，如今只有将近五里。逐渐侵占到了神宗、宁宗时期，由此也可以知道了。但议论者说：湖滨土地是百姓世代相传的恒业。小民男女数万人，养老送终、身体和口腹的衣食，都仰赖于此。况且灶屋相连，桑树柘树成林，坟墓和梧桐楸树遍布，林木茂密。怎么忍心铲平坟墓，填塞他们的井灶？这不是仁人所应做的事。于是回答说：您所惋惜的，是湖边三百多户人家；如今我们所惋惜而要疏浚的，是一郡的风气和数万户百姓的生死。把数万户与三百户相比，哪个大、哪个小？为一郡计算利弊得失，与考虑环湖百姓家计能否维持相比，哪个明智、哪个愚昧？
议者又曰：湖水西来。其势高城二尺。辛弃疾所谓“决之可以灌城者”是也。今分削其势。似亦为宜。则应之曰：湖高城卑，公无乃误渎前贤语乎？陈同甫欲宋孝宗都建康，图恢复。故诡言钱塘不可都。以激发庸主耳，非实谓湖身高于城，如明季汴渠之垫也。今以匠氏之臬计之，西湖之广二十里，而近郡城之广四十里？而遥非无晋阳之畏智伯、樊城之蹙于禁也。以二尺二十里之狂涧，注四十里，开东西北三关之地，有顺而四走耳，何能为害哉！而议者则又曰：杭地穿城四河，东西北水门各受他河之经络，与湖殊隔，各河所受潮水及吴山诸源之水，本自有余。今上塘之河，汇临平湖而来，趋艮山水门，抵断河而止。下塘之河，中汇三里洋、十二里洋。水势平衍。由市河出武林水门，皆隔西湖。西湖所泄，一入新河及坝而止；一入下湖及古荡而止。虽东有小河，又有清河三闸，兼阻二坝，与运河寥阔，上塘絮下塘，高且一丈，湖水安得逆流以溉夹河之田耶？则应之曰：杭城之通西湖，沈司务守正言之悉矣。其言曰：杭城之水有上、中、下三河转展递注。皆受西湖之水。三道入城。一奔涌金门，一奔涌金陆门之下，一奔清波门流福沟。经府县南，过运司及织染局，会曲阜桥外，南抵藩署之左，北达八字桥。又播为二：一西经旧五道前，穴臬署环扉。越车桥出武林水门，止清湖等闸。一北经张中丞、江学士之门，出众安桥外，又播为二：南行则经千胜庙等桥，逆流而上，至清泠桥。迤东穴新宫桥运河，沿通江桥，直出凤山水门，越南新、海月等桥，抵浙江驿之南龙山闸而止，入于江。一经巡抚公署。过军桥而东，越保安等桥，出候潮水门，至永昌、会安二坝而止。北行则经度生桥、贡院西桥，径天水等桥，顺流而下，亦出武林水门。会清湖等闸而止。溢则流入下河，是曰上河。其会安坝内，有清凉、柳林二闸，泄入五里塘、东新关、李王塘至海宁长安坝而止。南流则入艮山水门，上抵巡盐官署之东、断河头而止，是曰中河。合上、中河诸坝闸之水，溢而下流，舟楫四通：东至海，北达神京，是曰下河。由司务者思之，则开浚诚急矣。盖杭城所赖水道，前江后湖，茅山、盐桥两河通江潮者也。城中所云三道通湖水者也。然江潮迅疾易壅塞，子瞻所谓重修堰闸，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诸河。专引湖水为一郡之利是也。江潮虽苦，栉爬捞埽之敝，而实不可阻。子瞻所谓犹虑缺乏，宜引江水以助之是也。江、湖似亦并重，而湖为主，江为客；湖为清，江为浊；湖昼夜灌注，江则候有潮汐，是则防江以却其泥沙，通江以受其灌溉，固不可废。而湖之为利。尤深矣。胜国宣德时，海宇无事，讲求国事？稍兴开浚之说。而未及毅然行之。成化十年，抚按诸公得祖其说。凡旧隶湖而被侵占者，不分远近，尽行芟薙，仍于修复之处，筑堤表之。起段桥东？至雷峰而止，计二千余丈，址一丈五尺，上七尺。高五尺；湖身始复。而豪右争以为不便，引赔粮之说以逆阻之，已作而旋弃。由嘉靖以至于熹庙，无有敢言之者。