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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窗纪谈 宋 无名氏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为所蔽未有不为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视为何等人，是岂逢君之欲托贱役以自售者哉？史称，天宝中，明皇有逸志，数巡幸广温泉，为华清宫，环宫所置百司区署，以▯资机算，时方为给事中，诏总经度骊山，疏剔岩薮，为天子游观。此等事在当时韦坚、王珙、杨慎矜之徒乃当任之，▯顾安而不为耻，考其平素，未必不出于本心，殆适中其所好耳。可不慎哉！徽宗朝，有建言请毁艮岳，以其地还民，方议其请，内出图本宣示，宰执吴相元中观至其间佳处，失声称善，上顾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时失言，出于无心，于义固未有所伤，然使在天宝间，不知果能不为房▯耶？蔡宽夫侍郎在金陵凿地为池，既去土，寻丈之下便得一灶，甚大，相连如设数釜者，灶间有灰，又有朱漆匕箸，其旁皆甓▯，初不甚损，莫测其故也。后见诸郡兵火之后，瓦砾堆积不能尽去，因葺以为基址者甚多。金陵盖故都，自昔兵乱多矣，瓦砾之积不知几何，则寻丈之下安知非昔日平地也。（叶景修曰，近延▯戊午年，王眉叟真人于清湖开元宫殿前立虞伯生所撰碑，先用木桩打入地，然后于上立石，及木桩入地丈余不复可打，匠人掘示之，下有地面及花台鱼池，则与此事相同也。）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今集中所见乃明白平易若未尝经意者，而自然尔雅非常所及。东坡大抵相类，初不过为文采尔。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期于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效之。方古文未行时，虽小柬亦用四六，世传宋景文公《刀笔集》虽平文亦务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传崧卿给事以冰馈同舍，其柬辞云：蓬莱道山，群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以冰雪，是谓附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也。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渊源亦有自也。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士皆习书，有晋宋余风，今有得唐人遗迹，虽不知名亦往往可观。宋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亦少，亦势使之然也。欧阳文集载《与石公操推官书》言：尝见其二石刻书字之怪，讥其欲为异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今《徂徕集》中犹见其答书，大略皆谰辞自解，至谓书乃六艺之一，虽善如钟王虞柳不过一艺而已，吾之所学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也。欧公复之曰：《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今以其直者为斜，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之常尔。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饭实酒卮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诚中其病。守道字画世不复见，既尝被之金石，必非率尔而为者，即答书之辞观之，其强项不服下，又设为高论以文过，拒人之态犹可想见也。叶石林问于徐▯济曰：自坡翁名思无邪斋、德有邻堂，而世争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尝有是否？答曰：非狮子吼寺乎？叶公笑曰：是也。盖吴兴城南射村有寺号狮子吼，本钱氏赐名，宋因之。石林公既为《春秋书》，其别有四解：释音义曰传，订证事实曰考，掊击三传曰谳，其编排凡例曰例。又问曰：吾之为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济曰：已尝有之。石林曰：何也？