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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双溪杂记》，（明）王琼撰写。从前司马迁在获罪被废之后写成《史记》，成为万世史学的宗师。后世山林隐逸之士有所记述，虽然没有统一的体例和条理，但随事立言，也足以扩大见闻、增长才智。这些人所记的时事，有的是亲耳听闻、亲眼看见的，其中有史册没有记载的，都足以用来显示应当劝勉或惩戒之处，并流传永久。因此，人们应当见到它就喜爱，喜爱之后又把它传播下去，使其不至于湮没。然而，他们所记载的内容，有时听闻见到的并不真实，毁谤和赞誉也有失实之处，甚至夹杂诙谐的话语和怪诞的事情，这些情况也是有的。像这样，即使流传于世，读者又能得到什么益处呢？只有事情考核翔实而文辞简洁，义理清楚而议论公正，大则有关治理国家的道理，小则切合日常生活，即使说是随手杂录，但每记一事都寄寓一个道理，使读者像享用肉食美味一样读来不觉疲倦，这才不算徒然言说。我居住的岩穴在双溪之间，偶然在调养精神、蓄养元气之余忽有所思，便随即记录在册，时间久了就汇成一卷。虽然不敢自称完全合乎道理，但所记都是实事，并非空话，有志于格物的君子得到它而阅读，未必没有可取之处。阴阳五行，动静循环，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所以世道反复变化，也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试看历代帝王创制立法，从来没有一种能够长久施行而毫无弊病的，都是气数造成的。如果说：“自从我制定法律，万世都不会有弊病，即使圣人也做不到。”现在把法制不能尽善尽美的情况论述如下：有志于经世致用的人想求得最恰当的办法，一定会对此有所感悟。尧把帝位禅让给舜，舜把帝位禅让给禹，这是好的。魏禅让给晋，周禅让给隋，就不好。禹把帝位传给启，武王把帝位传给成王，这是好的。秦把帝位传给胡亥，隋把帝位传给杨广，就不好。那么究竟应当传给贤人，还是传给儿子？不能确定。实行封建制本来是好的，但由此产生了争夺的祸害；实行郡县制本来是好的，但频繁更易的弊端又出现了。那么究竟应当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不能确定。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就有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往下说，汉、周时期有萧何、曹参、丙吉、魏相，唐代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宋代任用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些都是好的。赵高、李斯使秦灭亡，王莽、曹操篡夺汉朝，虞世基、李林甫、牛僧孺扰乱唐朝，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使宋朝灭亡，这些就不好。那么究竟应当设立宰相，还是不设宰相？不能确定。实行井田制本来是好的，但琐碎烦杂的弊端产生了；实行阡陌制本来是好的，但土地兼并的祸患又出现了。那么究竟应当实行井田制，还是阡陌制？不能确定。把军队寄寓于农民之中，本来是好的，但遇到边疆夷狄入侵就无法施行；把军队集中在卫所，本来是好的，但长期坐吃军粮最终又会使国家困顿。那么究竟应当实行农兵制，还是卫兵制？不能确定。按十分之一征税，用一方的贡赋供一方使用，本来是好的；但转运有远近之别，脚费有多少之异，是应当把它们增减调剂使之平均，还是应当按照各地情况承担轻重不同的负担？不能确定。有兵政就有马政，马匹养在监苑中本来是好的，但军队不能得到它们并加以熟习；马匹发给军队本来是好的，但马匹又不能繁殖增多。那么究竟应当养在监苑，还是发给军队？不能确定。古代圣帝明王创立制度，命令子孙世代遵守，不许变更，但最终不能使制度绝对不变，并不是帝王的智虑有所不及，而是形势所迫，不能不变罢了。这也如同天地造化中的阴阳、昼夜、寒暑不能固定不变一样，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国初，天下各王都设置护卫，拥有兵权。太宗靖难之后，于是全部革除，不许他们入朝。最初的制度规定，亲王每年领取禄米一万石；后来因各地丰歉不同，有时减发。郡王和将军都有固定俸禄，也因民众供给有限，全部减为一半发给本色米，另一半折成折色，但折色大多不能领取。又如最初受封的郡王每年领取二千石，后来袭封者一律领取一千石，后来又有规定，初封郡王也领取一千石。再如郡王生子，有的多到二三十人。庆成王生了七十个儿子，假如按七十个儿子计算，一年都领取一千石米，反而超过了亲王的禄米。早年陕西庆府分封郡王，都从庆府的一万石米中分拨，连军校也从大府中分出，不知道当时是依据什么事例。又如镇国将军等到了十一二岁，就请求授予封号并发给禄米。弘治某年，因为灾异，礼部会同官员商议修省事宜，郎中慈谿王纶向各位大臣陈说，议定：“镇国将军等年满十五岁，才准许拨给禄米。”直到现在仍在施行。若从百姓供给来看，日益无法承担；从宗室来看，也常常衣食不能接济。又有宗室因隆盛而降为庶人的，按人数计算，每人每月发给一石米，比起将军、中尉反而能够实际领取。宗室按规定不能种田、纳税、经商和谋利，而固定俸禄又不能满足供给，这是势必出现的结果。国初制定制度，百官的俸禄都发给本色米，比如知县每月领取七石米，每年领取八十四石，足以供给养廉和日常开支。后来改为四品以上官员三分发本色、七分发折色；五品以下官员四分发本色、六分发折色。后来又改为外官每月领取二石本色米，其余全部发折色。折色以钞作为标准，每石米折钞十五贯或二十贯，每匹布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也不能领取一次，外官则完全不能领取。这就是贪婪之风难以禁绝的原因。

