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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东原录》，宋代龚鼎臣撰。提要 《东原录》提要 《东原录》一卷，宋代龚鼎臣撰。龚鼎臣，字辅之，郓州湏城人，景祐元年进士，历任谏议大夫、京东东路安抚使，任知青州后改任太中大夫，又任提举亳州太清宫，最后以正议大夫身份退休。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多考订、论说文字训诂，也兼及杂事。他解释经书，常常提出新说，例如认为《尚书》原本没有百篇，孔子保存《甘誓》，是想使人看到父子相传的意义；保存《盘庚》，是想作为迁都的警戒；关于《洪范》篇章错简的说法，也由龚鼎臣首先提出。这些说法都很难作为准则。他解释杜甫“今日起为官”一句，认为“今日”是“金日”的讹误，并以“金日磾”来落实这一说法，尤其牵强。不过，像解释《易经》“鼎金铉”为《仪礼》的“扃鼎”，解释《礼记》“升中于天”的“中”就是《左传》“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的“中”，解释扬子“如玉加莹”一句，依据唐代类书证明李轨注文的版本有误，解释《后汉书》注文，引用《潜夫论》“化国之日”一句，证明章怀太子为避唐高宗讳而改字，解释马融“轶越三家”一句为指夏、商、周三代，以及引用《说苑》所载子桑伯子的事，证明王肃注文有所遗漏；引用《汉书·地理志》记有煮枣，证明颜师古注文有所遗漏；引用王弼把“子弓”解释为“朱张的字”的说法，证明杨倞《荀子注》有误；引用“蹷”训释为“倒”，证明高诱《吕氏春秋注》有误；引用殷仲堪《天圣论》解释宋仁宗年号，证明把“天圣”拆字解释为“二人圣”是错误的；引用《汲冢记》确定商汤之墓在河东，证明刘向的说法不对，这些都很有考据价值。书中所记的杂事，如宋太宗赐给进士的诗、宋太祖的御注、批答赵普、评论王仁瞻，以及宋太宗临幸绫锦院、告诫梁周翰的事情；又如《郑氏诗谱》另有完整本，欧阳修得到的只是残本；文彦博家的庙不采用七间的规格，而是使用唐代杜岐公家旧式之类，也都可以作为参考。只是书中所说“邵亢学士家制作三代木主，不再绘制画像■〈巾登〉，大概不是古礼”之类的话，最为荒谬。根据上下文义推断，这里应当写作“盖用古礼”，是传抄时误把“用”写成了“非”，并非原文，不能据此责怪龚鼎臣。《东原录》《舜典》之后有《汨作》《九共》《稾饫》十一篇。孔安国认为这些篇章已经亡佚。我怀疑它们并不是亡佚了，而是孔子删去了。何况《尧典》《舜典》二篇之后，怎么能容纳这些杂篇接在后面呢？说有百篇的，只有孔安国而已，孔子从未这样说过。《尚书·甘誓》中没有其他可以作为后世法则的内容，只是孔子的意图在于，尧、舜相继为帝，正好可以看出他们任用贤人的道理。如果没有这一篇，就看不出禹把天下传给儿子的事情，所以把它载入书中，用来显示父子传授的法则。《尚书》本来是为记述舜而作的，所以连同尧一起记载。《诗经》的开头本来是写周文王的，所以连同先公以及费、秦一并记载。两篇誓文之所以接在《尚书》后面，是因为如果只到《文侯之命》为止，谁都可以编次。大概在这以前都是帝王之书，所以人们看见它很容易使用。费、秦，是说典诰之类的文章。孔子又从诸侯中选取这些篇章，是为了劝勉诸侯行善，使其善行可以继承帝王之书。《易经·鼎卦》中有“金铉”。考察《仪礼·公食大夫礼》说：“甸人陈设七只鼎，正对门口，鼎口朝南，以西为上首，设置扃和鼏。”注文说：“扃，就是鼎的扛，用来举鼎的东西。”凡是鼎上的鼏，大概是用茅草制成的；今文把“扃”写作“铉”。《释文》说“铉”读作户畎反，另一音读作扃，所以《周礼·匠人》说“庙门可以容纳七个大扃”，可见扃就是铉。《说文》却把铉解释为鼏，读莫狄切，这是不对的。大概鼏本来是茅草制成的，用来覆盖鼎上的铉；木制的扃才是用来举鼎的。这种错误是可以看出来的。《易经·上系》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只是参伍错综的数而已。所以《子夏易传》把它放在前一段的末尾。韩康伯却认为它是后一段的开头，这是不对的。《诗经·晨风》说：“山上有丛生的栎树，低湿地有六驳。”《毛传》说：“驳”像马，有锯齿般的牙，吃虎豹。崔豹《古今注》说：“六驳，是山中的一种树，叶子像豫章，树皮像癣一样斑驳，名叫六驳木。”《尔雅》说：“驳”是红色，李子的颜色也是红色，读音为“剥”，指马的毛色。《周礼》所说的“疾医”，郑康成注释说：“疾病是由于气的过盛或不足而产生的，气有余就攻治它，不足就补养它。”总共十五个字，却最能抓住要领，所有疾病都包括在内。也就是说，气过盛就是有余，应当攻治；气不足就是不及，应当补养。世俗称诗为“佳什”，有时又称“见赠之什”“见寄之什”。有人把一篇诗也称为“什”，似乎把“什”当成诗的别名，实在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根据《诗经》的《大雅》《小雅》和《周颂》，凡是在篇章开始处，都说“某诗之什”；到其中则说“某诗之什若干篇以上”。《周礼》说“宫正会合他的什伍”。前代儒者认为，五人为伍，两个五人为什。只有《鲁颂》也称“駉之什”，到了最后，因为篇数不足，所以说“駉四篇”。这样看来，诗一篇以上称为“什”是可以的。有人问：李鼎祚解释《易经》，把“圣人设卦”解释为“伏羲观察卦象”，把“系辞焉”解释为“文王作系辞”。这样说对不对？我说：伏羲创设卦，观察卦象并把它显示给人；周文王推演《易经》，把文辞系在卦辞下面。所以孔子说“系辞焉”的地方有六处，都不可能有字词把“系辞焉”隔开。一处说“系辞焉而明吉凶”；二处说“系辞焉以断其吉凶”；三处说“系辞焉所以告也”；四处说“系辞焉以尽其言”；五处说“系辞焉以断其吉凶”；六处说“系辞焉而命之”。既然如此，怎么能把“系辞焉”同“设卦”拆开解释呢？《洪范》的九类大法，本来都应当有解释。唯独“八政”只记载了八件事，“五纪”也同样如此。我怀疑从“王省惟岁”以下所说的“岁、月、日、星，以及星、日、月的运行，于是有冬有夏”，应当放在“历数”二字之下；何况“有冬有夏”看起来就是历法内容。“五，皇极。皇建其有极”之后，应当接着是“无偏无党”，以下则是大中的法则，像“敛时”一样完备。“五福”应当放在“五福六极”之后，这才是解释福与极的意义。这是汉代儒者得到传本后造成的错乱，却不能详细考察，并向伏生这类人查问，致使后世得到一部不完整的书。这都是汉代儒者的罪过。