曰：吴程秉逮事郑玄，著书三万余言，曰《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得无近是乎？石林大喜。韩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殚极精侈，性嗜鸽，必白者而后食，或以他色绐之，辄能辨其非，世以为异。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晋苻坚从兄子朗国破归晋，司马道子为设盛馔，极江左精肴，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小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朗曰：此鸡栖尝半露。检之皆验。又食鹅肉知黑白之处，人不信，乃记而试之，无毫厘差，咸以为知味。与韩相白鸽事同，此非有法可传，盖独得于心，故能默契如此。丈人本父友之称，不必妇翁也。汉匈奴传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称之，杜甫上韦左丞诗：丈人试静听。又有：丈人屋上鸟。而不闻杜公为韦之婿也。如此甚多，柳子厚记先友韩退之一也，至与之书乃称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齿相近乎？近来不问行辈年齿，泛相称呼必曰丈，不知起自何时。至于侪类相狎，则又冠以其名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于轻侮（一本姓上无名字）。
译《南窗纪谈》，宋代，无名氏。士大夫实在不可以有所偏好；一旦被偏好蒙蔽，没有不造成祸害的。房次律平生自认为是怎样的人，难道是遇到君主的欲望，便托身于卑贱差事来求取功名的人吗？史书称，天宝年间，唐明皇有游逸的志趣，多次巡幸骊山温泉，在那里修建华清宫，并在宫墙四周设置各部门的官署，以[疑字]资筹划机务。当时房[疑字]任给事中，皇帝下诏让他总管骊山工程，疏通剔除岩石草木，以供天子游览观赏。这类事情在当时，本应由韦坚、王珙、杨慎矜之类的人承担；房[疑字]却认为这有什么不安和可耻的。考察他的平日作为，未必不是出于本心，大概正好符合他的爱好罢了。能不谨慎吗？宋徽宗朝，有人上书建议毁掉艮岳，把那片土地还给百姓。正议论此事时，宫中拿出图本展示，宰执吴相元中看到其中的佳处，失声称赞好。皇帝回头笑着说：“你也喜欢这个吗？”元中一时失言，出于无心，从道义上说本来没有什么损害；然而假使身处天宝年间，不知道他果真能不成为房[疑字]那样的人吗？侍郎蔡宽夫在金陵挖地筑池，挖去土后，在几丈深处便发现一座灶，十分巨大，彼此相连，像是安放了几口锅；灶中有灰，还有朱漆的匕首和筷子，旁边全是砖瓦砌成的建筑，起初并没有严重损坏，实在无法推测它的缘故。后来见各郡遭受兵火之后，瓦砾堆积，不能全部清除，于是用它们修筑地基的很多。金陵本来就是旧都，自古以来兵乱很多，瓦砾的堆积不知有多少，那么在几丈深处，怎么知道不会是过去的平地呢？叶景修说：近年延[疑字]戊午年，王眉叟真人在清湖开元宫殿前树立虞伯生撰写的碑，先用木桩打入地下，然后在上面立碑；等到木桩打入地下一丈多，再也无法继续打入，工匠挖开给人看，下面有地面、花台和鱼池，这与此事相同。欧阳文忠公即使写一二十字的小便笺，也一定先行起草。他不轻易下笔到了这种程度；可是如今文集中所见的文字，却明白平易，好像从未费过心思，自然典雅，非一般人所能及。苏东坡大体也相似，起初不过是为了追求文采罢了。到黄鲁直才开始专门辑取古人的现成语句来叙事，即使仓促之间也一定要求工整，于是凭此成为名家，士大夫纷纷仿效他。古文尚未流行时，即使小便笺也使用四六文。世间流传宋景文公的《刀笔集》，即使是平易文章也务求奇特险峻，甚至有时写成三字押韵的语句。近来传说崧卿给事把冰送给同僚，他的便笺说：“蓬莱道山，是群仙游玩的地方；清幽奇异，仿佛不是人间，不起风也自然清凉；火云腾空，没有什么能被它烧热；送上冰雪，这叫作附益。”读的人都不明白。有人说：“这是灵棋。”满座大笑，却不知道这种说法也有它的来由。唐代把身、言、书、判设置为科目，所以士人都学习书法，还保留着晋、宋时期的遗风。如今偶尔得到唐人的书法遗迹，即使不知道作者姓名，往往也很值得观赏。宋朝废除了这一科，书法于是对世间没有了用处；不是自己喜爱它的人便不学习，所以书法精工的人也少了，这也是形势造成的。欧阳文忠的文集中载有《与石公操推官书》，说：“我曾经见过你两块石碑上的书法，字形奇怪，讥笑你想故意求异来抬高自己。”公操就是守道，如今《徂徕集》中还可以看到他的答书，大意都是用强辩之辞为自己解脱，甚至说书法只是六艺之一，即使像钟繇、王羲之、虞世南、柳公权那样擅长，也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我所学习的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不一定要擅长书法。