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停骖录摘抄 明 陆深
●卷一
宿州有睢阳驿，凡以睢水在其南也。然古睢阳，乃今归德州，即张许死节之地。予过而问焉，屡更河患，亦既漫漶矣。正统间，予同县人卫君庸知州事，尝采辑史传文集为《唐忠臣录》，己巳年刻之，后正德己巳翻刊，人以为有数。正统有土木之变，正德逆瑾之变，在明年庚午八月，盖六十之数云。夫文献之废兴，非特有数，亦抑有世道焉？
予观唐之盛莫过于贞观、开元，其时文章则燕、许、沈、宋，字画则欧、虞、褚、薛，皆温润藻丽，有太平气象。天宝以后，多事之日，则杜工部、颜鲁公出焉，其辞翰非不雄伟俊拔也，而流离死亡之祸具见。弘治末，予初登朝，土大夫之贤者，皆喜习颜书、学杜诗，每与亡友王韦、钦佩论之，钦佩以为非佳兆。孝皇宾天，逆瑾乱政，辛未、壬申之间，霸州盗起，攻城破县，杀戮甚惨，至烦两路用兵；而川蜀之盗尤烈，竭天下之力，仅能克之。于是，鲁公之忠节，工部之诗史，亦略仿佛睹矣。呜呼，学术可不慎哉！
李宪副梦阳，字献吉，号空同子，弘、正间名士，与予交好。尝约献吉游吴，卜居，予将入梁访族，二十余年未酬也。嘉靖己丑秋，献吉寻医，渡江留京，润一两月，予适有延平之行。是岁除日，献吉下世。予赴晋阳，以庚寅三月二十一日经汴城而西，望几筵一恸而已。其子枝，字伯材，以《空同子》八篇来贶，燃灯读之，重为之流涕。内《论学?下篇》一条书：“刘阁老言：‘李杜事微失旨。’”刘名健，字希贤，号脢庵，洛阳人，相孝庙首尾二十年，相业甚可观，素以理学自负。予乙丑登第，为庶吉士，与众同谒公于安福里第，公告诸吉士曰：“人学问有三事：第一，是寻绎义理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经纶天下；第三，却是文章好。笑后生辈，才得科第，却去学做诗。做诗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两个醉汉撇下许多。好人不学，却去学醉汉。”其言如此。虽抑扬之间不能无过，然意则深远矣。
予为庶吉士时，谒东山先生刘公大夏，时雍公诲予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难立朝矣。只如朋友，若两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过多，则晚年受累。”今五十有四，发种种矣，益知其言之有味。尝见周密公谨所记赵德庄诲赵忠定曰：“今日于上前得一二语奖谕，明日于宰相处得一二语褒扬，往往丧其所守者，多矣。”乃知古人造就后进者，每如此。
予自延平赴山西，过润时，邃翁南门。未久，相见，劳苦外无他语，但道：“子行得无受炎凉乎？”予笑曰：“不至是，小人炎凉之态可处，君子祸福之心可怜。”翁首肯之曰：“有是，有是。”
吾松姚蒙先生善医。时邹都堂来学巡抚江南，访而召之，以医生见。邹公素严重，姚有口眼歪斜发动疾，公心轻之，问曰：“汝亦有疾。”对曰：“有风疾。”曰：“既有风疾，何不医之？”曰：“是胎风。”公即引手令其诊脉，姚退却不前，再命之，再却。公始曰：“诊脉须坐。”呼座坐之，姚乃方脉。既毕，公问之，姚叙病源一二，公亦知医，颔之。最后，姚曰：“大人根器上别有一窍出汗水。”公大惊曰：“此予隐疾，甚秘，汝何由知？”姚跪曰：“以脉得之，左手关脉滑而缓，肝第四叶有漏洞，下相通。”既久，公始改容，谢之，乃求药。姚曰：“不须药，只到南京便好。”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得十二日可到。”公曰：“知之矣。”即治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入会同馆而卒。吁，亦神哉！其孙举人湘，字清之，向在长安，为予道此。可见前辈技能难及。
