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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光绪朝东华续录选辑》上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光绪元年 光绪二年 光绪三年 光绪四年 光绪五年 光绪六年 光绪七年 光绪八年 光绪九年 光绪十年 光绪十一年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冬十二月庚辰（十一日），下谕说：“沈葆桢等上奏请求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专一责任的折子，交给有关衙门议奏。” 光绪元年乙亥（一八七五）春正月戊申（初十日），下谕说：“沈葆桢等上奏请求台湾后山急需耕种开垦、请解除旧禁的折子。福建台湾全岛自从列入版图以来，因为后山各番社的习俗与内地不同，曾经禁止内地人民渡海到台湾以及私人进入番人境内，以防止滋生事端。现在沈葆桢等已经设法开辟后山地区，荒地急需招人开垦；一切规制本来就应当根据时势变通。过去所有不准内地百姓渡台的各项禁令，全部准予废除。至于贩卖铁、竹两项，也一律施行禁令，以扩大招徕。” 下谕说：“沈葆桢等奏请调员差遣任用等语，工部候补员外郎陈一鹤、补用同知文炜、候补知县李益林，着杨昌浚、王文韶命令这些官员立即前往台湾，交由沈葆桢等差遣。” 下谕说：“沈葆桢等上奏请求为明室遗臣赐予谥号并建立祠庙的折子。前明故藩朱成功，曾在康熙年间奉旨在南安地方建立祠庙。现在据奏称，这位故藩手持节义、坚守大义，忠义昭然；遇到水旱灾害，祈祷总能应验，尤其对台湾府有功。着依所请，准许在台湾府城建立专祠，并追赐谥号，以顺应舆情。” 下谕说：“沈葆桢上奏请求奖励开山出力的官员和武职人员的折子。福建台湾府的番地，经沈葆桢等督率文武官员和武职人员陆续开辟，逐渐显出成效；参与此事的各员都确实有些微功劳，自应酌量给予奖励。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着恢复原处分中革职留任的待遇，交由吏部从优议叙。署台防同知袁闻柝，着等补缺后仍留在福建，以知府职务尽先补用，先行更换顶戴。浙江温州右营游击王开俊，着以参将身份仍留在闽浙两省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县丞周有基，着以知县身份留在福建尽先补用。署彰化县知县朱干隆，着等补缺后，以同知直隶州知州身份留在福建尽先补用。副将唐守赞，着等补缺后，以总兵身份尽先升用。降调总兵曾元福，着恢复原官，并免缴捐资复职的银两，以示鼓励。另有一片奏报说：‘提督唐定奎统领铭、武等军到台湾后，部署周密，纪律严明；恳请给予奖励叙用。’唐定奎，着赏赐穿黄马褂，以示优异。” 甲子（二十六日），准许为台湾阵亡的嘉义县义民潘缔等建立祠庙。乙丑（二十七日），下谕说：“沈葆桢等上奏勘察琅■〈王乔〉形势、拟议筑城设官的折子，立即着照所议施行。沈葆桢等大臣立即命令委员把筑城、建置县邑等事切实筹办。其余尚未尽备的事项，也着随时具奏。沈葆桢现在回省，着把船政应办的各项事务迅速料理完毕，立即前往台湾府，督促并命令当地将‘抚番开山’事务从全局统筹，尽心办理，以副托付。”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光绪一）。二月丁丑（初九日），福建布政使潘霨因病免职，任命葆亨为福建布政使、郭嵩焘为福建按察使。三月庚子（初三日），下谕说：“沈葆桢片奏请求调任道员段起差遣任用，段起现在来京，已经谕令吏部命令该员前往台湾。只是听说该员一向有嗜好，着沈葆桢留心察看。” 壬寅（初五日），准许为台湾阵亡游击王开俊建立祠庙，守备周占魁、杨举秀以及勇丁九十三名附祀。——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光绪二）。夏四月壬辰（二十六日），任命沈葆桢为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下谕军机大臣等说：“南洋、北洋地区过于广大，必须分段督办；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所有练军、设局以及招徕海岛华人的各项议案，统归两位大臣择要筹办。至于如何巡历各海口、根据情况部署以及拨给饷需、整顿各项税收等事，都着尽心办理。至于铁甲船所需费用过于巨大，着李鸿章、沈葆桢酌量情形，如果确实有利于使用，就先购买一、两只。开采煤、铁的事务，着依照李鸿章、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出使各国以及通晓洋务的人才，也着李鸿章、沈葆桢随时保奏。” 丙申（三十日），沈葆桢上奏：台湾府城城墙的修筑工程已经完工。皇帝知道了。——以上见《光绪东华续录》卷三（光绪三）。五月丁未（十一日），下谕说：“沈葆桢等上奏南路剿灭番人、攻克各社情形的折子。淮军自从到台湾以后，历尽艰苦、出力甚多；准许从中择取功劳突出者保奏奖励，以示鼓励。” 六月戊寅（十三日），下谕军机大臣等说：“台湾官军攻克狮头等社后，附近各社到军营请求接受抚治，唐定奎向他们宣示条约，他们都还算服从。立即着把应办的各项事务依次妥善筹划，务必使他们感念恩德、畏惧威势，以作为一劳永逸的办法。台北凶悍的番人出没，经兵勇击退后，现在都已安静；仍着妥善弹压。木瓜等社接受抚治、中路开山以及卑南一带招集屯丁、修筑碉堡等事，着命令有关官员认真办理。嘉义县滋事的匪首已经击毙，逃亡的各匪责成地方文武官员缉拿捕获。沈葆桢已经谕令来京陛见，所有台湾‘开山抚番’事务，着王凯泰妥善筹划具奏后，再渡海回内地，把船政事务妥善交代，然后立即启程北上。福建内地以及台湾所属各县、各番社，着详细绘图呈览；并着把各种番族的形状另行详细绘成图册，一并呈进。” 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沈葆桢上奏请求解除职任；皇帝温和地降谕加以劝止，仍命令他来京陛见。——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光绪四）。

译秋七月丁未（十三日），下谕军机大臣等说：“台湾府的事务逐渐就绪，沈葆桢交代清楚后，着立即前往新任办理海防，不必来京陛见。” 壬戌（二十八日），命郭嵩焘解除福建按察使职任，以侍郎候补。癸亥（二十九日），任命张岳龄为福建按察使。——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光绪五）。九月乙未（初二日），下谕军机大臣等说：“船政事务，沈葆桢立即交给李鹤年等暂时兼管，由道员吴仲翔督率并全权办理；等丁日昌到福建后，再行交代。并着沈葆桢立即起程前往两江赴任。” 冬十一月辛丑（初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说：“本年八月间，据总税务司赫德申报：同治二年间接到本衙门的札文，各关经费每年以七十万二百两为标准；后来略有增加，因为领取至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两。只是同治元年时，各关征收的税饷合计不过六百六十三万两；到同治十三年，增加到一千一百四十九万两。税饷日益增加，各口所需人员不能不逐渐增加。总计各关经费，支出的数额已经超过经费收入，入不敷出；仍请按照以前‘税饷达到一千万两即可增加经费’的议案，准许发给经费一百二十万两等因。臣等查考，从前总税务司李泰国请求发给各关经费，臣等按照关口大小、税务繁简拟定经费多少，每年拨给各海关经费七十万二百两；同治二年五月间曾附片说明，奉旨批准在案。同治四年冬天，总税务司赫德因为牛庄关常税、洋税都较为旺盛，申请在该关每月固定支用银一千五百两，用于缉查走私。” 同治六年三月，又据总税务司申报，山海、东海、台湾、淡水四关应每月增加经费二千五百两，用来巡查缉捕偷漏税款等事由：这些请求都已经由本衙门先后具奏，奉旨批准在案。现在据总税务司赫德申请增加各关经费，臣等查考，同治二年奏定的经费为七十万二百两，当时一年所收税款不过六百多万两；查同治十年至十三年，每年各关都收至一千一百万两以上，经费自然应当议加。总税务司所说各关经费入不敷出，也确实是实际情况。而且同治六年间，总税务司曾请求增加经费，臣等告诉他说：‘所收税饷能否畅旺还不能知道，如果将来收到一千万两以上，确实有成效，到时候再议增加。’这些话当年三月的附片中已经说明。只是现在税饷已经超过一千万两，该税务司却突然请求增加到一百二十万两这么多。臣等共同商议，在原有经费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两之外，增加三十五万两；并议定：以后大约以七十万两作为税收一千万两时的经费标准，将来关税不到一千五百万两，不得再请求增加。” 所有议定增加的经费三十五万两，加上原有的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两——各关经费合计每年一百九万八千二百两，自本年十二月初五日第六十二结起，查照发给。如果蒙准，由本衙门分别发文通知户部、南北洋大臣以及总务税司、各关监督遵照办理。”奉旨：“照所议施行。” 丁未（十四日），福建巡抚王凯泰去世，准予祭祀安葬，追赠太子少保衔，并在台湾府城建立祠庙。任命丁日昌为福建巡抚。己酉（十六日），准许为已故福建巡抚王凯泰在福建省城建立祠庙。——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光绪六）。

译十二月丁丑（十四日），左宗棠上奏说：“泰西各国遇到战事，向商人借用巨额款项，一向已成惯例。到中国贸易的洋商，常常以此获利。从前还有人询问是否需要借用应急款项；可见为用兵借银本是各国惯例，商人认为方便，并不是华商那种囤积居奇的心理。而且借款越多，利息越低，这也与华商的盘算完全不同。沈葆桢筹办台湾防务时，听说最初商议借用洋款一千万两，每年支付利息八厘；洋商乐意接受，并没有推诿。当时就有人为臣筹划说，陇东军务艰难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不也仿照办理，以免白白错失时机！臣认为关内已经肃清，应当尽力节省；所以只打算向商人借三百万两。后来奉命督办新疆军务，筹办关外运输，支出日益增加；而拟借洋款又因部议迟疑不定，洋商见胡光墉取款迟缓，疑虑没有消除。此前又因粤东旧事产生枝节，在画押盖印方面多有推诿，商人的疑虑不能消除；虽勉强履行前言而发款迟缓，以致臣这里撤军等事务不能顺利办理，只白白耗费每月利息。而应当协助的各省，见已经借到洋款三百万两，便认为陇饷或许可以稍微周转，对此毫不关心。” “他们不知道，臣因为洋款迟迟不到，先命令各台局停止向华商借款以外，真正到达军营的只有一百七十多万两。连年艰苦窘迫的情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不善于经营，又能怪谁呢！现在出关各营都已经集合在凉州，每天加强训练；计划在明年正月拔队先行。臣的亲军也已经整顿完备，等帮办军务大臣刘典到兰州后，将把留防、善后等各项事务当面商议安排，不过十多天也就要启程。只是暗中盘算前途所需的军火、子药、粮食、柴草虽然略有储备，但行军军饷不能携带超过一个月；如果后方没有饷银接济，后果不堪设想。又此次出塞，成败得失无法预先料定；即使事情进展顺利，而要对新疆方圆二万里的地方作长远规划，其局势比七千多里的海防还要广阔。所需岁月长短、进展快慢，也无法预先估计；只是空举拳头、空谈长远谋略，不但没有这种道理，也没有这种实际办法。暂时打算筹借洋商巨款，实在是迫于万不得已的苦衷。恭请皇上特别命令沈葆桢仿照台湾防务的办法，代臣筹借，使臣有所凭借，略图尺寸之功：这是西疆事务的幸运，也是臣的幸运！” “至于利息多少以及一切办法，请由沈葆桢酌情决定，臣不参与其中。因为沈葆桢一向受到各国信任，商借洋款也曾经议定；此时重新提出旧议，可以免除洋商的疑虑。又因为他办理南洋事务，可以就近同各省及海关商议，不会有阻碍；比起臣所处的情况，事情还较容易办成。”奉旨：“着该衙门迅速议定具奏。” 乙酉（二十二日），下谕说：“此前据沈葆桢等先后具奏的‘台北拟建府厅县治，请移驻南、北路同知，酌定台湾地方营制，台湾所属地区考试请归巡抚主持’等各折片，已经派军机大臣等会同有关部议妥后具奏。现在据奏称：‘沈葆桢等所奏各项，是为了因时制宜；自然应当准许按照所请办理。’着照军机大臣等所议，准许在福建台北艋舺地方增设知府一缺，名为‘台北府’，仍隶属于台湾兵备道；在府下增设知县一缺，名为‘淡水县’。竹堑地方原设的淡水厅同知立即裁撤，改设新竹县知县一缺。并在噶玛兰厅旧治增设宜兰县知县一缺；立即将噶玛兰厅通判改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驻鸡笼地方。福建巡抚现在既然有驻台之日，台湾地方营制也着照所议：该处千总以下由巡抚考核选拔，守备以上仍由巡抚会同总督拣选题补。台湾镇总兵撤去‘挂印’字样，归巡抚节制，同时裁撤安平协副将。” “至于所请移驻南、北路同知以及归巡抚主持考试等语，台湾南路同知立即移驻卑南，北路同知改为中路同知，移驻水沙连，两职都加‘抚民’字样；台湾学政事务也着归巡抚兼理。” 辛卯（二十八日），准许将福建阵亡提督张光亮等人的牌位列入昭忠祠祭祀，事迹交国史馆立传。下谕说：“沈葆桢等上奏，请求实缺提督、总兵目前统带防营，恳请暂缓赴任的折子。新授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新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吴长庆，现在正在江南统带防军，尚且很得力；着准许他们暂缓赴任，仍留在江苏统领防营，以专一责任。所留下的职位，着李鹤年、李鸿章派员代理。”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光绪七）。光绪二年丙子（一八七六）春正月甲辰（十二日），优厚抚恤已故福建总兵宋桂芳，并准许将其牌位附祀于王凯泰在台湾府的专祠。

译二月己巳（初七日），沈葆桢上奏说：“臣等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字寄：光绪二年正月初七日奉上谕：‘左宗棠因为出关用饷紧迫，打算借洋款一千万两，实在是迫不得已。如果不准许他的请求，恐怕该大臣将无从措手，这对西部边疆的大局关系很大。着沈葆桢立即按照左宗棠所奏，妥善迅速地筹划议定，奏明办理。’等因，谨此奉悉。由此可以看到朝廷深切忧念西部边疆、救民于水火的至意。查阅左宗棠原奏，他详细陈述饷源枯竭，万不得已才议借洋款。该督臣劳心焦思，独力支撑危局；在士卒饥饿疲惫、受伤患病之后抚恤他们，在冰雪遍地、严寒彻骨的地方筹措粮饷运输，责任重大，实为一时无比。臣等忝任封疆大臣，情义上同休戚、共患难；如果事情能够因此得到帮助，哪里敢稍有推诿。况且上海是洋商精华汇聚之地，关道所属有很多熟悉洋情的人员；用利益招致他们，一呼百应。江南自从兵乱之后，应当修复振兴各种废弛的事务，刻不容缓的事情特别多；只是度支困乏，运输接济困难，以致逐渐拖延了岁月。关陇暂时有大笔款项支撑，协济稍微宽松；江南在此时为自保打算，这个办法确实也很便利。” 但是臣等早晚不得安睡，反复考虑再三，私下担心这一举措会损害国家，关系极其重大；即使能稍稍缓解西部边疆军事上的当前急难，也会给日后留下忧患。因此不敢不把实际情形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臣私下认为，国债这种办法在西洋各国普遍实行，但有利有弊，差别极大；这是因为举债的目的不同，所借的债也不同。开矿、修路、疏浚河道，都是耗费巨大的工程；西洋各国不惜借债来办理，是因为能限定期限完成工程，随后可以征收税赋。除偿还本金和利息外，还能获得额外收益，也就是所谓以较轻的利息换取较重的利润，所以英国、美国等国虽有国债，仍不失为富强之国。若只是因为国家财政难以支撑，姑且把借债作为挪借周转的办法，那么以后无处支付利息，甚至将借来的本金用来偿还利息，每年收入都将填进无底洞。眼下西班牙、土耳其都将因债务而使国家倾覆，日本也渐渐走上它们的覆辙了：这就是举债目的不同。英国、美国向本国商人举债，国家虽然受困，但财富藏在民间，遇到急难还可以共同承担；如果像西班牙等国那样把利息付给邻国，钱一旦流出就不能再回来：这就是所借债务不同。过去台湾战事时，本省已经搜刮一空，外省也没有丝毫可以协济的财力；情况紧急，哪里还能有所选择，只好采取这个下策。但拿新疆与台湾相比，无论局面的大小、事情的难易，差别何止天壤。台湾东西不过二三百里，南北一千多里；日本军队贸然深入绝境，虽然有决死的意志，却没有能够长期维持的财力；只要坚守相持，它就会显露困窘、势力屈服。假如按照原议借款六百万两，那么善后事务可以依次办起，煤矿、茶山的产出逐渐足以供应军队，借一次之后绝不会需要再借。后来因为已经借过二百万两，日本方面的事情已经形成定局，部议下令停止借款，臣葆桢便不敢再申述前议。新疆广阔数万里，戈壁占了一半；回部以当地土著为根本，根基深固，既没有全部剿灭的道理，也没有请求招抚的情势，似乎不是一两年间能够办妥的。即使事机极为顺利，叛逆的回部低头服罪、各城全部收复；但与俄国相邻，还要设置互市和防务，正是再次烦劳朝廷筹划的时候，而不是放下武器、让军队归还耕作的时候。洋人肯拿巨款借给我们，是依仗海关可以坐扣偿还，仿佛随手取拿一样。洋人从海关取得本息，海关仍要等待各省接济；过去各省仅仅筹办协饷，就已经催促解送而不能前进，如今再命令各省筹办协饷的利息，能够按期供应吗？” 协饷延期，海关就会受到损害；海关无从弥补，只好亏缺解送户部的款项；而户部库银也会受到损害。即使每天拿各省督抚、藩司来弹劾，饷项也只有这些数目，只能这里有余、那里不足，今天取用，晚上就枯竭，只能坐等严厉处分而无可奈何！前一次左宗棠借洋款三百万两，计算利息大约七十万两；如果把这七十万两用于西征军饷，未必不能有不少补益。现在借一千万两，按照台湾旧案以八厘起息、十年还清计算，所耗利息约近六百万两，岂不是白白耗掉一年的军饷吗？如果按这个数目计算，西征实际得到的军饷只有四百多万两罢了。前一次借的三百万两到光绪四年才还清，而这次续借的一千万两今年就要开始付息，明年就要偿还本金，海关将应接不暇；西部边疆的军队粮食一饱、马匹一振，不到两年，饷源枯竭就会立刻可见。进军越远，运输越难，需要的军饷也越多，难道要中途而废吗？形势必然不允许；难道要责令各省在还债之外另行筹款解送接济吗？形势又确实做不到；难道还要再借洋款吗？海关更没有可以坐扣的财力，即使呼吁也不会得到响应。这样只会让中兴元老困守在绝域，这种事情哪里忍心说出口！这就是臣等反复考虑再三、不敢把一切押在一次冒险上的原因。” 出关之事如此紧急，左宗棠筹借洋款本来已有先例；他没有立即派员直接向洋人议定，而是向臣葆桢商议，谕旨又命臣葆桢妥善迅速筹议、奏明办理，那么其中极难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方，圣明已经洞察，几位老成大臣也已经反复考虑周全了。如果臣等只求博得“不分畛域”的名声，而不顾事后无法收拾，内心实在不能安宁。然而如果说西征可以停止，臣等又断然认为不行。为什么呢？我们退却，敌人就会前进，关陇也将因此不得安宁，只会白白放弃祖宗历尽艰辛创建的土地；而且列兵戍守、防备秋季边患，劳费也同样不少。只是臣等私下认为，左宗棠这次出征，不应当仿效霍去病那样扫荡敌巢、彻底平定，而应当学习赵充国养精蓄锐、负重持久的做法；将帅没有显赫的功业，国家却能得到万全的福祉。如果确实能够扼守要冲，坚壁清野；兴修水利，扩大屯田，考察畜牧，那么关外每增加一分产出，关内就可以减少一分运输。使客军反过来成为主人，胁从者叩头归顺，首领也束手就擒；这同把血肉消耗在坚城之下、谋求万分之一的胜利相比，得失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甘肃军饷数额巨大，真正使人困顿的是粮饷运输；

译运输减少了，一年的军饷就可以支撑两年。目前不能不命令各省尽力筹措接济；臣请求朝廷发布空前的恩德诏令，以内库带头。皇太后、皇上亲自实行节俭，远远超过寻常，难道还会有不急需的费用可以议定裁减吗？即使有，数目也不会多；只要有几句明白的诏令，就足以激发将士同仇敌忾之心，并产生疆吏共同抗敌的感情。左宗棠原奏深切说明甘肃军饷被海防经费占用，只有江西、浙江两省还能够顾全大局。查海防专款奉命拨发，转眼就要经过一年；臣葆桢担心把它分拨出去，数目会更加微少，所以咨请各省全部解送北洋，希望借此帮助事情办成。但去年所报告解送的，也只有江西十万两，其他各省一点也没有；可见各省并不是在其中有所偏袒，而是受限于财力，此时各省未必还存有大笔款项等待追加拨给。各省原先拨给陕、甘的款项，有的解送还不到一半；即使追加拨款，也只是徒有虚名。应恳请敕令户部大臣详细权衡缓急，把已经落实的款项中较为缓用的移拨给最急需的地方，这样各省和关内外才或许能够勉强办理。比如江苏协济甘肃的款项，其中每月有一万两交陕西抚臣收支；臣私下估计，陕西已经肃清多年，本省防军筹措一万两并不困难，这笔款项似乎应当归给西征使用。江西拨给协济云、贵的兵饷、勇饷，数目相当大；云、贵并不是不紧急，但与西征相比就缓一些了。凡是类似这些情况，似乎应当由户部大臣统筹比较，酌情平均拨用。至于派遣使者这件事，已经议定；但如果几路同时出发，费用就非常巨大。应请除已经奉谕准许的以外，其余暂且作为缓办计划，使户部库银能够周转。”上谕说：“沈葆桢等奏报‘筹议关外军饷难以借用洋款以及江苏拟尽力筹办西征协饷’的各折片，据称借用洋款，耗费利息很多，海关、户部库银都受到损害；应当把各省、海关的款项从缓处移到急处，以及江苏竭力筹措等语，所陈述的也是实际情形。西征军饷事务十分紧要，自然应当统筹筹划，既不妨碍国家财政，又不妨碍军饷，才会真正有益。应当如何斟酌，做到尽善尽美？着左宗棠妥善筹划，迅速具奏。原折片抄送给左宗棠阅看。沈葆桢所请求把湖北、湖南协济江防的银两移解给西征粮台使用，等左宗棠覆奏到达后，再行降旨。” 甲戌（十二日），沈葆桢上奏说：“奉光绪元年三月初三日上谕：‘沈葆桢奏请调道员段起差委，段起现在来京，已经谕令吏部命该员前往台湾。只是听说该员一向有嗜好，着沈葆桢留心察看。’等因，谨此奉悉。臣回到内地后，接见段起，已经把‘带同该员前往江南，以便遵旨察看，不敢稍存成见’的缘由奏明在案。臣与他一同驻在船政两次，共两个多月；又一同乘船前往金陵，到现在又超过三个月。臣随时随事观察他的作为，确实看到他勤勉不懈地讲求吏治，在立身处世以及义与利的界限上辨析得非常严格；他的忠诚奋发、有所作为，与十年前完全一样，而谦退自持的程度更加提高。兵部侍郎彭玉麟嫉恶如仇的严厉，世上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他写信评论段起的人才，首先用‘刚健笃实’来评价他。大概段起与他同乡，彭玉麟早已熟知段起一贯的品行。臣合当仰恳圣恩，准许段起暂时留在江南任职，仍命他按照惯例候补江西督粮道的原缺，以成全他谦退自守、不妄求进用的心愿。如果将来该员有贪污受贿等行为，或有世俗所说的烟酒嗜好，臣愿与他同罪，绝不敢推辞。” 得到旨意：“按照所请办理。” 三月己亥（初七日），命顺天府府尹吴赞成免职，以三品京堂候补，督办福建船政事务。乙卯（二十三日），召李鹤年入朝觐见，任命文煜兼任闽浙总督。丙辰（二十四日），上谕说：“文煜等奏请‘将舞弊侵吞军饷的各员革职审办’的奏折中，据称同知衔黄德沛在台湾办理营务时，与参将黄德桂串通舞弊，有盗用关防、私自出售功牌、侵吞军饷等情形。像这样违法营私，必须从严惩办。副将衔参将黄德桂，着立即先行革职；同知黄德沛，着立即斥革：交给文煜等严厉查办。”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光绪八年）。

译夏四月乙亥（十四日），文煜、李鹤年、丁日昌上奏说：“台郡安平口三鲲身地方建造洋式炮台，原本由知府凌定国、副将周振邦监督办理；所有各项工程材料，都归凌定国经管。臣日昌经访查听说凌定国侵吞工程材料银两达数万之多，当即在二月命令台湾道夏献纶认真查办；并且反复嘱咐他不可含糊隐瞒、替别人承担罪责。随后据夏献纶禀报回复：‘我督同台湾府周懋琦、台防同知孙寿铭前往安平查点大、小工人数，都有短缺；发给的工价，也比账册所报的少。凌定国拨用了勇役、厨子、伙夫，却仍然每天另外调用小工二十人。洋人的轿夫已经列在巡洋经费中开支，却又混称包括在这里面。凌定国经手领取过银十二万九千四百多两，其中有虚报多领、少发实物等项目；计算应追缴银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七两有余。还有砖瓦、灰土以及各项杂料，没有呈报详细数目；其中究竟侵吞了多少，尚未查明。至于安平码头，另归周振邦管理，等核查所用款项后再行禀报办理。’” 已经命令切实催促追缴，并命令呈出详细数目，与各行店的原始单据核算，以期真相大白。现在据夏献纶来函禀报说：‘提集管账的谢斌等人严加审讯，他们都推诿说是凌定国及其弟定邦经手；传讯凌定邦时，他又都推诿给凌定国。’现已具复前来。臣等复查洋式炮台，属于创办之初；如果能够一笔一笔查清来源，本来不能只限定工程价值的多少。但安平是全台湾的屏障，关系军工要务；应当怎样竭尽力量经营，杜绝虚耗而求实际！可是凌定国这个官员办理这项重要工程两年来，竟敢肆意侵蚀贪占！按照夏献纶所禀报的情况，虚报冒领的各项款项已经多达一万四千多两；限期追缴，他却一味拖延推诿。像这样贪婪卑劣的官员，如果不严加参劾惩办，台湾事务如何能够有起色！除安平口炮台工程已经由夏献纶委派周振邦专门办理，仍命令查明周振邦管理码头所用款项另行禀报外，谨请降旨，将戴花翎、福建补用道、遇缺即补知府凌定国立即革职，彻底审讯追究；如果胆敢拖延不设法办完，再另行严厉参劾治罪，以此警戒那些贻误军需、借工程牟利的人。”得到旨意：“凌定国，着立即革职追究并追缴。”

译五月甲辰（十四日），李鸿章上奏说：“淮军调驻陕西等省的军需，截至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底为止，已经列为第二案报销，并于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旨：‘该部知道。清单一并发下。’谨此奉悉。追查同治十三年六月，日本侵扰台湾，奉皇上寄谕筹派援军，飞檄命唐定奎统带步队十三营，由徐州出发前往瓜洲，租雇轮船渡海赴台，听候沈葆桢调遣。该军所需的月饷、军装、子药等项，仍由淮军后路台局源源不断地转运筹措接济；又因甘肃省已经肃清、陕西防务已经稍微松弛，请调记名臬司刘盛藻统率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出发前往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选择要地驻扎，以备南北海防策应，此事已经奏请并奉谕旨，谨遵办理在案。现查这次接着造报淮军调驻陕西、直隶、江苏、湖北等省的军需用款，除提督吴长庆统带的‘庆’字亲兵八营、提督刘玉龙的开花炮队一营仍按旧例列入江苏留防军需案内汇总报销外，其余从同治十二年正月起，铭春水师二营已经按照淮扬水师章程办理；从同治十三年六月起改为减额支给，现截至该年五月底为止；湖北提督李长乐统带的武毅马步七营，从同治十三年正月起已经奏明拨归湖北省发放，其由淮军粮台发放的军饷截至同治十二年底为止；又，臬司刘盛藻奉旨由天津前往陕西接办军务，所增募并随带的哨队，以及调回济南防务后酌情裁撤营哨所涉及的军饷杂项款目，从同治十一年十月起，先后截至同治十三年七、八月为止，统统归入本案编册请销。其余水陆各营一律截至同治十三年六月底为止，列为第三案，以便划清界限。以上各营哨的官弁姓名、勇夫总数、征调防守地点，先前已经造册分别咨送军机处、户部和兵部备查。至于马队、步队、水师各营的薪费、口粮及正项杂项等款项，一律沿用前案，仍按照楚军刊本营制及奏定章程作为准许报销的成案，接续造册申报。至于柴草、油烛折价，按照户部咨文，以同治十三年三月底为截止日期；此后仍遵照奏准的谕旨，援照惯例按数发给柴薪实物，将其汇入下一案分别造册报销。又，马队各营补充马匹，按照驻扎省份营驿的惯例价格核给；采办、制造军装和器械的工价，以及水陆转运时雇用船只、车辆、骡夫、役夫的价格脚费，分别根据军饷、军械、火药的重量和运输路程里数，全部按照军需旧案及历次准许报销的数目核实发放，并命令将截至同治十三年六月底先后为止的收支详细数目，赶紧分别造册申报。” 现据报销局司道等人详细报告称：“旧管款项中，上届结算截至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底，实际存银三十五万三千九百三十六两七钱有余；新收款项中，共计浙江、四川两省协饷，以及提拨湖北、江苏藩司、关税和厘金局的军饷、两淮盐厘、本案扣存的平余等项，共银五百五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一两三钱有余。以上旧管、新收两项，共银五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六十八两有余；其中列支天津工程局用款，以及提督唐定奎统带各营渡台时雇用上海招商局轮船的船价，共银二万九千八十七两七钱有余；另附专册，请求核销并补发淮军马、步、水师各营同治十一年底以前所欠军饷银二十七万一千二百一十一两六钱有余；又将本案附带请求奏销的洋鎗炮队教习薪工、行营修制洋军械局购买外国军火的工价等，列为两册，共银二十九万五千六十三两三钱有余。共计一年零六个月，实际收支用银五百三十万九百五两三钱有余。扣除正项、杂项各款后，遵照部议酌定的军需报销章程，分别归各部核销。” “其中应归户部核销银四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六十三两五钱有余，应归兵部核销银一十八万四千六百六两一钱有余，总共请求核销银四百八十二万五千七百五十七两有余，实际存银四十七万五千一百四十八两二钱有余；这些存银已经接着支用同治十三年七月起的正项、杂项军饷，以及订购外国炮火、子弹的价款等，归入后案旧管款项连续结算，分别造册申报。”以上情况具文详细报告，请求上奏。臣查，淮军分驻数省，这次造报马、步、水师各营勇丁，均遵照部咨开报花名清册；正项、杂项款项一概按湘平折合实库平报销，仍扣除杂款一分平余，都是依照历来成案据实核销，没有丝毫虚报冒领。”下交有关部门知道。——以上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光绪九年）。

译六月戊印（十九日），李鸿章上奏：“淮勇军需，先前结算截至同治十三年六月底，已经列为第三案报销，于光绪二年五月十四日上奏；奉旨：‘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臣查，淮军分驻直隶保定及天津海口，护卫亲军盛仁的马、步、水师，并负责各台局运输粮饷、军械和营哨，共计三十三营；提督刘盛休接统臬司刘盛藻原部铭军马、步十七营，由陕西调驻山东济宁州，作为南北洋海防的策应部队；又前次奏调提督唐定奎统领铭武步队十三营前往台湾防剿，于元月七月凯旋撤回，仍回江苏；连同原来办理江防的提督吴长庆统带的‘庆’字亲兵八营、提督刘玉龙的开花炮一营，以及调防吴淞海口的提督吴宏洛所部武毅右军步队五营、徐宿马队五营，均归入淮勇军需案内汇总造册，请求核销。现在从同治十三年七月起，一律结算至光绪元年十二月底，列为第四案，以便划清界限。以上各营营哨官弁姓名、勇夫总数、征防处所，先已造册分别咨送军机处、户部、兵部备查。” 至于陆军各营所支的薪费、口粮及正项、杂项各款中的柴薪一项，已经遵照奏准的办法发给实物。驼、骡的饲养费，则按点验后实际存有的数量，每头每天支银一钱；其余仍依照前案，按照《楚军刊本营制》和奏定章程的准销成案，继续造册申报。又，马队倒补马匹，按照驻扎省份营驿的惯例价格分别核发；水陆运输所雇船只、车辆、夫役的价脚，依据饷械军火的重量、路程里数，全部按照军需成案及历届准销数目核实支发，并命令将截至光绪元年底的收支详细数目分别造册申报。现据金陵报销局司道等详细报告称：“旧管款项中，上届结算截至同治十三年六月底，实际存银四十七万五千一百四十八两二钱有余；新收款项中，共计浙江、四川两省协饷，以及臣沈葆桢在台湾防务中拨给提督唐定奎行营的饷糈，另有先后提拨湖北、江苏藩司、关税和厘金局的军饷、两淮盐厘、西征初案报销中删减后由知州梁承祖缴回的多领薪水，以及本案扣存的平余等项，共银五百七十二万八千六百四十二两六钱有余。” “以上旧管、新收两项，共银六百二十万三千七百九十两九钱有余；其中列支提督唐定奎原部十三营从台湾凯旋撤回后由上海雇用招商局轮船装运至瓜洲的船价，以及天津海防工程用款，共银三十九万六千六百一十八两五钱有余；另附专册，请求核销并补发淮军各营同治十三年六月底以前所欠军饷银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一十六两二钱有余；又将本案附带专案奏销的洋鎗炮队教习薪工、金陵和天津行营机器制造两局的工料用款、购买外国军火的价款等列为两册，共银三十八万八百八十五两有余。实际合计收支用银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三百七十一两有余。扣除正项、杂项各款后，遵照部议酌定的军需报销章程，分别由各部核销：其中应归户部核销银四百三十万七千一百一十九两二钱有余，应归兵部核销银七万六千九百三十三两四钱有余，应归工部核销银一十三万六千八百两七钱有余，总共请求核销银四百五十二万八百五十三两四钱有余；” “实际存银七十三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两六钱有余，已经接着支用光绪二年正月起淮军马、步、水师各营的正项、杂项军饷，以及购买、制造外国鎗炮、军火、器械的价款和工料等，归入后案旧管款项连续结算造册申报。”以上情况具文详细报告，请求上奏。臣查，淮军分调驻扎直隶、山东、江苏等省沿江海口的要地，这次造报马、步、水师各营勇丁，均遵照部咨开报花名清册；正项、杂项款项一概按湘平折合实库平报销，仍扣除实款一分平余，都是依照历来成案据实使用、据实核销，没有丝毫虚报冒领。”下交该部知道。——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光绪十年）。

译秋九月甲戌（十七日），丁日昌上奏：“台湾的吏治黑暗得不见天日；州县长官能够把‘抚字教养’作为职责的，不过百分之一、二。其余的人不是天性贪图安逸，就是搜刮民脂民膏。百姓的怨恨已经很深，无处申诉，往往因此铤而走险，酿成大变；台湾之所以流传‘没有十年不反’的说法，就是这个缘故。臣今年到任后，查访各方面情况，立即严令革除向百姓摊派捐输、津贴州县仓谷、自尽命案株连拖累以及牛捐等弊政；仍担心各厅、县阳奉阴违，于是又命令把告示刻在石上并摹拓，分贴到各乡，使百姓永远知晓，不再受到敲诈勒索。对差役诬陷良民为盗、佐杂官擅自拘押平民以及词讼拖延不造册申报等事，无不随时参奏办理；反复谆谆告诫，简直到了说破嘴、磨破唇的地步。所有贪婪残酷的官员，如彰化县朱干隆、嘉义县杨宝吾等，都已经先后据实严厉参奏，请旨查办。杨宝吾被撤职时，臣考虑嘉义百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由省里派人委署，反而会导致拖延日久；候补县何銮在彰化格杀著名匪徒林位，建立了显著功劳，臣既专折奏请奖励，又命令他就近接任嘉义县县令，因此对他的期望和鼓励，不能说不周到了。” “臣又曾写信嘱托夏献纶转告何銮，务必振作精神，不可沿袭旧习；还要暗中加以察访，如果该员不能奋发有为，就据实严厉参奏。现在据该道员禀报：‘何銮到任后，收受书吏收取税契时的陋规，不但不肯酌情减少，反而想要增加；请将该县令撤去委署。’等情。臣查，嘉义征收税契时浮收严重，新官到任，书吏必定要索取陋规。从前是四、五千圆，近来竟增加到一万余圆；而书吏转而向百姓攫取的，又不止多出五倍，以致每逢一名官员新到任，势必到处催逼税契，喧闹冲撞，鸡犬都不得安宁，百姓无法安睡。杨宝吾先前因催收税契酿成命案，刚刚查办；何銮代理这个职位后，竟又敢明知过错还照样去做！如果不认真严厉弹劾，百姓的困苦怎么能够缓解，吏役又怎么能够整肃！该道员夏献纶只请求撤去何銮的委署，不足以掩盖他的罪过。除严令台湾道、府将各属征收税契的陋规全部革除，并由臣发布告示刻石，永远禁止外，仍请藩司另行委派贤能官员前往代理嘉义县事务；同时请旨将代理嘉义县事务的花翎补用同知、候补班尽先补用知县何銮先行革职，并命夏献纶彻底查明：如果还有索取、逼迫勒索等弊端，再加严惩。” “至于他此前格杀著名匪徒林位一事，请准许加授知府衔，按应升的职位升用，并请旨令有关部门一并办理销案。至于臣错误保举劣员，虽然不敢在事后徇私隐瞒，但终究属于没有识人之明；应当如何惩处，恭候圣上裁决！”皇上谕示：“丁日昌奏请将滥收陋规的知县革职等语。此前嘉义县知县杨宝吾因滥收陋规，经丁日昌奏报参劾查办，委派候补知县何銮前往代理；可是该员到任后，收受书吏收取税契的陋规，不但不肯酌情减少，反而想要增加，实在是不知自爱！何銮，着先行革职；如果查出有索取、逼迫勒索等弊端，即从严参奏办理。丁日昌此前有错误保举之过，自请议处；着加恩宽免。” 丁丑（二十日），沈葆桢上奏：“接到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的公文称：‘武毅右营副营哨官、尽先守备周万林，去年随军征讨台湾，所到之处都建立战功；自从渡海回来以来，操练从未懈怠。今年移驻江阴，帮助修筑炮台。七月十六日正在赶工之际，不料打桩机器脱落，撞裂头部，当即死亡，实在令人深为怜悯！恳请按照阵亡将士的成例上奏给予恤典。’等情。臣查，该守备长期随军征战，勇敢奋勇争先；如今因修筑炮台突然死亡，实在与临阵捐躯没有区别。是否可以仰仗天恩，俯准将尽先守备周万林按照阵亡将士的成例议定恤典，以慰藉忠魂。”得到圣旨：“周万林，着交部按照阵亡将士的成例议定恤典。” 冬十月丙辰（二十九日），因捕获淡水厅管辖的铜锣庄匪徒，给予陈星聚等出力官员和弁员奖励叙功。——以上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二（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乙酉（二十八日），谕令：“文煜着等何璟到任后进京陛见，福州将军一职着由何璟兼署。” 十二月甲辰（十八日），袁保恒上奏：“福建的台湾，虽然地处海边偏远之处，但物产丰富；加上民人与番民相互逼近，区划治理尤其困难。如果不专门派大臣驻守，以重兵镇守，并把当地民风、吏治、营制、乡团等事务切实整顿，用德意使其和洽、用威信使其信服，就不容易取得成效。如果让福建巡抚每年在台湾驻扎半年，恐怕闽中全省的政务会因路途遥远、彼此隔绝而逐渐荒废；台湾刚刚建立的治理规模，也会因巡抚往来不定而最终流于文具，这实在不是妥善的办法。臣查，直隶、四川、甘肃各省都由总督办理巡抚事务，是否可以把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长期驻守台湾，管理全台；福建全省事务则专归总督办理？这样或许能够使各项事务各有专门主管，责任也各有明确归属，对于台湾目前的情形应当不无益处。”皇上谕示：“侍郎袁保恒奏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福建全省事务归总督办理等语，着该衙门议奏。” ——以上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三（光绪十三年）。

译光绪三年丁丑（一八七七）春二月癸卯（十七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据两江总督沈葆桢等附片奏称：‘湖北开采煤、铁，先前曾委派道员盛宣怀等设局试办。现据局员盛宣怀报告，广济采用西法开煤，本来是因为各省现已设立的船、炮等局对煤的需求日益增多；与其从外国购买，不如从本国开采，只是土煤税重，销路难以顺畅。是否可以援照台湾减税的成案办理？详细请示核定。’等语。臣等查，咸丰年间制定的税则规定，土煤每百斤征税银四分；按吨数计算，每吨征税银六钱七分二厘，比洋煤税重十几倍。现在采用西法开采，煤产必然旺盛，势必要酌情减轻煤税，销路才可以流通。该局请求将土煤出口税每吨灭为税银一钱，比洋煤进口税仍重一倍；这已经是斟酌折中的议定办法，恳请准许援照台湾成案办理。’等语。光绪三年三月初四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恭敬遵旨，由军机处抄送到本衙门。臣等查通商税则记载：外国煤进口每吨征税银五分，土煤出口每百斤征税银四分。” 查外国所说的一吨，约合一千六百七十斤；按每百斤征银四分计算，实际上与每吨征银五分相比，轻重相差极大。当时中国还没有采用西法开挖煤窑，也还没有轮船、机器等局；煤产不旺，用煤不多，自然不妨把出口税定得较重。自从台湾采用西法开采土煤，沈葆桢在台湾办理海防时，就因为台湾产煤非常丰富、各省船炮等局用煤日益增加，上奏请求将出口土煤按照进口洋煤的税则一律征收。此前曾经本衙门议覆：北方地区民间日常生活无不需要煤，如果一律准许减税，必然会导致出口更多、煤价昂贵，对民生影响很大。请将天津、登州、牛庄三口出口土煤仍按原定税则征收；台湾一口则准许酌情核减。此外，南洋通商各口的出口煤税是否应当酌情减免，请命令南洋通商大臣与沈葆桢等会商，妥善筹办；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奏，奉朱批：‘依议。钦此。’臣等恭敬遵旨传达办理。随后在光绪元年正月间，据沈葆桢等上奏称：‘请将出口台煤每吨减为税银一钱，南、北洋各口均不得援以为例。’等语；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臣等恭敬遵旨传达办理，已有案可查。现在据该督等上奏称，‘此前查明土煤出口税每吨减为税银一钱，与洋煤进口税银相比仍高出一倍。’湖北广济采用西法开煤，既然据该督等上奏称与台湾情况相同，就应准许援照成案，每吨减为税银一钱。此外，其他产煤地点既然不增加税额，其出口税银仍应照旧征收，以表示限制并防止弊端。”得到圣旨：“照所议办理。” ——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四（光绪十四年）。三月初一日丁巳，文煜、丁日昌上奏说：『先前因为福建省各属在造报词讼案件和押禁人犯时，屡有伪造、隐匿不报等弊端，经臣等两次上奏参劾，将署理闽县知县雷其达、厦门同知李锺霖等二十名官员一并摘去顶戴，并声明限期半年，责成在任各员把积压案件全部办结，再行奏请恢复职衔；先后均已奉旨允准。如今从三月到七月，连闰月在内，半年期限已满，各厅、县历年积压的词讼案件都已查核补报；押禁人犯也都据实报明，分别释放或办理。罗源、晋江、长汀、莆田、宁德等县的积案已经全部结清，噶玛兰、侯官、惠安、松溪、南安、邵武等厅县也已结清九成或八成以上。臣等查知，从前这些厅县有的捏造词讼，有的隐匿押犯，把报册当作徒具形式的文书，把悬挂牌示当作多余之事，把羁押候审看作无关紧要，把积案看作无从查考，任意欺瞒，多年拖延积压，只予摘去顶戴，似乎仍不足以抵偿罪责；但想到这种积习是长期沿袭的，并非一人一县的事情，所以拟仅稍加薄惩，使他们知道振作。幸蒙圣上仁慈允准，这些厅、县官员既感到欣慰，也知道畏惧，因此一经惩罚，都能争相自我整顿改过；如今拖延案件、私自押禁人犯的弊端已经逐渐消失，百姓的困苦也因此稍有缓解。臣等不敢徇私包庇他们的过错，也不敢稍稍抹杀他们的功劳；想到国家实行赏罚、黜陟，正是为了鼓励人才。这些厅、县官员就事情本身来看，似乎已经能够痛切戒除从前的过失。是否可以恭请皇上施恩，俯准将噶玛兰通判洪熙俦、署侯官县知县吴森、罗源县知县张金鉴、晋江县知县金锡蕃、南安县知县程鹏、惠安县知县俞珣、松溪县知县汪兴袆、署长汀县知县蒋宝光、邵武县知县顾玉琳、署莆田县知县吴光汉、署宁德县知县张道亨等十一员一并恢复顶戴，以此表明奖惩激励。其余原先被参劾的各员，恳请皇上施恩，暂且再展限半年；等确实查明能否全部清结后，再分别办理』。奉旨：『洪熙俦等人，都着恢复顶戴。其余依议。』 辛巳（二十五日），丁日昌上奏惩办贪弊吏役，并将台湾县知县白鸾卿撤职；朝廷知道了。

译壬午（二十六日），丁日昌上奏说：『我朝仁德深厚，赋税轻、徭役薄；前代所有的弊政，无不一概免除。凡是可以缓解百姓力量困顿、培植国家元气的事情，即使属于田赋正供，也不惜一再减免；由此可见我皇太后、皇上恩惠深厚而普遍，减损上面的收入以增益下面，百姓的喜悦无边，实在足以超越远古。台湾虽然地处重洋之外，远隔海外一隅，但百姓生计的丰歉，没有一件不牵动皇上的思虑。如今因为当地征收的杂饷中，还有沿袭郑氏旧有做法、未经厘定的项目，谨据实详细陈述，恭请圣明采择！查台湾府在郑克塽归诚时，只有台湾、凤山、嘉义三县的辖地；彰化县、淡水厅、噶玛兰厅，都是后来开辟的。辖境东到内山，西到海边，土地都浅狭，只有南北方向狭长。计算台湾、凤山、嘉义三县合计长二百九十里，共额定征收正供谷十三万余石；而后来开辟的彰化、淡水、噶玛兰三厅县合计长五百八十里，仅额定征收正供谷五万六千余石。核算起来，彰、淡、兰三地的土地比台湾、凤、嘉三地多将近一半，而所征谷物反而不到台湾、凤、嘉三地的一半。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是因为台湾、凤山、嘉义三县开辟较早，所征税则都沿用郑成功的旧制；而彰化、淡水、噶玛兰新开辟的土地，则由朝廷重新制定科则，所以赋税较轻，百姓都乐于从事生产。议论者有的担心税负会有偏轻偏重的情况；但有田地之后才有粮食，百姓努力耕种，还不至于完不成正额。最使百姓负担沉重的，没有比杂饷更严重的了。查杂饷名目繁多，其中像归化的生番不种稻、麦，没有可以计算的田亩，也没有可以征收田粮的田地，只知道捕鹿、种黍，按数量缴纳杂饷，便以鹿皮、小米折算为石。至于所谓塭饷，是向养鱼的场所征收；所谓蔗车、糖蔀，是同一行业的不同名称，指各自在田园中设厂、雇工经营，按规定征收杂饷。这一类项目虽然细碎苛繁，但因为它们多少有些盈利，酌量抽取一两成来补充正供，不过如同四川有碾榨税、直隶有榛栗税，对百姓还没有大的损害。其他如海水支流称为日港，低洼深积的水称为潭，凡是可以养鱼的地方，都一律征收塭饷；时间久了地势发生变化，有的填成田地，税项仍不能减免。凡有水道可以通行的地方，无论竹筏、小船，只要运输货物，就按抽资征收。又如草厝、瓦厝——就是市集店铺建屋的地基；牛磨——就是磨面的场所；以及瓦窑、菜园、槟榔、番檨，无不征收杂饷。向渔户征收的，则有罟、罾、罟、缠、■〈纟衮〉、箈、网、沪、鸟鱼旗等名目；还有捕捞用的小船，也征收税饷，细分到了极其微小的程度。吏役借此勒索，横征暴敛，穷苦百姓所受的困累实在非常严重！而且所征的杂饷涉及佣工、渔民，他们来去没有固定，官吏差役不能完全了解其中情况，于是必然需要熟悉当地情形的土豪出面包揽；他们先要向地方官预先缴纳承包充任的费用，然后垄断征收、浮收加派，连糠和米都一起搜刮，交给官府的只有十，向百姓收取的却有一百。臣到台湾后查明了这些弊端，立即打算略加清理剔除；但各项名目过于琐碎，又相互牵连，如果不把这些藤蔓全部斩断，终究难以杜绝弊端。除番社缴纳的鹿皮、小米还保留着以当地物产进贡的遗意，以及民间的塭饷、蔗车、糖蔀等项目的弊端尚且容易清理，应该仍旧保留外，其余港、潭等项杂饷，统计各属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两九钱六分五厘，都应予免除，以解除百姓负担。其中港、潭有后来淤积成田的，另行勘察清楚后升科征税。现已责令台湾道夏献纶转据台湾府知府张梦元查核复报，列成清单详细具文，请求上奏。臣等查察，台湾府所属台湾、凤山、嘉义三县的正项供谷征收已经很重，而杂饷名目尤其繁多。小民终年辛劳，所得还能有多少！一旦胥吏来侵扰叫嚣，便有枷锁棍棒施加到家门、鸡犬都不敢出声的叹息；百姓的困苦如何能够缓解，国家的元气又如何能够恢复呢？这些征收名目本来是郑成功开始设置的，一向是内地所没有的做法；如果遇到圣主仁慈如天、让百姓休养生息，即使江、浙数百万石糟粮还蒙受裁减，何况台湾这些杂饷每年合计征收不过数千余两，而且各项都是就地征收、就地支用，归入奏销！台湾近年出产茶叶、樟脑等项目的厘金、关税，都是新设征收的，数额比这里的杂饷多出数倍；而台北现在又议定筹办矿务，地方物产利益还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开发。前述杂饷数额不多，谨查列清单，恭呈御览。是否可以恭请皇上施恩，俯准将清单所列的各项杂饷，自光绪三年起永远一律免除。如果蒙皇上特别下旨允准，臣等就应当恭敬谨慎地抄录诏书，宣示皇上的恩德；务必让偏僻地方的百姓普遍知道，以杜绝吏役借口索取规费，希望实惠真正惠及百姓。至于各厅、县应当支出的款项，应责令该道、府另行筹款拨补，也不至于有所妨碍』。上谕：『丁日昌奏报“台湾府属各项杂饷困苦烦累，列单恳请免除”的奏折，福建台湾府所属各项杂饷征收日久，弊端越来越多；小民受到困累的情形，实在值得怜悯！所有台湾府所属厅县的港、潭等项杂饷，共五千二百二十三两，着自光绪三年起永远一律免除。该督、抚立即按照清单所列各项及额定征收数目，刊刻并抄录诏书，向各地普遍晓谕；务必使实惠惠及百姓，不得任由吏胥从中饱私囊，以符合朝廷加恩于百姓的至意。』 夏四月壬辰（初七日），命文煜留在京城任职，调庆春为福州将军。

译丙午（二十一日），丁日昌上奏说：『臣去年巡查台北经过艋舺地方时，据说有几十名士兵拦住轿子喊冤控告：从光绪元年十二月起，饷银一直没有发放。当即传讯艋舺营参将李荣升，据他称：“只欠光绪元年十二月一月的饷银；因为前任署理守备李仰山与现任守备郑鸿卿交接纠葛不清，营款因此有所挪用。现已奉命查办，已经由该守备等赶紧筹措补发清楚。”臣查，光绪元年十二月份的饷银，为什么迟延一年之久仍不发放？既然交接不清，又为什么不早些禀明？现分别参劾并追究。那些士兵只欠一个月的饷银，却动辄捏造言词、耸动听闻，聚众呼喊，也属于毫无纪律！所有将弁士兵，都难以推卸责任。因此请旨将前署艋舺营守备、留闽尽先补用游击李仰山，专防千总毛锦新立即革职；现署艋舺营守备、尽先补用守备郑鸿卿摘去顶戴。至于那些滋事的士兵，提解到郡城，责令镇、道审讯清楚，酌情惩办，以整肃军纪』。奉旨：『照所请办理。』 壬子（二十七日），因已经革职的台湾北路协副将林珠再次图谋撞骗，发往军台效力，以赎其罪。——以上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五（光绪十五年）。五月庚午（十六日），谕：『沈葆桢、何璟、丁日昌奏报“新设海疆要缺知府拣选人员请调任”的奏折，福建新设台北府知府员缺，着准其以江苏海州直隶州知州林达泉试署。』 六月壬辰（初八日），何璟、丁日昌上奏说：『据刑部咨文：议覆御史邓庆麟奏报“军务肃清的省份捕获盗匪，请照旧例办理”的奏折，应否恢复旧制，命各省体察情形，妥善议定后具奏等因；现已将抄录的奏折和咨文送到福建，我们立即遵照命令责成有关部门妥议办理。查福建省山海交错，最容易藏匿奸徒。兴、泉、漳三府民情强悍，抢劫掳掠、持械斗殴，动辄酿成大案；延、建、邵等府每逢茶市，突然有数万人进山采茶，茶市结束后三五成群，伺机抢掠，成为乡里的大害。而游勇、同匪又不时盗发作乱。咸丰三年和同治八年间，前任督、抚臣先后奏请并奉谕旨，命令将捕获的盗匪审讯清楚后，就地正法；这些规定一直遵照办理。近年因为筹办台湾防务，各路散勇、游民希望投效，纷纷而来；他们穷困无所归宿，很难保证不会聚众成为盗匪。各属抢劫案件也接连发生，捕拿惩治不能不严肃。除寻常人命、盗窃案件照例解送审勘外，对于捕获的情节重大盗匪，请仍然从严就地惩办，使凶恶顽徒受到警戒，而善良百姓得到安宁。据署理按察使定保核议后详细具文，说明因办理海防而耽搁议覆等情，送来请示。臣等认真体察，近年来各州、县报告捕获的抢劫等犯，有的由委员会审讯，有的交由所属道、府复审，确实属于赃证明确的，才上报请示，等待批示后正法，并在年终汇总案件上奏；实在是慎重又慎重，人命不至于被诬枉。福建省是海疆重地，已经肃清很久；但潜伏的盗匪仍多，时时担心他们串联结伙，盗劫之风还不能止息。如果仓促议定改归旧制，实在恐怕各州、县辗转推诿拖延，以致重蹈姑息的旧路。而盗案长期拖延，不能及时公开处决示众，既无法显示惩戒警告；长途押解，也尤其容易发生疏漏。自然应当仍遵照此前奉行的谕旨，捕获情节重大的盗匪，审讯明白后就地正法，以彰明警戒、安定地方。仍等盗风稍微平息后，再行奏明办理』。下令刑部知道此事。何璟上奏说：『福建巡抚这一职位，在各省中最为清苦；历任巡抚虽然生活俭朴自守，仍免不了拖欠许多款项。近来又因为东渡台湾，诸多费用增加。凡是行程所需以及犒赏等项，势必不能全部由官府供给；而内地各类人员把渡海看作畏途，如果不给予优厚的廪饩、薪工，就无法取得他们的心力。因此费用更加增加，赔垫亏累更加严重。臣去年冬天离开京城时，会见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谈到福建巡抚渡台一事，认为如果不另行筹措经费，日子长久以后，恐怕连鸡都难以维持。李鸿章等人深以为然。到达福建后，臣与巡抚丁日昌以书信商议公务，从未谈及其他事情。这次巡抚回到省城，臣访查得知，他办理公务的费用全靠自己赔垫，亏累非常严重；确实是实情。而且巡抚所到的地方，一向不许官府稍有供给；渡台以后，尤其显得困窘。巡抚受皇恩深重，臣哪里敢计较他的私事；但臣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不敢堵塞向上陈报的途径！查福建省贫瘠困苦异常，从司、道直到各府、县，都有津贴一项，台湾道、府还另有增加；唯独巡抚办公没有筹措经费，实在恐怕将来办理公务时会遇到困难。是否可以恭请皇上施恩，俯准从省城厘金款项中每月拨支一千余两经费，作为巡抚办理公务及渡台的费用，这都是仰赖皇上深厚高大的慈恩！』奉旨：『今后该抚渡台时，准许他每月支用经费银一千五百两。户部知道。』 丁酉（十三日），谕：『何璟、丁日昌奏报“特意参劾废弛营伍的守备”等语。台湾沪尾营水师守备嘉朝泰，平日不能约束士兵、整顿营伍，以致该营犯罪以及以老弱充数的竟多达八十余名，实在属于荒怠失职；嘉朝泰着立即革职，永不叙用，以此作为轻视军务者的警戒。』 ——以上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六（光绪十六年）。秋七月辛酉（初八日），谕：『丁日昌奏报“病势再次加重，请假回籍调养”的奏折，丁日昌着赏假三个月，准许回原籍就医。福建巡抚一职，着葆亨署理。』 戊寅（二十五日），准许李鸿章奏请为铭军征剿番人时阵亡的员弁在福建凤山县建祠，并列入祀典。八月戊子（初六日），调葆亨任山西布政使，任命周恒祺为福建布政使。

