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本朝祭祀五岳、五镇，大多沿袭前代，来源已经很久远了。泰山是东岳，在今山东泰安州；东镇是沂山，在今青州府临朐县。华山是西岳，在今陕西华阴县；吴山是西镇，在今陇州。衡山是南岳，在今湖广衡山县；南镇是会稽山，在今浙江山阴县。北岳是恒山，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医巫闾山是北镇，在今辽东广宁卫。中岳是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县；霍山是中镇，在今山西霍州以东。西岳和西镇相距不远；北岳和北镇相隔千里遥遥相望；而山脉连成一带，只有南岳距离南镇三千多里，虽然都在江南，中间却完全不相连接；中岳和中镇南北对峙，中间又有黄河相隔。如今京师正处在北岳、北镇之间，东西距离也均衡；华山比泰山稍偏南，好像龙虎相对；南岳在西南，南镇在东南，以五岭作为案山，以江水、河水作为衣襟和腰带，以岭南各山作为朝拜之山，岭南以南就是南海，作为外明堂。我国朝的形胜，真是天造地设啊。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中山武宁王率兵二十万，开平忠武王作为副将，来攻取浙西。十一月，军队从太湖直趋湖州。张士诚调集境内全部兵力和赤龙船，亲自率军在毗山、旧馆、皂林、乌镇交战，接连败退，被俘六万士兵。十四日，明军攻取吴江；张士诚派精锐部队在尹山桥迎战，康蕲公手持戟督战，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于是进军包围苏州城，堵塞六座城门，刀剑如林，金鼓声如雷，将士全部投降；城中粮食吃尽，甚至煮皮靴充饥。总共历时十个月，苏州城陷落，这时是吴元年丁未九月。武宁王封闭府库，捆绑张士诚，将他押送京师，并登记收编他的军队二十五万。檄文说：“总兵官奉中书省咨文，恭敬地奉行圣旨：我听说讨伐罪人、拯救百姓，是王者的军队。考察往古，历代事迹都清楚可见。轩辕氏诛灭蚩尤，成汤征讨葛伯，文王讨伐崇侯，这三位圣人起兵，并不是为了使天下财富归于自己，本来都是为了拯救百姓。近来看到元朝末年，君主居于深宫，臣下掌握威权和福祸；官职靠贿赂取得，罪行因私情而获免；台谏官举荐亲近之人而弹劾仇敌，有司选用贫寒之人却优待富贵之人，朝廷却不以此为忧；正增加冗余官员，又改变钞法；役使数十万百姓，堵塞黄河，死者横陈在道路上，哀苦的声音直达上天。于是使愚昧的百姓误信妖术，不懂偈语的荒诞虚妄，极其相信弥勒确实存在，希望他治理世间来缓解自己的苦难，于是聚集成为烧香结社，以汝州、颍州为根据地，蔓延到河洛地区。妖言一经传播，凶恶的谋划便得以实现，焚烧城郭，杀戮士大夫，残害百姓，种种暴行无所不有。元朝凭借天下的钱粮、兵马和大势去讨伐他们，却几乎没有功效，反而使他们更加猖獗，最终不能使天下得到救济和百姓得到安定。因此，有志之士从旁观察、深思熟虑，乘势而起，有的借元氏的名义，有的托称香军的名号，有的以孤军独立，都想自行发展，于是天下像土崩瓦解一样。我本是濠梁的百姓，起初列入行伍，后来逐渐做到统率军队，清楚看见妖言不能成事，又估量元朝的气运难以依靠它建立功业，于是带兵渡过长江。依靠天地、祖宗的神灵以及将相的力量，一战取得江左，再战平定浙东。陈氏自称帝号，占据我军上游，我便兴起问罪之师。在鄱阳交战，元凶授首；他的父子兄弟反绑着双手投降，既给予他们不死之待遇，又封给他们列爵，将相都安置在朝班之中，百姓各自安居田里，荆湘湖广全部纳入版图。虽然德化还没有遍及，但政令已经颇为修明。” 只有姑苏的张士诚，对百姓而言，私自贩卖盐货，在江湖间进行劫掠；起兵以后，又首先聚集凶徒，凭借海岛固守。他的第一项罪行就是这些。