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世载堂杂忆》序言 我七十岁时，请人诊察太素脉，说我还有十年的寿命。我早就想仿照中江兆民先生《一年有半丛书》的体例，写成《九年有半丛录》。今年因患险恶的疾病接受剖腹手术，幸而死里逃生。朋友对我说：“您的身体无异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为什么不把剩下的九年半时间都用来回忆并记述从前所见所闻的事情呢？这也算是国故文献的实录啊。”我受到这番话的感动，每天写《世载堂杂忆》几则，想到什么就随手记录，不论篇幅长短，务求记载符合实际。我一生中有些始终没有写完的书，如《禺生四唱》、《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忆江南杂诗注》、《容闳辜汤生马相伯伍廷芳外交口授录》、《世载堂笔记》和《自传》等，都归入《杂忆》之中，汇编成长篇，分门记录，以备查考。其他有关典章、文物的考证，地方文献的汇集，师友名人的遗闻，通达之士和美人的韵事，虽然没有遵循宏大的编纂体例，但这些短篇记录也足以供高雅之士查阅咨询，只希望不辜负朋友殷切劝勉我的心意罢了。武昌刘禺生记 清代的科举 《周礼·保氏》说：“教育国子，首先要教六书。”《汉律》说：“学童十七岁以上才开始考试，能够诵读九千字，才可以做吏。因此六书称为小学。所谓小学，本来就是儿童启蒙时应当用心学习的。”科举兴起后，小学制度被废除，那些抱着高头讲章之学的人，全都成了茫然不识字的人，流弊延续到今天，几乎把《文字蒙求》列为大学的课本。科举时代只求取得科名，不重视根本，实际上正是祸害的阶梯。因此把当时从蒙学直到参加考试的情况和程序逐条分列出来，是研究我国社会学史的人应当参考的。旧时教育儿童，注重启蒙。儿童五六岁以后，家里请教师，准备衣冠酒食，封好红包作为贽敬，摆上朱笔，请先生为儿童点读启蒙。先生便用朱笔点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四书”中《论语》的第一句；先生朗读，学生跟着读，读完后全家向先生道谢，这就是读书儿童一生开始读书的起点。按语：中国社会最看重蒙师，尤其看重启蒙老师，这种风气在宋代最为盛行。考察宋人的逸闻，某位门下中书回乡时，一定要准备衣冠，到启蒙老师的床前行拜礼。家塾蒙馆有一种叫“停馆”。富裕人家请专门的教师教育儿童，教师称主人为“居停”，主人称教师为“西席”。所教的往往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再进一步教“四书”的白文本。还有所谓朋馆，也叫村塾、义塾，是市井和乡村的贫苦儿童前去读书的地方。教师开馆收徒，儿童家里交纳学费后前来就读，所教的是《千字文》和“四言杂字”之类。父兄所要求的，不过是能认识日常用字，能够书写柴米油盐的账目罢了，也就是所谓“天地元黄叫一年”。杜工部诗说：“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蒙馆的风气，唐代就已经如此了。蒙学所教的不过是识字，能够读写，以便用于工商事务罢了，大致类似今天的初级小学。再往上，儿童有志于参加科举，长大后便学习举业，教师大多请秀才担任；而蒙馆的教师，则多是屡次考试仍未考中秀才的人。教学分男女：女子教《女儿经》，读《幼学》，讲故事；男子则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读完后再读《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诗歌学习《唐诗三百首》，书法练习楷书字帖，古文学习《古文观止》，此外还涉及《纲鉴易知录》。八股举业先练习破题两句，接着写承题、起讲，再增加颔下两股，也叫两比；再练习四股，随后再写两股，合起来成为六股。于是把破题、承题、起讲和六比文章合成一篇，这就是举业的完整文章。时文原来采用八股，后来多减为六股，都是考场规定的格式。诗歌学习试帖诗，先练习一韵，增加到六韵，就算合格。因为童生和秀才的科试、岁试都用六韵，而科场考试则用八韵。学生写完一篇文章后，他的父母设宴请先生，送上礼物表示敬意，称为“完篇酒”，意思是从此我家的子弟可以参加考试了。至于学习举业所用的课本，讲八股时以《小题正鹄》为正宗；这部书是陕西周至人路德在关中教授士子的教材，所列都是童生考试、科试、岁试中合乎格式的各种格局，包括已经写完和未写完的文章，以每月初三、初八为作文课期。试帖诗则以七家诗为定本（七家诗是路德、陈沆、杨庚等七家的作品）。学生每天作一联对偶，调和声调平仄，以便应付考场试帖诗。八股和试帖诗是正课，其余诗、赋、文章辞藻都是杂作。当时的中国社会，读书风气各不相同，不像今天的学校，无论贫富雅俗，小学课本和教学方法都一致。有的称为书香世家，有的属于崛起之家，有的属于俗学之家；儿童启蒙的教法不同，成年人所学的内容也不同。它们相同的地方，只在于都想取得科名，学习八股和试帖诗，遵循同一套格式。世家教育儿童，入学识字从《说文》开始，长大后读书作文，不拘泥于八股和试帖诗，所学习的多是经史百家的学问，从小学习，长大后博学通达，也就是不在高头讲章中寻找生活。崛起之家学习没有深厚的师承根源，俗学之家则钻研应试时文。春秋时代之所以重视世家，六朝之所以重视门第，唐宋以来重视家学、家训，是因为不仅教育子弟读书，实际上还教育他们做人；这就是在洒扫、应对、进退之外，继承并施行教人学习六艺的遗意。

译按照通常规定，凡是参加考试的人都称为童生，入学后则称为秀才。秀才科、岁试和其他考试，都出大题。所谓大题，是从“四书”文章中选取两章、三章，或者一节、一句作为题目，不得割裂原文。童生参加府试、县试、院试或其他考试，则使用小题。所谓小题，是从“四书”中任意选取一句作为题目。咸丰、同治以来，小题以路德的《小题正鹄》为正宗，各种小题格式都已具备。其中有一种所谓截搭题，就是从原文上句和下句中各截取若干字，几乎既不成句也不成文章，十分可笑，但当时却成为风尚。相传德清俞曲园樾任河南学政时，考试童生正场，所出的截搭题竟写成了游戏文章。题目如“王速出令反”（此题截取《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上下两句），又如“君夫人阳货欲”（此题截取《论语》季氏章末句“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紧接下一章开头的“阳货欲见孔子”）。事情被御史上奏弹劾，拟加重罪惩处；后来他的主师曾国藩上奏说明俞某患有心病，适宜革职回原籍，永不叙用，这才免于严厉惩罚。这也是科举史中的一则趣闻。童生想考取秀才，必须依次参加县、府、学院三种考试。县考共五场，以本籍知县为主考。第一场考《论语》、《学》、《庸》时文一篇，《孟子》文章一篇，试帖诗一首；第一场放榜，第一名叫案首，前十名叫前列，没有被录取的不得进入第二场。第二场考时文一篇、五经文一篇、试帖诗一首，没有被录取的不得进入第三场。第三场考八股文一篇、史论一篇、试帖诗一首，没有被录取的不得进入第四场。第四场考杂作，包括律赋一篇、古体近体诗若干首，有时加考时文一篇，但以时文为主。第四场放榜后，确定案首和前列十名，再考第五场，称为“吃终场饭”。县官有时准备饭食，有时准备点心，供参加考试的童生食用。终场也写时文起讲，或者写两大比时文，数量不等；不再重新编排甲乙名次，只按照第四场的总案，或者略微调换前后一两名的位置。按照惯例，学政临场考试时，案首一定入学，前列则可能有所取舍，但人数变动也不多。府考由知府把所属各县的童生集中起来考试，规程与县考相同。五场结束后放榜，府里有府案首。县考、府考都取前十名的，叫作“双前列”。院考规模较大，学政每任三年，考取秀才两次：第一次叫岁试，第二次叫科试。学政驻在府城主持考试，各县童生中也有尚未参加府试、县试的，按照规定可以直接报名参加院试。按语：县试、府试、院试时，童生报名应考，必须由本县廪生担保其本人及家庭身家清白，盖印承认，叫作“认保”；又由县学学官派出其他廪生查验属实，叫作“派保”。考试入场时，学政居中点名，廪生和保生分列两行，仪式相当隆重。院考的试题是《论语》、《学》、《庸》题目八股文一篇，《孟子》题目八股文一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鸡鸣时入场，交卷时不准点灯。阅卷后决定录取的人，先把姓名挂在水牌上；录取名额通常比该县应取的学额多一倍。第二天复试，有时作起讲，有时作八股文两大比，限燃一寸香的时间，并默写正场的起讲。考试结束后，张贴正榜，打开正门，鸣放三炮，奏乐吹打送榜，把榜贴在考院的照墙上。放榜后，如果有人告发某生是枪替代考者，就单独再次召来考试；如果果然文理不通，便革去秀才身份。放榜后还有一件最困难的事，就是每县教官都必须同新录取的秀才商定印结费的数额；印结费确定后，教官才盖印，第二天秀才才能到学院簪花。簪花时，学政坐在大堂，向新录取的秀才训话，当时也被视为大典礼。入学簪花时，年轻富裕的人都穿着@@衫，戴飞绒帽，帽上饰金雀顶。按民间惯例，已经订婚或结婚的人，应由岳家赠送贺礼。这是童生入学时最得意的一幕之一。古代选取士人的办法，没有比成周更完备的；得到人才之盛，也以成周为最。唐代以后，废除选举而采用科目，历代相沿。明代专门用“四书”和《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考试士人，称为制义。清代沿用明代制度，二百多年间，那些通过其他途径入仕的人，始终不能与科第出身的人相比。因此康熙、乾隆时期以博学鸿词科授予翰林官的人，都被称为“野翰林”。光绪末年，科举废除，科第制度才告终结。科举的起点，始于考取秀才。明代最重视秀才，清代雍正以后，才详细制定考取秀才的科目，制度全部完备。秀才的生活状况，以及读书求取功名的过程，也有值得叙述的地方。清代学政主持科试、岁试两种考试，童生被录取入学的，称为附学生员（即秀才）。名额已满而未被录取的，叫作佾生；佾生可以再次参加秀才考试。秀才的类别有廪膳生、增广生、附生。三年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的，称为优廪生、优增生、优附生。取得优贡资格的，属于优廪生。附生是普通秀才；岁试、科试列为一等，且没有空缺可以补为廪生的，便可补为增生，府学、县学的增生都有定额。岁试、科试列为一等且名次最前的，可以补为廪膳生，领取廪饩；府学、县学的廪生也有定额。每年由任廪生满二十年者出贡一人，称为岁贡。但廪生中有人考中举人、列入副榜或成为优贡、拔贡的，所留下的廪生缺额依次递补；因此未满二十年的人，也可以出贡成为岁贡。

译由学政录取为附学生员的，通常都称为秀才，民间称为“进学”。能够进入学宫读书，隶属于学宫，也叫“入泮”。学宫大成门外有泮池，所以入学满六十年的人，称为“重游泮水”。管理秀才的是府学、县学的学官。府学教授，最初按规定选用进士出身的人担任，称为东斋，居于府学宫的东面。府学训导，按规定由贡生担任，称为西斋，居于府学宫的西面。县学则由教谕居于县学宫东面，也称东斋，通常由举人担任；训导居于县学宫西面，也称西斋，由廪生、贡生、增生担任。但府、县训导可以通过捐纳获得职位，教授、教谕则不能捐纳。府学、县学中负责差遣事务的人，叫作门斗。门斗每月给廪生送一斗米，因此得名。廪生就是领取仓廪俸禄粮食的人。门斗并不是低贱的差役，必须本人及家庭身家清白。府、县学官见到督、抚、学政，都只行长揖礼，不行跪拜礼。秀才见学官则行跪拜礼，把学官奉为老师，这是为了督促和训诫他们的学业与品行。清初沿用明代制度，实行学官教师教育秀才的制度；学官用来处置秀才的条文，叫作“卧碑”。卧碑刻在明伦堂的石碑上，秀才触犯卧碑条例的，学官可以惩罚，情节严重的革去秀才身份。明伦堂位于学宫大成殿前，是秀才遵守国家条令、整顿一府一县纲纪风化、聚集议事并尊奉孔子教诲的地方。因此自明代末年以来，国家发生重大变故时，秀才都集中到明伦堂议事。到了晚清，仍沿袭这一旧例。学官不再实行教学，秀才把学官视若无物，学官似乎只成了秀才取得功名的登记人。秀才犯法后，州县捕获了他，也不能直接用刑，必须移交学官，革去其功名，之后才能依法办理。不过，有时也会当场责打手心；受责之后，仍必须移交学官，这是为了维护国家法令，培养士人的廉耻之心。清廷定下的条例规定，各省由皇帝钦命简派学政，三年任满一次；大省通常派四品以上的大员，较小的省份则派翰林院编修。学政到省后，首先把观风考试的题目颁布到各府县，包括“四书”文一篇，以及经学解释、史学、词章、掌故、时务、算学等几十类内容，以完成若干类为完卷。学政到所属地区主持考试前，先由学官提交试卷阅看；期限有数月、半年不等，按照前往考试道路的远近，确定交卷的先后。之所以称为观风，是为了区别于正式考试。学政到各属地考试士人，先考经古场，也分为经学、史学、词章、掌故、地理、时事、算学各门，但没有八股时艺。经古场之后，才考正场。正场考时文两篇、试帖诗一首。原先八股文属于时文，八股废除后改为“四书”义，诗也废除了。三年考两次：第一次是岁考，俗话说：“秀才怕岁考。”秀才参加考试的，列为一等的是最优，二等为合格，三等已经不佳；列为四等的，严重的斥退革除，较轻的申斥警诫。科考大致与岁考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岁考是考核秀才的成绩，科考则是选送参加乡试的准备。因此科考列为三等的，已经不能参加乡试（这里说的是秀才。童生参加入学考试时，也在岁考或科考期间同时举行，但与秀才不在同一考场）。秀才参加乡试，规矩极其严格，被视为重大禁忌的有以下几条：（一）匿丧。父母去世处于服丧期间，不报丧而参加考试的，即使放榜后考中，也一定会被斥退革除；童生隐瞒丧事参加考试，也同样受到惩处。李莼客撰写王某墓志时，曾以此加以讥评。（二）冒籍。不是本县籍的童生，却冒充本县籍入学或参加乡试的，一律斥退革除。张季直曾因此受到某位学政的严厉追究，后来设法由如皋县学生转籍通州，成为通州学生员，才得以免除处罚。（三）大不敬。对孔圣人或清代帝王有失敬行为的，称为大不敬；在专制政体下，所受谴责和惩罚更加严厉。秀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是进入仕途的正途；其中没有考中举人的，有些从五贡出身，也同样归入正途，可以参加铨选，获得做官的途径。五贡的制度是：一为恩贡，二为拔贡，三为副贡，四为岁贡，五为优贡。下面依次略作说明。秀才补为廪生以后，如果轮到应当出岁贡的年份，恰逢恩科大典，就以廪生身份被选为贡生，称为恩贡生。恩贡生可以分发到各省，以州判任用；或者以教谕、训导任用，班次在前，遇到职位空缺时优先补授。拔贡每十二年选拔一次。学政在全省各府学所属的秀才中进行考试，选取成绩最好、学问最优的一个人，作为拔贡生，贡送到北京，再经过朝考，按等第录用。考取一等的，以七品小京官任用；二等、三等的，以知县任用，分发到各省，或者在本省以教谕任用。乡试考中副榜的人，世人称为“半个举人”。如果下一次不想再参加乡试，可以到礼部接受铨叙，分发各省，以州判等职任用。府学、州学、县学的秀才补为廪生以后，按照轮次应当在某年出贡的，称为岁贡生；在外省以州判任用，在本省以训导任用。学政任期三年期满时，从全省生员中选取品行、学问兼优且考试成绩特别好的，大省选六人，中省以下选四人，称为优贡。优贡考试必须由本省总督、巡抚、学政三院会同考试。发榜以后，考中的人按次序递补，进京参加朝考；一等以知县任用，二等以教官任用。这就是五贡出身的大致情况。前清按照科举取士，承袭明代制度。起初采用八股文，后来以四书以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称为“义”。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在各省省会考试诸生，称为乡试，考中的人成为举人。第二年春天，在京师考试举人，称为会试，考中的人成为进士。考中进士以后，才可以参加殿试。殿试取士，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人，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二甲进士第一名称传胪，这些仍沿用明代的旧称。

译清初乡试在子、午、卯、酉年举行，会试在辰、戌、丑、未年举行；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殿试在三月。后来规定，乡试在大比之年的八月初八日进入第一场，八月十一日进入第二场，八月十四日进入第三场。会试规定在三月，殿试规定在四月，一直到科举废止为止。乡试的考场称为贡院。第一道门前的大牌楼上写着“辟门吁俊”，左边牌楼上写着“明经取士”，右边牌楼上写着“为国求贤”。贡院的第一道门称龙门，大堂称至公堂。通往大堂的甬道中建有高楼，称明远楼。大堂最后一进称衡鉴堂，主考官和同考官住在那里。堂前的墙门垂着帘子，被调来阅卷的人称内帘官；不阅卷而在考场中办事的人称外帘官。阅卷官及其随从不得出帘外，办事的官员等不得进入帘内。因此，同考官公馆门口都大书“调帘回避”。帘内由内监试主管，帘外由外监试主管，防范和控制极其严密。乡试按惯例每省设置正、副主考各一人。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都要提前参加考差，等待选派。内阁中书、各部主事也可以参加考试。大省的正主考都是二、三品官员，由礼部列出名单，呈报后选派。主考确定人选后出京，内廷颁赐四色礼物，称为“送主考”。大副主考按照驿站计算日期出发，在八月初抵达本省，沿途乘轿，轿子贴有封条。抵达本省后，在皇华馆住一两天，由督抚迎接入闱。乡试以巡抚为监临，清初则以布政使为监临。监临的职责，是总管贡院内外事务。按惯例入闱时乘显轿，由八人抬，穿朝衣、戴朝冠，轿子没有顶篷，像赛会中迎接神明一样。显轿只有监临、正主考、副主考乘坐；其他如监试、同考官，都乘八人或四人轿，并由全副仪仗开道。最特别的是轿后跟着一只抬盒，里面装着腰斩所用的铡刀，也是清廷用来惩罚主考犯科场大罪的刑具。这种刑具在福建省的科场案件中曾经使用过一次。主试官被腰斩成两截，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时，趴在地上用舌头写了三个大大的“惨”字，然后死去。巡抚上奏后，才废止了这种刑罚。然而此后主考入场时，仍然照例使用这件刑具作为形式上的陈设。乡试的办事官员以监临为主体。设置内监试，按惯例由知府担任；设置若干同考官，负责阅卷并向主考推荐试卷，由知县充任。内监试管理帘内事务，另外设置外监试，管理帘外事务。设置提调官，专门负责考场房屋等杂务。帘内所需的书籍、食物和用品，凡是从场外送入的，都要越过矮墙运进去，不得开门。同考官推荐而没有被录取的试卷，称为“出房”；名额已满而被遗漏的试卷，称为“堂备”。正主考录取单数名次，所以解元必定在正主考所取的卷子中；副主考录取双数名次，所以亚元必定在副主考所取的卷子中。其余名次依此推定。发榜前，在衡鉴堂挑选考中的诗文、策问，称为“闱墨”；监临、主考按照试题亲自撰写的文章，称为“拟作”。发榜当晚，所有人集中到大堂，主考、监临以下的试官和大员依次列坐，按照试卷拆开弥封、填写榜单。榜单横向书写，从第六名开始写，前五名留空。正榜和副榜全部写完后，才填写榜首五名。发榜后，各位考官离开贡院，称为“出闱”。考中的士子称主考为座师，称同考官为房师，称其他考官为受知师；各自刻印朱卷，送上贽礼并行礼。举人的试卷全部解送礼部。礼部派磨勘官复核考中的试卷，检查是否有违反规定或涉嫌关节舞弊的情形。情节严重的就治罪，牵涉主考官的，吴汉槎等案件就是这种情况。情节较轻的则革去举人资格，罚令停止参加会试三科或一科。举人想做官的，每三年一次赴京参加大挑，由王公大臣检验考察后挑选。大挑一等，以知县任用，分发各省；二等以教谕任用，回本省补缺。没有被挑中的，可以参加宗室、景山各官学教习的考试，或者到国史馆、实录馆等馆任誊录，由此获得保举、选用的机会。举人通过捐纳取得郎中、主事、中书职位的，没有希望补上实缺；但一旦考中进士，就可以按照资历提前补缺。李莼客门上写着“户部郎中补缺五千年”，说的就是举人通过捐纳取得职位的情况。通过捐纳取得职位的人考中进士后，可以不参加殿试、朝考，呈报后回原衙门，列入班次后就补授郎中缺。顺天乡试以顺天府尹担任监临。正、副主考都是二、三品大员。南北各省的秀才、贡生、监生都可以应试。解元按惯例取北省人，第二名取南省人，称为南元。例如光绪乙酉科，盐山刘仲鲁若曾考中解元，通州张季直謇考中南元。会试以礼部侍郎担任监临，称为知贡举；以顺天府丞担任提调，以御史担任监试。负责评阅文章的，特派四名大员，称为大总裁。这四人中按照资历和官阶，以最大者居首席。同考阅卷官由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官员担任，也有其他衙门的职官。考场中的职务和职责，与乡试大致相同。会试发榜后举行殿试，由清帝临轩亲自出策题；以朝臣中具有进士出身的人担任读卷官，拟定前十名的次序呈报，清帝根据试卷确定甲等、乙等。一甲的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甲、三甲分别授庶吉士以及主事、中书、知县、教授等职，回原班任用，各有差别。庶吉士在翰林院任职三年期满后，授编修的称为留馆；否则称为散馆，分别授予主事、中书、知县等官职。清代的教育 前清对士人的教学，有的属于官学，既教学又考课；有的属于各省书院，只考课而不教学，后来这种风气所及，官学和书院都被看作只是具文。

译清代的学校制度一向沿用明制，设置国学以及八旗宗室官学，各省设府学、州学、县学。国子监设置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士、学录、典籍、典簿等官，设置六堂作为讲习场所，分别称为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全部沿用明制。国子监广泛招收生徒，官家勋旧的恩荫子弟、满洲贵族、八旗子弟，都可以入监。监生分为内班、外班两班，内班有膏火，外班没有。关于考到、考验、复班、保送、优等任用等规定，记载在清代国子监条例中；后来只剩下名义而没有实际作用，国子监成了一个闲散衙门，监生也可以通过捐纳取得，不必入监读书了。按：有清一代，经史、词章、训诂、考订等各种有用的学问，名家大量涌现，超过前代；这些人都从事学问，而不专门经营科举。凡是取得科名的人未必有学问，但有学问的人也可以取得科名；有的人学问优长而做官，有的人做官优长而钻研学问，学问并没有受到科举的限制。分析其原因：第一，继承家学，如二钱、三惠、王氏父子等例。第二，各有师承，读《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书就可以知道。自从明末黄梨洲、顾炎武、李二曲、王船山四位大儒出现以后，学术风气焕然大变。此后如徐健庵、王贻上、朱竹君、翁覃溪、阮芸台、曾涤生，都能够推进学术，建立学术宗派。即使从咸丰到光绪中叶，人们崇尚墨卷，士人不读书，研究实学的风气仍然遍及全国；科举不能限制学术，这就是明确的证明。府学、州学、县学是各省进行教学的地方，廪生、增生、附生等生员都由教授、教谕、训导在儒学中加以教导，和国子监的制度相同。这是清初承袭明制，后来也只剩下形式。官学按照功令，严格训诫品行；所学习的科目，颁行了固定的书籍，不能普遍教授经史百家一切有用的学问。于是创立书院，作为教育、课业和讲学的场所。但书院的课业又分为两条主要途径。我国古代原本没有书院，书院自朱子创立白鹿洞书院以来，直到元代，都非常重视书院山长。所谓山长，都是国家郑重任命的儒官。明代沿袭这一制度，私人讲学的地方也有称为书院的，如东林各书院一类。清代的制度是各省设置书院，官员和山长分别主持课业。省里设省书院，由督抚聘请名师担任山长；山长的资格是大儒，或本省还籍的一、二、三品大官，如张裕钊、吴挚甫等就是这种情况。府设府书院，州、县设州书院、县书院。每月分为两次课考，上半月为官课，下半月为师课。省书院的官课由督、抚、司、道轮流主持考试，师课则每月下半月由山长主持。府、州、县书院每月由官员和山长分别主持课考。所有书院都有号舍，供学生住宿读书，称为住书院。除省书院专门考课诸生外，府、州、县书院则分别对生员、童生进行课考。这就是清末各省书院的大致情况。自从阮芸台任两广总督，创办学海堂，按照经史百家之学考课士人以后，士人才开始知道，八股、试帖之外还有朴学，求学并不等于靠时艺、试帖取得科名。陈兰甫创办菊坡精舍继承了这一做法，浙江俞荫甫主持诂经书院。到南皮担任湖北学政时，创办经心书院；后来督鄂时，创办两湖书院；督学四川时，创办尊经书院；督理两广时，创办广雅书院。于是湖南有校经堂，江苏有南菁书院，苏州有学古堂，河北有问津书院等，都是研究朴学、陶冶和培养学人的地方。士人不再靠科举谋生，都努力达到康、乾、嘉、道诸位老先生的学术水平，把写得很差的墨卷看得像破鞋一样轻贱。光绪中叶以前的风气就是这样。清代乐部大臣 前些日子我在秦淮市楼饮酒时，谈到清代官制，提及礼部之外还有乐部，按惯例由满人专任，当时没有来得及深入考察。不久，濮伯欣兄从常州写信告诉我说，最近借来读《毗陵庄氏族谱》，在第十八卷“盛事门”中看到一条记载，说方耕先生曾任乐部大臣。族谱原文说：“有清一代特设乐部，设有神乐、升平两个署，各署设置典署一人、署丞二人，都是满缺。士绅通常不记载这些职务，只记载管理乐部的大臣。按照旧例，乐部由简亲王一人和内务府总管一人或二人管理，也是满洲大员担任的职务。只有乾隆年间，第十二世方耕公担任礼部侍郎，因为通晓律吕，特地被选任为乐部大臣。汉官担任这一职务，确实极为罕见。方公著有《乐说》若干卷，阐明经义，考订音律，当时称为绝学。”但族谱第十九卷所收方耕先生《国史列传》，记载其历任官职时唯独缺少这一职务，而县志和家传却都有记载，日后有空当详细考察这件事的实际情况。谈前清刑部的则例 冒鹤亭说：“我最初分发到刑部任职时，新到刑部的人员，必须在各司阅读《大清律例》《刑案则例》《洗冤录》等书。年轻人最喜欢看的，是奸拐案件。有一天，司官考问我们所读的内容，我按照奸拐律回答。司官问：‘你有什么意见？’我回答：‘刑律规定，仆人奸淫主妇，立即处斩；主人奸淫仆人的妻子，只罚俸禄三个月，实在太不平衡了，对主人处罚太轻，对仆人处罚却特别重。’司官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官场最忌讳的，是仆役、门丁挟持主人而专权办事。这些人既然没有廉耻，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如果奸淫仆人妻子的律法定得较重，仆人可能故意派妻女去诱惑主人，把这作为揽权和挟持主人的手段；或者主人本来没有这件事，仆人却捏造流言和证据，借此挟制主人。主人害怕丢官，不得不迁就，仆人于是可以横行无忌。现在规定只罚主人俸禄三个月，主人即使不至于丢官，也已经有损于规矩和名声；仆人的阴谋无从施展，也就不敢尝试了。至于仆人奸淫主妇而立即处斩，这不仅是维护纲常法纪的大禁忌，实际上还具有政治作用。如果办理得宽松，小人的胆子会更大，内外上下暗中勾结，那么做官的人尸位素餐，一切都败坏了，还成什么体统？有些人一向杀害本官，暗中占据其地位，这类案件时常有所听闻。律法严定立即处斩，这些人尚且还坚持作恶、不肯悔改，怎么能减轻处罚呢？”

译“司官又举出两件事作为证据：他说，有一位相国，因为和仆人的妻子有私情，有一天将要早朝，刚一出门，骡车就被仆夫拦住。仆夫向这位相国索要自己的妻子，纠缠不休，以致耽误了上朝时间，成为笑谈。又如乾嘉年间，湖北黄冈陈氏一家有很多身居高位的官员，分别在各地做官，但其中的内幕却实在难以追究。主人奸淫仆妇，仆役也奸淫主妇；主妇生的孩子相貌像仆人，仆妇生的孩子又相貌像主人。后来在这里任官的人相继去世，子孙争夺财产，仆妇的儿子说主妇的儿子不是主人亲生的，自己才是主人的亲生子；主妇的儿子当然不承认自己是仆人生的，官司打了好几年也没有结案。主人已经死了，无从证明，最后只好归档了事。由此想来，刑律怎么能不严厉呢？” 清代犯了大辟而且不可赦免之罪的人，犯人的本名如果有“吉、祥、宏、大”这类字形，文书中都要特意给这些字加偏旁。凡是廷寄、上谕以及刑部奏折、通行文告，大多都照这个例子办理。习惯上加“刀”旁、加“水”旁。例如白莲教徒林青，就加水旁写成“林清”；马新贻案件中的张文祥，写作“汶祥”。太平天国的谭绍光、胡以光、赖文光，公文中都写作“绍▯、以▯、文▯”。洪大全被解送京城处以凌迟时，“大”字上面还加了一点。唯独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石达开都没有加偏旁，不知是什么缘故。有人说，这是因为认为他们“罪大恶极”，原名已经举国皆知；如果加上偏旁，反而会徒增误会。顺治丁酉江南科场案 顺治十四年丁酉科江南乡试，正主考是左必蕃，副主考是赵晋。榜单发布后，两江士人舆论一片哗然。虽然考中者多是江南名士，但中式举人大半是靠出卖关节、营私舞弊而被录取的。士子们聚集在贡院前，在贡院大门上张贴一副对联：“赵子龙一身是胆，左丘明有目无珠。”又把贡院大字上的“贡”字改成“卖”字，把“院”字用纸贴去“阝”旁，变成“完”字。于是贡院变成了“卖完”，京城内外都哗然。台谏官员上奏弹劾，诏令该科江南中式的正榜、副榜举人一律进京，由皇帝亲自主持，重新考试。京江人张玉书的文章列为第一，开头一比是“不为朝廷不甚爱惜之官，亦不受乡党无足重轻之誉”，最为古今传诵，人们称赞他有宰相的气度。吴汉槎，即兆骞，才华惊人、艳丽绝伦，是江南名士，却仍然交了白卷就出来了。有人说，汉槎惊魂未定，不能执笔，这正是查初白所说的“书生胆小当前破”。也有人说，汉槎自恃才华、傲视他人，所以故意这样做。结果，正主考左必蕃伏法；吴兆骞则被发往宁古塔戍所，因为交了白卷，朝廷士大夫无法竭力营救他。当时明珠执掌国政，他的儿子纳兰性德与无锡人顾贞观交情最好。顾贞观跪下来请求纳兰性德，设法救汉槎活着回来。汉槎获赦归来后，京城朝野的名流每天设宴欢庆，几乎没有一天间断，赠送给他的诗文堆满了尺高。益都人冯相国的诗说：“吴郎的才调胜过各位兄长，历经多难才知道狱吏的尊贵。”又说：“叹息梅村如今已成为宿草，不能留下老眼等到你回来。”最为感人。雍正朝的两位名人 我在如皋冒鹤亭家饮酒时，看到了他收藏的查声山《写经图卷》。题字的有几十人，如毛西河、高江村、查初白等，没有一个不是康熙朝的名流。最难得的是，揆叙和钱名世两人都曾获罪于雍正，却凑合在同一幅卷子中，实在值得珍藏。按：揆叙是满洲大学士明珠的儿子、词人纳兰性德的弟弟，后来承继父亲成为宰相。雍正恨他结党支持廉亲王，几乎要立廉亲王为太子而夺取自己的皇位。揆叙幸好先死了，于是雍正亲笔书写“不忠不孝揆叙之墓”八个大字，刻在石碑上立于他的墓前。我读近来刊刻的《黔南丛书》中，贵筑周渔璜，名起渭的《桐野诗集》，杨恩元跋文说：“先生有几封家书，后代至今还珍藏着。其中有一封记载在翰苑时的事情，说：‘将要调任御史时，掌院徐潮因为先生主持浙江乡试时没有录取他的儿子，心中怀有嫉恨，想趁机排挤先生出院。幸亏满人掌院揆叙看重先生的文学才华，上奏请求留任，先生仍任原职。而揆叙始终认为，挽留周先生这件事其实与徐掌院意见相同，真是君子。’”如此等等。徐潮世人称为名臣，谥号文敬，李次青《先正事略》极力推重他；揆叙却被世宗斥为不忠不孝。徐潮埋没贤才，而揆叙能够识人，这确实可以从稗史中得到证明。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以探花及第，很有才名。他的佳作收在《江左十五子诗》中，这是宋牧仲巡抚吴地时刻印的。年羹尧被抄家时，查出钱名世赠给年羹尧的诗，其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的句子。雍正看到后大为震怒，革去钱名世的官职，驱逐他回原籍，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又命廷臣各自作诗痛骂钱名世，亲自评定甲乙等次，作为赠诗送给他。鹤亭在京城任官时，曾见过一部殿本，雕刻、书写都极其精工，用宣纸印题为“御制钱名世”。其中第一名的诗有说：“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所谓“竟同名世罪”，是说戴南山，名叫名世，因滇南文字狱被杀。所谓“不减亮工奸”，是说亮工是周栎园的名，周栎园被列入《贰臣传》，又曾被福建总督弹劾，关进过刑部监狱。雍正又亲笔写下“名教罪人”四个字制成匾额，命钱名世捧回去，悬挂在厅堂。每月初一、十五，常州知府和武进知县都亲自前往查看；如果没有悬挂，就报告督抚，请求说明情况并治罪，真是把个人的喜怒当成儿戏了。“御制钱名世”这部书，在北京到处寻找也没有找到，藏书家也很少知道它。徐乾学祖孙父子 昆山徐健庵祖孙父子的事，综合《东华录》《刑案汇览》等书以及其他遗闻，连贯地记述如下。昆山人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是顾亭林的外孙；兄弟三人分别取得鼎甲，官至尚书、侍郎和总宪。乾学，即健庵，有五个儿子，都任翰林。孙子徐陶璋是状元。自健庵有个名叫徐骏的儿子因为文字狱被累及，处以斩刑后，家道就衰落了，举家迁到安徽。如今在昆山已经很少能找到徐氏子孙的踪迹了。

译徐骏幼年读书时，性情最为凶顽。他请来的教师是个穷秀才，给徐骏上课时，每天肆意用夏楚抽打他。徐骏因此怀恨在心，暗中放置毒药，毒死了老师。徐骏考中后，知道这件事的人都称他为“药师佛”。到了雍正初年，文字狱兴起。徐骏作诗，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句子。有人告发他，说徐骏思念明代、无意于本朝，出言诋毁朝廷，大逆不道，于是交给刑部查实治罪。刑部开堂进行大审，徐骏昂然自负，准备了许多为自己辩解的证词。升堂面对案桌时，他抬眼看承审官员，发现那人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竟然就是自己毒死的教师。徐骏惊骇到了极点，手足无措，神志恍惚；对于承审官所问的问题，他逐条承认，录下口供并画押结案，奏报皇帝后将他处决。一时之间，人们把这件事传为因果报应。自从徐骏伏法被杀，徐家这个望族日益衰败，即使徐陶璋也以修撰官职终身，毫无建树。考察《东华录》，徐健庵也曾因引用诗句而被奏劾，随带书局回原籍。郭▯弹劾徐乾学、 高士奇的奏折说：“万方玉帛归东海，四海金珠进澹人。”这句话在外间流传，从中可以知道他们收受财物、贪污受贿的情况，等等。康熙宽厚，认为这些人当初不过是穿着头巾、衣着寒素，裹着被子来到京城，如今却有高门大厦、居处辉煌，不必深究，按原来的品级回原籍即可。如果是在雍正朝，哪里容许他们带着书局随行呢。徐氏离开原籍昆山，全家迁入安徽。后来有个安徽翰林徐宝善，就是徐健庵的后代。最后还有徐谦，是徐宝善的后代。徐乾学后嗣悲叹家道衰微 徐健庵所居住的府第，是尚书第，位于昆山城内西塘街，因为健庵曾任刑部尚书，所以这样命名。当时藏书丰富、名满天下的传是楼，就在尚书第内。自从徐氏子孙衰微，所收藏的善本书籍大多流入别人家中，楼也荒废了，如今它的遗址已经渺不可寻。只有尚书第的产权，直到民国初年仍保存于徐氏后裔手中，后来卖给安福系巨魁王揖唐。王揖唐为了表示纪念，曾自称为后传是楼主人。抗战胜利后，王揖唐因汉奸罪被捕，昆山县政府将这项产权没收为公有。另有徐氏家祠，在昆山城内东塘街，直到今天仍有徐氏后裔居住在那里。昆山徐氏三兄弟，长兄徐乾学，次兄徐秉义，幼弟徐元文，分别是不同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同胞兄弟三人同列鼎甲，是中国科举史上少见的盛事。论官阶，徐乾学官至尚书，徐秉义官至侍郎，徐元文入阁拜相。徐乾学学问最为渊博，他的著作中以《资治通鉴后编》最为著名，原稿至今还在。民国二十五年，浙江省立图书馆主办善本展览会时，曾将原稿参加陈列。按：民国初年我在北京，八大胡同灯火繁盛，朝廷官员和豪富云集，文人学士往来不绝，车马如流水，尤其是陕西巷醉琼林对门的聚福清吟小班，最为出众。班主妇徐娘自称昆山人，是徐健庵尚书的后裔；她有三个养女，年龄与徐娘相差不大。第一位叫花远春，身材高大肥硕，谈笑风生，杨皙子宠爱她，写文章、议论事情，都在远春的内室中进行。《筹安会宣言》《君宪救国论》都是在远春的梳妆台上起草的，正所谓“温柔不住住何乡”。第二位叫小阿凤，是湖北人，年龄最小，歌唱名声一时轰动，但相貌只是中等人才，身材瘦小而有风致，财政总长王克敏宠爱她。当时有“湖北三杰”的称呼：第一位是副总统黎元洪，曾任大都督，是官界第一人；第二位是谭鑫培，是伶界第一人；第三位就是小阿凤，是花界第一人。王克敏纳她为妾，如今子女成群，已经做了祖母。有人写了《何处春深好》百首，咏叹王克敏说：“何处春深好，春深买办家。盘龙三只手，阿风一枝花。”这件事可以作为凭证。掌管宴饮酒令的是徐娘的母亲徐氏，她与王揖唐结下奇异缘分。王揖唐的妻子极其凶悍，王揖唐得到徐氏后说：“从今以后才知道有男女之间的快乐了。”王揖唐想抬高徐氏的门第，于是购买传是楼遗址，写了一部诗话，名为《今传是楼诗话》，自称后传是楼主人。乾隆禅位后仍然亲自处理政务 故老相传，清高宗，即乾隆，禅位后提出“归政仍训政”的说法，每天召见臣工，像从前一样处理各种政务。当时在朝廷上，简直把仁宗，即嘉庆，当作不存在；但其中的详情，记载却很少。庄氏家谱《盛事门》中，记载有第十四世、名肇奎的人，他在高宗禅位后曾向高宗奏对一事，读来可以略见一斑。原文说：嘉庆元年八月初五日，我以广东按察使的身份在滦河觐见皇帝（略）。当时我抬头偷偷看皇上的脸色，十分和悦，于是叩头请求退休。皇上说：“知道你有才干，何必急着离开？我比你大十六岁，仍然处理各种政务；你的精神还很好，可以回去任职，不要请求退职。”我回答说：“臣在乙卯年渡海巡察南澳，遭遇海风侵袭，直到现在右耳还像风涛一样鸣响。”皇上说：“你的精神还很好，耳朵并没有聋。”又问：“你看我的面容怎么样？传位以后亲自处理政务怎么样？”我回答说：“臣六年前曾经见过圣颜，直到现在和当时一样。如今皇上亲自处理万机，以自身行为教导嗣皇帝，天下人都欣然悦服。”我又奏道：“如今万寿节临近，请准许臣随同朝班叩头祝寿后，再出京城。”皇上说：“好。”于是我退了出来。按：高宗生于康熙辛卯年八月十三日，庄公奏对是在八月初五日，所以有“万寿期近”的说法。从康熙辛卯到嘉庆元年丙辰，共八十六年；他说比庄公大十六岁，那么庄公当时正好七十岁，按照古人七十岁告老还乡的惯例，他有叩头请求退休的举动是合宜的。但是每年木兰秋▯，实际上都是仁宗亲自奉陪太上皇帝举行的，因而仁宗本来就一同在滦河。可是君臣问答中完全没有一句提到这件事，庄公对于仁宗也没有另行觐见奏对的记载；如果确实有这些事情，似乎不应当完全忽略遗漏。这确实是“把仁宗视为不存在”了。当时朝廷士人对此事记载得如此少，或许也是有所避讳吧？和坤执掌国政时的耿直翰林

译我住在庄严寺，与老朋友如皋冒鹤亭、常州吴敬予、休宁吴茂节，从白天一直谈到夜里，证莲大师还用斋会相助，详细讲述有清以来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源流和情节多有奇异之处，补充了前人记载中没有涉及的内容，现杂录如下：乾隆朝和┞掌权时，常州前辈中在京城的人互相告诫，不要同和┞往来。北京人称常州人为“戆物”，孙渊如、洪稚存是其中的领袖。孙渊如考中传胪后留在京城，没有一天不骂和┞；结果，他没有留在翰林院，而是被散馆授为主事。和┞的所作所为，人人都知道。孙渊如给人题写《和尚袈裟图》，其中有“包尽乾坤赖此衣”一句。和┞出身于銮仪卫包衣旗，有人把这首诗献给和┞来献媚，他因此对孙渊如恨之入骨，但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洪稚存被发往乌鲁木齐军台效力。他的《戈壁荷戈图》收藏在后裔述祖家中，画上洪稚存身材高大，肩负兵器，行走在沙漠里。述祖被绞死后，这幅图不知流落到哪里，但这件事人人都知道。当时和┞很看重洪稚存，就像刘瑾看重康对山一样。和┞想求见他却见不到，想拆解他文章中的一个字也办不到。洪稚存当时在上书房行走，和┞请成亲王亲自把洪稚存交给他，为和┞写一副对联，洪稚存无法拒绝。第二天，对联写成后，呈给成亲王，题款从左轴的左方开始，用小字直写：“赐进士出身、翰林院上书房行走等官衔洪亮吉，敬奉成亲王（抬头）命，书赐大学士等官衔和┞。” 成亲王看到后，说：“这怎么可以交付出去？”洪稚存说：“奉命刻画，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和┞知道后，向成亲王索取洪稚存所写的对联，成亲王总是用游移不定的话拖延不给，这件事外人并不完全知道。当时奔走于和┞宰相门下、在壮年出任封疆大吏的人中，毕秋帆，即毕沅，和阮伯元，即阮元，是最受和┞得意的。和┞任大军机时，秋帆任军机章京打那蔑，即领班小军机，因此接近和┞，和┞最器重他。毕沅在和┞事败前去世；和┞家产被没收时，毕沅家也列入名单接受查抄。嘉庆帝说：“假如毕沅还在，就应当让他身首异处。”和┞气焰熏天时，最看重翰林，翰林来访，他无不整衣出迎；而翰林大多互相告诫，不要踏入和┞的门。和┞生日时，派人四处活动，劝翰林登门拜寿；翰林也在和┞生日那天聚集于松筠庵。松筠庵是杨忠愍公的祠堂。众人聚会一整天，公开宣称：“翰林中有一个人不到场，这个人就是去和┞家拜寿了。”阮伯元也到了。过了中午，有个名叫李某的花旦来找阮伯元说：“我今天在某处唱拿手戏，你一定要来捧场。”硬把他拉了去，实际上是去和┞家拜寿。阮伯元的名帖送进去后，和┞已经穿着公服下堂迎接，握着阮伯元的手说：“翰林来拜寿的，你是第一人，何况还是状元。”后来举行大考考翰林和詹事府官员时，阮伯元事先得到题目，也是和┞秘密告诉他的。当时西洋进献眼镜，乾隆帝戴上后，觉得不太适合老年人的视力，便说：“不过如此。”和┞知道诗题是“眼镜”，并且得到“他”字作为韵字；眼镜不太适合皇帝使用，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因此阮伯元所作《眼镜》试帖诗的首联说：“四目何须此，重瞳不用他。”阮伯元得到眼镜题目的关节，人人都知道；但眼镜不合皇帝使用，而他用“何须此、不用他”六个字迎合圣意，这一点就有人不知道了。孙渊如、洪稚存、阮伯元、毕秋帆一时都受到重用，但气节只归于孙渊如、洪稚存，官爵则都归于阮伯元、毕秋帆；崇尚气节的人，本来就甘愿被称为“戆物”。沈葆桢与他的老师 孙渠田先生，名锵鸣，是浙江瑞安人。道光丁未年任会试同考官，录取了两名门生，一人是李鸿章，一人是沈葆桢。李鸿章同渠田先生关系非常亲密，行门生礼十分恭敬；沈葆桢却同老师的情谊很疏远。渠田先生担任锺山书院山长时，选取课卷前十名，沈葆桢不但颠倒了甲乙名次，还在渠田先生批语后加写长篇批语，并指责渠田先生批得不恰当。渠田先生于是愤然辞去书院职务回家。渠田先生的哥哥勤西先生，名衣言，就是仲容先生的父亲，当时任江宁藩司，意见也同沈葆桢很不合。恭亲王在军机处从中调停，把勤西先生升为太仆寺卿，调离了江宁。江南人士都说，李文忠有礼，沈文肃无情。藩司以年长自居，使总督沈葆桢陷入窘境 沈葆桢任两江总督时，刚到任那天，孙衣言先生任江宁藩司，自认为是老辈，既没有前往迎接，也没有到督署去，意思是要沈葆桢先来拜见自己。衣言的哥哥渠田先生是沈葆桢会试时的房师，免官后来到江宁，住在弟弟的藩司衙门里，先派人送帖子到督署，祝贺沈葆桢履新。沈葆桢见到帖子，按礼不能不先拜见老师，只好前往藩司衙门，先以门生礼拜见渠田先生。渠田先生恭敬地迎接客人，而孙衣言没有出来。沈葆桢询问此事，孙衣言这才以藩司身份拜见总督。沈葆桢很是怨恨，遗憾孙衣言最终还是实现了让总督先拜见藩司的愿望。一天，江苏全省商议禁绝鸦片烟的事情，全省各司、道中掌管重要事务的官员聚集在江宁督署，因为等了很久藩司还没有到，无法开会讨论。戈什骑马在路上催促，藩司仍然没有到。等了很久，灰言到了，一进门就说：“你们为什么催得这样急？我还有两三口鸦片烟没有吸完，议事时还提不起精神来。”各司、道官员瞪眼相互看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所议的是禁烟，藩司当场承认自己吸烟，那么藩司首先犯禁，这件事怎么处理呢？于是改议其他事情，敷衍着结束了会议，沈葆桢更加痛恨他。但衣言先生的清廉品德、声望和资历都很高，又不便上奏参劾，所以在江南任职期间，始终对他无可奈何。后来沈葆桢入京陛见，便当面奏称，藩司孙衣言适合做文学侍从之臣，外任官职并不是他的长处。军机处于是会商，将孙衣言调回京城任用，授为太仆寺卿，官阶三品，同江苏布政使二品官互调。外任二品官，等同于京官三品，品级并没有高下之分。后来孙衣言也没有入京就职，沈、孙两家的旧怨始终没有化解。言社五星

译会稽人周▯匀叔星誉，道光庚戌年成为翰林，回乡居住。他的文章和学问在当时声名很重。他同哥哥涑人星謇、弟弟季贶星诒（季贶是冒鹤亭的外祖父）一起创办言社。加入言社的人中，有王平子星П、李莼客星谟，当时号称“五星”。这就像南宋的“永嘉四灵”，都以“灵”字命名。当时▯匀叔以翰林身份请假回乡，李莼客等人还只是诸生，依附言社后，改名为“列星”，名字中的字都采用言字旁，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倾向。会广州驻防的徐铁孙荣任绍兴府知府，徐荣本来是学海堂著名的学长。绍兴府府试的题目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王平子取得府试第一名，李莼客列第二。李莼客的文章中有“胡天胡帝之容，宜喜宜嗔之面”两句。上句用的是《毛诗》，下句用的是《西厢》，本来应列为第一，因为下句失于庄重，便改以王平子为第一名。李莼客起初认为第二名没有这样的文章，等到发榜后，非常不以为然。他戏弄平子说：“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试帖诗题目是“李郭同舟”，要求押“舟”字。李莼客押的是“隐士舟”。王平子说：“只有‘孝廉船’，并没有‘隐士舟’，这样生硬拼凑，怎么能得第一名？”李莼客于是怨恨王平子。潘伯寅刻印《滂喜斋、功顺堂丛书》，其中有《越三子诗》，其中一人就是平子。平子死后，越缦为平子作传，揭露平子隐瞒丧事进入学校，文中说：“院试日期逼近，母亲病危，父亲学诰君担心耽误院试，而君不敢违背。”这实际上是直接斥责王平子隐瞒丧事、不孝，并且侮辱了他的父亲。当时人评论说：“言社五星聚会，如今五星各有自己的分野，而且时常出没、互不相见。”朋友之道要善始善终，实在太难了。太平天国佚史 近来收到几位老友来信，索要我早年刻印的《太平天国战史》十六卷。《太平天国战史》这部书，是孙先生搜集了英国、美国、日本所著的原刻本以及多种官书后，交给我编纂的。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谈不上著书，只是杂糅英国人的《TapineRebellion》一书，共七百页；英国人吟喇所著《太平天国》两大册，共二千页，插图一百多幅（书中还有忠王题字。呤▯利是太平军的洋将，徐家汇图书馆现在收藏着这部书）。日本海军大佐曾根俊虎著有《满清纪事》（曾根俊虎年轻时曾帮助太平军，我编纂战史时人在东京，还来得及同他交谈，他是孙先生的至交）。其余官书，大多不能作为依据。《太平天国战史》写成后，共十六卷。第十五、十六卷没有印刷，第一、二卷在东京印刷，有孙先生的序，白浪滔天题词。四十年来，书籍已经荡然无存，只有中山纪念图书馆或许还能找到第一、二卷。我的友人江西吴霭灵宗慈，在抗战前整理《清史稿》，深深感叹该稿把洪秀全列入列传，不懂史家的体例，应该仿效司马迁《史记》列《项羽本纪》《孔子世家》的体例，另立一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两〕 于是他搜集太平朝的事实，编成《长编》，从事记载。我所收藏的资料全部交给吴先生，所获得的珍闻，也得以同他一起商讨。霭灵现在任《江西通志》馆长。打馆与搜妖 我的祖母告诉我：“你父亲雨臣公参加拔贡朝考，留在京城没有回来。我住在白沙洲，听说太平军从长沙直下武昌，于是把家搬到省城。夜间全城骚动，太平军已经占据洪山，江面上布满兵船，灯火像龙一样，直接从黄鹄矶登岸逼近城池。不久传来消息说草湖门城破了，各湖塘里妇女因害怕受辱而投水自尽，尸体几乎塞满水面。我因为你的长兄和姐姐还在襁褓中，不能丢下他们，只好躲在门后等待被杀。天还没亮，太平军沿街吹牛角、敲锣，口中喊道：‘东王有令，今天早晨安抚百姓，有家的百姓回自己家，没有家的就打馆；男人住男馆，女人住女馆，男人进入女馆者斩，女人进入男馆者绞；兄弟们奸淫抢掠者斩，烧杀者斩。东王有令，急急如律令。’还不到中午，就有大批太平军，头包红巾，手拿钢刀，也有用女人的红裙红裤包头的，挨家挨户搜查，问你家里藏有妖没有？来的人都操广西口音，我不知道什么叫妖，急忙回答说：‘我家一向没有妖怪。’后来才知道，所谓打馆，就是把无家可归的男子集中在一处，女子集中在一处，男女不准有丝毫混杂。所谓“妖”，就是他们对清兵的称呼。第二天，有个投奔太平军、成为“兄弟”的亲戚来告诉我，今天要出城打风；所谓打风，就是向城外东西南北四乡进行掠地。我的祖母曾多次到女打馆去，管理馆中事务的都是广西来的大脚蛮婆，一个蛮婆管理十名打馆女子，烧饭、挑柴，全都是大脚女人。城中有亲戚本家的人，也可以向女打馆的管事具结，把人领回去，馆中不收伙食费。有一天，萧娘娘来看女打馆，蛮婆吩咐打馆女子排队跪迎、叩头，娘娘问话非常和气。打风的军士回来后，招募了几万人为兄弟，把红绸、红缎和红布全部搜集起来，每人发一条红巾包头。又把长江上下的红船排列在江中，大船聚集了几千只。当时江水干枯得厉害，从汉阳门起，一船横接一船，架起一座浮桥，一直排到龙王庙。汉口清军很多，却都吓破了胆。一个太平军士兵叫清兵跪下，几十名官兵立即丢下刀跪地，束手等死。汉口发生大火，火光冲天。十多天后，东王乘坐数千艘大船，率军向东而下，清兵又占领了省城。” 状元游街 黄冈人刘鹏，年轻时擅长写文章，但科试没有被录取。太平军刚进入武昌时，开科取士，刘鹏考中经魁，所以人们都称他为“伪举人”。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设立两湖书院，刘鹏年近七十岁，仍被选为肄业生，第二年又考中举人，于是人们又称他为“真假双料举人”。他所作的《青云塔赋》《黄鹤楼赋》等，载于《黄州课士录》《经心书院集》，一时广为传诵。他曾任太平天国春官丞相府高官，和我的族伯兄是同僚，所以经常来我家往来。他酒兴正浓、得意之时，谈起当年的故事，毫无忌讳，我记录如下：

译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开科取士，东王杨秀清担任总主考。试题是“太平天国天父天兄天王为真皇帝制策”，全榜考中的有六百多人，兴国州（今阳新县）考中三百七十六人。状元刘某，也是兴国人。状元的文章说：“三皇不够称皇，五帝不够称帝，只有我皇帝才是真皇帝。”东王大为赏识，用黄缎写成榜文，榜文仍然贴在司门口的照墙上。榜上人名很多，便用两匹黄缎环绕内外照墙贴了三圈。在连马厂搭起高台，高三四丈，全部用黄缎布置，把六百多名新贵集中在台下。天王点名，东王亲自传胪唱名。先列队向天王谢恩，接着列队向东王行拜老师礼；北王以下诸王，都头戴红巾、身穿黄袍，排列在高台两侧。举行唱名授职典礼时，从左台上、右台下。礼毕，举行状元游街仪式。刘状元满头插着金花，身穿绣金黄袍，戴红缎翅子帽，脚穿二寸厚的官靴，坐在八抬八捧的显轿中。轿前有顶马披红，引着一面大红旗，旗上用大金字写着一行字：“天王钦点某某科状元。”榜眼、探花也都如此。全城的人都出来观看，称为“出状元大会”。游街结束后，六百多人一起到东王府拜见老师。老师坐在上面，赐下红绫饼宴，每人赐一份状元饼，饼非常精美，上面覆盖着红色绫缎。吃完饼后，老师命令每个人把红绫带回去，以光宗耀祖。状元授职天官右丞相，榜眼授职地官右丞相，探花授职春官右丞相。其余六百多人中，名次较高的授任王府、丞相府掌府，名次较低的授任王府、丞相府坐府。丞相的地位仅次于王，王的地位又仅次于东西南北王；天地春夏秋冬官丞相，就相当于吏、户、礼、兵、刑、工部尚书。太平军从武昌南下南京时，被授职的文官都随军前往。到达南京后，封林凤祥、李开芳为扫北丞相，这是没有实际官职的丞相，由天王特别授予。弟弟万岁，哥哥万万岁 天王到了武昌，急于渡江，直接进攻北京。东王主张先攻下南京，仿效朱明建立国家的故事，先打定根基，再进行北伐。当时正值秋冬，将士们也害怕北方严寒，所以决定向东进军。太平军定都金陵后，东王一天比一天骄横，想自称“万岁”。当时人们原来称东王为九千岁，称北王韦昌辉为六千岁。一天，天王下诏召见东王，说：“听说弟弟想称万岁，那把我置于何地？”东王回答：“弟弟做万岁，哥哥做万万岁。”天王默然不语。天王又把这句话告诉北王，想借此压制他。一天，殿上议事，北王问东王：“听说哥哥有不臣之心，要自称万岁。”东王听到这话，仗着平日积累的威势欺凌北王，北王当即抽刀剖开东王的腹部。于是东、北两王府的将士互相残杀，北王也死于这场混乱。听说金田起义本来是两派合并而成：广东派信奉天主教，广西派属于三合会；天主教派以东王杨秀清为领袖，三合会派以天德王洪大全为领袖。两人都足智多谋，深得众人拥戴，而洪大全的声望尤其高过杨秀清。洪大全是湖南南路人。杨秀清忌恨他，又害怕三合会势力强大，出兵湖南攻打长沙时，设法把洪大全置于险地，使他被清兵擒获，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押解他的官员就是著有《目耕斋》的丁守存。东王独揽朝廷权力，借助自己的教义支配三合会。西王、南王、北王、翼王等诸王都是洪门会党成员，向来对东王积怨很深，所以北王借故杀死了东王。翼王石达开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另谋事业，率领将士离去，这些人都是三合会一派。此后，太平天国全靠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支持。英王是湖北麻城人。战绩与封爵 夏口人孙干臣，就是武昌辛亥革命中孙武的祖先。他在太平军中有战功，被封为干天延，品级同于男爵。太平天国灭亡后，他藏在百泉乡中，种田终老。另有一人被封为延，获赐宝刀一柄；亲戚朋友想要观看时，他才秘密拿出来给人看。我同他有姻亲关系，年纪还小，从闲谈中听到了他所讲的经过，记录如下：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武昌时，湘军罗泽南守卫武昌，占据大东门外的洪山宝塔，指挥军队。太平军从下游向上游进攻，罗泽南率领湘中子弟，扼守东湖、南湖之间鲁家巷一带的隘道。太平军仰攻十多天，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军帅于是悬赏：有人攻下武昌，赏赐若干金钱；每名士兵每天发给青铜钱三百六十枚。湖北兴国州人应募参军，兴国州人打前锋，太平军作为后续主力。应募的男女有一万多人，一战就攻破罗军在洪山的帅营，再战、三战，湘军接连败绩，罗泽南战死在城濠吊桥上。武昌失守后，胡林翼甚至有屠杀兴国城的打算，后来因为兴国人万斛泉不随太平军，并献出征收厘金筹措军饷、办理团练的办法，所以才停止了这个打算。三河之战中，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亲自率领三十六军，在桥头作战，清军全军覆没。这一战相持了多日，英王用三十六回马枪组成的劲旅将清军击破；红、蓝顶帽散落满地，装了八大箩筐。曾国藩的弟弟国华，以及李续宾、李续宜等将领全都战死。孙干臣就在这次战役中因论功而被封为干天延。太平天国的武官官制，在王以下分为五等，依次为福、安、寿、豫、延。五等爵位以下是天将，也分为福、安、寿、豫、延五等，大致相当于公、侯、伯、子、男。英王最初被封为成天福，取他的名字“成”（玉成）作为冠字；孙干臣被封为干天延，也取他的名字“干”作为冠字。三合会与天主教派 我的至友吴宗慈先生整理《清史稿·洪秀全传》时，搜集了不少掌故，其中有些值得记录下来：

译金田起义原本是由于官府逼迫而导致民众反抗；但在暗中主持和组织运用这一方面，则是由三合会、天主教两派联合形成的。三合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始于台湾郑克▯爽降清以后。郑克▯爽的旧臣陈近南先生，暗中率领台湾遗臣中不愿降清的人，渡海回到内地；这些人多是明末五王的后裔，籍贯散布在闽、桂、湖广，于是组织了“三合会”，又称“三点会”。所谓“三点”，是指“清”字的偏旁有三点，“满”字的偏旁也有三点；去掉这三点，就叫作反清，便可以恢复明朝。陈近南先生说：“将来恢复汉人基业，依靠的在下层民众，而不在士大夫。”陈近南是湘、桂之间的人，所以他的党徒分布在湘、桂、广南一带的很多。白莲教之变、林青之变，也都奉行反清复明会党的教条，势力蔓延到西北各省。美洲致公堂也奉行陈近南的遗训，主张反清复明。大概修筑贯通东西的铁路的华工，多数是广东三合会的成员。因此，太平天国辅王杨辅清在国家覆亡后逃到美洲，隐姓埋名十多年，后来回国投奔旧部福建提督某人，这才有了福州方面关于捕获杨辅清的供词。三合会一派以洪大全为首领。洪大全是湖南籍的文人，会党尊奉他为军师。洪秀全传播天主教，来到广西贩卖天主教书籍，与洪大全结拜，结为兄弟。起义后，洪大全被封为天德王，地位在东王、西王、南王、北王之上。翼王石达开是广西的富户，拥有很多田地，是读书人，乡里人称他为石员外。他加入三合会，就像四川省哥老会中有资产的人都入会以求得保护一样，会党称他为卢俊义。洪秀全、杨秀清都是粤东人，他们看到天主教徒无法在中等社会发展，而下层社会又被三合会控制，于是往来于广西，同三合会的首脑洪大全、石达开等人紧密结合。实际上，三合会尊奉关帝，崇拜偶像；天主教反对偶像，尊奉耶稣，两者本来就像冰和炭一样不能相容。两派所崇奉的对象不同，但在向下层社会普及这一点上相同。洪秀全借助三合会的力量，也得以收集天主教徒，时间一久，势力便壮大起来。三合会成员多是下层阶级，而天主教徒的知识水平较高，后来几乎喧宾夺主；他们所敬畏的，只有洪大全、石达开两人。守城的两名将领 黄冈人刘维桢原是文人，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天将，负责守卫黄州；后来投降清朝，胡林翼非常器重他，凭借军功推荐他升到提督。清军得到太平军藏在窖中的财物后，他家变得非常富有；他喜欢收藏书籍，湖北人称他为“刘长毛”。他常对人说，太平军和官军中有两位名将，都以善于守城著名：一位是守六合县的温绍原，一位是守九江城的林繁荣。温绍原是湖北江夏人，任六合县职务，守卫该县六年，外面没有援兵，里面没有储粮；他带领城内外的民众，拆掉房屋开田种粮，修造器械，拼死守城。围城解除后又再次被围，经过六年，六合终于被太平军攻下；温绍原死后赠官按察使。林繁荣是广西人，太平军天将。太平军第一次攻破武昌向南进军时，就任用林繁荣守九江；九江城连续九年多没有出事，形成了像吴良守镇江那样，使太平军没有东顾之忧的形势。他的守城方法与温绍原守六合相同：把九江城内外的房屋拆掉改作田地，让士兵住在城墙内侧四周，每天修缮城防、训练士兵，并派兵四处购买粮食，分配给士兵和百姓。因此，住在远处的百姓按价格献粮，住在城中的人协同防守。官兵围攻几十次，城池始终没有被攻破。曾国藩在大营时，曾亲笔写信招抚林繁荣好几次，每次都称他为林先生。据说其中一次信里写道：“林先生的用兵之法可以赶得上，但林先生的坚忍却无人能及，何不来同我一起建立功名呢？”他受到的器重就是这样。林繁荣回信，其中有“士人贵在忠义，不要彼此强迫”这样的话。大规模审讯忠王 金陵城被攻破时，忠王李秀成让自己的马供幼主出逃，自己藏在西城角落的一户百姓家中。萧孚泗的军队搜查时抓到了他，百姓聚集了几十人，用田间器具打死萧孚泗的士兵，把李秀成夺了回来。大队人马到达后，才再次将他抓获，押解到大营。曾国藩听说后说：“李秀成确实是一个真正爱护百姓的人，兵败后只剩一人，百姓还愿意为他拼死效命。”于是用囚车把他押到大营。将要抵达营门时，营门内外有一百多个身穿黄马褂的人，都跪在地上大声呼喊“王爷”；原来这些人都是李秀成的旧部，投降官军后，凭借战功升到提督、总兵等职。曾国藩说：“这个人如果不早点除掉，军中将会发生大变故。”随即高坐堂上，大规模审讯忠王。忠王身穿黄龙袍，头裹红巾，不下跪，盘腿坐在地上，面前放着一张矮桌。忠王说：“不必审问了，拿纸笔来，我自己写供词。”经过三次大审，忠王亲自写下数万字的口供。听说忠王的口供多被文案人员删改，于是上奏请求处决。有人说忠王曾请求投降，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廷寄送到后，军中喧闹，有传言说要劫走忠王。忠王于是被人在黑夜中暗杀。忠王的家属在金陵城破时都逃到民间藏匿起来，百姓把他们隐藏起来，不向别人告发。忠王有一个妹妹，正值青年，百姓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为她挑选丈夫并出嫁。忠王的一名旧部、曾经跟随过他的某位提督，每年都暗中送钱；这就是王壬秋所见到的“皇姑”。晚清朝廷士大夫的风尚——桐城派的盛行 清朝中叶以后，士大夫竞相趋向训诂、考订之学，桐城派古文兴盛起来，成为文章界的泰斗。曾国藩尊奉姚姬传，写文章时以桐城派为归依。他又进一步发挥姚姬传的思想，逐渐浸润于汉魏文章。根据曾国藩日记所说，他一生写文章用力之处，是以桐城派作为体裁和骨架，以汉魏以前的文章来增加自己的声调和深厚含蕴。当时桐城派的师承关系非常兴盛。在京城任朝官的，有桂林朱伯韩（琦）、桂林龙翰臣（启瑞）、马平王少鹤（拯）以及山右冯鲁山等人。在外地交结声气的，有鲁通父（一同）、吴子序等人。被奉为正宗大师的，是姚姬传的大弟子、上元人梅伯言（曾亮）。在这些人之间周旋的，是桐城嫡派、汉阳叶名琛之弟叶志诜的儿子叶润臣（名澧）。叶名澧把虎坊桥以西的住宅作为聚会地点，迎接梅伯言进京拜见大师；这些事在他的《敦夙好斋集》中记载得很详细。后来梅伯言身在金陵，京城古文家为此写下大量叹息伤感的文章。等到叶名琛的事情失败后，叶润臣也离开京城，桐城古文家的旗帜于是倒下了。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张裕钊、吴汝纶这一类人仍然承袭着道光、咸丰年间朝士的遗风。