即有之，即中以他罪，使去官。而李侍郎旻至。锐身排难，引王安石之行水利、吕惠卿之坏苏堤，以为浚湖之罪。要而论之，唐宋诸贤行之而得遂其志者，杭城土薄人稀，民未蒙浚湖之利，而先受斥卤之害。故事立而功溥。胜国诸贤，未尝无白、苏之愿，而旋作而旋废者。杭郡土厚水深，民已食西湖之利，而忘其斥卤之害。故论行而物败之。唐宋诸贤行之而无弊者。两朝宽文法以御下。下即以便宜从事，其所奏请，朝报夕可，未尝有太府之疑驳、度支之靳惜，故诸贤得视国事如家事。胜国诸贤，纤悉动相掣肘，不得逞其三尺之喙。而户部自黄册编定之余，尺寸无从宽假，所有奏请，每阻于国费。故有审侵占，而误许纳粮。有当开除，而重使赔累。而诸贤上无利于国，下亦无利于民，果能鉴胜国之所以失用，唐宋之所以得，则不患无任事之臣？如李、如白、如苏者也。
译议论者又说：湖水从西面流来，水势高出城墙二尺，正是辛弃疾所说“决开它就可以灌入城中”的情形。如今分散、削弱它的水势，似乎也合宜。于是回答说：难道是湖面高、城墙低吗？您恐怕误解了前贤的话吧？陈同甫想让宋孝宗把都城迁到建康，以图恢复失地，所以故意说钱塘不能建都，用来激发庸主，并不是实际说湖面高于城墙，像明朝末年汴渠淤高那样。如今按照工匠用水准测量的结果，西湖宽二十里，而近郡城的宽度是四十里吗？远处也并非没有晋阳畏惧智伯水攻、樊城被于禁水淹的情形。以二尺高、二十里宽的狂涧之水，注入四十里范围，打开东西北三关的地势，水只会顺势向四面流走，怎么会造成危害呢？议论者又说：杭州城内有四条穿城河道，东西北三座水门各自承接其他河流的水脉，与西湖相隔很远；各河承受的潮水以及吴山各处源流的水，本来就已足够。如今上塘河汇集临平湖来水，流向艮山水门，到断河为止；下塘河中途汇合三里洋、十二里洋，水势平缓开阔，由市河流出武林水门，都与西湖隔绝。西湖泄出的水，一股进入新河到坝为止，另一股进入下湖到古荡为止。即使东面有小河，又有清河三闸，再加上两道堤坝阻隔，与运河相距宽阔；上塘河比下塘河高一丈，湖水怎么能倒流来灌溉两河之间的田地呢？于是回答说：杭州城沟通西湖的情形，沈司务守正已经说得很详尽了。他说：杭州城的水有上、中、下三条河，曲折转流、层层相注，全都承受西湖的水。三道水流进入城中：一股奔向涌金门，一股奔向涌金陆门下，一股奔向清波门，流入福沟。它经过府、县衙署南面，经过运司和织染局，在曲阜桥外汇合，向南到藩署左边，向北到八字桥。又分成两支：一支向西经过旧五道前，从臬署环门下穿过，越过车桥流出武林水门，到清湖等闸为止。另一支向北经过张中丞、江学士的宅门，从众安桥外流出，又分成两支：向南的一支经过千胜庙等桥，逆流而上到清泠桥；向东经新宫桥穿入运河，沿通江桥直出凤山水门，越过南新桥、海月桥等桥，到浙江驿南面的龙山闸为止，流入江中。另一支经过巡抚公署，过军桥向东，越过保安等桥，流出候潮水门，到永昌、会安两坝为止。向北的一支经过度生桥、贡院西桥，直通天水等桥，顺流而下，也从武林水门流出，到清湖等闸为止。水满溢出，就流入下河，这叫上河。会安坝内有清凉、柳林两闸，泄水进入五里塘、东新关、李王塘，到海宁长安坝为止。向南流的水进入艮山水门，向上到巡盐官署东面、断河河头为止，这叫中河。上河、中河各坝闸的水汇合后，溢出向下流，舟船四通八达：向东到海，向北通达神京，这叫下河。由沈司务的话来考虑，开浚确实十分急迫。大概杭州城所依赖的水道，前面是江、后面是湖，茅山河、盐桥河是沟通江潮的两条河；城中所说的三道水流，则是沟通湖水的河道。