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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云中纪变》，明代孙允中著。嘉靖甲申年，云中巡抚建议增修五座堡寨来防御虏寇，但处置失当。参将贾鉴督办工程时过于苛刻，又因营私而激起众怒。众人在工地杀死贾鉴，料定自己必死，便谋划投奔虏寇叛乱，但三天之内仍未决定。巡抚命大同知县前去晓谕说：“我不追究你们，赶快进城。”这天晚上，众人全部入城。巡抚逮捕把总指挥关山，下狱追查事情的缘由。众人害怕，喧哗说：“都堂欺骗了我们。”群情汹涌如沸，于是联合起来杀死巡抚，骚乱仍未平息。镇守总兵江桓躲藏起来，不能救援。皇帝命都御史石冈蔡公天祐代理巡抚事务，户部侍郎紫山胡公瓒率军讨伐。蔡天祐单骑入城，以安抚聚集良民，同时等待那些怀有二心的人稍稍安定后再从容谋划。不久，胡瓒的军队抵达阳和卫，距离大同一百里。群凶害怕，胁迫良民登城，准备死守。蔡天祐认为叛贼处在城中，党羽纠结在一起，正在蹂躏良民，而且凭借坚城，军队难以很快攻下，便上疏极力陈说不可强攻。胡瓒于是发檄文索取首恶。总兵桂勇谋划将首恶诛杀后献出，众人察觉这对桂勇不利，胡瓒便上表推荐朱振担任镇守以取代桂勇，于是撤军。议论胡瓒的人纷纷而起。大军离去后，群凶果然放松戒备。蔡天祐于是从容施展谋略，广泛用金钱离间，广施恩惠，打破原有规矩，瓦解他们的纠结关系，乘机暗中逮捕并公开处决，搜查揭发罪行。前后七八年间，被诛杀的将近一千人，而他始终不动声色。奸党暗中消除，边境土地没有忧患，他对国家的功劳实在很多。因长期积劳，被授为兵部侍郎。不久，言官不肯审察时势、衡量利弊，体谅他权宜处置、通达应变的苦心，反而说他浪费钱财、没有法纪。唉！处在孤危的境地，置身于群凶沸腾之中，却要彰明王法、公开处决首恶，下则消除边防祸患，上则解除朝廷西顾之忧，最终使恩威都得到彰显，善恶各有区别，这一点点费用，恐怕并不值得吝惜。他竟因这些事情被罗织罪名、夸大过失，罢官废弃而死，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啊！究竟是什么心肠啊！此后，都御史檗谷王大用、鹤亭王潮相继代任，不到一年便离任。太华何栋接任，不到五月便离任。三峰潘仿接任，任职三个月便发生变乱。两年之内，更换巡抚已经四人了。起初，彭总兵镇守大同离任时，大司马荆山王公宪说：“李瑾是有才干的将领。”于是举荐他接任。正值秋高之时，虏寇渡过黄河停留下来放牧，潘仿把这件事报告上去。荆山说：“非增设总制、提督不可。东圃刘源清是有才干的巡抚，可以授他总制；郤永是有才干的将领，可以授他提督。”任命下达后，刘源清立即到任，郤永等待批复后再出发。郤永自己请求率兵到边境以外作战。事情交给兵部办理，荆山王公又说：“可以。”得到回复后，便批准了。总兵李瑾提议说：“大股虏寇逼近边塞，何不疏浚壕沟来阻挡他们？”檄文上报后，制府说：“可以。”于是把镇城中的马步兵分成两班，轮流前去修筑，从天城向左卫延伸，长达四十里，士卒都以此为苦。过了二十天，正值当班的士卒回来，便下令说：“明早全城的人都去修筑，公限三天完成。”夜里，六七名士卒季富子、王宝等人喝醉了酒，举火煽动众人，响应的有六七十人。李瑾被杀。李瑾性情严厉急躁，少施恩惠，到镇任职不久，便在军法之外创设拦马、缠腰等刑罚，失去了将士之心；大家恨不得他死，却没有人去救他。潘仿于是仓促上奏说：“将领用法严酷，士兵全都叛变，请置之不问。” 制臣说：“士兵全都叛变，法令不能废弃，请出兵讨伐。”当时我先出巡蔚州，听到变乱后兼程赶回。入城后察看士兵情况，发现并不是全都叛变。我查得首恶的姓名和人数，便同潘都御史、朱总兵、詹郎中荣谋划，尽早采取行动。得到回复时，先前的奏疏已经下到兵部议处了。荆山王说：“士兵未必全都叛变，胁从者不治，首领必须歼灭。”