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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清代罗惇曧 同治十年，西域回部发生叛乱。俄国人因为与该地接壤，借口代为守卫，出兵占领伊犁全境，并设置官员进行治理。当时新疆正遭扰乱，清廷正在用兵，无暇追问俄国。到了光绪四年，回部叛乱平定。光绪五年四月，任命吏部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朝廷商议索回伊犁。于是任命崇厚为全权大臣，允许他临机处置。不久又转任左都御史。崇厚既然不懂外交事务，只是奉朝廷命令索还伊犁。俄国人只答应归还伊犁，其他条件都没有考虑，于是同他们订立了十八条新约。第六款说：“俄国既然归还伊犁，中国愿意给俄国白银五百万罗布。”第七款说：“伊犁既然归还中国，中国应把可西河以西、丽山以南直到底克斯河的土地全部让给俄国。”第十款说：“除喀什噶尔和库伦两地已经按照先前订立的和约由俄国设有领事外，现议定在嘉峪关、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库车各地，再分别设立领事。”第十二款说：“蒙古天山南路、天山北路等地，俄国商人的货物往来可以免交税。” 第十四款说：“凡是俄国商人把货物贩运到张家口、嘉峪关、天津、汉口等地的，可以经过同州府、西安府、汉中府各条道路；他们把中国货物运入俄国，也经过这些道路。”条约文本被咨送回国后，朝野都大为震惊。谕旨说：“如果按照所拟条约执行，所受损失已经很多，绝对不能实行。通商口岸既然增多，对华商的生计大有妨碍；一旦答应实行，就确实会受到损害。先答应下来以后再反悔，理亏仍在我国。应设法挽回，以维护全局。”修撰王仁堪、庶吉士盛昱接连上奏弹劾，朝廷官员情绪激昂，议论出兵作战。洗马张之洞上疏说：“新约十八条，其他暂且不论，其中最荒谬的有：例如陆路通商，从嘉峪关经过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的要害、荆楚的上游，都将被俄国占据。商贸据点一旦设立，枝蔓日益扩大，消息全部相通，边境将难以防守，腹地也已经失去，第一项不可答应。东三省是国家的根本，伯都讷、吉林是其中的精华；如果允许俄国人乘船到达那里，就等于任凭他们在东三省全境自由行动。陪京近在咫尺，肩背空虚单薄，这就会使绥芬河以西无缘无故地缩小二千里土地。况且允许在内河行船，是各国多年来要求却没有得到的事情；一旦允许俄国人这样做，其他国家也会相继效仿，这是第二项不可答应。朝廷不应争夺税收，而应体恤商民。如果准部、回部两部以及蒙古各盟任由俄国人贸易，全部免除税收，那么华商日益困窘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贫弱困苦的蒙古将徒然供俄国人盘剥，新疆巨额军饷也只会被用来替俄国人缓解运输负担。而且在张家口等内地开设商栈，逐步推广，势必启发俄国的侵略之心，使万里之内首尾相接，这是第三项不可答应。中国的屏障全在内蒙古和外蒙古，万里沙漠是限制夷狄的重大屏障。俄国人即使想侵犯边境，向北这一面总要费许多周折。如果整个蒙古都供他们役使，他们还会用重利引诱蒙古。一旦发生事情，消息很容易相通，屏障必然被撤除，蒙古还会成为他们的向导。这是第四项不可答应。条约载明，允许俄国修建三十六处卡伦，延绵范围十分广大。没有战事而商人往来，就会有说不尽的讥议；有战事而军队到来，就会有防御不完的困难。这是第五项不可答应。各国商人从来没有允许携带武器的先例。现在无缘无故地声明每人可以带一支枪，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有成百上千人结成群体，突然径直进入，那么究竟是军队还是商人，谁能分辨？这是第六项不可答应。俄国商人逃避商税，想尽各种办法；如果各国都希望同样获利，洋关税收每年必然减少数百万元。同治三年，新疆已经议定的边界，俄国又想向内侵入，截断我国进入城内的道路。新疆的形势是，北路荒凉，南城富庶；却去争夺贫瘠之地，放弃肥沃之地，追求虚名，承受实际祸患。这是第七项不可答应。伊犁、达尔布、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嘉峪关等地都允许设置领事官，那么西域全境就会完全落入俄国控制。有洋兵就会有洋商，有洋商就会有洋兵。起初是夺取我国的权势，接着就会反客为主，逐渐发展到他们有官员而我国没有官员，他们有军队而我国没有军队。况且各国通例，只有沿海口岸才准许外国设置领事。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嘉峪关，都是我国境内。今天俄国开了先例，如果各国援引这个先例，把洋官遍布十八省腹地，那将来又如何处置？这是第九项不可答应。名义上说归还伊犁，但在三省山岭以内、卡伦以外，俄国仍然照旧盘踞。他们居高临下，占据险要，险要之地已经失去了。割让霍尔果斯以西、格尔海岛以北的土地，使屯垦没有区域、游牧没有地方，地利也完全丧失。金顶寺又成了俄国人的商铺，现已约定俄国人的产业不再交还。这样一来，从伊犁向东的道路必然要穿过俄国的巢穴，出路断绝。剩下的少数百姓，他们一定会全部迁走，人民就空了。抛弃二百八十万有用的财物，换取一个没有险阻、没有地利、没有出路、没有人民的伊犁，要它有什么用？这是第十项不可答应。俄国人的要求，可以说是极其贪婪、极其蛮横；崇厚的答应，可以说是极其愚蠢、极其荒谬。皇太后、皇上大为震怒，派遣使臣，交付廷臣议论，可以说是极其明智、极其果断。上至枢臣、总署、王大臣，下至各部门的官员，人人都知道这件事不可行；之所以不敢公开提出修改，是确实害怕一旦改约，或许会招致祸端。然而臣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必须修改这个议议，不能做到无事；不修改这个议议，就无法治理国家。请允许臣说明修改条约的办法，其要点有四：一是决策果断，二是气势旺盛，三是道理充分，四是谋划周密。什么叫决策果断？没有道理的条约，是使臣擅自答应的，朝廷从未答应。崇厚误国媚敌，擅自答应、擅自回来，国人都说他该杀。

译臣恭敬地希望将他逮捕交给刑部，明正典刑。治办使臣的罪，就可以堵住俄国人的嘴。按照万国公法，既有不准违背训令、越权办事的规定，又有使臣虽执有全权、但是否批准仍在朝廷的条文，正好与崇厚不遵守密函、不请示谕旨的罪行相合。耆英案件的处理，已有明确的成法。因此坚决诛办崇厚，就是决策果断。什么叫气势旺盛？俄国人欺负我国使臣软弱懦怯，逼迫威胁他签押，想以一份补偿换取百份利益，贪心仍未满足。没有想到俄罗斯这个大国，竟然会做出这种事！不但中国人愤怒，就是四海周边各国，也一定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正当。至于俄国使臣不等条约确定就声明回国，外国也没有这种先例。何况凯汤德只是署理公使，怎么能径自回国？这显然是恐吓。情势已经很清楚，完全可以听任他去留，不必过问。不如明确颁布谕旨，把俄国人的不公平以及臣民共同议定不愿接受的理由，向中外公布，并行文各国，评判其中的是非曲直。同时嘱咐各国，把我国在国家情理上都做到周全的地方刊登在报纸上。明确命令边臣整顿准备，以待事变。根据众怒难犯的情势，坚持绝不可答应的意志。俄国虽然强大，自从同土耳其苦战以来，军队疲惫、财力枯竭，臣属离心，百姓怨恨。近来听说他们的国君曾防备有人行刺；如果他们再背弃盟约、侵犯正理，图谋远征而劳民伤财，必定还会发生内部祸乱，很快就会自取灭亡，哪里还能危害别人？所以把这些情况明确告知中外，就是气势旺盛。什么叫道理充分？各种要挟，都是由伊犁引起的。如果完全按照新约执行，得到的只是“伊犁”二字的虚名，失去的却是新疆二万里的实际土地；而且每年还必须耗费五百万军饷，供边疆军队防守、筑城、开屯使用。这样，有新疆还不如没有新疆。索要伊犁却把俄国提出的条件全部拒绝，理亏就在我国；放弃伊犁却仍然肆意责难，理亏就在俄国。