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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与舍弟书十六通》兴化郑燮，号板桥氏著。板桥最不喜欢请人作序。向王公大人求序，既然把借他们的声光看作可耻；向隐居四方的名流求序，又必定招来他们含讥带讽的文字，遭受一番毒害，却又无可奈何。总之，还不如不作序。几篇家信，本来算不上文章；如果有些可取之处，大家看看就好；如果没有可取之处，不过拿来糊窗糊墙、覆盖瓮和盎罢了，还用得着作序吗？郑板桥自题。乾隆己已。雍正十年，在杭州韬光庵中寄给弟弟墨。谁不是黄帝、尧、舜的子孙？可是到了今天，有些人不幸沦为奴仆、婢妾、舆台、皂隶，困窘穷苦，受尽逼迫而无可奈何。这难道是因为他们在数十代以前本来就是奴仆、婢妾、舆台、皂隶吗？一旦奋发有为，勤勉精进而不知疲倦，有的人当代就富贵了，有的人到了子孙一代才富贵。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但有一两个失意的名门之后、落魄的贵族子弟，却借着祖宗的名望欺人，述说先代而自我夸大，动辄说：“他是什么人，反而处在云霄之上；我是什么人，反而落在泥土之中。天道无法凭信，人事也无法追问。”唉，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所谓的“天道人事”啊！天道就是使善人得福，使淫恶者遭祸。他行善所以富贵，你作恶所以贫贱，这是理所当然的。又有什么会伤害天道循环、祸福相伏的道理呢？他的祖宗贫贱，如今就应当富贵；你的祖宗富贵，如今就应当贫贱，这也是道理。又有什么会伤害天道呢？这样看来，人事也就在其中了。愚兄做秀才时，查检家中的旧书箧，找到前代家奴的契券，便在灯下把它们烧掉，并没有归还给那些人，是怕明白交给他们，反而多留一番痕迹，增添一层惭愧。我自己雇用人，从来不立契券；合意就留下，不合意就让他离开。何苦留下这一纸契券，使我后世的子孙借此作为借口，任意苛求压制别人呢？这样存心，是替别人着想，也就是替自己着想。如果事事都预先留下把柄，使自己落入他们的罗网，无法逃脱他们的穷逼，只会更快招来祸患。即使到了子孙后代，发生了无法追究、无法预料的事情，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看看世间那些善于算计的人，什么时候替别人算计过一点？其实真是把自家的一切都算尽了罢！可悲，可叹！弟弟你要记住。在焦山读书时寄给弟弟墨。僧人遍布天下，不是从西域送来的，就是我国的父兄，因贫穷而无所归依，出家后又难以返回，于是剃去头发。即使他们留着头发，我们还要怒目斥责他们为异端，深恶痛绝，这也未免太过分了。佛在周昭王时降生，直到灭度，足迹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来过了八百年，汉明帝说谎、做梦，才惹出这场事情，佛对此实在既不知道也没有察觉。如今不责备汉明帝，却异口同声地骂佛，佛有什么罪过呢？何况自从韩愈辟斥佛教以来，孔道大为彰明，佛教的气焰渐渐消退。帝王卿相全都遵循六经、四子之书，把它们作为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路；在这个时候还说要辟佛，样子就像反复咀嚼腊肉一样无味了。和尚也是佛的罪人，杀生、偷盗、淫乱、妄言、贪婪、势利，再也没有明心见性的规矩。秀才也是孔子的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再也没有守护先圣、启迪后人的心意。秀才骂和尚，和尚骂秀才。俗话说：各人只扫自己门前的雪，不要管别人家屋瓦上的霜。老弟认为这话对吗？偶然有所感触，写下来寄给你，也给无方师一笑。在仪真县江村茶社寄给弟弟。江上的雨刚刚放晴，夜里的烟雾全都散尽，树林里的花和碧绿的柳树都像经过洗沐一样，等待着迎接清晨。朝阳更加娇艳，鸟儿呼唤着人，微风吹起重重波浪，吴楚之间的群山青葱明秀，几乎像要渡过江来。此时坐在水阁上，煮龙凤茶，焚烧夹剪香，请朋友吹笛演奏一曲《落梅花》，真是人间仙境啊！唉，写文章的人不应当有这样的境界吗？文章有一种新鲜秀美、灵活生动的气息，适合用于场屋考试，有利于取得科名。这样的人即使富贵，也会自然享有从容而没有棘刺的福泽。王逸少、虞世南的书法，字字都清雅超逸；两人都高寿而且福厚。诗人李白是仙品，王维是贵品，杜牧是俊品。王维、杜牧都获得了很大的声名，归老于辋川，车马往来的宾客每天都到他们门下。王维的弟弟有王缙，杜牧的儿子有杜荀鹤，又都有杰出的后人。只有李太白被流放到夜郎。然而他曾骑马驰入金銮殿，皇帝亲手为他调羹，贵妃为他捧砚，和崔宗之穿着宫锦袍在江上游玩，远远望去如同神仙经过扬州。不到一个月，便花用了朝廷三十六万钱。凡是失意的名流、落魄的公子，他都厚厚地赠送钱财。