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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北轩笔记》，元代陈世隆撰写。宋台开始建立时，谢瞻任中书侍郎，他的弟弟谢晦任右卫将军。当时谢晦的权势和待遇已经很重，谢瞻见他的宾客纷纷前来，便说：“我们家一向把安闲退处作为家业，不愿干预时事，交往的不过是亲朋。可是你如今的势力压倒朝野，难道是家门的福气吗？”于是用篱笆隔开两家的门庭，说：“我不忍心看见这种情形。”他又说，宋公应当赐予谢晦降职贬黜，以保全宋朝衰微的国运。谢晦有时把朝廷机密告诉谢瞻，谢瞻故意转身向亲友陈说，把这些事当作笑谈，以此断绝谢晦继续对他说这些话。等到宋公即位，谢晦凭借辅佐即位的功劳，职位和任用更加显贵，谢瞻更加忧惧。到了这时，谢瞻患病却不接受治疗，临终前留信给谢晦说：“我能够保全身体，已经很幸运，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弟弟你要想着自我勉励，为国效力，也为家族着想。”谢瞻对于兄弟，刘镇之对于叔侄，颜延之对于父子，虽然品格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教诫都极有道理。处在盛极和富贵满盈之中的人，不可不仔细体会他们的话。司马公修建独乐园，正值春天明媚的时候，花草树木繁茂秀美，来观赏的人都把钱给园丁吕直，称作“茶汤钱”。积攒到一万钱后，吕直把它交给司马公。司马公推辞说：“我难道缺少这些钱吗？”便把钱给了他。吕直说：“天地之间，难道只有端明不爱钱吗？”于是把这些钱全部用来建造一座井亭，以方便过路的人。只凭不爱钱这一点，就可以同端明相提并论，也可以使端明清醒；但若不是端明，不能有这样的仆人。没想到君实秀才之外，竟然还有这样一类人。伍子胥举荐伯嚭，伯嚭最终反而进谗言陷害伍子胥；殷景仁引荐刘湛，刘湛最终反而压制殷景仁；韩愈推荐李绅，李绅最终反而诋毁韩愈；李德裕起用牛僧孺，牛僧孺最终反而排挤李德裕；寇准任用丁谓，丁谓最终反而陷害寇准；王安石任用吕惠卿，吕惠卿最终反而毁谤王安石；吕大防厚待杨畏，杨畏最终反而背叛吕大防；张浚、赵鼎举荐秦桧，秦桧最终反而加害张浚、赵鼎。小人就是这样不可信！不过，他们起初信任这些人，也说明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宁州连年遭遇饥荒和瘟疫，五苓夷逐渐强盛，于是包围州城。李毅病死后，他的女儿李秀明达事理，有她父亲的风范，众人推举她主持州中事务。李秀激励奖赏战士，凭城坚守。城中粮食吃尽了，便烤老鼠、拔草来吃。她窥见夷人稍有懈怠，就立即出兵突然袭击，将其击败。荀崧任荆州都督，驻军宛地，杜曹带兵包围他。荀崧的军队粮食吃尽，想向旧日属吏、襄城太守石览求援。荀崧的小女儿荀灌年仅十三岁，率领几十名勇士，翻越城墙突围，连夜出城，边战边前进，终于到达石览那里。她又替荀崧写信，向周访求救。周访派儿子周抚率兵，与石览共同援救荀崧。后来唐代崔旰入朝，又任命弟弟崔宽为留后。杨子琳率领几千精锐骑兵，乘虚突入成都，崔宽无法制止。崔旰的妾任氏拿出家财招募士兵，得到几千人，率领他们攻击杨子琳，将其击败赶走。战争凶险、战事危急时，男子尚且难免伏藏在床下；奇异的女子和妾媵，却可以在史籍中找到。我唯独为此感到痛快。《庄子·逸篇》说：“蒲衣八岁时，舜就拜他为老师。”《战国策》说，甘露讲到项橐七岁时做孔子的老师。古代的圣贤必定有老师，他们的名字在书籍和传记中出现得很多。蒲衣、项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列女传》说，睪子生下来五岁就辅佐禹。说到年幼而早慧的人，三人恐怕是其中最突出的吗？桓谭《新论》说：“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太公、秦代的百里奚，都有天赋才智，都是年过七十，才成为辅佐王者、成就霸业的老师。”这些都是学问和德行在晚年才成就的人。由此可知，天生聪颖奇异的人，世上并不常有；有些人又可能遭遇困厄，在盛年时失去成就，但仍应在晚年学习，不可轻易自我放弃。楚国公子改换服装经过宋国，守门人刁难他。他的仆人拿着武器骂道：“这是奴隶，办事不力。”守门人于是放他出去了。苏东坡说，有些事情虽然采取了颠倒常理、违反常规的做法，却不能说仆人不爱护公子；但若说这就是侍奉公子的正常办法，也不可以。晋文帝还是琅琊王时，到了河津，被官吏拦住。随从宋典后来赶到，鞭打晋文帝的马，笑着说：“舍弃长官，反而拦住贵人，你也被拘留了吗？”官吏这才听任他们通过。宋王廞讨伐王恭，失败逃走。他的小儿子王华跟随沙门昙冰逃藏，让王华提着衣服包袱走在后面。渡口官吏怀疑他不是普通人，昙冰便骂王华说：“奴才懒惰，走路还赶不上我。”并用杖打了他几十下，因此得以免过。袁顗在襄阳起兵，事情没有成功而死去。他的儿子袁昂藏在沙门那里，准备带他出关。关吏怀疑他不是普通人，沙门用杖打他并斥责他，于是得以免过。后来北周宇文泰与侯景在黄河边交战，宇文泰的马逃逸，他坠落在地。李穆看见后，用马鞭抽打宇文泰的背部，说：“陇东军士，你们的主帅在哪里？你一个人停在这里干什么？”追兵便没有怀疑他是贵人。李穆给他一匹马，和他一起返回。这些事都类似于楚国公子的仆人所做的事，由此可知，要使人脱离危难，即使采取颠倒常理、违反常规的办法，也未必不是好计策。