译“皇极”以前的四畴，都是治理天下的方法；“皇极”以后的四畴，都是治理得当或失当所产生的善恶结果。例如“三德”做得不好，臣下就会僭越，因而出现凶祸，百姓也会僭越。“差稽”这一畴，恐怕也有吉凶之分。下面两畴，行善就有善的应验，作恶就有恶的应验，这同前面四畴所讲的治国方法不同。前人有人把“赜”解释为“探究考察”的意思。从此以后，人们颇多仿效。况且《易经》中有“天下至赜”和“探赜索隐”两句话，二者都举出“赜”字，意思是幽深而难以看见。只有荀爽说“赜”是推测。前人或许就是采用了这个意思吧？皇甫泌任右丞时研究《易经》，有《纪师说》一卷，说“赜”是用来推测事物内情的。这就说对了。郓州城门楼，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东封回来后，赐名为“升中延福”。《礼记》说“升中于天”。注文说：“升，是上升；中，犹如成就，意思是把诸侯的成功告知上天。”《周礼》说，用五礼防止百姓的虚伪，教导他们守中；用六乐防止百姓的情欲，教导他们和谐。又据《左氏传》说：“百姓接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天下达到中和，就是太平；于是把百姓所具有的中正之道上报给上天。”这样看来，“中”自有它的意义，注文何必还解释为“成”呢？董仲舒说：“孔子说：‘凤鸟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就完了。’这是孔子自己悲叹，认为自己本来可以使这种祥瑞之物出现，却因为地位卑贱而不能使它出现。”西汉时，凤凰曾经在颍川出现，这就算是凤鸟来了。魏、晋之间，张掖出土了石刻图像，也近似于《河图》出现了。不过，这些未必都是圣人所招致的。扬子说：“潜藏于天就同天一样，潜藏于地就同地一样；人的精神潜藏于天地之中，他的德就同天地一样了。”《尚书》说：“只有能够具备天德。”所以仲淹说：“天隐、地隐，说的就是这个。”又说：“天的神明和天的光明，照察知晓四方；天的精华和天的纯粹，使万物生成同类。精气形成万物，是天神的精华；精神而且明察，是天明的纯粹。生时禀受于天，死后又归于天。所谓归复，就是精华归复于神明，纯粹归复于光明。” 嘉祐年间，我在国子监，和监长钱象先一起校订学官所藏的《李轨注扬子法言》。几年后，我因在唐人类书中看到“如玉加莹”这一义项，惋惜当时没有改正它。“有人问：‘屈原聪明吗？’回答说：‘像玉一样，像美玉一样，于是改变了丹青。’”李轨注说：“聪明的人能够通达天命，像玉一样、像美玉一样，虽是石头却不会磨损。”过去我不知道这是错误的。于是改订李轨的注文，使它符合原文意义。青社有一座白门，士人多问它名称的由来。据《淮南子》记载：“八极……西北方叫白门。”高诱说，西方属金，金气为白，所以叫白门。大概天下各城的西北门都称为白门。东汉张衡《思玄赋》说：“冲过白门向东奔驰啊，经过云台行走在原野中央。”虽然主旨在于志向高远，但也确实是从西向东。又如吕布在下邳郡和部下登上白门楼。下邳城有三重城门，白门楼就是大城的城门。因此《水经》说“南门叫白门”。如今青社的白门在北城而偏西，门朝南，那么郦道元所说的南门，按这个道理也说得通。唐高宗名讳为“治”，当时把治书侍御史改称御史中丞，后来又恢复旧名；把治礼郎改称奉礼郎，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后来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读到王符《爱日篇》说“治国之日舒缓而长，乱国之日急促而短”，于是把“治日”改作“化日”。用“乱”来对“治”，那么“化”不如“治”；如果只是为了使语词新奇，那么“治”又不如“化”。宋仁宗继位一年多后改元天圣。旧说认为明肃皇后垂帘听政、共同处理政务，所以把“天圣”解释为“二人圣”。当时胡旦曾说自己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大概是不知道这个年号另有出处。晋代殷仲堪《天圣论》大意说：“天，是万物的根本，本来幽深而不说话；圣，是承受上天的光明，运用上天的事业。”这恐怕是以真宗为天、以仁宗为圣。《尔雅·释木》说：“樲，是酸枣。”郭璞说：“树小，果实酸。孟子说‘养其樲棘’。”《孟子》原文说“养其樲棘”，注文说：“樲棘，是小枣，就是所谓酸枣。” 荀子《非相篇》说：“仲尼身材高，子弓身材矮。”杨倞解释说：“子弓就是仲弓。称‘子’，是表明他是老师。”《史记》《汉书》记载：“馯臂子弓，他所学习的只是《易经》罢了。”韩文公也说：“子弓的事业没有流传下来，而荀子的论说常常把他同仲尼相提并论，他一定不是馯臂。”我常常奇怪，杨倞为《荀子》作序，措辞非常谦逊，说：“穿凿附会的责难，我到哪里能够逃避呢？”王弼解释“子弓”，说是朱张的字。意思是荀卿把朱张同孔子相比，大概是因为他的道同孔子相同，所以在七位逸民中，唯独没有评论朱张究竟怎么样。这样看来，对人谦逊，所获得的益处就更多了。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保留缺文。”例如《春秋》中的“夏五”“夫人氏”之类，后人沿袭下来，没有人补足其中的缺字，杨倞自然应当用谦逊的言辞，不敢逃避这种责难。《论语》中有子桑伯子。《王肃注》说：“书籍传记中没有见到关于他的记载。”刘向《说苑》记载他的事情非常详尽。不过，《说苑》是一部不同的书。孔子说：“可以。”简，就是简易而质朴。简易质朴，就是没有礼仪文饰。孔子去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穿戴衣冠而居处。弟子说：“先生为什么要去见这个人呢？” 孔子说：“他的本质美好而缺少文饰，我想劝说他，使他具有文饰。” 孔子离开后，子桑伯子的门人不高兴，说：“为什么要去见孔子呢？” 子桑伯子说：“他的本质美好而文饰过多，我想劝说他，去掉他的文饰。” 所以说：“文质都修养完备的人，叫作君子；有本质而没有文饰，叫作简易质朴。”子桑伯子简易质朴，想把人的行为同牛马等同起来，所以仲弓说他“太简”。既然如此，王肃生活在汉代以后并不太久，为什么没有见到这部书呢？这也可以看出他的学问有所遗漏。历代名臣法帖中有山涛的启事，写道：“臣启奏：崔谅、史曜、陈淮，可以补任吏部郎。三人都受到众人称誉，崔谅尤其质朴正直而少有浮华，是可以用来敦厚教化的人。”汉武帝时认为儒者文饰多而质朴少，于是任用万石君的两个儿子，以抑制那些重文华的士人。虽然说“文质彬彬，然后才是君子”，但像崔谅这样的人，确实比通达经术的儒者更好，众人都认为山涛的话说得有见识。