又担心海隅一地难以抵抗天下的全部力量，便诈降于元朝，抗拒元朝参政赵琏，囚禁元朝待制孙撝，这是第二项罪行。后来，他袭击浙西，兵力不到一万人，土地不足千里，却擅自称号、改换年号，这是第三项罪行。当初侵犯我方边境，一战就俘获了他的亲弟弟；再次侵犯浙江行省时，杨苗直捣他的近郊，他前后畏缩，又诈降于元朝，这是第四项罪行。表面上接受元朝的名义，暗中却施行伪王的命令，挟制达丞相，图谋杀害杨左丞，这是第五项罪行。占据浙江的钱粮，十年不进贡，这是第六项罪行。知道元朝纲纪已经败坏，便公然杀害元朝丞相达夫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这是第七项罪行。依仗地势险要、粮食充足，诱使我方叛将，掳掠我方边境百姓，这是第八项罪行。这八项罪行，都超过了蚩尤、葛伯、崇侯；即使黄帝、成汤、文王与他处在同一时代，也不会容忍他。按理应当出兵征讨，以使天下安定，使百姓安宁。”于是奉命由中书左丞相徐达总率骑兵、步兵和水军，分路并进，攻取浙西各处城池。军队出发后，告诫军中将领：“征讨所到之处，只消灭首恶，胁从者一概不治罪，已有完备的条文。凡是我方逃亡的臣民、被敌军陷害裹挟的士兵，能够悔悟归来，都赦免其罪。至于你们张氏的臣僚，如果能够明智地识察时势，有的保全城池归顺，有的丢弃兵器投降，名位、爵位和赏赐，我都不会吝惜。凡是你们的百姓，如果能够安居本业、不妄自行动，就是我的良民；原有的田产、房屋仍照旧作为生计，按照定额缴纳粮食，以供军需，除此之外不再征取任何东西，使你们永远保全乡里、保全家室，这就是我起兵的缘故。若敢有成百上千的人聚集起来，结队抗拒王师，就应当调兵剿灭，把你们的宗族迁徙到五溪、两广，使你们永远离开故土，以抵御边疆的戎敌。我所说的一切，确实如同明亮的太阳。告知你们臣民，不要有任何疑虑，恭敬地遵行。”除去敬称尊号外，应当把这些内容写成榜文，张榜晓谕，使众人知晓，特此发布榜文。

译按语：这篇檄文简洁质朴而气势宏大，取胜的谋划在这里已经预先确定了，本来不必等到擒获张士诚以后才显出英烈。檄文中所说官职靠贿赂取得、罪行因私情获免，台谏官举荐亲近之人而弹劾仇敌，有司对贫寒者苛刻而优待富有者，这正是元朝末年造成衰败、给圣人兴起提供凭借的原因。《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又在哪里？”只要我们不重蹈覆辙，就应当对此有所省察。起初在至正庚寅年，我询问参议贾鲁。他因为身处承平时代，没有什么可以留名的成就，想在世上建立功业。首先劝脱脱开河垦田，所花费用不可估量；又劝造至正交钞，导致物价货物滞塞；又劝寻找大禹留下的河道，使黄河向北流，征集二十六万丁夫，河工大多怨恨。浏阳有个彭和尚，能作偈颂，劝人念诵弥勒佛号，遇到夜晚就焚香。愚民相信他，于是作乱。蕲州有个徐真一，本是湖南人，身材相貌高大肥厚，以贩布为业。一天在盐塘水中洗澡，身上出现奇异的光，妖党彭和尚等人推举他为帝，占据汉水、沔水一带。栾城有个韩山童，诈称是宋徽宗的第九世孙，在徐州起兵。他所宣扬的话也说弥勒佛将降生，以红巾作为标志。不久官军讨伐并诛杀了他，他的党羽毛会、田丰、杜遵道等又拥立他的儿子为首领，侵掠汝州、颍州和汴水、泗水之间，最终攻陷汴梁，称帝，改姓韩，国号宋，改年号为龙凤。另一种说法是，至正十五年乙未，刘福通等人在砀山夹河迎接韩林儿为小明王，定都亳州，改年号为龙凤。难道韩林儿就是韩山童的儿子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至正二十六年就是龙凤十一年；第二年，我太祖称吴元年；又过一年，改为洪武元年。刘福通先被张士诚的部将吕珍杀死，檄文中所说的“掠我边氓”，大概就是指这件事；“诱我叛将”，应当是指诸暨的谢再兴。按语：张士诚本是泰州白驹场人，兄弟三人，士德、士贵按排行分别称九四、九五、九六。