何况使臣虽然签了押，还没有得到皇帝批示答复，就像文书还没有歃血为盟一样，哪里足以作为凭据？俄国人理屈词穷，怎么能借此挑起事端？所以暂缓收回伊犁，便是道理充分。什么叫谋划周密？如果俄国讲信义，战争可以不发生；如果俄国一定要背弃公法、放弃和好，那么应当大致从三路设防：一是新疆，一是吉林，一是天津。左宗棠凭借屡次胜利的威势，军队一向强劲；金顺、刘锦棠、锡纶、张曜也都是战将，以逸待劳，俄国必败。截断他们的退路，他们将一辆车轮也不能返回。如果从吉林边地出兵，辽东山谷密集，而那里距离俄国二万余里。俄军孤军深入，粮饷供应艰难，不能充分使用兵力。应特别选拔兼具文武才干的将帅，授予他们重大权力，供给军饷，并划分南洋、北洋海防经费作为经营东三省的资金。命令左宗棠、金顺从隶属东三省且懂军事的将官中选取数人，迅速前来听候任用。招集索伦、赫津打牲的民众，训练成军；这些人素来雄健勇猛，习惯同俄国人作战，一定能够制胜。即使稍有挫败，只要坚守数月，俄军也必然放弃离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但俄国军舰受英法公例限制，向来不能驶出地中海。即使强行用商船装载军队前来，也不能同西洋的铁甲等舰船相比。李鸿章功勋很高，肩负重任，每年耗费数百万元来制造机器、供养淮军，正是为了今天；如果连一战也不能进行，还要重臣做什么？恭请严厉命令李鸿章，告诫他计划不得中途改变，责任不可推卸，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的新式方法增建炮台。战胜就以公侯爵位奖赏，战败就加以不可预测的罪罚。假使拿赎回伊犁的二百八十万两银子，雇用招募西洋精兵，也一定能够为我所用。俄国蚕食新疆、吞并浩罕，意图从印度的背后进攻；这不只是我国的祸患，也是英国的忧患。如果李鸿章能够明白英、俄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按道理应当同英国共同仇视俄国。近来立有战功的老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有的已经回籍，有的仍在任，应酌情召来京城，全部让他们详细商议筹划策略，分别驻扎在京、通、津各站以及东三省，以防备意外。山中有猛虎，就应建立威势、消除祸患；所以修治武备，就是谋划周密。臣并非敢于发表迂阔议论、高谈阔论，而是把国家大局当作孤注一掷之事。只是深切观察事势，形势一天比一天艰难。西洋扰乱我国政权，东洋图谋打开我国疆界，如今俄国又故意挑起事端；如果再忍让下去，从此各国接连逼迫而来，直到忍无可忍、让无可让时，又将怎么办？无论我国抵御俄国，本来就占有充分道理；即使发生战场上的战争，胜负利钝也没有定数，但臣料想俄国即使作战，也不能越过嘉峪关；即使取胜，也不能逼近宁古塔，终究不会牵动全局而长期拖延，军队停滞、粮食匮乏，形势自然会陷入困境，有什么可怕的？既然如此，趁现在决一胜负，正是中国强弱转变的时机，也是人才盛衰的关键。此时的猛将谋臣，完全足以打一仗。如果再过几年，左宗棠即使还在，也已经衰老；李鸿章虽未衰老，也将年老；精锐力量全部消耗殆尽，想作战也不能作战。到那时俄国将在东面筑城，在西面屯兵，在北面设置商栈，在口内外交通要道纵横建立据点，并逼迫朝鲜。现在不在藩篱处抵御他们，等到将来在庭户之内同他们作战，后悔又哪里来得及？总而言之，武备这件事，修改议约应当准备，不修改议约也应当准备；伊犁这件事，修改议约应当缓办，不修改议约也应当缓办；崇厚这个人，修改议约应当诛办，不修改议约也应当诛办。这是中外群臣的共同意见，不是臣一个人的私见。独自谋划在疆臣，激发士气在百官，据理力争在总理衙门，最终独断决策并始终坚持，则在我皇太后、皇上。奏章送入后，谕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林院、詹事府以及科道官员议论上奏。当时正逢下诏征求意见，士气奋发；又赶上回部荡平，士大夫多认为军队可以使用，于是争相主张同俄国作战。尚书万青藜，侍郎长叙、钱宝廉，司业周德润，少詹事宝廷、中允张楷，给事中郭从矩、余上华、吴镇、胡聘之，御史孔宪谷、黄元善、田翰墀、邓承修，员外郎张华奎、赞善、高万鹏，御史邓庆麟，侍读乌拉布、王先谦，编修于荫霖，御史叶荫▯，肃亲王隆{勤心}，检讨周冠，员外郎陈福绶，接连上奏陈述意见，其中大半主张作战。

译谕令将这些奏章一并交付议论，并命醇亲王奕讠▯一同参与议论后上奏。崇厚没有等候朝廷命令，擅自回到京城，诏令剥夺他的官职并逮捕下狱，不久定为斩刑监候，朝廷内外都感到震惊。按照万国公法，没有全权订立条约而事后治罪使臣的规定。俄国声称将要决裂，想用武力逼迫威胁，务使条约一定成立。此时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正奉命出使英法，于是改命他出使俄国，另行议订条约。俄国军舰已经集中在辽海，于是命令沿边沿海备兵。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烟台、大连湾挑选战舰；命彭玉麟、李成谋挑选长江水师；命通政司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加授吴大▯三品卿衔，前往吉林帮办防务；从原籍起用刘铭传、鲍超、曹克忠，命令他们整治军队；并下诏征求将才。此前出使英国的大臣、侍郎郭嵩焘当时因病请假在籍，到此时上疏说：“左都御史崇厚在俄国订立了十八款条约，不考察山川险要的形势，不明白中外交往的事务，造成了种种贻误，已经无法追悔。然而西洋各国派遣使臣，彼此议定条约，原本应当由政府审核批准后实行。因此，这一案件批准或驳回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朝廷。凡是派往各国的使臣，遇到两国交涉的事情，都应责成他们办理。总理衙门只须谕令驻俄公使，转告俄国外部：《伊犁条约》暂缓批准，暂且听任俄军驻扎伊犁，等待继续议定。俄国人即使十分猖獗，也不能违背万国公法来满足自己的狂妄行径。暂且采取这个办法，可以稍稍遏制俄国人的意图，对我国也可以略有回旋余地。臣请求把前后事情统括起来，分别陈述：一是收回伊犁，应由甘肃总督核议。乾隆年间，平定准部、回部各部，在各城设置驻扎的兵丁；外面设置屯卡，同所属各部划分疆界。一百多年来，哈萨克、布鲁特等部日益衰弱，其土地大多被俄国侵占。俄国又向西消灭浩罕各部，同西域土地紧密相连。加上回疆叛乱二十多年，屯卡几乎全部毁弃。即使命令俄国交还伊犁一城，清理边界也极其费力，需要反复推求。陕甘总督左宗棠平日讲求地理之学，经营西域已经超过十年，对地势险要十分熟悉。收回伊犁并不是在数万里之外派遣一个使臣凭空议定的事情；臣所说的收回伊犁，应由甘肃总督核议，就是这个道理。二是派遣使臣议定归还伊犁，应当直接前往伊犁会同办理。俄国占据伊犁时，只以保护边界和商民为借口，原来的约定是中国平定西域后，仍然归还伊犁。因此收回伊犁，本来没有其他顾虑；只是担心俄国索取的军费太多，这就必须到伊犁考察情况，然后才能置议。左宗棠凭借战功平定西域，不肯接受以赎回伊犁为名的做法。选派大员议论办理，关键也就在这里。没有放弃伊犁、径直前往俄国议论的道理。即使议办已经有了头绪，需要派使臣到俄国订约，也必须从肃州取道伊犁，并且同左宗棠商定一切事务。臣在伦敦时，日本派遣使臣恩倭摩的到俄国，议换库页一岛，也就是所谓的虾夷岛。该岛争执了多年，才派使臣到俄国计议。那位使臣就是从库页岛直达黑龙江，取道伊犁，绕过乌拉岭前往俄国。因为水陆交通的险隘形势以及俄军兵力部署，不亲自考察就无法知道。俄国首领高福满驻扎在伊犁，同时统辖浩罕各部。他同崇厚商议归还伊犁时，却要把驻扎在伊犁的高福满调回俄国会同办理；这件事对中国关系极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里〕 而俄国人却进退都能获利，不受得失的牵累，并且像这样任劳任怨地核查事实。臣所说派使者去商议归还伊犁，应当直接前往伊犁会同办理，就是这个道理。第三，直接提出意见驳回《伊犁条约》。目前只能暂且听任俄军驻扎，按当时形势，绝不可能急速收回。