于是张榜安抚良民，把擒拿首领的责任交给巡抚，并降敕令让负责随机处置的官员听从总制的责任分派。于是镇抚官和我等分头部署官兵，将煽动作恶的若干人连同武器一起生擒，押送献上，并把情况报告皇帝。当时事情发生得仓促，奏疏中没有列出总制、提督的姓名。制府又张榜晓谕说：“五堡发生变乱，朝廷姑且从宽处置；如今你们又一再作恶而不悔改，以至杀害主帅，这是上天讨伐、理应加罪的对象。”榜文发出后，五堡残余叛党便互相低声议论，心中不得安宁。我于是率领甲士，押着囚徒到军门进谏说：“罪人既已抓到，军队可以不经过厮杀而解决此事。”东圃恨我没有参与立功，便欺骗说：“甲申年那次战役，胡紫山因为军队没有逼近城池，受到几十道奏疏弹劾。我现在只是要犒劳军队，以震慑地方罢了。”我回答说：“甲申年献上的是首级，不是俘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往年发生变乱时有将近千人，如今不到二百人，事情的形势容易处理。只要一句话，实情便可以立即显露；党羽还没有全部清除，一个狱吏就足以办理。况且五堡的事情朝廷已经作出处置，愚民容易受迷惑而难以醒悟，何况强悍的士卒呢？”东圃于是把囚徒交给纪功御史苏祐审讯，果然不到一百人。尚未抓获的人，究竟是真正的叛贼还是被诬指者，还无法辨明。东圃便派参将赵刚等率领三百名甲士骑兵前去捉拿。巡抚查验他们的姓名，发现都是捕贼有功的人，便说：“这是借报仇之名攀诬他人，不能全部相信，而且会使人惊恐。”于是停止抓捕那些没有功劳的人。到了晚上，众人心中惊惧疑惑，堵住街巷，不让人进入。后来又抓到八十多人献上。东圃说：“朱振是谋划的主犯。”我说：“试着写信召他来，看他来不来，这样他的内心打算就显露了。”于是发信招朱振，朱振听到命令立即赶来，亲自到军门。东圃又对我说：“你先入城，向城中人晓谕安抚，使他们知道首恶已经抓到，军队不会滥杀无辜。明天午时，命令他们解除武装、丢弃兵器，出来迎接王师。”我说：“好。”于是再次入城，照他所说的进行晓谕。到了二更，约有三个人在城中呐喊，煽动众人制造“洗城”的谣言。我和赵总兵镇、戴游击暗中设伏拦击，共杀死二十九人，其余人解散。

译第二天黎明，我军从西南两路聚集到城下，砍断城门而入，死伤者堵塞道路，财物也被抢掠一空。城门还没有打开时，城内五堡的残余叛党互相猜疑、恐吓，原本强悍蛮横、难以控制的人一下子发生了变化。正午时分，郤永率领东路军整队前进，到了城关，乱兵打开关门迎战，杀死了我军革职参将曹安。我和潘仿前去晓谕，众人责骂我说：“佥事欺骗我们，是在为洗城作准备。”手持兵器、露出刀刃的人像鱼鳞、蚂蚁一样聚集起来，以至于轿子无法前行。我于是笑着说：“圣明的皇帝不会屠城。你们的老母亲和妻子都在城内，我为什么要欺骗你们呢？”有几位年长者说：“这是用兵的计谋，他们也欺骗了佥事。不要杀佥事，让我们这些人蒙受冤屈。”我对潘仿说：“将士贪图功劳，激使城中人发生变乱了。何不替他们向朝廷请求？”于是分别从各条道路秘密递送五六道奏疏，能够送达的只有两道。其余奏疏在沿途被扣押查办。我献上两道奏疏，大意说：大同军士因为杀害将领而起事，胁从者不治，朝廷已经颁下钦依；首恶既已擒获，似乎难以再次讨伐。总制的将士贪图功劳，杀戮良民，使“洗城”的谣言变成事实，贪生怕死的人便难以迅速攻下。战争连绵、灾祸相接，意外的祸患将会发生，这不是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的万全之计。总制当时停驻在聚落驿，没有继续前进，也上疏说：叛变的士卒一再作恶、抗拒王师，巡抚、镇守、郎中、佥事都是首恶，巡抚的关防也在叛军手中。荆山公说：“总制的权力太轻，应当给予他更大的权力。巡抚延误我军，应当治罪。”言官迎合上意，严厉弹劾巡抚，使他罢职离去。少宗伯未斋顾鼎臣于是公开说：“战争仓促，将士贪图功劳、嗜好杀戮，难道不会有无辜者横遭刀兵吗？应当申明军纪，慢慢处置。”