这样的际遇怎么样呢？所以不能把流放夜郎当作李太白的缺陷。前朝的董思白、本朝的韩慕庐，都凭借鲜明秀逸的笔墨写制艺文章，受到当时人的重视。董思翁的文章还遵循庆历年间的规模，韩慕庐则把从前横斜舒放的写法一扫而空，越是不整齐，越觉得妍丽奇妙。两人都以大宗伯的官职告老还乡，在家享受山河和儿女的乐趣。方伯川、灵皋两位先生出自韩慕庐门下，学习他的文章，却在精密思考和刻意锤炼方面超过了他。然而他们的文章充满怨词，纸上尽是凄凉的声调。方百川早逝，灵皋晚年漂泊，他们的坎坷艰难也确实到了极点，这都是他们文章必然招致的结果。弟弟你写文章，应该想象春江的美妙境界，吸取前辈的优美文辞，使人心情愉悦、眼目舒畅；这样自然有利于取得科名，也能享有厚重的福泽。有人说：“您谈论文时常说要生辣、古奥、离奇、澹远，为什么忽然写起这种秀美妩媚的语言来了？”我说：谈论文是讲公道，教导子弟则是出于私情。哪里有做父兄的，却不希望子弟富贵长寿、享有高寿的呢？所以韩非、商鞅、晁错的文章并非没有刻削之处，但我不愿子弟学习它们；褚河南、欧阳率更的书法并非不孤峭，但我不愿子孙学习它们；郊寒、岛瘦，长吉的鬼语，诗并非不奇妙，但我不愿子孙学习它们。这是私情，不是公论。这一天，许生既白买了船，系在阁下，邀请我观看江景并游览一戗港，写完信后便登船离去了。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时写信寄给弟弟墨。

译秦始皇烧书，孔子也烧书。《尚书》删定从唐虞开始，那么唐虞以前的书，孔子也已经能够烧掉了。《诗经》原有三千篇，保存下来的只有三百十一篇，那么其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也已经能够烧掉了。孔子烧掉那些应该烧的，所以灰烬消失后就不再保存；保存下来的成为经典，孔子本人地位尊崇、圣道隆盛，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秦始皇怀着虎狼般的心肠，具有蜂虿般的性情，焚烧经书、毁灭圣人，想要挖掉上天的眼睛、使人心混浊，所以本人死亡、宗族灭亡、国家覆亡，而失传的经典又重新出现。秦始皇的焚书，实在比不上孔子的焚书。自汉代以来，人们急切地搜求和著述书籍，总觉得还来不及。魏晋以后，直到唐宋，著书的有数千百家。其中那些吟风弄月的辞句、悖理伤道的作品，多得无法数清，常常遗憾不能得到秦始皇，把它们烧掉。但转念一想，又不是这样。这类书不必等秦始皇来烧，它们自己就会毁灭。从前欧阳永叔在秘阁读书，看见数千卷书都霉烂得无法收拾；又有几十卷书目也已经腐烂，只剩下几卷罢了。他看那些作者的姓名，都不认识；看那些书名，也全未见过。欧阳公不能算不博学，而能收藏在秘阁中的书，其作者也必定不是无名之辈；可是那几卷书目中，竟没有一个人、一本书是他认识的。这种自行焚毁、自行灭亡的情形，为什么还要等别人来举火呢？近世保存下来的《汉魏晋丛书》、 《唐宋丛书》、《津逮秘书》、唐代《类函》、《说郛》、《文献通考》、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类，都是卷册浩繁、无法翻刻的书，经过数百年的兵火之后，十成中已经亡失八九成了。刘向《说苑新序》、《韩诗外传》、陆贾《新语》、杨雄《太玄法言》、王充《论衡》、蔡邕《独断》，都是汉代儒者中杰出的作品；即使其中有些零碎的道理，比起六经也如同苍蝇的声音，哪里能和日月运行于天空、江河流行于大地相比呢？弟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传》、《史记》、《庄子》、《离骚》，贾谊、董仲舒的文章，诸葛亮的表章，韩愈的文章，杜甫的诗，也就这些罢了。仅仅这些书，一生也读不完。至于二十一史，记载一代又一代的事情，必不可废弃。然而魏收的《魏书》污秽，宋子京的《新唐书》简略枯涩，脱脱的《宋史》冗长而杂乱；想要像韩愈的文章、杜甫的诗那样脍炙人口，难道能够做到吗？这就是所谓不经焚烧的焚烧，不怕秦始皇毁灭，终究还是归于孔子的火炬。六经的文章已经达到极致、穷尽完备了，但还有达到极致中的极致的作品，浑厚广大、气势磅礴，范围宽广而精微深刻，却又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道理，《禹贡》、《洪范》、《月令》、《七月流火》就是这样。应当时时刻刻寻求、探讨并贯通这些道理，一刻也不能离开。张横渠的《西铭》一篇，巍然可以接续六经而作。啊，真是美善至极！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哥哥写。在焦山双峰阁寄给弟弟墨。郝家庄有一块墓地，价格十二两。先君曾经想买下来，但因为其中有一座无主的孤坟，必须刨掉，先君说：“唉，哪里有挖掘别人的坟墓来建立自己的坟墓的道理呢？”于是便放弃了。但我们家不买，也必定会有别人买；那座孤坟仍然不能保全。