译乙未（十三日），谕：『丁日昌奏报“请将滥募勇丁、浮用夫价的总兵革职，并自行请求议处”等语。留闽补用总兵张升楷在接管统辖台北各军时，招募勇丁，竟任由军功庄建升滥招人员充数，该总兵又有浮用夫价的事情，实在是罪有应得！张升楷着立即革职，以示惩戒。丁日昌自行请求议处一事，着不必再议。』 谕：『何璟等奏报“请将台湾府所属同治十年所欠供粟免除”等语。加恩，着照所请办理。台湾府未完的同治十年供粟三万九千一百七十一石有余，以及未完的糯米折合谷物十五石有余，全部按数一体免除，以缓解百姓负担。』 丙午（二十四日），谕：『吏部奏报“跨省调任署理知府与成例不符，请示皇上”的奏折。此前据沈葆桢等奏请，福建台北府知府请以江苏海州直隶州知州林达泉试署，是因为台北府新设、属于海疆要缺，考虑到因地择人；林达泉着准其试署，今后不得援引此例办理。』 ——以上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七（光绪十七年）。冬十一月戊寅（二十七日），谕：『何璟、葆亨奏报“总兵积劳病故，请求优厚抚恤”的奏折。已故广西右江镇总兵麦龙韬自咸丰年间投身军营，随军征战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陕西、甘肃等省，亲身经历数十年；光绪二年，又到台湾协助办理抚番事务，尽力奔走于险要之地，历尽艰辛。不久因感染瘴气，在军营中病故，实在令人痛惜！麦龙韬着交由有关部门按照在军营立功后病故的成例，从优议定抚恤。』 ——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八（光绪十八年）。光绪四年戊寅（一八七八）春正月壬申（二十二日），何璟上奏，请将已故福建巡抚王凯泰入祀福建名宦祠；诏令礼部议奏。——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九（光绪十九）。二月丁未（二十七日），调周恒祺任直隶布政使，任命李明墀为福建布政使、卢士杰为福建按察使。——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光绪二十）。三月庚申（初十日），福建台湾道吴大廷去世，按照在军营病故的成例给予抚恤。夏四月乙酉（初六日），丁日昌上奏说病情难以迅速痊愈，恳请免去职务；获准。丙戌（初七日），任命吴赞诚代理福建巡抚。——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一（光绪二十一）。六月壬午（初四日），李鸿章上奏说：『福建巡抚丁日昌春天在原籍请假，臣因为晋、豫两省遭遇严重灾害、赈济款项无从筹措，深知这位前任巡抚一向以救济百姓为心，又熟悉南方的士绅富户，号召响应最为灵便，便写信请他抱病在当地劝募捐款以资救济。这位前任巡抚接信后义愤之情表现在脸上，召集潮州、香港一带的士绅董事，竭诚劝募，很快筹得巨款。各位董事、捐款户先要求领取札谕和实收作为凭据；这位前任巡抚虽然养病闲居，但自认为蒙受皇恩深重，又逢时局艰难，不得不权宜处理缓急事务，奏明刊刻关防，印发实收，以昭示大信。昨天接到这位前任巡抚从揭阳寄来的函件说：“前后经手筹集、劝募的捐款，除台湾林维源等捐出的五十二万元外，潮州约三十万元，南洋、香港、新加坡、小吕宋、暹罗、越南各埠十六万元，台湾约七、八万元，合计已经超过一百万元；现在仍在广泛劝募。其办事的勇气、救灾的诚意，仅此一端，已经是别人难以相比的。不过既然蒙恩免去职务，各处士绅商人有的已经登记捐款但尚未缴清，有的已经领取实收但尚未换取照册，头绪纷繁，亟须逐步清理；实在担心各捐款户听说这位巡抚已经免职，缴款难免拖延。而且距离臣处太远，遇到需要专门上奏请奖的事情，也不能及时核办，同样无法彰显激励作用。拟请皇上准许这位前任巡抚在赈灾捐款事务完成以前，仍可专折上奏；等捐款事务办完，再把此前刻制的关防销毁，这样才能使捐款按期缴解，晋、豫两省嗷嗷待哺的饥民也稍有希望。如果蒙恩准许，即由臣发文通知这位前任巡抚查照办理。”得到谕旨：“丁日昌办理赈灾捐款事务，准许他专折具奏。” 甲午（十六日），谕令：『何璟等上奏说：“本年四月间，台湾府城突然遭受风灾，巡抚行署以及北城垛口和城内外民房等处，多有坍塌倾倒，并有兵民受伤死亡。”这次台湾遭受风灾，究竟吹倒房屋、伤亡人口实际有多少？禾稼、民房以及其他各属有无遭受风灾的地方？各澳的师船以及商船、渔船有无失事？着令何璟、葆亨督促台湾道夏献纶确切查明，妥善抚恤，不要使百姓流离失所。』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二（光绪二十三）。冬十月戊戌（二十二日），谕令：『吴赞诚上奏“病势加重，请求免去署任”一折，光禄寺卿吴赞诚，着免去福建巡抚署任，仍督办福建船政事务。』 任命裕宽为福建巡抚。己亥（二十三日），谕令：何璟等上奏“台湾后山番社悔罪投诚，请求奖励出力提督”一折。福建台湾后山加礼宛等社番众滋事，被官军击败后悔罪投诚，并把姑乳斗玩一人捆绑献出正法，各番社现已全部安定，办理还算妥善。记名提督、福建漳州镇总兵孙开华前往征剿迅速，尤其出力；着赏给白玉柄小刀一把、白玉四喜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火镰一把，以示鼓励。其余出力的员弁，准许择优汇案保奏奖励。』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四（光绪二十四）。十一月乙卯（初十日），何璟等上奏：『新设台北府及所属三县各自设立专门学校，请将文武学额分别改拨并增加。』交部议奏。

译辛未（二十六日），庆春、何璟上奏：『福建省设立闽海关监督，始于康熙二十三年。当时只将南台、厦门两处口岸报送户部。雍正七年，才开始将南台等二十处口岸报送户部。起初，有时由巡抚兼管，有时由监督专管，本来没有固定规定。乾隆元年，归福建总督管理；三年，总督兼辖闽、浙两省，才把关务改归将军。七年，由督、抚大臣题报征税口岸共十九处；至今一百多年，从未轻率议论更改，征收税课也从来没有耽误。实在是因为历代圣主对这件事多次详慎比较后才制定为定制，历来遵行没有过失；这是成法不可更改的地方。闽关正额盈余，每年应征银十八万五千两；同治四、五年间，每年只征银七、八万余两。到了前任将军英桂、文煜先后加以整顿，征税逐渐兴旺；近年以来，已经征收到十四、五万两。近年三联票畅通。光绪二、三两年接连遭遇水灾，常税略有减少。然而常税虽减，洋税却日益增加；现在全年分四次结算，福州、厦门两口征银二百四、五十万两，沪尾、打狗两口约征银三、四十万两。与江海关相比则不足，与江汉关、粤海关等相比则超过。此处有余、彼处不足，原本就是情势如此；不只是闽海关如此。关内通行及各项经费支出，除税务司薪俸等款项外，每年只支出银一万三、四千两，实在比其他关更加节省。制度没有败坏就不应改变，如今闽关制度还没有败坏，似乎不宜变更；这是公务方面不可改变的地方。闽海关与粤海关的情形不同：粤海关海口错综复杂，西边如高、廉、雷、琼等海口，东边如惠、潮各口，都由书吏承揽监督；辖有千余里税口，委用数十名书吏，稽查稍有不严密，就难免滋生弊端。而闽海关口岸不多，每个总口过去都派协、佐领等一员专门稽察，书吏役员尚且不敢多方蒙蔽、挟持以逞私欲。现在如果改归总督兼管，总督兼任两省职务，案牍繁多，近来又因为台湾防务紧要，既不能亲自处理琐碎事务，仍须选派平时可信任的官员前往稽核，这同派协、佐领等官又有什么不同！如果派大员分别驻守总口，实在担心征收数额没有增加，耗费却反而更大。倘若章程不能统一，稽查偶有不周：或者第一年竭泽而渔，来年就难以为继；或者一时损害下级而使上级获益，时间一久就会百弊丛生。喜欢兴办新事、频繁更改，成效还没有看见，反而增添纷扰，又有什么好处！这是大局方面不可改变的地方。同治四年，现任大学士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期间，在粤东视察军务，粤海关税务请求由督、抚设关筹办上报；不久广东督、抚大臣上奏请求仍按旧制办理，奉旨准许，已有成案。如今闽海关的事情与此完全相同，臣等悉心会议，私下认为改章还是守旧，关键总在于用人得当。然而改章，即使上等才智的人也可能难以胜任；守旧，中等才干的人也可以守成。倘若能够剔除弊端、招徕客商，官吏都能洁身自持、奉公办事，征税事务自然会日渐有起色。就目前闽关的情形来说，似乎应当认真经营管理，不宜改弦更张。至于虚心听取意见、端正自己以率领属下，是臣庆春从早到晚勤勉努力、不敢稍有懈怠的事情。臣何璟与他同城相距很近，遇事也共同筹商；决不敢因为职任不由自己承担，便忘记规劝和补益。如果有吏胥、丁役侵吞欺骗、收取多额却少数上报，一经查明属实，也应据实奏报，按照律法惩办，以期上报副合圣主慎重关税的至意。』报闻。——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五（光绪二十五）。十二月丁酉（二十二日），准许署理福建巡抚吴赞诚免去职务，仍督办船政事务。光绪五年己卯（一八七九）春正月乙丑（二十一日），准许为台湾阵亡、伤亡的员弁和勇丁分别建立祠庙。己巳（二十五日），调裕宽任广东巡抚，任命李明墀为福建巡抚、陈士杰为福建布政使。——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六（光绪二十六）。三月己酉（初五日），准许为已故阵亡福建提督林文察在漳州建立祠庙。庚戌（初六日），命沈葆桢入朝觐见，任命吴元炳署理两江总督，并兼任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壬子（初八日），日本灭亡琉球，使其国王尚泰归降，并改置冲绳县。闰三月乙未（二十二日），赏给前福建巡抚丁日昌总督衔，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桢及各督、抚大力筹办海防；南洋沿海水师的员弁、兵丁，全部归其节制。——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七（光绪二十七）。

译夏四月辛亥（初八日），何璟等上奏：『福建省台湾府北路地方辽阔，先前已经上奏请求增设府、县。接到部议准文，拟在台北艋舺地方增设知府一缺，名称为台北府；彰化以北直达后山的地方都归其控制，仍隶属于台湾兵备道。台北府下属增设知县一缺，南边以中枥以上至头重溪为界，北边以远望坑为界，设为淡水县：从头重溪以南到彰化县界的大甲溪为止，其中竹堑地方原设的淡水同知应立即裁撤，改设新竹县知县一缺；从远望坑向北转向东边，仍以噶玛兰旧有的治理疆域为范围，增设宜兰县知县；并将噶玛兰通判改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驻基隆地方：奉旨准许，转行遵照办理。后来光绪三年，又经奏准裁撤淡水同知一缺，将噶玛兰通判一缺改为台北府通判，移驻基隆；噶玛兰原来的治理区域改为宜兰县，就以原设通判衙署作为县署，县中的公务都由台北府勘核转办。只是议定设置的淡水、新竹两县属于草创阶段，事务头绪繁杂，未能同时办理；请将淡水、新竹两县暂时由台北府兼管，等艋舺所属地区治理有了规模，再分别增设，以符合原议，已有成案。又查台北淡水厅管辖范围，从彰化县北界的大甲溪一直到基隆三貂岭下的远望坑为止，共计土地三百四十五里有余；其中沪尾、基隆都属于通商海口，中外人士杂居，事务繁多，命案、盗案等案件层出不穷。以前因为淡水同知无法兼顾，所以请求划分改设一府三县。后来议定将新竹、淡水两县由府兼管，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考察情形，必须分别设置淡水、新竹两县，才足以有助于治理。现在艋舺地方的考棚由民间捐款兴办，已经完工；学额已经按一府三县奏请增设，明年春天就应当举行考试。台北府衙署预计年内可以完工，各项事务都已依次兴办，设置县更不可拖延。距离艋舺十二里的新庄地方原有县丞一员；现在艋舺既已设置府、县，新庄县丞应立即裁撤，改为台北府经历，兼管司狱事务。淡水县应增设典史一员，新竹县即将竹堑巡检改为新竹县典史，宜兰县即将噶玛兰罗东巡检改为宜兰县典史。又，台湾北路理番同知原驻鹿港，后来因为内山开辟的地方日益扩大，番民交涉事件日益增多，经奏请将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驻水沙连，奉皇上谕旨准许；现在该同知已经移驻。鹿港也是大镇，商人聚集，而且还须稽查海口；距离彰化县城二十里，该县来不及兼顾。查有彰化县南投社县丞，可以移驻鹿港。南投地方逼近内山，也需要佐杂官员弹压。查台湾县巡检驻扎罗汉门，近来那里安静，拟将罗汉门巡检移设，作为彰化县南投巡检；衙署仍使用原来的，不必另行修建。这样一番调动，对地方确实有益。』交部议奏。癸酉（三十日），调李明墀任湖南巡抚，任命勒方锜为福建巡抚。五月庚子（二十七日），谕令：『都察院上奏说：“福建职妇林戴氏因为她的儿子林文明被杀而蒙受冤屈，三次到京城申诉却拖延不予审讯结案；以及该氏的侄子林文鸾以其父亲奠国、兄长万得都被罗织罪名等事由，到该衙门呈诉。”这件案子先于同治十年七月奉旨交给该督审讯办理，后来光绪二年正月、三年十月又多次降旨催办。为何拖延日久，至今还没有奏报结案？实在属于拖延玩忽！着令闽浙总督、福建巡抚亲自提取人证和卷宗，秉公严格审讯；务必查得确实情形，迅速具奏。并着将林文鸾所控告的情节一并审讯结案，不得再行拖延。抱告民人郑全、林龙，由该部照例解送，以备质证。』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八（光绪二十八）。六月癸丑（十一日），谕令：『编修何金寿上奏“详细陈述时弊，请分别查办整饬”一折，朕已详细阅览，大体上是说中外臣工顾念情面、相互包庇的事情不止一端，所奏本来是为了破除积久的习气。朝廷总理政务，一概秉持大公；内则部院堂官，外则封疆大吏，都是一向信任的人。遇到陈奏事件，情形明显的自然应当随时驳斥；如果对每件事都凭臆测猜度，过分苛求，实在很不合政体。何金寿所奏各节，有的应当查办，有的无需议处，不可不明白宣示。……福建职妇林戴氏因为她的儿子林文明被杀而蒙受冤屈，三次到京城申诉，上月又派人抱告到都察院呈诉；这件案子拖延至今已经超过八年，仍不奏报结案，实在太不像话！着限期三个月，责成该省督、抚立即秉公审讯结案；如果仍然松弛拖沓，超过期限不能结案，一定将该抚处分。……国家广泛开通进言的渠道，本来希望借此弥补过失；如果罗列已经定案的案件，夹杂没有根据的传闻，任凭主观臆断上奏，只会混淆朝廷的视听。今后进言论事的臣子，务必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件尽力直言，提出补救建议；不得琐碎罗列小事，随口诋毁，以致开启互相攻击的先例。要警惕，要谨慎！』 己未（十七日），福州将军庆春因病请求退休，获准；任命穆图善为福州将军。壬戌（二十日），准许沈葆桢的请求，将已故福建台北府知府林达泉、安徽庐州府知府李炳涛的事迹交国史馆列入《循史传》。丁卯（二十五日），因福建绅士候选道林维源捐出巨款帮助赈灾，赏给三品卿衔，并给予一品封典。秋七月辛巳（初九日），台湾防务需要人才，何璟上奏调任前福建布政使、降调道员陈士杰，获准。辛卯（十九日），任命卢士杰为江宁布政使、陈士杰代理福建按察使。丙申（二十四日），准许为已故福建台湾道夏献纶举行祭祀并办理安葬。——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九（光绪二十九）。

译冬十一月甲申（十五日），调刘坤一任两江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任命梁肇煌为福建布政使。乙酉（十六日），调卢士杰任福建布政使，任命梁肇煌为江宁布政使。——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一（光绪三十一）。光绪六年庚辰（一八八〔原文残缺〕 ○）春二月己未（二十一日），调卢士杰任安徽布政使，实授陈士杰为福建布政使，任命鹿传霖为福建按察使。——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二（光绪三十二）。三月丁酉（三十日），下谕说：“都察院奏称：‘据举人邱敏光等以台湾在籍副将林文明被杀一案受到冤屈压抑，其母林戴氏多次赴京控告，案件悬而未结；请求代为奏请将案件提到京城审理，以昭雪冤屈等情，赴该衙门呈诉。’此案屡次奉降旨命令该督、抚迅速办结，后来又据何璟奏明案情，再次下令限期严密缉捕林万得等人归案审讯办理。现在逃犯是否已经捕获，尚未据奏报告。仍着令何璟等严厉督促缉捕，务必将其捕获，依限审讯结案；不得再行迟延。至于该举人等请求提到京城审讯一事，着不必议处。”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三（光绪三十三）。夏六月戊戌（初二日），何璟等奏道：“光绪六年二月十二日接到部咨：‘奉上谕：户部奏报《筹备饷需》一折，着令将如何办理的情况赶紧妥善筹划确定，限两个月据实复奏，不准稍有拖延。’钦此。臣等私下思量，如今财用的匮乏已经非常严重，民生的凋敝也到了极点。因此，理财没有别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只有节省开支这一条路。部臣提出恢复原有财源、裁减可以缓办的开支，确实切中了要害。只是所奏十项中，有些不是外省应当核办的，有些也不是各地都能完全照办的。臣等谨就福建省目前的情形，为皇太后、皇上逐条详细陈述如下：一、开垦荒地。查福建省背山面海，土地贫瘠，百姓贫困；种茶、捕鱼的人约占一半，务农耕作的人也约占一半。从前经过战乱之后，四境之间有些荒田，近年来大多已经恢复耕种；另外开垦的，仅是种植杂粮的零星偏僻地块，很少有大片土地报升赋税，也没有把熟田报作荒田的地方。只是地丁一项，追查道光年间每年尚能完纳八分有余；后来因军务兴起而有所减少，大约缴纳六、七分不等。” 近年来设法整顿，完纳数额几乎达到八分，与从前相差不多。臣等明察暗访，并不是土地荒芜而无人治理，也不是州、县官吏懒惰征收；实在是百姓生计窘迫，以致征收赋税不能达到足额。现在已经命令各属设法多方劝导，希望逐渐扩大耕作，完全恢复应缴的旧额。一、各项厘金。查福建省征收货物厘金，向来从起运地区到卸货销售地点，经过各局、卡，分段申报缴纳；厘金票据由省里刊印颁发，票根随时缴验。并且在各府设立总局督促征收、汇总报告，省局又不时派员改装暗中查访，惩罚含糊敷衍者，奖励勤谨办事者；实际上已经层层约束，势必不能隐瞒逃漏。至于洋药厘金，按照实际斤重足额征收，并没有把货物减折而产生弊端。福建盐务自同治四年改行票运，才开始征收盐厘，这项款项随同盐课、耗羡一并征收；但商人处境困顿，征收解送困难。虽然历经按期凑足造册上报，都是勉强筹措维持；实际征收、实际解送，也没有混入弊端。只是陆路山径错杂，水路港口〔原文“港■〈氵义〉”疑为OCR误字〕纷歧，商贩逐利如鹜，多有闯越偷漏；没有船卡就不足以分段扼守，没有哨勇就不足以缉查私漏；而且土地广大、人口稠密，所需经费较多。现在正酌量裁并机构，务求不滥设、不冗员，将全部厘金余款用于支出，不得亏空挪用正项。一、州县交代。查交代条例规定了期限，本来不容稍有积压。福建省各属之所以不能早日结案，有的因为垫办军需，后来又经历裁减；有的因为办理地方公事，赔累越来越多：这些纠葛缠绕，并非今日才有。已经多次严限催办，并且先后奏请参劾，均有案可查。现在拟将光绪五年以前尚未结清的交代作为旧案办理，认真限期催提；边核算边结案，确实短缺的确实参劾。光绪六年起的新交代案件，也命令依限结报。以后再有延误，就按照部章‘实缺人员不准到任，调署候补人员不准委署其他缺分，并停止派充各项差使’办理，仍予以查明参劾、追究办理。一、各项奏销。查省里的奏销，以地丁为大宗，耗羡、粮米、米耗等项目附在其中；盐课则单独奏销，盐折附在其中。地丁、盐课两项奏销案件，历来办理都没有违误。除盐课按额全部完纳外，地丁、盐折尚未完纳的官员姓名，向来在奏销考成册中造册报告，并另造简明清册送交户部；现在正催促各属依限赶办。届时先把未完一分以上的各员姓名列成清单奏报，以表示慎重。一、减廉减平。查自咸丰三年起，文武各官按成数削减的养廉银，以及道光二十三年以后削减的平银，原本应当解送户部充作军饷；只是福建省库藏极其困乏，已经全部借垫用于军需和办理台湾防务，动用后没有剩余。现在奉谕旨办理海防，各项修建炮台、操演兵轮、购买枪炮和军火，以及购买铁甲巨舰、增募陆勇、修缮准备水师等事项，正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以前挪用的款项无法筹还，现今扣留的款项还必须继续垫付：这就是实际情形。应请等到防务稍有头绪之后，再分项提解。”户部下文知悉。——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五（光绪三十五）。秋七月戊子（二十二日），下谕说：“何璟等奏报《剿除漏网匪徒》一折，福建台湾府匪徒刘参根作为漏网余党，潜藏多年，竟又纠集众人滋事扰乱；本年五月间，台湾镇总兵吴光亮等派兵前往捕捉，他竟敢率众抗拒；各路兵勇奋力合击，将其捕获正法，其余匪徒一律剿灭，办理还算妥善迅速。所有参与此事并出力的各员，准许择其优异者保举奖赏，不许冒滥。”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六（光绪三十六）。

译光绪七年辛巳（一八八一）春二月己未（二十七日），何璟奏道：“福建省台湾北路地方奏准增设知府等官缺一案中，已经说明应发的养廉俸银以及祭祀、役食等款项另行办理。臣查台北新设一府，名为台北府；改将噶玛兰通判移设为一厅，名为台北厅，分防基隆通判；裁撤淡水同知，分设为二县，名为淡水县、新竹县；承接噶玛兰旧治，新设一县，名为宜兰县。裁撤台湾、嘉义二县训导以及彰化县艋舺县丞，改设为台北府学教授、新竹县学训导、台湾府经历；改原设淡水厅教谕、噶玛兰训导为县学官，分别为淡水县学教谕、宜兰县学训导；裁撤竹堑、罗东二巡检，改设为新竹县典史、宜兰县典史；又增设淡水县典史。各该衙门办公所需，按例都有经费支出。现在折中拟定，共需俸禄、公费等银五千七百十七两有零，养廉银四千九百两。除从府属租价、饷耗、盐课以及原有可以协济的款项中动支外，计算仍有俸禄、公费等项不足银二千三百四十三两有零。” 淡水、新竹两县现在刚开始办理升科，应请暂时从台北裁兵余米变价款项中拨用。养廉银又不足二千八十一两有零，也请暂时从台湾、凤山、彰化等县应支的耗羡中拨付。仍等淡水、新竹两县清理粮赋、确定方案后，与俸禄、公费等项不足的数额一并分别改编。所有光绪五年的台北销册，就按照现在拟定的数目核办。”交户部知道。——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九（光绪三十九）。夏四月己亥（初八日），调勒方锜任贵州巡抚、岑毓英任福建巡抚。调鹿传霖任四川按察使，任命张梦元为福建按察使。下谕军机大臣等说：“台湾是南洋的门户，防务十分重要。日本此前议论琉球一案，朝廷没有答应它的请求；该国使臣悻悻离去，很难保证它不会借机制造事端。因此应当预先考虑祸患，严加防备。岑毓英长期经历军旅，熟悉军事；着即责成该抚将台湾防务用心规划，与何璟会同商议部署，务必做到有备无患。关于‘开山抚番’尚未完成的事项，也应体察实际情况，依次办理，作为长远的计划。该抚应当随时前往台湾实地勘察、巡视，实事求是，认真整顿，以符合委任他的要求。遇到紧要事件，就由该抚亲自前往督办。至于福建沿海防务，也着令该督、抚妥善筹划办理，不得有丝毫疏忽懈怠。”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光绪四十）。五月丁卯（初六日），岑毓英奏道：“臣于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钦奉谕旨，调任福建巡抚，当即恭敬地上折叩谢天恩，派专人携带文书北上。同日，又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公文：‘四月初八日奉上谕：台湾是南洋的门户，防务十分重要。日本此前议论琉球一案，朝廷没有答应它的请求；该国使臣悻悻离去，很难保证它不会借机制造事端。因此应当预先考虑祸患，严加戒备。岑毓英长期经历军旅，熟悉军事；着即责成该抚将台湾防务用心规划，与何璟会同商议部署，务必做到有备无患。关于“开山抚番”尚未完成的事项，也应体察实际情况，依次办理，作为长远的计划。该抚应当随时前往台湾实地勘察、巡视，实事求是，认真整顿，以符合委任他的要求。遇到紧要事件，就由该抚亲自前往督办。至于福建沿海防务，也着令该督、抚妥善筹划办理，不得有丝毫疏忽懈怠。’等因，钦此。臣仰见圣上的谋划深远，训诲周详；跪读之后，无法形容自己的敬佩。臣想到福建边疆是重要地区，防务非常紧迫。” 臣才疏年老，深怕任职失误；只有竭尽心力，不敢鲁莽，也不敢因循拖延。臣打算立即起程，迅速到新任任所，随即前往台湾查看情形，将沿海防务及“开山抚番”事务，与督臣何璟同心协力商议，尽心部署，以减轻皇上的忧虑。只是日本国使臣既然已经悻悻离去，正如圣明洞察的那样，很难保证它不会借机制造事端，确实应当赶紧预先考虑祸患、加以防备。用兵的道理，必须使将领了解士兵的心意，士兵了解将领的意图，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才能运用自如。臣刚到福建边疆，将领和军官的优劣一时难以全面了解；实在担心仓促之际用人不当，耽误军机。臣反复思考，不得不酌情带领随员、亲兵，以备缓急。查贵州省定额马步兵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二名、守兵一万六千四百九十二名，共计三万三千一百五十四名；另有屯兵八千九百三十九名。臣过去将各勇营改补为马步战兵，作为练军，并按照定额挑补守兵；训练一年多，技艺已经比较熟练。各卫屯兵也已经由委员整顿。臣与护理贵州巡抚林肇元会商后，认为如今贵州省地方安定，兵多而军饷不足，可以抽调携带。” 臣拟从练军中的安义、松桃等营挑选精锐二千名，作为亲军小队；不公开显露调兵的名义，在防备之中仍然体现镇静的意思。查记名提督何秀林、吴永安、蔡标、杨国发、刘兴，提督衔记名总兵雷应山，请补松桃协副将杨国宝，记名总兵请补黎平营参将丁槐，记名总兵、云南楚雄协中军都司张继声，总兵用留黔补用副将何秀峰、王家彬等人，都身经百战，可以作为臂助。臣拟将挑选的士兵派由何秀林等人严密而安静地办理，分批带领前往福建，以备调遣。所需口粮仍按绿营定制供应，并遵照军需条例，加发行粮、盐菜、夫价等项；全部由福建省拖欠协济贵州军饷的款项就近拨发，不必另行筹措。等到撤防之日，各自返回原营，无须遣散安置。贵州省少了这二千练军，军饷压力也可以稍微缓解，似乎可以使双方都得到便利。”奉旨：“照所请办理。” 辛巳（二十日），台湾发生地震。——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一（光绪四十一）。

译秋七月乙酉（二十五日），何璟、岑毓英奏道：“臣等此前钦奉上谕：‘台湾是南洋的门户，防务十分重要。’等因，钦此。当时岑毓英奏请从贵州酌情带领官兵到福建听候使用，已经奉谕旨批准。臣等查台湾地方孤悬海外，日本窥伺已经很久。如果不早日筹划整备的方法，敌人的战意就容易被激发；如果不酌量采取变通办法，军队的气势就不能振作。臣毓英奉命督办，责任无法推卸；只有敬畏地遵守圣训，随时亲自前往实地勘察，认真经营。台湾北部新近开发不久，尤其关系紧要。过去前往台湾的轮船，一向从罗星塔出五虎口，绕道厦门、澎湖，必须三十六个时辰才能到岸；如果遇到狂风巨浪，颠簸耽延，到达日期更难预定。若改由五虎口直赴台北，只需九个时辰就能抵达基隆，十分妥当迅速；从基隆到台湾府城，也不过十天左右即可到达。臣等反复筹商，拟立即把这条路线作为渡台的正道；并咨商船政大臣黎兆棠，拨给大轮船一艘，长期用于渡台。至于从南台到五虎口，使用小轮船往来十分便利。” 臣毓英拟将积压的公牍清理完毕，定于闰七月十三日启程渡台；沿途从台北到台南查看应当如何整顿，并咨商臣何璟妥善筹办。此前奉旨准许调拨贵州省安义等营练军二千人，臣毓英已经命令藩司汇总拨付行装、行粮、夫价等银，并发布檄文命记名提督何秀林等人分批管带，悄无声息地陆续前来。等到达福建后，拟留二百人作为护兵，二百人驻扎五虎口，其余一千六百人全部分驻台湾。只是全省吏治、刑名、钱谷都是巡抚专责，事务繁多；历任前巡抚渡台时，巡抚衙门的题奏、咨案都交给督臣代办，每日办理的事务则委托藩司代为办理、代为拆阅。本年臣何璟奉旨查阅营伍，也必须出省，已经将督署日常公事委托藩司代办、代盖印信。臣毓英现在遵旨渡台，巡抚衙门的寻常事务，拟也照例委托藩司代办、代盖印信；如遇关系紧要的事情，仍送到臣的行营核办。臣毓英等将台湾防务查勘后详细奏报，就先返回福建省清理案牍。以后或每两个月渡台一次，或每三个月渡台一次，随时往返部署，这样政务、台湾防务都可以兼顾。” 至于内地沿海的重要关口，臣何璟自当会同福州将军臣穆图善，督促水陆提督、总兵加意严密防守，不容稍有疏忽懈怠，以此来充分符合圣主忧念海疆的深切心意。”奏章送入，皇帝下令知悉。——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二（光绪四十二）。八月庚申朔，岑毓英奏报：现在省内公事已经清理完毕，拟立即渡台查勘防务。下令知悉。甲子（初五日），谕令：前据御史邵积诚奏报，参劾福建道员蔡永元等人的各项罪状，以及革职官员舒之翰暗中前往福建、出入将军衙门、倚仗权势招摇等情，已谕令何璟、岑毓英查办。现据该督、抚查明后具奏。福建督粮道叶永元、盐法道翁学本、候补道盛世丰、漳州府知府毓璋，据该督、抚查明并无劣迹；仍命他们随时留心察看，不得稍有回护。龙岩州知州联兴才具平常，尚无贪婪的确证；只是信用家丁，精力也逐渐衰退，命令勒令退休。署理晋江县知县、调补凤山县知县张星锷，操守尚好，并无买妓为妾的事情；只是未免恃才自傲，身体也较虚弱，命令撤职察看。福安县知县徐承禧，先前在长乐县任职时到乡间催收钱粮，曾有村民聚众抗拒交粮并夺走罪犯，但并没有殴打官员的事情；现任福州县事务，尚无劣迹。如果始终改不过来，就立即严厉参劾。台湾县知县潘庆辰患有痰疾，办事糊涂，家丁因此作弊；被参劾的借修神庙之名严罚勒捐一事，应当彻底查究。命令先行革职审讯，并命该督、抚严格遵守此前的旨意，破除情面，认真整顿，以整肃吏治。已经革职的道员舒之翰，查明他在穆图善到任以前，经李鸿章差遣前往福建，穆图善并没有收留他，他也没有逗留或干预各项事务；该员已经完成差事，命令不再追究。癸未（二十四日），任命沈保靖为福建布政使。九月乙未（初六日），谕令：彭玉麟先后上奏《请开两江总督署缺并开巡阅江海差使》各一折，朕阅览奏章，言辞恳切，自应俯允所请，准许开设两江总督署缺。至于该侍郎多年巡阅江海，不辞劳苦地整顿水师，深为倚重任用；仍命照旧巡阅，不许推诿。刘坤一，命令立即开缺；大学士左宗棠，命令补授两江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刘坤一等左宗棠到任后再交卸职务，并来京陛见。——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三（光绪四十三）。冬十月辛酉（初二日），何璟上奏：本年六月十九、二十等日，台湾、台北两府突然遭遇飓风和大雨，溪水突然上涨，淹没百姓田地并冲伤、淹死多人；已经命属员查明情况，妥善筹划赈济抚恤。皇帝批示：阅览奏报台湾等地受灾情形，十分痛切挂念！命令立即督促属员妥善抚恤，不得任由百姓失去生计和住所。辛未（十二日），颁赐台湾各属天后神庙匾额。——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四（光绪四十四）。十一月戊午（三十日），岑毓英上奏：本月初一日再次渡台，筹办抚恤番民的事务，并督促修建城池、炮台、河堤等工程。皇帝知道了。十二月丙寅（初八日），岑毓英上奏：台湾地方水土恶劣，既隔着重洋，又有烟瘴，内地人员大多把那里视为畏途；所以历任抚臣渡台时，都让投效的员绅参与差使，大概是因为他们既不畏避艰辛，又能耐受烟瘴。现在臣奉命整顿台湾防务，如修筑城池、疏浚河道以及招抚生番等事务，处处都需要人手；拟仿照前任抚臣的做法，在本地绅士和投效人员中挑选熟悉情况、勤谨耐劳的人，酌情派遣，以便作为辅助。皇帝知道了。——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五（光绪四十五）。

译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春二月丙戌（三十日），为台湾宜兰县节妇林庄氏等人立表旌表。——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六（光绪四十六）。夏四月壬辰（初七日），召刘长佑入京朝见，任命岑毓英署理云贵总督、张兆栋署理福建巡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 己亥（十四日），谕令：此前据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上奏，称福建候补知府蒋凤藻有钻营求进、越级保举、狎妓聚赌等情，澎湖厅通判鲍复康改名朦混捐款办理赈济，恐怕有侵吞钱款的行为，已谕令何璟等分别查办。现据何璟等查明蒋凤藻等人被参劾的各项事情，据覆奏报，并说明兴化府员缺是否应扣归部选、蒋凤藻是否另行补用，请旨遵行等语。此案中蒋凤藻、鲍复康被参劾的各节，既然查明都没有确凿证据，即命令不必再议；仍命何璟等随时察看这些官员有无劣迹，一经发现立即从严参办。福建兴化府这一员缺，即扣归部选；蒋凤藻命令留在省内另行补缺。此前吏部议准以蒋凤藻补授兴化府知府一事，命令不必再议。六月己巳（十五日），岑毓英上奏：据善后局司道沈保靖等详报：台湾各营防勇，先前经臣等奏请将大营改为小营，共裁减二千余人，又将余下军队撤回一千余人，并奏请撤掉内地防勇五营，都是为了节省费用。只是内地防勇还剩十五营，请再酌量裁并，以节省军饷。臣与督臣何璟以及司道官员仔细商议后认为，现在内地的防勇仍可酌情裁减。查驻台黔军正值盛夏，水土不服，而且臣现奉命署理云贵总督，如果把黔军留在台湾，仍然不合适。拟将黔军以及带兵的各员弁全部遣撤，交由记名提督何秀林、记名总兵丁槐等带回贵州归队；再抽调内地防勇三营前往替换，这样台湾防务也不至于疏忽。皇帝知道了。乙亥（二十一日），谕令：先前福建节妇林戴氏因为她的儿子林文明被杀而含冤受屈，多次到京城控告，以及该氏的侄子林文鸾以其父林奠国等人都被罗织罪名为由，到都察院呈诉，朝廷已经多次降旨命该省督、抚查究确实情形，迅速奏报结案。现据何璟等查讯后取得结案供词，分别拟定处理意见具奏。此案中，林文明作为在籍副将，倚仗势力横行，他强占霸占田产、强行占有妇女等各节，均已查有确凿证据；此外被控杀人的案件，也不止一件。他被捕时，竟敢率领党羽拒捕，打伤并杀死勇丁；种种凶恶行为，罪不容诛，已经依法处死，实在没有任何冤屈。据奏报，现有林朝栋呈递亲笔供词，声称林戴氏愿意遵照判决、停止诉讼。至于林文鸾到京控告一案，是因为痛惜亲人、感情迫切所致；现在已经审明，林文鸾也愿意停止诉讼。既然如此，就按照该督等拟定的意见结案。——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八（光绪四十八）。秋九月乙酉（初二日），何璟上奏台北遭遇大雨、飓风的受灾情形；皇帝批示：阅览奏报的受灾情形，深感怜悯悲痛！命该督督促属员详细查勘，妥善抚恤。此外，各属还有没有受灾的地方？命一并查明，分别办理。——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光绪五十）。光绪九年癸未（一八八三）春二月戊辰（十七日），谕令：福建按察使张梦元开缺，赏给三品卿衔，督办福建船政事务。辛未（二十日），任命裴荫森为福建按察使。——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二（光绪五十二）。夏四月甲戌（二十四日），任命岑毓英为云贵总督、张兆栋为福建巡抚。——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三（光绪五十三）。冬十二月庚戌（初四日），谕令：杨岳斌赶赴福建，会同何璟等筹办海防，并将出发日期迅速奏报。——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七（光绪五十七）。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春正月乙未（十九日），任命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裕禄不必署理。三月辛丑（二十六日），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昨天据道员邵友濂电报称：德国施翻译官说，洋行收到厦门电报，法国提督带领八艘军舰经过厦门向北驶去。法国人接连攻陷越南北宁等省，势头非常嚣张；他们派军舰来中国恐吓、提出要求，是意料之中的事。沿海各处应当立即妥善筹划防备。命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穆图善、何璟、张树声、卫荣光、刘秉璋、张兆栋、陈士杰、倪文蔚、吴大澄命令防营加紧训练，在沿海各处要隘竭力筹划防守，务必做到严密。琼州、台湾孤悬海外，长期被法国人觊觎，有想要占据两地作为人质、借此索取军费的说法。如果发生疏漏，处理起来将更加棘手。命彭玉麟、穆图善、何璟、张树声、张兆栋、倪文蔚督促将领切实筹划防务，总要做到有备而无患。正值形势紧要之时，正是我君臣卧薪尝胆的时候。各位大臣务必振作精神，竭尽诚意筹办，以符合委任；仍应保持镇静，不得稍有惊慌，这是最重要的。该国军舰向北驶去是否确实？命令立即侦察查明后具奏。通政使司参议延茂上奏，请求命令调吴长庆一军移驻金州等语；吴长庆统率所属部队驻扎朝鲜，是否应将该军调回，选择要地扼守？命李鸿章体察情形，奏明后办理。原奏折抄录发给阅看。御史赵尔巽上奏，敬陈海防战守的机宜等语；命各位大臣斟酌妥善办理。原奏折都抄录发给阅看。将这些事情由六百里加急密谕知悉。谕军机大臣等：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率军队多年，威望一向显著；此前患有眼疾，想来已经痊愈。现在正值时局艰难，急需人才；命李鸿章转告该提督，立即来京陛见，以便任用。不久，李鸿章上奏：刘铭传于五月二十日出发抵达天津，限定日期来京。皇帝知道了。

译——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八（光绪五十八）。夏四月戊午（十四日），谕令：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澄，命令会同办理北洋事务；内阁学士陈宝琛，命令会同办理南洋事务；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命令会同办理福建海疆事务；三人都准许专折奏事。辛酉（十七日），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议定简明条款。条文如下：第一款，中国南部边界与北圻相连接，法国约定，无论遇到什么机会，或者有其他人侵犯的情况，都应予以保全和保护。第二款，中国南部边界既然已经由法国给予实际凭据，便不必担心发生侵占、骚扰之事；中国约定立即调回驻扎北圻的各营防军，并且对法国、越南之间已经订立和尚未订立的各项条约一概不予理会。第三款，法国既然感受到中国进行咨商的意图，也敬重李大臣顾全大局的诚意，愿意不向中国索取赔偿费用；中国也应允许在与越南北圻相连接的边界上，法国、越南以及内地的货物自由运输销售，并约定今后另派使臣商议制定详细税则，务必格外和衷共济，使法国商务获得极大便利。第四款，法国今后与越南商议修改条约时，决不在其中加入损害中国威望和体面的文字，并将过去与越南订立、涉及东京的各项条约全部销毁作废。第五款，本约既经双方签字，双方即各派全权大臣，限三个月后完全按照以上各项规定，会议商定详细条款。另外，本约用中文、法文各缮写两份，在天津签字盖印，双方各执一份作为凭据；按照国际公法的惯例，以法文文本为准。——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九（光绪五十九）。闰五月丁未（初五日），谕令：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台湾镇、道以下的所有官员，都归其节制。丁卯（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法国巴使滞留上海，不立即来天津议定条约；又据各处电报称，孤拔有聚集军舰驶往别处、占据中国地方作为人质、索取赔偿军费的说法。这种无理要求，万万不能迁就。江海防务紧张，命沿海各省将军、督、抚以及统兵大臣等秘密命令各军严密防守、等待敌军，同时广泛侦察。如果法国军队前来而按兵不动，我也以静待动；如果他们进攻我军营或登岸肆意骚扰，务必合力迎击，并设法切断其接济，务求有战必胜。若有退缩不前的，立即在军前正法。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等来电称，法国有两艘军舰进入港口，福建防务军饷短缺、船只很少，请命令南洋、北洋设法策应。现在该省还没有紧急消息；如果法国竟然逞强挑起战端，李鸿章、曾国荃如果能够调拨船只尾随牵制法国军舰，使它不敢深入，就命他们临时设法援助。辛未（二十八日），谕令：顺天学政孙诒经上奏《遵保人才》一折，内阁侍读学士邓承修、左庶子盛昱、福建台湾道刘璈、安徽庐州府知府黄云，都命交军机处存档记名。——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一（光绪六十一）。六月癸酉朔，谕军机大臣等：接连据何璟、张佩纶等电报称，法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到福建，已经开来八艘军舰，请求命令援助牵制。孤拔前往福建，有想要“占据土地作为人质”的说法。南洋、北洋都回复说没有船只可以调拨；只是福建防务紧急，广东、浙江距离较近，命彭玉麟、张树声、张之洞、倪文蔚、刘秉璋酌情调拨师船前往，设法援助并牵制。甲戌（初二日），谕军机大臣等：法国军舰到基隆购买煤炭，刘铭传命令封闭煤窑，办理得非常正确；传旨嘉奖。炮台都在低洼处，命令立即赶快改建；炮位是否适用，更是关系重大。法国人的意图难以揣测，务必布置周密，不得有丝毫大意。断绝接济，是制敌的重要策略；各海口都应仿照办理。命令立即传谕沿海各统兵大员知悉。丙子（初四日），谕令：张佩纶上奏《镇将难期得力据实纠参》一折，据称，署理福建台湾镇总兵杨在元此前在同治年间任台湾镇署职时，曾因滥行委任营缺、侵吞冒领营饷而被革职并勒令追缴；后来将银两按数赔缴，奏报结案。这次重新到台南，军民无不愤怒责骂。又查参将杨在田，七年中两次服丁忧；此人是杨在元的胞弟，却没有申明自己在服丁忧等语。台湾地方事务重要，像这样贪婪荒谬、品行不端的官员，怎么能够胜任！杨在元立即革职，勒令回原籍。台湾镇总兵员缺，命何璟选派妥当官员署理。丁亥（十五日），谕令：内阁学士文硕上奏《疆臣玩忽阃寄请旨惩处》一折。此前据张佩纶上奏查明署理总兵杨在元贪婪荒谬的各项情形，已经将该署理总兵革职；台湾镇总兵这一员缺十分重要，该督却率然派杨在元署理，实在属于疏忽！何璟，命交吏部议处。

译戊子（十六日），曾国荃上奏说：“去年海防紧急，各路征调营勇、转运军械，大多借用南洋兵轮船运输；在仓促赶赴援助之际，不敢稍有拘泥，无不立即派船运送。最近接到杨岳斌的电报，嘱咐我预先准备兵轮，装载撤回的干勇，我也已经答应了。但陆勇不懂兵船的规矩，上船以后难免任意践踏损坏。负责驾船的官员想申明约束，可是客兵人数众多，容易招来口舌；如果稍加宽容，船上的器具又常常遭到损坏。有时强令兵轮拖带装有军火的重船，最容易损伤兵轮机器；每拖一次船，就必须入厂修理一次，实在不是爱惜兵轮的办法。尤其令人忌惮的是，兵船装载营勇渡海，大船有时载七、八百人，小船也载四、五百人；船上拥挤混乱，人们坐立都没有固定位置。稍遇风浪，众人的情绪就汹涌不安，已经感到万分惊惧；假如正在这时在海面上突然遇到敌方兵船，双方相互追逐，而我船的轰击能力就会因此受到限制。实在是因为人员过多、拥挤不堪，水兵连施展体力的地方都没有。而且陆勇看到这种危险紧迫的情形，更加喧闹，不能自我控制；即使有智勇兼优的将领，也都会束手无策，势必导致陆勇和兵船一同毁灭。查兵轮装载水兵若干名，首先必须根据舱面大小计算炮位，以便安置火炮；水兵站在船上，肩膀相互摩擦、脚跟紧挨脚跟，也有保持步伐整齐的规矩。凡是拨动机括、装填弹药、开炮，以及炮身向左向右、向高向低调整，都必须不快不慢；炮位有偏有重，也有行走、进退和停止的适当步法。我曾考察西方法规，兵船只负责水战，不装载陆兵；平时就操练、巡游，战时就战斗、轰击。装运陆兵的船，则另行制造装载军队的大轮船，可以容纳二、三千人，还可以装载马匹；如果担心敌人拦截装运陆兵的船，就用水战轮船护送它一同前进。比如去年法国调兵前往越南、台湾等地，屡次见到外国电报，都说是用另外的船只装运；从未听说他们把停泊在中国洋面的铁甲兵轮等船分批装运陆兵前来，这就是明证。一艘船的制造，本来不是数十百万的资财不能办成；而一艘船的精良性能，又不是经过成年累月的操练不能达到。因此，这种利器本来就不能轻视，更不能拿来试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也都有同样的情理。我多次据筹防局司道当面禀报兵轮装载营勇、拖带船只的失算，屡次陈奏请求明令禁止，正式定为成案。以前防务没有缓和，各路应援也别无办法，不得不采取通融办法办理；如今既然钦奉谕旨大力整治水师，那么凡是整顿水师的长远良策，以及妨碍兵轮的流弊，都应当据实上奏，以供圣明采择。合无恭请皇上施恩，敕令沿海各省督、抚：今后凡有兵轮船，只专门用于操练、巡游洋面，专备战守，不得装载营勇、拖带船只，以表示慎重；此事恭候圣裁！”得到谕旨：“准照所请办理；即由该督咨行沿海各省督、抚，查照办理。” 庚寅（十八日）。谕告军机大臣等：“彭玉麟等派遣营勇援助福建，竭力顾全大局，实在值得嘉奖！现在沪上谈判尚未达成，法国的意图难以预测；万一谈判破裂，必须出奇制胜。潘鼎新、岑毓英务必把现在关内的各军切实训练好，听候调遣；彼此联络，壮大声势，这样才足以迅速赶赴战事，牵制敌军。广东能否另出奇兵，从钦州、廉州小路前进？着彭玉麟预先筹划，或者另行寻找可以制胜的地方，都要用电报奏报答复：并着潘鼎新立即通知岑毓英，一体遵照办理。” 壬辰（二十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彭玉麟电报说：‘请敕令彭楚汉就近招募营勇，帮助福建防务；敕令程文炳招募营勇，顺流下长江，援助其他省份防务；江西、湖北筹措军饷比较容易，也比较迅速。’法国人强行索要巨额款项，万难答应。本月十五日，台湾府台北、基隆的炮台被法国人攻占，实在值得痛惜！福建防务万分紧急，着穆图善等传知彭楚汉，立即招募营勇编成军队，预先筹划战守。漳、泉两郡的人强悍而可以任用，应当切实训练，以求发挥作用。并着卞宝第、彭祖贤传知程文炳：或者选带湖北防营，或者另行招募新勇，限期乘轮船顺长江而下，到江西与潘蔚会商，和先前调来的江西陆兵合力前进，前往福建援助。所需军饷，着卞宝第等竭力筹措拨付，并与曾国荃会商拨给军械。眼下军情紧迫，务必妥善迅速办理，不要耽误战机。”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二（光续六十二）。秋季七月癸卯朔，电谕李鸿章：“福建急需洋炮，着迅速购买德国大炮十尊、次炮二十尊，运往福建使用。”

译甲辰（初二日），谕旨：“刘铭传奏报‘台北、基隆炮台被敌攻陷，我军重新踏毁敌营并获胜的情形’一折：法国兵船驶到台北、基隆口岸，于六月十五日多次开炮，将当地炮台击毁；十六日法兵上岸，直扑营垒，经刘铭传及总兵曹志忠等督率军队迎击而获胜，敌兵溃败。刘铭传调度有方，实在值得深嘉！着交部从优议叙。尤其出力的记名提督、福建福宁镇总兵曹志忠，着赏赐穿黄马褂；提督章高元、苏得胜，今后遇有海疆总兵缺额，均着立即简放。章高元，另赏加‘年昌阿’巴图鲁名号；苏得胜，另赏加‘西林’巴图鲁名号。副将王三星，着以记名总兵资格简放，并赏给‘额腾依’巴图鲁名号。已经革职的游击邓长安，着恢复原官。其余立功将士及出力的文武官员，准许择取其中突出者汇总请奖。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着从内帑节省款项中发出白银三千两，赏给这次出力的兵勇；着刘铭传查明其中尤其奋勇者，传旨赏赐。钦此。至于基隆炮台，先前据刘铭传奏报，修筑时未能合乎法度，本来就不足依靠；这次发生失误的官员，着免于议处。今后如果有防守不力而导致挫败损失的情形，一定按照军律从严惩办，决不宽贷。所有伤亡的官员和兵勇，立即查明后请恤。另片奏报‘解运军械、办理粮食和转运军饷的各员，请求奖励’等语。基隆通判梁纯夫，着赏加花翎；县丞游学诗，着以知县资格补用；盐大使钱寿益，着免补本班，仍以知县资格留在原省，归入候补班，等候前缺补用；游击孙安邦，着以参将资格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已经革职的道员裕庚，着准许留在军营效力。又片奏报‘道员朱守谟等请求留营’等语，记名道朱守谟、郎中罗廷玉，均着准许留营效力。该部知道。”

译己酉（初七日），谕旨：“越南是我大清朝受封并进贡的国家，二百多年间，均载入典册，中外都知道。法国人阴险地企图逞强，放纵野心，肆意吞并；先占据南圻各省，接着又进占河内等地，杀戮当地百姓，贪图其土地，夺取其赋税。越南一向昏昧怯弱，只求苟且安稳，私下同法国订立条约，却没有上奏朝廷；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越南也有罪。因此姑且予以包容，不加追问。光绪八年冬天，法国使臣宝海在天津与李鸿章商议三条约款，本应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妥善筹办，法国人却又撤回使臣，反复无常；我国存心宽大，他们反而更加骄横贪婪。越南的山西、北宁等省，是我军驻扎的地方，用于清查越南匪徒、保护属藩，和法国完全无关；本年二月间，法国军队竟然前来袭击我方防营。当时已经降旨说明此事，正准备派员进军，竭力进行镇抚；忽然得到该国总兵福禄诺先向中国议和的消息。当时法国因为埃及之事处境危急，中国明知其形势受到逼迫，本来完全可以严词拒绝；但仍然向它显示宽大，准许它达成和议。特命李鸿章同法国商议‘简明条约’五款，双方互相签字画押。谅山、保胜等地的军队，应当按照议定内容，在订约三个月后撤回；朝廷屡次谕令各处防军扼守原地，不准轻易移动、挑起事端，带兵的各官都恭敬谨慎地奉行命令。可是法国不遵守定约，忽然在闰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查边界为名，在谅山地方直接扑向防营，先开炮轰击；我军这才与之交战，双方都有伤亡。法国人违背条约，无故挑起战端，伤害我方官兵，本应以战争相对；但考虑到双方订约交好已有二十多年，也不必因此完全抛弃先前的盟约，仍准许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在京法国使臣往来照会，反复晓谕情理，直到再三劝告。闰五月二十四日，又明确降下谕旨，按照条约撤兵，公开显示我方的最大信用；为保全和平局面，实在已经仁至义尽。如果法国人稍有礼义之心，本应立即改变做法；却始终坚持错误，用言辞掩饰抵赖，蛮横索取没有名目的军费，肆意要挟。竟在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隆山炮台，经刘铭传迎击剿灭而获胜，立即将其击退。本月初三日，何璟等刚刚接到法国领事关于开战的照会，法国军队却已经从马尾抢先发动攻击，击伤、损坏兵船和商船，轰毁船厂；虽然官军曾烧毁法国兵船两只、击坏雷船一只，并在战阵中击毙法国军官，但还没有给予法国重大的惩罚。法国专门施行诡计，反复无常，先挑起战端；如果再一味曲意包容，怎样伸张公理、顺应人心！因此特意把法国无理的情形公布天下，使天下明确知道是法国人存心废弃条约，事端是由他们首先挑起的。各路统兵大臣以及各省督、抚整顿军队、讲求武备，已经准备防御多年；沿海各口如果有法国兵轮驶入，着立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全部驱逐出去。陆路各军凡有应当进军的地方，也着立即赶快前进。刘永福一向怀有忠诚之心，只因越南不善于识人，没有提拔他；该员本来就是中国人，现在可以召入为我所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属部队出奇制胜，迅速设法收复法国占领的越南各城。凡是我方将士奋勇立功的，破格施恩，并特别从内帑发给赏赐；退缩、贻误军机的，立即在军前正法。朝廷对这件事审慎权衡，完全是因为动用众多军队、兴师作战，难免使百姓震惊，所以不轻易首先发难。这次法国背约失信，众怒不可违拗，不得已才出兵；各省团练众志成城，一定能够同仇敌忾。并着各省督、抚督率军队负责战守，共同建立特殊功勋，一同享受优厚赏赐。这件事是法国背弃盟约、挑起事端；至于其他同中国订约已久的通商各国，彼此毫无嫌隙，绝不能因为法国的事情损伤友好关系。着沿海各督、抚严令地方官和各营统领，一律保护各国商民；即使法国官员、商人、教民等愿意留在内地安分守业，也要一律保护。如果有干预军事等情形，一经查出，就按照公例惩治。各该督、抚立即晓谕军民人等知悉：如果有人借故滋扰，就是故意违抗诏旨，妄自制造事端；我国军民必定不会这样做。或者有人纠集匪徒进行报复，就着严加捉拿，依法处死，不得稍有宽赦；应当体察朝廷保全大局的深意。把这些内容通谕知悉。” 庚戌（初八日），谕告军机大臣等：“先前据曾国荃电报称‘刘铭传不愿调江阴旧部到台湾’等语；现在法国占据福建海口，台湾更加危急，急需援兵，刘铭传没有不愿意让旧部赴台的道理。着曾国荃敬畏并遵照前旨，立即命章高元的旧部迅速赴台湾；同时传知程文炳赶快招募数营，立即向东下行，填补驻扎江阴的防务。程文炳出发以后，着卞宝第等迅速招募精壮勇士，限期编成军队，听候调拨。福建省急需军饷，着曾国荃迅速咨文通知潘霨：不论属于哪一项款目，先拨二十万，赶快解送；并派船运送米粮接济。振武五营迅速催促前往援助；该军出发以后，仍然增募勇营，等候调拨。” 壬子（初十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法国侵扰福建疆土，我方炮台、兵船都不足以依靠；先前命令南洋、北洋拨船援助福建，他们不是说‘恐怕被抢’，就是说‘难以抵挡铁甲舰’。既然这些大臣明知船只不足以依靠，怎么可以不设法改变策略！诱使敌人登岸、坚壁清野、沿途设置埋伏，都是重要策略；着李鸿章、曾国荃迅速筹划商议，除了战船、炮台以外，还有什么必胜的办法？不得临敌时慌忙，只白白损失精锐。吴淞、江阴是江海要隘，现在的炮台，务必做到能够抵御敌炮；应当赶快多埋设水雷，以阻止来船。着李鸿章赶紧选派会布放水雷的人，携带水雷数十个，迅速前往南洋协助防守。北洋需要使用水雷，随时命令相关局所增造。该署督务必不分彼此，迅速赶赴战事。”

