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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河北省 ●清漳书院 在肥乡县。清乾隆十年，知县饶昌绪在学宫西侧创建书院，招收童生入院学习。不久，知县郑大进又加以扩建，规模扩大。乾隆年间，章学诚在院中主持讲学，所教内容虽然以科举时文为主，但反复强调“大义是通晓经书的根源，古论是读史的基础”，传授读书、作文和治学的基本方法。道光十一年，知县王玉海筹划经费。同治二年，知县杨毓楠置办了许多田亩。同治五年，知县李鹏展又拨出十五个村的徭役收入作为书院经费。清朝末年停办。章学诚：《清漳书院条约》（一） 清乾隆年间 院长同诸生约定：书院每月举行三次考试，比起私塾的每月考试，是次数已经较少；比起官学教师每月的考试，则是次数较多。每日有日程，每月有计划，不急不缓。诸生用十天时间读书，到规定日期集合考试，并不只是较量一天之内的成绩高下，也是要学习古人以文章会友、相互切磋砥砺，共同勉励求成，这才是我们的期望。诸生不怕跋涉劳苦前来求学，是为了满足县令特别用心培养人才的愿望；自然应当珍惜每天的时间，发挥自己的长处，不要聚在一起作无益的闲谈，也不要草率敷衍、应付了事。这样才算有志之士，才是不甘心自暴自弃的人。这次举行考试，题目是考问《四书》的大义，诸生提交的答卷，满场竟没有一个人合格。把昼夜的长时间全用上，却只作一篇文章、一首诗，那么按照学使的考试规矩，通常不会点蜡烛夜考；经书和诗文两项，又怎能规定篇数呢？况且诸生都住在偏僻乡里，同院长也没有固定的见面时间。出题考问经义，不只是要试探文章辞采，也要通过提问观察言论和志趣，商讨学术。院长的指点和传授，全部就在这里。所问的内容只出自《四书》，估计并不难理解。如果果真按照约定逐条作答，那么经书的道理就能明白贯通。从今以后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六经》、《三史》以及诸子百家，都将同诸生一起切磋研究，以达到古人的学问。即使资质有限，不能期望达到远大成就，但只要对经书大义稍能贯通，详细弄清先儒的训诂，会通老师和儒者对义理的解释，那么拿起笔来写科举文章，也自然胸中有定见，不会成为浮泛游移、随波附和的言论。对上可以引导资质高的人，对下可以适应平常资质的人，粗浅精深都包括在内，道理没有超过这一点的了。可是诸生却轻视忽略它，难道是认为院长的栽培浅薄，不值得接受对诸生的教诲和答复吗？还是想节省时间，把它作为酗酒闲谈的场所吗？我很不赞成诸生这样做。况且“大义”这种文体，起源于唐人的贴墨。宋人认为贴墨只要求记诵，所以就从经书中提出问题，让士子用读书心得的话，根据题目阐明经书大义。后来又因为大义的写法没有固定格式，于是撰作《四书》义，以截取经文句子作为题目，来避免文章散乱。明人的写法更加严密，于是模拟圣贤说话的语气，演变为制义的格式，这就是诸生现在诵读学习的文章。这样看来，大义和《四书》文出自同一个源头，大义的写法较疏，《四书》文的写法较密。诸生既然已经学习《四书》文，绝没有不能再写大义文章的道理。只是担心诸生还不能深刻理解，所以现在明白告诉你们：希望诸生不要怕烦苦，一定要写成完整的篇章。读书有心得的人，固然应当融会贯通、发挥阐述，充分抒发自己的胸怀；做不到的人，也必须确实遵守传注，按照经文逐条陈述，不得剽窃说法、彼此雷同、互相抄录。这是我对诸生的厚望。如果只写诗文而不作对义，诗文即使写得好，生员也不能取为超等，童生也不能取为上卷，不要说阅卷过于苛刻。以上就是这份约定。章学诚：《清漳书院条约》（二） 清乾隆年间 院长同诸生约定：考问《四书》对义，本来是希望诸生贯通经书、融会传注，自己根据义理加以发挥，再取其他书籍来印证，这也是求学的一方面。如果只是照着题目直接抄写，那么还不如默写经书。求学最重要的是懂得类推，懂得类推这种能力，凡庸之人都可以努力求得，而圣人起初也并不超出这一点。孟子说，手指不如别人，却把这种不足推及内心，认为自己的内心也不如别人；这就是教人懂得类推的意思。孔子所谓举一隅而能以三隅反，子贡所谓听到一件就能推知十件、听到一件就能推知两件，都是从同类事物推论出来的。《易大传》说：“引申开来，触类旁通，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了。”这样看来，“类”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广泛。诸生依照这个道理读书作文，还担心不能成就大名吗？难道只顾拘泥于逐字逐句地寻行数墨吗？所有考问，都只是实行类推的起点罢了。诸生能够就所引用的这个起点，寻找意义相近的事物，加以援引比较；或者从意义相反的事物出发，反复推求，那么上下四方，各种文章就都用之不尽了。如果只是徒然抄袭、彼此雷同，又有什么益处呢？把这种方法用于科举文章，就是科举文章中的上乘；把它用于求学，就是学问中的最高境界。而且入门时先从浅近的内容开始，后来再达到高深的内容，起初做起来并不很难，又为什么害怕麻烦而不用心呢？

译只是想到诸生初次尝试作这种文章，对经书和传注一时还不能完全融会贯通，在风檐下应试的短暂时间里，草率应付、敷衍塞责，也是出于情势上的无奈。现在姑且稍作变通，希望使这种方法尽善尽美。提前发下题目，诸生抄录后带回家，十天以后抄入下一次考试的答卷中；这样在窗下有充分的闲暇，可以翻阅经书，从容作答。下次考试发题，又照这样办理。这似乎也是劝勉学习的一种方法。这次已经发下题目并留到下一期，所以本次诗文之外，还要作一首古论。以后如果没有参加上一次考试，无法得到考问题目，也要作一首古论，希望不要白费这番心力，以充分利用一天的时间。大义是通晓经书的根源，古论是读史的基础；事情虽然浅近，道理实际上关系深远。希望诸生努力勉励，院长对此寄予厚望。江苏省 ●东林书院 在无锡城东。北宋政和元年，理学家杨时创建。杨时，学者称为龟山先生，是理学大师程颢、程颐的得意门生，在中国思想史上，以把老师的学说传播到南方而著称。东林书院就是他弘扬老师学说、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他在书院讲学十八年，培养成就了许多人才。他的学说传到朱熹手中，最终集大成，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数百年的官方哲学。因此，东林书院也因承接程朱理学而有“洛闽中枢”的称号，受到人们格外关注。南宋初年，金兵南下掠夺，杨时于是南归故乡福建将乐，书院逐渐荒废毁坏。南宋中期，理学极为兴盛，无锡士人修建祠堂祭祀杨时，并称为龟山书院。元至正十年，僧人将它改为东林庵。从此，这里成为佛教传道的场所，持续了二百多年。明成化年间，邵宝在城南重建书院，但不久又废弃。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以延续道统、树立风尚为己任，在城东旧址重建书院，设置中和、丽泽、依庸三堂以及道南祠，奉祀孔子和杨时，在院中“共同讲论道德和学问”。讲学之余，书院同人又奉行顾宪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教诲，议论朝政，评量人物，指斥时弊，锐意谋求革新，使书院从一个教育学术中心同时成为政治舆论中心。以救世济民、兼善天下为宗旨的清正声音，终于触怒了以魏忠贤为代表的腐败势力。天启五年至六年（—）间，魏忠贤矫旨颁布《东林党人榜》，迫害正直有气节的人，株连三百多人，又下令彻底毁掉天下书院，东林书院首先遭殃，连一片瓦、一根椽子都没有留下。正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这是中国书院史上的一大劫难。崇祯元年，东林党冤案得到平反；第二年书院重建，增加了燕居庙、再得草庐等建筑，形成今天的格局。明清之际，高世泰作为高攀龙的侄子，又在东林恢复讲会，前后三十年，四方学者相继前来参加，其中中州的刁包、关中的李颙还曾跋涉千里前来游学，传为佳话。程朱理学重新兴盛，又形成盛大的势头。但这时的讲会以“不谈时事”作为标榜，已经没有万历年间关心国家和天下大事的旨趣。康熙、雍正年间，经过几次大规模修复，书院的规模已经恢复到万历年间兴盛时的旧貌，并且增加了时雨斋、寻乐处等建筑。尤其是雍正十一年，许献等人编印《东林书院志》二十二卷，全面总结东林讲会的经验，标志着书院的发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乾隆以后，东林的办学方向全面转变，完全成为诸生入院学习的场所，很少再有士绅举行讲会。虽然弦歌不断，学生曾达到二百多人，但已经没有昔日的风采。光绪元年，知县廖纶曾在依庸堂大会士绅，意在振兴讲会，然而已经是强弩之末，盛况不再。到了光绪末年，书院改名为东林两等小学堂。[缺年]，曾全面整修院舍，今天保存下来的遗构大多是这次修建的。[缺年]，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缺年]，成立东林书院文物保管所，负责维修管理，并辟馆陈列书院和东林党人的事迹，对外开放，每年接待数万名游客。

译高攀龙：《东林会约》序 明万历年间 我们无锡过去没有讲学的人，有的话，自从北宋龟山杨先生开始；如今东林书院就是他的讲席所在。自元代以来，这里荒废很久了。邵二泉先生重新修复了它，这可以从王文成的记文中考见。嘉靖、隆庆以来又荒废了，后来由顾泾阳先生重新修复。当时，中丞是嗣山曹公，直指是起莘马公，督学是意白杨公，兵使者是龙望邹公，郡伯是宜诸欧阳公，邑侯是平华林公，他们都说：“这样的时机，不能错过。”于是各自捐出钱财修建祠宇。同县的顾侍御骧宇公拿出自己的土地作为祠址，林侯又用工程剩余的钱买田，供给文人会合时的粮食。泾阳先生以下的同道，又各自捐钱买地，修建讲堂和书舍，作为讲习和闲居的场所。顾先生又制定会约加以指示，一时跟随他游学的人，大概[缺文]。攀龙读后感叹说：“完善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古代的君子，出仕时便实行自己的道，退处时便求得自己的志向，从来没有吃饱饭却无所事事的人。” 如果没有吃饱饭却无所事事，难道不是很快乐吗？又何必多管闲事，自己招来束缚呢？唉，正是因为人不能无所事事罢了。人有生命就有形体，有形体就有欲望，有欲望就有忧患；想用满足欲望来消除忧患，忧患反而更大，于是糊里糊涂地同忧患一起产生，也同忧患一起走向死亡。所谓学习，就是去除欲望，以恢复人的本性。必须有所作为，才能恢复到无所作为的境界。无所作为就快乐，快乐就能生长，生长就能长久，长久就合乎天道，合乎天道就神明，于是浩然之气充满天地之间。人即使极其愚蠢，也没有舍弃可以快乐的事而去追求令人忧愁的事的；然而慢慢考察事实，最终却没有不投向自己忧虑的事、舍弃自己快乐的事的人。唉，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思考罢了。思考一下又会怎样呢？这份会约已经完备，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谨慎地把它刻印出来，公开给同道，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不辜负这份会约。

译顾宪成：《东林会约》明万历年间 告诫四件要务 第一是懂得根本。什么叫懂得根本？根本就是人的本性，求学是为了充分实现本性，而要充分实现本性，必须先认识本性。不认识本性，就难以谈充分实现本性；不能充分实现本性，就难以谈求学。我研读朱子《白鹿洞规》，认为它是讲本性和求学的学说，不可不加以考察。因此，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妻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信义。那么，它们之所以亲、之所以合乎义、之所以有别、之所以有序、之所以诚信，究竟是什么呢？于是就有了学习、询问、思考、辨析和践行。那么，它们之所以要学习、询问、思考、辨析和践行，又究竟是什么呢？不可不加以考察。至于修养自身，要问说话能不能自己做到忠信，行为能不能自己做到笃厚恭敬；愤怒能不能自己克制，欲望能不能自己遏止；善行能不能自己迁善，过错能不能自己改正。处理事情时，道义应当听从谁来匡正？道理应当听从谁来阐明？同外物和他人交往时，有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谁来禁止自己不要把它施加给别人？有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谁来引导自己反过来从自身寻求？这些都不可不加以考察。考察了，就认识了。认识了，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是本性；不认识，无论到哪里都只会把它当作外在器物。有人生来就知道，有人学习后知道，有人困厄后才知道，这些都是认识本性。若只是饿了就吃、渴了就喝，懵懵懂懂地同禽兽一起生存、一起死去于天地之间，就是不认识本性。大概也有自以为已经认识本性的人。但把认识抬得过高，它就流于空虚；把认识压得过低，它就变得支离破碎；这样的认识，几乎同不认识没有区别。探究它的弊端，甚至比不认识更严重。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求学时以自己为标准，而不以本性为标准；谈论本性时，以自己所谓的本性为标准，而不以公共意义上所说的本性为标准。于是妄自开辟道路，上下奔走，有的人想跳出人伦日用之外，却不安于正常的伦常；有的人只拘守人伦日用的表面痕迹，却不研究其中的精微。没有什么比求学更可贵了！这样以后才知道朱子的见解正确，持守坚定，考虑长远，预先防范。因此说，《白鹿洞规》是讲本性和求学的学说，不可不加以考察。有人问：世上谈论本性的人，究竟怎样？回答说：本性只有一个，谈论本性也只有一个道理，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异同之说。自从孟子说“本性是善的”，告子又说“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本来统一的说法才分裂成两个，这是孔子以后思想变化的一个局面。如今有人说“没有善，也没有恶，这就叫至善”，两个说法又混合成一个，这是孟子以后思想变化的一个局面。有时在相同中制造差异，有时在差异中强行求同，偏颇、淫邪、邪曲、遁辞等说法都由此产生，不可不加以考察。有人问：既然这样，那么您用什么来折中判断呢？回答说：我将把它说得深一些，参照人在刚出生、心性宁静时的状态；在那时，空寂淡漠而没有丝毫征兆，正是“无善无恶”影响尚未被夺取的时候。我将把它说得浅一些，参照人受到外物感触而有所行动之后的状态；在那时，纷繁杂乱、没有定准，所依据的反而低于“无善无恶”，不足以胜过它。请就“善”这个字作为例子，把各种说法联系起来讨论。按照孟子的说法，善是本性的实质；善存在，本性就存在，善灭亡，本性也就灭亡。天下即使想不尊重、重视善，也做不到。按照告子的说法，善是本性的障蔽，同恶也没有什么区别。天下即使想不轻视善，也做不到。尊重、重视善，君子就喜爱善的实质，每天勤勉不懈地仰望并趋向它；小人则畏惧善的名义，每天战战兢兢而不敢放纵。即使有行为乖僻、邪恶荒谬的人，也很少有不因善的要求而意气沮丧、脸色变了的。这就是引导天下人受到善的约束。轻视善，君子就会离开善，凌空架虚，故意显示奇异；小人也会离开善，破坏规矩法度，任意放纵。于是亲、义、序、别、信都被看成泥土草芥，同精神道理毫无关系；学习、询问、思考、辨析、践行都被看成束缚，妨碍自然本性。从上古圣贤彼此反复叮咛告诫的一切，也全都被轻视而不去实行。这就是率领天下人奔逐到善之外去了。这两种说法判若霄壤，但究察它们的利害，差别也有十百千万之多，竟想把这一套推到那一套中去，援引那一套来附会这一套，强行把它们合在一起吗？我私下看到，近来谈论学问，大多把“悟”作为宗旨，我不能非议它。慢慢考察，却往往有人把所谓亲、义、别、序、信看作土芥，把学问、思辨、践行看作桎梏，对这一切都轻视而不去做；对此，我又不能表示赞同。有识之士担忧这种情形，想加以挽救纠正，苦口婆心地揭示修养之道，一路指点，真是用心良苦。然而他们谈到性，又多半笃信“无善无不善”这一说，甚至认为告子已经直透性体，把它与孟子的性善说牵合起来。不知道那些把亲、义、序、别、信看作土芥，把学问、思辨、践行看作桎梏，对一切都轻视而不去做的人，其根源正是从“无善无不善”这句话开始的；而“无善无不善”这句话所以能在天下大为流行，又是从把它与孟子的性善说合在一起开始的。因此，若只根据现有的表现来看，似乎是修养方面出了问题；追究导致弊病的根源，实际上是“悟”出了问题，这正所谓认贼作子。如今不治理根源而只治理流弊，不仅不能治本，反而还使流弊更加滋长。一面禁止压制，一面又尊崇奉行，这和扬汤止沸有什么不同？这样做了还责怪流弊不能澄清，又和快跑而厌恶自己的影子有什么不同？那是一定不可能的。阳明先生说：“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意念的发动，能够知道善恶就是良知，行善去恶就是格物。”他的立言难道不是最精密的吗？可是最终仍不能免除弊端，为什么呢？本体与工夫原本是一体的；既然说无善无恶，又怎么还能行善去恶呢？既然要行善去恶，又怎么还能无善无恶呢？那么，本体和工夫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岂不是会自相矛盾吗？所以，“无善无恶”的说法一旦伸张，“为善去恶”的说法必然受压；“为善去恶”的说法一旦受压，那些把亲、义、序、别、信看作土芥，把学问、思辨、践行看作桎梏，对一切都轻视而不去做的人，必然会得势。即使圣人再生，也无可奈何了，哪里还救得过来、纠正得了呢？阳明揭示良知，确实足以唤醒人心，一举破除俗学的鄙陋。只是他所标举的性宗这一句话，很难昧着良心附和；反复寻求，实在无法相合，也说不通，而且它所造成的流弊又非常严重。因此，以性善为宗旨，上则是羲、尧、周、孔诸圣人的根源，下则是周、程诸儒的根源；以无善无恶为宗旨，上则是昙、聃二氏的根源，下则是无所忌惮的“中庸”以及无不是它所产生的乡愿。对此不可不察。

译有人说：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专门想抹去一个“善”字。如今说“无善无恶”，却说这是至善，反而是添上一个“善”字；那么，他们立论的宗旨，难道也有所不同吗？回答说：当然不同。只是告子所说的善，是把主观妄想排斥、矫揉造作的东西当作善，结果善的本来面目全被埋没；这一说所说的善，又过分把渺茫恍惚的东西描绘成善，结果善的本来位置竟然悬空了。我私下担心，这两种说法同样未必符合性体。有人说：“无善无不善”是堵塞孟子的性善说，是孟子所操持的懿德；“无善无恶是至善”则是贯通孟子的性善说，是孟子所说的毛、郑。笼统地把它们一概拒斥，难道不会过分吗？回答说：把“无善无不善”同性善分开来看，一边是这一说，一边是那一说，门户各不相同，孟子所说的性还存在；把“无善无不善”混同于性善，表面面目虽没有改变，血脉却暗中转移了，孟子所说的性就灭亡了。把性善同“无善无不善”分开，一方正确、一方错误，稍有见识的人大多都能辨别，告子的学说还不至于重新成为天下的祸害；把性善混同于“无善无不善”，就会把吕、赢混为一族，把牛、马同列一处，告子的学说甚至可以公然混入羲、尧、周、孔的宗旨之中了。论说到了这个地步，与其混同，宁可分开。唉，这就是我们儒者之所以拘守原则、竭力在毫厘之间争辨，绝不敢苟且迁就、随世俗一道滔滔而行的原因。第一是立志。什么叫立志？志，就是心之所向。没有什么比人更尊贵，也没有什么比心更灵明。心想超越凡民而成为豪杰，就成为豪杰了；心想超越豪杰而成为圣贤，就成为圣贤了。有做不到的，是因为他茫然无知，不知道尊重自己。幸而知道尊重自己了，却有时遇到富贵贫贱的变故就动摇，遇到毁誉的变故就动摇，遇到死生的变故就动摇，这说明情感和见识可以乘隙干扰他。又有时凭借一点察见、挟持一端见解，上谈高深之理就贬低浅近之说，谈实际就排斥空虚，谈顿悟就轻视渐修，谈方正就排斥圆融，在浑然一体之中强行生出分别选择，这说明个人意见也可以乘隙干扰他。于是纯正的心志变得驳杂，通达的心思变得阻滞，连自己的心都不能真正作主；即使有所趋向，拿来衡量，也同自己的性命毫无关系。总之，不过是虚浮地活着、徒然地死去，空担着一个人的名号罢了，和所谓茫然无知的人没有区别，难道不可惜吗？从前孔子发愤求学，以至于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孟子愿意学习孔子，即使伊尹、伯夷、柳下惠也都舍弃而不屑效法，他最终成为大圣大贤，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这难道不是我所应当学习的老师吗？所以，君子立志是最重要的。第一是尊经。什么叫尊经？经，就是永恒不变的常道。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都是为了彰明过去、启示未来、维系世间教化、觉醒人心，为天下保存这条常道。譬如太阳和月亮，没有它们，万古都将昏暗；譬如雨露，没有它们，万古都将枯槁。求学的人如果能读一个字就体会一个字，读一句话就体会一句话，使心灵与经义相通，使自身以经义验证，每天进步、逐月积累，循序不止，他大概是才高意广的一类人吧？这样一定会有某种力量压抑他飞扬的气势，使他收敛下来，想着俯身趋就，不至于放纵荡逸。他如果是笃信谨守的一类人吧？这样一定会有某种力量打开他拘泥曲折的见解，使他振作起来，想着仰望而努力企及，不至于局限在支离片面的见解中。所谓陶冶德性、改变气质，把人都引入中正至正的归宿，这功效难道浅薄微小吗？如果厌弃经书的平淡，另造新奇来显示自己超越常人，这叫穿凿；或者害怕经义方正严肃，便把它文饰得圆转以便自己，这叫矫诬；又或者只会逐行逐字地读诵，习读却不知道其中的意味，这叫玩物；或者胶柱鼓瑟，拘泥于成法而不知道变通，这叫执方。甚至有人空着肚子却心气很高，眼里完全不把古人放在眼里。一种说法是：“何必读书，然后才能求学？”另一种说法是：“六经为我作注，我为六经作注。”这岂不是把孔子这位大圣人一腔苦心，以及程朱这些大儒终年竭尽心力的成果，全都付诸东流了吗？那么，后来的求学者将凭借什么，面对异端曲说纷纷杂陈的局面，又将依据什么来加以折中裁定呢？这样下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所以，君子以尊经为要务。第一是审察事物萌动的端倪。什么叫审几？几，就是事物发动时极其细微的征兆，也是诚与伪由此分开的地方。从内心出发，必定要在自身上验证；从自身出发，必定要在他人那里验证，没有什么会错失。凡是我们同会的人，希望回过头来观察自己：果真是因为认为人活在世间不应只是吃饱穿暖、白白耗费岁月，所以想彼此商讨、寻求立身的第一要义吗？还是只想树立旗帜、装点门面罢了？果真是因为独自求学悠闲散漫，容易开始也容易中止，所以想彼此交相修养、互相警策，永远不退转吗？还是只羡慕虚名、应付故事罢了？如果是前者，就是一切都由精神在起作用；如果是后者，就是一切都由声色在起作用。精神起作用，人也以精神相赴，相互熏陶、相互感染、相互引导而进入诚实，所以要长养这一方的善根，正在于今天；声色起作用，人也以声色相赴，相互熏陶、相互感染、相互引导而进入虚伪，所以要斩削这一方的善根，也正在于今天。《中庸》说：“知道远处的事从近处开始，知道风从哪里产生，知道细微之处如何显著。”说的就是这个吧？所以，君子以审察事物萌动的端倪为要务。破除两种疑惑 什么是两种疑惑？第一种说：锡地过去从来没有讲学会，一旦创办起来，恐怕高明的人会讥笑，卑陋的人会惊骇，难道这不是可以停止的吗？请回答说：确实如此。不过，龟山先生不是曾经在这里讲学吗？二泉先生不是曾经在这里讲学吗？如今不过是沿袭旧例而加以修整罢了。而且那些讥笑的人，是说它迂腐空疏而不切实际；那些惊骇的人，是说它高深遥远而

译难以遵从。我私下认为：伦理必定不违背，言语必定守信，行为必定恭敬，愤怒必定克制，欲望必定堵塞，见善必定迁改，过错必定改正，情谊必定端正，道理必定明白。不愿意别人对自己做的事，自己绝不施加给别人；得不到的东西，必定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求学的人，就是学习这些的人；讲学的人，就是讲这些的人。这些全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实行、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事情，怎么能说迂腐空疏呢？而且它们又都是世俗男女共同知道、共同能够做到的事情，怎么能说高深遥远呢？这就是不应当疑惑的地方。第二种说：求学只在亲身实行，做到怎样就怎样，哪里还用得着讲学？试试看，张留侯、郭汾阳、韩、范、富、欧诸公什么时候讲过学，可是他们的德行、功业、声望照耀百世；至于近来某某等人，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处不讲学，没有一个人不和他们讲学，可是他们所居之处受到轻视，所到之处受到猜疑，往往在天下背负了不好的名声，这是为什么？请回答说：确实如此。不过，假使张留侯、郭汾阳、韩、富诸公懂得学问，难道不会最终成为稷、契、皋陶那样的人吗？所谓某某等人的弊病，不在于讲学，而在于所讲的不是所实行的，所实行的也不是所讲的。士人对于学问，就像农民对于耕作。农民不以耕作为忌讳，士人却把讲学当作忌讳；农民不因为宋人拔苗助长的荒谬行为而诋毁耕作，士人却因为某某等人的败行而诋毁学问。这实在是颠倒了，这就是不必疑惑的地方。不该疑惑却疑惑，是昏昧；不必疑惑却疑惑，是怯懦。弘扬九种益处 什么是九种益处？国家设立学校，本来是教育人做圣人、做贤人，并不只是为了别的。只是士人所学习的不过是占毕，所希望的不过是科名，父兄、老师、朋友之间彼此期望、督促的也不过如此，于是丧失了根本。如今这个会专门以道义彼此切磋磨砺，使人诚意、正心、修身，以求逐步达到圣贤的境界。这样，设立学校的初衷大概就不会被辜负。这是第一种益处。善待、帮助别人不应拘泥于对象，行善也希望不受对象限制。如今这个会，近处有本邑的衿绅聚集，远处有四方的尊宿名硕不时前来。凡是仰慕向往而来的，即使是乡野的普通百姓、总角孩童，也都可以围在周围听讲，教化所联结的人就多了。这是第二种益处。试着在闲居独处时检验自己：完全无所事事，收心时游思容易乘隙而入；放纵时惰气容易乘隙而入。到了会集之时，年长者庄严地列在前面，年轻者整齐地列在后面，耳目为之一新，精神自然振奋，默默相对，万般思虑都澄清了；就在这种回返内省、进入细微之处时，便可以得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是第三种益处。至于家庭之中，和妻子相处亲昵，和童仆相处随便，温和亲昵罢了；亲朋故旧往来，混杂随意罢了，这些又最容易使人堕落。到了会集之时，不是仁义就不谈，不合礼法就不做；看听得久了，熏陶得熟了，气质形体因而改变，内心肺腑因而改易，一切凡俗的情感和姿态，不知不觉就荡然无存了。这是第四种益处。求学的人只要不是没有志向于道，而是真有志向于道，本来应当跋涉不远万里去寻访老师、寻找朋友；如今在一堂之上，雍容和谐、人才济济，能够彼此严肃敬畏，老师就已经足够了；能够彼此切磋琢磨，朋友也已经足够了。声气相应、志趣相投，随时取用、随时满足，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近，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呢？这是第五种益处。一个人的见闻有限，众人的见闻却没有限度。因此，有时参究身心中隐微而切近的问题，有时叩问诗书的要义，有时考察古今人物，有时商讨经世济民的实际事务，有时研究乡里的利害；有的问题精研了很多日夜仍未能解决，反复多年仍未能解决，向六合之外广泛搜求仍未能解决，向千古以前遥远追寻仍未能解决。一旦拿来在大众之中质证，恰好遇到契机，片言之间便能相合，彼此喜悦而得到解释。这是第六种益处。而且不要说这个会每年只有八次，每次只有三天，每天只有几刻，就轻视它。只要就在这几刻中回头追查过去，过去所做的一切拿来对照自己的眼光，今天面对众人时的一念，能够全都相符吗？一定会有清醒警觉、无法欺瞒昏昧的时候。又就在这几刻中从容预先筹划将来，凡是将来所要做的一切，和自己今天面对众人时的一念，能够没有丝毫遗漏吗？一定会有凛然警惕、不能放松的时候。这样看来，单是这几刻时间，就足以振起旧有的志向、开创新的局面，为众人一生的行为作出总结；而参加会集的人，还应当使自己在会集之前、会集之后，常常如同会集之时一样，总的说来，也就是完成这几刻时间中的一桩公案罢了。这难道不是人生中的一大关键吗？这是第七种益处。这还只是就自己检点自己而言，而别人对我的检点尤其严格。如果说：“这是依庸堂中的人吗？他说平常的话可信吗？做平常的事谨慎吗？这是丽泽堂中的人吗？愿意听到自己的过错吗？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吗？”又如果说：“这是道南祠中斋戒明洁、穿着盛服、恭敬拜谒在先生面前的人吗？将来谁配得上杨先生？谁配得上罗先生？谁配得上胡先生？谁配得上喻先生、尤先生、李先生、蒋先生、邵先生呢？”这样一来，他们责备我不是已经很周全了吗？对我的期望不是已经很深厚了吗？对我的爱护不是已经达到极点了吗？这样一来，即使想妄自菲薄，难道还能够姑息自己吗？这难道不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吗？这是第八种益处。我看世上能够自立成就的人也不少，有的树立节操，有的建立功业，有的著书立言，并不是不足以在当时成名、流传后世；然而从道来看，它们仍然只是枝叶而不是根本。会集是为了明白学问，学问是为了明白道，从根本生出枝叶；这样以后，他所立的言，声音便合乎法则，就不再是世俗所谓的立言了。他所建立的功业，每天都有更新而且日益丰富，也不再是世俗所谓的立功；他所树立的节操，是成就仁德、取守义理，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也不再是世俗所谓的立节。这难道不是人生中的一大究竟吗？这是第九种益处。以上都是取得益处的途径。共同协力来推崇实行它们，在于我们同道之人。摒除九种损害 什么是九种损害？彼此过分亲昵、嬉戏玩闹，是鄙俗；结党同人、攻击异己，是偏僻；假借公事来谋求私利，是奸贼。有的评论官吏的长短，有的议论乡里的曲直，有的诉说自己的不平，这些是浮薄；有的谈论暧昧不明、琐屑不雅以及怪诞不经的事情，这是妄诞。自己有过错，贵在尽快听到、尽快改正；但有人厌恶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巧妙地加以文饰，这是怙过。别人有过错，贵在委婉曲折、秘密地使他改正；但有人当众指责切斥，使对方难以承受，这是悻悻。问答之间，意见偶然不同，回答的人应当慢慢考察提问者的意旨是什么，明白地开示；但有人却立即加以沮抑，使提问者心中有疑而无法展开。提问的人应当仔细推究回答者的意旨是什么，从容地提出请教；但有人却立即固执争辩，以至于激动而心中不平，这是自满。别人认为对的自己也认为对，别人认为错的自己也认为错，只听道路传闻，丝毫不反求于己，这是鲁莽。以上都是导致损害的途径。共同协力把它们摒除，在于我们同道之人。

译我所分条列举的，大体只是就《白鹿洞规》加以引申罢了，并没有什么能够增益它的地方。退下之后再思考，更加产生深切的感慨。追想龟山先生从洛地归来时，程淳公目送他说：“我们的道向南方传播了。”从此一传得到豫章，再传得到延平，三传得到考亭，于是他的学说大为显扬，这些地方都在南方。淳公的话，大概是知道天命了吧？龟山先生游历我锡时，喜欢这里并安居下来，直到历经十八年也不肯离开，他的眷恋竟如此深。小小的东林，屡次废弃又屡次兴起，已经大半沦为僧区。幸而旧址可以恢复，于是得以整顿修饰庙宇的面貌，奉祀罗、胡七位君子在左右相从；又在旁边开辟讲堂，修筑学舍，使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在这里切磋磨砺。这个心意，难道也是上天特意留下来惠及我们后人的地方吗？又怎么知道这不在从前“道南”所识知的范围之中呢？这样说来，今天的会集，实在是一个极好的机缘。而且从先生到现在，已经四百余岁了。近来东林有事，请示各位当道者；当道者欣然应允，大家一心加以表彰，并传告给大众，大众也欣然踊跃，彼此交口赞叹。若不是东林□有灵，便是先生有灵。先生上承濂洛之学，下启考亭之学，四位先生的精神，直与天地相始终；而先生的精神，也与四位先生相始终。它应当有所触动便立即回应，不必告诫便自然使人信服。因此，必须先有先生的精神，才可以贯通四位先生的精神；必须先有四位先生的精神，才可以贯通天下万世的精神。所要做的，就是维系道统，联系和维系人心，使兴盛的不要废弃，废弃的重新兴起，流传得越久而越显得新鲜。这一切，都只是由我们各自内心掌握其中的枢纽罢了。既然如此，今天的这次聚会，就是一副最重的担子。这样难得的机缘不可辜负，应当怎样报答？这样沉重的担子不容易承担，应当怎样担当？因此我又续写这些话，和同道诸君共同商议。会约仪式 一、每年举行一次大会，或在春季，或在秋季，临近时斟酌确定日期，提前半个月发帖通知。每月举行一次小会，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严寒酷暑不举行外，二月、八月从仲丁日开始，其余月份从十四日开始，每次会期三天。愿意参加的自行到来，不必一一发帖通知。一、大会第一天，恭敬地捧出圣像悬挂在讲堂。午初敲鼓三声，众人各穿本等冠服，到圣像前行四拜礼。随后到道南祠，礼仪也一样。行礼完毕，进入讲堂，分东西两边就座：先按各郡、各县，其次本郡，其次本县，其次会主；各按年龄排次，或分列就座，不能与同班同列者退后一席。等众人到齐后，东西两边相对行两次揖礼。申末敲磬三声，东西两边相对行一次揖礼，仍到圣像前和道南祠恭敬行揖礼，然后退下。第二天、第三天免行拜礼，早晚只恭敬行揖礼，穿常服。小会在二月、八月依照第一天的礼仪，其余月份依照第二天、第三天的礼仪。一、大会每年推选一人为会主，小会每月推选一人为会主，轮流循环。一、大会设置知宾二人。愿意参加聚会的人，应提前送一张名帖给知宾，由知宾登记在门籍上。聚会当天在门口设置木柝，客人到达后，守门人敲木柝传报，知宾迎请客人进入讲堂。一、每次聚会推选一人为会主，讲说《四书》中的一章。此外有疑问就提问，有需要商议的就商议。凡是在会中的人，都要虚心听讲；即使有自己的见解，也必须等双方讲论完毕，再另起话头提出请教，不要插话扰乱。一、聚会久坐之后，应当唱一两章诗，用来涤荡凝滞的情绪，帮助开发性灵；必须互相应和，反复涵泳吟咏，每章唱到几遍。这样或许能够使心与口融洽，精神自然贯通，获得深长的意味。一、参加聚会的人全部聚齐后，只有安静才能保持庄肃。必须劳烦各人约束随从，让他们在门外等候，不得混入，以免造成喧闹。一、每次聚会都必须设置门籍：一方面用来考察参加聚会的疏密，检验目前的勤惰；另一方面用来考察参加聚会的人日后取得了什么成就，作为将来的劝戒和借鉴。吴桂森：《东林会约》一、竭力实行，以尊奉圣贤之教 所谓宗教，就是奉泾阳、启新、景逸三位先生的教法为宗旨并加以遵行。东林的学说，本源于程朱之学，以穷究事理、致达知识为宗旨，以居敬自持、存心涵养为功夫。三位先生用几十年的苦功，在性命的精微处获得体会，在修养觉悟的方法上参究到了极其精密、辨析到了极其透彻的程度，已经确定了唯一的尊奉对象，所以给予后学的恩惠最直接、最切实。如今只须奉它为准则，尽力学习践行，实实在在地穷究事理，实实在在地居敬自守。至于谈空说玄的陋习，不但应当从听闻中屏除，即使是鹅湖、姚江的学术争辩，也不必再烦劳议论。只须专心一意，确实遵守读书的方法，以求达到致知；默默体察静定之中的本体，用来存心涵养。借此向后世阐明先生的教法，这是今天第一重要的义理。一、讲求实际功夫，以穷究经书 千圣贤人的精神都蕴含在五经之中，浅显的如纲常伦理、名物制度，精微的如仁、圣、中和之理，没有不具备的。从事经世的人如果不明白经书，凭什么治理天下？求取志业的人如果不了解经书，凭什么建立抱负？所以把功名利禄看得低下、被异端邪说迷惑，毛病都由此而来。先生之所以特别尊崇经书，只是因为经书既浩瀚博大，其中的道理又深邃精微；如果不切实下功夫，勤于学习，精心讲习，就不能进入它的范围，又从哪里窥见其中的奥妙？如今必须积年累月，建立会讲诵读的制度，先学习《易》《尚书》，逐渐学习《诗经》《麟经》《戴记》，务求一定全部通读，使它们贯通在胸中；这样，出仕一定能成为闻名当世的人，退居也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儒者。这是今天第一要务。一、杜绝议论，以安享太平时世 “学问”这两个字，本来就不崇尚空谈议论；只是过去先贤有时发表清正的议论来扶持世道，大概是时势有时迫使他们这样做，实在是万不得已。像我们这些闭门读书的人，本来与外界相隔极远，幸逢太平盛世，圣天子临朝用人，必定能够承担良才应有的职责，必定能够施行恩泽，哪里还需要再议论游说乡里的事情？孔子不是说过“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吗？从今以后，除了谈经论道之外，凡是朝廷之上、郡县之间的是非得失，一概听到了也不谈，有人问也不回答，一心勤修学业，以期不辜负雍熙盛世。这是今天第一合时宜的事情。

译一、屏除世俗纷扰，尽到本分 同在堂中讲求道义，彼此休戚相关，本来一县之内没有不相通的。但有道义之情，也有世俗之情。什么叫世俗之情？就是事情涉及利害，情势关系到自身和家族，或者想伸张郁结的心情，或者怀有不平的感受。这样的端绪有很多，不是一两件可以数清的。我们平民聚会，既没有权势可以凭借；在店铺中讲学求道，又哪里经得起像苍蝇逐臭般的奔竞之声？所以希望会中一切关于是非曲直、喧嚣欺凌、强弱争执的话，都不要传到这个席上；凡是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的文书，也不要带进这道门。稍微接近世俗尘事的，一概谢绝。如果说将来要寻求解决纷争、妥善应对的方法，请详细参看规约中关于处事待人的宗旨。实在是如果不堵住这个口子，就会招致嫉妒和怨恨，兴起毁谤和责难，流弊难以预料。先生在“九损”中已经先行点破了这一点，现在更应当谨慎戒惧，以安守平常的本分。这是今天第一要严禁的事项。高世泰：《东林讲会规则》每年春秋两季的上丁日开讲会、会友，直到仲丁日举行祭祀先圣之后才停止，共十天。按照古礼三日斋戒、七日戒慎的期限，定为十天。讲习的具体仪式是：这一天会友刚到，先拜谒圣像，其次拜谒三公祠，再拜谒道南祠；讲习结束后再拜谒圣像，都行一次揖礼、一次鞠躬礼。入座时分东西两班，客人在东、主人在西。两班之中各按年龄排次，不必在东西两边来回更换位置。摆上书案后行班揖，撤去书案后再行班揖。客人后来到达时，行班揖。不要扰乱威仪，不要私下嬉笑交谈，不要谈论时事；质疑问难，都在听讲完毕后任意提出。远方客人来访，就在会所回拜，不必到客人的船上或住处。通报姓名只用单帖，每期会友都必须登记姓氏，以便日后考察其操守行为。这天午饭后，众人一齐聚集在座席上，只设置一点食物充饥。为远方宾客准备饭食，只用四簋，即两荤两素；不杀生，酒只斟数巡。江苏省 ●虞山书院 位于常熟城内。原名文学书院，又名学道书院。元至顺二年，由本县人曹善诚创建。中间祭祀孔子的弟子、乡里人言偃（子游），开辟讲堂，排列斋舍；有关官员上报此事，设置山长主持。至正末年毁坏。明宣德年间改建，改名为“学道”，不久又坍塌。嘉靖四十三年，改建于虞山，仍名“文学”。万历初年毁掉天下书院，只留下祠堂。万历三十四年，知县耿橘重修，开辟了大门、经正门、富美门、游艺门、乐寿门、学道堂、体圣堂、有本室、讲武厅、谢圃等建筑，又改名为“虞山”，聚集众人讲学，与东林书院相互呼应。有《虞山书院志》刊刻流传于世。天启年间又被废止。崇祯年间，言氏后裔恢复了这处地方。清康熙、雍正年间几次修缮，又几次坍毁。只有言子祠、莞尔堂保存下来。言氏后裔不时加以修葺治理，地方官在春秋两季祭祀。咸丰年间又毁于战火，只剩下言子祠。耿橘：《虞山书院学道堂堂规》（明万历年间） 父子之间的道理是仁。帝尧说：“父子之间有亲爱。”子思说：“仁就是爱人，爱亲人是最重要的。”孟子说：“仁的实际内容，就是侍奉父母。”做人第一要务是实行孝道，做学问第一要务是认识仁。孔子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到来了。”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程子说：“仁，就是浑然与万物同为一体。”一定要有仁，之后才可以侍奉父母；如果没有仁，侍奉父母也都是虚假的。这个“仁”字能够认识吗？这是学道堂中的首要任务。兄弟之间的道理是义。帝尧说：“长幼之间有次序。”孟子说：“义的实际内容，就是顺从兄长。”顺从兄长就是遵守次序，遵守次序就是义。对长兄如同乡里尊长一样，表现出平常

译片刻之间的敬意；这种敬意不是从外面强加而来的，就可以认识义了。一定要有义，之后才可以顺从兄长；如果没有义，顺从兄长也都是虚假的。这个“义”字能够认识吗？这是学道堂中的急务。夫妇之间的道理是礼。《周南》说：“关关鸣叫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沙洲。”雎鸠这种鸟什么时候不是成对相处的，只是人们不能看见它们交配罢了；这是鸟类中有礼的。帝尧说：“夫妇之间有区别。”有区别就是礼，不混杂而居，就一定能端庄相处。孟子说：“礼体现在宾客与主人之间。”古人夫妇相互敬重如同宾客，才是有礼。天下一切尊卑等差都由礼产生，但礼难道本身就是等级差别吗？一定要有礼，之后才可以整治家庭；如果没有礼，整治家庭也都是虚假的。这个“礼”字能够认识吗？这是学道堂中的重要任务。（以上三条，是进入家庭后在家中的道理，但并不是不能推及外界。）君臣之间的道理是智。孔子出仕，原本是因为看见义可以实行才出仕。帝尧说：“君臣之间有义。”孔子说：“君子出仕，是为了实行义；一定要看见义可以实行，然后才出仕。” 出仕还是停止出仕、出仕时间长短和快慢，都取决于智慧。所以说，能够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并说：“智慧好比技巧高超而能射中目标，难道不是靠你的努力吗？”《易》说：“智慧面对大君，是适宜的。”《吉书》说“在于知人”。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子思说：“聪明睿智，足以居高临下地治理，像鱼和水一样相互契合。”智若符合这个意义，才算实行了智，才算有智慧。留侯善于隐藏自己的才能，又能任用高祖，智慧就很大了。射箭的技巧高低，并不依靠别人；如果依靠别人，我的智慧又在哪里呢？一定要有智，之后才可以侍奉君主；如果没有智，侍奉君主也都是虚假的。这个“智”字能够认识吗？这是学道堂中的大事。朋友之间的道理是信。帝尧说：“朋友之间有信。”孔子说：“朋友信任我。”曾子说：“同朋友交往，难道可以不诚信吗？”如果没有诚信，那么整天同席讲学、携手游玩、共同做事同行的人，总归都是一场大伪善。可悲啊！这不是因利益而交，就是因权势而交，就是因名声而交，还不如没有朋友更好。子思说：“不必说话就能取得信任。”孟子说：“自己具备诚信就叫作信。”这样就可以认识信了。一定要有信，之后才可以结交朋友；如果没有信，结交朋友也都是虚假的。这个“信”字能够认识吗？这是学道堂中的重要任务。（以上两条，是走出家庭、处于外界时的道理，但也并不是不能推及家庭内部。） ●钟山书院 位于江宁城（今南京）。清雍正元年，两江总督查弼纳倡议修建，选取全省士子到其中学习，聘请教师教导，每月发给廪饩，世宗亲自赐题“敦崇实学”匾额。雍正十一年，赐帑金千两，定为省城书院。乾隆元年，总督尹继善把《白鹿洞规条》和《分年读书法》刻在讲堂的石碑上，院长杨绳武制定十条规约，强调立志立品，勤学读书，穷究经书、通晓史学。乾隆四十六年，总督萨载制定书院规条，院长钱大昕制定条约。乾隆时期，院内生徒已经达到数百人，分为内课、外课、附课三类；外籍人士凭本地学官的印文可以附试，并拨给驻防八旗子弟名额。附课没有名额限制，后来无论本省、外省士子都可以入院学习，规模很大。课程起初以科举诗文为主，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主讲者大多想加以改革。卢文弨两次主持院务，历时十年，《钟山札记》就是他在书院校勘时积累写成的。钱大昕掌教四年，以通晓经书、读通史书为先来教育士子，《廿二史考异》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姚鼐从乾隆五十五年起，先后掌教、主讲二十年，以古文的义理和写作法则教导生徒，知名的门生弟子很多。

译后来朱珔每月设置小课，用经学解释、诗赋来考试士子；胡培翚倡导实学，唐鉴倡导程朱之学，各自风格不同，但成就都很卓越。道光九年，布政使贺长龄筹款重新修建院内斋舍，并为书院课艺集作序，勉励诸生说“不要把文章只当作文章来看，而要把它返归内心，一定要追求有所收获”，又拿出自己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来教导士子。咸丰年间，曾国藩借用地方重新开办书院，当时“厅堂、廊庑、斋舍的规制十不及一”。光绪七年，总督刘坤一“于是规划旧址，扩建并加以更新”。清朝末年改为江南高等学堂。杨绳武：《钟山书院规约》清乾隆二年 一、首先要立志 士人没有什么比立志更优先。宋代王孝先说：“我一生的志向不在于温饱。”范希文在还是秀才时，就已经把天下人的忧乐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是因为他的志向先已确定。士君子成年后开始读书，应当以这些古人为师法，使自己的志向和见识坚定，气度和器量宏大；这样在朝廷任职一定能够有所建树，居住乡里也足以成为表率。如果立志不高，琐碎狭隘的见解缠绕在胸中，将来即使有所成就，也会自己陷于卑下狭窄。否则就会庸庸碌碌，成为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人，岂不是辜负一生！” 一、务必培养品德 《礼记·儒行》说：“亲近文章，磨砺品行的棱角。”由此可知，如果品行的棱角没有树立，就不能依靠文章来显示自己的才干。唐代裴行俭说：“士人首先要有器量和见识，其次才是文才技艺。”所以当时王、杨、卢、骆号称“四杰”，尚且没有一开始就获得认可，何况才能远远不如他们的人呢？况且这四个人还带有文士浮华的习气；如果再往下等而论，平时不知道培养品德，遇到事情一定会走向丧失气节。史书所记载的，立身一旦失败、万事随之崩裂的人很多，实在非常可怕。要谨慎，要谨慎！有囊萤、抱火、断緅、磨铁的人，何况安坐在书院中，每天领取廪饩，却消磨时间、虚度日子，学业没有进步；这不只是辜负朝廷供养士人的恩德，也不知道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了。韩子又说：“学业只怕不能精进，不必担心有关官员不能明察。”如果果真振作奋发、努力学习，三年五年之间，一定会有可以报答勤苦的成果，不要说我的话不会应验。经书之名起于《礼记·经解》，《易》、《诗》、一、穷究经学 《书》《春秋》《礼》《乐》，就是所谓“六经”，也称为“六艺”。《史记》记载，书籍极其广博，但必须以六艺来考察验证。“五经”这一名称，则始于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之时。把《易》《诗》《书》《三礼》《三春秋》合起来称为九经，再加上《尔雅》《论语》《孝经》《孟子》，称为“十三经”。唐开成年间有“九经”的刻本，宋代李至、刘敞各有“七经”的说法；后来有时称为“十经”，有时称为“十一经”，到“十三经”才大体完备。解释经书的人，有的作传，有的作学，有的作笺注，有的作疏解，有的作章句。“十三经”有注疏，“五经”有《大全》，此外在注疏和《大全》之外，还有历代解释经书的著作。这些书都还存在，没有失传，实在是义理之学的深海。大体说来，汉代儒者的学问以训诂为主，宋代儒者的学问以义理为主；晋、唐以来都承袭汉学，元、明以后尤其尊崇宋学。应当博泛综合历代各家的学说，再以宋代程颐、朱熹等大儒已经论定的观点加以折中，这样或许不会局限在一隅，也不会在歧路上产生疑惑。古人穷究经书，并不专门为了写文章；但文章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周诰》《殷盘》的文辞曲折艰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特而有法则，《诗》正大而华美。柳子说：“以《书》为根本来求取质朴，以《诗》为根本来求取变化，以《礼》为根本来求取适宜，以《春秋》为根本来求取判断，以《易》为根本来求取变动。”综合这两位谈论文章的观点，就可以知道文章之道不能不以经书为根本。史书的体例有两种：一是纪事，一是编年。《史记》一、通晓史学 以后所说的“二十一史”，都是按事件来记载的。司马氏的《通鉴》、朱子的《纲目》，都是编年体。按事件记载的体例又有两种：一是纪传体，一是表志体。纪传方面的学问，以《通鉴》《纲目》为集大成；表志方面的学问，则以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汇集得最为完备。正史以外，又有旁史、旧史，如荀悦《汉纪》、刘昫《旧唐书》之类。《通典》《通考》《通鉴》《纲目》都有续编；前有刘知几《史通》，后有胡寅《读史管见》，这些都属于史学的准则。概括说来，文章笔力之高，没有超过《史记》《汉书》的；学问之广博，没有超过郑渔仲、马贵与的；褒贬是非之公正，没有超过朱子《纲目》的。学习司马迁、班固的文笔，综合郑渔仲、马贵与的学问，再以朱子的议论加以折中，那么史家的才、学、识三方面的长处，就再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了。一、论古文的源流 如今谈论古文的人，动不动就称说唐宋八大家，却不知道八大家对于古文只是支流，并不是源头。古文的源头，应当追溯到经书，尤其要追溯到最早的经书。经书没有比《尚书》更古老的，也没有比《尚书》地位更高的。伏羲画卦时还没有文字，《易经》的文字大多出现在《尚书》之后，《尚书》是千古文字的鼻祖。《典谟》是纪传体的鼻祖，《禹贡》是志书的鼻祖，《誓诰》是诏令的鼻祖，《伊训》《说命》是章疏的鼻祖，其他也可以依此类推。各部经书各自专擅一种体裁，不能包括古今所有文章的体势；《尚书》各种体裁都具备，而且文章又最高，所以自古称为祖。《尚书》以后，能够用文章继承它传统的是《左传》《国语》；得到《左传》《国语》传承的是唐宋八大家。《尚书》是大海，龙门、积石山以下的《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八大家，就像九河汇入大海的地方。其余诸子百家的文章，也没有能超出《尚书》范围的。譬如淮水、济水、渭水、洛水，必须流入黄河，之后才能进入大海。如今人们读《尚书》，知道尊奉它为经，却不敢把它看作文，我担心这是数典忘祖，所以特意追溯它的源头。其中详细的内容，等以后再同诸位学生仔细讨论。一、论诗赋的派别

译诗源于《诗经》三百篇，就像古文源于《尚书》一样。《雅》变为《风》，《风》变为《骚》，《骚》变为赋，又变为汉、魏乐府和古诗，实际上都是出自同一个源头。汉、魏以后，曹子建是建安时期的杰出诗人，陆士衡是太康时期的英才，谢灵运是永嘉时期的俊秀之士，这是钟嵘《诗品》中的说法。但在他们之前还有阮嗣宗，之后还有陶渊明，钟嵘都没有论及。实际上，陶渊明和阮籍完全可以称为魏、晋诗坛的冠冕。永明以后，江左诗风浮艳，但谢元晖却是李太白所推崇的，庾子山也是杜子美诗歌的源流之一，不可以轻易诋毁。唐初承袭六朝遗风，陈伯玉才开始改变诗风，写成古体诗。到开元、天宝年间，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杰出诗人同时出现，诗歌一时极为兴盛。概括说来，要能够穷尽古今各种诗体的形势，同时兼有每个人所专擅的长处，就像元微之所说：“自有诗人以来，没有像子美这样的。”此后到了大历、元和、长庆、开成，各有名家；再往后，就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了。高廷礼《品汇》把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又列出正始、正宗等名家名目，虞山钱受之对此极力诋毁。但从诗歌源流和兴衰升降的次序来看，这种划分条理清楚，不可抹杀。赋，班固认为是古诗的流变；宋玉、景差确立了它的体制，司马相如、扬雄一类人使这种文体得到充分发展，到《二京赋》《三都赋》时，赋的宏大华丽达到极点。不过评论者有时讥讽它篇幅重叠、内容铺陈过多。唐代以前都是古赋，唐代以后才有律赋；而庾子山的《哀江南赋》，以古赋的气势和体制兼具律赋的声调和情感，并且把一个时代的兴废盛衰都写得完备，因此又兼有诗史的意义。我曾私下评论说：屈子的《离骚》一变而成为庾子山的《哀江南赋》，庾子山的《哀江南赋》一变而成为杜少陵的《新乐府》；这就像鲲化为鹏，虽然变化了两次，实际上仍是一体。又，杜少陵的《新乐府》，是诗歌变为大雅；白香山的《讽谕诗》，是诗歌变为小雅；张文昌、王仲初的乐府诗，是诗歌变为《国风》。这些都是我的管见，等有空再同诸位学生仔细辨析。一、论制义的得失 制义这种文体兴起于宋代，明代把它作为科举取士的制度，本朝也沿袭了它。洪武、永乐年间，规模刚刚草创，元气浑厚未分；到成化、弘治年间，制义达到兴盛。成化、弘治、正德、嘉靖时期的文章，文理胜过前代而法度完备；隆庆、万历时期的文章，法度严密而才气寓于其中；天启、崇祯时期的文章，才气旺盛而法度有所变化。本朝初年的文章与天启、崇祯时期不相上下，又加上廓清弊端、摧破陋习的功绩，所以当时达到极盛。此后文风逐步变化，作家代代兴起，但终究没有谁能够超过它。近二十年来，文章的弊病有两种：一是使文章面目枯槁，思想迟钝，打开篇卷一看，空洞无味，这是假借先辈文章形式所造成的弊病；二是使文章枝体臃肿，内容痴肥，篇篇读来茫然，不知道在说什么，这是腐烂时文的弊病。有的人起来纠正这些弊病，却又往往外表新奇，实质庸俗腐朽；外表刚劲强硬，内里空虚粗疏，像牛鬼蛇神，披着虎皮的羊，这就是假西江、假国初的文章。大概是因为不培植根本、不澄清源流，所以无法振作衰靡、矫正鄙陋。所谓培植根本、澄清源流，是什么意思？就是多读书。多读书作为根基，就能熟悉古人的义理，娴熟古人的法度，并且能够掌握古人的议论；见识、气味、骨力也会因此日益显现。把这些发为文章，就会有平淡朴实而无所不包的，有光怪陆离而一尘不染的，有规规矩矩而又通达变化、没有固定方法的，有千变万化而丝毫不偏离正道的；无论奇正、浓淡，都可以运用自如，清新真实、典雅端正的文章也就由此产生了。学习先辈的人成为真正的先辈，学习西江派的人成为真正的西江派，学习国初文风的人成为真正的国初文风；即使写的是时文，也不再是腐烂的时文了。一、戒除抄袭和请人代作 韩子说：“要切实努力去除陈旧的言辞。”祖孝征说：“文章必须出自自己的心裁，怎么可以寄居在别人篱笆之下？”如果袭用前人的文字，借别人的手来抄写，那就更加是寄居在别人篱笆之下了，哪里只是没有去掉陈旧言辞而已？至于请人代笔，更是士君子所不齿的。《颜氏家训》说：“齐、梁之间，贵游子弟雇人代答策问，借别人的手写赋；等到时势变化，竟至于替人耕田养马，实在令人叹息。”颜氏还把这件事郑重地作为警戒，求学的人怎么可以再走这条路？温飞卿每次参加考试，曾经替邻座写文章，朝廷士大夫鄙薄他的品行，后来终于没有考中。由此说来，不只是求人代作的人固然是最没有志气的，就是替别人代作的人也不是有品德的士人。诸位学生都应当知道自爱，必定不屑于染上这种弊病；倘若有一人犯了，就特别列入劣等加以惩罚。如果有书院役人在考试中作弊、传递文字，一经查出，就把传递的人送交监院官惩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 一、戒除自夸、嫉妒和诋毁。求学的人必须虚心接受善言；文章如果确实写得好，也是本分以内的事情，而且学业没有止境，前进一步还会有一步，哪里用得着自夸？如果文章还没有达到要求，就应当约束自己、反省自己，用功求得进步；嫉妒、诋毁别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至于课程名次的前后，文章有一天写得好、一天写得差，学业也有不同时间的增长和衰退，正应当各自努力。排在前面的人不要急于自我夸耀，排在后面的人也不要肆意互相诋毁。以上几条，都是往年丁巳年我初到书院时所制定，用来告示后来求学者的。当时制府庆公、方伯晏公看到这些，都与我的意见相合，晏公还为它写了跋，现在一并录在后面。后来任职的那公、郝公、武陵杨公、宗室德公，也都认为这些规约不可多得。到了现在制府尹公到任，更加完全赞同。又因为长期受到渐次磨砺，书院待士优厚、养士周厚，鼓舞振作比过去更加倍增。现在把书院会课刊刻出来，尹公已经为它作了序，我就把这些录在这里作为开端，也不必再多说一句了。