臣考察天山南北两路之所以号称富饶，正是因为河道纵横、可以灌溉输水。俄国人占据的西伯利亚绵延一万多里，大多属于荒凉寒冷之地。近来他们侵夺塔什干、浩罕等部，蓄意经营。前些年臣看到俄国报纸，说他们的提督斯威哲尔探寻巴米尔郎格拉湖一带，报告说从喀拉库拉湖到阿克苏，有绵延不断的河流源头，深入俄国荒漠腹地，是历来人迹未到的地方，全国都因此相互庆贺。可见他们窥伺西域，蓄谋已经很深。伊犁一城尤其肥沃。从伊犁河以南，有哈尔海图，出产铜；有沙拉博和齐，出产铅；伊犁河北面的山有空鄂尔峨博，出产煤；有辟里箐，出产金；有索果，出产铁。过去河南设有铜厂、铅厂，并且靠近特克斯河，但办理很不得法。山北的煤铁各厂，则还没有开采。西洋人都把那里看作最肥沃的土地。伊犁设置的九座城，专门驻扎军队，肥沃富庶的地方全在河南和山北。向西到霍果斯，也设置了一座城，距离伊犁不到一百里。所设置的额尔齐齐罕等卡伦，都在五百里以外。如今划定霍尔果斯河归俄国人，那么伊犁河也被截去四分之三，五百多里范围内的屯卡也全都丢弃了。划定特克斯河归俄国人，那么原先设置的铜厂、铅厂也要与俄国人共有。特克斯河横贯天山以北，它的南面直接通到库车、拜城，南北声息往来都会受到阻隔。所设置的屯卡一直延伸到特克斯河源头，也全都要丢弃。塔尔巴哈台在伊犁东北方，距离还在千里以外，听说也有地方要划归俄国人。这样只留下孤悬一隅的伊犁一城，把它所有肥沃的地方都割让出去，名义上说是收回伊犁，实际上却是抛弃它。这时再来议定，和从前相比，困难要增加万倍。应当依据《万国公法》，由国家直接提出意见驳斥，不能再进行商议办理。现在如果放弃伊犁，和收回伊犁，形势都陷入两难。只有说明暂且允许俄军驻扎，以遏制他们趁机逞强的心思，同时仍从长远考虑、缓议此事，稍微留下日后谋划的余地，这样或许能使我们自己处在有余力的地位，也有余地来对待俄国人。

译臣所说直接议论并驳回《伊犁条约》、暂且听任俄国人驻扎，就是这个意思。第四，应当驻扎英、法两国公使，不宜派使者前往俄国。西洋各国彼此联络，各自根据本国国势的缓急轻重以及彼此的恩怨来决定行动尺度。数百年来，攻伐兼并，事变层出不穷。就目前的大势来说，英、法两国有私交，俄、德两国有私交，德国和法国的仇恨正深，英国和俄国尤其有累世的怨仇；各国心意所向或背离，以及喜怒好恶，也都因此发生变化。臣曾经说过，英法两国既然共用一名公使，俄德两国也应当共用一名公使。凡是派公使驻扎，不只是用一个虚名来沟通两国关系而已，实际上还负有维护国体的责任和商议处理事务的权力。派使者会议，应当在伊犁举行。至于双方难以沟通、彼此不肯退让的情形，应由驻俄公使把情况转达俄国朝廷，以维持平衡并分担责任。这也是《万国公法》所应当根据情理、通盘论述其要点的地方。像这样另行增派使臣，要求修改已经议定的条约，恐怕只会给俄国人留下借口，使他们更加放纵地施展胁迫手段。俄国报纸已经说《伊犁条约》是英国人挑拨而使中国反悔，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用心。臣所说应当驻扎英、法两国公使、不宜派使者前往俄国，就是这个意思。第五，议定崇厚的罪名。按照法律，本来没有专门适用的条文，也应当稍微参照《万国公法》办理。臣考察崇厚贻误国家，按照实际情由定罪，不能宽免。但推究他造成错误的原因：一是不了解地势的险要。比如霍尔果斯河靠近伊犁，特克斯河截断南北两路，这些情况在地图和地志中都有详细记载，但平时完全没有考察，俄国人只是口头讲解、用手比画，就直接利用这些来玩弄他。二是不辨事情轻重。他所关注的只是伊犁一城，所以把俄国人的种种要求都看得仿佛没有多大关系，却只害怕交还伊犁的事情稍有变动。三是心中畏惧俄国人的强盛，丧失了自己应当坚持的立场。臣奉命出使外国时，因为崇厚曾出使巴黎，便向他询问西洋各国的情形；他只谈船炮的情况和兵力的强大，认为这些值得畏惧。崇厚名义上懂得洋务，其实只是知道俄国可怕而已。他只知道对方的势力，却不知道处理事情的道理，因此办理洋务终究没有真正的心得。四是竭力坚持敷衍了事的办法，却忘记了这样做会造成祸害。臣在巴黎和崇厚见面，问他出使俄国应当怎样办理。他只说：伊犁是重要地方，怎么能不收回来呢？臣很为他把处理事务看得如此容易而感到奇怪，也看出他只是把收回伊犁作为名义，对于国家事务的利弊以及西洋情势的变化，全都不加考虑。所以臣常说，同西洋各国交往，也应当稍微通晓古今事务、中外形势，然后才能应付变化。因此，崇厚的罪过，人人都能知道，也都能谈论。但到了议定条约的时候，崇厚不能了解这些，参赞和随员也都不能了解这些。身处数万里之外，对一切情势几乎毫不知晓，只能听任俄国人的恐吓和欺骗，拱手答应而已。朝廷因为要驳回条约而加罪使臣，这是向已经议定条约的国家公开表示决裂，同时又给俄国人增加了借口，使他们反而有理由来施行要挟。崇厚家产富足有余，应当责令他报捐充作军饷，以赎其罪，不必急于施加刑罚，以免激怒俄国人。即使按照各国的公论，也可能有人援引此事来帮助俄国人壮大声势。臣所说议定崇厚罪名时，应当稍微参照《万国公法》办理，就是这个意思。第六，朝廷大臣主张作战，只是片面之见，亟应斟酌事理和形势的平衡，寻求自处之道，不要急于谈论用兵。臣考察自西洋各国制造祸患以来，我国一共三次用兵：广东是因为禁烟，宁波、天津是因为更换条约；都由于疆臣处置不当，以致祸患越来越深，拖延日久而越来越无计可施。然而当时中外双方的形势本来就极其悬殊，所有内情彼此都不了解，只是受到朝廷大臣议论的激发，愤然寻求打一仗的结果。到了今天，使者往来已经畅通，只要按照情理处理，自然有充分的余地。俄国人狡猾而想逞强，又远不是英、法等国那样专门以通商为事。一旦开启争端，祸患将无穷无尽。国家用兵三十年，财力耗尽，百姓困穷，实情和形势都已经显出窘迫；同道光、咸丰年间相比，气象又远为逊色。俄国人逐步蚕食各回部，拓展土地，在中国四周延伸一万多里，水陆都必须设防，力量实在有所不及。即使俄国人侵扰边界，也仍应据理驳斥他们，不要同他们交战争胜。何况只是为了伊犁一城，派使者同他们议定，应该驳准与否本来就应由朝廷决定。即使对方以兵力进行要挟，也可以根据事势的需要，从容地辨析论证，为什么要贸然炫耀武力、制造争端，以满足朝廷大臣的议论呢？臣所说朝廷大臣主张作战只是片面之见，就是这个意思。臣私下认为，国家办理洋务，应以把事情了结为原则，不应以制造争端、引发战争为名。名义一旦形成趋势，积重就很难挽回；即使稍微了解实情，也会被一时的气势所震慑，不敢提出不同意见。臣愚昧，只知道当前的急务本来不在于此。应当恳请下令驻俄使臣，转告俄国外部：伊犁一城是天山南北两路的关键，中国一定要收回。崇厚这次议定的条约，万万不能批准。至于俄军驻扎伊犁一事，暂时不必要求撤退。过去喀什噶尔曾经同俄国通商，是否应当照旧办理，由陕甘督臣左宗棠同俄国统兵大臣会商处理，以求妥善；不得轻易率先请求用兵，以致损害两国交谊。应当开诚布公，以正当言辞明白辩论，或许还能挽回万分之一。今后同俄国人交涉，也可以从这件事稍微摸到门径。此事关系大局，实在不是小事。臣以平庸愚昧之才奉命出使，表现无状，受到众口交相指责，几乎无地自容。多年以来，心力和精神都已耗损，疾病日益增加。臣在乡里居住超过一年，脚步从未迈出门户，自知衰病余生，再没有为国效犬马之劳的希望。但臣忧念时局艰难，加上崇厚昏庸，造成许多贻误，几乎到了无法补救的地步。臣粗略有所见，确实知道一时的公论对此一定会多有抵触。然而从事理上求证，按照史策考察，以国家的利弊衡量，再参照各国赞成或反对的情形，实在应当及早断然办理，以免枝节横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拖延的时间越久，议论就越繁多，也就越难处理。因此臣不避诋毁讥讽，最终还是甘愿保持沉默。谨此略微献上自己的愚诚，供圣明采择。”谕旨说：“郭嵩焘所奏，并不是没有见地。先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经奏明，将俄国条约逐项区别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不可以实行，并行文给曾纪泽，命他遵照办理。应当就已经议定的条约，权衡利害，作为辩论和改议的依据。