译国初的官制，完全按照任职年限的长短来考核俸历并决定升迁。例如京官六品任满六年考核合格，升一级；升为从五品后再任满三年，升一级；正五品外官必须任满九年考核合格，再按照事务繁简决定升迁，这是既定制度。比如宋景濂，洪武二年授任学士，十年退休，终身只是五品官。洪熙以后，选官法逐渐改变。大概因为四品以上的官员逐渐减少，五品以下的官员逐渐增多，低品官都能升迁，而高品官没有空缺便不能升迁；有时低品官尚未达到升迁年限，高品官出现紧急空缺也必须升补，因此出现了不等待空缺便升迁的人。例如翰林院学士、春坊官、殿阁大学士中，有升至尚书、侍郎而带“虚御”者；通政使、太常卿、国子监祭酒，以及由序班出身升至鸿胪寺官的，也有这种情况；乡医士出身升至太医院使，书写出身在内阁办理文书升至编修、郎中等官，也都有这种情况。升至尚书、侍郎而带“虚御”者，都是因为已经到了升迁年限却没有空缺。又有紧急空缺而没有可以升补的人，于是授予署职，例如六部的郎中、员外郎就是如此。但署职的例子只施行于六部司属，其他衙门没有这种制度。如给事中以上、监察御史以上，以及序班、行人、中书以上，都没有五品官。翰林院有五品官五员，因此这些职位都没有署职。国初有御史升为主事的例子，如同佥都御史升为侍郎一样。然而，翰林、科道官的职责专在讲读、弹劾，并且属于近侍清要之职；又因为外地四品以上的官缺较多，于是就在科道和六部属官中，按任职年限较长者分别考核，不按通常次序升补。翰林官没有历练政务，所以不外放补授中书。任职九年后升为各部员外郎，只有序班这一官职要满九年才能外升；八品官最为困苦，这就是设置官职制度的变化。大体说来，转迁虽然有按资历次序进行的规定，但官制有固定员额；如果资历虽已达到升迁条件，而官位没有空缺，就只能仍任原职，不能升迁。其中任职年久而政绩特别卓异的，可以增加俸禄等级，但也必须等到有空缺时才迁补。这样，黜陟的制度和规定的员额就不会互相矛盾了。国初制定黜陟之法，就是取古代三年考核政绩、升黜官员贤能与否的意思。现在百官任满三年、六年、九年，经过三次考满，才议定黜陟，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有些官员遇到空缺，不等到考满就升迁离任的很多，这是三考升官的法令没有得到遵守。又有每三年一次朝觐，考察时不等到任满考核就被贬黜的很多，这是三考黜官的法令也没有得到遵守。既实行三年一次的考察，又实行遇到空缺就推补的制度，那么天下百官能够任满九年接受考核的还有几人呢？何况四方距离京城遥远，一名官员赴京考满，往返劳费又耽误公务，只有允许在任所考核，才大概能够实行。方面官有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开列上报考语，也令他们在任所复职，等朝觐时再决定黜陟。这样，朝觐的制度和考满的办法就不会互相矛盾。天下官员设置若干名额，计算取士人数，必须使其足以补充任用。如果官位多而人才少，官职就会空缺；如果官位少而人才多，人才就会壅滞。洪武初年，天下学校培养士人，每年贡送一人，后来改为三年贡送二人，总计三年不过一千多人。后来开设举人科、进士科，每省取士大多不过四十人，进士大多不过一百人，取士数量足以与任官数量相当；但后来被罢黜的人多，能够长期任职的人少，因此人才常常不够任用。科举和贡举之外，又有选取人才的途径。此后人才虽然稍稍充足，但等待吏部选授的，超过三个月也都被选除。如今各部历事监生，超过三个月考核勤惰后上报选用，旧法仍然存在。只是由于历年开贡、开科，加上纳银、纳粟取得监生资格的事例，监生累积到数万多人；考核勤惰后，过了一年多仍留在各部，等到放回原籍听候选用，往往要到十四五年后才按次序选取，常常是已经衰老迟暮的人，才进入仕途。因此吏治不能精良，百姓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如果取士重在精而不重在多，任用之后贤能者长期任职，不贤者迅速罢去，长久如此，使各部门和各府署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百姓生活不能安定、天下不能治理的情况，是不会有的。而且科举、贡举这两条途径未必能够把真正的人才全部网罗进来。例如黄福由贡士出身，杨士奇由儒士出身，胡俨由举人出身。因此，进士未必都比举人优秀，举人也未必都比贡士优秀。进士、举人、贡士之外，也未必没有奇才异能之士；只有让他们实际办理事务，之后才能看出才能，贵在能够考察识别并破格提拔他们。这样才能充分任用一代的人才，并使科举取士与其他选才途径并行而不相冲突。翰林学士专门掌管诏令文辞、代替皇帝起草文书，但也有参与议论朝政的。例如唐宪宗时，裴洎、权德舆任宰相，但军国大事一定要同学士李绛等人商议。大概学士担任顾问是可以的；如果专门把重大事务交给他们决定，那又把宰相置于什么地位呢？例如学士陶穀从袖中取出制诰草稿，使宋太祖接受后周禅让以后，世人舆论一定会认为他有辅佐拥戴的功劳，但宋太祖从未宠信任用他。宋太祖曾说：“陶穀代替我起草诏书，不过是照着样子画葫芦罢了。”最终没有让他进入政府。大概因为起草诏书的人就被当作宰相府署的寄托，并不是帝王建立公孤六卿制度的本意。国初，在京城设置中书省，设左右丞相；在外地设置行中书省。太祖圣明神武，凡事都独自裁决，但在最初也把任用宰相视为要务。他曾同诚意伯刘基讨论可以担任宰相的人选，刘基说：“所谓宰相，只不过以义理作为权衡罢了，不能夹杂私意。胡惟庸像小牛犊一样妄为，使车辕毁坏、犁也破裂了。”后来胡惟庸任宰相而事败，于是废除丞相，不再设置。