译世俗认为一钱就是一金，一百金就是一锾，这同古代很不相同。汉代一万钱，相当于周代的金，重量是一斤；所说的一百金，就是一百万钱。这样看来，一金仍然是古代一万钱的称呼。孔安国注释《吕刑》时，把“六两”解释为“锾”。锾，是黄铁；又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钱。如今的一百钱，难道只有六两吗？又有人把锾解释为镮，更是没有根据。《论语》记载“萧墙”。萧，就是萧墙。后人因为憎恶其中所指的事情而斥责它，于是好像萧墙不是礼仪上可以说的事，却不追究它起初究竟指什么。周礼《春官》所属官职中，有司负责设置几筵。后人因为丧事而设置几筵，于是好像几筵只能用于凶礼，也不追究它起初究竟指什么。只有通达事理的人不是这样，只是各自依照事物本来的意义罢了。有人问：“马融说‘轶越三家，驰骋五帝’，是什么意思？” 回答说：“说的是三家。《论语》所说的三家，是指‘三家者以雍彻’。后汉刘陶推论三家《尚书》。《论语》的‘以雍彻’，在《尚书》中没有见到；只见马融说‘轶越三家，驰骋五帝’。按意思推求，应当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家法。” 《吕氏春秋》说：“出门就乘车，进门就乘辇，致力于使自己安逸，称作招蹷之机。”如果用下面两句“烂肠之食”“伐性之斧”来证明，应当把“蹷”解释为“倒”。另外，“蹷”还表示逆乱，是一种寒病。高氏注文把“招”解释为“至”，把“蹷”解释为门内的座位，这是错误的。孟子说：“人有一根没有名称的手指，弯曲而不能伸直，这并不是会造成疾病和妨害事情的病。如果有人能够使它伸直，即使相隔千里，也一定会去寻求使它伸直，因为以手指不如别人为可耻。”如今的人，内心不如别人却不知道羞耻，这就叫作“不知类”。唐代卢仝经常制作梳子的铭文，大概就是取法于此。孔子不喜欢同人争辩。孟子喜欢同人争辩是非。文中子又不喜欢同人争辩，难道他是学习孔子的道吗？有人说，孟子所处的时代，也有可以同他争辩的人，所以他才同他们争辩，希望借此阐明自己的教化。文中子遭逢乱世，退居河汾一带，不为此争辩也是应该的。张衡《东京赋》的李善注文版本说“解罘放麟”，又说“慕天乙之弛罘”。五臣注文版本把“弛罘”写作“弛罟”，所以韩魏公进呈《嘉祐编敕》表时采用了“罟”字。不过，“网罟”可以通用于捕捉禽鸟和鱼类，写作“弛罟”就没有重复，意义上是恰当的。《左氏春秋传》记载：“夏启有在钧台举行的宴享，周康王有在酆宫举行的朝会。”这两件事，前代儒者都不知道它们的出处。如今流传给学者，或许可以由此补足古史的缺漏。汲冢出土的书说太甲杀了伊尹。唐代李宗闵却说：“孟子教诸侯反叛。”不辨别是非，毁谤、贬低贤人圣人，实在是非常可罪。工程落成时举行祭祀，这种做法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左氏传》说：“楚王建成章华宫，和诸侯一起举行落成祭。” 扬子说：“圣人因为不受手的束缚，才成为圣人。”李轨注文说：“手，是桎梏一类的刑具。”《贾谊新书》说：“纣制作了数千副桎梏，窥视天下诸侯中不向自己谄媚的人，就用杖打他们并给他们戴上桎梏。周文王被戴上桎梏，囚禁在羑里，七年后才得以获释。”这段注文的意思，是认为文王因为圣明而免除了桎梏，这就同扬子的说法相合了。有人问：“竹子和松柏都能经受霜雪而不衰败，竹子内部空虚而松柏坚实，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回答：“竹子使自己的内心空虚，松柏使自己的腹内充实；竹子使自己的志向柔弱，松柏使自己的筋骨坚强。这难道不是道的自然规律吗？” 《尚书·康诰》说：“施用合乎义的刑罚和杀戮，不要因此而使你封国中的人接近你；于是你完全谦逊地说：‘这是顺序，只是还没有做到谦逊的事情。’”《荀子·致仕篇》说：“《尚书》说：‘合乎义地施刑、杀戮，不要因此而亲近；你心里只说：‘还没有顺从的事情。’”这是说要先施行教化。孔安国的注分作两种解释，荀子则合并为一种解释。凡是刑罚和杀戮既然合乎义，就应当施行。但把“勿庸以即”解释为“不要因此施行”，这就与本文的意思不同了。四渎的地位高于众多河流，是说它们发源后向东流，不借助其他水流，直接注入大海。然而人们称淮水就只说“淮”，称济水就只说“济”，并不把其他水的名称附在它们上面，说成“某淮”“某济”。只有淮水虽然有秦淮，但“秦”并不是水名。江、河却不是这样。凡是水流相互附着，距离较近的，必定把名称附加在其上，例如沅水、汉水称为沅江、汉江，洛水、汶水称为洛河、汶河之类。这些都是世俗的说法，不可不知道。《樊哙传》说：“跟随军队攻打项籍，屠灭煮枣。”颜师古等人都没有详考煮枣的所在。《后汉书·郡国志》“济阴郡寃”一句中有煮枣城。刘向说：“商汤没有葬身之处。”颜师古说：“没有见到有关的传记和注释。”考察《汲冢记》，后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盗掘商汤的坟墓，得到墓志说：“我死后二千年，将因张恩而受困。”张恩得到古代的钟磬，都投入河中。《尚书》中有亡佚的篇本以及失传的诗，大概是孔子删削过的。没有修订《春秋》的部分，是孔子没有改动的部分。亡佚的《论语》，大概是记载“齐鲁古三论”篇章时遗失的部分。读唐明皇的《道德经序》，见到《君子传注》，那真是最公允的话。孔子保存下来的书，每篇都根据事情来教诫后世；例如《盘庚》三篇，大概是因为五次迁都的劳苦以及百姓的叹息和怨恨，所以记录他反复告诫百姓迁徙的意思，想让后世凡是议论迁都时，都知道百姓必然会怨恨，以此警戒不可轻易迁都。《地里新旧志》说，江淮之间建造住宅和坟墓，都依据五音来确定朝向。住宅都必须西北高、东北低，使水向辰巳方向流出，并且一概以丙向为上，这种说法不对。凡是宫殿、寺院、祠庙、驿馆，都没有固定的主人，所以采用丙向；住宅则应当各自依照所属的本音。邵亢学士家制作三代的木主，大体依照古制，只是规模较小。又分别用一间小木室安放木主，建造一间静室来安置它们，不需要绘制画像和■〈巾登〉，因为这不是古礼。木主使用久了损坏，可以埋掉，另行制作。安禄山攻陷洛阳时，士人和百姓四处奔逃。只有崔佑甫在箭石交加的危急中，潜入家庙背着木主逃走。这样看来，木主的制度，唐代士大夫之家都实行。孙构绍先说，诸葛武侯在夔州的八阵图，用八块石头垒成；汉州的八阵图，用六堆砂垒成。都近千年而没有消失。有人说，这是因为武侯选择了吉日建造它们。使用六，是在使用八之后，因为兵力少，不能凑足八的数目。