译己未（十七日），曾国荃上奏说：“臣于光绪十年七月初八日亥时接到电报：‘本日奉旨：前据曾国荃电称：“刘铭传不愿调江阴旧部到台湾”等语，现在法国占据福建海口，台湾更加危急，急需援兵，刘铭传没有不愿意让旧部赴台的道理。着曾国荃敬畏并遵照前旨，立即命章高元的旧部迅速赴台湾；同时传知程文炳赶快招募数营，立即向东下行，填补驻扎江阴的防务。程文炳出发以后，着卞宝第等迅速招募精壮勇士，限期编成军队，听候调拨。福建省急需军饷，着曾国荃迅速咨文通知潘霨：不论属于哪一项款目，先拨二十万，赶快解送；并派船运送米粮接济。振武五营迅速催促前往援助；该军出发以后，仍然增募勇营，等候调拨’等因，钦此。臣当即转发电报给湖北卞宝第，并咨文江西潘霨，按旨办理在案。当时福建马尾发生战事，船厂以及轮、广各船大多被击沉毁坏，福建、台湾危急万分；只要有可以用大军援助的地方，绝没有不竭尽全力拨派营勇救援的道理。只是军情瞬息万变，初八日电报说‘长门炮台也被攻毁，法国船只进出无阻’；又据大北公司电报说：‘孤拔已经同法国使臣通过电报约定，企图从内部进犯吴淞口、长江各口，志在彻底毁掉我方水师。’张景春的铭武八营驻守江阴两岸炮台——所谓章高元的旧部，统属刘铭传的旧部；刘铭传五月在金陵同臣会面两次，都说不调铭武各营。自从奉命督办台湾防务以后，他所来的函件也都说不调该军。臣在上海将近一个月，正值福建、台湾万分危急之时；臣派道员龚照瑗雇用英国野雉船两次秘密装载炮位、军火多件，送到基隆、淡水。龚照瑗得到刘铭传的回信，其中也没有调铭武四营渡海赴台的说法；这就是臣知道刘铭传没有这个打算的原因。江阴是长江入海的起点，是东南数省财赋最重要、最紧要的门户，关系到五省安危；如果那里发生疏忽，大局怎能设想！而且那里现在设置炮位数十座，在江中安置水雷，都由铭武各营亲自办理，日夜保护，并且同长江提督李成谋的兵轮水师相互依靠。如果调动他们，不仅江阴局势会涣散，安徽、吴地、江西、湖北沿江两岸的人心也难免惊惶；看来这不是新近招集的营伍所能承担的。近日探报说，法国人的轮船进入江中，可以早晨出发、傍晚抵达；一旦下游发生战事，怎么敢把驻防最久的营伍临时更换生手，坐失战机！臣查明，从吴地到台湾必须航海，不仅江南目前没有兵轮能够装载大队人马出海；上月想雇用外国商船运送军队到台湾，除一艘“野雉”船外，也都答复说“不敢装载兵勇、军火”。况且程文炳已经很久没有来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吴地；即使到了，也万万不能依靠新近招募的勇丁扼守极其重要的关隘。臣考虑到东南大局所在，不得不披露实情上奏，恳请圣上慈鉴！上谕军机大臣等：“阅览奏折已经知道了。铭武各营既然难以调动，就不必抽调赴台；仍令督促各军严密扼守，并严令催促程文炳迅速带领营伍向东南下，听候调拨。” 辛酉日（十九日），谕令：“已经革职的山西布政使林寿图，赏给四品顶戴，任福建团练大臣。” 谕令：“大学士左宗棠，授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浚，都任帮办军务。三品卿衔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以会办大臣兼署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着来京。” 谕军机大臣等：“江南防务现在经过曾国荃布置，还算周密。福建兵力仍然单薄，形势紧急；今天已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杨昌浚现在正在招募勇营，能够很快起程；会同该省官兵竭力筹备防御，务求制敌取胜。左示棠，着在浙江、福建交界处督兵驻扎，以备策应；不必亲自前往前线。福建办理防务松懈，该大臣应当与穆图书、杨昌浚等共同商议，切实整顿，务必使战守确有凭恃。除先前调自北方的七营及拨给杨昌浚的恪靖四营归左示棠节制调遣外，其余江南防军不得再行请求调动，以免顾此失彼。”

译曾国荃奏称：“臣先前因为奉旨命令调恪靖等七营北上，兵力更加单薄；而各路请求增兵的文书接连不断。臣随即命令各战将就近增募十二营，并遵旨奏请户部每月拨给银五万两，以接济这些新军，均已备案。后来接连收到上海电报：法国军舰攻毁长门炮台，随即驶出海口，意在进攻吴淞、长江，想要全部消灭我国水师；又据北洋大臣来电，情形十分紧急。臣只有飞函通知李成谋、陈湜、曹德庆、吴安康、章合才、张景春、易致中等，督率水陆各路战将日夜严密戒备，敬谨遵奉谕旨，见到敌船立即轰击；如果有敌兵登岸，就拼死力战，万万不可再落后于敌。随即接到漕臣杨昌浚来电说：‘奉命援助福建，想调得力勇营四五营。’臣立即答应，并约定程文炳的一军到达时，也请旨命令他们随同杨昌浚援助福建。又接到北洋李鸿章转来的电报说：‘刘铭传想调江阴刘朝佑的勇营三四营援助台湾。’臣也立即答应，发电命令邵友濂不惜重价租用各国商船，装载兵员渡海到台湾。” 但他们都以“中法关系决裂，各国按照局外中立的惯例，不愿出租船只”为理由推辞，臣也没有办法。不过他们都回电答复：等海路可以通行时，就立即拨队援助福建、渡海赴台。接连奉到钦奉谕旨，要求专心决战；福建、台湾的兵力都很单薄，难以持久，按道义不能不援助。即使北上的通州七营，是为了拱卫京畿，左宗棠、善庆也已经多次奏定在案；似乎也不能因此减少四营。臣既然已经答应拨出八营援助福建、渡海赴台，而险要之地不能空虚，就不能不按数目补足，以加强防守。只是考虑到招募勇丁应当先选拔能作战的将领，而选将必须寻求善战善守的人，才能避免弊端；俗话说：“千军容易得到，一将难以寻求”，实在不是虚言。臣已经飞电命令陈湜、章合才、吴隆海、陈美仙等赶紧增募，又当面告知刘连捷、谭碧理、马融和等就近迅速办理，分别限令在十日、半月、一个月内成军；这样或许可以填补奉调八营留下的各处要隘，用来支撑长江两岸的战守。大概中秋前后都可以抵达防地，足以仰慰圣上的心意。”奉旨：“知道了。” 立即增募各营，命令他们迅速成军，以备战守。” 乙丑日（二十三日），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报所说‘张佩纶恳请辞去船政职务’等语，张佩纶应当遵照先前谕旨妥善办理船政，不得借故推诿。” 庚午日（二十八日），谕令：“何璟着来京，另候简用。闽浙总督一职，授杨昌浚补任；在他到任以前，着张兆栋兼理。” 曾国荃奏称：“臣恭敬奉到电寄谕旨，派营渡海赴台，并咨会抚臣杨昌浚援助福建；臣都已电报回复，敬谨遵照办理，并于七月十三日火速上奏备案。后来接到杨昌浚电信说：‘援助福建的勇营，拟拨恪靖四营。’臣查恪靖营中驻在江南省的部队，除左宗棠、善庆奏请调往北方通州的七营，以及山东抚臣陈士杰函商拟调道员李光久所带、前往东面助防的一营外，只剩下何绍彩、王紫田、锺紫云四营，本应全部拨归杨昌浚，带往福建省。臣随即发电命令陈湜，飞速通知何绍彩、王紫田、锺紫云遵照办理；又发电给李成谋，立即在近日派兵轮船装载他们，送到九江湖口县改乘民船，经由南昌从建昌登陆，到光泽县后再由水路顺流而下，直达福州；又咨文江西抚臣潘霨，转令所属预先雇船准备。湖北提督臣程文炳所带的鄂军六营，臣也发电给署理两湖总督卞宝第，咨会程文炳恭敬遵奉先前谕旨，由江西陆路前往福建，以增强杨昌浚援闽的兵力。查何绍彩原来驻扎上海，锺紫云原来驻扎焦山都天庙，王紫田移驻扬州，都属于紧要之地。” 必须立即调营接替防务，才可以避免贻误。臣命令易致中从象山防军中拨出二营，移驻焦山都天庙，守护炮台炮位；象山留下的汛地，就派刘连捷新募的二营前往驻扎。何绍彩留下的上海汛地，派陈湜新募的一营驻扎；王紫田留下的扬州汛地，则派谭碧理招募的王载驷新营接防。臣想到恪靖四营远道援助福建，急需宽裕筹措饷需，已经发电命令上海道支应所，并谕令金陵防营支应局准许从续借出使经费项下足额发给七月份的饷银，再加发八、九、十三个月的饷银；这就是恪靖四营援闽时发饷、乘船的大致安排。至于议定渡海赴台的铭武四营，驻扎在江阴，现在由张景春统领；先前因为没有船装载，不能渡台。昨天接到李鸿章电信，说有英国商船还肯装运，而且从江阴登船，不露痕迹；并说可以装载一千六百人。臣立即发电给上海道邵友濂、机器局龚照瑗、招商局马建忠，迅速妥善雇用英国船只，或者一次运送三营，或者分两批运送四营，总之务求早日到台湾，才能应对刘铭传在基隆的危急。” 又想到铭武淮勇四营交给刘朝佑统带赴台，也应当宽裕供应饷需；臣又发电命令邵友濂、龚照瑗，从上海续借出使经费项下发清七月份的饷银，另加发八、九、十三个月的饷银，以安慰兵勇远行之心，使刘铭传不至于因饷银问题受到牵制。只是这四营留下的江阴汛地极其重要，臣命令刘连捷亲自率领新募四营，会同张景春切实防守；这就是铭武四营渡台时发饷、乘船的大致安排。”

译至于左宗棠、善庆调动的七营，现在驻守吴淞、江阴等地；等到北方水道水势消退、江南各统领招募的新营在中秋抵达防地，这七营就可以在八月内起程，也应当宽裕供应饷需。臣已经发电命令陈湜、邵友濂，从上海续借出使经费项下清理发给七营八月份的饷银；一旦起程北上，立即加发九、十、十一三个月的饷银，使他们能够迅速抵达通州；这就是恪靖七营奉调北上时发饷、陆行的大致安排。今天早晨接到北洋电报说：“法国船只意在进入江中，将要全部毁掉我国水师。”电报嘱咐臣迅速戒备；臣飞电通知李成谋、陈湜等日夜严密防守。所以不能派船装载兵员出海，运送到天津，原因就在这里。目前张景春、马融和共同增募淮北、皖地勇丁八营，刘连捷增募四营，陈湜、易致中、吴隆海、谭碧理、陈美仙等共增募十营，各归各统领管辖，以便统一部署。张景春、曹德庆各增募水雷勇一哨；李成谋来咨文说：“先前增募的水勇，各兵船还不够使用。”臣已经回咨同意他再行增募。” 刚刚据各位统领来函报告：就近招募的已经有八营成军；在远处招募的，中秋前后都可以抵达防地。只是饷银十分困难，前次恭敬奉到谕旨，允许臣奏请拨发户部饷银每月五万两；现在专门盼望户部议准，请从七月份起每月拨济饷银五万两，以便发给新营，才可以支撑危急局势。又，恭敬奉到电寄谕旨，命令周盛波迅速招募十多营，赶赴天津，并准许从七月起由户部拨饷银五万两；臣已经飞速咨文周盛波，恭敬遵照迅速办理。又奉到电寄谕旨，命令唐定奎迅速到江阴统领铭武全军，臣也已经飞速咨文，并派小轮船前往三河尖迎接；只是唐定奎来函说：“疾病还没有痊愈，两腿仍然难以行走，一时不能来营。”因此铭武四营仍应归张景春统领，以专一责任、加强防守。又据李成谋来函说：“六月间，已经调瓜洲镇吴家榜移驻吴淞、江阴，以帮助水师进行战守；吴家榜早已抵达防地，可以发挥作用。”今天恭敬奉到电寄谕旨，命令臣从运库提取银三万两发给杨昌浚，供其赴闽使用；又拨银一万两交给李光久，率领恪靖毅营并增募二营前往东面，均已照办。” 现将上述各项逐条陈明，仰望以此安慰圣上的心意。”上谕军机大臣等：“阅览奏折已经知道了。该督筹办的各项事务，都很妥当。有关部门知道。” ——以上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第六十三卷（光绪六十三）。八月乙酉日（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准备立即遵旨招募勇丁、加以训练，忠诚勇敢，值得嘉奖！湖南现在已经就地招募六营，立即交给这位前任总督统率，认真训练；迅速前往江南帮办军务，与曾国荃随时会商，妥善筹划战守事宜。此旨令卞宝第迅速咨文杨岳斌遵照办理。” 曾国荃奏称：“臣筹划拨付勇营饷银、分拨渡台军队并拨饷交给杨昌浚由江西陆路进入福建，已经将大致安排于七月二十日火速上奏备案。八月初三日，恭敬奉到批旨：‘阅览奏折已经知道了。该督筹办的各项事务，都很妥当。有关部门知道。钦此。’随即据何绍彩、王紫田、锺紫云等禀报：领足八、九、十三个月的饷银，率领恪靖四营于七月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先后登上兵轮，八月初三日由湖口出发。帮办福建军务臣杨昌浚于初一日酉时到达下关，初三日配齐新营的军器、枪炮、枪弹、子药、棚帐，并携带淮军库银三万两；初四日轮船起行，由江西河口一路进发。臣看杨昌浚慷慨激昂，忠诚勤勉的心意显露在眉宇之间，立志尽早解除福建的危急；出征军队在途中，也一定会迅速前进：这是援助福建的军队已经办理出头绪的情况。至于渡台的营伍，早已发给饷银三万两，交刘朝佑领取，并发给各种精良器械、军火，等待英国商船；第一批于八月初三日已经到达淡水，第二批于初四日从江阴开行。” 船价之高，实在闻所未闻；而且英国船只用鞭子猛烈抽打勇丁，众人都说从未见过这种事。只是为了救援基隆的危急，不得不忍受屈辱、包容羞耻，雇船装运。兵勇和军火由龚照瑗一人负责办理；应当等全部渡台之后，该员才可以据实报销，从续借出使经费中支用。不惜付出高价，事情才得以办出头绪。山东抚臣陈士杰满怀忠诚，筹备山东防务，屡次写信与臣商议，奏请调道员李光久率一支旧营、招募二支新营，迅速前往山东统领各军，以应对海防危急；又想借给路费、拨给枪炮，以便利其快速行进。臣立即从淮运库提取银一万两交给李光久，使其迅速成军，八月初三日启程。昨天据来咨说：“这笔银两请作为协济山东的款项。”臣还不敢答应；山东大概不知道江南近日饷银困难到了这种极端地步。目前上海吴淞口、江阴、镇江一带正在联络人心，水陆各将的布置还算周密；增募的新营，中秋节后可以抵达防地；下关新建平地明炮台，安放大炮，派营驻守：这样足以仰慰圣朝眷顾南方疆土的至意。” 奏报已知悉。

译曾国荃奏称：“臣前次电报总理衙门具奏，雇用英国商船到江阴装载刘朝佑营中的勇丁渡台，以救援刘铭传在基隆的危急；又因为吴淞、江阴炮台的火炮太小，只能打击法国兵船，不能击穿厚铁甲船，所以想购买八尊极大炮，其中四尊安放在吴淞堤上，保卫苏、松、浦江的门户；四尊安放在江阴山上，保卫长江的险要门户。又因南洋各项军器、子弹、前后膛枪援助各省的储备都已经用尽，不得不预先购买，以备缓急。恭敬奉到电寄谕旨：‘据曾国荃电报称，英国轮船装载刘朝佑营中勇丁渡台，稍微可以安慰朕的忧虑。该督打算购买八尊极大炮，分别安置在吴淞、江阴，又想购买前后膛枪，筹划得很对；立即迅速筹备。所需价银，依议办理。钦此。’后来又奉到电寄谕旨，要求‘提前赶办，以接济急需’等情，钦此。现在据筹防局司道详细呈报：‘已经向上海地亚士、瑞生两洋行订购十二寸口径、重四十三吨、使用八百磅炮弹的阿母斯脱郎前膛新式大炮八尊，连同熟铁炮架、活动炮座、旋螺装弹器具等各项配套物件，以及常用开花弹一千六百个、硬铁质实心弹八百个、钢炸弹八十个、门火、拉火等物。’ 据称：“这项大炮外国也必须订制铸造，必须限定十二个月后才能运到，上海实在难以提前办理。议定总计规银四十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订立合同，先付规银十一万两。”又申报说：“向瑞生洋行德国商人补海师岱订购德国新式刀头马梯呢兵枪二千杆、合膛弹子三百万粒，计价规银六万七千九百八十两，另备皮带七千根及杂用物品在内；枪限三个月、弹子限四个月运到，先付规银二万二千六百两。又亨达马梯呢枪弹即将拨发完毕，急需添购备用；现在上海地亚士洋行订购二百万颗，共计规银三万六千六百两，限三个月运到上海，先付定价规银一万二千两。又一寸半口径的哈吃开司炮弹所剩不多，订购开花弹五千颗，每颗规银一两；铁质实心弹三千颗，每颗规银一两四钱五分；又葡萄弹二千颗，每颗规银六钱；限三个月运到上海，先付定价规银三千两。”上述各项情况现已报来。又准许署理湖广总督卞宝第、湖北巡抚彭祖贤遵照圣旨招募勇丁所需的枪炮等物资。我从林明敦那里腾出后膛枪一千杆，交给程文炳带回湖北。此前，杨昌浚新招募的亲军将赴福建，也请拨给后膛枪及各项军械资助他们出发；于是拨给林明敦枪五百杆、子弹五万发、马梯枪一百杆、子弹一万五千发。又先拨给李光久的毅营以及新招的两营，前往山东时携带林明敦枪三百杆、子弹十万发，初三日出发。只是初四日查看福建来电，起初请求拨给枪炮，实际上已经一点也没有可拨的了；后来又电请代为订购兵枪和子弹，但出使经费已经用尽，一文也没有，竟没有银两可以交付定金，仓促之间也难以代订。上月已经同洋商订立合同，定购外洋制造的上述大型炮位以及各种枪械、子弹，这些实在是防守海口、江口不可缺少的物资，不得不竭力订购；将来再设法筹款，陆续偿还。下级部门知道了。丁亥（十六日），谕令军机大臣等：昨日据李鸿章电报称，停泊闽口的法国船队大批南下；现在又传来基隆失守的消息。法国人凶狠狡诈，只有攻击他们必定要救援的地方，直接逼近西贡等处，或许才能使他们分兵向西援救，台湾才可以稍稍缓解。此前已经下谕命令岑毓英、潘鼎新合力进兵，着即刻迅速前进；并激励刘永福率军进剿，先攻克太原、北宁各城。越南义民如果有可能作为内应，务必设法联络；内外夹攻，使法国人无处立足，自然可以直达南圻，以达到牵制他们的目的。

译杨昌浚奏称：臣于本月二十三日交卸漕运总督的印务，已经上奏说明，记录在案。此前七月十三日，臣恭敬地接到电寄上谕：“杨昌浚电报称，拟调江、浙各营，着曾国荃从北来的恪靖等营中拨给四营；先前已有旨令湖北、湖南、江西等督抚招募勇丁，着杨昌浚选派并带领他们前往。钦此。”又于十六日接到南洋大臣转来的电报，奉上谕：“杨昌浚奏报‘遵照筹划督师援助福建’的各折片，所筹划的都对。应当从哪条道路前进？着该漕运总督斟酌决定后电奏。钦此。”又于十九日接到南洋大臣转来的电报，奉上谕：“曾国荃奏：‘杨昌浚赴福建，应派何绍彩等营随同前往。’着曾国荃、杨昌浚会商斟酌办理。杨昌浚行军粮饷需要银三万两，拟由淮库拨发，着依照所议办理。钦此。”刚刚接到电报，十九日奉上谕：“大学士左宗棠，着授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浚，都着协助办理军务。钦此。”由此仰见皇上的谋划宏大深远、训示周详，臣无法形容自己的敬佩和感激！近日接到福建方面的电报，法国船仍停泊在海口外，尚未采取行动；又接到两江总督的公文：已经派定恪靖四营，等分驻的防区和汛地交接清楚后，就可以起程。臣又从清军、淮军各营中挑选六百多人编为一营，也正在陆续准备就绪。此前调派浙江一营，接到浙江巡抚刘秉璋的公文，得知未能派来；福建急切盼望援军，臣打算率领这五营先行上路。此前派副将熊常富到湖南招募一千人，又电请两湖总督卞宝第从所招募的新勇中酌情派出两营；现在又派提督杨西平前往西江，从巡抚新招的各营中选派一营，立即按数拨给。估计到达福建还需要一些时日，臣抵达福建边境时，他们或许可以先后会合。至于行军路线，海路既多有阻塞，又没有军舰运送；如果租用各国轮船，不但租船费用难以筹措，而且他们还会以局外中立为借口，制造许多困难。臣与总督往返书信商议，仍认为走江西内地较为妥当。由总督写信会同长江提督李成谋，派轮船分批装载，运送到江西湖口县，再换乘民船前进。臣虽然即将出发，但对于洋务一向没有训练，对海上各国的战事更是从未听闻；而且臣蒙受的恩典深重，只有竭尽忠诚，不惜牺牲性命来准备报答皇恩罢了。现定于本月二十七日从清江起程，先到金陵与总督商议一切事务并领取军火，然后立即催促部队进发。”奉旨：“知道了。该督立即迅速赴福建，不得稍有延误。” 癸巳（二十二日），谕令军机大臣等：据李鸿章电报称：“法兵登岸交战，刘铭传放弃基隆，保全后路；法兵带着机器挖煤，招募当地人充兵”等语。基隆是重要地区，哪里容得法国兵占据！着刘铭传趁敌人立足未稳，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兵进攻剿灭，并招募彰州、嘉义的强悍勇丁助战，把敌兵全部驱逐出去；立功者给予上等奖励，退缩者立即正法。台湾孤悬海外，从其他地方接济，缓慢而来无法应急；刘铭传应当联络绅士和地方首领，根据当地情况劝募捐款。如果军械缺乏，即使使用中国制造的军器也可以应急。台湾当地的大族多蓄养私人武装，可以立即召集头领，给予重赏招募使用。法国人刚到，就能雇募当地人为兵；刘铭传驻台已经很久，为什么不能把他们收为我方所用？近来的军情，要迅速奏报。” 乙未（二十四日），谕令军机大臣等：基隆是重要地区，绝不能让法国人长期占据！已经接连命令李鸿章等设法援助，恐怕海路阻塞，势必难以迅速到达；只有就地设法解决。台湾的粮食、银钱还不缺，而且有很多富户豪民，应当赶快争取他们为我所用。洋兵最怕夜战，如果用团勇协助官兵，分成十多支队伍日夜袭扰敌人，乘他们疲困之时合力攻击，应当可以取胜。台北的林姓已经组织团练助战，更应该切实加以激励。如果绅士百姓中有能够组织义民驱逐法国人的，朝廷将破格施恩，不吝惜爵位和赏赐。刘铭传一向有谋略，着立即随机应变，迅速筹办。捐助军饷的人从优给予奖励，成功后奏请免除钱粮；这些都要立即普遍晓谕，总要做到军民团结一致，合力收复重要地区，以减轻朝廷的忧虑。这道旨意着李鸿章转电刘铭传遵照办理。” 丙申（二十五日），谕令军机大臣等：曾国荃电报称：“官军十七日收复基隆，击毙法国兵五百多人；溺死的无法计算，投降的有数百人”等语。法国人借雇工为名，用利益诱骗当地人；这些人上船后，法国人便强迫他们剪发换衣，驱赶他们充当前锋。这次在基隆被杀和投降的，多是这类人。着沿海各省将军、总督、巡抚张贴告示，晓谕居民，以此为戒，不要被敌人诱骗。潮州、温州都有毁坏、抢掠教堂的事情，牵连到其他国家；现在正在筹办军事，不能另外制造事端，尤其应当联络友好国家，以孤立敌人的势力。着各将军、总督、巡抚命属下妥善筹划保护，并根据事情随时弹压；这是最重要的事项。” 谕令军机大臣等：据曾国荃等电报称：“官军十七日收复基隆，分五路围剿，击毙法国兵很多，缴获枪炮多件。”刘铭传运筹帷幄而取胜，谋略和勇气都很出众，实在值得深深嘉奖！等详细奏报送到后，再降旨赏赐内帑银并优厚奖励出力人员。现在台湾的军械足够使用，但兵力仍然单薄。着遵照先前的旨意就地招募，激励民团，严密筹划防守；尽力进剿攻击，以挫败敌人的锋芒。听说法国人雇用当地人驱赶他们充当前锋，很多都被杀死；着刘铭传晓谕居民，以此为戒，不要被敌人诱骗。台北各地的地方官，着随时督促所属妥善筹划战守事务，合力办理。” 戊戌（二十七日），谕令军机大臣等：据曾国荃电报称：“法国船停泊在沪尾进攻，被孙开华击败；南路土匪蠢蠢欲动，运输道路阻塞”等语。法国人在沪尾受到这次重大挫败，必定会分兵骚扰其他海口；着刘铭传督促孙开华等各军竭力堵击，不要让他们有立足之处。南路土匪蠢蠢欲动，刘铭传势必难以兼顾；严令刘璈，或者剿灭，或者抚绥，务必赶紧肃清内部祸患，同时防备各处海口，并随时接济台北各军的粮饷和军火。如果款项短缺，可以暂向绅士、商人借用，解送到后立即归还。” ——以上内容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四（光绪六十四）。

译九月甲辰（初三日），电谕曾国荃：崇明孤悬海中，防守兵力还嫌单薄。现在福建省的援兵已经较为充足，程文炳援闽的各营，无论已经走到什么地方，着曾国荃传令他们改赴崇明驻扎，认真办理防务。乙巳（初四日），谕令：左宗棠奏请调派人员任职等语，四川补用道刘麒祥、江苏候补道陈鸿志、前广东连州直隶州知州曾纪渠、浙江候补道黎福昌、分发四川知县高维寅、分发陕西补用知县唐承健，都着交给左宗棠差遣任用。丁未（初六日），谕令军机大臣等：此前已经谕令曾国荃传知程文炳不必赴福建，立即率领部队改驻崇明。现在据该督电报称，崇明不需要驻扎重兵；程文炳这一军如果已经进入福建境内，就着迅速赶赴台湾援助剿敌。周盛波新募的各营改赴天津北塘一带协助防守；如果程文炳所带各营距离福建还远，折返较为容易，就着立即统领他们北上，归李鸿章节制调遣；周盛波仍然赴台湾。该督立即电告曾国荃，遵照办理。己酉（初八日），李鸿章电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刚刘提督从厦门转来电报称：“二十五等日总署的电报已经收到。初二日法国又来了六只船，在台北的法国船不下二十只。二十八日，法国四只船骚扰台南，澎湖是存是亡没有消息，富绅大多举家逃走。当地勇丁已经招募五千多人，但没有武器，不受约束，不能抵御敌人，只是索要军饷、闹事；土匪四处出现。军队的疫病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能够作战的不足三千人。敌人势力很大，近日必有恶战。如果十天内没有电报到达，台北就保不住了；我传令将士只拼命死守，能保住一天就是一天。现在洋火药也已经缺乏，食盐无法运来；百姓扰乱，军饷运输道路也被阻断：台湾局势不堪设想，真令人痛哭！请转电总署、南洋。铭传叩首。讲”等语。看了这份电报，也不禁痛哭流泪。奉电旨：“命令南、北洋挑选调拨得力的快碰、铁胁等船，多带兵勇和器械，连樯并进，另从其他海口登岸”等因。鸿等哪里忍心坐视不救！只是查明北洋只有快碰船两只驻防旅顺海口，南洋也只有快船三只——铁壳五分厚，绝对抵挡不住铁舰的巨炮。而且船小，没有空隙可以装载兵器；如果另外雇用商轮装运兵器，按照国际公法，敌人既然封锁海面，各国轮船即使给出高价也不肯受雇装运，这已经不同于以前的情形。听说法国人又派出数艘大兵船在台湾海面巡梭，刘提督托人携带奏折和信件，都被搜查劫走；哪里有兵员、军械能够从其他海口运进去的道理！鸿等如果不顾能否成功，冒昧行事，再使这几艘快船被敌人劫夺，既损害国威又无济于事，那就只是成为闽厂的后续，后悔哪里来得及！仍请求枢廷另想办法，解除这一危困。请求代为上奏。”皇上谕令军机大臣等：据李鸿章电报称，刘铭传电报台湾防务紧急的情形，法国人正专心进攻台湾；刘铭传一向谋略、勇气出众，务必竭力筹划取胜的办法，迅速谋求收复，以获得丰厚的奖赏。虽然事机棘手，但应当慎重谋划，不能只是焦急忧虑，轻率地孤注一掷。据李鸿章称“难以拨船前往援救”，现在正在另筹办法；该提督一面要竭力设法，不得只是观望等待援军，以致助长敌人的气焰！台湾孤悬海外，富绅的产业都在那里，他们想离开又能到哪里去？仍应当恳切晓谕，使他们明白大义，联络民团，共同筹划驱逐法国人的办法。左宗棠请求招募生番、熟番一万人，用来资助防守抵御，这是否可行？着刘铭传与刘璈斟酌办理。壬子（十一日），谕令：吏部奏报“遵旨严议处分”的一折，福建巡抚张兆栋、前船政大臣詹事府詹事何如璋，立即革职。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仍驻扎台湾督办防务。甲寅（十三日），谕令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八月十五日奏报交战情形，已经知道了。对于他请求治罪的人员，着加恩宽免。此前已经多次下谕命令南、北洋拨船援助，该巡抚应当督率军队固守；同时设法驱逐法国人，不能任由他们长期占据基隆。援军一时难以到达，总要就地取材。听说居住在大稻埕的知府陈霞林豪侠而且可以任用；举人连日春、潘成清、陈树蓝，都在乡里有声望。富绅林维源现在躲藏起来，听说厦门举人陈宗超得到该绅士的信任，可以让他到台湾寻找。着刘铭传用委婉的言辞劝导勉励他们，借取军饷，办理团练；要用大义感动他们，不得强行摊派。据李鸿章电报称，已经拨银十万两，并嘱咐杨昌浚暗中运送银十二万两到台湾；如果已经运到，可以振奋军心。盛昱等奏称：“可以从南澳、厦门绕过老后山、苏澳等处登岸运送军火”等语。李鸿章、曾国荃务必迅速筹办，并与张之洞、杨昌浚发电商议；凡是有可以援助台湾的地方，都要竭力筹划，切不可因为困难而坐视不理。乙卯（十四日），谕令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报“筹议援助台湾”的一折，着按照所议办理：南洋派出兵轮五艘，北洋派出兵轮四、五艘，在上海会齐；杨岳斌率领八营从汉口乘轮船到上海，然后统领各兵轮赴福建，先到厦门探明法国船的情形，再绕到鹿港等处登岸，随机援助进剿。李鸿章、曾国荃立即确定兵轮，并电告左宗棠、杨岳斌遵照办理。程文炳、周盛波两军的调度，着李鸿章等遵照九月初六日的谕旨办理。

译己未（十八日），李鸿章电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刚接到南洋大臣的回电：“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接到省帅的电报，焦急忧虑同样深重。多次奉到拨船的旨意，怎么忍心坐视不救！无奈南洋能够派出的只有‘开济’‘南瑞’‘南琛’三艘船，但也抵挡不住铁甲舰的一发炮弹；正如来电所说，船小、船壳薄，容易被炮火轰沉。而且能够参战的船不能装载勇丁，装载勇丁后就不能参战。敌船坚固而且快速，是中国轮船的两倍；在海上相遇，既没有退路，万难脱身。几天所用的煤已经烧完，连一寸也难以航行。石泉说厚庵到了福建没有船装运，也难免只能望洋兴叹；由此可见，绕赴鹿港等处，都是口头上能说、实际上不能实行。厚庵还没有启程的消息，到汉口不知要到什么时候；相隔太远，难以筹划商议。北洋只有两艘船，南洋也只有三艘船，勉强派令它们相随，一出海就不能发挥作用；这些情况公已经完全明察，荃也不必详细说明”等语。昨日奉到咸电，传旨催促派出兵轮；北洋只有两艘快碰船，略微可以航海，实在太单薄。恰好有湖南委员经过天津，询问得知杨岳斌八月中旬还没有听说从干州启程；到汉口不知要到什么时候，赴上海更不知道哪一天了。不要说没有大批兵船可以派出；即使有船而没有将领、没有统帅，哪里能够听从调遣、完成救援大事！鸿心急如焚，只是惭愧自己的力量达不到。请求代为上奏。”皇上谕令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报称“援助福建的兵轮，北洋只有两艘，南洋也只有三艘”等语；此前据左宗棠奏报“已经与曾国荃商议派南洋五艘船前往援助”，为什么又说只有三艘船？台湾消息不通，情势万分紧急；竟然还敢心存漠视，不遵奉谕旨，实在可恨至极！曾国荃着交给有关部门严加议处；立即妥善派出兵轮，与李鸿章派出的船在上海会齐，驶往福建，交由杨昌浚调遣，迅速解除台湾的危局。各位大臣如果再拖延观望，耽误军机，自问应当承担什么罪责！左宗棠在江宁发出的奏折，至今还没有奏报起程；着立即迅速赴福建调度。杨岳斌已经走到什么地方了？并着曾国荃发电通知这位前总督，尽快在汉口乘轮船赴上海，带领部队援助福建，不得有丝毫迟延。

译辛酉（二十日），刘铭传上奏说：“奴才此前已将法船分攻沪尾、撤回部队增援、竭力防守等情形，恭敬地写成奏折紧急报告在案。自十六日起，法船又增加三艘，连同先前的共计八艘；每天用大炮猛烈轰击沪尾炮台，几乎没有间断。士兵和勇丁没有可以驻足的地方，孙开华与章高元、刘朝佑等只能让勇队白天黑夜分头埋伏在海岸树林中露宿等待，不敢稍有休息。二十日卯时，敌船忽然分散开来；孙开华知道敌军势必登岸，便督令擢胜右营营官龚占鳌埋伏在假港，擢胜中营营官李定明带领勇丁埋伏在油车口，以后营营官范惠意作为后援。章高元、刘朝佑各自带领武毅铭、中两营营官朱焕明等埋伏在大炮台山后，作为北路兵力，防备敌军包抄；李彤恩所招募的土勇、军功张李成一营，埋伏在北路山涧。部署刚刚确定，敌兵一面用排炮轰击，响声不下数百发，烟雾火焰遮天蔽日，炸弹像雨一样落下；一面用多只外国划船和小轮船装载约近千名士兵，分三路上岸，直扑大小炮台，气势极其凶猛。孙开华见敌兵逼近，立即率领李定明、范惠意分头拦击，章高元等从北路迎击。” 敌兵各自手持利枪，全力进攻；从辰时到午时，枪声不断，被击退后又重新进攻的情况先后发生了数四次。我军与敌人短兵相接，奋力攻击杀敌；张李成带队从侧面抄击，孙开华亲自率领卫队奋勇向前，当阵斩杀一名手持军旗的法军将领，并夺取了他的军旗。我军见敌旗被夺，士气更加振奋，各路一齐推进，共斩获敌人首级二十五颗。其中有士兵开炮时误击，自己击伤了一只小轮船；敌军遗下的一尊格林炮，也被我军缴获。孙开华部下的中、后两营首先迎击敌军锋芒，苦战时间最长，战士大多受伤，阵亡哨官三员，伤亡勇丁一百人；其余各营的将弁和勇丁也都有伤亡。孙开华将战胜的情形具奏报来。查此次敌兵猛烈扑向沪尾海口，积蓄锐气登岸，意在志在必得；敌军划船送兵上岸时，各船划入海中，自断退路，以表示决死作战。而我军自炮台被毁以后，没有火炮防守，全靠士卒近身搏杀；虽然枪炮如雨，士气却丝毫不畏惧，竟能斩杀敌将、夺取军旗，遏制敌军的狂妄逞强，实在是异常卖力。所有统领擢胜等军的署福建陆路提督、记名提督、漳州镇总兵孙开华，身先士卒，忠勇善战，竭力支撑危局，功劳尤其卓著。” 查孙开华这位提督历来战功显著，已经蒙受恩典，获赏穿黄马褂并赐予勇号。现在他署理福建陆路提督，官职较高，奴才不敢擅自替他拟请；能否仰仗天恩，俯赐破格加恩，以奖赏他的战功？恭候圣上裁决！”上谕说：“刘铭传奏报‘法军攻扑沪尾，官军交战获胜情形’一折：法船分别停泊在台北、沪尾等处，八月二十日法兵猛烈扑上岸，提督孙开华督率军队分路迎击，提督章高元等也带队进剿，法兵被击退后又数次重新进攻。我军与敌短兵相接，孙开华率队直冲向前，当阵斩杀一名持旗的法军将领并夺取其军旗，击毙敌军约三百人；敌军势力不能支撑，纷纷溃散，退到海边争相渡海时覆没溺死的无法计数。在这次战事中尤其出力的各员，自然应当优厚奖励。署福建陆路提督、记名提督、漳州镇总兵孙开华身先士卒，忠勇善战，实在值得深切嘉奖！加恩赏给骑都尉世职，并赏给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个、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以表示优厚奖励。” 提督章高元，据奏在此前基隆一案中已经受到恩赏；总兵刘朝佑，是该抚的侄孙；均未奏请奖励。这些提督、总兵都有战功，自然应当一体加恩。章高元、刘朝佑，各赏给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个、白玉柄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章高元并交由部议，从优议叙；刘朝佑并赏加提督衔。提督龚占鳌冲锋陷阵，战功卓著，赏给穿黄马褂。总兵李定明、提督朱焕明，都交军机处存案记录：遇到各省总兵职位出缺时，先行请旨简放；李定明并以提督记名，另赏给“博德恩”巴图鲁名号。游击范惠意、孔光治，都免补参将，作为副将留在闽省，按先后次序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范惠意并赏给“额腾阿”巴图鲁名号。副将景长和、陈永隆，都以总兵记名，按规定选放。总兵梁秉成，赏给“克勇”巴图鲁名号，并赏加提督衔。沪尾营守备萧定邦，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 军功张李成，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赏加都司衔。陈振太、黄国添、蔡国梁，都以千总尽先拔补，并赏给五品蓝翎。从九品刘恕，免补从九品县丞，以知县身份留在福建补用。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发下内帑银一万两，赏给这次出力的兵勇。着刘铭传查明其中尤其奋勇者，传旨赏给。钦此。’该抚务必激励将士同心御侮，共同建立显著功劳，接受丰厚的赏赐。其余事项按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乙丑（二十四日），谕令：“吏部奏报‘遵照议定办理处分’一折，两江总督曾国荃应受革职处分，着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译丁卯（二十六日），李鸿章上奏说：“钦奉电旨，命令拨派北洋兵船前往闽地援助台湾。臣已派拨‘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命令预先准备煤炭、粮食、弹药，立即由旅顺口起锚南下入江，与南洋派出的五艘船会合，秘密商议，等待时机前进；并已发电请总理衙门代为奏报在案。查北洋兵船中，除‘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六艘蚊船专门准备守卫港口，‘威远’‘康济’两艘专门作为弁兵、水手的练船，且没有大炮，都不便在海面上追逐敌船交战；即使‘超勇’‘扬威’两艘快碰船，每船虽有二十五吨巨炮两尊，但船身太小，铁■〈舟皮〉很薄，只有三、四分，容易被铁舰的大炮轰破击沉。从前在英国工厂订购这两艘船时，原本打算让它们与铁甲船互相配合航行，可以巡察、侦探并接应。如今向德国订购的铁舰既然受到公法阻碍，急切之间不能驶回；仅凭这两艘船力量太单薄，绝不足以抵御强大敌人。臣因为旅顺是重要港口，命令这两船停泊在那里，与黄金山炮台形成水陆相依的防御。” “这样一来，立足已经稳固，进出时可以夹击敌人，就有希望发挥力量。如今台湾局势危急，奉旨催促派兵援助；明知法国军舰坚固凶猛而且数量多，不是中国现有兵船所能抵敌，也不得不勉强派出，以便与南洋各船略微互相壮大声势。统领水师的天津总兵丁汝昌，先前已经奏明督带蚊船、快船各船扼守旅顺，与宋庆的陆军共同筹划防务。现在调派快船赴闽，而蚊船、练船等必须责令该镇总兵督率布置；旅顺是津、沽的门户，防务极为重要，势必难以分身远行。担任‘超勇’管带的尽先副将林泰曾、担任‘扬威’管带的尽先游击邓世昌，都出身船政学堂，后来又出洋学习，熟悉西方兵船的规章制度，操练相当整齐；只是经历的战事还少，不能让他们独当一面。恰好出使大臣李凤苞遵旨雇募的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改名为万里城——来到天津拜见，英勇精锐而深沉，谋略非常出众；同治初年南北花旗之战中，他曾替美国率领军舰作战。据李凤苞密封信中所说：德国水师中出色的人员，久经海上战阵，十分值得倚重任用。” “式百龄表示愿意奋勇前往，率领两艘快船出发；并说先后来到台湾海面的法国船只不下三十多艘，中国水师船只单薄弱小，又经过马江惨败之后，不宜轻易去试探敌人的锋芒，但也不能不设法牵制敌军。北洋两艘快船，加上南洋三艘快船，再另外派出两艘船，如果驾船指挥得当、同心协力，虽然不能同法国大批军舰进行苦战，但在闽、粤交界处随机寻找机会，避开敌军主力，攻击其薄弱之处，或许可以攻取敌方单独航行的小型军舰，以及运送士兵、煤炭和粮食的船只。考察他所说的话，确实是了解敌我情况，完全切中当前战机。臣询问得知，林泰曾等人都乐意与他共事，以便获得观摩学习的益处。因此命令该总兵迅速赶赴旅顺，统带两艘船限期开航，顺道经过上海修理、添煤；大约需要耽搁十天，再会同南洋派出的各船，随机秘密迅速前进。只是接到福州电报：闽口马祖澳近日法国人又增加了几艘船，难保他们不会听到消息后进行截击阻拦；已经让式百龄与林泰曾等随时确切探查情况，酌情决定进退。臣等都应当不受远距离的牵制，以免发生意外。”又上奏说：“外海轮船、铁舰的驾驶、测量、行军和布阵方法，是西方人专门名家的学问。” “他们的将领和弁员从年轻到年老，都专心竭力地钻研，彼此传授学习；经历的事情多了，才可以有所成就，在紧急情况下值得依靠。中国创办训练还不久，只能勉强仿效学习，能够担当将领的人才不是仓促之间就能办成的；如果突然面对强敌，在海面上纵横作战，实在担心船舰、火炮和人才全都无可依靠，反而资助敌人而损害国威。南洋派出的水师营务处吴安康统带五艘船，听说各船管驾还没有完全熟悉海上的风涛和沙线，也没有同北洋船会合巡哨、联合操练；现在命令他们联■〈舟宗〉并进，船只又很少，事势十分危险。一切进退和号令，必须统一整齐，这样才希望同舟共济。能否请旨敕令两江、福建各督臣转令该统带等，与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随时共同教练指示，以弥补他们的不足？式百龄临行时与臣约定：如果他本人及所带的德国弁员在敌阵中阵亡，请求加倍发给抚恤银，以慰藉他们的家属；如果夺获敌船，请求加倍赏银，以酬劳将士。臣都慨然答应，借此激发他们的忠义之心，使用他们拼死作战的力量。”得到旨意：“命令南洋统带等与式百龄联系商办，并令式百龄随时共同教练指示。” 何璟上奏“台、厦一带沿海遭受风灾，拨款救济的情形”，得到旨意：“着该抚确实查明受灾情形，妥善筹划抚恤，不要任由灾民无所安置。” ——以上内容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五（光绪六十五）。冬十月丁丑（初六日），谕令军机大臣等：“李鸿章来电说有‘张佩纶请求准许回京’等语；张佩纶，仍着遵照此前旨意办理船政事务，不得借口推诿卸责。”

译曾国荃上奏说：“臣于光绪十年九月十五日钦奉电旨：‘左宗棠奏报“筹议援台”一折，着照所议办理，南洋派兵轮五艘，北洋派兵轮四、五艘，在上海会齐后赴闽援助’等因，钦此。当即敬谨遵照办理，命令筹防局的轮船支应处不惜重价，预先准备军火及船上攻战器具，并购买外洋六角火药和松白煤，议定派遣统带官筹备一切所需物品。后来于九月二十九日奉电旨：‘李鸿章现在派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原刊作“厉”，本条以下同）带快船赴闽，着命令他迅速前往停泊上海，然后与南洋拨出的各船会合前进，并着曾国荃、杨昌浚命令水师统带等与式百龄妥善联系商办；如有训练不精、见识不足之处，即嘱咐式百龄随时共同教练指示’等因，钦此。这些旨意都已经恭敬抄录并发文遵照办理在案。查自奉旨命令南洋派船以来，立即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多次往返书信商议，又同长江提督李成谋随时通信商议。不久收到复信说：‘除“开济”“南琛”“南瑞”三艘快船之外，只有“澄庆”“威靖”两船可以出洋——共计五船，船体略为厚实，炮位也大致能够打得较远。’” “至于统带人员，也只有现任总理轮船营务处、具有提督衔的总兵吴安康同各船相处熟悉较久，可以胜任统带之职。使用营务处关防，就可以号令各船。所有出洋所需的军火、饷银粮饷等物品，已经由筹防局宽裕地预先办理，不会使其缺乏。至于各船应领取的口粮以及以后购买煤炭的经费，也已经发文命令吴安康同各船管驾当面商议确定数目，带去使用。臣收到李成谋的函咨，随即发札命吴安康担任统带，并写信嘱咐李成谋转令吴安康等：北洋派出的船一到上海，就立即遵照谕旨统率五船，同李鸿章派出的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妥善联系商办；凡是训练不精、见识不足之处，随时请式百龄指示，务必期望同心协力。一旦会合完毕，约定日期一同出发，随机进入闽地；绝不可稍稍坚持自己的意见，以致贻误军机。吴安康此次责任重大，自愿同式百龄虚心商议，真心实意地统率各船管驾办事，以仰慰圣上的忧虑。”报闻。曾国荃上奏说：“南洋所需煤炭，一向是购买东洋的可介子煤和台湾基隆煤两种。近来因为派船援助台湾，又增加购买西洋的松白煤一种；它的价格虽然比可介子煤、基隆煤高得多，但火力更旺，轮船烧用后，航行速度较快。因此酌情购买数千吨，以备各艘兵轮出洋御敌使用。至于平常操练、航行，仍然发给可介子煤和基隆煤。只是江海防务非常紧急，基隆煤现在已经难以购买，可介子煤的价格也一天比一天高；不得不提前筹划，设法办理内地煤炭，以供兵轮和机器局使用。七月初，派记名道冯邦棅采办湖南耒阳的白块煤；先后运到试烧，火力较弱，不太合用。后来听说江西乐平老龙坑所产的煤，热力还不错；经筹防机器局道员汤寿铭、孙传樾、郭道直等嘱托湖口镇总兵丁义方办来样煤数十吨，分发给各兵轮试用，众人都说火力同可介子煤、基隆煤相近，价格也相差不多。现在防务紧要，内地有煤可以使用，自然应当预先采办，以免外国商人囤积居奇，临时不至于缺乏。” “昨天已经照令丁义方立即试办，认真拣选，务必同寄来的样煤相符，这样才可以杜绝掺杂细碎煤的弊端。仍命记名道冯邦棅等湖南办理煤炭的事务结束后，迅速赶到湖口会同丁义方经营办理；如果乐平老龙坑的煤以后适合各艘兵轮烧用，将来就由丁义方、冯邦棅源源不断地购买办理，这样差不多可以使轮船的煤炭供应有保障，确实对防务大有帮助。至于这项煤炭是海防使用的物资，自然应当预先奏明，免缴关卡税厘，以便利军需储备。”交户部知道。戊子（十七日），谕令军机大臣等：“据刘铭传来电奏报有‘台湾劝捐军饷，官绅都请求奏请开办实官捐输’等语，着户部议奏。”

译丙申（二十五日），户部上奏：『本月十八日，军机处交出谕旨；今天军机大臣当面传达上谕：「据刘铭传电奏称‘台湾劝捐军饷，官绅都请求开办实官捐输’等语，着户部迅速议定具奏。钦此」。臣等恭敬地思考，从前开办实官捐，是朝廷在万不得已时采取的办法；光绪五年间，奉特旨停止。如果不是时局紧迫，哪里敢再请求暂时开办。只是查现在台湾的情形，基隆尚未收复，文书消息很少往来，军饷运输困难，这些都已在圣明洞察之中。幸而台湾一向有许多富绅，就地劝捐可以帮助军饷；然而如果没有办法招徕，难以期待他们踊跃捐输。刘铭传电报中说官绅请求开办实官捐输，自然是为了军饷接济不上、招致人们踊跃捐输。臣等共同商议，拟请俯准所请，准许在台湾地方暂时开办实官捐输。凡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以及三班分先、分间、尽先等各种名目，都按条例规定的十成银数报捐，不准折算成钱文、军械、米谷，作为台湾防守剿办的经费。一切银数，仿照从前筹办军饷的事例办理。筹饷事例以及常捐中一向由部库收捐的捐免、保举、免考试等款项，还有现在另行制定的新章和火器营章程中应当删除的条款，都不得援引；由臣等督促司员详细签出，颁发给台湾巡抚，转令所属遵照办理。武职各官仍遵照同治五年上谕，一概停止，不准报捐。至于这项实官捐输既然规定按十成银数缴纳，比从前筹饷事例减成报捐不同；如果铨选补缺的班次仍全部排在筹饷事例之后，就难以起到鼓励作用。拟将这次台湾捐输的各员列为新班，使其压在旧捐输班次之前；恭候皇上降旨后，再由臣部会同吏部妥善议定新旧捐输各班的铨补章程，具奏请示。并拟请规定这项捐输期限为半年，期限一到立即停止。如果蒙准许，臣部立即行文台湾巡抚遵照办理，设局收捐，先发给实收；每月造册，把实收副本报部请奖，臣部随时核准发给执照。应收的饭照银两，随册解送部库，以资办公。再查，台湾开办捐输以帮助军饷，等待命令十分紧急，拟由总理衙门先行发电通知，以求迅速；一并声明』。奉旨准许施行。戊戌（二十七日），电谕李鸿章：『北洋快船二号可以不必调回，仍命式百龄统带，和「开济」「南琛」「南瑞」三船一同前往福建。至于「澄庆」「驭远」两船，着仍改派前往天津，归李鸿章调遣，以备开赴朝鲜』。十一月辛丑朔日，谕军机大臣等：『式百龄既然已经北来，所有南洋五船，着曾国荃立即命吴安康等统带前往福建，归杨岳斌调度。在那位前任督臣到达以前，交给杨昌浚调遣，妥善筹划援助台湾的办法。朝鲜的事情，必须审慎办理，不宜轻易引发战事；式百龄前往，或许有意求取功劳，偏执地任凭己见，不服从调度，这些事情都很可疑。该将领的行止，着李鸿章妥善议定具奏』。丙午（初六日），谕军机大臣等：『据曾国荃转奏刘铭传电报称「曹军前方驻扎，士兵患病而没有军饷」等语。法国人逼迫百姓修筑营垒，是打算长期占据基隆；刘铭传务必激励将士，迅速谋求收复。此前据李鸿章汇送银十五万两，福建省又筹备银二十万两汇往台湾，昨天又命广东拨派勇丁、曾国荃解送云、粤枪弹，朝廷筹措接济台湾防务，已经不遗余力。该抚一面进攻，一面将收到的军饷、军械电报报告，并命刘璈迅速筹办协助接济。如果再漠不关心，立即严厉参奏治罪。云、粤官军进攻北圻屡次获胜，宣光已经合围；关于安南官军败退的说法，不足相信』。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上奏称：「现在抵达湖北，请求从江西陆路进入福建，不乘船前往金陵」等语。台湾的事情万分紧急，已经多次下谕命杨岳斌调度南洋五船援助台湾。着立即从江西迅速前往福建，查照吴鸿源所说的在惠安县属封武、觇窟等澳渡海赴台的路线，相机前往台湾援助剿办；不必再前往金陵，以免耽误时日。此旨着曾国荃立即发电通知杨岳斌知悉。听说福建海口外已经没有法国船只，据刘铭传奏称「有法国人在台湾南部巡航的船只绕到马祖澳，企图截击我军船只」，曾国荃应当命吴安康等格外谨慎，不得稍有大意』。壬子（十二日），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报称「邵友濂请求暂时留下龚照瑗，确实是实际情况」；龚照瑗着准许暂时留在上海办理各项援助台湾的事务』。

译甲寅（十四日），曾国荃上奏：『臣于十一月初三日收到军机大臣寄来的咨文：「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奉上谕：‘都察院代为递上候选知县王元超奏报的《密陈江防可虑》四条，据称：「长江下游炮台大多不坚固，江阴口由唐定奎驻守，又命张景春分统，事权不统一。长江的布防，应当专门守卫下游总口；现在却逐段分兵防守，兵力单薄。如果沿江发生警报，土匪势必蠢动’等语。着曾国荃将所奏各节，酌情斟度形势，妥善筹划布置。原奏折着摘抄给他阅看。将此旨以五百里加急传令知悉。钦此’」。由此可见圣朝广泛采纳卑微的意见，没有远近不能达到。臣查长江是五省财赋的重要区域，沿海之地十分广大；筹办防务，历来已有多年。但再周密也不可能没有疏漏，再多思虑又岂能没有失误；臣任职几个月以来，因地制宜，选择其中尤其重要的地方加意布置；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陈奏备案的。臣深怕安排不周，给地方留下隐患。王元超身为候选知县，关心时局，独自深切忧虑。』 查考他所奏的各项内容，既没有全面了解两岸形势的大概，也没有洞悉一时的敌情和应变办法。例如所说长江炮台大多不坚固这一点，查长江炮台经过历任官员辛苦经营，所担心的并不是不够坚固，而是不合规格法度；臣以前在复奏《炮台必须改设》的奏折中，已经详细陈述。只是因为战事紧迫，目前只能就现有炮台，或者增筑平台来加强其力量，或者加用盐包遮护旧台来阻挡敌炮。所有这些多方面的补救，总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同敌人的炮火相持而已。原奏折所说「有不击自毁的趋势」，未免说得过分。乌龙山距离省城七十里，那里本来并非险要之地；原有的旧安炮位，臣已经全部迁往镇江下游的象山了。原有炮台只派十名勇敢士兵驻守，是为了预防坍塌；似乎不必过分忧虑。又说「长江以江阴口为门户，事权不一，深为可虑」这一点，查江阴下游三百多里，南面通入吴淞，北面通出崇明，水势浩大，江口沙洲最多；吴淞是申江的入口，是进入苏州、松江的门户，却不是长江的锁钥。守卫苏州、松江，应当以吴淞为重镇；守卫长江，则应当以江阴为要隘。这是因为从海上进入长江，到这里江面稍微狭窄；南岸山势环抱，便于屯驻营垒；北岸圩田较多，便于扼守。臣用重兵守卫吴淞，是为了保卫苏州、松江；用重兵扼守江阴，是为了保卫长江。原奏折称江阴为「总口」，只是知道其中一点而没有兼顾另一点。去年唐定奎因病请假，就是由张景春代为统领；臣六月间两次经过吴淞、江阴，当时防务十分紧急，于是奏请派张景春接统该军。臣察看张景春忠诚勇敢、奋发有为，确实能够担任这一重任，所以才敢上奏。后来奉谕旨催促唐定奎前往防地统带旧部，唐定奎于八月带病来到省城，臣又奏明将江阴的铭武四营归唐定奎统领；新招募的「春」字四营归张景春管带，仍归唐定奎总领节制，原本是想使事权归于统一。十月，唐定奎请假在营养病，说明一切紧要事务由张景春办理；臣已经批示答复准许。只是唐定奎双脚行动不便，只能勉强维系军心；张景春一人承担劳苦而毫无怨言，确实能够预先准备战守。何况还有长江提督李成谋所辖的数艘水师船，以及记名藩司刘连捷所统「南」字六营，都驻扎在江阴，水陆军队联合成一体。自战争兴起以来，老成的宿将中善于作战、善于防守的，实在没有超过李成谋、刘连捷二人的；臣奏请派这两位将领移守江阴，有案可查，这正是江阴有可依靠将才的一点。原奏折又说「长江应当专门守卫下游总口」这一点，却没有列出地名，不知道究竟指哪里。如果指吴淞，那么那里本来已经设防；如果是说上游的圌山关、都天庙、焦山、象山原设的各座炮台都不应防守，那又没有这样的道理。《传》说：「勇敢的人要重重关闭门户。」臣忝任江防，自然应当稍微安慰吴中士民的希望。而且分派营队守卫象山、焦山、都天庙、圌山关等处，无非是为了对外巩固门户、对内防备腹地。如果只专门守卫江阴一处，竟然不顾镇江天险的险要，别说兵家没有这样的办法，就是上游两岸的士民也势必纷纷迁徙；臣又怎么敢采取这样的下策。奏折中又说「沿江发生警报，淮南、淮北的土匪势必听到风声就起来」这一点，查历年发生饥荒，穷民的生计日益困窘，各处都有潜伏的盗匪；万一长江发生警报，土匪趁机蠢动，本来就是意料中的事。如果果真像王元超所奏的那样，难道只是淮南、淮北值得忧虑吗！现在正值冬防紧要时期，臣与漕臣、抚臣、提臣接连命令地方文武各官查核保甲、增加丁役，到处巡逻，目前暂且平安无事；如果土匪突然作乱，自然应当分兵剿办，还可以及时扑灭。只是如今拨调营兵前往台湾、福建的人数太多，军饷费用困窘，不能到处都防守，因而招来许多人的怨恨，又使圣朝为之忧虑：这就是臣日夜战战兢兢的原因。钦奉谕旨：『「南琛」「南瑞」「开济」「澄庆」「驭远」五船交吴安康统带进入福建，归杨岳斌、杨昌浚调遣，等候时机立即前进』。从此以后，江南水师的力量更加显得单薄了。而且水陆军队的月饷，今年冬天还勉强能够维持；到了明年春天，更觉得枯竭，无从筹措。臣所焦虑的，正在这里；然而只要留任一天，自然应当尽一天的职责。臣治军以纪律为准，对下属管束最严。身居其位而能自爱的人，愿意接受约束以成就才能；其中追逐私利的人，或许免不了造谣生事、寻找机会。所幸圣上的慈爱在上，俯察臣愚拙而真诚的心意。臣更加应当实事求是，不躲避嫌疑和怨恨，磨炼自身来报效国家，训练军队以等待作战、抵御敌人；这样或许能够使每一名士兵都发挥一名士兵的作用，仰望以副合朝廷眷顾江防的心意』。上报皇帝知道了。