此前，中原的骑马盗贼在淮河、汴水之间抢掠，早晨归齐国，晚上归赵国，元朝无法制服他们。张士诚任盐场纲司，牙侩把官盐和私盐夹带在一起，借机做奸利之事；但他天性轻视钱财、喜欢施舍，很得部下的拥戴。当时盐丁苦于官府差役，于是推举他为首领，占据高邮，反抗元朝的命令。脱脱讨伐他，号称出兵百万，声势非常盛大，众人都说顷刻之间就能平定。等到军队抵达城下，毛葫芦已经有人登上城墙了。嫉妒他的功劳的人说：“没有总兵官的命令，怎么能擅自抢先登城？”于是把他召回。再次进攻仍未攻下，恰逢脱脱被贬，军队于是溃败叛散。乙未年，张士诚泛海而行，凭数千人攻陷平江。另一种说法是，他从福山港渡过长江，经常熟进入，于是海运断绝。后来元朝的力量无法制服他，便下诏招抚；他的官职累升至司徒，自称成王，改年号为天祐，占据平江、嘉兴、杭州、绍兴五路的土地，共十年。当初脱脱统率军队南征时，丞相亚麻诬陷他说：“天下人都怨恨脱脱，把他贬黜，就可以不必劳烦军队而平定天下。”于是下诏解散他的军队并将他流放；正好脱脱驻扎在高邮的军队，于是大败溃散，被盗贼占有。此前，脱脱有个弟弟野先不花，任中台御史大夫，统率三十万军队南征，在汝宁战败。脱脱替他隐瞒罪过，反而把这件事上报为胜利。西台弹劾脱脱，脱脱上奏说：“台谏官不许发表意见，违者治罪。”天下的事情于是就无法办理了。亚麻假传诏令用毒酒杀死脱脱，事情败露后，亚麻也被杖打处死。陈友谅本是沔阳人，曾任县帖书；后来跟随盗贼起事。他们兄弟四五人都喜好武力而且狡猾。庚子年，他杀死自己的君主徐贞一，在采石五圣庙称帝，僭越称号为汉，改年号为大义。我太祖亲自征讨他，在鄱阳展开大战，前后八十多天，陈友谅兵败，被流箭射中而死。他的部下又在武昌拥立他的儿子陈理，改年号为德寿。明军进兵围攻，一年后，陈理出城投降。欧阳文忠说：“我曾经担心文士不能有所发明，用来警醒尚未觉悟的人。”却又喜欢故意写得新奇来显示自己不同，想凭怪诞取名声，像元结这类人就是这样。至于樊宗师，终于承受不住这种弊病了。樊宗师在当今流传的文字，除了《绛守居园池记》之外，别无其他作品。往年，绵州金检讨皋鹤卿送给我一块碑，文章与《园池记》很相似，文章到了这种地步，确实已经成为弊病了。元次山有文集，我曾从王文恪公守▯先生家借来抄录。同年，湛元明在岭南刻印了它，文字简练质朴；至于《中兴颂》，则典雅严整，合乎法度。欧阳公尚且还为此叹息，如果欧阳公活到今天，又应当叹息成什么样呢？漏水计时器的制造方法，是用铜制成四个柜子：第一是夜天池，第二是日人池，第三是年壶，第四是方分壶。四柜自上而下，一层比一层低，依次注水；水进入其中，浮箭上升，刻度也随之上升。每一刻计水二斤八两，两箭相当于一气，每一气通常相差二分半，四十八箭合为二十四气。这种漏箭把一百刻分成十二时，每时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初初、正初各占十分，所以每时共五百分，十二时总计六千分，一年合计二百一十六万分，全部刻在箭上。按现在的尺度量箭，刻分中一尺的一分准作刻的十分，初初、正初相当于尺的一分，初一、正一相当于尺的六分，大概就是这样。议论此事的人说：冬天寒冷，水流滞涩，不能按照法式流动；近来有人用铁丸旋转来代替流水，也是一种办法。元朝又设置简仪，做成一个圆形空室，在它下面平放地盘二十四位，屋顶中央开一个圆孔，让日光漏入其中，可以不出门就知道天体运行，这与日晷的用途完全相同，只是只能在晴天白昼使用。此外，还有灯漏、沙漏，色目人又有玲珑仪，都是精巧的制作。宋朝章楶任渭州知州时，请求在葫芦河川筑城，以逼近西夏，朝廷答应了。于是会合熙河、秦风、环庆、挪延四路军队，表面上修缮其他几十座营寨来显示怯弱，暗中却准备版筑和守战的装备，在石门峡江口、好水川北岸筑了两座营寨。总共二十二天，城便筑成，命名为平夏城、灵平砦。章惇于是请求断绝给西夏人的岁赐，并命令沿边地区相继在要害处筑城，向前拓展疆土共五十多里。从此，西夏人便衰弱了。考察起来，范文正公也曾筑大顺城，这是抵御戎人的方法，实在是上策。我认为如今河套地区仿照这种办法去做，应当没有不可行的道理。像辽东二十五卫那次战事，应当能够成为长久的利益；如果先筑花马池城，之后或许可以逐步修建整治起来吧？