译晁文元公曾经约定并确立“四无”的方法，专心修习它，说：“不发怒，不恐惧，不忧虑，不执着。”所谓无虑，就是止息纷繁的忧虑；所谓无住，就是不执着于任何一件事物。晁公常自称“有所得就像获得智慧”，大概是因为见到贤人就想着向他看齐，并由此触类旁通、不断增长。这取法于《易》中所说的“七无”，但它们都源自《论语》所说的“孔子杜绝四种弊病”。事物有按照类别来命名的，鹅称作“舒雁”，马称作“飞兔”，都是美好的名称。至于人，却有称作鹰犬、虎狼的，难道不比鹅和马还惭愧吗？《史记》中，苏秦说燕国北部有枣和栗子的利益。又《乐毅传》说，蓟丘所种植的东西，种在汶水边的竹林中。注释者说“篁”就是竹子，认为燕国的疆界曾经移到齐国的汶水一带。这样看来，齐鲁之间的枣和栗子，大概是从燕国北部移植来的吧。所以《青州图经》引用《齐民要术》说：“青州有乐氏枣，果实丰厚肥大而细美，是天下第一。”书中说：“乐毅攻破齐国时，从燕国带来，后来在这里种植，所以用他的姓命名。” 事物有善于蛰伏隐藏的，这是为了保全自身。人如果能够蛰藏自己的志意，等待时机再行动，这是为了保全精神。保全身体，气就完整；保全精神，形体就完整。形体和精神是不能分离的。文中子说：“董威辇的《大雅吟》，接近于道。”威辇的诗篇世上没有流传下来，却有石崇的《大雅吟》，但也没有人能够歌唱。威辇，是晋代董京的字。董京与石崇是同时代的人，他们诗歌的意旨是否不同，不可考知，姑且保存石崇的诗句来验证这个意思。其中一节说：“堂堂的太祖，深广宏大的气量。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周文王正向着这一目标。多么美好的武王，世代相传都富有聪明才智。荡平清除吴会，天下于是统一。”大概周代《大雅》的意味，就在这里吧。唐代刘秩撰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增补为二百卷，号称《通典》。《通典》所记载的，从文字契刻以来直到唐德宗贞元元年，上下数千年。咸平年间，宋白等人撰写《续通典》二百卷，记载二百年，卷帙也与之相同。这与晋代张辅评论迁、固史书的说法是一样的。然而刘秩的书过于简略，宋白的书过于烦琐；不烦琐也不简略，最为适中的，是杜佑的书。所以它最流行于世。由此可知，天下事情无论大小，只有适中才能长久而不被废弃，哪里只是抄书如此呢？赋是因事物而构成文章，文辞和义理必须相称，才会文采斐然、值得观赏。唐代杨遂作《太极生两仪赋》，其中说：“万物显现形态，聚集起来成为草木鸟兽；不说善，却自然应验，散开来成为霜露风云。”义理虽然深长，但文辞与之不相称，没有什么可观赏的。王沂公作《有物混成赋》，说：“得到我的小部分的，散开而成为草木；得到我的大部分的，聚集而成为山川。”虽然与前一篇赋的意思相合，但文辞和义理都很有文采了。高弁公仪种，是先生放的高等弟子，曾经撰写《帝形》三篇。有个叫张荷若山的人也学习这种学说，先生以朋友之道对待他，他撰写《过非》九篇。先生都称许他们，又说《过非》高于《帝形》。《帝形》如今流行于世，《过非》却世人很少见到。它的大意是说：“过非，并不是过错。圣人在适当的时机做事，有些事情本来正确而结果却不正确，这不是圣人的过错，而是后世增饰造成的过错。”陆鲁望曾经因受激发而作《蚕赋》，因为蚕给百姓带来祸害，便想砍伐桑树、消灭蚕，想到“古代百姓穿兽皮鸟羽，便没有衣物得失之患”，这样就远远没有达到《过非》的意旨了。韩文公的古诗说：“上帝想要长久吟咏，所以特意派遣他们起来而又僵卧。”这是说李白和杜甫。《北梦琐言》记载韩文公的一首律诗说：“上天恐怕文章完全断绝，于是让贾岛再次降生在人间。”又，王黄州《解梁官舍》诗说：“上天对我的心意还很厚，只是让文章之道更加尊贵。”这些都源自孔子“上天还没有使斯文丧失”的意思。杜工部《送杨六判官使西》诗说：“子云清白自守，今天却起身做官。”各个版本都这样。我认为“今”应当作“金”，因为金日磾本是休屠王的太子，与母亲阏氏一起没入官府，送到黄门养马；汉武帝曾经认为他奇异，赐给他汤沐、衣冠，任命他为马监。唐朝中兴时，赞普一定有与他相类似的人，所以杜甫借用了这个典故。四六文虽然改变了古体，但其中有极为恰当的，也不比古文逊色。例如梁代李崧《论诗答徐巡官》，大意说：“诗，有时因闲适欢乐而兴起，有时因悲伤哀痛而创作；对内可以讲明夫妇之道，对外可以匡正君臣关系。即使是个人的愤懑，也一定要表达；即使是民间的言论，也一定要通达。惩恶劝善的道理，由此得以明白；感慨新事、怀念旧事的情感，由此得以显现。这样才知道作者，难道是徒然创作吗？所以读《驺虞》一章，便知道岐周盛大的德行；诵读《芍药》的诗句，便认识郑、卫的淫靡之声。”徐巡官《送宾》诗说：“蟾宫折桂，三春得捷；鸡林一国都感到荣耀。由此知道，皇帝的恩泽施及远方之人，淳厚的风气渐染异地的习俗。”又如《贻友》诗说：“诗一达到道，便有长久的快乐；生来贫穷，却因此清闲。由此知道，一尺璧玉轻于一寸光阴，千金比不上一个字。”像李崧所说的这样，难道一定要把古体诗和律诗区别开吗？五代时和鲁公凝长于歌诗，起初被征召出征西方，在办理军务之余，常常创作歌篇。诏令使者往来传诵，这些诗传到了都城，当时声名很盛，人们认为宫体诗又复兴了。不久，当时的君主知道了这件事，派中使乘驿马奔驰来索取宫词一百首，和鲁公当天就进献了。其中有诗句说：“遥望青葱的河畔草，不知有多少归来的马匹和休息的牛。”又说：“百姓仰望父母般的君主，已经把仁德比作天地。”又说：“越溪的美女进入深宫，俭朴素雅都遵循马后的风范。都说君王修养圣德，不劳烦辞谢乘辇，也不劳烦为救熊而挺身。”这些诗句中，确实有《诗经》作者所表达的讽谏意味。和鲁公在上巳日于济水、汶水之上举行修禊之事。有人说：“长津之内，游船非常多，在击鼓、鸣榔的声响之下，一定会惊起飞鳐，惊醒沉睡的蛟龙。”不久有渔人捕获一条大鱼，长一丈多，周围有数尺，头上有斑纹、嘴为红色，长着刀状的鳍和骨鳞，于是和鲁公赎买后把它放生了。有人对他说：“您是想让它背负船只吗？”鲁公说：“豫且的箭，是前代典籍遗漏的事；只是可惜它拯救旱灾的功劳还没有施展，不能和泥鳅沙鳅一起切碎食用。”于是作《放鱼歌》，其中说：“骨鳞骨（缺）都是龙子。”当时张昭远称赞他说：“解开束缚之仇，希望登上贤相之位，大概志向已经显露在诗词中了。”后来张昭远任右揆。旧说鲤鱼满三百六十岁，就会由蛟龙率领飞去。像这样的鱼，它的年岁大概也很深了。