译考亭说：“《西伯戡黎》看来只是没有讨伐纣王，其他事情也都做了。如果说文王始终守着臣子的节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只是后人因为孔子‘以服事殷’这一句话，才这样曲折地替文王遮护。”这种说法对不对？回答说：“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以臣子的身份服事殷朝。其中包含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真诚，曲折周全到这种地步，正是最高的德行。他讨伐崇国、攻克黎国，只是因为纣王赐给他弓、箭、铁和大斧，使他可以专门负责征伐。因此，不守道义的国家，西伯就可以讨伐。既然如此，那么祖伊逃奔来报告又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臣子心中看到了兴亡的关键，所以因戡黎之事而恐惧，逃奔来报告。他担心纣王必然灭亡，希望纣王改正过错以谋求生存，并不是说文王要夺取纣王的天下。看祖伊逃奔报告的话，只称说殷朝没有德行，却没有提到周朝，那么他的真实心意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说文王讨伐崇国、攻克黎国，什么都做了，只是没有讨伐纣王，就好比说曹操东征西讨什么都做了，只是没有夺取汉朝，这两者是一样的。那么孔子为什么偏爱文王，特意过分赞美他；后人又为什么偏爱孔子，曲意替他遮护？如果认为孔子的话不可信，那么天下还有什么话可以相信呢？” 有人说，武王继承文王成为西伯，戡黎的人是武王。纣王派胶鬲观察军队时，曾说“西伯为什么来这里”，大概是武王将要讨伐纣王，所以先攻克黎国。如果这样，那么文王的心事就更加清楚了。假如西伯是文王，那么祖伊的恐惧只是根据道理推知的；假如西伯是武王，那么祖伊的恐惧就是清楚地看到了形势。事情虽然可怕，最终却没有像他所害怕的那样发展，这就是文王之所以为文；事情既然可怕，立即就发展成他所害怕的样子，这就是武王之所以为武。然而考亭谈到武王讨伐纣王时，却说武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停手；谈到文王以臣子身份服事殷时，却说只是没有讨伐纣王。这样一来，文王不讨伐纣王，反而不如武王讨伐纣王来得直截了当。这就错了。” 设法安排圈套来取财物，俗语称为“设法”。接受的人并没有得到恩惠，给予的人却像把东西丢弃一样，称为“白著”。王安石的新法实行以后，在设厅散发青苗钱，又在谯门设置酒肆，百姓拿钱出来时，就诱使他们喝酒。又担心他们不肯顾客，于是命令妓女坐在酒肆中奏乐，以此迷惑他们。小民无知，争抢斗殴，于是又派兵校、摆列枷杖来弹压他们，名叫“设法卖酒”。“设法”这一名称就是由此开始的。唐代刘展作乱，元载以吴越各州县积欠的赋税为由，命郡吏加重征敛，不按户等高下区别，只要家中有粮食布帛，就派人包围捉拿，然后粗略登记财产，分去其中一半；严重的，甚至取走十分之八九。当时人称之为“白著”，意思是这种厚重的征敛没有名目，而所加取的财物都公然明白地拿走，毫不顾忌。“白著”这一名称就是由此开始的。唉！元载、王安石，真是残忍无情的人啊。有人问：“鲁国的两位先生说：‘如今天下刚刚安定，死者还没有安葬，受伤的人还没有康复，却又想兴起礼乐。礼乐之所以能够兴起，要积累德行一百年以后才可以实行，我不忍心替您做这件事。’他们这话怎么样？”回答说：“两位先生不懂礼乐。礼乐没有一件事可以缺少，也没有一个时候可以不用。古代圣人亲身践行礼乐的实际内容，以此教化天下；等到时间久了，礼的作用得以推行，乐的作用得以通达，名分确定，风俗淳厚，百姓安宁和谐，甚至鸟兽鱼鳖都各得其所，这才叫作礼乐兴盛。并不是说要等一百年以后，才开始制定礼、制作乐。如果一定要等一百年以后才制定礼乐，那么汉朝已经越过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而到了昭帝时期了。到了这时才谈礼乐，那么在此以前，凭什么区分君臣？凭什么区分上下？凭什么举行朝会？凭什么进行祭祀和享献？难道可以完全没有仪式，姑且这样做吗？孔子说：‘王者一定要经过一世，然后仁德才会形成。’所谓‘一定要经过一世然后仁’，难道是说三十年以后才开始施行仁政吗？只是施行仁政时间久了，积累到一世，才开始浸润周遍罢了。两位先生没有通达这个道理，却说出这种迂腐的话，君子本来就不取。” 樗里子是秦惠王同母异父的弟弟。他历事秦武王、秦昭王，因作战取胜、攻城夺地，被称为“智囊”，显赫尊贵，最终长寿而死，可以说达到了臣子的最高境界。唯一值得奇异的是，他选择把墓葬在渭水以南、章台以东，曾对人说：“一百年以后，将会有天子的宫殿夹在我的墓旁。”到汉朝兴起后，果然在墓东修建了长乐宫，在墓西修建了未央宫，而武库正好位于他的墓前。秦国从秦惠王、秦文王到秦庄襄王，经过一百多年才成为始皇帝的国家；秦始皇在位又三十七年。樗里子死后，秦国才由称王进而称帝，开创历代以来大一统的盛况。而汉宫所在的地方，早已默默确定在一座坟墓之间。盛衰相互依存、彼此转化，哪一件不是预先决定的吗？俗话说：“论气力称任鄙，论才智称樗里。”若不是神圣之人，怎么能够这样预先知道未来呢？” 和洽对曹操说：“天下人的才干和德行各不相同，不能只用一种标准来取用。节俭朴素超过适度，若用来约束自身还可以；若用这个标准衡量万物，失误恐怕就很多。如今朝廷议论中，有官吏穿新衣、乘好车，就说他不清廉；仪表不加修饰、衣服皮裘破旧，就说他廉洁。甚至使士大夫故意弄脏衣服，藏起车舆服饰；朝府中的大官有时还亲自提着水壶和饭食进入官署。建立教化、观察风俗，贵在处于中庸，以便能够长久实行。如今推崇一种人人都难以承受的行为，用来挑选不同道路的人；勉强这样做，必然有人疲惫困顿，也可能容许虚伪藏身其中。”曹操认为他说得很好，于是下令：“不必非要廉洁的人才可以任用。你们诸位辅佐我，明白地举荐那些地位卑微而有才干的人，只要有才能，就加以举荐。”和洽的这番议论，极其符合中道。看他不投奔刘表，特意接受曹操的征召来申明这一主张，也可以说是知道应该侍奉谁。龙的角呈波浪状而凹凸峭拔、眼睛深、鼻孔开阔、鬃毛摆动而鳞片密集、上身壮而下身渐细、朱红色的火焰光彩闪耀的，是雄龙；角弯曲而波纹平缓、鼻子直、鬃毛隐伏、眼睛圆、鳞片稀薄、尾部比腹部粗壮的，是雌龙。刺猬的毛顺着长的是雄，毛倒着长的是雌。啄木鸟羽毛有斑点的是雄，褐色的是雌。樗鸡具备五种颜色的是雄，青黑色底上有白斑的是雌。此外，蜥蜴也以具备五种颜色的为雄，不具备的为雌。牡蛎向左看的为雄，向右看的为雌。蜻蜓身体呈绿色的是雄，腰间有一圈碧色的是雌。老鼠粪便头部尖的是雄，两头圆的是雌。麻雀粪便尖的是雄，圆的是雌。此外，右翅遮住左翅的是雄，左翅遮住右翅的是雌。喜鹊左翅覆盖右翅的是雄，右翅覆盖左翅的是雌；把毛烧掉后放入水中，下沉的是雄，漂浮的是雌。蛤蚧皮粗、嘴大、身体小、尾巴粗的是雄，嘴尖、身体大、尾巴小的是雌。鲎鱼雄的小、雌的大，在水中漂浮的是雄，下沉的是雌。