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少宗伯久庵黄绾极力陈说用兵不当，触犯了当权者。太宰诚斋汪鋐迎合上意，以其他事情为由，把黄绾贬为云南参政。荆山又上奏说应当大规模调发兵粮，并且说非再增设总制、提督不可。江桓是有才干的将领，可以任提督。任命下达后，言官说：“甲申年那次战役，江桓辱没使命十分严重，恐怕无法使人心服，也不能壮大国威。”于是回复不予任用。久庵黄绾愤怒地上疏，指出当权者的过失，皇帝深受触动而醒悟，恢复了他的原官。然而，大规模调发兵粮的主张，仍照荆山所请执行。我再次出城到东圃那里，说：“杀害将领的人已经全部抓到，军队却逼近城池任意杀戮，事情才发展到今天。请申明军纪，以安定众人的心。”东圃说：“你不要替贼人说话，我已经请求发兵了。” 于是我被扣留在怀仁。当时，双岩樊继祖以河南参政的身份服母丧期满，前往朝廷，朝廷下令任命他参与江西政事。众人都说，大同之行非樊公不可，于是上疏列名请求，皇帝批准了。皇帝因西部边事忧虑，连续多日废寝忘食、不临朝。樊公立即上疏，首先以君主忧劳、臣下应当效劳为言，言辞和意旨都十分恳切。他单车赴任，到达阳和卫后，查访得知详细情况，便全心全意同东圃公谋划，大大违背了东圃的心意。于是上疏说：“请求赐给我金牌，我单骑入城，向他们说明祸福，事情可以立即平定；如果不能使他们立即伏法，便以死守节，也没有遗憾。”最后又说：“怕死的人想出的办法已经走投无路，正在谋划勾结虏寇；如果不及早设法，恐怕会给将来留下祸患。”奏疏送入后，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当权者对此极为不满，连同未斋、久庵的奏疏一起搁置，不予施行。总制下令在居庸、紫荆、倒马、雁门等关设置士卒防守，巡逻人员在道路上交错往来，大同诸臣的奏疏便无法送达京师了。东圃上疏说：“宗室登上城墙，自己承认自己就是首恶。”又上疏说：“城中的宗室和士大夫全都跟从贼人，辜负了朝廷。这实在是上天要厌弃这座城了。”事情交给兵部后，少司马养斋徐问的意见与他不合，便投递弹劾自己的辞呈离去。职方司郎中王学益的意见也不合，称病离去。王修撰汝孝代替荆山起草回复，再次上奏，得到中旨，内容大都说应当赶快进攻，攻入城中的那一天，务必把良民区分出来。我于是写信给东圃，大意说：履行正道、奉公守职，是臣子的节操；上下官员如果一味附和，并不是国家的福分。何况杀害将领的人已经抓到了，现在大举进兵，只会使人心惊恐。我和双岩的意见相同，东圃更加恼怒，便暗示山西一泉王某弹劾我，说我离开母亲出城，把我罢官，仍听任纪功御史查勘。不久，东圃又上疏说：“可以引水灌城。”事情交给兵部后，荆山说：“可以。”当时正是冬十二月。于是命郎中文芝李、主事书董楚负责此事，又招募一百名死士从各处进攻。城中的防守更加坚固。兵部派千户李春、张著入城说：“只要你们报告首恶并投降，其余人全部赦免。”众人说：“你们多次欺骗我们，我们不敢相信，请让人做人质。”于是分别到军门投降。郤永担心这件事对自己不利，又以功劳将出自本兵为耻，便欺骗说：“你们只管回去，叫官员赶快出来，我会把你们煮了来欺骗吗？”官员出来后，向众人喊道：“我奉兵部命令，不会欺骗你们，可以派人取炭作为凭证吗？”当时踊跃争着跟随出来的约有三百人。郤永分别逮捕并砍断他们的脚，千户只得怏怏离去。众人更加愤怒，背靠城墙死战。三天之中，守备更加严密，他们抢掠金帛，又勾结北方虏寇数万人大举入侵。虏寇先派几名骑兵诱使我军出动，郤永率辽东将士前往，追赶到出发处并发动攻击，我军失利，死者接连倒卧。虏寇乘势昼夜进攻，城中也击鼓呐喊响应。虏寇窥见我军士气低落，便留下精锐骑兵与我军相持，其余部队分头前往浑、应、朔、怀等州县乡村抄掠，共七昼夜。辎重、器具、男子、妇女、牛羊、牲畜、粮食、饲草等损失多得无法计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城中发生变乱的士卒以利益诱使几十名虏寇首领进入城中，指着代王府说：“等兵退去，就用这里来酬谢你们。”虏寇也连连答应致谢。