我的意思是写信给郝表弟，询问这块地的下落；如果还没有卖出，就拿出十二金买下它，安葬我们夫妇，并保留这座孤坟，作为陪伴我们安眠的一处坟墓。刻石告诫子孙，永远不要废弃。这样岂不是既继承了先君忠厚的义举，又把它更加深入了吗？风水先生的话又有什么值得完全相信的呢？我们存心行事，必须时时除去浮薄；只要存有厚道，即使是不好的风水，也会变成好地，这个道理绝对可以相信！后世子孙清明祭扫一座坟墓时，也要祭扫这座墓，献一杯酒、一只鸡、一碗饭、纸钱百陌，把这些写成惯例。” 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哥哥寄。在淮安船中寄给弟弟墨。把别人看作可爱的人，我也就成为可爱的人；把别人看作可恶的人，我也就成为可恶的人。苏东坡一生都觉得世上没有不好的人，这是他最可取的地方。愚兄平生谩骂别人、言语无礼，但只要别人有一项才能、一种技艺，或有一个品行、说过一句美好的话，我没有不啧啧称道的。我衣袋里的几千两银子随手就散尽，也是因为爱护别人。至于自身缺陷、狭隘和危险的地方，也往往得到别人的帮助。喜欢骂人，尤其喜欢骂秀才，仔细想来，秀才的毛病只是不能推扩自己的心胸；如果他能够推扩开来，也就不是秀才了。而且专门骂秀才也是冤枉，如今世上又有谁能真正推扩心胸呢？年老而孤独，应当谨慎说话；过分爱护别人是好处，骂人却是坏处。苏东坡还因为这个毛病受累，何况板桥呢？老弟也应当时时劝告我。在范县县署中寄给弟弟墨。刹远寺的祖坟，是东门这一支大家共同使用的。我因为安葬父母没有地方，于是葬在它旁边，借了风水之力考中进士，做了几年官也平安无事；这等于把众人的富贵福泽一个人夺取了。这样我的内心安宁吗？不安宁吗？可怜我们东门的人，捕捞鱼虾，撑船结网，住在破屋里，吃秕糠、喝麦粥；天冷时就采荇叶覆盖头部，煮蒋角充饥，旁边贴些荞麦锅饼，便算是美食，连小孩子们都争着要吃。每当想到这些，真是含着眼泪几乎要落下来。你带着俸禄钱回南方，可以挨家挨户逐一散发。南门六家，竹横港十八家，下佃一家，虽然相隔较远，也是同一支脉，都应当分给一些恩惠。骐麟小叔祖也还健在。没有父母的孤儿，在村中最容易受到欺负，应当访求出来，加以慰问。从曾祖父到我们兄弟四代，亲戚中有相隔日久、彼此不认识的，各赠送二金，以此重新联系；这样以后便容易来往了。徐宗于、陆白义这些人，是旧日同学，我们过去朝夕相互往来。还记得在古庙里谈论文章，破廊败叶，寒风飕飕，直到二三更也不离去；有时骑在石狮子的脊背上谈论军事、起身舞动，纵论天下大事。如今都落魄失意，未能显达。也应当分出俸禄来加深往日的交情。一般人对于文章学问，动不动就自认为是自己的长处，觉得科举功名唾手可得，却不知道这全是侥幸。假如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考中，又到哪里去叫屈呢？难道能凭借这一点就对朋友骄傲傲慢吗？敦睦宗族，和睦亲姻，惦念旧日交情，这几件大事办到以后，其余邻里乡党之间，彼此酬答、彼此救济，你自己去办理，务必做到钱财用尽为止，愚兄不必再琐细交代了。

译《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弟弟买的宅基地严密紧凑，居家最为合适，只是天井太小，能够看到的天空不大；愚兄心胸思虑开阔，不喜欢住在那里。这所宅子向北到鹦鹉桥，不过一百步；从鹦鹉桥到杏花楼，不过三十步。桥的左右有不少空地，我小时候曾在那一带饮酒，看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里暗自喜欢。如果有制钱五十千，便可以买下一大段土地，将来搭几间茅屋就有地方了。我的想法是筑一道土墙围成院子，门内多种竹子、树木和草花，用碎砖铺一条曲折小路，通到第二道门。里面建两间茅屋，一间用来会客，一间用作书房。把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具、茶具都收藏在里面，作为好友、后生晚辈谈论文、作诗赋的地方。后面建三间住人的正屋、两间厨房、一间奴仆屋，共八间，都用草苫盖顶，这样就足够了。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时，可以望见东海一片红霞；傍晚斜阳照满树木。站在院中高处，便能看见烟水与桥梁；家中宴请宾客时，墙外的人也能望见灯火。向南到你家一百三十步，向东到小园只隔着一条水，实在十分方便。有人说：“这样的住宅居住起来很舒适，只是怕盗贼。”却不知道盗贼也是穷苦百姓；打开门请他们进来，商量着分给他们一些东西，有什么就拿什么去；如果一无所有，那么即使是王献之的青毡，也可以拿去变卖，换一百多钱救急。弟弟你应当留心把这块地作为狂兄养老娱乐的资财，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禹在涂山会集诸侯，拿着玉帛来朝见的有万国。