译石城满四，名叫俊，人们称他为满四。他的祖先在元末有一个叫满氏把丁的人，雄踞并统领西部边陲；明朝初年归附，太祖高皇帝把平凉、固原的荒地拨给他，让他耕种放牧，使他编入户籍版图。他以骑射和打猎追逐为生，号称满家营，人口日益繁衍，拥有几千人。成化元年，他于是占据石城反叛。石城四面都是陡崖深沟，极其险要坚固；满四把火四、火能作为心腹，把马冀、南斗作为左右臂膀，把咬歌、保歌作为爪牙，把满能、满玉作为羽翼。此前，挖地得到一枚行元帅府事铜印，他便用它来部署部下，反叛的势头十分猖獗。朝廷命令都御史项公忠、马公文升讨伐平定了他。马公自有记载。地网，是吴璘在天水、长道二县之间设置的：在平地上开凿沟渠，每条沟宽八尺，深一丈多，连绵不断，像铺开的网一样，用来阻碍敌军骑兵，也能凭此制胜。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欢谈论兵事，曾经同我商议用铁制成三棱锥，钻刺地面，像钟形一样分散排列，用来陷住马脚；我给它命名为“上钻”。山西三关与各边相比是较弱的，一旦遭受敌寇侵扰，主管此事的人都甘愿因此获罪，形势上不得不这样。若像蒙恬那样堆土成山、种植榆树作为边塞，依靠地形设置险要，这是最好的策略。近来有截取树桠的办法，比种榆树更加方便容易。考察古人已经实行的方法，其中可以用于三边的，如赵充国实行屯田；李牧使用军市的租税，每天宰牛犒劳士卒；赵奢任将时所得的赏赐，全部分给军吏；魏尚镇守云中，拿出自己的钱供养宾客和军吏，这些都是重要的策略。所谓“宾客”，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凡是游说、侦察、刺探的人都包括在内。宋田锡也说，应当厚赏将帅，使他们赏赐和使用的物资足以充当供应。如果放到今天，能够使将帅不克扣军士，大概也就可以了。吕申公晦叔主持国政时，曾经登记记录已经任用和未任用的人才姓名，以及应当办理和已经办理的事项条目，称为“掌记”。我读到前辈的记载说：“我朝杨文贞公士奇主持国政时，也有手写的折子，记着知府以上官员的姓名，放在袖中，有空就拿出来阅读。” 我昨天记述后唐明宗和我太祖增加耗米的事，认为这是仁政。考察起来，周世宗显德年间，每石加耗一斗，这笔耗米由官府支出，用来补助转运，并不是说要从百姓那里征取。胡致堂评论说：“接受运送并征取耗米，却从来没有按照耗米的数额实际使用，多征取的只是用来充实仓廪罢了。”又说：“不应当征取却征取的，是省耗；应当给付却从来没有给付的，是漕运。”他的意思是很好的。我的太宗在燕都定都后，从江南转运粮食，和汴宋相比，费用应当加倍。如今运军所得耗米，每石已经达到三斗多，而漕运政务疲弊，大概有两个原因：京城和通州交纳粮物时负责监督的人太多，运官领取、押运粮物时刻意剥削，手段极其巧妙。苏东坡任扬州知州时，上奏说：“自祖宗以来，通常允许纲运船只顺便装载民间货物，既免除征税，脚钱又轻，所以货物流通；沿途虽然失去商税，京师却因此坐享富庶。”考察这件事，想来古代并不禁止；如果今天再制定办法使其通融实行，也算是漕运的一项利益。司马温公《救荒疏》说：“富裕人家有积蓄的，官府发给印信和借贷簿册，听任他们办理借贷，酌量收取利息；等到年成丰熟时，官府替他们收回本息，以此表明一定守信，不可欺骗诱骗。”考察起来，这正是今天救济灾荒的上策，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来实行，远胜于官府施粥赈济。自古以来典籍有废有兴，隋朝牛弘说：“仲尼以后，总共有五次厄运，大概是说：秦朝焚书是一厄，王莽之乱是一厄，汉末是一厄，永嘉年间南渡是一厄，周军攻入郢都是一厄。