译《史记》记载，公孙宏、主父偃两人都出身微贱，老年时仍处于贫困之中。当公孙宏在海边放猪时，主父偃正困窘于燕、齐，两人的贫困相同。他们都曾在六十岁时上书而不符合皇帝的旨意，又都晚年学习纵横之术，求见权贵以求通达，却没有被征召任用，所遭遇的困厄也相同。他们一旦得到机会，便如鱼得水般相互欢悦，遗憾相见得太晚，际遇也相同。公孙宏表面宽厚、内心深沉，暗中狠毒而险诈刻薄；他杀害主父偃，迁徙董仲舒；主父偃逼迫齐王，使燕、赵两国震惧，两人的心术相同。可是考察他们的一生，一个最终官至宰相，封为列侯，获得身后的显赫名声，并使子孙延续富贵；另一个却身死族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若不是汶人孔车，他的白骨甚至还无人收敛。上天降下祸福，为什么对同类的人施加的结果竟如此不同！” 裴度的隶人王义，在裴度任御史中丞时，曾与武元衡商议讨伐淮、蔡。李师古替淮、蔡求情没有成功，无法动摇朝廷，便暗中派人到路上刺杀武元衡，同时刺杀裴度，击中了裴度的头部；幸亏裴度戴着厚毡帽，没有死，只是坠入沟中。王义替他挡住刀刃而死。贼人以为裴度已经死在沟里，于是离开了。裴度获救后，写文章祭祀王义，并且优厚地供给他的妻子儿女。淮、蔡之战被认为是大功勋，人们都把功劳归于裴度、李愬，却不知道如果没有王义，裴度和武元衡就要一同列入鬼籍了。朝廷论定淮、蔡之功，却没有提到王义。辅助性的官府记载和民间小说，怎么可以废弃不看呢？”},{ 天道喜好生养而厌恶杀戮，从来没有杀人却不遭报应的。人们只知道英布有反叛的迹象：他在宠姬就医时泄露了这些情况，怀疑宠姬与邻人贲赫私通，便打算逮捕贲赫，反被贲赫告发。等到他兵败逃往江南时，又因为妻子是番君的女儿，所以逃往番地，结果被番阳人杀死。人们不知道，项羽坑杀了千万人，英布始终是残暴行径的首要执行者。因此，开始时天道借项伯之手，杀死了他的妻子儿女；最后又从他所宠爱的姬妾那里引发祸难，连他本人也被杀戮。这就是天道报应毫不差错的地方。史书称，英布还是平民时，有客人为他相面说：“应当受刑，却能称王。”却没有听说过称王后又受刑的说法。大概他最初因犯法被黥面，是无意造成的，属于天生骨相所决定的；最后因为杀人太多而受刑，是罪孽由自己造成的，并非天意，所以面相中没有显现出来。汉初三大功臣之中，韩信、彭越被诛杀，大体上也都是因为擅自妄杀的缘故。后世的将领，可以以此为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建武年间，各郡各国的盗贼一同起事。郡县出兵追捕讨伐，官兵一到盗贼就解散，官兵离开后他们又聚集起来。光武帝派使者到各郡国，听任盗贼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五个人共同杀死一个人，就免除这五个人的罪。官吏即使拖延躲避，也不予追究，只按照捕获盗贼的多少评定优劣；唯独隐瞒、包庇盗贼的治罪。于是盗贼互相追捕，便全都解散了。又把盗贼首领迁徙到别的郡，分给田地，供给粮食，使他们安定地经营生业。从此牛马放牧在外也不必收回，城邑的门夜间也不必关闭。若不是光武帝年轻时生活在民间，十分了解盗贼的情况，也不能制定出这样的办法。王晏的外甥阮孝绪知道王晏一定会失败，便不与他相见。有一次他觉得酱味道很好，问明白是从王晏家得到的，便把酱吐出来并将它倒掉。等到王晏失败后，人们替阮孝绪感到害怕。阮孝绪说：“虽然是亲属，却不结党，为什么要害怕呢？”最终免于获罪。王晏背叛齐主的恩德，劝萧鸾杀害托付给他的齐主，真不是人啊！华林之变中被诛杀，想喝一口粥，能得到吗？阮孝绪吐掉那碗酱，真是高尚。毕再遇，是兖州将领之家的人。开禧年间出兵，诸将大多败坏军务，只有毕再遇屡次立功。金军一认出他的旗帜，就立即避开他。他屡次升迁，做到镇江都统制、扬州承宣使、骁卫上将军，后来因年老多病辞官。起初他居住在霄，有一匹战马名叫“黑大虫”，骏良迅捷非同寻常，只有主人毕再遇能够驾驭它。毕再遇死后，他家里用铁链把马系在马栏中，恰好遇到岳祠迎神。马听到金鼓声，以为要出战，于是长声嘶鸣，奋力奔驰，挣断ㄌ冲了出去。家里担心它伤人，命十多个健壮士卒拉住它回来，这才好言劝告它说：“将军已经死了，你不要惹出事端连累我们家。”马竖起耳朵听着，眼中汪然流泪，发出几声低沉的长鸣后死去。唉！人接受恩惠却忘记自己的主人，竟然还不如畜类，能够不感到惭愧吗？伯阳出生在李树下，于是便指着李树把李作为自己的姓。马援本来是赵奢的后代，赵奢能够驾驭马匹，号称马服君，他的子孙于是以“马”为姓。胡广本来姓周，因为在端午日出生，家人认为不吉利而没有抚养，用葫芦把他装起来，丢弃在水中，后来被一个姓吴的人捡到；他长大以后，便托说自己姓胡，以胡为姓。陆羽，有人在水边得到他；他长大后占筮得到“鸿渐于陆”的卦辞，于是便以陆为姓。车千秋，是齐国田氏的族人；他年老以后，乘坐小车出入宫省之中，人们称他为车丞相，他的子孙于是以“车”为氏。席豫，本来姓籍，为了避项羽的名讳，改姓为席。束皙，本是疏广的后代，后来因避难，去掉[C055]改为束。枣据为了躲避仇家，改姓为棘。《代醉篇》中还有一些姓氏的来源可以考察，这里只记录我所见到的这些。赵奢凭田部吏的身份做了将领，在阏与之战击败秦军。他刚离开邯郸三十里便驻军，坚决停留二十八天不前进，以此使秦军懈怠。武安君是有智谋的人，难道他的谋划会不及此吗？等到两天一夜之后，赵奢卷起铠甲，迅速赶往阏与，也已经疲惫了。秦人全副武装赶来，没有丝毫懈怠，真是危险啊！只是争先占据北山，凭此取胜，难道确实是转瞬之间的奇策吗？在此以前坚守不动，停留两天，又为了争利奔驰数百里，他没有使上将赵奢疲惫失误，已经算幸运了。后来，他与田单谈论用兵，认为应当以正规军使用多数兵力，驳斥田单以少数兵力使用奇兵的做法，这究竟对不对呢？赵奢以赵国的全部力量在阏与决战，田单则凭借齐国战败后仍保全七十多座城池，做到了易如反掌。我还没有看出安平君田单的成就果真在马服君赵奢之下。