译赋也是文章，虽然号称工巧华丽，只要合乎事理，就与传记、注释没有什么不同。例如李巽作《土鼓赋》说：“土安静沉静，是阴的实体；鼓震动不止，是阳的精华。阴以形质为本而浑浊，阳以文采为本而清明。将要使形质胜过文采，使它的道理长久稳固，于是用土制成鼓，它的意义也就成立了；这样才可以说无愧于事理。”当时人称他为“李土鼓”。后来有个叫鲍当的人，写《孤雁》诗，十分精妙，当时也称他为“鲍孤雁”。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六日，太宗第一次到讲武殿主持进士考试，赐吕蒙正以下人员及第。三年、五年，又赐胡旦、苏易简以下人员及第。当初，京师期集院还没有题名石刻；到太平兴国七年，冯起以赞善大夫兼任歙州通判，苏能以著作郎代理歙州知州，于是刻下御赐诗七首。赐给吕蒙正的诗中有：“皇帝的恩泽虽然宽厚而有所不同，做官获得荣耀，不要忘记贫困时。”赐给胡旦的诗中有：“回报新进士们，要知道主持科举的是官家。”御注说：“每次相见，只管互相劝勉去做美好善良的事，不要让朝野之人笑话说，主持文职的官家竟然连科举都主持不好。” 吕蒙正任仆射时请求外任，获得判河中府。太宗说：“你以状元身份及第，朕任用你做宰相，今天可以说是荣耀地回到乡里了。”于是有诗说：“满朝的鸳鸯鹭鸟在醉意中为你送别，万里烟云高空通达，你回去了。”太宗听到后说：“吕蒙正似乎没有打算再回来。”后来太宗三次召请他，他才再次入朝任相。太祖在位时，新建丹凤门，梁周翰进献《丹凤门赋》。皇帝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回答说：“周翰是掌管文字职务的儒臣，国家有所兴建，就作文章歌颂。”皇帝说：“人家不过盖了一座门楼，措大又来献什么言语。”随即把赋扔到地上。这就是今天的宣德门。刘仲芳进献给曹玮的《水调歌头》，第三句是“六郡酒泉”。苏子美也作过这首曲子，却写作“鱼龙隐处”。尹师鲁唱和，也写作“吴王去后”；他的平仄与苏子美相同，但声调与刘仲芳不同。曾经询问通晓音律的人，他说：“从平仄来说，文字稍有不同；然而没有脱离格律，都可以使用。”这里说的格律，是本词的指法。我从老师那里听到这件事，领悟到治《易》的人各自依据自己的见解。只要不离开道的原则，就不能妄论谁是谁非；其他经书也都是这样。王元之吟咏中条山时，曾经喜爱田告的诗，其中有“洞黑吹狂雨，峰青卓冷烟”，于是写信索求这首诗。大意是说，写中条山的诗，至今只缺少这两句。田告答应了。因此田告的诗集后来不再收录这两句。李文定公李迪和夏侯鳞分别在濮州王骥郎中的屋壁上题诗。文定公说：“南巷萧条，北巷相连；您回去后，我却不能陪您清闲。独自登上郡楼最高处，整天凭栏远望，并不是为了看山。”夏侯鳞说：“昨夜飞梦到了瑶池，借来周王的八匹骏马。宴会结束后返回蓬莱仙岛，五彩祥云下纵马疾驰，马影参差。”第二年，文定公以第一名及第，夏侯鳞以第二名及第。魏野的诗说：“云彩适合低头俯望，松树适合侧耳聆听。这样便可以作为导引之术，谁相信它可以延年益寿呢？”前些年，杜岐公晚年时挥扇子，扇子有时掉到椅子下面，他就侧身把它取出来。大概也是想稍微用些力气。王钦若任三司勾当，到亳州发放散食盐的钱，知州有一句诗说：“雪霜散去之处，民心喜悦。”王钦若应答说：“鼎鼐调和之时，众人的口碑自然知道。” 庞籍任黄州司理时，夏竦正任黄州知州。庞籍曾游览洪水山，作诗说：“登高临远，不知不觉使自身陷入危险。”夏竦很惊异。后来庞籍做了宰相，夏竦也做了使相。庞籍正当权执政时说：“今天竟在司理的笔下成了使相。” 《吉州双流》诗说：“不知道万里之水争相流去，哪一支水流先成就滋润下土的功劳。”向敏中和盛度分作此诗，一人当时是殿中丞，一人是太傅。后来向敏中做了宰相，盛度也显贵显达。康定年间，尹师鲁经过河阳，看见我官署厅堂墙壁上有《青州州学记》的石刻墨本。题目写作《青州州学记》。尹师鲁说：“应当说《青州学记》。”大体说来，文章中增减一个字，也不可不仔细思考。曾经看韩文公的文章，没有一个字用得不恰当。例如《蓝田县丞记》中的“其下主簿尉”，如果是普通人写，大概只会说“簿尉”。而且“尉”是官职称呼，“簿”主管簿书；一定要说“主簿”，名称才完整。这虽然只是文章中的小毛病，却也是典范，不可不重视。齐桓公得到愚公，管仲便整顿政事，所以杜甫《赠萧郎中》诗说：“中散在山阳打铁，愚公住在野谷村。”徐铉《题雷公井》也说：“烟霭笼罩愚公谷，萧条之处是羽客之家。”都是说那里萧洒可爱。我任青社长官时，因旱灾在愚公山下祈雨，当天就得到应验。唉！愚公是个野人，却在生死问题上对齐国有益，也曾经以灵异泽被百姓，于是向朝廷请求给他爵号。元封二年，封为隐利侯。景祐二年省试，题目是《天子外屏赋》。当时国子监的元黄庠以文章著称，同场考试的人询问他可以用什么典故来证明，黄庠说：“可以用疏屏、内屏。”听到的人认为既然所有屏都有，于是说：“黄庠不诚实。”等到黄庠的试卷列为第一，文辞说：“清庙的装饰使用疏屏，这是不同于常制的制度；诸侯在宫内设置屏风，并没有僭越平常尊贵的制度。”那些人看了以后才感到惭愧并心悦诚服。当时黄庠因病不能参加御试，病愈后，在贡院陈述，大略说三月中偶然感染寒疾，蒙受圣恩，特意派中使赐给汤药和酒，于是得以痊愈。近来，多数士人都蒙受荣耀恩典，而黄庠则从胄筵进入国子监。黄庠在南宫考试时，几次都忝居首荐，只因母亲年老，始终未能被甄别录取。他请求赐予机会，上奏说“另赐一次考试，由主文主持”，章郇公以下官员替他进呈。仁宗说：“这也算三元了。”又询问打算怎么办。郇公说：“请求由圣恩裁决。”仁宗答应让他将来直接参加御试。徐曰：“这是要夺取状元。”宋公序当时也参与进呈，退下后对同列说：“将来会是个好状元。”有人问：“您怎么知道？”他说：“金口这样宣布，所以知道这个状元已经确定了。”宋丞相原来的名字叫郊，后来以第一名及第，有人因他的名字进谗，于是改名为庠。当时叶道卿还在外地任职，寄信开玩笑问道：“某人当年的状元名字叫郊，如今名字叫庠，究竟是什么人？”宋公于是作诗回答：“你在信纸末尾殷勤询问姓名，我在禁林依旧忝列华贵的冠缨。不要惊讶书录中称我为臣向，我就是当年的刘更生。”当时人认为，刘向改名这件事，古今诗人从未使用过，似乎是专门留给公序使用的。