虽然如此，经书和史书连同孔壁、汲冢出土的书籍又重新出现，见于刘向父子所编次略录的书，总共有三万三千九十卷。孔氏旧藏的典籍，大概并没有完全亡失。到了隋嘉则殿，才有书三十乙万卷，可以说很丰富了。桠顾言等人校定的书，才七万七千多卷，这说明其中有重复、杂乱的内容，只是夸大了数量。《七略》以外增加的书才多出一倍，而各类史书和群书都已具备。南朝兴盛时期，梁武帝在位时，公私典籍有七万多卷，其中还有重复的版本，那么世间流传的书大概只保存了原有数量；散失到极点时，仍然没有少于一万卷。唐代分为四库，开元年间著录的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晋时期增加的书和佛道书籍混杂在其中，也不过三万多卷；唐代学者自己撰写的书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从此每天都有所增加。安史之乱以后，又大力搜集，四库藏书才重新完备。” 黄巢之乱时，两京荡然一空。宋朝建隆初年，三馆有书一万二千多卷。此后平定各国，全部收集图籍，又加以购买征集。太平兴国初年，六库的书籍正本、副本共有八万卷，其中本来就有一半是真实数量。庆历年间《崇文总目》著录的书有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拿它同《七略》比较，反而有所不及；交互比较、增减计算，其中究竟是哪一类书散失得更多呢？洪容斋说：“《御览》引用了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如今十之八九已经亡佚，而姚铉所编的文集也大多不再存在，因此不免为之叹息。然而经、史、子、集四部旧书，宋代也并没有缺失。宣和年间访求书籍，一天之内连续下达三道诏令，各地奇书因此陆续出现，见于著录的超过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用来充实馆阁。高宗渡江后，书籍散失，更加用心访求。淳熙年间，编次所见书籍共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数量虽超过《崇文总目》，但其中也包括新书。到了绍定年间的灾祸，书籍又有缺失。元朝也有藏书积蓄，到了我朝，文献日益更新。如今秘阁所有的书，大多是宋元旧藏，间或有手抄本。我刚进入馆中时，常常见到所藏十分丰富，像大字本《文苑英华》尚且还有好几部。正德年间，梁厚斋在内阁，援引监生入官，起初以校正书籍为名，官府藏书于是大量散失到民间。对此深深叹息，因此把历代的事实记在下面。萧何进入秦都后，收集了图籍。汉朝兴起后，大量收集篇籍，广泛开辟献书的途径。汉景帝末年，招募寻求天下散佚的书籍，把它们收藏在秘府。鲁共王毁坏孔子的旧宅，得到用古文字和科斗文写成的《尚书》《孝经》《论语》等书。汉武帝制定建立藏书制度的方案，设置掌管抄写书籍的官员。汉成帝派谒者陈农寻求天下散佚的书籍，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等人校勘审定。每完成一部书，刘向就分条写出篇目，根据书的旨意，编录后上奏。

译光武帝中兴时，政务繁忙，连空闲时间都没有；迁入洛阳的书有二千多两，后来又在东观和仁寿阁汇集新书，由校书郎班固、传毅等人主管。汉明帝在白虎观大会各位儒生，考察详究经义的异同，连续数月才结束。汉灵帝下诏让各位儒生校正审定五经，刊刻在石碑上，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的书法，竖立在太学门前。魏道武帝命令各郡县大量收集书籍，全部送往平城。隋文帝分别派遣使者搜求异本，每得到一卷书，赏赐绢一匹；校写确定后，原本立即归还主人。