然而江潮迅猛，容易淤塞；子瞻所说的重修堰闸、阻截江潮，不让它进入城中，而使城内各河专门引西湖水来造福一郡，正是这个意思。江潮虽然给清除泥沙、捞取漂积带来困难，实际上却不能阻绝。子瞻所说还担心水量不足，应当引江水来补助它，说的就是这个。江水、西湖似乎也同样重要，但湖是主、江是客；湖水清、江水浊；湖水昼夜不断灌注，江水则要等待潮汐。因此，防江是为了挡住泥沙，通江是为了接受灌溉，这些本来都不能废弃；但西湖所带来的利益尤其深厚。前朝宣德年间，天下太平，开始讲求国事，稍稍兴起开浚西湖的主张，却还没有来得及果断实行。成化十年，抚按诸公依据前人的主张办理：凡是原来隶属于西湖、后来被侵占的土地，不论远近，一律铲除草木、清理收回，并且在修复之处筑堤作为标志。自段桥以东？起，到雷峰为止，共计二千余丈；堤基宽一丈五尺，堤顶宽七尺，高五尺，湖面才开始恢复。但豪强大户争辩说这样不便，提出赔偿粮税的说法加以反对阻挠，工程已经动工又很快废弃了。从嘉靖年间直到熹庙时期，再没有人敢谈这件事。即使有人提出，也会被加以其他罪名，使其离任。后来李侍郎李旻到任，勇于排除困难，援引王安石兴修水利、吕惠卿破坏苏堤的事例，竟把疏浚西湖说成罪过。概括来说，唐、宋诸贤实行开浚而能够实现志愿，是因为当时杭州城土质贫薄、人口稀少，百姓还没有享受到疏浚西湖的利益，却先遭受斥卤之害，所以事情一建立，功效就能普遍施及。前朝诸贤并非没有白居易、苏轼那样的愿望，但工程刚开始就又废弃，是因为杭州郡土地肥厚、水源深广，百姓已经享用西湖的利益，却忘记了斥卤之害，所以主张实行时，众物反而败坏了它。唐、宋诸贤施行而没有弊端，是因为两朝放宽文法来驾驭下属，下属可以酌情便宜行事；他们所奏请的事情，早晨上报，晚上就可获准，从来没有太府的疑驳、度支的吝惜，所以诸贤能够把国家的事看得像家事一样。前朝诸贤则事无巨细，稍一行动就互相牵制，连三寸不烂之舌也无法施展。户部自黄册编定以后，哪怕一尺一寸也无法宽免，他们所有的奏请常常被国家经费问题阻挡。因此有的审查侵占，却错误地允许以纳粮抵偿；有的本应开除，却反而加重其赔累。这样，诸贤对上不能有利于国家，对下也不能有利于百姓。如果真能鉴戒前朝失败的原因，学习唐、宋成功的原因，难道还会忧虑没有李泌、白居易、苏轼这样能够任事的大臣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西湖水利续考西湖形胜，为一郡所藉赖，昔贤言之详矣。愚以为宋之水利与唐异，明之水利与宋异，本朝之水利又与明异。何也？唐之水利，夺湖于江者也。夺湖于江。其法利用潴湖，使江不至于侵湖，而郡受其利矣。宋之水利，分湖于江者也。分湖于江，其法利用卫湖，使湖强而江弱，湖为主而江为辅，而郡受其利矣。唐宋以后，斥卤之境，渐化为膏腴；葑荇之泥，已除其枝蔓。而沿湖之地，一岁收数钟之益，于是筑为僧庐、宫观者，十之二；揭为邱墓、园林者，十之三；堤为池渚、田荡者，十之四。胜国自洪、永以及于神、熹，豪右摺绅之家，各私湖利，为传家之产，而湖日瘠且隘，势必至于折入于私家。而后止其法。利湖之开，使湖之旧壤得复，而后湖足以纳万峰之水。湖足以纳万峰之水，而后湖之隐者、（氵伏）者、突者、激者、下通于海者、傍穴于山者、潜行于地者，皆得不逼、不削、不堙、不绝，而郡受其利，此胜国言西湖者之大概也。本朝承胜国凋敝之余，而西湖之水利久置不讲，而上、中、下三河受西湖之水，从涌金水陆二门奔注者，陆则流福一沟，沙土填塞，无从引湖以达城。于是旱则运司一河，龟坼瓢裂，浸成平地。