宜城驿有楚昭王庙，庙中有上万株高大的树木，其中很多叫不出名字，历代都不敢砍伐。每年十月，百姓总是相继聚集来祭祀。庙后的山城，就是楚昭王居住的地方。那里地势特别高，周围广大，约有八九十亩，号称“殿城”。那里的砖可以用来制成书砚。驿站前有一口井，据说也是楚昭王时期出现的；它常常显现灵异之事，因此没有人敢汲水。难道是因为云彩不移动、河水没有获罪，祈祷便能显赫至今吗？袁州有萍乡，就是楚昭王过去得到萍实的地方。苏仙公沉迷于升云而离去，后来有一只白鹤站在郡城北楼上，用爪子抓取楼板写道：“城郭还是原来的城郭，人民却已不是原来的人了；三百甲子之后我才回来。我是苏公，你们弹射我做什么？”又有丁令威成仙离去，后来也化作仙鹤回来，停集在辽东华表柱上，说的话也相同。又有唐玄宗时，蜀地道士徐佐卿化作仙鹤，被箭射中。玄宗巡幸蜀地，看见墙壁间的箭，便询问他的弟子。弟子说：“这是我师父留下的，等射箭的人来，再把它还给他。”

译唐朝兴起以来，边疆统帅都任用忠厚的名臣，不长期任职，不遥领其他职务，也不兼管多个统辖区域。功名显著的人，往往入朝担任宰相。对于那些少数民族将领，即使才略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也仍不专任大将之职，都是让大臣出任使者来加以制约。到了开元年间，天子有吞并四夷的意图，担任边将的人十多年不更换，这才开始长期任用。皇子中，庆王、忠王等人开始遥领；宰相中，萧嵩、牛仙客等人也开始遥领。盖嘉运、王忠嗣专门统辖数道，这才开始兼管多个统辖区域。李林甫想堵塞边疆统帅入朝做宰相的道路，便说胡人不懂读书，于是上奏道：“文臣做将领，面对箭矢和石块会胆怯，不如任用寒门出身的人和胡人。胡人勇敢果断，熟悉战争；寒门出身的人孤立无党，只要真心用恩惠笼络他们，他们一定会为朝廷拼死效力。”玄宗很赞同，采纳了他的话，这才开始任用安禄山。到这时，各地边疆节度使全都成了胡人，精锐部队都驻守在北方边境，天下的权势因而失去平衡，最终导致安禄山倾覆京城。唉！奸相为了保住宠信，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将相掌握朝廷内外权力的关键，怎么能不谨慎呢！南阳有个和尚叫静如，得到一方古砚，放在案头把玩时，忽然看见堂下有一个身穿铠甲的士兵，身高三四寸，登上台阶，倚着桌案宣布道：“我君主想在端溪观赏捕鱼，和尚应当避开。”随即有六七个渔夫出现，身高都和甲士一样，在砚池中撒网。有一名将军身高五寸左右，带着三十多个随从登上砚台指挥。不一会儿，渔网收起，捕到几条鱼，将军立即命令厨人赶快准备饭食。将军指着静如，对左右说：“这个人也可以拿来烹煮，用来增加鱼宴的菜肴。”静如愤怒地大声喝斥，眼前的景象立即消失。过了一会儿，有甲士拥着他离开，转眼进入一座宫殿，看见先前的将军坐在那里发怒说：“什么大胆的东西，竟敢惊扰我，把他处死。”这时宫中起了火，静如趁机逃脱。他听见有人对他说：“我帮助你得到金子，以满足你的心愿。”又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去做宋郊那样的人？”静如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睡在堂下土洞旁边。于是命徒弟拿锄头挖开洞穴，得到一座蚂蚁坟。想到梦中所说的“帮助你得到金子”就是指锄头，又感念宋郊渡蚁的故事，便把蚂蚁坟掩好，没有毁掉它。赵邻几好学，擅长著述，宋太宗提拔他担任知制诰，一个多月后便去世了。他的儿子赵东之也有文才，先前因职务之事死在塞外。家里极其贫困，三个女儿都还年幼，没有田地和房产来维持生活。他的仆人赵延嗣出于义气不忍离去，竭尽全力筹办衣食供养她们，什么劳苦都不逃避。这样过了十多年，三个女儿都已长大，赵延嗣却从未和她们见过面。后来他到了京师，寻访赵舍人过去的朋友，打算把三个女儿嫁给李翰林硕、杨侍郎徽之，却放声大哭。两位大人惊讶，向他说：“我们身着官服，又曾与舍人交往，却不能体恤他的孤女，远远比不上你。”于是立即把三个女子接到京师，寻找品行良好的人把她们嫁出去。三个女儿都有了归宿，赵延嗣才离开。徂徕石守道为此写了传记，用来激励天下人。我曾读《李善王成传》，其中记载他们在患难中救助主人的孤儿，都是古代非凡的男子。而赵延嗣生活困窘，却供养赵邻几的三个女儿，并且不敢与她们见一面，等她们长大后又奔赴京师，寻访主人的故交，为她们谋求嫁给良善之士，他是多么从容而又有所作为啊！由此才知道，成就仁德、取得义行的人，必定都是无所企求而去做的人。赵延嗣哪里知道，天下后世都会如此推重他的德行和义举呢！魏文帝已经被立为继承人后，非常高兴，便抱着辛毗的脖子说：“辛先生知道我高兴吗？”君子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器量并不宏大。唐庄宗攻入梁地后，高兴得不能自持，亲手拉着李嗣源的衣服，用头碰着他说：“我能够拥有天下，是你父子的功劳。天下也和你共同享有。”由此可以知道他的事业不会长久。唉！这两个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刘先主得到蜀地后，在涪地设宴大聚会，对庞统说：“今天可以说是快乐了。”庞统说：“攻伐别人的国家，却把这当作欢乐，不是仁者的军队。”刘先主喝醉后发怒说：“从前周武王攻伐纣王，前面唱歌，后面跳舞，难道不是仁者吗？你的话不恰当，应当赶快起身出去。”庞统退下。刘先主不久便后悔，请他回来。庞统恢复原来的座位，刘先主说：“刚才的议论，究竟是谁错了？”庞统说：“君臣都错了。”刘先主大笑，宴饮欢乐如初。刘先主袭取刘璋的土地，借此权宜之计成就事业。古人把这比作砍断一只手来保全整个身体，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而且他在酣醉中竟然说出这样失当的话！季汉不能恢复旧有疆土，他的器量或许也有不足吧？那么我又有什么理由讥笑亚子这一类人呢？善于谋划的人，就像下棋布置棋子：棋子位置确定了，形势便随之形成；形势确定了，收缩或扩张便随之而来；收缩扩张确定了，胜利便随之而来。