译遵循正道、发扬德行，探究根本、穷究源流，开启先圣学问的深奥之处，辅助后学追随前贤。凡是有志之士，应当没有不踊跃振奋的；日积月累地磨炼自己，一定会有每月不同、每年更进一步的成效。从前陆子静会讲义利之辨，认为一个人所能明白的取决于所学习的，所学习的又取决于所立的志向；他反复讲论科举之学，要求听者回头反省自己，端正求学的方向。当时听到这些话的人，没有不震动警醒、动心至于流泪的。朱子也说，这些话切中了求学者隐蔽而根深蒂固的弊病，于是作跋加以记述。至于朱子的学规，从五教的条目、求学的次序、修身的要领，到处理事务、与人交往的方法，都是圣贤学问传承下来的纲领，是后学由贤人走向圣人的阶梯；这些方面彼此并没有什么不同。先生分条列举励志、立品来端正求学方向，谨慎交友来使群体和乐，勤学、通经、通史来敬重学业，论述诗、赋、古文、制义的源流来修养文艺，告诫抄袭、自夸、嫉妒和诋毁来警戒懒惰；本末兼顾，大小事项都完备列举，条理分明，既符合前代贤人创办书院的教育宗旨，又因为内容完备、从今人容易理解的地方通向古人的道理而容易实行。这实在是最高的教育准则，也是圣朝培养人才的宏大规范。我反复思考并深深敬佩，因此恭敬地记下这些话。西吴晏斯盛跋。浙江省 ●丽泽书院 位于金华明招山。这里是南宋吕祖谦兄弟收徒讲学的地方。他们经常邀请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以及永康学派的陈亮等人到书院切磋、探讨学问。他们编著了《东莱左氏博议》《近思录》（与朱熹合著）等书，供学生学习。吕祖谦亲自订立规约，规定：“凡是学习这门学问的人，都应以讲求经书旨意、明白义理并亲身实行作为根本。学习必须有固定的常规，每天把所学记在簿册上，多少随自己的意愿。”“凡有疑问，专门设置册子记录；同道之人以后相会时，拿出所学和疑问，互相商讨。”当时士人都倾心向往，学术道统和学派灿然昌明，著名儒者接连兴起，前后相继，天下称婺州为小邹鲁。金华学派因此得以创立。丽泽书院于是与岳麓、白鹿洞、象山并列，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吕祖谦去世后，其弟吕祖俭继承兄长的志向，传道讲学。嘉定元年，经吕氏门人请求，官府重修书院，修建吕祖谦祀室和收藏其生前著作的遗书阁，并开始刊刻书籍。其中绍定三年刻印的司马光《切韵指掌图》至今仍保存，是宋代版书院刻本中的珍本。端平年间，吕氏门人又把吕祖谦祀室改建为吕成公祠，并以吕祖俭配祀。淳祐六年，知州许应龙把书院迁到双溪岸边，理宗亲自赐给匾额。咸淳年间又迁到旌孝门外印光寺的旧址。宋末元初，著名学者何基、王柏、金履祥先后担任山长、主讲，四方前来求学的人很多。明嘉靖十四年，巡按御史张景命令金华府通判汪防重修书院，供奉朱熹、张栻、吕祖谦。书院毁于明末。吕祖谦：丽泽书院学规 乾道四年九月规约 凡是参加这个集会的人，都应以孝、弟、忠、信为根本。那些不顺从父母、不友爱兄弟、不和睦宗族、对朋友不诚实、言行相反、掩饰过错粉饰错误的人，不得列在这里。如果已经参加集会而偶然犯了这些过错，同道之人就规劝他；规劝仍不改，就责备他；责备仍不改，就告知众人，共同勉励他；最终仍不悔改的，就除去他的名籍。凡是参加这个集会的人，听到善行就互相告知，听到过错就互相提醒，遇到患难就互相救助；平日交往、共同居处时，必须按年龄相称呼，不得以丈、不以爵，也不得以“你”“我”等相称。集会讲学时，仪态要端正严肃；众人共同居处时，仪态要和蔼而庄重。（伸腿张坐、跛着倚靠、喧哗、拥挤并坐，都叫作不严肃；轻薄戏弄、嬉笑调侃，都叫作不庄重。） 过去所跟从的老师，每逢年节往来，或在路上相遇，都不能废弃旧日的礼节。不得评论长辈和上级的优劣，也不得诋毁外人的文章。对于郡县的政务和乡里的各色人物，只称赞善处，不谈恶处。不得求见请托，不得投送献纳，不得托人请托。不得互相品评题识，自我抬高身价，妄自区分清浊。说话不得轻薄、不得谄媚、不得妄诞、不得杂乱。（妄语不只是把假的说成真的，像约定而不守信、说话不合情理、夸大增饰之类，都属于妄语；杂语则凡是没有益处的谈论都属于杂语。） 不得亲近非同类的人。（亲戚故旧中有的不是士人，情分和礼节当然不能废弃，但不应同他们过分亲昵。） 不得亲近卑鄙的事情。（如赌博、斗殴、蹴踘、笼养朴淳、在酒肆纵情饮酒、赴试替人代笔以及自己投递两份试卷、阅读邪僻文字之类，其余可以类推。） 乾道五年规约 凡是学习这门学问的人，都应以讲求经书旨意、明白义理并亲身实行作为根本。学习应当有固定的常规，每天把所学记在簿册上，多少随自己的意愿。如果遇到有事而中断学业，也要记在簿册上。一年内不得超过一百天；超过一百天的，同道之人共同排斥他。凡有疑问，专门设置册子记录。同道之人以后相会时，各自拿出所学和疑问，互相商讨，并在册子后亲笔署名。懒惰苟且，虽然敷衍应付课程，却完全疏略、毫无条理的，同道之人共同排斥他。不修养士人的操守，在乡里的议论中被认为不配与人交往的，同道之人共同排斥他。同道之人迁居时，要写信互相通报。●稽山书院 位于山阴（今属绍兴）。宋代朱熹任浙东提举时，经常在县城卧龙山西岗讲学。后来马天骥为他修建祠堂祭祀，吴革又请求改为稽山书院。元至正年间，廉访副使王侯重新增修。年久之后逐渐湮没废弃。明正德年间，知县张焕发重建书院。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增建明德堂、尊经阁、瑞泉精舍，考试八邑诸生，选拔其中优秀者升入书院，稽山于是成为浙中王门的重要据点。万历七年奉命按例毁掉书院。万历十年，知府萧良榦修复书院，建立朱文公祠，召集越中各位儒者在院中会讲，又订立《会约》，反对空谈，提倡实学，确实不同于流入空疏的王学末流。又在瑞泉精舍旧址建了一座堂，题名为“仕学所”。清康熙十年，当地人虞敬道、柴世盛重建书院。此后兴办学业的事业一直没有中断。萧良榦：《稽山会约》

译越中人文冠绝天下，读书作文而考取上等名次，本来就是各位学生所能做到的事情；况且这里是文成倡导道学的地方，师友传承深厚，长期耳濡目染，应当会有独到而能守持的所得。我也没有什么才能，哪里能有所帮助呢？只是人的善心，不触发就不会显现；善心的显现，不聚集就不能凝定。每有一次启发，就有一次觉悟；每有一次聚会，就有一次警醒。这就是古人之所以重视会讲的原因。我学习还没有取得成效，长期悠忽而一事无成，如今守持大道，就像在洪涛巨浪中漂浮，不能使自己站稳，正要依靠各位朋友从旁扶持；只是各位朋友也借助我作为鞭影（鞭影：马鞭的影子。马行走时，看见鞭影就会快速奔跑，这里说的是快马随着鞭影，努力前进）。这样或许可以彼此共同取得成就吧。因此制定几条会规，和各位朋友共同遵守。一、树立真正的志向 志向，是人的命根。天下没有不立志却能够取得成就的人。如今有人致力于学习却不努力，只是因为志向还不真实罢了。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以平民身份竟直接想要与舜相比，他的志向锐利到这种程度，所以最终成为颜子。各位朋友的意念不断振作，好像有所兴起，这只是意气兴致，还不能称为志向。从今以后必须立下成为圣人的志向，不被旧习所沉溺，不因取得一点小成就就自我满足。这个志向一旦确定，学习的功夫也就完成一半了。一、下实在的功夫 圣贤之门谈论学问，只在于谨慎说话、谨慎行事，落实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之间。象山说：“要在人的情感和万物的道理上用功夫。”那些圣贤，难道不谈性命之学吗？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应对事物、感受外界的时候，正是性命之学实际发挥作用的地方。近来空谈盛行而实学衰微，说起话来高过青天，行为却低下得像污泥，因此有志于学的人大多不相信学问。今天诸位朋友会面之后，务必各自在伦理关系和日常应对处切实下功夫，分别针对自己最严重的毛病加以克制、治理，使它消除融化。从前骄傲的，以后要做到谦逊和气；从前放纵的，以后要做到检点约束；从前萎靡的，以后要做到振作起来。一切人伦日用之间，都要从自己极细微的一念处自我修养、自我改正，这才是实际的功夫，才真正有益。否则，即使谈论本体、分析幽微，也只是徒然增长见闻，只会增加虚伪罢了。希望大家共同以此自我警戒。一、革除旧习 习俗会改变人的性情，即使贤者也难以完全避免。然而，习气只要有一丝没有除去，就说明对性命之学还有一丝没有彻底体悟；这尤其是求学最重要的事情。当今世上追逐繁华、声名和利益的习气，已经深入人人的心髓。上等的人，竞相致力于诗文辞章、猎取声誉；下等的人，竞相夸耀车马、穿华丽衣服、穷尽口腹之欲；更下等的人，竞相狡诈刻薄、喜好讥讽嘲骂，甚至竞相出入官府、干预公事。来这里参加会讲的诸位学生，当然绝不至于有这些情形；但习气所在之处，人很容易宽恕自己，各人都应当猛然反省。孔子说：“读书人立志于道，却以穿坏衣、吃粗食为可耻，这种人还不值得同他谈论道。”古语说：“节俭可以培养廉洁。”前代正人说：“名节，是卫护道义的藩篱。”这本来就是读书人的大节，不可不加以重视。如果参加会讲的诸位朋友都各自努力节俭，摒弃华靡；努力做到忠厚正直，戒除险诈偏僻和邪曲媚俗；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求取原因，知道自我珍重、自我尊重，那么外界的事物就没有什么值得进入我们的忧虑了。姚江之学在越地兴起，越地本来有稽山书院，江陵执掌政权时突然将它废除。我乡前辈萧方伯拙斋公，任户部主事，屡次升迁为绍兴府知府，当时因朝廷议论，晋文成公从祀，便得以主持兴复书院；这里所说的，就是他用来约束诸生的会约。会约总共有三件事：树立真正的志向，使用实际的功夫，革除旧有的习气。大体上同毅斋的《水西会条》相同。两位公幼年志向相同，长大后同学，立身处世的品行相同，入朝任职时的节操气概相同，对人道的体会深浅相同，那么他们立论著文没有不同，也是应当的啊！毅斋公也有《水西会约》，因为主要意思已经全都包括在这里了，所以不再赘录。嘉庆五年正月，后学赵绍祖记。●仁文书院 在嘉兴。明万历三十一年，知府车大任创建，设有仁文堂、崇贤堂和有斐亭，召集乡绅和生徒在其中讲学，是明代浙江中部王门学派的活动中心之一。第二年，又与提学副使岳元声等大规模举行讲会，订立讲学规条，规范讲学行为。同时批准府学生员蒋道原等人的公呈，执行《条理院田事宜》，其中包括创置田地、收取院租、清理稽查、明确支给、酌定支出数额、清理登记户籍、重视主管典守人员、确定祭祀礼仪、谨慎修理、慎重请领给用、严格看守等事项，从经济上保障书院的讲学活动。仁文书院讲规 明万历三十二年 孔子说：“学问不能讲明，是我的忧虑。”唉，如果把这句话拿去对道路上的人说，再告诉三吴水边的乡里，岂不是会说“由弹瑟，为什么还在孔子的门下呢”吗？孟夫子阐明性善之理，说话必定称颂尧、舜。这是有所激愤吗？是有所激愤吗？在杨朱、墨翟学说横行议论的时代，他说到激动处便变了脸色，说：“你为什么尊重木匠、轮匠、车匠，却轻视仁义？”真令人悲伤啊，这就是孔子、孟子的心意。若我不和这些人同道，又将和谁同道呢？千百多年以后，濂洛关闽之学兴起，或许可以使这条将断的细线不至于断绝。至于晦翁先生，那是理学家族中最为显赫宗派的嫡长子。他在《石鼓书院记略》中说：前代学校教育没有得到修明，读书人苦于无所学习。即使现在郡县的学校设置了博士和弟子员，也从未考察他们平素的德行和道艺；所传授的又都是世俗之书，所实行的进取之法，使人只看见利益而看不见道义。读书人中有志于修养自己的人，大概都以谈论这些为可耻。因此，曾想另外寻找幽静闲适、清旷开阔的地方，和大家共同讲习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却未能做到。于是，人们往往选择名胜之地，建立精舍，作为众人共同居住、讲习的场所，而执政者有时还前往加以褒奖表彰，像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这一类，就是这样。三吴是水边的乡土，霸气遗留下来的喧嚣，使凌辱、辱骂成为习惯，难道可以轻易向他们讲说这些道理，再用弦歌教化来浸润他们吗？然而，主持学道、爱护百姓的当事者，对这片土地不止三次表达了关切；既建立书院，又置办田产，又制定规条来规划管理。在这样的照临之下，假如仍然遭受浓重阴云和雨露的冲击，最终还是甘心枯槁，岂不是自暴自弃的人不可同他谈论，自我放弃的人不可同他共事吗？我对此感到凛然敬惧。即使我平生学问浅薄、修养不足，少有独到见解，也谨慎地把从先贤那里听闻的大略以及给后学制定的规条，姑且把仪则注列在后面，以等待君子采纳取舍。现分列如下：一、整肃讲学仪式

译先贤已经逝去了。孤陋寡闻的读书人，稍稍失去师承，哪里能够逐一阅读先贤的著作，了解先贤的行事呢？也许能在想象中如同面对先贤那样见到他们，或许能够因见到而发问，因发问而思考，因思考而探求他们的庙貌为何受到尊崇，或许就会有所记取吧？“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这个人，可以吗？”也许在梦中突然醒悟一次，也未必不是对善与利的区分，于是初次入谒时便能产生真诚之心。也许会有仿佛不能亲见先贤的想法，因此规程应当严肃。议定每次入谒，都必须沐浴洁身后进来，在仁文堂整齐集合。每次集会，巳时鸣钟五声，由书院赞礼的两名学生引导众人整齐进入，肃整仪容，澄清思虑，前往四位先生的神位前，唱名排班；队伍整齐后作揖，起身，如此作揖四次，礼毕。初次入会，谒见者另行四拜，再由引导者带出，到仁文堂，分东西两边站立；击鼓三声，各自到班位，肃敬作揖后就坐。默坐片刻，院长先捧出晦翁先生的院规、象山先生的《喻义利章》，或朗诵一遍，或讨论一番，在座者肃然倾听。又过片刻，师友各随己意，就六经中的疑义互相质问辩难。过未时击鼓七声，执事者进献茶和饼，完毕后作一揖便退下。一、酌定会期 有虞氏还没有对百姓施加信用，百姓却已经信任他，这尚且可以说是政治，何况读书人呢？而主管学务的人却要规定会期，由此可知，规定会期是不得已才做的事。社会淳朴而道义存在时，规定会期反而会成为扰乱道义的媒介；社会衰败而道义丧失时，规定会期也可以成为逐渐恢复道义的开始。三吴是文风兴盛的地区，不担心文风衰落，却担心人的质朴品德衰败。仿效古代社学遗留下来的意义，有志于相互讲学砥砺的士人彼此以忠信切磋，在其中琢磨学问，这样就不得不设立会期，以收获朋友来访的益处。比如白鹿洞书院每年举行成为常例，水西书院在每季第二个月举行，东山书院在春秋两季的丁日举行。总之，心意不违背古人办事的原则，各自根据所在地的适宜情况，等待关心社会教化的人斟酌实行，也就可以了。一、严格磨炼 书院尚未建立时，建立它难在谋划开始；书院已经建立后，维持它难在有始有终。只是学术道路不同，人的品行又有高下往来，既难以用急迫的方式求得正确，也难以仓促判定错误。因此，有志之士开始有闭门谢客、扫除车迹，别人招请也不肯来的人；而那些游荡放浪的人，却借着讲学的名义来寄托声名，穿戴衣冠以求谋取仕进，甚至假称贫病来求救济，借口奉养父母来谋求衣食。书院的田产有多少，哪里经得起他们日销月耗，白白享受廪禄而少有实际益处呢？应当在博士弟子中考察，如果确有文才品行、潜心修养、德业每天进步的人，当权者查访得知其情况后，选拔一两名优异者，称为院长，作为后来求学者的表率，也或许含有挽回浅薄风俗、振兴士风的意思。一、广泛接纳进学者 真正修养自己、实行实践的人，往往出身于平民，如吴聘君、王心斋这样的人，所以不一定都从学校中产生。如果一定只按类别选择人才，恐怕在茂密的树林和丰茂的草野之间难免遗漏贤才，又凭什么来鼓励风化呢？平民中以修身为根本的人，因此在会讲的日子，如果有山林隐士或平民，努力实践、喜好修养自己，只愿意来听讲，也不妨让他们参加。那些怀有私心、背负乖戾之气，借书院声名谋求仕进的人，一律排斥，不予录取。●瀛山书院 在淳安。北宋熙宁年间，中宣大夫、当地人詹安在县城西北银峰山麓建造双桂书堂。“在其中结庐居住，挖池引泉，把泉水注入其中作为方塘。”招收詹氏宗族子弟入学读书，外地士子也仰慕声名而“背着书箱前往求学”。他的孙子詹仪之考中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与朱熹友善，常在山中往来，讨论格物致知之学。乾道七年，朱熹第一次来游览，作《咏方塘诗》流传后世。淳熙二年，因为詹骙在殿试中取得第一名，即状元，所以取“登瀛”之意，将银峰改名为瀛山，书堂也改名为瀛山书院。张栻、吕祖谦等人也曾在这里讲学。年代久远后书院倾颓。明隆庆三年，知县周恪重建。共建房屋若干，中间是格致堂，前面是登瀛亭，后面是三贤祠、绪山钱德洪祀祠和大观亭，又在方塘旧址建了一座一鉴亭。隆庆五年，当地人方应时、方世义等共同捐出余亩田地，作为讲会的经费。天启年间，方世敏制定学规，以格致、立志、慎修、安贫来警戒士人；除讲学之外，每月三次会文，练习制艺时文。年代久远后书院废弃。清顺治年间，知县高尔修、钱同鼐先后修葺，并各自捐出田地以扩大祭祀。后来经过多次修复，规模日益扩大，设有朱文公祠、詹先生祠、方先生祠、邑贤候祠、乡先生祠、双桂堂、格致堂、大观亭、仰止亭、得源亭。年重建。现在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方世敏：《瀛山书院学规》明天启年间 第一，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大学》所说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首要功夫，也是古今理学的关键。秦火之后，典籍有所残缺，晦翁朱子取程子的意思，与虚舟詹先生在瀛山商讨校订，加以补辑。此前创办、恢复书院的各位前辈，特意把这座堂命名为“格致堂”，用来记载贤人的遗迹，显示求学的宗旨。现在读朱子的《传》说：“天下万物没有不具有道理的，那么这就是穷尽万物的格物；我也是万物之一，并不是被排除在万物之理以外。”又说：“人的心灵没有不具有认识能力的，那么这就是所要达到的知识；这种知识虽然寄托在事物上，却不是一味追逐外物。”内外都包括在内，这才是格物致知最真实、最深微、最精妙的意义。求学的人每格察一物，便获得一种认识，日积月累，豁然贯通，落实到内心，就能从整体上得到验证。要在世上发挥大的作用，才算万物之理已经穷尽，才算认识已经达到。如果只追逐外物而遗漏内心，记诵琐碎而自以为博学，对自身和社会没有益处，那正是程子、朱子所斥责的玩弄外物，并不是真正的格物。希望和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以此自我警戒。第二，立志 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立志而能够成功的，因为一时的趋向，关系到一生的事业。如今读书人所读的是六经和四书，所立的志向却不是六经、四书所说的事业；他们把富贵认作功名，从童子时期开始，心中所趋向的只是这些东西。曾看汉、唐以来，博览熟悉典籍、考中高等科第而做到公卿的人，哪里数得尽；但声名流传后世、承袭他们的芳香、仰慕他们风范的人，又不都是考中高科、做到大官的人。这实在值得警醒反省。朱伯贤说：“君子没有比立志更优先的事情。

译立志于仁义的人，他的德行显著；立志于功名的人，他的事业崇高；立志于富贵的人，他的势力广大；关键只在于看他所立的志向是什么。” 周子说：“以伊尹的志向为自己的志向，以颜子的学问为自己的学问；超过颜子，就达到圣人的境界；达到颜子的水平，就是贤人；即使没有达到，也不会失去美好的名声。”子朱子也认为，书籍没有记住，可以通过熟读而记住；道理没有明白，可以通过精心思考而明白。只有志向没有树立，才真是没有着力之处。这话的意义深远啊！我们这些人难道能没有仰慕圣贤、以圣贤为榜样的想法吗？第三，谨慎修养 修养自身的学问，圣门说得很详细，总而言之不超出“谨慎修养自身”这一句话。人一旦涉入世间，就会有富贵贫贱使处境不同，荣辱得失交错在面前，是非毁誉使内心警惕，爱恶忧喜从内心产生，应酬感应又从外部扰乱。如果不谨慎，内心就没有主宰，邪僻之事便会乘虚而入；即使平素被称为贤人，内心也可能毫无察觉，被它牵引而离去。身体和品行一旦失守，即使痛切悔恨责备自己，又有什么用呢？从前黄勉斋称述朱子说，朱子求学，是穷究道理以达到认识，反躬自省以实践其实际内容；到了修养深厚、积累丰厚时，精密持守的方面纯熟了，严肃厚重的方面变得和平了，却仍然怀着不足之意。大概正因为他终身对谨慎修养这件事保持警惧，所以即使亲身遭受众小人的诋毁，他的品行反而更加彰显。至于如果不谨慎、不修养，那么早晨鸡鸣时便成了跖一类的盗贼，说话或沉默都像穿墙盗窃的人，和禽兽相差无几了。还要虚假的名声做什么？即使有人称誉他，也只会更加惭愧罢了。《易》说：“吉凶悔吝都产生于行动。”吉只有一种，行动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所以谨慎修养的人，对善念刚刚萌发时的爱护，就像食物使人充饱；像抱着婴儿踏在春天的薄冰上，只怕它陷下去；又像面对投入羹汤的鸩毒、横聚的虎蛇、侵凌人的盗贼，总想设法躲避并战胜它们。古代的君子凝聚并体悟最高的道理，成就盛大的德行，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这就是朱子所说的穷究道理、达到认识、反躬实践，并且必须通过居敬来树立根本。愿诸位同道共同勉励于敬。第四，戒除骄傲 骄傲是凶恶的品德，不可任其滋长。《尚书》说：“不要像丹朱那样骄傲。”丹朱并没有□大的过错和极恶之行，只因为经典传记中显出的不过一个“傲”字，便被视为不肖。如今做读书人的，难道可以没有骄傲之心吗？我曾读卧碑，见上面说，刚懂得写文章，便轻视老师和长辈，这正切中当今的弊病。如果果真以此为乐，又怎能指望他沉潜学习、谦逊立志，达到上达的境界呢？阙党派人向滕国传命，滕更不予回答，都是为了暗中消除他的骄傲之心，希望他回头走上正道。骄傲的反面就是谦逊；谦逊，就能以卑下自我约束，循序渐进的礼法也就建立起来了。骄傲的反面就是虚心；虚心，就乐于向善、能够接受意见，宽宏包容的气量也就扩大了。骄傲的反面就是敬慎；敬慎，就不论人数多少、地位大小，都不敢怠慢，瑟缩谨慎的德行也就显明了。骄傲的反面就是宽恕；宽恕，就能做到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一生的行为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合宜。骄傲的弊病如此，不骄傲的好处如此，人为什么不把它郑重地作为警戒呢？因此君子安身自处时，愤怒的话不说出口，严厉的神气不显现在脸色上，懒惰傲慢的姿态不表现在身体上；只敢说自己每天都在受益，希望能够免于受损罢了。第五，安于贫困 贫困，是读书人的常态，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世上厌恶贫贱的人称它为“逆境”，称应付它为“处变”。如果把处境看成逆境，把变故看成需要应付的事情，就没有不扰动内心的。只有能够顺其自然地守住贫困，不失去常态，这样无论处在什么情形都能安然自处，并且化解不平。孔子因此认为颜子贤能。明道说要探寻孔子、颜回的快乐所在，他的话有所引导却没有直说；孔子遥遥回答叶公时却说：“发愤学习，忘记吃饭；因快乐而忘记忧愁。”知道他所忘记的是什么，也就知道他所快乐的是什么了。后来的儒者倡导求学的人以谋生为急务的说法，于是人人借此作为口实，忙忙碌碌地追逐，鄙俗地说：“我只是在经营自己的生活罢了。”唉，孔子、颜回难道是不能谋生的人吗？然而他们在饮食上不求吃饱，居住上不求安逸，只有一箪食、一瓢水，也都能自得其乐。如今却借用谋生的话，实行追逐利益的私心，这种做法在祸害贫穷这件事上，哪里有比它更严重的呢？读书人只看自己能否立得住罢了！即使不能希望达到孔子、颜回的快乐境界，只要能够坚定地守住自己，以求谒请托为可耻，难道还会有人不爱护、不尊重他吗？试读《齐景公有马千驷》一章：假如有人用齐景公来称许一个人，即使普通人也会以自己不值得这样称许为耻；假如有人用伯夷、叔齐来称许一个人，即使侯王也仿佛会欣然仰慕。普通人同拥有千乘之国相比，侯王同饥饿的人相比，彼此相差十分遥远；然而普通人以自己被比作拥有千乘之国的人为羞耻，侯王却愿意依附于饥饿的人。什么应当看重，什么应当看轻，其中一定有能够辨别的人。第六，会文 《易经》称“丽泽”，说的是朋友之间相互辅助、共同增进仁德。离开群体独居，即使是贤人哲士也难免有过失。因此，聚会交友是进德修业的急务。书院前辈树立的榜样，重在德行厚重、操守优良，并不拘泥于只凭文章谋求进取。如今国家设立科举，以制艺取士，即使圣贤重新降生，也不能舍弃这种方式而获得任用的征兆。读书人既然从小学习，就必须在成年后实践，怎么可以只凭自己的心意行事，而不对文章学习加倍谨慎呢？请在诸位朋友中选择一位学问和品行老成的人担任会长，每月举行三次会课，每次会课作书一篇、经义一篇，诗、表、判、策各一篇，务必使篇数全部完成。先呈给会长批阅，然后与同会之人互相订正；必须各自充分提出见解，彼此补益，不得阿谀附和、随声雷同，也不得滋长骄傲而违逆善言。这样，道理就会一天天明白，德行也会一天天进步，将来成为辅佐皇帝谋划国政的工具，便都可以从这里充实起来了。第一，尊重传注。圣人是上天的代言人，贤人是圣人的翻译者。读书人想要弄明白经书，却不遵循传注，就像楚国人想学齐国话，却不用齐国人作老师；即使私下揣摩齐国话，偶尔有一两处暗合，也不可能完全学成齐国话。近来学风崇尚诡异，专门把背离传注当作高明，剽窃葱岭、竺乾一带的思想余绪，写成蛇神牛鬼般的妖异之说；赞同朱子的人反而受到嘲笑，不赞同朱子的人却被投合吹捧，蹒跚行走在道旁，妄自夸称登上绝顶，变化为何如此突然啊！朱子潜心钻研学问，折中各家言论，孜孜不倦地为后学搭建进学的阶梯和航道，也已经够辛苦了。读书人为什么不做忠臣，却甘愿做逆子呢？那些喜好标新立异的人，动辄把超脱神奇作为解释。哪里知道，学士家学深厚、抱负宏大，即使遵循传注，再抒发自己的所得，难道就不会超脱、不会神奇吗？况且主考官取士，看重的是文章工拙，并不在于说法异同，为什么不收敛心志、抑制私意，来确定唯一的尊奉对象呢？从今以后，学习经书义理，希望以朱子的传注为准则；凡是坊间出售的佛书异说，以及荒谬不合经典的言论，都屏弃不看就可以了。第一，通晓时务。

译我们所说的博古，难道一定是羡慕扬雄拥有竹简文书、挥动柔弱的笔吗？是说将来要有实际用途。当前急需处理的事务，如宗室日益繁衍，卫所日益耗损，征收商税和专卖税日益烦杂；边疆政务所涉及的，如边境险要，蛮獠杂居之处，沿海的倭奴；漕运所经过的，如海运、胶河；水田和太仓所依赖的，如盐法、开纳；田赋所考核的，如黄册、实征；军队粮饷所需的，如屯田、牧马、民兵招募；土著风俗所关联的，如禁止奢侈、抑制末业、驱逐游食之民；民间乡里的重要事务，如实行乡约、编制保甲。像这一类事情，即使不能一下子全部知道，也必须考察古代情况，参照当时制度，查阅奏议，访求前代通达之士，向老师朋友辨析，再根据自己的心意斟酌。这样或许临事时确实能够提出宏大的谋划；如果将来有人任用我，凭这些去做，也许可以免受“不学无术”的讥讽。试看看朱子，天文、地理、律历、军事机要，没有不考察得精细详尽的。我们难道要把自己限制在这座山中，可以说自有身居高位的人谋划，于是把天下大事置之度外吗！第一，知晓天命。“命”这种事，是孔夫子很少谈论的；然而谈到伯寮的控诉、卫国卿大夫的获得时，无不说是命。《论语》最后一章说：“不知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可见知命很重要。后世有人著书论说知命，言辞宏大博杂而放纵，免不了怨恨责怪，不能说是真正知命。《易经》说：“乐天知命，所以没有忧虑。”只有能够乐天而不忧虑，才可以说是知命。否则，心里只要有一丝怨天之意，就会懈怠许多学问；只要有一丝责怪他人之心，就会增加许多坎坷。且不论大的得失，即使只说考试一事，也承受不住那种纷乱不安的困扰。考得高的人担心遭人嫉妒，考得低的人产生怨恨，被录取的人得意洋洋，落选的人忧愁悲伤。甚至有人说文章自古没有凭据，只希望朱衣神灵点一下头；这尤其是失意无聊的话，世人却把它当作真实记录来传说。唉，朱衣难道是造物主吗？文章怎么会没有凭据呢？把文章说成没有凭据，正是只相信伯寮的控诉是命，却不知道道义的施行或废弃本来就有命运因素。只知道卫国卿大夫得到官位是命，却不知道讲求礼义、退让名位也是接受天命，哪里足以谈论知命呢？孔子说：“射箭很像君子之道；如果没有射中正鹄，就回过头来责求自己。” 大概只有反省自己以后，才能立定自己的命；只有立定自己的命以后，才能真正知命。唉，这些话可以对有见识的人说。第一，珍惜光阴。《易经》说：“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是希望及时有所成就。”所谓及时，就是每天都有进步，每月都有成效，终年勤勉不懈，难道是故意让自己劳苦吗？这是因为他本来就从中得到快乐。天下最尊贵的没有超过德行，最宝贵的没有超过道义；追求道德的快乐，即使终身求取也只嫌每天的时间不够，何况可以自己贪图闲适安逸呢？大禹珍惜一寸光阴，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没有空闲，周公夜以继日，他们这些圣人尚且如此，比圣人稍逊的人又怎么可以玩忽日月、虚度年华呢？天地万物的本性中，人最为尊贵；幸而生而为人，又幸而成为读书人。如果年轻人能够及时立志于道，壮年人担心年老将至而不能留下声名，早晚勤勉警惕，就自然会与圣贤走向同一归宿。如果悠悠荡荡，一天又一天，既不能成就道德，又不能成就文章，不要奇怪自己最终会和草木一同腐朽。因此朱子说：不要以为今天不学习还会有明天，不要以为今年不学习还会有来年；日月已经流逝，岁月不会等待我们。唉，到了老年，究竟是谁的过错？这本来是劝学的格言，实际上是对珍惜光阴的人狠狠地鞭策一番。谨愿与我们这些人终身遵守它。●龙湖书院 在平阳县。清乾隆三十一年，知县何子祥创建，制定了章程。每年招收全县文理清楚的生员和童生三十人，称为“内肄业”，住在书院学习。每月“会课三次”，每三个月举行“季考”一次，冬月再举行一次季考甄别；文理荒谬的遣送回家，第二年春天再“考补”。这种管理方式比较罕见。咸丰年间，因兵火而停办。同治初年，知县余丽元恢复书院，重新制定院规、章程，聘请名师讲学，召集几十名诸生在其中肄业。他公务之余常到书院，“和诸生一起商讨文章学艺，劝勉诸生学习”。任职三年后离任，因而作箴言留别，教导诸生做学问、写文章的方法。余丽元：留别箴言 清同治三年 平阳的读书人，已经很久不能讲求学问了。我对此非常忧虑，于是恢复龙湖书院，聘请名师主持讲学，召集几十名诸生在其中肄业。诸生感念我诚恳培养他们，都早晚讲习诵读，弦歌之声不断传入耳中。我利用公务之余，推辞其他陪从的事务，总是到书院去，和诸生一起商讨文章学艺，劝勉诸生学习；看到他们文质彬彬、知礼守礼，回头看着他们感到欣慰，到这时才知道我们平阳的读书人果然可以共同学习。从今以后，只要放下帷幕刻苦攻读，专心致志、潜心修习，还担心文章写不好吗？还担心考取科名吗？但做学问的方法，难道只是局限于学习科举业、取得科名罢了？我们儒者对待自己不能马虎，立志更不能自我降低；必须知道，制艺之外还有学问，科第之外还自有人品。那些每天只从事记诵词章，学习世俗所学，却听不到圣贤之道，只偷取一点知识、半点理解，想靠投机取巧而侥幸获得功名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把自己置于什么地步，也不是我对诸生的期望。圣贤之道，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人人都可以学习而达到。教人学习，却不以圣贤之道相互勉励，这是抛弃所教之人的学业；向人讲说圣贤之道，而自己却说不能学习，这是自我抛弃。诸生刚开始肄业时，只知道按照课程作文，打算借此求取功名，还没有空闲谈到圣贤之道。如今既然已经知道向学了，却不用圣学相互勉励，这不仅是把诸生看得太轻，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太低。我卸任以后，诸生到我的住处拜谒，不怕麻烦地表现出求教的诚意，并且诚恳地以能够得到我培养为谢。如今我将要离开了，可惜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诸生学业有成、功名确立，却又没有一句话用来作临别赠言；不论说是辜负了诸生深厚的仰慕之情，还是违背了我当初劝学的本意，我始终觉得惭愧，好像还有未尽之处。因此，我把适用于应试、论学和论文的各条意见列在下面，不敢说是留别箴言，也许对诸生讲学、作文的功夫多少有些帮助。

译论做学问的八条 第一，辨明学术的正道。孔子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既然都称为儒，为什么最后会与小人走向同一归宿呢？只是因为他们所学的学术有正有不正罢了。学术不正，心术也会因此偏斜。世俗的学问沉溺于记诵词章的习气，异端之学又排斥语言文字和常理见解，以致把致良知说成奇妙作用，把顿悟说成神奇境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圣学断然以程朱为宗。应当走哪条路、舍弃哪条路，读书人必须及早辨明，以确定自己的趋向。第一，明白出仕与退处的节操。国家法令以制艺取士，即使孔子、孟子生在今天，除了这条路也没有办法出仕。因此在窗下读书时，自然应当专心用功，致力于崇尚正学。至于进入考场作文，只须依照规范尽力施展，千万不可存有患得患失的念头。如果有幸考取高等科名，身居显达之位，更不可依附权势，委曲求全以求迎合，阿谀奉承以取得容纳；一旦失足，便会留下千古讥讽。应当思考怎样才能上不辜负君主，下不辜负百姓，中间不辜负自己的学问，这样对于出仕或退处的节操，或许才可以无愧。第一，严肃恪守修身的箴言。各种操守之中，哪一种最大？守住自身最重要。我们儒者约束自身、爱惜名节，像摴蒲这种游戏，淫乱邪僻的行为，吸食洋烟之类的事情，都一定不屑去做。有的人如果把持公事，包揽钱粮漕运，出入衙门，专横武断乡里，即使侥幸在眼前获得苟且容身，势必也会身败名裂，直到自己触犯法律才罢休。因此君子心怀刑罚的警戒，凡是守身的人，都务必要严格戒除这些行为。第一，笃实遵守交际的道义。诸生应当敬重学业、乐于合群，把选择朋友看作重要之事。应当寻求有益的朋友和令人敬畏的朋友，来纠正自己的不足；有过失就相互劝告，有错误就相互规正，这样才能得到相互观摩学习的益处。千万不要彼此亲狎、互相诽谤，以免引发最终凶险、关系破裂的嫌隙。推而广之，亲睦姻亲、救济困乏，也都是我们儒者分内的事情。同一族中，都是同气相连的人；同一乡里，都是自己的桑梓乡亲。必须以诚信交友，以宽恕待人，以和气与人相处；给别人留有余地，自己才有余地。因此在人际交往之间，不可不笃实厚道。第一，谨慎言行的防范。言语和行为并不是两件事，只是有先后，而不是彼此分离。先问自己能否做到，然后再说；既然已经说了，就一定要做到。如果所做的赶不上所说，言语与内心相违背，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呢？《易传》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所在；关键一经发动，就会决定荣辱。怎么可以不谨慎呢！第一，严格修身齐家的学问。读书人即使声名显赫、名声很大，也不值得惭愧；但一个温文尔雅的儒者，如果考察他的内在品行和伦理关系，却有许多亏欠，明眼人私下都会从心里鄙视他，说……，那么修身齐家的学问是不能伪装的啊。一家之中，无非是父子、兄弟、夫妇；上有父母却不能孝顺，下有子女和儿媳却不能教诲，兄弟之间的亲情视同路人，自己不能实行正道，也不能使妻子儿女遵行。这样还可以厚着脸皮保持人的外表，立身于天地之间吗？这都是因为不知道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修养自身，却想使家庭整齐有序，能办得到吗？诸生各自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好好想一想。第一，审察把持或放任本心的关键。心神安定，四肢百体都听从命令，所以心是全身的主宰。心如果不能存守，那么言行交往的开端、伦理和事物的应接，就都会茫然失去主持，怎么能够推行事情并使一切得到应有的利益呢？只是，守持或放弃这颗心的关键极其微妙，而其中的功夫也不容易。必须穷究事理来扩充知识，努力实践来落实实际，以主敬来树立根本，以存诚来严明界限，使心正直端庄、稳当不偏，始终安住在胸中。这样，无论行动、静止、说话、沉默，只要觉察到有一件事不妥，就知道内心还有不安；守持本心的功夫越严密，达到道的境界就越深，哪里还担心不能进入圣贤领域呢？所以做学问的道路，必须从寻找那颗已经放失的心开始。第一，严格辨明义与利。孔子说，明白义的是君子，明白利的是小人。孟子则认为，舜与盗跖的区别，就在于利与善之间。人没有谁不具备羞耻和憎恶之心，被指为小人、盗跖，那个人一定不甘心接受；但见到利益就忘记道义，实际行为与小人、盗跖相同，都是被利益蒙蔽了理智所造成的。因此天下蔑视礼法、侵犯名分、放荡越轨的事情，都是贪利之徒做出来的。那些在乡党中自爱自重的人，也知道君子能够安守贫困，谨慎地守住操行；即使没有很高深的学问，终究也不失为一乡的善人。至于有人一会儿踢开它、一会儿又不屑于它，接受万钟俸禄时不辨礼义便接受，这就是晚节不能守终，□了守义的初心，又怎么为自己解脱呢？这一定要像孔夫子那样明白辞让和接受的缘故；对于无故送来的馈赠，绝不能因为货物取得不了，或因为接受后不伤廉洁、不伤恩惠，就拿来为自己开脱□。所以学习圣贤学问的人，必须能够跳出义利的关口，才真正有向上进取之处。

译论写文章的八条 第一，辨明题目的体式。所谓题目体式，是指怎样安排过脉，题目截取上半段还是下半段，题目分为两截，区分轻重，以及题目如何确立纲领、发端。明白这些题目类别，就能按照体裁剪裁文章，自然有一定的方法。明代李九我先生论述题目体式最为详细，《文诀》中也曾谈到。如今的人不懂题目体式，所以题目一到手，便茫然不知从哪里下笔。第一，审察题目的关键。这必须反复涵泳经文，仔细玩味朱注：如果是全章题，要看重心在什么段落；如果是全节题，要看重心在什么句子；如果是几句或单句题，要看重心落在哪个字上。要向上承接前文脉络，向下照应后文，弄清应当把眼睛落在哪里；如同探取骊龙颔下之珠，剩下的就都只是鳞片爪甲了。一旦看准题目的关键，整篇文章自然迎刃而解；胜过别人的地方，就在这一着。第一，明白写作方法。每一个题目都有每一个题目的写法；方法从义理中产生，义理又从题目中显现。能够辨明题目体式、审察题目关键，却不知道写作方法的人，是不存在的。不过，文章的舒展收束如果能够随心而行，在义理和法度中得到神明般的领会，而不被法度拘束，所谓“文章本是天然生成，妙手偶然得到”，这种境界又不是一般作家所能辨识的。第一，精心安排结构。作文如同建造房屋，厅堂、房室、走廊、廊屋、厕所都要分别安排，而且内外通达，完整严密，周到整齐。因此文章有篇章结构、段股结构、笔法、句法、字法，有起伏，有照应，有反正开合，有腾挪顿挫，必须做到篇章像段股一样完整，段股又像句子一样精妙，这样结构才算精密，不是随手拈来、□凑成文章的人所能谈论的。第一，端正文章体格。文章各有体格，连所属流派也各不相同。不善于学习的人不知道选择什么，于是清丽刻露的文章容易失于沉□，雄健有力的文章容易失于板滞厚重，卖弄才华的文章有时不免堆砌，讲究义理法度的文章有时不免枯燥寂寥，运用机趣神韵的文章又不免油滑。只有去掉各自的短处，学习各自的长处，所以文章应以清新真实、典雅端正为宗旨，使人一望便知道作者是学养兼备之士。第一，□经义。文章不可以没有文采，自然应当以运用经书为长处。可贵的是取□经义，自己铸造宏伟的文辞，这才是以我来运用书，而不是被书运用我。如今人们的经学荒疏，他们文章中的词采并不是从经书中融会贯通而来，而是从已有文章中抄袭承接得来，正如俗话所说的半路接过担子，不知道来历，能有什么意味？又有人巧妙地取用工整对偶，像墨卷中“日宣三德”“风儆十愆”这一类说法，难道不知道《尚书》中的“三风”“十愆”，其中的“风”字不能拿来同“日”作对吗？为什么要割裂经文，完全不顾经义到这种地步？所以读书人应当把研治经书作为首要事务。第一，疏浚心灵的源头。读书人每天练习写文章，只知道从考场墨卷中寻找写作门路，而心灵源头不清澈，文章怎么能够写好？即使能够写好，也难免依附某一门户的见解。善于作文的人，对于题目、题目的神韵、题目的义理都仔细领会；他看题的地方已经高出别人一等，而心□又整理得干净，不再有所依傍，不会人云亦云，自然心思灵活、下笔敏捷。这就是所谓成诵在胸，借书于手。第一，熟悉文章的机杼。前辈谈论文章的诀窍说：要做到中和而不偏激，明白而不晦暗，整饬而不散漫，浓厚而不淡薄。又说，元墨①要比常人高出一着，魁墨②要比常人紧凑一着。而我认为，这些都不外乎一个“熟”字。孟子论仁，也只在于把仁做熟罢了。他的文章构思布局纯熟，有金声玉振、节奏和谐的风致，没有刀剑拔出、弓弩张开的紧张姿态，使人读来不知不觉感到赏心悦目、豁然开朗；所谓“看似平常却实在奇特，做来仿佛容易却包含艰辛”，都是纯熟境界的表现。炉火锤炼掌握在手，文章变化全由心意；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自然能够领悟。●二戴书院 在嵊县。这里旧时是晋代戴逵（字安道）、戴颙（字仲若）父子读书的地方，宋代建为戴溪亭。元至元十七年，县尹汪庭改建为雪溪精舍。元贞二年，浙东佥事完颜真、县尹余洪改名为二戴书院，祭祀戴逵、戴颙二人，并召集诸生在这里学习。至正五年，县尹冷瓒重修。至正二十年毁于兵火。此后几度兴废。清同治年间，知县严思忠倡议迁到别处重建，直到光绪初年，知县陈国香才捐资建成。光绪二十六年，蔡元培曾兼任院长。光绪二十九年，本县人郑锡生、王丙枢等将其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蔡元培：《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一、书院是为诸生学习而设立的，膏火和奖赏，都是用来补助学费的，不可存有争夺利益的想法。二、举业只是用来考察一个人的学问，并不是把它当作学问本身。平日应当用心研究有实际用处的学问。应试时，借题发挥，把自己所得的分别说出来，能够表达意思就停止，绝不可有刻意雕琢、矫饰文辞的习气。三、既然知道第一条的意义，就不能不知道做学问的宗旨，就是求它对自己有益而已。不过，凡是对社会没有益处的事，必定不能对自己有益；对社会有害的事，也必将对自己有害。所以做学问应当以有益于自己、有益于社会为宗旨。四、既然知道第二条的意义，就不能不明白“工食”的道理。古代称人为四民：士、农、工、商。“士”包括官和教师而言，实质上说，也都是从事某种工作的人。农，是耕种和放牧的工作；工，是制造的工作；商，是贸易的工作；师，是教育的工作。明白耕牧、制造、贸易的道理，用来教育农、工、商；明白教育的道理，用来培养教师人才；又进一步教给他们彼此交易的道理。官，有从事教育的工作，和教师相类似（如国子监以及各府、州、县教职一类）；有从事会计和建设的工作，分别与工、农、商的工作相类似（如户部所属官员）；有从事听讼审判的工作，和教师相配合（刑部所属官员）；【原文此处“与师相剂者也也（刑部之属）；（如工部之属）”文意及括号层次有疑误】；还有监督的工作，用来考核各类工作人员是否称职，并据此升降他们（如吏部以及督、抚、道、府、州、县官）；总的监督者，就是天子。他们所领取的俸禄，无论叫薪水还是工资，都是“食”，都是用来交换他们的劳动的。根据工作难易、所涉及范围大小以及所关系事情轻重的不同，确定报酬丰厚或微薄的差别。

译大概天下从来没有不劳动而只凭空享受食禄的人，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世道衰败、道义微薄以后，聪明人欺骗愚昧者，强者欺凌弱者。农、工、商既然凭劳动得到生活所需，却受到士人的蒙蔽，不知道士人赖以供养的原因，便糊里糊涂地供应他们。做士人的以农、工、商不要求自己劳动为有利，既可以白白享受食禄，又以他们不知道俸禄厚薄差别的由来为有利，于是可以承袭取得丰厚的待遇；这样一来，便把钻营取巧的手段当作自己的工作，而教育者也就把教授这种手段当作教育的工作，揣摩钻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求做士人的越来越多。农、工、商因为没有受到士人的教育而因循守旧、浅陋粗疏，所得几乎不能供自己生活，而上层又夺去他们的大半收入。时间一久，农、工、商本来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士人又没有可以夺取的东西，于是大家都贫穷；贫穷就争斗，争斗又更加贫穷。贫穷日积月累，维持生活的物资不得不日益简陋，身体便逐渐衰弱；争斗使彼此相互维持的形势□，便更加衰弱。唉！这就是我国以四万万人口之多，却很快受到外国欺侮，酿成亡国灭种灾祸的原因。诸生有志于做士人，应当想一想：自从出生以来，一切维持生活的用品，有哪一样不是仰赖农、工、商供给的？而我用什么功劳、做什么事情同他们交换呢？不要担忧没有职位，应当担忧凭什么立身；要惊醒地摆脱长期以来只求应试做官的积习，赶快致力于有实际用处的学问。五、学者既然知道第三、第四条的意义，却有人不能摆脱束缚，这种束缚叫作顺从世俗。这是用来考察他们进退取舍的。六、顺从世俗之所以容易，是因为被看似有理的世俗言论迷惑，从而扰乱了真实认识；对此又有办法补救，叫作实事求是。听到一句话，看到一件事，都一定要追溯它的由来，一定要推究它的最终结果。已经弄清楚以后，还要追溯其由来的由来，推究其最终结果的最终结果，必须明明白白看出其中的道理没有错误，确确实实看出事情一定能够实行，然后才去做，这样就不会受到迷惑了。唉，那些星相占卜、风水等一切捕风捉影的说法；劫夺、碰骗等一切昧着良心、伤害道理的事情；耸肩谄笑等一切依附权势、躲避灾祸的手段，它们用来陷溺人心的办法，哪一样不是乘虚而入呢？七、志向既然专一，才可以详细说明第三条的项目。有人说，所谓自我治理，就是身体治理、心理学一类的学问；这些学问有益于自己，并且可以由此推及有益于社会。又有人说，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包括父子、兄弟夫妇、师友、君臣、官民等关系；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文辞学（指用来表达意思、记述事情的作品）、美术学（指用来抒写性灵的作品，如诗词、绘画）也属于此类。国家与国家相互关联，如公法学；这些学问能够同社会彼此增益。其道义在西人史本守氏的《肄业要览》中已经有所阐明，书目大略载于会稽马湄莼氏所用【原文至此残缺，句意未完】。八、学习的科目既已确定，接下来就是安排课程、撰写读书记录。每天记下读了这本书多少页，有什么新知识，有什么疑义，都要记录下来。积累一个月后，随着课卷一起交上去（使用两本册子，交甲册时就写乙册；交乙册时就写甲册），使书院能够根据所见评议其得失，并且同课卷相互印证。鉴于外界力量的激烈冲击，怜惜学术的衰落，想把书院改为学堂，这真是诸位君子深远的见识啊！不过，书院和学堂只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学堂如果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仍然是从前的书院；书院如果能够讲求实际，也就是今天的学堂。况且既然想要推广，就必须先加以整顿，作为基础。现把我的愚见写在下面，希望诸位君子不要弃置我，并能据此加以指正。九、课程既已确立，诸生就没有辜负学习的名义，院长也有了可以借以尽心尽力的事情。不过，偶尔有人因其他事情牵累而来不及参加，也不必勉强他们。十、不论是否交读书日记，第一期课程都应当粘贴一张姓名条，详细写明字号、年龄、住址以及在家读书或外出教书等事情，借此申明师生朋友之间关系的意义。诸生既然知道第一条的意义，想来不会产生用假名增加课卷、谋取小利的念头。监院诸君子既然已经把教育的责任交给院长，想来也不会怀疑院长有私心，又实行科举考试中糊名的旧例。元培六岁入私塾，依次读《百家姓》《千字文》、四子书、五经，循着文章朗读背诵，却没有弄懂其中的意义。十二岁开始学习写制艺，沉溺其中六七年，才转而学习词章，深深信服章实斋先生关于公心的说法。又过了一年，读王伯申先生、段懋堂先生等人的著作，于是研究训诂考据之学。这时才脱离制义的范围。应试文章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写成，虽然同朱子的说法也不免有相同和不同之处。大约三四年后，读了庄万耕先生、刘中受先生、宋于庭先生等各家的著作，于是致力于研究《公羊》《春秋》，并以太史公的著作作为辅助，渐渐沉浸其中，长期的愤懑也逐渐消解。又过四五年，得以读到严幼陵先生的学说及其翻译的西方学者《天演论》，才开始懂得锻炼心性的要领和进化的意义；于是用旧译的物理学、心灵学等书来验证，又回头参照《春秋》、孟子以及黄梨州先生、龚定盦等人的言论，心情怡然，理路顺畅，疑惑像冰融化一样消解，仿佛拨开云雾看见了青天。近来又把这些道理推及日本哲学家的言论，结合时局的纷乱、人情的变化来考察，推究其中的原因，于是更加深信并笃好，反复玩味而没有穷尽；每每不免痛恨前二十年的迷惑，以及听闻大道太晚。

译年过三十，所得也还只有这些。看到同辈的心意，又承蒙监院诸君子的盛情，也想把自己所信的道理同诸位君子切磋讨论，于是不敢以见识浅陋为由推辞或压抑自己。又听说诸位君子认为时弊在于不能自立，应该用自立来救治。自立的本性，是万物共同具有的。金属的坚硬、火焰向上燃烧、水向下流，都是不能强行改变的，何况人呢？人的自立有两个方面：一是职责范围内应当做的事，二是权利范围内应当得到的东西。能够做却不敢做，是失职，也就是失去应有的权利；可以得到却不能得到，是失权，也就是失去应尽的职责。这两者相互支持，才能完成自立。那些顺从世俗的人，动不动就把君主、父亲的命令或朋友的劝告作为托辞，却不知道诤臣、诤子是先师所特别重视的，合乎治理的命令和扰乱的命令，经典传记中都有记载；恳切率直地责备并勉励对方，更是朋友应尽的本分，哪里足以夺走我的志向呢？自立的本性一旦丧失，严重的，有些子弟凭借祖父的荫庇而荒废正业，有些妇女为了取悦自己而摧残天生的形体，而那些人昏昏然不自知，还一个把这当作充分的权利，一个把这当作尽到了职责，真可悲啊！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山阴蔡元培记 ●剡山书院 在嵊县。清乾隆五十八年，监生支本、贡生支金捐资建在县学棂星门右侧，共有余楹，规模较大。又捐置岁修田余亩。道光六年，又增建院舍楹数。咸丰十一年，因火灾倒塌。同治二年，俊辉、俊生重修，花费千金。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蔡元培任院长，拟定《剡山二戴二书院学约》，后来又颁布《告嵊县剡山书院诸生书》，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课程设置、讲课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为书院改为学堂打下基础。光绪三十一年，改为私立剡山高等小学堂。

译蔡元培：《告嵊县剡山书院诸生书》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我承乏担任书院职务，已经超过半年；来到这里解下行装，也将近一个月了，得以同贵县各位士大夫上下讨论，大家纯朴真挚的情意、奋发迅疾的气概，不是其他县所能比的。我看到时局艰难，推究事情的根源，若没有开启民智的事业，必然酿成亡国灭种的忧患。每个人都负有责任，国家的命运究竟在什么时候，便随处随时呼求同志。面对洪水无渡口的恐惧，处境像投宿无门、只能望门投止，难道是喜欢多事吗？实在是不得已。前些时候登楼打开书箱，看见所藏书籍堆积甚多，便任意妄加议论，实在有辱满堂诸位的耳朵。唉，起点究竟在哪里？也许就在这里吧！冒昧陈述我的管见，来请教高明。在官府任职的人，尚且不算越出本位的想法；有话可说便说出来，希望可以避免被讥为失去人才。一、评阅课卷，便算尽到了院长的职责，这是书院长期形成的习惯，我深以为耻。因此在学约中专门规定了写读书日记的方法，希望借此在晚年收到成效，从微小处开始振兴学业。然而悬望了半年，交日记的只有两个人。入夏以来，多次听说诸生因为我久不到书院而议论纷纷。我正因为难以用文字表达，才期望大家提出切要的疑难问题；因簿册事务繁多，深感歉疚。于是我收拾行装来到这里，已经有些日子了，除各位老先生和素日交往的朋友以外，来读书的诸生很少有人启问。这样看来，诸生责备我的地方，不过是说我像弊败衙门那样无所事事，同时又不准他们请假罢了。我对此深感奇怪，也更加忧虑。只是听说前任院长前年曾有开馆授徒的先例，我虽然不才，也愿意仿效。至于八股文、八韵诗，我从二十岁以后就已经抛弃了，即使侥幸考中，也并不是依靠这些。同年考中的沈、关诸位先生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有才俊后生能够破除世俗看法，立志研究实学，以备将来应用，那么我不计较自己识途能力的微薄，愿意帮助他们达到彼岸。（孟津：渡口名，在今河南孟县。相传周武王伐纣时，曾同八百诸侯在此会盟。比喻称雄、成功的助力。）否则，我所做的就是没有功效的劳作，与白白吃饭没有区别。（素食：没有劳动却享受食物，吃白食。）对贵县来说，这是无益的花费，只是徒然浪费。我将要仿照安道毁琴的做法，实行君苗焚砚的举动了。一、学生分为受业生、听讲生两类：整天在书院的，属于受业生，一切学习程度、日常生活和作息时间，都由我加以约束；听讲生则有的要料理家务，有的要替人教书，不能整天在书院，只在讲学时前来听讲。每天为普通讲期，午前一点半钟、午后一点半钟讲课。逢房、虚、昴、星四日为特别讲期，凡是不在受业生、听讲生名册中的人，都可以来听。一、受业生名额如果不到十人以上，这件事就不举办。因为所得益处不多，反而会牵制我想做的事情。一、听课生不限制人数。一、我如果有其他事情，必须请假二三十天，应当由我自己请人代理讲课。一、院中所藏书籍，经史大部已经齐备，必须增加的只是新学书籍。估计购书费用不过数百金，打算劝人捐款。一、捐款数额从五银元起，越多越好。一、收款购书，都请董事诸位负责办理，我一概不参与。只是所购书目，要同我商量。一、书籍购置齐备后，应当允许全县士子到书院查阅、抄录，但不许带出。一、应当请一位住院董事负责清点、检验和保管书籍。凡查阅书籍而误使其毁坏、损伤的，责令赔偿。一、六月、十二月应当晒书，由诸位董事召集全县绅士年长者，按照书目检查清点；如有缺少，由住院董事负责赔补。一、住院董事应当酌定修金。古语说，先做事情而后取得食禄，并不是说做了事情还要拒绝食禄。既然劳动和收入相称，就可以要求他们屏除其他事情，专心承担这一职责。一、住院董事的修金，应当每年从院长束修和诸生膏火中提取十分之一来充当。这对各方损失小而益处大，稍微明白道理的人，没有不乐意的。若有人提出不合理的言论，创议者愿意承担由此招致的怨恨。一、如果所提取的钱款仍不足以供住院董事养家的费用，应当请他们招收蒙学子弟，按照本县《冯氏训蒙说》的方法教导。需要变通的地方，由院长商议后共同修改确定。这也是迅速改变风气的办法，可以一举两得。一、逢昂（房）、虚、昴、星日，院长上午讲学；下午由住院董事召集附近不识字的人以及儿童、妇女，讲授朱子《小学》和《圣谕广训》一类的书。安徽省 ●水西书院 在泾县。原名水西精舍。明嘉靖三十一年，督学御史黄洪昆、知府刘起宗、知县邱时庸在水西宝胜寺创建。嘉靖二十七年，在宝胜寺举行水西讲会，张棨、邹守益、罗洪先等人主持讲学，每次聚会超过〔缺字〕人，僧房无法全部容纳，于是诸生集资，在寺院左侧创建水西精舍，设有前门、明道堂、熙光楼、左右厢房、号舍和仰止堂，并置办田产供养士人。它是“举行集会、讲明道理的场所，并不是为延请教师、教授学生而设”，以传承阐发王守仁的良知之学为宗旨。由王门弟子主持讲坛，每年春秋举行两次。春会从三月初一开始，到月底结束；秋会从九月十五日开始，到次月初五日结束；并在三月十五日、十月初一举行释菜礼，祭祀王守仁、朱熹。“学士和荐绅云集，水西之学名闻天下。它的盛况，正要同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周敦颐的石鼓书院，以及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相媲美。”嘉靖四十三年，知府罗汝芳“多次经过这里讲习，谈论古今性命之学的本原和文成公的宗旨”。周怡、沈宠、张本静、翟台、徐榜、查铎、肖彦相继参加，在其中相互切磋，书院一时兴盛，于是改名为水西书院。