译真宗在位时，汝州进献一颗茯苓，重三十斤，真宗把它展示给宰臣以下的官员看。于是群臣上表致谢。这篇表文由王沂公代为撰写，其中有：“此事将与难以衰老相应，功效难道仅仅在于消除疾病吗？”又说：“臣等以盐梅自愧，谈到药石更觉惭愧。”由此可知，前辈写文章一定要引用相类似的典故；即使涉及小小的技巧，也不能不这样做。叶道卿曾经兼带贴职，任秀州知州时，状元宋公序以及同榜的郑天休已经修撰起居注。叶道卿有诗寄给二人说：“相互领先的一个龙首，对面并立的两个螭头。”世人称赞这是警策的名句。宋朝丞相曾说：“本朝状元中，做到宰相而到我家，这是第四个人。”说的是吕蒙正、王曾、李迪和宋庠。宋子京在明道初年被召到学士院应试，试作《琬圭赋》，其中有说：“你的功劳既然已经显著，就应增加圭的分量；如果那功绩没有建立，就会给玉器带来羞耻。因此，上面不能虚授官爵，下面也不能妄求官爵。”又说：“你是公、你是侯，应当想到我王厚重的报答。”当时翰林学士盛公度将文章奏呈仁宗，每天都极力称赞，说：“这篇文章有实际作用，也有劝诫意义，虽然名为赋，实际上像诏诰词一样。”于是授予他直史馆。过了不久，仁宗亲自作《上皇太后恭谢太庙》诗，宋子京和诗的次韵排在诸公之上，诗中说：“柔和至极的深厚慈爱冠绝古今，祭祀完成后在宗庙举行斋戒并献上牲礼。若想知道太姒的美德和声誉多么盛大，就亲眼看看周王创作《雅》诗的年代。”仁宗称赞他，赐给他缣帛三百匹。刘侍郎夔在皇祐年间从汶上调任福唐太守，我作诗送他，其中有说：“家世经过武夷山居住，做官之地又与会稽相邻。”刘公说：“武夷山在建州北面二百里、崇安县南面三十里，方圆二百二十里。东南两面都临着流水，一道水向北流来，一道水从西面流来，在大王峰前汇合，合流后向南，成为建溪。您既然请求告老，准备在那一带安居休息，想来您当年经过故乡时的荣耀，以及日后退居生活的快乐，确实令人羡慕。” 景祐初年，礼部考试《观象》《作服》二赋。我喜欢其中《离合益稷》一篇，认为它又精确又恰当，常常仿效它。它用《汉书·赵充国传》中“罢骑兵，以万人留田”的语句，写成“罢兵留田，以试兖州”。进士考试以后，有人以《韩安国传》中“谋事必就祖发政”为题，摘取古语作题，说：“‘就祖发政’是离合文意时造成的错误。” 太宗诏令徐铉撰写《李景志》，文中说：“圣人在上，即使是善于治理的人，也不能保证国家长存。”当时人认为这篇文章说得过分严厉。和鲁公比较草书时，用昆仑山中的人物、玈弓、黑稍、玄鹤、孤猿之类来比拟，这是形态和颜色兼而论说。嘉祐四年贬谪吕溱，诰词中说“刘敞行之溱”，本应贬谪，却写成了褒扬。嘉祐五年，刘沆被赠为仆射、侍中，诰词中说“张瓌行之沆”，本应褒扬，却写成了贬斥。张舜民任高遵裕的幕客，元丰辛酉年随高遵裕到灵州，返回时在石峡题诗说：“青冈峡里的韦州道路，十人从军九人不能回来。白骨像沙，沙像雪，将军不要登上望乡台。”又说：“灵州城外的一千株柳树，全被官军砍去当柴烧。他日从玉关归来的路上，还拿什么攀折下来赠给行人？”后来李察因此弹劾他，他被降为承务郎、郴州监酒。杜甫《赠太常张卿》诗说：“健劲的笔力压过鹦鹉，锋利的笔锋像鸊鹈羽毛一样光莹。”张平子的《南都赋》写作“鸊鶙”。《方言》说：“野鸭很小，喜欢潜入水中；南楚以外的地方称它为鸊鶙。” 南京法宝院有两件墨迹，是曼卿和守道的作品。虽然它们的精妙之处与奇特之处不同，但都是近世罕见的珍品。刘沆任台官时，说后令裴煜代为起草章奏，文中说：“即使三省没有别的事情，怎奈群犬已经太过分了。”台官吴中复上奏说：“刘相把进谏论事的官员斥为狗。” 潘佑说：“齐地有个王达灵，是位高士，精通考究九经，博览诸子。退隐避世，远超常人，眼中容不下完整的人。”我早就听说王达灵的名声，常常遗憾没有机会见到他的长处。潘佑是忠诚正直的人，他的话当然不会错。后来我任青社太守，访求他的著述，最终仍未能得到；而王达灵去世才一百年左右，知道他名声的人尚且很少，更何况他的著述呢？由此才知道，有道之士即使留下姓名，湮没无闻的又哪里能够一一记载呢？周世宗制定军制以后，左右近臣中有人因刑名之事相互触犯，请示周世宗。周世宗说：“每降一阶、每降一级，都完全归于伏罪服事的处理。”这条规定直到现在仍在实行。艺祖曾命人到枢密院传达旨意，索取天下兵马的数目。等到枢密院把数目送来，他却在后面批示说：“我自有另外的公事，谁要你送天下兵马的数目？”又命令把它退还枢密院。江南城被攻破后，曹彬见到李国主，立即把他放进宅中，并说应命人整理金银，因为京师的物价昂贵，难以度日。诸将都说不可以，担心其中另有变故。曹彬说：“这个人没有英雄气概，不必担心。” 范文正公曾勉励士人读书并通晓古今，说：“做台谏官，就应遇到事情敢于进言；出任藩方长官，就应遇到事情敢于决断。”有见识的人由此知道，范公的事业根源深厚。蔡君谟说，艺祖曾留下王仁赡谈话，赵普上奏说：“王仁赡奸邪，陛下昨天召他来谈话，这个人诋毁臣。”艺祖在奏札后亲笔写道，大意是：“我留下王仁赡说话了吗？见到我就教谁去把他叫来，你不要心胸狭窄，嫉妒他；我又没有召见他。这可以作为证明。见到他，只会让外人笑话我君臣不和睦，你不要恼怒官家。”赵约家中还保存着这段文字。艺祖曾任命梁周翰为补阙、绫锦院主管。梁周翰多次决断工匠的事情，无法处理。等到艺祖驾临该院时，就想处决梁周翰。梁周翰急忙说：“臣是天下闻名的士人。”不久宰相出面解救，艺祖说：“我只是想处决他，让他知道滋味。”于是释放了他。苏易简主持的进士榜中，有四人后来登上执政之位：李沆、向敏中、寇准、王旦。后来任参知政事以及位在两禁以上的人，又有好几位。当时也称它为龙虎榜。太宗曾问寇莱公：“谁可以作为东宫人选？”寇公说：“这是关系社稷的大事，应当由陛下亲自选择。了解儿子的没有比父亲更好的，了解臣子的没有比君主更好的。这件事陛下不能离开御座，臣也不敢离开这里。希望陛下一句话决定它。”于是太宗提到真宗，寇公便祝贺说：“陛下了解自己的儿子了。”几天后，真宗因事出行，有百姓私下议论说：“真是个好小官家。”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召寇公询问。寇公又祝贺。太宗说：“为什么祝贺？”寇公说：“册立储君，只怕人们不归附服从。如今百姓有这样的说法，实在值得祝贺。”太宗这才释然。张乖崖在蜀地听说寇莱公拜相，便对属官说：“寇公有宰相的才器，不过富贵来得早，读书太少。”