译戊午（十八日），谕旨：『左宗棠上奏《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一折，据称：「八月十三日基隆之战，官军已经取得胜仗。因为刘铭传营务处的李彤恩驻兵沪尾，认为孙开华等部队不能作战，三次飞递文书告急，坚称沪尾兵力单薄、将领软弱，万万不可靠；刘铭传受其影响，仓促调出大队前往救援，基隆于是再也无法顾及。李彤恩没有审察敌情，以空言动摇人心；拟请立即革职，押解回籍，不准在台湾逗留」等语。先前敌情军务，关系极其重大，必须确切查办，不得含糊了事。李彤恩所禀报的刘铭传各项情况，流言纷纭；如果确实因此贻误军机，他的罪责非常重大，不是押解回籍就能掩盖罪过的。此前已经下谕命杨岳斌迅速前往福建援助台湾，着该前督到达台湾后详细确实查明，据实参奏。李彤恩着立即革职，听候查办。将此旨以五百里加急传令知悉』。曾国荃上奏：『臣于十一月初二日恭敬收到电寄谕旨：「式百龄既然已经北来，所有南洋五船，着曾国荃立即命吴安康等统带前往福建，归杨岳斌调度。在那位前任督臣到达以前，交杨昌浚调遣，妥善筹划援助台湾的办法。朝鲜的事情，必须审慎办理，不宜轻易引发战事。式百龄前往，或许有意求取功劳，偏执地任凭己见，不服从调度，这些事情都值得忧虑。该将领的行止，着李鸿章妥善议定具奏。钦此」。初六日夜，恭敬收到电寄谕旨：「本月初一日，谕令曾国荃将南洋五船命吴安康等统带前往福建，归杨岳斌调度。该前督已经据奏报告启程，现在走到什么地方了？着立即赶紧前往福建，妥善筹划调度，设法渡海赴台援助。钦此」。初七日夜，恭敬收到电寄谕旨：「杨岳斌上奏称：现在抵达湖北，请求从江西陆路进入福建，不乘船前往金陵等语。台湾的事情万分紧急，已经多次下谕命杨岳斌调度南洋五船援助台湾，着立即从江西迅速前往福建，查照吴鸿源所说的惠安县属封武、觇窟等澳渡海赴台的路线，相机前往台湾援助剿办；不必再前往金陵，以免耽误时日。此旨着曾国荃立即发电通知杨岳斌知悉。听说福建海口外已经没有法国船只，据刘铭传奏称有法国人在台湾南部巡航的船只绕到马祖澳，企图截击我军船只；曾国荃应当命吴安康等格外谨慎，不得稍有大意。钦此」。由此可见圣上的训示周详，指示多方，臣钦佩感激，难以言表；臣当即恭敬抄录，发咨文给杨岳斌、杨昌浚、吴安康等，敬谨遵照办理，均已备案。初七日，接到江阴张景春的电报：「‘威利’船初五日到达江阴，装载官员、弁兵、勇丁六百人，都携带枪械。初六日，开船前往台湾」。又据邵友濂、龚照瑗电报称：「这次勇丁、军械一同运输，意图从恒春、台东登岸。只是听说福建海口的法国船只向南行驶，正担心会同‘威利’船相遇，危险比以前更加严重；不知道能否到达对岸？」又据吴安康禀报称：「之前同式百龄察看南洋五船，互相斟酌，仔细商议；据他说，‘南琛’‘南瑞’两船的炮必须加装六根铁柱，南洋五船的舵楼都必须用两寸厚的钢板遮蔽，这样才足以抵挡敌人的和吃克斯炮。式百龄又说：南洋五船除「南琛」现有两尊和吃克斯炮外，其余四船也都应当照样添置。查上海地亚士洋行还存有北洋「定远」兵船的十二尊和吃克斯炮，先前「超勇」「扬威」两船借去四尊，还剩八尊；禀请商议借用并分配」。臣认为他所禀报的各项，都是同式百龄商定、出洋必不可少的火炮；当日立即发电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商量，请他命龚照瑗向该洋行暂借八尊炮，分配给四船。南洋五船应当配备的铁柱、钢板等物件，则命吴安康督促各船连夜赶办，不准稍有延误。又吴安康禀报称：「式百龄查明水线情况：凡是船只前往福建，必定要经过马祖澳；从福建前往台湾，也必定要经过马祖澳。那里停泊着法国统帅的铁甲舰以及木壳兵轮、鱼雷船，每次有三五艘，或者六七艘，来往没有定时，数量也不固定。又说马祖澳距离长门四十多里，退潮时水深只有一丈四、五尺不等。我军五船，大船吃水二丈二尺，小船吃水一丈八、九尺，必须等候涨潮，才能驶入港口；那里的形势使船只无法在夜间航行。除了这一线深水水道外，再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进入；所以马祖澳是进入福建的一大关键所在。水中礁石最多，兵船进出都必须沿着浮桶标志曲折航行。法国军舰已经先占据这个要害之地，全靠圣朝的威势和福佑，各船必须拼死用力轰击，才能驶入港口。”式百龄因为水道情况如此，也没有把握；所以不统率南船向南航行，而统率北船向北航行，并没有别的用意。查杨岳斌的陆军取道江西进入福建，刚到芜湖，就奉电旨不前往金陵；臣认为吴安康统率的五艘船既然归杨岳斌调遣，就应派吴安康溯江而上，亲自请求杨岳斌指示机宜。据吴安康禀报：“初七日在芜湖会面，恭敬听取杨岳斌的训诲。杨岳斌仍将从湖口进入福建，命吴安康钦遵谕旨，立即在上海整备各项物资，增设炮位，查明前方确实情况，开船出海；以便看准机会、乘隙稳妥谨慎地前进，才不至于失败受辱。吴安康自愿谨慎遵守初七日的谕旨，格外慎重，丝毫不敢大意；一面侦察确实情形，一面看准机会出海。” 现在据禀报的情况呈报上来，理应先行奏报，以慰藉皇上的忧虑。又，臣接到杨岳斌的信，信中说：该军急需枪炮，想请江南代为筹集增拨。臣又协助供应后膛枪一千杆、子弹三十万发以及洋药、铜帽、黎意枪子弹等物，加上前次协助供应的枪二千杆、子弹四十万发，均交给来员杨秀实领收，连夜起运；并由筹防局发给运费银一千两，直接送到杨岳斌行营领取使用：一并陈明。上谕军机大臣等：‘阅悉奏报。立即命令吴安康将五艘船的炮位等物配备齐全，限期前进。马祖澳的法国军舰来去没有定准，务必命令他们格外稳妥谨慎，确切侦察前方情况，乘隙前往福建；只要能够在远处制造声势，自然可以牵制法国军舰，从而减轻台湾的围困。’

译己未日（十九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法国增添军舰并装载大量士兵前往基隆，阴谋诡诈，难以测度；命令左宗棠、杨昌浚督促恪靖各营和程文炳的军队限期渡海赴台。吴鸿源估计已经抵达台湾，命令他迅速会同土勇进剿。南洋五艘船，命曾国荃立即前往福建制造声势，以分散法国军队的势力。杨岳斌现在抵达何处？命左宗棠等转发电报催促其迅速赴台，不得停留。福建省所说的云者士枪弹，曾国荃务必迅速运到厦门，再迅速解送吴鸿源营；并命左宗棠等将台湾军队的粮饷和军械源源不断地接济。基隆长期被法国占据，命刘铭传立即进兵；趁法国增兵刚刚到达，竭力图谋攻取。不要再迟延固守，以致敌势根深蒂固，自取罪责。’ 辛酉日（二十一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李鸿章转奏的刘铭传电报已经知道了。据称“刘璈有意破坏台北”等语。刘铭传身为巡抚，属员的任用和罢免，是他的专责；刘璈统率台湾军营办理防务，职任极其重要。如果确实可以任用，该抚应当摒除门户界限和成见，督率他妥善办理。如果实在不能胜任，就另换生手，以免贻误防务；应立即将刘璈撤去，派员接办，不得稍有姑息！命令刘铭传切实筹划，分别办理。如果处置不当，贻误地方，唯刘铭传是问。此前据李鸿章电报称“邵友濂请求留下龚照瑗”，已经批准！仍命令该道赴台，由李鸿章、曾国荃酌情保举妥当人员，办理援助台湾的各项事务，并命邵友濂会同经理。’ 甲子日（二十四日），李鸿章发电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刘督办多次来电说“台北兵力单薄，法国又增兵前往基隆，盼望援助十分紧急”。杨、程各队一时难以抵达台湾，而且是新招募的士兵，利器又少；刚才同各位将领商议，拟从直隶防军铭军、盛军中选派精干将领，带领训练精良的淮勇七八百人，配给后膛枪炮、药弹，电商龚照瑗等从上海秘密雇用轮船，到山海关装运，再驶入外海，绕行至台湾东南的卑南港登陆。只是军官和士兵必须发给足额三个月的粮饷，船费也很昂贵；淮军饷项短缺，无法筹措。拟命长芦运司从库中储备的、原用于发放京饷和奉饷的款项中，缓急相济，拨银五万两；除支付勇饷和船费外，如有余款，就交给船只带给刘抚，以备接济。各营拨出的老兵，仍命令就地招募补充，归队操练。请求迅速代为奏报，请旨准行。’上谕：‘李鸿章电报所说选派将领带兵赴台、拨银五万两、另行招募士兵归队等事，筹划得很是妥当，依议迅速办理。’ 乙丑日（二十五日），吏部奏报：‘内阁抄出，光绪十年十月初二日奉上谕：刘铭传奏报“台北基隆炮台被敌军攻陷，我军取得胜利”等事，钦此；九月十九日奉上谕：刘铭传奏报“法国人进攻沪尾，交战取得胜利”等事，钦此；九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岑毓英奏报“法国人进攻河内，多次挫败其凶猛攻势”等事，钦此；九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潘鼎新奏报“官军在陆岸与法国人交战获胜”等事，钦此。谨遵旨抄录送到本部。臣等查核，以上四案中，除武职人员应由兵部办理外，原保单中的文职人员，有的与奏定章程不相符合；既然已经奉旨批准，就应当谨遵办理，行文通知，以资鼓励。追溯咸丰年间剿办发、捻、回、苗各部时，遇到攻克城池、斩杀或擒获重要叛逆的，都准许破格优厚奖赏。等到各项叛乱平定、局势逐渐肃清后，臣工们多次以严防冒功滥赏为由，分别规定等级上奏；后来臣部屡次厘定并奏明，凡各项保举案件与既定章程不符，即使奉旨批准，也仍应请旨更正。’ 臣私下认为，臣部历次厘定保举章程，没有不详尽周密的；历次严格核查保举案件，也从来没有稍加宽纵。总的来说，这些规定都是针对内地办理事务而设置限制；也是因为内地军务稍微松弛以后，不得不预先杜绝徇私滥保的行为。如今边疆战事正紧急，急需人才。越南是蛮荒瘴疠之地，台湾是孤悬海外之地，各项战守事务，与从前剿办内地各叛乱相比，无论远近难易，都大不相同；想要得到勇敢而懂得作战方法的人，只有做到赏罚分明、信赏必罚。正如本年七月初八日圣谕所说：‘凡是我军将士奋勇立功的，破格施恩，并特别从内帑颁发奖赏；退缩而贻误军机的，在军前正法。’这道光明严正的诰诫，四海之内都钦敬。臣等共同商议，拟请除将不准保举的十条列单恭呈御览，请旨命令各统兵大臣仍不准奏请保举。此外，凡是与外国交战获胜并出力的人员，一律准许各统兵大臣从优保举奖赏；并准许恳请破格施恩，完全不以从前内地保举章程加以限制。如果保举案件是奉旨批准的，其中原保清单内即使有与内地保举章程不符的，也都是恩典出自皇上，不必奏明请旨更正，应当谨遵旨意登记备案并通知有关方面。’ 如果保举案件中有奉旨交付议论的，臣部拟仍按照异常劳绩来核议。像这样重赏之下，必然会有勇士；可以使中外臣民以及各营将士都想着效命，共同敌忾，同仇敌忾。各统兵大臣既然获得激励将士的权力，就可以获得迅速奏报功绩的荣誉；而历次奏定的内地保举章程，与现在越南、台湾获胜后的保举章程，也可以同时施行而互不冲突。如果各统兵大臣因为有论功行赏的制度，反而借机徇私滥保；不仅难逃圣明洞察，也怎么能够遮掩众人的耳目呢！料想各位大臣都各自发誓秉持公忠，一定不会这样做。谨将不准保举的十条恭敬缮写清单，恭呈御览。一、五、六品京堂；一、翰、詹、坊缺以及遇缺题奏；一、庶吉士免散馆授职为编修、检讨；一、选用、补用京职；一、道、府以上官职请旨记名简放；一、外官从四品以下加本管上司衔；一、增生、附生选用教职；一、新班遇缺先、新班遇缺分缺先用、分缺间用以及自行创设的各种名目；一、免捐、免保举、免考试银两；一、在军营中服丁忧的人员，未经先行奏请留任；其他省的人员，未经先行奏请调任。’得到旨意：‘按照所议办理。’

译丙寅日（二十六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据杨昌浚电报称：“台湾的事情令人担忧，一半在于法国敌寇，一半在于属下官员之间不和。刘璈的布置并没有错，刘铭传却厌恶他；如果换成没有经验的人，恐怕台南也保不住”等语。全台湾的局势都很紧张，而台北尤其危急；此前据刘铭传电报称“台湾道六月报告，库存银八十万，只借得七万”，这显然是漠视台北防军。命杨昌浚确切查明后具奏，不得稍有袒护。总之，现在的情形，不仅台南、台北应当联合一气，就是杨昌浚等也必须同刘铭传共同竭力筹划。军队取胜在于和睦，绝不可以各存意见。该督负责帮办军务，调和将帅、处置一切事务，责任极其重大；如果因为彼此不和而造成贻误，唯该督是问。’ 戊辰日（二十八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刘铭传电报陈述：“法国军舰聚泊在基隆、沪尾，近日增援士兵将要到达，急切盼望援兵”等语。台湾防务关系全局，应当命杨岳斌、程文炳带领军队赶赴援助，只是还恐怕缓不济急；恪靖三营、方恭五营前往台湾较近，命左宗棠、张之洞加紧催促，寻找船只秘密渡海。吴鸿源招募的勇士，命杨昌浚催促他们迅速到达。李鸿章所挑选的精壮士兵，也命令限期迅速出发。安平、旗后、卑南等处都可以登陆；命令查明情况后酌情办理。南洋五艘船，曾国荃务必命令它们赶紧前进，以助声势。朝廷对于援助台湾一事，日夜忧劳！该督、该抚本应同心体察，刘铭传也应奋发努力谋求功绩，以解除朝廷的牵挂。福建省汇给台湾的银两、南洋解送的云者士枪弹，哪一天可以全部到齐？杨岳斌、程文炳两军迅速出发，现在走到哪里了？立即电报奏闻。’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六（光绪六十六）。十二月丙子日（初六日），谕告军机大臣等：‘基隆长期没有攻克收复，朝廷日夜忧劳，时刻深切牵挂；已经多次下旨命刘铭传进兵。现在据该抚电报称：“左宗棠据刘璈禀奏，先前催促进攻基隆，是想逼使台北迅速失守；奉旨催促，属于主观臆测之词。”该抚一向以战功著称，朝廷深深倚重任用他，绝不会被浮泛言论所迷惑；又多次降旨筹集军饷、拨发军队，已经竭尽力量。该抚只应振奋精神谋求功绩，以符合委任并使众人信服，不必担心有人散布谣言、从中掣肘。眼下台北陆续增加勇士，军饷也已经解到；应迅速图谋进取，不要再迟延而招致罪责。泉州已经设立公栈，办理台湾文报，请调杨宗濂，不必再议。’ 谕告军机大臣等：‘李鸿章转奏的刘铭传上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电报，已经知道了。台北急需援军，左宗棠此前派恪靖军一千人赴台，另外两营随后出发；命令催促他们迅速渡海，并再拨精锐部队一千人。台南现在没有法国军舰，新竹等地都可以登陆；限期前往，归刘铭传、孙开华节制。援助台湾的各项事务，左宗棠、杨昌浚要竭力筹划，随时电报奏闻；并电告刘铭传，使他安心。此前据杨昌浚电报称：“鹿港、泉州设立道济公栈，传递台湾文报”；命令督促妥善办理，不要任其阻滞。刘铭传称“方恭军中的广勇不能胜任，请调旧部吴宏洛的军队”；两军调换，还是合用的。命张之洞酌情筹划并电报奏闻。’ 癸未日（十三日），谕令：裴荫森，任署理船政大臣；福建按察使一职，命该督、该抚派员署理。谕令：‘刘铭传奏报“台湾绅士捐输巨款，请求施恩”等语。福建台湾绅士、三品卿衔候选道林维源，先前奉旨命令他总办台北团练事务。林维源深明大义，在军情紧急之时接济军需，数额非常巨大，实在值得嘉奖！林维源，着作为四、五品京堂候补，以表示优厚奖赏。’ 癸巳日（二十三日），电谕李鸿章：‘铭军、盛军两军的军官和士兵已经到达卑南登陆，阅看奏报后很感欣慰。委员戴嗣源，赏三品花翎；英国人戴叶生，赏二等第一宝星，以表示优厚奖赏。’ 戊戌日（二十八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张之洞电报称：“南洋五艘船到达福建，福州、厦门各口都没有停泊的地方；作战没有把握，不作战而远远停泊又有什么益处！不如命令它们驶到香港口外，在汲水门以北停泊；法国的运煤船、粮船经过时就出击拦截。大批军舰到来，就退入虎门，不同它交战：永远成为法国的阻碍”等语。南洋各船本来就以援助台湾为最重要的任务。张之洞所说把这些船调往广东，是否合适？命令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同张之洞妥善商议，迅速电报奏闻。北洋两艘船调往朝鲜，尚未前往福建；张之洞还不知道此事。以后遇到这类紧急军情，命南、北洋大臣等随时互相通知，以便沟通消息。’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七（光绪六十七）。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春正月癸卯日（初三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据曾国荃电报称“刘秉璋拟命南洋三艘船驶回”等语；南洋各船本来就是为援助台湾而调拨的，仍应看准时机向东渡航，经过浙江或福建，酌量水道是否适宜，妥善谨慎地前进。北洋两艘快船此前因为朝鲜事务，未能与各船一同行动，已经错失机会；现在台湾战事万分紧急，自然应竭力筹划救援。命李鸿章选派得力将领和军官统带南下，以壮大声势。“澄庆”“驭远”两艘船的实际下落，迅速查探后奏报。’

译乙巳日（初五日），谕告军机大臣等：‘南洋五艘船被法国军舰围困在浙江洋面，必须等基隆取得胜利；法国军舰回救时，我军船只才可以乘隙前进。眼下台北兵力较为充足，孤拔又带船去了别处，正可以乘势进剿；刘铭传为什么一味固守，毫无布置？命令他谨慎遵守此前多次严厉谕旨，限期进兵。土勇既然可以使用，就应命令他们同官军会同进剿，以增强力量；务必取得战胜、攻占的结果，以符合委任。如果再拖延而贻误军机，只有依法严惩，决不宽贷。催促杨岳斌、程文炳两军迅速渡台，不准停留。左宗棠、杨昌浚要竭力筹办援助台湾的各项事务，并保证粮饷军械供应不缺。此前拨发援助台湾的各军，究竟已经渡海多少天了？很久没有据奏报告。当此事机紧迫之时，如果仍然存有湘军、淮军之间的门户之见，不能同心协力、妥善筹划援助和进剿，以致台北孤立危急、贻误全局，必定唯左宗棠等是问。你们这些大臣的电报稀少简略，命令随时详细电报奏闻，以慰藉朝廷的牵挂。初三日谕令左宗棠在所借洋款中分拨接济台湾军队，具体如何议定拨款？立即电报奏闻。’ 庚午日（三十日），已故福建水师提督吴全美，按照军营立功的先例议定抚恤，事迹交付国史馆立传。二月丁丑（初七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据左宗棠奏报，参劾知府李彤恩不了解敌情，只会说空话迷惑人心，以致基隆被敌军占据；因此已经降旨将李彤恩革职，交杨岳斌查办。现在又据刘铭传奏报道员朱守谟在军务紧急时规避责任、钻营求免、制造流言陷害他人等情形，与左宗棠先前的奏报大相径庭，必须彻底查明，以彰明是非公道。道员朱守谟在军务紧急之际，竟敢擅自请准各种事项，借口请假逃避责任，实在荒谬！着立即革职。所参奏的朱守谟招摇生事、散布言论以及陷害李彤恩等事，如果属实，他的罪责就更加重大，不能仅以永不叙用来掩盖罪行。着杨岳斌立即命令将朱守谟提解赴台，归入前案秉公查究；究竟谁是谁非，务必取得确实证据后奏明，严加惩办，不准稍有徇私偏袒。原奏折和附片一并抄给阅看。将此谕令传知，按五百里驿递办理。

译戊寅（初八日），曾国荃奏报：查总兵吴安康统率五艘船前往福建，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海面突然遇到九艘法国船，正好又遇大风大雾；“澄庆”“驭远”两船不知驶往何处，“开济”“南琛”“南瑞”三船驶入宁波口。这些情况，臣已于正月初一日电请总理衙门代为奏报在案。后来接到电报：“澄庆”“驭远”两船力量不支，已经于初一日在石浦被击沉；“开济”“南琛”“南瑞”三船被困在镇海口。浙江巡抚刘秉璋来电催令三船迅速驶回吴淞；杨岳斌从泉州来电说，这些船既然难以驶入福建，就应当驶回南洋，以保卫长江门户。五月初九夜，奉到电寄谕旨：“立即命令各船管驾相机谨慎驶回，不得有丝毫大意。”朝廷保全这些船只的恩意，三军将士听到后，都感到像身上夹着温暖的皮衣一样舒适。查五船出发以后，长江防务较为空虚；如今只剩三船，如果能够安全驶回，对原有江防很有帮助。只是法国船只虎视眈眈地包围窥伺，意在达到目的，实在不敢有丝毫疏失。臣命邵友濂、龚照瑗等人商议雇用“威利”“华安”洋船，确实侦察沿途是否有阻碍；同时发电催促吴安康，率领三船能够回航就立即回航，不得有丝毫大意。据报告：二十三日夜间驶出镇海口二十多里，便遇到法国船，所以仍然驶回镇海口，严密戒备以待敌人。十五日，四艘法国船在镇海口外包围逼近。侦察者说，孤拔就在这四艘船中。法国方面见我军只剩三艘船，形势更加孤立，意图全力将其轰毁；先派一艘小轮船破浪驶来，被镇海北岸炮台开炮击退；随即又有一艘大黑舰率领三艘兵船开足轮机驶入，来势十分凶猛，炮弹如雨，黑烟弥漫，令人看不清。浙江提督欧阳利见与吴安康分别布置，合力开炮抵御；双方相持三小时之久。“南瑞”开炮击断一艘法国船的前桅，“南琛”的炮弹擦过一艘船的船面，但那艘船仍然像先前一样猛烈冲来。后来“开济”一炮击中孤拔所乘的船，各船才相继退出，停泊在游山下。此次战斗，据侦察者称，击毙法国士兵十多人。欧阳利见、吴安康防备敌酋夜间再次来犯，于是分路戒备。吴安康派丁华容带领三只舢板和三尊格林炮，在镇海口外彻夜巡逻，以防法国使用鱼雷。十六日，敌酋把被击伤的船拖往东洋修理，而镇海口外仍停泊着三艘法国船。当夜，敌酋两次派鱼雷船驶入港口，都被我军分别击退。十七日，敌酋又率船来犯，一船打头，经炮台和轮船合力开炮轰击，一炮击穿打头船的烟筒，使其倒车退走；另一炮击中它的后艄。十八日，大雨，没有发生战斗。吴安康认为鱼雷船乘机袭击是我军最难预料的危险，担心舢板不足以制服它，于是又购买船网，密布在港口入口，使鱼雷船无隙可乘；又因镇海口潮水流势很急，购买三门三千五百磅的大锚，连接后沉入水中，使退潮时船头仍然朝向敌船，以发挥船头大炮轰击的优势。十九日夜，法国两只舢板登上南岸，被我军击沉；二十一日早晨，法国又派小轮船前来试探，也被击退。从此直到二十五日，法国船只来去不定，每天都在港口探测水情并进行掳掠。二十六日，法国又增加三艘船，加上原来的船只，共停泊在七里屿外。这就是法国三艘兵船驶到镇海口后，与当地防军一同多次抵御并还击法国船只的大致情形。浙江巡抚刘秉璋多次催促三船驶回长江，无非是为了保全这三艘船。后来法国舰船逼近，三船势必难以开航；刘秉璋顾全大局，命令防地各军与这三船协同作战，合力抵御外侮。提督欧阳利见在镇海口布置防务，井然有序。这次击退法国船只，浙江防军的功劳尤其大。欧阳利见写信给臣说：“三船在这里，彼此利害相关；这次我发誓要与吴安康遇事商议，同心抵御敌人。”他顾全客军，竭尽全力。宁绍台道薛福成遇到事情便积极关心，不分彼此。此次法国船只多次进犯镇海口，防守坚持了将近一个月；幸而能够多次将其击退，始终没有稍受挫败，实在是文武官员、主军和客军同心协力的结果，足以稍慰圣上的心意。臣考虑到这三艘船正在合力御敌，所需粮饷、子弹、药械和煤炭等物资，已经命邵友濂、龚照瑗、汤寿铭、郭道直、孙传樾等人在上海、宁波多方接济，使各位将士能够一心防守作战；其中受伤和中弹者，经吴安康查明后，分别予以慰问、赏赐，以鼓舞他们的士气。至于浙江中部防军交战的情形，应由刘秉璋具奏。只是“澄庆”“驭远”两船被击沉，臣已经派道员胡家桢前往确实查明，并督同所属管驾蒋超英、金荣等办理打捞沉船和炮械之事；应当等事情办妥后，才能处理完毕，再据实具奏。”皇上谕告军机大臣等：“阅览奏报已经知道了。‘澄庆’‘驭远’两船退入石浦后被击沉，管驾人员和弁员既没有合力抵御，又没有谨慎保护，以致发生事故，实在令人痛恨！着曾国荃确实查明，严加参劾惩办，不准稍有回护。”

译己丑（十九日），李鸿章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接到福建巡抚刘铭传二月初九日来电：‘恭敬地得知正月十二日的电旨。二十二日的电报是否送达？吴鸿源年近七十，平素统带水师，所部都是水师将官；新招募的土勇武器不精良，兵将又不得力，负责防守中路并联络民团。于是抽调杨金龙所部的两营楚勇北上，战斗力较强。吴军原议由广东供给军饷，至今还没有兑现，仍由台湾发饷。王诗正所部三千人，另外又抽调土勇二千人，军饷由台湾支给五万，军火、器械已经搜罗发放一空。援军都是空手渡海到台湾，反而使台湾的危急更加严重。左相不了解敌情，面对这样的强敌，难道是平素不懂兵事的贵戚少年所能侥幸图功的吗？恪靖各营一败之后士气沮丧。土勇失败后难以整顿，现在裁去一千多人，曹部也裁并为两营，以节省军饷。福建省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传来，也没有汇兑款项；如果一个月内没有大批军饷送到，军心就会溃散。台湾北部借款每月答应缴纳三万元，对当前局势没有帮助，内部牵制比外部敌患更加严重，据实在无法支撑；杨宫保已经抵达台南，请下旨命杨某接办。’ 如果没有内部牵制的忧患，上下一心，或许还可以勉强支撑危局；请将刘铭传罢职并治罪。自上月二十日战败以后，河水突然上涨，敌军无法渡河；我军冒雨增修营垒，布置了十多天，军心稍稍安定。昨天英国发来照会，说正在调集兵船聚集香港；法国船只在上月底开走十艘，不知驶往哪里？基隆沿岸的法国士兵有五千人，占据各处隘口，与我军隔河对峙。毛瑟枪弹和军饷两件事最为紧急，如果没有接济，只能束手待毙；今后的援军如果不携带大量军饷和利枪，援军越多，台湾就越危险、越紧急。每天冒雨督促修筑营垒和关隘，眼疾更加严重。艰难危急的情形，王诗正、陈鸣志都知道并叹息。刘铭传只是竭力支撑，等待杨某到达。请代为电告总署。’大意如此。请求代为奏报，请求下旨。”皇上谕告军机大臣等：“刘铭传电奏说‘军火、器械搜罗发放一空，毛瑟枪弹和军饷两件事最为紧急；如果没有接济，军队必然溃散’等语。台湾防务所需的军饷和武器极其紧要，左宗棠督办全福建军事，援救台湾是当前最紧急的事务；杨昌浚职任兼管一方，尤其责无旁贷。着立即迅速拨发大批军饷，设法汇解。” 并将毛瑟枪弹赶紧运输接济台湾。李鸿章、曾国荃，命邵友濂、龚照瑗迅速购买枪械等物资运往台湾。刘铭传务必尽心布置，切实力行防守和剿敌，不得借口推卸责任。杨岳斌现在抵达何处？着遵照先前谕旨迅速前往台北协力剿办。前任总督所部以及程文炳一军，赶紧渡海赴台；并着左宗棠筹拨军饷和武器，随军带往，不要让他们空手到达防地，对军事毫无补益。听说澎湖已经被占据，是否确实？着左宗棠等查明奏报。” 壬辰（二十二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法国人现在前来请求议和，除《天津条约》规定的事项外没有其他要求，已经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约定越南宣光以东地区于三月初一日停战，十一日中国军队拔队撤回，二十一日全部抵达广西边界；宣光以西地区于三月十一日停战，二十一日中国军队拔队撤回，四月二十二日全部抵达云南边界；台湾定于三月初一日停战，法国随即开放各处封锁港口。李鸿章已经分别发电通知沿海各省、云南、广西的督抚，要求按约执行。只是条款尚未正式确定以前，仍然担心法国人心怀欺诈、背弃盟约，伺机突然发动进攻，不能不严加防范。着传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以及云南、广西督抚和各路统兵大臣，督促所属防军随时加意侦察，严密整顿防备，不得有丝毫懈怠；这是最要紧的事。” 乙未（二十五日），电谕李鸿章：“撤兵一事已经载入《天津条约》；现在既然答应按照《天津条约》办理，两国也已经签字，绝不能失信。如今广西刚刚恢复谅山，法国就占据澎湖；冯子材、王德榜如果不乘胜立即收兵，不仅会使全局败坏，而且恐怕孤军深入，战事将完全没有把握。即使再取得进展，越南土地终究也不属于我国；而整个台湾都在我国版图之内，一旦援兵断绝、军饷断绝，失去之后就难以收复。到了那时，和战两方面都进退两难，又将拿什么办法应对？况且该督以前在我军失利时奏称‘只能保卫疆土、坚守不出’；现在取得胜利了，为什么又不谋求收束战事呢？着该督遵照谕旨，立即电令各营；凡电报到不了的地方，就发送紧急驿递，迅速送达：必须按期停战、撤兵。如果有所违误，导致发生其他变故，唯该督、抚是问。” 丁酉（二十七日），谕告军机大臣等：“张之洞的电奏全部知道了。中国一向重视信义，法国已经电令孤拔于三月初一日停战，开放台湾北部海面的封锁港口，并命令在越南的统领按期停战；如果我国失信而导致发生其他变故，不仅会使战争祸患连绵，而且会被各国认为不正直。以后处理外交交涉，也会更加棘手。电线中断，二十五日总署已经告知赫德，说云南、贵州的电信恐怕难以及时送达，可以展期二三日，请他电告法国；但绝不能再要求展期。如果此时又命令进兵，这种举动难道是中国可以做的吗？幸而取得胜利，尚且觉得得不偿失；一旦有所挫败，更会损害国体。该督近来接到岑毓英的电报，说明电线已经畅通；正应迅速传达命令。务必敬畏地遵守严厉谕旨，命令防军按期停战，撤回边界；同时仍要整顿军队、严密防备，以防意外，这才是正确的办理方式。如果违抗或拖延，朝廷固然必定严惩；而贻误全局之后，该督回头自思，想来也不敢这样做。要敬畏，要谨慎！该督奉旨执行后，立即电报报告。”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八（光绪六十八）。三月乙卯（十六日），谕：“杨岳斌奏请让已经革职的游击吕文经留在台湾效力等语。此前因为吕文经在轮船中炮后，便立即首先退走，降旨将他革职，发往军台；后来据左宗棠等奏请将他留下差遣，考虑到该员所犯过错较重，没有准许。那位前任总督难道竟然不知道这件事，竟又奏请把他留在营中，实在太过冒昧！杨岳斌着交部议处；并着立即将吕文经起解，不准逗留。今后获罪人员，各该督、抚以及各省统兵大臣不得擅自请求将其留营并自行委派差事，以整肃纲纪、杜绝请托钻营。”

译夏四月壬辰（二十四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奏说：‘林椿来报，法国约定在一个月内退出澎湖；如果刘永福不退出并守卫保胜，法国退出澎湖的时间也必须推迟。’现在详细条约即将订定，中外交涉最重信义，刘永福这一支军队应当立即按期撤回。着岑毓英、张之洞敬畏地遵守十八日的电旨，严令催促该提督立即率领所部迅速撤回云南边界，再前往思钦；不准稍有迟延，以免给法国留下借口。出发日期和抵达云南的日期，仍要迅速电报报告。” 乙未（二十七日），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刑部尚书锡珍，鸿胪寺卿邓承修，与驻华法国使臣巴特纳在天津会同订立越南新约十款，条约完成。条文如下：“大清国大皇帝与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先前因为两国同时在越南发生事情，逐渐造成冲突；现在双方愿意结束争端，并希望修复和明确两国交好通商的旧有情谊，订立新约，以期对两国都有利益；现以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在天津商订的《简明条约》以及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批准的条约作为底本。为此，两国特派全权大臣会面商议办理。大清国大皇帝钦差全权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刑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左翼世职官学事务、镶黄旗汉军都统锡；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鸿胪寺卿邓；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钦差全权大臣、赏给佩带四等荣光宝星并瑞典国头等北斗宝星、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巴特纳，分别将各自奉持的全权文凭互相校阅，均认为妥当；于是订立条约如下：第一款：一、越南各省中与中国边界相接的地区，由法国负责在其境内平定动乱、安抚民众；对于扰害百姓的匪党和无业流氓，全部由法国妥善设法处理——应当解散的予以解散，应当驱逐出境的予以驱逐，并禁止他们再次聚集作乱。不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法国军队永远不得越过北圻与中国的边界。法国还明确约定绝不侵犯这一边界，并保证不让其他人侵犯。中国与北圻交界的各省境内，如有匪党逃匿，由中国设法处理——应当解散的解散，应当驱逐出境的驱逐；如果有匪党在中国境内聚集，企图前往侵扰法国保护的民众，也由中国设法解散。既然法国保证边界无事，中国也约定不派军队前往北圻。至于中国和越南之间如何互相交还逃犯，由中、法两国另行议定专条。凡中国侨居越南的人民以及散勇等安分守业者，无论农民、工匠还是商人，只要没有可责备之处，其人身、家属和产业都可以得到安稳保护，和法国保护的人一样。第二款：一、中国既然已经明确约定，对法国办理平定动乱、安抚民众等各项事务不加阻挠，那么凡法国与越南自行订立的条约、章程——无论已经订立的，还是以后续订的——中国现在和今后都听凭法国办理。”}], 至于中越之间的往来，声明一定不会损害中国的威望和体面，也不会违背这次的约定。第三款第一条：从此次订约画押之日起，限六个月内，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自前往中国北圻交界处，共同勘定界限；如果有界限难以辨认的地方，就在那里设置标志，以明确界限所在。若因设置标志的地点，或因北圻现有边界需要稍作修正，以求对两国共同有利；如双方意见不一致，应各自请示本国。第四款第一条：边界勘定以后，凡是法国人、受法国保护的人以及居住在北圻的别国人等想越过边界进入中国，必须等法国官员请中国边界官员发给护照后，才可以持护照前往；如果是从北圻进入中国的中国人，只须由中国官员自行发给凭单即可。至于中国人想从陆路由中国进入北圻，应由中国官员请法国官员发给护照，以便持护照前往。第五款第一条：中国与北圻的陆路交界处，准许法国商人、受法国保护的商人以及中国商人运输货物进出；贸易地点应限定在若干处，具体何处，等日后根据两国贸易多寡和往来道路再作决定，并须斟酌中国内地现行章程办理。总之，设在中国边界的通商处应指定两处——一处在保胜以上，一处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都可以在那里居住；应享有的利益和应遵守的章程，都与各通商口岸相同。中国应在这里设关征税，法国也可以在这里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应享有的权利，与法国在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官相同。中国也可以同法国商议，在北圻各大城镇选择派遣领事官驻扎。第六款第一条：北圻与中国云南、广西、广东各省之间的陆路通商章程，应在本约画押后三个月内由两国派员会议，另行制定条款，附在本约之后。运输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缴纳的各项税收，按照现行通商税则减轻；但从陆路经过北圻及广东边界的货物，不得按照这一规定减轻税则纳税。这里所说的减轻税则，也不涉及现有各通商口岸。贩运枪炮、军械、军粮、军火等物，应分别按照两国境内实行的章程办理。至于洋药进口、出口一事，应在通商章程中另定专条。其中，经由海路越南进行贸易，也应议定专条；在这一条款制定以前，仍按照现行章程办理。第七款第一条：中、法两国现在订立这个约约，目的是使邻邦更加和睦，扩大互市；现在为了切实体现这一宗旨，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双方声明：日后如果中国酌情议建铁路，中国应自行同法国从事此业的人商议办理；在招募工人方面，法国将竭力帮助。但双方也声明：不得把这一条看作法国一国独享的利益。第八款第一条：本次条约中所载的各项通商条款以及将要订立的各项章程，应到换约十年期满以后，才可以续行修订。如果在期限届满六个月以前，缔约两国彼此没有预先声明拟议修约的意图，那么各项通商条款和章程仍应继续遵照执行，以十年为期；以后也照此办理。第九款第一条：本约一经双方画押，法国军队立即奉命退出基隆，并停止在海面上进行搜查等事项；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军必须全部撤离台湾、澎湖。

译第十款第一条：中、法两国以前订立的各项条约和章程，除本次议定予以更改的以外，其余仍应一律遵守。这次条约，现由大清国大皇帝批准以及大法国大伯理玺天德批准以后，即在中国京都互换。丙申（二十八日），李鸿章电报通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法条约已经画押，已迅速上奏。鸿已准备照会，要求把先前掳去的“平安”轮船上的弁勇七百多人全部交还，巴德诺答复同意办理。请将广西军队擒获的法国弁兵释放回去，并请对上海与前次冲突有关、被控的法国领事馆幕友张志瀛以及把食物卖给法国船只的百姓等，恳请恩准宽免追究；已据实写片上奏，估计三十天才能接到批谕。是否可以请旨电令钦差左宗棠、福建巡抚杨昌浚酌情派遣通晓洋务的官员前往澎湖，同法国军官商议接收被掳的弁勇；对于由西贡运回的人，酌情给予船费；并电令李秉衡将法国弁兵九人送交越境的法国军官查收；又电令江苏督、抚，将因案件牵连的张志瀛等一并宽免追究？恭候圣上裁决！巴德诺等候鸿的照复以及条约批准的文书，随后进京。请代为上奏。’皇帝谕示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报说：“中法详细条约已经画押，法国使臣巴德诺答应把先前掳去的‘平安’轮船上的弁勇七百多人全部交还，请将广西军队擒获的法国弁兵释放回去”等语。着令李鸿章迅速派妥员前往澎湖，同法国军官商议，约定日期，将被掳的弁勇王仁和等七百多人妥善收回；其中如果有被敌人伤害的，必须同对方理论。至于由西贡运回的人员，酌情给予船费：都由该督妥善办理。并着令将约定的日期电报告知李秉衡，届期派员把先前擒获的法国弁兵九人送交越境的法国军官接收。至于降将阿麦里，仍遵照先前的旨意，命令他随营效力；应当如何妥善安置？着令李秉衡斟酌后上奏办理。’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九（光绪六十九）。五月甲子（二十六日），谕示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报：“筹办台湾防务，澎湖、基隆、沪尾三个海口都须长期停泊快兵船一只，修造炮台、运输办理各种物料须用装货船二只；请命令南洋、北洋分拨快船三只，福建船政迅速拨给装货船二只，到台湾备用”等语。台湾所需要的各船，能否按数拨往？着令李鸿章、曾国荃、裴荫森上奏说明办理。至于各船到台湾以后，饷项如何发给？也着令妥善议定后具奏。把此事用四百里驿递谕知李鸿章、曾国荃，并传谕裴荫森知悉。’ 乙丑（二十七日），任命林维源为内阁学士。——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光续七十）。《光绪朝东华续录选辑》下 光绪十一年 光绪十二年 光绪十三年 光绪十四年 光绪十五年 光绪十六年 光绪十七年 光绪十八年 光绪十九年 光绪二十年 光绪二十一年

译〔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夏〕六月辛未（初四日），谕：‘杨岳斌、刘铭传、孙开华奏报“台北解除戒严，请对历年在战守中尤其出力的将领、官员、士绅以及筹办运输中出力的人员给予奖励”的各份奏折和片奏：刘铭传驻守台北，未能相机决策攻取收复基隆，本来没有功劳值得记录；但各营将领、官员和士绅坚守要隘很长时间，屡次交战也都能竭力抵御，自然不能因为统帅用兵不力，就一并抹杀将士在战场上效命的功劳。只是所请求的奖励和叙功未免过于优厚，应当酌量核减，适当给予恩赏。提督苏得胜，着令交由吏部从优议叙；郎中林朝栋，着令以道员身份，不论双月、单月，遇到缺额优先选用；总兵刘朝佑，着令以提督名义记名简放；道员陈鸣志，着令以道员身份归入江苏候补班，遇到缺额题奏；提督聂士成，着令以总兵身份交军机处记名，遇到海疆总兵缺额时请旨简放；柳太和，着令遇到陕西、甘肃总兵缺额时请旨简放；副将刘天云，着令交吏部从优议叙；提督刘见荣，着令以提督身份交军机处记名，请旨简放；总兵易玉林，着令以提督身份交军机处记名，请旨简放；总兵唐安仁、廖得胜、桂占彪，都着令赏给一品封典；副将谈发祥，着令以总兵身份记名简放；游击萧清福，着令免除补授游击，改以参将优先补用；参将郑洪胜，着令免除补授参将，改以副将优先补用；都司陈辉煌，着令免除补授都司，改以游击优先补用；知府方策勋，着令免除补授本班，改以道员身份留在福建补用；知县郑建中，着令免除补授本班，改以直隶州知州身份仍留福建，归入候补班补用；郎中林汝梅，着令以道员身份，不论双月、单月，遇到缺额优先选用；知府陈霞林，着令免除补授本班，改以道员身份仍留原省，归入候补班补用；内阁中书潘成清，着令以同知身份，不论双月、单月，遇到缺额优先前选用；廪生李秉钧，着令以县丞身份，不论双月、单月，遇到缺额优先前选用；同知刘勋，着令免除补授本班，改以知府身份仍留福建，归入候补班补用；县丞蒋本鉴、黎蔗怀，都着令等候补缺后，以知县身份仍留原省补用；县丞戴运寅，着令等候选定缺额后，以知县身份归入候补班补用；福建布政使沈保靖、前长芦盐运使额勒精额、道员奎俊，都着令交吏部从优议叙；道员伍廷芳，着令仍以道员身份，不论双月、单月选用；盛宣怀、孙钦昂、叶文澜，都着令交吏部从优议叙；朱福荣、胡燏棻，都着令仍以道员身份归入候补班补用；邵友濂，着令赏给一品封典；龚照瑗，着令赏戴花翎；已革副将武清龙，着令赏给参将衔；已革道员裕庚，着令以知府身份留在福建补用；已革花翎四品官兼佐领金福元，着令删去“永不叙用”字样。王诗正、沈应奎，都是已经革职的司道大员，左宗棠没有事先上奏说明，就擅自命令他们前往军营，本来不应给予奖励和叙功；但念及这些革员已经渡过台湾海峡，也有些微劳绩值得记载。王诗正，着令赏给五品顶戴；沈应奎，着令赏给四品顶戴。至于单独开列的提督曹志忠等四员，以及片奏中的提督彭楚汉、总兵吴鸿源，据称这些人员奋勇出力，请分别给予奖励等语。曹志忠、杨金龙、申道发、贺兴隆、彭楚汉，都着令交吏部从优议叙；吴鸿源，着令赏给头品顶戴。阵亡的总兵曾照礼、副将刘义高、千总段有升、把总尤运农、祁文等，都着令交吏部按照阵亡例从优议恤。该部知道。’ 戊寅（十一日），邓承修上奏：‘臣此前阅看邸报抄件，左宗棠等查办福建布政使沈保靖被参各款，吏部仅议定罚俸九个月；京城中到处传说，都惊诧地认为是怪事。臣查阅原奏，其他劣迹是否已经查清，尚不可知。只是折中所说“听到警报时，该藩司把家眷迁出衙署，至今众口一词”；臣曾询问各督、抚大臣，他们也说难以保证一定没有此事。该藩司自己说是他的弟弟带着家眷回家，但当时人心惶惶，在行为迹象相互类似的情况下，他没有加以阻止；这也不合情理。请交吏部议处，以表示薄惩。’所谓众口一词，就是众人的供词已经确凿；同城的督、抚也不敢保证一定没有此事，就说明耳目众多，难以掩盖。仅凭这两项证据，该藩司把家眷迁走、先行逃避，已经成为铁案了。不依据这些证据，却只把藩司自己的申辩作为根据，哪有这样的道理？然而负责覆奏的人已经拿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来试探朝廷，负责议覆的人又选择最轻的处分来替狡猾的官吏开脱，手段巧妙是巧妙了，但置国法于何地！况且这次台湾防务保举案件中，该藩司又厚着脸皮滥邀优厚的叙功；未交战便带着家眷逃避，议和以后却屡次加官晋级，功罪不明，朝廷还能说自己有赏有罚吗！’ 应请旨将查有确实证据、听到警报便把家眷迁走先行逃避的藩司沈保靖立即革职，以整肃军政并警戒后来者。至于负责查覆、议覆此案的疆臣和部臣，没有依据事实作出定议，都属于有意徇私放纵；是否应交吏部议处？请圣上裁决。’皇帝谕示：‘鸿胪寺卿邓承修奏称：“福建布政使沈保靖被参有听到警报便把家眷迁出省城一款，疆臣、部臣未能依据事实作出定议”等语。左宗棠等查办此案，措辞涉及疑似；吏部议覆对沈保靖的处分，也属于从轻办理：都有不合之处。左宗棠、杨昌浚，都着令交吏部议处；吏部承办此案的堂官、司官各员，着令查取职名，交该衙门议处。并着令吏部将该藩司应受的处分另行核议后具奏。沈保靖，着令立即开缺来京，听候吏部议处。’ 调任张梦元为福建布政使。庚辰（十三日），谕示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奏报“台湾道刘璈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很多，声名狼藉”的奏折，今天已经有旨将刘璈革职拿问。着令卞宝第选派廉洁能干的委员，将这名革职官员原籍的资财严密查抄，不得任其寄存、隐藏；并将查抄出的财产开列清单，据实具奏。’

译甲申（十七日），谕：‘吏部奏报“遵旨改议处分”的奏折：前福建布政使沈保靖，着令按照吏部议定的处分降三级调用；大学士左宗棠、闽浙总督杨昌浚，着令按照吏部议定的处分降一级留任，均不准以其他功劳抵销。’ 曾国荃上奏：‘臣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公文：“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杨岳斌等奏报‘筹办台湾防务，澎湖、基隆、沪尾三个海口都须长期停泊快兵船一只，修造炮台、运输办理各种物料须用装货船二只，请命令南洋、北洋分拨快船三只，福建船政迅速拨给装货船二只，到台湾备用’等语。台湾所需的各船，能否按数拨往？着令李鸿章、曾国荃、裴荫森上奏说明办理。至于各船到台湾以后，饷项如何发给？也着令妥善议定后具奏。把此事用四百里驿递谕知李鸿章、曾国荃，并传谕裴荫森知悉。钦此。”’由此可以看出圣朝洞察万里，对兵船慎重其事、彼此兼顾的深意。臣私下考虑，北洋快船能否拨往，李鸿章自然会奏明办理；臣这里只就南洋的情况说明。快船只有“南琛”“南瑞”两艘，此外还有一艘可以与它们相匹敌的“开济”，但航行速度已经比不上那两艘。去年法国事变正紧急时，奉旨拨船前往福建；三艘船之外，又增派“澄庆”“驭远”两艘，实在是因为快船不多，用来凑足数目。但“澄庆”“驭远”最终因为航行较慢，在石浦毁坏；至今想起这件事，仍然心有余悸。而“南琛”“南瑞”“开济”三艘船，也被阻挡在镇口。等到议和条款大体确定，敌船驶离；到了六月上旬，三船才刚刚返回上海。只是半年以来，三船昼夜生火备战，火炉、水柜不免受到损坏，船底又被咸潮浸泡，钢板日渐锈蚀；长期停泊守候，曾多次开炮，船内的轮机、船外甲板上的器具，也都受到了损伤。回到江南以后，必须留出较长时间大加修理，才能重新使用。可是南洋地域辽阔，险要关口很多，如今能够使用的船只有这三艘：论到预先防备的办法，既不敢只顾别人而舍弃自己；在海上战事刚刚平息的时候，也没有理由把缓处的船调到紧急处。再三思量，实在难以勉强拨调，以致顾及了那里却丢掉这里。兵轮船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平时以编队操练为要务；各船操练枪炮、操练舢板以及升桅列队等方法，每天都有固定的时刻和不变的课程，不能稍有间断，也不敢弄得杂乱。至于按时出海、增长阅历，或者纵观外国战事，这样才可能使船员在风涛和沙线之间巡海而更加熟练，使胆识和技艺经过磨练而日益精进；这些都是中国兵船应当学习的业务，不能自己沉溺于安逸，也不能稍微害怕烦劳。我正打算等三艘船返回江南修理完毕后，立即命令它们更加努力学习，切实讲求训练，作为将来各船的先导；现在不便把船分拨到几处，因而疏于约束，反而耽误海防善后的良策。查澎湖、基隆、沪尾三处港口，都是地势险要的地方，素来又被称为肥沃之区；将来万一发生警报，确实会成为敌船窥伺的目标。必须平时预先防备，才能在临事时抵御外侮。应当由福建省竭力部署，自立根基；到了听闻警报之日，再借助援应的船只，才可以有备无患。如果只分派一艘船守卫一个港口，在平常无事时，只是白白耗费军饷而没有用处；至于一旦发生事情，仍然势单力薄而没有援助：似乎不是上策——我哪里敢敷衍应付来答复呢！我愚见认为，谕旨既然正命令大力整顿水师，那么各省需要船只，也同样是最紧急的事情。我在五月初四、六月初三两次奏折中急切请求购买铁甲船、雷击船、快船，并声明福建等地也必须从此推广，实在是鉴于此前缺少船只的苦处，预料今后对船只需求殷切，所以急于及时筹划、未雨绸缪，以免将来缓急相需之时，又显出捉襟见肘的窘态。如果承蒙圣上慈恩采纳，俯准施行，那么海防的要义确实就在这里。等一两年后，南洋新购买的船只逐渐增多，巡行海面时便能游刃有余；那时即可酌情拨出二三艘，分别供福建台湾防务使用，作为兼顾邻近封疆和海岛的办法，会更有益处。我内心的一片忠诚，想来必蒙圣上明察！这次恭敬接受谕旨，询问能否拨船前往，并准许据实奏明办理；如今一时受力量限制，不能酌情拨船，这一点早已在圣明洞察之中，臣不敢不据实奏明。恭候圣上裁决。皇上谕示军机大臣等：‘看过奏折，已经知道了。着令将三艘船赶快修理，仍遵照前旨拨往澎湖，勤加操练，以资防守。’ 庚寅（二十三日），皇上电谕左宗棠：‘福建省现在已经解除戒严，王诗正所部营勇着左宗棠督促妥善遣散，并命王诗正立即回原籍。’ 辛卯（二十四日），皇上电谕李鸿章：‘着按照先前购买钢面铁甲快船四艘，准备供台湾、澎湖使用；立即电告并商请出使英国、德国的大臣妥善办理。船价方面，户部有现成款项可以拨付。’ 命杨昌浚兼署福建巡抚。谕旨说：‘去年四月间，特准李鸿章与法国总兵福禄诺议定越南通商事宜，无非出于停止战争、安定百姓的意思；后来发生谅山一战，是不得已才用兵。越南地处极其炎热荒僻之地，士卒常有很多因瘴气生病；而且双方相持半年，各自都损失军队，藩属的人民也遭受战争灾祸：朕心中十分怜悯！从十二月间起，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以两国本来没有嫌隙为由，竭力请求仍照《津约》办理；双方往返传达言辞，放弃怨恨而重修友好。朕仰体上天爱惜生命的仁德，又恭敬追念列祖命将出师时，对于天时、地利、缓急和进止的考虑，衡量决策并不存成见；恭敬推演乾隆五十四年安南撤兵时屡次谕旨的精神，所采取的权宜措施，前后正相符合。特准所请，命李鸿章等与法国使臣巴尔纳重新订立十条新约，在越南北圻边界划定地点通商，彼此和好如初。现在法国撤退在基隆、澎湖的军队，我也将滇、越各军撤回关内；双方俘获的人员，也都已经按照数目交还。从此荒远地区免遭战火，四海共同庆贺安宁。朝廷对这件事从始至终权衡利弊、审察时机，本来没有穷兵黩武的用心，确实符合爱护小国、和睦邻邦的道义。’ 现在和局已经确定，特此通告中外，使大家都知道朕的意思。

译秋七月辛丑（初五日），谕旨说：‘先前据左宗棠奏称“因病恳请开缺回籍”，当时已经赏给假期一个月，使他能够调养治疗。现在又据奏称“疾病难以迅速痊愈，恳请交卸差使，延长假期回籍”等语。看了奏报的病情，朕特别深切地挂念！现在应当俯准他的请求。左宗棠着准其交卸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回原籍安心调养。这位大学士一向以功勋和勤劳著称，对于吏治、军事机务长期有深厚阅历；如果有所见解，仍着随时奏报，以备采择。等到病体稍稍痊愈，立即来京供职。’ 壬戌（二十六日），命穆图善来京朝见，以古尼音布代理福州将军。——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一（光绪七十一）。八月癸酉（初七日），谕旨说：‘刘铭传请求开缺的一份奏折，今天已经有旨意命杨昌浚兼署福建巡抚了。刘铭传督师没有功劳，正应当竭力图谋自我赎罪；着令他认真整顿台湾善后事宜，以观察今后的表现。所请求的开缺，着不准施行。’ 庚辰（十四日），谕旨说：‘刘铭传奏称：“台湾南路率芒、董底两番社与七家山番人发生械斗，副将潘高升不为他们伸张公道，反而放纵士兵偏袒、帮助七家山番人，导致两番社聚众闹事；请下旨将潘高升惩办。”等语。潘高升着立即革职，交付有关衙门审讯办理。’ 乙酉（十九日），杨昌浚、穆图善奏称：‘大学士、军机大臣、二等恪靖侯臣左宗棠，先前因年老多病请求放假回籍调养，奉旨批准；正在交卸钦差大臣关防，择日上路。可是从七月中旬起腰痛加重，近来又手足抽搐、热痰上涌，病势逐渐危重；医药都没有效果，竟于二十七日子时因病去世。臣等追念大学士左宗棠，他由举人、兵部郎中，历任湖南巡抚军幕中的佐理人员，受到文宗显皇帝特别知遇；咸丰十年，以四品卿的身份协办两江军务；同治元年，由太常寺卿补授浙江巡抚，督办军务。次年，浙江东部平定，授任闽浙总督。第三年秋天，浙江全境刚刚平定，福建战事告急，于是移师进入福建；接连收复郡县，把贼军逼到嘉应并将其消灭。算起来，他在江、皖、浙、闽、粤之间转战共五年，粤地叛军才被歼灭。东南大致平定后，又遇到回军、捻军互相煽动，西北戒严，奉诏转任陕、甘总督。军队驻扎渭南时，正遇张总愚渡过黄河向东逃窜，于是又移师向北，在燕、齐境内追击并击破了他。捻军平定后入朝觐见，又奉命督师进入关内。’ 同治十二年，关中、陇右相继平定，进军围剿新疆；光绪四年，整个新疆恢复，随即奉命调回内地。此后两次入内参与枢密政务，一次出任两江总督，冒着朔方的冰雪和炎热的风，奔波劳顿，到现在大约已经三十年了。去年七月，法国人背弃盟约，马江战事失利，他又奉旨督办福建军务，当时已经七十三岁。长期积劳，原本就多病；然而接到命令后，仍慷慨准备出发，冒着暑热跋涉数千里，率领所属部队兼程南下。抵达福建当天，就传令迅速集合帆船，冒险向东渡海；士民惊骇，万人请求挽留。十二月下旬，风雨交加；探知法国军舰大批聚集在马祖澳，准备趁除夕攻击我方的防备空虚。臣昌浚当时正督率亲军巡视沿海营垒，而左宗棠乘船飞速渡海，直奔金门、长门，与臣等严申军纪，下令堵塞海口；法国人的诡计于是被阻止。此时法国军舰放弃福建而驶向台湾，台湾北部的警报接连传来；该大臣派遣将领、调集军队、购买军火、借用洋款、雇用商船，日夜勤勉筹划援助台湾。正赶上南洋援军舰船遇敌不敢前进，沪局新制的雷击船又来不及使用；陆军遍布海岸，