一雨则吴山诸岭之水，呀呷嘭濞、（氵广）滉溟漭。下至民居，上至官署，皆悬灶而炊、束版以渡，为公私所病。水则抵藩署，穴臬狱者。残流哽咽，仅危一线？以会于清湖等闸。水弱不能胜舟，泥壅不能载物，于是南则经千胜等庙。逆流而出凤山水门，北则经度生桥顺流而出武林水门者。处处为瓦砾、民居所占。譬则人身，百脉不通，经络停滞，将成痞隔。否则痹痿不仁。其法利疏湖之支，排湖之干。支疏，则体轻：干排，则气达；体轻，则上流可以受干；达则下流无所积而郡始受其利。此本朝言水利于西湖，此其大概也。今大臣任封疆之责者，蒿目而忧，已从事于支干。谋于下僚。筹于故老，举难与虑，始乐于观成之众，拔其疑根。又洗涤闾里横互吞噬之积习，一切勒还之官。其策之不可谓不深。其行之不可谓不断矣。而愚则鳃鳃然过计者，良医之治病也。其药饵之所不及者，酒醴湔之；其酒醴之所不及者，金石伐之；其金石之所不及者，针灸救之。如功已十，有其九而中止，则其病又深于膏育、腠理之间，故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也。今城中水道，民居其九，兵居其一。今屯戍者，割二门以隶之，如八字桥，以及张中丞、江学士等诸河，各隶圈营。北人不识水利，其所营造，互相排窄，所居官屋，戍满即归，非子孙授受之产，非金钱市易之券。责其从公开浚，势必苟且塞责。如锄未能豁客土，甃不及错土石。建不得高梁桥，芟不欲倾马厩。有一于此，其成将败。水之性，迅而就下；土之性，疏而善崩。必将由浅及深，因高临下。春霖秋潦，灏涣碾击，渗淫委输。不必一年，又将阻塞。阅历岁月，弊且仍前，此其一也。城中诸河，湖之支干也，湖则诸河之本源也。古之人爱西湖，比于眉目者，如镜之不可受尘，受尘则清光掩矣；如剑之不可触秽，触秽则宝气丧矣。古人之狎此湖也，植以杞柳，夹以芙蓉，荣以桃李，参以竹柏，岂止饰游观、追啸傲矣哉，所以坚堤堑、翼根基也。今湖中渊泉百道。久多抑没，而湖中时长阴沙，如昔所谓息壤者。隆崇崔嵬。坡陀曼衍。处处峙起。湖中三潭，昔云深不见底者。波光云影。可得俯浴。城中日暮，小儿吹角导马出城，万蹄驰突，往往浑浊水色。腐败茭草。阅历岁月，或变桑田，此其一也。愚谓城中诸河，隶屯内者，既非如土著户口，可使计工竣事，又非如闲田瓯脱，可置弃而不问。亦莫若官自为之，计道里。输畚干。因原隰呈糗粮。必使内外如一，方可支久。一身之中，计已抉筋、搦髓、揲胃、浣肠，而一手一足之微，不为除去，使留病本。为后日周身之患，非智者也。至若湖中阴沙。当时时挑浚。泉眼请如吴越时，特置撩兵千人，每岁视其梗塞者，循环疏通。盖西湖诸泉灿如列星，开此则塞彼，前坍则后涨，以葑弱而易生，又即芟而即长，乘梅雨之候，葑根易动之时而撩之，此治之以时计者也。乘舴艋之舠、操笭箵之器，因利乘便。使葑不至狂蔓沿堤迅撩，此又治之不可以时计者也。乃国马为武事所须，而江干旷远。传有云“川泽藏垢”，宜徙马肆于江干无人居之域。采苜蓿则易，纵饮龁则安。必不可使近西湖，亦治西湖之要计也。