到了夏、殷交替之际，只剩下三千国，那么其余七千国究竟到哪里去了？周武王大规模分封同姓和异姓，连同前代的诸侯，共有一千八百国；那么其余一千多个国家又到哪里去了？那时强国侵吞弱国，人多欺凌人少，刀痕箭伤，熏眼破肋，奔逃死亡、无处容身的人，哪里说得尽？只是没有孔子写《春秋》，左丘明作《传记》，所以没有流传到世上罢了。世上的儒者不知道这些，却说春秋是极其混乱的时代，还可以这样讲；而春秋以前则仿佛混混沌沌、安宁平和，实在非常可笑！周太王那样贤明圣德，仍被狄人侵逼，最终一定要把国家丢弃给他们才算完。天子不能征讨，方伯不能讨伐，那么夏、殷末年，世道是何等抢攘混乱，怎么还能说是平荡安定呢？至于《春秋》一书，不过是根据各国报告事情的文书记录下来，用来确定褒贬，左氏才得以依照经文作传。那时没有上报而违背义理、败坏道德，以至于乱亡破灭的事情，是《左传》所记的十倍，却没有可以考查的材料。比如汉水以北各个姬姓诸国，确实都是楚国灭掉的；但这些姬姓国有多少，楚国在什么年月日如何把它们灭尽，他也找不出证据来。学者阅读《春秋》的经文和传文，以为那是极其混乱的时代，却不知道其中记载的还只是全部事实的十分之一、千分之一。唉！我们既然不得志于当时，只能困守在山边海麓之间，翻阅遗留下来的典籍，发出长声吟咏和浩然叹息；有时高兴便歌唱，有时悲伤便哭泣。真正知道书中还有书、书外还有书，那么内心就会空明，理义也会圆融润泽，哪里还会被古人束缚得一点主见都没有呢？哪里还会被后世浅陋的儒生颠倒迷惑，反而失去古人的真实意旨呢？虽然没有帝王、师保、宰相那样的权力，但能够评判历代帝王，整理千古是非，这也足以自豪而快乐了！又如《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假如让浅陋的儒生来编写，必定会从伯禽开始。可是全书为什么没头没尾，半途从隐公说起？他们不知道，圣人只求阐明道理、为世人树立规范，并不必拘泥牵连；对于简册中可以考查的就考查，不能考查的就放置不论。隐公的事既然无法考实，那么从桓公、庄公开始也可以。有人说：“《春秋》从隐公开始，是重视谦让；删定《尚书》从唐虞开始，也是重视谦让。”这种说法和儿童的见解没有区别。试问，唐虞以前的天子，哪一个是争夺得来的？大概删定《尚书》从唐虞开始，是因为唐虞以前的时代荒远，事迹不足凭信。《春秋》从隐公开始，隐公以前的史事已经残缺，无法考察了；所谓史书，只不过是有关历史的文字罢了。总之，读书要有独到的见识，照着样子依葫芦画瓢是没有用的；而所谓独到的见识，也不外乎合乎至情至理。若是歪曲错乱、胡乱穿凿，同样没有用。有人说，《史记》把吴太伯列为世家第一，把伯夷列为列传第一，都是看重他们让国的行为；但《五帝本纪》却把黄帝列为第一，说他诛戮蚩尤，是用兵的开始。那么，这又是看重争夺吗？前后说法不应矛盾到这种地步。总之，迂腐儒生的话一定不能听，读书人应当自己睁开眼睛、挺直脊骨去读才是。乾隆九年六月十五日哥哥书。

译范县官署中寄给弟弟的信第四封 十月二十六日收到家信，得知新买的田地收获了五百斛秋粮，非常高兴。从今以后，真可以做一辈子农夫直到终老了！还必须制作碓、磨、筛罗、簸箕，制作大小扫帚，制作升、斗、斛。家里的妇女要带领所有婢女妾妇，都学习舂米、扬米、脱粒、簸米这些事情，这就是一种依靠田园、繁衍子孙的气象。天气寒冷结冰时，贫困的亲戚朋友来到门上，先泡一大碗炒米送到他们手里，再配一小碟酱姜，这是最能使老人温暖、使贫困者得到慰藉的东西。闲暇时咽下碎米饼，喝煮得稀烂的粥，双手捧着碗，缩着脖子小口喝；在霜晨雪早之时得到这些食物，全身都会暖和。唉，唉！我难道真的要长久做农夫直到终老吗？我想，天地之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人却是四民之末。农夫中上等的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再其次五六十亩；他们都劳苦自身、勤勉出力，耕种收获来养活天下人。假如天下没有农夫，整个世上的人都会饿死。我们这些读书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守持先人的事业，等待后世；得志时，把恩泽施加给百姓，不得志时，也修养自身，使德行显现于世，所以又比农夫高一等。如今却不是这样了，拿起一捧书本，便想着考中举人、考中进士、做官，盘算怎样攫取金钱，建造大房子，置办许多田产。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后来越做越坏，始终不会有好结果。那些不能发达的人，便在乡里作恶；其中有些人尖嘴利面，更加凶横难当。难道谨守束修、洁身自好的人没有吗？以经世济民自期、胸怀高远而欲与古人抗衡的人，也到处都有；可是好人受到坏人的牵累，于是使我们这些人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开口，他们就笑着说：‘你们这些书生总是会说，今后做了官就不会这样说了。’