欧阳公答复他说：《周礼》所说的六艺中有六书之学，字的点画曲直都有它的道理；如今把直的写成斜的，把方的写成圆的，却说“我只实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这是非常不可以的。譬如把饭菜摆在桌上，把帽子戴在头上，整理衣襟坐好以后再吃，这是世人的常规。如果把脚伸进帽子里，把衣服反过来穿，坐到桌子上，把饭装进酒杯里吃，却说“我实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可以吗？不可以吗？这话确实说中了他的毛病。守道的字迹世上已经看不到了，既然曾经刻在金石上，就一定不是草率写成的；从他的答书辞意看，他倔强自负、不肯服输，又故意提出高论来掩饰过错，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也还可以想见。叶石林问徐[疑字]济说：“自从苏东坡给自己的斋室取名为‘思无邪斋’、给堂取名为‘德有邻堂’，世人便争相用三个字给堂室命名。您知道在这以前本来曾有过这种事吗？”回答说：“不是狮子吼寺吗？”叶公笑着说：“对。”原来，吴兴城南射村有一座寺院，名叫狮子吼寺，本是钱氏赐给的名字，宋代沿用了它。石林公既然撰写《春秋书》，又另外分为四种解释：解释字音字义的称为“传”，考订事实的称为“考”，驳斥三传的称为“谳”，编排体例的称为“例”。他又问：“我这样命名，是古人从来没有过的吗？”[疑字]济说：“古人已经有过。”石林说：“是什么？”回答说：“吴程秉曾经在郑玄门下求学，著书三万多字，分别叫作《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这难道不与您的做法相近吗？”石林非常高兴。丞相韩玉汝喜爱讲究饮食，每次进食都极尽精美奢侈。他性情嗜好鸽子，一定要白鸽才吃；有人拿其他颜色的鸽子欺骗他，他总能辨认出不是白鸽，世人认为这很奇异。然而这种本领古人本来就有。晋代苻坚的堂兄子苻朗，国家灭亡后归附晋朝，司马道子为他设下盛宴，极尽江左的精美菜肴。吃完后，司马道子问：“关中的食物与这些相比怎么样？”苻朗回答：“都很好，只是盐味稍微有些生硬。”后来询问厨师，果然都如他所说。有人杀鸡给他吃，苻朗说：“这只鸡栖息时曾有一半身体露在外面。”检查后全都得到验证。他又吃鹅肉，能够辨知黑鹅肉和白鹅肉的部位。人们不相信，便记录下来试验，丝毫没有差错，都认为他很懂得滋味。这与韩丞相辨白鸽的事相同。这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传授，大概只是他心中独自领会，所以能这样默契地辨别。“丈人”本来是对父亲朋友的称呼，不一定指岳父。《汉书·匈奴传》说：“汉天子是我的丈人一辈。”唐人尤其喜欢这样称呼。杜甫《上韦左丞诗》说：“丈人请试着静听。”又说：“丈人屋上的鸟。”却没有听说杜甫是韦家的女婿。这样的例子很多。柳子厚记载先友韩退之，在给他的书信中便称韩退之为“十八丈”。称父亲的朋友为“丈人”，是因为彼此年龄相近吗？近来不论辈分和年龄，泛泛相称时一定称“丈”，不知道这种称呼从什么时候开始。至于同辈之间互相亲昵戏谑，又在姓名前加上“某丈、某丈”，反而近于轻侮。（一本“姓”字上没有“名字”二字。）
为帅守而踵父祖尝所居，自昔以为盛事。李文饶《献替记》称：开成二年，自浙西观察授淮南节度，本朝二百余年未尝有自润州迁扬州者，况两地皆是旧封，倍怀荣感。盖其父吉甫亦尝领扬、润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有之，多见于谢上表启。绍圣中，欧阳叔弼▯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旧治也。谢宰执启云：惟近辅之名邦，实先人之旧治。高城不改，自疑华表之归；老吏几稀，尚守朱门之旧。追怀今昔，倍剧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会稽，其父思之旧治也，谢表云：惟昔先臣，再临东越，岂其暮齿，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犹有奉尝之旧，恬侯家法，自怜孝谨之衰，敢不慰问耆年，览观谣俗，无忘遗爱之厚，永念教忠之余。皆谓是也。李文定公以故相守兖州，有嫠妇为其里人以伪券诬讨田产，诉于官凡十余年，皆不得直。及文定公未去郡，而傅求龙图初中甲科，以廷尉评事知仙源县，初至官，嫠妇又讼于县，求逮所讼与书券者，验其书迹不类，因穷治，尽得奸状，里人既伏辜，而归其田产与嫠妇焉，一郡惊为神明。李公闻之叹曰：吾为政于此，不能使枉者直，而又罪其嫠妇，吾甚愧之。乃以粟帛谢罪于妇，而盛荐傅公于朝。议者谓傅公发嫠奸伏固过人矣，而文定公之不讳其失，不掩人善，尤人之所难也（盛荐一作盛称）。