隋炀帝在东都观文殿东、西两厢修建房屋来储藏书籍，东屋收藏甲、乙部书，西屋收藏丙、丁部书。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征、虞世南、颜师古先后任秘书监，请求购买天下书籍，选取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中擅长书写的人作为书手抄写，收藏在内库，由宫人掌管。唐玄宗巡幸东都时，商议借取民间异本来传抄记录；返回京师后，把书迁到东宫丽正殿，并在著作院设置修书院，每年供应纸、墨、笔等材料。元载任宰相时，上奏请求每卷书用一千钱购买，又命令拾遗苗发等人到江淮一带搜集访求。后唐庄宗同光年间，招募百姓献书；献书达到三百卷的，授予试衔；对于候选调任的官员，每献一百卷减去一次选调资格。后唐明宗长兴年间，开始命令国子监校定九经，并雕版印刷出售。后汉乾祐年间，礼部郎司徒调请求开辟献书的途径：凡是儒学之士、世代为官的旧族，有人把三馆散失的书籍献上来的，按卷数赏赐金帛，数量多的授予官秩。周世宗一心访求书籍，凡是献书的人都给予优厚赏赐，用来诱导他们献书。民间书籍在传抄过程中多有错讹，于是选派常参官校勘订正，并命令在书卷末尾署上校勘者的姓名和官衔。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诏购买征集散失的书籍。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都到朝廷献书，共计一千二百二十八卷；诏令把这些书分别收藏在书府，并赐给涉弼等人科名。闰八月，又下诏给史馆：凡是官吏百姓拿书籍来献的，应当查看书籍篇目；馆中没有的，就收取下来；献书人送到学士院接受有关吏理的试问，能够担任职官的，把姓名具报上去。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修建崇文院来收藏书籍。院东廊是昭文书库，南廊是集贤书库，西廊分为经、史、子、集四库，作为史馆书库，合称六库。太平兴国九年，又下诏在全国购买征集馆阁所缺的书籍；有人献来散失的书，达到三百卷的，应当商议甄别录用并酬谢奖赏；其余则按卷数多少分等级优厚赏赐；不愿把原本送入官府的，就借来抄写完毕后归还。宋仁宗嘉祐年间，下诏允许朝廷内外的士人和百姓献上馆阁所缺的书籍，每卷赏绢一匹，献五百卷授予文资官。宋神宗熙宁年间，成都府进士郭友直和他的儿子郭大亨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其中秘阁没有的有五百零三卷，诏令授郭大亨为将作监主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三卷〕 宋徽宗宣和年间，下诏命令郡县传达旨意，访求秘阁所需的书籍，允许士人百姓将家藏书籍的所在自行陈报；不论卷数多少，先列出篇目申报，交给秘书省上奏，听候旨意逐步进呈。凡可供收录的，应当优厚赏赐；或者有■〈宀兑〉未示见之书，只要有值得观览采择的内容，就命有关官员议定，加以崇奖，并归还书籍。于是，荣州助教张颐献上二百二十五卷，李东献上一百六十卷，都是馆阁缺少的书，诏令赐张颐进士出身，李东补授迪功郎。后来又取到王阐、张宿等人家藏的书，与三馆、秘阁的书目相互核对，所缺的共有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全部是善本，比前后所献书籍的数量稍多；诏令王阐补授承务郎，张宿补授迪功郎。宋高宗渡江后，献书的人有赏赐；有些官府和私人家藏的书，或者命人就地抄录、出售，朝廷全都买下。又命监司、郡守各自向所属地区传达旨意，把书全部送交官府，献得多的优厚赏赐。后来又重新设置补写所，命秘书省提举负责访求散佚书籍，制定献书的赏赐标准。