所以只好忍气吞声，任凭别人嘲笑辱骂。工匠制造器物、便利民用，商人搬运有无，都有便利百姓的地方；唯独士人对百姓大为不便，难怪居于四民之末。而且，想居于四民之末，有时也还未必做得到。愚兄平生最看重农夫，新招来的佃地人必须以礼相待。他称我为主人，我称他为客户；主客本来就是相对的称呼，我有什么尊贵，他有什么卑贱呢？要在仪表礼貌上尊重他，要怜悯他；他有所借贷，要替他周全安排；不能偿还时，要宽容谦让他。我曾笑唐人的《七夕诗》咏叹牛郎织女，都写成相会、离别和可怜他们的语气，实在很失去给他们命名的本意。织女是衣服的来源，牵牛是食物的根本；在天上的星宿中，他们最为尊贵，天意尚且重视他们，人反而不重视吗？他们致力于务本和勤劳养民，所呈现的意义明明白白，可以作为鉴戒。我们乡里的妇女虽然不能织绸织布，但主持家中饮食、学习针线，也还算得上勤劳谨慎。近来很有人听鼓儿词，把斗叶当作游戏，风俗放荡败坏，应当赶紧加以禁止。我们家的田产虽然有三百亩，总是典当得来的产业，不能长久占有；将来必须买田二百亩，我们兄弟二人各得一百亩就够了，这也合乎古人‘一夫受田百亩’的意思。如果再要求更多，便是在侵占别人的产业，是最大的罪过。天下没有田地、没有产业的人多得很，我独独是什么人，竟然贪求无厌，使穷苦百姓将到哪里安身呢？有人说：‘世上那些田地相连、道路相接而有数百顷以上产业的人，你将拿他们怎么办？’我回答说：‘他只管做他家的事，我只管做我家的事。世道兴盛时，大家同心同德，遵循王道的风俗；即使有所私取，也不能因此共同作恶。这也是板桥家的家法。’哥哥书。范县官署中寄给弟弟的信第五封 作诗并不难，给诗命题却很难。题目高雅，诗就高雅；题目低俗，诗也低俗。对此不可不谨慎。少陵的诗高绝千古，这本来不必说；就是他的命题，也早已站在百尺高楼之上了。他全部诗篇不能一一列举，姑且说一两处。《哀江头》《哀王孙》是为国亡而悲伤；《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以及前后《出塞》等篇，是为戍役而悲叹；《兵车行》《丽人行》写的是祸乱的开始；《达行在所》三首，是庆贺中兴；《北征》《洗兵马》是为国家收复而喜悦、对太平有所期待。只要一打开诗集，看看这些题目次序，一种忧国忧民、忽而悲伤忽而喜悦的感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和戍守劳苦的情景，就仿佛清楚地呈现在眼前。题目已经这样了，他的诗哪有不痛彻心骨的呢？至于往来赠答、杯酒纵情的作品，所写的也都是一时的豪杰、真正有根本而且有用的人。因此他的诗确实应当在当时流传，并传到后世而不可废弃。放翁的诗却不是这样。他写的诗最多，题目却最少，不过是‘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遗兴’罢了。难道放翁作诗和少陵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吗？安史之乱发生后，天下土崩瓦解。郭子仪、李光弼、陈元礼、王思礼这一类人，精忠勇略，冠绝一时，最终恢复了唐朝的社稷。少陵在《八哀诗》中已经大略叙述了他们的事迹，《洗兵马》一篇又把他们全部总括起来加以赞叹。少陵不是随便写作的。南宋时，君父被幽禁，自己栖身于杭、越一带，那种耻辱和危险也已经到了极点！讲理学的人把道理推究到极细微的分寸，却始终没有挽救时局、应对变乱的才能；朝中的大臣都留恋诗酒，沉溺于湖山，不顾国家的大计。这还算是有人吗？这种情形还值得使我的诗歌蒙受屈辱、劳心作赠答吗？他们只不过用《山居》《村居》《夏日》《秋日》来结束诗债罢了。况且国家将要灭亡时，必然有许多禁忌；亲自行桀纣之事，却一定要说自己是驾驭尧舜、超过汤武。宋朝自绍兴以来，主持和议，增加岁币，奉送尊号，处在卑下的朝位，搜刮百姓的膏血，杀戮大将，无恶不作，无鄙陋之事不做，百姓连喘息都不敢让人听见。放翁哪里敢把这些写在篇章中来给自己招惹祸患呢？所以说，杜甫诗中写到了有人，确实是因为当时有值得写的人；陆游诗中不说人，确实是因为当时没有值得写的人。杜甫详细陈述时事，是寄寓劝谏；陆游对这些事闭口不谈，是为了避免被罗织罪名。即使把放翁的诗题与少陵并列，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近世诗人的诗题，不是赏花就是宴集，不是欢喜相逢就是赠别送行；满纸都是人名，以及某轩、某园、某亭、某斋、某楼、某岩、某村、某墅，都是市井流俗中不堪的人。今天才取一个别号，明天就写上诗笺。他的题目既然如此，他的诗也就可想而知；诗既然如此，他的人品也就可想而知。弟弟如果想从事诗歌，可以整年不作，却不可以随便吟出一个字。谨慎选择题目，是为了端正人品、激励风俗教化。如果一时没有好题目，那么评论往古、告诫来今，《乐府》的旧题还有许多写不尽的地方，何不写它们呢？哥哥书。