译《祖训首章》说：“如果有人敢奏请设置丞相，文武群臣应立即弹劾上奏，此人本人凌迟处死，全家斩首。”《大明律》说：“在朝官员相互勾结结成朋党、扰乱朝政的，处斩。”这是鉴于古代宰相专权结党的过失，考虑得极其深远。朱子所著《中庸或问》中“致敬大臣章”说：“假使大臣能够被皇帝察看，当然可以；如果不察看，那么所谓偏听就会产生奸邪，专任一人就会造成祸乱，下欺臣民、上蒙君主，以成就自己的私欲，而君主又没有觉察，怎么能不忧虑呢？”又说：“他们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正是因为不懂九经的意义。假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一定会以正心、修身为根本，并得到合适的人来任用。不幸如果有赵高、虞异、李林甫之类的人，也应当赶快寻找合适的人来替换他们。如果不是这样，我恐怕君上的权力不在大臣手中，反而转移到左右近臣手中；这种对国家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朱子的这番话，是希望君主圣明、臣下贤能，并且双方都任用合适的人。然而自古以来，虽然有贤明的君主，却常有奸臣蒙蔽君主，哪里能够君臣双方都得到合适的人呢？只有我太祖留下训诫、制定法律，远远高出千古。废除丞相，把职权分别交给六卿，就没有偏重任用某人和专任某人的弊端。世世代代遵守这一制度，把朝政全部交给六卿；如果有人违法，台谏官可以纠正并弹劾，朝廷安然端坐而明察临御于上，这样万世都不会有弊病。我曾见过记载国初事迹的人，书中记载洪武年间设置殿阁大学士，其职务不过是代替皇帝起草诏令。凡是制诰、碑文、祭文，大多出自御制。如今天下各衙门的表笺、祝文、祭文，虽然是臣下使用的，也都出自御制。至于武臣的诰命，都是“组织之不书”。每天群臣上奏章，面对面奏报并接受旨意后，各衙门官员把奉到的旨意批写成底本，再送到有关科抄写分类，接到旨意后再复奏。永乐初年，才在东阁门内建立内阁，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奇七人在阁中办事，不久升为侍讲。仁宗皇帝身居东宫、确立太子地位时，这些人都转任春坊官。凡起草制书、纂修书籍等事务，只有翰林院掌管。例如永乐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书》完成，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胡广，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金幼孜，上表进呈。大概虽然是春坊官，也必须兼有翰林院职务，才可以参与纂修事务；何况胡广等人兼任的不过是右春坊大学士，由此可见，当时殿阁大学士已经很久没有设置了。如今尚书在内阁办事，六部请发敕令的手本，只说“合用手本”，送到翰林院起草敕令施行，那么旧有的意思仍然可以考见。整个永乐时期，二杨的官职都止于五品，大概是受到所属衙门的限制。仁宗即位，才把东宫旧臣杨士奇升为礼部侍郎，不久升为少保，又转为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任太常卿，进为太子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任太常卿，进为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又升任工部尚书、在内阁办事的杨溥。杨溥在永乐年间被关押十年，到这时获释，擢升为翰林院学士，不久升为太常卿兼学士，在内阁办事。这三人都是因皇帝登极而破格升迁、委以重任，不能按照通常事例来论。后来杨溥因父母丧服离职，起复后没有进入内阁；宣德年间，因任三品官满九年，才升为礼部尚书，学士一职仍旧。英宗即位，又命他进入内阁。正统四年，《宣庙实录》修成，升少保的杨士奇、杨荣都进为少师，号称“三杨”。然而从此官制发生变化，后来竟使凡是在内阁办理文书年久的人，也能升至尚书。至于序班、典乐等官，也凭资历升至尚书，掌管鸿胪寺、太常寺事务，这些都是“三杨”开创的先例。正统初年，三杨在内阁，杨士奇虽然有所偏向，却很少徇私，能够坚持公论；杨荣则宽待抚恤、让百姓休养生息。兵部尚书王骥起初建议派御史巡行天下，清查勾补军丁，杨荣多次阻止他。王骥后来极力反复上奏，仁宗才同意了这件事。凡事遵循旧有规章，不轻易改变，也不敢肆意营私。大概他们虽然承接了祖宗的威权，却也是因为二位公的心术纯正。然而对于国家的大政体制，他们并不熟悉。比如北征所需的马匹聚集在马房，营造工程的士兵最终都归入匠籍；中官被委派到外地，后来遂成为常规。南京军队冗员很多，却不知道全部裁减并编入屯田；北京卫所军队过多，却不知道裁汰冗员以精选精锐；律书的改订始于只有徒具形式的法律被废弃、流传施行的法律也随之消亡；军职冗滥以及枪法比试制度成为空文；降级、克扣军饷的办法被放弃而不能施行；这些都没有加以讲求和恢复。至于新增漕运北京米四百余万石，运输范围远至浙江、湖广，却不知道改为折征，以减轻负担并维持直接运送的旧额。漕运南京米四百余万石，全部改为折征，每石折银二钱五分。而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的百姓，每年输送六边税粮五百余万石；如果如今陆运本色米改为折征，每石折银一两，那么北方百姓缴纳一石的税，相当于南方百姓缴纳四石，于是使祖宗规定的什一中正之税出现南北轻重不均的偏差。