译天禧年间，真宗已经身体不适，只是忧虑曹利用在西枢专横跋扈，丁谓在中书擅弄权柄。一天，他召知制诰晏殊入内，赐坐喝茶。真宗谈到曹利用、太子太师丁谓和节度使，准备一并命他们出任外职。晏殊回答说，这大概是想让臣起草诰词。真宗点头表示同意。晏殊说：“臣是知制诰，任命节度使等官，必须由学士院具备白麻，才能请召学士起草。”真宗饮完汤后起身，立即召见翰林学士钱惟演。钱惟演于是设法救下这两个人。第二天却改作任命：曹利用任使相，仍旧担任枢密使；丁谓拜为宰相。此前钱惟演已把这种意图透露给二人，说：“自有扭转局面的力量。”后来钱惟演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晏相曾把这件事告诉学士王哲。庚子年正月二日，我拜访吕冲之，因而问到三馆秘阁所收藏的书，听说有很多散落在士大夫家中。客人回答说，原来所藏的书如今还保存着三万七千卷，实际上只有一万多卷罢了。只有“秘阁”和“昭文”“集贤”所保存的最多，因为阁上有太宗的御容，不穿正式朝服就不能上去，所以保存下来的书很多。又谈到士大夫用金帛购买书籍的不少，但也有一些书即使有人收藏，别人仍无法见到。还说景初家中收藏有旧《郑氏诗谱》，注者不见姓名；欧阳永叔在庆历四年奉使河东时，曾得到《郑谱》。其中从“周公致太平”以上的部分不完整，于是用孔颖达《正义》中所载的诗谱补全，又为它作了序；景初所藏的本子非常完整。景初曾借给并州的牛景胜，如今竟然把我的本子弄丢了。旧时传说，翰林学士起草制诰，常常被宰相驳回，命令改写，这叫作“吃鞋底”。枢密学士张公奎曾说，他前些时候因病请假，病愈后入朝，在便殿答对。仁宗问他因为什么得病。张公说是因为吃馒头。仁宗说：“这东西难道能多吃吗？”我听到这个说法后，此后每当在气血通畅时进食，就没有什么不适；如果不是这样，就整天感到不平和。如今渐渐进入老年，写下这些话来警戒自己。欧阳永叔和刘原甫说新制定的茶法不方便，请求另立法令。富郑公上前说：“近来刚刚停止茶叶专卖，改革实行了二百多年的弊病旧法，不可能没有一些小的不适当之处，只须略加整顿就可以了。这就像人患大病刚刚痊愈，必须用粥食和汤药来调养，随后就会恢复平复。”仁宗点头表示同意。丁谓曾说：“唐明皇时，有异人说，醮席中的乳香一出现，神灵就都离开了，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今天，令人迷惑。”真宗在位时，我亲自听到圣上的训示，何况乳香是用来奉祀高真上帝的，百神都不敢承受。如今士大夫家祭祀多用湿香，也是遵循从前的说法。文相在西京住宅旁边修建庙宇，曾说要采用长安杜岐公家庙的制度，并且缩小一尺，高度建成四间两徘徊。宋敏求学士熟悉典故，说规模太过狭窄，可以建成七间。文相于是画了一份杜岐公家庙的图样给他看，说这就是古代的制度，如今只保存有杜氏家庙罢了。治平年间，我任金陵太守，到任几个月后，因修缮官署西边的廊屋，向地下挖了几尺，得到一缶装满的水银。询问这块地，原来是南唐宫人梳洗楼的旧基址。难道不是弃置的铅粉脂水积聚而成的吗？富郑公曾和我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富公说：“大体而言，朝廷必须多任用贤人，少任用小人，这样差不多才能治理好国家。譬如患病的人，元气已经虚弱，邪气已经很盛，暂且用平和的汤剂扶持他就可以了；如果立即服用疏通攻下的药，怎么能保证他活下来呢？等到元气渐渐充实、邪气渐渐退去，即使让他服用药性猛烈、使人眩晕的药，也没有什么妨害。元气，就是贤人；邪气，就是小人。让贤人多、小人少，然后才可以努力推行治道。” 郑公又说：“人们曾经劝我破格提拔任用贤士大夫，等到朝廷提拔任用的人偶然没有涉及自己时，又出来发表议论。”我回答说：“人们往往只根据个人的得失来观察朝廷，不能根据天下的得失来观察朝廷。”郑公认为这是知晓事理的言论。士熙道在建中年间，曾听见有人议论法令条文，便说：“法令繁多，而君权卑弱。”又看见张宗益上奏谈白气灾异之事，便说：“这是不合经义的言论。” 王素任谏官时，说李淑奸邪。范希文在政府中说：“李淑年少，可惜因为这件事留下污点。”司法官议论判处官员时，只务求严酷，自以为严酷就不会获罪；如果稍微放宽一些，就担心别人怀疑自己徇私。台官进言论事，只务求搜取别人的罪恶，根本不顾国家治理的体统如何。他们自以为如果顾惜治体，就近于没有尽到职守。这两种人都只顾自身的计谋，而忘却至公之道，对国家没有益处。司法官破坏法律，已经三十年了。从前进入大理寺任职的人，都是外任官员；如果没有上位者推荐，就没有办法改任其他官职，所以往往背诵法律书籍，谋求通过考试。判案援引法律，幸而考中选取的，并没有其他才能见识，只是拘泥于法律文字，把法令解释得过于严酷罢了。后来朝廷既放宽了误判无罪者的处罚，又逐渐任用儒士，才开始渐渐知道法律中的弊病。何剡以待制兼任门下封驳事。嘉祐年间举行祫享以后，王达又任知金州，中官武继隆又任防御使，阎士良又任鄜延兵马钤辖，这些诰敕都被留下，缴送中书省。从前掌管封驳的机构只是名义存在，职权并不振作；如今何剡使这一职务振作起来了。千乘县大王桥东北约一舍的地方，有一位野居儒生，人们忘了他的姓名。熙宁九年时，他自称九十九岁，身材高大，健康安宁非同寻常，并且说人都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这是上天赐予的寿命。我认为，超过上天所规定的寿命之后所得到的长寿，是我的功行所造成的；我将要游历西蜀、江南，观赏山水胜景，何况筋力还可以每天行走百里。过了两年，果然听说他出游了。元丰元年，泰州有个叫姜延贵的人，九十六岁。他有孙子和曾孙，都考中进士，而玄孙姜太也正在学习进士业，这是世上罕见的事情。待制张昷之任河北都转运使时，按照规定，保州部署以下的一将兵士应当轮番守边，每次派遣出发都要请求银鞋钱；而知州所辖的一将兵士从未被派出，所以张昷之便让他们交替出戍，希望能够均衡。那些凶恶的人因此制造事端而叛乱，奉供官监务韦贵为首领，田况从真定前来招降。张昷之赞成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以警戒后来的人。王沂公任大名府知府时，一天迎接赦书。有两支禁军互相憎恨嫉妒，其中一支指挥在左边摆弄门闩，转动门闩时，因而击中右边的一名指挥，两人都死了。王沂公秘密命令上报，判决说：“押赴市曹处斩，完毕后上奏。”当时在座的宾客和许多人都不知道。到了第二天，右边那支指挥中的一人控告左边的指挥另有其他事情。王沂公见他喝了酒，就命令验看。于是决脊，发配春州，不久两军才安定下来。