译潍县官署中寄给弟弟的信第一封 把读书只看成看过就能背诵的本领，是最没有用的事。眼睛看得明白，心里却匆匆掠过，心思狭小，来往应付都忙不过来。就像看戏场中的美色，一眼看过去就完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千古以来，看一遍就能背诵的人，谁能比得上孔子呢？他读《易》，读到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不知反复翻阅了几百遍；其中精微的言语和深刻的义理，越探究越显现，越研读越深入，越往前探求越不知它的尽头。即使是生来就知道、安于实行的圣人，也不会废弃在困苦中勤勉学习基础知识的功夫。苏东坡读书不用读两遍，但他在翰林院读《阿房宫赋》读到四更，年老的吏员为此感到苦恼；东坡却神情洒脱，毫不疲倦，难道他是因为看一遍就能记住，便算完成读书了吗？只有虞世南、张雎阳、张方平平生读书不读第二遍，却还请不要拿他们来作为佳文的标准。况且看一遍就能背诵，还有无所不背的弊病。比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最好；《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最好。反复诵读、观览，令人可喜可泣的，正在这几段。如果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不是一个没有分辨能力的笨汉？更有小说家所写的各种传奇、恶曲以及打油诗词，也看过就忘不了，这就像破烂的橱柜，臭油坏酱全都收藏在里面，污秽不堪，也实在令人受不了。潍县官署中与弟弟谈论的信第二封 我五十二岁才有了一个儿子，哪里有不疼爱的道理？但疼爱他必须采用正确的方法。即使是嬉戏玩耍，也要让他养成忠厚恻隐的性情，不要使他变得刻薄急躁。我平生最不喜欢把鸟养在笼子里。我得到了娱乐，鸟却处在囚牢之中，这是什么情理，非要屈抑鸟的天性来满足我的性情呢？至于把蜻蜓用头发系住、把螃蟹用线捆住给小孩子玩，不过一会儿工夫，便会折断、拉扯而死。天地生养万物，化育它们十分辛劳；一只蚂蚁、一条虫子，都是本于阴阳五行之气交融而产生的，上帝也时时爱护怜念它们；而万物的天性以人为贵，我们这些人竟不能体察上天的心而以它为自己的心，万物将把性命托付给谁呢？蛇、虺、蜈蚣、豺狼、虎豹，是虫兽中最毒恶的；然而既然上天已经生了它们，我怎么能随意杀害它们？如果一定要把它们全杀光，天地又何必生它们？也不过是把它们驱赶到远处，使它们躲开，彼此不相伤害罢了。蜘蛛在人家结网有什么罪过？有人说它夜里诅咒月亮，会使墙倒壁塌，于是把它们全都打死。这种说法出自哪部经、哪部典籍？就因为这种话而残害生物的性命，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呢？我不在家时，儿子就由你管束；一定要增长他忠厚的感情，驱除他残忍的性情，不能因为他是你的侄子，便姑息纵容他。家里的仆人和孩子，都是天地间同样应当爱惜的人，不可让我的儿子欺凌虐待他们。凡是鱼、食物、果子、糕饼，都应当平均分给大家，使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假如我的儿子坐在那里吃好东西，却让家里的孩子站在远处眼巴巴地看，一点也不能沾到唇齿；他们的父母看见后怜悯孩子，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叫孩子离开，这难道不是像割心剜肉一样痛苦吗？读书、考中举人、考中进士、做官，这些都是小事；最重要的是明白道理，做一个好人。可以把这封信读给郭嫂、饶嫂听，让这两个妇人知道疼爱孩子的方法在这里，而不在那些事情上。信后又附了一张纸：我曾说过，不可把鸟养在笼中；但我又并不是不爱鸟，只是养鸟要有正确的方法罢了。想养鸟，不如多种树，使房屋四周有数百株树，扶疏高大、枝叶茂密，成为鸟的国度和鸟的家。天将亮时，睡梦刚刚醒来，还在被子里辗转，就听到一片啁啾声，像云门、咸池那样的音乐演奏。等到披衣起身，洗脸、漱口、喝茶，看见鸟儿张开翅膀、振动彩羽，忽然飞来飞去，令人目不暇接，这当然不是一只笼子、一只鸟的乐趣所能相比的。大体上，我一生感到快乐的地方，是希望把天地当作园囿，把江汉当作池塘，让万物各自顺应天性，这才是最大的快乐。和盆里的鱼、笼里的鸟相比，这种做法在大小和仁慈、残忍上，究竟怎么样呢？信后又附了一张纸：我曾经说过：‘尧和舜并不相同，尧最高，舜次之。’人们都感到惊讶，其实其中有极深的道理。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取法于天。’孔子从来没有把天的称誉给过别人，也从来没有把‘伟大’二字给过别人，唯独称赞尧而不遗余力。他心里和口中所表现的，确实是天下只有一个尧的意思。