所以说：“对于国家大政体制不熟悉，难道是我敢于诬蔑他们吗？” 柳宗元评论晋文公时，责问他为什么向寺人勃鞮询问赵衰，认为这是不任用大臣，反而向亲近而不庄重的人谋划，从而辱没了君王的使命。后来景监得以辅佐秦孝公，卫鞅也因景监大力推荐而得以诛杀赵良，误用宦官的正是晋文公。这种论断是想说明应当信任大臣，不应信任宦官，确实是很精辟的议论。然而自秦汉以来，误国的文臣难道还少吗？如果说赵高、李斯的罪过与勃鞮相差很远，勃鞮虽然贤能却不可以听信，恐怕在道理上终究还有不妥。《尚书》说：“要考察众人的意见。”又说：“驾车的仆役和近侍，没有一个不是正直的人。”舜喜欢考察身边人的言论，《孟子》谈任用贤人时，首先就涉及身边的近臣，所以即使是樵夫的话也不遗漏，像葑菲这样的微薄之物也不遗弃，只求意见合乎道理、恰到好处，而不是偏执于一端。孔子说：“君子不因为一个人的话而提拔他，也不因为一个人的身份而废弃他的话。”如果真按宗元的说法，就成了因为人的缘故而废弃正确的话了。我对此不能没有疑问，姑且记下，留待请教有道之士来订正。

译正统己巳年秋，兵部尚书于谦以国家社稷为重，竭力排斥议和，亲自担任总督军务，选拔将领、训练军队，终于挫败强敌，对辅佐朝廷、维护中兴的功劳很大。后来敌酋也先派使者来，说想派大臣去迎接上皇；都御史杨善出使敌营，没有依靠一匹缯帛等财物，只凭言辞晓谕譬喻，维护了国威而不屈服，于是终于使上皇得以回銮。当时天下人都知道于谦以自身承担国家安危，功劳关系到社稷，而于谦自己也相信已经尽到了忠诚，在朝班中扬眉吐气，哪里会料到日后竟有杀身亡家的灾祸呢？无奈于公建立功效的时候，正是小人侧目嫉恨之时。事情几经变化，小人借着嫉妒的私心，又利用众人愤怒的空隙，于公于是难以幸免了。上皇回銮后居住在南城，又废黜皇储，而于谦是景泰朝任用的人，这是第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隙。景泰旧臣失去了依靠，如果以迎接皇帝为名，就可以自行邀功求宠，这是第二个可以利用的空隙。如果不制造谣言诬陷于谦等人，那么夺门之变就没有名义，迎驾的举动也没有功劳，这是第三个可以利用的空隙。在危疑之际，依靠的是兵权，所以奸诈深沉的人一定想借助石亨，事情才可能成功。然而，如果不以巨大的利害关系来恐吓石亨，石亨或许不会听从，所以他们向石亨等人煽动说：“王文、于谦已经发出金牌敕符，要拘取襄王世子了。”又说：“他们想逮捕石亨等几个掌握兵权的人。”因此石亨害怕祸患波及自己，便与吉祥、徐有贞一伙内外呼应，秘密策划，结成牢固的同盟，于谦等人于是一起被杀。程篁墩先生敏政评论于肃愍公于谦受诬一事说：把责任归在掌权大臣的心意上，附和在言官的言辞上，最后由司法官吏裁定，这并不是诬陷。至于最先制造祸乱者的罪行，则已经通于上天了。《春秋》讨伐逆贼，必定先追究其党羽，怎么可以把他们从轻处理，使之不同于孔氏家法呢？这可以说是万世不变的公论了。宦官吉祥传达太后的敕旨，命令石亨等人迎接上皇并庆贺其有功；但他不通文墨，害怕事情归司礼监办理，因此竭力出谋划策，凡事都同两位学士商议后执行。当时徐有贞、李贤是吉祥引荐入阁办事的，所以罢黜于谦等人的事情都采用徐有贞的策略，而李贤暗中帮助他。先前吏部侍郎一职空缺，便把兵部侍郎项文曜调到吏部；李贤由吏部郎中升为兵部侍郎，接替项文曜，大概是因为不愿让他升任本部，并与尚书王翱共同主持兵部。于谦曾经推荐项文曜、李贤，认为这次调任是出于于谦的意思，因而对他怀恨很深。后来给事中王镇等弹劾项文曜是李贤的奸党，都御史萧维祯也是吉祥引荐的。定罪文书诬称于谦想拥立外藩，按照谋反罪论处，依法应凌迟处死；又以项文曜明知于谦谋反却故意放纵论罪，依法应斩首。这件事记载在李贤所著《天顺日录》中，连同都察院萧维祯构陷成案的狱案，都有材料可以考察。《天顺日录》中李贤自己说，他帮助徐有贞把内情全部展开，知道的没有不说。又说徐有贞平素秉公行事的时候很少，等到他掌权后，自己便以秉公办事来帮助他，于是改掉了以前的做法。由此看来，对于徐有贞诬陷害死于谦一事，难道能说李贤没有参与谋划吗？何况《日录》中多次贬低项文曜，说他结党依附于谦，士林都对此讥笑不已，却不知道于谦并不是邪恶之人，那么项文曜结党依附于谦又算什么呢？唐代李训、郑注被宦官王守澄等人引荐，后来想除掉王守澄等人以革新政治，而李训又担心郑注独自占有这项功劳，于是导致了甘露之变。徐有贞、李贤被吉祥、石亨引荐，后来又担心受这两人的牵累，想以大公无私的名义除掉他们，几乎再次造成祸乱。比如石亨每次到内阁议事，总是想提出自己的意见，再让内阁照办。徐有贞等人难道还不满足吗？有一天谈到江西隐士吴与弼，石亨慨然想推荐他。李贤于是代石亨起草奏疏，让他上奏此事；由此可见，吉祥、石亨与徐有贞等人同李贤关系亲厚。洪武、永乐年间，文武大臣还没有加授师保之职，像魏国公徐达、诚意伯刘基，都没有增加品秩。到仁宗即位，才加授英国公张辅为太师，杨士奇升为少保、进为少傅，杨荣升为太子少傅、进为少保，后来“三杨”都晋升为少师。杨士奇、杨荣先后去世，都追进为太师。杨溥在正统十一年去世，因王振掌权，没有得到追赠。至于蹇义、夏元吉、黄福等人加授师保之职，也都是在永乐之后。景泰年间更换太子，文武大臣都加授保傅之官，只有于谦加授少保，他有安定内政、抵御外患的功劳，受此职并不惭愧；其余的人都是滥加。天顺初年，全部革除保傅之官。天顺五年，曹钦谋反，吴瑾、寇深战死，李贤受伤，只有他被加授太子少保。到宪宗即位，才开始有人加授少保；吏部尚书王翱才开始加授太子太保。此后又有因考满而加秩的，也有因功劳而加秩的。永乐初年虽然设置了内阁，但都由翰林官担任。杨士奇、杨荣在内阁任职二十年，直到永乐一朝结束，也不过是五品学士，受官制限制，不能越级。