译晚清朝廷士大夫的风尚——诗人聚集京城 当时诗坛以名声高、地位重的祁寓藻、陶澍、张祥河等人为领袖，诗人聚集在京城，仍然把叶氏桥西的宅第作为聚会场所。当时京城中，像宗涤楼（稷辰）、孔绣山、蒋通伯等几十位名流，都是桥西宅第座上的客人。最受推重的是扬州潘四梅（德辅），也像迎接梅伯言那样，把他迎到京城。看冯志沂《微尚斋集》、叶名澧《敦夙好斋集》以及宗涤楼等人的文集，事情的始末都记载在其中。叶名琛获罪后，诗坛也沉寂下来。晚清朝廷士大夫的风尚——理学的身体力行 当时倭仁（艮峰）在上层提倡宋学，曾国藩（涤生）把他奉为表率；湖南儒者唐镜海（鉴）是理学名臣，得到他的拔擢和赏识，被以特殊礼遇对待。倭仁的同乡罗罗山等人在湖南大力讲授理学，后来湘军便把研治理学的人视为支柱。曾国藩一生都没有逃出理学的窠臼。曾国藩把湖北汉阳的刘传莹推许为理学正宗。刘传莹比曾国藩年轻，曾国藩始终以对待老师和朋友的礼节对待他。他常说：“在我的交往者中，刘传莹对于宋学能够身体力行，胸襟如清风明月，毫不矫饰，真是笃实践行的君子。可惜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寿命，我把他的遗著刻入文集中。”同治、光绪以后，研究宋学的风气衰落了。晚清朝廷士大夫的风尚——舆地史学的兴起 当时的诸位贤者承接乾隆、嘉庆年间学者在训诂、考订、校勘方面的成果，毅然另辟门径，有志于辽、金、元三史以及西北舆地之学。于是张石洲（穆）、何愿船、徐星伯等人兴盛崛起。看《朔方备乘》、《西北考略》、《和林金石考》以及宁古塔诸志，都足以作为注释辽、金、元三史的证据。李若农（文田）等人又研究西北金石，以辅助史料，私下学习前人的方法。后来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这一风气仍未衰落，研究西北舆地成为最合时宜的学问。洪文卿作为出使大臣，翻译元史遗闻并加以考证补充，自认为借助俄国人的史料，足以考证蒙古朝的文献；总理衙门将其颁行，成为官书。从此以后，新化邹代钧、顺德马季立、宜都杨守敬，联合日本史地学者坪井马九三一类人，创作《读史舆图》，继承并扩大了道光、咸丰年间所崇尚的学风。山东王树▯冉的《新元史》、沈曾植关于西北的著述，远承道光、咸丰，近代开启了史学流派。王、沈相继去世后，研究西北舆地史学的事业也就此告终。道光、咸丰年间西北史地学兴盛时，魏默深（源）另树一帜，为东南海疆撰成《海国图志》一书。因此，谈论辽、金、元史地的人，在京城以张穆等人为开端；论述东南、西南海疆史地的人，则以魏默深等人为先导。后来海禁大开，魏默深的追随者越来越多，看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各家的著述都收录其中。魏默深写书，名为“舆地”，是因为他援引秦汉史籍，广泛引用材料加以证明；实际上把海国、舆地、历史合为一体，体例很符合近代撰写历史的方式。按：道光、咸丰年间的官员还崇尚讲求学问和文章。虽然吏治败坏、军事废弛、因循苟且、民怨沸腾，但当时士大夫中还少有奔走竞争、卑鄙钻营的风气。因此，太平天国占据东南，捻军和回民在西北起事，最终能够平定这些大乱，自称实现“中兴”的人，大半都是当时朝廷中勤奋实践、勉力治学的士人对他们有所启发。晚清朝廷士大夫的风尚——学业与功名分成两派 自从洪秀全、杨秀清的军队兴起以后，朝廷士大夫的出处也分成两派：一派是离开京城从军、立志建立功名的朝士；一派是留在京城谈论科举功名、负有文学重望的朝士。而留在京城的朝士之中，又分为两派：一派是讲求学问的朝官，另一派是左右时政的朝官。前者后来演变成同治、光绪年间南北两派清流之间的争论，后者又形成了朋党之祸。阅读李莼客《越缦堂日记》、《张之洞全书》、王壬秋所著的书，以及李鸿藻、潘伯寅等人的著作，乃至各家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当时的风气。功业派的朝士分为两类。在外地的，从咸丰、同治年间军务兴起以后，曾国藩以高官和崇高声望，在石门设立湘军大营；在籍翰林李鸿章等人都出自他的幕府。后来湘军、淮军中有很多朝官，知名人士也很多，人才荟萃，在外地形成一个重要中心，后来又成为北洋、南洋幕府中的人物。影响所及，到光绪中叶，号称直督、鄂督的幕府人物，可以说成了朝士归宿的地方。在朝廷内部的则有肃顺，他主持军机事务，重用汉人，轻视满人；他的幕僚中有王▯运、李寿蓉、高心夔、黄锡焘等人，被称为“肃门五君子”。朝廷中的大官也有很多依附于他。曾国藩、左宗棠能够在外面取得成功，肃顺实际上起了左右作用。居中为肃王府设置驿站、以便同曾国藩等人联系，这靠的是王壬秋的力量。当时京城朝士的风气，是把能够干预军国大事的人视为人物，把明白通晓用人和行政的人视为贤达；他们纵横捭阖，气势大得像彩虹。像李莼客这一类人，不过被看作文学侍从之臣罢了。不久，咸丰帝死于热河，肃顺、端华获罪。依附肃顺的达官和文士，有的被放逐，有的逃亡；朝廷要人把朋党视为严禁之事，京城风气于是转变为谈论诗文、讲求学业。所以李莼客、赵▯叔等人，也受到滂喜老人的推重，形成互相诋毁、彼此标榜的风气，满朝都成了文人墨客。至于科名派的朝士，则是在同治初年形成的。张之洞进入京城，在癸亥年考中会试，随即取得探花；同治六年担任浙江副考官，又被简选派任湖北学政。在这几年间，京城朝士崇尚学问的风气因此发生了变化。即使李莼客愤然自称“额外郎中补缺五千年”，也同张之洞成为因文章而互相推重的朋友。当时潘伯寅地位高、声望重，在上面提倡，张之洞等名流在下面从旁支持并接纳。李莼客等人虽然性情乖僻，也受到主持风雅者的拉拢。当时只有学问上的派别，而没有彼此倾轧陷害；这也是因为肃顺一党被铲除以后，人人都心怀疑惧。东南、西北刚刚平定，人人都埋头求取科举功名，朝士从容进取的气度，在这个时期表现出来了。不过文人相互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南北清流又各自树起了旗帜。胡林翼论军事

译我的朋友成都人严谷声，是渭南严澍森的侄孙。严澍森始终在胡林翼幕府中，书信和著述都经他的手，《读史兵略》、《一统舆图》两部书，他参与编纂和协助最多。从前我在谷声的孝义书塾中，曾看见他收藏的胡林翼、严澍森二人的亲笔往来书信，装成十个大册，其中关于太平天国和官军方面的秘密事情很多；我把能够记得的记录下来，可以补充史料。胡林翼去世后，遗奏极力保举严澍森继任湖北巡抚；由此可知，严澍森的学问和功业受到胡林翼的看重。胡林翼鉴于三河之战的失败，当时全军覆没，李秀成亲自率领三十六军，对皖、楚形成大包围；陈玉成率三十六回马枪军，从险要小路出其不意地分路迅速赶来，官军每次都被向导欺骗，所以一败涂地，都是由于不了解地理造成的。于是胡林翼同严澍森先行编制湖北、江西、安徽三省舆图，把所有溪港、山冈、小路、捷径都详细标明；某地到某地有多少里，某村到某村绕行后能少走多少里，也都注明，用来行军。每当乘太平军空虚时，便先占据要地，而太平军在上游用兵，就不能得逞。于是又推广到各省，远至藩属，这就是所谓“故文忠地图”。因此，这部地图对长江流域各省绘制得最为细密。胡林翼又嘱托严澍森，把史籍所记载的长江各省用兵之事以及古人成败的概要，分条列出，用来说明地图的运用；把地图当作棋盘，把兵法当作棋子。经过长时间积累，终于写成一部遍及全史的书，这就是《读史兵略》的起源。胡林翼说：“太平军占据江南的财赋地区，我们就把湖南作为粮食和士卒的仓库；粮食转运、兵员征调以及仓库中的物资，全都依靠湖南。因此，要维持湖北的形势，右臂在江西，左臂在安徽、河南交界的各地，这些地方尤其应该详细绘入地图，使一切情况都像看自己的手指和手掌一样清楚。假如敌军利用捻军众多，侵入湖北北岸，那么整个湖北都会震动；因此应该先发制人，才能消除隐患。” 他又说：“太平军封王太过泛滥，各王彼此不服，不接受节制，所以行军时很难有统一的统帅；上游只依靠陈玉成，下游只依靠李秀成，他们并没有拥有节钺尊位的人。官军中的提督、总兵以及黄马褂，已经多得像腐烂的羊头一样；一旦平定叛乱，朝廷哪里有这么多官职可授？有功的人没有办法生存，必然会产生意外。看看敌军封王泛滥的情况，事情一定不会成功；我们军队日后的隐患，正好也在这个弊病上。爵位和赏赐是用来酬报有功之人的，官职却不是用来酬报有功之人的；古人的话值得玩味。” 这些亲笔信中记述的、外界没有流传的事情很多；现在只把我还能够记得的记录下来。肃门五君子 肃门五君子，分别是长沙的黄锡焘、湘潭的王▯运（壬秋）、宣城的高心夔（伯足）、善化的李寿榕（篁仙），还有一人的姓名已经记不得了。这五个人，日夜参与肃顺府中的机密谋划。咸丰亲自执政后，肃顺掌握政权，他很有才干和抱负，最轻视满人，却大力提拔汉人。洪秀全、杨秀清之乱时，朝廷内部有肃顺主持，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才能在外建立功业。有人说曾涤生依靠的是他的座师倭仁，实际上依靠的是肃顺。左宗棠能够掌握权力，骆秉章幕府得以免于解送京城审问，胡林翼屡遭排挤却能保全，都依赖肃顺；而同外界互通声气的，就是肃门五君子。五君子中，篁仙住在郑亲王府，壬秋住在法源寺，声势最大；肃顺失败后，他们所受的废弃和摧残也最惨。肃顺很有不臣之心，刻意引用汉人将领，有人说这是五君子启发他的，所以才有热河行宫诛杀肃顺等人的事。肃顺失败后，五君子暗中逃走，多年不敢进入京城。李寿榕、王壬秋虽然对湘军统帅有恩，但始终不敢得到任用，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壬秋对曾国藩、左宗棠的倨傲态度依旧不改。篁仙最后担任湖北经心书院山长，幼年时我在湖北，曾见篁仙给诸生讲学。他那种愤懑不平的气概，完全流露在言语中，至今仍神采飞扬、光彩四射，身材魁伟，令人震慑。高伯足曾一度代理苏州府知府，也没有显著的政绩。肃顺很看重学者，例如《湘绮楼说诗》中记载：“己未年住在法源寺时，已故尚书肃豫庭听说我有宴集，总是送来瓜果和俄罗斯酒；我主动请求暂代使臣出使俄国，作为回访使者，豫庭说：‘那怎么可以。’”书中称他为“故尚书”，是因为没有忘记旧日情谊。又记载：“我和弥之等人经过篁仙那里，谈起往事，篁仙说：‘五个人都不得志。’我说：‘五个人未必是能够共同承担忧乐、荣辱的人。假如篁仙得志了，他也会把其余几人像破旧鞋子一样丢弃。’” 何子贞轶事 道州人何子贞，名绍基，是尚书凌汉的儿子。清道光十六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官编修。阮元、程恩泽都很赏识并器重他。他先后主持福建、贵州、广东乡试，都被称为选拔到了合适的人才。咸丰二年，简选为四川学政。皇帝召见并询问他的家世、学业以及当时的政事，绍基感激之下想有所建言，直率陈述地方情况，没有任何隐饰。后来降职归乡，先后主持山东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等，教授学生以实学。同治十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绍基精通书法，师法颜真卿。他平时把钱南园书写的屏风和楹联挂在墙上，早晚观摩，把它们作为楷模，所下的功夫可以说十分勤苦了。子贞小时候，性情放纵不羁。二十四岁时，他的父亲凌汉带他进京，船停在永州，恰逢有空闲，便考察他的学业，结果发现他对所学几乎茫然无知。凌汉大怒，打了他二十下手板，把他推上岸，说：“不能让京城里的人知道我有这样的儿子，免得成为我的羞耻。”绍基偷偷回到家中，闭门勤读，最终考中进士，而且成为名人，这也真是奇事。绍基对待后辈极其严厉，尤其厌恶鸦片。湘潭王壬秋▯运对他也恭敬地执弟子礼，只是认为他的书法还停留在临摹唐人法帖的程度，对此颇有不满。他曾进言说：“先生为什么不临摹碑刻，却天天临摹法帖？恐怕没有什么益处。”绍基露出惭愧的神色，后来他临摹张迁碑等碑刻，就是听从了壬秋的话。

译清朝道光年间，广东盐商潘仕诚在羊城西郊、靠近荔支湾的地方修建名园海山仙馆。如今凭吊遗址的人，只能看到一座山、一个池沼，还能讲述当年繁盛景象。潘氏靠盐业发家致富，财富冠绝全广东。当时祁{宀隽}藻任两广总督，大力劝潘仕诚广泛延请名流，搜集并刊刻散佚的书籍。仕诚很想让海山仙馆同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安徽人鲍氏的“知不足斋”齐名，这就是《海山仙馆丛书》和《隐园碑帖》的由来。凡是来往广东的知名人士，潘氏无不倾心结交。他的儿子也懂得学问，能写文章，考中孝廉，广泛延请宾客。岭南的文坛由潘氏主持。适逢道州何子贞担任广东主考，考试结束出闱后，仕诚立即请他住进海山仙馆，尊为上宾。后房有两名姬妾，一个叫墨牡丹，一个叫白莲花，仕诚最宠爱她们，特意派她们为子贞研洗砚台、铺展纸张、烹茶、温酒。子贞为海山仙馆题写楹联：“海上神山，仙人旧馆。”任期结束回京后，他又来到这里，仕诚更加优厚地礼遇他，把所收藏的书画全部拿出来，请子贞逐一题跋。又特意制作两艘画舫，一艘叫牡丹舸，一艘叫莲花舸，作为在珠江游宴的工具，整天置酒娱乐。子贞因有急事返回故乡，仕诚设长夜饮为他饯别。临行时子贞乘船换舟，仕诚还沉醉未醒。子贞又为他书写长联，悬挂在厅堂上：“无奈荔支何，前度来迟今太早；又乘莲舸去，主人长醉客长醒。” 子贞录取的举人中，有番禺沙湾人何生，榜上姓名为绍基，与子贞同名同姓，于是呈请老师亲笔替他改名。仕诚立即置办酒席，召集各位门生，举行赐名会。在爆竹声中争夺状元 孙毓汶是咸丰六年一甲第二名进士，授官编修；他是大学士玉庭的孙子、尚书瑞珍的儿子、道光二十四年状元毓氵桂的弟弟，山东济宁州人。翁同▯是咸丰六年一甲第一名进士，授官修撰；他是大学士心存的儿子，江苏常熟人。孙、翁两家，一家出状元，一家出宰相，同列清要之职。咸丰六年，毓汶、同▯一同考中进士。毓汶的书法师法翁覃溪，几乎达到登堂入室的程度；同▯的书法也非常精妙，实际上足以在翰林院中居于领袖地位。这一科的状元，别人都不敢争，确实非这两人莫属。孙家极力想让毓汶取得状元，使他同毓毓成为兄弟状元，并与陈其昌三元及第，一同成为科举佳话。殿试前夕，按照惯例，参加殿试的进士中，家住得离宫殿较远的，当晚要寄宿在朝门附近。孙府靠近皇城，翁家稍远，孙家便以两家世代交好的情谊，请同▯到家中吃晚饭。孙氏借着父辈交谊同同▯畅谈，直到深夜才催促他回去住宿；同▯已经有了倦意，而毓汶早已睡下。同▯将要入睡时，住宿处四周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竹声，整夜不断，使他一夜不能入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天还没亮就进宫，他已经困倦疲惫、没有力气了。殿试时，等到策论稿写成，他拿笔时毫无精神，自以为这次状元一定属于孙莱山，毫无疑问。忽然想起卷袋中有两枝人{艹侵}，便含在口中，精力和津液贯通，精神振作起来，奋笔直书，手不停挥，一口气写到底，没有一笔懈怠。写完后，阅卷人看了殿试卷，说：“这篇文章可以压倒莱山，笔意精妙到了秋毫之端，仍然处在兴致酣畅、落笔如飞的时候。”翁同▯后来才明白，孙家请他吃饭并深谈到深夜，使他疲倦；又整夜燃放大爆竹，使他无法入睡，都是为了让他第二天写殿试策时没有精神和力气，好让孙莱山独占鳌头。没想到两枝人{艹侵}恰好救了急，所以当时有人称同▯为“人{艹侵}状元”。孙、翁两家因此事结下了很深的芥蒂。有人说，瑞珍不该做出这种事，这不是君子的行为。唉，争夺科举名次的人，真是什么细小手段都用到了。除夕前，我和冒鹤亭一同住在庄严寺，谈起这件掌故，整夜听到巨大的爆竹声，鹤亭很久不能入睡，早早决定回家，大家都说：“这是翁常熟的感应啊。” 左宗棠与樊云门

译近年我避居施南，寻找樊云门前辈的故居。老屋在恩施县城内梓潼街，是他的父亲、尊人燮总戎购置的住宅，也是云门先生兄弟读书的地方。几间屋子已经将要倾塌，只有一角的读书楼巍然尚存，由旁支居住。恩施的父老中有见闻过当年事情的人说：“樊燮公担任某镇挂印总兵官时有战功。骆秉章任巡抚，左宗棠尊居幕府之中。樊燮拜见大帅之后，又去拜见左师爷；拜见大帅时请安，拜见师爷时却不请安。左宗棠恼怒，上奏弹劾，使他免官回籍。于是便有了卖掉住宅、聘请老师，严格督促云门兄弟读书的一段佳话。”各类日记、杂著中，大多记载了这件事。不过，根据我所见所闻，还有可以补充记载中缺漏的地方。施城吴姓老人已经九十岁，小时候曾见过樊燮公，他说：“樊燮公拜见骆帅，骆帅命他去拜见左师爷，他没有请安。左宗棠厉声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快请安。’樊燮说：‘朝廷的体制中，还没有规定武官见师爷必须请安。武官虽然地位较低，我也是朝廷的二三品官。’左宗棠更加暴怒，起身想用脚踢他，大声斥骂道：‘忘八蛋，滚出去。’ 樊燮也愤怒到了极点，退了出去。不久，朝廷就下旨将樊燮革职回籍。樊燮公带着两个儿子增礻▯、增祥回去，住进梓潼街的住宅。他把楼建成后，置办酒席宴请父老，说：‘左宗棠不过是一个举人，既侮辱了我本人，又夺走了我的官职，还牵连到先人，把武人看得如同犬马。我已经安置好了住宅，恭敬地聘请名师，教导我的两个儿子，为我洗刷耻辱；如果不能考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我没有脸在地下见先人。’于是用重金礼聘老师来教读，把楼作为书房。除老师和两个学生三人外，不准任何人上楼。每天准备饭菜，都一定亲自检查，穿戴好衣冠，请先生下楼吃饭；如果先生还没有动筷子，就换上其他菜肴。增礻▯、增祥在家时，不准穿男装，一律穿女衣女裤。他说：‘考中秀才、入学，就脱掉外面的女装；考中举人，就脱掉里面的女装，这样才和左宗棠的功名相等；考中进士、点为翰林，才焚掉我竖立的洗辱牌，向先人禀告我们没有罪过。’樊燮回到施南时，就把“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写在木板上，制成类似长生禄位牌的样式，放在祖宗神龛的旁边，每逢朔日、望日就带着两个儿子向它行礼。他说：‘如果不能取得举人以上的功名，就不撤掉这块牌子；你们总要超过左宗棠。’ 樊山考中进士以后，樊家才撤掉了这块牌子。恩施父老讲述的樊家遗事，内容都相同。以上所说如此。按语：增礻▯的学问扎实，超过樊山。张之洞督学湖北时，刊刻《江汉炳灵集》，其中收录了增礻▯的许多文章。樊山考中庶吉士后，增礻▯不久便病死了，士林都为他惋惜。至于樊山任陕西藩司时，左宗棠在西安赐建专祠，巡抚委托樊山前去致祭；樊山推辞说：“我宁可违抗命令，也不愿获罪于先人。”这又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事情。附近还有一位老人说，从前樊家楼的墙上还留有墨笔写的“左宗棠可杀”五个字，想来是樊山兄弟小时候发愿写下的文字。彭玉麟画梅 彭雪琴贫困孤苦时，梅香独自认定他不是寻常人，拿着手巾给他送茶，磨墨拂纸，只恨不能同他结为婚姻。等到他稍稍显贵时，梅香已经嫁人并有了孩子，于是往来相处，成为彭太夫人的义女。她要求丈夫一同从军，谋得保叙副将之职；梅家日常所需的一切，都由彭雪琴周全经营。江南的煤炭从衡州运到梅家，必定由江南战船护送到衡州，其他方面也可以由此推知。这样持续了三十多年，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有一天，梅香在西湖搜出一封信，知道彭雪琴在杭州另有情人，便拿着他的信径直回去。雪琴徒步追了几里路，向她索回信件；从此两人不再经常相见。雪琴死后，梅香前来吊唁，悲痛大哭，几乎想要以身殉死，知情的人都说梅香没有辜负彭雪琴。王壬秋说：“我替俞е仙中丞题写《彭雪琴尚书画梅归国谣》，词中说：‘姑射仙子的容貌，往日曾在酒席边索取梅花一笑；东风吹醒了年轻人的情怀。花开花落，含有多少情意；明亮的月亮照耀着人间，而人间还有西湖这样美好的地方。’跋文说：‘雪琴画梅，是因为童年时曾有一个爱慕的人，她的小名叫梅香。他每次画梅都一定亲自题写一首诗，诗中都有寄托；知道这件事的人，不知道后来两人已经彼此疏远、关系破裂。俞е仙的名望稍晚于雪琴，不敢询问他画梅的缘由，只是求取他的画；诗和画中都有怨意。等到我来到湖南任巡抚时，尚书已经去世，е仙所得的画，想来是梅香与雪琴离异之后所作的。е仙将要回杭州，请我题写，我便作了这首词。感念恩德，怀念故人，借眼前之事寄托情感，其中对人情的点化不少。英雄儿女，都暂且把这些放下，何况功名富贵本来就是虚幻的呢？’” 刘坤一发泄落第之恨 刘坤一号岘庄、还是秀才时，只参加过一次乡试。他被江西人黄令房推荐，试卷批语对他颇为推重，但主考官却弃置了他的试卷。这本是寻常之事，刘坤一却把它看成终身的遗恨。二十年后，刘坤一凭军功做到江西巡抚。当年那位主考官恰好由知府被保举升为道员，正在江西省等待补缺，才被派任一个重要差事。刘坤一到任后，首先撤掉了他的差事，下令让他听候查察，不许远离。刘坤一又打听到黄令房，得知他早已罢职归乡，便准备船只，派使者迎接他。相见时以弟子礼节十分恭敬，并聘请他担任全省各大小书院的掌教。黄令房极力推辞，说掌教要批阅学生的课业，课业十分繁重，不是一人所能完成的。刘坤一说：“先生尽可以请门人弟子代为批阅，不必亲自劳作。”黄令房于是多次替那位主考官解释，刘坤一说：“门生一向恩怨分明。如今固然没有剥夺他的官职，只是让他闭门思过罢了。”刘坤一任江西巡抚多年，那位主考官最终因忧愁憔悴而死。黄令房将近八十岁时才去世。刘坤一升任两江总督后，还时常写信往来，尊称他为先生。张之洞废除宾师

译南皮人张之洞，人人都推许他兴办学校、推行变法的功劳，却不知道他破坏中国宾师制度的罪过。他废除山长制度，改为分校制度，师道于是得不到尊重；废除聘请馆宾，改用札委文案，幕宾制度从此彻底消失，幕僚制度却流行起来。宁乡陈子大颂万世丈在上海谈到这件事，说：“我没有料到中国延续千年的山长制度，竟然毁在张之洞手里；中国从此没有老师了。张之洞拘泥于三代‘以官为师’的制度，暗中满足了他唯我独尊的心愿。按语：书院山长制度始于元代，山长地位最尊，朝廷内外都以特殊礼节奉待，一直延续到明、清两朝，沿袭旧制。尊师是中国历代传统中的美德，所以清代主考、学政出任差使时，内务府派送四色礼物，不说‘赐给某某’，而说‘送给某某’。替国家寻求贤才，是老师；下至教授、教谕、训导，也只是长揖行礼而拜见公卿，同样是老师。我记得自己担任两湖书院坐办时，张之洞是两湖书院肄业生。书院开学举行礼仪时，张之洞坐在中间，经史理文各分校在旁边就座，诸生站在下面行礼。后来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以湖北巡抚身份代理湖广总督，主持两湖书院开学礼。梁节庵任东监督，和各位分校面向南站立，谭继洵带领诸生面向北行拜跪礼；梁节庵与各分校又带领诸生转身下拜，请谭继洵上前站立，行答拜礼。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这种礼节了。山长制度废除后，各道、府、县的书院都仿效，仍然自我夸耀说：“这是古代以师为官、由官出任老师的制度。”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校长、教授都由国家任命，老师全都成了官员，众多老师都把白天当作经营谋利的场所，这种风气大概是张之洞首先开创的吧。” 子大世丈又说：“幕僚和幕宾不同。从前督抚、司道以下的官员，都聘请刑名老夫子；官员称为东主，幕宾称为西宾。教读也称老夫子，地位与西宾相当。设宴时必定安排两席，教读坐在东边一席，刑名师爷坐在西边一席，分别掌管教育和政务。官署举行政务宴会时，教读不参加。所谓幕僚，是文案一类的属官。我曾经担任机要文案，张之洞到湖北任职后，废除聘请的幕宾、刑名师爷，把刑名、钱谷事务都交给以札委任用的文案办理；文案向本官处理和决定事务，张之洞兼任了原来幕宾的地位。把政务和教育合为一体，张之洞确实做到了。所谓宾客，都不能参与政务，不过是陪着谈笑的清客而已。民国以来，竟然使用秘书、参议，这大概又是张之洞首先开创的吧。”子大世丈这样讥讽评论张之洞。我考察：张之洞废除山长，并不是从两湖书院开始，而是从广雅书院开始的。他督理广东时，仰慕阮芸台创办学海堂的制度，设置学长而不设山长，表面上就把山长废除了。却不知道，学长制度都是从肄业生中选取学问最为优长的人，担任一门学问的负责人，就像今天学堂的领班；例如曾钊、陈澧、吴兰修，分别担任经学、史学、文章等方面的学长。张之洞则从外部聘请阅卷者担任分校，如朱一新之类。后来创办两湖书院，便利用经心书院的旧址加以扩建。经心书院是张之洞督理湖北学政时创建的，用来教授古学。当时万县人赵尚辅任学政，也创建了经心精舍，供高才生居住，于是把书院并入精舍；张之洞又把书院改为学堂，完全废除山长，改设监督。分校山长拂袖离去的，有经心书院山长谭仲修、江汉书院山长黄翔人（黄侃的父亲，曾任四川布政使）。其余人都降低身份而随从办理，从此天下没有山长了。张之洞到湖北任职后，第一项改革是不聘用刑名师爷。衙署中只有一名教读，准许称为“老夫子”，另外设置刑名总文案。司、道、府、县都仿效他，改设刑名科长；各省也跟着仿效。绍兴师爷的生计，张之洞于是一扫而空；衙门从此也没有能够商议政事的幕宾了。子大世丈又说：“学校没有尊敬老师的人，谁来主持风气？官府没有敢于诤谏的朋友，谁来传达外界的实情？读书人只知道钻营谋求一官半职，属僚便只会唯唯诺诺地侍奉上司；贤能的人尚且不敢任意作为，狡猾的人却得以专断行事。分校汪康年等人被捕拿，文案赵凤昌被递解，都因品类混杂，而根源就是从这种改变开始的。想不到大乱的征兆已经在这里萌芽，天下还能够得到治理吗？”追忆往事，不禁为之感慨！张之洞遗事 张之洞是咸丰二年壬子科顺天乡试的解元，当时十六岁，房师是湖北江夏人洪调纬。张之洞因此对洪氏后人特别友善，这相当于武昌的范氏。同治二年癸亥科，才被点为探花。徐致祥是咸丰九年己未科顺天乡试举人（与他的叔父徐甫阝同榜），咸丰十年庚申科连续考中会元（这一科以及前一科，张之洞都没有参加考试，因为要回避考官的族兄张之万）。下一科壬戌科，张之洞与徐甫阝在会试考场相遇，说：“您的侄子已经高中会元，而我们这些人还提着考篮来应试。”这话是指季和，表达了不平之意。这一科徐甫阝考中状元，张之洞仍然落榜；下一科才考中进士，被点为探花。据《广雅堂诗集》和许氏所著《年谱》记载，壬戌年会试放榜，内阁中书、武昌人范鸣和作为同考官，事先推荐了张之洞，但试卷在郑小山那里，张之洞未能考中，范鸣和为此争辩，甚至流下眼泪。第二年癸亥科，张之洞仍由范鸣和主持选取，终于考中；范鸣和写了四首诗，其中有“再到居然为此人”一句。张之洞也写了《感遇》五言律诗三首，一时传为科场佳话（详细情况都载于《广雅堂诗集》）。我考察：范鸣和原名范鸣琼，殿试时已经列在一甲前十名。唱名时，北方口音把“范”读成“万”，把“琼”读成“穷”，高声唱“范鸣琼”便成了“万民穷”。道光帝皱眉，下令把这份试卷移到三甲，于是只点为中书。降甲时，道光帝说：“四海困穷，天禄允终。”近臣这才知道范某的功名是被“琼”字的读音耽误了，于是他改名为鸣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章、三章〕

译张之洞中探花时，徐季和在翰林院任职，按理应当是他的前辈。徐季和因为曾抄袭文章的缘故，刻意躲避张之洞，出入时改走别的道路，宴饮时也不和他同席。一天，有人恶作剧，知道名帖分列两张，便分别制作两份名单：请张之洞的名单上不列徐季和的名字，请徐季和的名单上也不列张之洞的名字。两人在席间相遇，徐季和十分窘迫，张之洞却谈笑自若。入席时，徐季和请张之洞坐首席，张之洞也请徐季和坐首席，同席的人说：“按照翰林的辈分，徐季和应当坐首席。”徐季和说：“我先于香涛，是按科举名次而言；若论学问、文章，那么我应当面向北而拜他为师了。”于是张之洞坐了首席。此后宴会，徐季和便有了戒心，一定要先打听客人中没有张之洞，才肯前往。这是亡友王青▯在京城时，从当日同席的前辈那里听来的。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接任后，立即派人召请湖北原籍的旧日得意门生。罗田人周锡恩从翰林院请假回籍，当时主持黄州经古书院，是他首先选中的人。黄州考课士子的题目，有吟咏“显微镜”“千里镜”“气球”“蚊子船”等事物的诗题；有关时务的题目，有“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和林考”“唐律与西律比较”“倡论中国宜改用金本位策”等。张之洞看后说：“我的老门生，只有你一个人提倡时务；全省的官吏、士大夫，对于中国的时局都糊里糊涂，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唯独你清醒呢？”张之洞更加器重他，并嘱咐他随同带来的道员蔡锡勇（曾留学西洋，是张之洞属下办理洋务的重要人物），经常同周锡恩谈论外国的学问、政治、军事和制造等各种情况。张之洞当时自认为深知时务，想在南方建立一番局面，同北洋大臣李鸿章相抗衡而建立功业。周锡恩恰好符合他的爱好，张之洞对周锡恩的期望也非常远大。两人彼此赠送物品、诗作，每月必有数次。例如《谢周伯晋惠上海三白瓜诗》说：“仙枣曾传海上瓜，今尝珍▯玉无瑕。清凉已足还思雨，尚有农夫转水车。”《谢周伯晋翰林惠黄州鸡毛笔》说：“古人珍视硬笔，刻画起来如同锥子和印章。取材要选笔尖和笔须，使笔锋刚健而产生神采。宣城流传散卓笔，能使少师也感到困难。今人夸耀柔软的毛笔，困难之处怎能得到顺利解决？墨色常常有余，舒缓之中隐藏着坚韧。新的意思是用鸡▯来束扎，三钱并不算吝啬。盘旋回绕尤其称心如意，得到它是因为来自弋阳郡。芥子般的羽毛消除残余的怒气，草木新芽承含着清晨的润泽。笔毫整齐，笔力也整齐，马服君忘记了它奔驰的迅疾。横刷竖勒没有什么不能书写，从细小如茧栗直到直径一寸。细密的筋骨自然显露锋芒，丰厚的肌理转而形成韵味。万物没有绝对的刚柔，善于使用它，就随所运用而发挥。放下笔擦拭眼中的花，忘记自己手指已经迟钝。”诗后附言说：“黄州名贵之手，才能制作这种名贵的笔；精心创作，写成这首名贵的诗，用来感谢黄州名贵的翰林。用麝煤和鼠尾笔执笔时，应当想起黄州。”这大概是张之洞得意之作。伯晋把它刻在黄州书院的墙壁上，不知道现在还存在不存在？我和伯晋唱和的诗很多。周锡恩的《传鲁堂诗文集》中，也多载有《酬上南皮师诗》，可见当时张、周二人的气类相互感召。周锡恩纳同族女子为妾一案，黄冈县知县、蜀地人杨寿昌是饱学而经验丰富的老吏，必定要办理此案；周锡恩前去见他，两人发生激烈争论。杨寿昌说：“我一定办理你。”周锡恩说：“你不配。”杨寿昌说：“我要到省里向督抚禀报，参劾并拘捕你到案。”周锡恩说：“我要到省里向老师禀报，把你调离黄州。”两人大骂一番后散去。周锡恩急忙拿出重金，雇快船赶往省城，见到张之洞后大哭说：“杨寿昌欺辱门生。”并哭诉事情始末以及当时受侮辱的情状。不久，杨寿昌来省城禀见；他严词禀报周锡恩纳同族女子为妾，以及侮辱地方官的情形。张之洞先得到臬司陈宝箴的回护，又听了周锡恩的片面哭诉，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便说：“这件案子是周氏族人为了争夺产业而中伤伯晋，族人中书周淇暗中充当主谋，我早就知道了。伯晋是文人，何必故意侮辱他呢？”杨寿昌说：“否则，下官凭什么治理百姓？”张之洞说：“可以把你调任到某个空缺职位。”杨寿昌留在省城，没有返回黄州，等候接任者到黄州上任，再派人办理交接。杨寿昌的儿子杨尚能讲述当日双方争骂的情形。伯晋因癸巳年浙江副主考关说舞弊案，与另外五名翰林同时被革职回籍，不到两三年便去世。张之洞六十九岁生日时，作《奉答柯逢时诗》：“汉柳成阴三十秋，当时贤士与吾游。早闻天骥行千里，争使迕生不白头。日下黄垆怆嵇阮（注：旧日门人中杰出的人，如周锡恩、杨毓秀、张荣泽、张士瀛、王万方、黄良辉、潘颐福、黄嗣翊等，都已经去世），湖寻画舫愧苏欧。暧姝自抱薪穷感，今日干城在五洲。”当天的寿宴上，张之洞仍然对柯逢时中丞感叹伯晋的才情，久久不能停止。柯巽庵和伯晋都是张之洞督学时录取的士子。由此看来，张之洞深深怀有追念旧人的情意。假如没有一篇寿文、竹君的一句话，以及张、周师弟之间的传录，必然会有衣钵传承。可惜他挟着愤懑写成参劾文章，虽然怨恨竹君，竟忘了投鼠忌器的讥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清游题句雅集敲诗 张之洞督理湖北时，黄州科试结束，游览武昌西山，在山寺题写对联：“鼓角隔江听，想当年短棹频来，赖有诗篇消旅况；官僚携屐到，忆此后玉堂归去，也应魂梦恋清游。”癸卯年，他与江督商议事务，乘船返回时经过黄州，再次游览西山，看见当年题写的对联仍在座间，便增写一联：“直上九曲双峰，绝顶有奇境；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联用了元次山游西山的语句，下联则用了东坡《水调歌头》的语句。他询问是谁写的对联，寺僧回答说是城中孟秀才写的，但这位秀才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张之洞叹息说：“这才是真正了解我当年心事的人。当时我只是借东坡的诗句来比拟自己，哪里知道后来竟有人排挤我，都是舒亶、李定一类的人。”他询问孟秀才的家人，得知他的儿子能够读书，便把他列入颜、曾、孟三贤的后裔之中，供给书籍和膳食费用。后来端方题写焦山对联：“斜阳无限好，高处不胜寒。”语句也很好。

译戊戌年以前，张之洞由湖北调任两江总督，游览焦山，在松寥阁题写长诗，颇多感慨时局之语，并有偏袒维新诸贤之意。寺僧把诗精心装裱，悬挂在墙上。政变发生后，节庵先生乘小型军舰从武汉连夜赶到焦山，询问寺僧张督所题的诗还在不在。寺僧拿出卷轴说：“不敢损坏。”梁启超说：“张督想在后面再题写跋语，题好以后还给你。”于是把卷轴带走，撕碎焚烧。《广雅集》中没有这首诗，居住在焦山的夏口人李逮闻曾经抄录过。张之洞进入枢府后，闲暇时以“蛟”“断”二字为限作诗钟。张之洞作道：“刺虎斩蛟三害尽，房谋杜断两心同。”颇有表示新党已经被消灭，自己将与袁世凯共同主持政局的意思。恰逢我的朋友高友唐从武汉回到京城。友唐在张之洞幕府任职十多年，张之洞问他外界对自己有什么议论。高友唐说：“人们都说，岑西林是不学无术，袁项城是不学而有术，老师则是有学而无术。”张之洞笑着说：“项城不只是有权术，而且权术很多；我则不只是没有权术，甚至不能自称有学问。”高友唐说：“老成持重的人谋划国家，必定有取胜的办法，这本来就是从学问中来的。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应当以老师为归宿。”张之洞微笑。此事载于《高高轩笔记》。张之洞大开赌禁 光绪甲申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朝廷中南北两派互相倾轧的风气也告终了。在此以前，张之洞由山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内阁学士、闽侯人陈宝琛会办南洋军务大臣，丰润人张佩纶会办福建军务大臣，都是北党清流派的巨头，这是北派议论时政最盛的时期。同时，吴大澂任北洋会办军务大臣。等到割地议和，陈宝琛受到处分，降级留任；又追究张佩纶弃军逃走的罪责，将他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而张之洞督理两广却仍然没有受到牵连。京城南派官员作了一副对联讥讽他说：“经营八方，到头来也不过是在山西禁烟、在广东开赌；会办三处边疆军务，且看侯官人降级、丰润人充军。” 我考察：张之洞被简选放任为山西巡抚时，他的谢恩奏折中有“岂敢忘记经营八方的志向”之语。对联的起句用的就是这个故事。他在山西任内，首先上奏禁绝鸦片烟，说这是治理山西的第一项重要政务。等调任广东后，军费没有着落，于是大开赌禁，说是为了充实军饷，命令刘学询办理此事。三位会办军务大臣中，吴大澂没有受到处分，陈宝琛降级并回到原籍，滞留家乡二十年，到清朝末年才重新被起用。张佩纶在马江战役中不战而溃，逃避法国人的炮火，最初还头戴铜盆作为护符；回京后被治罪，免于死刑而充军，这是李鸿章替他说情的结果。豁蒙楼 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由湖北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一天夜里，风清月朗，他穿便服、减少随从，同杨叔峤锐一起游览台城，在鸡鸣寺休息。两人在月下置酒，十分欢畅，纵情谈论经史百家、古今诗文，安然忘记回去；直到天将破晓，才返回督衙。置酒的地方，就是今天豁蒙楼的基址。杨锐是四川人，张之洞督学四川时，他是最得意的门生。张之洞开办两湖书院时，让杨锐担任史学分校；张之洞关于学术、文章的许多见解，都取资于他。这天晚上月下清谈时，谈到杜甫诗集中的《八哀诗》，杨锐能够一字不漏地朗诵；对于《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邑》一诗，尤其反复吟诵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张之洞深受感动。大概当时全朝廷都主张作战，刘岘庄、吴清卿先后统兵出榆关，接连传来溃败消息；而宰相、重臣之中又没有狄仁杰那样的君子，忧虑从心中涌来，便明白时局已经危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不久发生戊戌政变，杨叔峤锐也穿着朝服被弃市，罪名与康广仁等人并列。杨锐是张之洞的嫡系门生，张之洞尤其为此悲痛惊惧；幸亏杨锐先前写成《劝学篇》，才得以免死。后来张之洞再次督理两江，游览鸡鸣寺，徘徊在当年同杨锐彻夜饮酒谈论的地方，大为震悼。于是他捐资建楼，为杨锐作纪念；又取杨锐所诵“忧来豁蒙蔽”一句，命名为豁蒙楼。大概是因为他爱惜杨锐的学问、文章和人品，认为杨锐可以继承北海的风范；又悲悼杨锐的身世，认为他与北海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忧伤从内心涌出，无法断绝。世人只知道豁蒙楼的名字出自杜诗，却不知道它是因感慨从前的事情而命名，这座楼是为杨叔峤而建的。濮伯欣先生是张之洞的至亲，把事情的全部原委都告诉了我，应当不会错。张之洞与端方 汉军、铁岭人高友唐的《高高轩随笔》说：南皮人张之洞督理湖北十九年，他所建设的事业规模宏大而深远，湖北人很称颂他。只是他晚年处理政务趋于宽厚，对官吏不能严格督促整饬；凡是贫困衰老的人，都把县缺、厘金等职位和收入交给他们，以资周济。这些人到了自认为已经戒除贪欲的年纪，反而肆意贪婪，张之洞也不追究。端方任陕西按察使时，搜罗新政的皮毛来博取时誉，又同张之洞的长公子、京卿君立结为金兰之交，尊称张之洞为世伯。当时抚治湖北的是于荫霖，他极其顽固，仇视外国人；对于张之洞同刘坤一订立东南互保之约，更加不满。张之洞担心酿成祸患，秘密发电报给行在，请求把于荫霖调任汴省巡抚，并保举端方接任。端方本来就是一个善于钻营的官僚，到湖北后结交梁鼎芬、张彪，迎合张之洞所喜欢的事物，张之洞便中了他的计，把他引为同志。壬寅年刘坤一出缺，朝廷命令张之洞调任署理，并发电询问继任湖北总督的人选；张之洞秘密保举端方，于是朝廷便命端方兼署。张之洞到南洋后，因为湘军腐败，打算裁撤湘军，湖南人因此大为哗然。瞿鸿禨在枢府，极力陈说恐怕激起变乱，于是任命李兴锐为南洋大臣，让张之洞回湖北。端方不愿交卸职务，便在枢府中活动，请求召张之洞入京觐见；觐见完毕后，朝廷又命令张之洞留在京城制定学务章程。学务大臣荣庆与端方是连襟，接受端方的请托，在学务章程问题上不断提出异议，反复修订，使张之洞被困在京城一年多，张之洞也无可奈何。直到甲辰年春天，他才回任。

译端方任湖北总督两年，贿赂公然盛行，放纵地为所欲为，梁鼎芬又对他阿谀奉承。端方通行全省整顿吏治的公文中有“湖北吏治败坏已经十四年了”这句话，大概是指张之洞。张之洞回任后，有人把这篇文章拿给他看，张之洞大怒，端方心中不安，便调任江苏巡抚。端方离任那天，梁鼎芬在黄鹤楼立了一块纪念碑。丁未年，张之洞进入枢府，梁鼎芬也因弹劾奕劻、袁世凯而被罢官。我于戊申年春天回到湖北，在织布局亲自见到梁鼎芬。梁说张之洞不该赠给袁世凯寿联，原拟用王商的典故，联语是“朝有王商威九夷”，嘱咐我代为转告张之洞。我回京后不久，张之洞问我在湖北是否见过梁鼎芬、他有什么议论，我便如实告诉了他。张之洞说：“寿联不过是普通的应酬话。我既然和袁世凯同在枢垣，天天见面，怎么能不敷衍他几句？至于梁某替端方立纪念碑，写了‘睢州之正，益阳之忠，滔滔汉水，去思无穷’十六个字，他如果只是恭维端方才华横溢、经天纬地，还可以说得过去；试问端方有卖官鬻爵的汤文正、胡文忠那样的功绩吗？这真是比拟不当了。这样的谄媚，和送给袁世凯寿联相比，哪一个更厉害？” “我使用王商这个典故，不过是讥刺他在外务部尚书任上的表现罢了。请你代我转告，张某已经看穿他是个伪君子，被他骗了二十多年，以后不必再施展那一套手段了。”他说这话时满脸愤懑。我在张之洞幕府一共十三年，张之洞每次谈论事情都十分和蔼，从未见过他像这次这样声色俱厉。大概也是文人争强好胜的心情发作，不能自我控制吧。张之洞死后，端方、梁鼎芬都从远道前来吊唁，扶着棺材痛哭，也许是他们尚未完全丧失良知。又说：张之洞在万寿山附近的六郎庄修建了一座小园避暑，常常召集幕僚到茅亭里敲诗钟消遣。戊申年八月十五日，他以“中秋”二字作鹤顶格，命每人拟作十副对联。写完后，大家小酌赏月。他忽然问近来有什么新闻。我回答说，有朋友从上海来，听说郑孝胥评论时人，颇为滑稽：说岑春萱不学无术，公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张之洞捻着胡须笑道：“我自问迂腐笨拙，郑孝胥说我无术，确实如此。不过‘有学’二字，我实在不敢承当；只是和岑春萱相比，我比他多认识几个字。袁世凯哪里只是有术，简直是手段太多。至于说端方有学有术，也未免是迎合他的所好。学问之道没有穷尽，谈何容易？他不过是搜罗伪造的碑版、伪造的字画、伪造的铜器，错误地附会风雅，这哪里足以谈学问呢？”由此看来，张之洞对袁世凯、端方的感情，也可见一斑。抱冰堂与奥略楼 前清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离开湖北，入朝参与中枢政务，湖北人中受过他恩惠的，都有攀着车辕、卧在车辙前挽留他的心情。军界集资，在武昌宾阳门内的蛇山上修建抱冰堂；学界集资，在黄鹄山上修建风度楼，都是为了资以纪念。工程尚未完工，张之洞便发电给湖北，命令停止修建。电文说：“昨天看汉口各报，看到各学堂师生以及各营将佐、弁兵，正在建造房屋，准备安放本阁部堂的石像、铜像，不胜惊异。本阁部堂治理湖北多年，并没有什么功德施及百姓，而且由于志同心齐的人难得，办事常受阻碍，往往有志向而力量达不到，所能办成的不过是心中计划的十分之二三罢了。对此抱愧之处，无法一一说尽。各学校、各营的这一举动，只会增加我的懊悔歉疚。我曾考察过栾公立社、张咏画像的事情，这类事古人也有过；但有的出于乡民不约而同的同情，有的出于官员离任后百姓的思念。等将来本阁部堂罢官离开湖北以后，是毁誉、祝愿还是诅咒，一概听凭士民去做。如果现在就这样做，就是把我当作庸俗官吏对待，而不是以君子来期待，万万不可！有关公所、有关地方，应立即传达并遵照执行，把一切兴建工程停止。点缀名胜、登高眺望江山，实在是好事，为什么一定要专门为了区区一个迂腐的病老头呢？”这虽然是张之洞谦逊自抑的话，但各界为了表达他离任后的思念，仍然募集材料、安排工匠，终于建成了。第二年，张之洞又发电给武昌陈制军说：“黄鹄山上新建的楼，应该命名为‘奥略楼’，取晋代《刘弘传》中‘恢弘奥略，镇绥南海’的意思。这座楼关系到全省的形势，不能专属于一个人，务必换掉匾额，我将立即亲笔写好寄去。”后来“风度楼”很快改成了“奥略楼”，匾额是张之洞亲笔书写的。以上两处如今都是湖北人游览休息的地方，但知道它们当初为何兴修的人已经很少了。另外，梁节庵在湖北时，领导湖北人替张之洞在洪山卓刀泉关帝庙旧址修建生祠。电报传到北京，张之洞看到后大怒，急忙发电责备梁节庵和湖北人说：“卓刀泉是明代魏忠贤生祠的旧址，魏忠贤事败后，生祠被拆除，改建成关帝庙；如今又在这里替我修建生祠，这是把我看成魏忠贤了。我教育湖北士人十多年，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学无术，以至于做出这种事。赶快消除、停止这一举动，不要让天下人耻笑。” 记广雅遗事：梁鼎芬忽然有了弟弟 张之洞的胞弟张之渊是候补道，办理大厘金、粮台事务，亏空了巨额库银，朝廷下达廷寄，派大员查办；张之渊害怕获罪，吞金自杀。梁节庵的胞弟鼎□是湖北知县，也办理大厘金，也因为巨额亏空而吞金自杀。当时他家和我家比邻而居，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张之洞和梁节庵谈到家世时，流泪不止；白天看着云彩，却没有弟弟可以追忆。当时有个县丞前来投递名帖求见，名字叫梁鼐芬。张之洞拿着手板，连续叫了三四声“梁鼐芬”，一句话也没问就进去了，见到梁节庵后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是梁鼐芬。” 记广雅遗事：王壬秋用兵如神

译王壬秋来到湖北，张之洞请他一同去洪山观看洋式操练。张之洞说：“这样训练出来的军队，在中国可以无敌了。”王壬秋不回答。张之洞再三说这话，王壬秋仍不回答。张之洞说：“你认为训练还不够完善吗？”王壬秋说：“完全没有用。我带二百名乡兵，徒手不拿武器，只带扁担、绳子，冲进军阵，就可以把你的主帅捆起来。”张之洞说：“怎么会这样容易？”王壬秋说：“我对你的主帅说，军队虽然精锐，却决不能开枪杀死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二百人冲进去，一定会有几十个人冲到马前，把长绳横着一拉，跪下祈求饶命，你就落入绳网中了。”张之洞大笑说：“你真是用兵如神。”后来有人问王壬秋：“先生对南皮，为什么说这种小孩子似的话？”王壬秋说：“南皮不过是个书生。后来我观看操练时，他骑着马，马前打着大帅旗；马头前两个人牵着马缰，马腹旁两个人扶着马鞍，马后两个人拿着马尾革带，前面又有一人握着马鬃、一人牵着马笼头，八个人和马一同奔驰，简直可以说是八个人抬着的马轿；又让四个人抬轿跟在我后面，自以为像元帅一样威风凛凛。” “我只是用滑稽话压一压他的气焰，难道真能用乡民把元帅捆起来吗？”又，《湘绮楼说诗》中说：“观看操练结束后，在姚氏园设宴（我任武昌水陆街花园）。藩、臬、道各官都穿着公服先到等候，梁鼎芬排列在队伍中，只是没有顶戴罢了。我向南皮作揖说：‘今天骑马辛苦了。’” 记广雅遗事：《原道》一篇使大帅傲然失色 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陈散原因为故友陈锐在江南候补知县，长期没有得到差缺，多次向张之洞说：“陈县令的文学和政治都很通达，是个好官。”张之洞有一天传召陈锐来见。陈锐想，若能和张之洞谈上一席话，一定能使他折服，这是上策。张之洞擅长诗和骈文，不如专谈古文，或许可以攻其所短。计议已定，便入内拜见。张之洞问：“你擅长哪一种文学？”陈锐答：“古文。”又问：“古文学习哪一家的文章？”答：“唐宋八大家。”又问：“八大家中喜欢读哪一家的？”答：“韩昌黎。”又问：“韩文最喜欢读哪一篇？”答：“《原道》。”张之洞连声说：“《原道》，《原道》。”话还没有说完，就举起茶杯送客。陈锐从此再也没有希望见到总督了。张之洞对陈散原说：“陈县令不行。”到了民国，我和陈散原谈起这件事，陈散原说：“陈伯韬弄巧成拙。” 记广雅遗事：福寿双全陪新郎 张之洞最喜欢吉祥征兆的话。他的第三个儿子娶妻时，婚宴上选了四个名字合起来为“福寿双全”的人陪伴新郎：福是汉阳县的薛福祁，寿是江夏县的杨寿昌，双是督署文案知府双寿，全是自强学堂俄文总教习、候补道庆全。四人宴饮完毕，向张之洞道贺说：“公子福寿双全。”双寿又道贺说：“祝大人大富大贵，也长寿。”张之洞非常高兴，遇到双寿时格外青睐。卖茶女 张之洞任湖北总督时，巡视纺纱厂，仪仗从文昌门大街经过。有一家叫宏兴的茶楼，少女在柜台里当班，姿容非常美丽。张之洞在轿中看见她，回去后对张彪说：“文昌门某茶馆柜台里的那个少女，真是美人。”张彪领会了他的意思，便和女子的父亲商量，骗他说是让女儿进衙门侍奉三姨太，将来你家一定会有好处，可以升官发财。女子名叫素云，当夜进入督署，张之洞将她纳为妾，和她厮混了两个月。后来正逢天癸来潮，她仍被迫及时行乐，因而得了疳疾而死，尸体随后从后墙抬了出去。宏兴茶楼的主人，前一天还有满门来道贺的人，今天却垂头丧气。后来听说张之洞命张彪厚恤她的家人。章太炎改唐诗讥讽张之洞说“终古文昌唤卖茶”，指的就是这件事。章太炎改写唐诗说：“汉阳铁厂锁住烟霞，想把鹦洲建成总督衙门（张之洞到湖北任职后，曾想把督署迁到鹦鹉洲。有人说黄祖曾在此地开府，不吉利，于是作罢）。玉玺若不是归了载沣，布包应当已经送到天涯（指设立纱、麻、丝、布四局）；如今梁上没有君子，永远只有文昌门呼唤卖茶女。地下如果遇见曾太傅，哪里应该再次问起纺绵纱的事呢。”（张之洞常说：读曾文正家书，曾多次要求家中妇女每天纺绵四两。我设立丝、布、纱、麻四局，也是曾太傅经略国家的意思。） 华蘅芳被称作算命先生 张之洞幕府中，常州人各有专长。无锡人张曾畴擅长苏体字，替张之洞代笔，几乎可以乱真。赵凤昌以通达政事、文章著称，张之洞倚重他，如同左右手。金匮人华蘅芳以算术独步，两湖地区把华蘅芳尊为泰斗。他在湖北十多年，门人汉阳人曾纪亭有数学天才，却连一篇浅近的文章也写不出来。华蘅芳带着曾纪亭每天到郊外演算，指天画地，士人称他们为两个算命先生。至于杨模等人，也都是幕府中的人才。抄袭旧文章酿成大参案：徐致祥抄袭张之洞中解元文章 张之洞的父亲曾任贵州知府，一生都操黔地口音。张之洞十六岁时从贵州进入京城，参加北闱乡试，题目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考中该科解元，但会试没有考中。徐致祥，字季和，参加会试时，题目是“大学之道”，整篇抄袭套用了张之洞解元文章《中庸》文，约有三分之二，也考中了会元。科场条例规定，凡中元者的诗文，首场三艺和试帖诗，以及衡鉴堂的闱墨，都必须全部刊刻颁行，供士子揣摩。两篇文章都在，徐季和抄套张之洞次艺八股文的事传遍京城和各省。抄袭旧文章酿成大参案：周锡恩抄袭龚定庵所作《阮元年谱序》

译湖北罗田人周锡恩，字伯晋，是有名的翰林，张之洞督鄂时在学政方面赏识并提拔他，把他视为得意门生。张之洞督鄂时，周锡恩由翰林请假回乡，张之洞游宴时一定请他作为上宾，推重他的学问文章。周锡恩纳本族女子为妾，周氏宗族许多人提出控告，府县官员不敢审究，案件上诉到按察使那里。当时臬司是义宁人陈宝箴（陈散原的父亲），也十分延请并推重周锡恩，把他视为学者。因此周氏宗族多次控告，又多次被驳回，案件不能得到公正处理。陈宝箴又授意罗田县知县，和周氏中出名控诉的人调解此事，由此可知伯晋这个才子的影响力。光绪十七年，张之洞五十五岁，两湖书院举行落成礼。八月初三日是张之洞寿辰，湖北人士请伯晋撰文为张之洞祝寿。文章通篇使用骈文，典雅华美、气势盛大，深厚得像汉魏时期把骈文写入散文的最高妙文章。张之洞大为赞赏。在许多祝寿文中，他把伯晋的文章列为第一。名流来访时，张之洞一定引他们去看这篇文章。当时机要文案常州人赵凤昌在旁边说：“这篇作品似乎和龚定庵文集中的文章相似。”张之洞听后，闲暇时翻阅《定庵文集》，找到《阮元年谱序》，同伯晋所写寿文逐字对照，发现其中三分之二全抄龚文，三分之一改换了龚文，而格调、句法与龚文没有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大概阮芸台一生的官阶、事业、学术、政治，以及设置陆军、海军等，都和张之洞相似；到任后设立书院、刊刻书籍、门生遍天下，也都是张之洞最得意的事情。张之洞看完后默然长叹说：“周伯晋欺骗我不读书。我广泛替他宣扬声誉，使天下学人都来看这篇文章；他们都会讥笑我不读书，伯晋辜负了我。文人怎么会这样没有品行！要不是赵竹君，我还在五里雾中。竹君是博雅之人，对我帮助太多了。”从此张之洞每天都疏远周锡恩，几乎不再见他；对赵竹君则更加宠信任用。伯晋请假期满进京后，张之洞没有给他多少馈赠。正逢大考翰詹，周锡恩的文章在廷试中列第一。实际上，周锡恩的文章足以冠绝考场，但阅卷大臣不敢把他列入一等，而压在二等之中。大概因为他抄袭龚文一事，阅卷者都有戒心，害怕招来处分；伯晋可以说又被梅花榜误了十年。因此，伯晋积怨于张之洞，对赵竹君的恨意更为刺骨。伯晋刊刻《木芙蓉馆骈文》，把这篇寿文也刊了进去。我的朋友王青葆心是周锡恩的门生，劝他删掉。伯晋说：“《史记》《汉书》中有整篇抄用别人文章的先例，这有什么妨害？” ” 抄袭旧文章酿成大参案：徐致祥上奏弹劾张之洞 张之洞在湖北时，重要事情都秘密同赵竹君商议。嫉恨赵凤昌的人于是编造“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这句话，写在墙上，刊登在报章上，又在童谣和民间谈话中传播，很快传遍朝野。周锡恩在京城与人来往很少，却唯独和徐致祥交往极为密切，于是有了徐致祥弹劾张之洞的密奏。奏折中最严重的说法，如“任意妄为，废弛纲纪，起居没有节制，号令不合时宜”；又说“宠信任用小人赵凤昌，秘密参与政事，以致道路上传播不堪入耳的话”。奏折写得非常漂亮。奏折呈上后，朝廷下旨交给李瀚章查明并复奏。听说李瀚章奏报的大意是：张之洞日夜办公，没有闲暇休息；是张之洞勇于任事，才使那些懈怠拖沓、不图振作的属吏编造流言。至于赵凤昌，稍有才能，但也不是没有在外面招权纳贿之事，应将赵凤昌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等等。奏折中的措辞，对张之洞十分得体；一场大风波，最终把罪责归到赵凤昌一人身上。（徐致祥原来的参奏折、刘坤一和李瀚章的复奏折，都载于许著《张文襄年谱》中。） 京城传闻说，徐致祥上奏参劾的奏折，实际上出自湖北周翰林之手。当时在京的湖北籍翰林有两人：一人是天门的周树模，一人是罗田的周锡恩。京外的传闻，则极力说是周树模的手笔，张之洞也有些怀疑。后来真相大白，原来这是周锡恩为了报复赵竹君东门之役而作的。竹君先生刻印的自述经过，也说参劾稿出自周伯晋。当时讥讽徐致祥的人说：“徐季和真可以说是以怨报德，难道忘了中会元抄袭套用‘大学之道’的时候吗？”像赵竹君这样的人，也只是因为多开口说话而惹来是非罢了。伯晋回到湖北后，主持黄州经古书院，学问文章使人耳目一新，考究古学的风气大盛；但一篇寿文和一份奏稿，却成了他一生的口实。” 抄袭旧文章酿成的大参案——大参案的尾声 金坛人冯梦华，字煦，任安徽巡抚。石凤崖被简放为安徽凤颍泗道，石凤崖是军机大臣定兴人鹿传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至亲。石凤崖到任时，鹿芝轩、张广雅都写私信托付冯梦华照料他。不知什么缘故，冯梦华竟弹劾石凤崖，使他被罢官。鹿传霖、张之洞大怒，处处与冯梦华作对，冯梦华因此又加以中伤，安徽巡抚一职被撤换，继任者是沈子培。冯梦华对鹿传霖、张之洞积怨很深，对张之洞尤其厉害。他死后留下笔记一部，冯家子弟想付印，被竹君先生翻阅，其中记载了许多对张之洞不满的条目，竹君先生的大参案也在其中。那些文字原来还夹杂着很不文雅的诽谤语，竹君大怒，说太不像话；经几位名流出面调停并赔罪，便把笔记中的这一条烧掉了事。冯梦华与张之洞交恶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武昌假光绪案 光绪二十五年，武昌金水闸忽然来了一个主人和一个仆人。主人二十多岁，身材高大，面色白净；仆人四五十岁，没有胡须，说话带着女性声调，两人都操北京官腔。他们租了一处分租的公馆，藏身不出，衣食用度颇为豪奢。仆人进茶馆、吃点心都必定下跪；有人传唤时，必称“圣上”，自称“奴才”。与他们同住的，是一名在湖北候补听差的官员，觉得奇怪，便到处告诉同僚。不多日，事情就传遍武汉的大街小巷了。当时光绪幽居瀛台，汉口各报都同情光绪而斥骂西太后。这个风声一传开，道路上的谈论都说光绪从瀛台逃到湖北，投奔张之洞。汉口报纸也大多刊载了似是而非的谈论。上海各报转载了这件事。汉口小报又为此刊登“说唐故事”，说西太后是武则天，光绪是坐在汉阳的李旦，令人笑掉大牙。愚民信以为真，张之洞保驾的谣言更加传遍海内外。