译紧急军书送达京师，九座城门全部分派士卒防守，朝廷内外一片骚动。朝廷议论说：“这是兵力太弱的缘故。”于是分头派遣科道官员到九边招募士兵。东圃又上疏说：“虏寇在外联合，叛卒在内响应，已经无法支撑。请再增设总制来抵御虏寇，而由我专心攻城。”内阁拟定三人请求任用，皇帝降下御札说：“不行，不能任用。大同叛军起先因为杀害李瑾，这是谋杀主将之罪，按法不能赦免。原本并不是全城人共同所为，他们也没有敢于违抗朝廷；只是郤永没有谋划，听从刘源清贪图功劳、嗜好杀戮的计策，竟然散布洗城的谣言来恐吓城中人，致使叛军劫持囚徒、勾结虏寇、抗拒朝廷。既然说要专门剿灭逆徒，胁从者不问罪，却又专门制定攻城的计策，还要引水灌城；这样看来，连玉石也无法区分了。朕只想到大同是京师北面的重要门户，不能毁坏。人如果没有手臂，能够靠什么来保护头部和眼目呢？何况此地此民都是祖宗遗留下来的，如今刘源清一定要攻破城池、诛杀城中人，他究竟是忠心，还是不忠？前些日子如果把这两人调往别处任用，用来专门讨伐首魁，哪里会有今天的祸患？如今又不能轻信他们的话。你们也不可不考虑将来的事情。即使刘源清侥幸成功，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将凭什么恢复兴盛。可以治罪罢免这两位大臣，撤回各路人马，另派真正明白事理的文武大臣，使他们专心防备虏寇；再秘密命令他们多方设法擒拿逆贼的首领，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军队疲敝、财物耗损。刘源清既然能够办成事情，为什么还要增添官员？这难道不是官员过多、事情反而受到扰乱吗？”御札发出后，朝廷内外才知道用兵并非朝廷本意。东圃大致听到了御札的意思，又看见兵马伤亡残损很多，虏寇虽然获利离去，却声称还要再次大举入侵，于是才到城下索取首恶。詹郎中看见虏寇势力猖獗，将要再次到来，而我军在城下暴露已久，经过蹂躏以后，东西两关已经失守，南北两面只依靠草场关的城墙勉强保全。粮道已经断绝数日，粮食也将吃尽，往往有人谋划溃散，重镇危在旦夕。于是他私下同都指挥纪振、游击将军戴廉谋划说：“事情危急了，我们如果不能报答朝廷，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总制如果确实要索取首恶，我们谋划让城内响应；事情即使不成功，即便全家被碾成齑粉，也没有遗憾。”他们向天发誓，拔箭为誓，慷慨激昂，泪流数行。当时指挥马升在城中威望很高，詹郎中移文征讨，并用大义激励他，马升便把身心完全交付出来。于是他们互相咬破手指，以血盟誓，秘密命令王镇抚宁前往双岩那里，把实情告诉他。双岩于是向他说明祸福，给予丰厚奖赏，并派人陪送他。东圃假意答应，实际上没有诚意。王宁入城后，又敢于进言。詹郎中再次出来把实情告诉他。东圃暗中命人挖掘城墙，假借给詹郎中票文，答应动用官银招募壮士。詹郎中入城后，谋划将要成功。挖城的人即将挖通时，众人察觉了，便往洞中灌水，挖洞的人全部死亡。马升愤怒，怨恨詹郎中等人出卖自己，准备对他们不利，人人自危，盟约于是失败。东圃自己想到军队疲敝、钱财耗费、兵马伤残，而贪图功劳、嗜好杀戮的计策已经被朝廷看得一清二楚，便惶恐上疏说：“我的双眼昏花，双脚肿痛，请求退职。”奏疏送入后，皇帝大怒，罢免并斥责他。朝廷商议让东瀛张瓒代替他。张瓒听到命令后，立即抗章说：“大同的事情起因于杀害将领，最初制造祸乱的人都已抓获；后来逐节报告的姓名，难以保证没有冤屈。”他下令各位将领说：“不要攻城，我将另行请求。”于是派骑兵星夜召我到军门，让我入城开导晓谕，并且安慰他们说：“东圃如果听从佥事的话，事情不会发展到今天。”