译却没有可以凭借的力量。不久听说澎湖失陷，他捶胸顿足，甚至废寝忘食，痰疾也因此发作；然而他仍亲手处理军务文书，时常又骑马操练，未敢有一天休息。等到和议即将成功，便与臣等商议并上奏请求扩建船炮各厂，大力兴办矿产，以作为补救疏漏的办法。即使在假期内，他也逐条议论海军酌情裁撤营勇的事；各项筹划安排得井然有序，一如平时。每次和僚属谈到这件事，总是把这次行动没能击败敌人、给予敌人重大惩罚，当作遗憾之事；肝病受到牵动，愤懑忧郁而焦躁烦闷，身边的人都为之感叹。前些日子腰痛时常发作，饮食急剧减少；但仍与臣等反复商议善后事宜，念念不忘，急切希望上疏陈述各项事情，让朝廷早日施行。臣等正劝他节制劳累、保养精神，哪里料到一两天之内病势突然加重，各种办法都无法救治，终于不起。臣昌浚与左宗棠是同乡平民之交，在开始建立军队时，他就委任我总办营务；生死祸难，我曾与他共同经历。臣穆图善在南方和西部边疆两次与他共事，也深深佩服他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他的精神和才识不是当时贤能之士所能相比。到了七月二十四日，他的病情刚开始加重，臣昌浚到床前探视，他还把“君恩未报、遗憾未伸”挂在心上。二十五日，他知道自己将不起，口授遗疏，嘱咐他的儿子孝宽抄写后交给臣等，此后便不再说话。即使子孙在身边侍奉，他到死也没有说过一句家事。平时坚忍耐劳，以清廉操守自我砥砺，和士卒同甘共苦；官中的廉俸，全都用来抚恤受创受难者、犒劳将士、分济贫寒士人、周济旧日亲友。死后家中萧条冷落，与清贫的读书人没有不同。临终之夕，军民同声哭泣；臣等感慨追想他一生，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伏望圣主施以天恩，念及这位大臣竭尽全力报国、死于王事，至于应当如何破格加恩、从优赐恤，请圣上裁定；这不是微臣仅凭哀求所能决定的，也不是臣下敢擅自拟定的。谨陈述大概，恭候圣上裁决！至于他的生平、勋绩，以及两次到福建任职所建立的、为人所称颂的功德，容臣昌浚详细列举，另行具奏。’皇上谕示：‘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治国经世的谋略宏大深远；秉性廉洁正直，办理事务忠诚。由举人、兵部郎中带兵剿贼，屡次建立战功；受到文宗显皇帝特别知遇，提升为卿寺官员。同治年间，剿平发逆以及回、捻各路匪徒，建立了很大的功劳。穆宗毅皇帝深深倚重任用他，交给他镇守边疆的重任，连续升任兼管数省的职位，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运筹谋划而取得胜利，终于建立卓著功绩；’ 选任他进入内阁，给予格外优厚的恩典。朕登基后，特命他督师出关，肃清边境、平定回疆，他的功劳尤其伟大；加恩由一等伯晋升为二等侯，召他来京，管理兵部事务，命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他竭尽忠诚辅佐，所办事情都符合机宜。后来出任两江总督，尽心处理民政，对地方多有帮助。他历任中外官职，始终谨慎坚持公正忠诚，确实能够始终如一。去年命他前往福建督办军务，他不辞劳苦；此前因患病请求开缺，朝廷多次赏假并准许他交卸差使，回籍安心调养。正希望他的病能够治愈，长久承受恩宠；哪里料到还没有上路，突然就去世了！朕披阅他的遗疏，震惊悲痛至深！左宗棠追赠太傅，按照大学士的例子赏赐抚恤银三千两办理丧事，由福建藩库发给；赐祭一坛，着古尼音布前往致祭。加恩赐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建立功

译勋的省份建立专祠。他一生的政绩事实，交付史馆编入；任内一切处分，全部予以恢复。应当享受的抚恤典礼，由有关衙门按照条例查明具奏。’ 灵柩回原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善照料。他的儿子、主事孝宽，着赏给郎中；附贡生孝勋，着赏给主事：都等服丧期满后，分别到各部学习任职。廪贡生孝同，赏给举人身份，准许他一同参加会试。他的二等侯爵应由什么人承袭？着杨昌浚迅速查明具奏，以表示朕深切怀念忠臣的心意。’

译谕示军机大臣等：‘刘铭传等奏报“遵照保举基隆、沪尾获胜立功的将士，以及历次战守中尤其出力的援军、练军、转运人员、弁官和官绅，分别开列名单请求奖赏”一折。军营中保举请奖的人员，必须确实有作战获胜或扼守要隘等功劳，才足以承受优厚赏赐，并起到激励劝勉作用。这次开列的名单，除沪尾交战出力的各员弁应当酌量给予奖励外，其中王诗正一军先前临阵失利，吴鸿源一军留守中路也没有战功，台湾巡抚等却把他们一并汇总保举；其余各营具体出了什么力，也没有详细说明。这样开报既过于笼统，保举请奖又多有冒滥，实在不是核实办理的办法。着刘铭传会同孙开华，将名单所列人员和所请的奖叙严格裁减，认真核定，分别开列名单，据实具奏。’ 九月庚子（初五日），恭敬接受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等在“遵照筹议海防善后事宜”的奏折中，奏称“台湾这个要地应当有大员驻扎”等语。台湾是南洋的门户，关系重大；自然应当根据时势变化通融办理，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长期驻扎台湾；福建巡抚的事务，就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由该督、抚详细筹议，奏明办理。’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二（光绪七十二）。冬十月癸酉（初八日），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因病请求退休，不准；命令赏假两个月。甲申（十九日），谕旨说：‘台湾南北地势，纵向延伸十分遥远；从地形来看，台北各处海口尤其重要。原先设置的台湾道一员远驻台南，深深担心难以兼顾；而且巡抚长期驻扎台湾，一切钱粮、刑名事务，都必须分派官员管理，明确各项事务的责任。是否应当在台湾道之外增设一名台北道？着杨昌浚、刘铭传认真会商，妥善议定后具奏。’ 谕旨说：‘先前据刘铭传奏报，参劾台湾道刘璈贪污狡诈、劣迹很多，当时已经将该员革职逮捕审问，并将其任所和原籍的资产一并查抄，特派锡珍、卫荣光迅速前往查办。现在据查明后复奏：此案中刘璈被参劾的盐务、矿务营私舞弊各项事情，经锡珍等传集人证、详细核查卷宗，虽然有许多办理不当之处，但还没有侵吞亏空、串通作弊的事实。只是关于所属各营的空额，已经革职的提督高登玉交入道署银一万一千六百余两，又将夫价银四千五百余两扣存在账房，据供称留作赏赐所需，却没有详细报案凭据；又在其子刘济南招募船只的费用中，浮报银一万两有余。这个已经革职的道员以监司大员身份总理营务，竟敢虚报支取巨款、任意浮销，按监守自盗论罪，罪责无法推卸。已经革职的台湾道刘璈，着按照所拟斩刑监候，立即由该督、抚派员解送刑部监禁；他应当缴纳的款项，除查抄财产抵偿外，其余着限期追缴完毕，照例办理。至于奏折中所说薛树华供称送给洋银一万两，张新是否转交给刘璈？’ 他不知道；至于王青云等供称，洋药厘金每年交给道署作为规费银二万七千零九十余两，按年辗转拨还、拨给等语，叙述也很不清楚。难道能因为事情没有旁证，就免于置办而不予追究吗！着刑部等全案供词和案卷解送到达时，再将以上两项详细查明具奏。已经革职的提督高登玉，明知刘璈虚报夫役人数，却屡次代他开具印领并扣缴多项赃款，实在属于结党作奸；着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已经革职的同知胡培滋，负责管理供应事务，对于刘璈虚报招募勇丁、船只费用等情形完全没有察觉，明知夫饷虚报冒领，又不据实检举，实属知情而徇私隐瞒；既已革职，着永不叙用，仍驱逐回籍，不准停留。副将张福胜，在台湾任职已久，名声平常；着立即革职。知府刘济南，平日行为不检，受到的舆论非议很多；着一并革职。其余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谕示军机大臣等：‘先前据卞宝第、刘铭传先后具奏“已经革职的台湾道刘璈，其任所和原籍的资产，已经遵照旨意查抄”。刘璈现在已经审讯明白并定罪，正在监禁追缴赃款。他任所查抄出的银两，着刘铭传派员解送户部；原籍查抄出的资产，着卞宝第按照原单核实后变卖，解送户部抵补。’ 命福州将军穆图善担任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事务，各城副都统以下官员都归他节制。

译癸巳（二十八日），杨岳斌上奏说：“臣于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行军至泉州时，谨将搜集发放各营军饷、解送军装以及办理报销的大致情况缮写奏折奏明，已有案可查。臣与营务处刑部主事杨秀实、副将石朝珩在厦门督促各营随轮船前往汉口，得知水师提督臣彭楚汉、兴泉永道奎俊、广东候补道秦文澜极力照料，才得以迅速办完。初十日臣驰抵福州，结算军饷。臣先前领取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协饷共银十八万三千两，另有前大学士臣左宗棠银八百两、两江总督臣曾国荃银一千两；除提取购买枪炮、弹丸、火药、铜帽、制办军装等项以及支付运输费用外，其余银两从上年八月招募勇丁起，支发文武员弁薪水；从九月十九日起，支发卫队新兵三哨官弁勇夫的口粮；从十月二十一日起，支发干军分统、营务处及十三营官弁勇夫的薪水和口粮，一律截至本年正月二十日止，归臣汇总造册报销。自本年正月二十一日起至七月八日止的全部月需饷银，臣在福建省领取发放若干，已经同省会善后总局逐一算清结楚，应归福建省报销。” 至于军装一项，据军械所委员、湖北候补同知刘度来禀报说：“直隶总督臣李鸿章、两广总督臣张之洞协助供应毛瑟枪一千枝、子弹五十万粒；前船政大臣张佩纶协助供应小克虏伯炮十八尊、药弹车轮六百五十三箱；兵部尚书臣彭玉麟协助供应来复枪七百枝、铜帽五十万颗，分别储存在台北军械所、厦门水师提督军装局，均未动用。先前领取两江总督臣曾国荃的林明敦枪三千枝、子弹七十万粒、黎意快枪二十枝、子弹一万粒、洋药三百九十八桶、铜帽四十万颗、铅子三千斤；湖北巡抚臣彭祖贤的来复枪二百枝、土药二百桶、铜帽四万九千颗；又有长江水师提督臣李成谋、湖南提督臣李胜、候补直隶州知州钱诏文以及臣自行购买的来复枪共七百七十八枝；前署安徽巡抚臣卢士杰协助供应火药一百桶、铜帽二十万颗、铅子二千斤；闽浙总督臣杨昌浚协助供应来复枪二百枝、洋药二十八桶、铜帽二万颗；福建巡抚臣刘铭传协助供应云者士枪三百枝，另拨用泉州府知府徐震耀的铜帽十万颗；统计林明敦枪、来复枪、云者士枪共四千四百五十八枝，七月二十日交给水师提督臣彭楚汉黎意快枪、云者士等枪四十六枝、子弹一万三千粒，作为操练和防守之用；其余发给各营操演，除炸坏、遗失以外，实际存有四千一百枝。又因操演打靶用去林明敦枪子弹若干、火药若干桶、铜帽若干颗，实际存有林明敦枪子弹五十九万四千三百粒、火药三百六十六桶、铜帽四十四万九千五百颗；以及先前制造的大刀、牌刀、枪矛、长矛、藤牌、蓝布单夹、帐篷及其架子、金锣、铜铃、皮鼓、唢呐、铜号、旗帜、号衣、铲锹、斧头、铁镢、柴刀、锄头、马蹄炮等物，除损坏的以外，其余连同前述军械、火药，一概行文说明，分别交给台北军械所、厦门水师军装局、泉州府库、江西河口四处储存备用。此前撤退的营勇，经两江总督臣曾国荃与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会商，命南洋兵轮以及从厦门雇用的商轮分批装载，运往汉口。” 昨天接到湖广总督裕禄的电报说：“八月上旬陆续抵达湖北，那里还算安静。裕禄与巡抚彭祖贤等体恤劳苦人员，商同水师汉阳镇总兵高光效派船照料；并命善后局按名单给每人船钱五百文，帮助他们分路返回原籍。”臣想到这次领军，实在依赖各省督抚大臣忠诚尽职、同心协力，不分彼此，迅速拨给军械、协助军饷，以壮声威，使臣没有后顾之忧。臣渡海到台湾时，前大学士臣左宗棠、将军臣穆图善、总督臣杨昌浚、巡抚臣刘铭传等预先筹备经费，使臣得以迅速渡海；听说臣要撤营，又筹备饷银先行解送厦门，所以能够按期遣撤，不致拖延日久、徒耗钱粮。臣在福建省目前没有经手而尚未办完的事务，蒙皇上允许撤营办竣、回籍奉养双亲，感激得流泪！拟于八月二十八日起程，搭乘“登瀛”轮船从海路返回原籍，奉养年老多病的母亲，以终其余年，永远感戴圣上的慈恩。”皇帝知道了。——以上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三（光绪七十三）。十二月丙子（十二日），谕令：“杨昌浚奏报‘增设台北道不如增设藩司’，是从因地制宜出发考虑的；自然可以准许施行。台湾虽然设置了行省，但必须同福建连成一体，如同甘肃、新疆的制度，这样才可以使内外相互维系。着令详细会商后，奏明办理。” 光绪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春正月壬寅（初八日），颁给台湾澎湖城隍神匾额。二月壬午（十八日），命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先行前往台湾，协助刘铭传办理台北开垦、安抚生番等事务。——以上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四（光绪七十四）。三月丁巳（二十四日），谕令：“刘铭传奏称：‘澎湖是福建、台湾的门户，如果不特别设置重镇，就不足以凭借其进行防守。杨昌浚与该巡抚意见相同，拟将澎湖副将与海坛镇对调，仍归总督管辖。’等语。立即着令杨昌浚、刘铭传会同筹议后具奏。福建、台湾的防务关系重大；该督等商议办理一切事务，务必和衷共济、不分彼此，竭力顾全大局。上年已经谕令该督等会商台湾改设事宜，并命一切妥善议定，不得稍有迟延。” ——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五（光绪七十五）。

译夏五月庚子（初八日），谕令：“刘铭传奏报‘各路生番归化，请求对开山、抚番特别出力的官绅施恩给予奖赏’一折。上年冬天台湾生番滋事，刘铭传督率官军分路进剿，并派员到各社反复开导，这些生番慑于军威，带领众人接受招抚。现在已经招抚四百余社、归化七万余人，办理还算妥善迅速。刘铭传调度有方，实在值得嘉奖！刘朝佑、章高元随同办理剿抚事务，很有成效；这两员都着交部从优议叙。其余出力的员弁、官绅也不是没有些许功劳，足以记载，自应酌情给予奖励。道员林朝栋，着赏给‘劲勇’巴图鲁名号，并加三品衔；总兵刘泰和，着赏给‘健勇’巴图鲁名号；唐仁闿，着以提督身份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总兵缺出时先行请旨简放；提督尤福聚，着赏给一品封典；参将张广居，着免补参将，以副将身份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典史陆陈谦，着以县丞身份仍留福建补用；武举黄希文，着以守备身份补用；军功陈森吴，着赏给五品蓝翎。另有片奏称‘前藩司沈宝奎赞助抚番、筹划经费，格外出力，请求谕令给予施恩’等语。沈宝奎，着赏还原来的官衔，并赏给花翎。其余均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六（光绪七十六）。秋七月甲辰（十三日），杨昌浚等上奏说：“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恭敬接受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等在《遵筹海防善后事宜》折中奏称台湾是重要地区，应有大员驻扎等语。台湾是南洋的门户，关系重大；自然应当根据时势变通，以便加以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长期驻扎；福建巡抚的事务，着由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着该督、抚详细筹议，奏明办理。钦此。’又于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谕：‘台湾南北地势广阔，延伸很远；从形势来看，台北各海口尤其重要。原来设置的台湾道一员远驻台南，深恐难以兼顾；并且巡抚长期驻扎，一切钱谷、刑名事务，必须分别设置官员管理，各自专负责任。是否应当在台湾道之外增设一员台北道？着杨昌浚、刘铭传悉心会商，妥善议定后具奏。’等因，钦此。臣等谨遵圣旨，已将筹划情形先后覆奏。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杨昌浚所奏“增设台北道不如增设藩司”，是从因地制宜出发考虑的；自然可以准许施行。台湾虽然设置了行省，但必须同福建连成一体，如同甘肃、新疆的制度，这样才可以使内外相互维系。着令详细会商后，奏明办理。’又于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刘铭传奏称：澎湖是福建、台湾的门户，如果不特别设置重镇，就不足以凭借其进行防守。杨昌浚与该巡抚意见相同，拟将澎湖副将与海坛镇对调，仍归总督管辖。’等语。立即着令杨昌浚、刘铭传会同筹议后具奏。福建、台湾的防务关系重大；该督等商议办理一切事务，务必和衷共济、不分彼此，竭力顾全大局。上年已经谕令该督等会商台湾改设的各项事宜，并命一并妥善议定，不得稍有延迟。’等因，钦此。由此可见皇太后、皇上关怀海疆，并反复训诫的深切用意。臣等有幸承担重任，亲眼看到时局艰难，哪里敢不竭力筹划维护，和衷商议！以期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稍稍解除皇上的忧虑。除去往返函件不计外，臣昌浚于二月间渡海到台湾，臣铭传于四月间返回内地，详细当面商议；查台湾是南洋的门户、七省的屏障，奉旨改设巡抚以便加以控制，实在是保卫巩固海疆的长远大计。” 只是沿海数县的土地已经归化，其余番地仍属于教化之外，整体局势尚未形成；台湾孤悬海外，情形与新疆不同。福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省，现在分成两个部分，更须像嘴唇和牙齿一样相互依存，以取得彼此协助；确实应当遵照‘内外相互维系、不分彼此’的旨意，才可能把事情办成。现就省局司道署台湾道陈鸣志、总理粮台前贵州藩司沈应奎所议各条，再加以斟酌核定；谨将清单缮写呈请皇上阅览。现在整顿海防，百事都等待兴办。又加上改设行省，所需经费极多；例如澎湖一岛办理防务需要银八十万两，已经由臣等先后奏请敕令有关部门拨给。此外，办理防务、制造军械、设置电报、增添官员分区治理、招垦和安抚生番，处处都关系重大。至于建立省城、衙署、坛庙等各项工程，虽然不妨稍微推迟，但既然已经分设行省，也不能不按次序逐步举办。台北防营除裁撤的以外，还剩三十五营；沿海分区防守二千余里，势必难以再减。臣等悉心筹划，拟由闽海关今年照旧协助银二十万两；经臣铭传发文请福州将军古尼音布，今后由厦门海关经手拨解到台湾。” 福建省各库局无论多么困难，每年都按期限协助筹银二十四万两，陆续筹集解送；并请旨命令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关每年协助银三十六万两，合计达到八十万两，以五年为期限。计算福建省及闽海关协助的四十四万两，再加上台湾内部每年收入的一百万两，专门用于防军每月的军饷。五关每年各自协助七万余两，尚属比较容易办到；这样台湾事务略有凭借，或许不至于全都停留在空谈上。仍请求朝廷放宽期限，容许臣铭传分别按照缓急轻重，逐项次第办理。现在已经奏明清理田赋，并且根据各地各事竭力整顿，把私有转为公有。如果三、五年后能够按照部议所说‘用台湾土地自身的财产供给台湾土地的使用’，就应当奏请停止协款。一切改设事宜，清单中有尚未列全的，容许臣等以后继续奏报办理。”上谕说：“杨昌浚、刘铭传奏报《遵议台湾改设行省事宜开单呈览》一折，着该部议奏。清单一并发下。” ——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七（光绪七十七）。

译九月乙未（初五日），谕令：“刘铭传奏称‘提、镇等大员克扣军饷，请求下旨革职降补’等语。记名提督方春发统带镇海前军三营，对于营中应发的各项军饷，有的没有按章足额发放，有的竟然始终不发；并且信用已经革职的知县陈海春贩运烟土，任由各营各勇吸食，按月扣除军饷抵销，因此导致军队废弛。又总兵桂占彪管带镇海前军右营，也有减少发放银两、扣留应发军饷等情形。像这样克扣军饷、扰乱军纪，实在严重违反法纪！该巡抚只请求革职降补，实在过于宽纵。方春发、桂占彪，都着先行革职，交该巡抚亲自提解审讯，将应得的罪名依照法律拟定后具奏。他们克扣、拖欠、未发的各项款项，仍着查明确数，限定期限严加追缴；不得稍有含混。该部知道。” 癸卯（十三日），命刑部郎中余显邦迅速前往台湾，交由刘铭传差遣委用。壬子（二十二日），刘铭传上奏说：“台湾出产樟脑、硫磺两项，民间私自煮制、私自出售，常常发生持械争斗、滋事闹事；经内阁学士臣林维源、道员林朝栋等筹商，拟收归官办，用来补助安抚生番的经费。臣查硫磺一项，一向由已经革职的浙江候补知府、通商委员李彤恩兼办，现命该委员同候补知府丁达意筹议办理樟脑、硫磺的章程，以获取天然资源的利益。据李彤恩等禀报说：‘樟脑一项，近来日本出产很多，香港樟脑价格日益下跌；如果归官府办理，每石可以获利二、三元。台湾出产的樟脑，每年可以有一万石。硫磺则以台湾出产的质量最好，先前两江总督臣沈葆桢奏请解除禁令，采集储备供官府使用。历年已有旧章，每石成本为洋一元，官府购买每石价格为洋三元。每年出产六、七千石。上等硫磺每年约出一千石，都解送归官府使用；次等硫磺积存三千余石，官府既不用，商运禁令又未解除，不能出口，时间一久越积越多，不仅白白损弃可惜！而且香港每年销售硫磺多达一万余石，运到江南、天津一带，用来熏炙葵扇、草帽，蒸煮饽饽，制造爆竹，销路很广；台湾出产的硫磺质量很好，奸民私自煮制、贩运出口的事情不胜枚举。对于自己采出的硫磺禁止出口，既听任日本畅销，又不能禁止奸民私自煮制；如果设法经营管理，虽然获利不多，但对于安抚生番的经费也不无小小的补助。’他们以这些情况前来禀报。臣查台湾樟脑、硫磺两项，民间私自煮制、私自出售，常常发生持械争斗、滋事闹事；由官府收购、出售，并发给出口执照，按目前情形来看，每年可以获利三万余元。以后如果能够增产、销路畅通、主管经营得当，逐渐推广，以自身所有的财力供给无穷的用途，实在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都有好处。只是硫磺一项，虽然沈葆桢奏请解除禁令、采集归官府使用，但还没有准许商人运送出口；相应请求下旨一并解除禁令，以畅通销路并避免积压。”准许了这一请求。——以上见于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八（光绪七十八）。冬十月戊寅（十九日），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已有谕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改设事宜，命该督、抚详细筹议后上奏。台湾南、北两地的地势范围广大而绵延很远；从形势来看，台北各海口尤其重要。原先议定台湾道一员长期驻在台南，实在担心难以兼顾；而且巡抚经常驻扎当地，所有钱谷、刑名事务，都必须分派人员管理，各自专负其责。是否应在台湾道之外增设一名台北道？着杨昌浚、刘铭传认真会商，妥善议定后具奏。澎湖是从福建前往台湾的要隘，应驻扎精锐军队，认真操练，才足以应付缓急。该地地方官如果由巡抚管辖节制，自然更为合宜。也着详细议奏。其余尚未涉及的事项，该督、抚如有意见，务必清楚陈述，以备采择。将此谕令由五百里加急传达知悉。十一月乙巳（十六日），谕令：徐延旭、唐炯、赵沃、张诚，都着加恩免于勾决。徐延旭、赵沃，着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唐炯，着发往云南交给岑毓英差遣，效力赎罪；张诚，着发往台湾交给刘铭传差遣，效力赎罪。丁未（十八日），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因病请求退休，准许；任命孙开华为福建陆路提督。——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九（光绪七十九）。十二月辛未（十三日），谕令：刘铭传奏报“督率军队剿办中、北两路生番，请求将出力官员奖励”的奏折，朕已全部阅悉。台湾中路的叛番，刘铭传在本年九、十月间督率各军开路架桥，逐步进剿；先后攻破各番社，所苏鲁等七社都已经悔罪请求投降。随后该抚会同林维源商议进剿北路叛番，以兵威示众；白阿歪等处的生番二十多个社，也都归化。刘铭传筹划剿办和招抚，深合机宜；着交部议定从优叙功。在此事中奋勇勤劳、出力的官弁，也应酌量给予奖励。提督吴宏洛，着赏赐穿黄马褂；道员林朝栋，着赏给二品顶戴；提督李定明，着赏给头品顶戴；朱焕明等，都着赏给正一品封典；副将万国本，着以总兵名义记名，遇缺简放，并赏给“壮勇”巴图鲁名号；县丞洪熙等，都着以知县身份，不论双月、单月，归部选用；知县郭名昌，着仍以知县身份归部选用，并加同知衔；通判蔡嘉珏，着等候补缺后以同知任用；拟议保举的巡检陆陈谦等，都着以县丞身份归福建候补；军功刘加辉，着以千总补用，并赏加守备衔；巡检蔡焕辛，着赏赐佩带蓝翎。阵亡的副将锺玉镛、刘照章，都司李春山，守备刘得胜，千总陈宝卿、向斌廷，把总林相，都着交部从优议定抚恤。其余着按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光绪八十）。

译光绪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春二月庚午（十二日），谕令：刘秉璋奏称“请求调狼山镇总兵杨岐珍赴四川委派差事”等语。杨岐珍曾经该督奏请调留浙江，现又请求调赴四川，虽然据称是为了营务而选择人才，但杨岐珍是实缺人员，现正留在浙江办理台湾防务；四川目前没有军务，所请不准实行。实缺提督、总兵都是武职大员，地位和体制较为尊崇，各自负有整饬军队、镇抚地方的责任。然而近来习染积弊，各督、抚因为他们曾经保荐，往往上奏调任委派差事，把他们视同部曲；而这些提督、总兵也于是甘愿听从指挥，只顾私人的恩情，不知大义：既违背朝廷设置专阃大员的本意，又开启了夤缘依附的门路，这种风气绝不能滋长。今后各督、抚对于实缺提督、总兵，一概不准擅自上奏调任，以符合既定制度并整肃官场。将此通谕知悉。癸酉（十五日），颁给台湾嘉义县城隍庙、龙王庙匾额。壬午（二十四日），任命邵友濂为福建台湾布政使。——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一（光绪八十一）。夏四月丙寅（初九日），裴荫森奏称：查核出洋学艺成才的学生，有的回到中国供差遣，有的留在海外监督制造，他们都在奏定考核员绅之后；尚未咨报有关部门立案的，共有陈林璋、黄庭、王回澜、王福昌、郑诚、李芳荣六人。陈林璋于六年六月回国，曾任闽厂制船副监工；随后调往浙江、山东两省办理机器局事务。十二年五月，山东抚臣咨送他回工，曾派任会办制船监工，每月发给薪水银五十两。黄庭于十二年二月回国，派任前学堂洋文教习，每月发给薪水银四十两。王回澜于十二年二月回国，曾任前学堂洋文教习；随后调往台湾使用。十二月由台湾回到工厂，派办翻译事务，每月发给薪水银三十六两。王福昌于十一年十一月回国，调往广东使用；十二年六月咨送回工，派办翻译事务，每月发给薪水银三十六两。郑诚于七年八月派随驻美使臣郑藻如在海外办理翻译；十二年三月回国，仍派办翻译事务，每月发给薪水银三十六两。李芳荣出洋学艺成才后尚未回国，留在海外办理参赞官署的翻译事务；从十二年七月起，又派他在海外监督制造钢甲，每月发给薪银七十二两、津贴公费英金三十镑。这些学生都属于国家培养成才的人才，足以供国家任用；自然不便让他们闲散废置、荒弃以前的功业。臣前后已经委派他们担任差使。合当恳请皇上施恩，准许下令有关部门立案。”下发有关部门知道。

译闰四月癸卯（十六日），刘铭传奏称：臣在光绪十二年四月和九月剿办、招抚南、北各路番社的情形，已经先后奏明并备案。上年十月，据署台湾道陈鸣志、统带镇海后军副将张兆连先后禀报：“后山尚有很多番社没有招抚。番人居住在深山之中，北到苏澳、岐来，南到埤南、恒春。如果从水尾这个居中的地方——与前山彰化遥遥相对——开通道路，使彼此声息相通；先招抚后山中路，其余番社听到消息后也会归化，招抚比较容易。否则，招抚一处之后，彼此声息仍然隔绝；只是白白耗费经费，难以取得实际成效。”因此，臣下令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统带炮队以及镇海中军前营、“定”字左营和练兵七百人，另外雇用石工、民夫，从彰化境内的集集街开山向东；张兆连从水尾开山向西，两面限期会合办理。章高元率领勇丁从拔埔社开到丹社岭，共修路一百二十二里；张兆连从水尾开到丹社岭，路程共六十里，都是崇山峻岭。该镇等人凿石伐木，从冬季直到春季，全部修筑完成。张兆连趁着开山军队声势正盛，立即派管带黄定国、毕宝印，先将水尾南北的川丁仔、老等二十四社番丁四千多人招抚归化，一律剃发；选择设立社长，颁发“宪书”和条款，使他们奉行正朔。随后又从花莲港到岐苏一带沿山招抚他良等十二社的番丁二千多人。当时与岐苏相连的太鲁阁爪等社，社丁众多、势力强盛，有意抗拒。张兆连认为太鲁阁社是北路最强的番社，如果招抚归化，岐苏一带就可以一同接受招抚；于是亲自带领三营队伍驻扎在山口，声称要开炮进攻剿办。该社番目廉画溢等因威势而畏惧，请求接受招抚，并愿意同大马鞍、大吧垄等五十三社一同归化，先后剃发的番丁达一万五千多人。这就是从水尾到花莲港的后山北路番社全部归化的情形。张兆连在北路生番归化之后，立即会同埤南同知欧阳骏调动军队，向埤南平埔一带的内山招抚南路生番。平埔以南各社中，以吕家旺左右最为强盛；该社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在同类社中称雄：不仅不遵从剃发命令，而且聚集众人强行阻止附近各社“不准接受招抚”，各番社因此观望不定。张兆连、欧阳骏于是传召通事米清吉到军营，告知他说：“这个社一向依仗人多而蔑视法令，这次究竟是投降还是抗拒？立即回报。”同时推进军营进剿，在山麓耀武示威。吕家旺的番目卞海盈、齐骨狮、康大鳌等看到官军逼近，形势已经到了要进攻剿办的地步；他们谋划了几天，分别跟随通事到军营请求招抚，并约同附近巴六凡等二十六社一律归化；又有八栳等十三社听到消息后归化，共计剃发番丁一万三千多人。与恒春、凤山两县辖境相连接的地方，山岭重叠、峰峦相连。其中，凤山辖境内的番社，以三条仑为大支；恒春辖境内的番社，以高山、牡丹湾为大支。张兆连督同凤山营都司蓝凤春、管带林维桢分路进山，招抚三条、六仪等十五社，高山、牡丹湾、阿眉等二十二社，中心仑等四十二社；又命管带黄定国、毕宝印招抚大兰、大打腊、打南等十二社。当地极其幽深，各番都藏伏在山顶，寒冷艰苦异常。从吕家旺到大兰等地，共招抚一百二十九社，计有番丁三万五千多人。这就是埤南、恒春、凤山所属后山南路番社全部归化的情形。凤山所属前山还有各番社尚未招抚。臣上年下令，命统带镇海前军副将陶茂森率队从牛栏、棍内口、半路店招抚沙摩溪等六社，从山猪门招抚柏叶等十八社，从万全店招抚粪箕等四社，共计二十八社、番丁一万二千多人，都剃发归化。与台湾、嘉义两县所属内山相连的尚未投降番社，署台湾道陈鸣志下令，命镇标中军易豫俊招抚大喃等二十四社的番丁四千三百多人；又派游击刘志坤继续招抚大武龙、内攸等四社的番丁四百多人。章高元从彰化水底寮开路到埔里社，沿山招抚北港、万雾等五大社，以及眉毛、纳吻吻等四十四小社的番丁九千多人；又从拔埔社开路到丹社，沿路招抚卓大、意东等六十一社的番丁八千多人。中路嘉、彰两地交界处，斗六门县丞陈世烈在云林坪设局，招抚沿山郡番十六社、蛮番、丹番等三十七社的番丁四千多人，以及樟脚、楠子脚等七社的番丁四百多人，都先后剃发归化。新竹前山的番社，上年已经全部归化；只是内山石加碌、京孩儿等一百多个社一向凶悍，投降的番人和垦民一直受到他们的侵害，仇杀不断。多次接到民人和番人请求调兵剿办的禀报，臣于上年十二月下令，命道员林朝栋督同营官郑有勤率领两营队伍前去相机剿办、招抚。林朝栋率正营从十八孩儿社进攻石加碌南路，派营官郑有勤率副营从西熬进剿石加碌北路；各自带领几十名已经归化的番人作为向导，深入内山七十多里，逐段开路筑卡。石加碌以及哇西、熬梅、素雪、中明、都郝等十七社的番众看到官兵分路深入，畏惧威势而请求投降，并愿意劝导京孩儿南界的密拏栳社一同归化。林朝栋于是派郑有勤率领归化番人亲自前往京孩儿边界，将密拏栳、碧牙兰市、南口等社的土目哇素老哇、油老瓦丹、打劳邦郎等生番二十四社一律招抚归化。这就是此前山各路从冬到春继续开山招抚番人的情形。查台湾生番种类很多，到处同民人仇杀。自上年九月臣亲自督率大军剿办、招抚中、北两路生番使其归化以后，现在几个月之间，所有后山各路生番二百一十八社、番丁五万多人都已一律归化；前山各路继续招抚的生番达到二百六十多个社，剃发番丁三万八千多人；水尾、花莲港、云林、东势角等处可以开垦的水田、旱田和园地有数十万亩；

译这不仅开拓了疆土，也可以避免民人与番人相互仇杀的灾祸。这些全都是朝廷的威势和恩德远播到边远荒僻之地，使深山幽谷中野居穴处的人都知道向往教化、归附仁德，使他们从居处丛林、野蛮状态转而安居乐业；实在不是微臣所能预料的。只是招抚得越多，经费就越大；现在捐输已经截止，经费极其困难。臣已经下令各军仍然返回防地，筹划设置官员分别治理；等有了经费，再继续招抚，以期使全台生番一律归化。查前、后山将士自从开山招抚番人以来，披荆斩棘，奔走在深山穷谷之中，在蛮烟瘴雨里办事；两年以来，备尝艰苦，也确有些微劳绩值得记录。所有尤其出力的总兵衔、闽浙尽先补用副将张兆连，留闽补用副将、“协勇”巴图鲁陶茂森，都拟请以总兵名义记名简放；候补守备郑有勤，拟请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加游击衔。其余在此事中出力的官弁，是否可以由臣汇总各案请求奖励，以示鼓励，还请出自皇上超越常格的广大恩慈。”皇上谕令：刘铭传奏报“台湾各路生番归化以及开山招抚情形，请求奖励出力将领”的奏折，朕已全部阅悉。台湾前山、后山各路生番，上年十月刘铭传派委将领开通道路、设法招抚，几个月之间，后山南、北两路生番二百一十八社、番丁五万多人，前山各路生番二百六十多个社、番丁三万八千多人，都先后归化，开垦田园数十万亩，办理得相当妥善迅速。刘铭传督率有方，实在值得深切嘉奖！其中尤其出力的副将张兆连、陶茂森，都着以总兵名义记名简放；守备郑有勤，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加游击衔。其余在此事中出力的官弁，准许汇总各案请求奖励，不许冒功滥赏。——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二（光绪八十二）。六月丁亥朔日，按照军营病故的成例，对已故台湾副将张东麓等二十八人从优议定抚恤。——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三（光绪八十三）。秋七月甲子（初九日），谕令：杨昌浚等奏报“遵照议定办理澎湖、海坛镇协互调事宜”的奏折，福建澎湖镇总兵，着由吴宏洛补授；海坛协副将，着由吴奇勋暂行署理——遇到内地水师总兵出缺时，等候皇帝旨意简放。甲戌（十九日），召曾国荃入朝觐见，任命裕禄署理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八月丁未（二十三日），福建、台湾之间的水底电线铺设完成。——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四（光绪八十四）。

译九月庚午（十六日），杨昌浚等上奏说：“我们在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会同上奏《台湾改设事宜》的奏折中，已经说明‘彰化等县辖地过于广大，急需增设官员分别治理’，奉旨说：‘交该部议奏。钦此。’不久，部里来文说：‘议定要酌量情形，奏明办理’等语。臣等查考，台湾疆域南北相距七百多里，东西近的二百多里，远的有三四百里；崇山大溪彼此钩连，高低交错。从前所治理的地方不过是山前向南延伸的一线，所以只设置三个县也还够用；后来荒地日渐开辟，因此屡次增加厅治仍然不足。光绪元年，沈葆桢请求设置台北府、县来巩固北路，又把同知移驻卑南以照顾后山；全台官制大体已有规模。然而当时局势尚未开发，只是选择要地进行整治，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臣等共同商议，私下认为设置行政区划的方法，依靠的是险要地势；分别治理的原则，贵在使平地得到治理。台湾的治理比内地困难，而各县辖境反而比内地广大；如彰化、嘉义、凤山、新竹、淡水等县，纵横二百多里、三百里不等，仓促发生事情时，鞭长莫及。” “况且防务是治理台湾的要领，辖境过于广大，就难以周密掌握情况；控制范围过宽，消息和声势就多有阻隔。至于后山中、北两路，延伸三四百里，只在若干地段设置了碉堡，却没有专门驻守治理的官员；先前寄希望于清理空虚之地，也难以远距离控制。现在正值改设的开始，百事都要兴办；如果不酌情变通，怎么能明确责任并谋求长久！臣刘铭传在去年九月亲自前往中路督促剿灭叛番，沿途察看地形，又根据各地方官把境内险要关隘、道路里程、田园山溪绘图并附说明呈送上来的材料，以及抚治番民、清理赋税各员弁陆续禀报的抚垦地情况，谨就山前、山后的全局筹划，提出有应当增设的、有应当改设的、有应当裁撤的。查彰化桥孜图地方山环水绕，中间开阔平原，气势宏大开敞，又处在全台适中的地方；拟按照前任巡抚岑毓英的议案，在那里建立省城，划分彰化东北部设置首府，称为台湾府；附属于府城的首县称为台湾县；把原有的台湾府、县改为台南府、安平县。嘉义以东、彰化以南，从浊水溪到姑石圭溪为止，截长补短，南北长度约一百多里；” “拟增设一个县，称为云林县。新竹苗栗街一带扼守通往内山的要冲，东面连接大湖，沿山新开垦的荒地很多；拟在新竹西南各地增设一个县，称为苗栗县。连同原有的彰化县以及埔里社通判一厅四县，都隶属于台湾府；鹿港同知这一职位，应当立即裁撤。淡水以北，东面控制三貂岭，番社分散交错，距离县城太远。基隆是台北的第一道门户，通商设埠后，交涉事务繁多；现在又正值开采煤矿、修筑铁路，商民聚集，更需要加以抚绥。拟把淡水东北四堡的地方划出，改归基隆厅管辖；将原设通判改为‘抚民理番同知’，以提高事权：以上是前路增设、改设的大略。后山的形势，北面以苏溪为总要隘，南面以卑南为要区；控制中部枢要的地方，只有水尾。那里与拟设的云林县东西相对，现已开通道路一百九十多里，从丹社岭、集集街经过通往彰化；将来省城建立在中路，前后各路脉络相通，实在是台东的锁钥。拟增设直隶州知州一员，称为台东直隶州；左界宜兰，右界恒春，长约五百多里，宽度约四十里、十多里不等，全部归该州管辖，仍隶属于台湾兵备道。” “卑南厅原来的治所，拟请改设直隶州同一员。水尾以南改为花莲港厅，那里内地已经开垦的熟田约数千亩，外面的海口水深数丈；为稽查商船、弹压民番，拟请增设直隶州判一员，常年驻扎，均隶属于台东直隶州：以上是后路增设的大略。谨按台湾疆土和赋役日益增加扩大，已经同旧时羁縻、侨置的情形完全不同；因地制宜，似乎难以再拖延。况且近年来生番归化，粗野未开化的性情刚开始受到约束；尤其需要分路加以抚慰安置，借此取得实际成效。安抚远方、招徕近处，处处都需要官员。臣等身处此事之中，既不敢遇事频繁更改而扰乱旧有典章，也不敢因为条件简陋便草率从事而失去富庶的根基；增减损益酌情取中，希望归于妥善。”交给有关部议奏。——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五（光绪八十五）。冬十月己亥（十六日），按照已故福州将军穆图善依将军军营病故的旧例，议定给予恤典。任命善庆为福州将军。——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六（光绪八十六）。光绪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春正月乙亥（二十三日），发布谕旨：“三年一次考核官员政绩，是国家奖掖和贬黜官员的重要典章。京内京外满、汉各位大臣，有能够恪守职务、恭谨办事，功劳尤其显著的，本来就应当经常及时加以甄别叙用，以表示优厚眷顾。现在适逢京察期限，吏部列名单上奏请求，朕详细阅览……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竭力效命于京畿疆域，谋略远大；两江总督曾国荃，功勋勤劳卓著，历久不变：都着交给吏部从优议叙。……两广总督张之洞、云贵总督岑毓英、……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尽心办理民政，安抚整治险远疆土，竭尽忠诚，不辞劳苦。张之洞、岑毓英，都着交给吏部议叙；……刘铭传，着准予开复降二级留任的处分。”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七（光绪八十七）。二月丙戌（初四日），任命奎俊为福建按察使。发布谕旨：“福建按察使裴荫森，着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督办福建船政事务。”

译癸卯（二十一日），发布谕旨：“此前据刘铭传奏报，署理恒春营游击刘全禀报控告台湾镇总兵吴光亮调考军政时，曾写信向该员借钱索贿等情；当时已经将吴光亮撤职，交给刘铭传查办。现在据查明后的复奏，吴光亮虽然没有向刘全索贿以免除军政考核的事情，但作为专门统辖一方的大员，竟然写信向属员借银两，终究属于不知检束。吴光亮，着交给有关部议处。刘全带病参加考核，不能胜任，吴光亮禀报将他撤职调往郡中；刘全就以吴光亮索贿并使自己免除考核等事怀恨，妄加控告。这种风气绝不可助长！着立即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戒。戴六品顶戴的吴卓勋，在该镇署中管理账目，却屡次同刘全往来，也属于不安守本分。着立即勒令回原籍，不准停留。” 丁未（二十五日），调任杨昌浚为陕甘总督，任命卞宝第为浙闽总督。用电报传谕刘铭传：“今天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台湾设局抽收洋商厘金与条约不符，请旨遵办》一折，台湾是通商口岸，洋商应当缴纳出口正税，向来不抽收厘金；既然据该使臣等多次按照条约陈请，着刘铭传立即停止抽收洋商厘金一事。至于该省应当如何征收落地税厘，着另行设法办理；总之应当征收的华商税厘，洋商自然没有借口可说。” 三月癸酉（二十二日），任命万国本为福建台湾镇总兵。——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八（光绪八十八）。夏四月己酉（二十八日），调任希元为福州将军。五月戊寅（二十七日），杨昌浚等上奏说：“接到兵部关于《议覆台湾武职改设员缺》一折的咨文，奉旨说：‘依议。钦此。’抄录原奏中说：‘所请求将安平水师副将移驻后山水尾，以及安平以下各水师营全部改为陆路营，均不必再议。至于台东应当如何设官控制，准许在附近水陆营中抽调分拨布置’等语，谨此遵照办理。查台湾海面辽阔，港口分歧；缉捕巡防，关系重大。部议认为，经制水师各缺不便全部改为陆路，是因为要专门负责汛地防守。至于安平水师副将，过去设置时本来属于要缺，只是沿海情形已经今非昔比；而台东控制后山，是议设武职大员之地，不便稍有迁就。臣等往返通信商议，安平距台南府城只有几里，台湾总兵负有水陆兼辖的责任，驻扎府城足以照顾；海口副将一缺，长期空置。台东是后山的险要地区，不是参将、游击所能镇压的；附近各营又没有可以抽调的兵力，现在也不便轻率议定增设，以免徒然耗费饷项。如果把安平水师副将改为台东陆路副将，其所属中、右两营的都司等职位也随同移拨；” “其左营游击现在驻扎鹿港，将来中路有抚标两营分布，不会显得兵力单薄。应当把鹿港游击改作安平水师营游击，隶属于台湾镇管辖。台湾镇所属的恒春游击一职，全部改隶台东，仍使镇、协两标各自符合原来所管辖的数额。这样酌量布置，饷项丝毫不增加，对于新设地方能够取得实际成效，对于水陆营制也相互符合。相应请求皇上降旨，命令有关部议定施行。”交给兵部议奏。六月癸卯（二十三日），杨昌浚等上奏说：“查《台湾改设行省》一案，接到部里批复：‘全台刑名案件，仍归台湾道管理。’只是命案、盗案等案件中，审讯拟定立即处决以及拟判斩、绞并监候、应当列入秋审和应当咨报部里的案件，是否由台湾道审查勘验、详细申报台湾巡抚分别上奏？部里咨复说：‘应当令其妥善议定后奏明办理’等语，转行各处遵照办理。臣等查台湾命案、盗案等案件，审讯拟判斩、绞以及立即处决、监候的罪名，向来由台湾道审查勘验后拟定并解送，由福建按察使详细申报，福建巡抚勘验审理后具题；其中应当列入秋审的斩、绞监候人犯，由按察使审定实缓，详细请示督、抚大臣，督、抚再会同省内司道审录复核，确定拟定，于五月内具题送达刑部。至于通常的遣、军、流犯以及命案、盗案拟判徒刑的人犯，不必解送省城；由道审定后，移交按察使详细申报，请部里核覆；其中命案、盗案的遣、军、流犯，仍按旧例解送按察使司复审：这就是一向办理的章程。如今台湾改设分省，而台湾道又兼有按察使衔，全台刑名案件自然应当统归其管理。况且又增设按司狱一官，体制同按察使相近；” “全属刑名案件中，审讯拟定凌迟、斩、绞、立即处决、监候，以及一切遣、军、流、徒等应当具题、咨报的案件，都应当请求全部由台湾道审定。应当解送勘验的，就详细解送台湾巡抚勘验审理，分别具题；应当核查咨报的，就由巡抚详细咨报部里核覆，以便统一事权。至于前面所说需要具题、咨报的各类案件，请等到这次奏明、部里批复之日，遵照新章由台湾办理；在部里批复以前，仍暂时按照旧制办理。至于应当列入秋审的斩、绞监候人犯以及旧案秋审中应当复审的人犯，请从光绪十五年开始，由台湾道照例拟定详细意见。只是台湾巡抚属于新设，案卷不足，必须逐件到福建省城抄录；秋审是重大典礼，缓决、实决关系极为重要，拟请暂时变通办理：每年由臣刘铭传查明应当勘验的人犯，提前通知台湾道造册，命台北府详细申报；臣即督同布政使司勘验审录口供，咨送总督另行核定实缓，命福建按察使造册，附在福建秋审册之后，会同署名具题，以显示详细慎重。等到台湾省城衙署建成、案卷齐全后，再行奏请由台湾办理。”交给有关部议奏。

译刘铭传上奏说：“据布政使邵友濂详细申报称：‘台湾知县一班官员，今年春季有数人病故。先后三次请求调派福建省候补人员，只有李承绪一人领取咨文渡海到台湾，如今又病故；后来调派的两名实缺官员，目前还没有到台湾。台湾地区烟瘴盛行，水土恶劣；两年之间，病故的厅、县官员有十多人，奉调人员听到情况后都裹足不前。查各县空缺还没有补上，已经积累到八九个缺额；现在又据代理凤山县知县吴元韬禀报“病势沉重”，急需派员代理。正值清丈刚刚完成，发给丈单、开始升科处处都关系重大，台湾竟没有候补人员可以委署。除再次遴选福建省人员另行请求咨调外，详细请示迅速查核办理’等情。臣查台湾现在办理发给丈单、升科，正处在紧要时期，委用得力人员，没有比知县这一官职更合适的。按照章程咨调福建省人员，但相隔重洋，已经担心呼应不灵；再加上水土恶劣，人人都把那里视为畏途。近年来使用的清丈人员中，有不少实际能力强、能够耐劳、熟悉地方情况，足以胜任繁重事务；只是受到成例限制，不能授予他们相应事权，弃置不用实在可惜！” “这样一来，符合常规的人没有可用的，白白使地方重要职位长期空缺，选任委派又没有人，未免贻误政事。复查台湾增设、改设的厅、县各缺，暂时准许不论资格，酌情变通补授；原来设置的各县，本来就难以援照办理。只是现在正值清丈、升科之时，如果不是熟悉情况、能够耐劳吃苦的人员，不能委用，何况目前又没有候补人员可以委署。能否仰仗皇上恩典，俯念地方治理关系重大，稍微放宽成例；或者等省城完工，或者以十年为期限，暂时准许不拘资格，一律变通酌量补授、委署，以资治理？请皇上下旨，命令有关部迅速核议施行。”奉旨：“吏部迅速议定具奏。”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九（光绪八十九）。

译秋七月戊午（初八日），刘铭传上奏说：“台湾正在办理清丈，改定赋税等级；丈量完成后发给丈单，接着办理升科。所有上忙、下忙按照旧例限期均匀征收的分数，请求暂缓扣算，臣已经先后上奏并咨报在案。查台湾土地田园从未清丈，向来没有鱼鳞册籍；这次案件经户部核准发给丈单，填明地段、甲数、等则、户名，作为造册升科的依据，臣已多次命令各属赶紧发给丈单，接着办理升科。几个月以来，台北将要办完。只是台南田园过于广大，户口分散零落，事务极其繁琐；每属从数万甲到十多万甲不等，丈单虽然加紧填写发放，按情势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果等到全台丈单全部发清，今年一定无法开始征收，必然会耽误正供。现已通令各属趁民间五月收获之后，于六月十六日一律开始征收上忙；尚未发单的地方，一面开征，一面陆续填写发给丈单，两事并行不误。下忙则定于十月接着征收。先前准许部里咨文说：‘从光绪五年起，关于经征、督征的例限处分，都照内地办理；光绪十四年这一年虽然免于核扣，但上忙、下忙的奏报以及颁发征信册，仍应办理’等语。” “查台湾的赋额还没有完全确定，实在难以考核政绩；而本次开始征收已经超过期限，现在只能督促各属尽力催征，仍等到下忙以及奏销期限到来时据实造报，免于计算分数。至于征信册，为了防止中饱，台湾办理升科、编户造册正在彻底清理，应当请求等赋额完全确定后再照章办理。全台现在已经开始征收新赋，所有参与此事并出力的官员、绅士，也有些微劳绩值得记录；是否应当汇总各案请求奖赏？据清赋总局布政使邵友濂、候补道陈鸣志等详细申报前来。臣查内地历来办理清丈，不过是一州一县，旧有图籍大致可以依循；往往事情办了几年，仍然难以看到成效。台湾这次办理清丈，事事都是创始；全省纵横延伸一千多里，不到两年已经办完。隐匿的土地被揭发申报，开垦的土地被升科，新增田粮合计超过旧额至少数十万两，而民间缴纳的赋税反而比从前减轻；这固然都依赖朝廷的威德和民众的踊跃，也由于办事官员、绅士诚心尽力，栉风沐雨，不避烟瘴，而总局司道以及府、厅、县官员竭尽思虑和心力，不辞劳苦怨言，查核周密而迅速，规划精详，确实能够下使民生富裕、上补益国家财政：在清丈开始时，臣已经上奏并奉谕旨，‘准许按照异常劳绩给予奖赏’。”}], 现在已经开始征收新赋，所有特别出力的官员中：台湾布政使邵友濂，拟请赏加头品顶戴；开复原职的贵州布政使沈应奎、兼有按察使衔的台湾道唐景崧，均拟请交由吏部从优议叙；有布政使衔、留在福建等待缺额后任命的道员陈鸣志，拟请赏给三代一品封典；台湾府知府程起鹗、台北府知府雷其达，拟请以道员身份在任候补；知府吴本杰，拟请待补授知府缺后，以道员身份在任候补；现署彰化县知县、补用同知、候补通判李嘉棠，拟请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留在福建，归入候补班前补用；本任台湾县知县、在任候补同知沈受谦，拟请开缺，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留在福建补用；补用知府、候补同知、现任淡水县知县汪兴袆，拟请待归入知府候补班后加盐运使衔，并先赏换知府顶戴；有五品衔、实任埔里社通判、现署新竹县知县方祖荫，拟请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试用府经历、补缺后以通判任用的管元善，拟请仍以通判留在福建补用，并加同知衔。以上十二人，恳请皇上施恩，先行给予奖励，以彰明信赏并表示鼓励。又奏：三品卿衔、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在籍办理抚垦事务，极其重视公义。这次开办清丈、发给田亩执照、升科征税，各项事务都得到林维源首先倡导和协助。屯租、番租以及大小租等名目不一，都是林维源会同司、道官员分别厘定，民间称便，实在深受他的帮助。林维源承受皇恩深重，竭力图报，并无其他企求；但地方上进行清丈这一重大事务，确实依靠他倡导出力、不避嫌怨。是否应奏请给予奖励？据清赋总局布政使邵有濂等详报前来。臣查全台开始清丈时，官绅中有一半提出种种借口，阻挠这一大计；林维源田园较多，却不避嫌怨，亲自带头倡导，遇事出力，民情因此踊跃起来；不到两年，全部工作已经完成。他虽然本意是图报皇恩，却不敢仰求议叙；臣不便把此事压下而不让皇上知道。皇上谕旨：刘铭传奏报“台湾开始征收新赋，请将特别出力人员先行奖励”一折。台湾各属办理田亩清丈，属于创始之举；刘铭传督率官绅核实丈量、改定赋税则例，全台绵延千余里，不到两年便全部丈量完毕，升科田粮比旧额增加不下四十万两，百姓乐于输纳。新赋现在已经开始征收，办理得非常妥善迅速。参与此事并出力的各员确实略有功劳，自然应酌情给予奖励和议叙。台湾布政使邵友濂，着赏加头品顶戴；开复原职的布政使沈应奎、台湾道唐景崧，均着交由吏部从优议叙；台湾府知府程起鹗、台北府知府雷其达，均着以道员身份在任候补，并加盐运使衔；署理埔里社通判、候补知府吴本杰，着待补授知府后以道员身份在任候补；署理彰化县知县、候补通判李嘉棠，着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留在福建，归入候补班前补用；台湾县知县、在任候补同知沈受谦，着开缺，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留在福建，归入候补班补用；补用知府、淡水县知县汪兴袆，着待经过知府候补班后加盐运使衔，并先换给知府顶戴；埔里社通判方祖荫，着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试用府经历管元善，着仍以通判留在福建补用，并加同知衔。其余人员，照所议办理。附片奏称：“三品卿衔、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在清丈、升科事务中首先倡导并协助办理，不避嫌怨，民间称便，能够完成全部工作。请皇上下旨嘉奖。”林维源，着赏加二品顶戴。