只是考虑到俄国人贪得无厌，能否接受我方所划定的范围，实在不能确定。此时如果立即要求他们交还伊犁全境，而在分界、通商等各项上又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行动过于急迫，容易引发争端。如果只是往返辩论，也恐怕长久不能议定。曾纪泽前往俄国后，应当先把原议中关于交收伊犁的各项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关系中国利害、难以批准的原因，据理告知俄国人，看他们如何答复。如果他们以条约不获批准为理由，不能交还伊犁，也只能暂时缓议，把两方面的主张都搁置不论。但必须见机引导，使事情最后归结到这一点，这样就可以暂时把事情了结。只是不能先把这个意思透露出去，反而使对方得寸进尺，提出别的要求。至于旧约中的分界、通商事项，应该另行修订约章，本来就同交收伊犁的事情没有关系。等事情确定以后，再命左宗棠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分别办理。这一意思也可以告知俄国人。”曾纪泽已经接受使命，但还没有到达俄国。因为崇厚突然被拟定为大辟之刑，俄国人非常愤怒，担心交涉无法转圜，请求免除他的死罪。谕旨说：“崇厚违背训令、超越权限，所议定的条约有许多窒碍难行之处。经过朝廷大臣会议议定罪名，定为斩监候，确实是罪有应得。但近来听说外国舆论很认为中国要治崇厚的罪，关系到俄国的颜面。这绝不是朝廷的本意。中国同俄国和好已有二百余年，确实愿意始终不变，不失去友邦的情谊。崇厚奉命出使，对于中国必定不能实行的事情，没有向俄国详细明确地说明，只是含糊其辞地议定条约，这是他自取罪责。朝廷按照法律惩办他，是用中国的法律惩治中国的臣子，本来同俄国没有关系；只是担心相隔遥远，传闻到俄国后，他们不能深入了解中国办理此案的缘由，或许会因为误会而产生猜疑，难免有妨碍两国和睦。现在特意施加法外恩典，将崇厚暂时免去斩监候的罪名，仍然监禁。等曾纪泽到达俄国后，根据交涉办理的情形如何，再降谕旨。” 命曾纪泽将此事通知俄国，并告诉他们这是中国同俄国保持和好的依据。曾纪泽考虑到朝廷上的议论纷乱，担心轻率议论会引发争端，于是反复权衡形势，预先写成条陈。奏疏说：“伊犁一案，大体有三件事：一是分界，二是通商，三是赔款。筹划办理的办法也有三种：一是战，二是守，三是和。主张作战的人是左宗棠、金顺、刘锦棠等大臣，他们率领重兵驻在边境，凭借全胜的形势，不难一鼓作气攻取伊犁。这样说似乎也有道理。臣私下认为，伊犁地形险要，进攻困难而防守容易，主军安逸而客军劳苦。俄国人的坚甲利兵，并不是西部边疆的回部乱民所能相比的。大军踏入险地去侵犯强邻，简直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不敢说掌握了必胜的权力。不仅如此，伊犁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中国凭借兵力收回旧疆，并没有损害俄国；但一旦兵戎相见，后患才会长久。因此，即使侥幸收复伊犁，也只能算是战争的开端，不能说大功已经完成。俄国人凭借欺诈和武力，同泰西各国争夺霸长地位；他们把海军力量扩张到东方，其用意不过是想借伊犁开启争端。而他们所以要侵扰我国，本来就在东面而不在西面，在海上而不在陆上。我国中原的大难刚刚平定，创伤还没有恢复。海防刚开始创建，布置还不周全。将来的成效或许值得期待，但就眼下来说，臣认为抵御外侮、挫败敌人的办法，实在还不能立即做到有把握。何况东三省是我国的根本重地，向北延伸一带处处同俄国接壤，似乎有鞭长莫及的势态。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更是防备也防备不过来。有人或许说俄国国内多有内乱，他们的君臣无暇同我国为难。臣认为，俄国的内乱，实际上是因为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无业而逃亡的人很多。俄国的君臣常常喜欢边疆发生事端，借征伐的战争来消纳那些有意作乱的百姓。这是该国以混乱来平定混乱的霸术，也是西洋各国熟知的情况。凡是同它接壤的国家，因此防备更加严密、疑虑更加深重，只是从未听说有谁幸灾乐祸，因为原因就在这里。又有人或许说，联合欧洲各国，就足以使俄国人受到震慑、挫伤他们的气势。这本来是想把战国时代的旧说，重新用于今天的行动，却不知道今天东西各国的君主已经不是战国时代的君主，各国的政治也不是战国时代的政治。各国虽然不全是民主政体，但政务都由议院主持。军事方面的大事，尤其必须众人同心一致，才能取得成功。今天的使臣，即使有苏秦、张仪那样的辩才，有随何、陆贾那样的智慧，也不可能到各国的议院去逐一说服议员。即使让他们因可怒之事而激愤，因可欲之事而行动，一旦奋发起来，慨然相助；试想事情平定以后，又将用什么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呢？从前俄土战争时，英国人帮助土耳其抵抗俄国，在柏灵举行大会，正义的声望显赫；最终以正义开始，实际上却以利益结束，俄军还没有撤出边境，赛卜勒士一岛已经被列入英国人的版图。何况各国虽然表面和好、内心猜忌，彼此不能相容，但对于中华，却仍有联合起来谋取我国的势态。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国家获利，各国都能得到好处。他们正接连不断、虎视眈眈地环伺各方，尚且忙不过来，哪里肯公然违背公法，派出一支军队来帮助我国？所以，主张作战这一说法，如今本来就难以谈论。主张防守的人则说，伊犁边境不过是一隅之地，多给金钱、多给通商利益来换取它，这样得到边境土地却使腹心地区崩溃；不如放弃它，也足以守住我国原有的土地。臣敬思，我朝自开国以来，经营西域已经到了极点。康熙、雍正年间，运送军饷、屯驻军队，一面作战一面防守，边疆百姓不得安居，中原也承受不尽的劳苦和疲敝。

译而我朝圣祖、世宗不惜动用天下的力量来征讨，实在是因为西域没有平定，百姓始终不能休息。到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平定，西部边疆从此可以安睡，腹地也得以休养。因此，伊犁这一隅本来就是中国的腹地要地，并不只是西域的门户。只就西域来说，英法人认为伊犁全境是中国镇守新疆的一座大炮台。仔细考察形势，这确实不是虚言。如今如果把伊犁整个放弃，新疆怎么办！大局又怎么办！主张放弃的人又说，这是暂且舒缓我国的力量，以等待日后谋划。那么左宗棠等人的军队，是要召回他们吗？还是任由他们在边境上逍遥驻留？如果召回他们，而边界还没有明确划定，边疆很难保证没有事端。假如有紧急情况，不仅仓促之间无法应变，即使临时招集军队也会很困难。任由他们长期留下，那么运输军饷浩大繁多，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如果每年耗费很多而最终确实有用，倒还可以；若竭尽天下力量，把重兵投入西部边疆，时间一久，双方相持的形势逐渐发生变化，掌兵的人不再是原来的人，将帅的筹划不同，士兵的勤惰也不一致，实在恐怕白白耗费军饷，最终仍然没有用处。这样一来，海防的规模也无法逐步扩充，贻误实在很大。这本来就是朝廷大臣和边疆大臣如今应当妥善筹划全局的事情，不能把它看作日后的事情而忽视。我皇太后、皇上怜悯遗民，不忍让他们再次遭受荼毒，派遣微臣，希望设法保全二百年来的和平局面。因此，微臣今天所要辩论的，仍不外乎分界、通商、偿款三件大事。这三件事中，偿款本来是较小的一项。即使就分界和通商而言，通商一项似乎也比划分边界稍轻。查考西洋订立条约的惯例有两种：一种是始终遵守、不可更改，另一种是可以随时修改。始终遵守、不可更改的，就是分界。分界不可能使双方都得到好处，这边得到好处，那边就会受损。因此订约时格外慎重而艰难。可以随时修改的，就是通商。通商的利弊，事先无法预料；有的要等开办后才显露端倪，有的开办后才看出利弊，有的双方都有好处，有的双方互有损益，有的只使一方受损，有的双方都受损。