又秘密骑马赶路，晓谕梁总兵震说：“胁从者不治罪，首魁必须歼灭，事情要根据形势尽早处理。”于是兼程赶往镇城。东圃退居阳和卫城。我军听到这个消息，都举手加额说：“天王圣明，祖宗社稷显灵了。” 第二天，楚主事到城下阅兵，城中的人全都登上城墙说：“我们不是杀害将领的人，只是害怕死亡而求得自保罢了。请让我们入内。”楚主事已经了解了详细情况，于是进入城中。郤永担心这对自己不利，派十几批人拦在道路上阻止。梁总兵震跪下说：“请让我梁震和他一起去。”于是先行入城。起初朝廷议定，投降者发给票文免死，票文已经准备齐全，但东圃禁止发放。到这时，才全部索取进城，全城人面向宫阙高呼万岁，声音传到数里之外。詹郎中说到毁约的缘故，楚主事带领马升等人进见，陈述朝廷的威德，向他们说明祸福，以及屠城并非圣明皇帝的本意，众人都受到感化而醒悟。这天夜里二更，才斩杀原先报告的首恶黄镇等二十四人，献到军门。郤永招募军队驻扎在城外，想尽办法阻挠。樊继祖担心再次发生变乱，迅速进入镇城以安定人心。郤永果然派人散布谣言说：“樊都堂在城中埋伏军队，准备作为内应。”众人果然疑惧，夜里几次惊乱。樊继祖坚持躺卧不起，众人这才安定下来。第二天，我奉东瀛公的命令入城，拒绝开启城门，向众人晓谕，群体的疑虑逐渐消除了。在此以前，许多趁机作乱的无赖肆意妄为，官府没有发放救济；老弱因饥饿而死，尸体接连不断，军士的月粮也大多停发。双岩于是张榜晓谕城中，明确说明朝廷最初用兵的意图，开仓赈济；对不守法的人立即杖杀，众人更加信服。第二天，东瀛公从深井出发，东圃在路上迎请他，想借此迷惑众人的心志，破坏已经成功的事情。东瀛公料知其意，便从小道迅速赶到城下，先调动辽东、陕西的军队，各自退后二舍。中外将领依次前来参谒，东瀛公神态从容闲雅，以此安定众人的心志。他下令完全打开各城门，撤去堵塞巷口的障碍。约定日期击鼓奏乐，与苏御史一同从南门入城，老人和孩子焚香罗列跪拜，挤满道路。于是设酒大宴，赏赐有功人员，依次将情况上报。敌虏听说后，才退到远处。东瀛公于是返回上谷，在远处加以控制。皇帝很高兴。

译然而，主张征讨剿灭、意在屠杀的人，内心并不安定，便暗示言官弹劾说：“樊继祖在城下挫伤了军威，楚书不应进入城中，东瀛公是借助他人成就自己的事情。又说樊继祖赈济借贷，是施加私恩，并非奉命行事。至于我军滥杀平民，却全都算作功劳；将士死亡，多有隐瞒不报；诸臣中有功的人，大多受到压制，功劳没有记录，还进一步罗织他们的短处。人心因此疑惧。适逢代王上奏，请求派官员安抚救济，事情交给礼部办理。大宗伯桂洲夏言上疏说：‘大同的功罪还没有查明，赏罚也不恰当，难免人心疑惧。请派忠诚正直的大臣前往安抚救济，查勘功罪。’奏疏呈上后，得到允许，推举一人前往。诚斋公请求派两人，于是选派少宗伯黄久庵，赐给玺书，准许他便宜行事前往。他从上谷出发，与东瀛公、苏御史相遇，便发檄文征召各藩臬官以及郡中贤能的长官共同查办此事。永公派数人到路上阻拦，说：‘大同的反侧局势尚未平定，请务必不要进去，以免遭祸。’久庵公假意答应了他，上疏说永公掌握兵权，地位重要，前往查勘不便，请停止派遣他。久庵公于是接连进入城中，查验并处理此事。永公诬告上奏说：‘黄久庵尚未出京，参劾的言语便已经写好，请改派他人重新查勘。’大概是黄公自许为孤忠，不畏惧强权，所以谋划国事的人内心不安，纷纷嫉恨他。奏疏呈上后，皇帝下旨说：“有关部门知道。”按旧例本应上报停止办理。曾任给事中的忭公承受上意而提出驳议，表面上似乎是在压制永公，实际上却是在促使他前往。久庵到达镇所后，首先把御札和原来奉行的敕旨陈列在香案上，宣读完毕，宗室、文武诸臣和父老叩首感谢说：“圣明的天子能明察万里之外的事情，我们这些人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 东瀛公于是发布告示，凡杀伤、残害、掠夺他人的人，都允许自行陈述，请求宽免；又暗中命令夏断事鹗多方审讯各受害者，查出罪恶叛逆尚未全部捕获的人，便全部逮捕，众人的心情更加舒畅。