译——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光绪九十）。九月甲戌（二十六日），谕旨：刘铭传奏报“官军攻克番社、接连获胜，请将出力人员予以奖励”一折。福建台湾埤南厅吕家望社的叛番勾结大庄等处番匪，竟敢抗拒官军，杀伤弁勇并围攻厅治，实在是凶暴而不畏法纪。刘铭传下令将领分路进攻，并调派轮船分兵协同围剿，已攻克吕家望番社，歼灭凶匪数百人，并先后击散大庄等处番匪，斩获很多，办理还算得法。参与此事并出力的人员，自应酌情奖励。总兵丁汝昌、吴宏洛，均着赏加头品顶戴；万国本、张兆连，均着以提督名义记名，遇缺简放，张兆连并赏给“胜勇”巴图鲁名号；提督李定明，着赏赐穿黄马褂；副将邓世昌，着以总兵名义记名简放，并赏加提督衔；游击叶祖珪，着以参将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副将李万有，着以总兵名义记名简放；参将龙斌概等，均着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都司林文和，着免补游击，以参将在任候补，并加副将衔。刘思盛等，均着以游击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县丞孙渥，着免除本班选缺，以知县身份不论双月、单月，提前选用；外委毕宝印，着免补千总、把总，以守备尽先补用；已革副将邓炳南，着恢复原官。其余出力的各员弁，也着汇总各案核实后请奖，不得冒功滥赏。阵亡的将领、弁员和勇丁，准许查明后奏请恤典。仍着该抚督促各军将弁，将各社分别剿办或招抚，以使地方安定。谕旨：刘铭传奏报“特行参劾贻误重要公务的各员，请旨惩办”一折。福建台湾署理嘉义县知县、试用知府罗建禧，勘查丈量田亩时含糊敷衍、欺瞒掩饰，又漠视百姓性命、废弛公务，着立即革职，听候查办；代理凤山县知县、候补通判吴元韬，承办清赋事务敷衍塞责、粉饰太平，署理职务暂行革除，仍责令随同勘丈，以观察其日后的表现。这两人都有虚耗糜费经费的情事，着分别勒令赔缴，不得任其拖欠。谕旨：刘铭传奏报参劾代理同知昏庸误事等情。代理埤南同知、福建候补布库大使陈璨，不顾民情，挪用口粮，并有擅离职守、苛派单费等情事，实在昏庸贪鄙！着立即革职，听候查办。

译冬十月乙未（十七日），刘铭传奏称：本年六月间发生后山番变，台南、台北各军分别调动援剿，台湾民情浮动；恰逢嘉义乡民发生械斗，谣言纷纷而起。臣紧急命令统带武毅军的提督朱焕明从彰化带领勇丁三百名前往，督同所属驻防嘉义的武毅右军右营守备朱家齐巡逻缉捕、弹压，捕办了几名著名积匪，地方因此得以安静。只是嘉义、彰化沿海一带百姓贫困而强悍；一人倡导，众人便像蚂蚁附着一样群起响应。八月二十九日，据彰化县电报：鹿港盐馆被抢，盗匪多达数百人，声称定期攻城。中路只有提督朱焕明的一营调往嘉义驻防，留在彰化防守的勇丁不多；其道员林朝栋的三营分布在南山，臣紧急发檄令其调五百人出兵驻扎彰化。九月初一日，又据彰化县电报：土匪越聚越多，不下数千人；围攻城池南北两面，电线全被毁断。臣当即下令林朝栋从葫芦墩星夜赶赴救援，并命驻防基隆的总兵窦如田率领铭军三营六成队伍、都司郑有勤抽调率领隘勇五百人，都从后墩到大甲会师援助。这两支军队因为经历瘟疫之后，病弱士兵太多；而台南各军远在埤南，台湾道唐景崧禀报说要增募士勇一营。臣又发电与闽浙督臣杨昌浚、卞宝第商议，请他们从福建派遣福宁镇总兵曹志忠所部四营，乘轮船来台协同剿匪，同时紧急下令澎湖镇总兵吴宏洛、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分别向台南、台北进发。初五日，据窦如田禀报：彰化、新竹交界一带都有土匪乘机抢劫，文书报告也被阻断；署理彰化知县李嘉棠专门派人从间道告急，据称贼匪占据东门外八卦山顶，分路攻城，声势极其凶猛。当即招募粤勇二百人，会同“栋”字正营帮办林超拔、北路中营署理都司叶永辉协力防守，并命已革的前署理都司洪盘安招集义勇二百人登城助守。朱焕明初一日在嘉义得到消息，立即督率队伍回援；所带只有三百人，距离城池约三十里时被贼匪包围，本人身受重伤；他裹伤奋战，激战一天，距离城池数里时，枪弹已经用尽，弁勇伤亡一百多人；其余人员奔入城中，该提督到白沙坑口时血战身亡。十一日，接到林朝栋初八日的禀报：初六日，增募土勇一千人，暂时委派从九林福浚、县丞林文荣分别率领，并由当地乡里招集练勇八百人，偃旗息鼓，步步推进，扎营到距离北门一里左右的市仔尾。当夜贼众围攻四座城门，各自带着竹梯爬墙，直接被城头的枪炮击退。林朝栋趁敌人没有防备，亲自督率林福浚在五更时分发号令，分路突击；管带“栋”字副营副将余保元、管带卫队把总林青云从两面接应，城内的林超拔听到号令后开城出队夹击，贼匪全都向西门狂奔；活捉贼匪六人，阵斩贼首十七级，立即解除城池包围，并乘势夺回八卦桥要隘。李嘉棠又命洪盘安等督率义勇、粤勇，分头夺回马祖庙、番社口各庄。到傍晚收兵时，查明彰化匪首施九段、王焕，以及嘉义匪首李达、杨中城等纠合余党三千多人，聚集在西南角，距城不到十里；林朝栋等分兵扼守要隘，整顿队伍，商议进剿。十一日，李嘉棠、叶永辉驻守城内，林朝栋督率各营出城进攻围剿。先派洪盘安以及练勇首领李定邦、陈志曾等各自率领练勇，分头围剿南路湳尾、大岸、头尾等庄的贼匪；知县龙赞纲等率领粤勇，分头围剿中路顶钥、平等庄的贼匪。北路砖仔窑以及中路平和厝等庄，是贼势尤其集中的地方，匪徒强悍、枪械很多，匪首都聚集在那里。林文荣率领“栋”字后营攻取砖仔窑口，已革甘肃知县张纪南随同林青云带队策应；林福济率领“栋”字前营攻取中路，从三块厝等庄一直攻到平和厝，文童林朝瑞随同林超拔带队策应。贼首王焕驻扎在平和厝，出庄迎战，枪弹像下雨一样密集；林朝栋督促林超拔向北包抄，并命余保元从后面袭击，合围攻击两个时辰之久，阵斩先锋郑心丁一人、贼匪三人，夺获伪旗、伪令。哨官郑以金格外勇猛，首先冲杀；这些匪徒的力量才开始支撑不住，弃庄溃逃。砖仔窑也经林文荣、林青云等同时攻破，各营乘势接连攻破竹围二十一处，阵斩贼首四十一级，生擒八名贼匪，随即砍下首级示众。夺获竹梯几十具、洋铁藤牌以及各种器械不计其数，我军受伤十七人，其余贼匪向西溃逃：这就是彰化解围以及进攻围剿取得大胜的经过。窦如田、郑有勤两军初七日到达大甲；初八日听说城围已经解除，于是会同牛马头绅士，解散鹿港以东被胁迫随从的六十六庄；十三日，率队到达彰化。吴宏洛一军也在十五日会同开复原职的藩司沈应奎赶到彰化城。曹志忠一军于十四日乘轮船抵达后陇，因风大未能登陆；十七日又从基隆一早出发前进，现在已到大甲溪、牛马头两处。万国本一军，据报十二日从台南府率队出发，进驻嘉义。臣命沈应奎会同吴宏洛乘势剿办，务必擒获首要叛逆、解散胁从，以安定良善百姓。据电报称：现已探知贼首施九段、王焕等聚集在该匪居住的镜水庄，党羽只有数百人。二十二日黎明，吴宏洛督率所属军队以及铭军、土勇分三路进攻，到了该庄时，匪徒已经逃走；现在沈应奎出资悬赏缉拿，所有胁从人员全部解散，地方安定如常。

译只是据鹿港绅士、进士蔡德芳以及各堡绅士到彰化申诉称：“彰化县知县李嘉棠，性情刚愎，不合民情；而且丈量田地不公平，任由委员勒索，因此失去了民心。初一日贼匪围城时还不到一千人，两三天内煽动沿海一百多个庄的百姓叛乱，竟增加到五六千人；如果不是救援迅速，地方后果不堪设想。请迅速更换。”臣查署理彰化县知县李嘉棠，办事草率，士绅百姓都有不少怨言；藩司邵友濂多次请求调员更换，只因地方事务繁重，一时还没有确定人选。现在已经撤销其署理职务；只是该署令这次守城还能够坚定，他在任期间〔口〕有劣迹，功劳和过失能否相抵？已经由臣发檄命令沈应奎详细查办。既然确有丈量田地不公平、任由委员勒索的情形，臣不敢因为此前曾保举他而稍有回护；应请皇上下旨，命有关部门先行撤销署理彰化县知县李嘉棠的清赋保案，听候查办。至于彰化城墙低矮单薄，向来被认为难以防守；道员林朝栋不到十天便解围破贼，使大局立即稳定，实在忠勇刚烈、不顾嫌怨，仗义而急公。拟恳请皇上施恩，将二品顶戴候补道林朝栋赏赐穿黄马褂，以表示优异。” 其余特别出力的战守官员、士绅和将弁，是否可以准许由臣汇入攻克吕家望番社一案，择优一并奏请奖励？这将是超越常格的重大恩施！统带武毅军、记名提督朱焕明，急于赶赴救援，奋力战斗而阵亡；全身遍布伤痕，情状异常惨烈。拟恳请皇上恩准在彰化县城建立专祠，命有关部门按照阵亡的例子从优议恤，以慰藉忠魂。”皇上谕旨：刘铭传奏报“彰化土匪抢劫盐馆、围攻城池，先后剿平”一折。本年八月，鹿港盐馆遭土匪抢劫并围攻彰化县城，刘铭传派遣朱焕明、林朝栋等分路进剿，立即解除城围，并接连攻破竹围二十一处，斩获多人，胁从人员全部解散，地方安定如常，办理还算迅速。候选道林朝栋，着赏赐穿黄马褂。其余出力的官员、士绅和员弁，着汇入吕家望番社一案，择优奏请奖励。阵亡的记名提督朱焕明，奋力作战而捐躯，实在令人悲悯！着按照阵亡例从优议恤，并加恩准许在彰化县城建立专祠，以彰显其忠贞。署理彰化县知县李嘉棠，办事草率，不合民情。着撤销其清赋保案，仍交由刘铭传认真查办。逆匪施九段、王焕等，仍着命令各军严密缉拿务必擒获，不得任其漏网，以安定地方。——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一（光绪九十一）。十一月戊辰（二十一日），刘铭传奏报“‘威定’轮船失事，都司李培林救援并出力，请求给予奖励”，皇上批准了此事。十二月戊戌（二十一日），命令林维源协助办理全台开垦、抚慰番民等事务。——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二（光绪九十二）。光绪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春正月庚午（二十四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各省封疆大吏，都是国家所倚重任用的臣子。其中长期经历军旅、熟悉韬略的人，建立了特殊功勋，贤能勤劳尤其显著。现任提督、总兵等大臣，大多都是从军中起家，逐渐担任专管一方军务的重任。各位文武大臣为国勤勉效力，长期不懈；现在归政之期将近，应当分别施恩。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赏用紫缰；两江总督曾国荃、云贵总督岑毓英，都赏加太子太保衔；陕甘总督杨昌浚、山东巡抚张曜、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都赏加太子少保衔；吉林将军长顺、江宁将军丰绅、绥远城将军克蒙额、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嗄尔、察哈尔都统托伦布、直隶提督李长乐、陕西提督雷正绾、甘肃提督周达武、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广西提督苏元春、湖北提督程文炳、四川提督宋庆、云南提督冯子材，都赏加二级。前兵部尚书彭玉麟，交给有关部门从优议叙；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前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前江南提督李朝斌，都交给有关部门议叙。此外，现任且曾经在军营任职的文武一、二品大员，着令吏部、兵部分别查明，都赏加一级。有关部门知道。二月癸卯（二十七日），卞宝第奏报“台湾拟增设、改设教官及佐杂等官”的事，交给有关部门议奏。抚恤已故台湾总兵廖世霖。——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三（光绪九十三）。三月庚戌（初五日），谕旨：卞宝第、刘铭传、林维源分别上奏“全台湾生番一律归化、叛逆首领被擒，请求奖励出力人员”等折片。台湾各路吕家望等番社依恃险要、抗拒教化，刘铭传督率官军，剿抚并用，叛逆首领刘添汪已被捕获并惩办。现在全台湾的生番已经一律归化，仍着令该巡抚等妥善办理安抚番民、开垦土地等事务。所有特别出力的副将林福喜，着以总兵名义记名，遇缺简放；都司郑有勤等，都免补参将、游击，改以副将优先补用；千总戎胜标等，都以守备留在福建，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已革通判王维叙，准予恢复原官，并免缴捐资复职的银两；县丞陆承谦，免补本班，仍以知县身份留在原省补用。历年参加剿抚的各军出力员弁以及各局负责抚番、垦殖的委员，准许择优汇总保举，不许冒功滥保。另有一片奏报说：“彰化、嘉义绅士保卫乡里、缉捕盗匪、消除祸患，请求奖叙。”郎中蔡占楙，赏加道员衔；主事林启东，赏加五品衔。这两名官员都赏戴花翎，以表示鼓励。有关部门知道。壬戌（十七日），卞宝第奏报“台湾省新案交代，仿照山东新章，按半年开报”的事，交户部知悉。

译夏四月己卯（初四日），刘铭传奏请为沈葆桢、吴赞诚建立专祠，交给有关部门议奏。——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四（光绪九十四）。六月丁丑（初三日），调蒯德标任福建台湾布政使。甲申（初十日），刘铭传奏道：臣先前接到有关部门批复：“台湾要缺知县一项，暂时准许不论资格，统一酌情请补；等三年任期届满后，仍按照定例办理。新设的知县各缺，先准许酌情补署一次。至于变通章程，着令察看后限定期限奏明”等语。查台湾正值初设行省，事事都是创始；根据地方情况选用人才，借此取得得力助手，实在是目前第一要务。臣诚恐受到定例限制而弃置人才，所以先前请求变通。原设知县要缺，既然准许依有关部门议定变通补署三年；届时能否仍按定例办理、是否应当再次延长，当然应再行审察酌定。只是新设各缺，如今又加以察看，不仅正值草创经营时期，仓促之间难以治理；况且许多地方位于新开辟的番界，瘴气尤其严重，既然任用人与地方相宜十分重要，变通期限似乎不能不酌情放宽。应请仍按照前议，以十年为限，以便资助治理。再者，现在台湾各项差事处处需要人员；一旦变通期限届满，而这批在台湾委用的人员永远没有补缺期限，似乎不足以彰显公平。所有中、简厅县及佐杂各缺，能否仿照“一咨、一留”的章程，在内地调补一次，再准许台湾各项差委班次人员请补一次？以表示鼓励。交吏部议奏。——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五（光绪九十五）。冬十二月丁丑（初六日），刘铭传奏道：台湾原来设置驿站五十处，管理废弛，公文往往迟延贻误。臣已经督促司、道官员酌情加以整顿，将原设的正站、腰站核实裁减，并在旁通道路和新设各县分别增设旁站，仍不超过原设驿站数目。所有原来使用的站夫一律撤去，由各营汛分拨兵丁，酌量发给津贴，责令传递公文。各站另行雇用书识，专门办理站务。仿照外国邮政的办法，委派道员陈鸣志督办。自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十日起试办，已经超过一年；南北公文毫无迟误，各处都称便利。统计一年所需经费约一万两上下，与台湾防务旧章全年需用一万五、六千两相比，确实可以节省银五、六千两。交有关部门知悉。光绪十六年庚寅（一八九 ○）春正月丁卯（二十六日），谕旨：今年是朕二旬庆辰，恩典接连施行；想到各省文武大臣中有功勋特别显著、长期担任封疆重任的人，确实应当优厚地加以奖叙。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荃，山东巡抚张曜，着令有关部门查明各位大臣的子弟，具奏上报，听候旨意施恩；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赏给兵部尚书衔；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赏给太子太保衔；督办东三省练兵事宜、正白旗护军都统定安，云南提督冯子材，都交给有关部门从优议叙；四川提督宋庆、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陕西提督雷正绾、广西提督苏元春，都赏加太子少保衔，以表示朕因庆辰而奖赏、酬报功劳，并优厚眷顾有功勤劳之臣的至意。——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七（光绪九十六）。三月辛未（初二曰），谕旨：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着帮办海军事务。” 夏四月丙午（初七日），任蒯德标为广东布政使、于荫霖为福建台湾布政使。辛亥（十二日），谕旨：孙开华现已获准来京朝见，福建陆路提督一职着由卞宝第兼署。丙辰（十七日），因剿平南澳番社，给予总兵吴宏洛等人不同等级的升迁奖赏。——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八（光绪九十八）。六月戊午（二十日），福建台湾布政使于荫霖因病免职。任沈应奎为台湾布政使。

译秋七月辛未（初三日），刘铭传奏道：台湾在光绪十二年间办理清查赋税，臣曾具奏，钦奉谕旨：“立即着令督促派出的各员绅认真办理，出力人员准照异常劳绩奏奖。有关部门知道。”臣谨此遵行。自光绪十四年六月开始征收新粮，臣先将特别出力人员奏请奖励，其余在办事的官员、绅士、员弁，说明等发给清丈单据、事情办完后再继续请奖；钦奉上谕：“着照所议办理。”并准吏部议奏：“着令妥善迅速丈量清理田亩，等发给清丈单据的事情办完后，即将实际征收数额详细奏报并咨报有关部门，再行汇总奖励。”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全台湾发给清丈单据一律完成；当即核定田粮每年征收数额，编造图册，分别奏报、咨报在案。查内地办理清丈时，一个州、一个县都有旧有图册可供查考，往往经过多年仍难以看到成效。台湾这次从光绪十二年秋季开始办理清丈，接续核发清丈单据；其中嘉义、凤山各属，第一次丈量不实，又另行委派人员复丈：一律按户发给单据，隐匿田亩的揭发上报，开垦田地的登记入科。到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一律编造图册，奏报、咨报办竣。统计原有的人丁、税饷、供粟、余租、官庄、耗羡等项目，每年共征银一十八万三千三百六十六两有余。现在确定的粮额每年征银五十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随征的补水平余银一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二两，再加上官庄租额银三万三千六百五十七两，共计银六十七万四千四百六十八两有余；与原有数额相比，增加银四十九万一千五百二两，除去补水平余银两之外，实际计算正额增加银三十六万三千三百四十两。光绪十四年的征收数目，已经按照展限规定奏销；其中办事不力的人，臣也都随时奏报参劾。所有自始至终参与此事并出力的官员、绅士，不免都有微小劳绩值得记录；臣令台湾、台南、台北三府取具各员、绅士履历，开列清册，由署理布政使沈应奎、台湾道兼按察使衔唐景崧核明后，详细请奏奖赏。臣查台湾是海疆要地，自奉旨改立行省以来，每年所需经费比以前更加巨大；全岛孤悬海外，遇到缓急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若不是地方自身有财力，就无法应付变故、维持日常。总计全台湾有一州、二厅、十一县，地域广阔达千余里；各属乡堡、田甲和粮额，按户逐一查核，琐碎而繁重。当时仅用三年，便完成了全部工作；每年增加巨额款项，充裕了国家长久使用的财力，确定了海疆长期治理的规制。这固然由于圣德深厚、民情踊跃，但办事的官员、绅士、员弁都尽心尽力，办理妥善迅速，也都有微小劳绩；蒙受恩旨，准许按照异常劳绩给予奖励，自然应当及时考核叙奖，以彰明激励劝勉。除将出力稍次的各员核实删减，由臣酌情拟定奖励的顶戴外，所有分派到各属清丈田亩、核算钱粮、核发清丈单据、绘制图册而特别出力的同知潘成清、参将陈同泰等一百九十七人，应遵照旨意，按照异常劳绩请奖；其中办理丈量田地、发给单据、稽查核对案册而出力的道员林汝梅、世职沈文熊等一百九十七人，仍按寻常标准开列，不敢稍有冒功滥奖，分别出具切实考语。谨慎编成清单，恭敬呈给御览。恳请仰赖天恩准许按照所请，命有关部门分别给予奖励，以彰明信实的奖赏，并表示鼓励。交有关部门知悉。丁丑（初九日），卞宝第奏道：查福建省山多田少，本地出产的米谷不够百姓食用；一向需要从邻省取得，而以江苏的沪米为最大宗。上年秋后，苏州所属地区遭受水灾，禁止米粮出口，福建省粮价逐渐上涨。臣担心青黄不接之时，百姓缺粮可忧；于是设法招募商人，分赴各属采购运输，曾在十一月间恭敬复奏的“查办各省灾区”折中陈明此事。可是自入春以来，米价一天比一天贵；当即把去年冬天预先购买、存放在安徽的米二万石，以及后来购买的洋米二万石，发往各铺按平价出售，米价仍然只涨不降，每石涨到番银三两有余。又查省城恒广仓储存谷物十二万七千八百余石，积存了二十多年，因霉变折耗二千八百六十余石，其余也都陈腐；再搁置几十年，便不能食用。因此在四月初五日开仓平价出售，截至二十九日，已经出谷六万七千三百余石。不料五月初一日至初四日连续下大雨，上游延平溪水猛涨四丈多，急流直下，从福州入海；省城西南内外积水深浅不等，有五六尺、三四尺，低洼处的田地房屋大多被淹。幸亏初六日天气放晴，初七日晚上积水全部退去。现在已经派委员分别前往受灾地区查勘，对贫困户酌情抚恤；同时发电通知两江总督曾国荃，赶快命令苏松太道解除禁令，放米运到福建，以接济百姓粮食。只是江苏从上年八月起到本年四月不准米船出境，福建省市场萧条，民情惶恐；虽然由官府分头采购并开仓平粜，民间总认为粮源不旺，仍然惊疑不安。查福建一向所依赖的粮食，以沪米为最大宗，台米次之。台湾的田地近来大多改种茶树，加上防营、勇丁很多，台湾已经没有余粮，贩运甚至完全断绝，全靠上海商船转运接济；因此前任督臣多次奏请免税招徕。光绪十年，准许两江督臣咨定沪米运往福建免税，每年以二十万石为限，超过限额仍令纳税；五、六年来都按此案执行，百姓粮食有所依赖。近来因为禁止籴米十个月，福建米价比江苏所属灾区还贵。臣原籍江苏，知道江南、江北出产的米确实很多。此前江南剿除发逆时，极力保全里下河地方，仅那里就足以供应数百营兵的粮食；苏州、安徽三府如果遇到水旱偏灾，运出米二十万石，实在完全没有妨碍。今后沪米运往福建，每年总以二十万石为限，免税放行，不要再禁止籴米，对福建百姓的粮食供应大有益处。相应请旨俯准立案，使众百姓都能共同沐浴皇上的仁恩，实在深切盼望祈求。得到旨意：知道了。立即咨行两江总督查照办理。—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九（光绪九十九）。

译八月壬子（十五日），谕旨：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奏“台湾煤矿招商承办章程种种错误，请求下令停止办理”一折，刘铭传对于奉特旨命令另行议定的事情，竟不奏明请旨，就擅自议立章程、开始办理，这尤其不是一般的轻率可比。刘铭传，着交有关部门议处。己未（二十二日），吏部奏道：军机处交出光绪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奉上的谕旨：“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奏‘台湾煤矿招商承办章程种种错误，请求下令停止办理’一折，刘铭传对于奉特旨命令另行议定的事情，竟不奏明请旨，就擅自议立章程、开始办理，这尤其不是一般的轻率可比。刘铭传，着交有关部门议处。钦此。”钦遵送到吏部。查律文载：“违背制书，杖一百。凡官员违犯制度，属于私罪，革职。”本案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对于奉特旨命令另行议定的事情不奏明请旨，就擅自议立章程、开始办理，钦奉谕旨交有关部门议处；应请将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按照违制律中私罪革职的条例，议定为革职。上谕：吏部奏报“遵照议定处分”一折，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应受革职处分，着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冬十月，丁酉日为初一日，谕旨说：“刘铭传上奏《总兵在军营积劳成疾去世，请求给予优厚抚恤》一折：福建建宁镇总兵苏德胜，在咸丰年间投身军营，转战江苏、浙江、山东、湖北等省，屡次建立战功，接连被保举为记名提督。此前刘铭传曾调他赴台湾剿办生番，深得其力。不料因感染瘴气，在军营中病故。苏德胜着加恩，按照提督在军营积劳病故的成例，从优议定抚恤；准许在台北府城为他建立专祠；将其一生战功交国史馆立传，以表彰他的功劳。他的妻子徐氏绝食殉节，着准予旌表。” 任命罗大春为福建建宁镇总兵。——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光绪一百）。十二月，戊午日（二十三日），谕旨说：“刘铭传上奏《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愈，请求辞去职务》一折，刘铭传着再赏假三个月，不必辞职。台湾科试的各项事务，着派唐景崧暂时代为办理。” ——见光绪《东华续录》卷一百一（光绪一百一）。光绪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春二月，壬子日（十八日），刘铭传上奏说：“查台湾办理抚垦事务，开辟的土地日益扩大，经费也日益增多，不得不整顿、清理税饷来源，借以接济。先前清查赋税时，内山新开垦的田园，随时报告开垦情况并登记纳税。那些高山大岭，土地适宜种茶；只是土层薄、地力弱，百姓种植时断时续，没有固定规律。因此按照茶叶收成的丰歉，酌量征收抚垦经费，由包商缴纳。光绪十三年刚开始试办时，收款还不顺畅；光绪十五、十六两年，每年大约可以收银六、七万两，均随时拨充办理抚垦事务之用。除按年截清数目，汇入善后案内列款造报外，现据善后、税厘两局司道详细呈报，请求奏咨前来。除咨报户部外，理应具奏陈明。”下令户部知道。三月，辛卯日（二十七日），谕旨说：“刘铭传上奏《病仍未痊愈，请求辞去职务》一折，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着准予辞职，并免去帮办海军事务的差使。”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光绪一百二）。夏四月，乙未日（初二日），任命邵友濂为福建台湾巡抚。——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三（光绪一百三）。

译六月，癸卯日（十一日），沈应奎上奏说：“收到吏部咨文，称《台湾清查赋税全部完成后，请求奖赏出力各员，仍应严格删减》一折，现附带送来知照。原奏中说：潘成清等一百九十二人总理赋局，并分派办理台湾、台南、台北各府的清查赋税事务，尚有应办事项；至于林汝梅等一百九十四人，并无功劳，应全部删去。潘成清等一百多人，仍应奏明请旨，命令臣等将出力稍次的人员严格删减等情，于光绪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臣谨遵旨，将咨文转行下来。前任巡抚刘铭传还没有来得及核办便卸任，事务移交到臣手中，自应遵照办理，哪里敢再三冒昧请求。只是查台湾的粮赋尚未丈量清楚，后来因奉旨改立行省，开山、清赋等一切事务都属于创办。前任巡抚刘铭传渡台后，于光绪十二年间奏请开始清查丈量；各属向来没有鱼鳞册籍，势必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因此此前已经奏明，先行编查保甲，按户征收粮赋，并请严格制定赏罚，以求取得实际成效。钦奉谕旨：“立即督促各员、绅认真办理，出力人员准照异常劳绩奏请奖赏”等情，钦此。由此可见朝廷奖励、叙用勤劳之人，参与此事的官员和绅士无不感激奋发，踊跃谋求成功。到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丈量单据全部完成；实际计算下来，除正额之外，每年多出银三十六万三千三百余两。把过去从未清查丈量的土地全部查出，每年增加赋税数十万两之多；筹措兵员、军饷都从这里取得补给，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小。当时仅仅三年，就迅速完成了一州、二厅、十一县的清查丈量事务，不能说没有可以查考的功劳。部臣因保举人数过多而议驳，却不知道台湾各属有的从数十万甲到十数万甲不等，哪里是几十个人所能办完的！刘铭传先前已经奏明，逐户丈量时必须设立清赋总局，负责督率办理；本来就不是只在当地按户征粮便能突然完成的。凡是填发丈量单、绘图造册、核算钱粮和田亩、办理丈田发单、稽核册案，各项事务都是首次创办，处处都需要人手；全靠各位官员、绅士不辞劳苦，才得以完成先前的工作。计算下来，每个属只保举二十多名或十多名，合起来看似很多，分开来看其实很少，实在不是人员浮滥、事情少而人多。先前因为各属保举人数很多，已经核实删去了出力稍次的人员；这次奏请奖赏的各位官员、绅士，都是确实出力的人。道员林汝梅等一百多人，只按照通常劳绩请求奖赏，并不敢一概请求优厚奖励；仅将同知潘成清等一百多人，遵照圣旨按照异常劳绩请求奖赏，而且只就各人现任职务酌情保举升阶，不敢给予过分优厚的待遇。至于部臣原奏所说“有省分人员为何径自赴台湾接受差委？都应依章撤销”等语，臣详细查核，原来保举名册之外的数十名外省官员，都是长期跟随前任巡抚在军营中接受差委的，或者投效到台湾后按例报捐，并未到任外省；其中有几名他省候补官员，当时因为奉命赴台以及捐资出省来到台湾投效，因熟悉当地情况，所以分派到各属清查田亩，确实建立了功劳，并不是擅自离省：此前已经造册咨报户部并加以说明，有案可查，也与台湾历次保奖案件相符。台湾地处海外，孤悬一方，人人都把那里视为畏途；这次参与此事的各员辛苦三年，始终勤勉，都应予以奖叙，实在没有可以删减的。如今既然奉部咨命令严格删减，只能在确实无可删减的人员中认真斟酌核定，将出力稍次者删减若干名；除此之外，确实都是功劳显著、无法再删的人。谨慎缮写清单，恭敬呈请御览。现恳请皇上施恩，俯念台湾清查赋税属于创举，每年增加巨额赋款，确实是长远的利益；将所保举的各员特别降下谕旨准许，以表示有功必赏，并彰明激励劝勉之意。台湾大局幸甚！微臣幸甚！”奉旨：“阅览奏折，全部知道了。所请开复的各员，着令该部议奏。其余均照所请奖励。清单一并发下。” 乙巳日（十三日），卞宝第上奏：“琉球国遭遇风灾的难民漂流到台湾，按例予以抚恤。”下令有关部门知道。——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四（光绪一百四）。秋九月，丁丑日（十六日），谕旨说：“邵友濂上奏《请求调派人员任用》一折，原陕西凤邠盐法道顾肇熙、候选知府蒋斯彤、江苏候补直隶州知州胡传、候补知县汪瑞曾、叶意深、贵州候补知县邓嘉缜，都着发往台湾，交邵友濂差遣任用。该部知道。”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六（光绪一百六）。冬十一月，戊辰日（初八日），谕旨说：“崧蕃上奏称：‘革职官员拖欠应缴银两，请求下令查明追缴’等语。已革贵州青溪县知县张伟堂拖欠解送的地丁银一千七百六十六两有余，曾经多次严令催缴，至今仍未缴清，却径自回到四川原籍，又听说他前往台湾报效，实在是任意拖延。着刘秉璋、沈应奎查明该革员现在何处，立即解送到贵州，强令追缴欠款，以重视国库储备。该部知道。” 甲申日（二十四日），任命唐景崧为福建台湾布政使。——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七（光绪一百七）。

译光绪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春正月，庚午日（初十日），邵友濂上奏说：“查台北大嵙崁、三角涌、双溪口一带地方，靠近番社。自光绪十七年三、四月以来，屡有凶番杀害百姓，少则一、二人，多则十几人。各抚垦委员接连禀报此事，前任护理巡抚沈应奎严令统带隘勇各营的总兵陈罗督促驻防弁勇，捕获番犯迈灰西学，并带来木乌芸、哇素老涯、野微罅隆等四人，审讯清楚后分别惩办；马速社番抗拒捕拿，打伤、杀死勇丁八人，于是立即焚毁该社。后来因为查办番案日久而没有成效，沈应奎便先后撤换陈罗以及隘勇前、左两营的各位管带。九月间，三角涌等处杀人案件越来越多，凶番聚集成群，竟敢在吶哮、古摆鹤等地围攻碉堡，肆意焚烧杀戮；分驻防守的隘勇，因地域广大而兵力单薄，接连有伤亡，无法充分堵截抵御。沈应奎命令调来定海正、副二营六成勇丁，并在当地陆续增募土勇一千多人；又经商请臣林维源亲自前往大嵙崁督促剿办。当时在竹头角、吶哮等处，化番前来归顺，顽抗不化的番社已经没有几个，于是议定立即会合军队围剿；不料凶番纠集后山内加辉各社的人围攻，隘勇前营与外界隔绝，所修筑的碉堡粮食运输和取水通道完全断绝，军火也几乎用尽。该营管带游击林福喜从小路赶去送信告急，接替统带隘勇各营的已革游击郑荣督率土勇冒险赶去救援；埋伏的番人遍地都是，稍有行动就会有伤亡。雇募的化番担任先导，从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初六日先后对该处九座碉堡进行援救，同时命令通事传话，劝散勾结的番人；各军刚刚依照先前的计划会合进攻，合吻坪的凶番便节节抵抗，勇丁奋力攻击，双方都有死伤。郑荣从竹头角进驻吶哮，土勇队长、六品军功林李川在夹板山交战阵亡；抚垦委员、直隶州知州陈长庆会同定海正、副营从后方策应，虽然被枪打伤腰胁，仍然挥军继续进击，番众于是溃散。土勇管带、军功陈福胜、守备林建庸等分别从大霸、大窝方向前进，各自焚毁凶番的番社；已经有瞠眼等社哀求归顺接受抚治，但尚未全部平定。臣到任以后，多次同臣林维源会面，详细筹划，内山咸菜瓮、五指山一带的番社都十分平静，加辉各社也已经悔罪请求投降；只是浅山、水流东各社横在中间，如果不赶快加以惩办，很难保证它们不会煽动、诱惑已经归化的番人，势力蔓延后将难以图谋。隘勇各营分界防守，正值凶番猖獗之时，尤其需要加以弹压；目前能够用来剿番的兵力，只有定海正、副营六哨以及新募的土勇，兵力仍嫌单薄。现在臣已经命令调派道员林朝栋统率所属“栋”字各营，限期赶赴会合剿办，希望尽早安定局势，不至于妨碍抚治事务。”上报朝廷知道。——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八（光绪一百八）。夏四月，辛丑日（十三日），谕旨说：“邵友濂上奏《剿平大嵙崁内山番社，请将参与此事的官员、弁员分别奖赏、抚恤》一折：台湾大嵙崁内山番社发生骚乱，邵友濂命令调派道员林朝栋等督军进剿，先后击毙悍目孩家乃悦以及牙畏阿瓮等人，番众困窘不支，请求接受抚治，并将首犯李九等捆绑押送惩办；内山各路番社全部平定，剿办还算妥善迅速。所有出力的道员林朝栋，着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员身份请旨简放；把总林超拔，着免去补授千总，改以守备留在福建，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游击沈棋山，着免去补授游击，改以参将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守备黄宗拔，着免去补授守备，改以都司仍留原省，尽先补用；把总郑以金，着免去补授把总，改以千总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五品军功贡生黄南球，着赏戴蓝翎。阵亡的游击杨春海、都司赖李春、把总简玉发、五品军功林秀川、张拱福、蒋宏标，都着交部从优议定抚恤。”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九（光绪一百九）。五月，己卯日（二十二日），闽浙总督卞宝第因病上奏请求辞职，获准。乙酉日（二十八日），任命谭锺麟为闽浙总督。——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十（光绪一百十）。秋七月，丁亥日（初二日），任命杨岐珍为福建水师提督。——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十一（光绪一百十一）。

译冬十二月，庚午日（十六日），邵友濂上奏说：“恒春射不力社番人滋事，臣派令记名提督、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和记名提督张兆连督兵剿办。当时将攻克吧仕嘿社的情况附片奏报，奉朱批：‘知道了。着立即命令万国本等迅速会同剿办，以清除余下的番人。钦此。’谨遵旨转行下去。查官军攻克吧仕嘿社后，就在该社扎营；同时秘密约定后山各营，计划夺取草埔后社，以炮声为号。八月十一、十二等日，番人截断我军运输道路，乘夜袭击营地；攻打到天亮，猖獗异常。十六日五更，山后炮声响起，万国本、张兆连分别督率十二营，前后各分两路，命令屯丁、化番向导进军；番人据守淡水坑，埋伏在壕沟中，凭借高处拼力抵抗。官军一鼓作气，夺取了他们占据的地方。进逼草埔后社时，山势险要，林木草丛幽深；道路曲折处，隘卡重重，路径尤其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过。官军突然用开花炮、洋火箭轰击，番人仍然屹立不动。各营又挑选精壮士兵，手持单枪、脚程迅捷，鱼贯向前；从午时到酉时，轮番接连进攻，最终仍不能攻入。万国本与张兆连仔细商议，使用大炮、抬枪连续交替射击；十七日黎明，山谷突然震动，各营弁员、勇丁和番丁声势倍增，阵亡者接连出现，士兵毫不退缩；每夺取一处隘卡，便在卡内开路，挑土突进，逐段推进剿办，所有隘卡都被我军夺取。番人聚集固守大社，力量渐渐支撑不住；到日晡时，官军乘势猛烈进攻，立即将草埔后社彻底平毁；从四面追杀，杀死番人八十多人，缴获洋枪一十七杆、镖刀各一百多件，擒获番目加必、姑柳、龟令、万贵等四人；搜捕首犯零阿零父子，没有捕获。十八日夜间，台风突然来到，山溪暴涨；飞沙走石，林木全部摧折，各营的棚帐、锅灶等当即全都毁失。万国本、张兆连激励将士，忍饥挨寒，在狂风暴雨中擎枪危险地站立了两昼夜；二十一日，才得以引火做饭，砍伐树木搭建营寨，以资防守。番人横遭风雨侵袭，没有番社可以回去；各自逃窜躲藏在树林中，呼号声传遍四方。等到风停雨住，官军逐渐整顿队伍，广泛收买眼线，探知零阿零聚集凶番二、三十人，逃窜藏匿在家新路。”}], 二十八日，官军突然前往伏击搜捕。该番措手不及，凭借深林地势，一边逃窜一边抵抗；弁勇在林外堵截，击毙数名番人，并冒险进入林中，将首犯零阿零生擒带回营中。二十九日，搜捕到从犯加别一名。九月初三日，又捕获吧咕一名。先后交给恒春县署知县陈文纬审讯查明，一并在军前处死。初八、十六、二十等日，各营搜剿余匪，分别缴获首级以及枪械等物。万国本、张兆连安抚平定余下番社，督同恒春营、县妥善筹办善后事宜，并先后将已捕获的番目加必、大木郎、失炎等送回山中，令其约束部众；将射不力改名为善化社，另立社长，发誓同附近庄民永远相安无事。官军先后阵亡勇丁、化番四十四名，被水冲死十三名，受伤五十一名；会同上次吧仕嘿社伤亡的各名勇丁，分别查验，给予抚恤、赏赐、医治和赡养。十月十八日，万国本、张兆连督带各营由内正一律撤队，分别返回驻防地：以上情况据禀报送来。臣查射不力一向是恒春的强悍番社，同附近庄民长期相互仇杀；这次杀死平民张大包等二人，是零阿零父子所为。该番人怙恶不悛，竟敢纠集众人屡次侵犯枫港；等到官军前来围剿，仍然凭借险要地势拒捕，实在是罪大恶极！如今已经将其捕获并斩首示众，确实足以彰显国法、快慰人心。官军冒险用绳索下入幽深险地，深入瘴气弥漫之处；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又遇风雨成灾，在露天站立了两昼夜之久，更不是历年剿办情形所能相比。数十天内连续攻克强悍番社，捕获各名首要罪犯，事情办理迅速，地方已经安定；参与此事的人员，也都有些微功劳值得记录。谨慎选择其中功劳尤著者开列名单，恳请皇上施恩，准许按照所请分别给予奖赏。其余出力的各员弁，是否可以容臣汇入“海防五年保奖”案内一并核议保举，以示鼓励？」上谕说：“邵友濂奏报‘剿平滋事番社、擒获首要各犯正法，在事出力各员开单请奖’一折：本年闰六月间，台湾恒春县境内射不力社番人聚众滋事，邵友濂派总兵万国本等督率军队，先后攻克各番社的隘卡，擒获首犯零阿零、从犯加别、吧咕等多人并处死，现在地方已经安定；参与此事而出力的各员，都确实有些微功劳，自应分别给予奖赏。名单中所列总兵万国本，赏赐更换为“奇车伯”巴图鲁名号；提督张兆连，赏赐更换为“仲伯德恩”巴图鲁名号：均交由吏部从优议叙。游击万国标，免去补授本班，以参将职位尽先补用，并赏给“尚勇”巴图鲁名号；副将徐元福，免去补授本班，以总兵名义记名简放，并赏给“朴勇”巴图鲁名号；千总万国栋，免去补授本班，以守备职位尽先补用，并加都司衔；游击张正玉，免去补授游击，改以参将留在四川尽先补用，并赏赐更换花翎；守备柯常贵，免去补授本班，以都司职位尽先补用，并加游击衔；把总俞福荣，免去补授本班，以千总职位尽先补用，并加游击衔。其余人员，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名单一并发下。”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十二（光绪一百十二）。光绪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春三月戊戌（十六日），任命黄毓恩为福建布政使。壬子（三十日），任命张其光为福建澎湖镇总兵。——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十三（光绪一百十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译夏五月甲申（初三日），邵友濂上奏：“台湾孤悬海外，是七省的屏障；设立行省以后，对外巩固海防、对内办理抚垦，都必须部署重兵于要地，并加以训练防守。全台原有三十一营十七哨、屯军五哨、炮勇五哨、练军三营；后来因为内山大嵙崁一带的社番滋事，兵力单薄，已经奏明增募四营，以便围剿。统计截至光绪十七年底，准军共三十五营十七哨、屯军五哨、炮勇五哨、练军三营；将官弁、兵勇的名数和饷额，以及统领、营官交接日期和驻扎地点，已经按季度分别开列清单、编造册籍，奏报并咨送查核。至于修建西学堂、基隆海口洋式炮台、台湾各县衙署、监狱、坛庙、祠宇等工程，增购外国器械以及一切筹办情形，也都先后分别奏报、咨送备案。现据台湾善后局司道详细称：‘台湾筹办海防善后并招抚事务，自光绪十七年正月起至十二月底止，海防善后报销，新收台湾关税、盐课、厘平余及遵删等款银一百五十五万四千六百一十九两零。开支以及发给淮军官弁、勇夫的办公经费、薪粮、柴草、工食，炮勇、轮船弁勇、屯丁的盐粮，水陆练兵的薪粮和公费，随营文武员弁及各局员役的盐菜夫折，购买外国军火器械的费用，正腰站书兵的工食，修建西学堂、书院、洋式炮台、恒春县城墙、兵勇营房、仓库、衙署、监狱、坛庙、祠宇，基隆社寮浮桥、平船各项工程，制造旗帜的工料，以及一切杂支各款，共计银一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三十六两零；这些款项有的依照成例章程，有的接续支给，有的从外国购买，严格遵守定章，早已奏报、咨送备案；全部都是实际使用、实际销账，确实没有丝毫虚报冒领，应请全部准予销账。除新收银一百五十五万四千六百一十九两外，尚缺银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一十六两零。又光绪十六年台防善后报销案内缺银八万六千一百四十两零，合计共缺银四十七万八千五十六两八钱零，确实是欠发给冬军弁勇的光绪十六、十七两年分发的薪粮等银；待收到光绪十八年起的台防经费后，再立即分别补还。’这些情况已经呈报上来。” 臣复核后没有异议。恳请敕令有关部门将全部款项准予销账，以便核清账目。”交有关部门议奏。

译秋七月庚寅（初十日），薛福成上奏：“臣追溯查考本朝顺治、康熙年间，才开始严格实行海禁。当时因为郑成功父子窃据台湾，窥伺进犯江、浙、闽、粤，招诱平民，胁迫他们成为死党，盗寇势力蔓延，沿海骚动不安，不能不创立禁例，以便大力防范。凡福建人在番地借故不归，又偷渡私自返回的，一经捕获，立即处死。后来台湾平定，事务在于让百姓休养生息，不愿在海外另生事端。康熙五十六年，关于禁止南洋贸易一案，经九卿议定：凡出洋后长期滞留者，行文令外国解送回来处死；承蒙圣祖仁皇帝特别施恩，规定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出洋的人都准许返回原籍。雍正六年，奉谕：‘出洋之人陆续返航，而留在当地不回来的，都是甘心成为异域之民、违禁偷渡前往的人，不准返回原籍。钦此。’乾隆十四年，又奉高宗纯皇帝特别谕旨：‘将私自前往噶罗巴充任甲必丹的陈怡老严加惩治，货物没收入官。’大体上说，过去海盗尚未剿灭，邻国交往尚未订立，出洋的百姓，禁止他们出洋，可以使盗寇失去党羽、消除祸端；不加禁止，又担心他们泄露机密；这并不是苛待出洋的百姓，而是当时的形势所造成的。自道光二十二年以来，陆续同东、西洋各国订约通商。英国《江宁和约》第一条说：‘中国、英国人民前往对方国家的，都必须受到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护。’美国《续约》第五条说：‘中国人与美国人前往各国，或者愿意长期居住、加入当地国籍，或者随时往来，都听凭各自方便。’而《秘鲁条约》和《古巴华工条款》，也对出洋华民再三郑重说明：保护他们唯恐不周全，筹划安排唯恐不到位，并且常常在海外要地设置领事官加以保护。实在是因为如今火轮、舟车使交通无阻，天下各国已经近如门户庭院、近在几席之间，势必不能闭关独自治理。而且我圣朝教养百姓超过二百年，中国逐渐出现人口过多的忧患；于是不得不引导百姓出外佣工以扩大生计，开放商路以增加财用，顺应民意以联结声气，张扬国势以尊崇体统。海禁早已放松，风气大为开放，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论远近，旧有前例已经不是废除却自行废除、删去却自行删去；这并不是偏爱出洋的百姓，而是当时的形势所造成的。” 臣在光绪十七年奏请派道员黄遵宪担任新嘉坡总领事官，嘱咐他到任后详细考察流寓海外华民的情形，核实后禀报。现据禀报称：‘南洋各岛的华民不少于一百多万人，大约计算沿海贸易、当地产业所拥有的利益，欧洲人、阿剌伯人、巫来由人各占十分之一，而华人占十分之七。华人中，广东、琼州、惠州、嘉应各籍约占七分之二；广东的潮州人、福建的漳州人和泉州人占七分之五。广东人多来去自由，潮州人则离去和留居各占一半，福建人最为富裕。只是当地土著多、流寓华民少，他们都置办田园、繁衍子孙；虽然居住海外已经一百多年，仍然遵守中国的正朔和服色，婚丧、宾客、祭祀也沿袭旧俗。近几年各省筹办赈济、筹办防务，他们大多捐献巨款，争相请求朝廷授予封衔、翎顶，以此表示荣耀；看他们拳拳眷恋本国的心情，就知道圣恩浸润得多么深厚了。只是谈到回国的打算，他们都皱着眉头相告：认为官长的查究、胥吏的侵扰、宗族党羽和邻里的讹诈勒索，各种牵累不胜枚举。凡是带着资财回国的人，有的被指为逃欠盗窃者，有的被斥为勾结番人的人；有的被说成偷运军火、接济海盗，有的被说成贩卖“猪仔”、勾结洋匪；有的遭人强行夺取箱笼财物、肆意瓜分，有的房屋被拆毁、不准建造，有的被伪造多年以前的契券，借此索取所谓欠款。海外羁留的百姓孤身行动、势单力薄，一旦遭到诬陷，便无处申诉，因此不愿回国。偶尔有人以商人身份回来，却不称作英国人，就称作荷兰人；他们反而倚仗势力、挟持威势，干犯法纪，地方官没有人敢追究！如今要清除这些积弊，必须广泛张贴告示，说明旧例已经停止，新章早已确定；使民间耳目焕然一新，或许可以有所帮助。’大概黄遵宪体察得深，见闻较为熟悉，所以能够像这样说得详细而切中情形。臣私下认为，保护富民的方法，起源于《周官》；安抚远方百姓的谋略，见于《管子》。人的本性没有固定不变的，只要能使他们的人身和家产得到安定，他们就会趋附。中国出洋的百姓有数百万人，广东人以出外佣工的较多，当地习俗虽然轻视他们，但还能够听任他们自由往来；除衣食之外，还颇能积蓄余财。如今沿海郡县稍称富足，没有不是依靠这一点的。福建人多为富商巨贾，当地习俗却对他们十分苛刻，拒绝限制得过于严厉；往往有人拥有百万资财，却羁留海外，十个人中没有一个回来。而且华民并不是没有眷恋故土的想法，国家本来也不是实行驱逐禁阻的政策，只是条约章程刚刚订立时，还来不及广泛颁布明文、使家家户户都知道，于是历代深厚的仁德恩意不能下达到基层，教化不能广泛施及远方；奸猾的胥吏、恶劣的绅士又得以窥见漏洞，从中滋扰、制造牵累，简直是替深渊把鱼赶走、替丛林把鸟雀驱走，实在不是办法。英国、荷兰等国招徕华民，开垦荒岛，使其成为大港，是他们能够借助我国的资力；华民擅长经营、掌握利益，我们不想着联合他们作为臂膀，反而又排斥拒绝他们，是我国不能借助他们的资力。趁现在及早筹划，还可以收到晚年补救的成效；如今若不设法，必然发展到担忧织机空置、财用匮乏的地步。查前任督臣沈葆桢曾奏请将不准偷渡台湾的旧例一概废除，曾奉特别谕旨批准；既具备省事简便、又有利于实际政务，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直到现在国内各地都一致称便。出洋华民的事情也应一律办理，是否可以恳请皇上俯念民生凋敝，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议保护出洋华民的良法，并声明旧例已经改变，以杜绝官吏和百姓欺诈侵扰的端绪；由沿海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分别切实晓谕，传达皇上的德意，使众人周知；并准许各口领事官访查华民平日的声誉，素来称为善良的，核实后发给护照。这样既不必大举更改制度，也不会滋生烦扰，可以收拢将要涣散的人心，可以振作积久懈怠的政局，可以融通中外之间的界限，可以沟通官民之间的隔阂：怀念故国的人将源源不断归来，平民也不再轻易产生离乡的念头；愿意前往乐土的人欣然到来，朝廷可以得到藏富于民的益处。一旦发生事情，无论缓急都足以依靠；枝叶繁茂、根本牢固，其成效实在不小。”得到旨意：“交该衙门议奏。”

译癸巳（十三日），调任张其光为浙江温州镇总兵、周振邦为福建澎湖镇总兵。八月癸王（初四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军机处抄送出使英、法、义、比大臣薛福成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海禁旧例”的奏折，光绪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查考中外通商以来，既然已经任凭华民出洋佣工，怎么反而禁止他们回国呢！同治年间已经有美国、秘鲁各约，载明“中国、外国人民前往各国，或者长期居住、加入当地国籍，或者随时往来，都听凭自便”等语，这就是说，国初旧有的禁令早已在实际上放松，只是表面上还保留罢了。只是当时还来不及广泛颁布明文、使家家户户都知道，吏胥、宗族、邻里便得以窥见漏洞，进行滋扰、讹诈、诬陷，致使历朝深厚的仁德恩泽还没有遍及海边；薛福成所奏的种种积弊，确实是实际情形。华人流寓各国，人数越来越多；如果一概禁止他们迅速返回故乡，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应请按照该大臣所奏，敕令刑部斟酌议定删改私自出境的条例；并由沿海各直省督、抚出示晓谕州县乡村，申明新章已经确定、旧禁已经废除。除伪冒洋商、包揽货物以及另有其他严重不法情事者仍应查究外，其余善良商民无论在海外时间长短，无论婚娶、生育，都一概准许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发给护照，任凭他们回国谋生置业，同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任他们随时出洋经商，不得仍像从前那样借故讹诈勒索，违犯者按律惩治。这样变通办理，差不多可以上以扩大圣朝普遍覆载的仁德，下以安慰羁旅之人怀念故乡、希望归来的心情，实在是顺应时势、制定适宜办法、维系国家根本的急务。’得到旨意：‘按照所议实行。’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一百十四（光绪一百十四）。九月庚子（二十一日），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去世，赐予祭祀、安葬，并为他修建祠堂；其战功事迹，交国史馆为其立传。癸卯（二十四日），任命黄少春为福建陆路提督。冬十月庚戌（初二日），邵友濂上奏：‘查福建省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公文，九月十一日奉上谕：“发往福建差遣委用的候选知府何漋简，竟敢捏造保奖知府官阶，本日已经有旨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该革员已经离开京城，现在到了什么地方？着令李鸿章、曾国荃、杨昌浚、卢士杰一体严密查拿，务必捕获，派员押解刑部审讯。”钦此。其时前闽浙总督臣杨昌浚已经通令各属严密查拿，并据案办理。现据代理淡水县知县翁秉钧禀报称：“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七日，本县访查得知革员何漋简来到台北府城，随即亲自督率差役秘密前往查拿，将该革员捕获归案；审讯查明确实是何漋简，已取得口供附在案卷中。理应呈请奏报并咨送，请求派员押解进京。”以上情况呈报上来。臣查该革员何漋简是奉旨缉拿、交刑部治罪的人，如今既然已经在台湾捕获，自应派员押解刑部审理。”交刑部知道。戊辰（二十日），邵友濂上奏说：“台湾云林县，过去在林圯埔设县治；此前督臣、抚臣已经上奏说明此事，并有案可查。现查林圯埔逼近内山，地势狭小；征收赋税、抚恤治理百姓，时常有鞭长莫及的忧虑。此前代理台湾府知府龙景惇转据绅董郑芳春等人禀报，称林圯埔与斗六相距二十五里。斗六地方村落相连，人烟稠密，田土肥沃，地势适中。于是请求将县治迁设在那里；当时已批示责成有关方面核议。后来台湾府知府陈文騄前往勘察，禀报说：‘那里地处中央，西螺、涂库、他里雾、林圯埔环列四周，是云林的要冲；南到嘉义、北抵彰化、东入山、西至海，路程远近相等，足以凭借它加以控制。而且斗六门原有都司一员，文武官员同城；遇到会商，也很方便。只是修筑城池所需费用浩繁，目前拟暂时栽植竹篱，并修建四座城门楼，以资防卫。衙署、庙宇等，也拟依次修建。上述工程，先由当地绅士富户劝募办理；如有不足，再请求动用公款。衙署建成以前，暂时以昭忠祠作为居处。至于林圯埔地方空虚，是否应增设佐杂官分驻防守，等察看并裁定实际情况后，再妥善筹划办理。’这些情况由台湾布政使唐景崧会同署台湾道、兼按察使衔顾肇熙详细请奏并咨报立案，送到臣这里。臣复查，台湾分设行省，许多事情都还在草创；建置县治、迁移驻地，原本关系到吏治。云林县治既然据该府陈文騄复查认为迁设斗六地方为宜，所禀各项也还妥当，似应准许所请。除将林圯埔是否应增设佐杂官分驻防守，以及迁设县治的其他未尽事宜，批示台湾布政司转饬台湾府察看斟酌情形，另行妥议办理，并分别咨报各部外，关于云林县治迁驻斗六的缘由，恭请敕令有关部门立案施行。”下发有关部门知道。——以上见光绪《东华续录》卷一百十五（光绪一百十五）。