译假光绪所盖的被褥上都绣着金龙，龙为五爪；有一只玉碗，上面镂刻金龙，也是五爪；还有一方玉印，刻着“御用之宝”四字，是他的仆人拿出来给人看的。城里的男女纷纷前往拜见圣驾，每天都有好几起。见面时有人三跪九叩，口称“恭迎圣驾”；假光绪略微抬手说：“不必行礼。”候补官员中有人把这看作极大的机会，亲自前去跪拜，也有人献钱供奉。江夏县知县、望江人陈树屏，是我的房师，亲自前往查看。他问：“你是什么人？”假光绪说：“见到张之洞，才可以透露。”此外不说一句。陈树屏上报巡抚衙门，呈报给张之洞。他的仆人也一句不肯透露。有人怀疑他是内监，便串通多人，邀请仆人到浴池洗澡，故意戏弄他，检查他的下体，果然是阉人，于是谣言传得更加厉害。当局拿光绪的照片与假光绪比对，面貌似乎相仿，便秘密发电报到北京；宫中又没有光绪出走的消息，而瀛台却没有一个人敢进去。陈树屏始终怀疑这是冒充行骗，说：“他的举止很像演戏，问了几次，都说要见张之洞，自然就会明白。”梁启超给张之洞的信说：“戾太子是真是假，仍然就在身边。” 这个案件可以说已经世人皆知了。张之洞收到张子青的亲笔信：“光绪仍然住在瀛台，不能不开庭亲自审问，来消除天下人的疑惑。”某日，张之洞坐在督署二堂，提押犯人到堂：一个假光绪、一个仆人和一个同住者。两名士兵夹住假光绪，把他按跪在地。我当时借着关系得以旁观审讯。张之洞说：“你想见我，现在已经见到我了，老实说出你的来历。”假光绪说：“大庭广众之下，不能向制台大人说，退堂后当面可以说。”张之洞说：“胡说！不说，就按斩罪办理。”假光绪说：“我没有犯法。”张之洞拍案说：“私自使用御用禁物，犯的是斩罪，应当斩首。”假光绪说：“听凭制台办理。”问他的仆人，仆人说：“我本来是内监，因为偷窃宫中物品，被发现后私自逃出北京，路上遇到他。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来历，只听他说，跟我一起到湖北有很大的好处，其他事情我都不知道。”问同住者，他便指出被褥、碗、玉印之类的物品。众人怀疑他是宫中的贵人，但实在不知道他的姓名；他在堂上始终没有供出关键情节。退堂后，将他们交给武昌府、江夏县严刑审问治罪。陈树屏严刑拷问，终于供出真相。假光绪原来是旗籍伶人，名叫崇福，幼年进入内廷演戏，所以深知宫中的事情。他的面貌很像光绪，伶人们都称他为“假皇上”。他的仆人是守库太监，与崇福相识已久；因为偷窃了许多物品，被掌库太监发现，便逃出宫中。那些被褥、玉碗、玉印，都是仆人偷出来的。两人知道光绪被囚禁在瀛台，宫内宫外消息不通，于是商量逃往各省，凭崇福的相貌，带着仆人偷出的物品，到各省大肆行骗。他们在北京时，常听说有人冒充亲王、冒充大臣，靠行骗发财的很多，却没想到冒充皇上竟会陷入重罪。案件审理完毕后，他们被插上标牌，押赴草湖门斩决。我问陈老师：“您怎么一见面就知道他是伶人？”他说：“他的手脚举止很像在演戏，简直就是戏台上的皇帝。” 去思碑与纪功碑 梁节庵年轻时辞去官职，天下人都推重他的风操节义。张之洞喜好名声，聘请他做宾客，认为他的学问如此渊博，便十分信任他，却不知道梁节庵自有一套办法，迎合张之洞所喜欢的东西，而张之洞没有察觉。梁节庵用重金贿赂张之洞身边负责查书、缮写文章的侍从，张之洞日夜读什么书、哪一卷，有什么重要谈论，侍从都随时秘密告诉他，梁节庵也随时赏钱。于是梁节庵把张之洞所读的书拿来熟读揣摩，进见张之洞时趁机引用，张之洞便以为节庵没有什么书是没读过的。节庵晚年热衷于功名，被起用为武昌知府，接近端方后，完全改变了原来伪装的君子行径。我还记得张之洞从两江回任时，我回湖北到知府衙门的食鱼斋拜访梁节庵，梁说：“如果端中丞在这里，还可以让你留在湖北。”由此可知他与端方关系非常亲密。张之洞因为在北京留了两年、不能回任，知道这是端方、梁节庵结党营私所造成的，因而更加憎恨端方，也更加憎恨梁节庵。等他回任时，节庵先到河南驻马店迎接他。张之洞下令不准节庵上车，经过很长时间、许多人从中说合，才与他见面，也不过寒暄了几句而已。梁节庵替端方立去思碑，碑文是张之洞所厌恶的。梁节庵又倡议替张之洞立纪功碑，选定的碑亭地点在武昌洪山卓刀泉关帝庙。那座庙址原来是魏忠贤生祠。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张之洞，张之洞便从枢府发出紧急训令给节庵，说：“你是想把我比作魏忠贤吗？是想把汤文正、胡文忠比作端方吗？”梁节庵害怕了，便停止了此事。慈禧和德宗去世时，节庵睡在苫草上、以土块为枕，戴麻冠、穿麻衣、穿草鞋进京。张之洞听说后，让人告诉节庵：“现在不是装腔作势的时候，用不着这样做。留在北京会多生事端，赶快离开！”梁节庵没过几天就出京回上海了。他起初以为西太后去世、袁世凯被驱逐，进京一定会受到重用；听到张之洞这番话，知道不会有多大好处，于是保留着他的苫草、土块、麻衣和麻冠，作为辛亥年清朝灭亡时的装束。张之洞与节庵交恶的事情，我已故友人高友唐的《高高轩随笔记》记载得很详细。友唐是汉军旗人，原名继宗，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十多年。两湖书院的“血湖经”

译两湖书院改成学堂后，把每月考试改为上堂讲学，聘请合肥人蒯光典、字礼卿——他因弹劾李鸿章而被遣送回原籍——担任西监督，讲授西学，住在东监督堂；以梁鼎芬为东监督，讲授中学，住在西监督堂。蒯光典是李鸿章的侄女婿。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而被罢官，常常称李鸿章为奸臣；蒯光典是李鸿章的侄女婿，两人早已不和。蒯光典喜欢说大话，第一次接见全院师生时说：“我这次出行，是为了天下苍生。”遇到学生时，和蔼得像对待家人。他通晓经史大义，治学崇尚笃实。梁鼎芬喜好名士和官场派头，不论学问，只要能趋奉他的人，便任用为耳目，事事明察，自以为精明；他的诗文也确实卓然成家。因此蒯光典多半轻视梁鼎芬，院中学生于是分成梁党、蒯党。蒯光典讥讽梁鼎芬说：“连内帷之事都不能自修的人，还能谈什么气节？”梁鼎芬讥讽蒯光典说：“奸臣的亲戚，靠裙带关系做官，还谈什么看重名器？”两党的学生互相传播这些话，因而激怒了两位监督；他们都怨恨学生每天五更就穿戴好衣冠上堂讲学。一天黎明上堂时，东监督讲堂的柱子上贴出一副对联：“蒯▯本亡人，如何又为苍生出。”蒯光典看见后，退回东监督堂，在西监督讲堂柱子上贴出下联：“梁上有君子，从此不冠缘帻来。” （意思是说梁鼎芬新近娶了妇人。）梁鼎芬看见后，退回西监督堂。学生们聚集在讲堂里，大笑呼喊了很久。当时华阳人王秉恩任总提调，出来调停，命全体学生行礼，事情才平息。一天，梁鼎芬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称他们是乱臣贼子。第二天，讲堂里忽然大字写着梁鼎芬赠给康有为的诗：“牛斗星文夜放光，砀山云气郁青苍。九流混混谁争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起南阳。芰衣荷佩天君意，憔悴行吟太自伤。”末尾又写着：“这是节庵监督赠给乱臣贼子的诗。”梁鼎芬说：“这一定是蒯党学生受蒯光典指使干的。”蒯光典有一天讲西洋国史，说西欧各国割让土地、出售土地，都视为寻常；例如法国把密西西比河七省卖给美国，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德国把莱茵河割让给法国，普法战争时法国又收回这些地方；国家能够自强，就一定能够收复失地；如果不求自立，即使有土地，最终也必然被瓜分，等等。第二天早晨，讲堂里写着一篇文字：“奸贼李鸿章，割台湾金复海盖，幸赖贤侄婿替他设法辩解。” 蒯光典说：“这一定是梁党学生受梁鼎芬指使干的。”这样一来，梁鼎芬与蒯光典的交恶更加激烈。等到“文王受命”的说法兴起后，两湖书院就变成了“血湖”了。经学分校、讲授粤学的杨裕芬，是陈兰甫的弟子，也是梁鼎芬的同门。一天，他讲授《毛诗》中“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一章，说各家所讲周朝受命始于文王，而不是始于武王；他引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实始翦商”为证，认为那些说法全是谬论，详细文字记载在《两湖课程》中。蒯光典起身驳斥说：“孔子说天下三分之二已经归附周，却仍然臣服事奉殷，天命在文王；文王始终守臣子的节义，任由武王取天下，这与曹孟德、司马宣王不同；不能说‘其命维新，实始翦商’都是谬论。”两人辩论了很久，梁鼎芬大声说：“奸臣卖国，做女婿的当然会有这种说法。”蒯光典也站起来，愤怒地面对梁鼎芬。蒯党学生中有人说：“梁监督一开口就骂人，真是忘八的行为。”蒯光典于是用手掌打梁鼎芬的脸，手指只碰到了胡须；梁党学生把梁鼎芬向后拖开，双方互相嘲骂，梁鼎芬、蒯光典各自退回监督堂。张之洞调解无效，两湖书院停止上堂讲学一年。蒯光典没有辞行就离开了。他回到江南，召集讲说经学的人，写成数万字的《文王受命驳证》，全文载在蒯礼卿的《金粟斋集》中。后来梁鼎芬一人担任两湖监督，招考年幼的学生，把蒯党中正在肄业的学生全部革除；蒯礼卿便把他们都招到江南安置。据说中江书院山长汪仲伊先生宗沂说：“两湖书院大讲‘血湖经’，蒯礼卿一巴掌也打不倒梁王忏。” 王湘绮遗留下的书信片纸 王湘绮在咸丰、同治年间，朝廷内外的人没有不认识的；他听到和见到的事情，作为史料的很多。他曾经谈论咸丰朝的故事，并且替梁璧园写过一大卷文字，稿子不能很快找到，也没有刊入《湘绮楼集》中。现在只根据记忆所及，把它叙述如下。不过，原稿是随手写成的文字，很不通顺；如果想像伏生背诵《尚书》那样完整复述，实在做不到。咸丰的乳母，就是恭忠王的母亲康慈贵妃；她奉太后的命令哺育文宗（咸丰）。所以文宗和恭王如同亲兄弟。文宗即位那天，就命恭王进入军机处，对他恩宠礼遇有加。只是只册封康慈贵妃为太贵妃，恭王不高兴，多次请求提高尊号，文宗都不答应。太贵妃生病后，文宗和恭王每天都去探视。有一天，太贵妃还没有睡醒，文宗进入房间，宫监想要通报，文宗摇手制止，命令不要惊扰她。太贵妃看见床前的人影，以为是恭王，便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我的一切都给你了。他的性情很难捉摸，不要招惹嫌疑。”文宗知道她认错了人，便叫了一声“额娘”。太贵妃也知道自己认错了人，回头看了一眼，仍然转身朝里躺着，不再说话。从此她便产生了猜忌之心，而恭王并不知道。又有一天，文宗进入房间时，遇到恭王从里面出来，便问太贵妃的病情怎样。恭王跪下哭泣，说病情已经很重，仿佛想在临终前得到尊号。文宗只说：“哦！哦！”恭王进入军机处后，文宗便传旨让他入内举行册封礼。礼官奏请，文宗依照奏请加上尊号，却不肯议定礼仪，并且削减太后的丧仪，说这是遵照遗诏。于是他恼怒恭王，命他离开军机处，从此更加疏远。庚申之难时，文宗命恭王留守。文宗到了热河后病重，只有恭王和醇王不在身边。恭王于是上奏请求前往探视；文宗病得很重，仍勉强起身，扶着枕头批复奏折说：“相见只会徒增伤感，不必前来觐见。”因此肃顺拟定遗诏时，也没有召恭王。肃顺本是郑王的后裔，与袭封郑王爵位的端华是同父异母兄弟；他由辅国将军升任户部尚书，进入军机处，颇有才能，因为得到皇帝的知遇，遇事专断擅权。

译有一位怡亲王，是世宗的弟弟，承袭怡亲王爵位，名叫载垣。载垣和端华都依附肃顺。文宗离开京城时，供应还没有准备好，后妃都没有饭吃，只能用豆乳充饥；而肃顺却有一担食物，供文宗吃酒肉。后来食物本来由膳房进献，专门由外臣负责，不能私自进献。孝贞、孝钦两位太后不知道这个规矩，因而怨恨肃顺。到了热河，仍照常进膳，孝贞便说，流离之际不必讲究席面。文宗听了这话，便把它告诉肃顺。肃顺回答说，所费并不多，如果突然减少，别人一定会感到惊异。文宗认为他的回答很好，告诉孝贞说：“肃顺认为不可以这样做。”于是孝贞等人更加憎恨肃顺。不久文宗驾崩，八位大臣接受顾命。孝贞向顾命大臣下诏，以防止奏疏被壅塞搁置为理由，规定所有疏奏仍由内廷发出。军机处拟定诏旨，太后阅看后，加盖同道堂小印发出。同道堂印是古玉印。从前文宗有一次晚朝，孝贞来到寝宫，召来侍寝的人，让她跪下责问。文宗上朝后回到寝宫，看见宫监森严，知道皇后已经升座，便放轻脚步窥看，被皇后瞥见后，皇后起身迎他进去。文宗就坐在皇后的座位上，指着跪着的人问：“这是什么人？”皇后赶忙奏答说：“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睡寝和起身都有固定时间。今天皇帝因为醉酒，过了时辰还没有上朝，不知情的人一定会怀疑我没有教导好皇帝，所以我才责问这些人，为什么要劝皇帝多喝酒？”文宗笑着说：“这是我的过错，应当宽恕她。”皇后对跪着的人说：“主子已经宽恕你了，以后他再醉酒，就只问你的罪。”文宗面露惭色。他身上佩戴的只有同道堂古玉印，便把它赐给皇后，因此皇后后来就把它作为凭信。大行皇帝去世后，御史高延祜借太后的意思，请求让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把他的奏章拿给顾命大臣看。肃顺说：“按照祖制，应当斩首。”孝贞太后说：“不用他的意见就可以了，何必深究。”但她对肃顺更加痛恨。军机处上奏请求斩首的奏折，太后留着没有发下去。于是军机大臣三天没有办公，孝贞太后问是什么缘故，他们回答说，先前的奏折还没有发下。孝贞太后哭着把奏折找出来交给他们，将高延祜降为披甲奴。醇王福晋是孝钦太后的妹妹，孝贞太后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见到她便哭着说：“肃顺等人竟欺负我到这种地步，难道我家里就没有一个人在吗？”福晋说：“七爷在这里。”孝贞太后高兴地说：“可以让他进来见我。”第二天早晨，醇王到值班房，肃顺问他来做什么，醇王回答说奉召见。肃顺笑道：“哪有这种事？”命令他出去。醇王出来站在台阶旁，不久有宫监来窥探值班房。军机大臣直到傍晚也没有叫出他来起（被召见的人，必须分班依次召见，每一班为一起；军机大臣到齐的为头起），因为原本想先召见醇王。宫监窥探了三次，没有看见醇王，便自言自语说：“七爷为什么还不来？”醇王在台阶旁听见后，应声说：“我等候很久了。” 于是便引醇王进去见太后。肃顺虽然在值班房见到了这件事，也无法阻止。孝贞太后把前面的事情告诉醇王，醇王说：“非恭王不能办理。”太后随即命人快马赶回京师，召恭王进京。三天后，两位王爷都到了。恭王递牌拜谒梓宫，随后拜见孝贞太后，孝贞太后再次说明前面的事情。恭王说：“非回京不可。”孝贞太后说：“那外国方面怎么办？”恭王说：“奴才可以保证不会有异议。”孝贞太后于是命恭王传旨回銮，命肃顺护送梓宫一同出发；到达京师时，立即下诏逮捕审问顾命八臣。怡亲王、郑亲王在值班房，恭王把诏书给他们看，问他们是否遵旨。载垣说：“哪有不遵从的道理！”当即准备车子把他送往宗人府。太后派醇王去迎接并押解肃顺，在芦殿旁将他交给刑部。肃顺临刑时骂道：“我只是被人算计了，竟因此连累我。”肃顺按照祖制劝阻垂帘听政，反而被弃市处死了！怡亲王、郑亲王同时被赐死，当时人们不知道其中缘故，称他们为“三凶”。此前曾以“祺祥”为年号，到这时才改为“同治”。两位太后和一位皇帝，设置三座御座。严厉惩办肃顺的党羽，凡是和他游宴交往的人，也多受到法律惩处。恭王主持政务，很能把权力委托给督抚，并广泛采纳舆论，当时的政局被称为清明。但宫监贪婪，即使亲王也必须送贿赂。亲王按惯例不能亲自管理出纳，而且庄田产业又多，常被典主侵蚀。一旦进入枢廷，索取的财物就更多。恭王对此十分忧虑，于是同福晋的父亲某总督商议，取得了用门包充作经费的办法；财用虽然充足，贿赂却公开流行了。恭王得到太后的亲信后，常常在退朝以后继续站着交谈，宫监送来茶水，两宫太后一定命人给六爷送去。有一天，召对时间过长，恭王攀着御案拿茶碗想喝，随即醒悟那是御茶，便把茶碗放回值班处，两宫太后微微一笑。这一天大概是忘了给他茶水。孝钦太后身边有个名叫小安的太监，仗着受宠而索取财物。恭王劝告他说，宫中应当节省用度。小安说：“有什么事情花费很多呢？”恭王举不出具体例子，只说：“比如瓷器，每月按例供应一份，积存下来的也不少。”于是小安把御用瓷器全部不用，改用粗瓷。孝钦太后对此感到奇怪，小安回答说这是六爷责备过的话。孝钦太后说：“原来约束也涉及到我了。”蔡御史知道此事，便弹劾恭王贪婪放纵。后来太后把奏折给恭王看，恭王问是谁上奏，太后回答说是蔡寿琪。恭王急忙说：“他不是好人。”太后发怒，列举恭王的罪状，其中有“暧昧不明，难以详述”等话，朝廷内外大为震惊。外国使臣也探问事情缘由，太后的怒意才消解，命恭王照旧供职。只是因为这件事而受到猜疑、被斥退的有八个人。恭王从此更加谨慎严整，最终获得了贤良的谥号。小安后来因擅自离开京师获罪，在历城被斩首。湘绮又说：“孝钦太后和恭王，都有超出常人的敏锐才智，可惜被财物所累。德宗在位时，更专门谈论财货，议和款项和外债，动辄就是巨额，这是清室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奇局。” 张之洞曾对王湘绮说：“我如果算博学，你如果算鸿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人，才可以参加博学鸿词考试。”湘绮回答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又到哪里去找能够共同参加考试的人呢？前代各科所选取的人，博学的多，擅长鸿词的少；既不博学也不擅长鸿词的，几乎超过一半。学风极盛的时候尚且如此，可见全才确实不容易有。古语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现在的年轻人，不学习却自以为满足；有所谓中兴人物，却没有中兴的学风，真可叹啊！”张之洞听后默然无语。（录自《湘绮师说》）

译用制艺取士，虽然不必有特别的思想见解，但要写得工整精妙却很难。巴陵吴獬、湘乡李希圣，都因制艺成名，夏寿田是他们后来的佼佼者。湘绮给长公子伯谅的书信中所说的“夏不觚，李为政”，指的是夏寿田乡试题为“觚不觚、觚哉觚哉”，李希圣乡试题为《为政以德》两章。湘绮的书信使用当时的说法，读者大多不能理解；只有长公子伯谅能够完全懂得其中的隐语。伯谅去世后，湘绮楼诗文的笺注便没有人做了。（录自《碧湘街笔记》） 王湘绮的长公子名叫伯谅，性情极其迂拙。他的弟子张正阳，外表愚笨而内心很机巧。一天，张正阳陪坐在湘绮楼，湘绮说：“整天吃饱饭，却不用心思考，真是困难啊，这说的就是王伯谅。整天和众人相处，说话不涉及义理，却喜欢卖弄小聪明，真是困难啊，这说的就是张正阳。孔子认为困难的事，我却都教给他们，真是困难啊！”然而湘绮实际上很优待正阳，因为正阳喜欢探问湘绮的家世，使湘绮难以容忍那些行役中的妇人，所以他才责备正阳喜欢卖弄小聪明。湘绮在笺启中曾指责张正阳席卷财物，因为赶走金姓老妇未能成功，便拂袖而去。伯谅也博闻强记，司马迁、班固的著作都能背诵，实在不能说他没有用心。伯谅死后，湘绮内心悲伤，第二次进入四川，辞去尊经书院山长之职，返回故乡。萧少玉是湘绮的弟子，曾随湘绮到湖北，便去拜见张之洞，并替湘绮递上名片。守门人问：“那位老人是谁？你又是谁？”少玉回答：“求见的是王举人，递帖子的是萧举人。”张之洞把两人都请进去，以接待上宾的礼节对待他们。民国时期，湘绮应袁世凯之聘，又经过湖北。当时段芝贵任湖北将军，迎接他进入官署，随行的是周妪。湘绮对周妪说：“你想看看段大少爷，就是这个人了，他有什么特别之处？”段芝贵十分惭愧。这类举动很像六朝人，是《世说新语》中所称的上品人物作风。湘绮称曾重伯广钧为神童，称易实甫顺鼎为仙童。重伯年轻时就很有才智，湘绮为他计算读书的日子和数量，认为无论读得多么快也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所以称他为神童。仙人是长期居住山林的人，忽然下凡，就像进入山阴道上那样。实甫对诗、文、书、画以及子女、玉帛，没有一样不喜欢，所以称他为仙童。湘绮先生在船山时，湖南巡抚陆春江到衡阳拜访，先生没有接见。陆春江离开半天后，先生买了一条小船，追赶了一百多里回去拜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先前不接见，是表示不敢当；后来远道追赶，又是用来表示敬意。”先生的言行多像六朝人；如今兴致来了就立即前往，兴尽便返回，正同王徽之到山阴访戴安道、兴尽而返，是同一种作风。衡阳某学堂谋划夺取寺产，和尚控告办学的人，并且拿二百元贿赂周妪，请她求先生写信给陆巡抚说情，但事先同周妪约定，如果事情失败，就必须退还这笔钱。后来先生不同意写信，事情果然失败，但钱已经被周妪用掉了。和尚催讨得很急，先生说：“让和尚来见我，我亲自还给他。”于是先生写了一张字条，内容是：“学堂以夺取寺产为宗旨，凡是和尚求见的，必须带二百元的见面礼。”交给守门人。第二天和尚来了，先生让他到守门人那里看字条，和尚无话可说，垂头丧气地回去了。有一次上课时，先生出了一道赋题，某学生的赋中有“船中一枝曲，曲中是何人”两句。先生批道：“是耒阳人。”有人问这样批的原因，先生回答：“耒阳的船夫喜欢吹小笛，这个学生大概是在写实，并不是在用典。” 湘绮一生不肯受人侮辱，成名以后也不肯通融。他曾对人说：“我晚年到江宁时，张孝达代理两江总督，因为忌辰没有出门，苦苦挽留我住一天。我问是什么原因，他说还没有接受我的拜见。因此我告诉他：‘从前曾涤先生任两江总督时，我没有先去拜见，他却设宴招待我，我辞谢后离开了。那时他的名位、年龄和辈分都在我之上，还可以责备我简慢傲慢；现在您在我之后，虽然召见我，我也不会嫌弃。’”由此看来，湘绮身处世俗之间，表面上似乎逍遥自在，实际上处处留心，丝毫不马虎。湘绮所著《湘军志》叙述李秀成的事情，言辞涉及曾国荃，大略说：“李秀成，是贼寇所倚重的首领。当初商议要活着押送他到京师，后来见到被俘的贼寇都向李秀成跪拜，担心发生变故，便把他们杀掉。众人的议论更加喧嚣，争相指责曾国荃。曾国荃自己悲叹处境艰苦，又承担当时的谤议；诸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都想告假离去，但人们往往怀疑他们同曾国荃不和；并且有人说江南的财货全都进入军中。左宗棠、沈葆桢每次上奏，多有讥刺江南军队的话。曾国荃患疥疮，于是以疾病为由请求回乡。”这几句话是曾沅甫最厌恶的内容，后来成为毁掉《湘军志》书版的原因。湘绮却说：“这实际上是沅甫发泄愤恨，是沅甫咬牙切齿地恨我。他不知道文章的人，实在不能同他谈文章；由此也可知令尹子兰是无法相比的。” 湘绮自己说：“我十五岁时跟塾师读书，专门学习制艺，忽然得到《文选》，看到《离骚经》便喜欢上了，读了八遍就能背熟。一天，我偶然在书案上偷偷看它，有人从后面把书抽走；我一看，原来是塾师。在科举盛行的时候，其他诗文被称为‘杂学’。潘伯寅虽然很早就显达，却不擅长八股文，因此受到名士们的推重。张孝达、李仲约都懂得‘杂学’。京师人说，有两个半翰林，却不知道谁算那半个。湘绮曾问李、张二人，他们都说不知道。李仲约说，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自己一定会被任命为半个翰林。”他又说：“李篁仙的志向在翰林，却喜欢吟诗作赋，自称才子。他曾到湘军营中，见到罗忠节，正赶上罗忠节睡醒，罗忠节掀起帽子问他：‘有没有《近思录》？’”按：湘绮这几句话，不过寥寥数语，就把罗泽南迂腐的样子完全写出来了。李篁仙同罗泽南的不同，更不用说了。湘绮又说：“罗泽南在激战时，一定披着衣服拍打胸口，用来抵挡炮弹，大概也是《近思录》造成的影响。刘霞仙胆子小，炮火却偏偏只烧着了他的狐皮马褂。张幼樵在马江时，戴着铜盆逃跑，反倒显得直截了当。”这几句话把人物的形态神情描绘得更加充分。湘绮说，张孝达是“看书人”，曾涤先生是“读书人”。所谓读书人，是能够贯通经书并用于实际的人；看书人则是书归书、人归人，彼此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所谓只重记诵和应答的学问，知识广博却缺少要领。王湘绮笔下的两个汉奸

译我在重庆见到王壬秋《题张笠臣▯园修禊图》，诗中说：“春游适宜到园林，和美之气超出形骸；感念那俯仰之间的情怀，描绘这风和日丽的美景。我不是濠梁上的人，议论事物自然不会违背道理；鱼鸟享受仁智之乐，琴与酒寄托心中的情怀。”《湘绮楼诗集》没有收录此诗，后来得到王壬秋去世后的残稿，写道：“这幅画我没有题跋，另用纸录下一首小诗，因为修禊饮酒时没有参加。张笠臣得势时广泛招纳宾客，却不能邀请李篁仙；篁仙也不是清流，其中有汉奸销英翁和匏叟的书法，最为难得，其余都是一时才俊。题图不是我的亲笔。附记于后。”现在把壬秋所指的两个人的始末记在下面。龚孝拱名澄，号匏庵，是仁和龚自珍的儿子。英国人进攻天津、广州时，威脱玛尊是他们的主要谋士，英国人多采用他的计策。唐少川所说的：“广州城上排列瓦瓮当作炮，谋士龚孝拱告诉英国统帅把它们击碎；进入广东后投降叶名琛”，说的就是这件事。人物姓名和事实，全国人都知道。销英翁是浙江人金眉生，字安卿，晚年自号销英翁。“销英”二字取自姜白石词“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所以号称销英道人。《絮园展禊图》的题跋就是销英翁所写，署名销英道人，并钤有“销英”白文印。眉生读书广博，才气纵横，处理艰难事务时，面对千头万绪总能抓住纲要，办法没有遗漏，当时的大官大多对他低头。眉生纵情于花酒场所，挥金如土，毫不吝惜，因此任两淮盐运使时亏空无数，被治罪发往军台，辗转获赦回乡后，失意无聊。当时杨秀清占据南京，眉生带着谋略前去拜见，谈论天下大事，前后三四天，杨秀清不能任用他；他受挫后回到上海，间或同太平天国互通声气。洪秀全、杨秀清的事业失败后，眉生很早便隐藏行迹。沈葆桢任两江总督，整顿两淮盐务，寻找大才没有比眉生更合适的；但又不敢任用他，于是用重金把他请到金陵，任他在秦淮纵情设宴、沉溺于美色，然后请他商议改革两淮盐政。眉生说：“这件事容易。”便让十多个长期办理盐务且通晓文书的官吏集合起来，每天跟随自己。眉生高坐着口头讲述，官吏们握笔快速记录；遇到错误，他就说翻看某卷、某案。不到十天，条例和办法全都拟定出来，文稿厚得几乎有一尺，竟然成了一部完整的盐政全书。几十年来两淮盐务的法案，都是眉生制定的。沈葆桢说：“这样大的才干，哪里敢正式任用。”送给他十万金，送他回上海。眉生也郁郁不得志地度过一生。王湘绮题莫愁湖亭的长对联 同治十年，桂芗亭任藩司，重新修建莫愁湖亭，王壬秋题写楹联说：“不要轻视北方的燕支，看画船刚刚到来，江南儿女便没有颜色。尽情享受六朝的金粉，只是青山依旧，春来桃李又芳菲。”这副对联一出现，江南人士大为哗然，说王壬秋在关帝庙题的对联，已经把江南男子骂得无地自容了。他平日的议论和书信中说，湘军把江南女子带回原籍的，在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些女子身穿文绣衣服，跟着粗蠢的乡人颇为得意，而那些世俗女子又奴役自己的丈夫，所以才有这样的报应（这篇文章还载在《湘绮楼》文卷中），已经把江南女子侮辱到了极点。如今他又写这副对联来嘲弄江南儿女，众人不许悬挂，群情愤慨，几乎要兴师问罪。桂芗亭出面调解，王壬秋于是把“无颜色”三个字改为“生颜色”，又把下联“只青山依旧”改为“只青山无恙”，以此向责难他的人表示谢意，这段公案才算结束。今天游览莫愁湖的人，诵读壬老的长联，却不知道其中还有这样一段曲折。（按：长联中有两个“来”字，见《湘绮楼说诗》卷六第十页，原文如此。） 徐志远用妙语挽救藩司 徐固老的尊人，名叫志远，专门讲说文章，兼以名儒身份担任粤东大幕。有一天，万寿宫举行礼仪，将军上奏参劾藩司失仪、大不敬，朝廷议定交给巡抚查办。志远当时在巡抚幕府中，偏袒藩司就会使将军获罪，偏袒将军又会使藩司获罪，于是想出奇计解脱，奏道：“我身处前列，不能回头看；既然没有亲眼看见，就不敢妄自上奏。”事情于是没有追究。否则，将军就会因出口诬告而获罪。因为将军也站在前列，同样不能回头看，所以无法深入追究。缪小山任书库主任 湖北的学术，自张之洞督学以来，创办经心书院，研究经史百家之学，同常州的前辈学者关系最为密切。当时流行一时的《书目答问》和《▯轩语》，原稿是江阴缪荃孙小山所作，张之洞加以整理刊印，颁发给诸生。后来创建两湖书院，设立南、北两个书库，聘请缪小山主持购书、搜采、编纂和收藏，因此所编书目最为精整，采集的书籍也适合古今。今天图书馆中胜过我的藏书，都是小山先生亲手收藏、批校、编纂的。湖北的学子直到今天还享受着他的恩惠。梁节庵愿意担任入幕宾 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两湖总督，京城官员前去投奔他的，分为几类。张之洞于是以宽广大度、风雅有致的气派，尽力招揽他们，以书院、学堂作为安置他们的依托，以诗文和讲学作为名流的体面。当时有[原文“▯”字疑误]失意的朝廷官员，在两广时，他延揽了朱一新等人；到了两湖，又延揽了吴兆泰、梁鼎芬、蒯光典等人。还有一些请假离京、来到两湖的朝廷官员，如周树模、周锡恩、屠寄、杨锐、郑孝胥、黄绍箕、沈曾植、曹元弼、杨承禧等。此外，像文廷式、张季直这一类人，都通过驿站与他沟通朝政，作为声援，于是也成了广泛联络声气的朝廷官员。

译梁节庵，即梁鼎芬，以编修身份上奏弹劾李鸿章，递上密封奏章后被罢职回籍；又因家庭缘故，住在焦山海西庵，立志读书。王可庄，即王仁堪，以状元身份外放任镇江知府，与梁鼎芬隔江相望，常常同他畅谈。一天，王可庄对节庵说：“如今有作为的士人，不是北上投奔北洋，就是南归武汉。朝廷官员外放以后，可以依托的，只有李鸿章和张之洞罢了。替您考虑，对北方的李鸿章，绝无可说的余地，只有南方的张之洞这一条路。张之洞自命为名臣，实际上满是书生气，尤其看重诗文。他写诗，宗法苏轼、黄庭坚，却不喜欢别人说他的老师是黄山谷；又喜欢写所谓‘纱帽语’。您的诗宗法晚唐，与他的诗体不合，如果不改变面貌，就不能成为张之洞门下的上宾。‘涉江采芙蓉’，这件事您自己去做，我可以帮助您；否则，就只能老死在江心孤岛上了。”节庵深以为然，于是成为张之洞幕府中的宾客，是王可庄教导他的。梁节庵的胡须和辫子 梁节庵鼎芬先生的胡子，名闻天下。关于他蓄胡子的原委，很多人并不知道。梁鼎芬上奏弹劾李鸿章、递交密封奏章后，被革去翰林职位，回到南海，把家属托付给文芸阁；当时他二十七岁，就是乙酉年。广东的大书院想聘他担任山长，很多人都说他年纪太轻，不相称。节庵说：“这很容易办；喜欢年轻的难，喜欢年老的容易。”于是到了二十九岁丁亥年立春那天，他毅然蓄起胡须。广东名流向他道贺，大摆春宴，称为“贺胡会”。节庵的连鬓胡从此飘荡于南北江湖之间，最终在梁格庄成为留着胡须、可供人攀髯的老翁。香山黄蓉石孝廉是广州诗人，他的《山草堂烬余诗卷六·丁亥存稿》中有一首祝贺节庵蓄胡的诗，很有意味，附录在后面。“留侯的相貌像妇人，倾尽家财，袖藏锥子向西进入秦地。一次袭击没有成功，奔走在道路上，途中遇到老人，老人叫他替自己穿鞋。老人下巴上的胡须白如雪，留侯的心肠却坚如铁。他收敛锋芒，等待日后成为帝王的老师，哪里只是像鲁仲连那样同秦国断绝关系。归来时仍然翩翩如少年，为什么嘴边却要奋起[原文“▯”字疑误]戟一般的胡须？韩非的《说难》《孤愤》仍在，荆轲怒发冲冠。感叹您年方二十九岁，认识您却要从亥年追溯到酉年。刚一失意便想成为老翁，千丈愁丝使头发走向全白。髯苏本来是惠州人，张镐已经甘愿做穷谷中的老翁。松针在春阳下怒然萌发，保持本色的须眉并不算狂放。哪里知道跟随赤松子游历之后，不会成为背着皮囊的虬髯客。” 梁节庵的胡须和辫子——附书信如下 “节[原文“▯”字疑误]足下：听说您在立春日开始留须，使我想起莫延韩在袁太冲家戏弄青衣时说的那句话：‘胡须出了阳关，就没有故人了。’昨天酒席间得到一个新酒令，以‘春’字集唐诗中两句上下意相承的话，我得到的句子是：‘春色满园关不住，泄漏春光有柳条。’俗话说‘五柳须’，而您又偏偏在立春日开始留须，把这些事联系起来作诗，实在令人忍不住喷饭。不过，这样虽是戏谑，却也未免太刻薄了。然而如此名句，是妙手偶然得到的，不拿来奉赠给您，又觉得十分可惜，所以特意告诉您。” 梁节庵自从同张之洞发生龃龉后，便刻意结交端午桥，即端方，并通过高友唐在张之洞幕中了解他的隐秘事情，详细记载在《高高轩随笔》中。辛亥革命时，端方担任川汉铁路督办，率领湖北军队中的曾广大旅进入四川；四川响应武昌起义后，他的部下逼迫并杀死端方，把他的头颅带回武昌。南北和议达成后，端方无头的灵柩仍在四川，后来运到武汉，把头颅改入棺中重新合殓。武昌有很多端方、梁鼎芬过去的门生，迎接节庵到武汉，办理端方的丧事。节庵也出于感念故人的心意，从上海来到武汉，住在汉口大旅社。他的辫子短短地垂着，整天戴着长尾红风帽，不露出头部。戴风帽，是仿效黄梨洲进入清朝后的装束。黎元洪当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驻在武昌，听说此事。一天，他坐在都督府，饭后闲谈，我也在座。黎元洪说：“梁节庵整天戴着风帽，是怕别人看见他的辫子，保护得很周全。我准备在都督府请他过江赴宴，把他的辫子剪掉，岂不是很好？”当时兴国人曹亚伯站起来说：“我一个人愿意完成这件事。”于是发请帖请梁鼎芬到都督府赴盛宴，节庵回帖推辞不来。黎元洪说：“节庵的辫子剪不成了。”曹亚伯说：“我率领人马过江去把它剪掉。”黎元洪说：“只剪头发，不要伤害他的身体。”当天夜里，曹亚伯到汉口大旅社见梁鼎芬，说：“先生太热了，请摘下风帽，不必讲礼数。”梁鼎芬不答应。后来的人来到梁鼎芬身后，揭掉他的风帽，梁鼎芬便用双手紧紧护住辫发；又有一人拿剪刀动手，梁鼎芬于是倒在地上，双手护着头发，还用头撞击地板；又上来两个人分别抓住他的手，拿剪刀的人一剪就剪掉了他的辫子，又接连剪了三剪，梁先生头上已经像牛山一样光秃秃的了。剪辫子的人呼啸着离去，梁鼎芬便伏在地上大哭。过去的门生如屈德泽等十多人，都来慰问。我也是他的门生之一，后来才到，看见他坐在那里，抱着风帽流泪。有人说：“应该赶快禀报都督，把凶手捉来。”有人说：“这一定是痛恨梁先生的人干的。”却不知道主要的犯人其实是黎元洪。当夜梁鼎芬便奔上火轮船，乘船向东而去。潘祖荫提倡公羊学说 在京城的朝廷官员中，潘伯寅是盟主。当时公羊学说已经开始萌芽，潘伯寅尤其喜欢它。他担任总裁时，文章中宗奉公羊学说的人，无不考中。如汉阳人万航湍在顺天乡试中中式，后来被上奏弹劾并革职。湖北编修魏时钜是代人考试团伙的首领，召集替考人员，藏身在南下洼子，替人作文传递。他在会试中使五人考中进士，都是采用公羊学说，以投合潘伯寅的喜好。魏时钜因声名狼藉，被革职回籍，是同时被革职的五名翰林之一。京城官员的风气竟是这样，而品格也就是这样。记杨守敬先生 宜都人杨守敬，字惺吾先生，年轻时跟随黎庶昌出使日本，得以遍阅日本藩府和旧家收藏的古籍。黎庶昌刊刻《古佚丛书》，杨守敬刊刻《留真谱》，都是日本自宋代以来所得的秘本。

译杨守敬住在武昌长堤，和柯逢时相邻。杨守敬得到宋刻本《大观本草》，把它看作孤本；柯逢时答应出高价替他出售，请求借阅一昼夜后归还。柯逢时刚从江西巡抚任上回京，手下吏员很多，便用尽一昼夜的力量，把全书抄完，没有遗漏。书还给杨守敬时，柯逢时说：“听说市面上已经有刻本了。”不到几个月，《大观本草》便出售了。杨守敬对此恨之入骨，甚至搬家避开柯逢时，两人终身不再见面。乡里人说：“杨守敬一生只在柯巽庵那里上过一次大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杨守敬为别人书写对联，酬金有五元、十元不等；每嫁一个女儿，就写一千幅对联作为压箱物。杨守敬死后，他的儿子把这些对联藏了起来，后来竟导致兄妹之间打官司。杨守敬从日本回来后，得到许多宋、元、明刻本，又同莫[原文“吕阝”字疑误]亭等老辈以及近代藏书家交情最深，获得了许多善本。他所收藏的书，每本都标明当时的价值，还写明将来的价值必须按三四倍计算，使后人不至于低价出售。次子秋浦懂得学问，却官气很重，嗜赌如命，常同我们这些人纵情赌博，输了钱就回家，仍然按照标价出售藏书。秋浦死后，宋、元刻本大多被日本人买走，其余归了北京图书馆，杨家的藏书也就荡然无存了。湖北名儒陈诗教导子弟收藏书籍，不要使其散失。湖北有句谚语说，陈古愚留给儿子的是“黄金满[原文‘ぷ’字疑误]，不如一经”；杨惺吾留给儿子的却是“黄经满[原文‘ぷ’字疑误]，不如一金”。李莼客的怨气 李越缦的妹妹，是周季贶的继配。周[原文“▯匀”字疑误]叔认为李越缦的学问才华沉沦下僚，实在可惜，便劝他捐纳钱财做官。越缦于是卖掉田产，决意捐官。当时周季贶也捐纳钱财，以同知身份分发福建；李越缦则希望捐任京官，指定捐郎中。越缦捐官的钱交给周季贶带到京城办理。周季贶到京后，部里的书吏告诉他说：“查福建省的同知，如果加捐小花样，就可以补缺。”但周季贶所带的钱不够，于是挪用了越缦捐郎中的钱，把原来捐的‘不论单双月’，改成只替李越缦捐‘双月’。李越缦到京后，不能到部衙任职，于是住在[原文“▯匀”字疑误]叔家。[原文“▯匀”字疑误]叔替他在翁叔平、潘伯寅门下宣扬，越缦后来经过翁、潘推荐，也都是[原文“▯匀”字疑误]叔先行引荐的。又有人把他推荐到商城周祖培门下，周祖培聘他教授自己的儿子，他便搬到周家居住，越缦因此又得以结交京城官员。周季贶到了福建，立即补任汀州原缺，托傅节子进京引见之便，把李越缦的钱带回来。傅节子见李越缦写诗辱骂周季贶，而且逢人便讥讽咒骂，丑态实在不堪入耳，于是把钱藏起来，没有交给他。傅节子问李越缦：“如果周季贶把全部款项如数归还，你们之间还保留友谊吗？”李越缦说：“即使连本带息加倍归还，也不再是朋友。”傅节子于是决定绝不替他归还。到了同治甲子年冬天，[原文“▯匀”字疑误]叔恰好有人送来很多钱，李越缦又责令[原文“▯匀”字疑误]叔替弟弟归还款项。[原文“▯匀”字疑误]叔不肯，李越缦便攻击[原文“▯匀”字疑误]叔。适逢赵[原文“▯匀”字疑误]叔之谦以公车身份进京；赵之谦是李越缦的表弟，也同[原文“▯匀”字疑误]叔有同乡和姻亲关系。[原文“▯匀”字疑误]叔介绍赵之谦去见潘伯寅。潘伯寅当时特别重视碑版之学，[原文“▯匀”字疑误]叔以精于金石学闻名，潘伯寅一见就大加赞许。在伯寅的客座中，赵之谦的地位高于李越缦。潘伯寅书房的匾额上又写着：“不读五千卷者，不得入此室。”赵之谦能够随时出入。李越缦更加痛恨，迁怒于[原文“▯匀”字疑误]叔，称[原文“▯匀”字疑误]叔为“大蜮”，称周季贶为“小蜮”，称李越缦自己为“天水妄子”。从此，他同周家兄弟断绝往来，把他们视为仇家。龙树寺觞咏大会 南方局势平定，肃党已经伏法，朝廷官员于是再也不敢随意谈论时政，竞相崇尚文章辞藻，诗文各自树立一面旗帜，以潘伯寅、翁瓶叟为主持文坛的前辈。会稽人李莼客也崭露头角，和南皮人张香涛互相争夺文坛地位。当时李、张二人之间还有文字往来，尚未发生龃龉。张、李结怨，起始于张香涛任湖北学政时聘李莼客入幕。李莼客替张香涛写了十多封酬答应酬的书信，所得报酬少而事情多，十分不高兴，于是扬长离开幕馆。进入京城以后，他常常对张香涛说有违背、非难的话。当时李莼客自称“赀郎”，多次参加考试却没有中进士，于是迁怒于当时的翰林，认为其中大半都是不学无术之徒，有人认为这话是针对张香涛而发。不知道李莼客来往最密切的人，如朱肯甫[原文“▯”字疑误]然、张子虞[原文“预”字疑误]等，也都是翰林，李莼客也不过是独自发发牢骚罢了。但他最痛恨的人，前一个是周季贶，后一个是赵[原文“▯”字疑误]叔。周季贶曾耗掉他捐纳京官的钱，赵之谦又夺走了他进入潘伯寅门下充任幕僚的机会，文人心中不平，私下的怨恨于是更加深重。同治十年辛未，张香涛任湖北学政期满回京，和潘伯寅在龙树寺设宴请客；他们在李莼客、赵[原文“▯”字疑误]叔之间周旋，仍然细致周到，无微不至。这足以证明，张、李二人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公开出现裂痕。同治末年，朝廷官员和名士的风气十分兴盛，推重文坛祭酒。当时张香涛发起在龙树寺宴请宾客，特意邀请李莼客；李莼客也因为潘伯寅是盟主，答应来参加，并答应不在席间为难赵[原文“▯匀”字疑误]叔。这是咸丰、同治以来朝廷官员和名流的一次大会。现在把龙树寺大会参加者以及事情的始末补录在后面，这也是一则重要的掌故。张香涛发起龙树寺大会，先给潘伯寅写了一封信说：“四方的杰出人物还聚集在京城，不可没有一次规模极大的雅集。我本来有这个想法，陶然亭背靠窗户安排座席，谢公祠又不能自己携带厨房，天宁寺稍微远了些，以龙树寺为最好。”又写信说：“承蒙您指教，给它命名为‘续万柳堂’，有大雅之人在场，便没有人敢议论；但由我们来主持，恐怕难免受到非议。如今人们少见多怪，如果这件事由我一个人出面，必定会跟着讥笑。若翁叔平先生能够出面主持、领衔署名，那就更好了；我只能做一个从旁附和的人。” 他又在李莼客和赵[原文“▯”字疑误]叔之间调停，再写信给潘伯寅说：“李、赵二人同席，却没有什么可嫌疑的；两位不到，这场聚会就没有光彩了。对于莼客，我已经嘱咐他不必争忿，他已经答应接受我的意见；您如果能使[原文“▯”字疑误]叔不要决裂，估量事情绝不会发展到那一步，就没有妨碍了。如果进行清谈辩论，设置疑问、互相诘难，也是一件风雅的事。毛西河、李天生曾在益都的席上喧闹争论，又有人曾在徐健庵那里论诗，甚至互相攻击，难道不是更觉得妩媚吗？想来李、赵二位也应当体谅我奔走调停的苦心。”

译当天参加聚会的有：无锡秦炳文，南海桂文灿，元和陈悼，绩溪胡树，会稽赵之谦、李慈铭、吴赓[原文“▯”字疑误]，湘潭王[原文“▯”字疑误]运，遂溪陈乔森，黄岩王咏霓，钱唐张预，朝邑阎乃[原文“З”字疑误]，南海谭宗浚，福山王懿荣，瑞安孙诒让，洪洞董文焕。由秦炳文绘制图画，王壬秋题诗，桂文灿撰写记文。李莼客、赵[原文“▯”字疑误]叔都没有写下一个字。秦炳文在图上题道：“时雨刚刚放晴，青色芦苇瑟瑟作响；纵论古今，整天流连，回来画成这幅图，以记录鸿雁留下的爪痕。” 当天摆酒设宴招待宾客，潘伯寅以为张香涛一定会准备酒宴，张香涛以为潘伯寅一定会带着随行厨房；没想到宾主都到齐了，谈笑直到傍晚，酒食还没有准备好，仍然各自空着肚子。因此叶鞠裳太史当场赋诗，其中有“绝似东坡毳字谜，清谈枵腹生槐龙”两句（自注：没有带随行厨房，客人到了却没有饭菜，后来召来庆余堂，仓促之间便办妥了）。同治末年，时局已经大体安定，朝中的诸位老辈以大力奖掖文雅风流自任。所谓各自怀有不同意见，也都只是学术和文章上的攻击，起初并不是结党营私、相互倾轧。看龙树寺大会的情形，仍然有太平时代的气象。从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这几年正是南北清流发生最大摩擦的关键时期。听樊樊山说：“南派以李莼客为首领，北派以张之洞为领袖；南派推尊潘伯寅，北派推尊李鸿藻。实际上，潘、李二人都没有居于党首地位，不过是李越缦同张之洞的个人意见不合，附和的人遇到事情便制造声势，最终演成了这样的局面罢了。越缦同我樊山最要好，我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跟随他学习；他知道我也是香涛的门人，便对我大肆说些不满的话。他满腹牢骚，处境逼仄，却不知道实际上损害了当时朝廷官员的风气。”按语说：两派之争中，李越缦很不得志，科名远远不如张香涛，所以他能够执掌名流牛耳，不过是凭借自己在经史百家和诗文方面的学问来号召同道。至于治理国家、经营四方以及中外形势、国家大政，他所知道的很有限，实际上只是一个纯粹读书的儒者，不能守住自己的长处，却凭自己的见解夸谈国事，难怪张香涛等人不敢亲近他。但李越缦却自以为能够左右朝政，于是同邓承修等御史主持弹劾奏章，彼此声气相应，借此发泄自己的怨愤。他身为御史，反而没有丝毫建树。讥讽他的人说，李越缦得到这个官职，愿望已经满足了。综览《越缦日记》，大致可以得到证明。张之洞在同治九年，才开始同陈韬庵（宝琛）、王廉生（懿荣）结交，他们都是一时的文学侍从之臣。同治十二年，张之洞就出任四川学政。光绪二年回到京城后，才因穆宗升▯位次一折而结识丰润张佩纶，并同他交往。从此以后，李鸿藻和张佩纶的关系势同水火，再也没有回旋余地；“清流”这个名号，也就成了越缦攻击他们的口头禅。所谓清流党，称李鸿藻为“青牛”（“清流”与“青牛”同音）头，称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来顶撞别人；称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此外还有许多牛皮、牛毛。张树声的儿子，则被说成牛毛上的跳蚤（这也是樊山转述越缦的批评）。香涛、韬庵等人同心协力，接连上密封奏章，弹劾国家大政和立国的根本与末节；这些事是越缦一派的人做不到的，所以他们更加嫉恨。二张和陈宝琛所上的奏折，如《穆宗升▯疏》、《黄漱兰陈时政得失疏》、《抑宦官疏》、《四川诬民为逆疏》、《直言不宜沮抑奏请修省弭灾疏》、《陈俄约贻害请修武备疏》、《治崇厚罪疏》、《请派曾纪泽赴俄另议疏》、《奏陈练兵筹饷策》、《奏陈边防疏》、《中俄划界疏》、《海防江防疏》、《劾刘坤一疏》、《慎重东南疆寄西北界务疏》等，多是香涛、韬庵等人共同商议写成的。不久，香涛出任山西巡抚，后来调任两广总督；韬庵出任南洋军务会办，但被降级。清流党的人都离开京城，攻击也从此停止。越缦则结交言官，把持朝政，气量狭小，最终没有提出任何建树。绍兴师爷的妙计 曾国荃任两江总督时，江西奉新人许仙屏（振▯）任江宁潘司；当时曾国藩已经去世，许某原是曾国藩大营的门生。曾国荃同许振▯交恶，双方的门客大肆制造流言，导致曾国荃一定要罢免许振▯来解气，于是写成奏折，特别参劾许振▯。按惯例，总督奏请参劾三司，朝廷议决没有不准的，何况曾国荃是立有大功的重臣，被参劾的人更难幸免。奏折草稿已经拟好，还没有发出，许振▯得知后，急忙向藩署聘用的掌理刑名钱粮事务的绍兴师爷某人求策。某人说：“事情已经很紧急，不能靠言语解释，只能用感情打动他。”于是他同许振▯定下计策，迅速买下金陵大府的第一所宅院，一面日夜动工修缮，建成书院的样式；一面召集当地绅士耆老，以及曾国藩门下在南京的人，设立文正书院，教导各位士人，使他们不忘曾国藩的功德和学问品行，也就是借此略报先师的恩德。书院当天落成，举行悬挂匾额、开院的仪式，恭请曾国荃到场。曾国荃因为是曾国藩的弟弟，又因地方耆宿和曾国藩门下许多人都参与了此事，虽然怨恨许振▯，按道义也不能不到。当日众人请曾国荃为书院题写匾额，许振▯亲自撰写对联，把曾国藩的遗像悬挂在左右，自己伏在地上痛哭，感情极其哀痛真挚。对联写道：“瞻拜我惟余涕泪，生平公本爱湖山。”曾国荃在场，也为此流泪叹息。仪式结束后，许振▯说：“我承受先师的教诲和知遇之恩，一生也难以报答。先师已经去世了，希望两江人士不要忘记先师对百姓的功德，刻苦求学，继承先师的学问和品行。制军是先师的同胞弟弟，见到制军，就如同见到先师一样。”曾国荃回去后，停止了原先准备的参劾奏稿。有人把谗言进给曾国荃，曾国荃说：“许振▯即使不合人们的议论，参劾他，也会使我面对先兄时心中感到凄惶和歉疚。”这段公案，鹤亭前辈曾亲眼见过，说绍兴师爷确实能够想出奇计来救人于危难之中。瞿子玖开缺始末

译瞿大军机鸿禨，字子玖，湖南善化人。民间传说他的相貌像同治帝，所以受到西太后慈爱的眷顾特别深，破格提拔。两宫出奔西安时，鸿禨随行到达，因此得以进入军机处。张百熙后来才到，未能进入军机处。所以瞿鸿禨、张百熙虽是异县同城的人，彼此颇有意见。鸿禨在军机处时，有拥护肃王、扳倒庆王的意图，又想引荐岑春煊进入军机处，以便对抗袁世凯。肃王、鸿禨、春煊都自称是护驾西行的有功之臣，形成一党；庆王、袁世凯、张百熙也另成一党。张百熙是袁世凯儿女的姻亲，任邮传部尚书；左侍郎胡▯▯▯、右侍郎唐绍仪，也都是袁世凯一党的人。御史马吉樟上奏参劾邮传部张百熙等人，后来由岑春煊任邮传部尚书，这是瞿鸿禨支持的结果。庆王、袁世凯大为愤怒，不到一个月，岑春煊就被调任两广总督，由陈璧接任邮传部尚书；两党的倾轧由此开始，这已经是光绪三十三年的事情了。不久，御史赵启霖上奏参劾庆王，以及段芝贵把杨翠喜献给振贝子的各宗案件。虽然赵启霖因此获罪并被逐出京城，但庆王的贪污也暴露出来，对西太后颇有影响；社会上议论纷纷，都说这是瞿子玖报复所做的事。西太后于是当面对瞿鸿禨说：“庆王在外面的声名很坏，你在军机处，应当多负责任。”瞿鸿禨听到这番命令，认为庆王受到的慈爱眷顾已经衰退，肃王可以起来，于是回家告诉了他的夫人。瞿鸿禨一向以谨慎著称，没想到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说给了妇人听。有一天，汪康年的夫人和曾广铨的夫人在瞿府打牌，兴奋之余，瞿夫人把西太后的谕示告诉了她们，并说庆王将要下台。汪康年在北京办了一份《竹叶报》，曾广铨则是英文《泰晤士报》的专访员。汪、曾两位夫人把瞿夫人的话回去告诉丈夫，汪康年登载在《竹叶报》上，并不十分重视；曾广铨则把消息电告《泰晤士报》，把它视为重大新闻，并由该报搜集报道。几位夫人又同英、美公使夫人交好，便辗转相告。不久，西太后在内廷宴请各国公使夫人，英国公使夫人问西太后，是否听说庆王要离开军机处的消息。西太后说：“贵使夫人是从哪里听来的？”英国公使夫人说：“传说是瞿军机大臣鸿禨说的，报纸已经登载了。”西太后沉默不语。有人说：“庆王、袁世凯同莫利逊商议，叫公使夫人利用参加内廷宴会的机会进行询问，好让这个消息传到西太后耳中。”于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上奏弹劾瞿鸿禨，形成一篇奏折。奏折递上前一天，朝廷官员在松筠庵为赵启霖获谴离京饯行，恽毓鼎也在座，谈论此事时情绪激昂。第二天，参劾瞿鸿禨的密封奏折就递上去了。瞿鸿禨于是以“交通报馆，贿赂言官”的罪名被开缺回籍。肃王从此也再没有进入军机处的希望。庆王、袁世凯一党得以专擅政权。鸿禨回到湖南后，同王壬秋等人饮酒吟咏、结社交游；辛亥事变后迁居上海，最终在那里寿终。清光绪丙子年举行翰林、詹事府官员的大考，善化人瞿鸿禨考取一等第二名，破格提升为侍讲学士，随即被派任河南学政；但当时还没有空缺可以补授，实际官职仍然是编修。河南按照旧例赠送学政的“棚规”，以五品官为标准，分为大小不同的等级。瞿鸿禨第一次主持岁考，到达归德府时，某知府送来大棚规。后来考到陈州府，当时的知府是海丰人吴仲怿，字重熹。吴氏原是山东望族，长期在京城任职，是熟悉世故的人。瞿鸿禨没有对他特别礼遇，吴仲怿很生气，便送来小棚规，并且通知各府照此办理。瞿鸿禨十分怨恨，但考试已经结束，也没有办法。等到再次举行科考时，瞿鸿禨便进行报复：凡是陈州府吴仲怿所取各属府的案首，一律被斥退，不准入学。项城县的府案首，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因此愤怒地离开家乡，前去投奔吴长庆。后来他虽然显贵，始终把没有考中秀才视为奇耻大辱，每当谈到此事，都深深怨恨。瞿鸿禨后来平步升为卿贰，进入枢府参赞政务，也暗中有所戒备，同袁世凯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最终酿成丁未年瞿鸿禨开缺回籍的变故，震动了朝局。吴重熹后来以江宁布政使的身份，特旨简任电政大臣、河南巡抚，这些都是袁世凯在北洋方面援引提携的力量。马眉叔与招商局 马建忠，字眉叔，是我的老师相伯先生的同胞弟弟。下面所记的事情，都是从相伯先生那里听来的。光绪甲申年中法发生战事时，马眉叔任上海招商局总办，担心海上船舶往来会有许多阻碍，认为招商局本来就是从其昌洋行买来的，不如仍交给该洋行暂时管理为好，于是发电禀告李鸿章，经李鸿章批准，各商轮便全部改挂美国国旗。京城的清流诸公又愤怒又震惊，认为马建忠收受了外国数十万金钱，擅自把招商局全部卖给外国人，而数百万的国库钱款和商人资本都白白流失了。盛宣怀一向嫉恨马眉叔，极力出来作证。掌权的诸位官员无不嫉恨马眉叔主持洋务，而且曾纪泽、郭嵩焘都称赞他的学问贯通中西，这使他更加招人嫉恨，众人说他败坏国事。又因为盛宣怀出身科第世家，他的话被认为可信。盛宣怀又暗中怂恿清流派的御史参劾马眉叔，说这种奸邪小人，非要杀死在市朝之上不可。众口一词，眼看就要奏请把马眉叔提解到京，只因马眉叔是李鸿章举荐任用的，大家还在迟疑。翁尚书却说，这只是小事，不必大张旗鼓。因为翁常熟一向很欣赏马眉叔的学问文章，这些事在《适可斋记言记行》中都有记载。于是由常熟一人出名，发电叫马眉叔到京。原来常熟主张，姑且发电命令该员来京，当面盘问；如果有不合之处，就论罪处斩，免得李鸿章喋喋不休地营救，反而耽误事情。众人都认为这样可以。

译常熟详细询问马眉叔事情的原委。马眉叔完整说明：两国相争时，商船改挂别国国旗，这是各国通行的惯例。因为在海上往来，敌人一看见中国国旗，必然开炮攻击，货物损失还在其次，商人有什么罪过？而且长江上的商船仍然悬挂中国国旗，不过是海船中的一部分缴纳保护费罢了；改挂国旗以求自我保护，实在是迫不得已。再说，所谓把招商局卖给别人，就是收取别人的钱财；如今实际上是用自己的钱聘请外国人代为经理，不能把它看成交易。常熟问：“将来还可以收回来吗？”马眉叔回答：“中法哪一天停战，哪一天就可以恢复原状。”常熟又问：“假如不能按议定的办，又怎么办？”马眉叔回答：“这件事我哪里敢欺骗您？我有全家的性命作保证。”常熟严肃地说：“既然如此，你暂且回上海；如果日后不能收回，国法将不会宽恕你，也不是洋人能够保护你的。”马眉叔唯唯应是，退了出去。他经过天津时，去见李鸿章，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李鸿章说：“我尚且处在讥讽和谗毁之中，何况是你？我们在这种时候，只能周旋应付，观察事态变化，此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当时招商局挂着外国国旗，局里的办事人员仍然都是原来的人，照常办理事务；各分局的总办以及江海各船的账房，也都仍按旧制任用，只增加了八九名美国人员，在总局接受指挥。马眉叔仍然每天到招商局办公。第二年中法和议达成，招商局立即重新高挂龙旗，声势和从前一样显赫，江海各船也在同一天更换旗帜。但政府始终认为马眉叔不可靠，又加派盛宣怀为招商局督办，李鸿章也无可奈何，马眉叔于是不能长期任职了。按：福建陈季同，字镜如，和马眉叔一样学问贯通中西，李鸿章把他们看作左右手。后来经过查办，有人被判定永不叙用；盛杏荪这样做，是想由一个人包揽洋务事业罢了。张啬翁入泮受讼累 张啬翁的父亲，是一位长者，以贩卖锡器为业，从海门辗转来到如皋，每天所得的钱，都用来供啬翁兄弟读书，希望他们学业有成、取得功名。他一生生活艰苦，除了教养子弟外，还积攒了三千金。啬翁早年聪慧，学业不断进步，一次考试便考取如皋县学生员。县里有个势力很大的士绅马某，是著名的讼师。他见啬翁家不是世代显贵之家，而父亲又有很多钱，便说：“这家人可以下手夺取。”于是勾结县学教谕、训导两位学官，以及入学廪保，索取高额的印结、谢保等费用。啬翁的父亲已经花去八百多金，马绅在其中周旋，贪欲仍未满足，十分恼恨地说：“他们家还剩二千金，我一定要把它弄光。”于是唆使一个姓张的人，到县学控告啬翁，自称是啬翁的亲生父亲，而啬翁的父亲是冒充的。马绅同学官勾结串通，受理了这份状词，把啬翁传到县学严厉审讯，想以不承认亲生父亲的罪名治罪。马绅还私下对那个张姓人说：“案件办成后，分给你二百金；你应当一口咬定。” 如皋的正直士绅中，知道啬翁家世的，都认为这是天大的奇冤，纷纷出来作证援救，请求惩办奸人；但他们畏惧马绅的势力，不敢牵涉太深。啬翁父亲积蓄的二千金，已经荡然无存。这件事传遍江北。如皋是通州直辖县，通州直隶知州桐城人孙某得到如皋正绅的呈报后，把案件提到通州州衙办理，啬翁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孙某又把啬翁改隶通州州学，并教他读书和临池书写的方法。他最初临摹的是虞永兴所书的《庾子山枯树赋》。后来啬翁考中乙酉科顺天乡试南元，马绅也考中该科第三名举人，冤家竟成了同年。如皋人说：“如皋承载不住状元，被马某送到通州去了。”啬翁做秀才时名叫育才，后来改名为謇。张季直的幸运 前清殿试的制度是：新进士对策完毕后，把试卷交给收卷官，由收卷官封好，送给阅卷的八位大臣审阅。收卷官由掌院学士点派，都是翰林院中的官员。光绪甲午年所派的收卷官中，有修撰黄思永。到了张季直交卷时，黄思永因为同他相识，迎上去接过了试卷。张季直交卷离开后，黄思永展开试卷阅读，发现其中有一个字空白，大概是挖补时出了差错，后来忘了填上。黄思永便取出怀中的笔墨，替他补写上去。原来收卷诸公按例都携带笔墨，以便替考生补正修改，这个做法由来已久。张季直的试卷抬头也有错误，“恩”字误作单抬，黄思永又在“恩”字上替他补了一个“圣”字。补好后，送给翁叔平相国审阅定次，因为知道张季直是翁叔平极为赏识的门生。由于这些缘故，张季直最终成为天下第一名。假如这份试卷没有遇到黄君成全，他就会被置于三甲末名。甲午年阅卷者中，张之万字子青的位次居首，第二是麟书字芝庵，第三是李鸿藻字兰荪，翁同▯字叔平居第四，志锐字伯愚则居第八。历来八位大臣阅卷，常常按照阅卷者的次序来决定甲第的次序，所谓共同阅定，不过是空话罢了。这一科翁叔平得到张季直的试卷后，一定要把他列为第一名，张子青不答应，几乎要争吵起来。麟书字芝庵说：“我排第二，榜眼的试卷我决不相让；状元我也不争。”高阳相国帮助翁叔平公开同张子青争执，张子青没有办法，才勉强依从翁叔平的意思，因为麟书不肯让出榜眼。后来议论传胪名次时，又发生了激烈争执。当时天色已经晚了，内廷催促进呈十份试卷，可传胪名次还没有确定，难以捧入宫中。志锐字伯愚站起来说：“我所阅的一份怎么样，能不能拿来凑数？”张子青略看了一下，立即说很好。于是吴竹楼便成为二甲第一名。民国初年清点内廷档案时，傅岳昂代理教育总长，找到了张季直状元殿试策的原卷，归还给季直；如今陈列在南通图书馆，可以作为考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张季直与徐树铮 徐树铮在皖直战争皖系失败后，曾一度任欧洲专使，后来又到广州同孙大元帅联合，任福建制置使。孙传芳从福建、浙江侵入长江地区时，徐树铮也从福建回来，准备前往京津。徐树铮在北洋的年轻将领中，以风流儒雅自许，喜欢拜名人学者为老师，亲自写信给啬庵老人，详细叙述自己景仰的诚意，希望到南通拜访一次。季直回信，对他大加勉励，徐树铮于是同孙传芳一起来到南通。啬老派他的儿子孝若到江边迎接，自己则在候马亭等候；徐树铮以对待后辈的礼节十分恭敬。