仁宗继位后，因为“三杨”是东宫旧臣，特意破格提升：杨士奇先升为礼部侍郎，后来升至少傅；杨荣、杨溥都先升为太常卿，后来升至尚书。杨士奇兼任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兼任谨身殿大学士，这都是超出通常规格的，不能作为常例。杨溥终身仍兼任翰林学士。杨荣于正统五年去世，杨士奇于正统八年去世，杨溥于正统十一年去世。曹鼐以修撰身份被杨士奇推荐入阁，死于土木之变。景泰年间更换东宫，陈循在内阁起草诏书，其中有这样的说法：“上天生下众民，为他们树立君主和父亲；拥有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萧镃任太子少师兼户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江渊任太子少师兼工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商辂任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他们都在内阁任职。虽然不应随意拿他们同“三杨”的旧例相比，但三人都加至少保、尚书并兼翰林院学士，商辂仍以侍郎身份在内阁任职。天顺初年，李贤才由兵部侍郎升为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办事；薛瑄由大理卿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办事。成化、弘治以来，多数人由尚书、侍郎入阁；如果先已经升为尚书，就说：“不能入阁了。”正德初年，刘瑾掌权，吏部尚书焦芳结交刘瑾，得以进入内阁；杨廷和由南京户部尚书被召入内阁。从此便把担任尚书作为进入内阁的阶梯。

译户部尚书孙交是湖广人，与李东阳同乡且关系亲厚，又与杨廷和的父亲杨春同中辛丑科进士，彼此有世代讲学交游的情谊。杨一清改任吏部后，便让孙交接替杨一清；孙交由南京吏部尚书被召为户部尚书。孙交虽然爱护百姓，却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置政务；他和李东阳等人有文学声望，却没有看到他们把才学落实到实际施政中。京畿和山东地区承平日久，物产丰盛，而且州县疆界彼此相连，像星星一样分布。如果下达一道命令，官军去捕盗，经过各州县时，只需查验所报的勘合，由沿途供应口粮、草料，允许所征税收不足的部分由官府设法补足，事情办完后再补还，这样既简便又方便，但孙交等人却没有考虑到。于是命户部侍郎杨潭总督军饷，从太仓库发出二百余万两银子，分送各州县，用来和买粮草；军队经过的地方，也预先积蓄准备。有司派遣民众强行购买、打算散发之际，反而增加了混乱，有的还侵吞克扣，或者以借贷为名。等到又被盗贼劫掠，弊害更加严重。盗贼平定后，杨潭因督办军饷有功，俸禄提升一级，并荫庇一名儿子入监读书。刘瑾掌权时，太仓库银积存到三百余万两，到这时却被孙交几乎耗尽。虽然花费了银两，百姓却没有得到好处，因为军队吃的都是百姓供应的熟食；每匹马每天虽支给一束草，但每束重三十斤，另有料三升，草料往往有剩余，不是烧掉就是卖掉。正德八年盗贼平定，琼担任户部尚书，上奏请求清查剩余的料豆，用来补充供应。各地军粮剩余的草料有数千万束，大多已经腐朽不能使用，于是命令减价变卖，得到银二十六万两，运往宣府补充军饷。流贼猖獗之时，百姓苦于焚烧、劫掠和杀戮，但禾稼丰收，百姓并没有报告饥荒；只有河涧府遭受水灾，百姓多有饥饿。孙交与李东阳等人不考虑国用不可缺少，却屡次下诏免除租税。正德六年、七年这两年间，运往京城和边地的粮草数百余万，全部予以免除。富民虽然遭受盗贼侵害，财力还能够输纳赋税，却幸运地全部免除；贫民没有田地，又遭受盗贼侵害，反而没有得到这种恩惠。比如山西灵石县被盗贼攻入城中，焚烧劫掠几乎一空，但受害的都是没有田地的市民；乡民有田，盗贼还没有到，他们的租税却全部被免除了。因此京师每年的用度接续不上，只好向太仓、丘京场转借；草料耗尽、供给断绝，便发放太仓库银，召集商人收买贩运，结果强行索取高价，终于造成价格暴涨，公私都困窘不堪，边地储备也非常匮乏。于是又发太仓库银救济边储，但边储还没有补足，太仓库银已经耗尽了。后来接替孙交的人又取消了勾考制度，只征收正额的供赋，并且再次申明盐法来补助，这样一来，边军缺少粮食，必然会产生不满。孙交等人所做的，大概就是所谓听他们说很好，实际施用却很疏漏；他们处置事情不得当，既不能充实国库，也不能使百姓富足。即使如此，在流贼造成内乱的时候，幸亏胡虏没有入侵，国家还能够勉强支撑。假如胡虏又大举入侵，李东阳等人必定会束手无策。自古以来谈论治国之道的人，都说要明辨是非、公正地赏罚，却不能落实到施行上，不能体现为实际功效。正德六年、七年间，盗贼四处兴起，掌权者不能预先知道内外武备已经废弛、无法使用，本应专门任用骁勇的将领，选拔精锐士兵加以讨伐平定。后来盗贼攻破曲阜县，侵犯阙里；李东阳的女儿嫁给衍圣公的儿子，衍圣公便把情况告诉李东阳，说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守巡官绕道躲避盗贼，看见城池被攻破也不救援。于是朝廷开始把守巡官下狱，释放后降为平民。等到谷大用等人出兵后，何鉴上奏说，山东巡抚边都宪、真定巡抚萧都宪翀，都安抚驾驭不当，于是都派官校将他们逮捕押解到京城，追究他们贻误战机的罪责，后来又把他们释放为民。朝廷又制定法令：州县官如果任由盗贼攻破城池，便按照守边将帅的法律抵罪处死。那时朝廷诸公自以为公正地执行了赏罚，却不知道盗贼多达十万人，并不是巡抚、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的官员以及州县官所能制服的。