译十二月庚戊（初二日），刑部上奏说：“据台湾巡抚邵友濂《缉获交拏官犯何漋简奏请送部治罪》一片，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二日奉旨：‘刑部知道。钦此。’并且该抚已派员押解何漋简，咨送到刑部。当时已将收禁审讯的缘由附片奏明在案；后来又据军机处将何漋简原保、原参各案抄送前来。臣等恭敬查考，光绪十年七月初七日奉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温绍棠奏称“遵保人才”等语，候选知府何漋简，着发往福建交何璟、张兆栋差遣委用。钦此。’不久，据御史丁振铎、刘恩溥以候选知府何漋简的经历涉嫌冒充，先后上奏参劾，请求敕令查明该员的履历出身是否有案可据。吏部查明后上奏说：‘何漋简由文童递保至府经历、县丞，有保案可以查考；由湖北改指江苏候补，有捐册可以凭据。唯独候选知府一案，完全没有真实凭据。’同年九月十一日奉上谕：‘先前据御史丁振铎奏称：“翰林院侍读学士温绍棠保奏的候选知府何漋简，只不过是捐职府经历。”’ 当即谕令吏部查明后具奏。后来据吏部奏称：‘该员候选知府一案，查不到真实凭据。’现查何漋简谢恩时递交的履历，竟敢把同治六年两次保举从九品、府经历、县丞的案件，捏造为保举换授花翎知府的案件；肆意欺骗蒙蔽，藐视法纪，胡作妄为，情节特别可恶！何漋简着革职，逮捕审问，解送刑部治罪。’钦此。臣部恭敬遵旨，随即咨行各督、抚一体查拿后，现据邵友濂将何漋简捕获解送刑部。臣等认为，该革职官员是奉旨逮捕审问的犯人，罪情重大，直到数年后才缉捕到案，于是立即选派司员提取案卷，严加审讯。据何漋简供称：他是安徽太湖县人；咸丰十一年投效霆军，跟随鲍超统带亲兵。同治六年，因在收复广东嘉应州的出力案件中被保举为从九品，遇缺即选，并赏戴蓝翎。同年又因跟随剿灭湖北永隆阿捻军叛乱获胜的案件，被保举免选本班，以府经历、县丞留在湖北补用，并赏加盐提举衔；随后按照条例报捐，改指江苏补用。十三年，福建漳州镇总兵孙开华将他调往厦门办理防务，他又随军前往台湾剿抚番社。光绪六年，鲍超调募霆军办理山海关防务，派他充任帮办营务处，不久军队被遣散。他在光绪十年六月间来到京城，亲友见面时问他有什么功名。他一时糊涂，以为官职大些体面，便回答说自己是候选知府。后来会见温绍棠，温绍棠询问海防、洋务如何办理等情况，他便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说了出来。温绍棠当即加以称赞，随后在七月初七日上奏，奉到谕旨。他恭敬奉旨后，不敢不叩谢天恩。当时因为温绍棠已经错误地保举称他为知府，所以他书写履历时便捏造为递保花翎知府；蒙召见时，也不敢到有关部门领取凭证。不久听到风声不利，立即出京前往福建；正好海口封锁，没能到达省城。又听说自己被参劾，一时进退无措；回京又因畏罪不敢回来，想立功又没有效命的地方。这样浮沉了数年，实在辜负圣恩；平日夜间常常自思，自己的罪过哪里可以宽恕！” 本年秋间，他听说台湾生番不时出没，当地商务、防务、垦务、洋务等各项事务都需要布置，于是立即前往，想寻求效力赎罪的机会，因而被捕获等情。臣等查明，何漋简并没有被保举取得知府官阶，温绍棠既然并不熟悉、往来也不密切，为什么会把他以候选知府的身份径直列名保举？其中很难保证没有请托贿赂等严重情节；于是又责令严加审讯。该革职官员坚决供称：他确实只是对亲友妄称官职很大，以求体面；温绍棠与他初次见面，没有详细查核，便仓促上奏保举。因此他递交履历时不敢说明实情，确实没有蒙混经营保举的事情。检阅吏部查覆的案卷证据，全部相符。臣等又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亲自提审讯问，该革职官员仍坚持先前供词，案情没有隐瞒，应当立即拟定结案。律文载有‘诈称假冒官员者斩，监候’等语。本案何漋简原本是由文童递保为府经历、县丞，只因向人冒称‘候选知府’，致使温绍棠误以知府身份加以保荐。该革职官员捏造‘递保花翎知府、奉旨允准’的奖案，缮写后递交履历，固然不同于凭空伪造制书；只是他明知所保官阶错误，却不据实呈明，企图蒙混过去；确实如圣谕所说‘肆意欺骗蒙蔽，藐视法纪，胡作妄为，情节特别可恶’！臣等查考，诈称假官一案，条例以伪造有凭札者为重，无凭札而意图诈伪者次之；但如果是企图骗取一人、办理一事，犯罪应判军流的，就应拟判绞刑。该革职官员所犯，与企图骗取一人、办理一事相比，情节更加严重。虽然没有伪造凭札，但既然已经奉钦定谕旨发往福建，该革职官员就在召见之前捏写履历递交，以此坐实其事；与伪造凭札相比，按情节看也有不同，仍应依法拟罪。何漋简应依‘诈假官者斩’律，拟判斩刑，监候，秋后处决。案件发生在光绪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恩诏以前，不准援引恩诏免罪；因他属于官犯，仍恭候皇上裁定。”上谕说：“刑部上奏《审明革员假冒官阶按律治罪》一折，官犯何漋简肆意欺骗蒙蔽、藐视法纪、胡作妄为，着依律斩刑，监候，秋后处决，以昭示明确的警戒。”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十六（光绪一百十六）。

译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夏五月壬寅（二十六日），邵友濂上奏说：“查台湾云林县，过去在林圯埔设县治。后来因为林圯埔逼近内山、地势狭小，经臣上奏请求迁驻斗六地方，并说明林圯埔是否应增设佐杂官分驻防守；批示责成有关司转饬台湾府察看斟酌情形，另行妥议办理；已经奉部覆准，并将县治迁驻日期由有关司详细咨报在案。现据台湾府知府陈文騄查得：林圯埔虽然不是处在中央要冲的地方，但地近内山，宵小很容易藏匿，也不能过于空虚；而且近来当地采办脑务日益兴盛，各地脑丁杂处，人员良莠不齐，民情又强悍，很难保证不滋生事端。现在迁移县治后，两地相距二十五里，恐怕会有鞭长莫及的情形；似乎不能不增设佐杂官分驻防守，以资弹压。拟请增设县丞一员，名为‘云林县林圯埔分防县丞’；凡是盗窃、赌博等案件，使其能够就近查拿，确实有助于治理。所有缉捕管辖界限，就以附近的沙连、西螺、海丰、布屿四保归该县丞分驻防守，其余地区仍由云林县典史管辖；并且可以把云林县旧衙署作为县丞衙门，不必另行修建。该县丞还分管征收钱粮，其养廉、俸禄、役食等项，全部按照彰化县鹿港县丞的成例，由云林县在征收钱粮的‘存留’项下开支。至于应确定何种缺目以及其他未尽事宜，另行妥善议定办理。台湾布政司唐景崧等详细转请上奏并咨报颁发关防，声明等部覆准后再行遴选官员前往署理，这些情况已经送到臣这里。臣查林圯埔地方空虚，既然据该府查明，拟请增设县丞一员分别负责缉捕，确实是因地制宜的办法，似应准许所请。”下交吏部议奏。六月癸丑（初八日），谕军机大臣等：“先前因邵友濂请求调南洋兵轮三、四艘赴台湾协助，已经命令刘坤一酌情派遣备用。现据电奏称：‘南洋兵轮不够分配，拟调“南琛”兵轮和“威靖”运船两艘前往，台湾防务恐怕难以奏效；请再从北洋、广东调派数艘赴台。’着李鸿章发电与李瀚章商议，酌量派拨。” 己巳（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着谭种麟命令他酌情带领兵勇前往台湾，随同邵友濂办理防务。” 辛未（二十六日），邵友濂上奏说：“查台北府所属的大嵙崁地方在南雅山下，宅地奥衍山环绕，群冈丛集。北距淡水县治七十里，南距新竹县治一百二十里，隶属于淡水县；实在是两县沿山地区的要冲。光绪十二年间，前抚臣刘铭传曾请求派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协办台北抚垦事务，并以‘南雅地方可以另分一县’上奏，已记录在案。该地自开办抚垦以来，民人与番人交错杂居，久已形成市镇。近年茶叶、樟脑集中于此，商贾聚集，生计日益繁盛。而且地处险要，防务紧迫，又正值多年用兵之后，奸民、游匪出没无常；弹压、稽查处处都十分重要。若按照前抚臣原议另设县缺，粮额并不会增加，反而会增添分疆划界的麻烦；若暂且因循不办，那么淡水县距离府城遥远，又苦于鞭长莫及。若不是由府级佐官分驻防守，就不足以资控制。先后经过委员勘查复核，批令司、道会同该府核议，拟请派分防同知一员，管束社番兼捕盗匪，作为‘冲、繁、难、调’要缺，名为‘台北府分防南雅理番捕盗同知’；把淡水、新竹两县沿山地界划归该同知管辖。所有民人与番人的诉讼、盗窃、赌博、盗匪等案件，准许他分别审理、逮捕和监禁；遇到命案、盗案等重大案件，就近勘验并通报。徒罪以上的案件，仍送交所属县审拟、解送复勘。辖区内疏于防范的案件，按照督缉的成例上报参劾。如果蒙准许，应请敕令有关部门先行颁给‘台北府分防南雅理番捕盗同知’关防，以便昭示凭信、遵守职掌。至于该同知应支取的养廉银，拟请按照基隆同知每年支取银八百两的数额，由有关司发给。其养廉额和俸银，应按成例支银八十两；并按照澎湖分防通判请求设置各役四十九名的成例，每年支给役食银三百三两八钱：编入淡水县‘存留’项下动支。据藩司唐景崧会同台湾道顾肇熙详细禀称，请求上奏，并声明勘察修建衙署、招募设置书吏，应由增设的官员察看斟酌办理等情，已经送到臣这里。臣复核，确实是因地制宜的办法。是否有富？谨恭敬地缮折陈奏。”下交有关部门议奏。癸酉（二十八日），谕军机大臣等：“邵友濂的电奏已经知道了。林维源，着准许他留在台湾办理团防事务。”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光绪一百二十）。

译秋七月乙亥朔，谕：“朝鲜是我大清的藩属，已有二百多年，每年修职进贡，这是中外都知道的事情。近十多年，该国经常发生内乱，朝廷以‘字小’为怀，曾多次派兵前往平定；并派官员驻扎在该国都城，随时加以保护。今年四月间，朝鲜又发生土匪变乱。该国国王请求出兵援剿，言辞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调兵前往援助。清军刚抵达牙山，匪徒便四散逃跑。可是日本人无故增兵，突然进入汉城；后来又增兵一万多人，逼迫朝鲜改变国政：种种胁迫，实在无法讲理。我朝安抚保护藩属国家，对其国内政务，一向命令其自行处理；日本与朝鲜订立条约，属于友好国家，更没有用重兵欺压、强迫其改变政权的道理！各国舆论都认为日本出兵没有正当理由，不合情理，劝令其撤兵，以和平方式商议办理；但日本竟然强硬地不顾一切，至今没有达成协议，反而不断增兵，朝鲜百姓和中国商民日益受到惊扰，因此增兵前往保护。哪里料到行军到半途，突然有多艘日本船趁我军没有防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击伤我方运船；这种变诈情形，实在出乎意料。该国不遵守条约、不遵守国际公法，任意猖狂，专门施行诡计；衅端是由它挑起的，天下公论已经昭然。特此布告天下，使人们明确知道朝廷办理此事，已经仁至义尽；但日本人背弃盟约、挑起事端，毫无道理到了极点，势必难以再行宽容。着李鸿章严令派出的各军迅速进剿，集中雄厚兵力，陆续进发，以拯救韩国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并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顿军务，遇到日本轮船驶入各口，立即迎头痛击，全部歼灭；不得稍有退缩，以免获罪。将此通谕知悉。” 八月壬戌（十八日），福州将军希元去世，赐祭葬，准许入城办理丧事，赏赐他的儿子世枢为主事。癸亥（十九日），任命庆裕为福州将军。——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一（光绪一百二十一）。九月庚辰（初七日），谕军机大臣等：“前台湾巡抚刘铭传，统驭军队有方，功勋卓著。六月间因日本人挑起事端，特地下旨起用。不久据电复称，因疾病不能前来应召。现在军事形势日益紧急，缺少统帅人才；这位前任巡抚受到国家深厚恩遇，在边防危急之时，怎么能置身事外！着李鸿章再次传谕刘铭传，在接到这道旨意后立即启程来京陛见。这位前任巡抚一向以忠勇著称，料想不会借口推卸，把国事看得如同秦地、越地一样与自己无关。仍将遵旨启程的日期先行发电报告。” 任命程之伟为福建陆路提督。戊子（十五日），调邵友濂署理湖南巡抚，任命唐景崧署理福建台湾巡抚。冬十月戊申（初五日），召刘坤一入朝觐见，调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乙丑（二十二日），任命边宝泉为闽浙总督。——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二（光绪一百二十二）。十一月戊子（十六日），任命程文炳为福建陆路提督。戊戌（二十六日），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理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商议和局。——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三（光绪一百二十三）。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春正月己卯（初七日），福建台湾凤山县旗后南岸炮台因疏忽发生火药爆炸。丁亥（十五日），谕军机大臣等：邵友濂上奏，命令聂缉规赶往上海办理台湾后方的转运事务；着令暂缓进京陛见。辛卯（十九日），谕军机大臣等：此前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商议条款。没想到日本有意拖延，借敕书中有“请旨”一语，说这不是全权，不肯开始谈判，把他们送回长崎。后来命田贝再次发电询问，日本又答复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商议和议；但总要中国改派过去能够办理大事、地位声望极高、素有声名的官员，给予充分权力，才可以开始办理。”现在倭寇气焰嚣张，京畿边境危急，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能用来解纷纾急，赶紧设法使两害相权取其轻。李鸿章功勋卓著，熟悉中外交涉，受到海外各国共同敬服；现在日本来文，暗中有所指向。朝廷深思最好的办法，此时担任全权大臣，也没有比该大臣更合适的人。李鸿章着赏还翎顶，恢复被革职留任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议和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由王文韶署理。李鸿章着令火速进京请示，切不可稍有迟延。一切筹办事宜，都在召见时详细当面陈述。该大臣应当想到时势危急，既然承受了超格的恩典，就应当尽力报国；料想不会另有顾虑，稍有迟疑。起程日期，也着令立即电报报告，以解除我的忧虑。将此谕令由六百里加急传达知悉。该大臣应当想到时势危急，既然承受了超格的恩典，就应当尽力报国；料想不会另有顾虑，稍有迟疑。起程日期，也着令立即电报报告，以解除我的忧虑。将此谕令由六百里加急传达知悉。

译二月己酉（初七日），李鸿章上奏：臣恭敬接受谕旨，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当即加快行程进京，蒙皇上召见三次，训诲指示周详，臣不胜敬佩感激。近日据美国使臣田贝来函称：“日本来电说，中国另派大臣议和，除了先答应赔偿军费以及朝鲜由其自主之外，如果没有商议割让土地和办理条约签字的全权，就不必前往。”臣多次与王大臣等商议，都认为敌人的要求非常奢侈，尤其注意割地一事；现在事机紧迫，不答应这一点就无法开始谈判。总理衙门已经函复田贝，说明“日本电报中所说想商议的各项，都包含在这一全权责任之内”；还没有收到答复电报。刚才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达皇上的面谕，授予臣商议割让土地的权力。听到这一命令，怎能不恐惧！臣私下认为，中国的土地本来就不能轻易让给别人。至于戎狄窥伺边境，自古以来常有；唐朝放弃河湟土地，并没有损害宪宗、武宗的中兴；宋朝受到辽、夏侵犯，也仍不失为仁宗、英宗时期的全盛。以西方近来的事情作证明，普、法战争互有胜负，也有互相割让战场土地的事情。一方胜过另一方，关键在于努力谋求自强，本来不妨暂时屈服以求日后伸展。这次日本乘接连获胜的势头，提出贪得无厌的要求；如果竟然不予通融，势必难以解决纷争、缓解危急。详细查看日本给田贝的两封电报，对于军费和朝鲜自主两项，都认为是已经得到的利益；而坚决争执的，尤其是割让土地这一层。只是从形势上说有重要和次要，从地域上说有广狭；有暂时可以商让的，也有难以允许的。臣一定斟酌轻重，竭力与之辩争。臣所担忧的是，会议开始时先议停战，按照西方惯例，只有议定停战数日或一两旬的做法；假如反复磋商尚未定案而停战期限已经届满，他们仍照旧进兵，直接侵犯京畿，那又应当如何处置？至于军费虽然答应赔偿，但数额相差悬殊，也必须从容商定具体数目。他们所说“日后日本想有另外的事情应当办理”，其中所包藏的内容不止一端。也应当根据时机接受或拒绝，只要能争回一分，就少一分的祸害。臣想到这次出行本来是万不得已的举动，皇上怜念百姓，不惜俯从群臣意见。臣承受恩典深重，且有良知；如果有利于国家，哪里还顾得上躲避怨言和诽谤！只是事机的紧迫、关系的重大、转圜的困难，都在朝廷洞察之中；臣自然应当竭尽心力去谋划。如果他们要挟过分，固然不能委曲迁就而给后日留下忧患，也不敢稍有犹疑而加速目前的灾祸！敌情最为凶悍，如果在臣将要出发时或已经出发以后，突然派大军向北骚扰，应当怎样秘密筹备？圣明自有权衡；这一点是臣个人浅陋的见解，尤其不敢不预先考虑。等日本答复电报，确定在哪里开会后，臣就出都，取道天津，乘轮船东渡；再请求当面聆听训诲，以便有所遵循。皇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上奏《遵旨与日本议约，预筹大略情形》一折，据称：“倭人尤其注意割让土地一事，事机紧迫，不答应此事就不能开议；拟根据形势、地域斟酌轻重，竭力与之辩争。此外所要求的事情不止一端，也应根据时机接受或拒绝。”这次特意派李鸿章与日本商议条约，本来是万不得已的举动；关系重大、转圜困难，朝廷也洞察得很清楚。该大臣承担这一重大使命，只应权衡利害的轻重、形势的缓急，通盘筹划全局，立即与日本议定条约，以解除皇上日夜忧虑，慰藉中外期望，朕对此确实寄予厚望。将此密谕告知他。庚戌（初八日），出使日本议和大臣张荫桓、邵友濂回国。乙卯（十三日），张之洞因为台湾孤立危急，打算向英国借用巨款，以台湾作为抵押，希望英国保护台湾；如果仍不答应，或许再答应允许英国在台湾开采矿产一、二十年，电报上奏陈述此事。得到谕旨：关于以台湾作抵押借款、借以进行保卫一事，究竟有没有确实可行的办法？着令详细电报答复。己巳（二十七日），日本人攻占了我方澎湖。

译庚午（二十八日），李鸿章电报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三日早晨抵达马关，日本派出的全权大臣伊藤、陆奥也到达，约定日期会面。二十四日下午，双方聚集在公所，互相查验敕书，办理妥协。伊藤、陆奥说住在船上不方便，恳请移住公馆，并预先准备整洁；答应第二天暂时迁移，以便就近议事。写信请求先停战，意思似乎有所犹疑；约定二十五日再会面，并交出所要求的条款，容后继续电报报告。伊藤说：分别十年，中国一点也没有改变旧有制度，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同样感到抱歉！探知前六七天有多艘运兵船驶出马关，大约五千人，说是前往澎湖、台湾；是否确实？辽、藩、榆关的军情如何？请示知。请代为奏报。又电报说：刚才开会，伊藤等交来停战主要条款如下：日本军队应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所有城池堡垒；我军驻扎各处的军队应把一切军需交给日本军队暂时管理；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由日本军务官管理。停战期限内，军事费用应由中国供给。如果答应以上各项，那么停战期限、两国军队驻守的划界以及其他细节再行商议。要挟过分，难以答应；伊藤限令三天内答复。又询问他们所索取的条款，伊藤说已经准备好了，等这次议复送到后，再交给我们阅看商议。看来昨天增加调往出口的军队，仍然恐怕开赴北方，将分路进攻榆关、天津、大沽；请秘密命令各军严加防备、堵截围剿为要。请代为奏报，急候电报答复。皇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两封电报都已知道。第二封电报没有记载辩论的话，不知这几天是否又有继续议论？查看所提出的停战各条，要挟太过分。前三条万万不能答应；万不得已，或许可以暂且答应在停战期限内承担军费。但恐怕仅这一件事仍然难以使他们满足；昨天命奕劻等与各国公使当面商议，他们都认为应当先索取和议条款为要。可以告诉日本：中朝既然已经答应议和，没有不以诚意相待的，凡能答应的必定答应，不需要用人质或抵押；停战期限内承担军费一项，可以答应。如果他们仍坚持原来的说法，就把难以答应的各条暂置不论。至于以前索取的和议条款，务必把朝廷诚心议和的意思切实说明，委婉地与他们磋商；总之以先取得议和条款为要。有了辩论内容，继续电报择要报告。各国公使中，俄、德、英三国都已经发电报给本国了。此外，这份和约条款还没有送到，李经方熟悉日本方面的情形，料想能够探知其中的底细；应当如何秘密筹划釜底抽薪的办法，使和议不至于中途受阻？应当命令该员尽力办理。这几天各海口还没有警报；该大臣电报末尾几句话的大意，已经谕令刘坤一、主文韶知道了。——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百一十四（光绪一百二十四）。三月壬申朔日，李鸿章电报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今天下午开会，已经把停战问题搁置起来；他们先前索要的议和条款，答应明天中午当面交付。回去途中，忽然有日本人持手枪向李鸿章暗中射击，击中左颊骨，鲜血不停流出，子弹没有射出，当即昏厥。伊藤、陆奥都来慰问，暂且让西医治疗；这件事恐怕不能善终了。又说，伊藤亲口表示现在要攻取台湾，这一消息也听到了。请代为奏报。又电报说：昨晚当面受伤后稍稍苏醒，就致函伊藤等人说：“遇到这种可悲的事情，明天中午不能前往会面、聆听和约条款；拟派李经方届时前往会面索取。”刚才陆奥来到住处，会见李经方并询问伤情，交来答复函说：“由于发生这样凶暴残虐、狂妄悖逆的事情，万分忧愁；全国上下都有这种心情。该大臣等应先向日本天皇奏明，难免稍有耽搁；等可以通知李参议时，应立即照办。”又据秘密消息称：“伊藤今天早晨等日本天皇派来的御医诊治伤势后，已经乘轮船亲自前往广岛禀报商议，后天可以回来。李中堂身受重伤，幸而没有丧命；李中堂遭遇不幸，是大清全国的大幸，此后的和约一定更容易商议。” 临行时又说：“请安心养伤，中日战事将从此停止。”不论是否确实，这话还算合乎情理；原拟条款或许希望稍有减轻，稍晚也一定会送到。李鸿章受伤时，昏倒在轿中，血染满衣襟袍服，元气受到严重损伤；幸好受伤部位正是颊骨，如果在上下相差半寸的地方，必定立即致命，实在是仰仗圣主的洪福。各位医生反复诊视，子弹嵌在骨缝中，难以取出；皮肉伤痊愈，大约需要一个多月。现在只能静养，等和约条款送到后，再勉强支撑病体妥善商议，随时电报报告。凶手已经抓获，等审讯有了线索，就命伍定芳前往看审，催促从重办理。又说，刚才陆奥送来日本以后发出的电旨：“因为李中堂受伤，特派两名看护妇，带着亲自制作的绷带前往。”请代为奏报。皇上谕旨：李鸿章二十八日未时发来的电报，以及李经方酉、戌两时发来的两封电报，都已经知道了。看到奏报，感到非常震惊！事情进展不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李鸿章年过七十，远赴异国，受到如此重伤，医药是否能够及时奏效？苏醒以后，精神、脉象和元气怎样？子弹能否取出？朕对此深深忧虑，片刻不能释怀。着令李经方立即电报答复。和议条款答应今天中午当面交付，如果该大臣不能亲自前往，希望他们先把条款送来，并立即电报报告。这件事他们已经当面答应了，即使封好送来，也与当面交付没有区别。他们正处在理亏的时候，李鸿章据理力争，或许不至于始终秘密保留而不交出。暗杀一事究竟是党人所为，还是另有指使？设法确实探查清楚后报告。

译甲申（十三日），李鸿章电报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日未时正，日本交来缔结和约，规定第四日未时以前答复；或者把约中各条全部承认，或者对某些条款再行商议。第一款：清国承认朝鲜确实是完全、无缺的独立自主国家；凡是损害其独立自主体制的事项，例如该国过去对清国所行的贡献典礼等，今后一律废除。第二款：清国约定将下列地方的管辖权，以及这些地方所有的堡垒、军器、工厂和一切公有物件，永远割让给日本。第一，下列划界以内：盛京省南部地方，从鸭绿江口起，沿该江上溯到三叉子；从这里向北稍偏的方向画一直线，直到榆树底下；从这里向正西画一直线，直到辽河；从该线与辽河交会处起，顺辽河水流向下直到北纬四十一度线；再从辽河上画线的地方，沿北纬线直到东经一百二十二度线；再从北纬四十一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两线交会处，沿该经度直到辽东湾北岸，并包括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属于盛京省的各岛屿。第二，台湾全岛及其所属各岛屿。第三，澎湖列岛，即分布在东经一百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的各岛屿。第三款：前款所载以及附在本约上的地图所划定的疆界，等本约批准交换后，两国各自选派两名以上官员，作为共同划定界线的委员，到当地勘察确定界线。如果本约所订疆界在地形或治理方面有妨碍、不便之处，各委员应当妥善斟酌重新划定，迅速办理界务，以期在受命后一年内完成。但在各委员重新划定界线、两国政府尚未批准以前，应以本约所定的疆界为准。第四款：清国约定将库平银三万万两交给日本国，作为赔偿军费。这笔赔款分五次交完，第一次交一万万两，之后每次交五千万两；第一次应在本约批准交换后六个月内交清，其余四次应在与前一次交付期限相同的时间或提前交付。第一次赔款交清后，尚未交完的款项按年加收每百抽五的利息。第五款：本约批准交换后两年内，日本国准许清国所属、愿意迁居到割让地方以外的人民，自行变卖所有田地，迁出界外。但期限届满后仍未迁徙的人，应视为日本国臣民。第七款：日本军队现在驻扎在清国境内的，规定在本约批准交换后三个月内撤回；但必须依照下一款的规定办理。第八款：清国为了保证确实履行约中规定的条款，允许日本军队暂时占守下列各处：盛京省奉天府、山东省威海卫。日本查收本约规定应赔的军费第一、第二次款项后，撤回占守奉天府的军队；最后一次赔款交清后，撤回占守威海卫的军队。但在通商行船约章批准交换以前，日本仍不撤回军队。日本军队暂时占守各处所需的一切费用，都由清国办理。第十款：自本约批准交换之日起，应当停战。科士达拟请总署秘密告知英国、俄国、法国三国公使：“现在日本已经提出和议条款，其中最重要的有：一、朝鲜自主；二、奉天南部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全部割让给日本；三、赔偿军费库平银三百兆两。查日本所索取的军费过于奢巨，不论中国怎样都绝对无法承受，即使一时勉强答应，也必然导致公私双方陷入困境；所有拟议中的善后事务，也势必没有力量办理。而且奉天是满洲腹地，中国更绝不能割让给日本；如果不大幅削减拟议的赔款，并把拟议割让的奉天南部各地全部删去，和议一定不能成立，两国只有苦战到底。以上情况，恳请详细、秘密地告知三国公使。至于日本拟订的通商新约详细条款，暂时务请不要告知各国，恐怕他们见到有利可图，就会联合起来谋害我国』云云。鸿按：第六款重新订立通商新约的条目很多，并且增加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口岸，都是各国多年以来希望得到而未能得到的地方；容后续电说明。请先核实清楚，代为奏报详细情形』。又电：日本和约第六款规定：『日、清两国原有的一切约章，因为这次失和，自然全部废止。清国应在本约批准交换后，迅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全权大臣共同订立通商行船章程以及陆路通商章程；两国新订的约章，应以清国同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依据。此外，从本约批准交换之日起，在新订约章尚未实行以前，日本政府官员、臣民，以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和陆路通商等所享受的待遇和保护，均与清国给予最优待国家的待遇和保护完全相同。清国应将下列各项让与事项，在两国全权大臣签字盖印之日起六个月后实行：第一，除清国现已开放的通商口岸以外，还应准许增设下列各处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居以及从事商业、工艺制造等。所增设的口岸，都按照原已开放的通商海口或内地镇市的章程办理；应享有的优例和利益，也一律享受。一、直隶省顺天府，二、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三、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四、四川省重庆府，五、广西省梧州府，六、江苏省苏州府，七、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可以派领事官驻扎在上述各口岸。第二，日本轮船可以驶入下列各口岸，搭载旅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宜昌沿长江上溯至四川省重庆府；

译二、从长江驶入洞庭湖，再沿湘江上溯至湘潭县；三、从广东省沿西江上溯至梧州府；四、从上海驶入吴淞江及运河，至苏州府、杭州府。在日、清两国尚未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述各口岸的船运事务，均依照外国船只驶入清国内地水路的现行章程办理。第三，日本臣民运进清国各口岸的所有货物，随同办理货物运输的人——如果便于货主，也可以在进口时——按照货物原价每百抽二缴纳抵代税；货物所到的地方，无论政府官员、公举委员、私人、公司，还是以任何名目设立的机构、所收取的任何利益，凡一切课征、抽税、钞税、杂派等费用——不论其理由和名目如何——全部免除。日本臣民在清国购买的工艺制品——如果是土产，一经声明是用于出口，直到从口岸运出时，除不必缴纳抵代税外，前面所说的所有抽税、钞课、杂派等费用也一律免除。此外，日本船只装运清国内地所需的工艺制品——如果是土产，运往清国通商口岸贩卖，一经缴纳口岸通商税钞，除不必缴纳进出口税外，前面所说的所有抽税、钞课、杂派等费用也一律免除。但是，随后所订立的洋药进口章程，与本款规定完全无关。第四，日本臣民在清国内地购买工艺制品——如果是土产，或者把进口商品运往内地时想暂时存放在货栈，除不必缴纳税钞、派征等一切费用外，还可以暂借货栈存放货物，清国官员不得从中干预。第五，日本臣民在清国缴纳税钞及规费时，除可以用库平银核算外，也可以按照公定价格使用日本国官铸银圆缴纳。第六，日本臣民可以在清国任意从事各种工艺制造，也可以任意装运各种机器进口，只缴纳规定的进口税。日本臣民在清国制造的所有货物，在内地运输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清国内地享有的货栈寄存便利等方面，均按照日本国臣民运入清国的货物一体办理；至于应享受的优例和免除，也完全相同。第七，清国应广泛采纳专门技术人员和熟练人员的意见，务必迅速疏浚黄浦江口吴淞沙滩，即使在落潮时也必须达到足二十幅的深度，永远不得任其淤塞。如果上述各项让与事项中还有需要另订章程的，应在本款规定的通商行船约章中详细载明』云。请命总署迅速斟酌核定哪些应当批准、哪些应当驳回，或者摘取要点秘密同赫德商议，迅速答复，但只是不许告知各国使臣。又，第九款规定：『本约批准交换后，两国应把当时所有俘虏全部交还。清国应对日本交还的俘虏不加虐待，也不把他们治罪。清国应立即释放被认为是军事间谍或因嫌疑而逮捕的日本臣民；并且对于这次交战期间所有涉及日本军队的清国臣民，一律宽免，命令有关官员不得擅自逮捕拘禁』云。这一条似乎可以酌情批准。请代为奏报』。又电：『昨天把驳复说帖送交伊藤等人，今天中午收到回信说：『你们所交的说帖不是和约底稿；逐条答复的话，也没有说明中国愿意答应的意向。用兵以后所索取的条款，不是通常议事可以相比的。希望立即明确说明，约款究竟能够全部答应，还是哪些条款不能答应；不要再拖延』等语。鸿查阅说帖的大意，关于割让土地一事，说奉天南部割地过广，日后很难相安；关于赔款一事，说中国财力短缺，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必须大幅削减；关于通商权利一事，说将子口半税减为每百抽二，并把一切税钞免除，与各国所定章程不相符合。又说，机器进口以及改造后的土货运入内地免税，也难以批准实行。以上意见已经摘录答复；但对方嫌我们没有说明中国所愿意答应的内容，注意力只在割地、赔款两条能否实际落实。若想迅速达成和议，赔款恐怕必须超过一万万，割地恐怕不止台、澎；但鸿绝不敢擅自答应。只是请求集思广益，指示如何办理。停战期只剩十多天，事机紧迫，请迅速代为奏请旨意答复为幸』！上谕军机大臣等：『昨天据李鸿章十一日电奏，已经把割地一条由该大臣决定取舍的意见电复，并且大致说明了赔款、通商各节需要磋商之处。现在又据十二日申刻的电奏，所交说帖只说奉天南部割地过广，而对于台湾、澎湖如何辩解却没有提到；电文后面又说“割地恐怕不止台、澎”。究竟在数千字说帖中，以及同伊藤等人会面时，是否曾经辩论过这一点？电文说得很简略。总之，南北两地，朝廷看得同样重要；除非到了万不得已、已经竭尽全力驳斥仍不能挽回的地步，怎么忍心轻易谈割弃！即使敌方要求过分，不能全部拒绝，该大臣也只须把哪些地方绝对不能答应、哪些地方万难答应，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详细切实地陈述；不得回避一句，把割地一节推给朝廷旨意决定。该大臣接到这道谕旨后，一方面把筹划的办法以及心中想说的话切实奏复；另一方面派李经方前往，先向对方竭力说明：割地应以一处为限，赔款应以一万万为限。对方信中原有“某某款不允”的说法，不妨反复辩驳。停战期限紧迫，该大臣伤病还没有痊愈；似乎可以同对方商议延长停战期限，这对我方也算有理由。着李鸿章酌情办理』。

译丁亥（十六日），李鸿章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元申两封电报，奉旨敬悉。此前伊藤等专员来传话说：必须先把哪些条款应当批准、哪些应当驳回，逐条明确声明，送交他们审阅核查，才可以约定会谈日期。现在我已经根据自己的意见，对原约各款作了斟酌修改，并提出割地、赔款两款，另写信请求约定日期会商；同时把拟驳回原约各节的意见详细写在答复中——另备一份节略，今晚一并送交。等他们回信后，才能面谈。澎湖已经失守，昨天收到唐抚电报说：“敌人尚未来进犯，军民同心，似乎可以坚守。”鸿绝不敢轻易答应割弃，已经在另备的节略中对此加以驳论。但观察日本的意图，仍然每天从广岛运兵出港，恐怕还会增兵台湾，企图南北并吞。圣旨命令割地以一处为限，这是极其正确的主张，本来就应当这样措辞；只是将来不知道能否办到。日本原图所划定的奉天经纬线，竟然把辽阳、田庄台、营口也都包括在内。辽阳尚未失守，还容易辩驳；此外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对方已经设置官署、安抚百姓，要极力争论，很难让对方退让。可以等到会谈时再观察斟酌、妥善商议，似乎难以由我方预先决定。总之，敌人已经占据的地方，能争回一分就是一分；敌人尚未占据的地方，丝毫也绝不放松。关于赔款，前一份说帖和现在的节略中都把“财力难以筹措太多”的实际情况告诉了对方；而伊藤等人十二日的复函竟说“中国自己感到为难的地方，并不属于这次应当讨论的范围”，其蛮横狡辩显而易见。关于通商，前后两份节略都要求税则同各国一律，新增口岸暂时只答应重庆一处；其余各处等会谈时再斟酌。停战期临近，二十日以后再看情况设法商议延长；如果对方不愿议和，恐怕很难再延长多少。至于承蒙询问伤病情况，伤口已经渐渐长出新肉，精神还可以勉强支撑；只是睡眠和饮食都减少了，不能像平常一样。若约定会谈日期，应秘密授予机宜，命李经方代我前往。元酉电，已经遵旨告知伊藤等人；但原约并没有禁止日本船只在海面上游弋。请代为奏报』。又电：『前一封电报刚发出，伊藤派人请李经方到住所秘密会谈。伊藤说：这次停战，是他竭力坚持才获准的；各位武官已经把兵马、粮食、军械准备充足，必定要分路直攻北京，然后再议和；现在期限已经迫近，绝对不能再延长。李经方于是把目前拟定各款的大致内容告知对方，只是割地、赔款两项必须等到面谈时再决定。伊藤说：“这两款最为重要。贵方想把奉天全境收回，绝对办不到；南北两处都必须割让，只割一处也绝对不行。我国已经支出的军费确实太巨大，所索取的三万万即使想减少，也减不了多少；这是我国上下文武共同详细商议决定的，我特意据实秘密告诉你。”李经方反复辩驳，他丝毫不松口；又让属下说：“这两款如何还价，必须明确说明，才可以再举行会议。如果中朝认为我方开价太大，不愿意继续谈判，那么我国另有办法。时日非常紧迫，限你明天答复，不要再拖延误事”等话。李经方只得把原拟约款的节略带回来，另行办理。鸿再三思考，事情紧迫，姑且根据自己的意见，割让奉天的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海城以后再说；同伊藤所划经纬线的界限相比，已经少了一大半。澎湖既然已经被占据，也暂时答应割让。赔款则遵照电谕，以一万万答应；明天再把约稿送交，看对方能否转圜，会议后再详细电奏。除以北方土地到海城为止、赔款以一万万为止之外，如果对方仍不满意，始终坚持，到那时能不能答应增加？恳请预先秘密指示！否则，就只有停止谈判返回。停战延长期限已经绝望，请命令各位将帅及时整顿准备，以此为要。请代为奏报』。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十四日、十五日的电报都知道了。他所说“敌人已经占据的地方，能争回一分就是一分；尚未占据的地方，丝毫也绝不放松”，李鸿章对这件事已经全面筹划、深思熟虑，整个局势都在胸中；驳斥和答应都有步骤，对于朝廷筹划此事的艰难，大概能够深切体会。读到这里，稍稍可以宽慰忧思。至于请求预先指示哪些地方可以增加让步，却难以立即预先确定；仍由李鸿章相机应对，根据对方言辞的缓急，决定如何应付或拒绝。对方既然垂涎金州的矿产，台湾的这一利益尤其巨大；该大臣现在正同对方竭力争辩。如果两处土地都能保住，当然最好；万不得已时，或许可以用矿产利益换取土地和人民仍归我方所有。这只是姑且准备的一种说法，无非是为了保全疆土。伊藤的口气虽然紧迫，大概是受到武官们的逼迫；看他邀请秘密谈话的情形，究竟似乎还可以同他商谈。总应以中、东两国唇齿相依的大局为重，不要让西国取得渔翁之利；对所索各项条款反复磋商，正是为了将来对方不肯爽约，永远保持和局，取得回旋的余地。命李经方把这个意思向对方反复陈述，不要因为说了没有益处的话就停止。关于延长停战期限，仍应以“伤病尚未痊愈”为理由，根据实际情况同对方商议。至于陆奥通知鞍山站一事，已经发电谕令长顺等通告各营，不得违背约定而滋生事端了』。

译己丑（十八日），李鸿章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申正，伊藤约我共同会谈，说停战期限紧迫，已经把约款斟酌删减、修改确定，千万不要再有变动。内容如下：一、割地划界，从鸭绿江口开始，沿江上溯至安平河口；又从那里通到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折线以南的所有城市、城邑都包括在界线以内，还包括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盛京所属的各个岛屿。又包括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又包括澎湖列岛，即英国东经一百十九度至东经一百二十度、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的各岛屿。鸿查核所划界线，宽甸已经不在界内，营口至金州都在界线以内。一、中国以库平二万万两赔偿日本军费，分八次交清。第一次、第二次各交五千万两，自本约批准交换后开始，每六个月交清一次；其余款项约在六年内分期交清，仍按每十二个月交一次计算。此外，自第一次交付赔款起，尚未交清的款项按年加收每百抽五的利息；但中国无论何时都可以把应赔款项全部或分次缴清，按规定计算后免除利息。一、为保证真实履行约内所订条款，允许日本军队暂时占守威海卫。此外，待所订第一、第二次赔款交清，并且通商行船约章批准交换后，两国政府商定办法，把各通商口岸的关税作为剩余赔款本息的抵押，日本答应撤回军队；如果抵押办法不能确定，那么在最后一笔赔款交清以前，日本军队就不应撤回。但是，在通商行船约章尚未批准交换以前，即使赔款已经交清，日本也不撤回军队。日本军队占守期间的一切费用，都由中国筹办。以上三条，伊藤声明说：“这是文武官员反复商议、再三核减后所能达到的最后办法，请在三日内回信，只有两句话可以决定：能答应，还是不能答应。”鸿同他反复辩论了两个小时，对方丝毫不肯变通；见他口气过于强硬，最后又申辩说营口是通商口岸，绝不能割让。伊藤说：“这是我国凭兵力取得的地方，全国都在争，我也不能让。”鸿说：“台湾是日本军队尚未到达的地方，为什么不能让？”伊藤说：“我国水陆军队已经集中在那里，不必担心最终不能取得。” 应当请求日本尽早让步。赔款二万万两，鸿章劝说对方再减五千万两，对方仍坚决不答应。像这样乘胜贪婪蛮横、悍然不顾一切，实在不是常理所能解释的。对方要求三日内回信，说：“如果不答应，一定立即增兵；广岛现在停泊着六十多艘运输船，可以运载数万士兵，小松亲王专门等候这封回信，当天就启程。”鸿章已经智穷力竭，恳请迅速请旨定夺！另外，日本文约的条款还没有详细翻译，大致是在通商方面增加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四处为通商口岸，已经减去三处；原约第三条税则，也自行删去了。其余内容等查明后再续电。希望迅速核议并电复为盼！请代为奏报。”又来电说：“刚刚详细翻译了伊藤昨天修改订立的第六款：通商方面，除删去顺天、湘潭、梧州三个新增口岸外，其余四处照旧。苏州、杭州的贸易，已经同意归入上海，似乎没有什么妨碍。又把原约通商第三条所说进口、出口每百抽二抵作代税的规定全部删除，这是因为连日辩论通例，正税的一半不容减改，所以自行删去；同时把原第四、第五、第六条向前移置，第七条关于疏浚吴淞江的条款也删去了。现在通商条约总共只有五条，应该没有什么需要驳改的了。” 另外，原约第八款中关于留军占守奉天府的内容，也已经驳回删去，只暂时占守威海卫一处。关于留驻军队所需的费用，双方商议在赔款中一并计算；对方仍然不答应。应等事情确定后，查明人数再议。又，谏电奉旨一事敬悉。金州已经被占据，本来就很难争回；日本觊觎台湾已经很久，绝不是答应给予矿产利益就能了结的。他们骄横狂妄到了极点，多次拿西方人攫取利益的事来劝说，丝毫不为所动；经方也无法解释。英国已经坐视不管，不知俄国朝廷的意见如何！请代为奏报。”又来电说：“刚刚收到伊藤的信，信中说：‘昨天呈上的修改条款，实在是最后的办法，务请在四日内切实回复。此前交给我的节略中所说中国的困难情形，我已经仔细看过、认真考虑过，所以赔款已经降到了不能再减的程度。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分期交款的期限也延长；留军占守方面，删去奉天一处；赔偿余款以关税作抵押，不指定土地而指定关税，不提内地厘税，也不提疏浚吴淞江；这些都是为了使中国容易筹款，便于偿付费用。又减少了此前要求割让的奉天界地。假如战事一天天继续下去，将来就没有止境；到那时再来议和，绝不可能有现在这样便宜的条件。’” 鸿章认为，对方所要求的各项条件中，只要台湾的日本军队还没有到达，就想让步，实在太没有道理！绝不能轻易答应。然而对方昨天当面谈话时，口气已经十分决绝；今天又送来这封信，似乎就是一封“哀的美敦”书。究竟应当如何应付，请迅速指示，以便遵照办理。恭候速示。请代为奏报。”皇上谕告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十六日、十七日的三件电奏都知道了。日本后来送来的修改、酌情减让的条款，虽然通商各条中争取收回的内容很有益处，但其中两项大条款关系最为重要。赔款已经减少三分之一，如果能够再与之磋商，多少再减一些，就更能稍稍缓解财力；割让土地一事，日本竟想把台湾、澎湖全部占有，而奉天省退让的地方又很少，实在过于贪得无厌。前次电旨姑且允许以矿产利益相许，该大臣担心对方不答应；现在的办法，或许可以答应割让台湾的一半，把靠近澎湖、台南的地方给他们；台北与厦门相对，仍归中国。奉天以辽河作为三省贸易出海的通道，牛庄、营口是必须争取的地方。着令该大臣把以上两项再竭力辩论，希望能稍微有利于大局。伊藤连日言辞气势十分紧迫，如果事情到了再也无法商议的地步，该大臣应一面电奏报告，一面立即同日本订立条约。该大臣接到这道旨意后，更可以放心争论，不必担心因此决裂了。

译辛卯（二十日），李鸿章发电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刚刚收到啸的电报，奉旨一事敬悉。伊藤在十七日晚送来‘哀的美敦’书，措辞已经决绝，没有什么可以再商量的了。昨天虽然复信略加驳论，他一定置之不理。即使会面后再行磋商，把台湾割让一半给他，他也一定不会答应；一座岛由两国分治，争论既多，后患也大。至于奉天省割让界线到营口，牛庄已经不在其中；营口的水利怎么能立即舍弃！这些都不妨加以辩论，实在恐怕难以使形势回转。而且停战第六款中说‘如果和议按照期限谈判而破裂，此约也随之中止’；如果和议不能达成，必然会走到决裂。观察近日日人的行动，他们已经派出二十多艘运输兵船从马关出发前往大连湾，并命令法国、美国的观战、探事人员随队前往前线，他们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恐怕除了立即同他们订约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先行奏明。”又来电说：“刚刚派伍廷芳到伊藤那里告知：总署已经发电命令前线将帅，不要再违背约定。据伊藤当面说：中国军队不懂国际公法，动辄妄自行动；恐怕不等停战期满，就已经先开战了。他又催促同意订立和约的复信，说：‘广岛已经派出三十多艘运输兵船驶出港口前往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天督率部队继续前进；如果再要求商议修改条款、故意拖延，就按照停战条款中和议决裂、此约中止的办法办理。’由此可见，他的逼迫越来越紧，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商量的了。是否应当立即按照伊藤先前修改订立的条款订约，以免贻误大局？乞请迅速请旨发电命令遵照办理。”皇上谕告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十九日的电报都知道了。十八日谕令的各项内容，本来是希望能争取一分就得到一分的好处；如果竟然已经没有可以商议修改的地方，就遵照前旨同他们订约。” 甲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议定和约十一款、另约三款，条文如下：“第一款，中国承认朝鲜国确实是完整无缺的独立自主国家。因此，凡是有损于其独立自主体制的事项——例如朝鲜过去向中国所行的贡献典礼等，今后一律废止。第二款，中国把下列地方的统治权，以及这些地方所有的堡垒、军器、工厂和一切公有物，永远让给日本：一、下列划界以内的奉天省南部地方：从鸭绿江口沿江上溯至安平河口，再从该河口划线经过凤凰城、海城直到营口为止，划成折线以南的地方，前面所列的各城市、城邑都包括在划界线以内。这条线到达营口的辽河后，即沿辽河下行至入海处，双方以河道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省的各岛屿，也一并包括在让与的领土内。二、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至百二十度、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的各岛屿。” 第三款，前款所载以及附在本约中的地图所划定的疆界，等本约批准书互换之后，两国各自选派二名以上官员作为共同划界委员，到当地实地勘察，确定界线。如果本约规定的疆界在地形或治理方面存在妨碍、不便等情况，各委员应当妥善斟酌后重新确定；各委员应当迅速办理划界事务，以期在受命

译之后一年内完成。但是，如果各委员对界线有所改定，在两国政府正式认可之前，仍应以本约所定的界线为准。第四款，中国同意把库平银二万万两交给日本，作为战争赔款。这笔款项分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书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书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均分作六次，逐年交纳，具体如下：第一次分期款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三年内交清，第三次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五年内交清，第五次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七年内交清；各年限都从本约批准书互换后起算。” 另外，第一次赔款交清以后，尚未交完的款项每年加收百分之五的利息。但是，无论何时，中国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便，将应交赔款全部或部分提前交清。如果从条约批准书互换之日起三年内能够全部还清，除已支付的利息按两年半或不足两年半的期限从应付本金中扣除外，其余时间一律免息。第五款，本约批准书互换后两年以内，日本允许中国把愿意迁出让与地区、迁往该地区以外的居民，其所有产业任意变卖后迁出界外；但期限届满后仍未迁徙的人，应酌情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在本约批准书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前往台湾，并在本约批准书互换后两个月内完成交接。第六款，中日两国原有的一切约章，由于这次失和，自然全部废止。中国同意在本约批准书互换后，迅速派全权大臣同日本派出的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两国新订的约章，应以中国同泰西各国现行的约章为依据。” 又，自本约批准书互换之日起，到新订约章实施以前，日本政府的官员、日本臣民，以及日本的商业、工艺、船只航行和陆路通商等，所享受的待遇和保护，均与中国最优待国家所享受的礼遇和保护完全相同。中国同意以下各项，自两国全权大臣签字盖章之日起六个月以后实行：第一，在中国现有已经开放的通商口岸之外，应准许增设下列各处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居以及从事商业和工艺制造。所有增设的口岸，都按照过去开放的通商海口或内地镇市的章程办理；应享有的优例和利益，也应一律享有。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庆府；三、江苏省苏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可以派遣领事官驻扎在上述各口。第二，日本轮船可以驶入下列各口，搭载旅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沿长江上溯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入吴淞江及运河，直到苏州府、杭州府。在中日两国尚未议定行船章程以前，上述各口的航运事务，必须依照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的现行章程办理。”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由机器制造的货物——或者购买当地生产的物品，或者把进口的商品运往内地时想暂时存放在货栈——除不必缴纳税款以及各种费用外，可以暂时租用货栈存放货物。第四，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口岸和城邑任意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也可以任意把各种机器运入中国，只缴纳规定的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的一切货物，在内地运输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寄存货栈所享有的便利方面，都与

译日本臣民运入中国的货物同样办理。至于应享有的优例和免除，也完全相同。今后如果因上述新增让与事项需要增加章程条例，就载入本款所说的行船通商条约中。第七款，日本军队目前驻在中国境内的，应在本约批准书互换后三个月内撤回；但必须按照下一款的规定办理。第八款，中国为保证确实履行约内所订条款，同意日本军队暂时占守山东省威海卫。等中国交清本约规定的第一、第二两次赔款，并且通商行船约章也已批准书互换之后，中日两国政府制定周全妥善的办法，以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余赔款及利息的抵押，日本可以同意撤回军队；

译如果中国政府不立即确定抵押办法，那么在最后一次赔款交清以前，日本仍不撤回军队。但是，在通商行船约章尚未批准书互换以前，即使赔款已经交清，日本也仍不撤回军队。第九款，本约批准书互换之后，两国应将当时所有俘虏全部交还。中国同意对日本交还的俘虏不加虐待——如果其中有人犯罪，则另行依法处置；中国同意把被认为是军事间谍或被怀疑而逮捕的日本臣民立即释放。又约定，在这次交战期间，凡涉及日本军队的中国臣民，一律宽免，并命令有关官员不得擅自逮捕。第十款，自本约批准书互换之日起，双方应停战。第十一款，本约经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烟台互换批准书。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签名盖章，以表示信守。”另约：“第一款，按照和约第八款规定暂时驻守威海卫的日本国军队，不得超过一个旅团。暂时驻守所需的一切费用，中国自本约批准书互换之日起，每满一年，交付库平银五十万两的四分之一。第二款，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以及威海卫口湾沿岸按日本国里计算五里以内的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划为日本国军队驻守区域；在距上述划界处日本国里五里以内的地方，无论是什么地点，中国军队都不得逼近或驻扎，以防止发生争端。第三款，日本国军队驻守地区的治理事务，仍归中国官员管理；但凡日本国军队司令官为维持军队的卫生、安宁、军纪以及部署管理等必须施行的事项，一经发布命令，中国官员也应负责执行。在日本国军队驻守的地方，凡是犯罪涉及军务的案件，都归日本国军务官审理办理。本另约所载条款与附加在和约中的条款，效力完全相同。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签名盖章，以表示信守。”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五（光绪一百二十五）。夏四月壬寅朔，谕告军机大臣等：“新订和约的条款，刘坤一、王文韶想来都已经知道了。割让两处土地、赔款二万万两，都是万万难以答应的事情；但日本人依仗屡次取胜，坚持说非这样就不能停战。假如竟然决裂，那么向北进攻辽阳、沈阳，向西进攻京畿，都在他们的意料之中。连日来朝廷大臣的奏章很多，都认为和约绝对不能批准，所持论点颇为正当；但对于沈阳、京师两地所涉及的重大关系，却都没有考虑到。如果毁约，就会立即决裂；如果战事不能依靠，祸患马上就会出现，局面将更加无法收拾。刘坤一电奏说：‘即使交战而不能取胜，也还可以设法支撑下去。’王文韶也说过：‘聂士成等人的军队颇有把握，一定可以打一仗。’只是目前事机极其紧迫，和与战两件事的利害关系重大，应当立即作出决断。着令刘坤一、王文韶体察当前大局的关键所在以及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自充分陈述意见，据实直说；不得用模棱两可的话敷衍塞责。” 丙午（初五日），谕告军机大臣等：“连日来纷纷上奏，都说台湾不可放弃，几乎众口一词。今天又据唐景崧电报说：‘绅士和百姓递上血书，其中写道，《公法会通》第二百八十六章说，割让土地必须询问当地居民是否同意；又说，居民必须顺从，才能视为改换统治者等。台湾百姓发誓不服从日本，想尽各种办法呼吁；将来交接时，必定万分难以应付。’着令李鸿章再次仔细察看情势，能否趁三国出面阻止、使事态暂缓之时，把这一情况转告伊藤，预先造成交接的条件；务必体察朕的苦衷，详细筹划挽回万一的办法，迅速电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庚戌（初九日），李鸿章发电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夜间收到伊藤初八日戌时初刻发来的英文电报，内容是：‘中国政府请求暂缓互换批准条约一事，日本政府已经答复说，无论出于什么情况，互换批准绝不能推迟；而且既然是为了缔结两国和好，互换这一环节更不容延误。并且已经说明：如果是担心俄、德、法三国请求修改条约条款，那么互换之后还可以再行商议修改。历来的办理办法就是如此。日本全权大臣在规定互换期限之前，一定会到烟台。现在为了两国的利益，本大臣特此反复郑重电告贵大臣：务必在续展停战期限届满以前互换已经批准的条约，这是最为重要的。’伊藤博文从日本西京发来。”田贝想必也收到了答复电报。昨天奉到庚日的电报，知道和约已经获得批准。日本既然不肯展缓，十四日期限紧迫，应由我立即答复伊藤：“已经批准，派员按期互换；请赶快派全权大臣前来。”现在已经命令“公义”商轮停留在天津等候，估计从天津出发到大沽口需要一天，再经过一昼夜到烟台；必须在十二日到达烟台，安排好一切，以便会商互换，才不至于耽误。请代为上奏。”军机大臣等奉旨：“派三品卿衔升用道联芳与伍廷芳一同前往烟台换约。” 辛亥（初十日），谕军机大臣等：“前已谕令王之春与法国外交部秘密商议保全台湾的办法。今天据唐景崧电报说：‘收到龚照瑗电报，法国外交部告诉照瑗说：必须由中、法先订立一项条约，说明台湾、澎湖发生交涉时，作为法国出面保护的依据。’已经谕令总署秘密询问施阿兰，是否收到本国的指示？准备怎样切实保护，才能使日本不至于另生枝节？并令王之春、龚照瑗与法国外交部迅速秘密商议，电报奏闻，听候旨意办理。” 壬子（十一日），谕军机大臣等：“张之洞的电奏已经知道了。王之春所商议的那件事，总署已经告知法国使臣，请他电告法国外交部，但还没有收到回信。着令该督电告王之春，继续探问法国政府准备如何办理，并把情况电报奏闻；还命令庆常协助办理。这件事务必保密，以免另生枝节。龚照瑗仍着返回英国，以免引起两国使臣的疑虑。” 甲寅（十三日），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因病请求退休，准许了他的请求。