译讲会中的众人又仿照水西的制度，另行创建兰山书院、赤麓书院讲会。万历七年，张居正毁坏天下书院，水西书院也遭到毁坏。万历十五年，知县张尧文修复。清顺治年间，知县银文灿重建熙光楼。康熙十九年，知县邓琪棻增建馆舍。不久又倾圮。雍正元年修复。乾隆十九年，知县王廷栋重建仰止堂、明道堂、左右号舍等建筑；除祭祀朱熹、王守仁外，还配祀王艮、邹守益、欧阳德、钱德洪、王畿、罗汝芳、何楚侗、耿定向。雍正二年，增加祭祀黄翠崖等人；乾隆二年，从祀张学载等人；乾隆十八年二月，从祀胡尚衡等人；这些人的姓名都刻在石碑上，排列在两庑。乾隆中后期，讲坛逐渐荒废，只剩下春秋两次祭祀还存在。查铎：《水西会条》。明万历年间。孟子说：“人同禽兽不同的地方非常少。普通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所谓“几希”，是说此心的灵明只有这么一点点。然而，人与禽兽的区别，实际上就系于这一点。因此，能够保存它，那么此心的灵明就常常成为主宰；所以，人能够参赞天地、使万物显现灵性的原因，也就在于此。不能保存它，那么内心就没有主宰，便会放纵情欲，崇尚意气，争斗逞强，没有什么不做的；名义上虽然还是人，实际上距离禽兽也不远了。如今用禽兽来称呼人，没有人不愤怒，这正是因为那一点灵明是否保存。唉，真可怕啊！所以，所谓学习，就是用来保存这一点灵明的。已经学习了而又举行会讲，正是为了同朋友聚集在一起，讲明这一点灵明，并求得保存它。这个会讲不能停止。不过，会讲是为了印证这种学问，并不是一定要参加会讲之后才能学习。在未会讲之前，功夫做得怎样，就在会中互相商讨；会讲之后有什么新的所得，就在会中互相启发，不能只是泛泛空谈，徒然增长见闻知识。这样或许会讲能够长久，学问也能够有所成就。否则，每年举行的会讲只限于四季，每季的会讲只限于五天；在会讲以前和会讲以后，都无所作为，那么即使会讲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承接各位兄长的意见，提出并说明几条，相互勉励吧。

译一、树立真正的志向。天下的事情，从来没有不立志而能够成功的，即使是小小的技艺也是如此，何况想要彻悟性命的大事，成为圣人，怎么可以不树立真正的志向呢？志向也不能空泛地树立。此心的灵明虽然只有一点点，但它极其细微而又显著，极其切近而又神妙，表现在视、听、言、动之间，全都有自然的天理。普通人被欲望遮蔽，所以不知道保存它；只有圣人没有私欲，所以此心纯粹合乎天理。我们想成为圣人，就必须保存这个天理。真正认识这个道理，这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样做就是生存，不这样做就是死亡；这样做才是人，不这样做就是禽兽。只保存这个道理，来求得内心真正满足，就像饥饿的人对于食物，只求吃饱；寒冷的人对于衣服，只求取暖。不做给别人看，不顾忌别人的非难讥笑，不因纷华外物而动念，不因其他技艺而扰乱内心，时时刻刻只知道有这个道理，不再知道还有其他东西，这就叫作树立真正的志向。一、下真实功夫。现在求学的人，有的在静坐中收敛心神，稍久便见到一些境界；有的从老师朋友的话语中有所领悟，偶然产生一些见解，于是就自信自是，以为道就在这里，却不知道这些总是空虚的见解。圣人致知格物的学问，不能离开眼前的实际事情。如果当下错过了，即使谈禅、谈定，谈玄妙、谈奥妙，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修养自己，不外乎一个“敬”字；对待别人，不外乎一个“恕”字；说到行为有达不到目的的地方，不外乎一个“反求诸己”。这些都要从自身的身心性情上加以体会。必须以此心的灵明为主，时时刻刻加以省察；精神一定要收敛，意气一定要平和，举止一定要端正，取舍一定要谨慎，克制愤怒、抑制欲望，不放纵情感而任意妄为；向善迁移，改正过错，不滋长傲慢而使错误延续；不喜欢争辩是非，不背弃诺言、不犯过失。常常使一个“敬”字贯穿始终，丝毫不敢任意放纵，真正具有整天面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这才是眼前真实的功夫，才是进入精微境界的道路。如果议论虽然正确，见解虽然高明，但到了举止行动上却不免同俗人一样，这只是虚伪造作，最终有什么益处呢？一、消除旧习。既然树立了真正的志向，又下了真实的功夫，那么在学问上应该有所收获了。然而人情容易随物流转，旧习却难以消除。用言语〔字缺〕它，用不说话〔字缺〕它，这些都是人情彼此相安而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形。孟子甚至把它比作穿墙打洞，何况我们半生以来沾染的骄傲心、嫉妒心、贪心、吝啬心、愤怒心、欲望心、逞能心、机心等种种念头，已经同本性一起形成了。过去因为彼此相安而自己没有察觉，如今既然知道反省追求此心，那么这些弊病都不能再掩盖；它们刚一发动，就要责备自己的志向不能不断进步，务必期望彻底除去。真要像踩着薄冰一样害怕陷下去，像站在深渊边一样害怕坠落，战战兢兢，不敢让它在心中稍作停留，也不让它有一点滋长的机会。这样或许旧习会暗中消退，真心逐渐恢复，距离道也就不远了。一、寻求有益的朋友。古人把朋友列入五伦，大概是因为朋友可以辅助仁德。念庵说：“父母生养我的身体，朋友成就我的仁德；如果此心不仁，形体和精神都不是真正的我。”这说的正是真正知道朋友道义重要的人。自从学问不明白以后，世人只把权势交往、利益结合当作朋友关系，开始不知道朋友道义的重要。如果求得性命之学的心真诚迫切，那么对朋友就真像鱼离不开水，一刻也不能分离。因此，凡朋友聚集在一起，都应当虚心谦己，彼此谦让，互相求益。看见别人的优点，就像自己拥有一样；看见别人的缺点，就像自己犯了一样。用过错互相规劝，同时一定以真诚相互感动；用道义互相劝勉，同时一定触及对方内心。在说话劝告的人，固然应当忠诚地告诫、善意地引导；在听取意见的人，只怕对方不直率、不说尽。如果彼此议论还没有契合，不妨从容开导；不要固执己见而争强好胜，不要卖弄浮泛言辞来坚持错误，不要当面斥责别人的过失而自以为直率，不要过分称誉别人的优点而助长谄媚。只要有一念真诚，真正做到超出言语和外在形迹之外，那么彼此都会受益，会讲也可以长久了。水西书院最初创建时，士仪张先生棨确实首先主持了这件事。一时间，名儒如王文成的高足弟子王龙溪、钱绪山、邹东廓〔原文括注及人名次序有疑〕等，轮流主持讲席，于是水西之学名闻天下。江陵掌握国政，厌恶讲学，撤毁天下书院，水西书院也变成了茂草丛生之地。江陵失败后，震川翟先生、毅斋查先生共同复兴书院，并把阐发文成公的宗旨作为自己的责任。使水西之学有所归宿统一，那么毅斋的功劳尤其大。这篇《水西会条》，就是书院复兴后所作的。会讲每年按四季举行，每季举行五天。先生去世后，他的门弟子继续主持，仍然延续了几十年，一直到崇祯末年；兵乱和灾荒接连发生，讲会才逐渐停止。如今虽然还保留春秋两次祭祀，姑且具备供奉饩羊的意思，但庸俗之流混杂其间，说话涉及不到义理，有志之士不屑同他们交往。过去的训诫还在，但盛大的事业已经无法追寻，怎能不令人感慨！嘉庆四年十一月，后学赵绍祖。●赤麓书院。在泾县赤山。明万历年间，知县何廷魁创建。中丞董杰、副使萧雍、布政徐榜、进士翟台等人在书院居住讲学，大力倡导王阳明的学说。当时泾县各乡，台泉有云龙书屋，麻溪有考溪书屋，蓝岭有蓝山书院，同水西书院相互呼应，大规模举行讲会，盛极一时。赤麓讲学既重视对心性之学的阐发，又更加重视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常规，呈现出儒学趋向平民化的倾向。萧雍：《赤山会约》。明万历年间。我们乡里的会所，讲性命之学的很多，名公已经把它讲得很详细了。只是考虑到地方风俗，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如果到了今天还不回头，以后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现在把一两项应当遵守的事项列举如下，希望同各位朋友共同按照这个意思劝勉各家。挽救浮薄衰败的风气，使它回归淳朴，这个会所不能说没有益处。成就自己、成就万物，原本不是空话；端正风俗、教化民众，是我们儒者的实际学问。这正是对各位志同道合者的期望，而根本还在自身。遵奉谕令。《圣谕》六条，修养自身、端正家庭的道理都齐备了。“遵时”就是顺从；违背命令，就是犯罪。恭敬地阐释其中的意义，把它列在篇首。父母生养我，恩德同天地一样深厚，没有什么能够报答。人年少时，哪里有一刻离得开父母？后来情欲日益深重，孝心逐渐衰退。富裕的人享受眼前的供养，不思考父母辛劳所得，反而争多嫌少；贫穷的人也不肯把没有的东西变成有，竭尽力量奉养父母。羊跪着吃奶，乌鸦反过来哺养母亲，禽兽尚且如此，人反而不如它们，难道不惭愧至死吗？“顺”字要仔细体会；即使奉养十分周到，但待人接物和说话不够委婉，脸色不够和悦，即使有三牲五鼎，父母内心会快乐吗？所谓孝，就是顺从的德行，是各种行为的根本，所以首先加以训谕。

译人生的过错，都起源于一个“傲”字。傲慢是凶恶的德行。年少的欺凌年长的，地位低的欺凌地位高的，卑下的欺凌尊贵的。这样仿效成风，是极不美好的风俗。心中存有一个“敬”字，即使对同辈尚且不敢怠慢，何况长辈和上级呢？看见尊长要深深作揖，路上遇到尊长要下马，坐下时一定按照次序，行走时一定让尊长先行；名分所在，怎么可以轻忽？史书称说，万石君一家被世人称为礼义世族，这不是很美好吗？住在同一口井附近的人叫作“乡里”。早晚相见，出入相互友爱，彼此守望相助，最近而且最亲近的就是乡里。田地相连，牛马互相侵扰，彼此听得见说话，也是最容易发生争执的地方。人活在世上，在前有千亿万年、在后有千亿万季的漫长时间中间，幸运地生在同一时代、居住在同一乡里，这也是前世的缘分，为什么不彼此和睦，却要进行没有益处的争斗呢？我同别人争，别人也同我争，会招来多少烦恼；我让着别人，别人也让着我，会得到多少便利。强者要用宽厚体恤弱者，弱者要以卑下侍奉强者。有事情就和解，不要因为小的嫌隙而酿成大的诉讼；有灾患就相互体恤，不要幸灾乐祸而产生贪心。凡事忍耐，说话谦逊，保持一团和气，不产生嫌隙；活着时受到乡里的敬重，死后得到乡里的叹惜，难道不值得称善吗？为什么要招来怨恨，蒙受坏名声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凡是做祖父的，谁不知道要教训子孙？但他们用来教人的内容却不对：下等的教子孙崇尚强武健壮、逞威风，见到能言善辩、喜欢惹事的人，就总认为他有本领；稍好一些的教子孙学习科举业，取得科第，不过是为了家庭生计罢了。强武健壮本来不是美好的事情，科第也自有定数，不如教子孙懂得孝、悌、忠、信，以及谦恭退让、切实做人的道理。从小培养出平和的气质，日后一定会成为贤达君子。最好能够显扬祖先、光耀宗族，其次也能保全自身、振兴家庭，对前人也有光彩。《易》说：“蒙昧之时培养正道，是圣人的功业。”那么教育怎么可以不端正呢？“安生非为”二句是相互关联的；人只是因为不能安于正当的生计，便要胡作非为。如果各自肯安于正当的生计，读书人勤奋读书，农民勤奋耕作，工匠勤奋从业，商人勤于经营店铺，各有专门的职业，心里没有越轨的念头，就决不会放弃廉耻，甘心做违反道理、触犯名分的事情，自己招致刑法。眼看世上安于正当生计的人，生活平稳自在，哪里曾有妄自招来的灾祸降临到他们身上？做非分之事的人却难逃天网，哪里有一个能够真正做成而安然无事的？勤于正当生计就是安定；即使生计不能顺遂，能够安于命运也同样是安定。不勤于本业却喜欢骄横懒惰，和不能安于义理与天命而生出妄念，都是危险的道路。生计困窘，饥寒逼身，想不做非分之事，也无法做到。以上六条，圣人的训诫明白清楚。凡是臣民，都应当庄重诵读并谨慎遵守。会中应当用这些道理互相劝勉。古代行冠礼要三次加冠，主人按次序站立，冠者走到席位，宾客依次为他加冠，并三次致祝辞，可见对这件事确实十分重视。文中子说：“冠礼废弃，天下就没有成年人了。”如今礼仪之家可以仿照实行。即使不能完全如此，也应预先制作中服，当天在祠堂内准备祭品，或者只准备香烛，向祖宗致词说：裔孙某男某，承蒙祖宗遗泽，幸运地完成冠礼，谨此禀告。禀告完毕，加上巾帽和衣服，俯伏行四拜礼。冠礼完成后，引领他拜见亲族，使族人知道某人已经加冠，并教给他成人的道理；由尊长为他命字，这样或许还保留了古代遗礼的意思。否则，门内的人成年加冠，外面观看的人却惊骇不已，岂不是亵慢而近于鄙野了吗？婚姻是人伦的开始，礼仪怎么可以简略？古代礼制规定，女婿要到女家亲自迎娶。如今用亲友代替，已经是简化礼仪了。为什么女家又害怕准备酒食的劳苦，连这一点也废弃呢？嫁女是重大事情，男家派仆人来迎接，女家派仆人送行，这是多么轻慢亵渎！我们乡里嫁女的人家，应当听任男家的亲友前来迎亲，这才算成礼。这不是小事，不要说“怎么方便就怎么做”。婚嫁双方各自按照力量办事，女家估量自己财力微薄而送嫁，不可以责怪男家送来的礼物丰厚；日后若因此有话说，女子怎么承受得起？娶媳妇的妆奁，完全听凭女家置办，彼此争论多少、评论厚薄，媳妇怎么承受得起？乡里的习俗是，刚发生丧事，亲友前来吊唁，主人家要留饭招待；从前使用素食，现在间或使用荤食。前来吊唁的人，不是姻亲，就是平素关系深厚的人。他们进门来表达哀悼，主人家一定不能用苛细的礼节要求他们。丧家哭痛昏迷，亲人的尸骨还没有冷，厨夫听到哀哭声，内心怎么忍心？我私下认为：吊唁客人中距离近的，不必留饭；距离远的，可由旁亲招待；期亲、功亲只适合用素食，丧家可以不设饭食。至于开丧之日，子女哀痛的感情在这个时候尽情表现，乡亲宗族都聚集来，丧家还殷勤款待，这就变成守丧之时坐在宾客筵席上了。丧家估量财力无法置办，竟在黑夜出柩，寂静无声，那就太废弃礼制了。宗族前来守丧，本来是深厚的情意，礼制怎么可以废弃？其中可以酌情裁减：除亲房之外，凡是高祖、曾祖以上的亲属，每一分只留一人陪客，一人负责办理事务，其余的人行一拜便直接离开。留下的人由主人家酌量准备午饭，每两人荤素各一份，不用酒。子女穿着齐衰，尚且有哀怜之心；宗族之间情感相连、休戚一体，这难道是饮酒的时候吗？大礼所在，千万不要轻忽。《会典》说：“品官可以祭祀高祖、曾祖和父亲，庶人可以祭祀祖父母、父母。”洪武三十一年颁发祝文，允许民间祭祀高祖、曾祖和父亲。再考察《性理大全》，其中也有奉敕颁行的“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文，后来沿袭下来，普遍举行祭祀。礼制根据义理而产生，也是孝子慈孙最深厚的感情。礼制中有虞祭。“虞”就是估量。刚下葬时，估量死者的神气会回来，于是举行祭祀来安定它。初虞、再虞、三虞，共三天。卒哭之后，奉神主进入家庙。时祭在四个仲月举行，二分二至也举行祭祀。到了祭祀日，打开椟盒取出神主，跪拜并行三献礼，读完祝文后，奉神主归入神龛。礼制中有牲畜的称为“祭”，没有牲畜的称为“荐”。大夫祭祀用羔羊，士祭祀用小猪。庶人春季荐韭菜、鸡蛋；夏季荐麦、鱼；秋季荐黍、猪；冬季荐〔原文“称雁”〕。如今也不必完全拘泥，按照情况顺应习俗即可。关键在于表达诚意和敬意。

译忌祭：凡遇到父母以及以上尊亲去世，在其忌日按平常礼仪设祭；对于近亲故去的，则举哀。这一天穿素服，不吃荤，不听音乐，这就是所谓“终身之丧”。墓祭在清明节举行，也可以在清明前一两天进行。先儒说：“古人没有墓祭，只是拜扫罢了。”这话很不对。祖先的坟墓，是他们的遗体安藏之处；平时尚且仿佛能在羹墙之间见到亲人，何况是亲人安葬的地方呢？每年按时前往致祭，万万不可停止。以上礼节，载于《家礼》，可以考察。世俗不讲究大礼，却被佛教超荐的说法迷惑，把送终和追远的事情说成：“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消除罪孽；本来无罪，却做成有罪的样子，这是毁辱亲人。”又说：“留下冥钱只是供亡者使用；把纸钱装在笼中直接写上亡者姓名，这是侮辱亲人。”这难道不是太愚蠢了吗！营葬 安葬，就是把亲人的遗体收藏起来，是亲人亿万年安身的居所，当然应当慎重对待，但也不应拖延懈怠。古时候诸侯死后五月安葬，大夫三个月安葬，士过一个月安葬。如今有的人拖延十多年，甚至始终不安葬，要等到孙辈长大才举行葬礼。年日久了，感情也淡了，水灾、火灾等意外又难以预料；这只是因为相信堪舆家关于祸福立即应验、各房分配不均等说法，恐惧心占了上风，因而狐疑不决。稍有见识的人各自坚持己见，没有见识的人则茫然无主，甲说对、乙说错，兄长可以、弟弟又说不行，一年又一年地等待，遗骨归葬遥遥无期。希望做子女的，只替父母寻求安身之处，不要为自己萌生求取福报的念头。找到合适的地方后，预先挖好墓穴，过一两年后检验其干燥，没有水患和蚁害，就可以放心安葬了。堪舆家的话，难道能够全部相信吗？和睦族人 《尚书》称说“亲爱九族”，《诗经》歌咏“行苇既醉”，都是重视同一本源。世代显贵的家族如瓜蔓绵延久远，嫡系和旁支繁衍昌盛，有的同居一处，有的分家另立炉灶，但起初都是同一个人的后代。譬如树木，千枝万叶而根相同；譬如水流，九河百川而源头相同。既然同源同族，怎么能像秦地和越地那样彼此区别对待呢？无奈世人不懂这个道理，傲慢对待同姓之人，疏远薄待骨肉亲人，凭强势欺凌弱者，凭人多欺压人少，凭富有压迫贫穷，凭年轻健壮欺负老人。遇到异姓的强者，反而勉强忍耐；遇到同族同室之人，却偏偏加以欺凌侮辱，这是什么心肠呢？希望我们乡里的族人崇尚敦厚仁义，培育元气；怜悯孤儿寡妇，救济贫困；化解争竞，平息愤怒；不要设下欺诈，不要争斗机巧，不要陷害倾覆，不要挑起事端；不要议论别人的长短，不要制造别人的是非。对老年人和幼年人都给予照顾，对尊贵者和卑贱者都各守其礼，对贤者给予尊重，对亲人加以亲爱。祖宗一脉的根源培植得深厚，灌溉得充分，枝叶自然繁茂。水流贯通充足，哪里还用担心家道不兴旺？这正是《诗经》《尚书》所称道的美德，除此之外还能增加什么呢？节俭 去除奢侈、崇尚节俭，古代已有明确的教训。季伦因奢侈而丧身，晏子因恭敬节俭而使国家兴盛，这就是明显的验证。人生的福分各有定限，即使财力丰厚，也应当节制并珍惜培育福分，留下没有享尽的余福，把它归还给造化。造化喜欢谦让，又会把这些没有享尽的余福赐给我们自身，并留给后人，这样可以培育福分。万物的丰盛，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必定要耗费人的劳力。置办得多，耗费和劳累就多。节省费用、减少劳累，可以养神。奢侈使用就必然要多取，多取就会招来更多羞辱。节俭使用、少取财物，安于自己的分限而知足，不争夺、不争斗，可以养气。先辈用笺纸写普通书信，后来逐渐使用堂本，有的用五幅纸，有的用折柬、单柬，偶尔使用浅色红柬。如今却使用奏本式的整幅纸，红柬用大红色。名帖之外又有谢帖，封筒之外又有护封。这种做法始于哪一年？奢靡之风日益发展，到了今天已经达到极点。现在议定：朋友和熟亲往来，只使用折柬；请帖、礼帖只使用白柬；偶尔确实应当使用红帖的，只用淡红色。第一次见面时通用柬帖，第二次见面就不必再用。书信文字简短，只写在名帖的后幅，不另附副启。护封起源于公文，原本是为了防止泄露机密；如今朋友亲戚一概使用，既不知道要防什么机密，实在毫无意义。凡是这些浪费，都应当全部裁减。宴会本来是为了成就礼仪、联络感情，除了让人吃饱喝醉以外，其余都是多余之物。我们乡里的先辈请客非常简朴，近年以来，陈设却越来越盛大，菜肴将要吃完，又加上攒盒。攒盒起于都城的缙绅之家，客人到来时来不及马上备办，就让客人用攒盒稍坐，本来是为了省事。如今把两种做法同时使用，反而增加了事情。现在拟定：摆酒席就不用攒盒，设攒盒就不摆酒席；饮食只求填饱肚子，饮酒只求融洽欢聚，到此为止，不要让剩余的食物助长无谓浪费。曾见东鲁的宪约规定请客时，用果品五碟，荤素菜十五碟，汤饭三道，每桌坐两席。如今即使不能像先辈那样完全任其质朴，难道还不能超过院司的宪约吗？现在拟定：庆祝宴会四人一桌，每桌十二碟，其中果菜五碟。平常小聚，不用果碟，也不必杀生。俗话说：“一菜一饭，也可以招待客人，主人也办得起。”世俗只是因为喜好奢侈、争相铺张，弄得杯盘狼藉，最终使亲朋害怕受到打扰，常年不能相会，感情和礼数反而疏远了。去除浮华、崇尚雅正，就从今天开始实行。乡里习俗中，丧家发讣告后，亲戚按惯例都要前来祭奠。祭祀的意义在于供品精美洁净，表达诚意和敬意罢了。可是有人把厅堂铺设得满满当当，搜罗四方难以接续供办的物品，如飞禽走兽之类；服丧的人围着观看，把它们当作奇珍，孝子也在旁边斜眼观看，减弱了哀痛之意。办事的人逐项登记，作为日后回礼的依据。供品随着焚烧消散，丝毫没有实际用途，而犒劳前来帮忙的人，花费也不少。祭祀的主人置办时也逐项登记，责成日后回报；稍有缺少，就难免被人议论。既然日后要偿还这些人情，哪里比得上现在就省事方便呢？即使不能像先辈那样只用三牲五果、情意真挚而礼数简朴，也应当酌情裁减，牲畜和果品不得超过十样，糖桌不得超过三桌。如果一定要拘泥于乡俗的看法，不如按数量折算礼物，彼此都方便。丧家应提前发柬，恳切告知亲友不必预先置办，千万不要顺从讲究门面的说法而做无益之事。世人只是因为“门面”二字，暗中承受损失，却不知道真正的门面并不在这些地方。国家对于冠服本来已有定制，晋巾、唐巾究竟是用来防止什么的？又有折板巾，后面披着一幅布，像民壮的样子，成什么观瞻？还有女子戴男子的冠帽、男子穿女子的裙子，阴阳颠倒，极为不祥。嘉、隆年间，鞋子用布制作，后来加上“一云”“双云”作为尽情装饰。如今的风俗又有套云、四镶，还有用刻丝、织锦制作的袜带。玄、黄、紫三种颜色，只有君上才可以使用。如今有人不知道玄色、紫色的禁忌而误用，竟然连黄色也敢僭越，难道是没有考察过这些规定吗？又有人在暑月贴身穿绮罗、软纱制成的小衣，出了汗沾污以后，一点也不觉得可惜。末世风俗的奢侈，竟到了这种地步。要挽救并纠正这种风气，就应当从士人开始。端正名分

译同族之间的尊卑，自有伦理次序；相见时也有固定的称呼。近来世道人情浅薄，称呼叔父、长辈为“官”，却直呼同辈的私人名字。“官”是下对上才使用的称呼，只是自取轻慢罢了；直呼私人名字，带有轻佻戏谑，用在朋友身上尚且显得简慢傲慢，何况是兄长一辈呢？女婿到岳父家，有坐在上位的，也有坐在旁边的。坐旁边才合礼；坐上位则不合礼。父亲的朋友，尚且不敢以同等礼数相待，何况岳父和女婿之间呢？女子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虽然出嫁了，名分本来仍然存在，理当庄重地按客礼相待。坐在上席，算是什么礼教？家仆见到族人，不论亲疏，都应当让路，饮食时应当避席；名分所在，怎么可以傲慢凌人？这需要主人预先教导家仆。推广仁爱 《孟子》说：“君子远离厨房。”朱子解释说：“这是预先培养仁心。”这话说得真有意义。唉！厨夫宰杀牲畜，是多么残忍啊！亲手杀害生物的性命，听到凄惨的哀叫、看到悲惨的情状，却一点也不动心，难道他的本性和人不同吗？只是因为习惯了罢了。仁爱之心本来人人都具备。培养它，它就会日益充实增长；残害它，它就会日益被禁锢而消亡。有些人的性情急躁，遇到事情就发怒；对同辈发作，往往彼此冲撞，尚且还有回心转意的时候，祸害不算太大；如果对仆役、奴隶和下贱之人发作，就容易爆发而难以控制，必然会有忍心做过分事情的人。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不能预先培养仁心，残暴成了习惯，久而久之连自己也觉察不到错误。大体说来，我们处事时顺心如意的时候少；别人不能完全依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又怎么能完全依从别人的意愿呢？以宽恕之心待人，常常看到自己的过错，不去看别人的过失，意气自然平和，愤怒自然消解。圣贤开口谈仁，并没有离开“恕”字。孔子说自己立身也要使别人立身，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接着说能够设身处地地推己及人，这是实行仁的方法。孟子说万物之理都具备于自身，反躬自省而做到真诚，接着说努力实行恕道，是求仁最切近的方法；大概只有怀有恕心，才能培养仁心。先儒说过，“恕”这个字，一生受用也不会穷尽。这是真实而切实的话，并不是像后人那样只在言语表面一带而过。积累德行 所谓阴德，就是暗中行善而不让别人知道。所谓积累，就像积累金钱、粮食一样，积累得越厚，发作时就越大；恶也是如此，积累得越深，爆发时就越猛烈。所以说：“善行积累不够，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积累不够，就不足以毁灭自身。”这警戒明白显著，人怎么能不行善而去作恶呢？况且行善也很容易！不一定要把自己的全部财物都捐出去，只要随自己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地方，处处给别人提供方便，就是在帮助别人。帮助不在于多，口渴时给一杯水，饥饿时给一碗饭，也都是恩惠。一个善念一生起就可以实行，有什么困难呢？作恶不一定非要抢夺别人的财物、杀害别人的性命、强占别人的田地。背地里喜欢议论别人长短，是口头的毒；暗中写帖子诽谤别人，是笔下的毒；暗中用阴险手段使人兴盛或败亡，是心里的毒；这些全都是恶。一念善行，不要以为没有益处；积小可以成大，后代福祚一定昌盛。一念恶行，不要以为没有伤害；微小的恶积累起来会变得显著，留下的祸患绝非轻微。《尚书》说：“行善就降下祥瑞，作恶就降下灾殃；近的应验在自身，远的应验在子孙。遍观往古，报应从未有差错。”难道不应当凛然畏惧吗！谨慎言语 《易经》说：“开口只会招来羞辱。”《诗经》说：“不要轻易说话。”说话不可不谨慎。我曾见世人不愿意称道别人的长处，只喜欢谈论别人的过错，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还有人无缘无故地背地讥讽嘲笑别人；我讥笑别人，别人也会讥笑我，这就是自己讥笑自己。又有人因争执愤怒而辱骂别人的父母；我骂别人的父母，别人也会骂我的父母，这就是自己辱骂父母。不孝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甚至因口舌而引发战争，导致诉讼相连、怨恨纠结，那么言语造成的祸害就更猛烈了。希望以金人缄口的教训为鉴，遵守“守口如瓶”的训诫；不要说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应谨慎发言，就是平日闲居、亲昵嬉戏时，也千万不可说荒诞无稽的话，以致使妻子儿女受辱；至于酒中的言语尤其容易放纵，更应当深切戒备。忍住怒气 善良人家受到别人侵扰侮辱，本来也是有的，但必须含忍，不要同对方计较。宽阔的大路，行人走过它很轻松；危险的沟堑和陡峭的山岭，众人看见就惊惧。麒麟在苑囿中，可以亲近玩赏；虎豹在山林里，人们都藏身避开，不敢上前，为什么呢？因为害怕它们的威势。士君子处世，宁可做宽阔的大路，不要做陡峭的山岭；宁可做苑囿中的麒麟，不要做圈中的猛虎。《诗经》说：“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美玉。”我们在这类事情上涵养心性而坚定下来，能够坚忍不屈，那么侮辱我们的人，正好可以用来增益我们。高明贤达的人，应当以此互相勉励。崇尚宽让 孔子说：“只按照利益行事，就会招来很多怨恨。”这是说不能只顾利益。朱仁轨说：“一生都给人让路，弯曲的路不过百步；一生都给人让开争端，损失不过一段路程。”这是说谦让是一种美德。世人只知道争一分就得到一分的利益，却不知道让一分反而会得到十分的利益。比如放债时苛刻索取，别人不敢借；别人不借，利息从哪里来？来借钱的必定是贫穷而又无赖的人，借了必不归还；连本金也收不回来，反而有所损失。又比如店铺中公平交易，顾客希望争抢便宜，严重的甚至会失望离去。所以只顾利益，不但会招来怨恨，即使想为自己谋利也是错误的。给人让路、让开争端，我让别人，别人一定也会让我，最终既不会枉屈，也不会损失。这就是所谓普通商人获利三成，廉洁商人获利五成。不要说从道义上本来就应当如此，即使只从世俗人情来看，究竟谁得谁失，两种做法应当选择哪一种呢？劝勉从业 上天对人实在厚待，生长五谷来养活人的性命，生长六畜来满足人的口腹，有布和枲麻来遮蔽身体，有蚕丝来制作华美的衣饰。人们多次劳作才仅仅先求得一饱，千万根丝才能织成一匹缣，难道上天只是让人安居美食，却什么事情也不做吗？晋代的陶侃是贵卿，却亲自搬运砖块；鲁国文伯的母亲出身世族，却勤于纺织，都是为了习惯劳作。劳作就会产生善心，所以陶侃成为名臣，文伯的母亲成为贤母。假如吃饱穿暖却不用心做事，整天聚在一起，谈话不涉及义理，岂不是辜负了上天生养人的本意吗？更何况还有求取名声而违背道义、违逆伦理而损害教化的人，那就连草木禽兽都不如了。这样却吃五谷，食用禽兽，穿着文彩和粗布，能行吗？止息诉讼

译泾地的风俗崇尚义气，但往往心胸偏狭、意气用事，常常因为小事引起诉讼。请说说争讼的祸害：把一纸诉状投进官府很容易，后来想撤回并了结却很难。官差来拘捕提审，进门就索要酒饭，出门又索要银钱；稍不称心，就蛮横地任意辱骂；只要有一句话触犯他们，就会被散布流言、诬陷赖罪。到了官府听审时，门皂、差役等人东拉西扯，百般凌辱。跪在公堂上受杖打，和囚犯、奴仆没有两样。只因为不能忍受一点小小的愤怒，反而受了多少窝囊气；只因为争夺一点小利，反而花费了多少钱财。希望我乡里的族人耐心忍气，富强之家不得凭势力欺凌别人。人可以欺骗，天却不能欺骗。孤弱之家也必须量力而行、审察形势；别人亏待你，老天不会亏待你。这样既省气力，又省事情、省费用，多么安稳自在、受用快乐！千万不要听信教唆，轻易去告状；即使赢了官司，也已经输了一着。现在约定各家：有事情先告诉族长，由族中公议处理，能够和解就和解，不得索要酒饭，拖累贫困之家。有人倚强凌弱，平地制造事端，不通知族众，昧着良心欺骗官府告状，族众共同出面作证。俗话说：“替人消除愤怒、平息争端，胜过建造七级浮屠；教唆别人告状而使人倾家荡产，一定会堕入阿鼻地狱。” 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足以引发深刻的反省。禁止赌博 民间的巨大祸害，没有超过赌博的。赌博的祸害，罪过在于开设赌局。本来只是游戏，却大肆设置骗局；一旦落入它的网中，不输光就不会停止。大多赌博的人，起初都是因为贪图利益；父母不肯严加禁止，也往往是因为贪图利益。投掷骰子非常容易，赢钱又很快，希望孩子赢钱，便姑息纵容。后来孩子输给甲，就想从乙那里赢钱来偿还；侥幸偿还了，又想继续扩大赌本。不论是掷骰子还是打纸牌，胜负都不由自己掌握，难以预料；即使赢了钱，也不是靠辛勤劳动得来的，谁会珍惜？任意挥霍，钱一到手就花光，最后空着钱袋回家。东游西荡，田地荒芜，不管父母缺少奉养，也不顾家中没有一片屋瓦、没有一寸土地。债主逼迫索取，借贷又无门；不能用力耕作，饥寒难以忍受，于是就聚集起来做盗贼。小则偷窃，大则强抢，最终因盗窃而丧身；盗窃起因于赌博，后悔也来不及了。真可悲啊！官府的法律禁令虽然严厉，怎么能把所有人都绳之以法呢？关键在于各家父兄抛弃贪利之心，严加戒止；情节轻的用家法处治，严重的就送官定罪。他们也是人，难道愿意让自己受到羞辱吗？这种风气衰退停止，家道就会日渐富足。准备赈济 我们乡里人口稠密、田地少，专门务农而很少经商，不能迅速得到四方的货物。因此百姓积蓄少而贫困多。一遇到灾荒，就束手无策，甚至有人因饥饿而死。上官为了使百姓暂时保全性命，不得不下令劝募赈济，以有余补不足，这是通常的办法。替富裕人家考虑，与其等到官府劝募、被迫奉行命令，哪如不等劝募而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德行；与其在灾荒之年艰难拿出财物，哪如在丰年一点一点拿出；与其广泛施舍给疏远的人，哪如先施舍给近亲和邻里？每家以一百人为标准，一百人中难道没有十个人能够各拿出一担或一石粮食吗？最贫困的人也不过十人而已。十个人拿出粮食，积累三年可以达到三十石；十家就能得到三百石粮食，救济一百户人的贫困；按计划煮粥分发，即使不能让人吃得饱，怎么会到了空着肚子等死的地步呢？由十家推广到一乡，由一乡推广到一邑，处处都有粮仓，仓仓都有粮食；划定区域分配，粮食不用搬运就能备齐，百姓不用迁移就能得到食物。哪里不能遍及，什么人不能周济，又有什么饿死者值得忧虑呢？近几年实行这种办法，道路上到处都是欢呼声，救活的人无法计算。百姓饥饿就会想着做盗贼，不饥饿就不会做盗贼；捐出一担一石粮食的费用，却能给家庭带来安宁，这也是富裕人家为自己作的周全打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会中应当用这些道理互相劝勉。防盗 盗贼兴起，没有不是因为附近有可乘之机才来的。各家如果确实能够重视农业生产、节约用度，小心谨慎、畏惧法律，勤于谋生，就没有必要去做盗贼；懂得畏惧法纪，就不敢做盗贼。地方安宁，是全家的福气。上级官府设置保甲，本来就是为了消弭盗贼，应当遵奉其德意，切实推行。近处如果有远出而长久不归的人，就查问他到什么地方谋生；远方来的人，行踪可疑，就盘问他的来历。夜间巡查只应勤勉，稽查一定要严格。盗贼没有可以作为窝主的家，哪里还能容身？如果遇到警情，就集合起来请求援助；盗贼离开后，便从四面八方拦截，使盗贼不能插翅逃走，无计脱身。人人自行防范，家家自行守护，就可以长久安稳地高枕无忧了。富人不要说“这是命中注定”，穷人也不要说“这与我无关”。俗话说：“盗贼偷窃，容易使家庭破败，一块布、一粒米也都是财物。”难道只有富裕人家才会如此吗？推行 忠孝节义关系到万古不变的纲常，光明如日月星辰，哪里容许泯灭？乡里有节操、孝行和美德，确有事实可以凭据的，各自举荐自己所知道的，愿意共同听闻。至于那些不孝、不敬兄长、败坏品行而没有良心的人，国家自有刑法，上级也有耳目，并不是田间乡里所能过问的。既然应当隐恶扬善，何况居住在乡里呢？把这些事置之不谈。黜斥邪说 楚地人相信鬼，越地人相信巫术。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形，难道只有楚、越两地吗？相信它就觉得有，不相信就觉得没有。乡里的习俗，如祈求丰年、禳除火灾之类，谁说可以废除呢？可是有人相信邪说、修习所谓功德果报，这又是为什么呢？他说：“我只是为了禳除灾祸、祈求福气罢了！”灾祸哪里能够靠侥幸免除，祸患也不是祈祷祭祀就能得到避免的。古人曾说：“天堂如果没有就罢了，如果有，善人便能登上去；地狱如果没有就罢了，如果有，恶人便会进去。”罪孽是自己造下的，忏悔又有什么用？馒头腐物一类东西，是人所厌恶轻视的东西，却想用它来讨好神明，神明难道会享用吗？接受贿赂、出卖刑狱公断，稍有见识而秉持正直的人都不会这样做，难道却说聪明正直的神明会这样做吗？世俗之人平日吝啬，平时不肯轻易花一文钱；请来僧人道士，却像尊敬上宾一样礼敬，虔诚地举行斋醮，花钱如同尘土，说：“我这是为来世积福啊！”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再生的身体上，侥幸等待幽冥中不可知的福报，哪里比得上积累眼前的阴德，获得现世的善报呢？真是迷惑得太深了！又有人崇奉无为教，开设经堂，男女混杂，不顾廉耻。为首的人本来只是农夫，一个字也不认识，却登座讲经，简直像是在说梦话；听讲的人拱手站立、跪拜行礼，就像蚂蚁聚集一样。至于女巫、斋婆，白天装作看见鬼，摇惑妇女，关系到社会风俗，应该一概禁止。戒除结党

译人活在世上，谁能没有交往呢？但有朋友、有党羽，不能不加以区分。谈论道德，商讨文艺，结成诗社，这叫作朋友。朋友不可没有，没有朋友就会孤立，又有谁来辅助呢？张扬声势，培植援助，玩弄机诈，这叫作党羽。党羽不可以有，一旦有了，就会借着交往而容易造成祸乱。小人没有朋友，君子不结党。结党不是太平盛世所应有的。上层形成党争，国家就会随之受害；下层兴起党羽，家庭就会随之受害。自古以来，从没有结党而不失败的；然而党羽也没有长久不解散的。陈、张、孙、庞这些人，起初未尝不是亲密得如同兄弟，关系坚固得像胶漆，最终却互相倾轧、加害。古人以连在一起的鸡作比喻，难道不是明显的鉴戒吗？大体说来，君子的朋友相交越久越亲密，小人的党羽忽然聚合又忽然离散；离散就产生怨恨，怨恨就互相侵犯侮辱。原先用来保卫自己的力量，最终还会拉弓转向内部。可怕啊！可怕啊！置办产业 世人置办产业，只是为了替子孙打算罢了。压低价钱就会引起事端，强行购买就会聚集怨恨。说是替子孙打算，却未必能够长久。只顾眼前替自己谋算，劳心费力而且笨拙。古代有“三不亏”“四不买”。不亏待弱者，不亏待处境昏暗困难的人，不在别人处于急难之际占便宜，这叫“三不亏”。寡妇和孤儿，依靠这些产业供给日常生活，却被人侵夺、含泪忍声的，不买；愚蠢放荡，听人诱骗，瞒着父母私自立下契约的，不买；兄弟相争的产业，别人家尚未了结的产业，却自行前来投献的，不买；亲朋邻里并非十分心甘情愿，而是出于无奈的，不买；这叫“四不买”。又有田地彼此相连，盘算着一定要买到；卖方来卖时故意压低价钱，转卖时又同他争执，说：“因为它和我的地相邻。”这只是客地罢了。忽而属于那边，忽而属于这边，有什么固定的呢？一定要把土地连成一片才肯罢休，渐渐购买，渐渐扩远，直到什么地方才算不相邻？难道能够把整个县的土地都据为己有吗？体恤下人 民间法律不许蓄养奴仆。供人役使的称为“义男”“义妇”，衣服饮食都由主人供给，到了适当时候还为他们婚配，法律规定与子孙同样看待，恩义已经很重了。他们既然把主人当作父母，主人难道不应该把仆人当作子女吗？平时应当推心置腹相待，有过错时责打惩戒一下也就够了。只是妇女的性情往往容易迷惑，遇到婢女却缺少恩情，盛夏让她在火炉旁做事，严冬使她手脚冻裂；烹调稍有不当，就动辄用鞭子杖打；年幼的侍女，被打得脸破皮伤，她难道不是人的子女吗？这正是各位丈夫应当时时劝诫妻子的地方，以此积累阴德，留给子孙。世世代代有婢女仆人，只要足以在面前供使唤就可以了。整饬家庭 《礼》说：女子出嫁时，要用扇子遮住脸。男女不能同席，叔嫂之间不互相通问，礼法的严格到了这种程度。从前鲁国上卿之家有位敬姜，年纪已经很大，而季康子是她的从侄；两人相见交谈，都不越过门槛，君子称赞她“懂得礼”。如今乡野妇女有聚在一起讲经，不分白天黑夜的；有到百里之外，向名山祈福的；有进入庙中烧香，僧人请她们进去奉茶，却不懂得回避的；有借口是心腹亲戚，让男女同席，谈笑毫无顾忌的，都很不雅观。会中应当用这些道理向她们晓谕。孔子治理鲁国三天，男女就在道路上分开行走，这也是整饬风俗的一端。端正根本 俗话说：“家庭困难，国家反而容易治理。”并不是说家庭本身难以治理，而是说要端正家庭，却不致力于端正家庭的根本，这才是困难。自身，是家庭的根本；正如射箭要有靶子，木材要有墨线。我一句话、一件事，可以欺骗国人，却一定不能欺骗族人；细微隐秘、曲折隐晦的事情，可以欺骗族人，却一定不能欺骗妻子儿女。越是观察，距离越近；越是距离近，越是真实。法令条文和文书，不过是用来训导国人的罢了；如果想凭借空洞的形式要求家中每个人都整齐一致，就好像反过来与人争辩，那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呢？没有设置靶子却想射中目标，没有用墨线校正却要求木材笔直，这是绝不可能的。古人见子弟有过错，就说：“这是我的过错。”于是闭门深思，痛切地自我责备；他的子弟也受到感化而日益长进，最终形成了美好的风俗。《大学》谈到“齐家”“治国”，却把“修身”放在前面；端正根本、树立良善，这是第一要义，所以我把它列在篇末。自从姚江之学在水西兴盛以来，我们泾地各乡都仰慕它而兴起，无不各自修建书屋，用来延请、接纳朋友，启发教导宗族乡党。台泉有云龙书屋，麻溪有考溪书屋，赤山有赤麓书院，蓝岭有蓝山书院。一时之间，水西各位前辈在会讲之余，由当地主人邀请，轮流往来，聚集宗族开讲；因此聚会时便考察德行、询问学业，勤勉不懈地以探究性命之学为要务，分散时便传达言语、阐述教诲，诚恳地把改善风俗放在心上。这篇《赤山会约》，是副使萧慕渠公所著。本来是为地方风俗着想，立意并不嫌浅近，而言语更加详细。然而如果按照它来实行，那么古代盛王端正根本、树立善政的道理，也不过如此罢了。我曾登上蓝山，在高耸的山壁□左边寻找书院旧址，却没有找到。隔着溪水，隐约有一座山，草木茂盛而幽深秀丽，有人说：“这就是赤麓。”这正是萧、徐二人当日经营的地方，如今只剩下禅林存在。我为此惆怅了很久，感叹前代贤哲已经远去，思考着沿着曲折水道又能到哪里去追寻；俯仰之间回顾今昔，茫然地发出叹息。嘉庆五年六月，后学赵绍祖识。福建省 ●鳌峰书院 在福州，是清代福州四大书院之一。康熙四十六年，巡抚张伯行改建九仙山（今于山）山麓鳌峰坊的一所尼姑庵，建成此书院。书舍有若干间，后院有一口荷池，面积约数亩，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影；池上有亭，名叫鉴亭，横匾题写“澜清学海”四字，是康熙皇帝亲笔所书。书院有一座藏书楼，收藏皇帝赏赐的各种法帖，如《淳化阁帖》《渊鉴斋法帖》等，以及御撰《古文渊鉴》、御批《资治通鉴》、钦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等，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经、史、子、集。又开设正谊堂，广泛搜集先儒遗著，指导院中师生按照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六部编纂，刊印成《正谊堂全书》若干种。人们称说：“宋儒理学的著作，这里就是渊海了。”书院有官府钱粮和洲田数千亩，每年收取租谷或现银，分别供给鳌峰、凤池、越山三所书院，鳌峰所得尤其多。雍正十一年，改建为省城书院，选取本省九府一州中品学兼优的士子入学，供给他们食宿。

译每月初一或月中讲学，由山长主持，登堂高坐，命题宣讲；有时讨论经文，有时阐发经世济民的学问，诸生环列在旁听讲，肩背相望。乾隆以后，讲学同时兼以课考士子，主要学习八股文和试帖诗。前后担任山长的有林枝春、朱仕琇、孟超然、陈寿祺等人，都是名师。士子中有梁章钜、廖鸿荃、蔡世远、蓝鼎元、林则徐等人。光绪末年，改为校士馆。后来又改为福建法政学堂。现为福州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校舍。陈寿棋：《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 清道光五年春二月 一、端正心术 圣人教导人，只重视亲身实践，很少谈论性命和天道。然而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求仁贵在存养本心。求学的人修养自身、实行善道，首先在于明辨义与利的区别，审察是非的界限，立志不欺骗，行为有羞耻心；一切污秽浑浊的道路、钻营取巧的手段、损人利己的谋划、歪曲道理以迎合别人的行为，都足以败坏名声、羞辱自身，丝毫不能产生于心中，更不能表现在事情上。由此类推，直到把义理做到极致，那么即使吃饭喝水也不能苟且，迈出半步也不能轻率，何况比这更大的事情呢？君子立身处世、约束行为，要树立为人表率。那些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暗中谄媚世俗的人，不过是乡愿式人物的作为；圣人尚且厌恶并斥责他们，何况奸邪之徒、无品类的恶人和胥役小人，哪里容许同他们亲近交往，让他们在其中发挥影响呢？所谓求学，就是学习成为圣贤；一生建立名声、树立节操、建立功业，都以做秀才时为基础。如果在这个时候就依附逢迎、随从世俗，不以含垢纳污为可耻，不把气节名义看得重要，那么将来得志后，怎么能希望他有刚正方直、正直担当天下重任的气概呢？各位学生应当砥砺操守，有志于自我修养，更应谨慎防范细微过失，千万不要忽视！一、慎重交游 从前会稽鲁秋塍先生在鳌峰任教，原先制定的规条说：“正人君子固然要借助相互切磋，但沉溺于酒肉朋友，应当远离。各位学生除了少数一二位读书同道之外，不许同其他闲杂人等往来。即使是读书同道，接见也不得轻慢亲狎，往来也不得过于频繁，留他们吃饭不得痛饮，迎送也不得走得太远。”前辈教导人，防范约束就是这样严正。本山长认为：整天群居，说话不涉及义理，喜欢卖弄小聪明，那么邪僻的念头就容易进入，谄媚巧辩的朋友就容易投靠。君子尊重贤者而容纳众人，远离谄佞而亲近仁人，乐于合群、选择朋友，自有准则。如果能够以努力学习、敦厚行善为功夫，那么邪僻自然消除，德行学业自然进步。近来住在书院肄业的学生，都属于磊落英俊、敦厚诚谨之士，已经完全洗除旧习，但警戒不能不严格，防范不能不周密。今后如果有酗酒、恶意戏谑、赌博、媒合调戏以及干预外事、招引坏人等行为，查出后轻则记过，重则黜退除名。一、扩大见闻学问 至圣教导人，首先强调广泛学习文献；儒者穷究经书，是为了将来能够实际应用。宋代胡安定在苏湖设教，设立经义、治事二斋，所以湖学的人才最为兴盛。近世学者，能够研究经书、考订历史，已经很难得；进一步说，端正道义的功夫、济世应时的学问也更加被抛弃，仿佛士子们都不能讲明这些。不知道国家设立法律、选拔士人，小试兼考经解、诗赋，乡试、会试兼考经义、论策，确实是想网罗博学大才，并不只是依靠讲章、时文、经解、策问，更是要使学者平日探究经典训诂，辨明是非，讨论古今，通晓时务；在朝廷任职时可以立言传世，出仕时可以施行政务、辅佐时局。本山长有幸忝居这个职位，每月增加经解、史论、策问、诗赋等课程，也是仰体国家选拔士人的方法，将它施行于课程考核之中；这并不是苛刻地要求一切完备，强迫人去做力不能及的事情。大比之年，四书八股文之外，经解、策问尤其是各位学生应当用心研究的。每月出题加课，有志向上进步的人，都应认真讲求应答的方法，不得把它看作徒具形式，也不要害怕把它当作难事。一、考核学业 宋代郑耕老曾经汇总《论语》《孟子》《孝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周礼》《左传》的全文，计算下来共四十八万字。按照中等资质的人计算，每天诵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就可以读完。我们乡里的张惕庵先生说：如今除《论语》《孟子》人人从幼年就学习之外，再增加《仪礼》《尔雅》和《公羊》《谷梁》二传，也不过五十多万字。按时文每篇七百字计算，七百多篇已经有七十多万字；用那些经书来替代这些时文，哪一种得、哪一种失？哪一种优、哪一种劣？愚人都知道。然而最终很少有人用那些经书替代这些时文，为什么呢？毛病在于想迅速取得功名，来不及这样做罢了！不知道五十年前，墨卷盛行，举子胸中积累了上千篇时文，最终却困顿于科场的，多得数不清；能够研究经史文章，卓然自立，却最终被时运和命运困厄的，即使千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这样看来，博学和浅学的胜负已经十分清楚了。何况不学习就像面壁一样，是圣人所戒；只是守着讲章和八股文，来猎取科名，即使侥幸取得高等科名、登上仕籍，也免不了因追逐金银而消耗，又怎么能够安身以崇尚德行、精研义理以达到神妙境界呢？元代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把读书看读一百遍、加倍读一百遍作为标准，认为这也是收放心的一种方法。昌黎韩愈自己说：“不是三代、两汉的书，不敢观看。”又说：“口中不断吟诵六艺的文章，手上不停披阅诸子百家的篇章。”他专心而勤奋到了这种程度，怎么会不把光辉流传千年呢？所以求学在于勤奋，不分聪明还是迟钝。骏马跃起一次，不能超过十步；劣马走十天，功效在于坚持不放弃，这就是证明。求学在于专心，不分年少还是年长。公孙弘四十岁才开始学习《春秋》，最终成为科举第一名；朱云五十岁才开始学习《易》，最终成就大名，这就是证明。本山长有幸任职鳌峰，急切地以推举贤能、唯恐来不及为心愿；每当看见学生虚心询问、竭力相互切磋，没有不为之欣喜的。其中那些约束自身、敦厚力行的人，学问深厚、才华出众的人，以及年轻而清秀俊逸的人，有的受到大府嘉奖，有的被学使选拔为优等，都足以使人受到激励。其次也有许多人日益进步，通常都能够有所成就。但求学最忌讳进步时过于急切、退步时过于迅速，一曝十寒。以前设置分程簿册，分发给各位学生，让他们自行记载所学，但实行起来仍有时做时停的情况。对于年长而已有成就的求学者，自然不必烦劳鞭策；至于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更应及早珍惜光阴，不要自行荒废。

译现在应当仍旧遵照实行，以取得实际效果。每天所读的经书、史书、古文等，按照格式填写课程簿；每逢十天汇报到讲堂，酌情召来当面加以考查，使勤奋和懒惰有所区别，不至于只是空口说说，也不至于逐渐养成贪玩偷懒的习气。一、选择经籍 四部典籍浩瀚如烟海，读书人不但不能全部阅览，也不能大量购买。然而，资质稍好的人，都可以通过日积月累，达到充实丰富的程度。应当先选择精要的书，用力钻研，这样既能避免涉猎泛滥的弊病，也能收到精通熟习的功效。比如读经，必须阅读传注；除朱子的《论孟集注》《学庸章句》外，《御纂四经传说》《钦定三礼义疏》本来就是读书人应当专心学习的书。《十三经注疏》颁行于学宫，本来是供才高而爱好古学的人研习的，其中《毛诗》《礼记》二经的正义应当先仔细阅读，其次阅读《周礼》《仪礼》《左氏传注疏》，其余斟酌选择阅读即可。《孟子》伪造的疏文，浅薄鄙陋，不要阅读。此外，还有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宋代严华谷的《诗缉》、卫正叔的《礼记集说》、王与之的《周礼订义》、元代敖君善的《义礼集说》、本朝盛龙里的《仪礼集编》、惠半农的《礼说》、惠定宇的《九经古义》、陈见桃的《毛诗稽古篇》、胡月出明的《禹贡锥指》、顾复初的《春秋大事表》、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注》、段懋堂的《古文尚书撰异》、孙渊如的《古文尚书注》、阎百诗的《四书释地》、江慎修的《乡党图考》、邵二云的《尔雅正义》，这些都是经学著作的渊薮。许叔重的《说文解字》、陆元朗的《经典释文》《广韵》《集韵》《群经音辨》《韵会小补》《顾氏音学》五部书，段氏的《说文注》、曲阜孔氏的《诗声类》、高邮王氏的《广雅疏证》，这些都是小学的入门阶梯。史学方面，《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一定要熟读，这样才大致能理解唐人把三史列为科举科目的用意。其余历代各史，根据自己的资质和功力，学有余力时再读即可。此外，《国语》《国策》《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御批通鉴辑览》《通鉴纲目三编》、邵二云的《续资治通鉴》、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都是读书人必须阅读的书。《史通》可以用来明了史书体例，《路史》《绎史》可以用来增长博闻，这些书也可放在其次。这些都是史学的渠道。诸子方面，周、秦、汉、魏、晋诸家的著作，宋代五子的书，以及元、明儒家的著述，都各有所得，读书人应当明辨而审慎取舍。考订类的书，则有陈氏《礼书》、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通志略》、《山堂考索》、《玉海》、《荆川稗篇图书编》、《太平御览》，这些书用来搜罗散佚，内容体系宏大、涵盖事物广博。经世致用方面的书，有《通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大学衍义补》《思辨录》《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书》《农政全书》《行水金鉴》《武经纂要》《虎钤经》《荆川武编》《筹海图编》《纪效新书》《历代名臣奏议》《明臣奏议》《大清会典》《皇朝三通》《御纂律吕正义后编》《御制数理精蕴》《御定仪象考成》，这些书可以贯通古今，施用于实际，都是学习政务的津梁。文集方面，有《昭明文选》《汉魏百三名家乐府诗集》《文苑英华》《古诗纪》《全唐文》《全唐诗》《唐宋十家古文》《历代赋汇》，以及唐代李、杜、韩、白、高、岑、王、孟、韦、柳，宋代苏、陆，金代元遗山，元代虞道园，明代刘诚意、高青邱、何李王李高苏门陈卧子等各家的作品。专集和选本方面，有《全唐诗录》《古诗选》《宋诗钞》《元诗选》《明诗综》《十二代诗选》，这些都是文坛的园苑。以上各种书，读书时各自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所长来选择；聪颖的人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迟钝的人也能积少成多、由低到高。广泛学习而能牢牢守住重点，就像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胜过千只羊的皮。把精要简练出来加以揣摩，就像三千精锐骑兵可以抵挡十万游兵。至于提出疑问、辨析难题，触类旁通、引申发挥，以及神明般的领会悟解，就在于各人自己。不过，打开书本总会有所收获，不至于和‘扪烛扣盘’的人一样受到讥笑。像一切陈腐的讲章，例如《四书大全体注》《阐注》等；低劣的选本，例如《古文析义》《古唐诗合解》等；纤巧诡异的诗文，例如陈眉公、钟伯敬等人的作品；鄙陋的蒙学册子，例如《潜确》《类书》等，都应当屏弃断绝，不要污染自己的耳目。一、严格课试规程