关厢居民于是报告说：“王师刚到城下时，滥杀百姓的首级很多，除去报功的以外，还剩下两瓮，埋在百姓家中，等城破后冒充功劳。如今城尚未攻破，首级也尚未拿出来，请加以查验。”又说：“北虏入侵时，我军失利，受伤和被杀者遍布原野，永公命人将他们集中焚烧，骨骸大约有三四车，请加以查验。”尸骨暴露在外，触目令人悲伤，东瀛公于是乘肩舆出城，四处察看，因而眼泪流下沾湿衣襟；各项情况也陆续上报。此后，他从多方面进行赈济，详细列明功罪，经过四个月才办完。根据事实上报，大意说：“先任总制刘源清虚伪猎取名声，滥竽充任总制，因为几个士卒杀害主将，便说全城背弃国恩，想要实行屠城的惨事，顿时忘记了相机行事的谋略。战机屡次丧失，人心激变，诬陷宗室实封，拦截、扶同他人一起具奏，欺骗蒙蔽朝廷。坚城关闭而一条计策也无法施展，大虏到来而四境都遭受祸害；严冬制定水攻之策，在平原上兴建穴城工程；贪赃受贿、相互交通，行为检点方面有很大的玷污。先任提督郤永，因党附叛逆的余孽而窃据提督重权，夸大军情，屡次犯下欺瞒上天的罪过；暗中藏有诡计，最终召集围城的军队。人心激变，党附恶人的人乘机作乱，纪律不明，放纵军队杀人抢掠，情形类似长平，状况如同流动。向抚臣放箭，几乎使他死在城上；捉拿路人，许多死在狱中。盗取关厢的粮草，换取军饷的银两；听任厮役拨弄安排，便窃取馆舍人员的蓄藏。长久围困坚城，却完全没有一条计策；吝惜给投降者的招降票，砍断背负木炭之人的脚。排成长蛇般的阵势，大大损害军威；单人单马先行逃跑，最终落入敌虏的计谋。两位大臣都贪图功劳而败坏事情，自行收受贿赂，糜费钱粮，动辄超过百万。放过首恶，杀伤无辜，不下千余人。城中的宗室和善良百姓都想置他们于死地；这还可以说是因为他们与贼人同处一城，关厢和村堡的居民却遭到横暴杀戮，他们与贼人毫无关系，又有什么说法可讲？重要镇所几乎陷入危难，边防全部败坏，军民有投降敌虏的机会，兵将有崩溃的势头。国家大事几乎毁掉，以至于使皇帝深深忧虑。等到事势难以继续，才勉强顺从安抚平定。按照《春秋》的大义来衡量，罪行是必须诛杀的；比照国家典章，法律也难以轻易宽免。应当从重追究惩治，作为文武大臣误国害民、欺君不忠的警戒。协守副总兵赵镇、游击戴廉、都指挥杨德、中军指挥赵春，都本来可以率众共同谋划，足以排解纷争、克服困难，却坐视主将陷入危急困境。从半夜到第二天辰时，李瑾才遭到杀害；他们各自没有说一句话来作出处置，也没有采取行动援救。大概因为先前那些任职失当的镇抚诸臣都依从宽处理的法典，才导致今天的人竞相效仿。以上四位大臣，都应当从重追究惩治，以警戒将来。被杀的总兵官李瑾，虽然用刑过于严酷，以致招来杀身之祸，但他约束自己廉洁奉公，又多次为国家效劳，舆论实在不能抹杀他的功劳，抚恤的典礼似乎也不能废止。大同之变始于乱军杀害主将，成于总制贪图功劳；而宗室、善民以及四路官兵，却全都是无罪受害的人。宗室和善民已经蒙受朝廷赈济抚恤，而四路官军都是沿边的强悍将领和精锐士兵，是朝廷所倚重任用的；他们当时正值严寒，所处之地又是偏远边塞，屡次遭到乱兵挫败，又遭受胡虏残害。将官害怕因败坏事情而受罚，大多隐瞒不报死亡数字，请求命令各地巡抚一体优厚抚恤。总制侍郎张瓒先前督运粮饷，转运安排得当，于是使三军实现了长期吃饱的愿望。后来统领戎兵，又能筹划应变，几天之内便遣散了已经衰老的军队。重要镇所得到安定，众人的疑虑也消散沮丧。樊继祖一接受安抚的命令，便奋发尽忠守贞。虽然他单骑入城的奏请没有实行，但其胆略值得嘉许。他提出从内部安抚平定的谋划，早已在当时作出决断；帮助铲除恶人的行动，又在今天再次显现。