因此订约时，一定要商定每隔若干年修改一次，以便保留利益而除去弊端。中国自从同西洋订约以来，每逢修约之年，有关公使等人总是想方设法加以要挟，好像所谓数年修改一次的规定，专门为他们留下无穷的余地，对中华却毫无利益。其实，他们施加于我们的措施，我们本来也可以反过来施加于他们。只要确实了解通商的利弊，斟酌国际公法是否公平，那么条约中的不善之处，正可以依靠修改条文，留待日后挽回，当然不能让他们独占其中的利益。俄约经过崇厚议定，中国确实明显受到了损失。然而，如果一定要在一时之间把全部内容都改掉，那么即使对象是西洋最小、最弱的国家，恐怕也难以使其完全接受我方的范围。俄国人强悍骄横而又狡诈，即使无端也会兴风作浪；如今我方已经订立的条约，忽然说要推翻改易，却又不给他们另留一条途径作为转圜之路，设身处地替中国人想一想，似乎也很难让他们低头顺从。臣愚见认为，既然分界属于永久确定的局面，就应当以坚定的意志坚持到底，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只应对其中过分严重的部分酌情加以改易，其余似乎应当权宜允准，并采用李鸿章关于立法和用人的主张来补救。如果还有不完善之处，就留待日后修改。得失即使暂时还不公平，双方也应相互迁就，这样或许最终可以保全和平局面，不至于立即决裂。但仍须从容辩论，表面上虚与周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议定。俄约是否准许或驳回，应当经过朝廷大臣分别奏明；而臣还没有到达俄都，就先提出通融的主张，未免显得畏缩，以致舆论沸腾。不过臣私下思考，既然奉行已经确定的方针，只需责成臣传达两国的言语，列举应当驳斥和应当接受的条款，反复辩论并竭力争取，事情的成败，臣不敢预知。臣的这一责任，比起臣个人的谋划来说反而较轻。臣伏念自己世代蒙受国恩，侥幸跻身卿贰之列，即使身处事外，只要略有一点见识，也应当竭尽所知，像樵夫献策一样进献意见，以备采择。何况既然承担了使臣职务，责任所在，岂敢缄默唯唯诺诺，草率行事，自己躲避嫌疑的责难，却使皇上日夜忧劳。臣所战战兢兢、过分忧虑的是，恐怕朝廷大臣所议定的方案，除偿款以外，通商、分界各条都要逐条驳回修改。参与议论的人固然认为这属于光明平正的办法，是堂堂正正的言辞；然而只讲原则而不讲权变，只论道理而不考虑形势，俄国人必然不会接受，这一点不用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这样一来，日后的事情不外乎三条路：第一，俄国人不答应，就声称他们干犯中国，宣布其罪状并出兵讨伐，这是战争的主张。朝廷自有取胜的谋略，不是使臣敢于议论的。第二，俄国人不答应，就暂时放弃伊犁，把这件事搁置不论，这是守的主张。也就是说，边界丝毫不能让步，而整个疆域反倒可以全部让出，臣也不敢认为这是对的。第三，俄国人不答应，然后把目前驳斥的内容逐步酌情允准，委曲求全，这是和的主张。这样看来，目前的驳斥，只不过是姑且迎合我国的公论，暂作尝试而已；尝试不成功，便再答应他们。这是市井卖货时抬高价格的手段，不是圣朝用来敦厚信义、驾驭远人的办法。俄国人本来就以夸张欺诈为能事，如果此时逐条驳改，日后又不得已逐条答应，就会进一步助长他们狡猾诡诈的谋划，也会使西洋各国因此产生觊觎之心。实在恐怕这次伊犁约章所能挽回的东西很少，而从此以后中外交涉的事务，争论会一天比一天增多。因此臣说，分界问题应当以百折不回的力量争取到底；通商各条则应当权宜允准，是因为无论准许还是驳回，都贵在有确定而不改变的谋划，不要导致日后被形势所迫，又出现先驳斥后准许的条款。这是臣愚昧的见解。事情如此重大，本来不是一个人的见解所能全面了解的。请下旨命总理衙门、王大臣以及大学士、六部、九卿中原先参与议论的诸臣，详细斟酌审核。臣到了俄都之后，只说中俄两国和好多年，无论有没有伊犁这件案子，都应当派遣使臣表达诚意。

译这次奉旨前来，就是要把它作为两国真心和好的依据。至于辩论公事、传达言语，本来就是公使的职分，等收到我国的文书后，再秉持公正进行商议，如此等等。这样措辞，进入俄国境内后或许不至于立即遭到拒绝。至于约章应当如何辩论，按原先参与议论的诸臣此时必定已经奏明应准应驳之处，并通知臣知悉；只是军国大政，关系实在非同小可，似乎不妨再三详细审议，力求更加完善。应当等朝廷大臣详细商定以后，由总理衙门咨文通知臣，臣才敢同俄国以平和的态度争论。如果臣所主张的力争分界、酌情允准通商的意见稍有可取之处，那么朝廷诸臣自然会考察研究得十分详尽，斟酌妥善后才确定应准应驳的条款。即使臣的意见完全没有道理，通商各条必须全部驳回，臣等接到总理衙门的文书后，自然会谨慎按照指示驳斥的条款，逐条争辩。臣自知才能低下，只能勉力奔走效劳，处在这样的艰难局势中，更显得竭尽全力也很困顿。只有谨遵圣上不激进也不随便附和的训示，竭尽愚诚，希望取得哪怕一尺一寸的微小功劳，稍稍维持大局。”又上奏说：“臣于光绪六年四月十七日收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密电说：‘到达俄国后，先告知他们条约难以准行的原因；如果因为条约不能批准而不归还伊犁，大可以同意暂缓。如果能把崇厚所议的内容全部作罢论，就可以暂时了结此事。意图就在于以此作为归宿。只是不要先透露旧约，通商、分界等事留待以后商办，也可以告知他们。初五日有寄谕，先发电报听闻。’等语。臣回电说：‘暂缓索还伊犁，是最后的一着，必须说明这是暂时缓办，不是直接让出。这也是西方的惯例。’等语，电已发出。臣私下考虑，俄国人趁着我方要求归还伊犁而肆意要挟，索要越急，他们的要挟就越多；暂时搁置不论，本来就是权衡利害轻重，同时明确断绝他们觊觎之心。查考西洋各国，常有因辩论事务而两国相持、无法公平解决，又不愿轻易用兵，于是通知有关国家，并向各同盟国发布公告说：‘某件事情本国尚未同意，特意因为不愿用兵，暂且缓议。’英国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普噜太司特’。无论是强横无理的国家，只要看到‘▯普噜太司特’文书，就应当把所议之事作为暂缓处理。所谓暂缓，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数十年，并没有期限；遇到机会，仍然可以把以前的事情提出来商议。这本来就是西方人办理交涉事务的惯例。而中国在伊犁、琉球等案件中，也都可以仿照这种办法办理。臣权衡认为，伊犁边界不能稍有让步、但整个境内却可以全部让出，这一点令人怀疑。如果采用‘▯普噜太司特’的办法，自然可以避免被指责为放弃土地。只是伊犁这一地区确实是我国要地，暂时搁置不论，终究还是没有了结的案件。何况旧约中还有通商、分界等事项悬而未决。因此，暂时搁置伊犁，而争论仍不能立即停止，是因为我国本来就处于万难立即停息争论的形势。臣愚见认为，可以暂缓索取伊犁，姑且废止崇厚所订的条约。总理衙门所说意在以此作为归宿，显然专门是针对当前局势而言。至于将来的归宿，似乎仍应办到限制贸易，使通商稍微扩大。只有伊犁全境归还，才算真正了结此事。臣没有前往俄都，并不是受到俄国人的挟制，妄自提出通融的主张；只是揣度敌情，熟察时势，略有所得，不敢不说。请下旨命原先参与议论的诸臣妥善议定后具奏。臣到达俄都以后，就应当谨守奏定的应准应驳条款，▯▯固执，不敢轻率提出意见，也不敢擅自答应什么。即使啮雪吞毡，也要坚持到不屈服为止。”谕旨说：“伊犁是中国的土地，从前俄国人只说是代为收取、代为守护，还不敢公然承认侵占之名。中国一向向他们索还旧疆，本来就是名正言顺。至于通商一事，自然应当权衡利害轻重，加以限制。那些必定不能实行的事情，也不能迁就应付，以致留下后患。该少卿应当就原约各项条款，妥善谨慎地办理。如果有应当酌情变通的地方，仍应随时观察情形，奏明请旨。”纪泽到了俄国后，俄方派遣前驻华使臣布策来华保全原约。纪泽请求俄国外交部命令布策返回，在俄京议论。于是同外交大臣吉尔斯、副大臣热梅尼以及布策多次会谈。俄方说：“既然已经签订全权条约，就不能再行商议。” 纪泽说：“崇厚所答应的内容，大大超出了朝廷旨意的范围，不能不酌情修改。” 