译乙卯（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已经收到三国的复信，着令伍廷芳、联芳立即与日本使臣换约；政府的两件照会，当面约定交付。昨天商议展期一事，已经由田贝电告日本，作为罢论。” 张之洞发电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听说和议各项条款，实在令人焦急、愤恨不已！倭寇狂妄悖逆到了这种地步，各种利害关系都清楚可见；中外诸臣都已经恳切陈奏，不必再烦琐陈述。其中像旅顺不肯交还，以及威海、刘公岛、天津驻兵等条款，尤其令人惊骇！旅顺、威海是北洋的门户，如果不退还，那么北洋的咽喉从此就会堵塞；以后即使有水师，又在哪里停泊修理？旅顺、刘公岛长期驻有倭船，天津又驻有陆军，距离近在肘腋之间；旅顺岛、津沽、山海关都可在一天内到达，烟台更近。对方肆意进行要挟，稍不满意，就会早晨出发、晚上到达。况且倭约各项条款，贪婪苛刻到了极点。台湾民众强悍，不甘心归属日本，必然会引发事端；各省军民一定会痛哭、深恨，绝不会甘心。稍有枝节，对方就说我们不遵守条约，立即制造事端；到那时，想战来不及战，想和也来不及和，想守也来不及守，即使想暂时躲避也来不及了。倭人的性情凶狠，不同于西方各国；那种祸患哪里能够想象！考察这些要挟条款的危害，圣明的朝廷难道会不知道吗！朝廷之所以勉强议和，不过是为了保全京城；姑且希望眼前能够大致安定，再慢慢设法补救。如果按照倭人的要求接受这些条款，更是自我困顿、自我危亡的道路，想求得一时的苟安也不可能。又，外国报纸上有“与中国联合以备战守”一条，大概是要替中国经营各省的机器、制造铁路等事务，这尤其阴险狡诈。考察购买外国机器，本来就难以长期依靠；幸好各省还有几处机器局能够制造枪炮、弹药，稍微可以供给接济。经过这次倭事，创伤巨大、痛苦深重；正应赶快筹集巨款，竭力扩充，运兵铁路也必须量力修造。现在如果让倭人插手，那么内地的军火和运输道路都掌握在倭人手中；水师既不能振作，陆军也不能自主，中国凭什么立国？况且倭人驻扎旅顺、威海，那么从辽阳直到威海、荣城周围三千里，到处水陆都必须永久设防，所需费用太大。正值赔款数额巨大之时，防务费用将从哪里筹出？至于苏、杭织造丝绸，川、楚织造纱布，各国也一定会仿效，改造土货，中国工匠的生计从此就会全部断绝。海军没有归宿，陆军没有利器；威海一旦放弃，京畿就没有屏障；商民贫困，军饷就没有来源；各国欺凌，商人哀叹！” 外患接连而来，内部变乱也将发生：恐怕是大学士李鸿章昏迷之际，李经方等人冒昧答应了这些要求。我私下认为，派遣官员议和，是朝廷停止战争、让百姓休息的盛德，也是顾全大局的苦衷；我虽然愚昧，也知道应当仰体圣意，绝不敢发表夸大的言论和迂腐的议论，冒犯皇上的听闻。所担心的是京城不能安定，和议不能成功；还顾不上长远祸患，眼前的忧患已经发生。恭敬地希望圣明仔细思考、深刻察察，命令王大臣等迅速会议，设法补救，等待圣裁。但在此时总要请求外援，才容易着手办理。只有赶快向英国、俄国、德国各国恳切筹商，给予优厚利益，订立秘密条约，请求它们以实际力量相助；询问它们想要什么，答应给予重酬，绝不吝惜。无论给英国、德国、俄国什么酬谢，它们距离中国较远，总比倭患轻。此事必须先请各国共同告知日本，命令它停止战争，以便从容议办，这是尤其重要的。追切上陈，万分惶恐！请代为上奏。”又发电说：“倭约极其无理，地势险要、商业利益、财饷力量和兵权一旦全部被夺走，神人共同愤怒；其意图在于吞并中国，并不只是占领土地而已。关于放弃台湾、旅顺的危害，威海、刘公岛驻兵的危害，以及‘与中国联合备战’条款的危害，二十六日的电奏已经详细陈述。最近听说通商条目和赔款限制尤其令人惊骇！各省口岸、城邑以及商业、工艺、轮船，到处都任意往来、任意制造，全部被一网打尽；工商的生路断绝了。倭人在中国制造土货，只按洋货纳税；各国如果纷纷仿效，而中国又不能拒绝，厘金就会亏损。赔款二万万两，六年付清，又加五厘利息；即使借英国洋款转付，分期偿还，每年也必须偿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口的洋税就空了。现在借款由赫德一人经办，专门借英国的款项；将来无论怎样搜刮，也不能还清，英国必然索取我方土地作为抵押，这又会产生一项祸患。百姓极度贫困就会发生动乱，厘金和税款流失就没有军饷；陆军、海军永远不能训练，中国对外没有自强的希望，对内没有剿灭匪患的力量。威海、旅顺的驻军必然永远不能撤除，京城也没有安睡的日子了。一个日本如此，各国援引先例进行要挟，动辄以窥伺京城为借口，更加无法拒绝；以后的祸患说不尽。然而不借助武力威势，就不能废除条约；现在想废除倭约、保卫京城、安定中国，只有请求强国援助这一条路。俄国已经邀请德国、法国阻止日本占地，正可以乘此机会恳切请求援助；不能只说空话，必须给予它们疆界事务、商务方面的实际利益。我私下考虑，威海、旅顺是北洋的门户，台湾是南洋的咽喉；现在朝廷既然肯把这两处割给日本，为什么不立即把原本给日本的东西转而拿来贿赂英国、俄国呢？所失还不到一半，就可以转败为胜。只有恳请下令总署及出使大臣赶快与俄国商订密约：如果俄国帮助我们攻打日本、胁迫日本彻底废除全部条约，就酌量划分新疆的土地，或南路回疆的数座城，或北路的数座城作为酬报，并答应扩大商务。如果英国肯帮助我们，就酌量割让西域之后藏一带的若干土地作为酬报，也答应扩大商务。外国通行的惯例是：如果这两个国家订有联盟密约，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相互援助，不属于‘局外’的范围。俄国现在有三十多艘兵船在中国海面，英国有二十多艘兵船在中国海面；俄、英两国只要有一个国家相助，它的兵船就已经足以制服日本而且绰绰有余。这些兵船或者驶向横滨、长崎，或者直趋广岛，或者在南北洋面游弋；兵船一行动，日本的气势立即受挫。日本极其畏惧西洋国家，绝不敢同俄国、英国开战。只要俄国、英国有一国相助，就可以不流血而使倭约自行废除，京城自然安定。

译如果日本敢于交战，那么我们抵挡它的陆军；英国、俄国截断它的海道、进攻它的国都，日本必然灭亡。同样是割让土地，如果划分新疆西域，就可以保住重要的威海、旅顺，同时保留肥沃的台湾，并且彻底废除一切危害中国的条约；权衡轻重，利害关系十分明显。况且辽东、旅顺是国家的根本；至于开拓西藏、保卫西藏，最终大定是在乾隆中叶：事情有先后缓急的不同。譬如人有疾病，割弃台湾、在威海、旅顺驻兵，是咽喉的疾病；内地处处通商、赔款无力偿还，是心腹的大患；西域边远，是大腿和胯部的损伤。英国、俄国本来强大，但历次条约还没有吞并中国的意图；即使以重利酬谢它们，对它们有益，对我方还不至于有大的损失。日本一心想要危害中国，正苦于财饷力量不足；如果这个条约得到执行，那么从此它既强大又富有，就等于我们帮助它取得专门吞食中国的资本。至于倭约各项条款，到处都包藏祸心；而且文字巧诈，意图含混。尤其希望把和议各条发交王大臣等仔细阅看，自然会知道其中的毒谋。这是因为和议已经答应割地，所以拟定这个权宜的转移办法，希望用来救急、缓解祸患。忧虑愤懑，迫切难忍，恭候圣裁！请代为上奏。”又，都察院代为上奏道员易顺鼎的呈文说：“臣听到传闻，出使日本全权大臣李鸿章电奏称：倭船二十多艘将要驶出广岛，如果不订立条约，就要进犯京城；请割让辽东、台湾两地给日本，并赔偿兵费二万万。为了保全京城，不得不这样做；已经订约画押等语。此外条款还有很多；人们议论纷纷，似乎并非没有原因。微臣因忧虑迫切，不敢保持沉默；谨就所听所见，不顾斧钺之诛，尽情陈述。追溯自咸丰、同治以来，中国与外国总共三次用兵：第一次是咸丰十年庚申之役，第二次是光绪六年庚辰之役，第三次是光绪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尤其是本朝中外大局的关键。当时发、捻纵横，天下动荡，整个国家危急得一天也难以安宁；海外各国也同时发生事端。英、法联合进兵，兵临城下；僧格林沁在津沽北塘战败，胜保从朝阳门八里桥退却，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勤王军队缓慢而不能救急。敌军骑兵长驱直入，京师不能守，宗庙社稷几乎危亡；当时的形势艰难，大概有今天的百倍。假使各国要求土地，恐怕不能不听任它们处置。但当时讲和，不过是订立条约、开放通商，稍微赔偿一些兵费而已；起初从未听说要割让一寸土地。至于庚辰之役，俄国占据伊犁边境仅一二百余里，使臣已经擅自答应；但疆臣左宗棠等坚决要求收回，双方动用兵力相抗，大局几乎决裂。然而不久就和解了，只赔偿数百万卢布而已；不但没有割地，连伊犁也索回来了。甲申之役，法国夺取越南、进攻宁波、侵扰台湾、攻陷马江，沿海戒严，天下骚动；云南、广东边防战事的紧迫程度，不亚于今天。但也不过是把越南让给法国而已，从未在越南以外再给它什么。试把今天的事情同昔日的事情相比较，敌人的力量虽然强大，却未必超过英国、法国、俄国；形势虽然紧急，也没有达到庚申之役那样的危急程度。对方不过是虚张声势恐吓，肆意提出要求；我们即使稍微延缓片刻，同它再战，或者再过几天后才定议，也并非不可以。即使不这样，赔偿数百万兵费也并非不可以。即使还不这样，答应让它照各国在江海各口通商、开设码头的办法办理，也并非不可以。可是这些办法全都没有采用，赔款达到二十千万两还认为不够，竟然把腹心根本、富饶要害的一二千余里土地打开门户迎接敌寇，拱手让给别人。这是何等畏惧日本人，竟超过畏惧英、俄、法等大国；看重辽东、台湾，反而不如看重新疆、伊犁以及云南、广东边远荒僻之地呢！我私下考虑，割地一事尤其万万不可实行。按道理的是非来说，有三条不可；按形势的利害来说，有六条不可。祖宗在前代开创基业，子孙在后代守成，并不像自己取得的东西就可以由自己任意丧失。试想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经营辽东，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经营台湾，取得它们是那样艰难；而放弃它们怎么忍心如此容易！何况陪京距离很近，陵寝所在；眼看着长陵的土地由我们亲自使它变成边界，皇太后、皇上将怎样面对列祖列宗？这是按道理不可行的第一条。自有本朝以来，从未听说割地给人的事情；自有中国以来，也从未听说把重要、要害之地割给海外岛国的事情。玉斧划河、珠崖弃郡，如果不是边外荒地，就是贫瘠无用之地；哪里有把土地放在卧榻旁边，供别人安睡的道理！” 把这种事情写入史册，比燕、云被割让还要耻辱！眼看着赤县、神州由我们自己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怎样面对后世史书？这是按道理不可行的第二条。辽东、台湾的百姓，有的本来就是跟随太祖起兵的后裔，有的是后来归附教化的民众，吃这里的粮食、踏这里的土地，众多百姓中哪一个不是我国的孝子顺孙！现在却要使他们归属他人，俨然成为敌国之民！父母即使贫困，也还不忍心轻易卖掉自己的孩子；国家并未困窘，为什么偏偏忍心突然抛弃自己的百姓！眼看着海边百姓由我们自己变成别的民族的人民，皇太后、皇上将怎样面对天下百姓？这是按道理不可行的第三条。辽东是北洋的藩篱，台湾是南洋的门户。今天没有辽东，明天就可能没有北洋；今天没有台湾，明天就可能没有南洋。天下害怕盗贼的人，一定会设法让盗贼远离；从来没有把盗贼请到门内，还希望他不打开箱子、探取钱袋的！天下害怕老虎的人，[一定会设法让老虎远离]，从来没有把老虎放进屋里，还希望它不磨牙吸血的！将来一定会看到奉天、锦州、登州、莱州一带再也没有立锥之地，江、浙、闽、粤各地再也不能安睡，海口、海面都不再属于我们；军饷、军械无法接济，海运就会穷困；作战、守备无法部署，海防又会彻底陷入困境，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办法办理洋务：这是按形势不可行的第一条。

译英国、法国垂涎台湾，俄国蓄谋辽东，难道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吗？况且各国狡猾地想要逞强的谋划、贪得无厌的心思，谁不想拓展疆域、扩大领土，趁机攫取利益！现在看见日本人只用举手、开口这样轻易的劳作，就得到这么多土地、获得这么丰厚的利益；即使说它们原本没有理由，也一定会因此产生觊觎之心。倘若各国群起效仿，那么中国虽然广大，恐怕一天之间就会被像切瓜一样瓜分殆尽。但这还是说其他国家；就以日本的事情来验证。同治十一年，日本借琉球难民被生番杀害为由，借端挑衅，出兵到台湾；当时大臣不能用道理使它折服，也不能用威势使它畏惧，反而用数十万金赔款了结。它看到中国容易对付，才逐渐轻视中国，谋划越来越紧迫，气势越来越骄横；推究它得陇望蜀的欲望，哪里会有止境！今天的祸根既然都是由过去造成的，那么将来它的欲望恐怕会比现在更加严重，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保存的土地：这是按形势不可行的第二条。自从军务平定以后，谋臣、猛士大多已经凋零；一千一百人中，仅仅存留十分之一。这次征召旧将、招集旧部，士卒战马精壮，已经颇为可观；可是刚刚聚集起来，又将要让他们散去，一旦散去，恐怕就不能再聚集了。况且，所训练的新军耗费了多少劳力和钱财？训练成了却不用，等到需要使用时又要临时另行训练；所购买的新式武器耗费了多少劳力和钱财？买齐了却不用，等到需要使用时又必须临时另行购买。今天尚且不能作战，以后难道还会有能够作战的时候吗？再过几年，一旦有紧急情况，想找到像今天这样的将领和士兵，恐怕都不可得了。老将和旧部已经消耗殆尽；新招募的人没有经历过战事，让他们面对强大敌人，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用的军队：这是形势不可行的第三点。赔款多达二万万，不知从哪里搜刮？又不知搜刮干净以后还有需要办理的事务，所必需的钱款将从哪里取得？假如赔款交付以后，我国可以什么事都不做，而对方也能相安十年，那还可以接受。只怕我国的防务仍然不能不办，军饷仍然不能不需要，铁路仍然不能不修，驿车仍然不能不设置；收入只会减少不会增加，支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意外发生的事情还来不及说，而对方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一笔款项还没有清偿，后一笔款项又来了；拿百姓有限的财力，去填补那个民族无穷的欲望深沟。剜肉补疮，肉将要挖尽而疮势却更加严重；抱着柴薪去救火，柴薪将要烧尽而火势却更加旺盛：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筹措的军饷。这是形势不可行的第四点。长白、鸭绿，是祖宗发祥、钟灵毓秀的地方；黑龙江、吉林等省，是国家扎根和归宿的区域：地理条件优越，民气也很厚重。如今强邻环伺，正应当乘此时机经营谋划，特别用心加以保全；与台湾相比，那里尤其关系重大。一旦辽东归倭人所有，那么俄国从北面侵入，倭人从南面进攻，不出几年，那里的人口和土地都将被分割并归入俄国和倭人手中；东三省全境的危亡，立刻就可以等着看了。况且京城内外的八旗人民既不谋求生计，又不习惯战斗，一旦发生事变，而东三省已经不能回去了；退后就会被倭寇任意残害，前进又会被乱民践踏，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保全的旗民：这是形势不可行的第五点。台湾一省，以富饶著称；近来文教兴盛，更已经使当地人由梳椎髻改穿衣冠，使侏儒之地进入礼乐之邦。那里的士人和百姓都爱戴君主、尊奉上级，崇尚义理、急公好义；而林维源身为民间声望所归的人，又列在京朝官员之中，按情势不可能把自己的家乡交给敌人。何况嘉义（原文作“彰义”）这个名称出自纯皇帝所赐，台湾人本来一定会想到“义”而顾念这个名称，皇上又怎么可以数典忘祖呢！至于辽东作为丰沛乡里的地方，更不用说了。民情哪里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亲近它，它就亲近；疏远它，它就疏远；向着它，它就向着；背弃它，它就背弃。即使祖宗时代已经施加了深厚的恩泽仁德，而先辈留下的田业和旧德不能在子孙的朝代得到保全，恐怕终究会使百姓寒心、四方离散！倭人既然已经占据我国腹地，还将要夺取我国民心。用利益诱惑他们，奸诈凶悍的人必定会成为倭人的爪牙；用威势逼迫他们，软弱无能的人必定会成为倭人的鱼肉。眼看流民将无所依归，而西晋雄、特的祸乱就会发生；奸民相互勾结，而赢秦胜、广的变乱就会产生。把鱼赶到深渊里，看看乌鸦还能飞到谁家的屋上！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牢固依靠的百姓：这是形势不可行的第六点。以上各项，不过是微臣个人私下的忧虑，粗略地列举大端；而且各种祸患和变故接连发生，还有多得无法一一列举的。按道理说，是非就像上面所说；按形势说，利害又是这样。大概稍微有些良心的人，都一定不肯做这种事；稍微有些见识的人，都一定能够看出其中的问题。谁能想到深受国恩、深知时务的李鸿章，竟然强横地全然不顾，昏昧地毫无察觉，去做常人都不肯做的事情，说出别人都不忍心说的话！臣以前看见李鸿章办事不得人心，还怀疑他另有苦衷，替他加以原谅。直到今天，才明确知道他的心术是虚伪的，也真正看清了他的罪状；所谓“臧孙纥虽然说不要君主，我是不相信的”，以及“司马昭的心思，路人都知道”，恐怕宋臣秦桧、明臣仇鸾的奸恶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况且辽东、台湾一并割让给倭人，臣认为，穷困的倭人兵力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充当倭人的最初愿望也从来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如果他们的兵力能够达到这种程度，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夺取辽、渖，以此索取登、莱，直接夺取台、澎，以此索取闽、厦？把这些地方像袋中取物、卷席一般全部夺走，他们难道还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吗！如果他们最初的愿望本来就包括这些，明知索取辽东一项就可以得到，为什么还要全力进攻牛庄；明知索取台湾一项就可以得到，为什么还要全力进攻澎湖！由此可见其中的情形了。谁能想到竟有一个李鸿章，替虎作伥，教猴子爬树，于是倭人简直就像从怀中取物一样得到这些地方，拿着现成的契券便可兑现！原来，倭人的力量达不到这个程度，而李鸿章的力量却能够达到；倭人的愿望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而李鸿章的愿望早已达到这个程度了。不过微臣还有更加不忍说、却又不能不说的话：李鸿章的奸恶，还不如他的儿子李经方严重。

译李经方以前担任出使日本大臣时，曾用自己的资金数百万借给倭人购买船只、充作军饷；他所收纳的外妇，是倭主睦仁的外甥女。他的奸诈、阴险、刻薄，确实不比蔡京的儿子蔡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逊色。假如他依仗城社之势、暗中占据津涂，张邦昌、刘豫的事情不难很快重演。我们朝廷谋划深远、立法完善，是前代从来没有过的；在这种时候却想让岛夷进入中国做主人，让人臣夺取君主权柄，大概也确实是极其困难的事！谁能料到天地像跃动着黄金、阴阳却铸成了差错，竟使倭人生了一个睦仁，中国生了一个李经方；以权奸作为丑虏的内援，这才有了用夷变夏的阶梯；以丑虏作为权奸的外援，这才有了把私人家业变成国家权力的逐渐趋势：双方都开始显露头角，各自逐渐丰满羽翼。腐朽的木头上生出虫子，脚下踩到薄霜就预示着坚冰将至；今天这件事，尤其是中国衰盛、国运兴替的一大关键。微臣悲痛于江河日下，痛心于沧海横流，因此眼泪鼻涕纵横，不能自我控制。然而，李鸿章敢于触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触犯的事情，用他自己的办法欺骗朝廷，是因为他看透了皇太后、皇上和诸臣畏惧倭人的心理，然后借口保卫京城，反而把自己说成怀有忠君爱国的诚意，以巧妙地实现其奸诈欺骗的阴谋。在李鸿章看来，本来就认为除了自己没有别人，除了这条道路没有别的策略。微臣不自量力地冒昧进言，私下在这项策略之外，为朝廷恭敬地筹划两条策略。微臣私下揣测，朝廷畏惧倭人的心理，不过是把明朝作为鉴戒；却不知道明朝的灭亡，不是亡于边患，而是亡于流寇；不是亡于忌讳谈论议和，而是亡于忌讳谈论迁都。“国君死社稷”这句话，是针对诸侯说的；如果天子把天下四海作为自己的家，哪一代没有迁移都城的事情！明朝的君臣不通晓古今，昏昧混乱、争吵不休，以至于亡国；如果早些迁都江南，国家还可以保存。我朝法度清明，恩泽深厚广大；既不是明朝那种政治纲纪败坏、增加赋税而招致动乱的情形。一统天下，疆域完整，处处完备；既没有流寇之祸，只有海上邦国的忧患，也不是明朝那种天下糜烂、没有一块土地可以保存的情形。只是海禁已经大为开放，形势长期以来已经不同。千金之家的子弟，坐着时尚且不靠近堂屋边缘；因此迁都，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在国都之中建立帝王的根本，没有比太原、五台更好的地方。历经多次巡幸，供奉着历代圣主的御容；行宫还保存着，盛大的旧制也可以追溯：这是第一项好处。那里距离京师千里，十天可以到达；往来迅速，进退从容：这是第二项好处。土地深厚，水源充足，人民富足：这是第三项好处。兵力精锐，战马强健，风气刚劲强悍：这是第四项好处。河水、汾水和太原，内外都有山川作为屏障：这是第五项好处。平阳、安邑，步行就可以到达虞、夏旧地：这是第六项好处。而太行山是天下山脉的脊梁，冀州处在天下中央；我方可以前往，敌人却不能到来，更足以成为子孙后代世世代代建立帝业的根基。去年十二月，微臣在都城时曾把这一意见分条陈述，却没有能够上达天听。如果当时早早确定大计，那么到现在，八方风雨、三晋云山，早已可以形成居高临下的形势；神京也会像磐石一样巩固，足以支撑四方、照鉴天下，以泰山为砥柱、以黄河为衣带；哪里还至于使皇上为日夜焦虑而劳心，使朝廷忧患京畿疆土受到危逼呢！然而因为投鼠忌器，后来顾虑的事情很多；那么亡羊补牢，到现在还不算晚。与其把二万万借给盗贼、资助他们运送粮食，使利益归于海外，不如把二万万用来营建都城、充实国库，使利益留在中国！这就是微臣所筹划的第一条策略，称为“迁”。另外，微臣揣测朝廷畏惧倭人的心理，不过是担心京城遭到侵犯；却不知道倭人的力量如果真能进犯京城，何必等到今天。难道去年京师没有防备时他们不敢来犯，今年京师有了防备反而敢来犯吗！况且倭人进兵，不外乎水陆两条道路。从辽、渖进兵，那么还有依克唐阿、长顺、裕禄、周仁廉在那里；从锦州进兵，那么还有宋庆、魏光焘等人在那里；从榆关进兵，那么还有刘坤一以及余虎恩、熊铁生等将领在那里；从津沽南北进兵，那么还有王文韶、聂士成、曹克忠等人在那里。即使进犯京畿，也还有程文炳、董福祥在那里，而其他诸臣也无不在京畿附近。难道倭兵全都像鬼神一样，竟然不经过关口、津沽，就飞进京师吗！我军未必全都疲惫聋聩，难道竟会任由他们飞进京师而毫无察觉吗！微臣预料倭人一定不能进犯京城，原因有四；请略举近日的军事情况来证明，以解除朝廷疑虑的根源。第一，倭人不能攻克坚固的城防。我国失去的地方，都是有漏洞的地方，不是坚固的地方；只有旅顺、威海可以说是坚固。然而旅顺失守，是因为守将争相逃跑；威海失守，是因为海军不作战；一处是从皮子窝，一处是从落风港，都是踩着漏洞、乘着空虚，从后面抄入，不敢直接进攻正面。因为他们的军饷负担极重，精锐兵力不多，爱惜锋芒，总是担心受损；进行短兵相接的强攻，绝不会有这种事情。看聂士成坚守险要而倭人不敢进犯摩天岭，裕禄、徐庆璋坚守险要而倭人不敢进犯辽、渖，唐景崧、刘永福坚守险要而倭人不敢进犯台湾；何况京畿是我国最坚固的地方，他们难道敢轻易试探吗？这是第一项不值得忧虑的地方。第二，倭人不能长期坚持。越过国境去谋求远方，耗费军饷，劳累军队；多一天就多一天的粮食消耗，少一名士兵就少一份战斗力。倭人到了今天，黔驴技穷，骑虎难下；左支右绌、外强中干已经很久了。以中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军饷充足、士兵众多，尚且担忧战争拖延日久；小小的倭国又怎么能够承受！试试看它放弃威海而不驻留，进攻台湾后立即退兵，就可以知道它不能持久：这是第二项不值得忧虑的地方。第三，倭人不能快速行军。考察倭人的军制，都是仿效德国的陆军训练，步伐整齐、纪律严明，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但辎重装备繁多沉重，行走十分缓慢。用这种军队稳重行进还有余力，用来快速推进却有所不足；与中国军队卷起铠甲、衔枚疾行，一昼夜可以走二三百里的情况相比，确实有长短优劣的不同。看这次牛庄之战，倭人从小路刚到牛庄，没有过多长时间，李光久听到警报后出发的军队也已经跟上来了；吴大澄从田庄退到双台子时，亲军只有几十人，距离敌军也只有几十里。

译如果倭人能够快速行军，那么不但我军可能被消灭得一个不剩，就连宁、锦恐怕也会相继守不住；而倭人竟然不能这样做，难道唯独到了京师就能疾驰数百里吗？这是第三项不值得忧虑的地方。第四，倭人不能深入。以一支没有援军、军饷又不能接续的军队，进入最深远的地方，进攻兵力极其雄厚的地区，这一定要做到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有死路、没有生路才可以；那些抄掠突袭、轻忽迅速而不顾后路的贼寇，或许能够这样做，但倭人本来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如果他们采取这种做法，就必定要用全部力量孤注一掷，冒险求取侥幸；而从天津到通州，是一条狭长的道路，两旁都是水，沿途一带都有重兵，程文炳、董福祥可以在前面抵御，聂士成、曹克忠可以从左右合围，刘坤一率领诸将可以从后面追击，他们除了深入送死还能做什么！况且他们的兵力有限，既然已经用全部力量进犯我国，那么后路必然空虚；难道就不怕我国夺取朝鲜、袭击广岛吗？看他们得到荣城、文登，却不敢深入山东；得到海城、牛庄，却不敢深入奉天、锦州，又怎么能够越过关口、天津和畿辅，深入京师呢？这是第四项不值得忧虑的地方。何况魏光焘坚守阵地，坚定不动；李光久奋勇作战，敢于迎敌。牛庄虽然失败，但杀伤倭人的数量也足以相抵；倭人看见湘军人人都敢于拼死作战，竟然不敢再越过雷一池一步。各位将领中最忠诚勇敢的人，一听到议和的消息，都痛哭着坚卧不起，不肯起身进食；由此可见将士都有拼死的决心，并不是军心已经瓦解、形势已经不可挽回。且依克唐阿、聂士成、宋庆都是倭人所畏惧的将领，而丁槐的一军已经到达，唐仁廉的一军枪械已经齐备，都可以同倭人决一胜负。倭人已经显露出情势窘迫、力量衰竭的样子，渐渐成为强弩之末；我国即使不和他们交战，只同他们坚持对峙，再过几个时辰，他们的力量也很难长久支撑。然后再谈议和，当然会更容易回旋：这就是微臣所筹划的第二条策略，称为“守”。总而言之，以“迁”作为作战的地点，能够迁都，就可以不交战而已经使敌军屈服；以“守”作为作战的地点，能够防守，就可以不交战而已经控制敌人的命运。或者迁都，或者固守，虽然不是上策，却也不失为中策；赔款、割地，不仅是下策，实际上是无策。微臣查考光绪六年——即庚辰一役，崇厚也以头等全权大臣的身份出使俄国，同俄国订约画押，割让土地一二百里；那还不是割让本国土地，而且属于边界以外的土地。后来经过廷臣连章弹劾，皇太后、皇上大为震怒，立即把崇厚逮捕交给刑部治罪；他同俄国订立的条约虽然已经画押，仍然予以修改。俄国人最终也低头服从，接受我国所划定的范围。把今昔相比较：从敌人的情况说，俄国比倭人更加强大；从事情本身说，让出土地还不是割让领土，边界外的土地还不是本国腹地，一二百里的土地还不是一二千里的土地。因此，李鸿章的罪过，是崇厚所没有的。从订约的情况说，一个是擅自答应，一个是请示皇上；擅自答应的人已经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请示皇上的人却把事情做得极其巧妙。因此，李鸿章误国的手段和误国的用心，比崇厚更加严重。惟有恳请皇上依靠天威独自裁断，向上思念列祖列宗，向下顾念四海臣民，按照办理崇厚的先例，把李鸿章逮捕交给刑部治罪，并撤回李经方，革职严惩。一方面命王文韶、刘坤一妥善准备战守，奖赏裕禄、唐景崧等人以安定人心；另一方面公开发布谕旨，向中外宣布奉皇太后西幸，命恭亲王留守京师。如果交战而不能取胜，赔款、割地还不算迟；交战而耗费军饷，仍然胜过议和而赔款；交战而丧失土地，仍然胜过议和而割地。如果因为或迁都、或固守而导致贻误大局，请先杀掉微臣，以向天下谢罪。皇上是英明的君主还是软弱的君主，中国是强国还是弱国，本朝是大朝还是小朝，诸臣是忠贞之臣还是奸邪之臣，全都取决于这一次行动；微臣实在迫切地等待命令到来！’皇上谕告军机大臣等说：‘近来和约已经议定，廷臣们在文章和奏疏中说，土地不能放弃，费用不能偿付，仍然应当废除和约、决战，以求维系人心、支撑危局；他们的话固然出于忠诚和愤懑，但对于朕办理此事时反复筹划、审慎处理而又不得已的苦衷，还没有深切了解。自从去年仓促挑起战端以来，征调军队、筹措军饷，已经不遗余力；但将领少而且缺乏有经验的选拔，士兵也不是平时训练出来的，纷纷招集而来，同乌合之众没有区别，以至于水陆两军交战，没有取得一次胜利。近日关内外的情势更加紧迫，北面紧逼辽、渖，南面直接进犯京畿，这些都是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沈阳是皇陵所在的重地，京师则关系到京城社稷；况且二十多年来，慈闱一直安养，所受尊崇极其完备。假如车驾和御辇受到惊扰，那么朕这微薄的身躯怎么能够自我交代！再加上上天示警，海啸造成灾害；沿海的防营大多被冲毁淹没，战守更加难以措置。因此朕日夜忧惧，临朝痛哭；把议和、交战两方面的祸害一并权衡以后，才突然确定了方针。其中万分艰难的情形，是奏疏和议论的人没有详细涉及的，而天下臣民都应当共同谅解。现在批准订立和约，特此把前后办理的缘由清楚地向天下宣布。此后，我君臣上下，唯一期望大家坚忍刻苦、同心一意，彻底革除积弊。在练兵、筹饷这两件大事上切实研究，赶快筹划兴革；不要产生懈怠的意志，不要追逐虚名，不要忽视长远谋划，不要沿袭旧有习惯，务必使每件事都核实求真，以取得自强的成效：朕对内外诸臣寄予厚望！’ 丙辰（十五日），谕令军机大臣等说：“昨天曾下旨命龚照瑗回英国；现在十四日亥时已在烟台交换和约，此次争取收回整个辽东，三国极为尽力；如果龚照瑗已经回到伦敦，就让庆常前往法国公使馆传达旨意，先行表示感谢。”

译丁巳（十六日），谕令军机大臣等说：“伍廷芳来电称：‘日本使臣送还三件照会，有一件没有带走。’着令李鸿章立即把前两件电告伊藤，作为依据，后一件不必再电告。现在只有台湾的事情极为棘手，李鸿章前次电报中说‘伊藤另有筹商’，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内乱和外部冲突的忧患？着令你们悉心筹划，具奏。依克唐阿电奏称：‘十一日下午，我军驻守在长岭子，远远看见三四十名日兵直奔岭下。我军因为已经越过照会规定的界限，便向前挥手阻拦；日兵不听，忽然有三名骑兵冲上山腰开枪，步兵紧跟在后。我军只得开枪抵御，打中一名日兵骑兵，他们才退去。十二日辰时，又来了三百多名骑兵和步兵，我军已经列阵准备。’这些情况表明，停战期间无故越界开枪，实在属于违约；过错在他们一方。着令李鸿章一并电告日本，务必命令他们驻守辽东的各军不要再越界滋事。” 辛酉（二十日），李鸿章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接到伊藤博文十八日戌时正刻的电报，称：‘十七日的来电已经收到。日本一等应当预先办理的事情办妥之后，就可以同中国开始商议奉天南边的土地。至于台湾一事，日本现在已经向中国政府说明：今日[原文“皇巳”疑有缺字或讹误]已派水师提督、子爵桦山资纪担任台湾、澎湖等处巡抚，并作为日本特派大员，办理按照《马关和约》第五款末款所规定的事务。大约两星期后，该巡抚就可以到任办事；他抵达那里时，就准备办理特派事务。日本政府希望中国政府立即简派一名或数名大员，同该巡抚会面，并把这些大员的职衔姓名告知日本政府。按照这种情况，本大臣告知贵大臣：日本政府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按照日本的请求，迅速派一名或数名大员同桦山巡抚会面，毫不拖延，那么贵大臣所担心的危险就可以避免。该巡抚一到任，台湾境内保持平安一事，就完全由日本政府负责。’ 揣度这封电报的意思，似乎已经由田贝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恰好科士达来会见，我秘密同他商议。科士达说：‘和约既然已经批准并交换，除了日本答应归还奉天南边、另行议定以外，其余事项都应逐一照办；绝不能犹豫、借故推托拖延，以致再起波澜，产生意外危险。即使请求其他国家保护能够办成，也一定会枝节横生。’李鸿章告诉他：‘台湾的官兵不肯交接，怎么办？’科士达说：‘皇上已经批准，中国官民怎么能任凭阻挠，导致丧失国体！如果国家采纳我的意见，应由政府通过田贝转告日本：既然中国派大员商议交接台湾，日本也应同时派大员商议交接辽东，这才公平。’这些意见，不知是否仍可责成唐署抚同日本官员妥善商办？请代为奏请圣旨。”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李鸿章请求续假的折子，着再赏给一个月假期调理。又据电奏，接到伊藤电报称：‘日本已经派桦山资纪办理台湾事务。’只是现在台湾军民群情激愤，必然不甘心服从命令。无论如何，唐景崧是守卫台湾的官员，绝没有交出台湾的道理；何况他现在是被台湾百姓强留，处境危急，也无权同日本办理交割。” 李鸿章前次电报中说“伊藤还有重大顾虑，要另行筹商”，现在伊藤来电只说“中国派员同桦山会面，所担心的危险就可以避免”，可见他根本不接受商议。台湾既是这种情形，这位大臣设身处地想一想，究竟应当怎样处置？先前所说的“另行筹商”，究竟有什么办法？怎样补救？着令妥善筹划后回复奏报。刘含芳来电称“烟台已有俄国军舰十五艘”；此外还有哪些国家的军舰多少艘停泊在那里？着令该道随时探听报告。” 癸亥（二十二日），谕令军机大臣等说：“先前据龚照瑗来电称：‘探听到法国正同其他国家秘密商议台湾事务，暂时不让中国知道，以免产生枝节。’台湾百姓群情汹涌，势必难以交割；眼下日本派出的官员已经将要到台湾，办理起来十分棘手！立即让庆常秘密询问法国外交部：‘能否再次实行此前保护台湾的议议？’迅速电告回复。还有，法国使臣曾说‘外交部不愿接见王之春’；究竟是否会见过？着令一并电报告知。” 甲子（二十三日），张之洞电奏：“刚接到台湾百姓二十一日的公电，内容说：‘全台湾绅士百姓恭敬发电禀报：台湾归日本管辖，百姓没有一个服从，屡次请求唐抚院代为奏报台湾百姓的实情；然而事情难以挽回，就像孩子失去了父母，悲痛愤怒到了极点！查台湾已经成为朝廷放弃的土地，百姓无所依靠。只有不惜一死坚守，把它据为岛国；远远奉戴皇上的威灵，作为南洋的屏障。只是必须有人统率，众人一致议定坚决挽留唐抚暂时继续处理台湾事务，并留下刘镇永福镇守台南；一方面恳请各国查照割地后当地绅民不服的公法，公开裁断台湾应当怎样处置；之后再送唐抚进京、让刘镇回任。这一举动无非是眷恋和拥戴大清，图谋坚守以等待转机。事情万分紧急，恳请代为转奏！全台湾绅民一同哭泣叩首。’谨据此情形转达，请代为奏报。张之洞肃。禡。照录唐景崧电报：‘密报。台湾百姓知道不能依靠法国，愿意死守危急之地，作为南洋屏障，坚决挽留我唐景崧和刘永福；我反复开导，再三竭力拒绝，无奈众人的意见非常坚定，我们即使想死也不能如愿。至于台湾能否守住，也只能尽人力而等待转机。” 这是台湾百姓不服从日本管辖，要求自行掌握权力；他们拒绝日本同中国没有关系。恳请圣旨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日本外交部商议：如果日本官员暂缓来台湾，那么台湾和日本还可以从容商议；如果立即以武力相逼，不过是战祸相连，他们绝不容易驯服整个台湾。以上各项是否妥当？恳请皇上训示！请代为奏报。”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据张之洞电奏，称接到全台湾绅士百姓的电禀，说‘台湾归日本管辖，百姓没有一个服从；既然已经成为朝廷放弃的土地，只有死守，把它据为岛国’。又据唐景崧称：‘台湾百姓坚决挽留该署抚和刘永福，不听劝导，想死也死不了。’由此可见台湾难以交割的情形。该大臣仍应仔细筹划办法，希望万一能够有所补救。伊藤的回电怎样？立即电告回复。张之洞、唐景崧的原电，一并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录后电告。”

译乙丑（二十四日），谕令军机大臣等说：“着派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前往台湾，同日本派出的大臣商办有关事务。” 丙寅（二十五日），李鸿章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钦奉二十日的电旨，命令筹划商议台湾事务的办法。查和约既然已经批准并交换，绝没有违约而不交出的道理。因此我同科士达秘密筹划，先同伊藤委婉地用电报商议。电文说：‘贵大臣十七日的来电，已经转电中国政府。奉到昨天的电旨，其中说：现在台湾军民群情激愤，必然不甘心服从命令。署理巡抚唐景崧是守卫台湾的官员，现在被台湾百姓强行挽留，处境危急，实在没有权力同日本办理交割。究竟有什么办法？怎样补救？着令妥善筹划后回复奏报。钦此。本大臣认为，贵大臣多次因为两国之间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本大臣和衷商议办理；何况现在两国重新缔结和平，交涉中的困难之处，应当按照友谊原则议定解决。观察台湾现在的情形，两国全权大臣应当立即会议商议这件事的办法。查贵大臣已经承认，关于放弃奉天南边的事情应当进行会议办理；本大臣认为，以上两件事务必须同时议定解决。现在由于台湾的情形同以前不同，中国国家实在万不得已，特请本大臣同贵大臣商议办法。’ 谅来贵大臣一定会同意这个意见，并请命令日本大员桦山提督暂缓启程为要。”以上就是前次电报所说“另行筹商”的意思；即使日本答应再次会议商议，也一定不会放松立场。他们既然已经放弃辽东，难道甘愿放弃台湾吗！姑且先商议暂缓启程，看看他们怎样回电。仍请朝廷认真思考、审慎处理，设法开导唐署抚，不要任其固执，另起波澜，以致因台湾一隅之地而贻误大局；这就是最大的幸运。请代为奏报。”又电报说：“刚接到日本伊藤二十三日戌时正刻的英文复电，称：‘四月二十一日的来电已经收到。查按照两国批准的《马关和约》，台湾所有主治地方的权力已经交给日本；至于处理当地变乱的方法，不需要两国会议。因此，中国政府只须把治理台湾的事务以及公家产业，按照条约和前次电报，派大员交给日本大员。按照上述情形，桦山巡抚启程的日期不能暂缓；查该巡抚已经在今天从西京出发。至于奉天南边的土地，日本的意见已经在前次电报中说明。’李鸿章查阅伊藤电报的词意，十分决绝。桦山已经在二十三日启程，按日程一定会到达澎湖、台湾；应当先行电告唐署抚做好准备为要。至于台湾绅士百姓的公电中有“请各国查照割地后绅民不服的公法裁断”的话，询问科士达后得知，外国文字的公法原文所记载的，并不是战后割让土地的事例，难以类比。而且日本既然不肯会议商议，俄国、法国、德国也不过问，又由谁来裁断？应当请求传谕，不要产生误会。这件事恐怕会成为挑起冲突的端由，并且牵连其他地方；务必谨慎办理，这对大局是有利的！请代为奏报。”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李鸿章的两封电报都知道了。据称‘伊藤的复电措辞决绝；德国又怀疑中国暗中命令台湾百姓叛拒，恐怕导致交战’等语。台湾一事，朝廷深感焦虑；昨天已经派李经方前往商办，可以看出中国并非不愿意交割。现在日本使臣将要到达，着令李鸿章命令李经方迅速前往台湾，同日本使臣妥善商办，不得稍有耽搁贻误！一面仍将台湾百姓不服、经过开导却竟想据为岛国的情形，再次电告伊藤，以免他产生怀疑并借此寻找借口。” 丁卯（二十六日），谕令署理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立即开缺，来京陛见。台湾省大小文武各员，也都着令唐景崧命令他们陆续回到内地。李鸿章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奉到电旨：‘派李经方前往台湾，同日本派出的大臣商办事务。钦此。’查李经方自马关随同我回到天津以后，因为忧劳成疾，病情严重，回南方就医。刚才电传旨意命令他遵照办理。据他回复称：‘我从来没有到过台湾，不了解当地情形，地方官绅一个也不认识；日本派出的桦山也从未谋面，无法商办。现在请医生调治，旧病牵动，心悸一天比一天严重，神志不清；实在难以承担这项艰巨任务。请代为奏报。’查这确实是实际情形，没有一句是捏造掩饰。商议交接台湾，事务重大繁重，自然应责成台湾巡抚督同布政使顾肇熙妥善办理。否则，就应命令闽督就近挑选派遣大员前往，会同当地官绅筹办。似乎不宜让不了解情况、资历浅而声望不足的官员敷衍外国人，必定会导致贻误。李经方确实不能胜任；理应自行检举，请旨收回成命，另行简派。请代为奏报。”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李鸿章的电奏已经知道了。李经方随同李鸿章前往日本，担任全权大臣，共同订立条约；回到天津后还没有复命，为什么突然就回南方了？” 昨天派他前往台湾商办事务，现在又借口有病推托，实在令人诧异！李鸿章身负重任，应当妥善筹划解决此事，怎么可以置身事外，专门替李经方粉饰说辞、推卸责任！今天已经下旨将唐景崧开缺，命令他来京陛见；并命令文武各员陆续回到内地。现在日本使臣即将到达台湾，仍着令李经方迅速前往，不许畏惧困难而推辞逃避。如果因为拖延而造成贻误，只追究李经方的责任；李鸿章也不能推卸自己的罪责。”

译己巳（二十八日），李鸿章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钦奉宽宥的电谕旨意，惶恐不胜！李经方的病还没有痊愈，而且担心他不能胜任，哪里敢用言辞粉饰来推托！只是时势紧急，已经遵旨发电命令他带病设法办理并前往。刚据电禀称：‘经方才能不足、病势严重，地方情形又十分陌生，恐怕贻误大局；不敢不先行详细陈述。面对严厉旨意督责，岂敢不敬畏遵从。只是责任重大，能否再增派一人同往台湾？或者留下署理布政使顾肇熙、提督杨岐珍在台湾等候交接，并请命令科士达一同前往协助。请斟酌核定后代为奏报。’查顾、杨二员都是我李鸿章的旧交，二人也都明达干练；请求发电命令他们暂时留下，同李经方商议一切。科士达也愿意一同前往；所需的洋文、东文参赞和翻译人员，已经命令李经方酌情调派。我正在赶紧代为刻制关防，以便公文盖印使用；并命令沪道筹措发给公费、租定轮船，等天津、上海各项人员物资齐集后，争取尽快前往。我又电请伊藤转告桦山，和衷商议、相机办理。请代为奏报。”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李鸿章的电奏已经知道了。科士达愿意随李经方前往台湾，以及调派参赞、翻译等人员，都依照所请办理。” 台湾的文武各员，已经有旨命令他们回到内地，不便再让他们留在台湾等候交接；如果天津另有可以派遣的人员，就由李鸿章就近酌情调派前往，协助李经方商办一切事务。” 庚午（二十九日），李鸿章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接到伊藤今天午时初刻的复函，称：‘李中堂阁下！公历本月二十一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七日的来电，已经收到，并已将其中情节转电桦山，请他同李经方按照友谊原则和衷商办。日本政府已经派水陆各军前往台湾，想来中国特派的大员一定带有全权！日本特派大员已经领有这样的凭证。如果中国特派大员先到长崎，再带同日本国家的船只前往台湾，以便得到护卫，就更加稳妥。至于该大员什么时候能够到达那里？务请告知。’是否应当加发写有全权的凭证？是否可以先到长崎会齐后再一同前往？请代为奏报，等候旨意命令遵行。”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李鸿章的电奏已经知道了。伊藤所说让李经方先到长崎会同前往，诸多不便；着令李鸿章回复说：‘双方约定在台湾海口会面，以免增加周折。’凭证上加写‘全权’二字。” ——以上内容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六（光绪一百二十六）。五月初一日（辛未），唐景崧发电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听说日本归还辽东、旅顺，索要一万万费用；台湾属于尚未丧失的土地，完全可以援照这个办法，加付费用赎回。原议赔偿军费二万万，再请各国公评价定赎辽、赎台的费用；这样就可以把台湾抵押给其他国家，借取巨款。所有赔款，都由此项借款支付。如此办理，辽东、旅顺、台湾都能归还中国，而数万万赔款都由台湾承担。据江督电报说：‘美国曾估计台湾可以抵押十万万；即使达不到这个数，大约也能抵押数万万。’请下旨命总署与李鸿章赶快同日本商议！台湾百姓发誓不服从日本，日本很难收取台湾。李经方来台湾办理交割，台民极其愤怒，必定会酿成意外大祸；连澎湖也绝对不能去。这是实在为他担忧，并非猜忌他。改派其他官员到台湾，恐怕也没有妥善保全的办法。试想，偿还二万万，再加上赎辽、赎旅的费用，部臣将如何措置？借用洋债，各省海关都被英国占据，已经很难堪；借款必定要偿还，我又拿什么来为国家谋划！不如先赎回台湾，再把台湾转押出去，这样费用就有了来源。至于将来赎台的费用，可以从容筹划，自然有众人合力、容易办成的办法；容我以后再继续陈述。只是关于抵押台湾的办法，台湾没有外国巨商，请命江督同他们商议。总之，朝廷不忍割地弃民，人心受到感奋，什么事都可以做成；一旦失去人心，就绝难再振兴。台湾百姓听说李经方将偕同日本将领当天接收台湾，局势转瞬即变；如果蒙您俯察采纳我的后一个建议，请赶快商议决定！请代为上奏。”皇帝下旨说：“交给李鸿章阅看。”不久，李鸿章发电答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唐景崧不明白外国情势，横生异议；于是把这件事搁置了。壬申日（初二日），台湾民众共同议定自行建立民主国，拥立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并向各国发布公告。乙亥日（初五日）。此前，台湾宣布自立，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把情况上报；李鸿章认为事情出乎意料，发电给李经方，暂时不要前往淡水，交割台湾的事情等候圣旨再作决定。到这一天，李鸿章发电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收到伊藤初三日的电报说：‘桦山提督明天早晨可以抵达淡水。本大臣详细审慎地考虑后，深信在这个时候，两国特派大员会晤越早越好。这件事关系极大，极其紧要；所以本大臣希望中国特派大员立即启程，不必因为“所处困难”而过分忧虑！万一果真发生意外，桦山提督自然会按照本大臣先前寄给贵大臣电报中所说的办法，出力加以保护。’听说台湾已经自立为民主国，并向各国发布公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会出来援助。绅士和百姓的义愤固然没有办法，不过不应奉署理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使朝廷的号令不能实行。日本难道不知道吗？必然会出言责问，恐怕会引发新的事端。李经方奉命前往交割台湾，如今既然没有土地可以交割，此外各项事务也无从过问。伊藤催促他前往淡水会面，本来只是按照条约办理；李经方即使去了，也不过是袖手旁观，绝难设法从中排解。究竟应当如何处置，以及李经方是否应当立即前往？恳请迅速发电指示适宜的办法。请代为上奏。”军机大臣奉旨说：“李鸿章的电奏已经知道了。台湾民众劫持官员而导致事变，事情出乎意料；我们无从过问。李经方既然已经按照条约派出，如果不赶快前往，反而会使日本产生疑虑；伊藤电报中既有‘出力保护’的话，他自然应当限期前往，见机办理。即使不能排解此事，日本方面也没有借口可说。”

译壬午日（十二日），李鸿章发电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龚使齐来电说：‘刚才英国政府收到唐巡抚的电报，报告台湾发生变乱、众人推举他为总统；英国准备不予答复。’鸿章想各国一定都不会答复；我国必须自行站稳脚跟，以免日后日本有所借口，借各国公论是非。请斟酌办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此事上报，皇帝下旨说：“李鸿章的电报知道了。台湾民众发生变乱，占据台湾建立岛国，已经命令文武各员回到内地，此后无从过问。昨天又发电命令南洋、广东禁止私自运送军火和勇丁前往台湾，这就是自行站稳脚跟的意思。如果日本使臣谈到这件事，命李鸿章、王文韶切实告诉他：和议既已确定，中国绝没有唆使台湾民众自行建国的道理；不要听信外国报纸的谣传，以免产生疑虑。” 癸未日（十三日），日本人攻占基隆，台湾大乱；前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逃回厦门。甲申日（十四日）。此前，朝廷下旨命李经方限期前往台湾，李鸿章转电命令他遵照执行，并秘密授予办事方略；同时发电告诉伊藤说：‘台湾绅士和民众已经自立为民主岛国，不服从我国号令；李经方必然更加呼应不灵，而且恐怕会激起意外变故。回想西历五月十七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贵大臣来电说：“按照两国批准的《马关和约》，台湾所有治理地方的权力已经交给日本。处理当地变乱的办法，不必由两国会议；中国政府只须把治理地方等事交给日本派出的官员。”因此，李经方到淡水后，自应查照贵大臣前一电报的意思，与桦山提督商议；想来桦山自然能够设法办理，中国无从过问。请贵大臣发电给桦山提督，格外予以谅解，通融办理。’于是李经方遵旨于五月初七日启程赴台，交割台湾的事情随即办妥。到这一天，李鸿章发电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李经方从上海来电：“今天申时四刻，平顺号回到上海，台湾事务交接清楚，非常顺利；其余详情再续电报告。”请代为上奏。’又发电说：‘李经方关于商办交接台湾事宜的电文摘要：“我已在淡水发电后，开船驶往基隆。申时四刻，抵达基隆口外名叫三雕澳的海湾；船停泊后，桦山请于初十日巳时四刻会面。到时我去会见桦山，说：‘奉命来到台湾，原以为和约批准后，交接会很容易；可是伊藤收到中国政府关于台湾事情棘手的电报后，才率领水陆各军到淡水。后来派小兵轮想驶入港口通知中国官员，中国军队开炮要攻击，所以来到基隆。又因为遭到中国军队枪炮轰击，不得已暂时停泊在三雕澳。现在陆军一万人已经登陆，近日就可以攻取基隆。’经方回答说：‘奉命按照条约来到这里，将同贵委员商议办理事务。台湾如何交接？希望先明确告诉我。’桦山说：‘各种事情都很棘手，交接十分困难。等我攻取基隆、到达台北府以后，再慢慢商议交接。’经方说：‘和约批准后，伊藤自己承认中国已经把台湾的治理权交给日本；我这次按照条约前来，是要把堡垒、军器、工厂以及所属公物交给贵委员。台湾民众已经发生变乱，怎么可能登岸后一件一件交点！我从马关回来后已经卧病很久，在上海调治；奉旨强撑病体前来。这里风浪险恶，我不能站立；如果等贵委员登陆到达台北府，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全台湾地方广大，民众的变乱不是一天能够平定的；恐怕不能在几年之内把交接办清楚。如今两国已经和好，应当按照友谊和衷商议办理，不能强迫我做力所难及的事。’伊藤说：‘虽然如此，交接是大事，不能迁就。’辩论到未时初刻，经方头昏目眩，坐都坐不稳。桦山说：‘请回船上，我马上来商议。’经方由多人搀扶回船。桦山在未时正刻前来拜访，一开口就说：‘和约批准了，希望两国真心和好，永远不改变！’经方回答：‘确实如此。’桦山说：‘既然如此，为什么淡水、基隆的中国军队都开枪炮攻击？这里又看见中国官员发布告示，命令军民等抗拒？’经方回答：‘和约批准以后，大皇帝已经派我带着全权来到台湾办理交接，而且特地下旨命令文武各官陆续回到内地；这就是两国真心和好的凭据。台湾民众不服从而发生变乱，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淡水开枪的事，我没有亲眼看见，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据贵委员所说，想来一定是团练和土兵所做。听说杨提督等已经回到内地；其余文武各官虽然被台湾民众劫持留下，没能全部遵照圣旨回到内地。民众不奉朝廷命令，官员长期没有权力；那些告示都是台湾民众所为，官员哪里能够过问！’辩论了几个时辰，桦山说：‘但愿一切抗拒行为正如贵委员所说，不是官员和军队所做。’经方又问：‘交接的事情，究竟如何办理？’桦山说：‘早晨所说的，就是办法。’经方说：‘这样固执过分，似乎不是和衷商议。’桦山说：‘我非常愿意和衷办理，但办事不得不这样。现在看到贵委员病得如此严重，如果长久留在这里，万一发生意外，我实在内疚。不过，交接的事情，贵委员打算怎么办？’经方回答：‘按照条约办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桦山说：‘必须有清单。’经方说：‘我不是地方官，怎么能够开列清单！现在民众发生变乱，将来平定以后，衙署文书档案又从哪里查考？终究无法开出清单。和约中既然没有“清单”二字，何必另立名目，强迫我做力所难及的事？’桦山说：‘清单由贵委员决定怎样写；总要有这个名目，才符合办理手续。’经方说：‘清单中写明：一、台湾全岛、澎湖全岛的各个海口，以及各府、厅、县所有的堡垒、军器、工厂和所属公物。’桦山说：‘太含糊。’经方说：‘既然强迫我开清单，就只能这样写。否则，就请把“清单”二字删去！’桦山见经方语气意志十分坚决，才答应照此办理。桦山又说：从台湾到福建的海线，属于台湾所属的公物；他必须照单接收。经方说：‘海线不是陆地上的产业，怎么能够交让！何况海线涉及登陆，非两国政府议定不可；我没有奉命商议这件事，也没有这种权力。而且和约中没有提到。’桦山说：‘既然如此，只好写明台湾至福建海线应当如何办理，等两国政府随后商定。’双方从未时正刻一直争论到酉时正刻，才议定下来。桦山随即命令他的参赞先把汉文、日文清稿交给经方阅看，稿中文字还符合和约，于是便同福士达商议。福士达说：‘这份文书只是照抄和约，在和约之外一个字也没有增减，确实简明妥当；这真是没有料到的结果。’他劝经方立即签名盖印。

译担心稍有迟延就会发生变故，另生枝节：亥时正刻，双方签名盖印的事情完毕。十一日子时三刻开船，当日申时正刻抵达上海；感染了瘴疠，病情更加严重。请把问答摘要核实斟酌后代为上奏。至于交接文书，将在续报电文中抄送。”请代为上奏。’又发电说：‘李经方电报说：“交接台湾的文书中记载：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和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依据在下关订立的和约第五款第二条交接台湾一省的规定，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派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派台湾总督、海军大将、从二位、勋一等子爵桦山资纪，分别担任全权委员。因此，两国全权委员共同在基隆办理的事项如下：中日两帝国全权委员交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在下关由两国钦差全权大臣所订和约第二款规定的‘中国永远让与日本的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即从英国格林尼治东经百十九度至百二十度、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的各岛屿的管理主权’，以及另册所列各该地方所有的堡垒、军器、公厂和一切所属公物，均已交接清楚。为此，两国全权委员拟立文书，随即签名盖印，以昭示确实。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日订于基隆，缮写两份。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委员、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大日本帝国全权委员、台湾总督、海军大将、从二位、勋一等子爵桦山资纪。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的堡垒、军器、工厂及所属公物清单：一、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各海口，以及各府、厅、县所有的堡垒、军器、工厂和所属公物；一、台湾至福建海线应当如何办理，等两国政府随时商定。”请代为上奏。’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李鸿章三次电报都知道了。台湾的事情既然已经由李经方和桦山交接清楚，并且立有文书；此后台湾的变乱情况，就与中国无关了。应由李鸿章发电通知伊藤，作为了结此事的依据。至于海线如何办理，应命电报局预先商议，以备随后商定。此前派李鸿章、王文韶作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使臣商办事务，该使臣是否已经来到天津，稍后探听清楚；并且一并查明电报消息。”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七（光绪一百二十七）。秋季九月癸丑日（十六日），吏部上奏说：“此前闽浙总督谭锺麟等奏请，将台湾候补知府、台东直隶州知州管元善补授为台北府知府；本部调取其履历引见。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日奉旨：‘依议。’钦此，已经遵照办理。现在据台湾巡抚唐景崧发给咨文送到本部。查管元善由台东直隶州知州升任台北府知府，按例应当引见后补授并返回任所的官员；此前奉旨回到内地，如今已经没有任所可以返回，应当立即奏明办理。查实任官员如果遇到任所已经裁撤的情况，一向归入裁缺即用班内补用。台湾原属福建分省，一向归福建管辖；所有台北府知府一职，是否可以照裁缺即用的惯例改发福建补用？谨此奏明，请求圣旨。等圣旨下达后，再带领他引见。至于台湾现任候补各官，情况完全相同，不能让他们无处安置；自然应当一律撤回福建补用。拟请命闽浙总督查明各项人员抵达省城以及报到省城的日期，咨报本部注册。等咨文报到省城后，实缺官归入裁缺即用班内补用；候补官仍按原有资历接续计算，与福建人员合为一班，分别按照原来的班次顺序补用。教职各官，等咨文报到原籍后，再归入即用班内选补。查台湾所属的道、府直到未入流官，共有六十四个缺额；其从前补缺章程本来就是变通办理，情况与内地不同，取得缺额确实比内地容易。如果因为他们曾经担任过实缺，就准许全部请求补缺，不仅会占用过多缺额，也会使福建候补人员更加积压；恐怕反而会增加许多窒碍。臣等仔细商议，拟请将这次撤回的实任人员与福建候补人员交替轮流使用；出现缺额时，酌情先补用一名撤回的即用人员，再补用一名福建候补人员。仍由该省总督随时考察其中是否有才具平庸、不能胜任内地任职的人，不得因为他们曾任实缺，就援例请求补用。应当等奉旨以后，立即通知闽浙总督遵照办理；并请从收到这次部文之日起，限定半年以内，将实缺、候补各员抵达省城的日期咨报本部注册，以便核查办理。”皇帝下旨说：“按照所议办理。”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九（光绪一百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