译重要镇所得到安定，而功劳不可磨灭的人还有：御史苏祐揭发郤永、刘源清的罪过，因而大有风裁；辨明王道、曹林所受的冤屈，因而使人心确实信服。在众谋尚未定的时候作出决断，在重镇将要危急时使它安定。主事楚书是通晓权变的人才，不拘泥于固守成规；平定祸难的志向正好遇到机会，赤手空拳踏入虎豹盘踞的巢穴，使众人心悦诚服；向那些倡言、显示利害的人说明情势，使群体的疑虑逐渐消除，暗中消解胁从者的党羽，实在为平定局势奠定了基础。郎中詹荣、都指挥纪振、镇抚王宁和戴廉，在兵戈扰攘、人心疑惧的时候，倡导大义，秘密制定内应之策；运用离间计，暗中沟通内外配合的机会，于是使那些执迷不悟、跟随恶人为非作歹的人，最终成为悔罪效力的人。最后，同恶之人被斩首，余党归心，解除了数月未能解围的军队，救活了百万无罪之人的性命。詹荣只是一个儒生，却最先提出建议；王宁只是一个卑微的官员，却尤其敢于冒险，又胜过纪振、戴廉。诸臣之中，戴廉有不救李瑾的罪过，应当另行议处。其余各人都有功劳，值得记录。似乎应当区别功劳大小，酌情升授官职，以表彰他们的贤能。员外李文芝听说了安抚平定的谋议，便跟随进入城中，接受疏通河道的命令，因势而止，应当酌情增加赏赐，以酬劳他奔走效力的功劳。指挥马升、千户杨麟受到乱军拥戴而拒绝守城，罪责本来难以推辞；但他们在胁迫诸臣参与谋议并斩杀恶人、效力方面，也有功劳可记。应当遵照钦准的赏格相应升职。不过二人原来都在本城，是被众人胁迫的。如今虽然已经悔过自新，但如果仍然留在本城，不仅他们心中终究会不安，仇家报复的祸患也可能无法预料，终究不是保全他们的办法。似乎应当酌情调到腹里地方担任相应职务，以保全他们的功劳。先任巡抚都御史潘仿到任不久，事变便发生了，仓促在黑夜中逃散，因而遗失了敕书和符验。几个月来辗转奔波，多次擒获恶党凶徒；他含糊地请求赦免，并非原本受到胁迫；恳切请求停止用兵，深深通晓事机。坚决请求楚书入城，秘密与詹荣商定计策，历尽艰险和危机，最终实现了安抚平定的初衷。先任分巡佥事孙允中在将领的余部中进入城内，已经显出慷慨气概；在局势激变之日入城，确实怀有安抚平定的意图。因为避嫌，担心被认为党附恶人、帮助叛逆，于是提出离开母亲、出城避难的建议。以上两位大臣都被弹劾而革职，似乎应当议处，酌情加以叙用。” 东瀛诸公等再次上疏，题奏说，侍郎黄绾奉命，兼程赶到镇所，广泛施行抚恤下民的仁德，独自坚持国法，又擒获漏网的恶人，再次安定人心，数年积累的疑虑因而消除，一方隐藏的忧患也得以解除。曾任给事中的忭公私下拟定稿件，竟冒充同科公议的奏疏，说刘源清的罪过应当议处，楚书、詹荣的功劳不应记录；张瓒的功劳是冒险妄为，潘仿、孙允中的官职不可恢复。事情交给兵部办理，久庵公于是把东圃贪赃徇私等明显罪行，以及婚姻、货贿等言辞，全部揭露出来，各项都有具体证据。荆山公于是再次议论说：“郤永侵吞官银粮饷，索取偏裨将领的财物，纪律不明，放纵军队杀掠；论他的功劳和过错，似乎应当从重处置。刘源清矫枉过正，举措违背常理，屡次错失事机，军队长久出征却没有功效，确实有罪。但当时贼势正盛，地方危急，他只知道奋力讨贼，不顾国家大体。察看他的情势和罪行，实在有可以原谅之处。况且刘源清先前任职进贤时有功，确如该科所论。是否应当委曲求全顾全国体，给予不死之处分，等待裁定。楚书在大军长期攻伐之时，正值群凶困窘的时机，仗义进入城中，以诚心使叛者服从。潘仿仓促遭遇事变，多次擒获党附恶人的人，历尽艰险，秘密谋划安抚平定。孙允中离开母亲出城，确实怀有安抚平定的意图，但行为上有党附叛逆的嫌疑，于是被拘留。两位大臣原拟加以叙用，但潘仿此前不能忘记事变，贼人兴起后又没有立即剿平，抱着投降的心志而辱没自身，俯首隶属于叛卒；他与孙允中都有使地方失事的罪过。黄绾奉命到大同查勘功罪，穷尽推求、详细盘问，细微之处也没有遗漏，固然是人臣守法的常态；但言论过于激烈，不太能权衡事体的轻重，在议定处理意见时或许有所过失。给事中曾忭等职掌封驳，历览原来所查看的奏章，反复论说，权衡轻重是否适宜，不偏不党，确实是天下士人舆论的公议，因此上题。奉圣旨：“大同地方各官的功罪既已查勘明白，刘源清、郤永以及赵镇等人的事情涉及刑名，情节和罪行严重，都交三法司秉公依律共同议定，具奏上报。