当时州县中有被盗贼杀死的官员，都按照节义加以表彰。例如枣强县知县段豸从城上跳下，坠水而死，朝廷赠官并荫庇其子，世袭锦衣百户。延绥参将冯祯被盗贼射死，封为伯爵，荫庇其子为锦衣百户。宁夏参将仇钺因为捕获何锦等人，已经被封为咸宁伯；到这时又驱散河南流贼赵风子等人，并没有攻城略地的功劳，却因此进封为咸宁侯。世袭都御史马炯然带着家人回到江浙、四川，被刘七等人掳掠杀死；因为他与杨廷和是同乡，也得到赠官并荫庇其子。萧翀是杨廷和的同乡，边宪是杨一清的门生，他们被罢官不到两三年就重新起用。边宪巡抚宁夏，萧翀巡抚陕西；如此说来，是非和赏罚果真有确定的标准吗？谷大用、陆完、毛锐统兵讨贼，毛锐损失军队却没有获罪。此后盗贼更加猖獗，攻城、劫掠、杀人、放火越来越多，朝廷却都不追究陆完等人任职而不能奏效的罪责，只按照斩杀、俘获胁从者和首领的数目报捷论功，借机冒功升迁，陆完升为右都御史。官军与盗贼在燕、赵、齐、鲁一带来回交战一年多，谷大用等人上奏说，带着权势者的仆从充数冒领首功；这些人每天耗费俸禄供给，又被记录功劳。给事中柴王、吴荣，御史吴堂、雷宗，都得以干预军务，调度民兵，各自负责战守。官军在数百里之外用函件送来首级检验，巡抚都御史张凤急忙选调民兵，命令他们自行买马、编团操练，挑挖坑堑，并督促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官员限期完成。真定巡抚都御史宁果招募数千名无赖，衣服、粮食、器械都由州县供给，事情繁多而扰民，其危害超过盗贼的一半。巡按山东御史张璇是真定人，长期积累的愤懑无法平息，便上奏弹劾谷大用、陆完等人，说他们出兵日久而没有功劳，地方反而受到损害。奏疏下交都察院后，都御史〔字形/OCR有误〕上奏，请求命令兵部派官员查勘追究；何鉴没有执行，〔字形/OCR有误〕被罢官归乡，最终由陆完接替〔字形/OCR有误〕。

译汉朝在张掖郡设置金城属国，用来安置归降的蛮夷；又在匈奴昆邪王原来的土地上设置酒泉郡，隔断匈奴与羌族酋长的通路。宋代时，这些地方被西夏占据。本朝在张掖设置甘州五卫，在酒泉郡设置肃州卫，命令将领屯兵防守；在肃州外设置嘉峪关。关外的蛮夷各按种类设置卫所，名为赤斤、苦峪、蒙古、安定、沙州、曲先、罕东，授予印信，各自命令其酋长管束夷众，向内归附肃州，向外抵御达贼。又在肃州外约一千里处设置哈密卫，授予官职、颁降印信，制度同赤斤等卫；再选择其中效忠顺服的番族酋长，封为忠顺王，赐给金印，命令其世代守护。哈密向外通往土鲁番、撒马儿罕、天方国。各族夷人往来朝贡，自古以来都以河西为据有之地。整顿武备、羁縻羌戎的办法，只有本朝最为周密。守臣相继安抚驾驭各族夷人，一概遵循旧规，不敢无端生事、挑起争端，所以一百五十年来西部边疆安宁无事。弘治五年，哈密卫都指挥阿木郎带领达贼野也克力引路，抢夺并杀害土鲁番人的牲畜，又把赏赐给土鲁番的衣物扣留下来。土鲁番王阿黑麻率众来到哈密，用刀剖裂杀死了阿木郎。陕巴是土鲁番王的近亲，不知道阿木郎所做的事情，也不忍心杀他，便带着他回土鲁番；由此哈密失守。朝廷命侍郎张海前去筹划经营。张海一向有学问和谋略，到那里后上奏说，远方夷人不可以用武力征讨，他们来归附就厚加安抚，反叛就拒绝抵御罢了。朝廷采纳了他的策略。到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为不能通贡，亲自把陕巴送回来，哈密于是像从前一样恢复通贡。弘治十七年，哈密所属卫所的阿孛剌等人怨恨陕巴搜刮克扣，暗中诱使阿黑麻的儿子真帖木儿前来；真帖木儿当时十三岁。陕巴弃城逃往沙州，真帖木儿也退避到剌木城，说：“我来这里，是怕达贼夺取占据哈密。如果有人来守卫哈密，我就回本土，没有别的意思。”镇守官派官舍董杰等人与哈密卫都督奄克孛剌、写亦虎仙一同到哈密安抚晓谕夷众，仍然命令陕巴守护哈密；阿孛剌等人执迷不听，想让真帖木儿守城。奄克孛剌等人便擒获并杀死阿孛剌等六人，其余党羽这才畏惧服从。董杰等人回报镇守、巡抚官员后，朝廷又派都指挥朱瑄统领官军，送陕巴到哈密重新立足。当时阿黑麻已经去世，他的诸子互相仇杀而离散；真帖木儿不肯回去，愿意依靠奄克孛剌暂时住在哈密。朱瑄担心陕西方面疑虑而发生变故，便带真帖木儿到甘州羁留，正德七年才将他放回。陕巴死后，他的儿子速坛拜牙即继立。他贪酒好色，不理政事，属夷哈即想要控告并杀害他。正德八年，他逃入土鲁番。土鲁番王速坛满速儿命头目火者他只丁占据守卫哈密，并派使者带信给甘州镇、巡官，说：“哈密城的金印还在。我和我的一万将士要城，你们把派来的使臣赶快送出来；如果不来，我就率领军马到汉人地方去。”巡抚都御史赵鉴、总制都御史邓璋把土鲁番的书信上报，并说逆虏所要求的事情不能答应，请按照先年派侍郎张海办理的旧例，派官员经营处理。彭泽是陕西兰州卫人，和大学士靳贵同年中进士，都是大学士杨廷和的门生。靳贵是丹徒人；兵部尚书陆完是长洲人，和彭泽同乡。这几个人都没有挽救时局的才能。彭泽在四川办事结束回京后，杨廷和便推荐他总制甘肃军务。廷议说：“番夷以索取赏赐为要挟，不能给；派官员经营处理也不可行。请命令彭泽征调延宁地区的军马，在外面抵御番夷，在内部驱逐达贼。请敕令都督奄克、孛剌、写亦虎仙等共同守卫哈密，又敕令赤斤等卫，如果番夷侵入境内，就合力抵御。” 御史张麒上奏说，既然已有邓璋总制，就不应再让彭泽总督；而且彭泽是陕西人，不宜派本籍官员办理公事。杨廷和大怒，起草诏旨斥责张麒，不久将他外调补任凤阳府知府，后来竟被罢黜。又有给事中王江上奏说：“治病用药，不能有两个主张；下棋一局，不能有两个主帅。不能任用两个官员共同统领军务。”他也被外调补任凤翔知府。彭泽从四川等地到甘州，集结延宁各路军队一万多人，借户部粮价银买马，却盗取军饷作为贿赂；侍郎冯清专门供给甘肃军饷，银费以百万两计算。