俄方说：“中国治罪本国使臣，废弃已经订立的条约，违背公法。”纪泽说：“中国因为使臣失职、违背朝廷旨意，所以治他的罪，这与外国事务无关；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损害贵国的颜面，已经将他释放了。”俄方说：“中国整备军队，将会失去和平。” 纪泽说：“整备军队并不是因为俄国而起。” 俄方说：“中国既然准备战争，俄国就不得不派兵，祸端是由中国引起的。” 纪泽说：“中国也可以这样说，但两国正相互敦厚和睦，不应当说出这种话。” 俄方对纪泽说：“你不是全权使臣。” 纪泽说：“我是驻外使臣，是否有议订条约的权力，应以此为判断。” 等到俄方已经答应议谈后，纪泽所要求修改的内容实在很多。俄方说：“这同把条约全部废除一样，绝对不可以。”双方多次会谈，始终没有决定。俄方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纪泽请示朝廷，说：“伊犁本来就是我国要求索回的，如今条约谈不成，何不暂缓此事，留待日后再议。”朝廷答复说可以。纪泽既然这样提出后，俄方说：“既然不要求归还伊犁，请使臣签署条约作为凭信。” 纪泽说：“我只是暂时缓一缓，等贵国找到转圜的办法；各国本来就有这样的先例。如果说是由我主动割让土地，我将怎样向我国人民交代？”俄方答应归还土地，但索要的赔偿非常过分。纪泽坚决拒绝。朝廷多次整备军队，俄方也多次诘问此事。纪泽说：“设置防务不是为了准备战争，实在很难中止。” 俄方说：“中国既然整备军队，我国就不能不设防，将来军费应当由中国承担。”纪泽说：“尚未交战就索要军费，古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如果一定要索取，那么中国宁可先打一仗，然后再赔偿；只是两国敦厚和睦二百余年，不应当出现这种情况。”俄方说：“中国不能守住伊犁，俄国代为守了十年，既然不感谢我们的恩德，连军费也还吝惜吗？”

译纪泽说：“俄国出于厚意归还伊犁，可以支付赔款，但不应称为军费。” 俄方说：“二五与十相比，又有什么可争辩的呢？”纪泽坚持认为不可以。过了很久，双方互相让步，于光绪七年正月议定条约二十款，专条一款，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款。按照崇厚原约收回伊犁土地，宽二百余里，长六百余里。纪泽又要求索取伊犁南境各处要隘，宽二百余里，长四百里。支付代守伊犁的费用及赔偿损失卢布九百万元。伊犁西边的土地归俄国管辖。自别珍岛山起，沿霍尔果尔斯河到该河流入伊犁河的汇流处，再渡过伊犁河向南到乌宗岛山、廓里札特村东边，再向南沿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规定的旧界，自奎峒山经过黑伊鲁特什河到萨乌岭，画一条直线，由分界大臣以此直线与旧界之间的地带酌情划定新界。俄国按照旧约，除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外，也准许在肃州（即嘉峪关）和吐鲁番两城设立领事。其余如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等到商务兴旺后再行继续议定。俄国人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蒙古各处以及各盟，无论已经设官还是尚未设官的地方，都准许贸易，不纳税。将来商务兴旺后再议定税收，到时就照章纳税。俄国商人贩运货物经陆路运入中国内地的，可以照旧经过张家口、通州，前往天津；也可以由天津运往其他口岸及中国内地，并准许在上述各处销售。俄国商人在上述各口岸及内地购买货物、运回本国的，也经过这些道路。并准许俄国商人前往肃州贸易，以关口为止。条约议定后，发电请示朝廷，朝廷予以允准。从光绪五年至六年冬十二月，和约得以订成，纪泽于是把自己经历的曲折情形分条详细陈述。奏疏说：“臣于七月二十三日，因为俄国派遣使臣进京议事，已经专门上折奏明在案。八月十三日，接到电旨：‘着令遵照先后电旨进行商议，以维护大局。’第二天又接到电旨：‘俄国一天天逼迫得更紧，能够按照前旨争取重大的让步、放弃较轻的要求，当然最好；否则就针对他们所谓不强迫中国、概括允准一语，力争几条，以此作为转圜的余地。总之以在俄国议定为要。’钦此！臣就在当天前往会见代理外交部尚书热梅尼，请他召回布策，在俄国进行商议。当时俄国君主正在黑海，热梅尼答应发电奏报，布策于是被召回俄国。此后双方往返会见商议，反复辩论，臣多次用电报报告总理衙门，随时恭敬呈请皇上阅览。臣恭敬接受多次谕旨，命臣据理坚持，刚柔并用，多争取一分，就少受一分损害。圣上的训示周详，臣不胜感激惶恐！臣亲眼看到时局艰难，统筹中外安危，仔细考察事情发展的得失，岂敢不勉力竭尽自己的低微才能，以求妥善处理。无奈上年条约、章程、专条等事项，已经由前任出使大臣崇厚盖印画押，虽然尚未奉皇帝亲笔批准，但俄国人却把它视为已经取得的权利。臣奉旨来到俄国商议修改，比起崇厚初来议约时的情形，难易已经大不相同，这一点圣明早已洞察。俄国朝廷的诸位大臣多方坚持，不肯接受我方提出的范围。布策返回俄国后，向臣询问修改条约的各项意见，臣便按照七月十九日给外交部照会的大意，逐条写成节略交给他。布策不置可否，只答应向俄国君主奏明，意思似乎是很难商议。臣多次到热梅尼那里催问各项条款，他见臣逼迫得太紧，于是便有命令海部大臣递交战书的说法。臣下不得已，只好遵照接连收到的电报，表示可以暂缓索取伊犁，完全废除旧约。热梅尼又想让臣下写文书明确说明，永远不再索取伊犁。臣下严词拒绝了，只稍微表示：伊犁虽然可以暂缓索取，但通商事务仍可商议。不久接到俄国外交部的照会，除归还帖克思川以外，其余事项都没有实际内容。于是根据总理衙门的电示，分列四条，照复俄国外交部，并同他们逐条当面争辩。热梅尼等嫌臣下办事过于急迫，不肯给俄国留下丝毫余地，因而愤懑不平。布策又拿准许俄商在通州租房存货，以及准许运往天津的货物用小火轮船拖带这两件事，向臣下提出商议；臣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原约以外不能增加任何一件事情。虽然他们的办法都无法施行，但积蓄的怒气却越来越深。臣下日夜苦思，深恐事情难以办成，无法挽回。恰好俄国皇帝从黑海回到都城，谕令外交部不要使中国为难，并在已经没有可让步之处，再设法退让一步；但这次让步以后，就应当议定下来。外交部这才不敢固执己见。此前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他们送来两件照会和一件节略：第一件照会说，这次答应修改的各条，如果中国仍不答应，就不能再在俄国议论。并且将外交部答应同臣下商议修改的事项全部收回。第二件照会说，交收伊犁的办法有三条。节略中则逐项叙述答应修改的事项，约有七端。臣下请求逐项详细说明它们的始末：第一端是交还伊犁的事情。查考原约，伊犁西、南两境分别归我所属；南境的帖克思川一带，处在南北交通要道，尤其险要。如果任由俄国割据，那么俄国只有归还土地的名义，我国实际上却得不到土地。所谓暂缓索取，实在是万不得已的举措。否则，祖宗创业艰难，经过百战才得到的土地，哪里忍心把它置于日后再图的地步。臣下奉命出使俄国以后，全面筹划，必定把边界事务放在首要位置：一方面是因为伊犁和喀什噶尔两境彼此相联。伊犁一旦失去，喀什噶尔的形势就会孤立；现在不索取，今后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另一方面，伊犁东、南、北三面边界都同俄军接壤，暂缓索取以后如果不与俄国议定边界，恐怕会滋生事端；如果竟然议定边界，又嫌做法近似于放弃土地，并且还担心俄国得寸进尺。伊犁虽已暂缓索取，但其他事情的争执仍然照旧。后来为了挽留布策，不能不把各项事情稍微放松，于是放弃西境不再提出，专门争取南境。