译孙传芳离开、客人散去后，徐树铮独自留下。季直邀请他到狼山西山村的庐舍中谈论宴饮了几天。徐树铮向他请教，所谈的时局和学问，每句话都简明扼要。徐树铮非常佩服，五体投地地说：“从今以后，树铮将尊奉啬老为老师了。” 交谈了多日后，徐树铮离开南通前往北京，刚经过廊房，就遭遇了杀身之祸。季直梦中听见徐树铮吟诗说：“同您活着分别才有多少时日，明暗两途，后悔已经晚了；投身戎马的书生终究误了我，江声澎湃，这种遗恨有谁知道？”从噩梦中惊醒后，诗句还记得，就披衣点灯把它写下来。写完后心情不快，说：“徐树铮一定出了事故，听他诗中悲伤悔恨的意思，难道他这是来同我作魂梦之别吗？”没过多久，徐树铮遇害的噩耗传来，啬老作《满江红》词哀悼他。这段事实，是从我的朋友天水王新令那里听来的。新令跟随季直交游，共有六七年，能够说清事情的始末。东奥山庄 自从徐树铮被害后，啬翁整天闷闷不乐，儿女之情和英雄之慨交织在一起，亲自作了一副长联挽悼徐树铮：“谶语说得无端，听着大江东去、歌声唱尽，忽然感慨流不尽的英雄之血；边疆人才正当急需，叹息蒲海西头的事情重大，到哪里再能得到这样的龙虎之人。”他用上好的墨和精美的纸，伏在案上楷书写成，悬挂在东奥山庄的墙壁上。东奥山庄，就是啬翁与徐树铮坐谈的地方，也就是绣神沈寿养病之处。如今江岸已经沧桑变迁，梅林也已无踪，剩下的楼阁同样饱经世事变迁。沈寿自清朝末年在南京劝业会上一举成名，闻名于艺术界。她与丈夫一同到北京，任刺绣传习所所长，因为绣制意大利皇后像而名震欧洲。后来由于家中遭难，又多病无依，季直看重她的技艺，也怜悯她的遭遇，邀请她到南通，任女红传习所所长。在濠南别墅旁边建起传习所，但她长期卧病不起，于是又建造西山村庐，把她迁到狼山江边，让她在那里养病。又在狼山观音院建起一座大楼，题名为“赵绘沈绣之楼”，楼内陈列赵松雪的名画和沈寿绣制的大佛。季直代为撰写《绣谱》，由沈寿口述，季直执笔记录。楼中陈列的物品中，有季直的状元殿试策（如今收藏在博物苑）和嵩山四友的聘书，这两件都是掌故史料。沈寿去世后，季直把她安葬在狼山南面，亲自撰写墓碑，碑文是：“绣神沈寿之墓，江淮男子张謇立。” 又在江边建造虞楼，是为了远望对岸常熟相国的墓。季直题诗说：“为了瞻望余墓（沈寿墓），住宿在虞楼，江雾江风满怀愁。看也看不清，听也听不见，月光下的江波流过东岭尽头。”（当时齐、卢战争正打得激烈，多次劝止交战都没有成功。）徐树铮汇编的书名叫《视昔轩》，北平有刻印本，我还没有见过。岑春煊错误杀戮饥民 岑春煊在光绪中叶任湖南巡抚，是云贵总督岑毓英的第五个儿子、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弟弟，凭借承袭荫封得以统辖一方。当时藩司是庄赓良，他从小吏起家。岑春煊和庄赓良，一个是贵公子，一个是外省小吏，都不懂治理百姓的根本道理。适逢湖南发生大饥荒，饥民拥入长沙省城，人数以数万计，包围藩司衙门，要求赈济，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便毁坏了藩司衙门。岑春煊、庄赓良仓皇失措，没有办法，动辄命令护卫开枪，饥民被打死的有十多人。众情激愤，又拆倒巡抚衙门内的两根旗杆，将其焚烧，随后又烧毁藩台衙门。经湖南中部的士绅巨户出面弹压，岑春煊被革职，庄赓良受到处分，巡警道被治罪，事情才平息。当时湖南人作了一副对联说：“众多楚人喧闹，把他们引来置于庄氏之狱；一车柴薪的火焰，可以烧得比岑楼还高。”全联都用《孟子》的典故缀成，朝野争相传诵。王壬秋曾作《岑楼诗》讥讽此事，诗载于《湘绮楼说诗》中。端方出洋趣事 清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下诏预备立宪，这也就是我们洪门天运岁次丙午年。前一年，朝廷派五位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端方、戴鸿慈从日本转赴美国，抵达欧洲后绕地球一周返回。当时孙先生委派冯自由驻在日本，陈少白驻在香港，我驻在美国旧金山，同保皇党人相互争斗，在南、北美各国广泛设置宣传和筹款机关。我是洪门致公堂的白扇，因此掌握致公堂总主笔的权力，同大佬黄三德、英文总主笔唐琼昌一起，对保皇党为革命大力奋斗，所以端方到美国时的情况，我得以亲眼见到。加州嘉利福尼大学请端方、戴鸿慈二人到大学演讲。我当时在该校读书，大学校长请两人登上演说台，端方、戴鸿慈竟同时并立在演讲席中。端方对戴鸿慈说：“请老前辈发言。”戴鸿慈说：“兄长常同西方人来往，懂得规矩，请你发言。”戴鸿慈站在左边，端方站在右边。端方说一句，翻译说完，端方便问戴鸿慈：“老前辈，讲得对不对？”戴鸿慈说：“对，对。”端方又说了一句，又问戴鸿慈：“对不对？” 戴鸿慈说：“对，对。”一篇演说大约几百字，端方问戴鸿慈几百次，戴鸿慈也回答了几百次。西方同学问我：“我们欧美的演说，都是一个人发言；你们中国的演说，却是两个人同时发言，真是闻所未闻，请问这是什么缘故？”我说：“这是中国古代最为恭敬的大典礼。平常演说，一个人可以随意发表意见，即使剪裁安排不当，也没有什么大的妨碍；遇到重大典礼，则由年少者演说，年长者监督，必须演说庄重安详的话。两位特使面对大学全体师生的恭请，严格戒备疏忽，所以行的是中国最古老的礼节，以此郑重对待贵国师生邀请他们的诚意。这种礼节在中国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同学把这番话转告校长，校长写了一封长信向端方、戴鸿慈致谢。端方见到我，问我依据的是哪部古书。我说：“这也就是苏东坡所回答的：‘皋陶说杀他三次，舜说宽赦他三次，想来当然如此罢了！’这叫作外交辞令。”唐人街把这件事传为绝妙好辞。

译我在《大同日报》主笔室起草文章时，金山总领事、梅县人钟文澜体态肥胖，满身汗渍，径直登上四楼，气还没有喘匀，就说：“端大人叫我来找你，务必要同我一起去见他。”我说：“端方是钦差，我是主笔，我们两人并无关系，他为什么要见我？”钟文澜说：“端大人说你是他的学生，他的湖北学生全都来见过他，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去，所以派我来，务必要把你带去。”我说：“报馆的事情很忙，容我过些日子再去。”钟文澜说：“门口有汽车，你不去，我就无法回去交差。”我说：“报纸的稿子还要整理两个小时。”钟文澜说：“我坐在这里等你两个小时。”事情办完后，我便同他一起去了，端方、戴鸿慈都在。端方介绍我，并告诉戴鸿慈说：“这是我的学生。”又指着戴鸿慈说：“这是戴少怀尚书。”问过我的近况后，端方说：“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不来见我？”我说：“我在报馆卖文章挣学费，白天读书，晚上写文章。”端方说：“我还没有到金山，就已经读过你在《大同日报》上写的文章了。我告诉你，从今以后，那些话都不要再说了。”我说：“我不知道您指的是哪些话？”端方说：“就是你说的那些话。”我说：“我没有说什么。”端方说：“就是你天天说的那些话。”我说：“我天天并没有说什么话。”端方说：“你自己还不明白吗？就是那些你说出口的话，你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再说了。我们同是中国人，应当一致对外。这次考察回国后，一定会有大办法，老弟，再不要说了。”临走时，端方又说：“我虽然忝居老师之位，你屈居门人，你给我个面子，那些话以后都不要再说了。”没过多久，金山发生大地震，端方从欧洲汇来五百元，信中附有湖北发来的电报原纸，由监督周自齐亲手交给我。那封回电是梁鼎芬回复端方的电报，电文说：“请刘生湖北官费，此乱党也，已禀南皮作罢。”端方口中所谓“那些话”，大概就是排满言论。端方考察欧美回来后，常对人说：“欧美的立宪真是君主和人民融为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还是大总统，报馆记者都可以随时给他们照相，这才是真正的法制精神。中国应当学习它的精神。”因此才有了因为照相而被革职的事情。端方的立宪精神，没想到只表现在奏折中，反而换来了一桩“大不敬”的罪案。马君武受骗 马君武原本是湖北蒲圻人，他的祖父曾任桂林府知府，于是全家迁居桂林，取得了广西桂林籍贯。康有为在桂林收徒，讲授《长兴学记》，马君武曾列入他的门墙，所以认识许多保皇党人，但马君武本人却公开倡导革命。梁卓如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马君武也偶尔给它投稿，只是懒于多写。报纸缺少文章时，梁卓如的大弟子罗孝高说：“我有办法来牵制住马君武了。”于是他假装成一名广东女子，向《新民丛报》投稿诗作，编辑称赞她才貌双全。马君武问罗孝高：“能见到她吗？”罗孝高说：“她是我的表亲，明天就要来留学，到时我先介绍你们通信。”马君武作了七律八首，托罗孝高寄给那女子。第一联是：“憔悴花枝与柳丝，为谁颦断远山眉。”全诗刊载在《新民丛报》上。罗孝高答应他可以收到回信，但必须多写文章，否则就不替他介绍。马君武勤勤恳恳地作文。不久，那女子给罗孝高回信，并寄诗给马君武，马君武欣喜若狂，写文章不停。一天，罗孝高催促马君武到横滨去，给他看那女子写给马君武的信，里面还附有照片，并且说她要买船到日本来。马君武心情急迫，便寄去自己的照片，送上各种日本名点，托罗孝高转寄给那女子，催她快些来。罗孝高说：“你文章写得不多，她就不会来。马君武奉命唯谨。我们到横滨游玩时，罗孝高拿精美糕点招待我们，说：“这是马君武的柳丝糕，这是马君武的花枝饼。”回来后，我们骗马君武说：“那女子在横滨。”马君武连夜去找罗孝高，非要见到那女子不可，几乎挥拳相向，逼问了整整一天。罗孝高急忙说：“我就是那女子。柳丝花枝，如今已经憔悴了。”马君武说：“我呕心沥血地写文章，花钱花得汗流血尽。究竟照片上的女子是谁？”罗孝高说：“不过是广东的妓女罢了，她根本不懂什么柳丝花枝。”马君武连声骂道：“恶煞，恶煞！”撕毁自己的稿子，愤然离去。甲午一战中的八仙 张季直刚刚崭露头角，是光绪壬午以前的事。当时张季直随吴长庆的军队驻防朝鲜汉城，吴长庆让张季直和朱曼君掌管书记事务，袁慰亭暂代营务处，马相伯、王伯恭作为朝鲜国王聘请的宾客，李鸿章奏请派马建忠负责同各国通商。壬午朝鲜发生动乱，马建忠、吴长庆把大院君拥在车舆中，用兵船载回中国，安置在保定，张季直参与谋划。等到韩国发生甲申之乱时，张季直已经回国。到了甲午年，张季直终于高中状元，成为翁常熟得意的门生。甲午年朝鲜两党相争引发动乱，袁世凯想建立奇功，发电报给李鸿章，请求调兵保护汉城。李鸿章忘记了曾同朝鲜订立的“如果发生不合，双方互相通知”的约定，偏信袁世凯，急忙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统兵赴韩国平乱。叶志超以洪述祖为军师，洪述祖同袁世凯一见如故。日本因为叶志超的军队驻扎平壤，便采用袁世凯、洪述祖二人的策略，长期驻军不撤，并提出原先的约定。韩国人也害怕朝鲜将沦为中国的郡县，袁世凯又多方干涉朝鲜内政，于是朝鲜东学新党同日本联合起来抵御中国，日本便商议出动大军，同中国争战。李鸿章听说此事后，急忙上奏请求撤回驻军，诏旨下令军机大臣议定后上奏答复。当时常熟翁同龢和高阳李鸿藻，由庆王奕劻奏请并奉特别诏旨，派他们会议朝鲜事务。常熟认为新科状元、自己的得意门生张季直曾随吴长庆军队任掌书记，驻扎朝鲜，早已深知朝鲜、日本的情形，便把他倚作智囊，视同左右手。张季直对常熟说：“日本不过是一个极小的国家，哪里值得同中国的大军抗衡？不狠狠打击它一次，就不足以显示威势、消除后患。”翁同龢认为他说得对。

译翁同龢又召集曾经在朝鲜任职办事的门生，详细询问情况。据王伯恭《蜷庐随笔》所说：“我拜见合肥李鸿章，才知道常熟翁同龢和张季直都竭力主张开战。合肥上奏说，不可轻易挑起战端，却受到诏旨严厉斥责。我从天津来到北京，拜见常熟，竭力劝他不要主战，因为常熟也是我的座主，一向承蒙他的奖掖；但常熟很不以为然，还笑我这个读书人胆小。我说，遇事戒惧，古代有明确的教训；况且武器装备和训练样样不如人，怎么能放胆去试？常熟说：‘合肥治军几十年，多次平定大敌，如今北洋海陆两军气势如火如荼，难道还不能打一仗吗？’我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明明知道不如人，怎么能指望获胜？’常熟说：‘我的心意是想试试它的优劣，以便整顿军务。而且张季直说，同日本作战，海军是主力；北洋海军的舰船吨位是日本的两倍，日本没有镇远、定远这样的巨舰，中国有力量控制海上。日本陆军同我军在朝鲜交战，朝鲜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土地，陆军武器也相差不多，我们已经占有地理优势，关键只在用兵的人如何。‘我看出他的意思无法改变，回到天津后同朱曼君、秋樵谈起此事。他们都大笑说：‘你一个孝廉，却想同两位状元争论，你真是自找没趣。’” 所以，甲午之事起于袁世凯，成于张季直，而主持这一主张的是翁同龢。李鸿章竭力说不可以挑起战端，却受到满朝官员斥责，只有军机大臣孙毓汶始终不主张开战，认为李鸿章是有见识的。又据《王壬秋日记》记载：“甲午之战中，北京有‘前八仙’和‘后八仙’的称呼。当时主张开战的大臣叫作前八仙；等到战事一败涂地，主张议和的叫作后八仙。后八仙中，也有前面主张开战、后来主张议和的人。”考察当时的廷臣，竭力主张开战的前八仙，是礼亲王、翁同龢、李鸿藻等奉特别诏旨专门会议朝鲜事务的人，权力最大，称为军机五大臣。至于孙毓汶，则属于不主张开战的一派。李鸿藻被比作张果老，翁同龢被比作吕洞宾，礼亲王被比作曹国舅，其余依此类推。跟随八仙、背着葫芦药箱的仙童，就是张季直。药箱中的药治什么病，都由仙童从葫芦中取出，也就是主战的药，最能左右八仙。八仙之外，还有地仙。地仙是谁？就是湘军老将陈湜。当时朝廷议论起用陈湜统领山海关内外的军队。陈湜请求接受训示，前往前线；出了都城城门后，假装坠马，摔断右臂，不能办理事务。于是诏令任命刘坤一。人们说，地仙坠马就是坠地，借助土遁离开了。王壬秋《游仙诗》所说的“新近承受凤凰诏令，出了金阊门，笑看河西坠马郎”，指的就是这件事。战败议和后，后八仙便出来大力演奏主和的仙乐。翰林院五十六人（张謇、徐世昌也在其中）联名上奏，请恭亲王出面维持大局。恭亲王、李鸿章、孙毓汶等都是后八仙的主要人物，李鸿藻、翁同龢也列在后八仙之中。此前翁同龢主张即使战败也要继续作战，郑孝胥进京后，竭力向翁同龢陈述利害，他才改为主张议和。京城俗语说：“张仙童把葫芦交给郑仙童，跟随后八仙，大肆出售阳和大补膏药了。”张季直、郑苏龛当时名望地位都不高，但所起的作用最重要，所以把他们称为仙童。西太后赞叹宋遯初 日俄战争期间，东北多事，间岛问题也随之发生。俄国说间岛属于俄国，日本说属于日本。间岛位于韩国北部咸镜道一带，靠近俄国的图们江口，实际上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和俄国私自割让、交换，而中国并不知道。湖南人宋教仁，字遯初，当时住在东京，与黑龙会关系非常密切。他曾一同前往东三省，实地考察间岛的沿革和疆域，写成《间岛问题》一书，署名“宋练著”，那时还没有改名为教仁。黑龙会则发表《白山黑水录》，对间岛问题没有确切的论断。自从遯初的《间岛问题》一书刚刚写成，北京的留日归国学生便群起呼吁，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却茫然没有根据。遯初的书出版后，北京方面便把它奉为不可更改的准则。间岛事件成为一桩大案，但北京当局仍然拖延敷衍。此事被西太后听说后，她命令赶快把《间岛问题》原书送来。读完后，她拍着桌子说：“国家有这样的人才，管理外务的大臣却不能加以任用，真是可惜，可惜！”这颇有武则天读骆宾王檄文时，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后说“有这样的才华，是宰相的过错”的意味。一天，西太后召见庆亲王，亲手交给他一道谕旨：“宋练著赏给五品京堂，来京听候任用。”诸如此类的话。太后这句话一出，外务部顿时喧然。间岛交涉结束后，仍以宋教仁的书为依据，于是有了特派吴禄贞为间岛办事大臣的命令。遯初始终没有进京。程德全横卧在铁轨上 程德全，字雪楼，以同知的身份在黑龙江候补，协助交涉使办理同俄国的交涉。俄国修建北满铁路，火车开进中国，却没有会知黑龙江的官吏，省里的官员十分惊愕。程德全穿戴朝衣朝冠，横卧在铁轨上，俄国火车于是停止开进。这件事传遍了北京。定兴人鹿传霖是军机大臣，性情顽固，说：“像这样为国捐躯的臣子，朝廷难道能不重用吗？”于是单独上奏，特别保举程德全予以重用。德全进京后，奉特别旨意被召见。德全是四川人，四川同乡为他举行公宴。当时有人说：“这种从天外飞来的机会，以同知的身份被召见，实在太可惜了；即使得到任用，也不过是以知府、道员的身份任职。不如捐纳道员再去入见，至少可以凭特别旨意任为二品或三品官。”四川同乡于是集资，替德全加捐分省补用道。召见以后，西太后亲笔写道：“程德全著以副都统任用。”不到一两个月，黑龙江巡抚出缺，西太后又特旨任命他补授黑龙江巡抚。辛亥革命发生时，程德全任江苏巡抚，召集全省文武官吏，商议战守的办法。文武官吏都穿着公服进来，程德全却穿便衣出来。左孝同任臬司，对程德全责备得十分严厉。有军官拿着枪说：“今天的事情，只有响应共和才能解决。” 全场一片混乱。第二天便宣布独立了。大概是因为事先已经同张謇、应德闳、赵凤昌有默契。民国元年见到雪楼时，谈到黑龙江的事情，他说：“不过是兴致来了就做罢了。” 柯逢时高兴地得到孤本

译我记得徐固卿先生告诉我说：“我任江西的重要职务时，武昌人柯逢时任江西巡抚。我买到了裘文达家收藏的、四库馆尚未进呈的元、明两代小集抄本八百多种，其中有许多孤本。柯逢时听说后，送来三万金，嘱咐我把书让给他。我没有办法，只好退还金钱，把书让给他。柯逢时死后，他家收藏的书也许还没有散失。你回到湖北后去查一查，确实可以说是天下孤本的总汇。”我回到湖北寻找他的孙子继文，发现抄本还在。我劝说督军萧耀南，用二十万金买下柯氏藏书，设立图书馆。日本人听说后，用二十万金贿赂他的家属，专门买走了元、明小集抄本八百多种。固卿说：“被日本人买走，这些书仍然还在人世间。” 守旧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斗争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于是瓜分中国的议论兴起，旅顺、威海卫、广州湾、胶州湾相继被占领，朝廷士大夫的风气也因此再次发生变化。以前自命为文学之士、只谈论时事和新政的人，被称为洋务人员，几乎不被列入士大夫之林；人们称李经方为“东洋驸马”，称李鸿章为“佩六国相印”，称裕庚为“洋乌龟”，顽固到了这种程度。后来欧洲风气逐渐传入中国，他们又高谈维新，先后有公车上书和保国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持这些运动。当时朝廷中仍有所谓守旧派，暗中奉徐桐为首领。另有维新派，则推举翁同龢为首领。朝廷官员不是投靠徐桐，就是站在翁师傅的旗帜下。谭嗣同等维新派既然得到皇帝的宠信，便改革重大政务，驱逐许应騤等顽固大臣。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远方，翁师傅回到原籍，交由地方官严加看管，朝廷官员又都噤声，不敢谈论维新。至于在两派之间徘徊的人，外任官中只有张之洞，因为事先写过《劝学篇》，才得以免于追究；但杨锐实际上正是出自他的幕府。戊戌政变以后，顽固派朝臣声势大张，称自己为后党；维新派朝臣有的逃亡海外，有的藏居租界，于是又自称帝党。庚子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朝廷惩办罪魁后，顽固派朝臣又摇身一变，纷纷谈论立宪，以讨好外国人，于是预备立宪的风气大为兴盛。清廷废除科举，举行特科考试（特科考试中，杨度逃走；梁士诒被诬为梁启超的亲属，不敢参加考试），任用留学生，设立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为君主立宪打下基础；又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以此改变外国人的观感。这些措施，全都是张之洞、袁世凯联名上奏请求，或者赞同办理的。张之洞有所建议，必定拉拢袁世凯共同办理，因为他知道袁世凯深受西太后的信任，同袁世凯联合，就没有哪一份奏章得不到批准，也没有哪一项获准的事情不能实行。后来袁世凯进入枢府，以军机大臣兼任外务部尚书；张之洞也进入枢府，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张之洞非常多地倚靠袁世凯，朝廷官员升迁任用的道路，不投向张之洞，就投向袁世凯。此后，朝廷官员没有科举入仕的阶梯，也没有靠京官资历积累俸禄的途径；不是进入宪政编查馆，就是进入京师大学堂。从前轻视洋学、仇视维新的人，到这时全都改变了态度，甘愿成为归国留学生的门下。这又是光绪、宣统年间的一种怪现象。记先师容纯父先生 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我因唐才常案件受到牵连，逃往上海。乌程人沈翔云，号虬斋，从日本回国，将要前往香港；我也接受陈少白的邀请，和他同行。虬斋说：“容纯父还在香港，何不去拜见他？我住在《中国日报》报社，先生住在皇后饭店。”先生一见到我们便握手说：“张之洞发电报捉拿我，你们知道吗？如今能够见到你们这些青年，我替中国高兴。我去美国时，船经过横滨，没有上岸，所以留日的有志青年没有机会见到我。”虬斋说：“先生如果见到他们，一定会更加喜出望外。”先生说：“我在香港只停留三天，就要前往星洲。你们搬到皇后饭店来，我可以同你们畅谈三天。我快八十岁了，已经老了；中国的兴亡就在你们身上，我恐怕再也看不到了。”说话时，他面带愤懑，长吁短叹。我告辞出来后，便搬到那里去了。来找先生的中外人士很多，他们见到我就问：“搬来了吗？”我回答：“住在某号房。”先生说：“没有客人的时候，我让侍者通知你。”傍晚，先生催我到他的房间吃饭，手里拿着一本西装书，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我在中国十年经历的书（书面标题标作Ten Years in China），你仔细读一读，书中记载的内容足以作为征引的材料。张之洞捉拿我的罪名，是说我号召匪党、设立保国会，并宣布了‘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样的叛逆言论。当去年八国联军进攻京津时，我曾以个人名义给张之洞发电报，劝他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内贤能俊杰，设立类似国会的保国会，成立中国的独立政府，同八国商议战后的善后事宜。当时太后、皇上已经出逃，北京实际上不能说有政府。张之洞没有答复我的电报，汪康年还去劝说他，他于是派人告诉我，说自有办法。不久，他同两江总督刘坤一宣布共同保卫长江，不奉行北京的诏令。这种主张，是由我的建议变化而来的。我们了解张之洞、刘坤一的内心想法，于是同同志成立保国会。张之洞看到八国仍然承认两宫回銮，便上奏并发电报捉拿我，就地正法。他恐怕我先前的电报同他有牵连，所以先下手为强，真是个善于钻营的官僚。” “

译先生祖籍香山，他自己说：小时候曾和本县前往美洲经商的人搭船同行，先到达旧金山。当时美国正在修筑横贯东西大陆的铁路，招募了数十万华工。我们广东的开平、恩平、新宁、新会四邑，应募的全都是华工；而香山一县，前往的多是商人。我辗转到美国东部留学，最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在美国留学并取得学位，我实在是中国第一人。我在美国阅读十三州独立史和南北美战史，很有回国建设中华的想法。听说洪秀全在南方发动大革命，建立太平天国，奉行耶稣教，这就是我产生强烈归国志向的原因。回国后到达上海，正好忠王李秀成占有苏州、常州一带，经忠王部下推荐给忠王。又听说忠王的弟弟侍王李侍贤很能礼贤下士，于是从上海经过苏州、常州到达南京，拜见侍王。侍王待人很有体统，府中也有许多文人，都把我尊为上宾。于是由侍王带领，我得以见到天国掌握大权的人，还得以进入天王的宫殿，了解政务、军事、宗教等各方面的大要。我跟随侍王朝见天王府，我站在殿外，得以看见诸王召开御前会议。殿堂上四角悬挂着四盏大纱灯，门帘用黄色，内帘用红色。天王坐在殿上最高的宝座上，诸王分坐在两旁，排成直行。从御案两角开始排列圈椅，面对面分列，一直到殿门，全都成直角，像普通人家大厅里排列太师椅那样。忠王李秀成坐在左边首席，英王陈玉成坐在右边首席，其余诸王依次排列。诸王都头裹红巾，身穿绣袍，袖子仍是绿色，殿额题为‘勤政殿’。后来我读了呤唎所著的两大册《太平天国》，书后附有会议图，同我亲眼所见相同。呤唎是天国的洋将。”（禺按：孙中山先生和犬养毅嘱托我撰写《太平天国战史》时，所提供的材料中有呤唎的英文著作，所以题为《战史本事》的诗中有“御前会议列名王，红幔纱灯四角张。四十年前勤政殿，秋风故国一悲场”几句。） 侍王府在城南，过了秦淮河。府中有三位老人，被称为中国年纪最大、学问最高的人，是侍王最为礼遇的宾客。第一位是南京上元人梅曾亮先生，被称为古文大家，年纪大约将近七十岁；侍王每次出入都要扶着他。我曾跟随侍王拜见梅老先生一次，先生详细询问美国的学术、人情和风俗；他白须白袍，神态饱满，俨然一位有道的老人。第二位是安徽的包先生，被称为中国书法第一人，曾经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我。第三位是湖南的魏先生，通晓中外地理，我没有能够见到他。侍王问我外国的耶稣教是否同天国相同。我说：‘从欧洲中世纪以来，政治和宗教没有分开，所以发生了十字军的战争；如今美国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由人民管理政事，用宗教来教化人心。上帝喜爱生命、厌恶杀戮，耶稣舍弃自己来救人，这也同中国孔子所说“民为贵”的道理相似。’侍王说：‘忠王屡次说，天国应当爱护人民，这同耶稣的道理相合；梅先生也这样说过。我应当郑重地把这些话告诉天国各王。’”（禺按：汉阳人叶名澧在《敦夙好斋集》中说：“梅伯老年纪已经七十岁了，长期没有音讯，我为他的衰老而悲伤，也为他陷身于贼中而悲伤。当时北京把伯言奉为桐城古文派的圭臬，像叶名澧、朱琦、孔绣山等许多人，都为此叹息，并写成诗歌，叶名澧文集中都可以看到。又说，包慎伯在故乡，魏默深在扬州，音信全都断绝，想来也不能从贼中逃出等等。听老一辈人说，魏默深写《圣武记》时，原稿匆忙完成，进呈以后得以平安。汪梅村士铎文集中记载了他多年被困在南京城中的苦难情形，以及城破后颠沛流离的惨状。梅村是知名人士，难道能够安然住在城中吗？《湘绮楼说诗》卷五记载：经过十庙街，到了蟠里，登上清凉山，因为误走而向西行，又去看皇姑，她是李秀成的妹妹。后来再次送茶，谈论事情和风雅之事，很有请她以官礼相待的意味。李秀成的妹妹，也就是李侍贤的妹妹，这难道也是当年礼贤下士风气留下的余韵吗？”） 我曾经通过侍王向天国陈述立国始末的大纲，认为建立国家在于政治和人民，只有这样才能运用军事力量；如果只是飘忽往来，即使军事上取得大胜，天国凭什么建立根基？也不过是得到后又失去罢了。政教分离，才适合中国的民情。侍王后来告诉我：诸王都说大敌当前，你所陈述的这些，只能暂且作为日后的谋划。我于是借故返回上海。我住在上海时，许多西方人都不赞成天国军队的所作所为。他们说，天国立国多年，官员完全不懂政治和学问，士兵都是由土匪乌合而成，只是把教条当作护身符，又不明白教义，实在很难帮助他们。于是我改变计划，前往官军大营，拜访曾国藩。初次见面，他问我的来历，谈论中国大事，询问外国的政治和学术，话说得简明而不繁琐，条理清楚，我不知不觉便为之折服。我遍访他幕中的宾客和属员，发现他们的风采学问，人人都像南京所见的梅老先生。我观察他们治理军队的方法：统领一方的人都用文人，统领偏将、裨将的都用武人，其中暗含着战胜以后收拾地方人民的准备，很同当时欧美的战略相合，于是便一心归附他。曾国藩有一天对我说：‘将来留下你办理外国事务。’ 我听说李鸿章起初在曾国藩的祁门幕府中任职，后来因为李元度战败获罪，李鸿章偏袒李元度，同曾国藩竭力争辩却没有成功，于是辞职离开。过了几年，曾国藩忽然写信给李鸿章，限定日期催他赶快前来，他于是受到重用，并创设了淮军。

译现在谈谈建立淮军的始末：当时湘军作战有功，士兵骄横，将领放肆，不遵守号令；贼军攻破城池后大肆抢掠，曾国藩对此忧虑，担心局势变化将连累自己，认为除了三湘子弟之外，非创立一支有朝气的新军不可。他同李鸿章商议，李鸿章说：‘淮河一带人才很多，长淮大泽自古就是产生军人的地方。大帅如果筹划决定，我愿意承担这项责任。’曾国藩说：‘你应当先召集你所知道的能够担任将帅的人，让他们各自到各地招募勇士。我想亲自看看你所推荐的人，辨别他们是否果真能够承担这项重大的军事责任。你赶快回去，把他们全都邀请来。’李鸿章回到合肥，搜罗到淮河一带的豪杰之士，他们全都来到大营。有一天，曾国藩和李鸿章不带随从，步行悄悄进入旅馆。前来投淮军的那些名人中，有的在赌酒猜拳，有的靠着桌案看书，有的放声高歌，有的默默坐着不说话。南窗下有一个人袒露着肚子盘腿坐着，左手拿书，右手拿酒，朗诵一篇文章，喝一杯酒，长声呼啸，声音绕着座位回荡；他继续读自己的书，神态很像旁若无人。查看他手里的书，原来是司马迁的《史记》。巡视完毕后，曾国藩和李鸿章走出旅馆，那些人都不知道来的是曾国藩，也没有起身迎接李鸿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盏〕 曾国藩回去后对李鸿章说：‘这些人都可以建立大功、担当大事。将来成就最大的人，就是那个在南窗下袒腹持酒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淮军中著名的刘铭传。”}], 自从圆明园被焚、咸丰帝在热河去世以后，虽然太平天国已经灭亡，但天津等地的教案却日益严重。曾帅同我详细谈论，认为将来中国海禁大开，如果不能通晓外国的语言文字，就无法深入了解外国情况并预先应对。我于是建议，分批选派若干幼童先到美国，由我负责监督带领，以后逐年继续选派，曾帅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当时我在大营，保举我的奏案已经使我获得了知府衔，又聘请学者吴子序担任汉文总教习，前往美国教授幼童汉文。幼童抵达美国后，都住在中国驻美使署，半天学习英文、算学，半天学习汉文。吴老师是中国古文大家，教学方法一律使用夏楚。孩子们长大后，逐渐熟悉美国教育，知道那里不实行体罚，便群起责问吴老师，言辞相当失礼。子序愤怒至极，因为外国没有长凳，便排列了几张方桌，亲自抓住带头的学生，让仆人把他们按在桌上，每人打了几十下大腿；唐少川就是当天因违反学校规矩而受杖打的学生之一。美国人认为学校对中国学生采用这样的教育方法，很有责备之言。不久，学生们大为喧闹，搬出了使署。吴子序也辞职回国，我也被解除监督的职务。（空缺） 纯父先生将要离开香港时，郑重地告诉我：“我已经老了，这次离开后将在美国终老，再见面实在困难。你年纪尚轻，明白事理，在中国学问方面已经很好，将来沉浸于西方学术，一定能对中国有所成就。中国的故事中，张子房遇到黄石公，在桥上接受了兵书；我不是黄石公，你努力成为张子房，也就可以了。”我起身回答说：“我愿意拜先生为师，并恭敬地行弟子礼。”先生接受了。又说：“我默默观察当前的大势以及中国将来的情形，应当竭尽诚意把这些告诉你。你能阐明并实行我的志愿吗？你把义和团看作乱民吗？这正是中国的民气。民众没有气势就会死亡，民众有气势就会行动；行动就是生气。从此以后，中国可以避免被瓜分的局面，把民气引入正轨，这是中国青年的责任。美国十三州独立时，杀死英国税吏，焚烧英国的船只和货物，他们的举动同义和团有什么不同？那个国家的豪杰和伟人，在八年战争以后消除个人成见，能够顾全大局，共同制定宪法，建立国家，所以才有今天。中国下层的愚民，民气已经发动起来，并将影响到士大夫。清廷如果能够用诚信、仁义来引导这种行动，就可以避免扰乱；否则，必定会有发生大革命的一天。” 清廷覆亡以后，如果继起者不能诚信待人、爱护人民，那么大乱就没有停止的时候，而我是来不及看到了。中国人善于使用计谋策略，看看戏就可以知道，所谓计策，都是欺骗的事情；这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世代相传的一种严重弊病。孔子说过，不真诚就没有能够感动人的；想要感动别人却不用真诚，即使有所触动，也只是虚伪的反映，不是真正的感动，而是混乱。孙逸仙从伦敦获释回国后，曾来拜访我并交谈数日，我也把这个道理告诉了他。他为人胸襟宽广、诚实明达而且志向远大，我勉励他要有华盛顿、弗兰克林那样的心志。将来你见到他，应当帮助他取得成功。再谈到时局的未来：中国如果能够勃然兴起，日本就会退居第二位；否则，日本独自掌握东亚霸权，欧美各国难道会置之不理吗？日本国土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必然会向中国扩张；它的国民性格狭隘、偏激而急躁，最终会被欧美各国鄙视，至于是否自取灭亡，就要看日本能不能懂得进退了。东亚的主人，最终还是在中国。你们年轻人，要好好努力；每天都怀有我是中国人的心，就应当每天办理中国人的事情。不要说空话，只求实际，这样才是正确的。我要说的就这些了。” 我作了一揖便退下，傍晚登上轮船与先生告别。先生娶了一位美国妇女，是合众国某位上议员的女儿，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留在美国，次子回国后任孙大总统府秘书，西名Morice，娶了香港商人吴氏的女儿。在大总统府中，我称他为容世兄。补充叙述容闳先生的事略 先师容纯甫（闳）先生，是我国学生留学美国的第一人，前面已经大略记述过他的生平。不过，他赴美的原委以及他的家世、事业，还有遗漏。如今从老友郑道实那里得到了大概情况，因此记录下来。郑君是编修《中山县人物志》的人，他所说的内容确实十分翔实。

译容氏是南屏乡人，南屏距离澳门约十三里。他小时候跟随父亲前往澳门，进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创办的学塾。清道光二十一年，进入澳门玛礼孙学校。道光二十七年，跟随校长、美国人勃朗，经过印度洋、好望角、圣希利那岛，渡过大西洋到达美国纽约。同去的还有黄胜、黄宽二人，三人一同进入美国麻省的孟松学校，专心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和哲学等，尤其擅长文学。后来他想升入大学，却苦于没有资金。孟松学校的董事打算资助他升学，但条件是回国以后传教；容闳的志向是把自己所学贡献出来，为祖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不能用这个条件束缚自己，因此谢绝了。后来得到乔治亚省萨伐那妇女会的帮助，加上工作所得，继续留在美国。道光三十年进入耶鲁大学；咸丰四年，从该校毕业。在尚未毕业时，他就立志要用西方学术教化中国，更加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回国以后，他常常把教育后辈作为自己的责任。当时太平军接连攻下江汉一带的州郡，英国人又攻陷广州，并同广东发生冲突，全国骚动不安。容氏到了香港，任高等审判厅译员，同时学习法律。不久辞去职务，前往上海担任海关翻译。外国航运商人多与海关人员勾结，狼狈为奸，容氏以此为耻，于是借口中国人不能升任总税务司而辞职。总税务司没有理解他的真实意图，答应把他的月薪增加到二百两，容氏最终仍不愿接受。随后他担任英国商人开办的宝顺公司书记，该公司经理命令容氏前往日本长崎，担任分公司的买办。容氏认为买办实际上是洋行奴役中国人的首领，坚决拒绝，只答应替公司调查产茶地区。当时苏州、常州都已经落入太平军手中，道路多有阻塞，于是他绕道浙江、江西，到了绍兴，收购蚕丝后返回。咸丰十年，前往金陵，在丹阳遇到秦日昌，得以拜见干王洪仁▯，他是洪秀全的弟弟，于是陈述七项建议：（一）依照正规的军事制度，组织训练良好的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培养将才；（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立良好的政府，聘用富有经验的人才，以备任用；（五）创立银行制度，并制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以基督教《圣经》为主要课程；（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洪仁▯非常赞同这些意见，但受形势限制，无法采用。太平军授予他义字四等爵，他推辞不接受。太平军赠给他护照，他便把护照藏起来后离开。于是他得以沿长江上溯，到达太平产茶地区，装载绿茶四万于千箱返回上海。容氏回国居住广东时，因痛恨广东巡抚叶名琛的残暴，已经同情太平军。到了金陵后，他看出太平军不足以成事。自己一向主张的教育计划和政治改革将无从着手，于是改变计划，打算从事贸易，积累资财，以图有所建树，这就是他甘冒危险到芜湖收茶的原因。清同治二年，第一炮舰统带张世贵奉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意思，从安徽寄信邀请他。容氏怀疑其中可能有意外。恰好李善兰也写信来，于是他到军中拜见曾国藩，陈述创办机器厂的建议。曾国藩很高兴，授予他全权，让他在上海高昌庙寻找地点修建，并同徐寿、华蘅芳共同筹划，这就是所谓的江南制造局。不久，他跟随美国机械工程师哈司金前往美国非克波克城的朴得南公司，购买订制机器，约定半年完成。正好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因他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便投效美军。到同治四年，他从纽约向东航行，绕过好望角直奔上海。到达时，金陵已经被攻下，曾国藩驻军徐州，调军平定捻乱。容氏因积劳获得五品实官，以同知候补江苏。同治六年，李鸿章平定捻党，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亲自检查制造局的工程。容氏再次提出创办兵工学校、培养工程师的建议，并陈述四项计划：（一）组织合资济船公司，完全招募华人股本；（二）选拔优秀青年，分批出国留学，为国家储备人才；（三）设法开采矿产，以充分利用地利；（四）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限制外国势力侵入。由丁日昌带到京城。后来天津教案发生，天主教医院和教堂被毁，许多法国男女传教士被杀。朝廷命曾国藩、丁日昌、毛昶熙出面调停，容氏跟随丁日昌担任译员，提出了很多帮助筹划的意见。他又规划教育方面四件事：一是规定出国留学生名额，二是设立预备学校，三是筹定留学经费，四是酌定留学年限。曾国藩、丁日昌都非常赞赏这些意见，于是朝廷奏准选拔各省子弟赴美留学。容氏与陈兰彬一同担任监督，但陈兰彬顽固守旧，并不是容氏所选择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章〕 李鸿章曾命容氏在哈特福的克林街建造中国留学事务所，课堂和宿舍都已齐备。不久他返回天津，恰逢秘鲁专使想招募华工，详细陈述优待条件，容氏直接揭穿了他的奸计，并奉派前往秘鲁调查，完全查明了当地虐待华工的情况，附上二十四张照片报告给李鸿章。华工受鞭打、被烙伤的痕迹清清楚楚地可以看见，秘鲁使臣非常惭愧。到光绪元年，陈兰彬升任驻美公使，容氏以副使身份兼任留学生监督。第二年，陈兰彬推荐吴子序接任。吴子序性情古怪、孤僻而守旧，同陈兰彬关系非常好，便发电报告说容氏失职。李鸿章知道这是诬陷，于是任命容氏为专任公使。正逢美国实行禁止华工的条约，陈兰彬、吴子序借机请求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留学生。光绪七年，下令让一百二十名留学生回国。容氏既然被怀疑有保护学生的嫌疑，绝不能替他们说话；李鸿章也没有出面援助学生，这是容氏认为最为遗憾的事情。到了中日发生战争时，容氏上书张之洞，大略提出：我国军力单薄，应立即向英国商借一千五百万元，购买已经建成的铁甲舰三四艘，雇用外国士兵五千人，从太平洋袭击日本后方，使日军首尾不能相顾。这样，日本在朝鲜的军队必然因兵力分散而削弱，我国便可乘机训练军队，海陆并进，同日本作战。再由政府派员，把台湾全岛抵押给欧美各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作为继续战争的军费。张之洞认为很好。当时张之洞和李鸿章失和，李鸿章又深受慈禧太后宠信，所以最终签订了和议，容氏的志向未能实行。

译光绪二十一年，刘坤一任两江总督，任命容氏为交涉员。光绪二十二年，他劝说清政府设立国家银行，户部尚书翁同龢、侍郎张荫桓都竭力赞成，不久却受到当权者阻挠，最终没有成功。他又计划任用容氏修筑铁路，由天津直达镇江，计划长五百英里，绕过山东，渡过黄河，后来又因德国人的抗议而停止。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容氏因为隐藏康有为、梁启超一党的人，便避居上海租界，创办中国强学会，被选为第一任会长，不久迁往香港。光绪二十七年，他游历台湾，拜访日本总督儿玉子爵；儿玉就是中日战争时期山县大将的参谋长。交谈时，儿玉询问容氏前几年提出的对日主战条陈是谁写的。容氏慷慨地承认是自己所写，并详细说明，儿玉对他更加敬重。第二年，他回到香港，以著述自娱。进入民国以后才去世，享年八十五岁。他翻译、撰写的著作有哥尔顿氏《地文学派》、森氏《契约论》、美国订正的《银行法律》、《西学东渐记》。光复初期，孙中山先生曾写信给容氏，请他回国共同参与国事，但他因年老未能成行。另外，容氏在同治十三年还曾在上海创办《汇报》，当时任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确实给予了赞助。徐老道与康圣人 大学士徐桐，字荫轩，是汉军旗人，顽固而没有学问，京城人称他为“徐老道”。他的儿子承煜因为义和团之变，被作为惩办的罪魁祸首，与毓贤、启秀一同处斩；徐桐也被追夺原来的官职。这是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和约》签订之时。庚子之乱起因于戊戌政变，政变的主角是康有为；徐桐一向厌恶康有为，这件事也很值得记述。康有为原名祖诒。因为他的祖先国器曾经做过大官，他凭借荫生资格参加考试，却屡次没有考中。他的门人梁启超则已在己丑科考中列为第八名举人。梁启超娶了主考官李端▯的妹妹，李端▯是朝廷显贵，梁启超便通过朝廷官员和执政者的关系，得以宣扬老师的学问和著作；于是康圣人讲《公羊改制》的各种考证，也在朝廷官员中流传开来。当时潘伯寅祖荫任尚书，大力提倡公羊学，康圣人的各种著作，朝廷内外更加乐于谈论。只有徐桐这个“老道”极其厌恶它，常说：“什么公羊母羊，都是扰乱天下的学问。”又说：“康祖诒不过是草野中的低微士人，是屡次应试不中的无赖，竟然还著书大谈《公羊》，尤其可恶。这个人如果取得科名，新进士一定会狂妄自大，邪曲的言论会扰乱政治，必将成为人心和世道的忧患，应当极力阻止他的仕途，压制他。” 当时癸巳恩科乡试，顾梦渔璜被简选放任为广东正主考，吴蔚庵郁生任副主考。临行离京时，他们拜见徐桐。徐老道说：“广东有个康祖诒，这个人文笔非常好，却沉迷于《公羊》的邪说，离经叛道，是天下的乱人。如果他考中，一定要设法把他的卷子挑落、更换名次，使他不能考取，千万不要忘记。”秋闱在衡鉴堂阅卷时，吴郁生得到一份试卷，文章写得最好，文法则是从《四家文钞》中章金枚的八股文反复涵泳而来。郁生说：“这份试卷应当取为第一名。”按照惯例，正主考拟定解元，副主考拟定亚元；正主考取单数名额，副主考取双数名额。郁生同顾璜商量，想把这份试卷归入正主考所取的名额，列为解元；顾璜则把正主考看中的一份试卷改列到郁生所取的名额，列为亚元，但顾璜不肯互换。经过同考官调停，最终把这份试卷取为第六名。按照惯例，写榜时前五名是五经魁，最后留下来写；从第六名开始写榜。等到唱名时，唱的是第六名举人康祖诒，南海县荫生。顾璜直视吴郁生，一句话也不说；吴郁生也直视顾璜，一句话也不说。两人彼此对视，都想起徐老道临别时的嘱咐，正犹豫不决而没有办法。负责写榜的人不知道其中的事情，以为一切正常，落笔写完了榜单，这时已经拆开第七份弥封了。顾璜、吴郁生仍然互相皱眉对视，却无可奈何。顾璜回到京城，徐老道非常不满。到了乙未科会试，徐老道担任大总裁。按照会试条例，前十份试卷要进呈皇帝御览，由清帝亲自确定名次，随后按定好的名次写榜，不能更换。康祖诒的试卷在进呈的前十份中，写榜时又唱到某一名进士，姓名是康祖诒，广东南海县人。徐老道脸红耳热；事情既然已经由皇帝钦定，不能再改动，他也无从取舍，只能感叹康祖诒的科名实在幸运。徐老道出考场后，见到顾璜、吴郁生，说：“康祖诒是由我亲自取中的，这才知道科名原来早有定数，我不敢再责怪二位了。”乙未科会试中，康祖诒同考房的房师是余寿平诚格。宓知县与西太后 湖北汉阳的老儒生宓昌墀，字丹阶，光绪己卯科中举，后来以“即用”身份任职，历任陕西繁缺知县，颇有政绩，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被称为“宓青天”。大计考核列为卓异，陕西巡抚特意保举他送交吏部引见。当时正值戊戌政变，那拉氏临朝听政，特地下旨召见。昌墀奉召入宫，只见西太后一人高坐，等她询问完毕，便叩头陈奏说：“皇上是全国臣民的君主，为什么没有临御殿廷？”太后说：“你还不知道吗？皇帝病得很重，已经遍召各省名医了。”昌墀又奏道：“外面的臣民，无不仰慕太后和皇上；皇上已经很久没有临朝，奸人胡乱制造流言，说两宫之间时常意见不合。臣冒死直陈，希望皇上早日临朝，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西太后听了，拍案大怒说：“你这些话全是在离间我们母子，着令你立即回陕西原任，不准留在京城。”满朝王公大臣得知此事，都震惊恐惧，不知道将会有什么大祸。陕西巡抚因为特意保举了他，更是吓得汗流浃背，坐等责罚。后来竟然没有下文，也没有追究。

译宓昌墀因为西太后说过“速回原任”，仍然返回陕西，掌管知县官印。庚子年两宫出逃到西安，途中经过宓昌墀所治理的地方，昌墀作为地方官按例前往觐见。太后一见到他便大哭说：“你不是前一年被召见的宓县令吗？”宓昌墀叩头跪奏说：“知县恭迎圣驾。”太后说：“你前一年被召见时，说没有见到皇帝；如今皇帝就在这里，为什么不去见他？”说着，她用手指着光绪。宓昌墀于是向光绪跪拜，问候圣安。西太后说：“我们母子沿途所受的苦，只能对你说。”于是她一路哭，一路诉说，又说：“我今天真是四顾无人了。”宓昌墀便直截了当地奏请筹办善后办法。太后说：“都是满朝没有人，才使我们母子受苦到这个地步；你看朝中什么人最好？”宓昌墀说：“朝廷内没有忠臣，使两宫颠沛流离，连小臣我也处在万死之中。”西太后又说：“你看外省督抚中，哪一个是忠臣？”宓昌墀奏道：“湖北总督张之洞，是个忠臣。”太后说：“长江上游也是重要地方，他怎么能分身到这里来？不过我以后每件事都一定发电报询问他的意见。” “你暂且退下吧，我总不会忘记你当年召对时说的直言。”（以上大意，见《宓昌墀行状》）宓昌墀当时很受重用，曾经巡逻宫门内外，看见岑春煊前来迎驾，正和内监李莲英私下交谈；李莲英在门槛以内，岑春煊在门槛以外。昌墀当即说道：“朝廷祖宗的成法规定，内监和外官不得互通声气，何况还在众目睽睽之下窃窃私语。地方官可以依法惩办你们。”李莲英、岑春煊听到这些话，大怒而去。后来宫中太监又因负责供应而侵夺物品，宓昌墀用鞭子抽打他们，因此他们对他积怨很深。不久，岑春煊忽然接到护理陕西巡抚的任命。当时大同镇总兵跋扈犯法，朝廷准备派人前去查办，如果他不奉命，就把他押解到省城来；岑春煊极力保举宓昌墀，说他能够胜任这项差事，原来是想借那个总兵的手杀掉他。谁知宓昌墀奉命前往后，以大义晓谕总兵，总兵自己认罪，愿意带着官印到省城去。岑春煊无可奈何，又委派宓昌墀办理一项待遇极为优厚的厘金差事，暗中唆使其中的办事人员贪污犯法，无所不为，并设下圈套，件件都有宓昌墀亲笔写的凭据。事情一旦揭发，他便罪无可赦，于是按原品级革职，回原籍。宓昌墀回到汉口后，贫穷得无立锥之地，只能靠教书授徒维持生活。张之洞去世后，宓昌墀写了一副挽联：“四顾更无人，昔也哗然今也笑；片言曾论相，释之长者柬之才。”上联引用了西太后的话，下联则是指他曾经推荐张之洞为忠臣。后来光绪去世，宓昌墀又发电报给摄政王和军机处，请求杀袁世凯以向天下谢罪。张之洞当时主持军机，便说：“这是那个陕西革职知县宓昌墀，绰号‘宓疯子’，不必理他。”于是事情就不了了之。用假照片设计陷害岑春煊 岑春煊督理两广时，暴戾蛮横，任意妄为，仗着西太后在西安迎驾时对他的宠信，谁也不放在眼里。到了广东，便上奏弹劾并籍没裴景福一类官吏几十人，又拘押查抄广东的豪绅黎季裴、杨西岩等人，广东人大为哗然。豪门名绅大多迁往香港，以躲避他的锋芒。在香港的绅士商人谋划除掉岑春煊，以安定广东局势。又因为那拉氏十分信任岑春煊，无法排挤他，于是悬赏港币一百万元，规定谁能想出奇策赶走岑春煊，就把这笔钱作为奖赏。陈少白参与密谋，自负有奇计，说：“先交三十万，用来布置一切；事情成功后，再补交七十万也可以。”等到少白带着款项前往上海，又转赴京津时，岑春煊已经被免去两广总督之职，进入北京了。西太后最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保皇会在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刊载康有为撰写的文章，痛骂西太后，说她是武曌，说她是杨妃，这些还可以置之不理；她最痛恨的，是“那拉氏，不过是先帝留下的妾罢了”这句话。少白知道这一点，便从这里下手。先把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三人分别拍照，制作成一张三人合照的座式照片：岑春煊坐在中间，梁启超在左边，麦孟华在右边。照片先在上海出售，随后又销往天津、北京，并贿赂天津、北京、上海各报的大小新闻采访员，让他们刊登这件事。又把康有为在《清议报》上写的文章逐句驳斥，歌颂西太后的功德，称康有为为叛逆；在“那拉氏，不过是先帝留下的妾罢了”这句话下面，驳斥得尤其严厉。随后又从香港把照片分销到南洋、美洲。保皇党人看到照片，不知道其中底细，反而把岑春煊说成保皇党，以此扩大保皇党的势力，并编造有关照片的故事。少白又把海外各报的报道转载到天津、北京、上海的报纸上，保皇党也落入他的计谋之中，于是照片传遍了海内外。这件事在北京流传久了，终于被西太后听到；有人还重金贿赂内监，把照片暗中送入宫中。西太后看到照片后大怒，虽然李莲英与岑春煊关系极为亲密，也不敢替他说情。京城中憎恨岑春煊的权贵都把这件事作为攻击他的口实；当时广东御史也有奏疏弹劾岑春煊，说他不适合留在广东。不久，朝廷便下令免去他的职务，来京陛见。岑春煊到京后，因为照片的事，请求李莲英替他洗清嫌疑。李莲英说：“有办法了。”于是把西太后的照片装扮成观音，放在中间；李莲英自己装扮成韦陀，站在太后的左边。照片制成后，他跪着呈给西太后御览，说：“奴才何曾陪佛爷照过这样的相片？民间随意伪造，这种风气不能助长。岑春煊与梁启超、麦孟华合照一张相片，也不过是奸人借此卖钱罢了，混淆是非，应当颁布禁令。”太后于是消除了疑虑，重新像以前那样看待岑春煊。少白得到那笔赏金后，经营致富。广东商人又把长堤的省港澳轮船码头交给少白，他还得到哈德安、播宝两个轮船码头，搭屋居住，临摹绘画、书写字画；姬妾则分散住在其他房间，像羊车经过而临幸六宫一样。我们多次在码头宴饮，便开玩笑对少白说：“这里应该供奉一块岑春煊的长生禄位牌。” 章太炎拜孙诒让为师

译瑞安的孙仲容先生孙诒让，其父琴西先生孙衣言，任湖北布政使时，和湖北的文人关系最为密切。仲容年幼时随父亲任官，琴西问仲容：“你喜欢读什么书？将来准备研究什么书？”仲容回答：“《周礼》。”琴西说：“《周礼》很难读，汉学家多认为它是伪书，难道你能断定这个公案吗？”仲容说：“正因为难以理解、难以判断，所以才专门研究它。”湖北老一辈人多传说这件事。湖北人先刊刻孙仲容先生的《墨子闲诂》，又由楚学社集资刻印他的《周礼正义》。武昌起义后，《周礼正义》的后半部尚未刻成，夏斗寅主持湖北政务时，捐资委托湖北老一辈人完成此书，可见湖北人对孙氏父子的推重。瑞安孙氏中居住在湖北的姻亲说：“仲容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能写文章，也善于处理事务。她侍奉仲容住在楼上，七年没有出门。这座楼只有夫妻二人能够登上去，外面没有一个人敢擅自闯入。楼上放着十多张长桌，每张桌面上都横七竖八地摆满书卷，稿纸杂乱交错，朱笔、黄笔、墨迹斑斑，袍袖和书籍到处都是。要写哪条注释、翻哪部书，就移坐到相应的桌子旁；每天换一个座位，十多张桌子几乎都坐遍了。晚上点灯入睡前，桌上的书稿由夫人负责整理。” “外人只知道仲容闭门著书，却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书。七年以后，才知道他和夫人孜孜不倦所做的，正是今天湖北刻印的《周礼正义》。《周礼正义》最精深到位的地方，是先列出各家的学说，再由仲容总括判断，形成自成一家的见解。读他的书，初看浩瀚如烟海，仔细考察便能提纲挈领、探究精微，确实是近代研究经学的著作中独创体例的佳作。张之洞督理湖北时，不能招致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长沙的王葵园王先谦，一个是瑞安的孙仲容孙诒让。由此可知先生学问声望之高。” 章太炎创立革命、排满的主张，他的本师德清俞曲园先生对此非常不以为然，说：“曲园没有这样的弟子。”于是把他逐出门墙，永远断绝师生关系。太炎的文集中有一篇《谢本师》。当时太炎的声望还不高，被老师抛弃后，便渡海前往瑞安，拜见孙仲容先生。一谈之下两人立即投合，太炎住在仲容家半年。仲容说：“将来你会成为两浙经学家的希望，阐发中国音韵、训诂中的精微，使你在学术上出人头地。如果有人因为你本来老师的缘故而压制你，我一定尽全力保护你。”这样，太炎又多了一位本师。所以太炎文集中署名“荀漾”的人，就是孙诒让。“荀子”也称“孙子”；“诒让”二字反切为“漾”。仲容和太炎往来的书信，都使用这个姓名。仲容不是只做笺注章句的儒者，而是真正贯通经学并求其实际应用的儒者；湖北老一辈人与仲容父子关系最为亲善，太炎也和湖北近世学人关系最密切。湖北人刻印《周礼正义》并传播太炎的学派，难道其中有彼此气息相通、相互感召的意味吗？” 章太炎遭受杖打 庚子事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的“公羊改制”学说盛行。张之洞本来属于新派，害怕事情失败会牵连自己，于是故意创立一套学说，以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在纺纱局创办《楚学报》，任命梁鼎芬为总办，王仁俊为坐办，主笔则是余杭人章太炎章炳麟。太炎是德清俞曲园的高足弟子，著有《春秋左传读》一书，张之洞因为他推崇左氏而压低公羊，便聘请他主持主笔事务。我和江苏朱克柔、仁和邵仲威（伯纟ぁ的弟弟）、休宁程家柽，常到王仁俊先生门下请教文字学。仁俊先生说：“将来梁节庵和章太炎一定会发展到动武；梁节庵不知道章太炎是革命党，他主张把保皇党视为奴仆，怎么可能替官僚写文章呢？” 《楚学报》第一期出版后，要求太炎撰写文章，太炎于是写了一篇六万字的《排满论》。文章写成后，抄送给总办梁鼎芬审阅。梁鼎芬看后大怒，口中喊着“反叛！反叛！杀头！杀头！”前后有一百几十次。他急忙乘轿到总督衙门，请求逮捕章炳麟，锁押入狱，依法定罪。我和朱克柔、邵仲威、程家柽等听说后，急忙去拜访王仁俊，说：“先生是《楚学报》的坐办，总主笔是张之洞聘请的；如今因为《排满论》酿成大狱，朝廷一定会先治聘用者的罪，张之洞首先会受到牵连，也会给反对维新派的人提供口实。先生应该赶快到总督衙门，说章太炎原本就是个疯子，把他赶走就可以了。”王仁俊到了总督衙门时，梁节庵正在要求逮捕查办。王仁俊说：“章疯子当天把他逐出境就可以了。”张之洞对梁节庵说，赶快照办。梁鼎芬怒火无处发泄，回去把太炎拉出来，所有被褥衣物都不准携带，立即把他逐出报馆，并命令四名轿夫把太炎扑倒在地，用四人轿供两人直肩抬轿的短轿棍，向太炎的臀部杖打多下，然后蜂拥着把他赶走。太炎身外一无所有，朱克柔、邵仲威等只好抵押衣物买棉被、购买船票，送他回上海。陈石遗《诗话》某卷第二段曾说到太炎被杖打臀部的事，所以太炎一生与人争论不决时，只说一句“把梁鼎芬叫来”，然后微微一笑而已。袁世凯仓皇逃往天津 醇贤亲王载沣摄政后，起初想要诛杀袁世凯，秘密拟定上谕，由山西人李殿林起草。李殿林是载沣兄弟的受业老师，当时任某部侍郎。原拟上谕中有“包藏祸心”等话，处分严厉程度由此可知。上谕发布前一天夜里，载沣嘱咐度支部尚书、宗室载泽，连夜去拜访张之洞，把拟定的上谕给他看。张之洞也是军机大臣，极力以时局危险可疑，应当镇静宽大为理由劝说，并且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希望摄政王仔细思量，免去他的职务，让他回原籍也就可以了。”所以第二天早晨发布的上谕，改成了“足疾加剧”等话。濮伯欣说：“我和张之洞是姻亲，这是张君立先生事后告诉我的，说法大概可信。”当时评论张之洞的人说，清室的灭亡，始终是由张之洞一手造成的：他在湖北设立学堂，派学生出洋，训练陆军，导致酿成辛亥起义；后来又放走袁世凯，最终造成清廷退位、把政权交给袁氏的局面。

译在免去职务、让袁世凯回原籍的谕旨下达的那天早晨，有一件奇闻足以作为谈资：朝廷严厉处置袁世凯的旨意，几天之内就要下达，风声异常紧急，袁世凯本人也惶恐不安，不知道自己的性命还能保到什么时候。载沣亲自掌握国政后，每天早晨都要召集各位军机大臣，共同商议处理朝政；当天袁世凯仍然前往开会。袁世凯到了宫门前，宫中值日太监拦住他说：“请袁大军机不必进去开会了。今天摄政王怒容满面，听说严惩的谕旨就要下达，恐怕对军机大臣很不利，应该早点筹划保全自己的办法。至于谕旨究竟严厉到什么程度，就不是我们这些人所知道的了。”这些太监都是袁世凯平时用金钱收买、替他探听消息的人。袁世凯听了太监的话，十分惊恐，急忙离开朝房，回到锡拉胡同的住宅。住宅靠近东华门，袁世凯回去后张皇失措，召集亲信僚属和门客，商量赶快逃到哪里去；他原想逃进交民巷，请外国公使保护。一个亲信说：“军机大臣不是政治犯，恐怕外国人没有保护他的惯例。”于是作罢。正在犹豫该往哪里去时，张怀芝进来说：“由我一个人护送我公乘坐三等车，赶快去天津，投靠杨士骧，再作打算。”当时杨士骧继袁世凯之后任北洋大臣，实际上是袁世凯的替身。两人于是秘密从海岱门出城，登上火车。火车到达距租界第二站的地方，张怀芝打电话告诉杨士骧：“袁世凯乘三等车已经到了，马上就要到督署。”他又告诉杨士骧北京的情形十分危急，催促杨士骧秘密派人到督署迎接。杨士骧回答：“暂且停在车上，千万不要来见面。我已经接到京城的电话，可以保证事情并不严重。赶紧派亲信到车上去，安排他回北京；如果来到督署，反而会引起大变。”张怀芝把这些话告诉袁世凯，袁世凯十分不快，认为杨士骧不念旧日恩德，在他危难时避而不见。不久，杨士骧派来的亲信到了，便说：“杨大帅已经得到北京的确切消息，罪名只是免职回原籍，可以乘原车回北京，准备明天早晨入朝谢恩。”他指定了一间车房，请袁世凯立即上车，并嘱咐张怀芝：“把车房门紧紧关上，千万不要让人看见。如果到了督署，事情一定会张扬开来，彼此都不好。至于暗中保护，全部已经安排妥当。”袁世凯于是返回北京。袁世凯出走以后，住宅里不见军机大臣，众人四处寻找他的踪迹，这件事当天便传遍了全城。袁世凯回来后，谣言才平息。张之洞听说后说：“人们说袁世凯没有学问却很有权术，我认为他不只是有权术，而且有很多权术。但这次仓皇出走，他能藏到哪里去？几乎连什么才算权术都不知道了。”濮伯欣说：“这件事的始末，是从沈小沂那里听来的。”沈小沂名叫沈兆祉，江西人，因在袁世凯的北洋幕府任职而担任总统府机密，袁世凯死后，沈兆祉不久也去世了；他也是袁世凯手下的小智囊。从侧面看袁世凯 沈小沂评论袁世凯，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最后五分钟靠天意成功的。有句话说：“虽然由天命决定，也必须有人事作为。”袁世凯自以为可以依靠天命，便一意孤行，即使有好人相劝，也无法改变他；这就是他在洪宪年间称帝，最终失败灭亡的原因，连上天也不再保佑他了。现在举出袁世凯自夸的所谓“靠天成功”之事来说明。戊戌政变时，他以直隶道员达佑文为谋划主使，自己却被荣升为山东巡抚。义和团事件中，山东道员徐抚辰因劝阻他而离职，他收回了颁布屠杀外国人的檄文和谕令，转眼便升任军机大臣。后来他被免职回籍，张之洞从轻办理，杨士骧逼令他返回北京；否则，他弃官私逃，必定要受到重典惩处。他出任总理大臣时，有赵秉钧等人为他布置谋划，于是巍然成为民国大总统。他志得意满，蓄意称帝，先毒死赵秉钧，后来又罢免段祺瑞。严修苦苦劝阻，他置之不理；张一麟多次进谏，便退出机要职位。他每天和杨士琦等人推行帝制，最终自食其果。临死时他骂袁克定，说：“我一生的威名，全被你败坏了。”想到严修时，又说：“我一生的正直朋友，都不肯和我见面，真可悲。”他又对张一麟说：“你对得起我，我却对不起你。”人将死时，说的话往往是善意的；上天又何曾说过什么呢！庚子事件中，人们都说张香涛、刘岘庄在东南，不接受祸乱的命令；袁世凯在山东，不但不接受祸乱的命令，而且抗拒诏令、讨伐匪徒，处境更加困难。于是人们称赞袁世凯有毅力和远见，却不知道这实际上是徐抚辰以去职相争的结果。否则，他就会和毓贤等人同罪，被杀掉以向外国人谢罪了。当时，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直隶臬司廷雍、山西巡抚毓贤，都沉迷于义和团的做法，毓贤、廷雍二人尤其严重。而刚毅、赵舒翘等人迎合端王载漪，制造种种所谓征验，煽动迷惑皇帝，说有了这些忠诚的义民，就可以报仇雪耻，大阿哥便能继承光绪皇帝登基，也不受外国人干涉了。一时间竟有奖励各省拳民、焚毁教堂的诏令，奸民纷纷起事，局势无法收拾。后来袁世凯调任山东巡抚，首先申明禁令，违犯者一律杀无赦，匪徒的势力才衰退；但他们蔓延进入直隶境内，聚集在京城脚下，攻打使馆，杀害外国使臣。