译《西湖水利续考》西湖的形势胜概，是一郡所依赖的，前代贤人已经说得很详尽了。我认为，宋代的水利与唐代不同，明代的水利与宋代不同，本朝的水利又与明代不同。为什么呢？唐代的水利，是把湖泊从江水中夺取、保护出来。把湖泊从江水中分离出来，其办法是利用湖泊蓄水，使江水不至于侵入湖泊，于是郡中得到它的利益。宋代的水利，是把湖水与江水分开。把湖水与江水分开，其办法是利用堤防护卫湖泊，使湖势增强而江势减弱，以湖为主、以江为辅，于是郡中得到它的利益。唐、宋以后，斥卤之地逐渐变成肥沃田地；葑草、荇草的淤泥也已除去枝蔓。沿湖土地一年收获数钟的利益，于是其中十分之二筑成僧舍、宫观，十分之三开辟为丘墓、园林，十分之四筑堤成为池塘、洲渚、田荡。前朝从洪武、永乐年间直到神宗、熹宗时期，豪强大族和缙绅之家各自侵占湖利，把它作为传给子孙的产业，于是湖泊日益贫瘠而狭窄，势必最终完全落入私家手中。后来才停止了这种做法。开浚湖泊有利于湖泊，使湖泊原有的地域得以恢复；湖面恢复后，才足以容纳万山的来水。湖面足以容纳万山的来水后，湖中隐伏的、潜藏的、突出的、激荡的水流，向下通入大海的水道，向旁穿入山中的水穴，以及潜行地下的水脉，都能不受逼迫、不被削减、不被淤塞、不被截断，于是郡中得到它的利益。这就是前朝论说西湖水利的大概。本朝承接前朝衰败的余波，西湖水利长期无人讲求；而上、中、下三河承受西湖水，从涌金水门和涌金陆门两处奔流而入。陆门一带的水流入福沟，沟中沙土填塞，无法引湖水进入城中。于是遇到旱灾，运司一河干裂得像龟甲、瓢片，渐渐变成平地；一下雨，吴山各岭的水便呀呀呷呷、嘭嘭濞濞，浩荡弥漫。下至民居，上至官署，全都要悬起炉灶做饭，捆扎木板渡水，成为公私共同的祸患。水流到藩署，穿入臬狱的水道，残余水流哽咽难行，只剩危弱的一线，才汇入清湖等闸。水势弱，不能承载船只；泥沙淤积，不能运输物资。于是向南经过千胜等庙、逆流而出凤山水门，向北经过度生桥、顺流而出武林水门的河道，处处被瓦砾、民居占据。譬如人的身体，百脉不通，经络停滞，将要形成痞隔；否则就会麻痹、痿弱而失去知觉。治理的方法，是疏通湖水的支流，排除湖水的主干。支流疏通，身体就轻利；主干排通，气机就畅达；身体轻利，上游就能承受主干来水；水流畅达，下游就没有积水，郡中才会得到西湖水利。这就是本朝论说西湖水利的大概。如今负有镇守封疆责任的大臣，忧心忡忡，已经着手治理支流和干流：向下属官员谋划，向年长旧臣筹询，提出困难并加以考虑，然后才乐于看到工程将成的人们，拔除他们疑虑的根源；又清除乡里之间横向阻隔、相互吞并的积习，把一切土地强令归还官府。这样的谋略不能说不深，执行起来也不能说不果断。但我却战战兢兢地认为，这还是考虑得不够周全。良医治病，药物达不到的地方，就用酒醴冲洗；酒醴达不到的地方，就用金石药物攻伐；金石药物达不到的地方，就用针灸救治。如果功效已经完成十分之九却中途停止，那么病就会深入到膏肓、腠理之间。所以说，树立德行务必不断滋长，铲除恶行务必彻底。如今城中水道，民居占十分之九，军营占十分之一。现在屯戍军队割取两座水门归其管辖，例如八字桥，以及张中丞、江学士等处的各条河道，都划归军营圈占。北方人不懂水利，他们营造的设施彼此挤压河道；所住的官屋，戍期一满就归还，并不是子孙可以承受的产业，也不是用金钱买卖的契券。若责令他们依照公议开浚，势必只会敷衍塞责，例如锄头不能把客土完全挖开，砌石不能与土石交错牢固；建造时不能把高梁桥建好，铲除时又不愿使马厩倾倒。只要有其中一项问题，工程就将由成转败。水的性质是流动迅疾而趋向低处，土的性质是疏松而容易崩塌。工程必定会由浅处逐渐深入，顺着高处临近低处；春季淫雨、秋季涝水冲击碾压，水土渗流汇聚输送。不到一年，又将重新阻塞。经过岁月，弊病还会恢复原状；这是第一点。城中各条河流，是西湖的支流和干流；西湖则是各条河流的本源。古人爱护西湖，把它比作眉目：眉目如同镜子不能沾染尘土，一旦沾尘，清光就会被遮蔽；又如宝剑不能接触污秽，一旦接触污秽，宝剑的宝气就会丧失。