从前汉高祖定都关中，占据天下的有利形势，听从袁生的建议从广武出兵，以造成敌军归附的局面，就是这样。项羽已经得到关中，却又放弃了它，所以韩生认为他只是给猴子穿衣戴帽。故而说：“凡是与人争斗，不扼住他的喉咙而拍打他的后背，却能够取胜的，从来没有过。”从前诸葛公想据有荆州来争夺天下，说：“跨有荆州、益州，守住它们的险要之地，向东与孙权讲和，向西与马超、韩遂交往，等待天下发生变化时，一支军队从宛城、洛阳出发，另一支军队向长安进发，百姓谁不拿着竹篮盛饭、提着酒壶来迎接王师呢？”这就是诸葛公的志向和事业。等到不能据有荆州，便确定都城在成都，观察他的安排，规模相当宏大：与孙权讲和，安定南中，安抚整治蜀地，在渭水北岸屯田。假如诸葛亮没有死，能够使司马懿逃走，那么关中难道不可以保住吗？关中既然被攻破，许昌也瓦解了，又哪里会有无土而不能称王的道理呢？所以他写给华歆、王朗的信，精明果断，使满朝官员心惊胆落，不知道还能逃到哪里去。曹操临死时，为什么呻吟哭泣？是因为害怕诸葛亮。曹操分发香料、卖掉鞋子，说明他有求为平民却不能实现的念头，也知道曹丕等人不足以供给健儿们的衣食。曹操实际上是在汉中被逼迫而死的，只是史书忌讳这样说。把诸葛公看作龙、把曹操看作鬼的说法，确实可信。即使如此，也不能把一切都归因于失去荆州。

译唐朝刘晏掌管度支，在他死的那天，登记查抄他的家产，只有两车杂书和几斛米麦而已。史书称说，他治理财政以养活百姓为先，依靠平准法，经营山林川泽，排挤商贾，控制各种物品的价格涨落，经营天下的盈余财物，以资助军队兴办。虽然用兵数十年，征敛却没有达到百姓身上，而国家用度充足。唐朝中途衰败后又重新振作，刘晏有功劳，他是能够干济国事的大臣。只是因为他的功名日益显赫，受到的恩宠日益深厚，所以像常衮一类心怀嫉妒的人便忌恨他。到了他被诛杀时，是因为过去审理元载的案件，审讯定罪而被处死；他的同党杨炎也因牵连而被贬。后来杨炎掌权，怀恨私仇，为元载报仇，于是捏造罪名陷害刘晏致死，天下人都替他感到冤屈。假如刘晏没有审理元载的案件，即使他治理财政，也本来不会被杀；既然审理了元载的案件，即使不治理财政，也本来还是会被杀。胡致堂却说刘晏因治理财政而死，进而说这是把谋求财利置于义理之后所造成的祸害。这就像认为天道会报应恶行一样；如果要让掌管国家财政的人不以充足国用为职责，只把不谈财利当作高尚，那么国家又能得到什么利益呢？唉！军队因为子弟作乱，于是不去区分丈人之师、弟子之师，而只说军队是老子所忌讳的，仿佛天下不应有军队；刑罚是为了查究奸恶，却不去区分出于哀怜宽恕还是出于苛刻严酷，而只说皋陶没有后代，是因为他掌管刑法。后来竟有人因此主张放纵盗贼，以为这是暗中积德；这等于使天下没有刑罚，难道可以吗？龙逢、比干之死，也未必是把谋求财利置于义理之后所造成的祸害。胡氏的说法实在太过分了，不合事情的实际，不能拿来作为规范。礼制中有谥号。尧以前，君王的子孙凭借国家兴起，功德逐渐增盛，所以创制美好的谥号。舜、禹本来是以平民身份磨砺品行、显扬名声，后来升为天子，即使又制定谥号，也不如他们原有的名声显著。舜，就是准则、遵循的意思；禹，就是补救的意思；汤，就是排除祸害的意思。文王、武王的谥号都是用他们的长处来称述的，难道两位君王不能兼有文德和武功吗？夏、商继世而立的君王，未曾建立谥号。到了周代，才开始加谥号，并有幽、厉这样的名称，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孝子慈孙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能更改的谥号。秦人鉴于此，认为这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主，于是废除了谥法。后世自汉代以下，帝王的谥号在改朝换代之际，只有美称而没有恶谥。后来不断增加美谥，大概始于唐代宗时期。颜真卿上奏说：“上元年间，政权掌握在宫中，才开始增加祖宗的谥号。玄宗末年，奸臣窃取权柄，历代圣主的谥号不断增加，有的加到十一字。考察周文王、周武王，说文就不称武，说武就不称文，难道是盛大德行有所不足吗？大概是群臣称述他们最突出的方面罢了。所以谥号多并不就是褒扬，少也不就是贬低。如今谥号超过古制，请从中宗以上，都依照最初的谥号。”当时百官集中议论，儒学之士都赞同颜真卿的意见。只有袁傪认为，宗庙和陵寝中的玉册都已经刻成，不能轻易改动，这件事于是搁置下来。后世的谥号越来越繁衍、越来越冗长，都以唐代为例，并不是古代制度。后汉的赵岐，字邠卿。起初名叫嘉，年轻时就很有节操气概。他的妻子姓马，是外戚马氏家族中马融的侄女。赵岐鄙视马融，不肯与他相见；后来在州郡任职，因为廉洁正直而使人畏惧。三十岁时，他因重病卧床七年，曾告诫侄子说：“大丈夫活在世上，退处不能有像许由隐居箕山那样的操守，进仕不能有伊尹、吕尚那样的功勋；上天不给我机会，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死后，可以在墓前立一块圆石，刻上：‘汉代有一位隐逸之士，姓赵名嘉。有志向却没有时机，这是命运，又能怎么办呢！’”后来他的病痊愈，京兆尹延笃征召他担任功曹。他与京兆尹唐▯玄因怨恨诽谤而结下嫌隙，唐▯玄便逮捕赵岐的家属和宗族亲属，以重罪陷害，把他们全都杀了。赵岐逃难隐姓埋名，在北海市中卖饼。当时安丘人孙嵩二十多岁，看见赵岐，暗中问他说：“您似乎不是卖饼的人，莫非有深重的仇怨，或者是在逃亡吗？我是北海孙宾石，家中有百口人，势力足以帮助您。”赵岐一向听说过他的名声，便把实情全部告诉了他。孙嵩立即把他接回家，对母亲说：“我出门得到了一位可以共死的朋友。”他把赵岐请到堂上盛情款待，随后每天把他藏在夹墙中。几年间，赵岐曾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后来唐▯玄等人死去，赵岐获得赦免，被授任并州刺史。之后又遭遇党锢之祸，汉献帝时被授任议郎。兴平年间，他亲自乘牛车，前往劝说刘表，让刘表率兵保卫朝廷。当时孙嵩也寄居在刘表那里，刘表没有礼遇他；赵岐极力推荐孙嵩担任青州刺史。当时曹操任司空，举荐赵岐代替自己，于是赵岐被授任太常。他活到九十多岁，于建安六年去世。他预先营造自己的寿藏，画上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的像，让他们居于宾位，画自己的像居于主位，他的高雅志趣就是如此。他著书很多，也是汉末的一位奇士。