译双方相持不下，俄方才答应归还。但他们还想在西南角割出三处村落，那里南北长将近百里，东西宽约四十余里。臣下查阅地图，发现该处距离莫萨山口最近，地势上难以让步。臣下接连严厉争辩，才使南境这一带地方全部归还。至于西南角，则答应按照前任将军明谊所确定的边界办理。第二端是喀什噶尔边界事务。从前那里同俄国接壤的只有正北一面，所以明谊确定边界时，只说边界延伸到葱岭、以靠近浩罕界处为界，也没有把葱岭在俄国语言中称作哪座山，按音译写入界约。如今向西延伸的安集延故地全被俄国占据，实在无法索取边界。崇厚原约所载的地名，是根据地图悬空推测的，不能作为充分依据。臣下认为，若不简派大员亲自前往勘察，就不行。吉尔斯一定要按照崇厚原议办理，大概是因为争议集中在苏约克山口。臣下回答说，已经确定的边界应当维持原状，尚未确定的边界可以另行勘察。吉尔斯犹豫了很久，说这件事对中国没有好处，也不是俄国所要求的；既然原议不妥，不如停止讨论。臣下担心边界不清会容易引发争端，特意借用他们想把其他事情停止讨论的做法，来相互抵制。布策又说，原议划分的土地，就是两国目前实际管辖的土地。臣下回答说：既然如此，何不在约中改成按照两国现今管辖的土地来勘定呢？最后吉尔斯才同意写入约中，由双方各派大臣秉公勘定，不再说以崇厚所确定的边界为依据。第三端是塔尔巴哈台边界事务。查考这条边界，经过明谊、奎昌等人划定，已经有很多年了。等到崇厚来到俄国，俄国外交部以划清哈萨克人为理由，于是提出修改。根据地图考察，俄国已经占去了三百余里。臣下每次提到这件事，都坚持旧边界已经确定。吉尔斯知道臣下绝不会同意崇厚的议议，才答应在崇厚、明谊所确定的两条边界之间取中勘定，专门以划清哈萨克人为主要原则。所说从奎峒山到萨乌尔岭的直线，就是指崇厚所确定的边界。日后负责勘界的大臣如果办理得当，或许不至于被多占土地。以上边界事务三端，就是臣下同俄国外交部先后商议修改的实际情形。第四端是嘉峪关通商，准许俄商在西安、汉中一带行走，直达汉口的事情。总理衙门驳议认为，这一条最为重要。多次议论商务的人，也把这一条看得最为坚决。这是因为我国的内地一向没有明文指定哪些地方准许西方商人减税通行。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其他国家就会相继仿效，日后的祸患难以尽述。外交部看出臣下特别重视这一点，答应商议修改。等到询问具体如何修改时，他们却说必须先议定各项大端，然后再讨论这一点。臣下亲自到布策的住处，告诉他这件事关系大局，如果不能得到允许，其余事项全都是空谈。臣下言辞激切。布策把这件事告诉吉尔斯，于是俄方答应将嘉峪关通商仿照天津办理。西安、汉中两路以及“汉口”的字样，都答应删去不再提及。第五端是松花江行船到伯都讷的事情。查考松花江水面，直达吉林。爱珲城订立条约时，误把混同江指作松花江，又没有可以凭据的汉文画押文本，致使俄国人多年来借此作为借口。崇厚答应行船到伯都讷，在俄国朝廷看来仍然没有满足愿望。现在将这一专条直接废除，不仅是从崇厚新约中夺去俄方的利益，也正是要为爱珲旧约纠正其歪曲。臣下起初担心布策会依据情理争辩，自己无话可答，所以选择语气较为平和的说法，提出三种办法：第一，直接废除专条。第二，稍微延长行船路线，在三姓以下酌定一处作为限制。第三，仍然允许行船到伯都讷，但进入我国境内一百里就必须纳税，而且不许轮船前往。布策对这些办法都不以为然。恰好接到电旨，责备臣下松懈。于是臣下坚持采用第一种办法，明确要求废除这项条约。布策仍然纠缠不休。吉尔斯担心因小事损害大局，不听从他的话，于是答应废除专条，并声明爱珲条约将如何办理，另行商议。第六端是增设领事的事情。查考西洋各国的领事，专门管理商业，其权力远在驻扎中国的领事官之下，所以其他国家愿意设置领事时，东道国通常都不禁止。臣下这次想删去各城设置领事的条款，外交部各官都觉得奇怪。臣下随即向他们说明中国感到不便的地方。吉尔斯说，设置领事专门是为了便利商业，属于宾主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既然中国感到不便，那么只在乌鲁木齐增设一名，怎么样？臣下因为他已经多方让步，难以再争。但总理衙门电抄编修许景澄奏折中说，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三处不得设置领事；其次应争取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两处等语。臣下于是再次会见布策，恳请他商议修改。节略中起初把乌鲁木齐改成了吐鲁番。其余地方等商务兴旺以后，再议增设领事。第七端是天山南北道路贸易纳税的事情。新疆地方辽阔，经过战乱以后，凋敝更加严重。道路遥远，转运十分困难；费用沉重，商品销售也更加滞缓。刚开始招徕商人时，必定要限制通行的路线，规定纳税章程，商贩实际上有很多不便。臣下看阅总理衙门来的电报，其中曾说可以减轻税收。于是臣下把原约中“均不纳税”的字样改成“暂不纳税”，等商务兴旺以后，再制定税收章程。查考西方各国的纳税制度，本国可以自行决定。日后如果商业情况果然好转，伊犁等处也不妨逐渐开征税收，以充实国库。以上商务四端，就是臣下同俄国外交部先后商议修改的实际情形。此外还有赔款一端。凡是对商议修改有利于我国的事情，就会损害俄国。热梅尼、布策等人原本就曾提出以土地交换土地。臣下说，约章之事只能商议减少，不能商议增加。俄方于是说，中国各路征兵，显然是想挑起争端。俄国派船只准备边防以作回应，耗费卢布一千二百万元，向臣下索取赔偿，并且说：如果认为双方从未交战，就没有索取军费的道理，那么俄国正想打一仗来弥补这笔耗费。

译臣下回答说，胜负难以预知；如果中国获胜，俄国也必须赔偿我国的军费。对方的话虽然极其倚仗强势，臣下的态度却没有丝毫屈服。不久根据总理衙门的复电，嘱咐臣下斟酌答应，最多不得超过二百万两。又一封电报说，如果没有其他事项纠缠，总计约五百万两，赔款就可以商定。臣下会见吉尔斯、热梅尼等人时，他们起初争辩不要称作军费，后来又争论减少作为代守伊犁费用的赔款数额。过了很久，热梅尼说，伊犁迟一年收回，并且加上归还帖克思川作为代守费用计算，至少也要增加卢布四百万元。臣下只在照会中答应增加代守费用卢布二百五十万元。如果连同归还伊犁西境计算，还可以略微商议增加。吉尔斯不谈西境，只说连同上年的赔款，总数非卢布一千万元不可。臣下嫌数目太多。吉尔斯笑着说：俄国难道是出售土地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按帖克思川计算，难道只值五百万元吗？不过是修改约章的事项很多，俄国也没有得到什么，面子上太不好看，借这个数目自慰罢了。臣下察觉他的意图十分坚决，于是说，热梅尼所说的只有四百万，怎么又增加一百万？吉尔斯无话可辩。因此节略中大致仍以增加赔款卢布四百万元为定数。查考上年崇厚议定的军费赔款为卢布五百万元，折合白银二百八十余万两。这次俄国承认从中国到英国的汇费，金磅价格较低，前后合计卢布九百万元，总数约在白银五百万两以内。臣下综合考察边界事务、商务、赔款三大方面，仔细斟酌，和总理衙门来电嘱咐办理的意思大致相同，于是摘录照会和节略的大意，电请总理衙门代为上奏。并且向外交部说明，等接到电旨以后，再行画押。一面同布策先行商议法文条约章程的底稿，每天争辩，仔细推敲；只要稍有不合，就随时直接到外交部详细说明。虽然在和平商谈中，仍然表明不肯草率迁就的意思；并且用“有益于中国，无损于俄人”等话，坦诚公开地告诉他们。对于崇厚原先订立的约章文字，也陆续有所增删。例如条约第三条，删去“伊犁已入俄籍之民，入华贸易游历，许照俄民利益”一段。第四条规定，俄民在伊犁置有的田地，照旧管理产业。并声明从伊犁迁出的人民不得援引这一先例。还声明俄民所管理的产业既然在贸易圈之外，就应当同中国人民一样，一律缴纳税饷。并且在第七条关于伊犁西境安置迁民的地方，声明这是安置那些因为加入俄国国籍而放弃田地的人民，以防迁民虽然加入俄国国籍，却仍然占有伊犁田土。第六条写明此前所有各项案件，以防再提出其他案件。第十条规定，吐鲁番不是通商口岸，却可以设置领事。以及第十三条规定，张家口不设领事而设置行栈。这些都声明其他地方不得援引为例，以杜绝相互仿效。第十五条将修约期限由五年改为十年。章程第二条在货物包件之下增加“牲畜”字样。将“没有执照的商民照例惩办”改为“从严罚办”。