凡以节度使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并谓之使相，唐制皆佥敕，五代以来不预政事，敕尾存其衔而不佥，但注使字。汉初有假左相，曹参之徒尝为之，皆以将军有功无以复赏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来使相之比也。汉殇帝延平元年，以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起于此。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盖亦姑使其仪秩得视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类。然晋以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者为文官，骠骑车骑将尉军与四征四镇及诸大将军开府者皆为武官。宋齐以后，循之不改。初唐以为文散阶，虽三公三师亦必冠以此号，李涪著刊误常非之。宋因唐无所革，元丰官制既罢同平章事，遂以节度使加开府为使相，正合创名之意，而文臣寄禄官亦存之，然无生为之者，惟以为赠官。特进起于西汉，凡诸侯功优，朝廷敬异，乃赐之位特进，位在三公下，故曰特进。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后汉邓禹列侯就第特进奉朝请，是特引见之称，无官秩，定礼。魏晋以后皆有之，唐以为文散阶，元丰官制以为寄禄官，亚开府。汉武帝元朔三年，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只而不解其赦天下“内长文”之语，了不可解。张晏曰：长文，长文德也。师古曰：诏言有文德者，即亲内而崇长，之所以见仁爱之道，见谓显示也。颜氏之说虽比张晏为详，然终不能服人意。许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旧本，乃以“内”为“而”文，为史传写之误，容或有此，而其义通矣。近见一士人言，前辈校正本乃以内为而，长为肆，文为赦，而肆赦所以见爱，其于下文尤为贯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据否？欧公云：读书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附会之，最为解经者之蔽。此言盖讥郑氏也，近世学者多或不免如此。吕文穆参政（余庆）与其弟正惠丞相皆晋兵部侍郎琦之子也，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继居显位，而家无余财，居无别业，平日俸赐多以赈施中外，随手而尽故也。家人尝诉日用乏绝，正惠公曰：过得三日，则更营三日，生计如是足矣。秦汉以来，方士言神仙莫不白日上升，后世小说所载往往而是，然人未尝有日见之者，难以必其有无，惟韩文公诗叙谢自然事曰：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如聆笙箫韵，来自冥冥天。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檐楹气明灭，五色光属联。观者徒倾骇，踯躅讵敢前，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据此等语，则其自幼学仙而致轻举，众所共见者，昭然不诬。近吴兴陈汤求大夫提举江西茶盐，回言数年前，袁州一村民女子自幼乐静默，常独处一室中，然初无他异，至十八九，一旦，其家闻空中笙箫之声，女子已在室中阖户而坐，须臾，采云四合蓊郁其舍，家人与观者皆莫敢前，经半日方散，开户视之，已不见女子，久之犹闻笙箫声在半空。其事与谢自然相类。
译担任帅臣或州郡长官，却又接替父亲、祖父曾经任职居住的地方，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盛事。李文饶《献替记》说：“开成二年，我从浙西观察使改授淮南节度使。本朝二百多年，从未有过从润州调到扬州的人，何况两地都是先人的旧封地，更加感到荣耀和感激。”原来他的父亲李吉甫也曾经统辖扬州、润州。本朝类似这样的事也有不少，多见于谢恩的表、启中。绍圣年间，欧阳叔弼[疑字]任知蔡州，蔡州是他父亲文忠公过去治理过的地方。他在谢宰执的启文中说：“只有京畿附近的名邦，确实是先人的旧治之地。高大的城墙没有改变，我竟怀疑自己如同从华表下归来；老吏已经所剩无几，却还守着朱门旧日的规矩。追念今昔，悲伤和欣喜格外强烈。”靖康年间，翟公巽从翰苑出任会稽太守，会稽是他父亲翟思过去治理的地方。他的谢表说：“从前先臣曾两次来到东越，哪里想到我到了晚年，竟能接踵前贤。朱邑世代享有祠祀，至今还有奉祀的旧规；恬侯的家法，使我自惭于孝谨日渐衰退。