那阴晴寒暖都按时适宜的天，也有时会刮狂风、下暴雨，连续十天、数月，伤害禾苗、败坏庄稼而无法挽救；有时又会发生绵延数千里的严重旱灾，蝗虫、螟虫等特别肆虐，导致草木枯黄死亡，但这也不妨碍它仍然是伟大的天。天既然生出了麒麟、凤凰、灵芝仙草以及五谷花果，蛇、虎、蜂、蝎、蒺藜、稂莠、萧艾之类也同时被它生出，却也不妨碍它仍然是仁慈的天。尧做了天子以后，光明文德照耀四方而贯通上下，但共工、獾兜仍然列于朝廷，又有九年政绩仍未成功的鲧；这也不妨碍尧的伟大，他浑厚广大，仿佛与天一体。舜却不是这样：流放共工，放逐獾兜，杀死三苗，把有罪的鲧处死。这些处置是恰当的；于是任命伯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稷教人种庄稼，皋陶掌管刑法，伯益掌管火政，伯夷主持礼仪，后夒掌管音乐；垂、鸠等掌管工事，以及殳、戕、朱虎、熊罴之类的人，也无不各得其职，用人也得当了。舜做君主的道理，细微到毫发之间也没有遗憾，所以说：‘真是君主啊，舜！’又说：‘舜真是具有大智慧啊！’彰明善行、憎恶恶行，是人道；善恶无不容纳，是天道。尧啊，尧啊！这大概正是他之所以成为天的地方吧！后来，舜的子孙以宾客身份寄居在陈国，没有一个通达显贵的人；后代在齐国，也没有一个通达显贵的人。只有田横的五百名部下跟随田横而死，这才没有辱没祖宗的风烈。这并不是上天薄待大舜、不让他的后代继续显达，而是他的道已经发挥尽了，他的气数已经穷尽，再也没有可以积蓄后发的余地。尧的后代则流传得曲折而遥远：有替豢龙、御龙的后代，后来出了中山刘氏；一直到汉高祖刘邦，才又显达，拥有天下已有二百年；又有光武中兴，也有二百年；后来又有先帝入蜀，以诸葛亮为丞相，以关羽、张飞为将领，忠义充满千古，道德继承贤圣，这难道不是尧留下的余泽没有完全耗尽，后来才得到发扬吗？舜和尧同心、同德、同样圣明，而我这样说，是认为即使成为圣人，也有把一切都发挥得太尽的弊病；如果连作圣人都可能用尽，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以不耗尽呢？留下一分没有做到的地方，便是一分积蓄；天道确实如此。况且天也有耗尽的弊病：上天多次生出圣人，却始终没有生出孔子；等到生出孔子，天地的气也因此耗尽，力量也因此衰竭，再也不能生出圣人了。天尚且要承受这种耗尽的弊病，何况人呢？昨天我在范县同进士田种玉、孝廉宋纬谈论这件事，来到潍县后又同诸生郭伟勣谈论，他们都受到鼓舞和震动，认为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见解。我把这些话写下来寄给老弟，也把它收藏在匣子里，等我的儿子稍微长大以后，再讲给他听，使他和书中的意思互相发明。

译潍县寄给弟弟的信第三封 富贵人家请老师勤恳而周到地教育子弟，但学业有所成就的人，多半出自依附贫贱人家的子弟，自己的子弟反而不在其中。不到几年，富贵就变成贫贱；有的寄居在别人门下，有的成为饿死者和乞丐，有的只能守住家业，不至于失去温饱，却连一个字也不认识。即使百人中有一个发达的，他写文章也一定不能沉着痛快、刻骨铭心，流传于世、供人传诵。这难道不是富贵足以使人愚昧，而贫贱足以使人立志并增长智慧吗？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官，我的儿子就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他将来成功还是失败，我已经不再计较，只要依附我家的优秀子弟能够成才，也是我最大的愿望。至于请老师、对待同学，不可不谨慎。我儿六岁，年纪最小；他的同学中年长的，应当称为某先生，次一等的也应当称为某兄，不得直接叫他的名字。纸、笔、墨、砚，我家都有，应当不时分送给各位同学。每当看见贫家子弟、寡妇的孩子，想要花十几文钱买川连纸和钉装的仿字簿，却十天也买不起，就应当察知其中缘故，在不使他察觉的情况下送给他。遇到阴雨天气不能立即回家，就总要留下他吃饭；傍晚时拿旧鞋给他穿上再离开。他的父母疼爱孩子，即使没有好衣服，也一定会做新鞋袜送他来上学；一旦遇到泥泞，再做一双就困难了。选择老师很难，敬重老师最重要。选择老师不能不审慎；既然选定了，就应当尊重他、敬重他，怎么能再去寻找他的短处呢？我们这些人一旦进入仕途，就不能亲自教导自己的子弟；所请的老师，不过是一方的优秀人才，未必是天下闻名的人。有的人暗中讥笑他不够好，有的人公开指出他的错误；做老师的既然心中不安，教导子弟就不能尽心，又抱着轻视的心态而不努力教学，这正是最容易受害的地方。不如利用老师的长处，同时训导我们的子弟改正自身的不足。如果实在不能听从他的教导，稍等到第二年再另请老师；但这一年之内对老师应有的礼节和尊崇，绝对不能废弃。另外还有五首绝句，孩子们读起来顺口又喜欢，叫我的儿子一边读一边唱，在月下坐在门槛上唱给两位太太、两位母亲、叔叔和婶娘听，这样就可以哄到果子吃了：二月卖新丝，五月卖新谷；只是治好了眼前的疮，却挖掉了心头的肉。