译当袁世凯刚接到朝廷寄来的、奖励拳匪焚烧教堂和仇视外国人的诏令时，便立即通行全省各州县，遵照诏旨办理。当时巡抚衙门主管洋务文案的是候补道徐抚辰，湖北江夏县人，字绍五。以往凡是涉及外国人的案件，都经过他的手；可是发布这种遵行诏令的文书，他竟没有看过，也完全不知道。听说后他大为惊愕，立即去见袁世凯劝阻，说：“这是祸乱的命令，万万不能执行，否则国家灭亡、家族覆灭，我公将来如何自处？”袁世凯不听。徐抚辰退下后，立即收拾东西离开巡抚衙门，留下书信告别，更加恳切地说明利害。信中的警诫之语一时传诵，说：“世界上的列强，就是英、俄、法、德、美、奥、义、日本八国。如今中国在战败之后，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军饷，只凭奸民邪教，手拿大刀，杀外国人，焚烧教堂，包围使馆，口中念着邪咒，不用枪弹，只挥动大刀，外国人便倒在地上，这有这样的道理吗？古人所说以一敌八，向来被传为荒谬之说。如今真的凭一个弱小昏昧的国家，去制服八个强大明智的国家，外国人难道能不联合军队来使中国陷落吗？他们决不会坐视在中国的各国外国人任由拳匪残杀而不加过问。我公明明知道，朝廷因为戊戌政变时外国人保护康、梁，反对大阿哥，触怒皇太后，端亲王等人于是引进团匪，不用枪炮，而使用符咒，妄想以此控制各国的军械，使其失去作用。大学士徐荫轩说，外国有你的格林炮，中国有我的红灯照，这也是我公前些日子听到的话。我公如果能够不执行祸乱的命令，把团匪驱逐出山东境外，将来外国军队涌来，北京陷落，皇太后、皇上出逃，或者发生不幸之事，我公因为反对义和团，还可以尽到扭转乾坤的忠心。如果随波逐流，我公一生的功名就会消灭，而且恐怕连自身和家产都保不住。” 原信很长，袁世凯读后顿时醒悟，急忙派人追赶徐抚辰回来，当面向他道歉。但檄文已经发出，于是使用六百里、八百里牌单，派快马分路追回檄文。此后他毅然改变宗旨，保护外国人，转而剿灭拳匪。和议成功后，袁世凯才获得盛名。后来他从北洋总督升为尚书，又成为宫保，继而任军机大臣，实际上都由徐抚辰一人促成。徐抚辰是和我同县的人。他写给袁世凯的遗书，还有抄本保存着。不过袁世凯后来没有重用徐抚辰，徐抚辰也默默无闻地终其一生。这和曾国藩对待章某、不记录救其背负投水之功的事情，是同一个路数。袁世凯早年非常笃信善于使用符咒、能够躲避枪炮的说法，所以一接到杀外国人、焚烧教堂的诏令，便立即颁布到各州县张贴，来不及经过洋务文案处。如果不是徐抚辰反复陈述这件事对袁世凯本人将来的利害，甚至不惜辞职离去，恐怕很难使他改变。老友王伯恭曾告诉我：“乙未年冬天，程文炳提督的营中，有一个自称精通符咒的大法师，说作法可以躲避枪炮。袁世凯当时正在小站创办新建陆军，听到这个人的名声，便向程文炳请求把他请来，说准备聘他担任教习。程文炳说：‘这件事虽然略有应验，不过只是儿戏，恐怕不足以应付大敌。’袁世凯请求得更加坚决，而且以为程文炳吝惜，不肯把这个人交给他，程文炳于是派人把这位大法师招来。他刚到时，先用手枪试验，果然很灵验；又召集各将领试验，大家都没有受伤，军中惊叹，以为他是神人。袁世凯把他当作上宾，问他是从谁那里学来的，他回答说是某位仙佛传授的，并说同道有几十人，分散在各处，准备广收门徒，以便消灭外国人。袁世凯大喜，说应当把宾客全部请来，共同观看奇术；如果始终没有差错，准备请大府据实上奏，必定可以获得官职赏赐，那个人也高兴得欢呼雀跃。袁世凯于是普遍召集津地大小文武官员，到小站赴会，来的人有一百五十多人。有一位宾客请求立下手状，说明万一死亡也不追究，并且寻找保人。在各营中找到一人，既与法师同乡又是远亲，便命他作保。随后命令三十个人，拿着后膛枪向法师开火。轰的一声，法师倒卧在地。宾客们惊愕地询问原因，袁世凯说：‘这是骗人的把戏，绝不会有事。’他叫人去看，来人回来报告说：‘眼睛还没有闭上，脸上还带着笑容。’袁世凯说：‘怎么样？’过了一会儿，法师仍然躺着一动不动，袁世凯又叫人去看，来人回来报告说：‘嘴角流血了。’他命人解开衣服检查，原来胸腹上有十七个枪洞，这个人确实已经死了。宾客们全都起身，袁世凯也没有再说什么。酒席结束后，宾客全部散去，袁世凯拿出五百金给那人的同乡，让人替他装殓，并抚恤他的家属。” 丙申年三月，伯恭接受宋祝三的聘请，经过天津，正好遇上小站宴请宾客之后，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这段事情记载在伯恭的《蜷庐笔记》中，这是他摘取要点告诉我的。王伯恭，原名锡鬯，后来改名仪郑，是盱眙人。他曾在吴长庆的幕府任职，在朝鲜与袁世凯共事。伯恭又说：“袁世凯没有学问，但这个人诡计多端。在朝鲜时，与他同行的人都害怕和他共事。甲午战败后，他开始训练新军，知道满洲的权贵要员全都没有见识，仍然借助神权来煽动舆论，反对外国人，迎合上面的意旨。他当初试验手枪时，是暗中命令心腹之人不要瞄准，广泛邀请宾客，仍然采用这个办法；却不知道开长枪的人很多，不可能人人都严格遵守密令。他们说‘没关系’，又说‘怎么样’，仍然深信枪弹不可能打中人。袁世凯在山东所以不执行祸乱的命令，仍然依靠徐抚辰一句话的力量；对徐抚辰来说，这是尽忠，对袁世凯来说，则是害怕徐抚辰揭穿他的弱点，因此转而心存疑忌。徐抚辰能够善终，也算是他的幸运。” 中日战争中，和约已经订立，朝野都说，这一战割让土地、赔款，并使朝鲜独立，全是袁世凯一人任性妄为、闯下的大祸。当时袁世凯在北京，虽然有温处道的实缺，却根本没有赴任的希望。一天，恭亲王问李鸿章：“我听说这次战事，完全是袁世凯煽动促成的，是真的吗？”李鸿章回答：“事情已经过去了，请王爷不必追究，反正都是鸿章的过错罢了。”恭亲王默然作罢。

译袁世凯听说后，认为自己因此受到误解，心里实在不甘。忽然想起在吴长庆朝鲜营中，曾因与统帅意见不合，借朝鲜练兵为由，因祸得福；这一次仍采用旧办法，正好合乎时机。于是他招来幕友，租住在嵩云草堂，日夜翻译、撰写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书写成后，却没有门路进献。他想到当时朝廷显贵中，只有相国荣禄深受皇太后信任，能够得到她的信任并使她听从自己的意见，又是皇太后的近亲，只可惜没有可以接近他的途径。后来他探知八旗中的老辈人物有一个叫豫师的，最受荣禄信仰；又探知豫师唯独与阎相国敬铭相处融洽。阎敬铭是路润生八股文的入室弟子，又与路氏联姻；豫师也曾拜路德为师，学习仁在堂的八股文。若没有路氏的话，不足以打动豫师。于是他想到路氏的子弟中，有人在淮安任官，家也住在淮安；而袁世凯的妹夫张香谷，是汉仙中丞的儿子，也住在淮安，必定和路氏熟悉。于是托张香谷用谦卑的礼数和丰厚的财礼，请路辛甫北上，住在自己的幕府中，尊为上宾；再由辛甫引见阎敬铭，由阎敬铭引见豫师，由豫师得以见到荣仲华。这样层层结交，果然受到荣禄赏识。袁世凯于是执弟子礼，成为荣相国的门生，新建陆军也因此得以建立，驻兵在小站周刚敏、盛波的旧营垒中。袁世凯起初并不懂军事，一旦担任督练新军的名义职务，虽然广泛聘请教习，终究担心军心不服，于是访求赋闲的老将，聘请他担任全军翼长，希望可以镇慑军队。恰好淮军旧部姜桂题因旅顺失守，被革职并永不叙用，正无处效力；听说小站新军成立，便直接拜谒军门。袁世凯见到他大为高兴，立即把翼长之职给了他。姜桂题也不懂军事，只是资历比较深罢了。袁世凯又向荣禄进言，把五支大军合编为武卫全军：宋庆任武卫左军，袁世凯任武卫右军，聂士成任武卫前军，董福祥任武卫后军，中军由荣禄亲自统领，并兼任统率全军之职。荣禄乐于接受这种推戴，而且可以取得统率文武的名义，对袁世凯十分感激，有相逢恨晚之感。他又采用袁世凯的办法，命令各军分别选出四名将领，送交总统差遣，共十六人；这些人各穿一品、二品官服，骑马在轿前引导。荣禄顾盼自雄，袁世凯从此扶摇直上。清道人轶事 临川人李梅庵瑞清，是我的朋友张大千、胡小石的老师。张大千很早就向我讲述过梅翁的一生，昨天我会见胡小石，他又更加详细地说起此事。梅翁籍贯属于江西，但出生、成长和读书都在湖南。他年轻时蓬头垢面，像个童▯，对饮食起居毫无感觉。他自言自语，看见人就笑，蜷缩着专心求学，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他躲藏着不出门，他不愿见人，别人也没有人来同他议论婚事。常德余公当时任长沙学官，听说后前去察看，当面向他提问，涉及他所学的知识时，他一一回答，出口如悬河。余公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就大名，太原王氏所说的‘我叔叔并不痴’，说的就是这个孩子。”于是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他。成婚一年多，余氏病死，余公又把次女嫁给他。还没有成婚，次女便先死了，余公又把三女嫁给他。三女名叫梅贞，结缡三四年后，也去世了；当时梅翁已经考中进士，进入翰林。梅翁原来的字是仲麟，因为感念余公的知遇之恩，又悲伤梅贞夫人不能和自己白头到老，便发誓不再娶妻。他先改字为梅痴，后来又改字为梅庵，以此不忘梅贞夫人。继陈伯陶之后任江苏提学使，又代理江南藩司；恰逢辛亥革命，梅翁于是避居上海，靠卖字为生，自号清道人，穿着道家服饰，成为海滨遗老的领袖。袁氏称帝时期，革命党和反对帝制的人纷纷聚集上海；复辟党和清室遗老也把上海作为中心，彼此宴饮往来，俨然像一家人，但双方反对袁世凯则是一致的。梅翁有一天说了一句诙谐话：“从前赵江汉和元遗山在元朝都城相遇，一谈到绍兴、淳熙，一谈到大定、明昌，都为之呜咽流泪；其实各自思念自己的故国，所悲哀的并不相同。我们这些人聚集在淞沪，支持复辟、排斥满洲，处境虽然不同，但不做李骞期那样的人却相同，都是不赞成袁氏擅自称帝的。我们这些人，难道是金、宋两朝的人吗！” 胡小石说，辛亥革命以后，清室遗臣的居住处所分为两大部分：一处是青岛，依靠德国人保护，恭王、肃王以及许多重臣都住在那里，以便远走日本、朝鲜、东三省；另一处是上海，瞿鸿禨曾任军机大臣，地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则是其中的骨干。小石住在梅庵家里，青岛、上海两方面遗臣的许多举动，他都能窥见内幕。袁世凯谋划称帝时，日本人曾派重要人物多次往来于青岛和上海之间进行协商，想拥立宣统复辟，或者在东三省建立“大清国”；恭王、肃王迁居旅顺，也是为了商订这项协议。青岛方面一致赞同，日本人于是带着青岛遗臣中的要人来到上海，征求上海方面的同意。瞿子玖首先反对，坚持瞿子玖意见的，有李梅庵、沈子培、陈散原等人；梅庵说，这样做等于把宣统放在柴堆上。青岛、上海两方面的意见既然分裂，袁世凯便把青岛方面的许多重臣招致北京。到了张勋复辟时，原来是胡嗣瑗（当时任冯国璋秘书长）和陈某作为往来活动的主要人物。对于郑孝胥，则秘密不让他知道。康有为听到风声来到徐州，也把他安置在另外的房间，不让他参与秘密商议。上海方面先同瞿子玖等人商议，李梅庵、陈伯严、沈子培等人都说，此事应当格外谨慎，否则对皇室的待遇必定会发生意外变化。段祺瑞自称开国元勋，北洋的兵权仍然掌握在手中，怎么能保证不会出事。因此，复辟事件中，上海方面没有过多参与机密。瞿子玖死后，清室给他谥号“文慎”，大概是因为胡嗣瑷等人还没有忘记他所说的“应当格外谨慎”。由此看来，“满洲国”这一幕好戏，如果没有民国初年上海遗老的反对，恭王、肃王、升允等人早就在东三省大张旗鼓地上演了。

译又听张大千说：梅庵写信，喜欢使用汉人“顿首”“死罪”等格式。郑苏龛在《题梅庵致程雪楼书稿后》中说：“乞命贼庭等儿戏，顿首死罪尤费辞。”程雪楼于是又在郑苏龛的诗后题写了一首绝句：“中丞印已付泥沙（湖南巡抚余诚裕丢下官印暗中逃走），布政逍遥海上槎（郑孝胥任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多少逋臣称逸老，孤忠只许玉梅花。” 清道人与郑苏龛 胡小石说：张大千责怪郑苏龛讥讽李梅翁使用“顿首死罪”的事情，梅翁原来的书信和题诗的卷子，小石都亲眼见过。辛亥年，南京城将要被攻破时，小石住在城北，急忙赶到城南，在藩署拜访梅翁。梅翁正准备离开南京，办理清理经手事务，清白地离去。他起草了几封信，都是交代清理银钱手续的公函。其中有一封写给程雪楼的信，用虎皮黄色笺纸，字写成钟太傅的字体，信首写着“某某顿首死罪，致书于雪楼中丞、都督阁下”。信中说藩司库房里存有若干现款，自己毫无沾染，并有“愿中丞好好侍奉新国家，自己从此成为出世之人”这样的意思。这封信落到了江苏管理财政的蒋某手里，蒋某也是前清翰林。由于信中有讥讽雪楼的字句，他没有把信呈给雪楼，所以雪楼始终没有见到这封信。辗转到了梅翁临死前，这封信不知怎么从蒋家落入古董商、回人哈少甫手中，被装订成册，四处寻求题跋。郑苏龛所题“乞命贼庭等儿戏，顿首死罪尤费辞”这两句也在册中，小石又看到了它。哈少甫曾嘱咐小石题跋，小石没有应承，而大千已经在后面题写了，题的是“方伯逍遥海上槎”。蔡乃煌的佳句得到特别赏识 黎劭平澍说：“‘刺虎斩蛟三害尽，房谋杜断两心同’这一联，原本是粤人蔡伯浩乃煌所作，外界都传为张之洞的手笔。蔡乃煌和人谈起时，也坚决承认是张之洞所作，不是自己作的，真是善于侍奉大官的人啊。蔡乃煌以废员身份得到起复，在京城等待选用，正赶上善化人瞿子玖鸿机被斥退出军机大臣之职，并且与袁世凯不合。不久，张之洞在府邸宴请袁世凯，蔡乃煌陪坐。张之洞喜欢诗钟，宴会后拈出‘蛟断’二字，蔡乃煌作出了上面那一联，众人都停笔不作了。因为上联暗指瞿子玖离开，下联则是奉承张之洞、袁世凯同心协力；没过几天，他就被提升为江海关道。” 考据：蔡伯浩任上海道时，江苏巡抚是湖南人陈启泰，属于直道人。伯浩自恃才华，傲慢待人，非常轻视他。江海关管理赔款，收支数额很大。江苏整顿财政时，朱瞎子对陈启泰说，应该整顿海关赔款，这样江苏财政自然就能活转过来。伯浩极力反对，还说陈启泰不了解时局。陈启泰大怒，特意上奏弹劾蔡伯浩，奏章中有“类似汉奸”的字样，交给两江总督端方查办。端方袒护伯浩，长期压着不查。伯浩自己不能出面上奏辩驳，于是写了一篇长文登在报纸上，痛骂陈启泰。陈启泰见端方既不查办，又受到伯浩的侮辱，年老后愤懑成病，终于不起。因此王壬秋挽悼陈启泰的对联中有“上疏劾三公，晚伤鼷鼠千钧弩”，指的就是这件事。伯浩于民国五年死于海珠善后会议之役，汤觉顿也同时遇害。刘申叔的新诗得到知己 冒鹤亭说：“我考中乡试，刘申叔还在参加小考。扬州府试时，知府沈笔香请我帮忙阅卷，看到申叔的考卷，字像花蚊子的脚，忽断忽续，丑陋细小，不能成字。但他的诗文在考场上居首；像这样的试卷，如果不取为府案首，他决不可能考中秀才。于是我把他的八股、诗、赋全部暗中圈定，竟然压过了府案首。诗题是歌咏扬州古迹，七律四首，其中《咏木兰院》一首有警策的句子说：‘木兰已老吾犹贱，笑指花枝空自疑。’尤其充满俯仰感慨。这年秋试，他接连考中乡榜，申叔见到我后，尊我为知己。” 隐居僧舍的一位奇士 嵊县人郑淦，前清时任和州知州。清朝灭亡后，郑淦悄悄前往永嘉，依附妙智寺出家为僧，承担挑水、舂米等各种苦役；朋友和家人都不知道他的踪迹。冒鹤亭任瓯海关监督时访得了他。过了一两年，郑淦去世，不知道他患的是什么病。我偶然查阅冒鹤亭的旧文稿，发现他亲笔写的诗和书信，看来郑淦确实是一位奇士。根据冒鹤亭口述的事情经过，这件事在《清史》中可以补入忠义传的遗漏，在国史中也可以作为隐逸传的资料，所以赶紧记录下来。鹤亭对我说：民国初年我任瓯海关监督，当地的文人学者常与我来往；对于山野中的隐逸之士，我更留意寻访。忽然听说温州郊外的妙智寺有个怪僧，自愿承担劳役，凡是困苦繁重的事情，没有不乐意去做的。劳役完毕后，他就关门静坐，诵经读书，时常发出吟诗的声音。我出于好奇，驾车前往寺中，想看个究竟。进入方丈室后，我询问长老，问是否有像传闻中那样的僧人。方丈说：‘有，是灵照，不知道他的来历，只求出家为僧。’我问为什么让他承担重役，方丈说：‘这是他自愿苦行。’我嘱咐方丈把他叫到禅堂来，方丈回答：‘他马上就到。’再次召唤时，方丈说：‘已经上山打柴去了。’坐着等了很久，另一个僧人来报告说：‘灵照已经回来了。’鹤亭亲自去询问，灵照关着门诵经，敲门也不答应；敲得越急，诵经声越激烈。鹤亭没有办法，只好返回禅堂，嘱咐方丈说：‘应该尊重这个人，优待他，免除他的苦役。’鹤亭回城后，把这件事告诉同僚、嵊县人宋延华。宋延华说：‘乡人中有个郑淦，榜名文熙，清末任和州知州。温州有传说，说知府做了和尚，必定就是这个人。清廷逊位时，他抛弃官职和家庭，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大概已经出家为僧了。’ 鹤亭听后非常高兴。当时梁节庵在梁格庄协助祭祀，分送祭祀剩下的饽饽。鹤亭于是写信，附上自己刻印的诗集和一箱饽饽，派人送给灵照。没过几天，灵照回信，并附送诗四章，把饽饽退了回来。这才知道这个苦行僧，原来就是清朝曾任知州的郑淦。所谓知府，大概是传闻传错了。

译没过多久，寺里的僧人来报告，灵照已经圆寂，不知因患什么病突然去世。寺僧替他殓葬，留下书一册、杂物几件。鹤亭听说后非常悲伤感慨，因为生死之间始终没有见到他本人。后来他的弟弟文煦来信，派郑淦的儿子带着先人的遗体，回乡安葬。鹤亭认为，所收藏的灵照诗稿、书信以及他弟弟文煦的信件，都可以作为史料。可惜他的儿子迁棺回籍时，把留下的书籍和杂物全部带走，没有留下一两件镇守山门。徐固卿精通历算 已故友人黄季刚告诉我：学者都喜欢隐藏自己的长处，却使用自己的短处。徐固卿绍桢由道员转任武职，历任第九镇统制、江北提督；辛亥革命后，任南京卫戍总督、广州大总统府参军长、广东主席。不知情的人把他看作武人，了解他的人则敬佩他藏书丰富、学问博通；他已经刻印的著作有一百几十种，更没有人知道他的历算学和天文学在有清一代无与伦比。我拜刘申叔师培为师时，刘先生说：‘有一天我和徐固老谈到《春秋长历》。我家五代研究《春秋左氏》之学，自高曾伯山、孟瞻诸先生以来，子孙相继传承，研究《春秋》。我谨慎守护家学，汇集数代已经写成的书，内容丰富，装订成帙，精细准确，首尾完备；但《春秋长历》一卷中有很多疑难之处，还没有形成定本。我听说先生历算精深，请您校阅其中的疑误，这样我就没有遗憾，先人也应当向您拜谢。’固卿先生说：‘你如果确实恭敬地希望我来校正，明天应当穿戴整齐，捧着书来，让我看完整部书；如果我能修改，你再穿戴整齐行跪拜礼，我才拿笔为你校订。’第二天，我穿戴整齐捧书前往。我在旁边坐着，徐先生端坐着，用了几个时辰的力量，从头到尾详细校阅，说：‘错误很多，不只是签条上的疑难之处，我应当用半个月的时间替你全部改正。’ 于是我跪在地上行礼，双手捧书恭敬地呈上，徐先生接过书开始动笔。十天后，我前去拜访先生，先生说：‘全书已经改正完善，其中的错误共有一百几十条。我运用步算，把其中细微之处都推求出来了。你可以把书带回去，抄正后送来让我再看。’回去后我展开书卷恭敬阅览，我家几代人都不能解决的疑问，徐先生不但改正了错误，而且还阐发了其中深奥的旨意。徐先生的算学，真是高深莫测。说完这些，刘先生告诉我（季刚）说：‘你愿意跟从我深入研究经义训诂之学，我也仿照徐先生的做法，你行拜跪谒师礼之后，我再教你，不必另外穿戴整齐。’我整理好衣服鞋履，请刘先生站起来，行了四拜三跪礼。礼成后，刘先生说：‘我有可以教给你的东西了。’ 这段故事，是十年前季刚在南京郑重地告诉我的。奔走权贵门下，扮演丑剧 光绪末年，御史弹劾权贵也成为一时风气。当时人说清朝的气数将尽，只留下这一缕回光返照。如江春霖、赵启霖、赵炳麟，世人称为“三霖公司”。此外像赵熙、王鹏运一类人，也有所建树。著名的事例有弹劾庆亲王贪污，弹劾伦贝子受贿，并牵涉杨翠喜案件，段芝贵因此被罢免巡抚（原奏折指称女伶杨翠喜是段芝贵送上的，借此讨好伦贝子）。弹劾瞿子玖案件、弹劾邮传部案件、弹劾盛宣怀案件，都曾轰动一时。朝廷中虽然没有是非可言，言官仍然有气节。李木斋（盛铎）最早奔走于徐桐门下，徐桐是木斋的座师，徐桐讲宋学，木斋也谈宋学。适逢康有为、梁启超进京，将要在南海会馆召开保国大会，到处散发传单。木斋是最先签名的发起人，署名的朝官很多。第二天，大家都到南海会馆赴会，但朝廷已经下令禁止开会，木斋作为最先发起人竟然没有到场。后来得知木斋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后，曾去拜访梁启超，得知开会的事情，于是向徐桐自首，还自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徐桐非常赞赏他，说他确实能够辅佐圣学。李木斋住在徐桐家里，床上摆着鸦片烟具，价值很高，他说那是家传遗物。徐桐见到后严厉责备他不谨慎，木斋于是下拜叩头，起来后把所有烟具全都砸碎。徐桐说：“何必毁坏物品，不吸就可以了。”木斋说：“不是这样；不破釜沉舟，就不足以坚定地遵守老师的教训。”徐桐大为高兴，没过几天，木斋就得到出任江南乡试副考官的任命。木斋大概明知徐桐憎恶鸦片，所以故意这样做，用来巩固徐桐对他的宠信。庚子年，徐桐自缢，木斋于是改变作风，转而奔走庆王门下，说自己曾任日本公使，精通洋务，而且熟悉康有为、梁启超的行径，又以进献珍贵书画作为媒介。庆王不知道书画的贵贱，只问能值多少钱，因为庆王想要的只是金银财物。最后他把书画退了回来，但王府总管已经把它们全部换成了赝品。木斋非常愤怒，此后进退失据，忧郁而死。滇南的吴检讨楚生（式钊），因为推崇西方人而被徐荫轩相国憎恶，因一桩案件被革职，永远监禁。庚子年，联军进入京城，他最要好的朋友沈荩替他向某国公使求情，又与全权大臣商议，把他释放回来。吴式钊回京后趾高气扬，比获罪以前更加放纵荒诞。不久，他想谋求恢复原职，便向李盛铎询问办法。李盛铎说：‘这确实不容易；如果一定要谋求恢复，恐怕非得检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余党不可。’吴式钊说：‘一下子还办不到，姑且告发唐才常的余党怎么样？’李盛铎说：‘似乎可以。’唐才常刚被张之洞处死，沈荩因为和唐才常交好，为躲避祸患来到京城。吴式钊知道这件事，便秘密写奏折告发，请李盛铎代为递上。慈禧见到后大怒，因为正值光绪万寿期间，不便用刑，亲笔批示将沈荩当日杖毙，吴式钊以六品主事任用。吴式钊还因没有得到翰林而遗憾，于是又把自己平生认识、当时有名的三十多人举荐出来，说他们都是沈荩的同党。慈禧竟搁置不问，于是这场大祸才平息。而吴式钊出卖朋友的名声，也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

译戢翼▯是湖北房县人，是第一个留学日本的人。起初，他和中山先生商讨革命；唐才常事败后，他逃到日本，大力宣传革命，创办《国民报》。后来回到上海，创办新社。肃王等人上奏调他进京，办理交涉事务，他在外务部占据最高职位。袁世凯掌管外务部，戢翼▯的主张与他不合；外务部中留学西洋的学生都憎恨戢翼▯，于是找到了他过去和孙先生共事时往来的书信作为证据，呈给袁世凯，并指称他是坐探。肃王多方替他解释，袁世凯还是上奏，把戢翼▯从东城住处逮捕，押解回原籍，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结果中毒而死。戢翼▯是张之洞的门生，被捕后，张之洞对人说：‘项城已经上奏，我无法挽回了。’后来得知袁世凯与日本交涉时，戢翼▯多有阻挠；日本学生中有名的外交家揣测袁世凯的意图，于是伪造戢翼▯与孙中山有往来的文件作为证据，案件就这样形成了。有人说：‘戢翼▯、吴禄贞，一文一武，同为湖北人，都被袁世凯所忌恨，必定要置于死地，所以都不能幸免。’吴禄贞是被周符麟刺死的，死状尤其惨酷。光绪、宣统年间，张之洞、袁世凯联袂进京，分别掌握朝政，人们以为政权掌握在汉人手中。实际上，载洵掌管海军，载涛掌管陆军，肃王掌管民政，载泽掌管财政，载振掌管农工商，伦贝子掌管资政院。张之洞常对湖北籍、在自己幕下任职的门生叹息清室将要灭亡，说亲贵掌权违背祖训，后果所及将使人民陷于涂炭；他很希望自己不要活到看见那一天。当时与其说是亲贵掌权，不如说是旗人掌权；满人敢于这样做，实际上是因为归国留学生中做朝官的人教给了他们这些办法。当时奔走于旗人门下的朝廷士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海内外毕业的武职学生；第二类是曾经毕业的文职学生以及科举时代的旧人。自军咨府创立以来，载涛、载洵统领海军和陆军，倚重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作为谋主，各省陆海军学堂出身的人也依附他们。即使革命派的健将中，也有很多海陆军学生；而当时身居高位的人，都是通过奔走旗人门下而来的。奔走钻营的风气由京城遍及各省，上面这样做，下面也跟着这样做，竟然习以为常。其他文职朝士，谈论新学的聚集在肃王、端方门下，做官的则进入载洵、庆王父子的门下，谈论宪政的又趋附到伦贝子门下；这个是法律政治大家，那个是财政科学大家，彼此弹冠相庆，几乎不知道世间还有羞耻之事。清末的朝廷士人，风气卑劣，既不是顽固派，也不是革新派，不过是奔走旗人门下混取官职罢了。所以辛亥革命时，为清朝守节而死的人，文臣如陆春江等，武臣如黄忠浩等，都是旧人；新近进入朝廷的士人没有一个参与其中。以前帮助清朝杀害党人的人，进入民国后摇身一变，都自称元勋。朝廷有官员却没有士人，怎么能称为朝廷？清朝灭亡，也是历史上的一个教训。逃亡臣子争夺印信 胡小石来访，谈到樊樊山的书轴，说沙公在樊樊山书轴上题道：“太液波翻柳色新，宫娥犹识细腰人，流传翰墨群知惜，木印当年也作尘。”其中所说的“木印成尘”，实际上包含一段历史。辛亥革命时，张勋驻守南京，樊樊山任江宁布政使，携带印信渡江逃走。李梅庵当时任提学使，奉张勋之命代理藩司，因为张勋和梅庵是江西同乡，而且梅庵还曾发誓死守不走。但布政使的铜质关防已经被樊樊山带走，迫不得已，只好刻了一枚木印，行使藩司的职权。适逢张勋败走，江宁落入民军手中，梅庵于是把藩库中剩余的二百多万现款清点后交给南京绅士保管，自己一人来到上海，改名清道人，靠卖书维生。樊樊山也逃到上海，两人因为先后任藩司的关系，又因铜印、木印的问题，各自躲避，不肯见面。双方的随从免不了互相讥讽。樊樊山一方说李梅庵带着藩库巨款来到上海，李梅庵一方则说樊樊山带着印信逃走，而且还传出李梅庵向樊樊山索取原来的关防。湖北军政府派代表来到上海，公开邀请樊樊山回湖北主持民政，樊樊山拒绝了（当时禺也是军政府邀请樊樊山的代表之一）。李梅庵一方扬言，樊樊山如果回湖北，应该先交出江苏藩司印。散原老人听到后说：‘清廷逊位，房屋已经烧毁倒塌，各房人还要争管家账目吗？’ 于是散原老人公断说：‘铜印如果还在，就留在樊家，作为一件古董；木印已经化为灰烬，事情已经过去、形势也已改变，何必再争论。’听到的人都说，散原老人真可以称得上只用一句话就断明了争讼。遗老无聊，只会制造谣言 李梅庵患了疮，僵卧在床，不能行动，家里又没有米，生活十分窘迫，毫无办法。张勋忽然派差官送来一封信，附带纹银六百两，投下信便离开了。梅庵派人把他追回来说：“从前少轩送来的银子可以接受，今天少轩送来的银子却万万不能接受。少轩今天给的银子，是民国政府发的饷银，我不愿间接接受民国政府的恩赐。”于是命令差官把原来的六百两银子带回去。胡小石说：“当时我正住在梅庵家，亲眼见到了这件事。” 有人问为什么不接受张少轩的馈赠。梅翁说：“我既然愿意做一个孤臣，当然不能接受这份恩惠；卖字卖画，只求能够养活自己罢了。”这句话传出去，正好触犯了上海遗老们的忌讳，因为说话的人本来没有恶意，听到的人却别有用心。当时自我标榜为遗老的人很多，可一遇到钱财，往往又改变面目，自我解释说是不拘泥于小节。

译梅庵靠卖书画，每月可以卖得一两万金，家中几十口人都靠此活命。他的寡嫂想把这些收入侵吞下来，存进自己的私囊，于是家里争吵不断，接着又发展成吵架。这个妇人欲望得不到满足，污言秽语和流言随口就来，还牵连到梅翁，使他无法为自己辩白。这些吵架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那些一向对梅翁这个遗老不满的人听说了，便到处宣扬，彼此传播，诋毁积累到极点时说：“这下可以报复清道人，让他无地自容了。”攻击最厉害的是某氏，大概是深深怨恨梅翁夺走了他的笔墨生意，所以造谣无所不用其极。散原老人听说后，愤怒地说：“这些人的心术如此，还能自称高洁吗？如果他们不收敛，我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痛加揭露他们这种勾心斗角的诡计。”一天，遗老们举行宴会，散原忽然当着众人的面痛斥那个人，说：“我要替清道人打他的耳光。”沈子培也帮助他，遗老中有些人感到惭愧，便一起离席逃走，谣言才开始平息。小石说：“从此以后，我们再见到某氏，也把他当作陌路人。清道人的挚友，只有散原和子培罢了。” 樊樊山的晚年 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参政院，搜罗清朝旧臣和国内名流，特意聘请樊樊山担任参政院参政，以特殊礼遇相待。樊樊山也竭力图报，所以在参政谢恩折中说：“圣明深切思念老成之臣，咨询国家政事，宠赐杖履，免除礼仪。赐茶，赐座，饮的是龙团富贵之花；有条、有梅，举行鹊神诗酒之宴。在三海上飞降瑞雪，在九重台阶前仰望庆云。即使是安车蒲轮的典礼，也不过如此。” 袁世凯在居仁堂宴请樊樊山等老辈参政。宴会结束后游览三海，亲手扶着樊山，让他坐在高座上那把团龙缕金绣牡丹花椅上，樊山把这看作非同寻常的荣耀。大雪天在瀛台设宴聚会，举杯赋诗，袁世凯首先作诗，樊山接着写道“瀛台诏宴集”，所以谢恩折中提到了这件事。樊山一生特别嗜好鼻烟，整天都不停。袁世凯赐给他两大瓶老金花鼻烟，都是大内库藏品，还有一对琵琶碧玉烟壶，樊山也把它们看作至宝。洪宪帝制退位后，樊山穷困潦倒，仍旧把玩那对玉壶，爱不释手。洪宪帝制被推翻，黎元洪继任总统。樊山凭同乡老辈的资格，写信给黎元洪，求谋得总统府顾问之类的职位，并呈上一笺说：“大总统登居正位，如太阳正当中天；朱户重新开启，黄枢重新建立；拨开云雾而看见青天，扫除▯枪而迎来紫气，国家都登上治平之境，人民共同歌颂。愿意效犬马手足之劳，得以承受和平之禄。如果总统府顾问、谘议等职位能够容我占据一席，我将感慨万分。静候青鸟使者到来，共同承受来凤之礼。”黎元洪收到这封信后，把它遍示在座众人，说：“樊樊山又犯官瘾了。”众人都问黎元洪打算如何处理。黎元洪说：“不理，不理。” 樊山的信，黎元洪搁置了很久，没有理会。樊山每次托人前来说情，黎元洪仍然严词拒绝，并且加以责难。樊山等人十分恼怒，又写信给黎元洪，大肆讥讽辱骂。信送到后，黎元洪拿出来给在座众人看，其中有这样警告的话：“正想要追究内阁的责任，内阁却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正想要召集议员，议员却又远在迢迢云山之外。自己惭愧没有德行，被众人所抛弃，只有束身等待失败，亲自等候判处。这样完全可以向国人请求赦罪，也可以不在乡邦面前亲自蒙受卑贱羞辱。药石般的忠言，希望能够采纳。”信中的这些话，全都暗指当时段内阁尚未组织成立，府院之间已经产生意见；在北京的参、众两院议员，正聚集在北京云山别墅，商谈恢复国会两院的条件。有的人劝黎元洪每月送给樊山若干金钱，黎元洪仍不答应。所以我在《洪宪纪事诗》中写道：“老成词客渭南家，赐坐龙团富贵花。青鸟不归朱户闭，茂陵春雨弄琵琶。”就是咏叹这件事。民国七年徐世昌任总统，樊山等人又写贺表，用来奉承这位水竹村人，徐世昌于是按月送给他薪水。京城里到处传诵他的贺函，还把他看作三朝元老。我的朋友陈颂洛搜集与北京旧物有关的掌故，曾在徐家得到樊山亲笔写的贺文，并附诗说道：“贤明君臣与元首使文治台阶光彩焕发，必将看到战争平定的那一天。四百多名议员一齐签署赞成（两院议员四百余人），争相扶持红日登上金台。”“南北车书最终要归于统一，浩荡的东海显示出雄风。七年九月初三夜，露▯▯珠月▯弓。”把歌颂赞扬的本领发挥到了极点。腊肠下酒写新书

译经过重庆邹容路，可以看到巍然矗立、与杨沧白纪念堂并称的建筑，那就是重庆革命元勋邹容的纪念堂。邹容字幼丹，二十岁时留学日本，立志革命。他所著的《革命军》一书风行全国，是国内出版革命书籍的开路先锋。当我们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预备课程时，幼丹每天一定来交谈。我带了好几斤新会腊肠，下课后围着火炉大谈排满革命，每个人各讲一条，幼丹把它们记下来；写完以后，幼丹就烘烤腊肠来款待我们。一个多月后，写下的稿子有一寸多厚，腊肠也吃完了。胡景伊、蔡锷、蒋百里，都是当时围炉畅谈的人。松坡在稿面上题签“腊肠书”。我因获罪于清廷，被逐出陆军学校，住在松本馆。一天夜里，幼丹扛来半只火腿，叫下女生火烹煮火腿饮酒。我问：“火腿是从哪里来的？”幼丹说：“今天真是大快人心。我和某君一同到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昱那里，他抱住姚昱，我剪掉他的辫子。我们拿着辫子又到总监督汪大燮那里，汪大燮礼貌非常恭敬，还说：‘有人送给我一只东阳火腿，我把其中一肩送给你。’于是就把姚昱的辫发当作火腿绳，扛着它回来，已经吃了一半，现在把另一半送给你，替我把它烹煮了。” 我问：“辫子在哪里？”他说：“已经钉在留学生会馆的柱子上了。”吃火腿、喝酒之后，他拿出《革命军》全稿来读，说：“我将署名为‘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回上海后付印。我是马前卒，你们这些在书中有文章的人，都是马后卒。”随后回到上海。他和章太炎、《苏报》馆主陈范一起改进《苏报》，印行《革命军》，终于酿成惊天动地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被英国巡捕房逮捕入狱，邹容死于狱中，太炎获免。当时我们到监房探视，邹容说：“革命军马后卒来了。”说完大笑。太炎有一首在狱中赠给幼丹、题为《剪辫》的五言律诗，收在他的诗集中。“苏报案”还有一则趣闻：当时绰号“野鸡大王”的徐敬吾，每天在茶馆、书会中兜售排满革命新书，发行《革命军》。两江总督端方照会英国总领事，逮捕徐敬吾并押送解京。《申报》时评说：“擒贼擒王，一擒就擒了个野鸡大王，两江大吏可以高枕无忧了。”端方看到《申报》后，认为这太不雅观，便秘密下令不再追究。祝贺徐敬吾的人说：“野鸡大王，今天头上插着野鸡毛了。” 叙述戢翼▯的生平 前奉军总参谋长戢翼翘曾来交谈过几次，说：“先兄元丞翼▯，是最早的第一批留日学生，是最早创办革命杂志的人，也是中山先生秘密派入长江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人。后来袁世凯把他驱逐回原籍，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他在抑郁中死去，没有看到辛亥革命的盛事。您和先兄一同做过许多事情，我当时还年幼，虽然亲眼见过他，却不知道其中详情。叙述先兄的生平事迹，非您莫属；否则，最初在内地倡导革命，却没有人知道有戢翼▯这个人。希望您详细叙述，以便列入家传，彰明信史。这是翼翘用来报答先兄的方式，也是您用来彰显朋友情义的方式。”我说：“好，我暂且起草一篇详细传记来满足你的心愿。” 戢翼▯，字元丞，是湖北郧阳府房县人。郧阳是古代郧子国，也就是古代的上庸。房县隶属于郧阳，是山边偏僻的小县；清代二百年来，乡试从未开科。史书记载皇帝曾在房州，因此这个县在史籍中有所关联，房县人便自称本县为房州。元丞在这个县出生并长大。他的父亲因军功叙任守备，隶属于湖广总督督标之下。元丞跟随父亲居住在武昌，得以同当地士大夫交游，开始懂得读书的方法，也很有四方远大的志向。适逢甲午中日战争，马关和议告成，两国互派公使，起初派李经芳，后来派裕庚。当时外交人员中很少有人精通日本语言文字，两国交涉大多用英语应酬。观察马关议和时，李相国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的辩论问答，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后来刊成专书。担任翻译的是李经芳、罗丰禄、伍廷芳。两国恢复邦交后，往来必须使用日本文字，译员多用留日华侨；这些人哪里懂得交涉，裕庚于是派他的随员、安徽人吕某到湖北招收使馆练习学生。元丞被选中。东京中国使署特意设立学堂，用来培养翻译人才（李盛铎任驻日公使，题写堂匾，第一句是“斯堂培翻译人材”，传为笑谈。因为当时留学外国，只学习该国的语言文字，其他方面没有学问）。元丞等人于是成为留学日本的开山祖师。使馆学生学成的有湖北戢翼▯、刘艺舟，安徽吕烈辉、吕烈煌，广东唐宝锷，江苏冯阅模等，共七八人。元丞提倡革命，唐宝锷考取留学生，取得翰林身份。（按：唐浚是候补道，有一副趣对，脍炙人口。唐浚和海关道何秋辇通信时，一定写作“秋辈”，当面称呼也是如此，因为分不清“辇”和“辈”。写“盘察奸宄”时，一定写成“奸究”，因为分不清“究”和“宄”。当时有人为此作对联说：“辇辈同车，夫夫竟作非非想；究宄共盖，九九还将八八除。”）刘艺舟因为擅长新戏，在南北闻名，其他人没有什么建树。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制定政策，提倡中日亲善，在中国设立东亚文会，派子爵长冈护美游说南北各省派遣文学生，学习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等各门学科。陆军少将福岛安正游说南北洋和湖北，派遣陆军学生到日本士官学校。东京的留学生日益增多，元丞于是成为学生们的领袖，宣传革新、革命两种政治派别的主张。当时梁启超在横滨发行《清议报》，提倡保皇、君主的主张；元丞与雷奋、杨廷栋、杨荫杭等人在东京设立《译书汇编》，宣传改革中国政治和学术的主张，当时还没有公开说明革命。然而，他们已经暗中同从伦敦回到横滨的兴中会领袖孙逸仙先生声气相通，谋划合作了。

译适逢庚子事变，江、鄂两地不奉朝廷命令，保皇党、革命党两派分别活动于西南各总督之间，宣布独立。中山先生先派人给两广总督李鸿章写信。长江两督刘坤一、张之洞始终以不接受朝命、共同保卫长江为主旨。保皇党人多是前朝官员，同张之洞关系尤其好。他们派人劝说刘坤一独立，刘坤一不动；又派汪康年等劝说张之洞，张之洞也不动。保皇党人唐才常于是开始采取利用哥老会在长江地区起事的行动。哥老会成员多是湖南籍，唐才常因此能够指挥他们。革命党在长江地区的潜在势力当时还很微弱。唐才常原是两湖书院的肄业生，被选为浏阳拔贡，和谭嗣同是儿女亲家，于是联合哥老会，倡导“富有票”。唐才常很有推翻满清的意图，所以屡次说“保国不是保皇，保中国不保大清”。保皇党既然提出推翻长江局面的计划，便以秦鼎彝、力山在大通一带起事，唐才常则亲自前往汉口。保皇党人大多是官吏，但起义所需的人才不能不联合革命党和留学生。中山先生的同志如秦力山、吴禄贞、傅良弼等，都受到推荐。戢元丞却没有显露头角，回到湖北后暗中指示革命党联合行动，同保皇党共同起事。“富有票”这次行动以保皇党为主体，由保皇党负责筹款，发动工作以唐才常为主办，狄楚青在上海负责督办饷项。留学生中属于中山派的，有湖北陆军学生吴禄贞、傅良弼，海军学生广东人黎科，工科学生福建人蔡承煜；湖南拔贡毕永年、龚超等，也都是两湖书院出身。戢元丞是中山先生派来主持策应革命的负责人。元丞带着中山先生给我的亲笔信，说明以革命驱逐胡人为宗旨，请同志们不要被保皇党的虚假说法诱惑。中山先生《旧德录·戚遇篇》中曾说：“庚子事变时，劝说江、鄂两督独立没有成功。唐才常、龚超等人以‘富有票’的名义，联合长江地区的哥老会党，在武汉起事。唐、龚二人都是两湖书院肄业生，和我同院，俗话说的‘秀才造反’就是这样。”一天，在日本留学的湖北学生戢翼▯投递名帖来访，亲手拿出孙先生的一封亲笔信，说吴禄贞讲过，湖北朋友中只有刘问尧一人可以商议大事（问尧是成禺的原名）。现在派戢元丞翼▯回湖北，特意写信请他前来商议，也是因为朋友的朋友这一层情义。我问元丞：“唐佛尘的宗旨，究竟是怎样的？虽然表面上说保皇，实际上是保国；又公开宣称‘保中国不保大清’。既然把皇上作为旗号，又为什么孙先生还同他联合，派您迅速回来呢？”元丞说：“佛尘已经同孙先生秘密结盟，只是借保皇会出面来筹措、利用军费罢了。不然，秦力山、蔡承煜、黎科、傅良弼都已经到了，吴禄贞也即将到来，这些人都是孙先生的心腹，难道还能主张保皇吗？你不要疑惑。”我和元丞首先拜访洪山忠字五营统领黄忠浩，元丞劝说他响应。当时张通典伯纯（张默君的父亲）也在座，立即制止他说：“你幸亏是在黄泽生这里说这些话；若在别处说，恐怕就完了。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怎么能随便商议？真是个留洋学生。”后来保皇会得知唐才常已同孙中山相通，便发电报给上海，截留他的饷项，改期举行起事，事情于是失败。元丞临行时说：“我将把你竭尽全力的情形，当面报告先生。”我也说：“不久我就会到日本去，请原谅我不再写信给先生。”（详情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前革命史》） 唐才常等人把汉口的李慎德堂作为总机关，前门临近华界，后面是英租界。上海的军饷没有运到，哥老会党徒大为喧闹；唐才常、吴禄贞、傅良弼等人仍往来于武汉之间。被捕前两天，唐才常在我家吃饭；前一天在元丞家吃饭，元丞送他到江边，唐才常告知已经改期。元丞说：“事情已经失败了。这种事情差之毫发，如今消息已经传遍全城，应当早作安排。”元丞因为改期而没有过江，第二天早晨，李慎德堂的人全部被捕。吴禄贞从三四丈高的墙头跳下，落入英租界，得以逃脱。被捕者押到总营务处，主办者多是南皮书院学堂的门生，其余则是哥老会的全龙头。张之洞很想从轻治罪，但于荫霖任湖北巡抚，极力主张处以死刑，张之洞忍气不敢争辩。总营务处的姚锡光和文案陈树屏主张只惩办当场抓获的人，其余不再追究。然而唐才常、傅良弼、黎科、蔡成煜，都已经在武昌大朝街天符庙前被砍头了。元丞当夜逃到湖南会馆梁焕彝那里躲避，第二天又逃到我家，得知追究此事会从宽处理，先太夫人极力催促他秘密离开武汉。元丞如果当日过了江，早就和唐才常、傅良弼一起被杀了。（按：先太夫人七十岁正寿时，功玖、居正、张知本等人撰写的略文说：“庚子年汉口事变中，浏阳人唐佛尘、潜江人傅良弼因谋划改革的事情泄露而被杀。太夫人听说后，对禺生说：‘城里被杀的人，就是昨天在我家吃饭的那个人吗？’她的脸上显出凄楚惋惜之色。党人戢翼▯逃来藏在你家，太夫人说：‘戢翼▯，你为什么还在这里？我家仆役很多，突然看见陌生人，不能保证不会因惊疑而泄露消息，这里不能久住，应当走远些。’她又多给旅费，派他逃走。又担心城门盘问严格，有个姚姓人准备好帽子衣服，装作去拜访客人，让元丞混在轿子里通过军事盘查地点，回家后赶紧离开。”） 元丞、力山一同返回日本，创办《国民报》，秘密同中山先生商议，发表推翻满清的大革命宣言；这就是第一次堂堂正正的革命文字。《国民报》的势力于是能够支配长江内地，清廷无法禁止它发行。戢元丞、秦力山、沈翔云、雷奋、杨廷栋等人，都有文章著作。报纸中有一副对联：“妖姬侍宴，众仙同日咏霓裳；稚子候门，同是天涯零落客。”张之洞曾为它圈点。元丞又同沈翔云写了《留学生告张之洞书》，斥责他残杀士人，劝他改革政治。结果张之洞召集名流反驳答复这封信，慌张忙乱了数月。

译我前往东京时，元丞安排我与萱野长知同住在左门町，力山等人也在那里。元丞利用日本女子贵族学校校长下田歌子的资金，想把改革文化宣传到长江流域。孙先生也赞赏他的行动，于是在上海设立作新社。作新社首先刊印日本语的正规文字，以及用日本文字解释各类书籍的著作，引导中国人能够阅读日本书籍，沟通欧洲化思想，并广泛翻译世界各国的学术、政治书籍，对中国的开明事业功劳很大。元丞于是成为上海革命党人的重要交通联络中心。清朝振贝子前往日本，先带留学生陆宗舆回国，后来曹汝霖、章宗祥、金邦平也相继来到北京，都得到重用。而元老学生戢元丞还在上海，于是有人谋划召他进京；他就是那个未经留学生考试，却被大力提拔任用的留学生。元丞又借助革命军校学生吴禄贞等人，暗中掌握兵权；这件事得到中山先生赞同，于是他进京主持并策划此事。沈潜的筹划，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意气风发了。关于在间岛设置大臣的建议、改革法律的建议，都参与了他的谋划。他赞成由亲贵掌管军队，也主张革命党可以统领军队，并推动任用党人。这里所说的党人，是革命党而不是保皇党；清廷本来就把保皇党和革命党混为一谈。只有袁世凯深知他的意图；袁世凯一进入军机处，就在光绪三十三年上奏弹劾戢翼▯与革命党交通、危害朝廷。朝廷下谕说：“戢介翼▯着革职押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第二年，他郁郁死在武昌家中。他死亡时的情状究竟如何，他的弟弟翼翘应当能够说明。我在海外，没有亲眼见到，不敢妄言。现在把他的生平言行大略记录如下，都是我所知道的事情。（禺按：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领外务部时，很厌恶那些自称“日本通”的外交大员，何况元丞还是出身于革命党的人呢？戢案发生前两个月，他先把前任日本公使蔡钧驱逐回籍，说蔡钧自称外务部侍郎，在京城招摇。有个山东藩司尚其亨，不知道朝廷的谕旨已经下达，入宫觐见时还向西太后极力保荐蔡钧，说他是外交人才，可以重用。西太后斜眼看着他笑了。外界说，“尚其亨”应当改作“尚其享”，意思是“可怜尚其享”。以上都是前清光绪三十三年的事情。） 苏曼殊的哀史 苏曼殊，字元瑛，幼年随母亲河合氏生活。河合氏嫁给岭南商人苏老先生，当时苏老先生正在东瀛经商。不久，苏老先生回国，河合氏也带着曼殊一同回到广州；但正妻凶悍蛮横，对河合氏尤其严酷。过了几年，苏老先生病逝，河合氏受不了他的正妻，只身再次回到日本，把曼殊留在苏老先生家中，当时曼殊只有十一二岁。曼殊寄住在慧龙寺，剃发做了和尚。寺中某位长老喜欢他的聪慧，在诵读佛经之余教他读书，又让他学习英语。几年以后，他的学业大有长进，中西文字都写得很有文采，颇为可观。起初，苏老先生在世时，曾替曼殊定下一门亲事，对方是大户人家，女子贤淑而有才华。自苏老先生去世以后，两家便断绝了消息。曼殊住在寺中几年，来往的人只有一位老妇人的儿子，他时常来看望曼殊。原来这位老妇人曾做过曼殊的乳母，又深受河合氏的恩惠。曼殊十五六岁时学业有成，辞别寺中长老，准备东渡去探望母亲；但苦于缺少路费，只好跟随老妇人的儿子在广州城中卖花。正打算筹集资金前往日本时，有一天，他经过那户大户人家旁边，正好那家的婢女出来买花，认出了曼殊，惊讶地说：“你莫非是苏郎吗？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她暗中把小姐叫出来。曼殊用斗笠遮住自己的脸，流着泪说：“我惨遭家庭变故，已经无心过问人世间的事情了。”他又把自己出家做和尚以及准备东渡探望母亲的缘故告诉她，劝她另嫁名门，不要再把自己放在心上。女子听后也为他流泪，发誓说：“这是什么话？我一定守身如玉，等着你。”她解下所佩戴的碧玉送给他，卖掉后足以筹措东渡的费用，也能把母亲接来。曼殊于是用那块碧玉换钱前往日本。等他回国时，听说女子因忧愁而去世。曼殊既哀悼女子的死亡，又悲伤自己的身世，感慨万端。当时正值清朝末年，革命党人聚集上海。曼殊寄居在觉生家中，与我的老友均县人萧纫秋同住一室，亲自详细讲述这段经历；他所作的《绛纱》等记，都是那时写成的。写作时，他伏在枕上急忙书写，还没有写几行，双泪就已经涌到眼睫。他曾想把这件事写成长篇小说，共一百回，每回还附一幅图；图已经画成三十幅，便托萧纫秋请孙先生资助印书的费用。孙先生当时正处于困窘之中，孙夫人却倾尽箱箧，拿出八十元赠给他。曼殊拿着这些钱第二次东渡，最终仍未能把书印行，真是可惜！后来他卧病于宝隆医院，写信给广州的胡展堂，另附一张纸，请他转交萧纫秋；纸上只画了一个鸡心，旁边缀着一行字，仅有“不要鸡心式”五个字，众人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萧纫秋沉默了很久，说：“苏和尚——这是当时同人对曼殊的称呼——恐怕已经快不起身了，难道是嘱托我代他买一块碧玉，带去地下见他的未婚妻吗？”于是他在市场上买了一块方形碧玉，由徐季龙带到上海。徐季龙抵达码头后，赶往宝隆医院，此时曼殊的病已经十分危重。他三天没有进食，闭着眼僵直地躺着，仿佛在等待什么。医院护士走近告诉他，又说广州的萧某已经托人把碧玉带来了。曼殊睁开眼睛，勉强用手接过玉，又让护士扶住自己的手，用嘴亲吻玉佩，欣然一笑后去世了。孙中山先生语录：练习演说的要点 孙中山先生曾亲自讲述练习演说的方法：第一，练习姿势。身体登上演说台时，所表现出的风度姿态，必须使全场产生肃穆起敬之心；开口演讲后，举止和仪态又必须使听众感到安静祥和。最忌轻浮做作，一切都要出于自然。有时言辞和主旨很严肃，可以唤起听众的注意，却不可故意摆出惊人的样子。我——先生自称——年轻时研究演说，对着镜子练习，直到没有缺点为止。第二，练习语气。演说就像写文章一样，以气势为主；气势贯通，语言的长短、声音的高低都能恰到好处。说到最重要的地方，要说得铿锵有力；说到平缓铺陈之处，担心听众感到疲倦，就应旁征博引故事，夹杂诙谐的话，振作全场的精神。正直的言论和新奇的见解，都要归结到正道上；始终贯通，不可支离破碎；语势要有起伏开合，快慢随事情而定。我年轻时在美国，听名人演说，对某个人独到的地方加以简练地记录和揣摩，日积月累，自然形成了我个人的演说风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先生又说：演说必须统摄全局。凡是大型演说会，有赞成的人，也一定有反对的人。登台后环视四座，先看看有哪些党派、哪些人的代表，然后再发言，这样才不至于离题。说话不慎，座中有人用怪声回应，这是演说家的大忌。必须使赞成者理解得清楚明白，感到非常欣慰；使反对者在道理面前折服，也暗中点头；使中立者喜欢你的姿态和言语，也容易转而支持你。绝不可说气话，不能盛气凌人。我在华盛顿时，见过一项议案本来可以照例通过，但有位议员登台后忽然辱骂其他党派，结果导致议案被否决，这就是一个例子。演说的纲要，全部在这里了。诸位将来回国，有志于政治，就会需要演说，所以我把这些告诉你们。孙中山先生语录：宣传文字的运用 先生说：宣传文字贵在能够提纲挈领；措辞和意义越简单，人们就越容易明白，一切运动没有不成功的。我记得自己在广州乡间向人们宣传反清复明时，还有人不能理解，我就拿出制钱正面的“某某通宝”给他们看，问：“你们认识这些字吗？”他们说：“认识。”我又指给他们看背面的两个满洲文字，他们就说：“不认识。”于是我逐一把满人进入中国统治、把汉人当作奴隶看待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这才恍然明白反清复明的大义。这时我才知道，汉高祖约法三章中的“杀人者死”，确实简单明白，能够用来平定天下。要唤起民众的信仰，靠的是事实，不是理论。难道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吗？罗马的凯撒发表演说，民众归向凯撒，大声喊着要杀布鲁特；等布鲁特接着演说，民众又归向布鲁特，大声喊着要杀凯撒。民众究竟服从谁、反对谁尚未确定，只在于能否举出简单的事实，参以证据，使众人相信罢了。如今使用“排满”的口号，既简单又明白，而且远远超过“反清复明”，所以革命进展得很快。至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建国的根本；中等知识以上的人能够说明它们，大多数中下层民众却还难以完全理解，不如“排满”的口号更容易唤起群众。民国成立以来，民众一听就明白民国不应当有皇帝。因此，反对帝制的主张一提出，袁世凯在八十三天后就崩溃了，这就是明显而充分的效果。孙中山先生语录：谈民选议员 孙先生曾谈到民选议员制度：我曾听说中国有一个笑话，某位进士公看见别人读《史记》，问是谁写的，回答说：“太史公。”进士说：“太史公是哪一科的翰林？”他又翻看《史记》几篇，便说不过如此。这种笑话，正好和华盛顿议院议员发表的议论一样奇妙。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总统称为President，大公司、大农场的首长也称为President。美国南部某个小州有一位民选的下议院议员，出身农场，从未到过大都市。有一天，他在议会讨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权限，这位议员发言说：“合众国President的权限，是不是和我们农场公司的President一样？农场公司的President遇到紧急事情可以召集董事会，合众国President遇到重要政务，当然也可以随时召开议会。”这句话一说出来，全场哄笑。原来当时美国的民选议员，竞选者大多靠金钱取得胜利，结果就出现了这样学识浅陋的议员。所以我主张，民选议员也必须先经过考核，必须选择资望、才能、学识足以胜任的人，然后才投票选举。因为国家的重要政务和法律，本来就不是那些有钱却毫无学识的人所能参与讨论的。翠亨村获得珍贵史料 孙中山先生出生在中山县——原名香山——翠亨乡。我这次巡察到这里，所得到的一些事情，有足以作为史料记录的，也格外珍贵。中山县长孙乾，是先生的胞侄孙，也是我五十年来的通家子弟。他精明能干，严格遵守礼节，治理中山县颇有从政才能。我四年前在重庆为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三集题字，书中讲到陈粹芬老太太，冯自由还为此作了注。抗战以来，粹芬老太太先住在澳门，后来由孙乾供养；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听说我到了中山石岐，她高兴地说：“刘某人，我和你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想不到你还在人世间吗？”我抵达石岐后，立即前往拜访，讲述当年逃亡的情形。粹芬老太太慨然说：“我没有做饭给你们吃，已经四十八年了。今天重新相逢，下午请你们吃饭。”于是她大摆宴席，亲自送给孙陈粹芬一张红帖，上面写道：“不像从前在横滨街头买菜，如今请人吃饭也有格式了。” 下午我们前往时，粹芬老太太已经在门口迎接，说：“我们这一辈人经过五十年，各人都还在。回忆当年逃亡受苦的日子，简直像一场大梦，不能不留下一个纪念。”于是宾主一起拍照，然后入座。老太太畅谈自己的经历和身世，其中有很多珍贵史料，足以供人搜集采录。陈老太太讲述了革命时期惠州起义的事情。香港的李纪堂、梁慕光等人商议在惠州起事，军械都由海员公会的海员秘密运输；其中大多经由日本邮船，以及美国、高丽等国的邮船运来，以横滨作为居中策应的地点，根据形势决定在横滨采取什么行动。陈老太太负责往来船只抵达和离开的密件传递，所以横滨邮船一到，她就立即去接船，把港方的确切消息转告给秘密运输枪械的海员。日本方面因为上下船的是妇女，完全没有注意。事情失败后，梁慕光来到横滨，对陈老太太的英勇赞叹不已。老太太说：“我当时传递书信，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去做，总会有办法的。” 这次出行，我在孙家看到先生留下的一只金表、一条金链和链头的一枚小印章。金表有小螃蟹那么大，带有可以开合的金表盖，表盖上刻着英文“Y.S.Sun”。这大概是先生在伦敦蒙难回国时，康德黎博士临行前赠给他的东西。先生在横滨时，曾多次拿出来给人看；如今再次见到它，真是革命史上传世的珍宝。