译鲁秋塍先生原来制定的规条说：‘书院能否振兴，全在于会课。课试日期管理不严，就会有请人代作、夹带、传递、调换试卷等弊端。今后无论是官课还是馆课，都必须关门锁门举行考试，各人到堂上领取试卷，不许偷偷进入私人房间，限在天黑时交卷，不得供应蜡烛，不得谈笑喧哗，任意走动。’我这个山长认为，如今每月的课试都集中到考棚中锁门考试，规矩大体已经整顿严肃了，但只怕日子一久就会产生玩忽懈怠，像前面所说的请人代作、夹带、传递、调换试卷等弊端，难免又会萌发；而且人的才性有迟有敏、各不相同，枚乘、司马相如固然各自发挥所长，佩韦佩弦也能改变自己的本性；如果较量才艺拖延太久，竟然通宵达旦，也很不合事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今后每次课试收卷时，都加盖一种戳记，用来区别交卷迟早。如果供应蜡烛，只以二鼓为限；超过这个时刻交卷的，另盖戳记加以区别，即使文章写得好，也压在下等。一、整肃威仪 近来各位生员遵循礼法，规矩严整，当事者和有关官吏都大加嘉奖。但是进退、拜跪等礼节，仍偶尔有参差不齐、简略而不庄重的情况，现在应当再次晓谕：比如第一次拜见山长，不可以半跪着作平揖礼；开馆、散馆时，大宪亲自到来，不可以不整齐地到大门外列队迎送；当天在鉴亭拜见各位列宪和山长，不可以不让大众齐集，举止安详。这些都是礼法所在，也是关系观瞻的大事，不要认为只是繁琐文饰和细小节文而忽视，甘愿陷入怠慢放纵、苟且浅薄的状态，成为不尊崇礼、不遵循礼、没有规矩的人，自己却还不知道。对此要戒惧！一、严格出入管理 书院是讲习学业的重要场所，怎么可以让人行动自由，任凭闲杂人员出入？先前奉大宪指示：每天书院门都要上锁，每天早晚开关门各一次，非规定时间不得出入。如今住院人数很多，来往络绎不绝，更应当严格制定防范措施。规定每天辰时、申时二刻开门，供送柴薪、饮水和蔬菜，其余时间仍然关闭。各位生员请假时，要亲自写一张假条交到讲堂，以便查核。若有私自外出游荡、连续多日不回来的人，或者行踪无常、不能专心居住学习，只为应付课试日期而来住宿，或替亲友挂名请人代考的人，一经查出立即斥退。亲友来访，除书院生员外，一概谢绝。衣服、冠帽、鞋履不齐全的人，以及并非读书的人，不许混入，以严肃书院体制。陈寿祺：告示鳌峰书院各位生员 清道光年间 读书人学习古人来立身处世，必须首先重视廉耻，敦厚礼让。重视廉耻，之后才会有气节；敦厚礼让，之后才会有法度；文章技艺和科举功名，反而是末节。利欲一旦夺取人的心志，廉耻就会丧失；傲慢一旦增长，礼让就会灭亡。不知道重视廉耻，正是不能自重；敦厚礼让，正是使自己受到尊重。自重和自尊都是为了自己的学问，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羞耻和憎恶之心根植于人的天性，扩充发扬它，就是安居于仁、行事依循义的实践。孟子说：人有所不做，然后才能有所作为。除去不洁之物，保全自己天生的尊贵，那么光明宏大而高尚通达，世间一切污秽浊乱都不能沾染自身，这不正是自重吗？人的举止威仪有一定的法则，是承受天地之性而本来具备的。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能坚固。端正衣冠，尊重自己的视听仪态，那么懒惰怠慢之气就会远离自身，谦让有礼的道理就能在朋友之间得到遵行，这就是所说的尊重别人，别人也总会尊重你，难道不是自尊吗？然而，礼法虽然容易被人忽视，谨慎敦厚的人尚且还能遵循礼法而不丧失廉耻；至于其他人，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力量来坚持，很少有不改变的。我天性浅薄、资质迟钝，德行浅薄、学问荒疏，听闻大道太晚，年岁又随着时间流逝，本想有所作为，却惭愧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众位士人的；然而区区一片诚心，仍愿意同各位生员相互切磋，磨砺廉耻方正的品行，学习名教，以求不被君子儒者所弃而已。因此写下《义利辨》《科举论》《知耻说》三篇，作为警醒各位生员内心的帮助，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义利辨 从前孔子厌恶乡愿，孟子排斥杨朱、墨子，韩愈排斥佛教，程颐、张载、朱熹排斥禅学，都是为了端正人心、挽救流弊、扭转狂澜。虽说如此，杨朱、墨子以后那些人，大多还能严格对待取舍，谨慎处理出仕和退处之事，同鄙陋的儒者和浅薄的人相差千里；可惜的只是学术见解有差错。如今则完全没有这些忧患，这并不是他们的学术胜过古人，而是全天下的人都忙忙碌碌、熙熙攘攘，为了利益奔走，贪求不止，还有什么闲暇去假装忠信、表面廉洁，标榜‘兼爱我’，或讲求明心见性的学问呢？这样看来，今日救治世人的药石，只在于辨明义与利的区别罢了。古代义与利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易经》才这样说。《尚书》中多次谈到利，如‘元亨利贞’‘利见大人’‘利建侯’‘利用刑人’‘利御寇’‘利涉大川’‘利用行师’‘利用宾于王’‘利用狱’‘利有攸往’。谈利没有比《易经》更详尽的了。《尚书·盘庚》说‘看百姓是否适宜迁徙’，《周官》说‘君主凭借利益得到民众’，《春秋》传说‘礼使民众有秩序，利益留给后代’，又说‘君上应当考虑使百姓获利’。六经没有不善于谈利的。大概古代利与义相合，所以《易经》文言说：‘利，是义的和谐。’使万物获利就足以使义和谐；只要以利为出发点，使万物获利，就没有不是义的了。到了春秋时期，利才开始同义分开；《论语》说：君子明白义，小入明白利。因此孔子很少谈利。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只知道有利而不知道有义，所以孟子竭力排斥它，说：‘只要有仁义就够了，何必说利。’但他又说：‘从来没有实行仁却遗弃自己亲人的人，也没有实行义却把君主置于后面的人。’那么，仁义难道何尝没有利益吗？后世的人只知道有利而不知道有害，然而只顾自己的利益必然会伤害别人，伤害别人的人没有不伤害自己的。

译孔子说：‘依据利益行事，就会招来很多怨恨。’程子说：‘利益是众人共同想要的东西。只想专门使自己获益，危害就很大。’贪求过度，就会昏昧蒙蔽而忘记义理；求取到了极点，就会争夺而招致怨仇。这样看来，后世所谓的利益，全都是祸患的陷阱罢了，和六经所说的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如今天下急切求利的人很多，他们的得失并不只有一种情况：有的人片刻交谈就能谋取到，有的人穷困衰老、耗尽精力却一无所获，这难道不是得失有命吗？然而如果对人说‘利益不可获得’，人们一定漠然不应；若严正告诫他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祸患的陷阱’，那么他就会变色，内心感到恐惧。变色而内心恐惧，然后才可以放弃求利而返回义道。义与利之间，争夺得微妙，清晨初醒时也能分清舜与跖；把持得勇敢，即使懦夫也能成为伯夷、叔齐。古人修养自己的天爵，而人爵也随之而来，内心哪里会因此有所动摇呢？仁、义、忠、信积聚在自身，所以职位、俸禄、声望和荣誉在世人眼中都很轻。道德和学问重视实际，所以肥甘厚味、华美刺绣反而显得华而不实；珍爱廉耻和名节，所以对腥臭污秽之物害怕被沾染。即使有人用利益来诱惑他，又凭什么能夺走他的志向呢？因此，读书人对于义与利的辨别，不可不及早辨明。应当怎样辨别呢？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学习，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学习。’为自己学习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离开义；为别人学习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离开利。应当精细地考察每一件事中义与利的区别，做到没有欲望，不做自己所不愿做的事，在一举一动的关键处，警惕香草与臭草相反而混杂；在细微的界限上，警惕黑白混淆。义所在之处，即使有害也不顾惜；义不在的地方，即使有利也不谋求。这样内外各方面都能用心尽力，每天只怕救正自己的过错还来不及。等到存养功夫深厚，真正洞察义之可乐与利之危险，就能够安于贫贱、守住进退之道，不同于才智穷尽、力量用尽而自行停止的人。这种人只知道有义罢了，哪里还会知道所谓的利呢？然而，贫穷不能使他放纵，富贵不能使他淫乱，威势不能使他屈服，祸患不能加害于他，这就是有利而没有害。孝悌在乡党中受到称誉，敬重诚信在蛮貊之地也能施行，说话可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行动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那么没有哪一种义不会带来利益。端正义理、彰明正道的学问，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否则，读书人一旦担心得不到利益而奔逐求利，担心得不到越厉害，奔逐利益就越炽烈。我恐怕那些舍弃义而求利的人，会走羊肠小道、凿穿险峻崎岖之处，踏着荆棘而伤到腿脚，最终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使让他实现了所求，但不合义的利益就像饮下鸩毒，起初虽然觉得甘美，最终必定肠胃溃裂；又像聚敛盗贼赃物，突然间虽然吃得很饱，转眼就会受到刑罚、丧失性命。它所造成的祸害有说不尽的地方，还有什么利益值得谈论呢？

译科举论 我既然写了《义利辨》，希望能够端正人心、挽救风俗。然而我认为，后世天下沉溺于利益的人，没有比学校和科举中的读书人更严重的，农民、工匠、商人不在此列。为什么呢？农民把收获当作利益，但如果不努力耕种，就没有办法供人食用；工匠把获得工食当作利益，但如果不整治材料，就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商人把获取暴利当作利益，但如果不使货物流通丰足，就没有办法调剂运输。他们这些人的贤能或不肖，并不关系到国家大局的轻重。他们整天忙忙碌碌，固然说只知道求利，但他们所求的利益，仍然都是为了天下日常所需，并不是为了私利，所以也未尝不是带着义一起行动。读书人则不是这样，他们所从事的全是每天研习圣贤的书籍，但他们的志趣却同市井之人的行为没有差别；这些人本来都是国家所期待的、用来兴贤育能、收取辅佐和耳目的，然而从束发受经一直到准备出仕，却错误地说是在求取名声，终日忙忙碌碌，很少有不为了利益而忘记义的，怎么能指望他们成就德行、通达才具，以及以气节和功名有益于世呢？况且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力，运用谋求利益的手段，其程度超过农民、工匠、商人十倍；一旦祸患波及家国天下，家国天下就会受到极大的不利。苏秦给齐国带来祸患，李斯给秦国带来祸患，孔仅、东郭咸阳给汉朝带来祸患，元载、包信给唐朝带来祸患，王安石、吕惠卿给宋朝带来祸患，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陈新甲给明朝带来祸患；他们的行迹虽然不同，但全都是被利益迷惑所致。不过，汉代的选举制度中，清议还存在。陈汤求借财物没有节制，因此不被乡里推举选拔，这就是证明。选举时所列的条件，必定包括敬重长上、顺从乡里、严肃政教、出入行事不违背规范；凡是这些方面有声誉的，才列为首选。魏晋的九品中正法，还稍微接近古制。自隋唐以后，设置科目专门凭文章辞采选取士人，于是把天下人全都赶上了追逐利禄的道路。计敏夫说：贞元以来，文学科第受到世人荣耀，等到弊端形成，士子们豪气凌人、出言谩骂，游走于诸侯门下，诸侯见了他们反而害怕，如刘鲁风、姚岩杰、柳棠平、曾某之类，他们的文章都不值得取法。李益是当时的文坛宗师，尚且说“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后来像李山甫一类人，因为一次得名或中第的失意，竟至于挟制方镇、劫持宰辅，那就又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科举在唐代兴盛，但弊端发展到无法挽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朱子《贡举私议》说：大学只成了追逐声誉利禄的场所，掌管教务的人，只取那些善于写科举文章的；士人争相奔走、聚集而来，也只不过是为了滥取解额、谋求私自舍选罢了。师生彼此相看，冷漠如同路人，从未用德行道艺的真实内容来启发他们；而每月的课书、每季度的考试，也只是促使他们滋长贪利苟得、冒昧无耻的心思。朱子又说：举子讲习时，专门致力于裁割删剪经文，巧妙地拼凑取巧；这样不但不能成为经学，也不能成为真正的文章。那些写得好、能够不被主管考试的官员震慑的人，就让他们反复熟习这类文章。等他们长大以后，把字写得细小当作工巧，把篇牍写得繁多当作富有；参加乡贡考试凭的是这个，参加科举较量文章凭的是这个，取得青紫官服、得到车马也凭的是这个。父兄所教导的、师友所讲明的，不过都是利禄罢了。归震川谈科举的弊端说：士人正埋头沉浸其中，已经再也不知道世间还有应当去做的事情；荣辱、得失纠缠萦绕，无法摆脱，直到老死也没有醒悟。古人论述科举的弊端以及文章的浅陋，深刻而明白，千年以来从未改变。更严重的是，有人铤而走险、侥幸求进，作奸犯科，欺骗愚弱之人、凌辱弱者，乘着嫌隙而行动；事情败坏之后，无法追究诘问，廉耻和道义丧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大概是因为他们刚开始求取进身之时，就已经沉溺于浮薄鄙陋的风气之中，再也不能自拔了。然而，这种弊病的根源，是没有辨明义与利的区别。有人问：照您这样说，科举这件事将不能做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科举是人生显达或困厄借以通行的途径，怎么可以废除呢？不过，参加科举也有正确的方法。程子说：一个月中用十天从事科举学业，其余时间就可以用来求学。朱子说：有高明见识和远大眼光的人，读圣贤之书，根据自己的见解写文章来应试，把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然是应举，也不会因此受牵累。北溪陈氏说：亲身实践、内心有所体会，平日已有积累，就会把它表现出来；商议评定时事，陈述治国的原则，自然能够符合人情、切中事理。潜室陈氏说：应举时要求合乎法度，这是道理本来如此。如果不合乎标准，却萌生侥幸之心；不守尺寸规矩，却产生冒昧妄为的念头，那就是错误了。由此看来，科举的正道是可以明白的。年少时在私塾学习，应当用德行道艺的实际内容引导他们，不要迎合时俗爱好来希望迅速见效，正如文山所讥刺的那样。长大后进入学校，应当考察亲身实践、内心体会以及时事治体的要点，不要巧妙拼凑、投机取巧而浪费日力，正如朱子所讥刺的那样。壮年参加有司主持的考试，应当把个人在得失利害上的私心置之度外，不要违背规矩而图谋冒昧妄为，不要争夺名次来放纵狂悖，正如计敏夫、潜室所讥刺的那样。这样做就是义，不这样做就是利；以义树立根基，利的萌芽就会断绝；以义端正道路，追逐利禄的道路就会堵塞。这样的人能够敦厚行善而不懈怠，坚定志向、喜爱学习，在经学上竭尽精力，同时研究当世事务；将来出仕立于朝廷，能够坚持义理、排斥谈利的人，必定就是这种人；能够实行义理、使国家受益的人，也必定就是这种人。士人怎么会辜负学校，科举又怎么会妨害义理呢？如果舍弃这些不去做，却让人因为亲自诵读弦歌而受到世人诟病，说儒生是靠诗礼去盗掘坟墓，那真是可悲啊！知耻说 人之所以成为人，只是因为有羞耻心罢了。孟子说：“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如果没有这四种端绪，就无从立身。仁的端绪若不是这样，就会流于结交内求、讨取声誉；礼的端绪若不是这样，就会流于花言巧语、过分恭敬；智的端绪若不是这样，就会流于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所以羞恶之心，是人心中义的根本，并以此作为基础，而仁、礼、智也由此成就。教育人时，法令即使严明周密，也不如激发他的善良羞耻心更能促成转变。孔子评论士人说：“行为自己要有羞耻。”羞耻是人本来固有的，也是士人应当严格守持的。孟子说：“羞耻对于人太重要了。”又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对没有羞耻这件事感到羞耻，就算没有羞耻了。”士人从有羞耻开始，最后达到无愧于羞耻。丧失羞耻心的人，大致有两类：软弱的人成为【疑有缺字】、成为【疑有缺字】；强悍的人成为饕餮、梼杌；自己制造污秽、散发臭气，却厚着脸皮安然处之。所谓善于玩弄机变的人，对羞耻毫不在意。到了把羞耻认为毫无用处的地步，名节就不足以维系，刑罚也不足以警戒，这样的事情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那些丧失羞耻心的人，难道真是陷于完全不知吗？如今集市之间，小偷经过，众人便向他吐唾沫并躲开；里巷玩耍的地方，倡伎混杂其中，众人便指责并驱逐她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译因为他们知道羞耻。有人用“嗟来之食”呼喝着、踢打着给食物，行路的人和乞丐即使死了也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自我羞耻。如今日夜所追求的东西，与盗窃、倡伎所取得的腥秽之物、污垢中所啄食的东西没有不同；有的人所受的甚至超过行路者和乞丐所遭遇的，却像苍蝇一样营营钻营、像狗一样苟且偷安，不知道回头，难道是把自己的身体看得还不如盗窃者、倡伎和乞丐吗？只是思考得太少罢了。古代圣人中有善于知耻的，伊尹就是这样的人。不是合乎义的、不是合乎道的，一点东西也不拿给别人，一点东西也不从别人那里取；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顾；即使把系着马匹的千辆车送给他，他也不看。天下的普通男女中，如果有一个没有受到尧舜恩泽的人，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他知耻的程度就是这样深，所以后世没有不称颂伊尹的勇气的。古代圣人中又有善于知耻的，伯夷就是这样的人。他的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也不和恶人说话；如果穿着朝衣、戴着朝冠坐在污泥炭火中，想到要同乡人站在一起，而乡人的冠帽不端正，他就远远离开，好像将要被玷污一样；他知耻的程度就是这样严峻，所以后世没有不称颂伯夷的清白的。古代圣人中又有善于知耻的，柳下惠就是这样的人。他被任用时不埋没贤能，必定依循自己的道；被遗弃不用也不怨恨，处境困厄也不忧愁、不屈枉自己；即使以道义侍奉人，也不以三公之位交换自己的操守；他知耻的程度就是这样诚信坚定，所以后世没有不称颂柳下惠的正直的。三位圣人的道路虽然不同，但所趋向的目标相同。顺着这种趋向去做，就能成为圣人；违背这种趋向去做，就会成为狂人。取舍的关头、荣辱的主宰、利益与善的分界、舜与跖的区别，难道能不慎重吗？孔子希望得到那种不屑于不洁之物的人，并且赞许有操守的人，因为这种人有些事情不肯做；这就是知耻。士人若不先致力于知耻，却想和他一同走上正道，从来没有这种可能。那么，求学的人应当怎样效法圣人呢？回答说：尊崇自己的志向。尊崇志向，就会知道羞耻。做儿子的以不孝为耻，做弟弟的以不敬兄长为耻，做臣子的以不忠为耻，做朋友的以不守信为耻，族人以不和睦为耻，亲戚以婚姻关系不协调为耻，乡里以不负责任、不体恤人为耻，居处以不仁为耻，行为以不义为耻，举动以无礼为耻，选择学术以不明智为耻，以垄断欺罔为耻；求利以钻穴越墙为耻，以【缺字】为耻；言语以钻穴而无【缺字】为耻；做官以乡愿式的媚世为耻；处世以像妾妇一样没有主见、只知顺从为耻；做君主以任用小人、没有操守为耻；以【缺字】徼幸为耻，以鄙夫患得患失为耻；以禽兽不能在白天自我约束、任其放纵为耻；以病中耕作而不能协力并肩、【缺字】为耻；以笑声如沟渠遇雨即干、没有声誉、听不进过失为耻；以齐人为妻妾而受其羞辱为耻；不以求取富贵、利禄、显达为目的。不要自暴自弃，要守持保存本心，谨慎思考，明白辨析，选择善道并坚定地坚持它，这就叫君子。大中丞觉罗满公保学约 书院的设置始于宋代，是为了招来有志之士，使他们聚集在其中，彼此讲明义理，用来帮助修养身心、探究性命之学。不过，性命精微的道理，就寄托在圣贤的经传之中，必须先分析疑义、辨析难题，然后最恰当而不可改变的道理才会显现出来；于是取来陶冶自己的身心，以求不违背古代圣贤传授承接的道理，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至于文艺方面的事情，虽然并不废弃，但最终所重视的并不在这里。求学的人如果把身心性命的切要事务置于外，而只把学习当作日后广泛取得富贵利达的工具，那么他的志趣本来就已经苟且卑贱，不值得称道了。从前象山陆先生到白鹿洞书院，学生们起身请求他登堂讲书，他于是为他们讲解“君子喻义”一章，言语深刻、痛切、明白，有听到后流下眼泪的人；难道不是因为切中了求学者隐蔽的病根，而人心本有的善良又确实不能泯灭吗？义与利的辨别，是古今学者用来修养自己、对待他人的根本，也是君子能够上达、小人只能下达的分界；至于一切心术、人品和事业功效，就像阴阳、水火不能重新合在一起一样，而它们最初所争的，不过就是“义”“利”这两个字罢了。唉，义利之说，如今和古代相同，大事和小事也相同。应试求学本来并不违背义理，但如果心中念念不忘地经营钻营，希望谋求功效，以至于只走捷径、步步窘迫，这就是趋利的心思，是不可取的。所以“义”“利”二字，对于求学者的身心最为关键，如今特意提出来，用它来充当早晨的警钟。其余规则还有几条，还希望求学者共同遵守。第一，立定志向 刚入学时，就应当立定志向，把远大的目标看作一定可以达到，把圣贤看作一定可以效法，不要把第一等的人、第一等的事业让给别人去做，自己甘居其次。登堂入室的道路虽然遥远，但只要不断深入学习，没有达不到的地方，这是因为志向坚定。如果从开始到最后不断改变道路，能够被别人的说法转移、动摇、迷惑，哪里能说是立定了志向呢？第一，树立品格。人的品格各不相同，那些正大光明、操守行为纯洁的人是君子；阴险邪僻、曲意逢迎、举止诡异乖僻的人是小人。要做君子还是小人，只在刚开始立足时辨别清楚。认识如果足够明白，操守又足够坚定，自然在家居时成为纯正的儒者，出仕后成为有声望的大臣，乡党赞许他，乡里以他为荣。如果就今天的情形来说，首先必须把断绝苞苴、竿牍作为当务之急；这就是武城县令之所以十分重视的事情，并不是说没有公正无私而达不到这种境界的贤能。

译第一，尊崇经书 《四子书》和《六经》中，古代圣贤精微深奥的言论和义理都在其中。虽然疏通它们支流的人有诸子百家，但其中大多杂乱驳杂；记载事迹的是史册，但其中褒贬各半，哪里比得上《四子书》和《六经》精微简易而包罗无穷呢？即使儒学先贤的传注确实足以辅助圣经，但它们毕竟产生于后世，是为了追溯历代圣贤的心传，怎么能全都与经文相符合呢？所以求学者只应当尊崇经书来考察传注，不能相信传注而怀疑经书。至于说“六经都是我的注脚”，这是贤者过分自高的话，我不愿拿它作为借口。第一，守持简约 朱子说：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是要人把已经放失的心收回来，约束它，反复地使它回到自身之中；这样自然能够不断向上求进。这句话，是千古以来求学的脉络，也是修养自己的重要道路。求学者诵读学习的书虽然很多，但其中真正切合自己的身心、能够对治自己所患弊病的，只要守持一两句话，就可以终身实践而没有穷尽。《尚书》说：“善没有固定的主宰，要协同归于专一。”这就是守持简约的意思。第一，虚心 《易经·咸卦象传》说：“君子以虚心接受别人。”虚心，善言就容易进入心中；内心充实自满，就没有容纳它的地方；如果自以为满足，那就更没有办法了。如今书院中聚集的诸位朋友，其中学问高出同辈的，固然应当向他们咨询请教、求得补益；即使是和自己并肩的人，每个人也各有所长，又何妨彼此补济，以开辟集思广益的道路呢？喜欢发问就会充裕，自以为是就会狭小，这话难道不是真的吗？第一，乐于群体相处 互相标榜的习气最不可取。开始时是以声誉名望彼此抬高，后来就以名声互相倾轧，势必最终产生嫌隙、断绝交往，给高雅之士留下羞耻。如今书院中的同学，都是相互应和的同道之友，必须期望彼此欣赏优点、规劝过失，不要妄加褒贬，把毁誉全都忘掉；年长者不要失去作为年长者的本分，年幼者也不要失去作为年幼者的本分。平日除了讲论经义之外，悠闲地散步也完全可以怡情，千万不要戏谑、欺凌，使讲学的地方变成互相争辩的场所；这是应当深深警戒的。第一，敬重学业 古人按年分段读书的方法最好。从《四书》《五经》直到《朱子纲目》《资治通鉴》《性理大全》以外的书，就不要滥泛涉及；一年一年全面积累，几年之后就能成熟。用这些来承接千代圣贤的薪火传授，印证古人的成法，一生中能得到多少助益，全都以此为基础。所以求学者应当从天刚亮时起床，直到人定钟声响起才停止，必须勤勉刻苦，按照次序用功；到了冬夜，就用灯火继续学习。一天之中还必须有一两个时辰静坐，使义理的滋味浸润融合在胸中，这样领会醒悟自然与众不同，追逐庸俗的念头也会不攻自退。所谓合上书后余味仍留在胸中，这正是“时时学习并感到喜悦”的境界，求学者应当亲自体会。第一，课习文章 制举文章，并不只是为了猎取功名；通晓经义、阐明自己的心得，也都要在其中表现出来。试看前代正人名士的文章，至今不朽，正因为其中义理明白、文辞确切。所以写文章最忌讳雷同抄袭；有些人舍弃正大之路，钻研幽僻险怪的小巧门径来求取工巧，也同样不予取用。每月逢三日、八日，各人带着笔砚到中堂抽签取题，集中课试；到太阳西斜时，必须完成两篇文章。按照入学年次排序，执笔评定甲乙等第，张列在堂屋墙壁上。那些还参加童子试的人，应当跟随先生之后，只接受教诲而不执笔参加评定，这是惯例。有时在听政余暇，亲自来到书院，与大家一起讲解义理、课习文章，并且借此考察他们的勤惰。延请、访求而进入书院的人，宁可严格一些，也不要滥收；拔除蒿草和恶苗，是为了保护好禾苗，想来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以上八条，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关于立身和求学的重要大略已经具备。我这点小小的心愿，希望求学者努力实行。至于学生出入、书籍收发以及日常用度和经费供给，另有条约加以规定，不在这里赘述。台湾省 ●海东书院 在台南。清康熙五十九年，台厦道梁文煊创建，是当时台湾规模最大的书院。不久改作考棚。乾隆四年，学政单德谟上奏请求另建考院。乾隆五年，巡道刘良璧捐出俸禄倡议修建，贡生施士安慨然捐出近亩学田，作为膏火费用；学政杨二酋上奏获准，按照福建省直辖的成例，以府学教授为教师，招取诸生在其中学习。乾隆六年，刘定下六条学规。乾隆十五年，台湾县知县鲁鼎梅迁建于旧县署，原书院改名为崇文书院。乾隆二十七年，台湾道兼学政觉罗四明因书舍狭小，改建于东安坊校士院，并制定八条学规：端正士习、重视师友、确立课程、敦实行、研看书理、端正文体、崇尚诗学、学习举业。乾隆三十年，知府蒋允焄捐出俸禄，迁建于宁南坊府学以西。著名山长有薛士中、俞荔、董文驹、施士洁、施琼芳、杨希闵、吴文溥、谢颖苏等。魏宏、丘逢甲、汪春源、许南英、郑鹏云等都曾在其中学习。它的经费除由公银拨付外，还有田租、园租、利息等项目，其中以田租和公银为多。日本占据台湾时期，改作武德殿。现在是忠义国民小学。刘良璧：《海东书院学规》清乾隆五年 设置书院，原本是为了兴办教育、培养贤才。台湾地处海外偏远之地，几十年来承受我圣明天子的涵养教化之恩，人文兴盛起来，与内地没有差别。如今提学杨公上奏请求特意设立书院，延请师儒，专门供生员、童生在其中学习，使成年者有德行，年幼者有所成就；所有规矩如下，希望各位生员遵守，不要违犯。——明白大义 圣贤设立教化，不超出纲常；而君臣之间的义是普遍通行的道理之首，所以扶持天地宇宙的秩序尤其重要。台湾地处海外偏远之地，自从收入版图以来，聪秀的人学习诗书，朴实的人勤于耕种。读书的士人知道尊敬君主、亲近长上，就能谨慎遵守法度，体察国家、奉公办事；醇厚的儒者和有名的大臣，也由此产生。即使田夫野老也会有所感受而兴起向善之心，海外顽固强悍的风气哪里还会重新萌发呢？——端正学习规范 程、董二位先生说：“凡是在这里求学的人，一定要严格遵守朔望之礼，谨慎遵行早晚的规矩。”“居处一定要恭敬，行走站立一定要端正，视听一定要端正，言语一定要谨慎，容貌一定要庄重，衣冠一定要整齐，饮食一定要有节制，出入一定要自省；读书一定要专心，写字一定要端正恭敬；几案一定要整齐，堂室一定要洁净；相互称呼一定要依照长幼次序，接待会见一定要有固定礼节；修习学业要有余力，游习技艺要合乎性情；使用人时要庄重而宽恕，并且一定要专心听从。”这与《白鹿书院教条》以及《鳌峰书院学规》并列提出的用功方法，最为切实贴近。——务实学

译古代的大儒，明白礼义而通达实用，能够成就自己、成就万物，都是因为他们在做诸生时就明白内在的品德重要、外在的功名轻微，养成了深厚凝重的气质，所以出仕可以为国家效力、施展谋略，退居也不失为端方正直的人。家塾、党庠、术序等教育，都是遵循这条道路。诸生应当取法高远，不要只把帖括之学当作本领。——崇经史 “六经”是学问的根源。读书人不通晓经书，就不能明白义理。至于史书用来记载事情，历代兴衰治乱的踪迹，也都在其中。舍弃经史而不学习，即使诵读时文千百篇，也不足以办理事务。——正文体 自明代以来以帖括取士，成化、弘治年间的文章为上乘，隆庆、万历年间的次之，天启、崇祯年间的又次之。我朝文运昌盛，著名的大篇文章多得装满牛车、堆满屋子，有的兼收并蓄、广泛采择，有的只尊奉一家。虽然各自随着文风而变化，但义理一定以程颐、朱熹为准则，文章法则则以先贤为规范，不能改变。不能仰望泰山，却错误地停留在狙猊那样的高度；不能穷究《典谟》，却妄自夸耀诸子之学的浅陋。诸生取法应当端正，立言不可偏邪。——慎交友 读书人敬重学业、乐于与同道相处，本来就是为了讲习诗书、相互切磋而有所裨益。所以君子以文章会友，凭借朋友来辅助仁德。若少年聚会，不以道义相互规劝，却以轻薄猥亵相互依从，德行如何能够进步，学业如何能够修成？稂莠会危害嘉禾，不可不加以辨察。诸生应当洗涤内心、清除杂念，不要重蹈从前的习气。●文石书院 在澎湖。清乾隆三十一年，澎湖通判胡建伟应贡生许应元等人的请求，捐款创建。书院有头门一间，中间架楼，上面祭祀魁星；中间是讲堂，祭祀宋代周敦颐、二程、朱熹、张载五人；后堂中间祭祀文昌帝君，左右两间是山长的住处，两侧各有精舍。因为澎湖盛产文石，所以取名为文石书院。胡建伟亲自担任山长，制定学规条文。后来金门举人林豪主持讲学时，又续订学约条文。乾隆五十五年，书院再次毁于风灾，知府杨廷理命令通判王庆奎修缮。嘉庆四年，通判韩蜚声捐款重修，并改建魁星楼，把后堂改作讲堂。嘉庆二十年，通判彭谦在后院再建一间房屋，用来祭祀文昌。道光七年，通判蒋镛与协镇孙得发、游击江鹤等人捐出俸禄，倡议修缮。光绪元年，董事生员蔡玉成邀请乡绅重新商议修建。第二年，后殿增建两旁精舍，左边配祀胡、韩二位公，以及前通判蒋镛、王廷干的禄位。讲堂中厅祭祀制字的仓颉圣人，外庭修建惜字亭。日本占据时期，地方人士为了保护和扩展民族文化，将书院改为孔子庙。年拆除，只留下魁星楼和碑、匾。胡建伟：《文石书院学约》清乾隆三十一年 一、重视人伦 古代庠、序、学校的教育，都是为了阐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样看来，人伦难道不是施教者最重视的内容，而是求学者首先必须学习的吗？试想，人生哪一天不与五伦关系中的人相处？圣贤哪一句话不在阐明五伦的道理？孟子说：“规和矩，是确定方圆的最高标准；圣贤，是人伦的最高标准。”又说：“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罢了。”朱子的《白鹿洞书院学规》首先列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项教条，认为求学者所学习的不过就是这些；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则是学习这些的具体方法。至于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条目，都在后面。大概说来，人伦的最高道理，赋予上天时叫作性，顺着本性实行时叫作道。性与天道，正是学问的大根源，而其实不过是在日常人伦生活中，各自尽到应尽的实际义务，自然就可以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比如《中庸》一书，它广大到没有外界，细微到没有内界，扩展开来可以充满六合，收拢起来则退藏于幽密之处。说它广大无外、细微无内，达到无声无臭的境界，就已经到了极点，不能再增加了。而其中真正能够收到成效的地方，实际上在于三达德（三达德：三种日常实行的美德。《中庸》说：“智、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的美德。”），用它来实行五达道（达道：人人所共同知晓的道理。《中庸》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交往，这五者是天下共同的道。”），逐渐达到最高境界罢了，哪里还有别的呢？不过，人伦固然应当重视，而孝又是一切德行的根源，因此也是五伦的根本。一个人如果能够好好侍奉父母，一定会诚笃地对待兄弟，和睦地对待妻子儿女。要寻求忠臣，一定要到孝子的家庭中去找。天性厚重的人，对朋友也不会薄情，乃至能够明察天地、通达神明、光照四海。哪一件不是孝德推及而来的呢？如果身处学校之中，门内却有许多惭愧之事，天性又很薄薄，那么与反哺的鸟、跪乳的羊相比，连禽兽都不如了，还怎么能指望他忠于君主、信于朋友、亲爱亲族、尊敬长者呢？在清静的夜晚自己想一想，凭什么做人，凭什么做儿子，又凭什么称为求学者，难道能够不警醒而知道应当重视什么吗？二、端正志向 志，就是心之所趋向。凡是人的内心从这里转向那里，志一定先向着某一道路，随后内心才跟随它前往。比如行路的人想往东，志向一定先朝向东方；想往西，志向一定先朝向西方。志有所向，正如射箭必须有靶子一样。所以求学者的志向如果没有端正的方向，就不可能有所作为。《礼记》说：“入学一年，考察他是否能辨明志向。”这是说，儿童开始跟随老师学习的年纪，必须先使他的志向端正，然后才能逐步进步，直到智慧思虑通达，成为大成的征候。即使是孔子这样的至圣，也必须从十五岁立志学习开始，后来才能做到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朱子说：“书本记不住，就熟读到能够记住；义理不精通，就仔细思考到能够精通；唯独志向不能立定，那真是无所凭借。”世人读书，不以道德为志向，却以功名为志向，方向已经错了。何况所谓功名，也不过是科举名次、官爵罢了，并不是真想建立功业、树立声名以流传不朽。把富贵当成功名，富贵之外还有什么追求呢？趋向不端正，所学的自然全都不对。差之毫厘，谬误便会相隔千里，问题正在这里。如今学生中很有一些天资聪颖的人，只是志向不专一，被世俗习气所染，还不能摆脱出来。即使勉强跟从学习，有时用功、有时停辍，连口头和身体方面的功夫都很难做到，更何况心性方面的学问呢？白白荒废光阴，最终一事无成，实在可惜！试看汉代儒者董仲舒放下帷幕发奋读书，潜心于圣贤大业，三年都不曾窥视自家庭院；宋代范文正公断齑划粥，勤奋学习、砥砺学业，做秀才时就已经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是何等的志向啊！你们诸生难道不应当努力吗？三、辨明天理与人欲

译凡人没有谁没有本性，本性就是天理。本性发作而成为情感，情感发动便产生欲望。这正是道心隐微与人欲危险之间的分界，也是圣人与狂人的区别，怎么可以不加辨别呢？刘子说：“烟产生于火，却遮蔽火；冰产生于水，却阻塞水。所以烟气微弱而火势旺盛，冰融化而水流通；本性贞正，情感就会消退；情感炽盛，本性就会泯灭。因此，珍珠明亮，尘埃不能附着；本性明澈，情欲不能污染。”又说：“要收摄情欲，先收敛五关（五关：耳、目、口、鼻、身，称为五关）。”这是说五关不被攻破，五德（五德：指人的五种品质，儒家以温、良、恭、俭、让作为士人修身的五种美德）就不能进入。比如孔子谈论人的时候，总是先从富贵、贫贱说起。一个人必须能够身处富贵而不留恋，处于贫贱而不改变志向，这样取舍才会分明；取舍分明，存养的功夫才会严密，或许可以逐渐达到一顿饭的工夫也不忘失仁德，并且在仓促、困顿、颠沛之时也必定坚持仁德。求学者如果真能在这里辨别清楚、守持坚定，即使站在高达千仞的悬崖上，又有什么困难不能与圣人同归大道呢？《东庄学约》说：“米盐家务、妻子儿女以及各种事务应酬，都用道心来处理，就没有一件不是合乎道的。假如让豪杰之心萦绕在心中，志气就很容易因此全部丧失。比如参加科举这一件事，明白义理的人进入考场应试，审题作文，不过是把平日的学养发挥为圣贤的道理；至于能否考中，就听凭天命，丝毫没有侥幸求取的想法。”如今的人却被一团欲望支配，进入考场就想着用不正当手段求取机会；拟题、套用滥俗范本，什么都做得出来。朱子说：“不是科举拖累人，而是人自己拖累科举。”又说：“处在当今时代，即使孔子再生，也一定要参加科举，难道科举能够拖累孔子吗？”天理与人欲可以同行而情实不同，竟然如此，难道可以不加辨别吗？四、勉励亲身实行 吕献可曾说：“读书不必多，读懂一个字，就实行一个字。”伊川程子也曾说：“读书一尺，却不知道实行一寸。”大概读书而不努力实行，就只是说话罢了。如今人生在圣贤之后，凡是自己还没有实行的，都是古人已经实行过、并且写在书中的。因此诵读时，不可以把书看成书、把自己看成自己，认为书与自己彼此无关。一定要像朱子所说的，“必须把圣贤的话落实到自身”。例如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例如出门时、好像要去会见贵宾那样恭敬等事情，都必须在自己身上体察：我确实能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吗？能以主敬的态度行恕道吗？件件都这样做，才算有益。又如颜子所说：“对于平素不知道奉养父母的人，希望他观察古人怎样事先体察父母的心意、承顺父母的脸色，和颜悦色、低声下气，不怕辛劳，以求使父母得到甘美柔软的食物，使他惊惧惭愧，立即起身实行；对于平素不知道侍奉君主的人，希望他观察古人怎样守职而不侵犯职权，遇到危难便接受使命，不忘记诚恳进谏以有利于国家，使他恻然自念，想到要效法古人；对于平素骄傲奢侈的人，希望他观察古人怎样恭敬节俭、节制费用，以谦卑自我修养，把礼作为教化的根本、把敬作为立身的基础，使他惊醒而感到失却本心，收敛容色、压抑骄志；对于平素鄙陋吝啬的人，希望他观察古人怎样重义轻财、少思少欲，忌讳盈满、厌恶自满，周济贫困、救助匮乏，使他羞惭悔恨，积聚财物而能够散发出去。”由此引申开来、推广开来，件件事情都按照古人已经实行的成法去做。这样即使读懂一句、实行一句，不也就是亲身实行、实践的君子了吗？五、尊敬老师和朋友 传授道理、解答疑惑，没有比老师更合适的；劝人为善、规劝过错，一定要借助朋友。因此，老师和朋友，是人的德行与事业赖以成就的对象。《尚书》说：“以善为主，就是老师。”又说：“师道确立，善人就会增多。”《礼记》说：“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就会孤陋寡闻。”老师和朋友难道不应当受到重视吗？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鲁国如果没有君子，子贱从哪里取得这样的品德呢？”这是说子贱能够尊敬老师和朋友，从而成就自己的德行，所以孔子称赞他。考察古人，没有不尊敬老师和朋友的。比如宋代贤人杨龟山、游定夫，在伊川程子身边侍立，程子偶然闭目静坐，杨、游二人侍立而不离开。程子醒来时，门外的雪已经深达三尺了。古人尊师重道，就是这样。至于朋友，正是朱子所说的五伦的纲纪。人有时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存在难以言说的隐情、没有说清的情由，积累下来便形成嫌隙和怨恨。得到一位良友，他替我排解、替我解开纠纷，委婉周全地从中斡旋，维护调护，使彼此能够像从前一样和好，他对人的益处就更加深厚了。何况砥砺品行、勤奋学习、质疑问难、读书作文，没有一件不需要向朋友求证。朋友所关系到的重大意义，又是如此。《诗经》说：“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石。”难道不是这样吗？可是世上的人没有尊师的诚心，也没有择友的真意，把老师和朋友看作过路的客人和陌生人，难道不可悲吗？他们所谓尊敬老师，极端也不过是给老师丰厚的束脩、举行隆重的礼仪，把这些当作敬意罢了。至于尊重德行、喜爱道义，则根本没有谈论过。对待朋友虽然表面上情意深厚、态度亲热，也不过是以酒食往来为亲密，以谈笑随便为莫逆之交罢了。所求的那种以文章会友、借朋友辅助仁德，又在哪里呢？你们诸生应当以古人为标准要求自己，把今人作为鉴戒。六、确定课程 《礼记》说：“每年入学，隔年考察学业；入学一年，考察能否离析经文、辨明志向；三年，考察是否敬重学业、乐于合群；五年，考察是否博习学问、亲近老师；七年，考察是否能够讨论学问、选择朋友，这叫小成；九年，智慧思虑通达，这叫大成。”这是古人求学的阶段和法程。何况今人想要学习古人，难道可以没有方法吗？孟子说：“高明的木匠教人，一定使用规矩。求学的人也一定要使用规矩。”课程就是木匠所用的规矩。想要读书，课程难道可以不确定吗？至于制定课程的方法，没有比程畏斋按年月日制定课程这一方法更好的了。这个方法兼顾本末，体用完备。陆清献说：“这不是程氏的方法；即使是朱子的方法，也不是朱子个人的方法，而是孔子、孟子以来教人读书的方法。”他尊崇信奉这种方法到了如此程度。如今书院内仿照实行这种方法，让诸生各自置备一本簿册，作为每日记录课程之用。当天读什么书，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是读生书还是温习旧书，以及先生讲授什么书，中午上什么课，晚上上什么课，都一一登记在簿册中，要据实检查，不得虚夸滥记；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历历都可以查考。用功有恒，自然会进步。

译每隔五日，又对已经读熟的书，按照簿册抽查背诵一次；有时我在办理公事的空闲到书院，也按照簿册抽查背诵，以检验他们。如果有人能够从头到尾背诵，连一个字也不忘，就发给他买纸书写的费用，以奖励他的勤奋和能力；如果有人擅自虚开簿册、背诵不熟，就应当发文训诫处罚，以此警戒懒惰的人。至于作文，每十日作文章一篇，五言排律诗一首，夏天则作策论一道。务必用一天的功夫完成这项课程，不许点燃蜡烛拖延到第二天。平日用功，应当把看书、读书作为急务，不像临近考试时那样多作时文，以熟悉应试的机巧。每天讲书以后，还要自行看书，先把正文的文义理解一遍，再看原书注释，然后看《大全》等讲章；这样下功夫，书中的义理自然可以逐渐明白；四书既已明白，经学就会势如破竹。经，是经书；史，是辅助经书的纬书。求学者一定要先读经，然后才可以 七、读经史 考察圣贤已经形成的法则；同样，也没有不读史书就能够认识人物、评论时代的。因此，十三经、二十二史，难道不是求学者必须阅读、作为学问根基的书吗？如今国家选拔士人，乡试、会试的第二场考试经义四篇，这就是重视经学。至于第三场，常常用历史事件出策题考试。史学又何尝不重要呢？所以经与史，不能偏废任何一方。自从世上的求学者把读书作为作文的工具，正如薛文清所说：“学习科举业的人，读经书只是安排着给时文科举使用，原本与自己没有关系，所以一时借以求得出身的，都是古人的糟粕；终身所得以用来办事的，都是生来形成的气习，与不学习的人有什么不同？”不过，这样读书，即使没有心性方面的益处，仍然有记诵方面的功效。只是近来考场中拟题这一件事，最为恶劣鄙陋：凡是不出题的内容，完全不讲；即使是出题的地方，也不过略知大意，只能敷衍成文罢了。更有抄袭雷同的情况，即使章句很多，也茫然无知。本经尚且如此，其他经书便可想而知，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兼读诸史，成为学问广博贯通的儒者呢？不过人的资质和本性不同，聪敏与迟钝各有差异，要让所有人都熟习并熟读经史，也并不是容易的事。然而也有办法，可以循序渐进。那就不如仿照欧阳文忠公限定字数读书的方法，估量中等资质之人的禀性，每天约读三百字，四年就可以读完《四书》《五经》《周礼》《左传》等书。按照这个方法做下去，那么史书也可以全部读完。只是勤奋的人才能自行有所收获罢了。读书人如果能像朱子所说的：“振作精神，就像救火治病一样，又像撑着上水的船，一篙也不能放松。”这样用力读书，那么还有什么书不能读完呢？难道只是经书和史书而已吗？八、端正文体 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理的。无论繁简浓淡，都要恰到好处；无论长短，都要合乎法度，没有不讲体裁的。所谓体裁，就是文章的规矩、准绳，怎么可以不端正呢！如今朝廷用科举取士，重视科举学业，文章要求清纯真实、典雅端正。上面这样要求，下面这样应试，本来已经做到文章无不受到约束、礼法无不端正了。平淡、浓厚、奇崛，各自具有一种体裁，都足以符合取士标准。至于肤浅、卑下、软弱的文章，虽然不合程式，但这类文字就像人的体质微弱，病只在表面和末端，元气还没有受到损伤，给他服用汤药，再供给精米美肉，自然会一天天强壮起来，仍然可以成为完整的人。唯独有一种艰深怪僻的文章，把荒诞妄说当作新奇，把违背正道当作超脱，这与病入膏肓、外表强健而内里枯竭的人有什么不同？即使有扁鹊、禾二人这样的名医，难道又能成为救治的药物吗！凡是这类文章，都借“江西派”（宋代诗歌流派之一，以黄庭坚为首，其次有陈师道等二十五人，都是江西人，影响很大，所以称为江西诗派）之说来误导人，日复一日地沉溺其中而不知道回头。至于江西五子之文，有的构思在落笔之前，有的精神驰骋于题意之外，自成一家的机趣，但考察它们的题位、题理，仍然丝毫不乱。这正是这种文章可贵并且能够流传的原因。如今的人既没有这种本领，却只抄袭险怪的字句来装饰门面，搬出牛鬼蛇神，想要欺骗别人，结果只是欺骗自己罢了。然而我认为，要端正文体，更应当先端正题目。比如想出截搭题来考验学人的灵思妙想，也不能割裂得过分，以至于首尾不连贯、上下没有情理。近来看到坊间刻本，大多牵强地把“以两匹马的力量”和“齐国饥荒”等题目拼在一起。学人遇到这种题目，又怎么能不凭空制造、支离附会呢！这和鞭策一匹不受驾驭的马，却想让它遵循我的驱使、收紧缰绳、使铃声和谐，驰行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有什么不同？难道能够做到吗？九、珍惜光阴 人的寿命即使有一百岁，也不过三万六千日，时间看似很多。但其中能够读书的时间，从七八岁到三十岁，也只有二十二三年罢了。即使按照陆槎亭所说的分年读书法，从五岁到十五岁，十年用于诵读；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用于讲习经卷；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用于广泛涉猎，总共也不超过三十年。真正读书的日子，能有多少呢？孔子说：“到了四十岁还受到厌恶，这个人的一生也就完了。”又说：“到了四十岁、五十岁还没有声望，这也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因为人到了四十、五十岁，血气逐渐衰退，精神一天天消减，眼睛近视昏花，记性也变差。《礼记》说：“四十岁出仕，五十岁任职掌政。”没有听说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求学的。依我观察，如今人们读书，突然放弃的固然很多，姑且等待以后再读的也不少。他们说今天不读还有明天，今年不读还有明年，却不知道眼前的一刻，就是百年中的一刻。日月不断消逝，想挥戈使太阳倒转也难以挽回，叹息又有什么用呢？如今幸好书院已经落成，你们诸位生员聚集在这里，白天有明亮的窗户和洁净的几案，夜里点灯燃膏，确实有读书的乐趣。正应当立志潜心修习，及时努力学习，绝不可以群居闲坐，三五成群地闲谈，以致耗费精神、荒废时日。若遇到春日佳辰或节日，放假一天，也只是赏玩事物、怡适性情，用来舒展抒发自己的天机罢了。就像樊迟跟随孔子游学于舞雩，也没有忘记询问崇德的道理，那么游乐难道也能废弃学习吗？至于家中有事，或者日子久了回家探望父母，也是人之常情，不能避免。但一定要禀告明先生，在请假登记簿内登记，限定日期回来销假，总不得超过五天。过去乐羊子外出求学后回家，他的妻子于是割断织机上的丝来劝戒他。妇人尚且如此懂得学习的重要，假如无故频频请假想家，不仅会被师友责怪，也会对妇女感到惭愧，怎么可以拥有有限的光阴却漫不经心、不加珍惜呢？十、戒除喜好诉讼

译古人有句话说：“饿死也不要做贼，气死也不要告状。”贼，是害人的名声。人一旦做贼，乡里的舆论所不齿，国家的法律所不容，卑贱可恶到了极点。而告状的人与此相似，因为告状之人用虚假言辞构陷别人，败坏别人的名节，倾覆别人的身家，与盗贼没有区别。事情虽然不同，情理却相同，所以特意说明它的危害，郑重地用来告诫人。比如《易经》以“天水”命名“讼”卦，前往争讼的一方外表刚强而内心险诈，或者前者刚强而后者险诈，或者彼此一方刚强、一方险诈，双方互不退让，于是诉讼就兴起了。喜好诉讼的人，没有不是刚强险诈的。一个人喜欢诉讼，大概必定贪婪暴戾而崇尚意气，心机深而且诡诈。他顺着自己刚强险诈的性情，明处就舞文弄墨，暗处就含沙射影。有的倚仗自己善于打官司，颠倒是非；有的唆使别人争讼，混淆曲直；用苛细严密的文辞，希望巧妙地击中对方；罗织□，图谋得到更重的酬金。无知的人称他们为讼师，有见识的人鄙视他们为讼棍。这种人的品行，实在是乡里的鬼蜮，也是名教的罪人。即使偶尔法网疏漏，时常有漏网之鱼，天地神明也绝不会因此稍稍宽容他们。姑且从诉讼这件事说起：告状时，每天在衙门前等候，或者等官府出署时拦路下跪；如果官府坐堂接受告状，就在台阶前俯伏。官员呼喝，差役斥骂，还要厚着脸皮忍受，这是一种苦处。如果不予受理，又必须再次告状。幸而准许审理，发下票据时，承书又会压制勒索，百般刁难，于是只得放低姿态、和颜悦色，委婉顺从，比孝子侍奉父母还要恭敬。等到差役来到家中，又要准备接风酒、下马钱，恭敬迎接款待，比对待贤宾嘉客还要周到。只要有一处不合其意，他们就会喝你的酒、发你的威风，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是第二种苦处。到了临审时，所有保邻、词证也都需要供养；酒楼茶馆任由他们游宴，百般逢迎，总想借此取得他们的偏袒。又有派堂、杂堂，一班衙头、皂隶、快手像饿虎遇到羊一样，必定让人没有活路。不是遇到廉明察访的官员，身家必定立即破败。并且等待听审时，从辰时到酉时，一步也不敢离开，惊心吊胆，忘记饥饿，连饭也吃不下。若遇到事务繁重、交通冲要的地方，职官因公外出，还要收回牌示，另发告示，十天、一个月都没有固定期限，这是第三种苦处。至于审理之后，真相大白，轻则受到训诫，重则被审问定罪，这有什么好处，值得高兴地去做呢？你们诸位生员读书明理，心平气和，既然没有刚强险诈的性情，假如受到不合礼法的侵犯，遭遇蛮横无理的对待，只要以情理排解、宽恕谅解，又有什么难处不能像冰融化一样消解呢？即使万不得已，必须向官长申诉，也务必要根据事实直截了当地写明，仍然不要失去忠厚的原则。这样就会有《讼》卦九二爻“中惕之吉”的吉祥，而不会有“终凶”的诉讼结果。切不可倚仗官府待我优厚而奔走公堂，也不可倚仗自己熟悉衙门而钻营勾结贪蠹的差吏。遵守卧碑上的训诫，一心专注于诗书，品行端正、操守清白，谁会不敬重你呢？如果不是这样，即使你们诸位生员将来身为职官，看到这类喜好诉讼的人，又有几个不会厌恶、痛恨他们呢？林豪：《文石书院续拟学约八条》清光绪年间 ——经义不可不明 士君子钻研经书，是为了将来能够施用于世。必须能够明白经书的义理内涵，这样见识才会坚定，理解才会精深，立论才会有根有据、详略有序；用这些去处理世事，自然没有难办的事情。比如汉代儒生用经义判决狱案，用《洪范传》推测时事，都能够与事实相吻合。所以先哲说：《论语》读懂一半就可以治理天下。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研究经书，必须先读注疏，选择精当的语言，详细考察其义理，最后归结到一个正确的结论。若是在科场应试、考经学解释，就要以各家学说作为铺陈波澜，而以御纂和朱子的学说作为主旨。朱注虽然为当时所崇尚，也应当分别看待。比如《周易》适宜学习汉学，其中尤其显著；《虞氏义》一书，是本朝惠定宇、张皋文等人阐发的学说，尤其是学习汉《易》的入门路径。大体上要根据六爻的变动、阴阳的交错综复杂，先弄清其中的数理。因此研究《易》的人，必须有图画；就像《春秋大事表》、舆地图等，也都有图说，用来说明方向。这样对于天下大势、远近强弱，才可以完全清楚，像看手指和手掌一样。至于《毛诗小序》，也绝对不能废弃。如果能够汇集各家说法而自己提出新的义理，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解释。大体说来，六经的注疏经过御纂折衷，已经灿然完备；然而圣贤的义理和道术本来就是无穷无尽的，像近世江慎修的《乡党图考》、阎百诗的《四书释地》，都足以凭专门学问成一家之言，补充前代贤人尚未完备之处。读书人能够会通这些学说，也就可以了。——史学不可不通晓 史学有三类：第一类是正史，如司马迁、班固所撰的史书；第二类是编年史，如《资治通鉴纲目》；第三类是纪事本末体，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其他如“三通”（“三通”指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都是记载政治制度的书）、地志等书，都是史学家的支流著作，浏览涉猎一下即可。史书浩瀚如深渊大海，难以全部读完，所以研究历史的人，必须从朱子的《纲目》开始。方法是每读一朝的史书，就设立一本簿册，选择其中事件的要点、议论的精当之处、字句的典雅之处，亲自抄录一份。有时按一年所读的书，随手摘录其中文辞最为畅达合意的内容，粘贴在墙上，以便早晚熟读观看。到了年末，揭下来分类，抄成一本。年年如此，有三种益处：一是可以知道古今的事变，以及人物品德的贤能或不肖；二是可以认识史家的笔法，以及义例的不同；三是典雅的字句随意摘录，可以作为写文章时取用、补益的材料，越发觉得用之不尽。这些都是读诸子、史书和百家著作的好方法。然而读书还要以古人为友，必须能够知晓人物、评论时代，所以有时读到疑难的事情，应当合上书卷思考：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是自己，会如何处理？然后再看古人究竟是怎样处理的。这样增长知识，收获尤其不少。——《文选》不可不读

译《昭明文选》一书，是古代学问的总汇、辞赋的津梁。自唐代以来，像杜甫还教儿子熟读并精通《文选》的义理，怎么能因为难读就把它搁置呢？比如“京都”“江海”等赋，字多奇特冷僻，难以通晓，也不妨分段选取阅读。至于屈原的辞赋、武侯的表文、《春秋》《毛诗》的序、苏武、李陵、陶渊明、谢灵运的诗，都收在其中。应当选择其中数十篇明白易懂的，亲自抄写一遍，早晚吟诵，以此作为根基，那么写文章自然可以免除俗气了。古人说，做秀才的人，心中和眼里如果没有《纲目》《文选》这两部书，怎么能称为秀才呢？因为只有学习这两部书，胸中才会有古人，笔下才能超越当时的人。——性理之学不可不讲求 本朝儒臣编纂的《性理精义》，都是采择宋代先贤五位先生的学说，例如《通书》《西铭》和《太极图说》，文辞旨意深远，都是理学中最精深的内容。湘乡罗忠节公罗泽南，就是根据周子的主静之学加以发挥，演变为兵法，所以一生的战功十分显赫。他门下的弟子，大多能够奋起抵御大难、击败大恶，也都是以老师的学说为根本。大概这部书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博，如果能够明白其中一个义理，再推演施行，也足以启发万物、成就事务。学习的人只要根据自己性情所接近的内容，选择其中文辞和义理能够理解的来读，应当会有所领会；也不必拘死在字句之下，琐碎地争论心性，以致被讥笑为胶柱刻舟之人。——制义不可没有根本 古人说，制艺写得好，不是从专写制艺中得来的；试帖诗写得好，也不是从专写试帖诗中得来的。如果只靠做制艺、试帖诗来求取功名，那么诗文未必能够写得好。因为胸中没有数千卷书，怎么能够独具眼光，落笔时文思奔涌？即使竭力摹拟当时流行的文章，铺排涂饰，学习它的套数，初读时似乎有机趣声调，仔细考察不过是合掌雷同，没有一句是从本心流出的，这样的文章有什么可贵呢？至于题目有层次，前后不可逾越；题目有精微的义理，一个字也不能放过。曲折的题目要运用经义，贵在能够融会贯通；说理的题目要依据朱注，贵在有阐发洗练的手法。题目尤其要前后贯通而有情理，补充和旁承都要恰当。能够做到这样，也就足够了。先儒说：“文章用来承载道理。”又说：“时文代替圣贤表达言论。”我虽然不敢拿这话来要求当时的贤者，但又怎么敢不努力求取实学，以上古圣贤为准则呢？——试帖诗不可没有方法 自乾隆二十二年起，科场开始加试一首试帖诗，要求排比声韵，格式法度极其严密。只要有一个字不押韵，先前的功夫就全部白费，难道能够不谨慎吗？比如结韵、抬头、颂扬，属于应制诗的体例，不得已才使用。如果全篇都是颂扬，澎士每每喜欢采用，更加令人难以理解。这种体例没有什么讨好的地方，却最容易惹人厌烦，似乎不应当轻易使用才是。能够写古体、近体诗的人，他的试帖诗即使不太精工，也不至于带有尘俗气。大体上，试帖诗写得最好的，莫过于《正味斋》，其次是“九家诗”，再次是“七家诗”。一定要淘汰其中不合时式的作品，选出最好的几十首，以便揣摩学习即可。古学以唐律为根基，而采用馆阁体的格式来写。古学经解，在小试中可以像偏师一样出奇制胜；何况平时能够写古学，到了试帖诗就会运笔自如，在考场中尤其有帮助。应当讲习《律赋》和《赋学指南》这两部书，把它们作为学习的凭借和入门的途径。——书法不可不练习 在考场中写字，就好比善于修饰仪容的人，即使资质相同，妆饰稍微整齐些，也足以引人注目。所以制艺都写得好，就比较诗；诗和律诗都写得好，就比较字；再根据这些来决定取舍。这是大致的原则。临帖的方法，并不只是蘸墨挥毫摹写，以求外形相似罢了。必须选取古今名家的墨迹，悬挂在墙间，或者斜放在案几上，仔细揣摩他们用笔的起落、字形安排的疏密长短，笔画的俯仰和整齐排列，以及笔势连贯下行的方法，不要有错杂不匀的弊病，务必做到意念先于落笔，精神与笔墨融为一体。所以从来没有楷书法度尚未练好，却能写好草书的人。至于用墨和蘸笔，也都有一定的规矩。墨要去掉胶质，笔要洗干净；试卷即使粗涩，也不应把它磨得光滑，这就是所谓善于办事要先使器具锋利。我朝的功令规定，凡是殿试、朝考，尤其重视楷法。鼎甲和馆选，都由此决定，怎么可以马虎呢？先儒说：“把字写得端正楷整，也是保持恭敬的一件事。”那么这就不只是考场上应该谨慎了。可是澎士的书法，仍有很多不匀整；即使是批注、涂改，也有很多不合格式的地方。查阅磨勘条例，每科的学政大多会颁发；即使乡试，题纸后面也已经列明。作为老师，也应当用这些来教导弟子，每次发现错误就随时指正，务必使平日形成的习惯自然固定下来，这样在考场中才不会出错。如果认为这与文章写得好坏无关，便任意涂抹，那就真是在和科举功名作对了。大体说来，得失虽然似乎有定数，但人的努力一定要先做到，所以我琐碎地谈到这些。古人说：三年的心血，所争的只是片刻的眼光。只要有志向，希望不要把这些话当作河汉而置之不顾。——礼法不可不遵守