张瓒先前督运军饷有功，后来又能安抚平定地方，赏银四十两，彩段三表里。樊继祖、苏祐各赏银十两，彩段一表里。楚书、詹荣、纪振、王宁各升职一级。李文芝升俸一级。戴廉准许以功劳赎罪。马升、杨麟调往别卫。潘仿、孙允中暂且各自恢复原职后致仕。叶宗、段堂、季彬、刘江、张镇、张忠、梁震各赏银二十两，彩段一表里。徐淮、王镇、夏杲、李凤鸣、胡德各罚俸半年。黄绾奉命安抚镇守，查勘周详，勤劳值得嘉奖，升俸一级，另外赏银三十两，彩段二表里。其余依照议定办理。曾忭不等候再次奏报，便先行论奏扰乱，言词欺骗蒙蔽，阻坏国家大事，着令锦衣卫全部捉拿，送到镇抚司拷打审问后上报。钦此。”曾忭牵连同科的两人一同到狱中，各按罪责轻重受到惩罚。诸臣先行赏罚完毕后，征召东圃到狱中，他便声称屠城之说是有人指使传授的，法司诸公彼此相视，没有人敢发问。不久，荆山公因年老离职，诚斋公被弹劾离任，曾任给事中的忭公因为诚斋公的缘故，因缄默不劾而离任；王修撰外调补任提学而离开，聂司徒以年老请求致仕，宰臣也称病辞归，久庵公因母亲去世服丧离任，渔石唐公任司寇代替聂公，当时总制全陕的官员还没有回来。前后总共三年间，潘三峰去世，詹郎中因父母丧离任，楚主事升任尚宝少卿，出使册封藩府。一时共同办事的诸臣，仍在朝廷任职的已经没有几人了。

译渔石公上奏议论此事，奉圣旨：“刘源清、郤永奉命讨伐叛乱，不能根据情况妥善处置，竟然固执地攻城，以致军队疲惫、财物耗费，伤亡残害众多，损害威势，辜负任职，依法应当处死。你们既然说是为了边防的长远考虑，请求从轻减等处理；况且事情的权柄本来出自总制，刘源清着令削为民，不许含糊起用。郤永降三级，着令在宣府沿边杀贼，以赎前罪。戴廉、徐淮已有旨意，其余依照议定办理。”不久，双岩公入任副中台，授官少司马。詹郎中复职，升任光禄寺少卿，又因内艰离任。而朝廷遭逢大庆，皇嗣繁衍，九庙礼仪完成，两宫尊号加上，宽大施恩的诏令接连出现；从军的人被放回，削籍的人恢复冠服。四五年间情形如同变换，人的踪迹没有固定，而孙允中母亲、妻子和儿女幸而保全了祖坟。我仰赖圣恩，获得优待而致仕，困顿地居住在山林泉石之间，祝颂圣上长寿，歌咏太平。回忆往事，如果不是上天使人悔过，社稷显灵，皇上圣明，洞察奸诈欺骗，御札一经发出，朝廷内外都明白知道用兵屠城并非朝廷本意，那么当时谋划社稷的诸位大臣中，桂洲公直言正论，独自确定国家大政；久庵公亲自承担安危责任，多次受挫也不屈服；东瀛公通达权变，转危为安；双岩公委身尽命，最终安定反侧之人；梁总兵、楚高渠兼具谋略和勇气，詹角山、纪都司、戴游击、王镇抚舍身殉国。若稍晚十天半月，不知道胡虏再次到来时靠什么支持，士卒溃散后靠什么收拾。宗室和善良百姓众多，也将免不了遭受鱼肉；居庸、紫荆以外的地方，或许会沦为左衽之地。各边召募的军队恐怕难以很快集合，都城守门的士卒又哪里足以依靠？皇上向西顾虑的忧患或许还不能立即解除，而当时那些谋划国事却阿谀附和的诸臣，他们的肉还能再吃吗？若没有未斋公的先见之明，终究只能把这些付诸空言罢了。这场战事发生时，接连几年慧星出现三次；到事变之时，星辰像雨一样陨落，后来果然有许多军民枉死，动辄以万计，公私财物的耗费多得无法计算，这难道不是国家的大不幸吗？” 孙允中从事情开始直到最终办成，艰险困苦全都经历过了。在执笔之余，他追述往事；事情的头绪在数年间纷杂交错，文书散见于各个官署，而当时亲身经历此事的诸臣，升沉零落如同早晨的星星，不知道曾经有人把详情记载下来没有。然而，向上关系到国家大政，向远处关系到史籍记载；大的方面是圣朝军务的详情，小的方面是一方安危的变化，以至于诸臣谋划经营的细节、朝廷刑罚赏赐的大要，随着日月推移、岁月变迁，毁誉被势利所改变，爱憎混杂于公私之间，是非真伪哪里能够一一昭然明白呢？姑且把它记下来，以供日后那些确定国家大政的人取以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