译从石岐到澳门，路程走了三分之一，便是翠亨村。同行的人有中山县长孙乾和秘书李以祉。路过隔田村时，先生的胞姊杨太夫人住在那里，她已经八十七岁，日常起居仍然如常。抵达翠亨乡，只见乡地四周层层山岚、重重山峰，形如圈椅，正面临着远处的唐家湾。唐家湾，是唐绍仪的故乡。海湾入口处有金星岛高高耸立，正好作为翠亨乡主峰的照应山岸。唐绍仪在民初创办金星人寿保险公司，就是以湾中的金星岛命名的。据乡中父老说，先生先人的墓地就在翠亨乡主峰上。当时有一位江西堪舆家来到乡里选择墓地，住在先生家中；先生的尊长为他供应住宿、饮食和日常起居，并资助他的行李，礼遇始终不衰。堪舆家非常感激，于是选择了一处好墓地作为报答，说葬在这里的人，后代将显贵到可以成为元首，声名可以与圣人相提并论。我拿这件事询问孙乾，他回答说：“这属于迷信的说法，但乡人确实一直有这样的传说。” 翠亨村外有一座两层洋楼，横向三开间，这就是先生的故居。房屋旁边有两幢砖房，是已故陈兴汉的住宅。兴汉已经去世几年了，曾任京沪、粤汉路总办。先生去世后，两次更换棺木和寿衣，都是由兴汉负责办理的；他家几代都是孙家的邻居。孙乾指着楼旁的围屋说：“先生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说：“这房子在村外，离村子还很远，为什么要建在这里？”孙乾说：“这里面有一段故事。房子建于光绪二十五、六年，当时眉公（先生的哥哥）在檀香山西卢岛经营畜牧、制糖和种植业，获得巨利，寄回六万金到香山，托人到村里建造一所房屋。可是先生在伦敦使馆遭难以后，已为清朝官吏所不容。眉公虽然没有参加革命，但他回村建房，乡人也怕受到牵连，所以全村各姓都拒绝接纳。没有办法，只好在村外荒僻遥远的空地上建造房屋，并且立下字据，声明这所房屋与翠亨乡无关。村民大多得到过眉公的恩惠，也就默认了这件事。谁知道到了今天，整个乡都受到他的赐益。翠亨乡纪念中学规模宏大、建筑壮丽，是广州各学校中最出色的。” 到了澳门，我拜访卢太夫人。太夫人已经八十三岁了，性情和蔼，身体健康，走路与年轻人没有差别。她的二女儿戴夫人也出来相见。当时戴君恩赛恰好去了香港，我们交谈了几句话，我就告辞出来了。按语：先生的家世是这样的：长兄眉公，在檀香山经营农商业；眉公的儿子叫孙昌，毕业于旧金山医科大学。先生在广州大元帅府任职时，奉命收编海军，被流弹击中阵亡。孙昌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孙满，现任士敏土厂总理；次子孙乾，就是今天的中山县长。孙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又到义大利学习陆军和空军，抗战时任闽军副总司令，如今治理中山，政绩颇为显著，这就是眉公一支的世系。先生有一个孙子，名叫孙哲生科；长女嫒，年纪还没有达到笄年便早早去世；次女婉，嫁给戴君恩赛。戴君曾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来任梧州关监督、巴西公使，如今与夫人同住澳门，并侍奉卢太夫人。卢太夫人说，住在澳门非常舒适，可以经常同平民亲友见面交谈，很足以使晚年得到欢乐。记伍老博士 我住在广州大总统府时，早晚都同伍老博士（伍廷芳）交谈。现在把他的遗言和遗事逐条记录下来。老博士说：“我曾到英国伦敦学习法律。何启，字沃生，也先到伦敦学习法律，我们都取得了大律师学位。我娶了沃生的妹妹，梯云又娶了沃生的长女，我和沃生成了两代姻亲。沃生娶了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女儿，回到香港，不久她因病去世。沃生哀悼她，建了一所医院，以纪念亡妻，并附设学校。孙中山、陈少白等人都毕业于这所医学校；这里也是排满革命和中华民国倡议发端的地方。我回到香港，做律师。沃生也是律师，同时是香港绅士，主持华民政务司事务。沃生的朋友胡礼垣最擅长中文，他同沃生合写《驳张之洞〈劝学篇〉书》后，一时广为传诵。沃生又同陈少白等人撰写《盛世危言》，中山先生也曾加入自己的意见。孙先生和陈少白来到上海，把这份稿子卖给粤人上海招商局总办郑观应，由郑观应署名刊行，售价二万金。《盛世危言》最后的全部一篇，则是孙先生和陈少白补录的。孙先生带着这两万金，草拟了《上北洋大臣李鸿章书》，但没有能够送出。” 我在香港办理律师事务，什么也没有参与。沃生却很有兴味，但始终没有做清朝的官，这是沃生高尚过人的地方。沃生已经去世了，他亲手创办的亚理士医院学堂，就是用来纪念他的英国夫人的；那里培养出了孙中山、尤烈、陈少白等学生，他们都是建立中华民国的伟人，也足以慰藉沃生的志愿了。”

译伍博士又向我讲述英国大律师的制度，说：“中国各城区挂牌办案的法律人士，大多称为大律师，其实并不了解这个名称的来历。英国的律师制度与美国不同，英国大律师（Barrister）出庭辩论重大案件。大律师之下的律师，则是办理案件事务的律师（Solicictor）。大律师出庭时，法官非常敬畏他；大律师出身于‘吧’（Bar），所以声望很高。英国的‘吧’有四个，其中以‘哥伦比亚吧’、‘林沁吧’最为著名。伍博士和沃生，就是出身于这两个‘吧’的人。中国人在英国伦敦学习法律，出身于‘吧’的还有两人，一人是丁榕，一人是刁作谦。之所以说出身于‘吧’可贵，是因为学习法律取得大学学位后还要进入‘吧’；‘吧’中都是伦敦地位最高、最有学术和德望的人。他们每天在‘吧’中开会、进餐，不仅向新进入‘吧’的人传授各种学识，而且每餐都必定交流有用的经验。‘吧’期共四年；如果‘吧’期已经满了，但进餐次数不满四年，就按日计算，必须补足在‘吧’中进餐四年的次数，才能离开‘吧’，成为大律师。” 罗文幹在‘吧’里只住、餐了半年就离开，放弃了大律师的名位。伍博士口述这件事时，伍朝枢正在旁边，便说：‘我在“吧”中进餐，时间只有三个月。’” 伍老博士又对我说：“我在香港做律师时，薛叔耘福成刚刚出使欧洲，邀请我一同前往，博士以经费不足为由推辞了。郭筠仙嵩焘、曾小侯纪泽，都希望博士随使团出洋，我感激他们的好意，却没有答应。后来李鸿章因为中日战争到马关议和，博士与罗丰禄、李经芳随行，英文和约都经过他们三人之手。后来北京商议修订法律，沈家本竭力邀请聘用我，说我是中国唯一精通英国法律的老资格人物，于是我才出来做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现在再讲述伍老担任美国公使期间的一件逸事：当美国正在修建贯通东西大陆的铁路、开发太平洋沿岸各省时，招募了数十万广东华工。铁路建成后，华工大多不愿回国。欧洲移民蜂拥进入美国，嫉妒华工工资低而夺走了他们的利益，于是由合众国上下两院议决，禁止华人入境。所谓华人入境条例规定，只有官员、商人、教士、游客、留学生五类华人所持的护照可以进入美国，华工一律禁止入境；除华人土生者可以登记为美国公民外，亚洲人种都不得入籍。其用意是认为华工中老年人死去，壮年人一个也不能再来，不必等到禁令实施，几十年后华工就会自行绝迹。伍老博士担任驻美公使时，正值《禁止华工条例》与中国政府约定的期限届满，由美国议院提出照原条约继续实行，几乎没有修改。伍老博士通过公文竭力争辩反对。议院开会表决禁止华工案时，博士坐在议会骑楼的公使席上旁听。会中稍有争执后，大多数人一致表决继续实行原条约，对华工入境案不作修改。博士于是从骑楼座位上站起来演说，痛斥美国议员没有人道、没有法理，好像英国殖民者最初来到美洲大陆时的放牛娃。他根据外交原则和法律，指出这样的议员违背耶稣的教诲，也违背华盛顿关于平等民主的遗训，演说了一个小时。正当他站起来陈词时，有议员发言制止中国公使，说议院旁听席的规定是不准发言、扰乱会场；伍氏身为外交官，又精通法律，这是故意滋扰，请议长命令把他赶出席位。老博士听了，仍然像没有旁人一样继续演说。又有议员站起来说：‘让这位老人把话说完。’伍老演说结束后，有议员站起来答复说：‘伍老确实有外交才能，是第一流人物，可惜你生在中国，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真是可惜。’我问老博士：‘当时明知会触犯议院规则，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他说：‘我当时愤怒到了极点，已经不把那一班人当作人类看待了。’ 墨西哥想仿照美国同中国签订外国人入境条例，禁止华工入境，这项议案由墨西哥议院提出。伍老博士亲自前往墨西哥首都，同墨西哥政府办理此案，开始了交涉上的大冲突。墨西哥外交部长态度强硬而无礼，伍老博士大怒，拍桌站起来说：‘降下国旗，回国去！再发电报给中国政府，调兵船来同你们周旋。’墨西哥政府于是请美国国务卿兰生出面调停。伍老博士在墨西哥会议上拍桌时，电报传到美国，各家报纸都用大字刊登此事，并配上插图：一幅画着伍老博士发怒的样子，另一幅画着一艘中国巡洋舰正向墨西哥海湾直驶。这起交涉案经美国国务卿调停后，墨西哥只好屈服，不再讨论。伍老博士抵达美国后，卜技利的学生前来欢迎，问老博士：‘中国兵船在哪里？’他回答：‘我知道墨西哥政府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才毅然说出那番话。’他们又问：‘老博士为什么敢毅然说出要断交的话？’他回答：‘我从华盛顿出发前往墨西哥时，美国国务卿同我关系很好。我同他秘密交谈过；如果在墨西哥的交涉破裂，他已经答应负责调停了。’ ” 现在再讲述伍老博士进入民国后的遗事：辛亥年，老博士离开北京南下。武昌起义后，大都督黎元洪向各省都督发出电报，联名推举伍廷芳为中华民国驻沪全权代表。当时各国领事之间往来的公函，都把中华民国写作ChineseRepublic。老博士说：‘这个意思太狭窄，是说“中国的共和”，也就是共和只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应该使用RepublicofCfhina，意思比较广，是说共和属于全中国。’于是他在给各领事的公函中加以说明。这一英文定名，实际上是五族共和的预兆。

译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孙大总统从日本回到上海，国会议员和中国名流在霞飞路的尚贤堂举行欢迎会。老博士和唐少川几乎动起武来，经孙先生调解，唐少川先行离开，愤怒才平息下来。当时法国内阁总理也将抵达上海，他原先赞助民国党人，上海名人设宴招待他。少川说伍老的住宅极其宏大，可以容纳许多人，伍老却拒绝借出。少川又说伍老家里有很多钱，为什么吝惜借用房子？况且也不需要老先生支付餐费。当时伍老刚从外国回来，在香港、上海大肆购置房产，许多人讥讽他发了洋财，这正触犯了伍老最忌讳的地方。于是他离开座位骂少川说：‘我连你都生得出来，你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讥讽我。’孙先生张开双手隔在两人之间，急忙送伍老上车回家。黎元洪接替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段祺瑞一派不愿唐绍仪上任，所以少川抵达天津后，段派施出奇计，使唐绍仪不能进京，并暗中联合北洋中有权威的将军反对他，事情甚至涉及恐吓。由于少川是北洋最老的前辈，段祺瑞无法压制他，于是改任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当时府院关系恶化，党人部长同议院、总统府人员联合谋划倒段，于是免去内务总长孙洪伊的职务，以此向段派表示谢意。后来议院阻挠对德参战案，督军团没有实现解散国会的密谋，伍博士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于是段祺瑞被免去内阁总理职务，张勋进京，黎元洪逃入交民巷，复辟之乱就此发生了。此前段祺瑞被免职后，特意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李经羲察觉时局不利，推辞不接受。督军团既已同中央脱离关系，黎元洪很感到自身危险，于是召张勋进京，共同商议国事，实际上是徐世昌写信给黎元洪出谋划策。六月七日，张勋率兵从徐州北上，先派兵进入北京，并发电说明调停条件，限期解散国会。黎元洪害怕，只得答应。但是，总统下令必须由国务总理副署。伍博士以生死相争，说：‘想让我副署，先把我的头取去。’黎元洪无可奈何，只好免去伍博士的职务，让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七月十二日，便以江朝宗副署的命令解散国会。江朝宗接到代理国务总理的命令后，匆忙乘车前往外交大楼伍老博士的住所，索要国务总理印章。伍老不见他。江朝宗站在门外不走，大声喊道：‘我是代理国务总理江朝宗，奉大总统特任，请伍老先生把印章交给我。’伍老便派人告诉江朝宗：‘请你回去，让人把印章送来。’江朝宗说：‘拿不到印章，我死也不走。’伍老告诉家人：‘都不要理他，看他要在门外站到什么时候。’江朝宗想推门进去，但门已经锁上。许多人在外面拦住他，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他无法进入室内；无论他怎样叫喊喧闹，伍老都不理会。江朝宗没有办法，垂头丧气地走下大楼，回家调兵。不到一个小时，江朝宗率领步军统领衙门的许多士兵赶来，金鼓齐备，其中还有几十名没有穿军服的人。士兵包围了楼下，便服人员跟着江朝宗上楼，伍老仍然关着门不理会。江朝宗大声喊道：‘请伍老先生交出国务总理印章！’那些便服人员也疯狂呼喊，楼下的士兵大吹大擂，狂喊不止，随后又响起枪声，伍老仍然关门不理。当时已经入夜，江朝宗没有办法，只好命令随从继续喧闹，声音始终不绝。他窥见伍老仍无动静，于是在大楼附近放火，火光熊熊。众人敲打伍老的房门，大声喊道：‘大火已经烧到大楼附近了。’伍老知道火还远，没有回答；江朝宗的计策也无从施展。整夜没有片刻停止喧闹，伍老也无法入睡，已经疲倦不堪。伍朝枢对父亲说：‘江朝宗非要拿到印章不可；不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也足以对得起中华民国和黎总统，不如把印章给他。’伍老于是让朝枢把印章扔到门外，说：‘你可以盖印做大官了。’江朝宗倒在地上捡起印章，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张勋进京复辟，伍老博士于是沿铁路取道返回上海。孙总理率领海军南下广州护法，邀请伍老同行，并派郭泰祺跟随他。由于郭泰祺受到信任，能够影响伍老这位博士。海军人员对伍老十分信服，即使程璧光也只听从伍老的命令。海军七十万元的开拔费，就是伍老亲自拟定的，并命郭泰祺把现款装在袖中前去交付。广东人听说伍老博士到来，都表示热烈欢迎。所以在护法之役中，伍老博士实际上是孙大元帅的擎天柱石；他不肯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全国人都尊崇这位老人。大元帅在韶关督师时，伍老以外交总长的身份代理大元帅职权，迁居元帅府。我当时担任大元帅宣传局主任，因此能够日夜听到伍老的言论。后来元帅府发生大火，伍老几乎遭遇灾祸，经师长邓铿等人营救才回到寓所；他受到震惊而生病，最终病重不起。伍老去世后，主持调解的人没有了，大元帅面临的困难一天比一天多。当岑春煊接受陆荣廷的邀请，实行七总裁制时，孙大元帅退居上海，写作《孙文学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书，伍老处理一切事务，对大元帅很有帮助。后来粤军击退广西军回到广东，伍老全力帮助大元帅，最后在广州去世，可以说始终没有改变初衷。护法这一事件中，伍老博士可以说是幕后主角。我在这次事件中也自始至终参与其中，综合叙述事情的原委，希望后来的人不要忘记。

译老博士曾对我说：“现在告诉你办理外交的秘诀。精通外国语而且言辞锋利的人，做的是演说宣传家的事情，不是外交家的事情。外交官和外交家有区别；外交有外交政策，也有外交辞令，并不是只以精通外国语见长。英国在中国外交中居于第一位，他们的公使很多都没有学过华语，这是因为政策，而不在于语言；如果能够运用语言来推行政策，那就更高明了。曾纪泽的话说得好：‘我通晓英文，但办理外交时一定使用翻译。他有什么问题，我已经安排好答复；翻译说完后，我准备好时间，如果我说的话有毛病而被人诘问，我就把责任推给翻译，说是翻译误解了我的意思，然后再修正后告诉对方。翻译在外交政策上，能发挥极大的妙用。’等等。西方人都知道我的英语纯熟，如果直接同我谈判却一定要使用翻译，未免显得做作，所以我就装聋作哑，作为谈判的准备。容易回答的问题，我应答如响；棘手的问题，我就侧耳沉吟。别人的外交靠嘴，我则靠耳朵。外交辞令要谨慎发言，这才是上品。对待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如此，处世又何尝不是这样。只是因为言语而引发战争，这就是洪文卿喜爱翻译《元史》却丧失千里土地的原因。” 老博士一生有三件最得意的事：第一，中华民国对外签字的文件，是伍老亲手写出的；第二，黎元洪发布解散国会的命令时，他宁死也不肯副署；第三，孙大总统南下护法时，伍老是主张最坚决、指挥各方的人。有人向他称赞这三件事，他一定眉飞色舞。在上海参加护法的议员，有一天向伍老商量领取经费的事，很多人同他谈过，伍老回答问题时，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大家推我去同他谈，我先竭力称颂伍老这三件得意之事；虽然声音细得像丝线一样，但他对我的答复却一一清楚。随后我提出拨款的事，说：‘从前你不肯副署，今天总可以一笔签出中华民国的钱了。’伍老听了很高兴，立即签发支票。伍朝枢隔着座位远远指着我说：‘这个坏东西，这个坏东西。’他知道我是在投其所好。民国元年北京兵变内幕 辛亥革命后，南北双方在上海议和，伍廷芳代表南京，唐绍仪代表北京（唐绍仪来到上海时，仍使用“唐绍诒”这个名字。唐绍仪在美国时是钦派特使，为避讳溥仪，向清廷发电奏报时把“仪”改为“诒”；民国成立后，议和代表签字，他才恢复原名）。南京临时参议院先议定都城设在南京，后来推翻原议决定定都北京；又推翻一次，决定定都南京；随后再次推翻，决定定都北京。都城确定后，大家一致请求袁大总统到南京就职。当时南方代表蔡元培、王正廷（代表武昌）、汪精卫、宋教仁等人，同唐绍仪一起进入北京，迎接大总统南下。代表抵达北京后，要求从正阳门的正门入城（清朝的习俗是：正阳门正门除举行大婚和移送梓宫外不开，平时都从左右两门出入；正门一旦开启，就被认为不吉利）。这一要求获准。代表在北京东城的贵胄学校驻留，始终请求大总统南下。袁氏不愿南下就职，于是秘密命令部下制造兵变，包围并恐吓前来迎接他的使者。蔡元培等人于是连续发电给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大意说：‘北京发生兵变，外国人极为激愤，日本已经派遣许多军队进入北京。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外国人自由行动，恐怕就不可避免了。元培看到这种情形，召集大家商议，认为迅速建立统一政府，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其余事情都可以再研究，以决定大局。’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总统职。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电告南京参议院宣誓；为此牺牲的，只是京、津、保地区无辜的人民和士兵。当时参议院讨论定都问题，有人主张南京，有人主张北京；武昌派（我当时是湖北代表）则在两派之间调和。上海各机关报的主张也分成两派。当时议决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后，参议院随即商议限制袁世凯的政策，所以才有定都南京的主张；后来不得已又提出让他南下就职的方案，但这一策略因兵变而失败；后来又把《约法》规定的总统制改成国务总理制。此后纷争不断，都是总统制和内阁总理制惹出的严重祸根。唐少川告诉我：‘当时兵变发生后，南方代表束手无策，催促我天亮时去拜访袁世凯。我坐在门旁，袁世凯则坐在门口。曹锟穿着戎装、脚蹬皮靴，推门进来，见到袁世凯便请安，说：“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的密令，兵变的事情已经办成了。”他侧身看见我，也请了个安。袁世凯说：“胡说，滚出去。”我这才知道，关于大总统下令发动兵变的传言并非虚妄。后来查清兵变的始末，原来这个计策是段芝贵策划的。起初想扩大事态，拥立袁世凯，制造“陈桥之变”。后来看到南方军队势力仍然强大，而且冯国璋的禁卫军内部不合作，于是缩小范围，命令曹锟的第三镇秘密派出一个营发动哗变，借此恐吓南方代表。没想到事情一发生就无法收拾，北京的变兵被禁卫军镇压击散；冯国璋担心兵变危及西宫，所以全军出击，不久京、津、保三地全都发生了变乱。曹锟被段芝贵欺骗，愤怒至极，回到天津原籍，因此这道密令是段芝贵在夜间亲手交给曹锟的。曹锟回到天津后，袁世凯便派人带着十二尊金佛赐给曹锟，段芝贵亲自前往劝说他，他才来到北京。’ 民国五年，袁世凯取消帝制，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各省讨伐袁世凯的电文措辞激烈。唐少川说：‘兵变的事情又要来了。于是我用个人名义给袁世凯发电，说：“应当把人民的生命放在首位，不能再使用兵变的办法，即使使用了也没有好处；今天已经不是民国元年的局势了。”’这封电文刊登在上海各报上。

译禺按：《梁燕孙年谱》记载的情况，与唐绍仪的说法有出入。原文说：‘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发生兵变，天津、保定相继发生。外界传说这次事件是段某指使的，但其中疑点无法查明；只是变兵确实有包围、恐吓南方使者住所的情形，应当不能说没有政治意味。在此以前，清廷关于大政方针长期不能决定，袁世凯于是召令曹锟统率的第三镇进入北京，以便控制；到这时其中一部分发生变乱，袁世凯的卫队也加入其中。姜桂题的毅军负责镇压兵变；他们驻扎的通州一部分军队，也很快发生变乱。’北京兵变虽然说是段芝贵谋划的，但不能说袁世凯不知道；袁世凯开创了这种手段，军纪从此败坏了。难怪张之洞评价袁世凯说，他不但有权术，而且权术很多。袁世凯创出这种手段后，部下大多仿效；王占元部下在武昌发动兵变时，士兵整队抢掠；某军在武穴发动兵变时，军官捧着命令进行劫夺。使用权术只能得逞一时，但遗毒却流传很远，实在令人深为感慨！新华宫秘密外交：德皇亲笔书函 民国元年，德皇威廉第二秘密派遣要员来拜访袁世凯。我国驻柏林公使先秘密发电给袁世凯，说德国愿意竭尽财力、物力，赞助中华民国的建设事业，结交这个东方新兴大国为友，并要求事先不要让英、日两国知道。德国要员来到北京后，由驻北京的德国公使陪同拜见袁世凯，递交德皇亲笔所写的密函。德国方面还说：‘如果认为德皇的建议正确，请立即秘密派遣一名极其亲信而重要的人前往德国回访，德皇将竭诚同他密商，帮助确定大计。’不久，袁世凯秘密派遣他的儿子克定前往德国，拜见威廉第二，带着袁世凯亲笔写的长信回访。新华宫秘密外交：便殿赐宴 德皇在便殿设宴，秘密会谈了几次，竭力陈述中国如果不实行帝制就不能图强。他说：‘中国东邻日本，把天皇奉为神权的象征；西面接壤英国、俄国，它们也都以帝国制度实行统治。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处在日本、英国、俄国之间，难道能够远远效法合众国美国吗？美国也不能渡过重洋，成为中华民国的有力援助。如今民国刚刚建立，执政者都是帝制时代的旧人；革命分子的势力又很脆弱。只要借助大总统的威权，把中华民国一变而为帝国、皇帝制度，也是英国、日本、俄国这些帝国所希望的。我德国发誓要以全部力量帮助你经营此事；财政和武器装备，都由德国无条件供给，中国应当相信我能够履行诺言。’ 威廉又亲自写了一封密函，交给克定带回；信中写的都是他同克定面谈的内容（这封德皇亲笔信，在英国使臣朱尔典主张帝制时，蔡廷干是其中的主要谋划者。袁世凯把信拿给蔡廷干看，蔡廷干有求于伍光建，便把信的大意转告伍光建）。袁世凯得到回信后，大为震动。克定则毅然主张实行帝制，因为他认为有强大的援助作为后盾。新华宫秘密外交：军官竞相蓄威廉须 欧洲大战爆发后，德国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推进，扁头将军米勒在东部战场大获全胜，吞并了罗马尼亚及巴尔干诸国。元帅兴登堡在西部战场大获全胜，雄踞英法海峡沿岸诸国，声威盛极一时，震动世界。袁世凯于是处处师法德国制度。他训练军队时，命令军中的步法改用德国御林军的步伐；训练将领时，选用的将领都来自留德陆军学生；选择制服时，先从家庭改革起，几个儿子都穿德国亲王式的陆军制服，并拍照公布示范；教育儿子时，指定荫昌担任几个儿子的德语教师。他每天呈送到居仁堂阅览的材料中，也翻译一页《德皇威廉本纪》。甚至在蓄须方面，府中的文武军官也都模仿袁世凯的嗜好，蓄起威廉二世式的八字牛角须。他对德国制度的迷恋无所不至，内心感激德皇帮助他促成帝制。新华宫秘密外交：朱尔典单刀直入 英国使臣朱尔典探知德国赞成中国实行帝制，便急忙同袁世凯的老友莫理逊一起劝说袁世凯，说英国也极力赞成帝制，不必舍近求远；袁世凯于是转而同英国谋划。民国三年五月一日公布新《约法》，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设置政事堂；六月设立参政院，这些都是为帝制作准备。八月六日，收到各国宣战的公文，公布局外中立，袁世凯这才明白德皇的诺言没有力量兑现。英国使臣朱尔典于是单刀直入，企图由英国包办中国的帝制。但德皇的诺言还没有得到实际根据，袁世凯的真实意图也没有表现出来。于是，德国人组织秘密团体，称为“巩卫团”，实行破坏中国中立的阴谋；先后让日本、法国、俄国三国大使把这件事报告给袁世凯。朱尔典单独入见袁世凯，详细谈论中立事件，借机窥探袁世凯对德国的意向，同时判断袁世凯是否决心称帝、是否准备实行德皇的劝告。朱尔典又以收复青岛为理由，让梁燕孙转告袁世凯说：‘英日联盟，日本一定会帮助英国。德国所属的青岛，中国如果不自行收取，一定会有人起来代为夺取，那就是日本。不如趁日本还没有出兵之前，同英国订立密约：英国占有名义，中国取得实际利益；立即同德国使臣商谈。同时派军队守卫青岛，使日本不能借英日联盟为借口出兵，进退失据。这是上策。’袁世凯说：‘我国既然已经宣布中立，忽然又出兵，就会引起外交上的纷扰，使日本产生疑忌。’他始终不认为梁燕孙转述的朱尔典的话正确，并且说：‘欧洲战事胜负未定，我又何必得罪德国？德国也是中国的好朋友。’朱尔典这才相信，关于德皇劝告袁世凯称帝的消息并不是虚假的。新华宫秘密外交：重金收买君主论

译张仲仁曾告诉我：‘帝制的创议开始于德国，而暗中受到英国唆使。当时英国和德国在外交活动上相互争夺，日本既愤怒又嫉妒，于是提出二十一条，企图独揽东亚的外交权。后来英国、日本两国各自施展争夺中国帝制权的纵横策略，东西方的君主制国家全都来赞助中国，希望中国由共和制恢复帝制。蔡廷干同英国的莫理逊关系最为密切；莫理逊是驻中国、拥有权威的外交家，前后将近数十年。项城同莫理逊最为友善，凡是同英国使臣密谋的事情，都由莫理逊、蔡廷干二人往来联络；袁世凯的老友朱尔典，蔡廷干实际上是双方之间最重要的人。古德诺的君主论，有贺长雄提出的帝室典范，都是莫理逊、蔡廷干在英国使馆中策划的，由蔡廷干谋划商请周自齐，通过重金贿赂来推行。英国反而声称，项城实行帝制，是由美国大学的著名博士、日本有权威的著名外交学者著书立论、怂恿而成，英国只是提出劝告而已。它自以为可以欺骗全世界和中国人，却不知道日本对付英国的政策，已经由反对变为赞成，又由赞成变为反对；即使老练、阴险、狠毒如朱尔典，也对它无可奈何。’ ” 新华宫秘密外交：朱尔典谈话纪录 伍昭▯先生说：‘莫理逊、蔡廷干两人多次来拜访我，想让我帮助整理总统府和英国使馆双方的秘密文件。两人都是我的至交，也相信我翻译英汉文件能够恰当。我问：“袁世凯和朱尔典是怎样商谈的？关于帝制，袁世凯本人的主张发展到了什么阶段？英国使臣的赞助是否坚决？请详细告诉我，我才能替你们执笔。”莫理逊、蔡廷干于是各拿出一份英汉文谈话纪录。蔡廷干说：“这是英国使臣第一次同袁世凯揭开话题进行长谈，是从袁世凯那里得到的表态。”这些问答内容，梁燕孙也曾经看过，属于珍密文件。’ 谈话纪录如下（禺按：这份纪录，《梁燕孙年谱》的记载与此大意相同，文字较好，所以汉文采用《年谱》的记录）：朱尔典使臣问：实行君主立宪的日子应当已经不远了吧？大总统回答：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文武各级官员，都说如果不实行君主立宪，就不能巩固国家的根基；至于今天，全国都表示赞成，我只有顺从民意。朱尔典说：如果国内没有内乱，那么随时都可以实行；这是中国的内政，其他人不能干涉。大总统说：内乱不能保证绝对不会发生，但不会扩大，我可以承担维持治安的责任。只是对外问题非常令人忧虑，不知道东邻日本会采取什么行动。内地治安可以保证无事；至于东三省和蒙古，实在难以预料。那里日本人很多，倘若有日本人被杀，不论首犯是华人还是日本人，日本人都可以借此制造机会，这是不能不考虑的。朱尔典说：日本的劝告，也许只是按照惯例发表的文章；至于是否会乘机取利，似乎也很难说。大总统说：“大隈伯爵对我驻日公使说，关于实行君主立宪一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非常愿意在一切方面予以帮助。由此看来，至少从表面上说，日本似乎不再实行渔翁政策。至于君主制还是民主制，本来就应当根据民意决定取舍。如果仍然实行共和政体，大总统任期届满后就可以休息养老；如果实行君主政体，责任就太重了，恐怕不是我的力量所能承担的。” 朱说：“考察现在各国，无论君主制还是民主制，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权力像大总统这样重大而广泛。英国国王的权力姑且不论，即使是德国皇帝、日本皇帝和美国大总统，也都比不上。” 大总统说：“贵公使的这个说法很合乎情理。我处在目前这个地位，百分之百的责任中，自己承担百分之八十，各部共同承担百分之二十。按道理说，各部应当承担百分之八十，这才公平。” 朱说：“如果换作别人承担这样重大的责任，连睡觉吃饭都顾不上了。” 总统说：“我想到，即使自己做皇帝，也不过若干年而已，真正与我的子孙关系密切。按照中国历史，王子王孙随着年代久远，没有不变弱的道理，这也是值得忧虑的。” 朱说：“儿孙自有儿孙的福分，何必忧虑百年以后的事呢？如果能够妥善制定家法，使他们多得到学问和阅历，那么王子可以兴盛，平民子弟也可以兴盛；如果抛弃家法和学问，又凭什么兴盛呢？” 大总统说：“当年倡议创立共和的人，并不知道共和究竟是什么；今天主张君主制的人，也不知道君主制究竟是什么。大多数人民不过是把汉、唐、明、清的专制君主形象印在脑中；其中或许一百人中有一个知道日本的君主制，或许一百人中有一个知道德国的联邦制；至于有特色的立宪君主制，更是从来没有想象到过。” 朱说：“共和政体，中国人从来没有研究过；君主政体，或许还稍微知道一些。辛亥革命时，中国人一心向往共和，借这个口号推翻了满清。当时大总统认为，君主立宪更接近中国人民的理想，尔典和美国使嘉乐恒也曾主张君主立宪；就连前任驻京美国使节柔克义，也多次这样说。南北讨论时，唐绍仪因一时感动，没有考虑国家万年大计，主持实行共和，不能说不是一种失策。” 新华宫秘密外交：如何处置东邻 伍先生看到这份记录，又问蔡说：“从这次谈话看，决策已经确定，此后还有什么说法？”蔡说：“英国使节又说：‘听说德国皇帝威廉第二曾亲笔写长信劝告大总统，中国可以由民主改行帝制，德国愿意竭尽财力、物力，全力赞助，有这回事吗？大总统既然已经把真诚实行帝制的意图告诉我，就应当可以请问。’袁说：‘德国皇帝确实有这封信，来往劝告并表示帮助。但如今欧洲正在大战，怎么能远渡重洋呢？青岛尚且保不住，哪里还能过问中国的事情。德国的意愿虽然很好，实际上已经成为泡影。’朱使说：‘大总统既然说没有隐瞒，尔典作为大总统数十年的老朋友，本来就应当尽其所能。凡是德国所赞助的事情，英国都应当竭尽全力去做。’袁说：‘老朋友和贵公使的诺言，我确实十分感激；但对于处置东邻的事情，应该怎么办呢？’朱使说：‘日本对中国一定不会放松。日本器量小，容易满足，也容易打发；日本提出的要求，希望大总统据实毫不隐瞒，随时告诉尔典，请他提出应对办法。’”（禺按：这段话是英国使节暗中出卖《二十一条》原始条约、为其后续行动作铺垫。） 新华宫秘密外交：老朋友不拘形式

译一天，英国使节见到袁世凯说：“明年登极以后，尔典虽然是大总统的老朋友，也不能再随意出入，抱膝谈话，进退都必须遵守国家礼节。老朋友的身份，自然应当降低一些。”袁说：“我和贵使有数十年的交情，自前清以来，多年来一直依靠贵使支持我；一旦正式即位，更要依靠贵国的赞助。贵使是我的故人，还有什么形式可讲呢？往来谈笑，照常进行就是了。”（《洪宪纪事诗》说：“多年老友馆红毛，前席虚谈旧国交。书就镂金青蚓字，紫髯碧眼话同袍。”） 新华宫秘密外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日本深知英国主张袁世凯实行帝制，于是暗中商议条件，却把日本排除在外。当时因为青岛尚未攻下，日本默默观察形势，暗中准备应对。民国三年十一月七日占领青岛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立即奉召回国。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交给他训令，命他再次来华，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十二月十五日，日置益抵达北京。当时中国政府正向日本使节声明，取消关于山东战区的交涉，日置益便以新近回任为由暂缓办理。四年一月十八日，日置益入见袁世凯，随同的有参赞小幡、书记官高尾，并将《二十一条》要求的说帖当面递给袁世凯，声称：“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愿意把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协商解决。现在奉政府命令，当面递交条款，希望大总统赐予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且严守秘密，这实在是两国的幸运。”袁接过阅览后说：“容我详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按外交惯例，外交公文应由外长呈递；这次绕过外交部而直接递给总统，大概是日本针对袁世凯和英国使节所作的示威和打击。梁燕孙说：“日本趁欧洲战争正激烈、列强无暇顾及其他事务之时，便自命为东亚主人，想借机在中国取得成功。袁氏有自行实行帝制的打算，不理会日本，暗中依靠英国作为外援，日本怎么会甘心呢？何况日本自从朝鲜一役以来就仇视袁氏；袁氏一旦投向英国怀抱，对日本更加不利。因此，日本蓄意推翻袁氏，并进一步驱除英国势力。于是，日本对冯国璋、段祺瑞、张勋以及其他有实力的方面，都进行了许多活动和接洽。更直截了当地，日本进一步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无论他答应还是不答应，都要把袁逼到无可回旋的境地。袁的失败，有一半是由于这件事。英国的独占，也是一种失策。世人说袁世凯同日本妥协，提出《二十一条》，其实把先后因果颠倒了。日本对袁世凯，是先推倒他，然后再进行妥协；又通过妥协来推倒他。这都是英、日两国相互争夺、相互嫉妒，把《二十一条》当作彼此攻杀的武器罢了。” 袁世凯收到《二十一条》后，当晚召集外交部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以及梁士诒等重要人物秘密商议。袁亲自用朱笔逐条圈出条文，并特别在第五项下批注说：“各条中有许多干涉内政、侵犯主权的地方，实在难以开始谈判。”梁燕孙说：“外国公使直接向国家元首交涉，实际上开创了外交上的恶例，而且关系到国家存亡，请外交当局注意。”二十七日，即有任命陆徵祥为外交总长的命令；曹汝霖仍担任原职，专门办理《二十一条》的交涉。唐少川说：“英国使节朱尔典告诉我，日置益递交的《二十一条》要求还有附件，内容全是恐吓性的话。那份《二十一条》使用的公文纸上，都印有极其精细的无畏舰和机关枪水印。英国使节怎么可能看到全文原件？又怎么能知道有附件？我想大概是句克明等人从袁世凯书房的机密铁柜中偷出文件，送到英国使馆拍成照片的。”《梁士诒年谱》中所说的某国公使，就是英国公使。《年谱》说：“据某外国公使说：日置益当面递交二十一项条件时，曾说：‘中国国民党以及日本政府以外的有势力日本人，同中国有密切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好的表示，日本政府实在不能阻止这些人扰乱中国。’又说：‘日本人民大都反对袁总统。他们相信，总统是有力的排日者，他的政府也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总统如果接受这些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也能在遇到事情时帮助袁总统。’袁总统始终默默不答。”以上两项话的大意，是表示袁世凯称帝这件事，日本方面都能够赞助，不必再远求英国。用《年谱》的记载来证明，唐少川的话并没有错。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作用是：（一）趁欧洲大战之机，独占中国的利益；（二）包揽袁氏实行帝制的权力，排除英国的独占。中国于是任命陆徵祥为外交总长，办理这次交涉。二月二日，在外交部召开第一次会议，逐条讨论。第一号第一条的修正案遭到日本使节拒绝。五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发表对全案的意见：第一、二号大体同意商议，第三、四、五号不予商议。九日提出修正案，十二日日本使节同意收受。二十二日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第一号各条，并声明换文时不把山东沿海的土地、岛屿租让给外国。二十五日召开第四次会议，谈判第一号第三、第四条；第二号前文关于东内蒙古及南满优越地位的内容，没有结果。二十八日召开第五次会议，第一号第三、第四条尚未定案；第二号关于东蒙、南满的内容，讨论也没有结果。三月三日召开第六次会议，议定第一号第四款，第三款留待以后讨论；第三号前文留待以后讨论；旅大、满铁大致解决，安奉铁路问题没有结果。” 六日召开第七次会议，在安奉铁路问题上作出让步；关于东蒙、南满杂居的问题没有结果。九日召开第八次会议，在南满、安奉问题上全部让步，其他各条也作出很大让步，这是开始议谈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译十三日继续召开正式会议，旅大租借、南满和安奉的期限都延长为九十九年。南满原有合同作废，中国完全同意。十六日召开第十一次会议，中国允许日本对南满、东蒙铁路拥有优先借款权。十七日，日置益坠马，会议停顿。十九日在日本使馆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吉长铁路借款合同。二十七日，双方举行会议，中国提出第三次修正案。四月一日，中国提出第四次修正案，又提出关于杂居问题的第五次修正案。十日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第五号中的福建一项，中国答应另行声明；其他各款坚持不议。十五日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日本使节提出东蒙问题，中国表示不能把它同南满相提并论。十七日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日本使节强迫讨论东蒙问题，中国坚持先前意见；日本使节宣布等待政府训令，会议因此中止。二十六日，日本使节再次请求开会，提出最后修正案，共二十四款条件，并说中国如果完全承认二十四款，胶州湾一带土地就交还中国。五月一日，中国提出对日本最后修正案的答复，这份答复经袁世凯用朱笔批改。日本经过元老会议，又对第五号作出让步，决定第五号中的福建问题，日本必须贯彻自己的主张，其余各项都留待日后协议。于是七日命令日本使节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以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为限，要求给出满意答复；如果到期不答，日本将采取必要手段。小幡打电话给外交部说，对这次通牒只需答复同意还是不同意，不必写长文辩论。袁世凯于是召集黎元洪以下的重要人物，决定承认最后通牒。他发言的要点是：（一）这次日本的最后通牒，已经撤回第五号，不再讨论；凡是涉及主权和日本自居优越地位的条款，也经过力争而作了修改；并且正式声明，将来把胶州湾交还中国；日本人在南满内地虽然有居住权，但必须服从中国的法令并缴纳税款。与最初的方案相比，已经挽回了很多，还能够保全主权、内政以及同各国订立的条约。（二）旅大、安奉、南满期限延长，损失虽然很大，但实在不能因此动用兵戎。英国使节关心中国，劝告中国忍辱负重。埋头努力十年后，再同日本较量，今天的奇耻大辱，说起来令人痛心，等等。” 九日，日本的复文送来，说：“中国政府准许日本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并附送七条解释；第五号中的五项容许日后协商，第一、二、三、四号各项以及第五号中的福建问题，以公文互换的方式处理，悬而未决的问题至此解决，两国亲善关系更加巩固，应迅速签字。”这次交涉于是宣告结束。在《二十一条》双方提出修正案时，袁世凯早已秘密派遣顾问有贺长雄，携带秘密条件前往日本，同大隈首相及元老商谈。所谓秘密文件，就是把第五号各条款作为袁世凯实行帝制的交换品。因此，北京的会议只是公开的仪式，故意显示紧张局势，以蒙蔽世人的耳目；所争论的事情都可以公开，而暗中交涉的中心实际上在东京。据驻日使馆档案，四月六日，有贺发电给总统府曾彝进说：“松方想履行‘秘密一事’，但因谈判尚未结束，做起来不方便，非常希望出现适当机会。”又说，四月十日前如果日本想采取强制手段，元老一定会加以制止。从电报中的“秘密一事”可以知道，有贺游说元老是有条件的；但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尚未公开。四月十日又来电说：“有贺奔走于松方之间，阻止缓发军队，并同山县等元老协商；知道大总统的盛意，深为感激。”四月二十一日的电报说：“日本各元老同政府协商让步办法，第五号各条只留在会议记录中，不再强行要求。” 按：这封电报所说的秘密议定的让步内容，同最后通牒大体相符，可见放弃第五号，已经由秘密文件决定。有贺另行携带秘密文件，确实有来历可以证明，所以袁世凯发电嘉奖有贺。从四月十七日会议停顿开始，实际上是在东京磋商秘密文件。二十六日，日本使节再次请求开会，提出总修正案二十四条，即最后修正案。经袁世凯用朱笔批改后，五月一日中国提出最后修正案。五月一日以后，日本经过元老会议，又提出最后通牒。五月六日会议中，中国再次让步。五月七日，日本的最后通牒送到外交部。九日，中国承认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并签字。会议停顿后，中日双方立即秘密商议办法。日本使节的通牒、中国一次又一次的修正、日本元老严厉责备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袁世凯流泪签约并发表告国人书，都是合作的烟幕，借此欺骗蒙蔽国民，转移全世界的视听，为日后履行秘密文件创造条件，使袁世凯实行帝制时专门依靠日本的支持。又据五月十四日陆宗舆发电给外交部说：“今晚举行宴会，会见加藤时顺便谈话，他希望在二十日以前签约，以便向议会报告。至于密约第一条中的三种办法，由我们选择其中一种都可以。”根据这封电报，另有密约存在，更是毫无疑问。《二十一条》中，第五号最为严酷；如今只把其中关于福建省的一条以互换公文的方式处理，其余全部撤销。福建本来就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不借用其他国家的款项兴办事业，日本当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因此可以用换文解决。除福建一条外，日本声明其余五项可以承认同这次交涉分开，并且说日后再议。所谓脱离、再议，就是为另一份密约预留地步，把它作为袁世凯实行帝制的交换条件。唐少川说：‘加藤外务大臣所说的密约第一条中的三种办法，指的是密约，不是秘密文件。’所谓‘约’，就是双方签字认可的契约。据说秘密文件的条文是：（一）大总统称帝，完全由日本赞成并支持；（二）大总统改变国体，先由日本秘密商议并表示赞成；（三）如果大总统相信日本以外的国家会支持帝制，日本可以采取其他已经答应撤销的途径。少川所说的，或许是英国使馆行贿，窃取了中日交涉的全部档案，以及关于签订《二十一条》的另一份新发现的密件。

译在《二十一条》提出修正案的时候，英国曾极力帮助袁世凯。日本向各国发出的通牒，先是隐瞒了第五号文件没有通告各国；等到无法隐瞒时，才向各国解释说，这是出于“友谊方面的考虑”和“劝告性质”。实际上，在有贺长雄没有携带密件赴日前，袁世凯事事都同英国使臣商量办理，朱尔典早已亲眼见过第五项内容。自从有贺赴日以后，他所携带的密件，袁世凯又对英国使臣隐瞒了。英国使臣见交涉十分紧急，袁世凯已经决定舍弃英国而选择日本，于是亲自出面向日本提出：（一）英国政府照会日本政府，说明扬子江流域的路线问题，中国早已有成约；（二）驻日英国使臣亲自拜访加藤，请他说明中日之间的争点，必须做到不致同英日同盟相矛盾；（三）五月六日以前，英国方面还通知日本政府，如果要诉诸强硬压迫手段，应当先征询英国的意见。英国又联合美国，照会日本政府，帮助英国进行交涉：（一）美国国务卿训令驻日美国使臣，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二）三月二十三日，美国芮使同袁世凯长谈；（三）四月，驻日美国使臣亲自把公文交给加藤，说明这次要求妨碍“门户开放”主义，损害中国主权；（四）五月初，美国又发出最后照会予以声明。实际上，英日双方争执的核心，是袁世凯关于帝制的密约；但表面上又只能依据《二十一条》发言，不能有一句涉及密件，双方实在有如匣中藏剑、帷幕后点灯般的微妙情形。日本政府对付英国，采取的是高压恫吓的策略：（一）制造日德联盟的说法；（二）制造俄、法、英、日联盟的烟幕。在提出《二十一条》以前，日本就已经放出烟幕，专门针对英国使臣。它宣称德国使臣辛慈异常忙碌，德国记者经常到日本使馆商谈日德联盟的事情，并承认日本在远东可以自由行动。到修正案提出时，这种谣言仍然没有消散。因为如果英日同盟把印度、新加坡、香港全都交给日本代为防守，并把各地驻防的英国士兵全部调回本国，那么新加坡、印度的兵变实际上就是由日本陆海军镇压的。如果日德真的结成联盟，英国在远东和南洋的各属地就危险了。何况英国当时正在欧洲被德军打得大败呢？所谓事先警告英国使臣、少帮助袁世凯出谋划策，无非是想借此包办中国的帝制。因此，四月二十九日陆宗舆来电说，最近探知加藤故意用联合德国的口气吓唬英国；由于最近欧洲战事失利，英国非常惊惧。日本恫吓英国，其手段大概自始至终都是一贯的。除了用日德联盟进行恫吓以外，日本又制造日、俄、英、法同盟的烟幕。它的意思是，东方的事情不只是英日同盟的关系，日俄也在其中，美国自然不能干涉。因此，驻日美国使臣一谈到“门户开放”中国的政策，加藤就怒形于色；对美国屡次发表的声明，也一概置之不理。他的气概似乎是认为：既然已经同袁世凯订有密件，英国尚且不能过问，哪里还会在意美国。英国既然不敢得罪日本，于是转而采取对日友好的态度；又知道密件已经确定，所谓最后通牒，实际上是双方合作、用来遮掩外交耳目的办法。于是朱尔典拜访陆徵祥，请他转告袁世凯，改变说法，说日本的《哀的美敦书》只有答应或拒绝两种答复。当前中国的形势极其危险，各国无暇顾及东方，如果同日本开战，就会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为当前局势计，只有忍辱负重这一条路，接受日本的要求。他还反复说明这个道理，以至于声泪俱下。因此袁世凯说，英国使臣也赞成接受并签字。从此，日本独自操纵中国的帝制，英国不再能够参与其中的秘密了。新华宫的秘密外交：从铁箱中偷出密件 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两件条约、十三件换文在北京签字。六月一日，大总统批准。八日，在东京交换，中日表面的交涉于是告终。至于推行帝制，完全依靠密件；从此袁世凯放胆称帝，开始准备一切。七月三日改订宪法。八月十四日发起筹安会。二十三日，向各省军民长官和商会发电，派代表来北京开会，请愿讨论国体。十月八日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二十八日，日本、英国、俄国劝告推迟变更国体，袁世凯说：“这只是表面文章，我早已有把握了。”所谓早有把握，就是依仗有密件。于是有民国五年元旦颁布洪宪纪元的典礼，以及命令周自齐作为特使赴日的安排。一月十五日，日本政府突然改变赞成帝制的态度，严词拒绝周特使赴日。第二天，就发生了新华宫谋叛案，逮捕袁不同、沈祖宪、句克明等二十多人，交给军政执法处严加审讯。

译民国五年春天，我在唐少川家谈到袁世凯称帝的事情，少川才告诉我日本突然改变立场、反对洪宪帝制的原委。他说，民国四年秋冬之交，英国使臣朱尔典借巡视各地英国领事馆为名，取道上海，拜访唐少川并同他长谈。英国使臣说：“袁世凯明年一定称帝。中日条件交换以后，袁世凯步步前进，已经走到了极点，想不称帝也不可能了。”唐少川说：“贵使曾经参与过袁世凯讨论帝制的事情，请详细告诉我。”朱尔典说：“在中日最后修正条件以前，袁世凯曾把秘密文件给我看过。签字以后，又在东京订立了密件，他决心推行帝制；我于是不能再参与这个秘密，不知道密件中写了什么。我想，其中大概是支持世凯称帝，并另有交换条件。不过，驻北京的日本使臣始终没有明确说过赞成的话。我暗中观察袁世凯的行动，似乎是在按照密件办事。没有密件就不能作出判断；但是密件的内容，不仅袁世凯否认，即使问日本使臣，他们也仍然否认。”唐少川说：“如果想办法取得密件的原文，尽力去做，或许可以如愿。”朱尔典说：“没有密件，说话就没有证据。明知密件同帝制关系最大，如果得到它的真本，就能证明日本想凭此独霸中国的权利；这样日本自然无法向各国交代，也更无法向英日同盟交代，并且可以大大帮助当时有见识的人反对帝制。” 如果诸位爱国，能够尽力取得这份密件的签字真本，即使需要财力，英国也愿意提供帮助。”唐少川说：“容我想想办法，一两天之内一定答复您。”朱尔典说：“如果有所收获，那么袁氏的帝制就危险了，这也许是中国的福气。” 当时袁乃宽的儿子袁不同从北京来到上海会见唐少川，对袁氏谋划帝制最为愤慨。袁不同亲自对人说：“我家同袁世凯只是同宗，袁世凯把我父亲当作侄子，让他总管新华宫的事务。我反对帝制，所以改名为‘不同’。唐总理有什么驱使，我都应当竭力奉行；唐总理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 唐少川既然接受了朱尔典的托付，而上海的耆老们又都反对袁世凯，于是唐少川召来袁不同，考察他的能力。袁不同说：“新华宫的情况，他最熟悉，因为他的父亲袁乃宽总管宫内事务，熟知其中的路径。”唐少川于是询问袁不同密件藏在哪里。袁不同说：“重要的公文信函藏在公事台的抽屉内，重要的外国条约则另藏在铁箱中；钥匙从不离开袁世凯本人。内卫长句克明，实际负责签押房的事务。句克明是袁世凯同女仆所生的儿子，‘克明’其实隐约是以‘克’字为派名；他同我关系最好。”唐少川于是把想偷看中日密件的事情告诉他，袁不同一口答应承担，两人共同商量进行的办法。第二天朱尔典到来，唐少川把袁不同的话告诉他。朱尔典说：“交给你一百万元，委托你主持办理；如果有需要使馆帮助的地方，尽量提供，可以秘密商量。”唐少川先交给袁不同三十万元，布置各方面的人手，约定如果能把密件偷出来，交给英国使馆看过，就当场再付现款七十万元，然后把原件带回来。袁不同进入北京，同句克明、沈祖宪商量办法。沈祖宪原先是唐少川一手提拔的，后来跟随袁世凯到彰德，当时担任新华宫的重要秘书。唐少川也写信给沈祖宪，请他帮助袁不同。句克明是内卫队长，公事房、内书房等各重要处所，都由句克明严密守卫、值夜，他能够随时出入巡逻。大家知道密件在铁箱里，却苦于没有钥匙，于是把外国的相似钥匙全部搜集来，一把一把地试套，英国使馆也代为寻找。一天夜里，这个柜子的锁被套开了，中日交涉的全部档案一束已经拿在手中。袁不同立即赶往英国使馆，卷宗的第一件就是密件。英国使臣选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照成照片，付给七十万元，原件仍然全部交还，放回柜中；这时天刚刚发亮。袁不同等人以为英国使臣不过是看一遍原件，不知道他已经把原件拍照了。英国使臣一面给唐少川发电，一面把照片藏在袖中带到日本使馆，见小幡谈话。英国使臣问：“中日之间有密件吗？”日本使臣说：“没有。”英国使臣说：“难道不是隐瞒了吗？”日本使臣说：“我没有见过。”英国使臣于是拿出密件照片说：“证据在这里。”日本使臣说：“确实有，在东京交换的换文中，没有经过使馆；我应当立即给日本国内阁发急电，询问原委，再答复贵使。”这正是特使周自齐准备赴日的时候。日本使臣急电大隈内阁，报告英国使臣拿出密件照片给他看，并以此要挟日本使臣答复事实，请示应对办法。日本内阁召开秘密会议，坚决否认密件，转而反对袁世凯帝制，以维护国家体面。又秘密给有贺长雄发电，转告袁氏说：如此重要的秘密文件，竟然让英国使臣偷偷拍了照片；英国使臣究竟从哪里得到的，实在令人产生很大疑惑，以致日本政府在同盟国面前丧失体面，日本政府再也不能履行密件中的诺言了。同时急电中国外交部，不接待周自齐，表示反对帝制。袁世凯震怒，严厉审问新华宫上下人员，于是把袁不同、句克明、沈祖宪等十多个有嫌疑的人，用柴车捆绑装载，交给九门提督江朝宗严刑审讯。江朝宗不敢接受，又把他们移送军政执法处，交雷震春执行。雷震春大怒，打了江朝宗两边脸颊，说：“这一帮人，我哪里敢办理！你这是把祸推给我，我要打死你。”江朝宗说：“奉皇帝命令，这一帮人在新华宫谋划叛乱，军政执法处本来就负有职责。”原来在袁世凯积怒之下，段芝贵等人搜捕嫌疑犯，把他们押送到执法处，严厉审问十多名犯人。这些人不是在宫中担任要职，就是要人的子弟，却又无法从他们口中审出偷窃密件的罪名，于是诡称这些人在宫中埋伏甲士，企图劫持皇帝，打倒帝制、恢复总统，把他们指为大罪犯。（当时他们被柴车捆绑着押过西单牌楼，我还没有出北京，曾亲眼看见这件事。） 不久，这个案件也就被拖延而不了了之，只枪毙程家柽、饶智元两人来敷衍塞责；这两人同此案本来没有重大关系。我所作的《洪宪纪事诗》说：“白面书生躺在行营，东厢埋伏甲士的事情没有成功；明天用柴车押到街上去，宫中发现了晋阳兵。”写的就是这段案件。后来我在少川的席上遇到袁不同，少川指着袁不同说：“这就是对恢复民国有功的人。”袁不同顿时眉飞色舞，详细讲述了配钥匙的艰难，以及偷出密件后迅速放回箱子的经过。然而经过这次偷窃，日本的态度突然改变，袁氏的帝制也因此告终。

译新华宫的秘密外交：特使被挡驾，帝制垮台 在密件被偷出来以前，袁世凯特派周自齐作为赴日赠勋特使，带着一枚同大总统等级相同的大勋章赠给日本天皇，并发电给驻日公使陆宗舆，通知日本政府。因为首相大隈表示赞成帝制、准备履行密件，而洪宪帝制即将颁布，这也是为了进一步作出决策。周自齐出发以前，外交部同驻日公使陆宗舆商议，计划乘京奉、南满铁路，于元月二十四日抵达东京，一切安排已经确定，正准备出发。这一月十四日，驻华日本使臣日置益还在使馆设宴为周自齐送行。到了十五日，日本政府的态度突然改变，日本使馆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政府急电，请周特使暂缓赴日。”不久，外交部又收到驻日使臣陆宗舆的急电，说：“报纸报道，日本政府已经谢绝中国特使。大意是：中国政府扬言等周使回国后实行帝政，很容易引起各国猜疑；中国南方也有把出使者视为卖国使节的说法。日本政府对此十分困惑。又说，既然共和勋章将被废弃，也不便再把它赠给日本天皇。”这些话的措辞都十分难堪。日本政府这样使袁世凯受窘受辱，于是周自齐的出行便停止了。在此以前，有贺长雄赴日、坂西中将来华时，都曾传述大隈首相的主张和日本军部的意见，说他们都在促进帝制；因此订定密件，诱惑袁世凯。袁世凯在密件签字以后，毅然决然地设立筹安会，直到改洪宪年号，都不顾一切，全都依仗密件作为保障。谁知密件被偷，真相完全暴露，日本反过来怨恨袁世凯，使日本在全世界面前丧失体面和信誉；日本又怀疑袁世凯同英国使臣另有勾结，共同制约日本。袁氏无处申诉，只能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到了极点，连亲戚也背叛了他。英国使臣也真是恶作剧啊，实在是外交上的狠辣高手。民国五年一月六日，周自齐接受袁世凯的秘密命令后，曾同梁燕孙商议。梁燕孙问：“袁世凯决定派你赴日，要你说些什么？”周自齐回答：“话很简单，就是急于称帝罢了。”梁燕孙说：“袁氏一己私念，擅自实行帝制，接受帝位，改元洪宪，把我们这些人也牵连进猛烈的火海地狱；国内外的混乱局面已经形成，他还没有醒悟，却要借你东行来满足他的最大欲望。我前几天入府拜年，竭力劝他暂缓筹办帝制，联络协约各国，对德国宣战。这样，五国的劝告就会无形中消失，日本的阴谋也可以停止，国内也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袁世凯内心毫无动摇，却从抽屉里拿出两份文件给我看。一份是日本首相大隈写给袁世凯的亲笔信，话中多有恭维，却影射帝制；另一份是英国使臣朱尔典在前一两个月同袁世凯秘密谈话的记录，袁世凯让我探听朱使臣的真实意思；在他看来，五国劝告本来就是表面文章。这份密谈记录还在我这里。”梁燕孙拿出来给周自齐看，稿件末尾有袁氏批写的“严密”二字。周自齐看完后说：“自齐今天这件事，你认为应该怎么办？”梁燕孙说：“说得太远了。袁世凯自从出身任事以来，始终把日本当作对手；日本对中国的国策，袁世凯难道不知道吗？既然知道却故意违反，这是我不能理解的。我记得去年五月九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件时，袁氏悲愤填胸，你也在座。哪里料到口中血迹还没有干，笑声就已经响起，实在令人痛哭。你今天既然接受特别任命，不必急着出发，应当拖延一些时间，观察事态变化。”周自齐说：“好！”（参看《梁燕孙年谱》）不到十天，就发生了拒绝周自齐赴日的变化，日本政府于是大张旗鼓地反对洪宪帝制。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迁入新华宫居仁堂居住。总务唐中寅负责打扫时，发现了周自齐准备带去赠送日本元老的礼物清单，上面有袁世凯用虎文体签字。礼物包括：大五彩瓶一对、大青色樽一对，都是康熙磁器，赠给松方正义；大蓝色宋磁宝塔一座，高六尺，另有康熙磁五彩大樽一对，赠给大隈重信；颜鲁公墨迹十幅、宋高宗墨迹一大幅、雨过天青大磁樽一对，赠给山县有朋；康熙磁高六尺屏风一座、宋徽宗画鹰一轴，赠给井上。其他重要人物也都有赠品。听说这些东西当时都是从清宫内府取出的。我所作《洪宪纪事》诗说：“青樽蓝塔泣秋槐，内府曾因与国开。可惜神签真院本，尽随花鸟渡蓬莱。”写的就是这件事。洪宪时期的第一号人物 陈▯字二盒，起初名叫仪，是湖北安陆县人，丁酉年考取拔贡。张之洞在湖北时，设立武备学堂，招收举人、贡生和职官入堂学习，并聘请德国名将法勒根汉担任总教习（后来成为威廉第二的陆军大臣）。张之洞鉴于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都是由营镇挑选的兵弁，学成后可以充任军官，却不能成为将领，于是考选文官和读书人，训练将才，凌驾于袁世凯之上；这就是他设立湖北武备学堂的本意。陈▯凭借经心书院的优异成绩考取拔贡而入选，后来受到云贵总督锡良的赏识，进入云南，担任陆军镇统。辛亥革命时，他才返回湖北，拜见黎元洪。途经南京时，由同学张▯、李书城等人介绍，与黄兴深相结识，发誓互相帮助。民国成立后，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兼任参谋总长；汉口、南京两方面同意任命陈▯为参谋次长，代替黎元洪执行参谋总长的职权，陈▯于是成为洪宪帝制幕后集团中的第一号人物。章太炎在民国元年进入北京，一见到陈▯，便惊叹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将来使民国灭亡的，必定是这个人。”第二天，这句话传遍了京城。起初人们认为太炎过于偏执，后来才佩服太炎的神机妙算；而陈▯深深记恨他，于是设计诱骗太炎进京，把他囚禁在龙泉寺。陈▯在民国元年初任参谋次长时，还没有显露头角，只是一心巩固黎元洪对自己的信任，结交夏寿康、饶汉祥作为武昌方面的内援，并设法推荐自己的亲戚易某担任黎元洪的机要秘书，借参谋部办理公务的机会，使双方往来不断。陈▯又利用孙武等人向袁世凯陈述自己与武昌方面关系重大，于是军事、饷项等各方面事务，两方都依赖陈▯作为传递消息的重要人物。

译陈▯常说：“黄克强容易对付。”当时黄兴担任南京留守，陈▯于是利用范熙绩、陈裕时等人劝说黄兴，说自己愿意做驻京方面的联络安排者。这样，武昌、南京的起义派和革命党几乎非经陈▯就不能同袁世凯商洽；袁世凯也非经陈▯就没有办法设置驿站来沟通双方，陈▯因此能够随时见到袁世凯。民国元年的某天晚上，陈▯因有重要事情拜见袁世凯，袁世凯留他吃饭并秘密交谈，直到深夜他才回去。这一夜的谈话，成为洪宪帝制的开端。那时正值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将要进京之际。听说陈▯向袁世凯陈述的内容，大体是把当时的重心分为三个地方：（一）北京，由袁世凯统治；（二）武昌，由副总统黎元洪坐镇；（三）南京，由留守黄兴主持。三方面各有声势，也各有后援，于是应该怎样消灭黎元洪、怎样击倒黄克强、怎样沟通各地军队、怎样铲除异己，都有谋略，也有步骤，说起来头头是道。原文此处大意为：陈▯自称与袁世凯相见后无话不谈。因此，洪宪帝制已经沉潜下来，逐渐以陈▯为主要角色；秘密事务先与陈▯谋划，所谓文有杨士琦，武有陈▯。陈▯的谋划是取消南京留守府。他对袁世凯说：“南京政府虽然迁到北京，但留守府拥有革命军队，各省同盟会都督又是它的羽翼，必须先除掉这个中枢，否则势力蔓延便难以对付，我已经有万全之策。”袁世凯说：“一切由你酌情办理。”当时黄克强的至交李小垣、黄宝昌、陈裕时等人都在留守府，掌握重要权力。陈裕时是陈▯的亲信，又是黄克强的心腹，因此成为陈▯往来京、宁两地的秘密使者。冯国璋的女婿陈叔亮又担任留守府第一师师长。留守府所需要的军械和粮饷，早晨向北京请求，晚上就电令拨付，全都由陈▯一人包办。黄克强倚仗陈▯作为秘密援助，留守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把陈▯当作可信赖的朋友。陈▯于是暗中使用金钱，特别派遣密使，制造南京的大兵变，并在报纸上宣传说黄留守没有控制南方军队的能力。有一天，他同陈裕时、黄宝昌谈话，说政府非常信任黄克强，兵变能够镇压下去，袁世凯极其倚重他；再进一步，他可以假装辞去留守职务，袁世凯加以慰留，这样他的威望会更大；我知道袁世凯一定会诚意慰留他。陈裕时、黄宝昌带着陈▯的话前往南京。黄克强和留守府的重要人物过于信任陈▯，便贸然发电报给北京，主动请求取消留守府。袁世凯立即照准请求，反而大加嘉奖黄留守，说他是真能牺牲权位来谋求民国统一的人。留守府参谋长李书城非常愤怒，发电报痛斥陈▯，历数他出卖朋友的情状；上海的旧报纸至今还可以查到这份电报。黄宝昌因受人欺骗而惭愧，削发出家为僧，闭关修行直到死去。陈叔亮在冯国璋督理江苏时，仍然担任师长。留守府中的龙虎人物全部星散。不久，民国二年发生了再次独立的行动。陈▯谋划取消武昌副总统府，也先设法使起义领袖全部离开武昌。原来辛亥革命是由共进会和文学社两派联合发动的；共进会的首领是孙武、张振武，文学社的首领是蒋翊武，所谓“起义三武”，掌握着兵权，黎元洪不过是签字认可而已。陈▯把亲信安插到副总统府后，暗中劝黎元洪说：“三武不离开，副总统就没有权力；这些人出身士卒和下级官吏，大总统召他们到北京，用高官厚禄加以宠待，对副总统很有好处。”这番话正合黎元洪的心意。袁世凯于是发电报召集一百几十名起义的重要人物到北京，商议询问重要政务，并给予优厚宠遇和赏赐；黎元洪发放路费，数目大得惊人，这些事情都是袁世凯和陈▯秘密办理的。孙武随即被任命为义威将军，因为同陈▯交好。张振武稍有傲气，而且看出了陈▯的奸诈，便请求率兵到边地屯田。陈▯于是同饶某起草密电稿，派人带到武昌，请黎元洪署名后发往北京，说张振武在北京图谋不轨，请求大总统将他逮捕并处死。黎元洪替这些小人作主，按照原稿办理，于是造成了谋杀张振武的案件。蒋翊武听说张振武被杀，便离开武昌，返回湖南，不再到北京。袁世凯又借用黎元洪电报请求的名义，在广西杀害了蒋翊武。袁世凯常说：“张、蒋这两个人，本来就是我命令副总统杀掉的。” 张振武、蒋翊武被害后，原湖北八镇中统率军队的人，都是起义的重要人物，如邓玉麟等，全部被调往北京。黎元洪于是更换各镇统制，改用柔顺且同陈▯有关系的人；文职方面有饶汉祥、夏寿康掌握机要，武职方面则有各镇统制相互勾连。黎元洪留在武昌，竟然等于替陈▯设立了一个办事处而已。南京第二次革命结束后，同盟会各省的兵力解散，党人全部逃往海外。修改约法，设立参政院。陈▯拜见袁世凯说：“对付武昌的时机到了，扫平武昌就像扫落叶一样容易。”于是献策说：“世界各国的副总统没有统率军队的；美国副总统担任上议院议长。现在应当请黎元洪进京，行使参政院议长的职权。各省已经平定，也不需要副总统坐镇，只派一名统兵大员就足够了。”这个说法受到各方面赞同。陈▯派人携带密信告诉黎元洪，形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黎元洪也无可奈何。段祺瑞带着信南下，黎元洪当夜从刘家庙出发进京，没有一个人知道。有人带着随从上车，陈▯派去的人拿出命令，不准他们进入；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说：“陈二▯把黎宋卿押解到北京来了。”