怎敢不慰问年长者，察看民间风俗，不忘先人遗留下来的深厚恩惠，永远铭记教人尽忠的余泽。”这些说的都是这种情况。李文定公以宰相旧职出任兖州知州时，有个寡妇被同乡用伪造的契券诬陷，企图夺取她的田产。她向官府申诉了十多年，一直不能得到公正处理。后来李文定公尚未离任，傅求考中龙图阁初等科，出任廷尉评事、知仙源县。刚到任，寡妇又到县里诉讼。傅求拘捕被诉的人和持有契券的人，检验他们的笔迹，发现与契券上的字迹不相同，于是彻底追查，终于查明全部奸情。同乡伏罪后，傅求把田产归还给寡妇，全郡都惊叹他明察如神。李公听说后叹息道：“我在这里执政，不能使受冤屈的人得到昭雪，反而又使这个寡妇获罪，我对此非常惭愧。”于是拿粮食和丝帛向寡妇赔罪，并在朝廷大力推荐傅公。议论的人说，傅公揭发寡妇案件中的奸情固然超过常人，而文定公不隐瞒自己的过失、不掩盖别人的善行，更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盛荐”一本作“盛称”。） 凡是以节度使兼任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的，都称为“使相”。唐代制度规定都要在敕书末尾签押；五代以来他们不参与政事，敕书末尾保留其官衔，却不再签押，只注明“使”字。汉初曾有“假左相”，曹参等人曾任此职，都是因为将军有功而没有别的赏赐可加，所以暂借宰相的名号给他们，却不能实际居其位；这也相当于唐代以来的使相。汉殇帝延平元年，任命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这一名称从此开始。魏代黄权以车骑将军身份开府，仪同三司，“开府”这一名称从此开始。大概也只是暂时使他们的仪仗、品秩可以比照三公罢了，这也属于假借丞相名号一类。然而晋代以来，开府的左右光禄大夫属于文官；骠骑、车骑将、尉军以及四征、四镇和各大将军开府的，都属于武官。宋、齐以后沿袭下来，没有改变。唐初把它作为文官散阶，即使三公、三师也一定要冠以这一名号，李涪所著《刊误》常常批评这种做法。宋代因袭唐制，没有革除。元丰官制废除同平章事以后，便以节度使加开府作为使相，正好符合创设这一名称的本意；文臣的寄禄官中也保留这一名号，但没有活着授予此官的人，只把它作为赠官。“特进”起源于西汉。凡是诸侯功劳特别优异、朝廷敬重并区别对待的，才赐给“特进”的官位，位次在三公之下，所以叫作特进。成都侯王商以特进身份统领城门军，设置幕府，能够像将军一样举荐属吏。后汉邓禹作为列侯退居私第，任特进并奉朝请；这里的特进是特意召见的称号，没有固定官秩，用来确定礼制。魏、晋以后都有这一官号。唐代把它作为文官散阶，元丰官制中作为寄禄官，位次仅次于开府。汉武帝元朔三年，下诏说：“刑罚是用来防止奸邪的，内长文是用来表示亲爱之意的。因为百姓还没有完全受到教化，朕乐意与士大夫一起每天更新自己的事业。”我只是不理解其中赦免天下诏书里“内长文”这句话，实在无法解释。张晏说：“长文，就是增长文德。”颜师古说：“诏书是说，有文德的人，就亲近他、尊崇他，这就是表示仁爱之道；‘见’是显示的意思。”颜氏的说法虽然比张晏详细，却终究不能使人信服。右丞许少伊说，往年江南的旧本，原来把“内”作“而”、把“文”作“文”，可能是史书传抄造成的错误；这样一来，意义便贯通了。近来见一位士人说，前辈校订的本子把“内”改作“而”，把“长”改作“肆”，把“文”改作“赦”；“而肆赦所以见爱”这一句与下文尤其贯通，但改动的字太多，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依据。欧阳公说：“读书遇到不通的地方，便因而改动原文，再牵强附会，是解经者最大的弊病。”这话大概是在讥刺郑氏，近世学者也多有不能避免这种毛病的。参政吕文穆（余庆）和他的弟弟正惠丞相，都是晋代兵部侍郎吕琦的儿子。从五代到宋代至道年间，父子兄弟相继居于显要职位，但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居所也没有别的产业，这是因为平日的俸禄和赏赐大多用来救济内外贫困之人，随手便用尽了。家人曾经诉说日常用度匮乏断绝，正惠公说：“只要过得三天，就再设法经营三天，生计这样也就够了。” 秦、汉以来，方士谈论神仙，没有不说神仙能够在白日升天的；后世小说记载的往往也是这样。然而人们从来没有在白天亲眼见过这种事，所以很难断定它究竟有无。只有韩文公的诗叙述谢自然的事情说：“一朝坐在空室中，云雾在室内生起，仿佛听见笙箫的声韵，从幽冥的天空传来。白日变得昏暗幽晦，风声萧萧，景象寒冷；屋檐栋梁间的气息忽明忽灭，五色光彩接连不断。观看的人只是惊骇不已，徘徊不敢上前；不一会儿，她自己轻轻升起，飘荡得像风中的烟。”根据这些话，那么她自幼学习仙道，后来达到轻身升举的境界，是众人共同看见的，明白无误，并非虚妄。近来吴兴人陈汤求任大夫、提举江西茶盐，回来后说，几年前袁州有一个村民女子，自幼喜欢安静沉默，常常独自待在一间屋里，起初并没有其他异常。到十八九岁时，有一天，她的家人忽然听到空中传来笙箫声；女子已经在屋内关着门坐着。不一会儿，彩云四面聚集，浓密地笼罩她的房舍，家人和观看的人都不敢上前。过了半天云气才散去，打开门察看，女子已经不见了；过了很久，仍然听到笙箫声在半空中响起。这件事与谢自然的事相类似。