正好土鲁番的火者他只丁侵扰赤斤、苦峪等卫，杀戮抢掠十分惨重，便派人到甘州送信说：“赶快送绸缎来。”彭泽一向任性妄为，认为番夷贪图财利，可以用财利诱使，于是坐视杀掠，按兵不救，派使者直接到敌庭送纳银币二十、酒器一副，赎取哈密城印。哈密卫有都督四人：奄克、孛剌、失拜、炯答；写亦虎仙和满剌阿王在肃州。彭泽派通事火信、马驯等人携带财物到土鲁番，因写亦虎仙、火者马黑木等都是土鲁番王的亲族，所以派他们一同前往劝说：“忠顺王得不到城印，给他一些小绸缎又有什么稀罕？我会奏请朝廷赐给你蟒衣、膝阑、织金缎、纱罗、银器、珍珠，全都发给你。” 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人出了加峪关；十七日到达哈密。三月初八日，他们前往土鲁番，还没有到达，彭泽就上奏说河西的事情已经平定，请求退休。诏旨说：“等彭泽把哈密的事情处理妥当后，召回京城。”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燕澄是真定府人，彭泽任真定知府时与他交好。彭泽暗中托付燕澄上奏说，陕西一省由邓璋、彭泽两人共同统领军务，行动时常互相牵制，请求召彭泽回京，委以重大职任。彭泽也自行上奏说，西夷已经归降，事情已经平息；土鲁番即使想侵犯肃州，也一定不能得逞。当时杨廷和因丁忧离职，彭泽又暗中贿赂钱宁、靳贵、陆完等人，于是借燕澄的奏疏召彭泽回京。正好都察院缺少掌印官，便推荐彭泽掌管都察院印信，催促他上路。就在燕澄上奏时，巡按甘肃监察御史冯时雍上奏说，土番的酋长仍然骄横强悍，哈密的城印还没有收回；派使者讲和，正大大助长他们无穷的欲望，要我们答应难以从命的事情。后来发生的变故当时还没有迹象，不是愚臣所能预先看见的。靳贵命陆完压下他的奏疏，彭泽又上奏说，土鲁番速坛满速儿王畏惧威势、悔改过错，已经把哈密金印和城池献还，请求给镇守、巡抚等官员分别加赐恩典。

译当时写亦虎仙等人还在途中没有到达，陆完改任吏部，王琼代替陆完，于是重新依据冯时雍的奏疏，请求让彭泽留在甘肃，等写亦虎仙等人回来，把事情处理妥当后再回京，不准他立即赴京。正德十年闰四月，彭泽被召回京；写亦虎仙等人在八月内到达土鲁番，交割赠送的财物，又答应送缎币一千五百匹，取回金印，归还哈密城。土鲁番派头目虎都六写亦、火者撒者儿一同前来送还印信、领取赏赐。十二月初三日，才进入加峪关。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土鲁番进贡使臣四十二名、哈密进贡使臣六十名、陪送土鲁番使臣十名，以及彭泽原先派去传谕夷情、送赏抚慰、取回城印的哈密使臣都指挥火者马黑木等十二人，经过查验后放入加峪关。当初彭泽请求回京时，都御史赵鉴与彭泽、靳贵也是同年进士，赵鉴因此也得以转任南京操江都御史，没有等候接替者就擅自离任。陕西左布政李昆也是靳贵的同年进士，代替赵鉴巡抚甘肃，李昆为人尤其任性妄为。肃州兵备副使陈九畴缺乏谋略，印信送来后，拿杂币二百匹交给来使；又命亦息马因、满剌朵思遗速儿、火者他只丁送忠顺王回国，把虎六写亦、火者撒者儿扣留在甘州，以防止变故。九畴对李昆说：“彭总督在火者他只丁侵犯赤斤、苦峪时，曲意为他安抚处置，给了丰厚赏赐，受他的愚弄，仍然含糊敷衍地办事，不能亲自承担利害，以此主持国家大事。他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李昆无法违背他，也派人告知亦思马因等人已经带着两名夷人质子回去。速坛满速儿大怒，派火者他只丁、牙木兰再次来占据哈密，又派倒刺火者等人前来打探甘肃的消息。陈九畴把速坛满速儿监禁至死，又派巴思等人到甘州送番书说：“我几次派人前去，是为了讲和，你们不答应。监禁责罚就像箭射石头一样，不能奏效。”九畴认为巴思等人是奸细，把满速儿捶打致死，率兵到沙州。牙木兰来到瓜州，等候巴恩等人没有回来，于是直接侵犯肃州。总兵官吏镛想从甘州率兵前来防御，九畴因粮食缺乏制止了他。等到番兵侵犯肃州，九畴急忙命游击将军芮宁、参将蒋存礼出兵抵御。番兵锋锐非常，芮宁全军覆没，蒋存礼几乎不能脱身；番兵攻破砦堡，杀掠百姓，惨不忍睹。九畴惊惶恐惧，担心居住在肃州城中的哈密夷人谋划作为内应，便在仓促之间把他们驱逐出城，夷人群体因此发生骚乱。都督失拜因答者进贡从京城回来，九畴也派他出兵抵御土鲁番，随后又怀疑他会发动变乱，便捶打并关进监狱，最终将他打死；又怀疑通事毛见等人和土鲁番相通，都在贼兵退去后将他们捶打致死。巴思等人都被作为奸细拘捕捶死。虎都六写亦、火者撒儿也被认为是奸细而拘捕。又因为写亦虎仙明知土鲁番将要入寇，却没有进行劝阻，并且先前土鲁番送缎一千五百匹招惹边患；至于失拜烟答者，都是本国暗中投从别国的人，便按叛逆罪论处上报。彭泽到京后非常害怕，暗中向阁老梁储谋划此事。事情尚未下达，兵部传令派大臣提督军务，兵部会同吏部等衙门推举人选上奏。梁储对吏、兵二部说：“必须让彭泽去一趟。”原来彭泽自己知道奸欺之事即将败露，想亲自前往弥补掩饰，于是上奏请求拨银五十五万两充作军费。在此以前，芮宁战败后，巡按甘肃御史王光以及兵部都给事中汪玄锡等人弹劾李昆等人，说他们辜负抚绥的重大责任，不懂得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养成回贼的祸患，大大损害中国的威势。兵部请求敕令严厉责罚，令李昆等戴罪防御，事情平定后再审查追究。于是上奏派给事中黄城前往甘肃，会同巡按御史赵春审问以前的事情。大学士毛纪是山东人，是李昆的姻亲。黄城也是山东人，赵春出自毛纪门下，二人借助关系徇私。黄城还没有到甘肃，赵春就上奏说李昆有功无过，请求免除他的戴罪身份；现在吏部要推举任用李昆，兵部不同意。等黄城到达后，他与赵春共同审问，依据李昆、陈九畴的原案回奏，没有一处异议。