译现在再叙述张振武、方维被杀的经过，以便看清当时的真相。起初，张振武因为是起义的首要功臣，得到袁世凯发电邀请进京，带着他的大将方维同行。刚到北京时，袁世凯给予他极为优厚的礼遇。张振武于是请求率领部属到边地屯垦，多次拜见袁世凯，都是陈▯陪同前往。有一天晚上，张振武在六国饭店大宴北京和湖北的重要人物，段芝贵坐首席，陈▯坐在第二席。宴会结束后，张振武乘车来到前门“振武敷文”牌楼下，军政执法处立即包围逮捕；同时又在张振武的住所中逮捕了方维等几十人。捕捉张振武的命令，在宴席上早已放在段芝贵身边。我当时也在席间，到了孙武家才听说这件事。于是我同孙武、哈汉章、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急忙赶到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说：“张振武、方维已经枪决了。”我们问：“临刑时说了什么话？”陆建章说：“张振武只说自己被陈二▯出卖了。”又问：“究竟犯了什么罪？”陆建章说：“大总统接到副总统的密电，说张振武带领党徒方维，在北京、汉口图谋不轨，破坏统一，于是立即依法处死。”我们问：“为什么执行得这样快？” 陆建章说：“某部次长从府中打来电话，命令一到就立即枪决，以免发生枝节。我只是执行职务，所知道的就这些。” 张振武、方维死后，陈▯连夜拜见袁世凯，说：“这一举可以扩大大总统的声威，损害副总统的声望。人们一定会说张、方被杀，是黎元洪杀的，不是大总统杀的；借此就可以更换湖北都督。武昌方面拥戴副总统的革命党人和文武人物，都已经彼此瓦解了。”第二天，金台旅馆门前张贴了一份布告，抄录了副总统的原电报，接着叙述张振武的罪状，按照武昌来电将其处决；又奖励张振武起义有功，按照上将的礼制给予恤典；最后还加上惋惜的话，说他不能同副总统共同坚持到底，以致触犯国法。第二天，参议院湖北省全体议员（除汤化龙一人外）提出关于枪决张振武、方维的议案，请政府当天派人说明，以保障人民的生命、维护约法。袁世凯立即派员出席说：“大总统接到副总统的万急密电，请求杀掉他们；不是大总统杀的。”这件案子的原委，请湖北议员去问副总统，大总统不负全部责任。湖北议员仍然提出质问说：“中华民国约法保障人权，任意逮捕尚且不可以，何况任意不经审讯就杀人？这是大总统的第一项罪责。凡是人民未经审判，不能治罪；张、方是军官，军官在平时也应经过军事审判定罪，不能凭一封毫无证据的电报，就杀害一位起义元勋。这是大总统的第二项罪责。大总统才是实际杀人的当事者，副总统只是发电报告发的人；大总统行使生杀之权，副总统没有这个权力，不能说张、方案件的责任在副总统。究竟是副总统有权命令大总统杀人，还是奉大总统的命令而杀人？这是大总统的第三项罪责。民国开创之初，首先重视人的生命；前清的命案，案卷堆积盈尺，才判决一个囚犯；如今不经审问就杀人，这种风气一旦开端，任意杀戮，各省都会仿效；既然没有法纪，怎么能成为民国？将来民国纲纪崩溃，大总统实际上要承担这个罪责。这是大总统的第四项罪责。”议案获得通过，前大总统孙中山首先发电报给参议院表示赞成，各省也纷纷响应，张、方案件于是震动北京和各省。袁世凯有一天邀请湖北参议员接见会谈，说：“张、方案件，我交给军政执法处办理，也就是交给军事法庭办理。所欠缺的手续，只是没有先宣布罪状再执行；但这也是因为副总统的电报催促得很紧。”于是拿出副总统府送来的全部案卷，原来都是陈▯和饶某从北京寄到湖北，再由湖北转交袁世凯的手笔。袁世凯便问：“副总统既然不合舆论，湖北都督可以换人吗？”我和时功玖回答说：“副总统兼任湖北军都督，大总统是海陆军大元帅；是否更换都督，是大元帅的特权。参议员代表人民，不能干涉军事任用。进一步说，议员是本省选出的议员，现在却同大总统商议更换湖北都督，反过来攻击本省；将来他们也可以在中华民国中同其他方面联合，反过来攻击大总统。请大总统取消明天的会面。”袁世凯立即站起身说：“领教了。我今天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 黎元洪进京以后，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修改约法，设立政治会议和参政院；东南各省已经平定，剩下的只有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陈▯于是谋划处置四省的办法，说：“广西方面的陆荣廷，名位虽然很高，实际上带有前清大员的气息，出身绿林，没有长远志向；总统用最高礼遇笼络他，召他一定会来，并且可以派一名同陆荣廷极为友好的大员担任广西民政长，广西就可以无忧。贵州方面的刘显世是宪政派的人，贵州士人中有很多梁启超的党人，梁启超已经在北京，原来主张君主立宪；大总统隆重礼遇梁启超，贵州的事情自然没有问题。四川方面的胡景伊，已经有妙法使他同四川革命党人互相敌对；各种往来事务，陈▯已经安排周全，四川的事情都可以来问我的意见。剩下的只是云南。云南方面的蔡锷是梁启超的弟子，此人具有革命性质。蔡锷是湖南人，云南军队则由云南人掌握；陈▯已经派人与唐继尧、顾小斋等各自掌握军权的人接洽。所派的范熙绩等人，都是唐继尧、顾小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也是他们最亲密的人。” 云南军中一旦有非议，蔡锷就一定坐不稳位置；大总统特别加以礼遇，蔡锷一定会进京，并感激大总统。蔡锷离开云南后，唐继尧、顾小斋以云南人的身份掌握云南权力，云南人也会感激大总统。这样一来，中国各省就平定了。”袁世凯说：“各省的事情由你策划办理。”后来蔡锷同范熙绩一起来到北京，担任经界局督办等职务，袁世凯对他格外宠爱礼遇。陈▯亲自担任四川将军，胡景伊进京。陈▯前往四川，坐镇西南，自然不必担心云南、贵州、广西发生变乱。

译北京筹议帝制时，陈▯似乎寂然不闻，完全不参与；一切都由北洋派内部和外部的文武人物主持，陈▯没有出面，甚至看不到他的姓名。有人说：“内部事务由杨杏城和长公子主持，我只专门负责各省的外部事务和军事事务。”他又担心西南不稳，主动请求出镇四川，以镇慑贵州、云南。四川成武将军胡景伊既受到四川在野革命党人的威胁，又受到其他军队的逼迫，能够听从指挥的只有刘积之、胡寅安两师。这其中都有陈▯的巧妙运用。胡景伊急于离开四川，因此袁世凯发电同陈▯商议代替他，胡景伊随即来电表示欢迎。陈▯于是整顿军队进入四川，以冯玉祥的一混成旅、伍祥祯的一混成旅作为卫队和先锋；事先派人前往云南，许诺给予特殊利益，然后浩浩荡荡进入峡地。陈▯担任成武将军后，胡景伊率领部下文武官员进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陈▯进宫接受袁世凯召见、袁世凯即将出京时，伏在地上九叩首，又跪着向前爬行，嗅闻袁世凯的脚，说：“大总统如果不在明年登极，正式成为中国的皇帝，陈▯这次离开后，死也不回来。请袁大总统训示，我才敢行动。”袁世凯说：“一切按照你的策划办理，决定确立帝位。”陈▯于是站起身听取训示。曹汝霖字润田当时也在场，曾告诉我说：“这种嗅脚的仪式，欧洲中世纪有人对罗马教皇行过；陈▯竟然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做出这种事，是官僚们不会做的。”章太炎当时在北京，有一天见到我们这些人说：“陈▯将来难道不能同袁世凯共始终吗？无论怎样谄媚逢迎的人，事情按照常情发展，大事一旦过去，也一定会反过来攻击主上。陈▯恐怕远离都门后，受到袁世凯北洋旧人的排挤，所以借此牢牢巩固袁世凯对他的宠信；实际上他是有戒心的。他能始终忠于袁世凯吗？” 洪宪建元后，西南起兵，袁世凯于是任命曹锟为虎威将军，统率北洋军队进入四川。以张敬尧为前锋，所交战之处都失败。陈▯以成武将军的身份被困在成都，不能指挥北洋军队，而北洋派又表现出歧视陈▯的态度。他直接管辖的军队中，伍祥祯的一混成旅软弱怯懦，不能使用；冯玉祥的一混成旅索要武器和军饷，不接受调遣，反而把军队移到成都市外不重要的地方。川军如刘存厚等人的军队，也不能依靠。陈▯看到大势已去，于是向西同云南方面通好，借口是恢复袁世凯大总统的地位；同时暗中同四川革命党人约定，答应离开四川时，把所有军械都留给四川人。因此章太炎说：“四川人不恨陈▯，是因为他临走时知道把军械分给了四川党人的军队。”后来陈▯便宣布独立，促使袁世凯迅速死亡。民国恢复后，陈▯率部出川，冯玉祥先率军从那里经过。陈▯没有护卫，反而依靠四川革命党军队的照料才得以放行。帝制罪魁名单中没有陈▯的姓名，只有云南的蔡锷为此发电给黎元洪说：“陈▯早已同滇军联合，这次取消帝制，不但没有罪，反而有功。”黎元洪因为与鄂籍人士是同乡，加上府内还有夏寿康、饶汉祥等人支持，所以尽管段祺瑞在国务院方面严厉提出陈▯是帝制罪魁，黎府方面最终还是不同意。于是酿成民国六年府院不和，导致了张勋复辟的变故。陈▯确实是民国的不祥人物。民国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陈▯宣布独立。他的通电大意说：“我在江日径电告项城，恳请他退位，这是第一次忠告，原本希望他体察这番诚意，改变看法，当机立断，解决这场纠纷。又在文日发出第二次忠告，说退位是一回事，善后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请立即宣布退位，向天下表示最大的诚信。后来收到复电，说已经交由冯华甫在南京会议时提出。项城所谓退位，绝不是出于诚意，或许是被身边那些小人所挟持。我替四川百姓请命，项城却虚与委蛇，这是项城先同四川断绝关系。我不能不代表四川人，同项城决裂。从今天起，四川省同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职一天之内，以政府名义处理四川事务的行为，四川省都视为无效。” 据《梁燕孙年谱》记载：“电报送达总统府和国务院后，梁燕孙奉召进入总统府。袁世凯把独立电报给燕孙看，说：‘二▯这样厚爱我，我还能说什么呢？你替我回电，问我决心退位怎么样？’燕孙没有回答。袁世凯于是亲自动笔，起草了一份电文，直接从府中发出。电文说：‘昨天看到松坡发给黎、徐、段的电报，请他们劝我退位。公义和私情交集于心，感激不已，但他们还没有完全了解我的心意。我厌倦过问世事，几乎不愿再居于朝廷之上；又同几位重要人士商议担任善后，他们都认为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难以轻易放手。内忧外患一齐逼来，甚至有亡国的祸患。我年近六十，历尽各种艰难，如果还抱有贪恋，也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我的心意已经决定，退位不成问题。现在应当研究的，只是善后问题；政府各位讨论了许多天，仍然没有结果。如果不愿意善后，我一撒手离开，危亡立即可见；实在不忍心这样做，而且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脱身。眼下的问题在于迅速筹划善后办法，只要有二三分承担的力量，不至于危亡分裂，退位这一议案就可以解决。务请同政府切实商议，迅速定出办法，争取早日定局，希望立即筹划，共同妥善商议，如何？” “请严格保守秘密，电文没有把话说尽。” 民国六年，郑韶觉对我说：“段祺瑞起初同梁燕孙约定，我主张一文一武，绝不能赞成帝制，以免误了袁氏。”后来因为五路参案，交通系的人非常害怕，于是发电列名，都是代替梁燕孙这样做的。阮忠枢本来就是支持陈▯的人，因此劝说梁燕孙，极力向袁世凯推荐陈▯。陈▯在北京愿意替袁世凯筹划财政，也有意迎合梁燕孙。四川同北京之间的文电，都经过梁燕孙呈递；燕孙被他迷惑，却不知道这些都是阮斗瞻授意陈▯提出的策略。陈▯宣布独立的电报送到时，袁世凯正在吃馒头，每个馒头切成四块。梁燕孙到来时，袁已经吃了三块，于是问梁燕孙陈▯究竟怎么样。梁燕孙回答说不至于这样。袁世凯于是把剩下的馒头全吃了。他同梁燕孙一起查看来电，梁燕孙瞠目结舌，袁世凯拂袖起身，随后便病倒了。

译郑韶觉又对我说：“阮斗瞻同梁燕孙关系不和。梁燕孙喜欢赌博，阮斗瞻却总不离袁世凯左右。袁世凯常常呼唤梁燕孙而他不来，阮斗瞻便拿赌博来作赌注，于是袁世凯禁赌，是为了梁燕孙。有一天，袁世凯拨十万元给陈▯，问梁燕孙：‘陈▯靠得住吗？’梁燕孙用全家性命担保他。后来陈▯宣布独立的电报送到时，梁燕孙正在酣赌，还不知道这件事。阮斗瞻便请袁世凯去问燕孙。不久燕孙来了，袁世凯先让他一起吃饭，又问：‘陈▯靠得住吗？’梁燕孙说：‘靠得住。’袁世凯于是拿出陈▯的电报给他看。梁燕孙呆若木鸡，袁世凯又拿出一张纸说：‘我已经把回电稿写在这里了。’说完怒气冲冲地走进去，随后便病倒了。”郑韶觉是交通系要人，同梁燕孙最亲近，他的话应当可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据《国会议事录》记载：“民国五年，国会恢复，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合开会，国务总理段祺瑞出席。许多湖北籍参议员、众议员起立质问说：‘帝制已经取消，民国已经恢复，袁世凯也已经死了，几个月过去了，帝制罪魁却还没有提出惩办。段总理作为保障民国、反对帝制的主脑，为什么拖延不予惩处？请伸张国纪，宣布奸邪。’段祺瑞回答说：‘惩办帝制罪魁，应当先办理你们的同乡、成武将军陈▯。不提出陈▯，反而提出其他人，怎么能够使天下人的心服气？’湖北议员问：‘为什么不提出陈▯？’段祺瑞说：‘请议员去问黎大总统。大总统不提出，国务总理怎么能够副署？’” 黎劭平说：“同国务院商议帝制罪魁名单时，总统府方面都派我前去接洽，名单中没有列入陈▯。段芝泉却多次坚持，认为一定要列入陈▯，否则其他人都可以不必惩办。经过多次商议，最后惩办了十三名罪魁。总统府方面不提出陈▯，也不提出段芝贵，把这作为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交换。”按语：所提出的十三人中，如“六君子”中的一两人不过是做学问的人；梁上诒原本反对帝制，是被逼迫才作出那件事；而陈▯、段芝贵却漏网，实在不足以使天下人的心服气。国家如果没有真正的赏罚，怎么能不酿成复辟的祸乱？陈▯这个人，实际上同洪宪帝制共始终。我在《洪宪纪事诗》中写道：“执策跟随真龙，共同经历始终；西川节度使登上台东。九河已经决口，不必回头；知道我仍然依靠这位公。”又写道：“事情败后，臣子能够请求自裁；留下来的奏折也令人酸楚悲哀。胜过那反复无常的西州将帅；出镇时还曾高唱死而不回。”（按语：帝制取消后，孙毓筠曾上奏请求自裁。袁世凯批示说：“自裁出于自己请求，绝不是至诚之举，着令不准自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陈▯挽章太炎 章太炎在民国元年前往北京，一见到参谋次长陈二盒，就说：“这是中国第一等人物，然而将来亡掉民国的，必定就是这个人。”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他是在胡说，而二▯却对此恨之入骨。他串通共和党中的胡、郑等人诱骗章太炎进京，把他安置在龙泉寺，软禁在北京，这些事都是二▯干的。太炎去世后，陈二▯亲自写了一副挽联，寄往苏州。挽联说：“囊括大典，整齐百家；否岁值龙蛇，千载修名君比郑。人称三君，国家推为一老；抗颜承受议论，世间北海也知道刘。”上联末句指的是对章太炎人物品评的话。太炎死后，二▯在北京常对人说：“太炎去世以后，世上再没有真正了解我陈某是什么样的人了。太炎真正了解我，我也真正了解太炎。那位陆朗斋说，得到章太炎替他写一篇文章，胜过使用十万兵马，这样说仍然是轻视太炎；我却认为，太炎的一句话，就足以决定天下的安危。” 陆朗斋，名叫陆建章，是袁世凯军政执法处处长。太炎被囚禁在龙泉寺时，朗斋送他进入寺中，骑马在前面引导，经过街市。有人问陆朗斋为什么这样尊重太炎，陆朗斋说：“将来太炎替我起草一篇檄文，我就可以少用十万兵马，怎么能不尊重他？我对太炎极尽礼貌，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愿同陈二▯同流合污。” 杨杏城的毒药水 泗州杨氏兄弟，同袁世凯共同掌握的秘密最多。大哥杨士骧深受袁世凯倚重。袁世凯由北洋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后，让杨士骧继任北洋总督，这无异于袁世凯亲自掌握北洋。五弟杨士琦，号杏城，世人称为杨五爷，杀人常用奇策。机密事情，袁世凯都同士琦共同谋划，世人称他为袁氏的智囊。世人误把赵秉钧称作智囊，因为赵字智庵，只是有智慧而没有囊；有智慧又能把智慧藏在囊中的，才是杨杏城。西太后病势危急，袁世凯为此忧虑，认为如果光绪复出理政，自己必有大祸，所以应当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筹划。杏城于是用奇策劝说袁世凯，因此西太后病危，而光绪也一同被宣告驾崩。杏城用重金向西方人买来一种无色无味、入口即死的药水，劝袁世凯同李莲英共同谋划此事。杏城说：“一旦太后去世，皇上亲自执政，大叔和中堂都极为不利，危险难以形容。不如在太后临死之前把这件公案了结，再作以后的打算。”李莲英说：“这个孩子命很长，应当采取万全之计。”（意思是指让光绪吃玻璃粉粥的事情。曾小侯广銮在两湖会馆席间对众人说：“皇上被安置在瀛台，钦派四名功臣后裔担任辅弼大臣，我同左侯孝同等人都入内侍奉。有一天，太后赐粥，皇上吃了粥后哭泣。我们四人侍立在旁，也都含着眼泪，知道事情有变。但是皇上的肠胃只是有一点疼痛，大概毒性还不重。我们四人于是警惕起来，加强防护。”）袁世凯、杨士琦把药水交给李莲英，西太后病情加重，而光绪也死了。（禺按：这件事关系到的掌故很重大。戊戌年间报纸曾刊载：“派曾广銮四人侍从瀛台。” “又听说曾广銮说：‘慈禧召见时说，派你们这些功勋子弟严密稽查，不要让皇上再次受到奸邪言语的迷惑。’四人大概承担了瀛台出入稽查的责任。所谓‘吃粥而哭’，是内监来到宫门外的房间，秘密告诉曾广銮等人的。”

译袁世凯谋划帝制，一切都由杨杏城主持，所以帝制大典筹备处全都听从杏城指挥。同时，熊希龄、段祺瑞、梁士诒都不赞成，于是改设政事堂；熊希龄离开内阁，段祺瑞离开陆军总长职位，梁士诒离开秘书长职位，陆军次长徐树铮（段祺瑞一派）、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熊希龄一派）、交通次长叶恭绰（梁士诒一系）同日被免职。杨老五主张，应该先给予重大威吓；梁燕孙更不应该跟随熊希龄、段祺瑞反对帝制，这一定是叶恭绰怂恿他这样做的。因此对梁燕孙、叶恭绰进一步施压，由袁世凯亲手交下五路舞弊大参案，命令肃政史夏寿康迅速把原文提出弹劾。同时袁世凯见到燕孙，又说：“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摘下来了。”燕孙害怕遭祸，于是赞成帝制。梁燕孙说：“我梁某的性命，不怕袁项城，反倒怕杨杏城，害怕他下毒药用辣手害人。”当时有人在燕孙门上题了一副对联：“红杏枝头春意闹，乌衣巷口夕阳斜。” 后来，这种毒药水进入了赵秉钧的口中。智庵担任直隶都督时，是反对帝制最坚决的人。黄季刚，即黄侃，是赵秉钧的秘书长，两人关系非常融洽。季刚告诉我：“每天晚上我都同智庵靠着鸦片烟盘谈公事，谈累了，智庵喝一杯人参水才睡觉。有一天他叹息说：‘项城搞帝制，是自杀；我也有杀身之祸。’我惊愕不已，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过了十多天，我同他靠着鸦片烟盘谈完，疲倦地回去了。不到十分钟，他急忙叫我去，智庵已经染上急症，瞪着眼睛，闭着嘴，不能说话。我问他的家人，家人说：‘喝了人参水后就发病了，而那个打烟的侍童已经不知去向。’事后才知道，有人用十万金收买烟童，把毒药水滴进人参水中，赵秉钧随即死去。大家都知道是杨杏城干的，却没有人敢说。” 袁世凯死后，杏城退居上海，在亚尔培路和巨籁达路交叉处置办住宅，就是所谓的杨五爷公馆。他纳小菠菜、小白菜为妾，两人都是绝色美女。有一天，杨杏城把箱笼、衣物和古玩拿出来晾晒，毒药水瓶也在箱子里面。杨郑重地嘱咐家人说：“这种药水毒性最大，只要一点进入口中就会死人。”他把药水移放到高柜上，命令家人不得接近，然后出门拜客。回到家后，他推门进去，看见他的儿子（有人说是毓▯）正同小菠菜、小白菜睡在一张床上。杏城气得昏倒，僵坐在沙法上，口中说着都要处死。小白菜于是把毒药水滴入茶中，让家人送给杏城喝，片刻之后杏城便死了。这是轰动上海、毒死杨氏家主的大案，也可以说是自食其果。我在《洪宪纪事》诗中写道：“五道飞车档案纷，兰台密授札弹文。智囊左右尚书令，红杏枝头闹上勋。”这是说杏城在袁政府声势显赫时的情形。杨杏城同袁世凯的关系，开始于北洋时代。当时袁世凯的势力日益强盛，想要练兵、办理新政，却苦于经费不足。杨杏城于是献策，把盛宣怀经营的事业全部收归己有，用来供应经费。杨杏城因此由候选道升为候补四品京堂，督理招商局和电报局；后来进入商部，任左丞，又升为侍郎，都由此而来。后来庆亲王奕▯同瞿鸿礻几交恶，杨杏城又献计，因为泄露重大秘密，激怒了西太后，西太后有意罢黜瞿鸿礻几。杨杏城又活动恽毓鼎上奏参劾瞿鸿礻几，瞿鸿礻几于是离开军机处；当时恽毓鼎任翰林院学士，本来没有谏诤弹劾的职责。因此，杨杏城的势力一时达到极盛，庆亲王、袁世凯都把他当作左右手，多次传出他将入军机处的消息；但由于西太后并不十分宠爱杨杏城，所以始终没有提出任用。两宫去世后，袁世凯离开军机处，诏旨下达那天，袁世凯暗中前往天津，想同杨士骧（当时杨士骧任北洋大臣）商议各种善后事宜，杨士骧竟拒绝见他。袁世凯对此恨之入骨，退居洹上后，同杨氏几乎断绝往来。辛亥年末，袁世凯组织内阁，杏城没有得到一个职位，徐世昌出面说情，才任命他为邮传大臣，但他始终没有到任。不久，杏城便以议和使者的身份南下。袁世凯任总统后，杏城闷闷不乐，没有机会施展，于是投奔袁克定门下。正好袁克定从柏林回来，便引荐杏城作为谋主。杏城认为袁世凯还怀有过去的嫌隙，如果不提出奇计，就无法重新获得袁世凯的宠信，于是提出帝制主张。袁克定昏聩糊涂，随即产生了当太子的幻想，同杏城深相结纳，对他言听计从。外界传说洪宪帝制的核心人物其实是两个杨氏；实际上，皙子杨度虽然浮夸，但负责宣传和拉拢，筹划运作则全在杏城，所以帝制大典筹备处处长必定由他担任。杏城赶走熊希龄、梁士诒，拥立徐世昌为国务卿，而自己担任政事堂左丞，大概是明知徐世昌甘愿充当傀儡，自己便可以操纵一切。杏城有文学才华，平时同许多名士往来，又善于掩饰自己，不居显要职位，很少发表文章和电文，所以洪宪帝制的罪魁名单中竟然没有他的名字。杏城曾经考中乡试，善于写文章。他在农工商部任职时，替载振起草被弹劾后谢罪的奏折，一时传诵，内容大略说：“臣才力低下，却承蒙特别恩遇；诵读《诗经》尚且不能通晓，却竟专门应对而出使四方；从政还不熟练，却破格升入九卿之列。只是因为奔走效劳、疏远依附，本来没有什么资历、功劳和才望可说；最终又因阅历太少，以致众人的议论纷纷而来。虽然真相如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照见其中没有私心；但天地深厚广大，处境中仍有难以安心的隐忧。”这篇文章很像宋代四六文中的佳作。杨氏兄弟显贵兴盛时，北京举行诗钟会，拈取“奇”“态”二字作诗。有人得到一句：“弟兄岑氏奇皆好，姊妹杨家态最浓。”这句话也一时传诵。岑氏指的是春煊、春▯兄弟。永乐园杨皙子输诚 杨度在东京时，想拜访中山先生，讨论中国的国是。我同李书城、程明超、梁焕彝出面介绍他到横滨去。孙先生在永乐园设宴，双方辩论了一整天。杨皙子握着孙先生的手发誓说：“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业成功后，希望先生帮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功后，我杨度应当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先生。为国事共同努力，目标在将来，不要彼此妨碍。”皙子乘车返回时，感慨叹息说：“同先生畅谈了一整天，他的学问深厚，仿佛发出万山回响；胸襟广大，仿佛千顷波涛。他的言语真诚明达，气度宽宏博大。将来成功的，必定是这个人；那么我难道只能做他的仆役吗？”

译陈炯明叛变时，先生的兵舰停泊在黄埔，我在香港。一天，徐苏中拿着先生的亲笔信，和谢持一同来找我，信上说：“关于联合赣军的事，由吾兄全权办理，务必尽你所能，灵活处置，立即北上，以成功为要。”此前，先生在韶关誓师北伐，许崇智、黄子荫两军已经进入江西。江西军中籍贯为湖北的重要军官，早已由我们等人从中撮合，彼此有了默契。这次许崇智等回师讨伐叛逆，江西军只想收复失地；而吴佩孚在衡阳督军，严令江西军跟随许崇智等军之后进入广东，援助陈炯明。先生知道我可以同黎元洪、曹锟直接商谈，所以才有了联合赣军的命令。我接到信后，假称要去国会，连夜赶往北京。在东厂胡同见到了杨度。皙子说：“当年通过兄长介绍，在永乐园的辩论中，我同先生订下誓约；我失败了而先生成功了，杨度应当竭尽全力来帮助他。”当时薛大可也在座，对我说：“革命党称我们是帝制余孽，我们当然惭愧地接受这个称呼；那些想做帝制余孽却求之不得的人，也称我们为帝制余孽，非得请孙先生替我们洗清名声不可。”我说：“先生不但替诸位兄长洗脸，还要替诸位兄长擦粉。”于是我和杨度商议阻止吴佩孚率江西军援助陈炯明的办法。皙子说：“黎元洪总统方面，由你负责；曹锟总司令方面，由我和夏午诒负责。”当时夏寿田是曹锟的机要秘书长，杨度则是曹锟最高级的顾问。他又说：“吴子玉几天内就会从湖南来到直隶，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想来是要商议率军进入广东的事，他一定会有所交代。” 过了几天，我和李繁昌到东厂胡同拜访杨度。一见面，他就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事情办成了，我也算兑现了孙先生在永乐园同我的约定。”接着他叙述事情的原委说：“直系大将王承斌、熊秉琦一向厌恶吴子玉跋扈，彼此积怨很深，都同午诒最要好；子玉又轻视文人，常常对午诒无礼。他从衡阳回来后，更加蔑视一切人。王承斌、熊秉琦等人早就想压制吴子玉。军事会议召开后，吴子玉提出亲自率领湘、赣两省的军队进入广东，援助陈炯明，肃清孙派分子。熊秉琦起身说：‘如果大帅讨伐两广，当然应当出兵；如今却以援助陈炯明为名。陈炯明是孙中山的叛徒，以下犯上，出兵援助他就是师出无名。现在大帅部下有许多统兵大将，如果人人都仿照陈炯明以下犯上的做法，反而出兵援助他，那将把大帅置于何地？’曹锟也击节说：‘以下犯上的人，不能出兵援助。’王承斌说：‘援助陈炯明的出兵行动可以稍缓，先静观两广的变化，再作后续打算。’曹锟说：‘好，就按这个办法决定。’吴子玉受到这番刺激，已经气冲冲地回洛阳去了。” “请赶快把这些情况告诉孙先生：即使江西军能够出动，也要在两个月以后；可以赶快部署应对办法。”原来，杨度、夏午诒知道曹锟的心病在于尾大不掉，而熊秉琦、王承斌又无法压制吴子玉；熊秉琦的话，正是杨度、夏午诒教他说的。我立即发电报请谢慧生转告先生，当时先生也将离开黄埔前往上海。许崇智等平安接受先生的命令，由广东进入福建。黎元洪派黎澍，曹锟派陈调元，和我一起到上海迎接先生。先生说：“杨度是个可用之人，能够履行政客的诺言。” 足以供作史料的打油诗 在北方由冯国璋、徐世昌执政的时候，形势最为错综复杂；不是深知内情的人，无法说清其中的真实秘密。亡友文公达曾写过一首打油七律，寥寥几句话，把事情概括得一无遗漏。我偶然翻检行李箱找到了它，诗句是：“怀芝步步学曹锟，光远遥遥接李纯。休说段芝真可贵，原来徐菊本非人。”下面的诗句我已经不能完全记得了。这首诗当时传遍南北，后来时过境迁，人物也更替了，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少。至于谈到当时的形势，很少有人能够说清，于是我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引申叙述出来。唐少川告诉我：“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静坐在营帐中，听到外面有个挑着布匹叫卖的人，叫卖声非常洪亮雄壮，觉得奇怪，便让人把他叫进来，那个人就是曹锟。他相貌也雄伟厚重，袁世凯劝他到小站投军，成绩很好，多次破格得到提拔。张怀芝识字很少，当时也在小站，担任伍长，同曹锟关系最亲密，也多次得到超常提拔。袁世凯在小站开始发迹时，张怀芝担任随马弁目。袁世凯骑马时，马偶然颠簸倾斜，他将要坠地，张怀芝一手扣住马匹，用头和肩膀托住他；而袁世凯的脚又被马镫套住，几乎遭遇危险。因为这件事，张怀芝的头部落下了颈部歪斜的毛病，治疗几个月才痊愈。袁世凯因此更加信任张怀芝的忠实，所以北洋六镇成立时，除王英楷、王士珍、段祺瑞、吴凤岭等人外，曹锟、张怀芝也都入选镇统。” 袁世凯遭醇王贬斥治罪，灾祸将至，便穿着便服逃往天津，想投奔杨士骧，只有张怀芝跟随他，由此可知袁世凯对张怀芝的信任。张怀芝常说：“曹三爷是我的大哥，他走一步，我跟一步；他跑一步，我也跑一步。”张勋逼迫黎元洪出走时，黎元洪派人活动曹锟拥护自己，曹锟有电报送达总统府，张勋也发了电报。后来曹锟受到段祺瑞的活动，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张勋也发表声明否认。等到曹锟任直隶督军、张怀芝通过活动谋求山东督军职位时，他说自己要跟着曹三爷走。后来张怀芝担任参谋总长时，不识字却喜欢卖弄文墨。有一天发布命令，派某人到参谋部，把“派”字写成了“抓”，结果把要派去的人抓进参谋部，等候处理，荒唐可笑到了这种程度。王聘卿说：“张怀芝事事都学曹仲山，曹仲山不乱动笔，是自己在掩饰短处；张怀芝偏偏在这件事上没有学到家。”

译民国二年，五都督起兵反抗袁世凯时，李纯以第六镇师长的身份立了功，坐镇江西；陈光远当时任旅长。帝制被推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正式接任总统，冯国璋于是凭南京督军、上将军的身份，成为副总统人选。不久黎元洪出走，冯国璋受到北洋派拥戴，进入北京接任总统。李纯任南京督军，陈光远也获得江西督军的职位。李纯在江西时，刻意拥戴黎元洪，所以获得江西督军的任命，治军也有法纪；后来督理两江，以齐燮元为参谋长。李纯突然因病去世，当时流言很多。陈光远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事事都跟随李纯的主张。李纯死后，陈光远惶惑不安，无所归依，最终被他的部下取而代之。孙大元帅在广州设立军政府后，陈光远派弟弟陈光逵来到广州，带着信表示愿意通好投诚。陈光逵和曲同丰一同到达广东，有一天参加宴会，十分得意，说：“孙大元帅非常看重我。” 段芝贵是合肥人。北方称段祺瑞为“老段”，称段芝贵为“小段”。小段办事老练、周密而隐秘，残酷狠辣，因此深得袁世凯信任。清朝末年，他因杨翠喜案件闹得沸沸扬扬，奉天巡抚一职最终被罢免。袁世凯进入民国后，重要的机密文件件件都交给段芝贵执行，例如密令京、津、保三镇发动兵变、逮捕杀害张振武、毒死赵秉钧等案件，都是段芝贵带着密令，伺机办理的。洪宪帝制时，袁世凯颁布皇室规范制度，规定从皇二子以下，都可以在帽子前装饰碧玉洗，以区别于普通人，段芝贵也获得了这种赏赐，所以京城人说段芝贵实际上列入了养子的行列。《洪宪纪事》中的诗句“君王碧洗颁冠玉，养子承恩四子婚”，就是吟咏这件事。段芝贵异想天开，想借帝制的权力洗刷自己从前任奉天巡抚时被革职的耻辱。袁世凯特意任命他为陆军上将、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一等公爵。段芝贵十分得意，以为过去的仇恨可以报偿，急忙赶赴奉天。当时洪宪的局势已经走到末路，张作霖、冯麟阁等人联合起来驱逐了他。“洪宪皇帝”的揖让 张季直曾经开玩笑对袁世凯说：“大典成立后，就要推举大总统为皇帝。”袁世凯说：“按照中国政教合一的说法，应当仿照罗马教皇，万世相传的皇帝应当属于孔子后裔、衍圣公孔令贻；按照革命排满的说法，皇帝应当属于朱家后人、延恩侯朱煜勋，他们可以担当此任。”张季直说：“那么，孔旅长繁锦、朱总长启钤都可以登上九五之位了。否则，朱友芬、朱素云也可以奉为至尊。”于是两人相对大笑。这本来确实只是滑稽的谈话，没想到竟有人据此来讨论制定揖让礼仪。国民大会代表表决国体之后，群臣便筹备称帝的程序，实行三揖三让的礼制。像刘申叔等帝师援引经典、考证古制，说：“古人通过揖让而取得天下，尧把天下让给舜，舜把天下让给禹，让给许由时，许由洗耳，逃走而不肯听；泰伯具有最高的德行，三次把天下让出，百姓却无法称述他的功德。所谓揖让，必须有彼此相对、接受揖让的人，舜、禹、许由、季历，都是相对的一方。就像清帝逊位、把政权归还人民，大总统实际上是代表民国接受政权的人。清廷直接行交付政权的揖让礼，大总统代表民国承接受政权的揖让礼，因此大总统就是清廷相对的一方。如今国民代表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将共同推举大总统为大皇帝，这只能叫推戴，不能叫揖让；大总统不接受，只能说是不接受推戴，因为没有对方可以同他行揖让礼。今天的事情只有推戴和揖让两条路。推戴是商、周以来的制度；如果大总统退还推戴书，只能叫谦让，不能叫揖让。如果实行三代的揖让制度，那么大总统应当有相对的让位对象，把对象提交代表大会，第一次让，第二次让，第三次让，国民代表都予以否决，大总统的揖让礼就完成了。这真是古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把中国尧、舜、夏、商、周的体制合为一体了。” “袁世凯说好，于是先讨论揖让的程序。” 刘师培等人进言说：“第一次揖让的对象，应当是把政权还给宣统。大总统接受的政权来自满清，是清廷直接让给他的，并不是从民国得到的。如今国民既然不认可共和，大总统就应当把帝权归还给移交政权的人。但清室已经废除，天下人绝不会同意，这也是想先取后给、姑且应付罢了。第二次揖让的对象，应当选择延恩侯朱煜勋，提出朱明后人，既符合排满宗旨，又表示大公无私的态度。实际上朱某是什么人，只能供人取笑，绝不可能成为事实。第三次揖让的对象，则是衍圣公孔令贻。清室和朱明，是前代的传统；衍圣公则代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远处援引欧洲罗马教皇作比，近处申述政教合一的宗旨，大总统真是高瞻远瞩，气象宏大。这种揖让，事情近乎游戏，不过姑且作为一种安排罢了。三揖三让礼完成后，大总统再接受国民的推戴书，登上皇帝之位，天下就不会有异议了。” 廷臣们又秘密商议接受推戴书的办法，有两项：（一）只让而不揖，因为没有对象，可以退还三次，之后再接受帝位。（二）既让又揖，因为有对象，可以斟酌前面的意见。宣统、延恩侯、孔子后裔都不是问题，但当时虚君共和的学说流行，假如会场中有一两个人提出虚君制度，闹出大笑话，岂不是坏了大事，必须谨慎。若一定要实行三揖制度，不如先从孔令贻下手。后来曲阜县忽然发生了数十起控告孔令贻的案件，实际上是想先损害孔令贻的声誉，使他在举行揖让礼时预先处于不能接受的境地，其用心实在十分可笑。后来最终采用了只让而不揖的办法，接受帝位，开创了洪宪年号。

译按：雍正二十年，为了笼络汉人，清廷封明朝后裔、正定府知府朱之琏为一等承恩侯，编入镶白旗汉军。朱之琏的儿子朱绍美承袭爵位，传了十二代到朱煜勋；光绪十七年，朱煜勋承袭爵位。清廷祭祀明陵的典礼，每年春秋举行两次，皇帝下谕派延恩侯某人致祭；祭祀结束后，还要到宫门前谢恩，这些都见于每年的《宫门钞》。洪宪时期的臣子为了装点门面，忽然想起搜罗这些古董，真可以说是异想天开。洪宪时期的女臣 帝制的议论兴起后，袁世凯统治下活跃的女子分为三派：（一）高尚派，由吕碧城领导。吕碧城是安徽翰林吕佩芬的族侄女，擅长文学。袁世凯在北洋时期，曾任命她为女子师范学堂校长，后来又聘她为大总统府顾问。跟随她的人多是名门出身、能写文章的女子，她们绝不与时髦女子交往。袁世凯曾称赞她可以作为女子的模范，她常常出入袁家。（二）运动派，即女子参政一类的人。她们设立中国妇女请愿会，以安静生为首领。安静生文字写得很好，很有发动运动的能力。她亲自撰写的成立该会小启说：“我们这些女子，成群居处而沉默寂静，从来没有听说有一个人奔走跟随在各位君子身后；而各位君子也从来没有呼唤、唤醒那些痴迷于醉梦中的妇女，使她们成为请愿成员。难道妇女不是中国的人民吗？还是说，改变国体是重大问题，不是我们妇女所能参与听闻的吗？查约法中记载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等语。既然说是全体国民，自然包括男女而言。在四万万同胞中，女子占一半；如果请愿只有男子而没有女子，那么这种跛足而不完整的请愿，岂不是要夺去我们妇女的主权吗？” “女子不知道，叫作没有见识；知道了却不起而行动，叫作放弃。我国妇女知识浅薄，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讳言的；然而躲避危险、寻求安稳，男子和女子同样有这种心理，关系到生命财产的事情，又怎么能任由它长期被抛置而不设法保全一处呢？我安静生等人以纤弱的身体、浅陋的学识，痛心于时局的纷乱，像寡妇一样徒然忧虑；幸而蒙昧即将重新开启，光彩将更加灿烂。汇聚细流可以成为大海，聚集土粒可以堆成高山；女子既然属于国民，怎么能不自己猛然醒悟呢？因此我不顾自己的微末，斗胆率领我国女子二万万同胞，跟随爱国的各位君子之后一起请愿。姐姐呀，妹妹呀，为什么还不起身前来呢？首先倡导此事的人，安静生。”筹备会于是特别派安静生为女子请愿总代表，在各省设立分会，署名为“女臣安静生”。（三）流浪派，以沈佩贞为首领，刘四奶奶、王三太太、蒋淑婉等数十人都附和她，四处奔走。沈佩贞的名片上写着“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旁边写着“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她拜九门提督江朝宗为干父，尊段芝贵为叔父，对府中的各位要人都极力结交。权贵们又借助沈佩贞引诱、介绍所谓“女志士”，招集她们聚会，使她们出入大总统府而不受禁阻。于是江朝宗为干女沈佩贞在中城设立总办事处，配有秘书、干事，沈佩贞俨然成了办事处长。至于所办的事情，名义上说是赞助帝制，实际上却是为东家安排私宴。段芝贵等人退值后，就来到沈佩贞那里，会客设宴；那些想为自己谋求职位的文武官员，纷纷登门拜访。沈佩贞声势显赫，后来竟发生了她率领九门提督的人员，因为在醒春居嗅足行酒令一案，打毁《神州日报》汪彭年的住宅，以及郭同起诉到法庭等事，最终酿成袁世凯极大的震怒。刘四奶奶原是北京有名的主妇，王公大臣和高级官员都与她相熟。警察厅搜查刘四奶奶家时，交通总长某、参谋次长某、财政次长某，都被密探抓走，拘押在警察厅一小时。这就是当时北京流传的刘四奶奶家特大奇案。事情的原委，据说是沈、刘两个妇人争夺高下造成的。其他招来的妇女，有名媛闺秀，也有追求虚荣的女学生。她们以能够同政府互通声气、干预帝制政务为名，纷纷中了这种圈套。袁世凯之所以下令“禁止官家妇女淫荡”，并不只是为了朱三小姐才发布的。沈佩贞等因得到袁世凯身边有权势者的支持，自称“女臣沈佩贞”，出入新华宫，乘湖船、坐朝车，成为替女子请愿的领袖，后来甚至压倒了安静生。娘子军打神州 旌德人汪寿臣，名彭年，倡议创办上海《神州日报》，当选众议院议员后滞留北京，负责报务。帝制的议论兴起后，彭年不愿让《神州报》成为御用报纸，不得已通过要人杨士琦、沈兆祉谋划，经过一年多时间，把《神州报》全部出卖给袁政府。洪宪纪元前，袁世凯于是派人接收《神州报》，彭年本人得以避开为洪宪帝制宣传，目的也就达到了。彭年是安徽籍，和袁世凯身边的安徽人往来通声气，尤其同杏城关系密切，这是因为他卖报之故；但他同其他安徽人却有矛盾。适逢沈佩贞等人在醒春居行酒令，发生了趣事，《神州报》把事情全部刊载出来，极力描写当时的丑态，连续刊登了三天。沈佩贞要求彭年请酒并在报上登文认罪，彭年不听，仍在报纸上揭露她的隐私，言辞牵涉江、段两位要人。于是沈佩贞率领“女志士”刘四奶奶、蒋三小姐等二十多人，江朝宗派九门提督的卫士，由少将、四川人黄祯祥带领，协助沈佩贞等人前去示威。彭年当时住在南横街，听到消息后紧闭门户，全家远远躲避。沈佩贞等人直接闯入厅堂，把一切砸毁，肆意辱骂，坐在那里索要彭年。

译有一位众议员，江西人郭同，带着小妾住在汪彭年的书房里。郭同因为支持江西巡按使汪瑞某，受到袁世凯极度憎恶；他原由黎元洪推荐担任参政院参政，袁世凯却批示交给张勋差遣，感到十分无聊，因此寄居在彭年那里作客。郭同于是出来同沈佩贞理论，沈佩贞又带人把郭同住的房间砸毁。郭同便袒露上身、赤着脚，辱骂那些女子。女子们又蜂拥上前，有人抓住他的头发，有人揪住他的耳朵和鼻子，有人扭住他的左右手，有人抱住他的左右脚，像抬婴儿一样，大喊“滚开”，郭同已经翻滚着跌落到丹墀中。当时我正参加夜宴回来，经过南横街汪宅门口，看见军警密集，堵满内外，几百名旁观者围在那里，以为彭年家出了大事，便推门进去，看见郭同满身污泥，左手提着裤子，右手指着那些女子，怒骂不止；女子们也各自用不堪入耳的话回骂。我便说：“郭宇镜为什么滚到泥里去了？” 沈佩贞看见我到来，招呼我让路进去。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演王妈妈骂街这种丑戏？”沈佩贞说：“你是个正经人，我告诉你，汪彭年在《神州报》上刊登我们在醒春居行酒令的事情，把我们极尽丑化、辱骂之能事。”我又问：“为什么一起殴打郭同？”刘四奶奶说：“汪彭年躲起来了，郭同出来替他顶罪，不打他打谁？”我转向郭宇镜说：“你暂且停止辱骂，我来调解。”九门提督的领队黄祯祥进来说：“今夜汪彭年不出来，我们决不离开这里。”我说：“你身穿军服，带队打人，大总统知道后，江宇尘就要受到处分。”不久，江朝宗打来电话说：“汪寿臣不在家，明天再来。”原来汪彭年已经在外面托人警告过江朝宗了。于是我用自己的马车轮流把那些女子送回家。第二天，各方面的要人出面调解，江朝宗还说，必须由《神州报》请酒、登报赔礼，这件事才算了结。拖延了许多天后，郭同便向首都地方审判厅控告，汪彭年和我都被列为证人。京城有话说：“郭同挨打，汪彭年是事情的主使，却变成了证人；刘某则成了陪着汪公子逛花园、读书的书童。”溧水濮一乘先生作《新华竹枝词》，刊登在《上海时报》上说：“最是顽皮汪寿臣，醒春嗅脚记来真。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一杯酒调停事情没有成功，郭同向地方审判厅起诉。议场捣乱的刘麻子，糊里糊涂做了证人。” 《上海时报》除了刊登濮一乘的竹枝词外，还有“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等诗。袁世凯看到报纸后非常震怒，说京城女子的风气竟坏到这种地步，于是命肃政史夏寿康上奏整顿闺阃风纪的奏折，告诫朱启钤严格约束女儿，并严厉惩办沈佩贞。江朝宗等人于是再也不敢出面偏袒，地方审判厅厅长尹朝桢也不敢拖压案件，很快审讯了此案。北京《顺天时报》刊登了《打〈神州报〉案观审记》，摘录如下：“沈佩贞带领男女打砸《神州报》，汪彭年逃走，郭同向地方法院起诉，法院传集一干人证，开刑事法庭进行大审。京城各部次长以下的官员，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数千人，都坐在骑楼上旁观。尹朝桢到庭审判，先传郭同，接着传沈佩贞等人，然后传证人汪彭年，再传证人刘某。尹朝桢对刘某说：‘先宣誓，按照事实作证。’刘某说：‘如实直说，当天男女互相辱骂，情状非常丑恶，实在不堪入耳。如果照原话直说，究竟犯法不犯法？’骑楼上的人都大声喊道：‘不犯法，不犯法。’尹朝桢于是命令他宣誓，刘某便据实直陈；尹朝桢认为他所说的过于丑恶，好像不愿意听。刘某说：‘庭长不愿意听，那就不必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就犯法。’骑楼上的人又大声喊道：‘说下去，不犯法。’……” 郭同胜诉，沈佩贞被判罚禁押半年。沈佩贞大哭说：“是别人叫我去打《神州报》的，我却受到惩罚。” 萧耀南的输诚 自从陈炯明在广东叛变，中山先生离开广州省城，由白鹅潭把海军移驻黄埔，驻扎在永丰兵舰上，等待北伐军许崇智等人经粤汉路回师讨伐叛军。当时最令人忧虑的有两件事：（一）担心吴佩孚在衡山调发湘赣的军队，从许军后面追击；（二）黎元洪已经恢复大总统职务，可能听从直系首领曹锟的请求，正式任命陈炯明为两广巡阅使、粤军总司令兼省长。这两件事都会牵动大局。于是先生派谢持、徐苏中带着密令来香港拜访我，命我立即赶赴北京，应付以上两项秘密事件。手令说：“和赣制粤的事情，仰仗兄长全权办理，务必竭尽力量，便宜行事，争取最后成功。” 我立即北上，因为夏寿田、杨度劝说曹锟，把吴佩孚调到北京。我又游说黎元洪，使他始终没有任命陈炯明的官职。两件事都确定下来。不久，先生便回到上海，仍然住在莫利爱路。各方面都派代表到上海欢迎，黎元洪也派代表黎澍和我一起去拜访先生。大局转为安定，我于是返回湖北。正好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听说我已经回来，邀请我带着他的代表到上海，介绍他们拜见先生，并特别表示诚意和敬意。这成为萧耀南同先生开始往来通问的起点。

译萧耀南是湖北黄冈人，出身北洋直系军队，任吴佩孚部下的旅长，兼任直军参谋长。湖北人驱逐王占元时，他率军返回湖北，于是成为两湖巡阅使。他办事明断果决，能够顾全大局，尊重推崇学者，并搜集刊刻湖北文献。当时先生所著《三民》《五权》《孙文学说》《建国方略》等书，已经传遍中国。萧耀南的秘书程明超、夏口县长罗荣衮、江汉道尹周英杰，都是萧耀南的心腹，也都非常信服先生的学说。他们对萧耀南说：“我们暗中观察时局的变化，直系势力如今虽然鼎盛，但一旦涣散，全局就会瓦解，同皖系执政时并没有不同。我们以湖北为主体，就像下棋一样，必须从多方面做出棋眼，先下一步闲棋，将来一定大有用处。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号召天下，跟从他的人很多；他虽然遭到陈炯明反噬，但拥护爱戴他的人接连而起，最终仍能迎接他回到广东，大势已经形成。巡阅使不如早点同他联络，请刘某前往广东，沟通双方，再作以后的打算。” 萧耀南听了这些话，认为很有道理，多次邀请我赴宴交谈。我临走时，他写了一封信，措辞极为恳切，其中有“如果有需要某项赞助，即使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也一定竭尽全力去办”等话。于是我往来于广东、湖北之间，做了数年秘密使者，外界没有人知道。国民党人从广东返回各省原籍，或者收拾行装前往广东，路过武汉时，已经像走平坦大道一样方便了。巡阅使署中的会议 孙先生将要北上时，召集卢师谛、郭泰祺和我，临行前训示说：“许世英已经回到北洋进行布置，我马上北上，你们三人赶快到湖北，同萧耀南商议湘、鄂、豫的军政事宜，作为最后的准备。要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为原则，主义是经，方略是纬，按照《建国方略》来运用。等我到达北京后，再决定办法；你们把这些话告诉萧耀南。” 当时许世英正主张三大元老同时进入北京，召开国是会议，安福系中也有几个人极力主持此事。许世英凭借段祺瑞盟友的身份，深受段祺瑞信任；段祺瑞本来就在天津等候孙先生到来。不久，冯玉祥来到天津，奉张作霖之命处理北口回军的秘密事务，阻止段祺瑞行动，使他不能返回北京。安福系的梁鸿志等人主张段祺瑞先进入北京，冯玉祥也打算随段祺瑞同行。梁鸿志等人劝段祺瑞说：“先入关的人就是王，是主人；中山后来才到，是宾客，何必等孙先生？”他们暗中准备了快车，挟持段祺瑞登车，冯玉祥也跟着上车。王揖唐听说后，急忙奔到车站，攀上车去；梁鸿志等人挡住车门，把王揖唐挤下车。许世英提出的三大元老共同决定国是的计划，因此被破坏，最终形成段祺瑞一人执政的局面。孙先生将到上海时听说了这件事，便绕道日本，推迟进入北京。我和卢师谛、郭泰祺前往湖北，卢师谛先从河南胡景翼那里转道前来，我和郭泰祺则沿长江上行。齐燮元在南京，听说我们到来，便派交涉使温世珍前来，请我们顺道到南京一行。齐燮元说：“听说孙先生将要到武汉，萧衡山拥戴他为首长；如果孙先生能够来到两江，我也将拥戴先生，而且这比到衡山那里更方便。”郭泰祺说：“衡山同孙先生秘密交往多年，这次是为了推进以前的议议，所以派我们前去商议军政事务。你如果真能敬奉孙先生，可以同衡山详细商议长江的大事，以江、鄂两地共同办理为主。孙先生以天下为公，对任何人都能容纳。但如今有一件事不能不问：现在段祺瑞既然背弃原来的议议，先进入北京，奉军又进入关内，虎视眈眈；假如他凭一纸命令免去您的巡阅使职务，您的部下军队能够一致反抗吗？”齐燮元沉吟了很久，回答说：“只有一部分人听我的命令。”我们于是告诉他，两江的情形就是这样；孙先生绕道日本返回中国，还需要一些时间。长江局势将如何变化，您可以发电报同萧衡山商议；孙先生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原本没有厚此薄彼。” 我们随即告辞，到下关登船。到了武汉，萧衡山亲自拿出胡汉民由元帅府转来的孙先生电报，说：“合肥先进入北京，许世英所主张的三位元老共同决定国是的议会已经被破坏；此后中国政局将陷入混乱，请同衡山迅速制定建国方针。一月内从日本回国。”随后卢师谛从开封到达，在两湖巡阅使署召开会议，萧耀南担任主席。萧耀南方面出席的有秘书长成宪、秘书程明超、高等顾问张大昕、江汉道尹周英杰、夏口厅长罗荣衮，都是湖北人。广东方面出席的是川军总司令卢师谛、外交次长郭泰祺和我。首先由卢师谛提出最初的办法：如果成立建国政府，必须等孙先生回国后，才能商议组织条例。湖北方面的代表表示，应当先订立鄂、豫互助条款。河南方面的胡景翼，是湖北的屏障；湖北方面能够充分接济他子弹、枪炮，使他的第二军发展壮大。胡景翼原来是孙先生的直属部下，这就是湖北方面拥戴孙先生的第一大功劳。萧衡山首先对此表示赞成，决定请湖北方面的代表我和卢师谛一同前往开封，订立接济军械的条件；其次商议拥戴孙先生，在武汉设立建国政府。建国政府由各省巡阅使、军政长官和民政长官共同推举孙先生为大总统，行使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任命萧耀南为建国政府陆军总司令，胡景翼为前敌总司令。政府组织条例等孙先生到武汉后再行议决，以命令施行。以上是最重要的内容，其余条款我没能全部记住。当时传来孙先生将离开日本前往天津的消息，萧耀南派湖北方面的全权签字代表张大昕，携带建国政府全文，到天津迎接拜见孙先生；他同卢师谛、郭泰祺和我共四人一起北上。我和卢师谛先到开封，订立鄂、豫军械互助条约；郭泰祺和张大昕则直接前往京津，迎接拜见孙先生。武汉设立新政府的密约

译我和卢师谛在开封签订鄂、豫双方军械互助的约定后，听说孙先生将从日本到天津，于是我再次前往北京，同张大昕、郭泰祺会合，赶赴天津、塘沽。当时许世英已经在世界饭店准备了西餐一千份，等先生到天津后，立即迎请他参加大会。各国外交官、当地绅耆以及军民代表都签名报名赴会，肃立欢迎，声势十分盛大。共产党人也在当天一早就在街道上到处张贴标语，并散发书籍传单，京津两地都一样。交民巷外交团各国公使急忙下令天津总领事，停止世界饭店举行的大规模欢迎会。经孙洪伊、曹汝霖分别到各总领事署商议妥善办法，后来得到交民巷的训令，只准在世界饭店开会欢迎，仍然阻止演说。下午船只驶入港口，孙先生便到行邸休息，派一名代表到世界饭店向天津各界致谢；没有演说，欢迎会便散了。张大昕、卢师谛、郭泰祺和我四人进去拜见孙先生，先生正躺在病榻上。郭泰祺报告了在武汉接洽的经过，接着由我和卢师谛报告前往开封订立鄂、豫互助军械约定的情况；最后由张大昕代表萧耀南，详细说明拟在武汉设立建国政府的动机，并呈上拟订的大纲条款两份，每份都先由萧耀南在第二行签字盖印。先生看完后微笑着说：“各条都对。”随即在病榻上于第一行签名，并嘱咐盖印。第四行，孙科、张大昕以及我、卢师谛、郭泰祺都依次签名。当时往来的密电使用孙科的英文新号码，所以都经过孙科之手转交给先生。《大纲》签字完毕后，先生教导我和卢、郭说：“这次跟随我从粤北来的，只能办事，不准做官；如果违背这条训示，就不算是国民党党员。”又告诉张大昕说：“听说段派想要调陕西刘镇华的军队，并命令阚玉昆率军从洛阳进攻开封的第二军胡景翼。河南一旦失守，武汉必然危险。你回去后，把我的话告诉萧耀南，让湖北竭尽所能，赶快运送大量枪炮、子弹和军用品交给胡景翼。河南能够保住，南方的全局就可以决定了。我病得很重，还需要去北京一趟。建立国政府的约定虽然已经确定，但双方应当严格保密，暗中进行，随机应变。等我能够到达武汉，才可以公布。现在主张设立建国政府的，都是湖北人，这可以证明萧衡山确实很愿意让湖北人自立自决。现在派郭泰祺北上办理同湖北方面沟通的事务，卢、刘两人可以一同返回武汉，办理鄂、豫互助军械事宜，关键在于迅速行动。” 第二天登车时，许世英送我到车站，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两人一同到粤地迎接先生，我代表段祺瑞，结果仍然失败；你代表萧耀南，可以说是成功了。” 鄂豫互助的内幕 我和师谛、大昕回到湖北，办理鄂、豫互助转运军械的事务，胡笠生也从开封派人来领取。后来段系暗中帮助陕西刘镇华，集中阚玉昆在洛阳的军队，在黑石关发生战事。我和湖北军事代表熊继贞前往开封，得知战事即将发动，便急忙转往北京，拜见孙先生报告全部情况。忽然接到第二军驻京办事处长史之照的电话，说：“陕、豫已经交火了。”于右任清晨来到旅馆，告诉我和熊继贞说：“收到紧急电报，岳维峻、樊钟秀、杨杰的军队在黑石关被阚玉昆打败，现在退到郑州，每个士兵只有一排子弹。大量军械恐怕会被阚玉昆得到，应想尽办法，十万火急地电告湖北，再空运军械，等候紧急答复。”于右任在旅馆里谈了很久，大约五个小时，湖北方面的回电已经到了，说有枪弹五百万发、大炮若干、枪若干、炮弹若干，已经用快车紧急运往信阳，交给邓宝珊转发。我拿着萧耀南的回电，和熊继贞一同拜见并告知孙先生。先生在病中起身查看，微笑着说：“萧耀南好！萧耀南好！这可以证明他对我的诚意。” 岳维峻等人得到这批军械后，终于一战消灭了阚玉昆。孙先生命令我和熊继贞赶快返回湖北，先到开封会见胡景翼，秘密商谈说：“衡山虽然能够号令部下，但毕竟属于吴子玉的系统；他的军队中，军官大多出身北洋，不敢不服从衡山，是因为北洋方面没有统驭力量。吴子玉还在岳州，正在观察形势、等待行动；他近在武汉身边，局势一有变化，衡山就危险了。我在河南，大本营的军队在两广，这正是吴子玉不敢挟持北洋军队来武汉的原因。衡山既然拥戴先生，约定设立建国政府，并以‘湖北人治理湖北’作为号召。但是汉口镇守使杜锡钧是吴子玉的亲信，师长陈嘉谟又是北洋的镇将；衡山手中没有属于湖北人系统的军队，一旦发生变化，吴子玉就可以取代他。你们回湖北后，可以根据我的意见向衡山献策。我第二军军长李纪才是湖北人，部下多为陕西、湖北的士兵，头脑清楚、训练有素，军纪在各军中居首，很适合‘湖北人治理湖北’的口号。让他率军回湖北，任汉口镇守使，作为武汉的保障，沟通鄂、豫；衡山自己率领可靠的军队，分布在武昌上下游，那么对衡山说反对话的人，就一定不敢插手了。以衡山为主体，以湖北人为经纬，对于将来设立建国政府来说，也是最妥善的准备。” 我们按照他的话回去告诉衡山，衡山非常认为这个策略正确。李纪才也亲自写下誓词，表示听从衡山的号令，并以湖北人自治自立为宗旨。因为李纪才的军纪和兵力，都深受湖北人信任。胡景翼把这个建议告诉第一军冯玉祥，冯玉祥一定要让刘骥担任湖北省长，又把这个建议告诉衡山。衡山说：“这是想让我让出湖北的局面；对于冯公，我实在不敢亲近。”所以李纪才回湖北的计划中途停顿了。恰好北京的紧急电报到了，说孙先生病危，嘱咐我们赶快带着针药，并约请汉阳的一位名医一同进京。