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事见《洛阳伽蓝记》，非也。按《吴志?韦曜传》，孙皓时每晏飨，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所饮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或为裁减，或赐茶Η以当酒。如此言则三国时已知饮茶，但未能如后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榷利遂与煮酒相抗，迄今国计赖此为多。唐人所饮不过草茶，但以旗枪为贵，多取之阳羡，犹未有所谓腊茶者，今建州制造日新岁异，其品之精绝者，一饼直四十千，盖一时所尚，故豪贵竞市以相夸也。吕申公为颍州通判，欧公为守，素不以文靖为然，及与其子为僚，见其学识，已改观矣。时刘原甫、王深甫皆寓居都下，四人日相从讲学为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题赋诗，申公得瘿木壶，其辞曰：天地产众材，任材谓之智，梁桷与楹代，小大无有弃，方者以矩度，圆者中规制。▯差尔木之瘿，何异肉有赘，生成拥肿姿，赋象难取类，隐括所不施，钩绳为尔废。大匠睨而往，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终不朽器，刳剔虚其中，朱漆为之伪。▯浆挹酒醴，施用惟其利，牺象非不珍，金▯岂不贵，幸因左右容，反见谓奇异。人之才与性，未直远于是，性虽有不善，在教之操砺，才无不可用，在上所错置。饰陋就其长，皆得为良士，执一以废百，众工何由备，是惟圣人心，绝通天下志。欧阳称赏，以为有宰相器（案《宋文鉴》“岂不贵”下有“设之于楹阶，十目肯注视”句）。钱唐关注，字子东，家世以文雅称，喜为诗，有唐人之风。尝赋《松声》一篇云：梦破松声枕上闻，睡魔夜半战吟魂，初疑秋雨连江岸，乍觉寒潮上海门。招引好风来古寺，追随月色下前村，晚行欲问声来处，郁郁苍波漫不分。王文正公遗事：公幼时见天门开，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间问之，公曰：要待死后墓志写上吾不知此。言虽云拒之，亦可见其实有是事矣。庞庄敏公帅延安日，因冬至奉祠家庙斋居，中夜恍忽间见天象成文，云：庞某后十年作相，当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注视久之方灭，公因作诗记之云：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星辰赐告铭心骨，愿以宽章辅至平。手械之，题曰《斋诚密记》。其诗藏其曾孙益孺处，用小粉笺，字札极草草。按实录，自庆历元年初，分陕西四路，公与韩忠献、范文正、卫圣源三公俱为帅，至皇▯三年登庸，适十年。夫天道远矣，而告人谆谆如此，理固有之，不可尽诘。彭资器尚书（汝砺）、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阳人，其父并为郡吏，两公少从学。彭公既魁天下，闻报之日，太守即喻其父，使罢役，且以己所乘马及导从并命郡吏送还家，乡闾以为荣，其徒相与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为状元矣，熊孔目之子当如何？次举，伯通亦擢上第，时前守已替去，后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还家，自是一郡歆艳，家学益众。仁宗朝，京东有剧贼执濮州通判并渊纵掠，时蔡子正尚为小官，建言宜如汉高元不以劫质开奸路，急捕系之，朝廷从其言，贼党遂坏散，自是以才能显。其后，江西广东福建路盗贼稍起，至千百为群，公然被铠甲拥旗鼓肆为剽掠，吏莫能禁，子正复建言，请严敕所属其除民患，时执政者记其前言，因就付以其事，遂除江西提点刑狱。子正至部，首下令民有器甲者，与期限，俾首纳，原其罪，于是竞自归纳，前后得六万余，择其精者给巡捕吏兵，贼气已夺。先是，群盗常恃众恃兵仗以贩鱼为名挟盐以卖，子正复令贩鱼者赍盐不及二十斤，众不至五人，不持兵，皆为良民，吏毋得问，自是人情大安，盗亦消弭，子正迄为名帅。傅献简公事仁英两朝居言路，榻前论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议，未尝少有苟容姑息之言，退而与人道之，亦未尝少有骄矜自负之色。