译《纪略》原本载于《学约》，对于人伦、师友、立志、戒讼等说法，反复加以说明；现在特意把其中尚未完备的意思提出来，进一步推演。我们既然已经从事求学这一途，就不能不以舌耕为业；舍此之外，便没有别的谋生办法。大概，谨守礼法、依靠自身，应该像处女那样；心怀刑法而畏惧法律，害怕陷入小人之列，能够坚守大节，也不过只能免除祸患罢了。总之，只要教诲有方法，自然不必担心事务和生活没有资财；但如果想在官府中上下其手以沾取利益，那就是大错。因为自古以来清正的官员，一定能够遵循事理。所以凡是合乎正理的事，都不必烦劳托请我；那些理曲的事，才想借助我有分量的一句话，以求缓颊解围。可是，一旦被看作谋生的资本，又不能选择事情而预先介入，那么在有关官吏看来，已经看穿了我的用意，认为这本来就是不合乎事理的干涉。无论对方听从还是不听从，我都已经因这一句话而被轻视；将来即使再有至理之言，也反而不容易被听进去了。至于贪墨官吏，也有他们自己的本领；经手办理的事本来就自有人负责，他们原本不愿同正直之士接触，却反而借口说‘不是公事便不能来’，又说礼义出自贤者，并以澹台子羽那样的人来对待我，那么我又怎么能不按照这样的态度自处呢？不过，世俗事务也不是全都不能参与。假如至亲受到他人倾陷，就应当竭尽全力为他洗雪诬陷；又或者亲朋之间互相争执，就一定要苦口婆心地调解他们的怨恨。至于保卫巩固桑梓乡土、兴利除害这类大事，士人既然是四民之首，又怎么可以不亲自承担责任？这些事情虽然属于仁义，却未尝没有利益；但我坐而言、起而行，所受驱动的是礼，而不是利。这样做仍然不妨碍以礼法自守。礼法所包含的范围也很广。按照勉亭所说，所谓明辨人伦、笃定志向、必定辨明理与欲、尊重师友，直到勉励亲身践行、戒除词讼，全都包括并落实在礼法之中，都是应当遵循而不可逾越的。一定要像处女守持自身那样坚固，然后才能免于归入小人一流，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古人说：做士子时，应当像闺女一样，要畏惧别人；进入仕途以后，应当像健妇一样，要养活别人；等到退居林下，应当像老妇一样，要教导别人。我希望士子们认识到这几项，把它们作为读书的根本，再以通经、学古、课文、作字各条彼此砥砺，从此日有所进、月有所长，互相观摩而共同向善，使士气蒸蒸日上，以便同中土一同兴盛，这也是我这个小小人物所乐于看到的后续发展啊。河南省 ●大梁书院 在开封，又名丽泽书院。明天顺五年，提学副使刘昌在城南薰门内创建。成化二十年，河南巡抚李衍将它改作巡抚治所，把书院迁到丽景门外二程夫子祠所在地，奉祀二程。天启二年，巡抚冯嘉会、巡按邱兆麟耗费银两有余重建。书院有讲堂、会文堂、二程木主堂、环绕的院墙、牌坊、门屏、石桥，以及高明楼、八角亭、碧玉泉和供诸生读书的号舍等，并置有学田若干亩。明朝末年被水淹没。清康熙十二年，巡抚佟凤彩在城西北角天波楼旧址改建，有大门、仪门、正堂和左右斋舍一百多间，正堂后面有书楼，并延请教师讲授，督促士子学习。康熙二十八年，巡抚阎兴邦重修，扩建殿堂，奉祀名臣、先贤和通达事理之人；这些人都是‘有的出生于此，有的在此做官，有的曾寄居于此，树立德行、建立功业’，‘都曾为大梁增光’的人，使‘缙绅知道应当以谁为准则仿效，子弟知道应当尊敬崇奉谁’。教学‘以“六经”为根本，以程朱为准绳’。聘请张沐、耿介等名儒任教，‘两河的士人都欣然归附于此’。康熙三十五年，巡抚李国亮把书院迁建到城西南角州桥西、古汴水流经的地方。五十八年，得到御书‘两河文教’匾额，悬挂在讲堂。雍正十一年，总督王士俊、布政使刁承祖重修，得到帑金一千两，并定为省城书院，在全省范围内选拔生徒，礼聘院长。乾隆二年，巡抚尹会一在讲堂祭祀河南先贤，又刊刻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和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悬挂在课斋。道光初年，得到御书‘正学渊源’匾额，悬挂在讲堂。道光十六年，钱仪吉任主讲，教授义理和考据之学。光绪十八年，学政邵松年整顿书院，增设辨志斋，选拔学问和品行优秀的士人到其中肄业。为了‘振兴文教，造就士林’，第二年又增建明道书院，把辨志斋的诸生迁到那里肄业，作为分院。经费‘从大梁书院节省的饭食银项下，每年拨给银六百两’，诗文考课仍归大梁书院。书院订有学约、院规，收藏大量书籍；还刻印图书，保存着各种印书板。清朝末年担任山长的有仓景愉、顾林、顾璜等人。二十九年，改为大梁校士馆，所藏书籍归入新成立的河南图书馆。三十一年，改为尊经学堂。桑调元：《大梁书院学规》清乾隆年间 读书和树立品格，是士人应做的事情；如果不以实际践行为根本，就终究没有立身之处。一个人即使知识开明，如果内心所能窥见的道理浅薄，也必须用问学来充实它，这样知识才会日益进步而高明。不过千言万语，只是为了收回已经放纵的心，使它约束在自身之中，作为向上追求的途径；这样，下学上达的功夫才会显现。如果把文章和操行分成两件事，那么就完全没有一样是对的。即使幸而在形式和规矩上求得相合，还担心只是用外表修饰它，那么根基已经完全空虚；即使自己夸说文章渊博通达、操行卓异，终身也不会获得丝毫实际成果，这尤其可悲。因此，树立诚意，是求学者关中的、河内的关口；舍弃这一点，就无法确定根基。‘孔子用四项来教人：文、行、忠、信。’这句话可以概括《论语》全书，也可以概括《十三经》以及古今流传无穷的书籍。其中审慎端正、用力实践的方法，自有条目和次序。按照次序逐渐前进，即使资质不敏，也可以有的先、有的后，有的快、有的慢，渐渐奔向这个目标，进步程度是无法限量的。我天性迟钝愚笨，见识规模狭窄，只求接近自身、落实于己、自己能够努力做到的事情，恳切苦心地自我鞭策。现在私下列举自己一生求学的方法，逐条告诉诸位生员。

译——辨明志向 求学没有比辨明志向更优先的。志向就像悬挂的靶子，要集中精神和力量射向它；如果靶心稍有偏差，误射造成的危害便不可估量。从古到今，只有三种不朽——立德、立言、立功——支撑天地，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可称为不朽的事业。如今我同诸位生员接触，刚一开口，就把你们引向三不朽，有人或许不能没有惊疑；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德行虽不能达到孔、孟、程、朱的程度，但在忠信廉洁一方面有所表现，在某一行为上有所坚持，不能说不是立德，这难道是推辞说自己做不到的理由吗？功业虽不能经天纬地、广泛使众生受益，但随时随地存有济人的心，使一个百姓、一件事物得到救济，难道不能说是立功吗？立言不一定非要提笔著书，卓然成一家之言；汉东平王只说‘为善最乐’四个字，他的言论就已经立起来了，这难道是推辞说自己做不到的理由吗？何况从这里继续前进，即使希望达到古人所谓的不朽，也并不困难。中州风气淳朴，前代圣人的遗泽最深厚，近来又是汤、耿诸先生讲学的乡邦，诸位生员的志向，本来就不能不及早辨明。——树立根本 树立根本的方法，在于孝、悌、慈。谁没有父亲兄长，谁没有子弟？我有父兄，就侍奉他们；我有子弟，就抚养教育他们。孝友子弟、体谅他人的心自然会油然而生，这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不必勉强。只是要把力量集中在察识并扩充这种心，使它充分达到自己应有的分量，这才是可贵的。我曾见士大夫对父母，供养并非不足，礼节也并非不周全，但有时却把对父母的爱慕转移到别处，反而不如乡野之人对父母那样诚恳深厚、充分显露天性；这样一来，岂不是乡野之人的父母比士大夫的父母更受重视吗？正因为人心有忍与不忍，所以君子对于孝、悌、慈要专心用力。把这种心转化为忠，转化为顺，再推及子弟，惠及万民，没有一样不是以此为根基的。从来没有根本不厚实培育，而枝叶却能茂盛繁荣的。《康诰》说的只是一个‘恭’字，却同《大学》的意思相合；先后圣人对此一再警戒、反复说明。苏长公说，当今人有书却不读，是可惜的事；我则认为，当今人有父母却不知道侍奉，是可惜的事。我同诸位生员谈到这里，内心怎么能不怦怦然感到悲悯呢？

译——穷究经书 圣人的心意存在于经书之中；如果不能凝聚精神、安定心气去穷究它，就无法看见圣人的心意，经书也会因此晦暗；如果再穿凿附会，使经书受到亵渎和扰乱，经书就会亡失。穷究经书的大致方法有三项：一是博综，二是折衷，三是自得。首先从博综入手，所见广泛并且有资料可以参验考核，于是疑难的义理便由此产生；然后汇合众说，折取其中正当的部分，于是最恰当的结论归于一致，论说才得以确定；时间久了，触发天机，达到自得的妙境，不必费力剖析，便会豁然贯通。这并不是夸大地说前贤粗浅而我得到了精微。即使樵夫的见解，明白地符合圣人的心意，也是上天的聪明分散在众人的心中，时时显露出其中的义理；它从来没有经过人为的传述，但一经有人拈举出来，确实不可更改，这种快乐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士人通晓经书，才能足以任用；自古以来援引经书来断定事理，并见于实际谋划作为的，都是高明之举。即使只是提笔作文而不以经书为根本，根基就浅薄，议论也都浮泛。韩、欧、曾的古文都非常醇正，而朱子的文章尤其醇正。时文中，王、唐、瞿、薛、归、胡诸位先生的作品，都浩大流衍而没有边际，说明他们对经书已经熟习。穷究经书的方法，是从少到多；先通晓少数经书，再逐渐由此贯通更多经书。除《十三经注疏》和昆山徐氏所刻的《经解》之外，散佚的简册还很多，即使穷尽年岁、直到头发全白，也未必能找到它们的头绪；这就是多而没有纲纪。现在专门从《四书》入手研究经学，条分缕析，融会贯通，不拘守残缺陈旧的讲章，时时都有心得。一部经书学完，再学习另一部，各经都可以依次安排功程；不以困难为苦，不怕烦琐，不好奇求异而妄作议论，那么经书的义理就会像脱颖而出，难道仅仅是锥尖所显露的见解吗？——学习古人 古代器物质地坚固厚重，细密精致之处是今天工匠的巧作所无法超过的。古代沉着而今天浮薄，古代用力深而收效长远，今天考虑浅近而急于求成，难怪彼此不能相比。人不学习古人，做人就会平庸浅近，有时甚至达到卑陋琐碎而不值得谈论的地步；文章不学习古人，就会肤浅庸俗、拙劣粗陋，杂乱无章，甚至抄袭雷同；文章败坏了，士人的品格也随之丧失，实在可怕。《易》说：‘它的旨意深远，它的文辞有文采。’旨意既然深远，文辞即使不华美，又有什么伤害？然而又说，文辞没有文采，就不足以流传久远。因此，道理已经明白之后，写文章还必须自有规矩法度。《六经》的文章，是天地间最伟大的文章。天地的大文章，阴阳寒暑推移变化，没有固定的端绪；但按照循环往复、来去运行的规律来看，却井然有序而不混乱。《六经》的文章，文章写成，法则也随之确立；它不靠以文采争鸣，却达到了文章的极致，所以它的精妙同自然造化相等。古今文章中卓然成家的人，没有不以此为取法对象的，这难道是没有下功夫就能达到的吗？程子说：‘没有柳子厚那样的笔力，就不能写成《西铭》。’《西铭》的道理直接达到精微之处，但如果不具备柳子厚那样的笔力来写，就没有办法完成；这足以看出写文章必须下功夫、取法古人。孔子、孟子如果生在今天，也一定要参加科举考试；参加科举就一定要写时文；写时文就一定要期望合乎考试的规格标准，因此绝不会舍弃驰骋应试的规范而以诡异的方式求取偶然成功，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我一生评论文章，坚持六字诀，叫作：‘出落清，柱意明。’出落清楚，就像建章宫有千门万户，各自都有次序；主旨明确，就像四肢中的血脉贯通，不容许左右彼此调换；这就是大概的原则。至于细微曲折之处，应该等到讲解文章、批阅文章时详细指点，而文章的大旨就是这样。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说；古法本来如此，我只是同诸位生员共同学习它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广泛学习 人的资质性情，有人专心讲习时文还觉得不够；聪明奇异、才智出众的人到处都有，只是因为时文可以取得科举功名，已经能够把它做好，便不再学习其他方面，最终成就也止步于此。学术和文章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实在可惜。穷究经书固然是根本，是人人都应当致力的事情；但各种史书、群书以及诗歌和古文辞，也都足以开阔见识、补益性情，使德行器识更加深厚醇正，使才智谋略更加宏大通达。朱子的天赋秉性远胜常人，他在道学根基和经传源流方面，既已契合先圣的心意，又集众贤之大成；他所作的《传注》，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纲目》一书向上接续《麟经》，都是天地间的宏文；他又旁通博览，对各种书无不精心考订；所作诗歌、古文辞卓然成为南宋大家，都是学力深厚、师承久远的结果，并非凭空臆造。由此可知，大儒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综合各种学术，绝不是局限于狭隘见闻、自我封闭、抱残守缺的人。诸位生员中如果有才识超群、勤奋好学、立志成为宏通博硕之才的人，就应当充实朝廷的高明谋略，发挥山川般宏大的文采。后来求学的人虽然惭愧自己浅陋，却愿意把从师友那里听到的知识同大家一起讲明并切实探究；这其中的内在源流是相互贯通的，并不只是多写些梁园词赋而已。——静 求学没有比养心更优先的。内心凝定而不妄动，逐渐接近澄澈；用这样的心去穷究道理，道理就会明白；用它来处理事情，事情就会处理得当；用它执笔作文，深沉的思绪就能探入精微之处，使写出来的文章明亮通达，没有丝毫阴翳杂乱；即使最细微的事物有所萦绕，也能穿透混沌幽暗，全都由此而来。天地古今的精深蕴含，绝不会聚集在浮躁躁动的胸中，所以人必须沉静，器识才会广大，学业才会宏富，将来的成就也才会远大到不可估量。一天之内，应当力求默多于语、静止多于动作，这样气息就会逐渐安宁，诸事趋于安详，而沉静也就可以接近了。孟子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周子说：‘欲望减了又减，以至于无。’圣人尚且不能完全摒除心念来处事，却妄说可以达到无欲，这不是几乎走入佛、道二氏的门径了吗？大概心境澄明而无事，行动总是不超过规矩，那么欲望无不合乎义理，就可以说是无欲了。对于下学阶段不能一下达到的境界，减少欲望就是好的方法。所以圣人以静为主，君子谨慎自己的行动。如果内心没有约束和检点，浮躁飞扬，精神疲惫而见识昏暗，气息粗重而言语夸张，不仅气度远不像儒者，即使同他细细讨论文章，又哪里能够有所领会呢？——持之以恒

译天空长久覆盖着大地，就总是清明；大地长久承载万物，就总是安宁；日月长久照耀，就总是光明；圣人纯正而又不停息，所以能够守正。至于普通人，内心有时持续、有时中断，哪里就能轻易达到这种境界呢？然而仍然不能不勉强自己坚持，把心力集中到这件事上。《论语》说，没有恒心的人不能做巫医，这是南方人的话，大圣人也采纳了它。《易》说，不能恒久保持自己的德行，或许会招来羞辱，左右前后纷纷杂乱地一齐带着羞辱逼近；《易》又说，‘它到来时无法抵御’。羞辱的聚集没有穷尽，所以用了‘或’字。说‘或’，并不是怀疑，而是已经有招致它的先因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赶快实行呢？我以占卜考察民间俗谚，得到的是那样；以经书的话来验证，得到的是这样。没有恒心，本来没有一件事可以做好；但人却凭借时作时辍的功夫，挂名从事于学习，那么文章和操行又怎么能够有所收获？凡人如果有所作为，精神常常集中，光彩自然会产生，我曾经亲自试验过。书中难以断句的地方，天天反复研读，疑惑的意思忽然开朗，就能得到其中的道理；处理事情而难以相合的地方，天天用心经营，机缘忽然凑合，终于有所成就。所以求学的方法没有比持之以恒更好的。有恒心的人不把心分成两处，对事情可行或不可行不加选择；圣人尚且赞许这种资质的坚定可靠，何况内心专注于道，俯身勤勉，每天孜孜不倦地不停努力呢？我愿意同诸位生员一起，以这种方法周密持守、不断实践。——整 凡是人的心志整肃，就不会有邪僻；举止整肃，就不会有倾斜邪曲；处理事务整肃，就不会纷乱庞杂；作文构思整肃，就不会杂乱无章。每天的课程，都限定该诵读、学习什么；安排整齐而不紊乱，那么日积月累就会有所成效。正在读书时，却想着讲求写字，这就叫作从事与当前无关的事；正在读这本书时，忽然想要研究那本书，也叫作放任心思而不能收摄。如果是书中义理触发了联想，能够旁推并贯通，那么不以此为拘束；除此之外，都属于把持不定。所读一本书，应当从序文一直读到末篇，首尾都仔细考察，不让一个字轻易放过。书案上只放正在专心展开阅读的书，其余书籍放在别的几案上，不要再纷乱陈列；如果读书次序到了另一部书，就合上这一卷，换读下一部。程子说：“以敬来专一其心，不趋向别处，就是‘无适’的训释。”专一其心叫作敬，不趋向别处叫作主一。这只是从内心用功，却又担心心思出入无常，难以操持。因此又以“整齐严肃”来说明，而最紧要的地方首先在于“整”；整肃了，就不会趋向别处；不趋向别处，就能专一其心。杜绝各种妄念，关键就在一个“整”字。这是我对“整”这一方法的体会，觉得它亲切而有意味。上课读书的日子，尤其贵在整肃。放纵耳目、扰乱心神，比起与人交谈还要严重，是不整肃中最厉害的一种。纠正偏邪、增进美善，希望各位学生在整肃心志上多下功夫，不要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不要聚众闲谈 荒废学业以及各种弊害的滋生，总是由聚众闲谈造成的。从前孔夫子感叹最难对付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整天吃饱饭，却无所用心”的人，这不过是颓废懒惰、自暴自弃的一类；另一种是“整天聚居在一起，说话不涉及义理，却喜欢卖弄小聪明”的人，这种人的危害尤其严重。朋友相处、互相讲习所带来的益处，在于共同赏析奇文、剖析疑义，这样道理会日益明白，文章会日益进步，这不属于聚众闲谈。如果聚众闲谈，就会多说一句无益的话，少读一句有益的书，已经两方面都失去了。况且一旦“不涉及义理”“卖弄小聪明”，势必走向人格沦丧败坏，其后果将无法穷究。求学的人只应当每天勤勉努力，还唯恐赶不上进度，哪里会有多余时间聚谈？即使稍有余力，也必须静坐凝神，以涵养德性。我一生最痛切惩戒的事情，就是聚谈这一条，因此特意严肃地以神色相告诫。各位学生既然在这里求学，自然应当励志精进，决不踏入此途；现在特别把这条戒令揭示出来，是为了防微杜渐，也是我出于一片苦心而过分担忧。以上各条，作为规范的有八条，作为戒禁的有一条。能够完全按照这些规范去做，就没有什么需要戒禁的；只要稍有不戒，就足以造成有余的败坏。遵循这些规范去做，会有无穷的益处；我正抬头擦眼等待着这一结果，这是我对各位学生深切的愿望。所戒之事如果忘记了，就会有无穷的损害；想到这里，我内心悲痛，面容忧戚，不愿各位学生走到这种地步。我从浙江来，各位学生居住在中州，相隔数千里却聚集在这里，究竟所从事的是什么事情？其中本来就有至为真切、至为关切的情意。教育之所以成为教育，学习之所以成为学习，难道能够等同于泛泛悠悠地应付吗？希望各位学生努力自我磨砺，共同取得成就。在内则成为经学明通、品行修养、束修圭璧般可贵的人；出仕后则建立施加恩泽、树立美好政绩、彰显文治盛业的功业，用来符合圣天子振兴宣扬文教的盛意，副合贤执事乐于培育各类人才的盛举；并且卓然自立，郁然成为当世栋梁，我也将因此获得荣光。还望你们努力啊，谨慎啊。湖北省 ●问津书院 在黄冈。相传孔子从陈、蔡离开前往楚国时经过这里，后来当地人掘地曾得到石刻，上面有“子路问津处”几个字，因此得名。元初，龙仁夫寓居此地讲学，建有先师庙，元末毁坏。明正德年间，知县胡浩曾建亭立碑。隆庆初年，知府孙光祖重建，县中儒士郭庆、吴良吉以及黄安、耿定向、耿定九兄弟又在这里讲学；到万历年间，萧继忠、王陞重建，题写“问津书院”匾额，并在河南商城建有分院，一时声名兴盛。明末毁于战乱。清康熙六年，县中人士邹互初、操之盛先后修建祠堂、围墙和讲堂，规模宏大宽敞。院内正中供奉至圣先师像，西边是仲子祠，东边是先儒祠；祭品、祭田一应齐备。在其中学习的士子，每年春、秋两季最后一个月的十五日举行祭祀。乾隆八年，把东西两祠改为两庑：东庑祭祀仲子和沮溺，西庑祭祀朱子及先儒；又修建学舍、藏书馆，馆旁有从先堂，殿西有文昌阁，前面有魁星楼。乾隆十九年重修圣殿，二十三年修缮讲堂。道光七年，举人胡玉森等捐资建造理事斋一所。光绪七年，监生熊明春等募集资金重修大成殿。书院内有学田近亩，从明代到清代一直由官员和士绅捐赠。萧继忠：问津书院学规 明万历年间

译问津书院自从龙麟洲先生创办并兴起讲学以来，距今已有三百多年了；当年的风尚和余韵，如今已经无法追寻瞻仰。过去我曾侍从吉水、三原、天台诸位先生，他们反复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自量才能浅陋，像蚂蚁负重一样，哪里承受得起呢？然而我私下想到，我们这些人稍微知道向往学习，恰好出生在先圣经过并留下精神教化的地方，却厚着脸皮在这里生活，白白消磨日月，难道还能再和普通人相提并论吗？现在我与各位同道清理荒草、搭建椽木，事情已经略有头绪；于是想到古人对于求学，先后必须有次序。胡安定的湖学分为四科，朱子的白鹿洞规条分为六条，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现在酌情规定，每月十六日都在这里集会：上则奉祀先师的神灵，下则借此获得朋友的益处，共同拿出一个月所学的内容，互相咨询、考证。集会不宜过于频繁，频繁了就只能徒然资助口耳之谈；集会也不宜过于稀疏，稀疏了就可能导致遗忘。集会所供的食物，只以四味八殽为标准；以道义的滋味为甘美，想来大家都是同心的。谨将规条列在下面：——德行 我们这些人既然把按照圣学修身看作第一等紧要的事，那么一个月中所有的行为举止，虽然自己能够相信没有问题，却未必都能得到大家共同认可。每次集会都必须把隐微和显著、重大和细小的事情一一拿出来商议考察，希望不要走偏。——宗旨 凡是求学的人，各自承受老师的学说，都有自己的源流；至于平日对于身、心、意、知所观察到的路径，每次集会首先都要讲求考察，使其中丝毫没有疑惑，希望逐渐看见其中的深层义理，能够向上进取。否则根本一旦出现差错，自身就会坠入坑堑，怎么能不谨慎呢？——经济 凡是学问，心性是本体，经济是作用。古代圣人只是具有敬慎、明察、文理、思虑的心，于是才有使天下变化、四时和顺、由平地成就治世的经世济民之学。只讲心性而不讲经济，那么心性也就无从真正知晓。每次集会都必须把平日斟酌思考的兵、农、礼、乐等各项大制度一一互相订正，希望能够显现明体达用的学问。——制举 制举业是作为先行资本的学问，正是用来阐发、选择圣贤道理的。每次集会都要拿出自己所学习的文章，共同衡量评议；不只是为了符合主考官的评判标准，也是为了考察同学的深厚修养。——识议 《传》说，前人的事情是后人的老师；又说，诵读《诗经》、研读《尚书》，却不知道其中的人物，怎么可以呢？每次集会正式讲论结束后，都必须把前代人物的得失拿出来，各自发表见解，共同衡量评论一番，希望从中听到他们的议论，观察他们的见识，就可以决定应当取法什么、违背什么了。这些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中最重要的准则。——规劝 圣人没有过错，君子能够改正过错，小人却替自己的过错文饰。我们这些人不能成为圣人，难道甘愿做小人吗？如果有得失，每次集会都必须借助老师和朋友来规劝自己；不要当面奉承而内心反对，也不要心里不满却表面接受，务必共同努力。以上各条，希望我们同盟中的每个人都遵守；如果到了集会时不来，或者来了却不遵守规矩，都各自要受到处罚。邹江遐：问津书院会约 清康熙四十六年 ——文章用来会聚朋友，实际品行应当先于文章，敦厚地履行人伦是其中最重要的。身处士林，受到四民（四民：古代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仰望，不妨在半夜自我反省：侍奉父母，在奉养他们的心志和身体方面，果真有一项做到了吗？父母去世时，果真完全尽到了礼数；祭祀时，果真完全尽到了诚意吗？兄弟之间友爱和睦、快乐相处，且彼此亲爱；在财产上果真没有争夺，果真没有听信妻子的言语吗？果真没有暗藏怒气、长期结怨，而能和乐相处吗？朋友若是因权势相交、因利益相交，那就不值得说了；即使讲文章、重意气，也要有一段真情至性贯通其中。果真说话守信，肝胆相照，生死不改吗？夫妇关系尤其关系到一家人的福祥；果真没有轻薄、亵渎，没有嬉笑失去节操，没有牝鸡司晨吗？《传》说，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君臣；如果这些关系都经不起追问，那么君臣关系也就大致可以知道了。五伦是天地间的大经、人生的大节，其中有一项没有端正尽到，就是所谓披着衣冠的禽兽。先儒说，诚意是人与鬼的关口；那么能否尽到人伦，就是人与禽兽的关头，实在可怕。凡是我们同道之人，都应当用力猛然省察，务必做到文章和品行都优秀，不辜负先王询问政事、考察言论的用意。用帖括文章取士已经有四百多年了。一道题的文章，刊载在房墨中的成百上千；每次科举必定有一两个人另出花样，而且越来越奇特，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新颖。人的心灵本来就变化无穷，无法用固定形态穷尽；无论平正、奇崛、浓厚还是淡雅，总以新颖为上乘。韩愈说，必须用力去除陈旧的言辞，这确实是写文章的秘诀。对于前辈来说，研习经史，穷尽钻研《性理》《语类》《或问》以及诸子百家等书，才能使文章足以取信于今人、流传给后世，历久而更加新鲜。近来乡试、会试增设五经中额，论题出自《性理》，正是希望学者留心古学，作为根柢；这样文章不刻意求新也自然会新，切不可只做剽窃抄袭之事，侥幸求取万一的机会。人的爱好取舍不相同，见解自然各有差别，但道理的脉络却是一致的。会文时，主考官请前辈到书院，关门批阅文章，依据他们的取舍来决定录用；他们必定有一种高出常人的见识。如果对此自以为是而不服，放肆地胡乱讥讽，表面接受、内心反对，就很难从中得到益处，更何况在言语上发怒、脸色上显怒呢？虚心接受的人不应当这样。诗和书法这两门学问，虽然说是末业，但近来应制考试用诗命题，关系到黜陟。书法尤其是举业家所说的“出马枪”，要求每一笔都用正锋，每一个字都合乎法帖；小试中最容易凭此取胜、显示长处，也最容易因题名标榜而出色成名。江浙地区在八股文之外，以诗、字结社，讲究宗派，用来登高抒发兴致，随处挥笔书写；人物风雅，才情品格洒脱，交往闲适自在，不显出拘束手脚、遮掩头脸的姿态。同会的人请利用闲暇稍微留心这些，这也是高雅之人的深远情趣。集会中优先选取列于前面的文章，不要全部传阅、共同阅读；彼此都没有益处。阅卷、发榜结束后，优等而应当誊录的文章，由各人领回原卷，分别抄写四本，按照原来的批语和圈点装订，送到书院汇集齐全，再分为上、下、东、西四路，酌定日期依次传阅，以表示欣赏。明代前辈曾创立四季大会，后来末世与兵乱接连而来，早晨还顾不上晚上的事，这项典制于是废止。先父与奚王诸位先生又重新结成问津堂会业；丁酉、己亥年间，诸位先生并驾齐驱，其余人则教授生徒，而问津书院的课业也停止了。我们郡中文风兴盛，英才接连出现，没有辜负先人的典范。但是人各自闭门造车，出门后能够与车辙相合的固然很多，南辕北辙的也并不少。这一道理日新月异，如果不及时相互切磋砥砺，就不是进步便是退步。学问一退步，品德声望必然变差；一旦失足，终身都会陷入深井。现在我与各位同道共同订定、斟酌取舍，以学习的内外为题，分别抽签确定日期，在每季第二个望日编号封缄，毫不徇私；而大家共同努力、彼此相互劝勉的目标，只归结为“人品学问”四个字。现仅把会约条款列在右边。丁亥年仲春望日，邹江遐谨慎记述。湖南省

译●岳麓书院 在长沙岳麓山下。它的前身是唐末五代时期僧人智璿为儒生建造的读书场所。宋开宝九年，潭州知州朱洞沿袭并扩建智璿的房屋，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建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咸平二年，知州李允则扩建书院，增建书楼，祭祀孔子，置办田产，招收六十多人在其中学习。咸平四年，又得到国子监的经史书籍。到这时，凭借儒、佛文化交融的优势，岳麓形成了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的基本规制，显示出名家风范。大中祥符八年，山长周式因为“学行兼善”，教授数百名学生，得以被真宗皇帝召见；皇帝授予他国子主簿之职，又让他回来教授，并赐给他对衣、鞍马、“岳麓书院”匾额以及内府藏书。最高统治者的褒扬，使岳麓书院闻名天下，名列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之首”。北宋中期，在大力兴办官学的运动中，岳麓又与潭州州学、湘西书院连为一体，形成“潭州三学”体制，正式确立了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南宋乾道年间，张栻居住在书院讲学，弟子很多，岳麓书院成为影响很大的湖湘学派基地。乾道三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带领弟子来到书院访学三个月。朱熹、张栻会讲，吸引了千名学者，确实是书院的盛事；这既标志着中国学术史上不同学派会讲先例的开启，也表明岳麓书院在全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朱熹、张栻的学说从此也成为岳麓书院数百年不变的学统。再加上淳熙十五年、绍熙五年、嘉定十五年，陈傅良、朱熹、真德秀等大师分别在这里讲学，于是培养出以吴猪、赵方、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陈琦、钟震、钟如愚等人为代表的岳麓诸儒。他们构成湖湘学派的中坚，又凭借经世致用、坚持抗金而名垂史册。淳祐六年，宋理宗皇帝再次赐予书院匾额，岳麓于是与白鹿洞、丽泽、象山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德祐元年，元军进攻潭州，岳麓书院的学生据城共同守卫，死亡者达到十分之八九，书院房舍也毁于战火。元至元二十三年，学政刘必大重建书院。延祐元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修缮。当时的岳麓书院作为理学的大本营，倡导朱熹、张栻之学，和白鹿洞书院一起，成为政府向北方全面推行理学和书院教育的榜样。明初，书院废弃了六十多年，到宣德年间才逐渐恢复。弘治十年，书院房舍全面重建。正德年间，王守仁到书院访问并讲学，山长陈论创建射圃，首次修纂院志，守道吴世忠增设文庙，岳麓书院才恢复元气。嘉靖六年再次扩建，共有四斋、六舍、东西两座讲堂、成德堂、延宾馆、集贤馆等建筑，置办学田余亩，规模空前，书院的兴盛一时闻名。此后历经隆庆、万历、天启年间，王门弟子王乔龄、季本、张元忭、邹元标等先后讲学，岳麓书院逐渐成为传播阳明心学的讲坛。到崇祯年间，山长吴道行“以朱张为宗”，与东林书院相互呼应，再次倡导理学，培养了王夫之这样的学生。清顺治九年，书院重建并招收学生。此后两百多年，书院弦歌相继，办学从未中断。康熙二十六年、乾隆九年，皇帝分别赐予“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匾额和图书，弘扬岳麓书院倡导理学的功绩；雍正十一年得到帑金一千两，改建为省城书院，在全省范围内招生；嘉庆七年，招生名额扩大至“名”；道光十三年增设湘水校经堂，专门讲授经史，并以经义、治事、辞章分科考试选拔士人；咸丰、同治年间，书院所藏图书达到“卷”。这些情况都表明，岳麓书院作为高等教育中心和学术研究中心的地位长期没有改变。当时著名的山长李文炤、王文清、旷敏本、袁名耀、罗典、欧阳厚均、丁善庆等，都是湖南名宿。著名学生陶澍、魏源、贺长龄、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刘长佑等，大多是影响中国近代史发展进程的人物。光绪年间，岳麓书院顺应时势，寻求变通。王先谦主持书院期间（—），重视时务，倡导新学，开设算学、译学，开始了近代化变革的进程。二十九年，终于改为湖南高等大学堂。辛亥革命后，经过多次演变，成为今天湖南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组成部分之一。今天的岳麓书院地位独特：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天向游人开放；作为高等学府，面向国内外招收研究生，开展以书院文化和思想史为主的传统文化研究与教学活动，成为全国少有的、能够贯通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教育血脉的“活化石”。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它历史悠久，超过巴黎、牛津、剑桥、耶鲁等名校，并且同样能够在阅览古代文化中不断获得新知，成为全人类文明中令人景仰的璀璨之星。李文炤：《岳麓书院学规》清康熙五十六年 古语说，一个人如果有很多空闲时间，必定是庸人。何况既然以读书为业，就应当只觉得时间不够用，争分夺秒，怎么可以做无益的事情来妨害有益的事情呢？有的人名义上读书，实际上领取廪粟却沉溺于棋牌，这种人一概不敢留。至于聚众赌博饮酒，猜拳行令，挥拳斗殴，勾引朋友淫乱，暗中从事刀笔之业，也都禁止。因为我的性情鄙陋而拘泥方正，不能委曲迁就。

译《诗经》说：“朋友之间相互匡正，以威仪相互约束。”没有敬意却能够和睦相处，是不可能的。倘若同伴之间嬉笑放纵、傲慢无礼，裂痕就会由此产生。甚至拍肩膀、拉衣袖，把这些当作投合交情的表现，一句话不合，就彼此怒气相加，这还怎么能指望他们互相切磋，共同增长礼仪呢？有犯这种弊病的人，也不敢留在书院。君子以德行来爱护别人，希望你们体谅我。每天在讲堂讲解一篇经书。既然面对圣贤的思想，就不敢轻慢，务必各自戴好帽子、束好衣带，端正坐着辨析问难。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要反复推究详察。如果有我所不了解的，就烦请记录下来，等待四方的高明之士共同考订，不可把疑问闷在心中。每月各举行三次会课。在学内的，写两篇书论、两篇经论；有余力的，再写一篇性理论。在学外的，写两篇书论；有余力的，再写一篇小学论。我只根据自己的看法批点评改，如果有不恰当之处，就请带着原卷来共同商议，以求达到正确。更不对文章评定高下。伊川先生说：“学校是以礼仪相互尊重为先的地方，而每月让学生争胜，实在不是教育培养的方法。”这话说得太好了！《四书》是六经的精华，是读书人的根本功课。应当把朱子的《集注》逐字仔细体会，然后参照《或问》，用《语类》加以验证；有实在不能说明白的地方，再去看各家的讲书也可以。其次，以性理学为宗旨，其中《太极图说》《通书》《西铭》已经有了现成的学说。至于《正蒙》，尤其有很多深奥偏僻之处，我曾不自量力，以它为基础作了集解，但还不敢拿给别人看。诸位如果有疑问，就可以拿来同我商量。程朱的语录、文集，自行诵读学习即可。圣门创立教化，要求在自身融会贯通六籍，所传的六籍就是六经。如今科举应试的学业，各自专攻一经，固然难以兼习，但也应当广泛涉猎并旁通其他经书，不可划地自限。至于在六经中只摘取那些堂堂正正、冠冕堂皇的话，删去规劝切责和有所避讳的句子，便自以为是通晓经学的大儒，这都是受到师承和世俗偏见的蒙蔽，不可继续这样做。试看看御纂《周易折衷》，哪一个字、哪一句不是经过细心玩味探索的？天资纵横、圣学高深的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至于《周礼》，虽然没有列入学宫所讲的经书，但实际上是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成法。我也曾汇集先儒的说法为它作传，有可以相互考订的地方，不敢隐瞒。读书人想要通晓世务，必须读史。但史书多得像搬运牛都累得出汗，不能全部阅读，只以《纲目》为限。至于作文，应当效法古文，应该选取贾谊、韩愈、欧阳修、曾巩几家的文章熟读，自然能够掌握它们的写法。八股文以唐代大家的文章为宗旨；即使是大士的奇峭、陶庵的雄浑，也只是粗浅的技击之师，不是龙虎鸟蛇那样的阵法。谈论诗歌，专门以杜甫为准则，然后才可以旁及各家；先学律诗，后学古风；先学五言，后学七言，这样才可以循序渐进地进入《诗经》所代表的风雅境界。《尚书》说：“知道它并不难，实行它才是难的。”猩猩能够说话，却仍然不脱离走兽；鹦鹉能够说话，却仍然不脱离飞禽。只会说话，却仅仅以诗文自负，凭什么把自己同普通人区别开来呢？所以学习、询问、思考、辨析，最终一定要落实到努力实践上。努力实践的事情很多，只有《白鹿洞揭示》和芷田的《吕氏乡约》抓住了其中的要领，将来应当汇编刊刻出来，以便同好者共同使用。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清乾隆十三年 要经常省视问候父母。——初一、十五恭敬拜谒圣贤。要各自矫正气质习性中的偏差。——举止要整齐严肃。衣服饮食应当崇尚俭朴。——外界事务一概不可干预。行走和坐下都必须依照年齿次序。——严禁揭露别人的短处、毁谤别人。有害的朋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而浪费时间。每天讲解经书三次。——每天阅读《纲目》若干页。通晓时务和事物的道理。——参阅古文、诗歌和辞赋。读书必须动笔圈点批注。——会课要按照规定时间提前完成。夜间读书仍要戒除晚睡晚起。——遇到疑难错误一定要据理力争。王文清：《读经六法》一、正义；二、通义；三、余义；四、疑义；五、异义；六、辨义。王文清：《读史六法》一、记事实；二、体会史书的文法；三、探究治乱原因；四、考察时势；五、评论人的心术；六、采纳史书中的议论。●玉潭书院 在宁乡。原名玉山书院。明嘉靖二年，知县胡明善在玉几山创建。“初一、十五召集诸生讲明经书义理，督促生员和童生诵读学习”。聘请周子采担任山长。此后知县王纲、汪大壮等相继捐出膏火田，兴办学校从未中断。清顺治四年毁于兵火。乾隆十九年，县绅邓竹林等捐资在东门沩水边重建。有讲堂、定性堂、文昌阁、崇道祠、奎星楼、仓廒，以及正谊、明道、主敬、存诚、进德、居业斋。开辟凤翮流丹、藓花淳玉、化龙跃浪、天乌昂霄、绝顶擎云、灵峰铺翠六景。清朝恢复原有田亩，以供经费。山长周增瑞“每天同诸生讲明性理学的大要”。二十二年，山长刘绍濂首次刊刻《玉山书院志》；二十五年，山长王文清辑录补订。王文清还制定学规，以及读书、读经、读史等方法和勉学文，用来劝勉诸生。三十二年，改名为“玉潭”，并重新修撰《玉潭书院志》若干卷。规定每年招生～名，每月举行课文次；每月晨起、早读、讲书、晚读都以敲击梆子作为节拍。周曾作《条约》，用来倡导经学和古学。道光二十九年，设置推广正课名。咸丰、同治年间毁于兵灾和水灾，不久都得到兴复。同治六年，拨出推广正课名给云山书院，开始确定生监正课、附课各名，童生正课、附课各名。本县王恩、王忻、杨业万、黄道恩、刘开诚、童翚、周瑞松、胡端经、马维藩、边维藩、梅鉴源等人曾任山长。光绪二十八年，改为高等小学堂。周在炽：《玉潭书院条约》清乾隆三十二年

译我才疏学浅，却厚着脸皮来教授学生，自己审察学问品行，实在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如今既承蒙我县明府马公送来聘金，又得到县中士绅交相推举，奖掖借重实在过分隆厚，我惭愧地登上讲席，所有条约和条例应当公布说明。只是白鹿洞、岳麓的科条已经完备，哪里还用得着多说？谨就其中有关士人习气和学术的内容约定为五条，说明利弊，劝勉和告诫都在其中，希望同诸生共同讲习，也借此自我勉励。第一，规矩应当遵守。即使是美玉，不经过雕琢也不能成为器物；即使是良木，不用墨绳和尺子校正，也不能成为有用的木材。读书人的资质即使很高，如果不约束自己的奔逐放纵，不遵守规矩，最终也不是承载道义的器材。何况既然应当接受有关官员的选拔，来书院显示才艺，就尤其必须各自遵守规条，互相切磋砥砺，不辜负栽培者的美意。古人把器量见识放在文章技艺之前，是因为器量见识是根本，文章技艺是末节。如今有人把程门立雪看作迂腐，把吟咏风月看作玩乐，反而以嘲笑迂腐为快，以文辞沉着深厚为高明，把诋毁斥责当作清谈，把轻浮机巧当作才华超脱；甚至不反省自己，动辄想胜过前人，喜欢排在别人前面，耻于落在王安石之后，遇到才高的朋友便暗中嫉妒，嫌弃我排在末位而随声附和。既然悖逆而狂妄，器量见识已经浅薄，即使文章写得好也没有什么可取，更何况未必真能写好文章呢？金□跃入熔炉，难以谈论冶炼；小马一旦同成年马并驾，又怎么承受得起重载？这样只会白白招来老师的厌恶，被同偾轻视，名声和实际都一同败坏，那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周在炽从童年起，就承蒙前后各任抚军选拔，进入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前后有五六年。我私下看到同学之间，品行优劣并不相同，正如前面所说的，往往如此。最终，优秀的人受到名师赏识，出仕便成为名臣，居家便成为名士；差的人最终被废弃，自身沦为败类，毫无成就。这种情况哪里说得完呢？诸位学生如果真能以驯顺谨慎为准则，以放荡越轨为戒，筋骨形体受到约束，器量气度自然会舒展；有见识的人可以预料你们将来会有远大成就。眼前的桃李，将来就是栋梁，对你们的厚望正是没有止境。第一，课业应当勤奋。镜子不反复磨砺，就会被尘土封住而蒙上污垢；宝剑不淬火磨砺，光芒就会变钝，剑锋也会变得不利。董仲舒三年放下帷幕专心读书，刘光伯十年闭门学习，说的都是勤奋。诗书只有勤读才能获得，不勤读就会腹中空虚，古人难道会欺骗我们吗？书院汇集各地英才，四方学生都来到这里，挑着书箱、背着书囊，运来粮食和柴薪，供应日常所需，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不立志发奋，怎么能够有所增益、取得功业？如今有人不把书院当作造就人才的地方，却把它当作结交声气的场所，平时便放下学业游玩，临到课业考核时就设法投机取巧而求得通过，浮躁而不务实，浪荡而只求沽名。父兄的期望有什么意义，主管者的陶冶培养又有什么意义？这就是所谓不但没有益处。有人或许说书院不能用来求取功名，却不知道树木聚集千株，必定会有高大的优材；人聚集百人，必定会有杰出人才。如果真能放低心态来请教访问，专心观察学习，选择好的向他学习，看到不好的便改正自己，都会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益处；同孤陋寡闻相比，功效哪里只是十倍呢？徐文远在书肆读书，博览五经；阳亢宗偷偷读书院藏书，足不出户；王克游历洛阳，遍读市肆中的书。谁说城市喧嚣尘杂之地一定不能用来治学呢？应当知道，不勤于学习，即使住在山中窗下的偏僻书馆里，只有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如果自己甘于懒惰怠慢，也同样一无所成。居住有固定的职业，课业有固定的期限；每一次课业都有每一次课业的功效，每一天都必须求得每天的进益。有志于求取进步，难道能被那些发奋的人限制吗？第一，经学应当贯通。没有源头的积水，早晨充满，晚上就干涸；木槿花很快盛开，早晨鲜艳，晚上就凋萎。文章如果不以六经为根本，最终就是没有根基的学问。韩愈说：“文章难道不珍贵吗？经书的训诫才是培育学问的根基。”这话确实正确。古人早晨读书百篇，晚年仍然学习《易经》，连串竹简的皮绳都磨断了三次；圣贤尚且这样勤苦，我们是什么人，怎么敢希望轻易获得呢？如今乡试、会试的两场考试中，第二场专门采用经义文章；岁试、科试两种考试中，次一场也采用经文。读书人从童年起学习，长大后讲习贯通，本来应当一定有所收获。可是有的人一拿起笔学习制义，便号称已经成材，把经书束之高阁，不再温习；拘泥于所治的本经来应试，甚至连本经也不明白，只能依据题目拟作文章；连题目也不熟悉，还要依靠询问别人。回想幼年读过的书，难道果真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吗？这就好比衣服里的珍珠不知道取出来，却向路人乞讨浆水。六经如烟海，即使说要贯通，也确实有到老都不能穷尽其学问的人，而且也没有刘杳、沈约那样的记忆力；即使说要全部读完，恐怕也很难做到像张端公那样记载四柜书、背诵《仪礼》的人，这样的人大概也很少。令人奇怪的是，有些子弟明明只有记忆力，却不让他们读经；幼年已经读过的经书，长大后反而废弃不学，更不用说精深义理还没有窥见，即便字词训诂和句子解释恐怕也没有时间顾及。难道古人今人的资质必定不能相及吗？如果能够多读汉、唐、宋、元、明诸儒的著作，见识一定会广博，义理一定会明白；即使不能把经书的文辞全部记住，也不能完全领会它的旨趣，但对于经书的纲领条目，必定会有清楚而不差错的认识。郑康成家中，连婢女也能谈论《诗经》；伏胜家中，女子也能传授经文句读。他们受到熏陶感染尚且如此，有志于经学的人又何必害怕而不去学习呢？第一，古学应当讲习。古赋是古诗的流派，律诗是八股文的祖先。自从把制义作为制科考试的文章，古学便被分成两条道路。前二十年间，询问乡里的庸俗儒生，古学之道大多无人讲习；有的人直到老年还不知道叶韵，甚至把诗、古文视为制义的祸害，告诫子弟不要学习，担心荒废科举功业，以致年轻英俊的人一半沉没在陈腐熟烂的讲章、平庸腐朽的时文中，胸中空空，眼界狭小；他们感叹班固没有留下传记，惊骇杜陵几乎该杀，以至于贻笑于方家，这也是教人的过错。韩愈说：“人如果不通晓古今，就像穿着衣冠的牛马。”苏轼说：“儿童拍手笑什么？笑那些腹中空空却谈论诗书的人。”韩愈、苏轼两位先生都把学问少的人看作不像人。如今的读书人，把自己同农、工、商、贾区别开来，俨然成为读书人，试想经书之外，汉、魏、六朝、唐、宋、元、明的书何止数百种；制义之外，诗、赋、歌、词、序、记、传、铭、诏、诰、疏、引、启、发之类何止数十种。平心静气地摸摸自己的胸腹，究竟读过哪些书，擅长哪一种，只怕都可以大略数清。

译古人称说博览群书、无所不读，才算通晓经学的儒者；如今却拿着篇幅短小的书册，想靠这些书完成“读书”的名声，终其一生如此对待自己，难道不是太轻视自己了吗？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追回，未来还可以奋发。陈伯玉十七八岁时还不知道读书，后来却专心研究经籍，无不广泛阅览；皇甫士安二十岁时不喜好学习，后来便席地受教，博览通晓各种典籍。后生可畏，如果真能洗涤心腹、惊醒旧梦，我哪里能够测量他们将来的成就呢？幸好不要把我的话看作空谈，请立即拿起笔来从事学习即可。第一，时文应当写得精工。抛开阶梯却想求得上升，断绝汲水的绳子却想求得水，很少能够成功，劳累了却没有功效。时文是士子取得仕进的阶梯，舍弃它而求得伸展，也正是这样。唐宋时期的文章已经很古了，然而在当时，韩愈还认为“有志于古道的人很少”，那么唐代的时文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宋代穆修、柳开开始倡导古文，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继而推行；除了这几位先生之外，其他人写的仍是时文，这一点也可以知道了。明代用帖括取士，时文于是有了专门的名称，士人怀有才华、希望向知己求得施展，谁不是通过这条途径呢？所谓时文，大体上只要能迎合世俗、不被当时所排斥，就算写得好了。高明与深沉各有所长，浓厚、淡雅、清峭、奇崛不拘一格；大的可以像碧海中的鲸鱼，小的可以像兰苕间的翡翠；有时如李白、桃红，漫山遍野都是春日的美丽；有时如寒梅、瘦竹，冰冻山岭呈现冬日的枯寂；野鸭的脖子短，仙鹤的脖子长，万物各有适合自己的形态；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各有应时的宜适。如果像胶柱鼓瑟、刻舟求剑那样拘泥，怎么能够兼收并蓄呢？断然不可以。不过写文章也有方法，那就是讲究理和气。参考书中的义理，审察文章的脉络，然后顺着它的节奏和层次推进，用心思运转，以宏伟的辞藻铺陈；既有学问、有笔力，又有感情、有文采，自然投向哪里都能得心应手。胸中已有完整的构思，眼中不再看见完整的牛体，能够把悬挂的虱子看成车轮，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很少有不能贯通的了。虽然如此，却又很难：腹中学问浅薄，辞藻就不能运用自如；笔力困窘，意旨就不能充分表达。像孟郊、贾岛那样寒瘦的诗风，未免太过枯槁；像脑满肠肥那样的文章，未免过于肥腻。粗疏，就会像弩张剑拔；杂乱，就会像蝉鸣蛙叫；怪诞，就会像牛鬼蛇神；妄诞，就会像彼骖卉犬，牵强附会而不合义理。推究它的根本，总不外乎读书和养气。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著作，没有哪一种义理没有阐明；王守仁、唐顺之、归有光、胡应麟的文章法度，没有哪一种是不好的。文章应当端正整饬，兼有绮丽华美，再达到高超奇杰，这样才算美。这些说法，我虽然有志向却还没有完全做到，愿意和诸位学生共同勉励。王文清：《读书法》九则 清朝乾隆年间 ——读书要专心。要把身体收在书房里，把心收在胸中，这就是所谓专心致志。——读书要简约。用心过度，精神就会疲惫而不能持久。朱子所说的，若本来要同时看两件，就先看一件；若本来要读四百字，就先读二百字，可见贪多是不可取的。——读书要达到极其熟练的程度。熟了，书中的内容就能和我的心相融合；即使已经读过的内容冷得像冰，尚未读过的内容热得像火，也还要把冷的重新读一遍。——读书要立定志向。誓愿必须坚定，眼界必须宏大，气量必须宽广，不可只作小小收场、草草了事的打算。——读书要真正看懂书。得到理解，必须从圣贤赤诚的内心中领会真实的脉络；又要从有文字的地方悟到无文字的地方；还要从博杂之中说出简约，或者从一章中找出一句，从一句中找出一个字。这样才能找到可以承当分量的地方，才真正有把握。——读书要保养精神。一切损害身心的事情，都要用力彻底清除，以全部精神投入读书，必定会势如破竹。——读书最重要的是穷究经书。六经是没有底的海，其中奇妙的文章和精深的义理，每天探求都会不断出现，变化万端而没有穷尽。求学的人应当把它作为水源和树根，不可因为困难就畏惧。——读书要看《史鉴》。纵览上下千古，既可以发表自己的议论，也可以增长经世济民的才干。——读书要使下笔不流于庸俗。董思伯所说的，就是不能废弃文辞，却也不能使用陈腐的文辞；不能违背义理，却也不能只谈浮浅的义理；不能脱离文章体格，却也不能建立卑琐的格调。以上各条，都是先贤和前辈传下来的，王文清约略摘录于此，以便与志同道合者共同遵行。●濂溪书院 位于永明（今江永）。原名宗元书院。明代嘉靖年间建在三元宫左侧，祭祀周敦颐。清康熙十四年，知县侯绶重建，改名为“濂溪”。康熙二十二年，教谕徐尊显修缮书院，订立学规条文，并设置藏书，捐置田亩。康熙四十八年，订立《田租条议章程》，设置总理、经管等职务管理书院产业。嘉庆二十二年，知县杨耀曾重修。光绪十七年、二十六年，两次增加学田。本县周兆龙、王明良、方正、周绍仪等人曾任山长。清末废止。留有《濂溪书院惠政录》。徐尊显：《濂溪书院学规》清康熙二十二年 读书是美好的事情。在书院学习，有老师和同学同处一堂，又是最大的快乐。但大家共同居住而没有制度约束，偏邪之事就容易发生。我有幸担任永明县学的负责人，为诸位学生谋求安全已经数年，又详细请示各位上级官员，得到批准，于是制定了固定的规章。如今在入学之初，冒昧重申规约十六条，大家共同遵守。唉，圣人与凡人的转变关头，创始并非容易。我虽然有愧于司铎的职责，而诸位学生应当认识到其中的艰难，努力吧。现列如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作文必须置身题目之外，才能在题目之中自由驰骋；义理归于平正，法则本于前代先民，这就是文章的固定体制。至于部里颁布的条约、学宪对学政的申饬，文章体式都已经明确，诸位学生自然应当讲习。不过，奇与正、圆与满各有不同，个人笔法也各不相同；如果推而广之而都能合乎类别，奇而不违背义理，正而不流于庸常，圆而不涉于油滑，满而不流于肤浅冗杂，在文质之间有所损益，斟酌时势而运用，那么就是可以荣耀当世的文章了。——书院拨置藏书二十三部，原本是供在院学习的人参考的。虽然已经详细请示学宪，并由学宪申饬立碑加以禁止和保护，但有人任意污损，有人借出书院而导致残缺、散失，最后如同断简残篇。从今以后，在院学生每人负责管理一个月，按次交接；如果有遗失，除了责令赔偿，还要送到学校加以惩戒。——士人贵在树立品行，与普通百姓不同，所谓没有固定产业却要有坚定的操守。行为检点本来就应当如此；如果已经登记在书院名册中，却仍在乡村间放荡游荡，出入官府，行为毫无顾忌，在院学生就击鼓把他逐出。——书院是藏身修业的地方，怎么可以混杂匪类，以致引起舆论议论？从今以后，有赌博下棋、喧哗呼喊、饮酒吵闹的人，在院学生就击鼓把他逐出。

译——诸位学生如果有家中的事务、庆贺或吊丧之事，不得已要外出，一天、两天都必须预先向同学说明；超过期限，每次罚油一斤，置于濂溪先贤牌位前。如果倔强不服，就应当立即按抗拒学校来惩戒。倘若彼此互相包庇，就是在同一堂中结党为匪了。要引以为戒。——书院拨置供膳用的田地，粮额为九石三斗五升三合九勺六杪；额定租粮为五百零八石五斗。正饷在每年收租时扣存到一处，等到第二年开始征收时即行缴纳，然后把剩余租粮共同支用。同学之间有往来时，或者留下一顿饭、住一夜，只可随意简便招待，不得同时供应荤菜和酒，也不得长久停留寄居，以免耗费公家储备。至于书院卖酒，更是破费并滋生事端，永远禁止。——每年各处的公租都有规定数额，庄稼尚未成熟时，由在院学生中选三四名熟悉事务的人称量收取，不得多收，扰害佃户。如果称量收取时有少收或多收等弊端，在院学生就击鼓把他逐出。——每天早晨在濂溪先贤牌位前焚香一炷，作长揖后退下，轮流值班行礼。——每天的茶饭，每人定米八合，按规定数额平均管理、发放，不得有多有少、彼此不同，以免扰乱常规。——每天吃饭只以蔬菜为主，或者十天供应一次肉或鱼。太频繁就浪费，太稀少又使人困苦。儒门生活清淡，诸位学生要勉励自己。——书院公家雇用役夫一名，负责洒扫、开门关门、柴薪供水和厨房炊事，只能勉强周全各项事务，工钱用公租支付。——书院设置两本循环登记簿：一本登记每年收支总数，一本登记日常收支细数。总数在陈年禾粮即将用完之日，由大家共同彻底算清，详细列出一张清单张贴在公堂，表示没有私弊。细数由每名学生各管理五日，到每月三十日也一同算清，以谨慎防止浮费。如果把公款任意挪用或滥用而不节制，在院学生就击鼓把他逐出。——书院是公家的场所，拨置其中的器物就是公物；如果彼此都不加爱惜，假如书院一旦废弃，公租又该如何安置？从今以后，一件器物将要损坏，就议定用公租更新；一间屋子漏水、一堵墙将要倒塌，就议定用公租修葺，并且每年修补一次，这样更换修理就容易办成，这是守成的第一要务。（此处缺少一条。）康熙二十二年□月。●澧阳书院 位于澧州（今湖南澧县）。原名范文正公读书堂，用来纪念曾经居住在澧州安乡读书的范仲淹。宋宝庆二年，常平使董与几改名为溪东书院，设有大门、讲堂、通经楼、文正公祠和四斋等，召集所属四县的士子到这里学习。元、明两代办学没有中断，明代正德年间又称为文正书院。明末废止。清乾隆五十二年，守道臧荣青等人重建，改名为澧阳书院，建有若干房舍，收取若干石田租供给膏火。此后办学没有中断，培养成就的人才很多。光绪后期，维新风气日渐兴起，当时宁乡人李瀚昌主持书院，思想略显保守；只是他教导学生收放心、面对重大节义、平定重大困难，不失君子的风范。光绪二十八年，书院改为中学堂，第二年改办为小学堂。民国时期改为澧县县立中学。李瀚昌：《澧阳书院学约》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① 汉学与宋学相互争论，导致圣人之学荒芜；经书解释越来越繁多，反而使诵读被废弃。前代的人哪里料到会有这种情况，而如今竟到了这种地步。起初，我从乡里的先生那里听说，四书五经必须反复背诵，子弟中聪颖的，集注总是要通读全书；即使注疏还没有完全研求，对于王氏《汇参》一书也没有不详细讨论、精确研究的，能够掌握其中的要领，所以那时文章华美而不浮薄，士气淳厚。如今却不是这样，把争强斗胜当作本领，把抄袭拼凑当作博学，夸耀新奇、争斗技巧，以炫耀考官、树立名声为目的；到最后合上书茫然无知，即使《论语》《孟子》也不能记忆，只依仗有西洋石印本罢了。人的精力能有多少呢？道理并不远离人，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就是了。本朝以经义取士，难道只是崇尚文章吗？也是希望他们反复推求圣贤的话，有所感悟而奋发起来。果真能在身心、性命、日常生活、伦理纲常方面反复探求其中的是非，又调和驯服自己的气质，把它发为和平中正的文章，那么切合自身的学问没有比这更切合的了；古文、时文又有什么区别呢？五经四书，讲的就是圣人的这颗心。圣人的心，就是我们人的心。圣人用千言万语解释这颗心，而我们却一定要到这颗心之外去寻求千言万语的解释，那就只会日益显得支离破碎、乖谬驳杂而已。求学者的毛病有万般不同，只要确实切中我的病症，用毛、郑的学说来医治可以，用程、朱的学说可以，用陆、王的学说也可以；如果只是拾取它们的糟粕，对身心没有一点补益，那么即使博览群书，也不过是一只装书的书篓罢了。心的神明出入没有固定时间，要用居业来收摄它，心才不会放纵。程子说：“我写字的时候非常恭敬。”又说：“记得这么多，可以说是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这样看来，古人求学，都是为了收回放纵的心罢了。百姓劳作就会思考，思考就会生出善心；安逸就会放纵，放纵就会忘记善。忘记善，恶心就会产生。因此，求学的人一刻也不能没有功课；没有功课，外界诱惑就会到来，怎么能不害怕呢？澧州是屈原、宋玉游览眺望的地方，子弟秀美而有文采。我惭愧地主持书院，战战兢兢，只害怕误人子弟，谨慎地记述早年从师友那里听到的话，考察前代训诫，体察幽微之处，汇集成这些条约，彼此相互劝勉。我本来知道自己昏昧不足以给人示范，只因感念诸位学生的友爱，才冒昧借附切磋琢磨的情谊，希望得到相互促进的益处。古人有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方法。宋代陈烈苦于记性不好，静坐一百天，后来过目不忘。这种方法遵循朱子《调息箴》、高忠宪《静坐说》、李二曲《学髓》，最没有弊端。如果不能静坐，那么就只能严格制定课程，使自己没有空闲时间。这样或许心有所系，就不会让放纵、偏邪、奸邪和奢侈之念有机会进入。每天除了万不得已的事情，只能勉强应付；其余事情一概不要迈出书院一步。董仲舒眼睛不看园圃，管幼安坐着竟把坐榻磨穿，他们的静专达到如此程度，所以能够成为大儒。克制自己的功夫，必须从克制酒、色、财、气开始。前代正人说过，真正知道某件事令人愤怒，就一定要惩治；真正知道某种欲望不正，就一定要遏止。在这件事上，形势如同火烧毛发，要使一切邪念都没有立足之处；必须在念头刚起时坚定忍耐的力量，一刀斩断，不要让它萌芽。至于摴蒲、六博之类的游戏，嫖娼、优伶和亲近邪僻之人的游乐，以刀笔之术伤害别人，聚集党徒扰乱考试，捏造白帖，非议时政，把持官府，欺压平民，这些都会丧失道德、败坏名声，危及自身并连累亲人，难道不可以戒除吗？