元世祖至元庚辰年间，采纳许衡的建议，派使者到杭州等地取来官府收藏的书籍和版刻，送往京师。我朝太祖高皇帝在至正丙午年秋天命令访求散佚的书籍。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后，下令翰林院：南京文渊阁所收藏的古今一切书籍，凡是一部至有一百部以上的，各取一部送到京师。牛弘购买访求散佚书籍时，刘炫于是伪造了一百多卷书，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后送给官府以领取赏赐；后来事情败露，刘炫因此被除名。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烧《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考察起来，秦朝焚书时，没有毁掉的是医药、卜筮和种树一类的书。有人说：“《易》因为靠卜筮流传；至于医药书，最古的是《素难》，其次是《本草》。这些书虽然都题作《黄帝》，但实际上都是汉人以后编成的书，不知道先秦遗留下来的究竟是哪几部书呢？” 本朝丘文庄公濬说过：“长期生活在边疆的人，习惯作战而且能忍受艰苦，不只是为了国家，也各自是为了自己的家。”这些话是普遍适用的道理。黄河流入中国以后，古今治理方法各有不同；后世讲论治河的人不止一家，总的来说，文字多而实际成效少，所以很少有成功的事迹。唯一能做的，不过是耗费人力、财力和时间，等待河流自己安定下来。《禹贡》说：“疏浚河川。”《孟子》说：“水从地中流行。”这两句话是古今不可改变的定理。后世明白河务的人，有贾让的三策，也有贾鲁的三法；又有余阙所说的：“中原土地平坦开阔，没有洞庭、彭蠡来汇聚河水，所以黄河常常横向决口泛滥而造成祸患。”这句话尤其切中要害，似乎不是其他各家所能比的。大体说来，黄河水患有两种：一是决口，二是泛溢。决口，是因为水流不能通达；泛溢，是因为没有容纳水的地方。□□□，是决口中较小的情形；泛滥，是泛溢中较小的情形。虽然决口的祸害有时才出现，但□□造成的祸害却年年频繁发生；受害尤其严重的地方，就是正处在水流冲击之处。这是同黄河争夺□□，它的根源大概始于战国，并非一天形成的。即使贾鲁的三法最终□成，也只是小有补益罢了。况且还要年年这样做，其中的劳苦和费用哪里说得尽呢！如今想治理黄河，若不是大规模放弃数百里的土地，就不能先修筑湖陂来容纳漫溢的水波；其次，在靠近黄河的地方仿照江南圩田的办法，多开沟渠，足以容纳水流，然后疏浚其中的淤沙，使水从地中流行，这样水性向下、河势向东的规律才可以实现。

译耕种三年必须有一年的储蓄，用三十年的积蓄来统筹国家费用，这种制度从商周以来称为王制，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从今天的情况看，还有一点可以讨论：古代建都都在西北，那里的地势高而干燥，可以建仓储藏粮食，而且就地取用当地出产，也少有转运费用。如今京师位于北方，国家经费全靠东南供给；东南地势低洼潮湿，一旦两年没有粮食，就会发生困难。自从实行漕运以来，每石粮食的运输费用必然加倍；即使努力耕种，通常丰收后剩下的粮食，再加上船运费用，也已经增加一倍。要在三年之内求得一年的剩余，比古代还要困难。我认为，冗余的供养人员不能不裁汰，荒废的田地不能不开垦；如果只在东南地区做这些小事，那么尚未显现的变化，哪里说得尽呢？本朝初年，统计天下税粮总数，共有二千九百四十三万多。浙江一个布政司有二百七十五万二千多，苏州一府有二百八十万九千多，松江有一百二十万九千多。浙江相当于天下的九分之一，苏州又超过浙江；拿一个府同一个省相比，是天下税粮最重的地方。松江约为苏州的一半，而苏州有一州七县，松江只有两县；若按田地计算，松江约为苏州的四分之一，那么天下税粮尤其繁重的地方，只有我们松江了。