译张昪字果卿，嘉祐二年夏天，返回北方，奉命索求圣上的仪容图像。张昪见到北主，说前次来时皇帝曾经把御容带来。在南朝看来，这只是代替双方相见罢了。如今既然已经称为（阙），就必须由我国君主重新绘制仪容；如果北方离去，南朝一定会送来圣范。因为前次是兄弟关系，所以弟弟先送；如今是伯侄关系，侄子应当先送，伯父随后答复，这样先后次序才合乎礼法。最终北主听从了他的建议。富相说老人星出现，把此事送交史馆处理不合适，请求依照古制送交学士院，并命令文武百官祝贺。庆历年间，文彦博和杜祁公都在枢密院任职。文彦博看见杜祁公按照条例办事，便说：“这只是寒士修身的办法罢了。我虽然是晚辈，也不敢不把天下大事放在心上。” 狄青善于采用不满一千人的战法，大概只是选择精锐而敢于死战的人罢了。景思忠的父亲历任都官员外郎，景祐年间在庆州撰写《边臣要略》二十卷，详细说明“元昊一定会成为边境祸患”。康定元年，他的父亲任成州知州，元昊果然出兵，大举侵扰延安。当时景思忠的父亲又进献《平戎议》三卷，因而改任左藏库使。南京故李龙图纮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长子叫黄中，次子叫象中。嘉定二年，两人同时考中进士。嘉定三年，象中因贪赃过度，被拘管在南方；当时黄中任濵州通判，也因公事牵连而被弹劾。朝廷派御史丁翊前往审查，而黄中已经去世。由此可见，双胞胎出生时相同，后来遭遇的祸福也不很相同。陈恕任三司使时，曾说三司之中，最难的是开始支用钱财，因为一旦开始支用，就没有理由停止，所以不能不谨慎。士熙道掌管三司商税案时说，天下各地的商税钱每年有二千二百万贯。自嘉祐三年以后，每年只能收到七百万贯，每年亏少一千五百万贯。度支外郎范祥制定了“置解盐事”的制度。从前，沿边地区让客商缴纳斛斗粮食，或制造橹楼之类的物品（瓦木等材料），凡价值六贯，就发给解盐一席。范祥于是制定边地办法：客商缴纳后，一律按现钱计算，钱六贯，仍旧发给一席解盐。客商得到一席盐，可以卖得十贯；边地则用现钱从官府买物，这样既使客商获利，也便利了解盐运输。每年三十四万席，可得钱二百万贯。嘉祐四年改制定为置解盐使。兴州济众监每年铸钱七万多贯。近来张方平从益州入朝掌管财计，因而将课额减去一半，嘉州监也减去一半；只有卭州监仍照旧，因为两川钱重物轻，也想减去一半。后来钱逐渐减少而物价又想变轻，所以川中三监都铸钱。嘉祐四年冬，夏国谅祚的母亲被夏国人杀死，她就是元昊的妻子。她的舅父没臧掌握政权，有个叫漫咩的人，官位高于没臧，但势力反而在没臧之下，于是杀死了没臧。谅祚肆意行不道之事，淫乱放纵，游猎嬉游，没有片刻稍停，又侵犯邻国。唃厮啰有个小儿子叫董毡，最被称为桀骜狡黠，苦于谅祚侵犯自己，于是同契丹结亲。谅祚害怕两国夹攻，便前来中原朝见，请求娶公主，想结成援助关系以巩固自己。请求没有得到允许后，他便口出狂言，想和中国相抗，还要求熟户。嘉祐七年，西夏人来庆贺正旦。西夏大首领祖儒嵬，名叫聿正；副首领枢铭靳允中（“祖儒”“枢铭”是西夏较高的官称，姓嵬，名聿正），他们所带来贸易的安息香、玉、金、精石之类，约值八万贯。由于估价太低，他们将要返回。其余的碙砂、琥珀、甘草之类，虽然价格也低，却全都卖完了。设置罗帛的旧定价标准太高，都是由所管的内臣一同执行，人人抬高或压低价格，致使远方来的人亏损（“大”字存疑）。这些人到来庆贺圣节时，就不再带安息香之类，只带了价值六万贯的货物。偃师县有一件先朝旧事：在皇帝上陵的日子，百姓献上两株松树，皇帝亲自用金箆将它们栽在驿舍东西两廊的前面，于是便称为双松驿。一穗麦有六十粒，一穗禾有三千粒，称为大有年。凡是一穗，都应当有这样的数目。李言说，里巷中的平民有人因为这些是非互相争辩，忧虑别人不能知道自己的长处。旁边有同伴说：“你说这些，何必这样呢？你没听说过市场上的药物吗？有的药药性良好，有的药药性有毒，有的药药性寒，有的药药性热；然而药物不能自己说话，人们却已经熟悉它们，尝过之后，就说某药良、毒、寒、热。你只管行善，那么人们也会像称说药物一样称赞你。”那人默默地接受了教诲。我认为这话虽然浅陋，却有道理，所以记录下来。元丰二年，河朔、京东一带正逢年成歉收，我任青社长官。南山中有土石化成面粉，可以制作饼和糕饵，里面没有多少沙砾，每天有几千人去取它；因而很多濒临饿死的人得以活命，于是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朝廷下诏，准许装在匣中进献。这是上天救助困苦病弱之人，前代很少听说过这样的事。江南的徐熙画鱼画得很好。关中的许道宁画山水，很像青州的李成。李成是谏议李宥的祖先，是宋太宗时期的人。馆中有个蜀人黄筌，画白兔画得很好。大概是因为孟昶属兔，每逢他的生日，黄筌就画白兔进献。青州龙兴寺天宫院的石柱上，有韩熙载的墨迹。王子融任益都县令时，准备派工匠把它刻下来；他的兄长沂公阻止他说：“这是近似真迹的墨迹，很难得。”元丰年间，我代理任该州长官，推官汪衍担心墨迹不能长久保存，于是便把它刻了下来。后来，我和汪衍一同听张择宾郎中说起沂公阻止此事，因而很遗憾没有把它摹刻在别的石头上。徂徕山在泰山东南，四周环绕，远望过去，山势宽广厚大而均匀；人们说它有往来之势，所以称为徂徕。海州的朐山，民间说朐山戴帽就要下雨，大概是说云气从山中升起，覆盖在山顶上，这是下雨的征兆。吃很热的东西，例如热汤之类，会使人的耳中和脑中多有鸣响。邵良佐出使夏国。到了昊贼那里，他对一位大臣说：“如今这样用兵，就像富人和穷人赌博。穷人只应当常常取胜；如果让富人取胜，穷人必然会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