译《四书反身录》中的话句句切合自身，最适合反复体会。熟读之后，就能看见本性本体而明白义理；由此考察濂溪、洛学、关学、闽学、金溪、姚江各家的学说，以及汉唐以来诸儒对经书的解释，谁对谁错，心中自然有衡量的标准。正确的就遵从，错误的就舍弃；不能切合自身的，就暂且放下。例如《大学》“齐家”一章，郑氏解释为“譬”，朱氏解释为“僻”，遵循这两种义理，都可以用来齐家。《诗》中“斯干”一篇没有相同之处；郑氏解释为不要互相诟病，程氏解释为不要互相仿效，朱氏解释为不要互相谋算，遵循这三种义理，都可以用来使兄弟和睦。我只取其中切合自身而有益的内容罢了，不可先入为主、排斥异己，喋喋不休地争辩，反而毁坏自己的心体。因为心的本体是虚明、寂静、安定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争辩不止，就是巧言而少有仁德，不可不明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篇〕 读书一定要掌握其中的要旨。例如《论语》谈仁，关键在忠恕；《大学》谈明德，关键在知止而后有定；《中庸》谈诚，关键在喜怒哀乐尚未发出之时；《孟子》谈仁义，关键在于人的好恶与别人相近。这些都是圣学中点明要害的地方，旨意是相同的。圣人只是先获得了我们心中共同认同的东西罢了。义理明白，内心安定，自然就会富贵不能使他淫荡，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明代薛氏、王氏阐明心学，所以明代后期的节义之士虽然经历宦官的屠戮，气节却没有衰退；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内心安定罢了。汉末党锢之祸大略与明代相同，当时不肯在曹氏朝廷上拜舞的人又有几个呢？读书一定要融会贯通，以求实际应用。圣人的话，说到彼处可以贯通此处，说到此处可以包括彼处；如果不知道按照事理的比例来取法，那么《大学》“平天下”一章就不能用于治理家国，《中庸》的九经也不能用于治家。汉代儒生精通一经，就可以裁决重大的疑难、判断重大的案件。如今劝善戒恶归给佛教和道教，审理判决归给刑名之学，经书几乎没有可以应用的地方；一两个由科举出身的官吏，有时反而不如从其他途径进身的人通达事务、处理自如，这难道不是读书拘泥滞塞的过错吗？《资治通鉴》不可不读。世道时运的盛衰，贤才的增减，人情的欺诈虚伪，世途的艰险，都可以从这里看见，而且还可以振作志气。人的处境有穷困也有通达，关键只在求得自立。不能自立，即使出入将相之列，也只是留下笑柄罢了。读史必须随手札记，不可拘泥于前人的论断，也不可故意立意与前人争难。如果要通读全部史书，必须阅读刘知几的《史通》，它最能增长见识。想要通晓时务，应当阅读《经世文编》。左文襄一生所得的助力全在于此。其他如会典、律例、星算、舆地等书，也都有益于实际应用，有空闲时应当赶快寻求研究。即使是世俗小说，其中写得好的，也足以考察民间隐情、领悟军事谋略。所以善于学习的人，没有什么地方不是学习的材料。时文一定要追求真实恳切。圣贤所说的，不外乎治理之道、心术、伦理纲常三方面；如果确实围绕这些内容切实发挥，用来检验自己的内心，就会发现许多隐微而感到惭愧的地方；流传给世人，也会有许多能够打动人心的话，不能说没有补益。如果专门玩弄机巧、怪异、华丽，那确实就没有用了。试帖诗、试赋也必须不失和平恭敬才好；不和平，音节就会乖戾；不恭敬，体制法度就会松弛。写字也是这样，均匀、整齐、方正，才可以合乎规范。然而，不读程朱的书，义理就不精深；不读汉魏唐宋的文章，气势就不厚重；不读唐律、不临摹古人的碑刻法帖，诗和字都会流于俗态。诸位学生中间有的忽略平仄，有的错乱字形，文字学、韵学应当赶快详细研究。关于学问，惜抱姚氏把它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类，这是枝节分列的说法。所谓考据，就是依据义理来考察典章文物，并且一定要考察它是否符合义理；否则，考据又有什么意义呢？所谓词章，就是用来阐发义理的；否则，它和庸俗滥套的八股文有什么区别呢？周、秦、汉、魏诸子，他们论说义理大多精粹；唐宋诸大家，除韩、李、欧、曾以外，他们论说义理大多浮泛。国朝顾、阎、毛、戴诸位先生，虽然都追逐末流而忘记根本，但其中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只有依据义理来决定取舍，才大概不会成为狂妄浮泛的学说。所谓义理，就是此心虚明灵觉而不昏昧，并且人的好恶彼此相近，难道还有别的内容吗？艺文原本就是圣贤所不废弃的，八大家和两汉文章是学习艺文的阶梯，归有光、方苞的文章又是学习八大家的阶梯。选择其中一家来师法，不要越级，不要间断，循序渐进，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成就。古今体诗也是如此：作诗的方法必须包容各家之长，内心合于唯一正确的道理；既要有傲岸不群的气概，又要写出温柔敦厚的言辞；一定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才不失《诗经》风雅的宗旨。讲习学业必定要依靠朋友，才不至于悠悠然虚度光阴。子路喜欢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因此美好的名声无穷无尽。如今的人有了过错，就像护着疾病而忌讳看医生一样，听到有违逆自己心意的话，便立刻产生嫌隙，这是迷惑糊涂。朋友有过错，应当委婉曲折地开导，使他受到感动而不产生怒气，千万不可在人多的场合当面加以诋毁，刺激得他作恶。所以，凡是揭发别人的短处、攻击揭露别人的隐私，都不是劝人向善的办法。至于日常交往中的细小事情，应当让着别人，不要让别人让着我；应当宽容别人，不要让别人宽容我；可以自己吃亏，不要让别人替我吃亏；可以接受别人愚弄，不要让别人受我的愚弄。不可说戏谑的话、做戏谑的动作，不可因酒食而邀索追逐；交游最应当谨慎选择，言语最应当谨慎。俗语说：想做一个好人，必须寻找好朋友；人生败坏家业、丧失自身，言语造成的原因占了十分之八。一定要谨慎啊！习俗会改变人，其中以奢侈最为严重。雕饰梁柱、彩画栋宇，穿丝鞋、拖绣履，这些与人的轻重本来没有关系，只会使自己接近昏昧懒惰罢了。年轻人不以学问不如别人为耻，却只以衣服鞋履不如别人为耻。近来城镇尤其崇尚脆弱艳丽的装饰，一件衣服的装饰，奇异怪诞、变化百出，真可以说是服饰上的妖异。青黑、深赤、红、紫等颜色，君子不取；服饰穿得不合礼制，也是自身的灾祸。诸位生员要引以为戒。但也不可把自己束缚得痛苦不堪，故意装成道学先生的模样，歪戴帽子、拖着鞋，说这是名士派头。

译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这条道路，即使孔子、孟子生在今天，也不会废弃它。然而能不能得到功名，只能说有命。命中不应当得到，即使从早到晚乞求怜悯，又有什么用呢？人情往往苦于看不透这一点，奔走得像发狂一样，胡乱寻找门路，献身求进的巧计无所不用；侥幸得到了，立身处世已经败坏，万事也随之瓦解，何况求取而没有得到，岂不是白白做了小人吗？从前萧山汤文端在乾隆甲寅年赴乡试，他的学师暗中把关节托付给他，说这是监临传达主考官的意思。汤文端拒绝了。发榜后，他竟然考中了乡试第一名。入内拜见主考官，主考官说：“和相国嘱托过你。”汤文端惊愕地说：“学生从来没有和和相国有旧交。”座师说：“你的父亲曾经救过一个穷途末路的父女二人，如今那个女儿进了和相国府，成为专房受宠的妾，所以有这番嘱托。”汤文端听后，竟然没有参加礼部会试。等到和相国败亡后，他才参加会试，考中进士，进入词垣，接连升迁至协揆。唉！由此可以知道什么叫命了。以上各条，虽然是浅显末节的议论，却也是收放心、使心志安定的重要方法。此心一旦安定，扩充它，便可以面对重大节操、平定重大困难；约束它，也仍不失为品德敦厚、努力修行的儒者。即使刻鹄没有刻成，尚且可以类似鹜鸟。愿意和诸位生员互相勉励。广东省 端溪书院 在肇庆。明万历元年，佥事李材创建。后来成为岭西道署，又改为督标中军副将署。清康熙四十七年，两广总督赵宏灿重新创建书院，取名“天章”，作为总督考课士子的场所，选招两广的士子到其中学习。前面是讲堂，讲堂上面是天章阁，又名后掞天阁。中间是宣教堂间，堂后偏东是莲池，池后是近光亭，东西两侧是斋舍。雍正十一年，总督郝玉麟修葺书院，奉旨拨发帑银交给商人取息，以供生徒的膏火费用，随后改名“端溪”，定为省级书院。十七年，院长全祖望订立学约规则。二十二年，知府吴绳年购买民房和土地，增建后楼房间，用来奉祀先贤。嘉庆四年，冯敏昌掌教时又订立了讲正学、敦品行、辨义利、习礼文、背五经、疏书理、观史事、正文体、究诗赋、工书艺、兼诸学、通训诂、立课程、勉应课、少出入、戒非事等学规条目。十四年，院长刘朴石又订立了务敦品、正文体、究诗赋、工书艺、兼诸学、通训诂、立课程、勉应课、少出入、戒非事等学规条目。十四年，院长刘朴石又订立了务敦品、正文体、崇风雅、闲出入、杜抄袭、严扃试等学规条目。二十年，总督蒋攸铦修葺；二十三年，总督阮元修葺。道光三年，粮道夏修恕；十二年，知府珠尔杭阿；二十六年，肇罗道署赵长龄率属下先后捐资修缮。咸丰四年，书院遭战火毁坏，图书典籍全部荡然无存。五年，知府郭汝诚修复。光绪十三年，总督张之洞重修，院长梁鼎芬将大堂匾额题为“广德堂”，把掞天阁下的讲堂题为“教忠堂”，将尊经阁改为景贤阁，阁下设全祖望（谢山）祠，祠堂东面为更衣所，西面为祭器所。东西斋舍、监院、书库的房间，规模宏大。梁鼎芬又修订《端溪书院章程》。院内收藏经、史、子、集、典志、类书等共【缺字】部、【缺字】册，住院生徒可以借阅，住在院外的人准许到院内翻阅。又设刻书局，用每年余下的款项刊刻《端溪丛书》【缺字】种。自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设置广雅书院以后，端溪书院不再招收广西学生，地位下降。三十一年，改为肇庆府中学堂。全祖望：《端溪书院讲堂条约》清乾隆十七年 ——正逐渐形成书院与学校相互表里、彼此促进的局面：学校兴盛，书院也随之兴盛；书院衰落，学校也随之衰落。宋、明以来，历来的情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今圣明天子大力推行教化、培养人才，宪府大臣实际负责宣布施行，修葺讲堂，聚集图书典籍，以成就文明兴盛的局面。粤中地处峤南（峤南：峤，就是山岭。峤南就是岭南。），距离京师不远五千里，聘请掌教来主持这里的事务，对诸位生员寄予的期望很重，本来就不仅仅是学习一点章句之学、博取一个科举功名而已。况且这里从前哲张文献、崔清敏以来，杰出的儒者时常出现。白沙、才伯、南川、甘泉、弼唐、中离、曙台诸位先生，学术传统延续遥远，父子世传的事业不断（弓裘：又作弓治。《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后用弓袭、弓冶比喻父子世传的事业。此处指岭南代代有人才出现。）；而邱文庄、梁文康、海忠介、陈文忠又都凭借功业和风骨节操出现，来辅佐这一传统。诸位生员虽然未必马上就足以谈论这些，但难道没有资质在中等以上、能够寻求失传已久的学术传统、苦于没有途径提出疑问的人吗？掌教愿意进一步为他们讲说。——勉励课程：院中藏书不少于万卷，虽然没有秘藏的书册，但实际上都是诸位生员如布帛、粮食一样不可缺少的需要；如果能通晓这些书，也就足够了。掌教当然不敢轻慢诸位生员，但料想近来士人的习气沉溺于帖括之学，未必会留心于此。学问难道只在帖括吗？即使只谈帖括，也不是不需要把书读好。诸位生员即使不能马上读完《十三经注疏》《通志堂九经解》，那么《五经四书大全》是否曾经熟读反复温习过？即使不能马上阅览《二十三史》，那么《资治通鉴纲目》《文献通考》是否曾经详细看过？即使不能遍览诸位儒者的语录、讲义，那么《性理大全》是否曾经认真研究过？从今以后，希望诸位生员分组确定课程，每天都有章程；有疑难之处，就写在笺纸上来提问。每个人各自设置一本考课册，把所学内容填写在其中。掌教每五天登堂一次，有时批阅试卷，有时重新讲解；这样一定能够启发心智，汇集古今知识，从此更上一层。把这些书全部读完，就不只是以帖括之士终身，也一定不会成为寻常庸劣的帖括之士。掌教应当等到诸位生员无论提出大的问题还是小的问题，都来予以回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升〕

译——学习词章：功令以帖括取士，诸位生员急切地致力于此，也是形势使然。然而功令并没有专门任用帖括，第二场的表用来考察骈体文，论用来考察散体文，判用来考察关于律令的学问，第三场的策用来考察对时务的见解。进一步入翰林，还要通过馆课中的诗赋来考察韵文。能够做到这些，也就足够了。诸位生员如果能按照掌教所说，通晓经史和性理之学，那么对于表、论、判、策，就已经不难了。然而行文的体裁，或许还没有熟练，仍然不超出帖括家的格局来应试，这也不对。因此八大家文集和朱子文集不可不读，也必须时时练习。掌教应当分别删裁其中体裁不合的、文辞语气驳杂的部分，使文章融合各家典雅之处而归于醇正，这正是对诸位生员寄予的厚望。诗赋方面，粤中自有嫡传，自张文献公以来，世代都有这样的人才；近来的南园五先生、广州三家，也都是震惊一代的才子。按照过去的惯例，院中每次考课只有帖括。如今掌教增加古学一试，各自设置策问、诗赋、表论等题目，诸位生员中有能力者可以各自报名参加考试，不必要求样样完备，也不强迫别人去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掌教应当自己捐出笔资，作为奖励的补助。——戒除习气：士子束身自持、敦厚品行，没有不遵守礼教却能够成就立身事业的。泰山、安定二位先儒早已有办法。过去听说院中的考课考试有很多陋习：考试作文时不在公堂列坐，而各自回到自己的斋舍，这正是抄袭等弊端产生的原因。而且白天考试不完，接着又考到夜里，甚至更漏已经过了午夜，逐渐沿袭成风，以致督学使者考试时有所降级黜退，成为掌教的大耻辱，甚至拖延到第二天才交卷，这难道不是荒唐骄慢的一大表现吗？掌教过去主持浙江蕺山书院时，曾经极力禁止这种做法，不许发给蜡烛。现在考虑到诸位生员因循已久，姑且稍微放宽：每次考试从未牌时就登堂，亲自监收试卷，允许诸位生员考试到上更为止。到了上更，掌教立即退堂；超过这个时间交卷的，一概不阅；三次违反规定，就移送公文，斥逐出讲堂。此前已经三令五申，诸位生员不要怨恨。诸位生员请假、销假，自有册籍登记。至于每天不免有出入，掌教也不是不近人情地阻拦，但都必须禀告，不得任凭个人情意随意出入，这也是礼教的一项体现。至于掌教来此任职，是由宪府供给资费的。诸位生员出于师生情谊，偶尔送些时物，掌教并非不知道其中的雅意；然而人心不古，众人的议论容易滋生，绛帐、青毡不可以接受藏垢纳污之类的非议，因此赶紧下令禁止，千万不要过分多情。诸位生员只要能够奋力从流俗中拔脱出来，不做庸俗之人，而做端正之人；不学习世俗之学，而学习正学。将来在书院名册中留下姓名，足以成为掌教的光荣，掌教就已经承蒙诸位生员的恩赐了，更不需要其他东西。至于诸位生员聚集相处、以友朋相互砥砺，是最令人高兴的事；应当亲近贤能的人，怜惜能力不足的人。要戒除浇薄刻薄，消除嫉妒，以虚心真诚相互交往，以古人的道义相互勉励，以远大的事业相互期许。这不只是掌教对诸位生员的厚望，也是宪府和牧伯诸公共同的心愿。倘若有人造谣生事，分门别类、结党营私，饮酒亲近邪佞，考试作文时请人代考、传递试卷，种种行为有失规矩，以致受到斥逐和谴责，诸位生员想来一定不会有这种事；但掌教不能不预先告诫。广雅书院 在广州。清光绪十三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合并考课两广诸生，在城西北五里源头乡创建。书院房舍有四进，东西斋舍各【缺字】间，东省学生住东斋，西省学生住西斋。每年招收粤、桂两省品学兼优的士子各百名，聘请“品行谨严”“学术雅正”的儒者担任主讲。书院重视实学，不教授制艺。设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门，诸生可以各自按照兴趣选择接近的门类来学习；各门都必须兼习词章，以资助著述。设院长【缺字】人，每日依次巡视斋舍，以察看诸生的勤惰；查阅日记簿，以考察诸生的功课；每月朔、望两日登堂讲书，以观察诸生的学识，诸生有拿着经书来请教学习的，都必须回答。设分校【缺字】人，分别讲授经学、史学、理学、文学。院长之下设置分校，实际上是书院近代化的标志。设东西监院【缺字】人，分别管理两省诸生，重大的书院事务仍共同商议办理，以求统一。诸生以自学为主，每人发给重要书籍数部，供其学习。设课程日记簿，各生按日注明所学内容；每月朔、望，随同院长到濂溪先生祠、岭学祠行礼后，齐集讲堂，各自把所学日记本呈给院长，听候询问。每月官课、斋课各一次。每次考试都从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门中出题，各生只考自己所学习的专业课题，限期交卷，不考制艺。东西两省各自列一榜，每榜前面的名次都有奖赏。肄业年限为【缺字】年，显然已经参考了西方学校“毕业”的制度。办学经费最初每年为银一万七千一百伍拾两，后来增加到三万七千七百两。藏书丰富，共有【缺字】万册。设掌书生【缺字】人，负责经管收藏，诸生可以借阅，但不得污损、遗失，也不得携出院外。设有广雅书局，刊印重要书籍、文献有【缺字】册卷，是广东各书院中刻书最多的书院。二十四年，增设西学堂，传播历算、船炮等近代科学知识，成为晚清一个重要的教育与学术中心。二十八年，改为两广大学堂。第二年改为高等学堂，三十二年起只招收广东学生，改名为广东高等学堂。【缺字】年废除高等学制，改为中学，先名为省立第一中学，后来改名为广雅中学，办学至今。张之洞：《广雅书院学规》清光绪十五年十月 （一）定居。肄业的诸位生员都必须住在书院，不住院的，不得领取膏火。东省（东省：广东的省称。下文西省则为广西的省称。）住东斋，西省住西斋，由监院指定并登记入簿，不得东西两省混杂居住，也不得任意搬迁。（一）尊师。入院的人都必须拜见院长，谨慎遵守规矩，虚心请教。（束脩作为礼物以备礼数；来院的都是贫寒士子，束脩以一百钱为标准。）

译（一）分校（分校：书院教职名称之一。清末书院改革课程，实行分科教学，一些书院在山长之下再设置这一职务，负责某一专门课程的讲授与考卷批阅。）。设置分校四人，分别负责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分门讲授，以代替院长的劳作。各衙门的官课，仿照学海堂的办法，全部交由四位分校代为批阅，详细加以评点，分别拟定各门名次，仍送各衙门复核。共同确定名次后发榜。斋课也由四位分校批阅，各自拟定名次，送院长复阅，共同确定后发榜。官课、斋课中，分校原拟定的各门名次，依次复阅后，均不妨改动。（一）监察。设置东西监院二员，分别负责管理两省诸生；一切书院事务，仍由双方共同商议办理，以求统一。诸生必须听从两位监院的约束，不得 过分划分界限。（一）分斋。每一斋设十舍，设斋长一人，由院长选择品行老成、学业较优的人担任，并优厚发给膏火，以便分管各斋、稽察课程，执行院长的教法，互相传授；没有合适人选时暂缺。（一）恤远。东省外府以及西省各属，根据路程远近，增加发给盘费，按月平均发放。（一）给假。参加乡闱、岁科试以及遇有事故的，必须向监院说明，再由监院转报院长请假。乡试准假一月，岁科试路近的准假一月，路远的准假两月；本人有紧要事故的，准假一月至四月。假期内不扣膏火。（一）敦行。入院的各位生员，应当先修养品行再学习文章，务必检点身心，激发志气，磨炼品节，一概遵循礼法；在义理上务求有心得，在学问上务求能够致用，力戒浮华浅薄，归于笃实厚重；谦逊自抑，谨慎整饬，尽心接受教诲。由院长和监院随时考核，察看其品行是否修养整饬，分别予以劝勉或惩罚。（一）专业。各位生员各专攻一门，以求精通一经学（小学包括在其中）、一史学（《通鉴》、舆地包括在其中）、一理学（宋、元、明以及国朝各位大儒的文集、语录和历朝学案都包括在内，不仅是《性理》一书）、一经济（国朝掌故包括在其中）。这四门学问，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所长选择一门学习；各门都必须兼习词章，以帮助著述，也便于考核。子部书籍由各人自行涉猎，不必专门学习；如果才力超过常人，能够兼学数门，也听其自便，但不列入考核范围。（一）日记。各生员分别建立课程日记，按日把所学内容记在簿册上；诵读、学习、抄录的内容记明起止，解释、说论有所得就立即记下，以便院长按照所学内容考察勤惰。（一）习礼。春秋两季定期由院长率领各位生员到濂溪先生祠、岭学祠行祭礼；每月朔日、望日都必须随同院长到两祠行礼。礼毕，集合在讲堂，由众人整齐作揖向院长致敬。（一）考核。朔日、望日行礼以后，各人带上自己的课程日记簿，呈给院长，听候考核询问。（一）听讲。人数众多，必须分班讲授，才能使大家受益；至于如何分班以及讲课日期的疏密，由院长酌情决定。（一）课期。每月举行官课一次、斋课一次，官课在上旬，斋课在中旬。东西两斋各列一榜，每榜前七十名都有奖赏，奖赏按名次分等。每年从二月至十二月都有课程，官课、斋课共二十二课，遇到闰年增加课程。（一）课题。每次课程都从所学习的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门中出题考核，以分别考察各人的所学；交卷期限为三日，不必考作时文。（一）给书。各位生员每人都发给数部切要的书籍，用来帮助学习。（一）掌书。设掌书生二人，负责管理、收藏冠冕楼的书籍。生员领取阅读后归还，随时登记在簿册上。领取、阅读藏书的人，不得污损、遗失，也不得带出院外。（一）人役。每斋设斋夫二人，专门负责洒扫院舍、开关门户以及看管器具等一切杂物。（一）门禁。各位生员每天都必须早起；院门每天限定在更时上锁，生员不得夜间外出，责成监院切实稽查。（一）限制。院内不得留闲杂人员住宿；没有调取咨送来的生员，也不得擅自闯入。（一）院规。院内禁止赌博、酗酒、吸食洋烟。（一）守法。院内生员不得干预词讼、造谣、讥讪、滥交北匪、依仗人多滋事，也不得替别人充当枪手。（一）正习。院内生员不得倚仗他人而傲视别人，不得夸诞怪异，不得诋毁先儒，不得轻慢官师，不得嫉妒同学，不得结党同人、攻击异己，也不得嬉戏荒废、懒惰懈怠。以上三条如有不遵守，立即斥退出院。（一）附课。对于调取咨送而超过定额的人，到院面试；被录取的，准许作为附课生等待缺额，不领取常规膏火，有了名额就补入。（一）外课。没有经过调取咨送的人，也准许参加考试作为外课生，另列一榜，有奖赏但没有膏火。（一）杜弊。各位生员的膏火、奖赏和盘费，都发给银票；监院和科书不得扣减一分一厘。（一）学成。学习三年后进行甄别，以决定去留；学习没有进步的予以开除。张之洞：广雅书院续增学规十条 清光绪十五年 （一）各位生员应当长期住在院内，如果有虚应故事、敷衍应付的，立即停止发放膏火并取消名额。（一）生员请假，除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外，不得超过三个月；假期外不给膏火，超过假期六个月的开除。（一）生员在院学习期间，不得带着子弟一同听课，以免荒废功课、滋生事端。（一）官师考课时，如果遇到事务繁忙、无暇应课的情况，准许报明后不扣膏火；如果无故旷课一次，扣除半个月膏火，旷课达到三个月的开除。（一）各斋的书籍和器具本来都是公物，如果任意损坏，只由本人负责修理或赔偿。（一）生员请假日期较久的，应当把书籍交存到掌书处；斋长的书分别交存邻房，或者把钥匙交给斋夫保管，以便随时检查。（一）课题所需查阅的各类书籍，只准在书楼翻阅；看完后放回原处，以便众人阅览。需要记录的，由本人带笔墨抄出。（一）每次课程前，将优秀的试卷交给书办抄出张贴在堂上，原卷发还；张贴的试卷揭下后，收存起来以备刊刻。

译（一）古人入学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在书院学习，就以九年为限。学成出院时，该斋原来发给的书籍准许带出，以表示嘉惠。（一）分校有空缺时，由院长选择二三人，交给提调呈报制府审阅决定并聘用；先准许已经学成出院的人，随后轮到在院学习的人。海南省 ●玉阳书院 在文昌。明万历二十二年，知县贺沚、绅士林有鹗等人在县城北门外文昌阁右侧创建玉阳书院，作为会集文士、讲习课程的地方。书院置有田产，祭祀白沙先生陈献章。订有《会条》《体仁会约》，讲学把克己复礼作为第一要义，与大陆盛行的玉湛之学略有不同。后来因地震倒塌，林有鹗等曾经重修。清康熙二十六年，知县何斌在文昌阁设立义学，捐出俸禄聘请教师，教育本邑的儿童以及贫寒而有志于学习的人。康熙四十五年，本邑绅士云志高捐资把文昌阁迁建到城内西北角，又在阁前捐建义学。雍正九年，知县梁继世把义学改为书院，名为“至公”。嘉庆九年，迁建到城北县学旧址，改名“蔚文”。院舍前座为大门，中座为讲堂，后座为后堂，各有若干房间；下面各侧以二廊相连。后堂后面是尊经阁，讲堂两旁是厨房。田产陆续由捐拨而来，用作膏火、宾兴和修理的费用。光绪三十一年，改为高等小学堂。民国时期改为县立中学。《玉阳书院会条》明万历年间 制定这些会条，是因为相聚学习好比登山，必定有可以进入的路径；又好比走远路，必定有出发的方向。如果不指明路径、不指出方向，恐怕有人会因为无从下手而放弃登山远行，那么内心就不能安定。因此谨依据从前贤那里听到的道理，制定会条二十二条，大概是进入德行之门的路径和方向吧。舍弃这些不走，就等于无意登山远行；但即使按照这些去说登山、说舍止，也还不能算完全做到。然而迈步就是在登山，步步累积向上，就可以登上山顶；每一小步都是道路，不停地走下去，千里也能到达。如果一味希求捷径，说我还有别的道路可以进入，那我就不知道了。于是记录会条。——学习要以敬作为入门。登上这座讲堂，老师长辈在上面，良朋列坐两旁，必须端正容貌、收敛神情、严肃恭敬；同时观察内心、反省自己，克制平日一切浮躁虚妄的习气，默默体认我心本来的体性，这才是入门下手的实际功夫。——学习是为了什么？只是学习怎样做人罢了。人一定要成为圣贤，才可以算作真正成人；必须成就人的本性，才能在天地之间成就自己的地位，与天地并立为三。人的身躯不过六尺，心不过方寸，它与天地相比何其渺小，却说能与天地一样广大、成就地位而与天地并立，这怎么解释呢？这里所说的不是形体的身躯、血肉的心，而是人的本心。本心广大空虚而没有边际，充塞弥漫，包容六合之外，又遍布流贯于六合之内；它先于天地而没有开始，后于天地而没有终结，能够生出天、生出地、生出人，是万物的根本宗源。由此看来，天地与我一同产生，难道不正是与天地一样广大吗？这叫作重新看见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就是本心；看见天地的无心，便是认识到本心。能够看见这一点叫作见大，学习这一点叫作大学，完全实现这一点叫作大人，体现这一点叫作大体；所以希望成为圣贤、树立最高准则，与天地参合而弘扬教化，大概就在于此。——充满宇宙的，只有生生不息的生机。生机就是仁，仁就是人的本心。所以，把博爱说成仁，便滞留在有形的一面；把无生说成仁，又流于空无；只有把生机说成仁，才是不落于有、无而称为中。听老师说：生机发动以前，没有所谓未发；生机发动以后，也没有所谓已发。这种生机，使天地运行，使日月发光，使江河流动，使四时运行，使万物生长；鸢鸟飞翔、鱼跃水中，哪一样不是这种生机生生不息的表现呢？耳目所视听，手足所行动持取，心意所思念，血脉营卫所周流，哪一样不是这种生机生生不息的表现呢？默默体认它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道理，这才知道什么是仁。所谓认识，并不是拿这个去观察那个。把精神凝聚在至静至密之处，看见生机而不看见自己，连同这种看见也一并忘掉，浑然成为一个圆融清明的生机，这才叫默识。如果认识之心还没有忘掉、仍然执着于“自我”，就会成为自己的障碍，怎么能称为默识呢？所以说，精神神明在默默中成就，实在微妙啊。——还要反求自知。所谓自知，就是知道生机的意思。生机，是动的细微征兆，处在有无之间，尚未被看见、听见，却已经显现。圣人智慧明亮，在生机显现以前就能明察，常常处在至善之中，没有任何不善；颜子还有不善，却从来没有不知道的。正因为从来没有不知道，颜子最善于回到正处，所以说知几就是神明。孔子之所以纯粹地合于生机，是因为从来没有不知道；颜子之所以差不多接近生机，也是因为从来没有不知道。觉悟以后，心境广大清明，生机没有不能照见的；好比明亮的太阳高悬天空，寸许露水自然消失，炉中的一点雪，难道能够存在而不融化吗？所以，剥、复两卦所说的要紧功夫，没有比默默体认生机更重要的。白沙先生说：“达到有无的极处，达到动的极处，达到最切近处，便达到最神妙之境；从这里发生作用便无穷无尽，深藏到如渊泉一样，我能够把握生机，何必再去窥看古书。”这真是善于谈论生机啊！——《易·系辞》说：“成就本性而使它永存。”《孟子》说：“保存自己的心”，又说：“君子之所以不同于常人，是因为他能保存自己的心。”心，是我本来固有的东西，原本没有不存在的道理。说它要“存”，好像是说本来就有的东西，只要保存它使它不丧失罢了，并不是说要用力操持、把握它，也不是说要去探索、寻求它。保存而又不以为有所保存，任其自然；凡是说存、说养，都不是有意强作的功夫。不善于学习的人，弊病大多就在这里，因此不懂得心的本来道理。程明道先生说：“并不是另外有所保存，而是自然不忘；只是认识到这个本体，以诚敬保存它罢了，不必防备检点，也不必穷究搜索。”又说：“必定要有所作为，但从来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的用力。”这话的宗旨多么深刻啊！

译——仁者把天地万物看成一个整体，真正看见百姓都是同胞，没有一个人不在自己所爱之中；万物都是我与它们共同存在的，没有一物不在自己所爱之中。所以，彰明自己的明德，就是希望天下人都彰明自己的明德；自己希望立身通达，也就是希望人人都能立身通达，并不是强求彼此相同。仁人得到自己的本心，自然会与万物合为一体；亲爱亲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都是自己不能克制不做的事。如果把一层隔膜之外的事物视为胡人、越人般的异类，对亲人不亲爱，对百姓不仁爱，对万物不爱护，痛痒与自己无关，这叫作痿痹而不仁，难道不是大概已经丧失本心了吗？学习的人必须扩充心量，以自身去体察天下万物；有了这种胸襟和体量，才可以进于仁，真正用力实行仁，自然会有相应的分量。——程子所说的“以诚敬保存它”。诚敬的道理虽然是一致的，但各自的旨趣却有所归属。怎么能看出这一点呢？孔子在《易·系辞》论乾时说要防闲邪念、保存诚心，论诚时说要修饰言辞、树立诚意；论坤时则说要以敬使内心正直。周子的《太极图》开头就揭示诚是圣人的根本，而程门则把主敬作为下学的准则。诚是不刻意作为，敬却必须有所用心，所以诚属于乾道，克己复礼要靠它；敬属于坤道，主敬行恕要靠它，这就是诚与敬的区别。总而言之，有诚便有敬，有敬便有诚，二者都是仁。——以敬为主，是我们儒者稳妥可靠的家法。因为敬，心灵就会清明虚静，从而恢复我大公无私的本体；因为敬，内心就会明亮清楚，从而去除遮蔽我的各种累赘。它可以收束情感、恢复本性，可以收摄气息、安定身体，可以与众人相处、驾驭事物，可以应对事务、周全处理，可以居于上位、面对下属；无论家、国、天下，没有什么处置会不合宜；即使面对夷狄和患难，也没有什么会长期困扰而不能解决。从开始学习直到诚德圆满，始终都靠一个敬字贯通上下。刚开始学习时，免不了有执持戒惧的劳苦，但只要敬慎而不丧失，也不妨碍学习；时间久了就熟练，熟练后又能忘掉对敬的执着，便进入圣敬的境界了。尧舜那样的圣人尚且如此戒慎勤勉、笃实恭敬，天下太平盛大的境界也不过是从敬、信、笃实做起罢了，并不是在敬之外另有一条道路。因此，敬是圣学始终的关键，我们这些人应当牢牢记住并奉行。——所谓体仁，不是把四肢的“体”当作体，而是把六合之内外、生生不息的道理作为体；这是我的真实本体，天地万物没有什么能把它隔开。若有所隔开，只有自己；任凭私欲暗中滋长，却说“我的本体原本包容六合，我的本体原本生生不息”，这与说空话、说相轮之说有什么不同？仁不能据为己有；如果不能使仁成为自身所有，又怎能使它充实而发出光辉、达到极致呢？而且，内心根本的喜悦快乐必然明觉而不昏暗，直接照见自己私欲的根源。常常生长、不断变化，如同颜子有不善却从来没有不知道一样；所以把克己做到极尽，正是为了合于天德；把精微处做到极尽，正是为了达到广大。孔子具有上天所赋的才能，尚且要从下学做起而上达，所以说，有真正的修养然后才有真正的觉悟；克己复礼，确实是千古不变的正学。如果把这看作第二等的道理，还想超越它而登上更高境界，这种说法并非不高妙快捷；但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功夫，除了克己之外更没有从哪里认识端倪、把握关键。这就像登山却舍弃路径，渡到彼岸却不用舟筏。远离仁而谈道，只会成为空虚玄妙的见解，学习的人应当辨明这一点。——如今的学者大肆谈论觉悟，一说到修养，便说“这就是不通达本性的人”“这是拘泥的儒生”。那些选择表面行迹而奉行、沿着规矩而奔走，把持方寸之心，困守于见闻的人，确实有如今天所讥刺的那样。至于能够见过即改、克己之后再深入研究极深处的生机、以敬为主而谨慎独处的人，难道可以一概讥讽并全部废弃吗？已经觉悟却废弃这些，也就不能称为觉悟了。不过，当下必须做到体悟与修养合一：飞翔在九天之上却不觉得高，潜藏在九地之下却不觉得深，包容六合之外却不觉得远，谨慎于细微征兆之际却不觉得近。完全没有任何执着，哪里还有什么觉悟和修养？退藏于幽密之处，便是修养也是觉悟；这样看来，凡是把觉悟、修养分开说的都是片面的见解，专门谈觉悟、谈修养也都是多余的话，不说也可以。——天地之间五行相互生成、相互克制，有生成就有克制，只有克制之后才能生成；不克制就会妄自生成而没有节制。所谓克制，就是好像有所限制，使它不能任意生成。克己的功夫，正是克制妄念妄为。妄妄生成的东西不再生成，真实的生机就会常存常生，适时出现而恰好合宜。大圣大贤并非不合时宜地任意作为，而是随着时机学习实践；这就是不妄生的学问。所谓一息之间贯通万古的精神，就在这里。——求学首先要立志，诸位儒者的论述已经很详尽了。只是功名利禄的习气日益炽盛，关于性命的道理日益隐微；炽盛的习气会遮蔽人的聪慧本性，隐微的道理又难以向人讲说，所以便有非难并嘲笑它的人。否则，便是半信半疑，姑且跟着做、姑且听听；再不然，就是浮泛地羡慕美名，也没有卓然坚定、一定要实行的志向，这都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人生不过百年，富贵荣华能享受多久？即使功劳很大、名声显赫，身体也不能与之长久存在，那么所谓不朽又在哪里呢？古人说，最尊贵、最富有的东西，值得喜爱、值得追求；不凭爵位而尊贵，不凭官位而荣耀，不等到生前才存在，不随着死亡而消亡，难道是在欺骗我吗？况且圣贤忧虑的是道，而不忧虑贫穷。他们终身忙碌不安，难道是因为求富求名的智慧不如众人，故意这样忧愁忙乱，反而不如众人安逸享乐，于是最终成了众人聪明而圣贤愚钝吗？只要反过来想一想，就知道圣贤如此忙碌不安，一定是有所作为；那些被人非难、嘲笑的地方，正是圣贤所怜悯、所悲哀的。想到这里，志向就应当蓬勃兴起。罗近溪先生说：人若不从生死问题上起念，就不能决断，也不能真正立志。老师说：必须做到一切世间滋味——富贵、贫贱、毁誉、得失，乃至生死关头——都不足以动摇内心，然后这个志向才算真正立定。由此说来，凡是浮泛的仰慕、虚浮的骄傲和自我夸耀，都不是志向；必须通达生死的道理来确定这个志向，并且总要做到在生死关头也不动摇，才能决断地立定它。人谁不想成为豪杰大丈夫，怎么敢凭没有志向这一点，过分冤枉这样的人呢？

译——品行是道德的基础。没有行为端正的人，就不能同他共同求学。如今正是众位英才相互观摩、端正思想并自我反省的时候，试着看看平日的行为，果真能在内心完全做到谦逊吗？果真能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吗？果真能在被褥和影子面前也问心无愧吗？果真能做到“四知”（四知：东汉杨震任东莱太守时，下属昌邑县令王密夜里送来十金，并说“夜深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无人知晓？”于是坚决拒绝），不怕任何事情都可以当面对人说吗？在心神安静、意念澄定之中，一定会有独自觉察到真实情况的时候；感到不足，就更加努力；感到惭愧，就赶紧改正。一念觉悟，就是进入道的门径。这是明智的老师无法启发、良朋也来不及规劝的地方，而自我觉察是最真实的。这样一来，过错日益减少，善行日益增多，道德事业从此崇高起来，自己也会知道品格提高了。——如今求学的人，大多认为只要实行好事、仿效好人，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还要进一步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去做那些空虚遥远的事呢？唉，这样做是只追求表面而断绝根本。天下哪里有心意之外的事情？内心本身无形无为，而事情却由意念发动。意念刚开始萌动时不能察觉，只在事情上检查，即使所做的事全都很好，也只是矫饰和模仿；何况意念已经虚妄，事情怎么会不虚妄呢？所以齐桓公“一匡九合”（一匡九合：又作“九合一匡”。春秋时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成为霸主；后来用来指卓越的治国才能），难道不显赫吗？但在圣门看来仍感到羞愧，因为他没有诚意之学。这就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真诚与虚伪的分别，也是吉、凶、悔、吝的征兆已经显露于此。一项是吉，三项是凶、悔、吝，怎么能不谨慎呢？所谓谨慎，就是在事情还没有形成时谋划，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加以防备，也就是见到过错便知道不对的道理。——这里尤其要戒除浮泛的谈论和空洞的说法。一句话如果急躁妄说，就是不敬，所以说求学不在于多说话，只要默默静坐、澄清内心，体察认识天理即可。只要有一丝私意萌发，就应当自行收敛、退听内省。否则，任意逞说、夸耀辩才和博学，即使层层叠叠写成文章，也仍然是言语没有触及义理。因此，善于求学的人，念念不离真实；善于谈论学问的人，句句不离根本。——求学务必要尽量发挥人的本性。本性不容用言语完全说明，那么求学的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孔门曾希望少说话，而颜子整天不违背孔子的教导，正是因为没有什么话不是令人喜悦的。至于探求端绪却还没有得到，或者有所疑惑而不能解释，就不得不向老师朋友询问，在歧异曲折处辨析，直到得到归宿才停止，并不是凭自己臆造。若是牵引文字、援引义理，任凭自己的内心而固执成见，强行拼合比拟，揣测推度，不但没有益处，甚至可能造成伤害。大道并不在于沉默；用精神去领会它，便亲切；用言语去寻求它，便支离；用心体察它，便喜悦；用情感去追逐它，便昏暗迷乱。所以提问贵在切实，回答贵在简约。凡是议论中有不相合的地方，姑且留置，等待日后自己得到领会，不要强行在一时之间贯通，以免招来聚讼纷争的讥评。——凡是治理各种技艺，没有一样没有方法；掌握了方法，才能办成事情，难道修治内心却独独没有方法吗？如果一个人甘心让自己的本心不存，那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做的方法了；如果内心有所不甘，就应当孜孜不倦地在这方面用功。圣贤修心的方法都具备于六经之中，分析开来何止万端，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一种方法。掌握这一方法，循着它进入。等到真正进入以后，万种方法自然都归于一。求学本来就是简易的，不在于泛泛涉猎各种技巧。——在这个会集中，还要先除去妄想。求学的人刚坐下来静心，便开始胡思乱想，不是想事情就是想书，不想恶事又想善事，却不知道一旦执着于想念，就全都属于妄念；万念生起又灭去，遮蔽了本来空明的心。求学是为了建立真诚，真诚专一而没有妄念。用妄念的方法求真诚，就像向北走却驾着车往南一样。——人们多认为讲学会妨碍科举功业，却不知道讲学从来没有妨碍科举功业。讲学是为了阐明六经、《语》、《孟》的旨趣，并把它们会通到心性之中，落实到自身的实践上；一旦有所心得，万事万理无不融会贯通。把融会贯通所得的东西发为文章，抒发性灵，吐露心得，与浮泛涉猎、抄袭拼凑的文章截然不同。因此，讲学实际上是科举功业的资助，并没有妨碍它。说讲学有妨碍的，只不过是推托的说辞罢了。人的性情大多懒散拖延，因循敷衍而滋生事务；因为世俗杂事和杂乱思虑而受到妨碍的人很多，却没听说有人是被求学妨碍的。况且科举功业以取得“青紫”（青紫：汉代制度中，丞相、太尉都佩金印紫绶，御史大夫佩银印青绶；后世因称高官所穿的服色为青紫，青紫遂成为高官的代称）为目标；人人学习科举业，未必人人都能取得青紫，难道都要说是讲学妨碍的吗？取得青紫却没有听闻道，也只是虚度一生；没有取得青紫又没有听闻道，那么终身究竟能得到什么结果？所谓浪费一生、坠落沉沦，也确实很值得思考并引以为惧。——会集定在每月十七日举行。前一天，庠友们聚会作文一天。第二天早晨辰初时，大家都到书院等候齐集，拜谒先师四拜；师生朋友互相作揖完毕，各依年龄次序就座。后来的人作一揖后入列，不必另行繁琐礼节。设置司仪二人，负责赞礼并指引入班次；有人喧哗、不严肃时，就由他们纠正。辰时集合，直到申时结束并散去，不得闲步外出游玩。——白沙先生春秋二祭以及每月会集的费用，都取自义田收入的租金，由当值会集的人掌管；设置一本账簿，记录收入和支出。某次会集用多少，某次祭祀用多少，都按当时价格计算支出，把详细数目写在账簿上，不妨写得详尽。年终如果有余款，就连同账簿一起交割给下一任，以供修理之用，不得支作其他用途。春秋祭祀临近时，前一晚检查祭牲，第二天早晨寅时起床排列事务；当值会集的人务必恭敬虔诚，以表示敬意。凡是墙屋的检查修缮、器物的查点、书籍和书版箱子，都要时时查阅，这些全是当值会集者的职责。从前胡安定先生设置治事斋和经义斋，同时用来教育学生，是希望他们能够通晓事务并且学有所用。当值会集的事务，或许也有治事的意义吧？任职办事的人恭敬尽责，这才算实学。

译广西壮族自治区 ●藤州书院 在藤县。清嘉庆九年，知县陈廷璠出资若干银两，在学岭倡议修建。书院向前推进，坐西朝东。前面是头门，设有惜字炉。中间是讲堂，悬挂学使祁■手书的“问津堂”匾额，以及知府王友莲手书的“陶熔义俊”匾额；左边有聘请山长、订立规约的碑，以及记载书院户口和田业的碑。后面是文帝殿，上面有奎星阁。再后面是三代祠，两边有若干学舍。凡捐银两以上的人，都可以把祖先姓名列入三代祠内。订立《规约》各条，用来砥砺学子。陈廷藩：藤州书院规约 清嘉庆九年 《易经》记载簪缨会聚，《尚书》阐明教育贵族子弟，《礼记》详述击鼓开箱取书，《诗经》歌咏四始，确实是因为师生有教学的资助，朋友能够获得相互观摩的益处。况且南北各地相隔遥远的声气能够联结起来，共同研治文章；上下各级学校所培养的英才，也能够合聚在党塾之中。这实在是推挽人才、相互促进的可乐之事，也确实应当勤勉切磋琢磨。如今藤邑有幸承受义理，过去又是封建永平的旧治所；龙骧山向南耸峙，翠色涌成文峰；绣水向东流淌，碧水涵映灵沼。李进士在唐代首先中举，科举声名逐渐兴盛；冯三元在宋代扬名，其朴实的学问足以为师。自古以来都称赞这里钟灵毓秀的奇异，从此更显现出人文的光彩。早就应该追随前代贤哲，使虎气龙文腾达；也应当继承前贤事业，储备春华秋实的成果。我学问荒疏，资质浅陋，没有长处。事务繁忙而屡受劳苦，在邺下文坛中深感惭愧；但既然可以得到师友资助，便能借此在河汾之间讲习。就像鼓槌与鼓相互应和，不必担心敲击而鼓不回应；既然悬钟等待敲击，就应知道一经叩击便会鸣响。我愿借助文苑中盘曲的龙，盼望各位才子相助；采集《离骚》中的香草，更加希望得到蒙童的参与。现列出规条，共同以此砥砺。一、气质应当加以改变 阴气和阳气相互偏倚，喜怒就容易失去适宜；刚强和柔弱各有所胜，血气也有接受治理的作用。一定要使和蔼吉祥之气流露光辉，才可以符合交游相处的情谊；何况以和平之气涵养福德，更足以消除暴戾带来的灾祸。倘若争强好胜的习气还没有除去，学校同市井有什么区别？或者任性暴戾的神态时时显露，穿戴衣冠的人就与屠夫商贩相似了。积累三年功夫而去掉一分自矜，正需要学习的力量；使千顷清水澄澈而不偶然混浊，才显出儒者的修养。大家都应当使胸怀虚静澄明，谨慎地不要养成喧嚣凌人的习气。一、言语和举动应当谨慎修饰 说出讨人喜欢的话可以引发战争，开口说话就可能关系到嫌隙和祸患；面对深渊、置身叠木之上，出门所遇尽是危险道路。要想到吉祥之人少说话，守口如瓶更应谨慎；应当效法君子行动谨慎，手执玉器时又怎能忘记这种戒慎？如果彼此以轻薄戏谑相夸耀，不顾摩兜的戒训；任性放纵、恣意而行，不知道修治如同扑灭火灾。这样就会成为败坏群体的人，还谈什么希望我们这一党人不被世人讥评、薄劣呢？应当尤其早早减少自身的过失和悔恨。一、诵读应当勤奋 听说《易》有十翼，《书》标举七观，《礼》完备五经，《诗》彰明四始，《三传》列于太学，《三礼》编纂成书；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大道，没有不是修养自身的重要途径。按年分阶段学习有成例，哪里算难以实行？只要夜以继日地勤奋，自然能够详细读完。至于《国策》是文章的祖本，《国语》具备经传遗留下来的内容；旁及《庄子》《离骚》，下通《史记》《汉书》。唐宋八大家的文选，以鹿门为开端；五子之书，最终会归于皇极。它们都是读书取用的至要之书，也都是阐发学问的先资。白昼渐长，何必等到三冬才觉得读书足够？青春年华正在流逝，正应当把万卷书都打开来读。另有山经海录，也都可以采撷其中的精华；逸闻杂乘和稗官编录，也都有助于考证。不要因金根车的典故而留下讥笑，应当连马勃这样的微物也一并收取。要削去司马光的枕头，时时警戒自己不要酣睡；要引用苏秦锥刺股的办法，常常用锥刺到出血。一、询问和辨析应当详细审察 经典中有精微的言论，不加以阐发就无法分析；《诗》《书》中含有深奥的旨意，除了思考领悟，又怎么能够通晓？如果只是口头诵读而内心不加思考，哪里能得到其中的芳香精华？或者外表相合而精神不能融通，也不过是徒然保存糟粕罢了。因此，对学问要做到学、问、思、辨，用力并且广博审慎。谨慎地明察并修养操守，必须具备折中调和、归于一致的能力。提问和诘难不嫌多方，即使像庖丁引导牛骨间隙、游刃于新硎那样精细，也有可能在关键处作出准确判断；即使到了岔路口，老马也还可能认得道路。大家都应当把握时机主动求教，不要等到席次轮转之后才受到警戒。一、文章体制应当醇厚端正 最初的帖括文是用来阐明经义的，后来科举的程序便据此取士；要发扬圣贤的深奥蕴意，选择义理应当纯正；要彰显道德的光辉，吐出的言辞必须雅正。如果只是风云月露，徒然夸耀浮华靡丽的外观；或者写牛鬼蛇神，甘愿走诡异奇怪的道路，就违背了正体，属于邪魔。何况皇帝宝座崇尚文章，以雅正为清美。功名长久悬挂，文衡也会按照法令考核成绩，通过磨勘校对来特别奖赏或惩罚。因此，文字艰涩、堆叠辞藻，既会被点红而显出丑态；怪异荒诞的言语，又会被列榜而公开其羞耻。实在应当警惕，哪里容许忽视？如今每月以六日为期限，每次课试都作诗、文两篇。应当沿着田间小路行走，不要产生越过界畔的念头；要安守规矩、遵循准绳，不要败坏先民的规范。一、诗学应当讲求 《诗经》的四始（四始：《诗序》说《诗经》有四始，但四始究竟所指，历来有多种说法。《诗疏》依据郑玄的解释，以《风》《小雅》《大雅》《颂》四者作为王道兴衰的起始，所以称为四始）光彩显著，六义（六义：《诗大序》说《诗经》有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风是各国民歌，雅是周王都城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的乐章，以上是诗的三种体制；赋是铺陈叙述事情，比是以事物作比喻，兴是借助事物引起兴发，都是诗歌的表现手法）含义深广。刘舍人阐明《诗经》的篇章，能够阅读就能看见它的源流；严沧浪的一篇《诗话》，详细推究，也能知道诗的正体和变体。自从迂腐的士人苟且偷安，把训诂看作声韵之外的附属之学；又有学究墨守成规，把儒先等人吟咏陶诗看作玩物。于是管弦之乐和民间诗歌都被废弃，雅颂也一同衰落。自从皇帝赓续唱和，文艺界又恢复古风。乡试、会试三年举行一次，按惯例使用五言诗；岁试每年两次，规定作八韵诗。可是考场尚未封闭，便争相辨析声调；督学将要到来，又先为对偶而发愁。甚至有一向有名望的学官，向童年应试者请求只给一个韵脚。

译白发老儒，还要向邻座借几个诗联。唉，真是奇怪，不也应该惭愧吗？温庭筠“八叉立就”（八叉立就：两手相拱为叉。唐代温庭筠才思敏捷，考试作赋时叉手构思，叉八次便写成八韵，人称“温八叉”；后来“八叉”成为才思敏捷的典故），不过是说文思可以迅速完成，哪里能说文章如弹丸脱手般轻易；七步之内能够成诗，也必须知道其中呕心沥血的艰苦。这不是靠熟悉四声八病（四声八病：四声指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八病指诗歌声律上的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毛病），反复研习而功夫深厚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卷〕 二酉五车（二酉五车：二酉指大酉山、小酉山，在今湖南沅陵；相传酉山藏有秦人书籍千卷，后用二酉称藏书很多。五车比喻博学，典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经过长久积累而博览综合。很少有人不是含蓄蓄积而不吐露，哪里还能说达到运笔自如、毫无困难呢？因此求学一定要穷究源流，应当推本于元鸟；至于“云门而上，假令务先其急姑”【原文此处语意不明，疑有讹脱】，如果先从最急要的部分着手，专心学习开元、大历年间的诗歌，或许达到疏雨微云的境界，并不难压倒全座；将会看到夜珠明月般的佳作，从而标举姓名。一、书法应当端正楷书。过去钟繇论说用笔，笔画写得深透至穿纸；张旭挥毫，甚至把头发都濡成了墨色。虽然韦康曾告诫儿子，楷书难道可以不传习吗？而唐代选拔人才时，书法仍然排在第一位。假如字迹像冻死的苍蝇爬满纸张，凭什么自称经生？试看春蚓缠绕笔端，难道不能逐渐学习吗？至于“華”写成“葉”，“诞”写成“■”，使“澧澧”无法辨认，使“商商”没有分别。虽然这源于沿袭造成的讹误，却大大成为篇章的瑕疵。应当早早临摹芭蕉万树的字帖；应当赶紧寻求柿叶三门的书体法则。果真做到文辞绮丽鲜明、花朵般散布，□格便可以使精神愉悦；将会看到文字如玉润珠圆，佳文也因此增添光彩。这对童试尤其有关，应当及早在事前纠正。●道乡书院 书院在平乐。宋人邹浩，别号道乡，因为触犯蔡京而被贬到平乐。明嘉靖六年，兵备副使李如圭得到一块井栏石，上面有“道乡书院”的字迹。嘉靖九年，提学黄佐嘱咐平乐知府龙大有集资重建书院，以纪念邹浩。书院前面是门，中间有若干间讲堂，左右有若干间学舍。万历年间改为七贤祠。清康熙六年，巡道胡朝宾将它改名为“访贤”。康熙四十九年，知县黄大成认为它几次更改名称，不利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便在北门内凤凰山麓另行修建，又命名为“道乡”。其中有讲堂、斋舍等若干间。康熙五十六年，知府慕国琠加以修葺。雍正二年，知府胡醇仁重修，又与山长程举人添置各类图书，供生员、童生借阅抄录，并限定日期缴还。乾隆九年，知府石礼图购置学田。生员、童生分为入院和在外两类，由知府会同山长出题考试，择取优秀者入院学习；家境贫寒或已有家室、不能入院学习的人，也可以参加每月的会课，由知府传发题目，本人作文后交送，山长详细批改。清朝末年兴办学校，书院于是废止。旧址在今天县人民政府宿舍大楼后面。唐鉴：《道乡书院学规四则》。清道光初年。