译我读宋昭宪太后的本传，记载她生有邕王赵光济，早年去世；其次是太祖、太宗、秦王赵廷美；夔王赵光赞年幼时去世；又有燕国、陈国两位长公主。这样看来，赵廷美无疑是昭宪太后所生。可是赵廷美被诬陷时，太宗对宰相说：“廷美的母亲陈国夫人耿氏，是我的乳母。后来她改嫁赵氏，生下赵廷俊。”而《廷美传》却说，涪陵公赵廷美的母亲陈国夫人耿氏已经去世。这又好像说明赵廷美确实不是昭宪太后所生，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赵廷美出自昭宪太后，路人都知道；而赵廷美遭祸，则是昭宪太后给他留下的祸根。《金匮》中的诏书说：“你百年之后，应当把皇位传给你的弟弟。”唉！太宗难道能一天不把太祖放在心上吗？那么他能一天不把赵廷美放在心上吗？反复考察赵廷美的一生，他始终没有一项明确的罪行和确凿的事实，像淮南王、江都王那样的叛逆暴戾也没有。最初只是告发秦王骄纵放肆，将要进行阴谋。所谓阴谋，究竟是什么阴谋？王遹等人这样告发后，突然被提拔为显要官员；王荣等人则因与赵廷美交往而被处置安置。等到赵普因为私人怨恨憎恨卢多逊，如果不借赵廷美为由，就不能迎合太宗的猜忌；如果不借赵廷美来迎合太宗的猜忌，卢多逊也不会如此狠毒。赵白、樊德明为了卢多逊送来的弓箭而报复，淮海进献犀角和玉器，潘潾私下送银碗、锦彩、羊和酒，这些都是当时朝臣罗织出来的，赵廷美有什么罪呢？《传》又说：“派赵怀禄私下照料他的同母弟弟赵廷俊。”如果赵廷俊果真是耿氏所生，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何必太宗要喋喋不休地向大臣说，大臣又喋喋不休地向群臣说呢？又有谁敢说赵廷美是昭宪太后所生呢？况且当时的宰相就是赵普。赵普的话又有什么可信之处呢？再说，太祖攻下滁州时，宣祖还健在；没过多久，太祖便以仁孝闻名，难道会忍心让自己的父亲把有了壮年儿子的妾改嫁给别人吗？既然已经嫁给别人，已经成了失节的妇人，陈国夫人的称号又是谁给她尊崇的呢？大概太宗一时说这些话，只是为了粉饰和遮掩谋杀赵廷美的缘故，当时的人对此有所避讳。史臣对此感到为难，所以本纪记载错乱而且互相矛盾，使后世产生疑问，必须加以辨析。这样，太宗的残忍、赵普的险恶、赵廷美的冤愤，就像日月运行于天空一样昭然，万世也不能遮掩。世人传说汉高祖沉溺于宠爱戚姬，于是想夺去太子嫡位。是这样吗？回答说：“这里自有道理。”汉高祖历经艰难、百战而取得天下，看见惠帝懦弱，认为他不足以承继大业；而自己和吕后的年纪也都渐渐大了，担心新建立的国家局势反复、尚未安定，又有许多强大的功臣都在朝中，一旦自己去世而太子不能驾驭他们，便认为赵王如意的性情与自己相似，所以有意把天下托付给他。这才是汉高祖的真实想法。最终因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太子没有被废；这是因为他认为人心已经归附太子，恐怕改立之后反而失去天下人心。假如汉高祖果真是迷惑于戚姬的宠爱，而不顾失去天下人心，那么又何必在意商山四皓呢？而且汉高祖杀韩信，正是他有意让赵王继承的心情的表现。他认为韩信还在，而太子暗弱，天下的事情还很难预料，所以宁愿杀掉韩信，也不吝惜这样做。假如太子英勇威武如同汉高祖，韩信未必会被杀。如今把有意让赵王继位说成确实是迷惑于戚姬的宠爱，也就等于说韩信被杀确实是因为他谋反。难道这真是汉高祖的本意吗？有人问：“如果这样，那么周昌为什么要极力进谏？张良为什么要替太子羽翼相助？”回答说：“立嫡子为继承人而以年长为先，是正当的道理。何况开国君主尤其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周昌也只是陈说正当的道理，张良也只是完成了吕后的托付。” 惠帝没有儿子而先死，吕后后来也去世，文帝承继帝统，这一切都是为了延续汉朝国运，都是天意，不是人的谋划。假如吕后先死而惠帝独自活着，他一定不能凭自己的力量立足，以至于使天下丧失；那么周昌的进谏、张良的辅佐，也就只不过像殷代太史据理力争要改立纣王，使商朝不能继续享有祭祀一样罢了。”又有人说：“如果更换太子，强悍的吕后不会善罢甘休，赵王也未必能够安稳，皇室内乱将要发生，而祸患还会不断延续，所以不如依据正当的道理，听凭天命。”张良的意思或许就是这样。总之，这些做法都是出于不得已，不能算是万全之策。战国七雄末期，各个善于作战的人，吴起靠法治，孙膑靠智谋，田单靠机巧，白起、廉颇、李牧靠勇敢，而公子无忌不在其中。公子只是能够降低身份、礼贤下士，比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三位公子略胜一筹；却不知道，真正善于用兵的人，本来没有谁能比得上公子。当吴起、孙膑在世时，秦国还没有很强；田单所击败的只是骑劫，廉颇对付的是栗腹，李牧对付的是匈奴。白起使用秦国军队攻打诸侯，按理说应当没有不被打得粉碎的。像邯郸被围时，秦国调集关中、河内的全部士卒，斩获赵军四十五万，把兵势压到邯郸城下，邯郸城早晚就要被攻下了。公子虽然窃取兵符调动魏军，但那些士卒都是由嚣张懦弱的将领训练出来的，属于受威胁震慑而士气不振的残余；即使放回二万人，只留下八万人作战，表面上似乎削弱了军队的形势，实际上却能够统一军心、振作士气。以一支偏师直接攻入虎狼盘踞的巢穴，驱逐秦军而保全赵国。这样乘敌军坚强之处制造漏洞、把弱势转化为强劲的本领，又怎么样呢？秦国趁公子离开魏国之机，日夜进攻魏国，它的心思已经完全不把魏国放在眼里了。于是公子回国，召集五国军队，在河外大败秦军，击退蒙骜，乘胜追击败军，到达函谷关，秦军竟不敢出关。这种把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变成整齐的力量、把弱势转化为强劲的本领，又怎么样呢？公子不死，魏国几乎不会灭亡；即使有万金送入，派晋鄙的门客从中行刺，公子也只能靠饮酒、亲近妇女来加速自己的死亡罢了。大概是因为他不愿让自己成为秦国的俘虏。有人说：“公子善于用兵，只是因为他的门客善于用兵。”却不知道是门客善于用兵，而只有公子能够使用他们。这就像淮阴侯善于统率士兵，而高帝刘邦善于统率将领一样。谁能说公子不善于用兵呢？