译到北京后才知道先生已经服用了中药，药方中有黄芪十两、党参八两，连续服了三剂，眼睛肿胀得像铜铃一样，不久先生便去世了。不到一个月，胡景翼也因患红线疔去世。我回去见衡山，衡山叹息说：“孙先生设立建国政府的主张，最终成了泡影。胡景翼突然去世，湖北人治理湖北的主张又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吴子玉将要挟持北洋军力，占据武汉了。”于是河南方面由岳维峻接替胡景翼。萧、岳二人在鸡公山秘密会面，大概是想重新确认鄂、豫互助的约定。岳维峻又同吴子玉互通声气，命令李纪才进攻济南并消耗掉他的军队，吴佩孚于是得以长驱直入汉口，萧耀南因此进退两难。烟枪中放毒之谜 孙先生去世后，南方以大元帅丧事为重，不能用兵。奉军虽然一路南下到南京，又因孙传芳出兵而撤退。段祺瑞执政毫无力量。吴佩孚得到湖南当局的拥戴，率领沿长江的北洋残余军队直接进入武汉，完全掌握了萧耀南的权势。但由于吴佩孚重视齐燮元，孙传芳便不能同吴佩孚联合一致。萧耀南与孙先生有默契，吴子玉对此本来有所了解；他的第一师师长陈嘉谟更想夺取萧督军的职位，便向吴佩孚进言说，这是背叛北洋的孙党。不久，萧耀南就死了。萧耀南的死来得突然，传闻说有人用十万金贿赂他身边替人装鸦片烟的小工，把毒药放进烟枪里。萧耀南吸食后毒性发作而死，全身出现紫斑，密密麻麻，使人看了害怕。萧死后，便由陈嘉谟接任并升任督军。当时曹锟的弟弟曹钅英前来吊丧，住在督署花园的五桂堂里，烟瘾发作，命人把萧督办常用的旧烟枪拿来使用，连续吸了几口，突然死去，身上出现同萧耀南一样的青紫色斑痕，由此可知烟枪中确实放了毒药。萧耀南死前一晚，卢师谛还从河南秘密来到汉口，住在我家，后来转到日租界。有人暗中告诉萧耀南说：“卢师谛从河南来，有秘密话要当面商谈。”萧耀南命外交处长任某，约定凌晨四时在汉口的小公馆会面。卢师谛认为时间还早，便先去看电影。吴部的高级侦探中有认识卢师谛的人，看见他后暗中跟踪，见他进入萧耀南的公馆，便把这件事报告给吴子玉。吴子玉身边的人于是说：“萧耀南不除掉，事权始终难以统一。”萧耀南因此被人算计了。卢师谒见萧耀南的那天晚上，萧耀南告诉他说：“现在已经不同于过去了。自从孙先生去世、胡景翼死后，一切计划都化为乌有。我的生命也还在不可知的危险之中，哪里还能谈鄂、豫的事情呢？何况岳西峰已经同吴子玉有了约定。你应该早点离开湖北，以免遭祸。”又问：“您先前拟定的组织建国政府的稿子还在吗？”卢师谛说：“在上海。”萧耀南说：“秘密烧掉，千万不要给别人看。”了解这件事的人于是说：“吴部下属早就想处置萧衡山，卢师谛夜里来见他，更加促成了他的死亡。” 等到北伐军攻下武汉，搜集北洋军阀的财产时，也牵连到了萧氏。萧耀南的女婿李玉珂来到上海，设法取得了建国政府的秘密稿件，那是由卢师谛盖章署名的；又把萧耀南同孙先生往来的经过整理成文件，由方本仁转呈当局，因此得以免于追究。樊钟秀 中山先生应香港商人杨西岩、伍学▯的请求，指定徐绍桢、孙科到香港筹集巨款，利用滇军杨希闵、范石生、廖行超等部驱逐陈炯明，粤军李登同等部也响应。事情成功后，先生回到广东，设立大总统府。陈炯明从惠州反攻，抵达石牌，占据白云山、瘦狗岭，将要炮击士敏土厂。恰好第二天早晨樊钟秀率七千人从韶关赶到，一战将其击破，洪兆麟兵败退到石龙。樊钟秀的军队由河南越过湖北境内到韶关，又由韶关越过湖北境内返回河南，始终都同萧耀南有关。樊钟秀当时隶属于于右任主持的陕西靖国军，和胡景翼、郭坚等人一起，是四路统军之一。后来军队战败，他从关中回到嵩阳，聚集了数千名豪杰，不知归属何方。当时孙先生再次回到广州，樊钟秀派人来到汉口，同我和熊继贞（即熊晋槐）会面，谋划全军前往广东。我于是带着樊钟秀的书信，和他的代表一起到广东拜见中山先生，随即交给陆军部长程潜和驻汉的熊继贞，筹划一切。适逢吴佩孚驻军衡山，打算袭击广东以援助陈炯明，樊钟秀假装把军队归属吴佩孚，调往庾岭，由湖北出江西；到达广东边境后，立即整顿部队等待行动，等候孙大元帅的命令。吴佩孚不知道这件事，萧耀南知道却没有说出来。樊钟秀离开湖北前往江西时，向萧耀南辞别，萧耀南说：“到了广东以后，你要好自为之。”当时陈炯明退到西江、惠州、潮州一带，倚仗吴佩孚的援助，命令大将洪兆麟率军攻取广州。滇军来不及调回，只有粤军独自抵挡这一面。洪兆麟沿广九铁路水陆并进，占据九龙广州车站，抵达石牌，占领白云山、瘦狗岭，大炮的射程可以达到士敏土厂大元帅府。我深夜渡江，进入元帅府，看见中山先生坐在办公室里，黄惠龙、马骧等人负责护卫，西人马坤也背着枪站立侍卫，其他人都不见。先生于是亲自下达严令，命令陕军司令路孝忱手持令箭和长刀督战，不论军官还是士兵，后退者斩。有人提出士敏土厂处境极其危险，建议陈军退守三水、佛山，先生不为所动。整夜坐着接收军队报告，知道粤军兵力虽然不敌，仍然节节抵抗。洪兆麟看见广州的灯火已经在望，便说：“天亮后整队进入广州，可以稳操胜券了。”

译第二天清晨，天将亮时，樊钟秀率七千人的部队抵达广州。樊钟秀对众人说：“打败敌人以后，再吃早饭。”全军快速前进。洪兆麟看见樊军士兵高大，旗帜和服装也都不同于粤军，气势非常锐利。双方一交战，洪兆麟的军队从石牌败退到广九车站，又败退到石龙，广州于是安定下来。后来孙先生北伐，任命樊钟秀为豫军总司令，先派樊军返回河南。樊军从韶关出发时，孙先生授予他建国军旗，说：“坚定地奉行三民主义，实行建国方略。”樊军由广东经江西到达湖北，在石灰窑、黄石港一带渡江。起初樊军出发时，先生命令我返回湖北，同萧耀南秘密商议，使樊军能够方便渡江。正在协商时，接到广东的电报，说樊军不久就要到达江岸，要求赶快设法。吴佩孚也另发电报，命令赶快在樊军渡江到一半时截击，将其聚而歼灭。萧耀南明白地对我说：“我在某日某时发兵前往石灰窑，你应当告诉樊军，提前六小时赶快渡江，等他们全部渡到北岸，我的军队正好到达，尾追几十里，就可以把事情办妥。”我按照他的话赶去通知樊军，樊钟秀于是平安返回河南，全军没有受到损失，这是我亲自在湖北看到的。后来樊军始终守护孙先生授予的建国军旗，后来隶属于第二军胡景翼部。在陕西军队驱逐阚玉昆、刘镇华等人的几次战事中，樊军出力最多。曹锟的失败 曹锟通过贿赂选举，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孙先生同张作霖、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阵线。孙先生率军北伐，留下胡汉民镇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驻兵韶关。奉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等人统率，分五路进入关内；曹锟、吴佩孚也派出三路迎击，第一军总司令为彭寿莘，第二军总司令为王怀庆，第三军总司令为冯玉祥。当时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两江巡阅使齐燮元、福建督军孙传芳，都属于直系。卢永祥处于包围之中，最先反对曹锟窃取总统职位，于九月四日通电出兵，命令何丰林进攻江苏，在浏河、黄渡、昆山等地交战，又绕道占领宜兴，窥伺武进。没想到当月十九日，孙传芳从福建进入浙江，浙江军夏超等人同孙传芳联合，卢永祥无路可退，只好解除职务前往日本。孙传芳于是任闽浙巡阅使，齐燮元兼任淞沪护军使。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以吴佩孚为统帅，在山海关展开大战，战败退到秦皇岛；又用监队运送数万军队，从秦皇岛登陆。然而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北口率军返回北京，同奉系秘密联合。他联合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京师警备副司令孙岳，发布主张停战和议的通电，迫使曹锟下令停战。冯玉祥、胡景翼等派兵分别防守九座城门，同日免去吴佩孚兼任和本任的各项职务，将山海关的吴军交给王承斌。十一月三日，曹锟于是通电辞职，把大总统印信交给代理内阁总理黄郛，由黄郛代行大总统职权。津浦铁路中断，山西的阎锡山也出兵石家庄，吴佩孚于是从海路逃往武汉。奉直战争结束，曹锟、吴佩孚出走。许世英主张召开开国三大元老会议，聚集在北京，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大事。三大元老就是孙中山先生、段祺瑞、黎元洪。段祺瑞亲笔写信，派许世英到广东迎接孙先生。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也分别派代表，请先生进京。当时直系崩溃，长江两巡阅使齐燮元、萧耀南还拥有大军，掌握着长江全局。萧耀南早年接受过孙先生的指导，奉直战争开始时，萧耀南从广东发电报催促我回去，商议湖北的事情。萧耀南说：“吴子玉糊里糊涂地处理政务，很难使他的部众和睦，战局一旦变化，就会影响湖北的局势。两湖同广东相邻，希望你代表我去一趟。现在的中国，只有孙先生是最适合担任全国领袖的人。段祺瑞刚愎自用，身边又有小人环伺，很难得到众人的信服。我打算请孙先生迅速来到湖北，指示策略，建设政局。孙先生一向对直系军人没有仇怨和偏爱，如今直系群龙无首，如果孙先生到来，将他们组织起来并加以领导，就可以成就大事。”我说：“如果吴子玉也来到武汉，必然会发生很大的枝节。” 萧耀南说：“我的力量可以使他不进入湖北境内。”随即把拟定的办法详细写信呈给孙先生，你应当连夜带信到上海，再转送广东。” 当时许世英正在主持元老会议的计划，也拿着段祺瑞的信和电报，约我一同前往，于是我便同许世英以及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代表一起出发。我们先到广州，又同胡汉民、谭组安、伍朝枢、郭泰祺、吴铁城等人前往韶关，拜见孙先生。同许世英商谈了三天，一同游览南华寺。先生对许世英说：“你深明主义，能够顾全大局，我决定北上了。”于是又给段祺瑞发去第一封电报，由许世英起草，请段祺瑞在天津等候孙先生到达，再一同进入北京。第二封电报由胡汉民起草，说将来国家大事的解决办法是：国内事务由段祺瑞主持；对外事务方面，孙先生将游历各国，专门处理对外外交和经济事务。许世英先行，先生教导众人说：“我先到北京，如果在北京能够实行我的主义和政策，中国的基础就能奠定；如果大家仍然各持己见，我将到武汉，设立建国政府，实行我的主义和方略。萧衡山来信非常诚恳，可以先派卢锡卿（名师谛，川军总司令）到湖北，帮助衡山处理军事。”又命令我带信返回湖北，并和郭泰祺一同前往，两人合力帮助萧耀南处理政治问题。清陵被劫记 我在汉口到同乡某军长家赴宴，席间谈到孙殿英发掘清代陵墓的事。某军长把赃物拿给我看，说这是孙殿英赠送的，用来堵住我们这些人的嘴。看那些东西，一件是十八颗大东珠，他说：“这是从西太后棺中得到的。”另一件是一方碧玉洗，他说：“这是从乾隆某妃的棺中得到的。”又听说孙殿英部下有一名连长，曾参与发掘清陵的行动，当时正隶属于某军长。我们想弄清事情的原委，便急忙把某连长叫来，当席详细询问。

译某连长说：“我当时在谭师长部下任连长，驻守昌平东西陵一带。忽然听说奉天军的马军团长勾结土匪谋反，孙殿英的军队赶来将其击破，于是宣布戒严，断绝各峪口陵墓之间行人的往来。从当年四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他们用火药炸开陵道的石门，搜掠宝物后离去。实际上，奉军根本没有叛变的事，只是想借这个借口清除奉军，独占利益，并借戒严之机封闭各个峪口，便于发掘陵墓。” 连长又说：“他们奉命发掘西太后陵时，先揭开棺盖，看见霞光充满棺内；每个士兵都拿着一支大电筒，电筒的光都被压了下去，众人十分惊异。俯视棺内，西太后的面貌还像活着一样，手指上长着一寸多长的白毛。有个士兵大喊，赶快把枪杆横放在棺材上，以防僵尸起来伤人，但此外也没有别的异常。霞光都是从棺内得到的珠宝中发出的。他们先取出棺内四角放置的四个大西瓜，这些瓜都是绿玉皮、紫玉瓤，从中间剖开后，瓜子呈黑色，霞光便从剖开处发出。西太后口中含着的一颗大珠，也放出白光。玉枕长一尺多，放出绿光。其他珠宝无数，堆满棺内。大的被官长拿走，小的则被各个士兵暗中塞进衣袋。众人仍不满足，又移动西太后的尸体，使其左右翻转，把铺满棺底的珠宝全都取走。于是司令长官下令，剥去龙袍，把贴身的珠宝搜掠一空，然后说：‘不要损伤她的尸体。’棺内珠宝搜尽后，又搜索墓中各处陪葬的物品。把棺底翻转过来，发现一处石洞，里面储藏的珍宝也全部取走了。” 搜掠完毕后，由孙殿英进行分配，士兵都有所得。贵重的大件物品，用大车装走。”乾隆陵被发掘时，这名连长实际上没有参加，因此不知道其中的事情。按：清代各陵的监修制度是，陵外的道路称为“神路”，两旁种树，称为“仪行树”。道路可以通往东西各陵，随着山冈的高低曲折延伸。陵门居中，有一座方城，称为“明楼”，就是明代所称的方城。沿一路进入陵区，两旁都是石人、石马，排列得很长。经过石人石马后，前面横着一道水渠，水上有五座桥，称为“金水桥”。过桥有门，称为“隆恩门”。进门后是一片广场，左边有几间殿宇，称为“宝藏”，收藏奉安帝后生平所喜欢的服饰、器物、书籍等；右边也有一座殿，是继位帝王祭祀陵墓时更换衣服的地方。中间是飨殿，殿后有一座大院，竖立着用石头制成的“五供”。“五供”后面是一面大照壁，墙壁全是红色。由照壁下方进入地下，是一条大隧道，深数丈，直通地宫。隧道尽头是一道大石门。石门有两扇，中间有一块巨大的圆石，可以移动；门关闭时，就用巨石挡住，从外面看不出那里是门。进入石门，就是地宫。照壁两旁有通往上陵的道路，逐级上升，称为“马道”。马道尽头，就是安葬帝后的陵墓主体。陵墓呈圆形，隆起成巨大的土阜。与马道相接、呈半圆形的部分称为“宝城”。居中高耸、位于地宫上方的部分称为“宝顶”。宝城、宝顶都位于地宫上方数十丈处。地宫中安置梓宫，中央有一块很长的巨石，石头中央有一口井，称为“宝井”，里面满藏珍宝。石上放置梓宫的地方称为“宝床”。地宫呈方形，梓宫左右两角排列着石台，用来放置皇帝或皇后的宝册。地宫上方及四面都高大坚固达数十丈。除了沿照壁向下挖通地道、炸开石门外，没有道路可以进入地宫。孙殿英面对这样宏大坚固的陵墓，无法发掘，后来找到当地曾经充当修陵工役的人，给以重赏，这才由他引路，从照壁下的隧道炸开石门进入地宫。又按：前清明楼的制度，明楼是从神路进入陵墓的第一道门，也就是民间墓道上的碑亭。明楼中竖立着本陵所葬帝后的“神功圣德”碑，从顺治到嘉庆，历代都没有改变。清廷的祖制规定，后世皇帝凡是丧失一尺土地一寸疆土的，不得树立神功圣德碑。道光因五口通商被视同丧失土地，所以不得立碑。咸丰也是如此；同治虽然有“戡定西南”的功业，也没有立碑，以表示不敢僭越祖制。发掘清陵这一案件，在历史上实际上是继元代杨髡发掘南宋各陵之后的一大案件。清室没有遭受“冬青树”之痛，而且民国还能简派耆龄、宝熙、陈毅等大臣，收拾陵墓残骸，按礼安葬，这不能说民国对清室不厚道。清朝侍郎陈毅还写有《东陵纪事诗》一百十一韵，以宝、耆所写的日记杂糅作为注释，发掘陵墓案件的始末因此了如指掌，足以成为清代和民国间的一项重要史料。陈毅害怕当时北洋军阀的横暴，不敢刊布这部书，只复印了数本，呈给清室重臣。各杂志报章中偶尔可以见到零星记载，但一直没有完整的记录，这也是修史上的缺憾。现在把陈毅所著《东陵纪事诗》附载在后面，借此编成实录。“赶着车走出东陵，接连赶往▯兀。雨下得很大，积水像秋日的水灾，水流湍急，路径也消失了。曲折地避开山沟前行，石路走尽后泥路变得湿滑。” （注）往返都绕道龙门口，从它的后面出来，因为龙门口里面的水太深。“赶车的人自负其能，往往一走就翻倒车辙。从前难道没有▯▯吗？帝王的力量，百姓却并不放在心上。即使击破尧舜时代的百姓，又怎能抵挡这种危难？” （注）《说文》说：“陧，危险。”徐巡认为“陧”是凶险的意思。“天命运行，开启圣明的大清，山川也▯荡▯。太行山从西方延伸而来，到这里更加盘曲郁结。” （注）昌瑞山原名丰台岭。最初赐名凤台山，康熙二年改封为昌瑞山，列入从祀方泽之列。山在遵化州西北七十里。《皇朝文献通考》说：山脉从太行山延伸而来，重重山冈、层层土阜，形如凤飞鸾蟠，高峻达数百仞。前面有金星峰，后面有分水岭。群山高耸环抱，左边有鲇鱼关、马兰峪，右边有宽佃峪、黄花山。千岩万壑，朝向主山回环拱卫；左右两条水流分开流淌，夹山环绕，最终都汇入龙虎峪。《一统志》的记载相同。“两位祖先的德业恭敬而伟大，三位宗主的功烈巍峨显赫。先祖的神灵确实凭依于此，在天上庄严地俯视人间。”

译（注）世祖章皇帝的孝陵在昌瑞山山麓。圣祖仁皇帝的景陵在山的左麓，位于孝陵以东。高宗纯皇帝的裕陵在山右麓的胜水峪，位于孝陵以西。文宗显皇帝的定陵在平安峪，位于裕陵以西。穆宗毅皇帝的惠陵在双山峪，位于景陵东南。这是五座帝陵。后陵共有四座：昭西陵在大红门外，位于孝陵南面稍偏东，是孝庄文皇后博尔济锦氏的陵墓，她是世祖的圣母。孝东陵位于孝陵以东，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锦氏的陵墓。定东陵分为两座，一座在普祥峪，一座在普陀峪，都位于定陵东面三里处。具体情况都详见后文。“无缘无故盗贼兴起，凶狠残暴地仇视白骨。” （注）近来北方盗墓的事情很多，甚至官府也亲自干这种事。前年天津县知县张仁乐发掘丛葬的坟墓，抢出其中棺材较好的转手贩卖牟利，任由尸体暴露，数量无法计算。“民间已经没有完整的坟墓，甚至还要去探查禹的墓穴。” （注）奉天岳兆麟军中的团长马福田，原本是马兰峪的土匪。四月二十五日，他突然背叛岳兆麟，乘虚占据山峪，企图作乱。五月十五日，孙殿英军中的师长谭温江从马伸桥来袭，马福田将其击败并赶走，谭温江于是进入山峪大肆焚烧抢掠。第二天，柴云升师的旅长韩大保又从西南方由苇子峪的间道进兵，占据裕陵及定东陵。双方都声称彼此失和，断绝道路，准备交战，于是在十七日用火药炸毁隧道，彻底搜掠财物。二十二日，孙殿英又连夜乘汽车从马伸桥赶来。二十四日，谭温江、韩大保的师旅便满载财物拔营向西而去。六月初，温江到北京贩卖珍珠，案件被揭发并被捕获。这个月，青岛警察又从孙殿英的随从士兵张歧厚身上搜出三十多颗珍珠，此案才在世上广为人知。《史记自序》集解说：张晏说，禹巡行到会稽后死去，因此葬在那里，山上有孔穴。民间传说，禹进入了这个穴中。” “天子▯听说变故，向北面遥遥致以▯▯。” （注）东陵在京师以东、天津以北。“昼夜躺在地上哭泣，悲惨得像遭逢国丧。眼泪▯诏群臣，仓促地谋划堵塞陵墓。有人说召耆龄来，有人说宝熙是宗室，有人说陈毅忠诚正直，让他们一同前往，整顿并恢复陵寝秩序。” （注）六月十八日，醇亲王及庆亲王载振以下在御前开会，皇上流泪自责，下谕派耆龄、陈毅前往查勘情形；当即又当面告诉陈毅，当时贝勒载润请求增派宗室宝熙，皇上同意了。此前由贝勒载瀛、镇国公载泽等写信报告盗陵情况，信稿是宝熙起草的。不久诏书下达，命他们办理善后，并会同原先派去照料陵寝的各员共同商议。第二天夜里，耆龄从北京来，次日陈毅一同入宫觐见；当天夜里宝熙也来了，陈毅又和耆龄等人一同入宫聆听皇帝的谕旨。二十一日，耆龄、宝熙和陈毅请求接受训示，皇上两次加以勉励，允许他们便宜行事。耆龄先行离去后，陈毅又和宝熙再次请求接受训示。皇上说：“宝熙明白事理，陈毅忠诚正直，你们必须自己保重身体，好好替我办事。”如此等等。《周礼·春官》中的“冢人”说：“整正墓地的位置，禁止行人进入墓域。”贾公彦疏说：“墓位，是说昭穆排列为左右，所以必须整正，使其不失本位。墓域就是兆域，指四周的沟界；跸，就是禁止行人靠近。” “还说载泽，又说亻斤，前往替我献上馨香▯。” （注）二十一日，命载泽和贝子溥亻斤恭敬地代替皇帝赶往祭告，并会同赶办善后事宜。《宝熙日记》自跋说：“宝熙认为这件事关系重大，当面陈奏应当有二三位皇亲一同前往，于是增派载泽、亻斤。”如此等等。然而此前的谕旨一方面说要会同原先派去照料陵寝的各员，另一方面又说留京、驻津的两个办事处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命令他们随时会同派定各员照料。驻津的是载涛、载泽、载瀛，留京的是载润、朱益藩，其中本来就有皇亲在内。“我带病赶路，承蒙上天怜悯，在路上实在谨慎防病。北方道路上吃稻米困难，我还挂念到这些琐碎事情。国家破败，君臣亲自承担，何况又是最令人愤恨的事情。爱惜自身，我这个臣子哪里敢这样做；只是担心自己的才力不足。” （注）陈毅一向有肝病和胃病，曾经蒙赐饮食，却不能吃完，皇上觉得奇怪，询问后才知道。今年闰月患病以后，他胸膈经常疼痛，翻身都很困难，皇上也颇有所闻。因此召见时，皇上多次以路途遥远、旅途辛苦来安慰他，又因为南方人不习惯吃麦食，嘱咐他谨慎挑选合口味的食物。皇恩周到细致，没有一点细微之处顾及不到。任命即将下达时，皇上先询问他能不能前往。这次派遣本来是命令，却用商量的语气提出，恩义深重，令人难以忘怀，内心尤其悲痛。陈毅第一次回答：“陵墓的事情不是我所熟悉的，但我早就知道耆龄办事认真而有条理，臣只需帮助他筹划办理，绝不敢推辞劳苦。”过了一天，他再次承受皇上的温言慰问，又回答说：“圣上如此悲痛，臣的病哪里敢顾惜；虽然我平素不熟悉陵墓事务，好在耆龄、宝熙都是熟手，臣只有尽心办理罢了。”皇上都点头表示认可。当时陈毅实际上正患时症，头痛发热、怕风，但不忍心以生病为理由推辞。“怀着凄凉悲痛的心情离开行在，鸾铃随着众人一同出发，遥远地抵达桥山，穿着麻鞋恭敬地前往拜谒。” （注）七月初，陈毅和载泽等一同前往各陵拜谒，都穿着夏布衫；十五日听说守护陵寝的辅国公毓彭穿朝服祭祀，载泽很感到惭愧。陈毅说：“我们处在变故之中，正应当改变常服来表示哀痛，这是礼意，并不只是因为朝服难以取得；况且皇上已经改穿便服了。” “孝钦确实兴盛了圣统，衣服却连短袄也没有留下，难怪市井之间早就听说珠襦流出。她以册立之尊母仪天下，却还不如穷困孤独之人；如今失声为此一哭，也想到往日受到的尊贵奉养。”

译（注）文宗有三位皇后：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与文宗同葬定陵；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奉安于普祥峪；孝钦显皇后那拉氏，奉安于普陀峪；后二陵合称定东陵。孝钦的完整谥号是“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她后来是穆宗的圣母，所以诗中说“兴圣”。谨按：本朝旧制，只有太祖高皇帝的尊谥达到二十四字；从太宗以下，加谥最多二十二字；皇后加谥则不超过十六字。孝钦最初的谥号，竟与列圣加谥相同，又听说当时给皇后拟谥时可用的字不多，便选用帝王谥号中的字。然而“钦”用于帝王谥号并不算美，而宋、辽、金、元各朝谥号中带“钦”的皇帝，都被称为贤明，这些都是礼臣的失误。盗陵案件发生后，听说北京、青岛先后查获的赃物中有许多大珠，都说是从孝钦陵中得到的。老年人传言，大丧时宦官和宫妾用珠袄给她入殓，连内衣也没有留下，这大概并非虚言。七月初五日，守护陵寝的官员在陵外拾到一件龙袍，查看其线迹，凡是龙睛和佛字中镶嵌珠子的地方都被拆走了，这也是一个证据。真不明白孝钦死后为什么还屡屡被人这样误解。皇后的遗体仰卧在破损的椁盖中，左手反扭伸到背后，白毛蓬松地长到一寸，幸好没有损伤，只是嘴唇▯去而张开，大概是被攫取口中含珠所造成的。耆龄传令妇差擦拭并重新入殓，命她们共同张开黄绸禅衿，紧贴在椁盖上，慢慢把玉体移放到上面，用黄龙缎褥承托，再用黄龙缎被覆盖；但后来打开查看，遗体仍然像原来一样仰卧。当时妇差大多聚集在椁盖右侧，左侧比较空，陈毅于是伸出双手恭敬地托住遗体，帮助她们转移。幸好被褥不是特殊的形制，虽上下位置调换也没有妨碍；而且丧礼中入殓使用覆盖和承托的两床衾被，衾被的形制本来就没有区别。转过来以后，才看见眼眶里已经没有眼珠，面色黑灰而败坏。发髻散了，但头发还没有乱，朱绳依然清楚；额头高高隆起，与生前没有不同，远望仍能认出是当年极其尊严的慈禧太后。内心感伤，不觉失声痛哭。幸好内棺没有损坏，内外擦拭干净后，便恭敬地重新入殓；载泽又献上两袭过去所赐、作为纪念的衣服，覆盖在上面。棺盖原有门闩，于是命工匠用漆黏合，再涂上金漆，使之与原来所绘的金漆字文完全相同，当时是七月初十日。第二天选定吉时，便封闭石门，接着填塞隧道。“人心已经难以言说，地脉也疑似断绝，高宗如今成了周王，却横遭栾水侵蚀。” （注）七月初八日勘察裕陵，盗墓者挖出的洞在琉璃影壁下方，向下距离地宫大约一丈。耆龄先架梯下去，陈毅跟随其后，载泽等人也相继进入。到达第一重石门时，石门已经洞开，里面的水深四尺多，阻挡道路，无法继续前进。众人在水边蹲着观察了很久，阴冷之气凛冽，侵入肌骨，回来后便改议先勘查普陀峪。《魏策二》记载，从前王季葬在楚山的尽头，栾水侵蚀他的墓，露出了棺材前部。文王说：“唉！先君一定是想见一见群臣百姓吧，所以才让栾水把它显露出来。”姚宏注说：“栾，音鸾。《说文》说：‘漏流，一说是水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悠然看见黄花山，仍像拱立朝天的笏板；面对如此胜境却无心游赏，游山的鞋子也仿佛有了龙的准则。” （注）陵寝西面的黄华山上有一座道士庙，是名胜之地。此前，辅国公衔镇国将军溥侗和镇国公恒煦自行请求前往陵寝；六月二十二日奉谕，派恒煦、溥侗随同前往行礼。到这里时，溥侗约恒煦去游览黄华山，过了午后才回来。当时是七月十四日。裕陵已经抽水，水将要排尽，同人正谋划进入地宫清理。恒煦是荣纯亲王的六世孙，荣纯亲王是高宗第五子，由愉贵妃阿里叶赫氏所生。溥侗是成哲亲王的四世孙，成哲亲王是高宗第十一子，由淑嘉皇贵妃金佳氏所生。愉妃葬在妃园寝，恒煦曾独自进去展敬；淑嘉皇贵妃则陪葬于裕陵。起初谕旨说恒煦、溥侗奏请赴陵瞻谒，出于至诚，不知溥侗诵读这段话时，自己是否也感到惭愧。“共同使用【原文有缺损】的智慧，五日后水才排干。元宫门扉洞开，门闩和扇门全都被夺去。犀皮椁被火锯烧过，夹衣和被子浸满了泉水泡沫。” （注）起初，溥侗见泉水十分旺盛，打算仍旧封塞地宫，回津请旨；毅和耆龄认为遗骸长久浸泡实在不安，而且水路费用也很大，实在可惜，于是相约坚持主张借用库存机器抽水。若无效，就派人到京、津寻找购买新机器，不轻易请旨。自初九日试用机器抽水一昼夜，水位下降将近二尺，到十四日只剩三四寸。载泽、溥侗、宝熙和耆龄先后进去查看；毅的腹疾非常严重，十五日才前往。他们看见三重石门都已洞开，第四重石门靠近门轴的地方被火药炸毁，附近居民一夜听到轰炮声，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当门有一具金漆文字的朱棺，第二道门右扇向内倒在门槛旁，棺材压在它上面；左扇则倾斜着压在棺材上。棺盖被锯出一个孔，勉强可以容一人进出。几天以后才仔细确认，那是高宗的梓宫。其余棺椁有的完整，有的毁坏，纵横错乱，充满了地宫；巾帕、被子和衣衾堆弃在污泥积水中，随处可见。既惨烈得不忍直视，又不能不急于亲眼看一看，尤其惨痛。清理了很多天，才有可以落脚的地方；这主要是随员徐埴、志林的功劳，联▯也出了力。谨按：《皇朝文献通考》记述圣祖景陵时，说在进入地宫奉安梓宫之后，才“掩闭元宫石门”。这样看来，“地宫”是总称，梓宫所在之处旧称“元宫”，所以特意记下。《太平御览》引用《西京杂记》说：“魏哀王的墓凿了三天才打开，起初进入一户，没有门扇和门闩；再进入一户，石门有门闩；再进入一户，也有石门和门闩。”又说：“棺椁发出黑光照人，刀砍不进去，用火锯截断，才知道是用漆和犀皮杂合制成的棺，椁厚数寸，层层累积十多重。”现在通行的《杂记》本子把“扇”作“扉”。《礼记·檀弓》说：“天子的棺有四重，外面用水牛皮和犀牛皮的棺覆盖。”《丧服大记》又说：“小敛时，国君使用夹衣和夹被。” “高宗与皇后、妃共六人，遗体只有一具完整；可悲啊，号称十全的君主，遗骸也不能免于肢解！”

译（注）裕陵地宫内，高宗左边是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右边是孝仪纯皇后魏佳氏，即仁宗的圣母，三人一同奉安在石床正中。石床西面陪葬的，守护人员相传首先是淑嘉皇贵妃金佳氏，其次是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再次是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据董恂《凤台祗谒笔记》，慧贤居首，哲悯其次，淑嘉又次之。但毅曾查考《玉牒》和《皇朝文献通考》，其中妃嫔的位次与董恂的记载完全相合，恐怕守护人员的传说错了。十五日，在石床西面两具棺材之间，找到一具穿着▯服的女性遗体，毫无损伤；虽然龙纹绣服已经黯淡陈旧，仍然完好，脚下有两只绣凤黄靴，一只穿在脚上，一只掉在旁边。一只耳朵上仍留着耳环，只有头发似乎被拔掉了。仔细观察她的年龄相貌，牙齿尚未完全脱落，下颌略有皱纹，大概在五十岁以上。宝熙传令妇女来为她收殓，命人在包裹绸缎的木板上铺陈黄龙缎褥，慢慢把遗体安放在上面，以黄绸包裹，再用黄龙缎被覆盖。究竟是皇后还是妃，无法确定。载泽说：“与其她本是皇后却误认作妃，不如她本是妃却误认作皇后。” “于是决定把她奉安在石床正中的右侧，而那里恰好是孝仪皇后的原来位置。” 毅谨按：当时有两位皇后、三位妃子；哲悯皇贵妃在潜邸去世，慧贤皇贵妃在乾隆十年去世，孝贤皇后在乾隆十三年崩逝，淑嘉皇贵妃在乾隆二十年去世，只有孝仪皇后到乾隆四十年才去世，享年四十九岁。以此考证，确实是孝仪皇后。初五日在石门外拾到一根肋骨、一块膝骨和两块趾骨。初七日在隧道砖石中拾到一块脊骨和一块胸骨，颜色都是黑的。十二日又在石门旁拾到一块脚跟骨。检验吏仔细辨认胸骨、脊骨两块骨头，认定是高宗的遗骨。十四、十五日在地宫泥水中拾到很多骸骨，都散乱得无法整理记载。但只找到四颗头骨，其中一颗连续多日遍寻不见，众臣惊惶焦急而没有办法。到十六日，怀疑石门压住的朱棺内或许有遗骨，于是招募人匍匐进去探查，果然找到一颗头骨。命检验吏仔细查看，确定是男性遗骨，也就是高宗。众臣这才稍稍安心。下颏已经碎成两块，检验吏把它们辨认后拼合起来。上下牙齿原本共有三十六颗，遗体骨架高大，骨头全呈紫黑色，大腿骨和脊骨上还黏有皮肉。毅见到这些，心中酸楚，眼泪直流；同人和随员也无不泪湿眼眶。遗骸大体虽然齐全，但腰骨和肋骨不很完整，又缺少左胫骨；其余手指、脚趾等零散骨骸，竟然无从寻找。高宗圣寿七十以后，自称“古稀天子”，又自称“十全老人”，然而升天一百三十年后，竟遭遇这种奇惨的灾祸；凡是有血性的人，谁能不感到悲伤！两眼只剩下深深的眼窝，眼窝向内旋转成螺旋纹；拿灯远远观看，似乎有白光从眼窝中发出，起初却没有察觉。耆龄告诉毅，仔细观察后果然有这种奇异现象。他的一位皇后、三位妃子的遗骨，十成中只剩下五六成，而且有一颗头骨后半部全都碎坏，只剩下脸部【原文有误字】。这是因为盗军先进去掠取财物，使全部骸骨散乱；土匪随后进去拾取遗物，又把灰泥装筐运走，到河中滤取，于是零散骨骸损失殆尽。起初，少保朱益藩主张仿照改葬的成法，每具遗体都用绵束好，再穿上殓服、加上衮衣；而载泽、溥侗主张就遗骨所在之处分开，各自用黄绸包裹。宝熙所主张的与朱益藩相同，这体现了臣子敬慎的心意，是毅所敬佩的。耆龄所主张的与载泽、溥侗相同，确实预先料定事势必然发展到这一步，也可见他明察事理。毅对耆龄说，遗骨毁坏后再设法求得完整，原本不值得争论；但我们这些人应当首先尽到设法保存完整遗骨的责任。能够完整保存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完整而我们的心力已经用尽，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我并不是顾忌别人的议论，而且朱少保也不是因为求全而造成毁坏的人。耆龄非常赞同我的话，于是请毅派弟弟业去找地方法院检察官祁耀川，聘请他的检验吏。检验吏名叫俞源，当然不能称为神医圣手，但当时在京城，所以号称第一。载泽也同意这个主意，宝熙却没有察觉，突然责问他；得到遗骨后，又追问不止。俞源想炫耀自己的学问，不知不觉说话失当，于是使溥侗大怒；不过，经俞源辨认的遗骨已经不少了。在此之前，溥侗因为众人意见不一，打算请旨；到这时，宝熙对毅提出特别请旨的主张。毅的本意是认为，除了请旨之外如果另有妥善办法，当然不妨由我们自己提出；如果确实没有妥善办法，即使皇帝亲自到场，仍然必须采用这种办法，那么我们这些人就应当承担责任，不能把责任留下来归给皇帝。我曾把这个意思告诉载泽、耆龄，载泽、耆龄都深表赞同。所以毅回答宝熙说：“把皇帝与皇后、妃子的遗骨分棺安置，确实是正当的道理。假如皇帝和皇后、妃子的肢体彼此混淆错认，我心里能安吗？” 宝熙这才明白过来。耆龄原来一向主张合葬。他说：“奉安在同一座地宫，就叫作同穴；既然同穴了，为什么不能同棺？”载泽、溥侗没有异议。随后把梓宫陈放在石床正中，随员用黄绸捧着高宗的头骨送来，溥侗首先将头骨收入棺内，载泽收殓四肢，恒煦、溥侗相继帮助收殓；宝熙在前，和立稍后，预先从黄绸中捧出骨头，都是亲手恭敬地持取。皇后、妃子则在高宗两旁各奉安两位，下面铺五重黄龙缎褥，上面覆盖三重黄龙缎被，都是耆龄亲自陈设，毅也从旁协助。载泽又把以前得到的德宗遗念龙桂龙袍献上，加以覆盖。收殓完毕，命工匠按照收殓孝钦皇后的办法黏漆髹金，然后督促把孝仪皇后的梓宫抬到右侧；当时是七月十六日。第二天选定吉时，于是封闭外面三重石门，召集工匠填塞隧道，使用石灰八千余斤，比孝钦陵多出三倍以上。这是因为后陵的隧道在明楼门洞中，帝陵的隧道则正对着空院，为了防止阳水浸入，所以应当加以严密封固。“我一生喜爱文献，远远续写乾隆时期的记述，哪里想到百年之后，竟亲手收殓龙凤之体。”

译（注）乾隆年间奉敕编撰的《皇朝文献通考》只记到乾隆五十年，候补京堂刘锦藻私下辑录乾隆五十一年以后的事情，编成《续编》，在宣统初年进呈。后来又托法部尚书劳乃宣重新修订；劳乃宣去世后，便托付给毅。毅于是把刑法方面交给法部郎中吉同钧，把象纬、物异方面交给典礼院直学士柯劭▯，把兵制、职掌、官制方面交给弟弟业，这些都已经成书。毅亲自订正的部分，有征榷中的盐法、国用中的漕运和蠲贷，增加的内容超过原来的两倍。又因为乾隆、同治、光绪三朝的训政，以及同治、光绪两朝的归政，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便谨慎编入“王礼”，列在“登极”之后。关于帝系的一考，劳乃宣自称考订精审；然而原稿的后妃门中，高宗之下有“在妃”，说嘉庆三年太上皇封其为贵妃；又在宣宗之下已经记载孝穆成皇后，下面却又说“元妃钮祜禄氏，嘉庆二十五年追封为皇后”。毅考查高宗妃嫔的封号，没有称作“在妃”的。《会典事例·记部册封门》记载，嘉庆三年奉高宗敕旨：“颖妃在妃位已久，而且年近七十，特加恩封为贵妃；芳嫔也在嫔位已久，特加恩封为妃。” 十月，册封为贵妃、芳妃。”这样看来，“在妃”等语，是说颖妃在位的年数，并不是把“在”作为妃的封号。至于孝穆成皇后钮祜禄氏，嘉庆元年册立为皇子的嫡妃，十三年在潜邸去世。嘉庆二十五年宣宗即位，九月下谕说：“元妃钮祜禄氏，应追封为皇后。”道光元年，册谥孝穆皇后，礼仪完成后，向天下颁布诏书。因此，“元妃”就是指孝穆皇后，并不是另一个人。像这类情况，劳乃宣大多没有订正；历代圣帝的尊谥也有遗漏，所以“王礼”和“帝系”两部分，毅都亲自校定。只有“皇族门”因为借用的《玉牒》是假抄本，又因战乱没有完成，于是仍沿用劳乃宣旧稿的残余，开创了内容却没有修订完毕。由于刘锦藻催得很急，只好把它一并交付出去，也很可惜。杜甫《行次昭陵》诗说：“谶归龙凤质。” “皇帝的孙子捧奉玉制头骨，异姓之人整理礼服，恐怕留下供游人凭吊的羞耻，只能把眼泪咽回心中。” （注）载泽起初名叫载蕉，是奕枨的儿子；光绪三年赐今名，承袭镇国公奕询为辅国公，二十年晋升为镇国公，宣统初年任度支部尚书。奕询是仁宗第五子惠端亲王的儿子。溥侗起初是贝勒载瀛的儿子；光绪二十四年，奉懿旨命其承嗣孚敬郡王为孙，赏封固山贝子。起初孚王没有儿子，光绪三年下谕，以奕栋的儿子载煌改名载沛作为嗣子；四年载沛去世，又下谕以奕瞻的儿子载楫改名载澍作为嗣子。二十三年载澍因罪被夺爵，第二年才以溥侗承嗣孚王为孙。孚王是宣宗第九子，载瀛也是宣宗第五子▯勤亲王的儿子。溥侗、恒煦的情况，前面已经详述。宝熙也是太祖第十五子豫通亲王的后裔孙。只有毅和耆龄是异姓。耆龄是满洲伊尔根氏，只有毅是汉人，籍贯湘乡，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所谓“游屐”，指溥侗。“玉髑髅”指唐玄宗的头骨，宋代长安富民得到它，晏殊命人把它埋葬在泰陵，见《默记》。“想起曾经访察陵寝，春天经过万松树荫。苍翠的树阴连着深山，祥瑞的云气护卫着黄门。一转眼山上树木全成了童山，不知是什么年月砍伐的？按照礼制，帝陵应种松树；松树被毁，礼制的意义也就丧失了。树根被挖出拿去烧柴，嫩芽被用来喂牲口。木材用尽还不满足，甚至砍到殿柱。瓦被毁坏后还继续砍伐，凿门时又向下侵入【原文有缺损】。田禾纵横生长，终于使殿阶都被淹没。从前禁止车马进入的地方，如今牛马任意奔走。翁仲如果有知，羞耻的是竟与麟、象石像同列。游人来凭吊兴亡，更使我心中寸寸断裂。” （注）陵寝的树木多是松树，也夹杂少量柏树、桧树；夹着神道排列种植的，叫作仪行树，按株计算约有二十万棵；散布在山坡和平原上的，称为海树，大概接近一千万棵。国家发生变故后，毅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当时载泽正任守护大臣，毅于是于癸丑年三月改换姓名，带着度支部右侍郎陈邦瑞的书信，秘密前去访察，住了一夜两天后离开。起初到达时，从龙门口进去，两边山崖直立，一股清冷的水流静静流淌；越过水面疾行，水花飞溅如雪。水边春草蓬勃茂盛，夹着车轮送来一片青色。再往前走，群松遮蔽山岭，满眼苍翠；寝殿的黄瓦在碧绿树阴中忽隐忽现。和风徐徐吹来，晴日下的香气充满衣袖，清肃的气息驱散人的烦劳。《礼》按照坟墓尊卑的差别来论述，认为天子种松树，诸侯种柏树。《白虎通·崩薨篇》也说：“天子的坟墓种松树，诸侯的坟墓种柏树。”可见古人制定礼制，即使是细微之处也必定审慎。自甲子年皇帝下殿，乙丑年蒙受尘难；这一年秋天，直军突然把南鹿圈和黄华山南北两麓的海树砍来当柴，同时也砍伐惠陵的仪行树，见这一年内务部委员朱鸿基的呈文。丙寅年，奉军于是大肆砍伐，各陵的人员借用军队名义，煽动盗卖，见本年卫戍部员杜孝穆的呈文，连树根也全部拔掉。从此，各陵隆恩门和隆恩殿的窗棂门窗，也都被劈作杂柴。昭西陵殿柱，粗的有好几围，在靠近柱础的地方竟砍到只剩五六寸。普陀峪陵的门横槛也几乎被锯断。各殿屋檐因为瓦当有铜钉，所以很少有不被毁坏的。甚至定陵玉带河边的石头，每岸都必被毁坏；惠陵朱砂碑下的砖，整座楼的砖都被拆走。神厨、神库、班房、朝房，也全都变成颓垣，只剩下断砖。

译毅谨慎考查《皇朝文献通考》：山陵隆恩门外，前面是神道碑亭，亭前有三座石桥，桥左右下马石牌各两块。桥南神路正中是龙凤门，门外排列着文臣、武士以及麒麟、狮、象、马、骆驼等石像，左右依次排列。前面有望柱两根，再前面有一座石桥，桥前是圣德神功碑；神道前面是大红门，南面有一座石牌坊，东西两面各有一座石牌坊，左右下马石牌各一块。又说：神路两旁都封以树木，每十株为一行，各行间隔二丈；周围墙外种植红椿作为界限，禁止砍柴和耕种，气象多么森严。如今树木已经砍尽，私自开垦侵入陵地，距离隆恩门不超过寻常几步，看到的却是黍、稷、秫、粱，神路隐约可见，几乎看不清；宝城附近甚至还有牛马的粪便。外面距离下马石牌所在之处，已经不知道相隔多少里；而立在龙凤门前的石像，虽然有的受到损伤，排列却还和原来一样。箕子见麦秀而生的感慨，索靖见荆棘而起的悲哀，全都聚集在我的心中。当时民国人员杜孝穆、刘人瑞、宋汝梅、哈汉章、徐鸿宝，也都感慨叹息、抽泣悲伤，认为这是惨烈的劫难。总的说来，他们都志在保存古迹，这一点更加令人悲痛。“西面的车辕朝向石门，古老的峡谷终于【原文有缺损】。孟益有攻破贼军的功劳，乡野之人至今还能传说。汉末有许多英雄，壮烈的文采照耀幽深的碑石。而我倚仗客军，更激起胸中的热血。” （注）石门镇隶属于遵化州，就是古代的石门峡，原来是渔阳县的辖地。《水经·鲍丘水注》说：“石门峡山势高峻陡绝，石壁直立而中间洞开，俗称石门口。汉中平四年，渔阳人张纯反叛，杀死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字有缺损〕；中平五年，皇帝下诏命中郎将孟益率领公孙瓒讨伐张纯，在石门交战，把张纯打得大败。”如今距离镇子一里多地，有一座将军庙，据说祭祀公孙瓒；但碑文却说祭祀孟溢。宝熙亲眼见过，毅因生病没有能够前往。“益”写作“溢”，是沿用朱本《郦注》的写法。《后汉书·灵帝纪》只写作“益”。毅又考察《后汉书》公孙瓒本传，记载说：“公孙瓒追击张纯，在属国石门交战。”章怀注说：“石门是山名，在今营州柳城县西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属国，就是辽东属国。”这样看来，公孙瓒追击并击败张纯的地方，本来是辽东属国的石门，郦道元却把它当成渔阳的石门，是错误的。然而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几千年，当地人还知道称述郦道元的说法，也实在值得珍视，所以特意记下。我们这次前往陵寝之初，由卫戍司令部发给护照，又派排长曹养谦带领三十名士兵护送，才得以启程；胆怯软弱到这种地步，真要让孟益见了笑话了。“玉田正在酣战，烽火和檄文传遍四方。住在古庙中两夜，只听见蟋蟀唧唧作响。瑶华写下太平景象，题在墙壁上〔字有缺损〕。贵贱哪里有什么不同？皇族也会随着忧喜而改变。归云栖息在山中又飘扬起来，屋檐边露出一弯淡月。虽然有奋力飞行的心愿，却怎奈泥淖深积，使我不能前进。〔A212〕河忽然横在面前，水草彼此缠结。只好涉过乱流，借此洗濯〔字有缺损〕。” （注）玉田县在遵化州东北七十里，是白崇禧军队驻扎的地方。当时不断征调，据说前线已经和张宗昌的军队交战。毅所住宿的庙建于明代，庙后正对着龙门口。连日下雨后天气将要放晴，街市寂静无声，只有整夜听到蟋蟀声。毅和载泽等七人作联句，毅接在末尾写道：“凉意满秋轩”，于是离开并先睡下。不知是谁把“凉意”改成了“凉月”，但“凉意”确实更符合当晚的情景。我回想在车中低声吟诵，归云栖息在山间，雨后清朗的天色布满天空，耆龄称赞说极像郦道元的文辞。不久骤然下起大雨，可见阴晴本来就难以预料。庙前殿的西墙上，原有一首诗写道：“旧地重来，兴致格外悠长；琳宫不时在烟霞中焕发光彩；今日在春风里陪同游览；优美的境地向来就是羽士居住的地方。”末尾署名：“乾隆辛巳如月，随王父住宿石门，恭敬记下一绝，瑶华主人题。” 毅考证说：瑶华道人名弘〔字有缺损〕竿，是固山贝子；他的父亲是诚恪亲王，即圣祖的第二十四子，乾隆三十八年去世。辛巳年是乾隆二十六年，当时大概是弘〔字有缺损〕竿随诚亲王谒陵，经过这里而作诗，所以没有称“道人”，而称“主人”。他擅长画山水，在皇族中被推为第一；溥〔字有缺损〕的山水画，如今在皇族中也被推为第一。载泽原本能作诗，曾受到醇贤亲王赏识，但没有给瑶华作和诗。作和诗的有溥〔字有缺损〕、宝熙、耆龄和毅。毅有句说：“道路旁还认得王孙的尊贵，知道这里是承平时代百姓居住的地方。”载泽怅然说：“这说的是瑶华。”毅说：“不是，我的意思大概也包括诸位在内。”第二天，宝熙想仿照杜甫《桥陵》《昭陵》等诗，作《东陵诗》。溥侗说：“我们这些人似乎不便作这种诗。”毅大力称赞他说得对，宝熙脸都红了。毅随即说：“您的太祖是皇帝的子孙，当然不在这个例外之内。”宝熙这才释然，但由此也可知道宝熙很有天良。石门西边有一条水流，没有船也没有桥，俗称“淋河”，《一统志》写作“梨河”。“淋”和“梨”是双声字。《水经·鲍丘水注》说：“〔字有缺损〕水又向东南流，经过石门峡。”与此地的位置正好相合，毅认为“梨”就是“〔字有缺损〕”的语音转变。从石门到这里，泥污多得装满车轮，过了水后便冲洗得干干净净，这也是艰难险阻中的一件快意事。“昨天高兴地得知弟弟来到，家书还附带着寒衣。信中说溪水暴涨，冲来的波涛使他勉强逃脱。说是蛟龙从盘山兴起，向东奔流，势头像决堤一样。强健的骑兵和运送粮饷的人员，一天之内都变成了鼍鳖；幸亏我推迟了行程，不然也会遭遇这种灾祸。起初听说时胆气都吓碎了，转而一想，心情却非常开朗。我本来就没有祈求活着回来，哪里会害怕变成异类？只是惭愧自己身为臣仆，却奇怪而遗憾不能为此雪恨。” （注）挂着郡王衔的贝勒载涛，是醇亲王的弟弟。皇帝忧虑裕陵积水，于七月十五日下令派载涛骑快马前往询问。他走到三河时遇到大雨，只好把行李收拾妥当，改乘骡车前进。十八日到了段家岭，突然遇到雨雹，盘山的溪水暴涨，水已涨到胸口；他躲到高处，水又追了上来，于是丢下车改骑驴。直到二十一日中午，才在石门庙中与我们相见；原来这天早晨他已经谒陵回来，追上了我们。据他说，路上听说军中的粮饷车有许多被水冲走，士兵和马匹也有淹死的。后来毅又听说盘山有蛟龙作祟，因此这场山洪之大，是七十岁的老人从未见过的，确实既奇特又危险。

译起初毅奉命上路时，只带了单衣和夹衣，因此在地宫中很感到阴冷潮湿；载涛到来后，才得到家书和棉衣。载涛亲身遭遇水灾，性命几乎保不住，却还亲自夹带着书信物品，殷切地当面交给毅，这份情意实在令人感动和感念。陵墓被盗发生时，载涛袒护毓彭到了极点，这就是他的过错。但他往返奔波，几乎没有休息，可见他能吃苦耐劳；接受托付后又唯恐忘记，也可见他并不是没有信义的人。假如他平日亲近君子，难道不是宗室亲贵中很有才华的人吗？《一统志》说：“盘山在蓟州西北二十五里，圣祖多次亲临游幸。乾隆元年，因把这座山作为谒陵经过的道路，修建了行宫。”《盘山志》说：“盘山又名徐无山。” “眼前经过许多村镇，十家店铺有九家没有开门。开门的就是军队驻地，谁还能强行同他们争吵？里正替我们寻找住处，费用昂贵得不能承受。夜里醒来偶尔抓挠，满手都是〔字有缺损〕蚤子的血。” （注）沿途的饭馆因为连年战乱，大多关门。我记得来时到达段家岭，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又走了二十里到邦均镇；各家店也都被军队占住，我们在市中往返找了好几次，最后才由商会代为找到一家小饭馆，而随员徐埴等人还只能停留在车中。回程二十二日从石门出发，整天在泥泞中奔驰二十多里，到达马伸桥后，由司员和琦托当地团总寻找，才找到一家已经歇业的饭馆住宿，索取的费用非常昂贵。二十三日过了申时，到了蓟州，因为戒严不能进城，只好住在城东的高家店。蚊子和〔字有缺损〕蚤极多，毅没有设置蚊帐，整夜不能入睡。“寻求安定是人的常情，想到这些便更加悲惨忧痛。桃花寺原是旧日的行宫，如今却沦落在简陋的民居之中。我们本是王室之人，失去安身之处哪里算委屈？虽然没有多少美味佳肴，勉强还可以慰藉饥渴。至尊尚且减少膳食，我哪里还忍心嫌弃粗食劣饭。” （注）《蓟州志》说：“桃花寺在州城东十八里、桃花山上。山上有桃花，开花时独自最早，因此得名。向东距离皇陵五十里，是皇帝车驾必经的道路。乾隆十八年，在山腰修建行宫。”《一统志》说：“寺旁就是行宫。”途中耆龄指着它给毅看，说：“这座山也有很多松树，却不说有很多桃花，大概光绪、宣统年间的景色已经不同于乾隆年间了。”毅曾听说，嘉庆十三年，庆郡王永〔字有缺损〕尚未晋封亲王时，因为谒陵而私自游览桃花寺行宫，托词说是寻找茶水，又想瞻仰御笔，随后自己请求治罪。皇帝下谕说：“永〔字有缺损〕素来沉溺游玩，满朝都知道。他既然到了桃花寺，朕料想他一定是私自进入行宫游玩。他作诗写字，并不是真心留意，哪里是真的想瞻仰御笔，实在只是托词。若说口渴寻茶，那么山下村店很多，找水喝的地方到处都是，何必上山？他寻到庙内，明显就是想进入行宫游览。永〔字有缺损〕以前还是皇子时，本来应当住在阿哥所；如今既已分府居住，身份地位已经不同，行宫是禁地，怎么能任意游览？从前果郡王永〔字有缺损〕因为私自到昆明湖游玩而获罪，永〔字有缺损〕的事情与此完全一样，自然应当加以惩罚。” “关于他自己请求治罪的事情，着交给仪亲王、成亲王议定处理后具奏。并着通谕王公等，以后凡是奉派前往祭陵，都不准擅自进入行宫，以免招致罪责。”当时的纲纪，是多么严肃啊！可是昨天听溥〔字有缺损〕说：“近来传闻，这座行宫有人用四百银币买走；而杜孝穆的呈文却说，白涧行宫在一夜之间被人把全部木料运走了。这些事情都令人伤心。”董恂《笔记》说，向导册记载：蓟州以西四十里是白涧庄，那里建有行宫，建于乾隆年间。这次途中吃饭住宿，索价都很昂贵，尤其马伸桥的饭菜最差。想到皇帝从六月十八日下谕，改穿便服、减少膳食，一直到善后事务办完为止；而办理善后事务的各位大臣至今还在途中，那么皇帝什么时候才能重新享用美食呢？” “当年皇帝的翠华车驾到来，恩惠遍及农民。历代多次免除赋税的恩德，使亿万百姓得以保全性命。国运衰败，风俗也变得浅薄，百姓只能依靠抢夺偷窃维持生计。只是各自救济贫困，却不懂得报答和赈恤。走吧，我还要向西去，离开这群盗贼聚集的地方。” （注）康熙十七年下谕说：“遵化所属地区，靠近汤泉的娄子山、袁格庄、启新庄、石家庄、梁家庄，承担供应和徭役事务；这些地方当年的地丁钱粮，一律免除。鲇鱼关城内外的居民共七十一家，除免除一年正供外，仍然每户赏银二两。”康熙六十一年，世宗认为大兴、三河通往蓟州，遵化又是经过陵寝的道路，于是下谕免除第二年的额赋。乾隆三十三年下谕说：“近来恭敬奉迎皇太后的安舆，前往拜谒两陵，先前已经下旨，免除经过地区十分之三的赋税。如今车驾所到之处，百姓扶老携幼前来，以欢迎爱戴之情相待，时时牵动朕心，朕深感喜悦。着加恩将经过的州县以及天津府所属地区，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尚未缴清的地粮银共五万一千八百余两、年粮项下应缴的本色谷豆共五千九百余石，以及历年因灾借取的谷物共十二万六千一百余石，全部普遍免除。”乾隆五十二年谒东陵，免除经过地区十分之三的额赋。嘉庆朝从四年至二十五年之间，只有十六年和二十三年没有亲自谒陵，其余各年谒陵以后，一定下谕免除经过地区十分之三的额赋。嘉庆四年、六年免除两次；五年全部免除；七年、十年、十四年免除十分之五。道光朝十年免除十分之五，三年、十三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七年都免除十分之三；二十四年虽未亲自前往，也照例免除。咸丰二年、同治十二年、光绪十六年、二十八年，都免除十分之三。由于优待陵寝经费，历年积欠不断，致使守陵的官员和办事人员薪俸无法按时发放；其中不肖者于是上下勾结，甚至盗卖金银祭器。军队和土匪看到这种情况，便产生觊觎之心。所谓侵犯地宫是官员与他们勾通的说法，是军匪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名而制造的谣言，并非事实。“道路修整却常常受阻，稍有顺利之处必然又遭遇大的阻碍。前往敌前线的士兵络绎不绝，前面不断阻拦，实在令人苦恼；飞快运送的车辆把道路碾成泥涡，使我屡次跌倒。”

译（注）当裕陵的积水即将抽干时，守陵营长王占元说，他将要被调走。王占元属于阎锡山的部队。等到收殓安葬刚刚完成，听说来接防的是蒋介石的军队。连续几天在途中遇到的军队，开始是阎军的炮兵和步兵，后来是白崇禧的装甲车、粮饷车；所谓粮饷车，就是运送给养的车辆。雨后道路泥泞，又被纵横行驶的辎重车辆反复碾压，于是已经没有车辙可以依循，汽车因此多有损坏。有时颠簸得非常厉害，甚至把车内的坐席高高颠起，毅和耆龄竟然撞到头，也很可笑。“燕地和齐地是从前的战场，长久以来随着〔字有缺损〕水和洳水一起流淌。为什么那些嗜好杀戮的人，竟正在夸耀张扬自己的士卒？” （注）经过段家岭，又经过〔字有缺损〕河草桥，是二十四日的事。山岭以东属于蓟州，以西属于三河；草桥则归三河管辖。董恂《笔记》称它为“错桥”，说桥下的水是与洳水汇合后的〔字有缺损〕河。《竹书纪年》说：“齐军和燕军在〔字有缺损〕水交战，齐军逃走。”说的就是这条水，见《水经·鲍丘水注》。“谁不是父母的子孙？却让他们像牛马一样被宰割。谁不是别人的父亲和祖父？却让他们遭受狐兔的〔字有缺损〕害。途中有许多美景，可一映入眼中就变成了〔字有缺损〕。步履蹒跚又蹒跚，天还没亮就忽然已经〔字有缺损〕失。坡地忽然起伏不平，摸黑赶路令人恐惧战栗。危险得像悬空走过栈道，深处更像夜里瞎了眼的马。我生来是水乡人，到此才开始害怕平野上的水势漫溢。” （注）二十四日住在夏店，距离目的地还不到二十里时，天已经黑了，车灯大多被颠坏，只能摸黑寻找道路前进。道路向左转，迎着高坡上行，路面很狭窄，旁边的积水又深，实在十分危险。耆龄说：“这真可以说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夏店因古代的夏泽而得名，隶属于三河。“鲍丘水上的两座河桥，原来的踪迹已经模糊不清。一座桥早已中断，只能扶着车轮登船渡过。另一座桥还勉强支撑着，危险的声响震动着〔字有缺损〕。” （注）《耆龄日记》记载：七月初四日到通州，从西边进入、从北边出去，渡过潮河、白河和箭竿河。宝熙《日记》也说：“渡过潮河、白河、箭竿河。”后来他删去了“箭竿河”三个字，大概是因为这条记载原本抄录耆龄的文字，而当天这里只渡过两条河，于是怀疑潮河、白河之外不应再有箭竿河，便删掉了。其实耆龄所说的潮、白二河，是指潮河与白河汇流的地方，也就是东浮桥下面的河。从前往陵寝的方向说，先渡潮白河，后渡箭竿河；从返回京城的方向说，则先渡箭竿河，后渡潮白河。《董恂笔记》说：“经过东浮桥，桥下是潮白河。”自注说：“潮河、白河汇流，因此合称潮白河。”下面又说：“经过箭竿河，河上有草桥。”这就是明确的证据。因为耆龄、宝熙同时记载却有所不同，恐怕会造成疑惑和错误，所以加以辨析订正。这些河都隶属于通州。初四日，毅和同伴渡过两条河，都有草桥；二十五日返回时再次经过这里，箭竿河桥已经拆掉，于是改用船渡。《一统志》说：“潮河就是古代的鲍丘水。” 《安澜志》也说：“潮河就是古代的鲍丘水。”又说：“窝头河，一名窝沱河，又名苍头河，也叫渠水，俗名箭〔字有缺损〕河，就是古代鲍丘水的旧河道。” “监临时仰望先皇，庆幸艰难之行终于赋税完毕。回头望着二百里的道路，恍如一场梦，已经无法追问。” （注）过了河到达通州，再走四十里就是京城；从这里往东的道路就比较平坦了。“回来时关卡仍然加以盘问，我可惜这座美好的城阙。大路原本平坦宽阔，哪里想到竟被堵塞阻隔。” （注）此前出朝阳门时，盘查严格而且耗时很久，回来时也是这样。同路有人用筐子带着梨，也被索取四角钱的税，直到把梨吃完才放行。“明代的十三陵，封土上的墓冢至今仍然高耸。倘若这种仁德也可以废弃，那么还要贤良官吏的笔做什么？” （注）顺治元年，以礼制安葬明崇祯帝、皇后以及妃嫔袁氏、两位公主，并安葬天启帝后张氏、万历帝妃刘氏，仍按制度修建陵墓。在此以前，已设置人员看守明十三陵，每陵役夫二十四名，拨给田地二十二顷。到这时确定制度：除万历陵不设置守陵人员外，其余十二陵各设置太监和役夫，服役者按规定拨给田地，并命户部酌量按时拨给祭祀用品。顺治二年，设置太监和人丁守护明太祖陵，拨给祀田二百晌。顺治三年，昌平百姓王科等盗掘明帝陵，被处死。顺治八年，谕令礼部说：‘顺治元年制定守护明朝各帝陵寝和举行祭典的制度，因为神宗与我朝有嫌隙，所以裁撤了。朕考虑前朝帝王的陵寝，按理应当加以防护，何况我朝办事一向宽厚。现在神宗陵，着照明朝十二陵的旧例，按时祭祀，仍设置太监和陵户看守。’顺治十六年，命内大臣裳尼祭祀崇祯帝，又派官员祭祀明成祖以下各陵。谕令工部说：‘前代陵寝是神灵所依托之处，按理应当严格加以防护。朕巡幸京畿，途经昌平，看见明代各陵的殿宇、墙垣已经严重坍塌毁坏，陵墓附近的树木又多被砍伐，过去守护不周，实在不合道理。你部立即把各处残毁的地方全部修葺，现存树木永远禁止砍伐采樵，增设陵户，命令他们谨慎看守。责令昌平道官不时严格巡察，你部还要酌情每年派官员查阅一次或两次，不要造成疏忽。’高宗大规模修缮明十三陵的诏书说，即使耗费百万也不吝惜；同治初年收复江宁后，也下诏修缮明太祖陵。把这种恩德推及极远藩王的坟墓，禁令和守卫也周密完备。光明显赫的圣祖这番话，包容涵盖得多么宏大通达。原本就没有期望报答的心思，也足以使后世贤哲感到惭愧。遭遇坎坷本来不值得再论，德行却广大得充塞天地。（注）康熙二十二年，刑部题报盗掘故明废藩墓地的案件。上谕大学士等说：‘刑部议定按照盗掘普通人坟墓的法律，拟判绞刑。盗掘藩王等人的坟墓，怎么能同平民一样办理？凡是历朝，都应当称作某代，偏偏称为“故明”，实在很不恰当。今后奏章中凡是“故明”“废藩”等字样，都应全部删去。至于盗掘坟墓以及派人看守等事项，交九卿、詹事、科道官员议论上奏。’ 日本不敢侵犯澳门 抗战期间，日军对于香港、广州湾、安南等英、法占领地，都用武力加以占领。唯独澳门这一弹丸之地，始终没有侵犯。如果说是因为葡萄牙属于中立国，那么南洋的帝芬岛也有一半属于葡萄牙领地，又为什么还要占领并使用它呢？我对此长久以来一直存有疑问。今年因葡萄牙警察击毙朱元彬一案，我在澳门向负责对葡萄牙办理外交事务的人询问此事，他说：‘这里面自有原因。’于是详细讲述如下。

译南美洲的巴西国，疆域面积与中国相当；阿马总河流域比扬子江长一千多里，土地肥沃，树木高耸入云，自古以来没有人迹。葡萄牙人取得这片土地后，建立了巴西国，使用葡萄牙语，人民都是葡萄牙人的后代，由本国移民到这里。因此，五十年前，巴西人口不过三百万人，葡萄牙本国人口也只有五六百万人。巴西既然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就缺乏足以发展的劳动力。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巴西便派员来到澳门，与清政府商议移民巴西的办法，提出三项条件：（一）凡是愿意移居巴西的中国人，必须加入巴西国籍。（二）愿意移居巴西的中国人，必须携带家眷一同前往，单身男子不得移入。（三）愿意移居巴西的中国人，必须是以农业或工艺为业的人，游荡无业者不予接收。清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中国人也不愿意前往巴西。巴西当局无可奈何，又转而同日本政府商议。日本政府随即与巴西订立条约，每年移送日本人进入巴西。日军侵占中国时，日本移居巴西的人数已经达到三百多万。葡萄牙担心日本人入侵澳门，便通过同出一源的巴西，照会日本说：‘如果日本用武力侵占澳门，巴西也一定把日本移居巴西的侨民全部送回日本。’所以在八年抗战期间，日本始终不敢丝毫侵犯澳门的主权。这种葡萄牙与日本之间的秘密外交，中国人知道的极少，所以特意把它揭示出来，也算是一项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