译第一条是立志。希望成为圣人、希望与天相合，全都取决于这个志向。孔子说：“士人应当立志于道。”孟子说：“应当崇尚高尚的志向。”士人束发入学后，首先应当确定自己的方向。所追求的目标远大，最终成就就会远大；所追求的目标卑下浅陋，最终也只能卑下浅陋，志向难道可以不先立定吗？只是有的人起初的志向或许很高峻，后来却懈怠，最终又忘掉了，这就是因为没有东西在后面不断激励他。每天面对诗书，取圣贤的言论和行为作为自己学习、仿效的准则；听到严师益友的督促责备，就更加自我惩戒约束；奋发努力、不断上进的心念片刻也不间断。这样的人，没有学习却不能取得成就的；有了成就，也没有不达到远大境界的。你们这些诸生手执书册，不妨想一想：书册中记载的是哪些人？记述的是哪些事？读这些书是为了什么？朝廷选拔士人又是为了什么？那么志向应当立定，也就可以知道了。第一条是勤学。《说命》说：“谦逊地立志，并且及时勤勉，修养就会不断到来。”《礼记》说：“像蚂蚁的幼虫一样，时时学习技艺。”这些话说的就是勤奋。勤奋，就不会中途间断；不间断，诗书的浸润、义理的涵养就会一天比一天深入。到了后来，自己忘了是在勤奋，德性却已经纯正专一了。诸生每天温习几卷经书，读几卷史书；从所读的书中得到几处新知识，对于不明白的地方，又向先生请教得到几条答案，都应自行制定课程并登记下来。每月逢三、逢九作文，必须穷究题目中的道理，用自己的意思加以阐发，以真实为取，不崇尚浮华。写诗则应以义理为本，合乎《风》《雅》的精神，做到温柔敦厚，这就是诗教。若能随时随事加以讲求，始终不懈怠，又何必担心德性不能纯正呢？第一条是敬师。《礼记》说：“教师受到尊重，然后道才会受到尊重；道受到尊重，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敬”这一字，是学习者从始至终的关键。弟子对于老师尤其应当敬重，这种敬意自然流露，不能自己停止。在这件事上都不能敬重，难道还希望平时能够长久保持敬畏吗？放纵本来就是凶恶的德行，轻慢也是轻浮的心态；表现在言语上就会招来责难，表现在事情上就会招致祸患。往往因为一句话没有谨慎、一件事没有防范，祸患便随之而来，甚至终身的羞辱也一齐聚集，想解除都无法解除。因此，对于这些情况不能不及早辨察。正因为如此，君子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也戒慎恐惧，尚且像面对师保一样，认为他们的指教和监督格外严厉；何况自己正处在师保面前，那应当有多么严肃敬畏呢？树立敬意要从尊长开始；想要敬重自身的人，自然应当先懂得敬重老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 第一条是择友。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孔子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学习者遵守孔子的教导，远离有害的朋友而选择有益的朋友，那么彼此切磋琢磨的作用该有多大呢？如果内心的嗜好不能断除，外界的纷华不能排除，一行动便相互引诱，就可能走入邪僻之途而自己还不知道。因此，必须靠立志来端正方向，靠勤学来激励功业和修养，靠敬师来守持身心；这样以后，所结交的都是正直的人，所相处的都是严肃自持的士人。有善行就相互劝勉，有过错就相互规劝，有疑问就可以共同分析，有合乎义理的事就可以共同追求；懒惰的人彼此督促勉励，勤奋谨慎的人都知道仿效。那么学习能够取得成就，从来没有不取决于选择朋友的。四川省。●方亭书院。书院在什邡。清乾隆六年，知县史进爵捐资在南门修建，因为县中有“方亭”，所以取名方亭书院。书院有大门、前厅、正殿、讲堂、东西斋舍等若干间，置有学田若干亩。知县在处理政务之余，召集诸生讲学，谆谆教导他们以德行相互勉励。乾隆二十年，知县胡德琳重修。乾隆四十一年，知县任思正重修并增置学田，提学吴省钦撰写了记文。山长由县令选聘品德和学问都优秀的贡举或宿儒担任。乾隆十七年进士黄景、嘉庆十一年进士纪大奎、咸丰六年进士谭能高等人，先后主持教学数年，跟从他们学习的人很多，一时的名士大多出自他们门下。光绪二十八年，改为小学堂。现在是方亭镇第一小学。史进爵：《示方亭书院学者二则》。清乾隆年间。先民有句话说：“求学的人，应当先培养器识，然后学习文艺。”又说：“德行是根本，文艺是末节。”然而，工匠必须身处作坊才能成就技艺，士人也必须凭借老师才能学习道。求学者亲身列于学校之中，有明确的规范可以仿效，有同道可以相互资益。这样，耳目专一，心志整齐，街巷市井的言论不会污染他的内心；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学业日益开启他的智慧。这样下去，可以看到他的志气高昂，器度宏远，知识、才能和实践相互贯通，每天都在实际行动上努力；如此，他就会逐渐窥见经世济民的方法，使旧有的学问因熟习而产生新的理解，断绝迂腐而去除陈腐，或许能够使随时施用的道理不脱离人情物理，逐渐接近有根本的学问。因此，在学校之内，如果官员不培养士人，就是荒废职守；士人不以古人为老师，就是荒废学业。如果只是广泛穿戴儒冠来装饰自己，遵循表面的雅正整饬便自以为贤，却不求有根本的学问，不储备有用的人才，就难免与轻浮放纵的人一同受到讥笑，与违背规矩、逾越法度的人一同受到责难。这难道是成就人才的深切用心、国家培养人才的至意吗？以乾惕自励，以刚健自强，笃实而发出光辉，这正是对奋发兴起者的期望。乡里推举、地方选拔，评论才秀并上报，是古代的道路。后世已经不能再实行，不得不改为科举制度；士人如果不通过科举，就没有入仕进身的阶梯。假如一定拘守在穷困的屋檐下，就终究没有侍奉君主的一天。因此，文艺这一途径绝不能缺少；但其中也有义与利的分别，这最关系到求学者内心隐微的取向。如果在立心读书的时候，本来是借此作为明白义理、治理心性的凭借，等到把道理钻研得纯熟，再探求经世济民之学，这属于求学者的本分，本来就不是为了猎取功名。可是长久学习而学问已经可以施用，临场参加考试时，就根据题目的义理，直接写出自己内心想说的话，绝不肯用机巧快捷的手段迎合时势，希望侥幸取中。考中时，只把它看作通达之路遇上了；遇到艰难重大的事情，才是应当承担的，不敢因此自喜。没有考中时，也安然处之如同平常，努力勤修，不因落第而忧戚；这也就是参加考试时无所为而为之的道理。先贤朱子曾有这样的说法，现在把它演绎申述出来，是怕求学者认为八股文的学习不能用来学习圣贤之道，却不知道南轩的倡导阐明，以及鹅湖、鹿洞的辨析，所争论的正是这一点，千万不要轻忽过去。

译纪大奎：《示方亭书院学者读书入门三法》。清嘉庆十一年。士人本来应当博通古今，胸中容纳万卷书；但是必须聪明超过常人，才能做到 这样，中等以下资质的人很难一下子达到。如今有最简便、最容易的方法，中等以下资质的人都可以共同 实行；只要肯深信不疑，就能从幽深的山谷中突然超越到万物之上。诸位士人为什么不试 一试呢？这种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方法，没有比逐段反复在自身上体认一部《四书》更妙的了。人们常说《四书》讲的是圣贤的事，哪里知道《四书》中只有《中庸》的至诚、至圣等章，《论语》的尧曰章，《孟子》的见知、闻知章，是说圣人的本领；除此之外，大多是教导下学之人的方法，并不是难以知道、难以实行的事情，只是人们从来没有切实地在自身上体认，于是白白错过了，实在可惜。若肯亲身加以体认，不到两三个月，便会突然觉得这部书中处处都是胜境。一言半句之间忽然另有天地，顿时感到自身有种种乐趣，五官百骸也忽然处处触发灵机。这是真实的情感和境界，到此便知道我没有欺骗你。第二种方法，没有比体会朱熹的注解更妙的了。《四书》经文简约质朴，有人一时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但只要把朱注反复涵泳，在自己的身心上加以体认，就会发现朱子注释中纯是一片赤诚之心，劝导人的每句话都恳切真挚，读起来令人感动得流泪，精神振作而凛然自持；而且文章义理充盈，像太和元气一样，包容四时。涵泳日久，不仅身心会洒然开朗、境界豁然开阔，文章也自然能够进入妙境，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请你试着体会它，我没有欺骗你。第三种方法，没有比良知之学更妙的了。朱子的学说体用完备、本末兼顾，有人一时难以立即下手。阳明先生又突然发出一片赤诚之心，提出“良知”二字，教人自己认出本来具有的宝藏。人的良知得自上天，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有这个良知在。或者在清静的夜晚、天刚亮的时候，或者在刚刚受到感触的时刻，恻隐之心忽然发动，羞恶之心忽然发动，恭敬之心和辨别是非之心忽然发动；就在这忽然发动的地方，便是良知显现，便是自身最珍贵的宝藏，应当立即认定它，不让它流失。从此静静观察自己的内心，细细察看生命的生机，忽然觉得：我的眼睛为什么能够看见光明？这是上天赋予我的；耳朵为什么能够听见声音？这是上天赋予我的；全身百体为什么能够有知觉？这是上天赋予我的。我明明和上天具有同样的灵性，为什么要丢弃它，甘愿处在下流地位？猛然振作起来，顿时觉得平日一切妄念不是本心所应有的，随即消灭；全身活泼泼的，好像身在天堂，仁义礼智随处都能遇到根源。每天如此，长久如此，真会觉得大的可以包容六合，小的也不超出方寸之间；明珠显现在前，皮囊顿然改变，浩然之气可以长久存在，真实本性果然各自充足。世上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这种快乐呢？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事呢？这是千古以来第一等的金丹妙药；从前不能博通古今的人，现在自然可以把古今学问藏于胸中；从前不能胸罗万卷的人，现在自然可以读通万卷书。智慧日益开启，文艺自然精工。请你试着体会它，我没有欺骗你。以上三种方法随时都可以做，时时都可以做，真正简便快捷，真正容易；人人都能领悟，个个都能实行，不劳费力气，也不花费钱财，不依靠别人，也不向外求取，眼前当下就是它，见效快得像神迹一样。如今我不惜反复恳切地把这些话告诉你们诸位士人，希望诸位士人欢欣鼓舞地听从，不要辜负我的心意。●金华书院。书院在射洪。因位于金华山麓而得名。旧时是唐代诗人陈子昂读书的地方。宋代开始修建书院，详细情况无从考察。元至正元年，监县柏延呈请修建“拾遗书院”，用来祭祀陈子昂，不久因离任而没有建成。至正九年，知县周廷望慨然把振兴教育作为自己的责任，动工修建，在瓦砾中得到一块残碑，碑额题为《金华书院记》，这才知道前代曾经修建过书院，于是捐出俸禄倡议修建。第二年秋天，新建成正祠若干间，在其中塑立陈子昂像。又修建书楼、斋房、门庑多间，并把官田若干亩充作学田，收取田租供给膏火。明朝末年毁于兵火。清乾隆十九年，知县宋景涑重建。乾隆二十七年，知县何辰补修。道光年间，知县钱秉德又募集资金增修，延请老师教导士人，并新讲程朱学说。光绪二十七年，改为第一高等小学堂。《金华书院学规条约十二则》。杨司业说：“学习的人之所以学习，是为了做到忠和孝。”程伊川先生说：“学习是为了达到圣人的道。”胡安定担任湖州教授时，严格制定条约，并以身作则；设置经义、治事两斋，讲解经书直到阐发出精妙的义理，恳切地向诸生说明为什么必须先治理自己，然后才能治理他人；他们所作的文章都传述经义，一定以义理胜过文辞。这就是师道得以确立、善人很多的原因。书院是全县培养人才的地方，如果不严格制定课程、用适当的方法督促管理，就会习惯于旧有常规，各项事务逐渐衰败，这就像不雕琢玉石却希望它显现文采一样；想要贤能人才出现，不也是很难吗？现在我不顾自己的浅陋谨慎地就切近的事项约略列举几条，用来彼此警戒，并不敢自称能够教导你们，也还要等待诸位扩充这些内容并把它提高。第一条，求学的方法，没有什么比忠孝这一重大节义更优先的。山长在每月朔日、望日，带领诸生宣讲《圣谕广训》中的几条，使求学者明白对君主和亲长的大义。凡是奉到的、关系到士人习气和社会风俗的上谕，都应当恭敬谨慎地抄写，悬挂并收藏在讲堂中。凡是又奉上级刊发的《学约遗规》等书，也各自移送收藏一部。每逢讲授经书的日子，务必宣讲上谕，并择取《学约遗规》中的几条讲解；这些内容都是切中求学者身心要害的，应使他们看见就警醒内心，知道应当遵循的方向。第二条，成为圣人的基础，没有比朱子《小学》一书更切近的。许鲁斋说：“《小学》这部书，我信奉它如同信奉神明，尊奉它如同尊奉父母。”如今的人沉溺于时文、艳羡科举功名，不能居敬穷理、使自己进入圣贤境界，只是因为缺少这一段工夫。求学者如果真能在这部书中用心探求读书的乐趣，就不用担心不能成就大器了。

译第三条，曾子说：“以文章来会聚朋友。”求学者考究文章，是为了验证道；验证道，是为了修养自身。古代用诗书六艺的文章来教导弟子，并不只是把帖括之学做完了事。诸生在执经请教、求学于老师之余，应当学习礼仪、吟诵诗歌，从容涵泳；凡是射、御、书、数等科目，也都应留心学习。进一步说，对于天文、地理、兵法、农事、礼乐的精微之处，都要讲求贯通，并卓然显现于实际施行之中。正如程伊川称赞安定门下的学生，往往懂得考察古制、爱护百姓，那么对于治理政事又有什么困难呢？考察古制，是经义斋的事情；爱护百姓，是治事斋的事情。他的学生如范纯仁、钱公辅、刘彝、孙觉等人，文章和经世济民的才能，都是从两斋的功夫中培养出来的。求学者应当重视这些优点并善于取法。第四条，书院既然建在城市里，各种不合礼法的事情尤其容易使人心陷溺，引人走入邪僻。近来的风气是，在书院学习的人往往不能免于赌博、淫秽之事，其根源就在于不知道廉耻。孟子说：“羞耻之心对于人是极其重要的。”不知道以不如人为耻，又怎么能够赶上别人呢？古人说：“在未做官以前已经丧失了廉耻，那么做官以后会有什么功名，也就可以想见了。”凡是走上这条道路的人，应当赶快严厉惩戒从前的错误；应当想到读书是为了取得圣贤的地步，作文是代替孔子、孟子立言；谨慎说话，慎重行事，磨炼自己的名节，这样心术才会端正，士气才会振作。第五条，制艺各有源流，上等的取法于经史，融会贯通传注；次等的也必须遵循义理和文法，出自名家。即使立意、遣词能够标新立异，人的才华各不相同，总的来说都应严格遵守功令，以清正、真实、高雅、端正为主，不得写无根据的言论和险怪的语句。而且得失、穷达自有定数，平时书院会课时先存有侥幸心理，舍弃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偏好用诡诈手段求取偶然的成功；这种心术本来就不端正，将来一定不是善类。防微杜渐，写文章的人和阅卷的人都不能不谨慎。第六条，书院开馆以后，山长带领在院学习的生员、童生，每月朔日、望日恭敬拜谒神位，行四拜礼；师生之间行三揖礼。初二、十六两日会讲结束后，愿意学习射箭的人，在射圃各射五枝箭。初三、十八两日作文；每年四个仲月的下旬举行大会，宣讲以后才作文。凡是在院学习以及获准附课的人，这一天都务必集合，不得有一人不到。（按：宋、元时期，书院后面旧有陈公祠，如今计划修祠却没有实现；朔日、望日没有地方举行行香礼，只好等待以后再说。） 第七条，在院学习的生员、童生必须经过官府考选，平日品行端正谨慎、文艺出众的人，才送入书院学习，不得任意滥收。有的人或者居住乡里、道路遥远，或者目前正在教授、读书，不能入院学习，也同样可以考取，准许他们附课。一、书院每年必须聘请山长。应当在本县德高望重、学问优长且为众人所推服的人中寻求，请其主持教学。如果本县确实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到四方延聘，千万不要让讲席长期空缺。若有空缺的时间，应节省费用，务必积存下来，以便增置田产、扩充屋宇和器物，不得挪作其他公用。官长和在院诸生相互稽查监督，才可以避免侵吞渔利。一、书院是讲学育才的地方，理应保持安静肃穆。在院中肄业、参加会课的人才允许住宿；往来的一切闲杂人员禁止出入。地方官长应率同绅士共同管理，不得借作公署，也不得出租给外人居住，以免受到践踏破坏。一、书院过去设有斋长，如今每年从肄业生员中公开推举两人，负责管理、督率院务，并掌管一切经费的收支；年终共同核查销账，存档备案，不得假手书吏，以免滋生弊端。一、书院有学田十多处，每年共收租钱三百多千。除去山长的束脩和每月费用外，其余全部作为肄业生童的膏火和奖赏。在院肄业并准许参加正课的人，每月发给膏火，会课时再发给奖赏；不在院内肄业、只参加附课的人，有奖赏而没有膏火。一、学夫一名，住在书院，平时负责开关院门、洒扫以及管理院内器皿，以备使用；每年酌情发给工食钱十二千，使其各有专门职责，不得互相推诿。复性书院 在乐山乌尤寺。〔原文“年夏”疑有缺字〕浙江学者马一浮（—）创建。书院设院长、监院、主讲兼总纂各一人主持院务；下设办事处、廛习处、刻书处、编纂处等，设置事务史、典学史等职，分别负责有关事务。马一浮自任院长，聘请浙江大学教授贺昌群掌管教务，聘北京大学教授熊十力等担任讲席。讲学分为理学、玄学、义学、禅学四个讲座。书院制定学规、简章、征选肄业细则等，确立“综贯经术，讲明义理，养成通儒”的办学宗旨，倡导研习群经诸子，兼及文史，讲求经术义理，重视亲身实行实践，形成成德达才的学风，声名盛极一时。学生分为住院肄业、院外参学、通信问业三种，著名学生有袁心粲、寿毅成、金景芳等人。〔原文“年罢讲”疑有缺字〕停止讲学后，专门从事刻书。〔原文“年迁”疑有缺字〕迁到浙江杭州葛阴山庄。院中讲学首先重视朱熹，重视亲身体验，崇尚实践履行，把议论诵读和知识理解看作手段；所刻有《群经统类》《儒林典要》《复性书院讲录》等多种册籍，大多是理学著作。因此叶圣陶先生称理学家讲学以马先生作为收场人物；这正是复性书院的特点所在。书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建立在民族危难之际，唯独它继承往圣已经断绝的学术、谋求救亡的志向值得嘉许；它在特定时期以书院的形式弥补教育不足的实践，更是难能可贵。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原文仅作“年”，纪年不完整〕

译过去的书院都有学规，用来向求学者说明立心的根本和用力的要点，使他们听到这些话便可以遵循，一生把它作为准则；它并不像法令条文那样，只用于制裁而已。学规是为了辅助成就人的德性，使人迁善改过而自己并不知道，乐于遵循并安然处身其中；不只是避免显露于外的过错，还要使身心调和成熟，性德自然显明，再没有偏离正道的行为。《尚书》说：“念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朱子的《白鹿洞学规》、刘忠介的《证人社约》，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与今天学校所制定的校训实在不是一回事。校训是树立目标，驱使人努力奔赴；学规则是依据人本来具备的德性，引导人共同遵行。如今所谓培养学风，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然而它起源于一两个人的爱好，彼此习染而形成，难免有各分河水、各饮其水的嫌疑，没有共同贯通、同守一条准则的契合。这里则是志向相合、方向相同、用功方法一致，都是本分之事，并没有门户之私。古代贤人说，从胡安定门下出来的人，都醇厚平和；从陆子静门下出来的人，都卓然能够自立：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孔子家的孩子不知道发怒，曾子家的孩子不知道骂人；颜子像和煦的风、吉庆的云，孟子像泰山高岳。圣贤的气象出于自然，根源在于他们所涵养的纯厚，不是可以勉强装作出来的。所谓“顺着人的本性去做就是道”，听闻道的人必定是能够认识本性的人；所谓“修明道就是教”，善于教导的人必定是能够依循道的人。顺从自己的气质而把它当作本性，并不是这里所说的率性；增加后天习染而把它当作学问，也不是这里所说的修道。气质的偏颇、外物欲望的蒙蔽，都不是人的本性本来如此，而是混杂于气质、沾染于习惯之后才产生的。如果一定要等到事情发生后才制定限制，曲折地加以防范，也就难以抵挡其冲突了。像给小牛在尚未顶人时套上牿，给未长成的公猪约束獠牙，恶念就没有产生的途径了。在恶念尚未发作以前加以禁止容易，在它将要萌发时阻遏就困难。求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在于改变气质、除去习染罢了。助长善性而挽救其过失，改变厌恶而达到中正；过失和厌恶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善性和中正则都是人自己本来具有的。诸位学生如果对此确实不能相信，就不必来书院受学；有疑问的，尽管另行参究，两个月以后可以自行请求退席。书院将依照章程考察，验证其言语和行为；如果立志不坚定、习气难以拔除，随时遣送回去，绝不稍有姑息，反而以爱护人的名义误了人。务必谨慎、警戒，不要留下后悔。因为不能助长善性，就是在助长恶性；无论听闻得多、见识得多，也只是形成错误的知觉和认识，连细微的缺点都不能去除，终究没有进入德性境界的资格。现在制定学规，取义在于简明扼要，言语反复叮咛，务求容易理解，也是因为事情实在不得不这样做。因为阻止恶德，不如用善道加以引导；这就好比治疗已经积久成疾的病，不如平时调摄保养，使过患不发生，便无需用药。陆象山曾说：“我没有别的长处，只能辨识疾病。”因病而用药，所以医术可贵；如果胡乱给人毒药，使病情更加严重，那还算什么医治呢？病人已经不幸，医生又误治他，过错在医生；如果病人不知道选择医生而胡乱服药，过错在病人。至于身患疾病却不知道那是病，排斥医生、厌恶药物，反而斥责能够辨识疾病的人是妄言，那就更加可悲了！人的形体有病，便知道求医，只怕不能痊愈，一天也不能安宁；心志有病，却昏昧而不自觉，还把这种状态执著为安宁，只怕它被去除：这种颠倒的见解实在十分明显。孟子说：“手指不如别人，便知道厌恶它；心不如别人，却不知道厌恶。”难道不是这样吗！诸位学生必须知道遵循和守持学规，就像航海有罗盘针，使自己知道固定的方向，不至于迷失道路；又像防止中毒有血清注射，使自己能够抵御病菌，不至于受到传染。这确实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情，不可把它看成徒具形式的文书。孔子说：“谁能走出门却不经过门户？为什么没有人依循这条道路呢？” 舍弃正路而不走，却奔向旁边的小路和曲径，错误地耗费心力，白白浪费光阴，这就是扬子云所说的，截断港汊、堵塞水道，却想借此到达大海，是不可能的。现在为诸位学生指明一条正路，可以终身遵行而不改变，一定能够通达道；只有四项：第一是主敬，第二是穷理，第三是博文，第四是笃行。主敬是涵养的要点，穷理是获得知识的要点，博文是建立事业的要点，笃行是增进德性的要点。这四者内外贯通，体用俱全，能够从容进入圣贤之道，必定要从这里开始。现在分别说明如下：第一，主敬是涵养的要点。孟子说：“如果得到涵养，没有什么事物不会生长；如果失去涵养，没有什么事物不会消亡。”万物如果得不到滋润润泽，就不能生长；比如草木没有雨露，就会逐渐枯槁。这是涵养它的生机，所以叫作涵养。“涵”有含容深广的意思，好比修长的鱼在大泽中游动，活动自如；〔原文“活■”缺字〕否则就像尺长的鲋鱼困在泥沙中，转动一下都受到阻碍。又有空明透彻的意思，如同镜子涵容万象、月光映照千江。比如说黄叔度像浩荡无边的千顷池塘，澄清它却不能使它更清，搅动它也不能使它浑浊，这就是含容深广的意思。朱子的“天光云影”一诗，就是空明透彻的意思。人的心本来空明而不昏昧的本体，原本就是这样；只是由于受到气禀拘束，所以难免变得狭小，失去广大包容的度量；由于被外物欲望蒙蔽，所以难免变得昏暗，失去觉察照见的作用。气质压制了志向，理有时就不能实行了。然而这只是外来的客气，就像人受到外感，并不是人的本来状态。治病的人先除去外感的邪气，才可以培养元气；先用收摄的方法，接着加以充养，那么冲和广大、充沛流行的状态就可以逐渐恢复。

译孟子说：“守持自己的志向，不要猛烈地损伤自己的气。”“志是气的统帅。”“志向达到哪里，气就跟随到哪里。”心所趋向的叫作志；“帅”就是主宰的意思。志足以统率气，气就顺从义理；这样一来，这种气本来就是天理的流行。怎样守持志向呢？只在于主敬。伊川说：“涵养必须用敬。”这就是守持志向的意思。从统率气来说，叫作主敬；从不改变来说，叫作居敬；从守持而有恒来说，叫作持敬。心以义理为主而不向外驰走，气自然收敛。精神收摄凝聚，照察的作用自然显现，状态自然宽舒流畅，绝不是拘束压迫的意思。所以说“专一而不向外驰求叫作敬”，这是说它的功夫；敬就自然空明安静，敬就自然和谐快乐，这是说它的效验；敬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功法，这是说它的作用。《尚书》叙述尧的德行，首先说“钦明”；傅说告诫高宗，先陈说“逊志”。因为心思散乱，绝不可能有智慧和照察。没有智慧照察，所以人我之心炽烈显现，发作出来就是骄傲轻慢，流露出来就是放纵逸乐，一切恶德都从这里产生。敬的反面，就是放肆、懈怠、傲慢。懈怠和傲慢都属于放肆；对自己是懈怠，对待别人是傲慢。武王的铭文说：“敬胜过懈怠就吉祥，懈怠胜过敬就灭亡。”《孝经》说：“尊敬亲人，就不敢怠慢他人。”所以圣人与狂人的区别，只在于一念之间是敬还是放肆。“主忠信”就是以敬为主；《说文》以“忠”解释“敬”，以“敬”解释“忠”；“信”就是实在而没有虚妄。这是从立心来说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程子说：“这是贯通上下的话。圣人原本没有两套说法。”这是从做事来说的，因为心外没有别的事。“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一处不敬”。礼以敬为根本，人有礼就安定，没有礼就危险，所以武王说“懈怠胜过敬就灭亡”。“忠容易落实为礼，诚容易落实为言辞”，这句话见于《韩诗外传》。忠就是敬，诚就是信。“用敬使内心正直，用义使外在方正；敬和义确立起来，德就不会孤立。”没有敬而不能行义的，也没有忠信而不能成礼的，内外是统一的。一旦有一处不敬，那么日常生活中的行动、静处、言语、作为全都是虚妄。居处不恭敬，做事不严肃，对人不忠诚，那么本心就被淹没，万事就会败坏，哪里还能做到深入思考、穷究义理呢？所以用敬来收摄心，就会使心收敛向内，攀附外物、驰骋奔逐的弊病便可以逐渐消除；用敬来收摄身体，四肢百体就会听从心志，仪容举止的尺度便不会失当。敬，则此心常在，义理清楚显明；不敬，则此心放纵丧失，私欲开始萌发。敬，可以使昏暗的气质变得明朗，使浑浊的气质变得清澈。气质既清明，义理自然显现，自己的心就能够作主宰。不敬，则昏浊之气反复增长，整个身心受到污染，被习俗蒙蔽，流于邪僻而自己不知道，最终只能归于小人。外表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慢的心就会进入；心中片刻不和、不快乐，鄙陋欺诈的心就会进入；没有人可以像簸箕一样伸腿坐着而内心不傲慢。视、听、言、动只要有一项不合礼，就是不仁，难道可以不加以省察吗？如今求学者的通病，是只致力于向外求取知识，把多听多见当作事业，以记诵阅览的繁杂广博相互夸耀，以纵情辩说为能事，以批评攻诘为尊贵，却不肯对疑惑和危险之处存疑。这些都是争强好胜之心和个人偏见，想借此夸耀名声、哗众取宠，却不知道这是顺从外物而忘却自己，陷入放肆傲慢，伤害自己的本心。因此，他们听闻见识越多，表现出来的放肆傲慢也越严重，一去不返，便不可救药。如果怀着这样的心来到书院，却希望能够与人一起穷究义理、建立事业、亲近老师朋友、增进德性修养，这在道理上必定不可能。现在在诸位学生初来之日，特意指出时人的病根所在，希望每个人都亲自检验自己，奋力反省，不要让疮疣留在身上，成为日后的祸患。必须知道，“敬”这一个字，实在是进入德性的门户，是圣贤学问的血脉所在，也是人人自己本来具备的。德性的知识本来没有欠缺，不可局限于听闻见识的知识便以为满足，却把德性的知识置之不顾，任它被遮蔽，结果反而成为自己辜负自己。圣人举止周旋没有一处不合礼，面对各种变化应酬而实际没有妄为，都是居敬的功效。普通人“纷纷扰扰地来来往往，朋友也顺从你的思虑”，念头起灭不停，以妄想为病，都是不敬的过错。程子有用破屋抵御盗寇作比喻的话，大意是：盗寇从前后左右赶走了又回来，只因为屋中空虚，不能作主；屋中有主人，外来的祸患自然不能进入。这个比喻最为贴切。主人是什么？就是敬。所以只有敬能够战胜私欲，只有敬能够止息妄念。私欲全都消尽，天理就纯全；妄心止息，真实的本心就显现。尊崇德性而以问学为进道之途，必须先以涵养作为基础。等到德性成就，也只是一敬，再没有别的道路。所以说：敬，就是用来成就始终的。第二，穷理是获得知识的要点。首先必须明确什么叫理，什么叫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易·系辞传》的话。“致知在格物”是《大学》的话。过去先儒解释《大学》的“格物”，各自阐明一个方面的意义，见解不同，纷纷争执。大体不出两派：一派宗奉朱子，一派宗奉阳明。朱子把“格物”解释为穷究、达到事物的道理，把“致知”解释为推极我心中的知识；所谓知，就是知道这个道理。知识具备于心，那么理就不在心外，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并不是把它们割裂为两件事。不善于融会理解的人，往往把理看成外在之物。阳明把知善知恶解释为“良知”，把为善去恶解释为“格物”。不善于融会理解的人，也就把物看成外在之物。况且按照阳明的说法，《大学》应当说“格物在致知”，不应当说“致知在格物”了。现在说明，心外没有物，事外没有理；就着事物穷究它的理，就是就着自己心中的事物，穷究它本来具备的理。这个理周遍充满，无处不在，不可执著地分为内外。（求学者必须知道，儒家所说的“事物”，就像佛教所说的“万法”，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物质之物。如果执著于唯物的见解，那么人的心也只是一块物质，怎么会产生许多知识呢？）

译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固然是直接指明本心；然而《大学》终究必须还原为《大学》本来的意义。教法有顿教和渐教之分，《大学》讲先后次第，明显是渐教；《中庸》显明天与人同一理，“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中和能够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这才是顿教。（儒者不说顿渐，但实际上确实有这种道理。）阳明是就自己得力、亲自体会到的地方来说，朱子则还原《大学》原来的文义；如果从功夫和造诣来说，两人相同，但如果从解释经书旨意来说，朱子更为严密。以上约略说明旧说，是要让求学者先明白穷理致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不是要对先儒妄加区别、心存取舍，也不是想要采取调和折中的说法。这个意思既然已经说明白了，学习的人就必须知道，格物就是穷理。只是从来学习的人，都被一个“物”字所妨碍，错误地把物认作心外之物，因而又进一步误认，把理也认作心外之理。现在说明心外没有物，事外没有理；事情虽然千差万别，却不离开一心。（佛氏也说：“应当知道法界的本性，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心生则法生，心灭则法灭。”“一切修行都不离一心，一心也不违背一切修行。”这里所说的“法”，就是事物的别称。）一心贯通万事，就是一心具备众理。事就是理，理就是心。心外没有理，也就是心外没有事。理与事相互融通，都由一心统摄，这样才知道，分散开来就是万事万物，约束归纳起来只是一个理。所谓“穷”，是穷尽、探究到极致的意思。把这个理探究到极致，周全圆满，没有一点欠缺，也没有丝毫遗漏，不停留在片面曲折之处，这才叫穷理。“致”是竭尽的意思，例如“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以及《孝经》所说“供养父母时竭尽其欢心，父母去世时竭尽其哀痛”中的“致”。所谓“知”，是说知道这个理只能通过自己觉悟、自己验证来达到，无法拿给别人看，就像人喝水，冷暖只有自己知道。一切名称、言语和说明，都只是勉强描摹出一个大概，等到这个理显现出来时，才称得上是真知。一旦一个道理显现，一切道理也都显现；就像鹰在天空飞翔、鱼在水中跳跃，上下与天地同流，左右都能遇到源头，接触任何地方都没有障碍，这就是所谓处处都是道、法法都完全彰显。这样才叫致知，也就是所谓知达到极点。清凉观回答唐顺宗《心要》说：若谈亲自证悟的境界，就无法展示给别人；若只讲道理，又不是亲自证悟便不能真正明白。亲自证悟才是真知，证悟之后所说的道理才是真实的道理。否则便只是揣测、推度，妄自产生分别，就像盲人摸象，各自只说出一端，看起来像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却并不正确。在佛氏那里，这叫作情识思量的境界，叫作遍计执，整个都是虚妄；在儒家那里，叫作凭私智穿凿附会，叫作不诚。所以，穷理的工夫从下手处说，只能依据古来已经证悟之人所说的话，一一反观自己，在自心中仔细体究，随着具体事情加以察识，不可随意放过。就像学习射箭，练习很久之后才能射中。等到有一天豁然贯通，内外都洞然明白，不再留下任何疑惑，也就是所谓达到不疑的境地，这才可以称为致知。《大学》中最难通过的，只有这一关；达到知至以后，意念诚实、内心端正、自身修养，才算真正有所觉悟。此后保持、涵养和不断长进，就像顺水行船，很容易用力。所以陆象山说：“向上的功夫越来越简易，不费力。” 但穷理的工夫确实很费力，如果不切实紧要地用上一番力气，就不能达到致知。朱子所说的“只是因为道理还有没有穷尽之处，所以知识也有未尽之处”，这是诚实确切的话，不容许妄自产生疑虑。孟子说：“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心，就能知道自己的本性；知道［自己的］本性，就能知道天。”朱子的《集注》说：“心，是人的神明，是用来具备众理、应对万事的。性，是心所具备的理；天，则是理所由以产生的根源。人既然有这颗心，它的整体无不具备；然而如果不穷理，就会有所蒙蔽，因而无法充分发挥这颗心的容量。所以，能够穷尽心的整体而无所遗漏的人，一定是能够穷尽道理而无所不知的人。既然知道了这个理，那么它所由产生的根源也不在这个理之外。按照《大学》的次序来说，知性就是所谓物格，尽心就是所谓知至。”《易·系辞》说“穷理、尽性而达到天命”，“穷理”正相当于孟子所说的“知性”，“尽性”正相当于孟子所说的“尽心”，“至命”正相当于孟子所说的“知天”。天、命、心、性，都是同一个理。从其普遍性来说，叫作天；从其禀赋来说，叫作命；从其体用的整体来说，叫作心；从其纯粹属于理来说，叫作性；从其自然而然且各有分理来说，叫作理；就认识本性而言，知性就是尽心，尽心就是致知，知天就是达到天命。程子说：“理穷尽了，性就尽显；性尽显了，就达到天命。”并不是先穷理，然后再去尽性；尽性以后，再达到天命；这只是同一件事，并不是三件事。《大学》说“致知在格物”，并不是说想要达到自己的知识，就必须先去格物。所以现在说明穷理是致知的关键，就必须知道，开始用功时，理穷尽一分，知也就达到一分。在佛氏那里，这叫作分证；达到知至，就是圆满证悟。《中庸》说：“只有天下最诚的人，才能尽其本性；能够尽其本性，就能尽人的本性；能够尽人的本性，就能尽万物的本性；能够尽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能够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朱子的《章句》说：“所谓尽其性，就是德无不真实，所以没有人欲的私心；天命赋予我的本性，能够体察它、遵循它，无论大事小事、精微粗疏，都没有一点不能尽到。人与物的本性，也是我的本性，只是因为所禀赋的形体和气质不同，所以有所差异。能够尽其性，是说认识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处理事情没有不恰当的地方。”这是一尽便一切尽，其中没有先后次序。肇公（肇公：东晋高僧释肇，也作僧肇，擅长般若学，著有《肇论》。）

译是京兆长安（今西安）人，俗姓张。）说：“能够把天地万物会通起来并视为自己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圣人没有私己之见，所以没有什么不是自己的。因此，成就自己正是为了成就万物，成就万物也正是为了成就自己。“成就自己，是仁；成就万物，是智。这是本性的德，是贯通内外的道。”这是一成就便一切成就，其中没有分别。“自己想立身，也要使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凡事能够推己及人，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确实是因为物我之间没有间隔，别人和自己本来相同，在这里不能安立“别人”的见解和“自己”的见解。符合这个道理，就叫正理，叫正知；违背它，就不是正理，就是不正知。这是知识的根本。曾子听到“一以贯之”的宗旨，当下便承当下来；等到门人问他时，只说：“夫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尽己之心叫作忠，推己及人叫作恕，这件事学习的人一开始就可以用力。“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是推己及人的事情；“行动而没有达到目的，就回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是尽己之心的事情。这也是贯通上下的道理。等到一理浑然贯通，面对各种事情都能恰当应对，也不过就是“忠恕”，没有别的道。学习的人必须在这里信得真切，实行得真实，才可以谈穷理，才可以谈致和。还必须知道，理是人人共同具备的理，没有什么理可以由一个人独自获得；知是自己本分内的知，不必向外寻求。所以陆象山说：“宇宙之内的事情，就是我本性分内的事情；我本性分内的事情，就是宇宙之内的事情。”这也是知至时的话。如今的学者常常把某种事物作为研究对象，喜欢说“解决问题”“探求真理”，未尝不用思考的力量，却不知道这些本来就是自己性分内的事情，因此把宇宙人生当作外在之物。从研究对象来说，自己也成了外在之物。彼此相互抵消，反而没有一个主体可以取得，却还常常夸耀这是自己的创造和发现，岂不是在虚妄之中又增加了虚妄？把这当作穷理，只是增长习气；把这当作致知，只是运用智力来满足私心，这不是这里所说的穷理致知。至于穷理的方法，自然需要运用思维。“思考叫作睿智，睿智就能成就圣人”，程子说：“学习源于思考，不思考就会迷惘。”如果一味读书，只是匆匆浏览、泛泛寻求，便以为文义已经明白，能做的事已经做完，那么终身都会昏昧而没有所得。想要进入思维，最忌讳自以为已经明白；如果轻易说已经懂了，就一定不会思考，这就像关起门来寻求进入。读书既要有所选择，又要把每一个字都反过来检验自己的身心，应当思考：圣贤经典所说的，正是我心本来具备的理；如今我的心正在这里，为什么不能与它相应？如果一念相应，又是什么情形？平时一动一静、一言一行之间，我的心放在哪里？这样才有体认的意思。还应当思考：圣贤经典所说的，都是事物本来应当遵循的法则；如今事情摆在面前，为什么我应对它还不能恰当？如果处理得恰当，又是什么情形？平时应对事情、接触外物时，我的心怎样照看和约束自己？这样才有察识的意思。没有事情时，体认自己的心是否安在本位；有事情时，察识自己的心是否正在事情上；这样才是思考，才能穷理。思考就像疏浚水井，一定要挖到泉水；也像抽丝，必须头绪不乱，然后才能由此延伸，触类旁通，曲折畅达、旁通无碍，豁然贯通就可以等待了。体认得亲切时，就像观看手掌的纹理、辨认自己的疼痛和瘙痒；察识得精细周到时，就像手中拿着秤，铢两都没有差错，又像明镜当台，连毫发都照得分明。这样才有知至的境界。在心思散乱时，这些都一定无法获得，所以必须先用主敬来涵养心性，然后才可以参与到这种工夫中来。三、博文是建立事功的关键 必须先知道，这里说的“文”并不是只指文辞，也不限于典籍；天地之间一切事物的现象都是文，从自身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都是事。道之外没有事，也就是道之外没有文。《论语》朱注说：“道显现出来的，就叫作文。”现在补充说：“文施用于实际，就叫作事。”所谓博，是贯通而不拘执；所谓立，是确实坚定而不可动摇。换句话说，也可以说，贯通经典是为了实际应用的关键。世间有一种天资质朴美好却没有学习的人，遇到事情往往都能处理，但不能每一件都符合道理；处理甲事能够适当，处理乙事又会失误。这叫作不能建立事功，其原因在于没有学习，也就是从未做到博文。即使偶尔碰巧做对了，也不知道其中深远幽微的根由，仍然是从未穷理。（平常说某人“不学无术”，这句话出自《霍光传》。“不学”是说没有读书，“无术”就是没有办法。由此可见，遇到事情要有办法，必须读书穷理才能做到。）《中庸》说：“文理缜密明察，足以有所区别。”“文理”也可以分开来说：在心中就是理，表现在事情上就是文；事情本来应当遵循的法则叫作理，实行这个应然法则叫作文。既然已经明白心外没有事、离开本体没有功用，就还必须通过事情显明道理，把功用收摄归于本体，所以接着在讲穷理致知之后讲博文立事。穷理更多着重于思考，博文更多着重于学习。《论语》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惘，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这是因为不向自己的内心求取，就会昏昧而无所得；不在事情上实践，就会危险而不能安定。由此可见，思考和学习必须同时并进，就像车有两个轮子、鸟有两只翅膀；用力的地方虽不同，但发挥的作用却是一致的，没有不包含思考的学习，也没有不包含学习的思考。不学习操缦，就不能安定琴弦；不学习博依，就不能安定地作诗。操缦、博依，是博文；安弦、安诗，是立事。“不学习《诗》，就无法说话”，“不学习《礼》，就无法立身”。《诗》和《礼》是文；说话和立身是事。六艺之文，就是“包容天下的道”；实际上，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六艺之文的。明白六艺之文的人，就可以应对天下的事情了。这是什么意思？《诗》用来表达志意，主要作用在言语上；在心中是志，发于言语就是诗。凡是用来表达哀乐的感受，类比万物的情状，并且出于极其真诚恻怛之心，而不是肤浅虚浮、虚伪修饰的言辞，都是《诗》的事情。《书》用来说明政事。政事中大的方面，是治理一个国家的政务，进而推广到天下。

译凡是施用于政治，把根本立足于自身，并施加于百姓的，都是《书》的事情。《礼》用来说明行为。凡是在人伦日用之间，履行事情而不失其秩序、不违背其节度的，都是《礼》的事情。《乐》用来说明和谐。凡是声音彼此感应、心志彼此相通，足以发挥尽情欢乐、振奋鼓舞的作用而不流于过度的，都是《乐》的事情。《易》用来说明阴阳。凡是观察万象纷然罗列，以及它们消长、盈虚、变化、流行的迹象，都是《易》的事情。《春秋》用来说明名分。凡是人群之间的伦常纲纪，从大的经常法则到小的名目器物，都有各自的界限；互不侵犯，互不紊乱，各就其位，各严其序，各安其所，各得其正，都是《春秋》的事情。它的事就是它的文，它的文就是它的道。学习的人如果能在这里有所领会，就会知道六艺的道理还有什么可以遗弃，天下的事情又有什么不能包括呢？所以，凡是说到“文”，不只是前人的言论和往事散布在典籍中、有文献史料可以考查的才算。必须知道，一个人的动作威仪、事业行为和实际功用，没有一样不是文。（孔子称赞尧“光明灿烂而有文章”，指的是尧的功业；子贡称“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指的是孔子的言行。） 天下万事万物鲜明地同时陈列出来的，没有一样不是文。凡是说到“事”，并不是指某一种才能、某一门技艺，或某一方面、某一曲之事；从在家孝顺、出外敬兄，爱护众人、亲近仁者，立身处世、修养自身、与人相遇交往，一直到整顿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开发万物、成就事务，治理国家、规划田野；大的方面是礼乐刑政的根本，小的方面是名物度数的细节，凡是用来进行因革损益、裁成万物、辅助天地的道理，都属于事。《学记》说：“九年时能够辨识事物类别，贯通明达，坚定自立而不反复。”所谓“知类通达”，才可以称为博文；所谓“强立而不反”，才可以参与建立事功。《易》中则说：圣人能够“观察万物会通之处”，从而“实行其典礼”。“观察其会通”就是博文，“实行其典礼”就是立事。（《朱子语类》说：“会通，是说事物节角交错会合的地方。”大概是指像人体的关节，是筋脉活动的枢纽；又像众多水流汇合成为江河，虽然有千支万派，最终都流入大海，这就是所谓会通。）能够穷尽天下事物的现象而不受拘执障碍，才可以谈博；能够得到处理事情的适宜方法，而对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毫不疑惑，才可以谈立。如果事情来到面前却免不了迷惑，外物出现却不能应对，那就不能同他谈建立事功，也不够资格谈博文。现在举《诗》的教诲来说明一个例子。比如说：“诵读《诗》三百篇，交给他政事，他却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他又不能独立应答；即使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年轻人为什么不学习《诗》呢？《诗》可以激发情感，可以观察风俗，可以合群相处，可以抒发怨愤。” 近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可以用来侍奉君主。”“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那就像面对着墙站立一样吧？”如今学习《诗》的人，能够详细说明其中的名物、训诂，进而也能够讲述其中的义理，却不能通达政事，不能侍奉父亲、侍奉君主，那么他仍然像面墙而立一样，说他从未学过《诗》也可以。其他经典也可以照此类推而知。所以说“博文”，绝不是只夸耀记诵见闻，只逞强辞说，炫耀自己听闻广博，却与实际事情无关，就可以算作博文；必须是通达广大、融会贯通、积蓄德行很多，并且谨慎地观察事物的人。说“立事”，也不是只在一项官职上表现智慧，只在一项技能上显露作为，既不周全也不普遍，守着一曲之见便足以算作立事；必须是能够承担重大任务，恰当地应对万物，卓然自立而不迷惑的人。还应当知道，《易》说“观察天文，以察知时序的变化；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这里所说的观察天的文理和地的适宜，并不是今天所说的天文学或人文地理之类。天文就是天道，人文就是人道。阴阳消长、四时交替运行，是天文；人伦常道的秩序、贤愚之间的等级，是人文。《系辞传》说：“道有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物彼此交杂，所以称为文；文有不当，所以产生吉凶。”“六爻的运动，是三才之道。”阴阳、刚柔、仁义相对而成，都是两两相对的。等级也就是类别；阴阳、刚柔各自依从其类别，称为物。事物彼此交杂而形成文，所以称为文。物也就是事；事物相互交错并显现出来的，都称为文。因此，一个事物不能形成文，能够形成文的一定是两个相对的事物。凡是事物相对而显现出来的，就是文。相对的事物彼此交错、相互参入，错综变化，互相幽深而达到运动变化的，都属于文。只有圣人能够看见其中“极其幽深却不使人厌恶”“极其运动却不使人混乱”的道理，所以“用各种形状来比拟它，用形象来象征事物的适宜之处，因此称为象”；“观察万物会通之处，以实行其典礼，因此称为爻”。求学的人懂得这一点，就知道所谓“文”是各种事物现象的总称，这一点可以毫无疑问。“文”因变化而产生，事情也因变化而发生，所以说“功业显现于变化之中”。功业，就是事情。“把它施行于天下百姓，叫作事业”，这是由本体发生作用，也可以说是本体的全部作用。不带着计较功劳、谋求利益的心去“做那些本来无须特别作为的事”，这才是建立事业的要旨。所以天地虽然使万物共同生长，却不居有生养万物的功劳；圣人虽然长久保护百姓，却不夸耀养育众人的功德。广博地学习文理，就像万物生长，必须逐渐积累才能达到广大；建立事业，就像万物结成果实，必须坚贞稳固然后才能有所成就。如今的人想建立事业，却不致力于广博学习，这就像不耕作却希望收获；只是从事广博学习，却不致力于穷究事理，这就像草率地耕田，马虎地除草，却想要求他建立事业，怎么可能呢！还应当知道，博文属于认识，立事属于实行。《中庸》说：普通男女的愚昧，也可以具备认识和实行的能力；但到了最高境界，圣人仍有不知道、做不到的事。求学的人切忌自以为已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样就是自己限制自己，不能再向广博发展，也不能参与建立事业。试试看圣人的气象究竟是什么样的？

译达巷党的人说：“孔子真伟大啊！学问广博，却没有一项足以成名。”孔子听到后说：“我该专长于什么呢？专长驾车吗？专长射箭吗？”太宰向子贡问道：“先生是圣人吗？为什么竟然有这么多才能？”孔子听到后说：“我小时候地位低贱，所以会做许多粗鄙的事情。君子需要有这么多才能吗？不需要。”又说：“君子的道有四项，我一项也没有做到。”又说：“我难道有所知吗？其实没有知识。有个粗鄙的人来问我，他什么也不懂。我只是叩问事情的两端，把道理全部说尽。”圣人对于万物无所不知，以道来救济天下；然而他自己却这样认为自己无知无能，并不是故意说谦辞，而是内心确实如此。所谓“粗鄙的人”，是指执着于片面见解，却自满自夸的人。圣人与凡人的区别，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老子说：“越是向外驰骋，所知就越少。”佛教也说：“如果自以为已经证得圣境，那就是凡夫的情识。”一定要自视不足，然后内心虚静，才能有所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先从穷究事理、推致知识开始，然后才能谈得上博文立事。第四，笃实行持，是增进德性的要旨。“德行”是内外两方面的名称：存在于内心的叫作德，落实到自身行动上的叫作行。德，是内心所存的；行，是内心所发出的。从获得于事理方面说，叫作德；从表现在事情上说，叫作行，并不是两种东西。充实而且持久不变叫作笃；日日更新而不停息叫作进。知道止于至善，然后才能笃实；不被外物迁移，这样才可以承载万物。行动刚健，然后才能进步；自强不息，才是效法上天。没有欠缺，没有间断，才可以说是笃；没有限量，没有穷尽，所以说是进。实践积累得越深厚，德性的进步就越广大。所以《大畜》说：“刚健笃实，光辉照耀，德性日新。”《商颂》说：“成汤降生得不迟，圣明恭敬的德性日益提升。”说的就是进步。《乾》卦《文言》说：“君子以成就德性作为行动，这种行动每天都可以显现。”所以行动还没有成就，就是德性还没有充裕。《系辞》说：“默默地成就事业，不用言语却能取得信任，都在于德行。”这就是为什么说笃实行持是增进德性的要旨。言语和行动都是内心所发出，所以说：“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百姓；行动从近处开始，影响远方。”“言语和行动，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东西。”“言语和行动，是君子的关键。关键一旦发动，就主宰荣辱，怎么能不谨慎呢？” 这里把言语和行动并列来说，现在为什么单说“行”呢？《论语》说：“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语，有言语的人却不一定有德。”“从前我对待别人，是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别人，是听了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说得笃实，是君子吗？还是只不过外表庄重呢？”“君子不因为言语就提拔人，也不因为人的问题就废弃他的言论。”这些话说明言语和行动有不相符合的地方，不能不加以考察。《曲礼》说：“鹦鹉会说话，却仍不脱离飞鸟的本性；猩猩会说话，却仍不脱离走兽的本性。”“君子以言语超过行动为可耻。”“观察他这样做的原因，观察他所遵循的途径，考察他心安于什么。这样一来，这个人还能隐藏什么呢？”世上那些外表显出仁德而行为却违背仁德的人很多；貌似正确的言语，可以扰乱德性，求学的人应当懂得以此自我观察、自我警戒。“说话要顾及行动，行动要顾及言语”；平常的德行要实行，平常的言语要谨慎；有不足之处不敢不努力，有余裕之处也不敢放纵，这样才可以谈得上笃实行持。这是分别说明言语和行动，但也应当知道，合起来说时，言语也包含在行动之中。《洪范》的“五事”、《论语》的“九思”“四勿”“三贵”，都属于行动，广泛说明起来没有穷尽。现在只略说五件事，就是容貌、言语、观看、听闻、思考；分别说就是恭敬、顺从、明察、聪敏、睿智，这就是行动的笃实。“恭敬就表现为严肃，顺从就表现为安治，明察就表现为智慧，聪敏就表现为谋略，睿智就表现为圣明”，这就是德性的进步。“九思”“四勿”“三贵”，都是笃实行持的事情。仁、礼、信，都属于德。德的具体方面广泛说来也是无穷无尽的。仁，是德的总称；分开来说，二项是仁智、仁义，三项是智、仁、勇，四项是仁、义、礼、智，五项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信，六项是智、仁、圣、义、中、和。这样广泛分说，可以称为万种德性，但都统属于仁。求学的人应当知道有本性所具有的德，也有通过修养获得的德。本性之德虽然本来具备，但不通过修养和验证，就不能显现。所以通过修养来显发本性，就是笃实行持作为增进德性的要旨。完全依据本性来进行修养，就是本体即功夫；全部修养都落实在本性上，就是功夫即本体。修养这种本体的功夫，验证这种功夫的本体，就是笃实行持、增进德性。孔子说：“德性不修养，学问不讲习”，这是“我的忧虑”。这里的“讲”，本义是学习、操练，指的是“时时温习”，并不是专指讲说。即使是今天所说的讲说，也属于“时时温习”的事情，也就是笃实行持的事情，也就是修养德性的事情，也就是通过修养显发本性。前面说过，求学的道理在于改变气质，必须知道改变气质就是修养。汉代儒者常说“才性”，指的就是气质。魏国钟会作《四本论》，讨论才性相同或不同的问题，文章已经散佚，应当是讨论气质不同的著作，或许接近刘劭的《人物志》。其中所说的“才”，是指气质中善的一面。气质中不善的地方固然应当改变；即使是其中善的地方，只能称为才，也还必须经过改变，才可以成为德，这就是修德。比如《虞书·皋陶谟》说行为有九种德性：“宽厚而严肃，柔和而坚定，质朴而恭敬，善理事而敬慎，和顺而刚毅，正直而温和，简约而廉洁，刚强而充实，坚强而合乎义。”宽厚、柔和只是才，必须做到“宽厚而严肃，柔和而坚定”，才开始称为德；这不是经过改变就不能成就。下面各项依此类推。《周书·洪范》说治理要用三种德性：“第一是正直，第二是刚强制胜，第三是柔和制胜。

译平和安康时实行正直；对强硬而不亲善的人用刚强制胜，对和顺亲善的人用柔和制胜；对沉潜的人用刚强制胜，对高明的人用柔和制胜。”这些话都说明气质必须借助改变。《通书》“刚柔善恶”一章所说的“使人自己改变他的恶，自然而然达到中正”，也是这个意思。刘劭《人物志·九征篇》虽然属于名家之言，也有可取之处。大体上，它把偏于一端而达到极致的称为才，把兼具各种才能的称为德，把德性完备的称为圣，所以说：“九种征象都达到完美，就是纯粹的德性；九种征象有所违背，就是偏杂的才能。九征，是指九种资质的征象，即精、神、筋、骨、气、色、仪、容、言，文字繁多，这里不全部引用。三种程度各不相同，德性的称谓也不同：偏于一端而达到极致的人，以才自称；兼具各种才能的人，以德称呼；德性兼备的人，则另加美好的称号。因此，德性兼备而达到极致，叫作中庸。中庸，是圣人的称号。具备圣人的大体但尚未完全达到，叫作德行。德行，是大雅的称号。只有一种征象达到极致，叫作偏才。偏才，是小雅的资质。只有一种征象相似，叫作依似。依似，是扰乱德性的类型。一种征象达到极致而另一种有所违背，叫作间杂。间杂，是没有恒常的人。没有恒常和依似，都属于《诗经》所说风诗的末流。末流的资质，无法一一说尽。”名家之言，是按照品类考察人物，未必完全懂得德性；但它所说的三种程度，确实有道理。懂得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修养德性必须学习：由偏于一端而进到兼备，由兼备而进到完备，难道不是增进德性吗？但还必须明白，本性与修养不是两回事，不是本性之德以外另有一种修养之德；修养之德需要进步，本性之德也有进步。本性之德本来没有亏欠，为什么还需要进步？应当知道，天地的道理只是至诚不息，不停息就是进步。“与天地合其德”，看重的只是永不停息。所谓“不停息就能长久，长久就能显验，显验就能悠远，悠远就能广博深厚，广博深厚就能高大光明”，“广博深厚可以与大地相配，高大光明可以与上天相配，长久悠远而没有疆界”，这就是增进德性的最高境界。行动不能笃实，就是不诚；不诚就没有真实的成就。一有欠缺，一有间断，就是不笃。行动有欠缺，德性就有欠缺；行动有间断，德性就有间断。所以，虽然说本性之德没有亏欠，也必须把笃实行持做到极致，才能真正体认它；这就是为什么说笃实行持是增进德性的要旨。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践履形体来充分实现本性；增进德性，就是充分实现本性的事情；践履形体，就是笃实行持的事情。孟子说：“形体和容色，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只有圣人才能践履形体。”气聚合凝结而成的叫作形，形体发生变化而显现的叫作色。（这与佛教所说的色法不同。参看《宜山会语》五《说视听言动》。）所谓天性，就是运行于气中的事理。比如观看、听闻、言语、行动，都各有其道理；做到恭敬，才算完全实现视、听、言、动的道理，才算发挥耳目口体的作用，这就叫尽性，也叫践形。朱熹说：“众人有这样的形体，却不能穷尽其中的道理，所以无法践履自己的形体；只有圣人有这样的形体，又能穷尽其中的道理，然后才能践履自己的形体而没有亏欠。”所以应当知道，观看不明察、听闻不聪敏，就是还不能践履自己的形体，也就是还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视、听、言、动都是行动，这四者都合于礼，就是仁，就是德。人生每天使用、不能离开的事情中，最切近而又最容易体认的，哪有超过这四件事的呢？所以应对万事而又根源于内心发出的东西，除了这四件事，难道还有别的吗？因此颜渊问仁，孔子告诉他“克制自己，使言行恢复合于礼就是仁”。颜渊当下承受并实践，于是请问具体条目，所说的就只是视、听、言、动四件事。懂得这一点，就懂得笃实行持的道路，应该从“非礼勿视、听、言、动”入手。只要有不合礼的地方，就是不仁；等到视、听、言、动四件事全都合乎礼，整个身心就是仁。因此，说笃实行持是增进德性的要旨，这个道理确实没有可疑之处。还应当知道，《中庸》说“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知识”，是博文的事情；“敦厚忠实以崇尚礼”，是笃行的事情。这就是接着博文来讲笃行的原因。《乾》卦《文言》说“知道所当达到的目标并努力达到它，就可以谈论事物的几微”，主敬、涵养、穷理、致知、博文、立事都属于这一层；“知道最终目标并坚持达到它，就可以保存义”，则是笃行、进德。并且，这一门总摄前三门：主敬必须确实主敬，穷理必须确实穷理，博文必须确实博文，这本身就是笃行；只要有一处不真实，就只是空话。涵养用力，致知没有穷尽，面对各种事情而不迷惑，就是进德。如果只是说而不行动，怎么能有所得？行动却不用力，又怎能希望进步？所以说起来虽然分为三项，事情实际上只有一件；总括这四门，可以约束归结为一个“行”字。《论语》说：“广泛学习六经之文，再用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违背正道了吧！”“文”是从认识方面说，“礼”是从行动方面说；博与约也是同时进行的，文和礼并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所以孟子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说明它，是为了回归到简约的道理。”前三门是博，这一门是约；中间两门是博，开头和结尾都是约。总括万种行动，都不离开一颗心。认识就是行动，全部事理都落实为事情；广博就是简约，全部事情都体现为事理。始终、本末由一条道理贯穿起来，就是从下学到上达。孔子用四项教人：文、行、忠、信。文，就是六艺的文理；行，就是六艺的实践；忠、信，则是六艺的根本。现在这四门大体也同于孔子的四教：从本体发生全部作用，又由全部作用归于本体。这是圣人之学的根本要旨，是从本性出发的法门。每句话都是从亲身体验中获得的，都是从胸襟中流出，一个字也不敢轻率下笔。要认识圣贤相传的根本，除了这条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如果对此不能有所领会，必定不是可以承受圣学的人，很难和他谈进入德性。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知识、一种说法来接受，却不肯笃实行持，就是辜负自己，也辜负先圣。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就会达到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德，就会广大光明。”所谓闻，是听闻道；所谓知，是认识德。道统摄万种行动，德归于一颗本心。现在所说的言论和说明，只能称为“闻”；诸位学生亲自体会并落实于自身，才可以称为“知”。勤勉地实行它，才可以同他一起走上道；在心中真正得到它，才可以同他一起进入德。这样每天进步到高明、广大光明的境域，是一定可以期待的。“实行仁德全由自己，难道还要由别人吗？”努力吧！努力吧！贵州省 ●龙岗书院