黄河的水情有许多专门名称：立春以后冰冻融解，等到初次来水达到一寸，便预示夏秋时水位将达到一尺，这叫“水信”；二月、三月叫“桃花水”；春末叫“菜花水”；四月末叫“麦黄水”；五月叫“瓜蔓水”；六月中旬以后叫“樊山水”；七月叫“豆花水”；八月叫“荻苗水”；九月叫“登高水”；十月叫“复漕水”；十一月、十二月叫“蹙凌水”。不合时令而泛滥上涨的水，叫“客水”；水势冲移沟壑横流，河岸像被刺破毁坏一样，叫“劄岸”；水涨溢出堤防，叫“抹岸”或“扫岸”；因旧有朽坏之物而形成的潜流，从岸下冲刺而出，叫“拓岸”；浪势回旋冲激，使岸土向上〔缺字〕，叫“沦卷”；逆流上涨叫“上展”；顺流上涨叫“下展”；直流之中曲折横向冲射，叫“径璹”；水势猛烈骤然移动，将要澄清的地方远望明亮清白，叫“拽白”，又叫“明滩”；水面波浪刚起便足以使船沉没的，叫“蔫浪水”。水退以后留下淤泥沉积，夏天胶土肥沃；初秋时黄灭土很适合耕作；深秋时成为白灭土；霜降以后就全是沙了。我任国子司业时，彭幸庵泽以太子太保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想推举曹端配祀夫子庙庭，认为他是本朝理学第一人。我当时不敢主张此事，对他的为人也不太了解。等到后来担任山西提学，才开始访求他的事迹。曹端，字正夫，别号月川，是渑池人；永乐戊子年参加乡试中举，己丑年中副榜，出仕后任霍州、蒲州学正，后来去世，葬在霍州高氏原。正统年间，蒲州谢御史琚为他的祀堂作记，其中说：“圣朝道学在崤、渑一带大为昌明，有月川曹先生出现。他从小就把圣贤之学当作自己的责任，曾说：‘佛氏把空当作本性，这不是天命所赋予的本性、人的中正之性；老氏把虚当作道，这不是顺循本性而行的道路、人的行进之路。’他曾著有《家规辑略》《释太极》《西铭通书》，又作《存疑录》《夜行烛编》《儒家宗统谱》，撰写《月川诗图》；《孝经》有解释之作，性理之学有文编；孝敬双亲，敬爱兄长，尊崇正道，厚待人伦。”对他的称述就是这样。又考：幸庵西归时，〔鲁柬〕对河南巡抚都宪李梧山先生（充嗣）说：“我朝一代文明的盛况，以及经世济民之学，没有比诚意伯刘公、潜溪宋先生更盛的。至于道学的传承，则应当从渑池月川曹先生开始。”曹先生年轻时就具有非凡资质，懂得读书后便仰慕圣贤之学；修养自己，教导他人，治理家事，侍奉双亲，奉祀先祖，教化风俗，率先亲身实行，并把自己的心得推行开来。他担任霍、蒲二地学校的学正，三次主持陕西的文衡考试；四方学者跟随他的人很多，都是空着来、充实而归，各有成就。河东薛文清公最为推崇他。曹先生第二次主持霍州学校教务时，霍州人侍奉先生如同侍奉父母；后来先生死在霍州，于是就留葬在那里。我们兰翰林编修卓庵黄先生经过渑池，拜谒曹先生的祠堂并询问他的墓地，众人都说在霍州。卓庵叹息说：“狐狸死时还把头朝向出生的土丘。老先生是一代名儒，难道魂魄唯独不思念故乡吗？”于是捐出钱财，嘱托县尹以及他的儿子〔▯〕等人把遗骸迁葬到渑池。如今他的子孙中还有担任省祭官、成为监生的人。他所著的书不下千种，收藏在家中的也有已经刊刻流传的。又说：“曹先生的子孙家业和门第已经衰微，遗留下来的书恐怕也会随着时间久远而散失。”根据这些称许来看，他大概是一个好学而笃信的人；至于他对于斯文道统所系的地位，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呢？我年轻时曾得到他所著的《四书详说》，大体都是用来辅助《朱传》的，似乎也属于科举应试之书。今后应当访求他的遗书，拜读并考察评论。彭柬所指的卓庵，就是黄谏廷臣先生。俞永是华亭人。洪武年间，他任汝州鲁山县知县，首先革除吏役的弊端，审理积压的诉讼，修建学校，亲自为诸生讲解经史，订正句读，校正文章义理，士人的风气因此一同兴盛起来，后来升任礼部主客司主事。（见《河南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