译张奂，字然明，是北州的豪杰。他一接受任职，就用二百人招集、联合东羌，击破南匈奴七千人，已经称得上奇功了。羌族豪酋、首长感念他的恩德，赠送了许多金鐻、马匹等物品。张奂于是把主簿叫到各羌族人面前，用酒洒地，说：“即使马多得像羊一样，也不把它们赶进马厩；即使金子多得像粟米一样，也不把它们放进怀里。”把赠物全部退还。羌人的本性最贪婪，人人都因此敬畏、佩服他。梁冀被诛杀后，张奂因为是梁冀的旧属而被免官并禁锢，依靠皇甫规极力推荐才得以复出。后来窦武、陈蕃谋划诛杀宦官，事情泄露。曹节等人伪造诏令，下诏命张奂包围陈蕃，将陈蕃杀死，并因功封侯。张奂起初不知道其中的真实谋划，后来知道自己被曹节等人出卖，深深悔恨，交还侯印，并借灾异上疏，竭力申明陈蕃、窦武的冤屈。又被曹节等人嫉恨，他们联合司隶校尉段颎想要害死他。张奂忧虑恐惧，向段颎上奏记，言辞极其哀切恳挚。段颎虽然刚强勇猛，读信后怜悯他，张奂于是免于灾难。当时被禁锢的人大多不能退避，全都遭到死刑或迁徙。只有张奂闭门不出，聚集门徒著书，最终长寿而死。他临终遗命说：“我前后做官晋升，十次得到银印和艾绶，却不能与世混同，因此被谗邪之人所忌恨。仕途通塞，是命运；有始有终，是常理。” 他遗命要求从俭薄葬，几个儿子都遵从了。张奂有两个儿子，长子张芝，字伯英；次子张昶，字文舒；两人都擅长草书。史论说：“士君子处世，怎么可能所遭遇的一切都顺遂？可贵的是明智而善于处置。善于处置的原则，不过是以无欲和谦让退避为主。大概公正能够使人信服，谦让能够远离祸害，这是修养自身的好办法。然而，明白地辞却羌人的金钱、归还侯印，这两件事可以称作无欲。功劳本应封侯，却受到宦官阻挠；后来赐钱、授任郎官，也都不接受，这可以称作谦让退避。至于给段颎写奏记，不仅文辞古雅委婉，可以追比乐毅的书信，而且委曲地迎合承顺，深得明哲保身之道。至于著书立说，一门的文章书法，不过是他的余事。种种行为都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不应只把他放在将领大臣中评论。” 唐代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家法最为出众。旧传柳氏家中有一个婢女，后来到了宿卫韩金吾家，还没有立下契券。她听见主人在厅堂上买绫，亲自拿来察看，还和牙人商议价格。婢女偶然从窗缝看见，便装作中风倒在地上。韩家人觉得奇怪，询问她原因。婢女说：“我正是因为有这种病，所以才离开柳家。”于是走到外舍。有人问她：“你有这种病，已经多长时间了？”婢女说：“不是这样。我曾经侍奉柳家的郎君，难道肯侍奉买绢的牙郎吗？”大概是因为柳家的家法清正高雅，不肯沾染尘俗、处于卑贱地位，所以婢女也受到熏陶，变成这样。如今士大夫的妻妾中，有这种见识的人很少了。柳家的婢女、妾也懂得雅俗之别；陶谷的妾浅斟低唱，和用雪水煮茶的情趣完全不同。谁说习俗不能改变人的性情呢？郭景纯名璞，年轻时喜好经学，学识渊博，才华很高。他在天文、卜筮方面的技艺，则是从郭公的《青囊书》中学来的。晋怀帝时期，郭璞曾占筮国事，投下蓍策，叹息说：“百姓将要被异族淹没，桑梓之地难道要被砍伐，变成荒远的龙荒吗？”于是避居河东，投奔将军赵固。赵固的马死了，郭璞让三十个人到三十里外的庙社中取来一个像猴子的东西，放在病马面前，对着它的鼻子呼吸。不一会儿，马奋力站起，那个东西随即不见了。他的法术非常神奇，但其中的道理无法解释。又有一次，他寄居的主人家有个婢女很美，郭璞喜欢她，便把豆子变成红衣人，围住主人住宅。主人请求他解除法术，最终得到了这个婢女。其他奇异灵验的法术还有很多。他曾写《南郊赋》，皇帝很喜欢，召他任著作郎。但他性情轻率随便，不修饰威仪，嗜好酒色。干宝曾劝诫他说：“这不是顺遂本性的办法。”郭璞说：“我所承受的禀赋本来就有限，使用它还怕不能用尽，难道还要担心它成为祸患吗？”因此他深深安于自己的本分，不求荣华仕进；到了王敦之乱时，从容赴死。虽然桓彝触犯厕所之忌的事情，和他的命运似乎相互应合；至于被刑时穿着袴褶的遗事，也早已注定。寿命同样是四十九岁，和管公明相同。他著述流传后世的很多，这一点不是管公明所能相比的。张乖崖张咏还未做官时，和陈希夷交往，拜他为师。陈希夷一见他就说：“你将来应当成为显贵的公卿，但一生会很辛苦。”两年后，张咏果然考中进士。他曾赠给张咏一首诗：“征讨吴地、进入蜀地都是平常事，朝廷鼎沸、笙歌不断，却忙着救火。求得江南美丽的地方之后，恐怕还应当多谢你脑边生疮。”张咏起初不明白，后来历任吴、蜀官职，果然都应验了。到了益州，忽然头上生疮。此前他多次请求闲居，都没有获准；到这时便以头疮为由请求到金陵养病，于是得到诏准。张咏年轻时曾和傅霖交往，后来张咏出仕，傅霖却隐居在越地。张咏镇守宛州三十年，傅霖忽然敲门，笑着说：“与你分别一生，你还保持着孩童般的心性。今天将用离去和到来来报知你。”张咏说：“我自己也知道。”后来过了一个月，张咏就去世了。张咏早年居住蜀地时，曾留下密封文书一卷，交给僧人希白，说：“等十年后的某一天再打开看。”到期打开书信，原来是张咏亲自题写的画像。张咏果然在这一天去世。史论说：“神仙之事，古代未尝没有。像邺侯、乖崖这一类人，本来就是具有灵异资质的人，所以能够静坐而预见生死来去，脱离尘世的束缚。看他们以天文显示异兆，慨然把自身命运置于其中；希白所保存的密封文书，也在十年前就预定了。为什么他们把死亡看得像回家一样，心中全无芥蒂呢！” 寇莱公被贬往岭南时，途经杭州，他的妾倩桃病情发作，对寇莱公说：“我恐怕一定不能活下去了，幸亏可以把我葬在天竺山下。”又说：“相公应当自己珍重，也不是能够长久留在人世的人。”寇莱公果然后来死在雷州。寇莱公本人就不必说了，难道这个女子也不是尘世中的人吗？和那些依恋世俗缘分的人相比，真是如同天上地下的差别。