给禾苗锄草时正是中午，汗水滴落在禾苗下的泥土里；谁知道盘中的饭食，每一粒都包含着农人的辛苦。昨天到城里去，回来时眼泪沾满了手巾；全身穿着绫罗绸缎的人，却不是养蚕的人。数到九九八十一天，穷汉的苦难才算受完，刚刚能够伸开脚睡觉，蚊子、牛虻和跳蚤就出来了 潍县寄给舍弟墨的第四封信 凡是读书，本来就不能指望一定因此发达；然而即使不能发达，也不能不读书，这个主意就应当拿定。科举功名没有到来，学问却掌握在自己手中，本来就不是赔本的买卖。愚兄如今已经发达了，别人也都称赞愚兄善于读书。可是究竟扪心自问，胸中能够拿得出几卷真正的书来？不过是挪用、借取、改窜、增补罢了，是在沽名钓誉、欺骗世人。是人辜负了书，书又何曾辜负过人呢？从前有人问侍郎沈近思，救济贫困的好办法是什么，沈近思说：“读书。”那人认为这话迂腐空疏。其实并不迂腐空疏。东奔西逃，耗费时间而失去职业，只是白白丧失品格，最终仍归于无济于事；哪里比得上悠闲地沉浸在书史之中，不求刻意获取，却能在眼前逐渐得到实益呢？相信这话，就能获得富贵；不相信，就会陷于贫贱，这也在于一个人是否有见识、有决断，并且能否忍耐。

译潍县寄给舍弟墨的第五封信 无论时文、古文、诗歌、辞赋，都称作文章。如今人们鄙视时文，几乎想把它排斥在笔墨之外，未免太过分了！难道是因为嫌它外表丑陋，便没有察看其中的深意吗？我认为，本朝的文章，应当以方百川的制艺为第一，侯朝宗的古文次之；其他歌诗辞赋，东拼西凑，牵强铺陈，都只是拾取古人的残余，不能融会贯通，这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气韵。方百川的时文精粹深厚，能够探取心中萌发的意念，揭示深奥的旨趣，描绘事物的形态，刻画人情，反复曲折而最终达到高深境界。侯朝宗的古文浅近，却能标新立异，指点眼前的事物，绝不受古人的束缚；但是语言不够劲健，气势不够深厚，终究要在方百川之下。回想我年幼时出行的行囊中，只有徐天池的《四声猿》和方百川的制艺这两种书；读了几十年，虽未能从中得到助益，却也不肯放手，只是和它们相伴到最后罢了。世人读《牡丹亭》却不读《四声猿》，是什么缘故呢？文章以沉着有力、痛快淋漓为最高境界。司马迁的史书、庄子的文章、《离骚》、杜甫的诗、韩愈的文章，都是这样。偶尔有一两处没有完全说尽的话，以言外之意取胜，用少量文字胜过大量文字的，才是这种境界。文章中一枝一节的好处，并不是六位大家的本色；可是世间那些拘谨琐细、气量狭小的人，专门把这种写法当作本领，说“文章不能说破，不宜说尽”，于是讥讽别人为“剌剌不休”。所谓“剌剌不休”，就是没有益处的话，只是说来说去而不得要领罢了。至于铺陈帝王的事业，歌咏百姓的辛劳，剖析圣贤的精深事业，描摹英杰的风采和谋略，难道是一两句话能够办完的吗？难道是那些只会在言外求言、在意味之外寻意味的人所能执笔痛快书写的吗？我知道他们必定会眼花心乱，颠三倒四、拖沓不清，连手脚都不知该如何安放。王维、孟浩然的诗本来有充实稳固、不可磨灭的地方，只是因为一味追求修饰洁净，达不到李白、杜甫那种深沉雄健；司空图自以为得到了“味外之味”，又比王维、孟浩然低了一两等。至于如今那些小人，比王维、孟浩然、司空图差得远，却专门用“意外”“言外”来掩饰自己的浅陋，实在可笑！如果是绝句诗、小令词，那就必定要凭借意外、言外之意取胜了。（《宵寐匪祯札》中“闼洪庥”这一处，以此来讥评别人，正是欧阳公的长处；但也有浅显易懂的毛病。“逸马杀犬于道”，是欧阳公简练的地方；然而《五代史》也有过于简略的毛病。） 写字作画是高雅的事，也是不高雅的事。大丈夫不能为天地建立功业、滋养百姓，却拿区区笔墨供人赏玩，这不是不高雅的事又是什么？东坡居士时时把天地万物放在心上，只利用余暇创作枯木竹石，这没有妨碍。至于王摩诘、赵子昂之流，不过是唐宋之间的两个画师罢了。看看他们一生的诗文，曾经有一句说到民间的疾苦吗？假如把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放在前面，把韩愈、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放在后面，再把这两个人安插在他们中间，我不知道他们应当处在什么等级、站在什么位置！靠门馆谋生的才情、游人的伎俩，只配拿来修剪树枝、营造亭榭、鉴别古玩、比赛品茶，给负责洒扫的小吏当头目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愚兄年轻时没有职业，长大后没有成就，老了又贫困窘迫，不得已也借这笔墨作为糊口谋生的资财，其实是可羞、可鄙的。希望吾弟奋发图强、自我振作，不要重走你兄长的老路。古人说：“诸葛君真是名士。” “名士”这两个字，只有诸葛亮才真正当得起。近来满街写字作画的都自称名士，难道不使诸葛亮感到羞惭，使高人冷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