兵部把彭泽、李昆前后欺骗蒙蔽朝廷的事迹上报，请求让法司按实际情形审理定罪。毛纪与大学士蒋冕是同年进士，竭力庇护李昆；但这次兵部会同议论时，他暗中嘱咐依附彭泽的人阻挠兵部的奏疏。吏部侍郎王鸿儒是南阳府人，年轻时做过门隶。知府段坚是兰州人，与彭泽同乡。段坚见王鸿儒相貌俊秀，便教他学习举子业，使他入学应试，于是考中解元。后来王鸿儒出仕，因为段坚而与彭泽结识，成为刎颈之交。到这次会同议论时，王鸿儒托请礼部尚书毛珵、户部尚书石玠迎合内阁的意旨，说大夫出使在外，如果对国家有利，专断处理也是可以的；现在这件事需要再次勘查。兵部尚书王琼说：“把财物送到虏庭，失信于夷人，导致留下后患，这有利还是不利？事情必须查明，还要查什么？” 众人多数赞同兵部的议论，没有一个人为李昆庇护。奏疏上报后，彭泽被罢免为民，李昆、陈九畴等人被提解到刑部审问。侍郎金献民代理掌印，案件拖延半年仍未审结；刑部尚书张子麟省亲回来后，才审问定案。众官在午门前会同复审，认定彭泽擅自派写亦虎仙等人到土鲁番讲和，送给缎匹，后来又答应增加礼物，失信于夷人，导致边境衅端；李昆坐视敌寇而玩忽职守，辱没国家、使军队丧败。众人对此都没有异议。当时杨廷和服完丁忧之丧，回到内阁，与蒋冕、毛纪庇护彭泽，使他已经被罢免却不获罪；李昆只被降级，陈九畴被罢为民，黄城、赵春被调往外地任职。因此，他们对不肯依附自己的兵部尚书王琼怀恨入骨。正德辛巳三月十四日，武宗驾崩；四月二十二日，今上即位。杨廷和起草诏书，逮捕写亦虎仙下狱。法司查核黄城、赵春原先拟定并上奏的内容，又在科道弹劾官员的奏本中说：“把王琼说成勾引奸夷。”科道奏本原本没有“勾引奸夷”的事情，他们想让法司借此中伤王琼。法司认为此事涉及夷情，关系重大，不敢听从。杨廷和大怒，命令法司回话；法司于是以写亦虎仙一案结案，写亦虎仙死在狱中，并牵连到彭泽。

译被派去取回印信的夷使火者马黑木以及为自己申辩的人，供词都已查明；米儿马黑麻也因与写亦虎仙同罪而被处死，最终此事与王琼没有关系。御史杨秉中是彭泽的同乡，一向与彭泽交厚。等他看到王琼被关入狱中，便迎合杨廷和的意旨上奏，说王琼陷害彭泽使其被罢免，请求治王琼的罪，起用彭泽。杨廷和于是催促召彭泽赴京，任为兵部尚书；李昆升任都御史，不久转任兵部侍郎；陈九畴升任都御史，并立即命他巡抚甘肃。土鲁番因为写亦虎仙等人都被杀，聚集三万多夷兵，于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进行侵扰抢掠，以杀害归降者为借口，攻破堡砦，屠杀百姓，造成的灾祸极其惨重，这些都是杨廷和、彭泽等人造成的。后来给事中史道弹劾杨廷和是漏网的首恶，彭泽依附杨廷和；杨廷和上奏请求治史道的罪。奏疏下到吏部尚书乔宇那里，乔宇说史道巧言诋毁杨廷和，请求治罪，于是把史道交给锦衣卫监狱，贬为南阳府通判。给事中于桂、御史曹嘉、杨继弹劾杨廷和、彭泽结党扰乱政事，互相附和上奏；南北科道官也交相上章弹劾，说彭泽阻塞言路，蒋冕、毛纪与杨廷和、彭泽结党。朝廷调曹嘉外任知县，命乔宇外调，于桂任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杨一瑛是个小人，他上奏说杨廷和孤忠，当时声望所归；史道首先开启诬蔑诋毁的源头，于桂便引导其流，曹嘉又推波助澜，请求公开辨明是非，恳请留任杨廷和，以安慰朝廷内外的期望。蒋冕于是极力赞成这种说法，命杨廷和迅速起复办理政事。杨廷和、蒋冕想到史道、曹嘉因为揭露他们的奸邪而被贬，担心公论最终不能容忍自己，便想再次借言官之手重重治罪，以堵住天下人的口。又听说给事中阎闳与曹嘉、史道的议论相合，不依附自己，于是命给事中毛玉、御史刘廷盙弹劾史道、曹嘉、阎闳，说他们离间忠良、扰乱国是；再次把史道贬为陕西县丞，把曹嘉贬为四川判官。阎闳已经升任佥事，又被远远流放为云南蒙自县丞。给事中孟奇、御史吴铠等十九人相继上奏营救，都受到责罚。当时人称史道、阎闳、曹嘉为“馆中三杰”，称杨廷和、蒋冕、毛纪为“阁中三党”。后来宣府游击将军靳英因贪赃败露，御史郭辅弹劾兵部任用人员徇私；给事中曹怀说彭泽家门如同市井道路般交往，家中还有接受金钱的弟弟。彭泽自行陈述请求准许退休。杨廷和因主事桂萼说他是专权奸臣、最先扰乱大礼，幸而得到圣明醒悟，也被命令退休。蒋冕、毛纪相继离职，朝廷给他们驿站人夫、每月米粮以及荫子世袭指挥的待遇，完全如同杨廷和所受的恩典。乔宇因为依附杨廷和等人也被罢免。后来金献民又因与边疆将帅往来而离任；他的儿子检讨金皋因接受边将书信，被降为湖广荆州府推官。杨廷和的儿子、状元杨慎被发往云南充军；史道、阎闳、曹嘉都被召回，恢复原职。天道善于循环报应，来得就是这样快。本朝升任六部堂上官，不拘泥于原先属于哪个衙门。例如顺天年间曾以布政王▯亘为礼部尚书，起初并没有礼部尚书必须由翰林出身者担任的规定。又如杨士奇以儒士身份从齐府审理副起用，胡俨由知县起用，李贤由吏部主事起用，薛瑄由御史起用，都能够进入内阁，也没有内阁官员必须出身翰林的限制。成化、弘治以来，南京吏部必须任用一名翰林，南、北礼部中不是翰林出身的人不得升任，因此翰林出身的人大多升到显要职位，布政司、科道和部属官员再也不能与他们并肩而行了。天顺年间，萧维禛任都御史，阿附吉祥、石亨、徐有贞，陷害于谦等人；办理文字狱案件时故意把人定为死罪，按法律应当反坐。后来萧维祯升任南京刑部尚书，都御史寇深被吉祥的侄子曹钦杀死，朝廷推举接替人选时，李贤首先推荐萧维祯可以任用。皇帝说：“这个人曾经在吉祥那里为吉祥通报情况，极力推荐他的人也不是正直之士。”于是没有任用萧维祯。萧维祯作为奸党诬陷忠臣，而李贤却推荐任用他，那么李贤是萧维祯同党的事实就更加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