方玄德担任平原相时，关羽、张飞任别部司马，三人睡觉、吃饭都在一起，恩情亲密如同一体。后来历经艰难祸患，大体上刘备更多是借助关羽、张飞二人的力量。张飞在当阳长阪救援刘备，以二十名骑兵抵挡曹操逼近的军队；他在桥头断桥、瞪眼怒视之时，真像一员神将。他先击破刘璋的军队，又击破张郃的军队，两次都以少胜多，所向无敌。营帐中的变故，是因为有人袭击了他的卧室。至于关羽镇守荆州，威势震动华夏，曹操甚至想迁都来躲避他的锋芒。司马懿看出关羽得志后，孙权必定不会愿意，于是劝孙权从关羽后方袭击他。假如孙权没有因关羽拒绝婚事而积下的怨恨，答应此事也未必会这样迅速。关羽进攻樊城的曹仁时，曹操派于禁救援；于禁投降后，关羽又杀了于禁的部将庞德。等曹操再次派徐晃救援曹仁时，关羽没有设防，自己以及妻子儿女都被孙权杀害。后来庞德的儿子庞会跟随钟会、邓艾伐蜀，把关氏全家都杀尽了。关羽是死于司马懿的谋划，关氏一族则灭于庞德之后，这难道不可惜吗！

译苏东坡镇守胶西时，是熙宁乙卯年；他做官已经十九年，家境一天比一天贫困。元丰己未年，他在吴兴被捕，押赴狱中，安置于黄州，寄居定惠寺，后来迁到临皋亭，建造南堂。辛酉年，他在黄州已经两年，日子一天比一天困窘。故友马正卿替他请求了过去的营地，让他亲自在那里耕种，这就是所谓“东坡”。第二年才开始建成，苏东坡又修筑雪堂居住。绍圣甲戌年，他被贬宁远军，安置于惠州，寄居嘉祐寺，在寺中建了思无邪斋。第二年，迁到合江的行馆；又过一年，得到北归的许可。他在住处后面的空地开垦了数亩，营建白鹤新居。丁丑年，新居建成。不久，他又被贬到琼州，安置在昌化军。起初租住官屋，却被有关官署驱逐，于是在城南买地，搭建几间茅屋，邻近天庆观，地方极其低洼狭窄。他曾躺卧休息在桄榔林中，摘下树叶写铭文，记下这个地方。他在儋州住了四年，吃芋头、喝水，贫困到了极点。元符庚辰年，得到赦免，向北返回。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辛巳年七月丁亥日，他在毗陵去世。苏东坡一生遭受的艰难，大致就是这样。至于在徐、杭、汝、颍任牧守时的快乐，在中书、翰林、侍从任职时的荣耀，以及在定州任方面长官时的显贵，他真正得到的又有多少呢？然而在四十五年间，他南奔北走，辗转于风波险恶、瘴疠流行的地方，忍受饥饿劳苦，竟然没有得到一处可以称名的住所，只能把狭小的环堵之室作为终老之地。他给别人写信，偶尔说到生活不能维持，总是自己排解说：水流到了，自然会形成沟渠，不必预先忧虑；这也可以说是善于处置困穷了。夏、商、周三代养老的礼仪，年代久远，无法考察。《礼记》中流传下来的记载，大多是汉人拟议的说法。后周让于谨担任三老，于谨面向南坐在堂屋中央，皇帝站在黼扆前面。面向西的有司进献食物，皇帝跪下设置酱料，到了亲自为于谨袒露手臂切肉。于谨吃完后，皇帝跪下授给他酒爵让他漱饮。这是拘泥于《礼经》的文字，却没有通晓它的本意。古人的席位，以面向东为尊贵；宾客、师长以及祭祀礼仪，都是正面向东的席位。只有君主临朝时才面向南。如今却让人臣俨然面向南坐，而使君主站在他的旁边。三代有这样的礼吗？这是没有通晓古代面向方位的制度。《礼》中说：“授予坐席时对方不用站立，授予站立之位时对方不用跪下。”古人所谓跪，就是坐在席上屈膝。如今却让人臣傲慢地坐在上面，而君主跪在他面前。三代有这样的礼吗？这是没有通晓古代坐、起之礼。况且礼仪要合乎时宜，情理也有顺序；古今便利不同，不能强行照搬。古代君主站立着听朝，现在有站立着听朝的君主吗？古代登车时有人站立乘车，现在有站立乘车的人吗？何况三代所谓国老，其道德、品行足以成为世俗的师表，辅佐君主；王所说的师保，就是父兄。东汉让桓荣担任三老，儒者还常以此为耻，于谨是什么人呢！竟然用这种不合经典的礼仪来尊奉他，也实在太鄙陋了。宋代儒者只取其能够实行周礼这一点，却不考察这种做法是否合宜，不也是歪曲事实吗？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袭击并攻破定襄，颉利可汗逃到大漠以北。后来，他又率领一万骑兵，携带二十日的粮食，在白道袭击颉利可汗；于是开拓的土地从阴山一直向北到达大漠，功劳很大而且很快取得成功，这是开辟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又有裴行俭担任安抚大使，走到西州时，各蕃部到郊外迎接。裴行俭召集一千多名豪杰随行，扬言天气很热，暂时不能前进，应当驻军，等到秋天再走。都支侦察得知唐军没有戒备。裴行俭慢慢召集四镇酋长，假装约他们打猎，说：“我一直忘不了这种乐趣，谁能跟随我？”于是让四镇子弟中跟从的人达到一万人，暗中编制队伍，几天之内加倍赶路，距离都支的营帐十多里时，先派亲近的人去问候都支是否安好，表面上显得悠闲自在，并不像要讨伐袭击的样子。又派人催促召都支前来。都支仓促之间不知如何应对，率领五百名子弟到营中拜见，于是被擒获。裴行俭击破大酋长，不劳烦中原军队损失一箭，使用当地豪杰，进退行动如同游戏，这也是班定远之后的一个人物。隋代有个叫万宝常的乐工，精通音律。开皇初年，朝廷命沛国公郑绎等人审定乐律，定成黄钟调，奏乐完成后便演奏给皇帝听。万宝常说：“这是亡国之音，难道是适宜听的吗？”后来他又听太常寺演奏的音乐，流着泪说：“乐声淫靡华丽而且哀伤，天下不久就要灭亡了。”当时国家正处于全盛时期，到大业末年，他的话最终应验了。当时王令言也精通音律，隋炀帝将要前往江都时，他的儿子在门外弹奏胡琵琶，演奏《翻调安公子曲》。王令言在卧室中听见后惊起，说：“变了，变了。”急忙叫他的儿子问：“这支曲子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儿子说：“近来才有。”王令言于是抽泣流泪，对儿子说：“你千万不要跟随皇帝出行，皇帝一定回不来。”儿子问他原因。王令言说：“这支曲子的宫声，宫代表君主。它的声音向前而去却不返回，所以我知道了。”隋炀帝果然在江都被杀。由此看来，这两个人即使和师旷、季札相比，也不逊色多少；由此可知，吉凶能够预先显现，也是理数所决定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