及出为郡，循循然遵奉诏条惟谨，所亲或问之曰：公以直节闻天下，今虽为郡，谓当时有所纵舍以自表见，奈何俯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别于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职，牧守行守土之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闻者叹服。司马温公尝与邵康节论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难能也，吾于钦之畏焉。康节曰：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愠，亦为难矣。世以为知言。
译有人说饮茶始于梁武帝天监年间，事情见于《洛阳伽蓝记》，其实不是这样。考察《吴志·韦曜传》，孙皓时期每次宴饮，没有不是整天坐在席上的；不论能不能喝酒，通常都以七升为限，即使不能全部入口，也都要浇灌喝尽。韦曜所喝不过二升，起初受到特殊礼遇时，有时替他减量，有时赐给他茶[疑字]来代替酒。这样看来，三国时期已经知道饮茶，只是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兴盛罢了。到了唐代中期，茶税的收益终于可以与煮酒的税利相抗衡，直到今天，国家的财政收入仍有很大一部分依赖它。唐人所饮的不过是草茶，只把茶芽、茶梗当作珍贵之物，多从阳羡取得，还没有所谓腊茶。如今建州的制茶日新月异，每年的品种都不同，其中最精美绝伦的，一饼价值四十千；大概因为这是当时所崇尚的东西，所以豪贵之人争相购买，用来彼此夸耀。吕申公任颍州通判时，欧阳公任知州，平素并不认为文靖公是正确的；等到与他的儿子做同僚，见到他的学问见识，才已经改变了看法。当时刘原甫、王深甫都寄居在京城，四个人每天相互往来，把讲学作为事情，感情亲密深厚。有一天，分题作诗，吕申公抽到“瘿木壶”，诗说：“天地间产生众多木材，能够任用木材才叫智慧；栋梁和屋柱相互替代，大材小材没有舍弃；方的用矩来测度，圆的合乎规矩来制作。偏偏你这木头长着树瘤，和肉上长赘瘤有什么不同？天生就是臃肿的形态，外形难以取用；矫正削治的办法不能施加，墨斗和绳尺也因你而无从使用。大匠斜眼看着走过，后来恻然动了心意：哪一种不是造化的功劳？为什么最终不能成为不朽的器物？把它剖开削空内部，再用朱漆加以伪饰。用以斟浆饮酒，使用时只看它是否有利；牺尊、象尊并非不珍贵，金[疑字]难道不贵重吗？幸而凭借身边的容纳之处，反而被认为奇异。人的才性，与它并没有根本的远近之别；本性即使有不善，也在于教育和磨炼；才能没有不可使用的，关键在于居上位者如何安排。修饰缺陷，发挥长处，都可以成为贤良之士；执着一点而废弃百般才能，众多工艺又怎能齐备？这正是圣人的心胸，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志向。”欧阳公称赞欣赏，认为这篇诗显露出宰相的才能。（按：《宋文鉴》在“岂不贵”下面有“设之于楹阶，十目肯注视”一句。） 钱唐关，字子东，家世以文雅著称，喜欢作诗，有唐人的风格。他曾经写过一首《松声》诗：“梦醒时在枕上听到松涛声，半夜睡魔与吟诗的魂魄交战；起初疑心是秋雨连绵落在江岸，忽然又觉察到寒潮涌上海门。招来好风吹入古寺，追随月色降临前村；傍晚行走时想问声音传来的地方，只见苍波郁郁，漫无边际，无法分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王文正公遗事：王公小时候曾看见天门打开，里面有写着自己姓名的文字。他的弟弟王旭趁机问他，王公说：“要等死后墓志铭写上‘我’，我才知道这件事。”这话虽然是推辞，也可以看出确实有过这样的事情。庞庄敏公任延安帅臣时，因冬至祭祀家庙而斋戒居住；半夜恍惚之间，看见天象形成文字，上面说：“庞某在十年后做宰相，应当用仁德辅佐天下。”共十三个字，他久久注视后才消失。庞公于是作诗记下此事：“冬至子时阳气已经生起，道随阳气增长，万物将要萌发；星辰赐下告示，铭刻在心骨之中；愿意用宽厚的章法辅佐天下达到至平。”亲手[疑字]它，题名为《斋诚密记》。这首诗收藏在他的曾孙益孺那里，用的是小粉笺，字迹写得十分草率。考察实录，从庆历元年起，陕西分为四路，庞公与韩忠献、范文正、卫圣源三公都担任帅臣；到皇祐三年被任用为宰相，正好十年。天道实在高远，但这样谆谆告知人，按理说也未必没有，不能全部追问明白。尚书彭资器（汝砺）、舍人熊伯通（本）都是鄱阳人，他们的父亲都曾任郡吏，两位公子年少时一起从师学习。彭公既然考中天下第一，报喜的那天，太守立即告诉他的父亲，让他停止服役，并且把自己所乘的马和随从、导骑一并交给郡吏，命他们护送彭父回家。乡里把这看作荣耀，他们的同伴相互说道：“彭孔目的儿子已经做了状元，熊孔目的儿子将会怎样呢？”下一次科举，熊伯通也考取了高等名次。当时前任太守已经调任离去，后任太守完全按照前例，送熊伯通的父亲回家。从此全郡都羡慕艳羡，家学更加兴盛。