第八条关于车脚运夫绕过捷径、避开关卡查验而货主并不知情的情况，在分别处罚的规定之下，声明海口通商和内地不得援引为例。所有这些增删的文字，都是臣下同布策商议起草法文约稿时，反复竭力争取得来的。与总理衙门三月十二日寄给廷臣、由廷臣奏定的准驳意见相比，虽然不能完全相符，但合计条约和章程来看，能够挽回的地方似乎已经有十分之七八。以上就是臣下同吉尔斯、布策等人商议条约章程底稿时，在节略所列七端以外，又争取得到若干防止弊端事项的实际情形。十二月十七日，接到电旨说：“该大臣抓住要领，竭力争取，顾全大局，实在没有辜负委任。立即照此订约画押。约章的文字务必仔细斟酌，不得稍有疏忽。”臣下把这件事告知俄国外交部，并转奏俄皇；俄国君臣都深深钦佩感动。俄皇谕令外交部，答应废除崇厚原先订立的约章，另立新约；又命令催促布策尽快缮写约章、画押。臣下因为节略七端以外所争取的各项事项，文字还没有完全周密，便日夜同布策会谈，修改删定。直到光绪七年正月初九日，才把法文约章底稿议定下来。双方又商定汉文、俄文条约章程各缮写二份，并将先前订定的法文缮写正本二份，以备考证。逐条斟酌，校对无误后，在正月二十六日，同外交部尚书吉尔斯、前驻京使臣布策共同画押盖印完毕，电请总理衙门代为上奏，以仰慰皇帝的忧劳。”奏章呈入后，得到批准。纪泽又担心俄约虽然已经议定，恐怕会使国人产生轻视交涉的心理，于是详细陈述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以供人们观察反省。于是上奏说：“臣下关于订定条约的奏折，必须向朝廷内外的臣工宣布，甚至可能流传到海外，所以不敢把其中委屈难言的隐情据实奏明。然而，微臣办事的困难，同平常出使的情形完全不同，有些事情不能不向圣主彻底陈述。西方人给予二等公使的礼遇，远远逊于头等公使；而他们看待重新议定、修改条约的使命，实际上比最初议定条约更加重要。原约是由特派的头等全权便宜行事大臣订立的。臣下会见吉尔斯、布策等人时，他们都以是否头等、是否具有全权来质问臣下。臣下回答说，自己职位是二等，不称全权大臣。于是他们一方面说：‘头等大臣订定的条约，哪里是二等大臣所能修改的呢？’另一方面又说：‘全权大臣订定的尚且不能实行，哪里是没有全权的人修改的反而可以实行呢？’臣下深受皇帝的恩遇，哪里还会希求非分的宠荣？况且按照西洋公法，凡是奉命派出的公使，无论头等、二等，都称作全权公使。至于遇到事情要请示皇帝，不敢擅自决定，那么无论是哪一等级，谁也没有例外。前任大臣崇厚却错误地把自作主张、擅自违背圣旨的行为，当成便宜行事的权力。这是考察中国的法制和各国的成例，都没有一项相合的。

译俄国人也未尝不在心里非议他。等到同臣下议事时，只要稍有不合，就故意拿“没有全权、不是头等”的说法来驳难臣下。他们常说，使者遇到事情不敢自行决定，还不如派使者先到北京议定条约，这样更简便等语。臣下也知道他们只是借这些话来刁难，并不是出自真心。但既然俄国以没有全权为由轻视臣下，微臣就难免相形之下比崇厚显得逊色，这就是第一个困难。按照万国公法，使臣议定条约，无不等待君主的谕旨。不与外交部意见相合却敢擅自画押的，偶尔有议定后又修改的事情，也不过是略有出入，从来没有同原约大相径庭的。往年崇厚急于索取土地，又急于回京，匆忙议定、匆忙归国，许多地方都不妥当。外交部看到臣下的照会把约中的要领痛加驳斥，无不惊诧为奇谈。臣下屡次向他们说明这是由于崇厚违背圣旨、擅自订约的缘故。无奈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情况，始终不肯相信。这就是第二个困难。原约所答应的各项通商条款，都是布策驻京期间，多年向总理衙门请求而没有得到的。崇厚甘愿接受他的欺骗，他提出的要求没有不答应的。一经画押，俄方就据此认为已经取得了这些权利。如今再答应仔细商议，他们就表示这是在损害俄国极大的恩惠。”}], 吉尔斯擅长谋略，却不了解中俄之间的商谈情形。经我恳切详细地陈述，他仍然茫然不解。这是第三个困难。泰西各国的大臣陈述外交事务，只持守正当的论点，不说恶言。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的臣民会诋毁对方国家的君主。即使在辩论争执之时，也不会废弃从容谦让的礼仪。这次廷臣的奏疏很难保密，其中传播失实的话，是因为由汉文翻译成洋文时，措辞过于尖锐严厉，难免激起对方的羞愤而转为恼怒。他们常常说中国并不是真心愿意和好。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事情的端倪。若在这个时候忍辱改约，就会显得过于柔弱怯懦，将被本国人耻笑，也会被各国轻视之类的话。我虽然设法用言辞加以慰藉，但俄国君臣心中的怨恨很难消除。这是第四个困难。我国筹措兵力、军饷的消息，接连见于邸报；俄国上下也因此惴惴不安，时时存有戒心。他们派出兵船以备作战，增加戍卒以防守边境。我抵达俄国时，他们已经骑虎难下。若仍留在俄国办理谈判，那么此前的举动就会失去名义，所以他们想派使者进京议定条约，以便把功劳归给海部。难怪双方一言不合，俄使便以去留相要挟。当时留下他，必然会受到更多要挟；不留下他，又会使猜疑和嫌隙更加严重。更担心的是，留下他之后他仍然离去，反而会显示我国胆怯并受到轻视。这是第五个困难。俄皇起初命令布策向我询问中国的意向，限定期限为一月。期限届满时，我援引总理衙门致驻京署使凯阳德的照会中准许展期三个月的意思，又请外部婉转地奏请俄皇，于是俄皇才准许再延长两个月，与我商议事务。我皇上因俄国问题日益紧迫，意在设法转圜。一切情形，准许我通过电报直接报告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代为奏请圣旨，这已经是破格施恩了。但事情发展变化无常，日期又十分紧迫。有时在片刻交谈之间就必须决定是否答应，我对于尚未请旨的事项，不敢过于仓促地答应。然而既然已经奉到设法转圜的旨意，又不能把它执行得过了期限。这实在是因为从上海到京城没有电线可以帮助迅速传递消息。所以即使通过电报请旨，也不是十天之内就能往返的。俄方朝廷的询问越来越多，作为专使随机应对的权宜也越来越受到阻滞。这是第六个困难。幸而我国与俄罗斯交好已有二百余年，向来没有丝毫嫌隙，也没有酿成边疆祸患。俄国自从攻克土耳其以后，财力耗尽、实力衰竭，实在不愿再挑起事端。加上圣明的皇上采纳了我的意见，释放崇厚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办结各项案件以堵住他们的口舌，所以俄国君臣心悦诚服，修复友好关系并表示诚意。布策等人虽然坚持各项条款，不肯放松；但俄国皇帝和他的外交大臣吉尔斯，确实有以和平方式了结此事的意愿，所以能够从容地商议修改，大体上符合我国所希望的范围。这是列代圣主以来实行怀柔政策的功效，也是我皇太后、皇上公溥慈祥之德使他们受到感动的结果。我私下里过分忧虑，实在担心议论此事的人会认为：像俄罗斯这样强大的国家，尚且不难派一个使者、快马送去一纸文书，把已经订成的条约取回来加以修改。若拿这件事作为例子推及其他，那么将来处理中西交涉，就再没有难办的事情了。这种话一旦说出，将来必定有人承受由此造成的弊害。我私下认为，战端将要开启却又重新平息，关系到百姓的气数，而气数是不能预先知道的。条约已经订定却仍然可以修改，要看敌国之间的邦交，而邦交又不能永远依赖。因此我自从将要抵达俄国以来，就把办理事务的艰难情形据实直言，不敢稍有隐瞒。请降旨秘密告诫海疆和边界的各位大臣，仰体圣朝讲求信义、修好睦邻的心意，以至诚对待邻国，平息事端而保全友谊。这样或许可以使边远荒僻地区的人民悦服，永远保持以止戈为武的美好局面；天下清平，也更加达到舞羽敷文的盛况。谕旨说：‘曾纪泽奏报进呈修改订立条约的章程，着令▯亲王奕淙、醇亲王奕讠▯、潘祖荫、翁同▯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善审核后具奏。’ 到这时，王大臣等会同审核答复，请求予以批准，皇上同意了。条约盖印之后，在俄国京城互相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