召佃之名，亦自宋贾似道公田始。咸淳戊辰正月，改官田为召佃，召人承佃，自耕自种，自运自纳，与今法虽不同，而其来有所自矣。
文潞公富贵福寿，古今无比。致仕归洛时，年已八十，神宗见其康强，问：“卿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神宗以为名言。夫有所享者，必有所养，灯笼锦事，想亦出于倾陷者所为。予乡前辈陈晚庄先生，名肃，字惟敬，清修之士。一日衣绯窄袖袍会席，一士大夫素豪侈，揽之曰：“何不改作？”先生正色曰：“我福薄，恐难胜。”其人曰：“文潞公如何是，岂知有所享者必有所养也。”
加耗二字，起于后唐，明宗入仓，见受纳主吏折，阅，乃令石取二升，为鼠雀耗。我太祖则每斗起耗七合，石为七升，盖中制也。江南粮税，每石加耗已至七八斗，盖并入杂办，通谓之耗，意不止于鼠雀为也。近时，巡抚乃于田亩上加耗，则渐失初意矣。五季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始令更输二斗，谓之省耗，当时人怨之，史亦谓章聚敛刻急，胡致堂推本其杀身以为兴利之戒。
●卷二
译《停骖录》摘抄 明代陆深 ●卷一 宿州有睢阳驿，只是因为睢水在它的南面。然而，古代的睢阳就是今天的归德州，是张巡、许远为守节而死的地方。我经过那里并询问此事，因河患屡次变迁，也已经漫漶不清了。正统年间，我的同县人卫君庸代理知州事务，曾经搜集编录史传和文集，编成《唐忠臣录》，在己巳年刻印；后来正德己巳年又翻刻，人们认为这是有定数的。正统年间有土木之变，正德年间有逆瑾之变，都在次年庚午八月，算来大概相隔六十年。文献的兴废，难道不只是有定数，也还是由于世道的缘故吗？我看唐朝的盛世没有超过贞观、开元时期。当时的文章，有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沈佺期、宋之问；书法则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都温润华美，具有太平盛世的气象。天宝以后，正值多事之时，杜工部、颜鲁公出现了。他们的文章书法并非不雄伟俊拔，但其中都清楚显现出流离死亡的祸患。弘治末年，我刚入朝为官，士大夫中贤能的人都喜欢学习颜真卿的书法、研习杜甫的诗。我常常和亡友王韦、钦佩谈论此事，钦佩认为这不是好兆头。孝皇去世后，逆瑾扰乱政事；辛未、壬申年间，霸州盗贼起事，攻城破县，杀戮极其惨烈，以至于劳烦两路出兵；而川蜀的盗贼尤其凶猛，耗尽天下的力量，才勉强将其平定。这样一来，颜鲁公的忠节和杜工部的诗史，也大致可以看到了。唉，学习和学术怎么能不慎重呢！李宪副梦阳，字献吉，号空同子，是弘治、正德年间的名士，和我交情很好。他曾约我一同游吴地并在那里选择居所，我将入梁地探访族人，这件事二十多年还没有实现。嘉靖己丑年秋天，献吉寻医，渡江后留在京城，住了闰一两个月，正好我有前往延平的行程。这年除夕，献吉去世。我赴晋阳，庚寅年三月二十一日经过汴城向西，只能望着他的灵位痛哭一场罢了。他的儿子枝，字伯材，拿《空同子》八篇来赠给我。我点灯读它，又一次为此流泪。其中《论学?下篇》有一条记载说：“刘阁老说：‘李杜的事情稍微失去了本旨。’”刘阁老名健，字希贤，号脢庵，是洛阳人，前后辅佐孝庙二十年，辅政的业绩很可观，平素以理学自负。我乙丑年登第，成为庶吉士，和众人一同到安福里宅第拜见刘公。刘公告诉各位庶吉士说：“人的学问有三件事：第一，是寻究义理，使它融化贯通于胸中；第二，是考察研求典故，用来治理天下；第三，才是文章写得好。可笑后生们，刚刚考中科第，却去学习作诗。作诗有什么用？说什么李杜、李杜，也不过是两个醉汉，丢下了许多东西。” 好人不去学习，却偏要学习醉汉。”