仁宗在位时，京东一带有一伙凶悍的盗贼，劫持了濮州通判并渊，四处纵情掠夺。当时蔡子正还只是个小官，他建议说：“应当像汉高元（此处疑有讹误）那样，不因劫持人质而给奸人打开方便之门，应立即将他们逮捕拘押。”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盗贼党羽于是溃散。从此，蔡子正凭借才能声名显著。后来，江西、广东、福建路的盗贼逐渐兴起，发展到成百上千人为一伙，公然披着铠甲、拥着旗鼓，肆意抢劫掠夺，官吏无法禁止。蔡子正又提出建议，请求严令所属官府为百姓除患。当时执政者还记得他先前的建议，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他办理，遂任命他为江西提点刑狱。蔡子正到任后，首先下令：百姓中有武器铠甲的，限定期限，让他们自首交纳，赦免其罪。于是人们争相自行归还交纳，前后收得六万多件，挑选其中精良的发给巡捕吏兵，盗贼的气势已经被打掉了。在此以前，群盗常常倚仗人多和兵器，以贩鱼为名，夹带食盐贩卖。蔡子正又下令：贩鱼者携带的盐不超过二十斤，同伴不满五人，又不携带兵器的，都算作良民，官吏不得查问。从此民情大为安定，盗贼也消失平息了，蔡子正最终成为有名的统帅。傅献简公侍奉仁宗、英宗两朝，任职于谏诤之官。他在皇帝座前议论政事，明辨是非，神色严正地直言抗议，从未有过丝毫苟且容忍、姑息迁就的话；退朝后同别人谈论这些事，也从未有过丝毫骄傲自负的神色。后来他出任郡守，始终恭敬谨慎地遵奉诏令条文。有亲近的人问他说：“您以正直的节操闻名天下，如今虽然出任郡守，按理说应当有所放宽舍弃，以此表明自己的不同，为什么却这样低头奉行法令？这样岂不是无法把自己同普通人区别开来吗？”傅公说：“不是这样。君子处在什么职位，就履行什么职位的职责。谏官履行进言论事的职务，牧守履行守土安民的职责；这正是古人安守本分、明确职责的做法。”听到这话的人都赞叹佩服。司马温公曾经同邵康节谈论近代人物，说：“清廉、正直、勇敢这三种品德，是人们很难具备的，我对钦之感到敬畏。”邵康节说：“钦之清廉却不炫耀，正直却不激烈，勇敢却不发怒，这也很难得。”世人认为这番话说得很有见识。
魏郑公言，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岂有置至公而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兴丧未可知也。予尝爱此言最切于治道。夫事形迹者，本以示公，然考其实未有不出于私其身者也。宋盛时士大夫立朝论事往往信道任诚，粲然如骨肉之相与，识者以为美谈。予闻故老道一二事，太宗平晋之初，以并州交城县地势险阻，可以控扼山外，且有金铁之饶，建以为大通监领交城，绵上二邑。大中祥符中，复废为县，吕献可尝宰交城，以为宜复为监，即具利害奏闻，而自请就为知监，任兴复之事。且言臣于审官院差除已是合入通判资序，若朝廷允从所请，即于臣别无侥幸。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自官府，下至闲里，莫之或废。有武臣杨应诚独曰：客至设汤是饮人以药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渍橙木瓜之类为汤饮客，或者效之。予谓不然，盖客坐既久，恐其语多伤气，故其欲去，则饮之以汤。前人之意必出于此，不足为嫌也。
译魏郑公说：君臣同心，这就叫作一体；怎么能放弃最公正的原则而只计较表面形式呢？如果上下都共同走这条路，国家的兴盛或衰亡就很难预料了。我曾经认为这句话最切合治理国家的道理。那些讲究表面形式的事情，本来是想用来表示公心的；然而考察它们的实际情况，却没有不是出于为自身谋私的。宋朝强盛时，士大夫在朝廷上议论政事，往往信守道义、任用真诚，彼此亲密无间，像骨肉亲人相处一样，见识高明的人把这看作美谈。我听老年人讲过一两件事：太宗平定晋地之初，认为并州交城县地势险要，可以控制山外的要道，而且金铁资源丰富，于是设置大通监，统辖交城、绵上二县。大中祥符年间，又撤销大通监，恢复为县。吕献可曾经任交城县令，认为应当恢复为监，于是立即把利弊详细上奏，并且自己请求出任知监，承担复兴此监的事务。他还说：“臣在审官院所安排的任职，已经符合出任通判的资序；如果朝廷准许臣的请求，那么对臣来说就没有另外的侥幸了。” 客人到来就摆茶，客人想要离去就摆汤，不知道这种做法始于什么时候；但上至官府，下至普通乡里，没有哪里废弃过它。有一位武臣杨应诚却独自说：“客人来了就设汤，是给人喝药，不对。”所以他家每逢客人到来，大多用蜜腌的橙子、木瓜之类制成汤水给客人饮用，有些人也仿效他。我认为不是这样。大概是因为客人坐得久了，担心他说话太多而损伤元气，所以在他想要离去时，就给他喝汤。前人的用意一定在这里，没有什么可嫌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