古人亲近、经营这个湖，种植杞柳，夹植芙蓉，以桃李使之繁茂，间植竹柏，难道只是为了装饰游观、追求啸傲的兴致吗？这是为了加固堤岸、护卫根基。如今湖中百道泉眼，长期以来大多被压抑淹没；而湖中常常生长阴沙，正如过去所说的息壤。它们隆起高耸，坡地连绵平缓，处处耸立在湖中。湖中三潭，从前说深不见底，如今波光云影之中，竟可以俯身沐浴。城中每天傍晚，小孩吹角引导马匹出城，万蹄奔驰冲突，常常使湖水变得浑浊；茭草腐败。年深日久，有的地方或许会变成桑田，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城中各条河流中隶属于军屯的部分，既不像本地百姓那样可以按户计算工役、完成工程，也不像闲田和瓯脱之地那样可以置之不问。不如由官府自行办理，计算道路里程，运送畚箕和干粮，依照高地低地准备粮食，务必使城内城外一体治理，才可以长久维持。一个人的身体，已经计算着剖开筋肉、捏取骨髓、剖治胃部、洗涤肠道，却对一只手一只脚这样细小的部位不加以清除，反而留下病根。这将成为日后遍及全身的祸患，不是明智之人的做法。至于湖中的阴沙，应当时时挑挖疏浚。泉眼请仿照吴越时期的办法，专门设置撩兵一千人，每年察看哪里阻塞，就循环疏通。大概西湖各处泉水像列星一样分布，疏通这里，那里就会堵塞；前面坍塌，后面就会涨起。由于葑草根基脆弱而容易生长，刚铲除又会立即长出，应趁梅雨时节、葑草根部容易松动的时候打捞，这是按时节治理的办法。乘坐舴艋小船，拿着笭箵等器具，因势利导、利用便利，使葑草不至于疯狂蔓延到堤岸，迅速打捞；这又是不能只按时节计算的治理办法。况且国家的马匹是武事所需要的，而江岸广大空旷。传言说“川泽藏垢”，应当把马市迁到江岸无人居住的地方。采集苜蓿容易，任凭马匹在那里饮水啃食也安全。一定不能让马匹靠近西湖，这也是治理西湖的重要筹划。
夫治湖而不及虑其本源，亦犹日计运河，而不计黄河也。黄河得其故道，而运河自治者有之矣。黄河横啮奔决，而日修运河之版闸，自谓运河无虞，不可得也。抑又闻之余杭南湖者。西湖之祖也。南湖虽隶余杭。实为三吴水利要害。北塘毁余邑十六坝？首被之浸溃于仁和、德清，而吴兴受其灾。南塘毁余邑灵源、章郑，首被之浸溃于钱塘、石门，而嘉禾受其害。赵宋时京尹赵与？，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余杭塘达溜水桥，凡历数堰，桔槔运之。以注西湖，则又以西湖接南湖之说也。治西湖以开通一郡，治南湖以开通数郡，乃缓急偏全之局也。
译治理湖泊却不考虑它的本源，也就像每天只筹划运河，却不筹划黄河一样。黄河恢复旧有河道，运河因而自行得到治理的情况是有的；如果黄河横向侵蚀、奔流决口，却每天只修理运河的堤板水闸，还自以为运河不会出问题，那是不可能的。我又听说余杭的南湖，是西湖的源头。南湖虽然隶属于余杭，实际上却是三吴水利的要害。北塘毁坏，余杭等十六坝首先被水浸溃，仁和、德清遭受水灾，吴兴也受到灾害；南塘毁坏，余杭的灵源、章郑等地首先受灾，钱塘、石门被水浸溃，嘉禾也受到祸害。赵宋时期，京尹赵与？因为湖水旱季干涸，于是引天目山的水，从余杭塘通到溜水桥，共经过数道堰，用桔槔汲运水，注入西湖；这也就是以西湖连接南湖的说法。治理西湖，可以使一郡的水道畅通；治理南湖，可以使数郡的水道畅通，这就是缓急与偏全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