他的话就是这样。虽然其中抑扬褒贬不免有失偏颇，但他的用意却是深远的。我做庶吉士时，拜见东山先生刘公大夏。当时雍公教导我说：“刚入仕途，不可以让人了解你。知己太多，就难以在朝廷立足了。比如朋友，如果有两三位真正能助力的人，一生就可以受用；太多了，晚年反而会受到牵累。”如今我五十四岁，头发已经斑白，更加知道他这话意味深长。我曾见周密公谨记载赵德庄教诲赵忠定说：“今天在皇上面前得到一两句奖赏和勉励，明天在宰相那里得到一两句褒扬，往往因此丧失操守的人，多得很。”由此才知道，古人培养后辈，往往都是这样。我从延平前往山西，经过润州时，邃翁在南门迎接我。不久我们相见，除了慰劳旅途辛苦之外没有别的话，只说：“你这次出行，该不会受到世态炎凉的影响吧？”我笑着说：“不至于这样。小人的炎凉态度还可以应付，君子对于祸福的忧虑却令人怜惜。”邃翁点头赞同，说：“是这样，是这样。” 我乡里的姚蒙先生擅长医术。当时邹都堂来学习巡抚江南的事务，访问并召见他，把他当作医生来接见。邹公一向威严持重，姚蒙正好有口眼歪斜发作的疾病，邹公心里轻视他，问道：“你也有病吗？”姚蒙回答：“有风疾。”邹公说：“既然有风疾，为什么不医治呢？”姚蒙说：“这是胎风。”邹公立即伸出手让他诊脉，姚蒙退后不肯上前；邹公再次命令，他又退却。邹公才说：“诊脉必须坐下。”于是叫人搬来座位让他坐下，姚蒙这才给他诊脉。诊完后，邹公询问病情，姚蒙叙述了一两点病源，邹公也懂医术，点头表示认可。最后，姚蒙说：“大人的身体根部另有一个窍穴在出汗水。”邹公大惊说：“这是我的隐疾，非常秘密，你是怎么知道的？”姚蒙跪下说：“我是从脉象得知的：左手关脉滑而缓，肝脏第四叶有漏洞，向下相通。”过了很久，邹公才改变脸色向他道谢，于是请求给药。姚蒙说：“不需要药，只要到了南京就好了。”他用手推算说：“今天是初七，十二天就能到达。”邹公说：“我知道了。”随即准备启程，果然在十二天的早晨抵达南京，进入会同馆后就去世了。唉，医术也真是神奇啊！他的孙子举人姚湘，字清之，先前在长安，把这件事讲给我听。由此可见，前辈的技能很难赶得上。“召佃”这个名称，也始于宋代贾似道的公田。咸淳戊辰年正月，把官田改称召佃，招人承租耕种；由佃户自己耕种、自己运输、自己缴纳。虽然这和今天的制度不同，但它的来源是有根据的。文潞公的富贵、福气和长寿，古今无人可比。他退休回到洛阳时，年纪已经八十岁。神宗见他身体康健，问道：“卿养生也有方法吗？”文潞公回答：“没有别的，我只是能够任意自得、顺适自然，不因外物损伤和气；不敢做过分的事情，斟酌到适中恰当就停止。”神宗认为这是名言。凡是享有福分的人，一定也有所保养；至于灯笼锦的事情，想来也出自陷害他的人之手。我乡里的前辈陈晚庄先生，名肃，字惟敬，是一位清正自守的人。一天，他穿着绯色窄袖袍参加宴席，有一位一向豪奢的士大夫拉住他，说：“为什么不改穿别的？”先生神色严肃地说：“我的福分浅薄，恐怕承受不起。”那人说：“文潞公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不知道有所得享受的人必定有所承受吗？” “加耗”这两个字，起于后唐。明宗进入粮仓时，看见负责收纳的主吏在折耗粮食，查问之后，就命令每石取二升，作为鼠雀损耗。我太祖则每斗加耗七合，每石加耗七升，大概是取其中的标准。江南的粮税，每石加耗已经达到七八斗，大概是并入杂办，统称为“耗”，意思已经不只是鼠雀损耗了。近来，巡抚竟在田亩上加耗，于是逐渐失去了最初的意义。五代后汉隐帝时，王章任三司使，才开始命令另加征收二斗，称为“省耗”。当时人们怨恨他，史书也说王章搜刮聚敛、刻薄急迫；胡致堂追究他因此被杀的原因，把这件事作为兴利聚敛的警戒。●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