译在龙场（今属修文）。明正德三年，王守仁在这里任驿丞时创建，位于龙岗山东洞。有讲堂、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书院招收“诸夷子弟”，用“知行合一”的学说和《五经忆说》加以启发教导，门生聚集于此。黔地的人从此开始知道有“心性”之学。贵州宣慰使、水西安国亨曾在东洞岩壁顶部题写“阳明先生遗爱处”。罗汝芳也在洞壁上题写“阳明别洞”以作纪念。清乾隆五十年，知县秦睿在察院山顶重新修建。乾隆五十三年，知县宋铎与本地人喻彦圣在原址捐资修缮阳明祠的房间以及围墙、甬壁。道光八年，知县觉罗崇兴修补书院，知府色卜星拨给寺田所收的谷石和余银，以增加束脩经费。咸丰、同治年间，书院有一半毁于战火。同治十年，知县刘侣鹤变卖绝产进行修葺，供作公署。光绪元年恢复书院。光绪二十八年改为小学堂。光绪三十年，日本清官宗亲岩原大三偕同驻中国武官高山公通等一行人来此瞻仰前贤，后来由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题诗：“回忆当年阳明讲学的地方，震天动地的生命机锋藏在其中。龙岗山上升起一轮明月，仰望可见良知照耀千古。”并刻石立碑，“足以表达海外人士仰慕景仰的心意”。抗战期间，蒋介石曾到龙岗阳明祠，并题写“知行合一”，刻在岩壁上。张学良将军曾被囚禁于此。现在是修文中学。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有阳明洞、王文成公祠、正殿、元气亭等建筑。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明正德年间，跟随我来到这里的诸位学生很多，我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你们，所以用四件事互相规劝，姑且借此回应诸位学生的心意。第一是立志，第二是劝学，第三是改过，第四是责善。请你们谨慎听取，不要忽视！

译立志 志向不确立，天下就没有能够成就的事情；即使是各种工匠技艺，也没有不以志向为根本的。如今求学的人荒废学业，放纵情志，虚度岁月、浪费时光，却一事无成，都是因为志向没有确立。所以，立志成为圣人，就能成为圣人；立志成为贤人，就能成为贤人。志向不确立，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缰绳的马，漂荡奔逸，最终又能到达哪里呢？古人有句话说：“假如行善能使父母高兴，兄弟喜悦，宗族乡党敬重信任；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作恶呢？假如作恶会使父母发怒，兄弟怨恨，宗族乡党轻视厌恶；这样的话，怎么可以不行善呢？行善会使父母疼爱，兄弟喜悦，宗族乡党敬重信任，何苦不行善而做君子呢？假如作恶反而使父母疼爱，兄弟怨恨，宗族乡党轻视厌恶，何苦一定要作恶而做小人呢？”诸位学生思考这些话，也就可以知道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志向了。劝学 既然立志要做君子，就应当从事学习。凡是学习不勤奋的，一定是志向还不够坚定。跟随我学习的人，不应把聪明机敏、反应迅速看作可贵，而应以勤奋踏实、谦逊自持为上。诸位学生试试看同辈之中，如果有人把空虚说成充实，把没有说成有，忌讳承认自己的不能，又嫉妒别人拥有长处，自我夸耀、自以为是，说大话欺骗别人，那么即使这个人的资质十分超群，同辈中难道会没有厌恶他的吗？难道会没有鄙视他的吗？他本来是要欺骗别人，别人果真被他欺骗了，难道会没有人在背后暗自嘲笑他吗？如果有人谦逊沉默、严格自守，安于自己的无能，不以超过别人为目标，志向坚定、努力实行，勤奋学习、喜欢提问，称赞别人的优点而责备自己的过失，学习别人的长处而明白自己的短处，忠诚信实、乐观平易，表里如一，那么即使这个人的资质十分迟钝，同辈中难道会没有称赞仰慕他的吗？他本来就是安于自己的无能，不求胜过别人，别人果真把他看作无能，难道会没有敬重推崇他的吗？诸位学生看到这些，也就可以知道应当怎样从事学习了。改正过错 过错，即使是大贤人也不能避免；然而不妨碍他最终成为大贤人的原因，是他能够改正。所以，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而以能够改正过错为可贵。诸位学生自己想想，平日的行为是否也有不合廉耻、忠信之处？是否也有轻视孝友之道，陷入狡猾欺诈、刻薄苟且的习气？诸位学生大概不至于这样；不幸如果有人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自己不知情而误入歧途，平素又没有师友讲习规劝。诸位学生试着自我反省，万一有接近这些情况的，当然不能不痛切地悔恨责备自己。但也不应因此自我羞惭，便在改过向善的意志上气馁；只要有一天彻底摆脱、洗净旧日染上的恶习，即使从前做过强盗，今天也不妨成为君子。如果说：‘我从前已经这样了，现在即使改过向善，别人也不会相信我，而且对过去的过错也无法赎清，反而心怀羞惭、沮丧消沉，甘愿永远污浊下去。’那么我也就对你绝望了。劝人向善 劝朋友向善，是朋友相处的道理，但必须忠诚地劝告，并善意地引导他。要充分表现忠诚和关爱，采用委婉曲折的方式，使他听到后能够接受，反复思考后能够改正；让他有所感触而不产生愤怒，这才是善意的劝告。如果先揭露他的过恶，痛加毁谤、极力诋毁，使他无处容身，他就会生出惭愧、羞耻和愤恨之心；即使想降低姿态来听从你，形势也使他做不到，这就等于是刺激他去作恶。因此，凡是揭发别人的短处、攻击揭露别人的隐私来博取正直名声的，都不能说是劝人向善。虽然如此，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但别人若用这种方式对待我，凡是攻击我的过失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我怎么可以不乐意接受并从内心感激他们呢？我对于圣贤之道还没有什么所得，学问只是粗疏冒失，却错误地让诸位学生跟随我学习。我常常整夜思考，连恶行尚且不能完全避免，何况过错呢？有人说侍奉老师应当做到不冒犯、不隐瞒，于是便说老师没有什么可劝谏的，这是不对的。劝谏老师的道理，是直率却不至于冒犯，委婉却不至于隐瞒。这样，如果我说得对，就能因此更加明白正确之处；如果我说得不对，也能因此除去错误。这大概就是教学相长。诸位学生劝人向善，应当从我开始。云南省 ●桂香书院 在新平。原名新邑书院。清康熙五十一年，知县张云翮在城内文昌宫捐资设立义馆。雍正五年，知县曾应兆改建为书院。乾隆四十七年，知县徐图南迁建到四关外的龙王庙，改名为‘桂香’。书院制定了学规，以敦厚品德、勉励学习等训导士人，教学和考试也都规定了课程。嘉庆元年，知县彭筠修建。道光六年，知县李诚查实学租，并置办田亩，增加束脩和膏火。不久又迁回城内文昌宫原址。咸丰九年，因战乱而废弃。同治十三年，知县左维琦倡议修复，并筹设膏火。光绪三年，知县秦述先聘请山长主持讲学。继任知县彭祖诒、云南布政使唐炯相继从厘金中拨给经费。光绪二十五年，知县钮承植认为原址狭窄，迁建于城北门内，改名‘五桂’。光绪三十一年，改办为学堂。桂香书院学规 ——敦厚品德 士人是四民之首，诸位学生立身处世，应当对自己提出高标准，以圣贤自期。如果有人同下贱差役、无赖党徒结交往来，包揽事务、钻营谋利、扰害百姓，无论是生员还是童生，立即逐出书院。二、勉励学习 诸位学生入院求学，本来是希望每天都有进步。对于每天的功课，各自立一本课程簿，把每天所做的功课和所读所看的书逐一登记，随时听候山长诘问。如果有不记或捏造的，每次扣除一课膏火，达到三次便革除出院。三、尊敬老师 诸位学生入院学习，必须知道民生所依靠的是君、亲、师三者，应当像对待父母一样侍奉老师。对于师长务必讲明礼节、谦让，以表示尊敬，切不可把老师看得如同路人，染上粗鄙野蛮、暴戾无礼的习气。四、亲爱朋友 朋友是辅助自己成为仁人的资助。诸位学生对于同学应当懂得相互亲爱，把他们看作同胞。切不可仗着年长欺凌年幼，依靠强势欺负弱者，因口角而发生争端，以致留下败类的议论。五、珍惜时间 时间不会重新到来，这是古代明白的训诫。诸位学生在书院，每天应当黎明就起床，晚上到二鼓以后才可以睡觉。白天除了两餐之后可以休息外，不可以稍微放纵自己、贪图安逸，以免耽误自己的修养。六、节俭用度 诸位学生读书，本来应以明白圣贤之道为主，一切饮食和服饰都应尽力戒除奢侈，以崇尚俭朴，不可习惯于骄纵奢侈，损害廉洁，失去儒生的样子。七、严格课业 按月考试，本来是为了培养人才。命题以后，诸位学生应当静坐构思、起草文章，限于当天交卷，超过期限便不予收录；有抄录旧文和请人代考的，立即加以警戒责罚。八、慎重奖励

译膏火奖额：内学正课四名，每名发银六钱；副课八名，每名发银四钱。外学正课四名，每名发银四钱；副课四名，每名发银二钱。本来是为了鼓励后进，诸位学生参加考试，应当认真作文；如果没有佳作而不足名额，宁可空缺，也不要滥充。课程 每月初一讲书，初二县尊官课，十一日讲书，十二日山长堂课，十六日学师官课，二十一日讲书，二十二日山长堂课。试题为官课制艺一篇、试帖一首。除制艺和试帖外，间或杂考经古以及字课。讲书所讲内容，涉及经、史、诗、文，并不固定。陕西省 ●关中书院 在西安。明万历三十七年，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参政杜应占、闵洪学，副使陈宁、段猷显等人在府治东南的安仁坊建院，请冯从吾在其中讲学。冯从吾原先在城东南的宝庆寺讲学，因为寺院狭小不能容纳听讲者，所以汪可受等特意建造此院迎请他讲学。院中有讲堂楹，匾额题为‘允执’；左右各有屋楹，东西各有号房楹，二门楹，大门楹，以及亭、池、桥、阁等。冯从吾在此主持讲学多年。制定了《学会约》《关中士大夫会约》。传授、阐发程朱理学，四方前来从学者达到余人，关中学术于是蔚然壮观。天启五年，魏忠贤毁坏天下书院，书院遭到毁坏。崇祯元年恢复修建。清康熙三年，巡抚贾汉复下檄西安府叶承祧、咸宁知县黄家鼎扩建，设置道统祠，祭祀黄帝、炎帝；左右两堂祭祀正学、理学名臣。康熙十二年，总督鄂善重修，聘请李顒在其中主持讲学，倡导自由讲学的风气，制定《会约条》《学程条》，对讲学的时间、内容、方法、目的以及弟子日常礼仪规范都作了具体规定。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关中学术得到振兴。雍正十一年，赐给帑银，建为省城书院。乾隆二十一年，御赐‘秦川浴德’匾额。乾隆三十六年，巡抚毕沅重修书院，延请进士汪祖启主持讲学。‘不到几年，关中乡试、会试中被选入馆的，大半都是书院的学生。’同治十二年，布政使谭钟麟制定《书院课程》五条：重视亲身实践，讲解经义，考察史事，通晓时务，严格课程。光绪七年，巡抚冯誉骥在书院东面附设志学斋，购置图书并增加膏火。住院学生讲习，每天都有札记。过了几年，按察使黄彭年、布政使曾龢又建斋舍，并购买书籍赠给书院。光绪二十九年，巡抚升允改办为优级选科和初级完全科两级师范学堂。现在是西安师范学校。冯从吾：《宝庆寺学会约》明万历年间 ——会期每月举行三次，在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以中午为时间；不设酒礼，也不用请柬邀请。大家第一次见面时互相行礼，只在会中举行即可，不必各自登门，以免增添劳扰。如果另有请教之事，不在此例。——会期讲论，不要涉及朝廷利害、边疆军情、官员任免以及官长贤能或昏庸、政事得失；不要涉及各人家门的私事、众人的过失、诉讼请托等事，也不要说轻薄戏谑的话。所谈应以纲常伦理为主，所读之书应以《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小学》《近思录》为主，彼此交往应以崇尚真实、崇尚简朴为主。务必戒除空谈，敦促实行，共同承担弘扬此道的责任，不要让本乡前辈，如横渠、泾野诸先生，专美于前就可以了。——会中一切交际都应当谢绝，这正是崇尚真实、崇尚简朴的地方，彼此都应体谅。如果其中有至亲旧友，不是因为学会才交往的，则不在此禁。——彼此讲论，务必要平心静气，放低自己而礼待他人。即使有不合之处，也应当再加以详细体会，不可自以为是，过于激烈地争辩。从前张横渠先生有一夜与二程讨论《易》，第二天对别人说：‘由此可见二程深深通晓《易》的道理，这是我所比不上的。你们可以向他们学习。’程伊川先生看到横渠所作的《订顽》，说：‘这是引起争端。’于是改为《西铭》，并且说：‘我们兄弟没有这样的笔力。’又说：‘自孟子以后没有见过这样的文章。’由此看来，足以看出二程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取用别人的长处来成就自己的善。这正是邹鲁圣学的真正传承。如果把自以为是当作自信，主意一旦确定，就不再商量，那么即使讲得正确，也成了不正确，何况还未必正确呢？近世学者大多犯了这个毛病，我们应当共同戒除。——坐得久了兴致来时，愿意作诗的人可以吟唱几首诗，以舒展、涤荡胸怀。孔子和别人一起唱歌，如果认为对方唱得好，一定让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再跟着唱；那种气象多么从容，诚意多么恳切，这本身就是学习。——学习如果不讲论，孔子尚且忧虑，何况求学的人呢？如今我们在这里讲学，并不只是为了教别人，而是借此求得自己的益处。为什么呢？人的心容易放纵，学问难以穷尽；不论沉浮于世俗滋味之中，还是在悠闲岁月中度日，即使今天的行为高尚卓越，已经完全足以树立声名，如果因此自满自足，不再求取进益，难道能保证一生不改变自己的操行和志向吗？即使不是这样，难道能保证一生不向南走却改向北行吗？所以亲近老师、选择朋友，一方面是互相辅助、切磋砥砺，使自己的心不至于放纵；另一方面是询问渡口、指明道路，使自己不至于错误地使用功夫。总之，这是为了自己求得益处，并不是为了务求外在名声、迎合别人。所以邹东廓先生说：‘学习不讲论，是圣门所忧虑的。’所谓讲学，不是为了资助口头耳闻，而是为了讲明修养德性的办法。下文所说的听到义理就迁善、发现不善就改正，便是通过讲学来修养德性，是真正下手实行的地方。吕泾野先生也说：‘学问不讲论，就不能明白；这不是为了自我夸耀，而是要检验自己的正确与错误。’又说：‘道学这个名称也不必害怕让别人知道，才是真正做学问；一旦有害怕别人知道的心，就接近于喜欢名声的心。’这些都是前辈亲身经历后说出的深切之言，我们不可不专心体会。

译——古今的理学，名儒标举宗旨、树立主张的说法不翅过多，已经十分详尽了。（不翅：过多，犹如说理学家标举宗旨、树立主张，各有各的说法。）阳明先生用‘致良知’三个字加以揭示，对圣学确实有很大的功劳，不可轻易议论贬低。比如我们这些人，如今说在这里讲学，对于圣贤的道理，发挥得也可以说极其明白畅达了；但不知道每个人心中那一点真伪之处，大家能不能知道呢？每个人修养自身、勉励实行，也可以说极其真切了；但不知道他心中那一点安然还是勉强之处，大家又能不能知道呢？大家虽然不能知道，但每个人心中的一点良知却明明白白，丝毫不能使它昏昧。我们今天做学问，不必到远处去寻求，只要每个人默默检点自己的心思，默默克服、治理自己的病痛，就能认识本体，自然懂得如何下功夫。由此亲近老师、选择朋友，所得到的益处自然无穷。否则，蒙蔽自己的内心，只在外表上支吾应付，即使是严厉的老师、优秀的朋友，早晚与他们交游，又能对此有什么益处呢？先生提出‘致良知’三个字，对圣学之所以有很大的功劳正在于此。至于切实用功，各自寻求实现‘致良知’的方法，就在我们自己，大家努力吧。——人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所以颜子好学，也不过是不迁怒、不犯同样的过错而已，没有别的奇特方法和秘密诀窍。如今我们发愤求学，断然应当从改正过错做起。起初我常常看到朋友中有人在背后知道别人的过失，当面却反而不肯把话说尽。这不只是朋友的过错，也许是因为彼此从来没有推心置腹、坦诚相见，没有以‘以过失相互规劝’这句话相约。现在愿意和我们约定：以后会中朋友偶有过失，就彼此在安静的地方把话全部告诉对方，劝他改变做法；不但不可以在背后议论，即使在公开集会中也不可以当众说出来，使人感到不便。对自己，当然不应因为一个小过失就甘愿自我放弃；对别人，也不应因为一个小过失就暗中阻碍他重新做人。彼此砥砺、互相磨炼，一天天进步，一天天前进，这就是学习颜子的学问。否则，讲论即使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改过之所以成为圣学第一要义的原因，所以在约文中特意说明，其他方面不能一一详尽。——不要倚仗自己的文章学问，违背、耽误父兄的指教。——不要妄自尊大，侮辱怠慢宗族同党和亲朋。——不要在尊长面前呕吐、打嗝、打喷嚏、咳嗽，打呵欠、伸懒腰、跛立倚靠，斜着眼看人、吐唾沫以及交 足等弊端。——不要在众人之中高谈阔论，旁若无人。——不要借口送交课卷，遍访官长，以求取得进身机会。——不要争强好胜，擅自递交诉状。——不要借别人的书籍不归还，或造成损坏、污损。——不要到别人书房偷看私人的书籍簿册，也不要称赞夸耀文房器具。——不要挑选讲究衣服、饮食，以及装饰车马等物。——不要见到别人贫贱就讥笑欺凌，见到别人富贵就叹息羡慕或诋毁。——不要结交星相士术之人以及扶鸾、压镇等各类没有正式身份的人。——不要看《水浒传》以及作为笑料的戏文等一切没有益处的书。——不要撰写编造词曲、杂剧、歌谣、对联，讥评时事，倾陷同 胞。——不要替别人撰写编造揭帖、诉状以及私下约定、书信。——不要轻率地评论前辈的著作以及学问的深浅、行事的得失。——不要彼此约定分头饮酒游乐。——不要唱词、演戏、赌博下棋、清谈。——不要出入酒馆，纵情于声色歌妓，直到深夜人静才回家。——不要哄骗、辱骂别人，也不要议论别人家的私事。——上课的日子不要轻易请假，也不要彼此说话、看稿，扰乱文思。李颙：《关中书院会约》清康熙年间 关中书院自少墟冯先生以后，讲学会集已经很久没有声息了。如今上级官员特别重视，着意恢复，这是当今第一等美事，也是世道人心的幸运。各位志同道合者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彼此切磋砥砺；即使像我颙这样不肖的人，也得以冒昧列于会末，振作衰颓、唤起懒惰，承蒙大家给予了很多益处。众人说，会集不能没有规约，催促我颙概括提出，我情谊上不能坚决推辞，谨慎地列在下面：——每年四个仲月各举行一次会讲。会讲当天午初，击鼓三声，各人穿戴本等服帽，一同到至圣先师前行四拜礼；随后到冯恭定公少墟先生牌位前，礼仪也一样。礼毕，面向各位宪官行三次恭礼，然后分东西两边，相对作一揖后入座，以年龄为序；不能同班排列的，退后一席。讲论结束，击磬三声，仍到至圣先师前恭敬作揖后退下。——前辈开讲时，担心学者刚到而心气浮躁，一定命令他们先斋戒三日，学完礼仪后再听讲；先端正坐姿、观察内心，不立即与人交谈。如今我们即使不能这样，也必须使仪态安静稳定、神情安闲，默坐片刻后，才可以展开讨论。——前辈在大堂开讲，只是总论为学的大纲，至于解答疑问、辨析困惑，未必能够全部做到。这是因为大堂里人多，仪式规模应当严肃；不严肃，就不足以镇住浮躁喧嚣、安定心志。私下寓所聚集的人较少，感情容易融洽，意见容易契合，彼此情趣相投，能够畅所欲言。我们既然效法前贤，就不能不遵循这样的次序。大堂总论之外，如果真正有志于进德修业，不妨第二天屈驾到我颙的寓所，从容逗留，敞开心扉相互交流。我私下愿尽自己的愚诚，尽力效法盲人诵读经典那样，贡献微薄之力。——前辈讲学，是因为他们品德近于圣贤，学问属于理学，所以不妨向人讲说理学，劝人学习圣贤。我颙本是昏昧荒谬的平庸之人，缺点多得数也数不清，既没有卓越的品德，又没有真实的学问，却冒昧处在这个位置上，实在非常惭愧，最终不敢向同道妄谈理学，轻率地谈论圣贤。只是希望在一昼夜十二个时辰中，念念切实反省自己，以改正过错作为入门，以自我更新作为实际功夫。各位同道天资纯美、未经雕琢，本来没有什么过错可改；然而盛大德业贵在每天更新，也不妨更加磨炼自己，努力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我们如果能够奋发志气、追求更新，痛下决心洗涤剔除自己的毛病，勇于改过而不加掩藏，才会开始有所裨益。过去齐宣王自己说喜欢勇武、喜欢财货、喜欢女色，肯把自己所患的毛病一一在孟子面前陈述，丝毫没有隐瞒，所以孟子反复对他寄予希望，认为他足以用来行善。这就像病人不自行忌讳，肯把自己的病源一一说出，让医生知道病的表里所在，药才能对症；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万全的良药，和症状不相合，又有什么补益呢？如今我们聚在一起切磋，千万不要漫无边际地泛泛而谈，重要的是针对症候谈症候，希望能够看见问题便讨论问题，以充分发挥忠告的益处。

译——会面交谈之余，各人都应当振作精神，默坐澄清内心，务必使心境澄澈、精神愉悦，内外通透明朗，使有生以来的一切嗜好、一切对外物的羡慕，以及种种技能和习气，全都彻底消融，洁净清白，不留一丝牵挂、纠缠和滞碍，这样才会有入道的契机。——用功最紧要的地方，必须一着一着踏实做起，从独自知觉的一念处，亲自体察、亲自确认，谨慎地防范细微的动机；这是由禽兽转入人的境界、安身立命的大关头。这里用力得当，就像水有源头一样，千流万派会随时涌出而无穷无尽。如果只是在见解上拼凑，在格式套路上模仿，就是离开根本追逐末节，舍弃真实追求虚妄，自己遮蔽本来面目，自己损伤生命的活力。——古语说：“有疑问就思考并提出问题。”《中庸》说：“有未能辨明的，就去辨明；辨明了还不清楚，就不停止。”我们如果真正刻苦进修，那么发问和辨析又怎么能停止呢？这就像走路，虽然肯向前直走，但如果遇到三岔路口，怎么能不问路？路上的曲折，又怎么能不一一辨明？所以遇到岔路就询问，问明白了就前行，这样才不会把事情寄托在空话上。如果待在家里仍旧安坐不动，只管询问道路、辨析路程，那也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道听途说，是道德上的自我放弃，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近来有志向的人，也有不拘泥于章句、不陷溺于训诂，毅然以好学自许的人；但他们又舍弃眼前进步的实际功夫，往往辨析名物，追逐象数，穷究幽深、探索宏大，妄自以为高深。古人所说的：“自己都笑从前颠倒错乱，总是在枝枝叶叶的外面寻找。”说的就是这一类人。我们应当深深以此为戒，关键在于切实发问、联系近处思考，一心一意落实在自身。——静坐时能够达到空明无物、连情感都浑然忘却的境地，但在行动中加以验证时仍有疏漏，终究不是真实功夫。所以必须在当机触境之时，内心仍然清澈纯静，常常寂静、常常安定；视、听、言、动都合乎礼，喜怒哀乐都合乎节度，纲常伦理不受损害，辞让、接受、取得、给予都不苟且，富贵与贫贱一视同仁，得失与毁誉不能动摇，仓促危急与颠沛困顿时也始终如一，生死利害面前仍和平常一样。这样才能使动与静协调一致，体与用都得到充分体现；在一家之中成为表率、端正一家，在一乡之中成为表率、端正一乡，在一国之中成为表率、端正一国，在天下成为天下的表率，成为天下人的法则，流传给后世，才不算辜负今天往来书院、共同聚集切磋的用意。否则只要有一次行为上的玷污和缺失，便会损害一生的名节；不只明里被人认为不是正人，暗中还会受到鬼神责备，即使反观自己的清明本心，也会觉得气馁神惭，局促不安；而且还会给后人留下无穷的口实，说：“这就是关中书院平日里求学的人，如今竟然成了这样。”这就是学问对人没有益处。它成为学术源流的蛀虫，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我们应当谨慎对待这些事。以上几条，都是我亲身尚未达到的境界，只是姑且诵说所听闻的道理，私下把自己比作盲人诵经；各位同道如果不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我愿意同大家一起勉励实行。李颙：《关中书院学程》清康熙年间 我极其不肖，承蒙诸位误以为可取，和我一起向这个盲人询问道理。我惭愧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帮助诸位的，只姑且写下几句话来订正切磋。每天必须天刚亮就起床，整理衣襟端正坐一会儿，以安定夜间所养的清明之气，排除外缘、止息杂虑，用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心，使那昭明灵动的本体澄澈寂静、清明透彻，了无一物，培养尚未发作时的中和状态，作为应对事务的根本。坐了一会儿后起身，有世间事务就处理事务；没有事务就读几章经书，只选取其中明白、正大、简易、直截的内容，凡是支离、缠绕、穿凿空虚、雕琢巧饰的，决不要阅读。饭后读几章“四书”，必须先看正文，不要先看注释；正文读不通，然后再看注释和《大全》。每读一章，都要思考这一章与自己的身心有没有关系，务必在内心体会，在行动中验证；如果有一句话、一个行为不以此为准，就是侮慢圣人，言语空说而白白自我放弃。中午焚香默坐，排除外缘、止息杂虑，以延续夜间所养的清明之气。饭后读《大学衍义》和《衍义补》，这是穷究事理、推致知识的要点。要深入研究、细心玩味，务必做到精通熟练；熟练之后，道德和经世济民的才能都将由此产生，这就叫作大人之学。申时与酉时交接之际，如果精神懒散，就选择诗文中痛快淋漓、能使人清醒振作的篇章，如汉魏《古风》、《出师表》、《归去来辞》、《正气歌》、《却聘书》，从容地朗诵，用来振奋昏沉懒惰的精神。每天晚上初更时，在灯下阅读《资治通鉴纲目》，或者濂洛关闽诸儒以及河会姚泾的语录。读完后仍然静坐，默默检查当天念头的正邪、言行的得失；如果一个念头稍有差错，或一句话、一个行为稍有过失，就焚香长跪，痛切地自我责罚。这样日复一日地消除缺点，时间久了自然会养成德性。即使念头没有差错、言行没有过失，也一定要每晚思考自己今天曾经做了几件善事；有善事，就是每天都有更新，每天更新就叫盛德；没有善事，就是虚度光阴，虚度光阴就叫自我划定界限、停止进步。过去有一位读书人自我督课，每天一定努力实行几件善事；有时当天没有善事可做，晚上就悲痛地说：“今天又白白过去了一天。”我们如果也能这样，就不必担心赶不上古人。每天除非有万不得已的事情，只能勉强应付；其余事情如果不是紧急大事，决不要出门一步。整天不见人，精神自然清明，品格自然自重。有事到亲友家往来，或者察看田地，或者办理地方公务，走路必须安详稳重，作揖必须舒缓深长，行走周旋合乎规矩，坐时像尸居一样端正，站立像钉子一样稳固，双手与心口相齐，庄重而和蔼，从容安定，以端正自己来端正外物。不可轻易踏入市肆，不可出入官府，不可亲近结交坏人，不可穿戴华美的衣服。立身以品行操守为根本，居家以勤劳节俭为根本，与人相处以谦逊退让为根本，涉身世事以忍耐谦让为根本。学习首先要学习不说话。无论是见解尚未透彻，还是行动尚未达到，都不要说；即使见解已经透彻、行动已经达到，也一概静默不说。起初虽然勉强，要努力克制几天，不说一句话；渐渐达到几个月不说一句话；最终达到三年不轻易说一句话。这样积蓄的道德学问就深厚，涵养就深沉；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能成为经典；别人不听则已，一听就会信服。这就是所谓“三年不言，言乃雍”。万一尊长或平日知心相交的人确实来询问，只按照自己所听闻的坦诚回答，必须诚实谨慎，务求简明恰当。联合五七位志同道合者，每月初一和十五举行两次会集，彼此考察德行、询问学业，互相辅助、切磋砥砺。公开设置一本簿册，记录每月同道言语行为的得失。有所得，就在会集之日公开奖励，特意举酒三杯表示劝勉；有过失，就规劝他改正，如果规劝三次仍不悔改，听任他退出会集。

译会集之日坐得久了腹中饥饿，会主只准备肉和蔬菜四样，供大家充饥即可，千万不要杯盘狼藉，以免损害高雅的风气。会中所讲的书，如《康斋日录》、《泾野语录》、《文清读书条》，这几种书内容明白正大，最适合后学。所讨论的话题，不得超出心性、性命、纲常和伦理；不得谈及各人的私事，不得谈及闺门内的隐秘之事，不得谈及官员的贤能或无能以及他人的得失，不得谈及朝廷公事和边疆军情。违犯者，罚他准备下一次会集的一会儿饭食。以上几条，是顺手偶然写成的，本来不足以作为示范；只是感念诸位情意真诚恳切，姑且用来稍助鞭策罢了。诸位如果不认为这些话荒谬，谨慎遵守并努力实行，慎终如始，共同期待达到必然实现的境界，那么岂只是我个人得到光荣，就连二百河山也将一同获得荣光。●味经书院 在泾阳。清同治十二年，督学许振祎上奏请求创建。邑绅吴建勋捐地资助。初期面向陕西、甘肃两省招生，后来改为陕西专有。其规模与关中书院、宏道书院相等，但“其定章有不同于其他书院的三点”：不教授时文，以实学为主；改变师生不经常接见的习惯，由山长登堂讲说，逐条讲解贯通，考察学生的课程，查阅他们的札记，区别勤奋与懒惰，严格管理出入；改变由官员负责为由山长负责，使一方的声望之士专门治理一方的学业。史梦轩任第一任山长，以城固训导姚邵诚、澄城教谕王贤辅协助管理讲席。史氏品行端正、学问精纯，教学有方，制定教约，其中严格告诫的有四条、确定的约条有三条，另有功课定格等规定，跟从他学习的人大多有所成就。同治十三年，督学吴大澂筹办置备膏火费。光绪二年，监院寇守信增建监院署。光绪九年，督学慕容于筹集营田银两。当时柏子俊任山长，订立以“八禁四读”为主要内容的教约。光绪十一年，邑绅吴建勋捐地增加膏火费。山长刘光蕡设立求友斋，以天文、地舆、经史、掌故、理学、算学教授学生，开设《三角举要》，命诸生学习。又命人修筑“通儒台”，用来进行实地测验；设立“白蜡局”，创办“复豳馆”，仿造轧花机。又设立“时务斋”，其主旨是沟通中西，以挽救时局，做到“不以空谈为学，不以空谈为教”。另行订立教法规则和《读书法》。光绪十五年，监院周斯忆在讲堂东面增建藏书楼。光绪十七年，督学柯逢时上奏设立刊书处，筹集白银一万两，计划每年刊刻正经、正史各部，选取院内高材生负责校勘，仿照阮元《十三经校勘札记》的方法，把札记附在书后。院长刘光蕡兼任刊书处总负责人，制定《办法章程》若干条，说明刊书相关事宜、管理办法以及经费使用等。刊书由院长总负责，下设董事，轮流负责。分为初校、二校，以求保证质量。每部书刊印后，分成若干部，一部分交给院长，一部分存放书院，一部分出售。所得银款曾用于崇实书院的日常开支。戊戌变法后，书院倾圮。刘光蕡：《味经书院时务斋学规》清光绪二十一年 我承乏主持味经书院已经多年，惭愧自己没有真实的德行，足以感发诸生的志气，使他们振作奋发、积极有为。然而时局日益危急，如果不是人人卧薪尝胆，就不足以抵御外来侮辱。并且辑录中夏古语说：四方边境多有堡垒，是卿大夫的耻辱；土地广大却荒芜而不治理，也是士人的耻辱。如今中国这样广大，却不能抵御一个日本，割让土地、赔偿费用，各种耻辱无所不有，这不正是土地广大却荒芜而不治理的实际情况吗？我们这些厚着脸皮做士人的，如果不把这件事当作耻辱，姑且不说无法面对朝廷。试想外患再次发生，天下这样大，又到哪里藏身？人人都有父母，人人都有子孙；读书人没有科举出路，经商的人没有贸易途径，工匠没有施展技巧的地方，农民不能免除自身的赋税，中国的祸患还能够想象吗？想要挽救这一祸患，必须从士子自己奋发学习开始。人才不断涌现，却不能达到富强，没有这样的道理。如今我和诸位学生约定，各自存有自我勉励之心，努力革除积习，勉力成为真正有才之人，日夜怀有沦为异类奴隶的恐惧，以此在心中和眼前自我警惕；这样学问就会日新月异，大家都能成为有用的人才。哪里只是我有深厚的期望，也将是我陕西的幸运、天下的幸运。谨慎地把要点列在后面：——激发羞耻心 今天的士子谁不读书，但最终没有用处的，并不是书没有用。经史好比上天降下的雨露，然而它们灌溉人心，和养育草木的幼苗没有不同：抱着善念读书，就会成为良才；抱着世俗私念读书，就会成为恶草。人的本心都善而不是恶，一个念头走入歧途，最终会差之千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把善看作利益、把舜看作盗跖的道理。我们用功应当从这里下手。无论读什么书，每次阅读时先问自己读它有什么用，那么心中就会有主宰，思想能够一线贯通，有条不紊，才识也会日益增长，而且容易记忆；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志、朱子所说的像穿钱的绳索一样贯串的方法，而我把它归结为激发羞耻心。人只有心中有所羞耻，内心才像背负罪疚一样，片刻不能间断；心思就会严密，精神就会奋发，志向自然专一，力量自然果断。因此，知耻尤其是立志的根本。如今仕途虽然复杂，东事兴起之后，真正能够担当大任的，是来自杂途的人吗？还是那些读过书、被称为士子的人呢？今天说读书无用，是因为当初读书时的志向不正确。读书而不立志，越读越坏，这都从自己不知道羞耻开始，我们必须努力戒除这一点。——养成勤奋

译今天天下的祸患，最严重的就是懒惰；而懒惰造成的祸患，又以读书人最为严重。文武分途以后，读书人都不熟悉弓马之事，见到兵器就变脸色，听到炮火就发抖，养成了柔弱娇嫩的筋骨，妖弱得甚至和妇女一样，完全失去了古人“桑弧蓬矢”所寓男子志在四方的精神。几十年前，有位朋友游历京师回来，说士大夫的衣饰全都仿效妇女，最终必将跌倒而不能振作，如今他的话果然应验了。古代士人求取仕进，都以射箭为本；乡大夫以礼接待贤能之士，天子选士任官，也都把射箭和礼乐同等看重。管仲把百姓分为四民，所谓“士乡”，指的就是战士。即使《春秋左氏传》中记载的“士”，也多指战士。到了战国，才出现凭口才谋取官职的策士；但这样看来，劳作之事不能说不是士人应当做的。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似乎认为士人只应讲习讨论，以增长智慧，就像周公仰面思考直到天明、孔子废寝忘食一样。然而，真正用心思考的人，没有不害怕体力劳动的；害怕体力劳动的人，也没有能够真正用心思考的。孟子说，承担重大责任的人，必定先使他的筋骨劳累。劳累就会坚实凝固，不劳累就会脆弱娇嫩；凭脆弱娇嫩的筋骨，怎么能够承担艰巨的任务？五胡乱华时，陶士行搬运砖瓦来练习勤劳；今天的时势又怎么样呢，难道可以不以士行作为榜样吗？有志之士做学问，应当从勤劳自习开始。——求实 外国人谋求富强，中国人却谈仁义，难道是我们圣人留下的教训不能使国家富强，反而要凭仁义使天下贫弱吗？外国的富强有实际事功，中国的仁义只是寄托在空谈上，所以中国敌不过外国。并不是仁义敌不过富强，而是空谈敌不过实事；这种弊病也正是从士人读书开始的。他们束发受学，只知道读书是为了写八股文的材料，不仅与世间事务没有关系，甚至与自身的身心修养也没有关系。所以，读道德方面的书，也只知道圣贤谈论义理的精妙；读经世济民方面的书，也只知道名家论事的切要；写入八股文时，何尝不是说得有内容、有根据，但本领也就止于此了。把圣贤遗留下来的经、史、子、集，全都只当作一部“大兔园册子”①；一旦进入仕途，问到国家天下的事情，都是临时仓促搜求，从来没有预先作过打算，天下的事情怎么能不败坏？因此，士人不像士人，官吏不像官吏，官员不像官员，士兵不像士兵，工匠不像工匠，刑官不像刑官；一切用人行政，都凭八股文的技巧办理，替别人说话，却与自己毫无关系，结果形成一个虚浮的天下，外敌也就乘虚而入了。所以今天的弊病，非把虚浮扭转为实际不可；而要扭转它，也一定要从士人读书开始。凡是经史中所说的事情，都把它当作实际问题，并默默用自己的身心加以验证，一定要求它能够实行，而不以能说会道为可贵；这样，内心就会进入事理之中，说话没有不真切的，文章也会精进。求得一项而同时得到两项好处，有什么可害怕而不去做的呢？——观时 《水镜》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时”字，用来评价伏龙、凤雏，人们以为是豪杰趋附时势，却不知道它就是《易经》所说的“时义”和《中庸》所说的“时中”。天地的生机每天都在更新，帝王的政事、圣贤的学问、我们的见识，也不能不日日更新，以符合天地运行的气运。日日更新就是日日变化，变化而能够创新，就是所谓“时义”“时中”。所以孔子、孟子不取老子、庄子的言论，而采用黄帝、尧、舜的道理，来治理春秋战国时代的天下；因为相隔二千多年，道理也应当穷尽变化、通达而长久。今天的天下，仍是黄帝、尧、舜所面对的天下。混沌可以变为文明，文明也可以变为机巧；想要随着变化而通达长久，正是孔孟之道。士人生活在今天，如果只抱守唐宋以来的成法，而不总览开辟以来的变化来印证今天，就一定不足以应对今天的变化。因此，士人读书，应把认识今天的时务作为第一要义。凡读经史，都要同今天的时势相互印证，思考哪些相合，也思考不相合的原因；这样，书本全都有用，士人也就成为通晓各方面事务的人才了。——广识 如今处理政事很难，如果胸中没有五大洲各国的知识，就不足以安定一个洲中的一个国家；以学问来处理政事，如果不了解五大洲的政事、文章、人情和物产，又凭什么做学问？何况西方人驱使无情的水火、无形的风气，甚至一草一木这样细微的东西，也都能奇思妙想，把无用之物变成极有用的东西，硝、硫黄和炭就是这样。如果在四五百年前有人这样说，一定会被指责为荒诞；如今结果怎么样呢？况且治理国家的大原则，历代虽然不沿袭前代的具体做法，但用意从来没有不同。不知道具体做法有所不同，就会拘泥古法而缺少通达；不知道用意相同，就会执迷不悟而不能变化，这样从来没有能够应对今天的变化。应当对于古今治乱兴衰的事实，深入探求其中原因，做到心中明白；对于外国各国立国的始末，也要兼收并综合贯通。这样遇到事情自然明白，不难立即作出判断，处理起来从容不迫，也就没有不合乎节度的了。——乐群 今天人心涣散到了极点。《易经》说：“涣其群，元吉。”如今为什么没有大吉？因为涣散的是对名利的私心，聚合的是道义的公心；涣散私心，正是为了聚合公心，所以接着说：“涣有孚，匪夷所思。”圣人何尝不重视天下人的团结呢？我们乡里的人士，沿袭秦人“无党”的说法，大多独自求学而没有朋友，见闻狭窄，执守高头讲章中的说法，自以为是，与世间事务完全隔绝；于是听到别人的长处，必定要说他的短处；看见别人的短处，又故意把话说得更严重，这是争夺名声的心表现在外面。居住、饮食时彼此不肯谦让，学问和事业上也不相互谋划，这是争夺利益的心藏在心中。等到做官以后，凭空疏的见识争逐名利私欲，怎么能不嫉贤妒能、贪图荣华、仰慕权势，成为《诗经》所说的“忮”之人呢？官场风气坏了，事情件件失去人心；今天人心的涣散，未必不是由我们这些人的存心酿成的。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珍爱自己的名节，就会自重而不结党；不贪图名利，就能不争而与人合群。能够合群，就是以天下为一体的仁心；不能合群，就是土崩瓦解的形势。《尚书》所说的“亿兆人，惟亿兆心也”，正是这个意思。

译《易经》在极度涣散之后，以“大吉”的象来许诺，以“有孚”表示可庆幸，以“匪夷所思”说明事情出人意料。聚合涣散的人心，不能把责任全都归给士人；然而士人也负有人心和世道的责任。有志向的人，事情最终一定能够成功。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自己应当努力去做。“匪夷所思”，谁知道它不正会成为今天的预言呢？以上六条，各位学生如果确实相信我的话，专心致志地学习，将来一定会有益于世间实用，这是我日夜祈祷的事情。既然说士人必须凭八股文求取仕进，那么，勉励自己知耻求实，就一定不会屑于偷偷写文章、只依靠空话；从事经史学习，用身心去体会，文章就会有根底；审察时势、扩大见识，文章一定精密切实，在宏大纵横的考场文章中也容易取胜；勤劳学习、乐于合群，朋友之间讲习，日夜不知疲倦，文章的功夫自然会天天进步。凡是八股文，都是用来阐发圣人的言论；以上六条，则是用圣人的言论来亲身实行。世上哪里有亲身实行这些事情，却反而不如只说空话来得亲切的呢？各位学生如果确实按照这些去做，即使因此妨碍八股文，我也甘愿承担责任。●崇实书院 在泾阳。清光绪二十三年，督学赵维熙上奏，请在味经书院东面建立格致实学书院。书院建成后，改名为“崇实”，设有计堂架楹，堂前东面设置日晷，西面修筑通儒台。正堂东西两侧有致道、学古、求志、兴艺四斋。设置院长一人、分教一人。课程设置重视格致、英文、算术和制造。分设政事、工艺二斋教学，仿照味经书院设置时务斋，订立《书院章程》若干条，实行教学改革。光绪二十七年，督学沈卫奏请将其并入宏道书院。刘光蕡：《崇实书院学规》清光绪二十三年 我在乙未年春天，为味经书院的学生拟定了学规六条：一是励耻，二是习勤，三是求实，四是观时，五是广识，六是乐群。当时正计划集资购买机器纺纱织布，事情已经见到成效；又准备建立实学书院，所以我先用这些来勉励学生。后来开设时务斋，作为书院的先声，大概是担心集资不成，不能另建书院。如今幸好书院已经建成，省宪筹措了膏火费用，近来又奉皇帝旨意特别改革科举科目，学生们应当无不痛切革除旧习，努力承受明白的诏令。然而推究诏旨，六门所要特别革除的，只是文章辞章的虚浮，转而追求从政和技艺的实际，这正与“崇实”命名的意义相合，并不是要抛弃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治国方法，改去遵从西方政治；也不是要抛弃孔子、孟子以来相传的道理，改去遵从耶教。既然如此，学生想要学习实学，应当从具有真实的内心开始。作为尧、舜以来相传的族类，就应当以真心寻求保全种族；作为学习孔孟之道的门徒，就应当以真心寻求保全教化；作为大清数百年来的士民，就应当以真心寻求保全国家。用真心求取这些目标的方法，仍然不超出我先前拟定的六条；请允许我再引申说明这些道理，告诉各位学生。周子说：“立志要以伊尹的志向为志，学习要学习颜子的学问。”伊尹立的是什么志？不过是希望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罢了。他本来只是莘野的耕夫，却因为君主不如尧舜、一个人不能受到恩泽而感到羞耻。那时距离尧舜只有四百多年，尧舜的法度难道已经完全消失了吗？夏桀虽然昏庸暴虐，仍是中国人，中国的教化一定没有完全消失。假如中国四万万百姓被奴役、屠杀，伊尹的羞耻就到了极点，仿佛在市集上受鞭打；如果他生在今天，亲眼看见外国人的横暴，异族的教化凌驾于尧舜之上，凭屠杀割裂来对待中国，那么这种羞耻的深重和痛苦，会达到什么程度呢？感到羞耻，就一定要设法洗刷这种羞耻；要洗刷羞耻，就不能不靠自己奋发学习。孟子说：“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必须发誓抱定以身殉道的决心，然后才算真正知耻，之后才能立定志向。这就是知耻的全部意义。对于各位学生来说，更有切身而紧要的目标：应当想一想，与中国并立的各国，为什么别国的人都聪明、灵巧、富强，唯独中国愚昧、笨拙、贫弱，甚至有人说我们野蛮、没有教化？我们是炎黄的后代，生长在清明淑美的地域，承受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孟的教化，却被人指责为野蛮、没有教化；而且确实比别人愚拙贫弱，这种羞耻又该达到什么程度？实在不能一夜安睡了！知耻就会愤发，愤发就会勤奋。我以前多次谈到军事，如果因此被看作把文士当作武夫，那是不知道这正是孔子的道理。孔子谈学习说：“愚昧的必定使他明达，柔弱的必定使他刚强。”勇敢是常德之一，柔弱是六种极端祸患的最后一种；不断自我奋发，所走的道就能上与天道运行相应。既然如此，求学问的事情，以明智为开始，以刚强为终点；如果真正窥见圣人的道理，就没有不强健的。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如今开设特别科目，名称叫“武备”，朝廷的用意就可以知道了。学生即使只为自身的功名打算，处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不能忍受勤劳，又怎么能担当事务？所以应当孜孜不倦地求取明智，同时求取刚强。明，是修治心性的功效；强，是修治身体的功效。宋儒所说的改变气质，就是改变昏昧愚笨的气质而使之清明，改变脆弱的体质而使之强健。诏旨所分的六门，不过是政事和技艺。政事，就是古代的大学；技艺，就是古代的小学。西方政治中好的方面，从我国古代寻找，没有一样不具备；只是容易流于空谈，应当同我国今天实行的政事相比较，这样一旦遇到实际事务，自然就能坐而言之、起而行之。西方人的技艺极其神奇，这大概是上天为我们开启的一条道路，让西方人用几十年研究来赐予中国；他们承担劳苦，我们享受便利。我们应当各自专攻一门，日夜尽心钻研；如果有了相应的器具，依照方法进行试验，不过三年，就能够贯通掌握。西方人的蒸汽机、轮船等方面，分配学习课程也不过三年；但是算学、重学，无论专攻哪一门，都必须先通晓。

译我们还没有进入仕途，所学习的内修、外交、理财、经武，即使说得极其精妙，也都只是没有实际行动的空谈；那么我前面所说的求取实事，应当怎样求取呢？回答说：“它的根本在于存心，它的作用在于观时。”把天下的祸患看得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西方人为什么富裕，我们为什么贫穷；别人为什么强盛，我们为什么衰弱；别人为什么不忌讳谈利益而贪污的人少，我们为什么口谈仁义而行为污浊的人多？拿西方各国的政事来对照，我国的弊病无法掩盖；再拿西方各国的政事来印证我国三代以前的制度，我国的弊病就更加无法掩盖。这样，挽救弊病的方法就在眼前了：以真实的心意实行内修、外交、理财、经武。中国的弊病，都积累在唐宋以来凭文章选取士人的制度上，所以弊病就出在这里。求实必须排斥浮夸的言辞；能够排斥浮夸言辞，又必须从观察时势开始。观察时势为什么能够排斥浮夸言辞？回答说：“外国的诗书礼乐教化不如中国，然而国家一天天富强；仁义道德的教训也不如中国，然而他们自称有教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外国的事务得到治理，而中国的事务没有得到治理。中国的事务为什么没有得到治理？选取士人时重文章而不重实际事务，所以士人读书，也只求能够作文，而不求能够治理事务。所以，朝廷的政事由吏员按成例掌握，行省的政事由幕宾和家丁掌握。这并不是甘心把行政权让给别人，而是平时根本没有讲求这些事务；一进入仕途，每遇到一件事都茫然无措，不得不借助别人办理，于是弊病丛生。如今六七个大国相逼，理财的权力交给了别人，治兵的权力交给了别人，近来连黜陟的权力也交给了别人，而瓜分中国的说法甚至公开叫嚣、不加隐讳。仕途一天比一天艰难，如果不想进入仕途也就罢了；若想进入仕途，兵、刑、钱、谷等事务，难道可以不预先加以讲求吗？“广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今的祸患比战国更紧迫、更重大。战国时只是在中原地区彼此争夺，如今却是五大洲合在一起相互争夺。战国时秦国专门崇尚武力，如今外国却用商务夺取我们的财富，用教士诱惑我们的百姓，这种祸患比金、元更惨酷，比五胡乱华还要严重。五胡仅仅依仗强悍，如今又加上智巧，远不是中国所能抵敌的。因此，要挽救今天的弊病，不能不彻底了解西方各国的政治和工艺。西方风气一天天开放，每年新出的书多达万余种，各种事情都日益追求创新；中国却固守唐宋以来的旧见解，怎么能不一天比一天被别人削弱呢？所以，能够认识周六合之内的世界，然后才可以纵观上下千古。井田、封建，都是后世儒者所说的万万不能实行的制度，如今却成了万万不能不实行的制度。观察炮火的猛烈，才知道井田、沟洫之法为什么能够治理国家；观察吏胥的横暴，才知道乡官、州、遂等制度为什么能够联结百姓。至于学校，更是万万不能不恢复古制；如果不是西方人实行并且见效，谁敢提出这样的议论呢？所以，西方人的技艺方面的书可以读，他们政治方面的书尤其不能不读。“乐群”是什么意思？五大洲上的人分为五种：欧罗巴人是白种，利未亚人是黑种，南洋各岛的人是棕色种，美利坚人过去是红种，如今被白种人驱逐，只能逃到深山中，就像云南的怒夷；黑人只是白人的奴隶，棕色人多被白人兼并，只有我们中国是黄种。我们的知识并不低于白种人，却一天天衰弱，原因是什么？白种人能够合群，各色人种不能合群。如今外患一天天逼近，如果不能使天下人同心同力，就不足以挽救危局；所以今天第一要义，应当从学会合群开始。能够合群，就是孔孟所说的悲悯之心；必须先使中国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然后才能使天下成为一家，否则别人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我们就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难道不可痛心吗？所以我希望人人都能抛弃自私自利的见解，努力谋求当世的事务，共同支撑危局；这不仅是忠于国家，也是依靠黄帝、尧、舜以来圣贤的神灵。以上各条，都是我根据自己的意思制定的。各位学生应当遵守；其中如果有窒碍难行或我没有想到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斟酌增删修改。青海省 ●三川书院 在大通。清乾隆元年冬季修建。聘请名师主持讲学。乾隆三年，西宁府佥事杨应琚订立学约条文，督促弟子求学上进，提倡“闭门潜修，同人砥砺”的学风。针对文教不振的现状，特别规定家中有三个儿子的，必须选择其中一名俊秀者入学；只有一个儿子的，如果体质虚弱、不能胜任农事，也应当入学。他致力于教育的用心由此可见。

译杨应琚：《三川书院学约记》清乾隆三年 古代设置党庠，是用来教育培养人才，使他们修养德行、建功立业，以备国家任用的。凡属本地的人，都必须各自勤勉努力，共同接受陶铸，这样才能三年取得小成，七年取得大成，文才品行卓越，成为受到众人仰望的人。大通卫地处塞外，居民中汉人与番戎杂居；自雍正三年开始设置义学，至今已经十三年了，但如今学业没有进步，功业没有增进，实在是因为你们这些父兄习惯于姑息，子弟又乐于懒惰荒废，所以最终没有成效。现在于乾隆元年冬季另建书院，诚意聘请名师，使学生日夜勤奋，寒暑都不间断，以此来充分符合圣天子兴贤育才的深意。近年以来，听说诸生读书渐有长进，已经详细请示制府兼中丞阳湖刘公，题请获准该衙门每科岁考录取文、武生员各三名，暂时附入府学，这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学习时作时辍，来去没有定规，将凭什么应试？又将凭什么立身处世？从今以后，不能不严格制定规条，考核你们的学业和品行。诸生都应当立定志向，以慰藉我的期望。——大通卫地处荒僻之处，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凡是编入户籍的百姓子弟，都应当竭力耕作，以维持生计。然而他们都只从事农田劳作，不懂礼义；安逸居家却没有教育，愚昧鄙野，实在令人忧虑。现在规定一家有三个儿子的，选择其中一名俊秀者入学求学。有的家庭只有一个儿子，若禀赋孱弱、体力不能承担农事，更应当读书勤学，奋发立志以求仕进。——子弟进入书院学习以及在义学读书，都必须遵守朱子的《白鹿洞规》、评定的《程董学则》以及《分年读书法》。现在各抄录一册，张挂在门楣之间，希望让人一看见就有所警醒，受到感发而奋发向上。——书院肄业的各位童生，想要懂得写文章，应当研究谋篇布局的方法。单题开头应当专门攻习，此外还有上下偏全、篇幅长短、义理文意、旧典以及全章大意、各类题式等，不能一一列举。总之，都应当选择前代正人所传的文章，熟读数百篇，把它们作为准则。这样才可以充分表达情感、穷尽文意，下笔时不至于茫然无所依循。尤其要重视明白义理、涵养性情，成为世间通晓儒学的人。——诸生必须立下宏大而长远的志向，不能把读书仅仅当作谋取利禄的手段。朱子说：“如今只贪图利禄而不贪求道义，只想做贵人而不愿做好人，都是志向没有立定的毛病。”又说：“并不是科举拖累人，而是人自己被科举拖累了。如果是见识高远的人，读圣贤的书，按照自己的见解作文来应试，把得失置之度外，即使天天参加科举考试，也不会受到科举拖累。”这些话说得最为恳切，求学的人一定要看破这一关，读书才会有进步。——子弟年满五岁，就要让他们到义学读书。《四书》原经必须让他们与注本一同诵读。经书读完后，还要讲明《小学》，然后送入书院肄业。——大通卫是新近开辟的边疆地区，文教风气刚刚开始，专任的师儒还没有设置。治理本卫的官员，对于这一方百姓兼有父母和师保的责任。应当在每月底，请院长把各童所读的文章、所讲的书，分别列在各童名下；每逢朔日、望日到该衙门，听候命令背诵和讲解。讲诵没有错误的，本卫应赏给纸笔，以鼓励其继续奋进；不能讲诵的，要加以责罚以示惩戒，不得姑息宽恕。——凡是在书院和义学读书的人，如果家中确实有重大事情，必须由父兄据实向师长说明，才准许请假。如果借故逃学，师长应移送本卫，并以父兄姑息容忍的过错惩罚父兄。——教师严正，师道才会受到尊重。子弟背着书箱跟随老师求学，学业固然依靠教诲，就连饮食、言语等日常行为也都是诸生的榜样；法令的熏陶如果朝夕相伴，也会逐渐归于纯正。现在抄发一册朱子的《童蒙须知》，作为行为的标准。先生既然主持教席，想来具有一片苦心；希望您顾念这个名称的含义，这也是我特别深切的期望。——每逢朔日、望日，随师长礼拜先师；礼毕，先向师长行礼，再向学长行礼，然后各人彼此作揖。严格遵行朔望日的礼仪，谨慎遵守早晚的规诫。这样教导他们侍奉父亲、敬事兄长，那么长幼尊卑就会秩序井然，礼让的风气也有希望形成。

译●伊山书院 位于韩国庆尚北道荣川郡城以东六七里处。这里“蕃川一岘，截然为之敝”，空旷偏远而安静，风景独好，远离尘世喧嚣，是修身养性的绝佳地方。书院由李氏朝鲜明宗时期的郡守琴椅所建，到戊午年（明宗十三年，明嘉靖三十七年）落成，建有入德门、志道门、敬止堂、养正堂、诚正斋、进修斋、观物台等建筑，置备赡谷数百石，供给院奴若干名，并在其中聚集儒生。其时大儒李晃为书院撰写记文，并订立规约，规范教学制度。到宣祖甲戌年（七年，明万历二年），朝廷赐予书院匾额。李滉去世后，奉祀于院中。直到今天，院舍仍然存在，只是不再讲学，而是作为古迹向游人开放。李滉：《伊山书院规》——诸生读书以《四书》《五经》为根本，以《小学》《家礼》为入门，遵循国家培养人才的方法，遵守圣贤亲切的教诲，懂得一切善性本来具备于自身，相信古代的道理在今天仍然可以实行，都致力于亲身实践、从心得中明白义理并用于实际的学问。至于各类史书、诸子书、文集和科举文章，也不能不学习，应当兼务博通。但应当懂得内外、本末、轻重、缓急的次序，常常自我激励振作，不要使自己堕落懈怠。其他邪妄荒诞、妖异淫僻的书，一概不得带入书院，进入眼中，以免扰乱道理、迷惑志向。——诸生立志必须坚定，趋向必须正直；把远大的成就作为期望，把道义作为行为归宿的，才是善于学习的人。若内心卑下，取舍迷乱，见识还没有摆脱世俗鄙陋，心愿专在利欲上的，便不是求学。若有人性情行为违背常理，嘲笑礼法，侮慢圣贤，曲解经书、背叛正道，说丑话侮辱双亲，败坏群体而不守规范，书院共同商议后将其摒弃。——诸生平时应当安静地待在各自的斋舍，专心精读，不是因为讲解、探究疑难，不应随意到别的斋舍去，整天空谈虚度，以致自己和他人都荒废心思、耽误学业。——没有缘故、没有申告，切不可频繁出入。凡是在衣冠、起居止息、言语行为之间，都应当切实相互监督，彼此观察学习，以求共同向善。——泮宫的明伦堂张贴着伊川先生的《四勿箴》、晦庵先生的《白鹿洞规十训》以及陈茂乡的《夙兴夜寐箴》，这个做法很好，书院中也应当把这些张贴在墙壁上，用来相互规劝警戒。——书不得带出门，女色不得进入书院，不得酿酒，不得使用刑罚。书籍带出门容易遗失，女色进入书院容易污秽书院，酿酒不是求学之所应做的事，刑罚也不是儒生应当做的事。（所谓刑罚，是指诸生或有司因为私人的恼怒而殴打外人的一类事情；这种做法最不能开头。若书院所属人员有罪而不能完全赦免，小的案件由有司处理，大的案件则与上级有司共同议定处罚。） ——书院设置有司，由附近居住的两名廉洁能干的品官担任；又选择一名通晓事理、有德行义行、得到众人推服的儒士，担任上有司。两类职务都每两年轮换一次。——诸生与有司，务必要以礼貌相互交往，以敬重和信任相互对待。——书院所属人员应当受到周全的体恤。有司与诸生平时都必须爱护下人；除书院事务、斋舍事务以外，不得人人私自召唤他们，不得因私人恼怒而处罚他们。——建立书院、培养士人，是为了奉行国家崇尚文教、振兴学校、造就新人才的意旨，谁能不尽心竭力？从今以后，凡是到县任职的人，必须对书院事务有所增益，不能损害这些规约；对于斯文事业来说，难道不是幸事吗？——童蒙除非是来受业或受到招致，不得进入入德门内。——寄居求学的生员不论是否已经冠礼，都没有固定名额，成才后才升入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