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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听雨丛谈》，清代福格。●卷一◎满洲的起源　满洲是旧国，位于震方。《易经》说：“帝从震方出现。”这里是天地万物起源之处。中国的山川，首先以陇、蜀为起点，绵延起伏，经过泰山、华山延伸万里，直到碣石、渤海，这一山脉以长白山为宗脉。根基宏大深远，气运繁盛郁勃，积累数千年后，开创了我大清万年的基业，真是盛大美好啊！谨考：轩辕氏凿井，开始于辽地；有虞氏将辽东划为营州，把它封给轩辕氏的后裔，于是建立了肃慎国和孤竹国，这也是金、辽旧部的根基。东面连接朝鲜，西、南、北三面环接蒙古各部的土地。治理时，众多部落如群星拱卫北辰；作战时，声势远播，四方皆受其驱驰。自亳地兴起以来，实在是上天在辅佐它。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满洲的风俗，与蒙古相同之处是衣冠和骑射；不同之处是语言和文字。满洲有农业，有世代居住在城堡中的人民；蒙古则逐水草迁徙，成为流动的国家，专事射猎而不耕种。（自从我朝统一天下以后，如今蒙古汗王所居之处都有城墙宫室；而且当地气候渐趋温和，土壤肥沃、野地丰润，招募农民耕种，收获丰盛。只是其部属中的壮丁仍保留居住行帐的习俗。） 我朝始祖建都的地方，叫俄漠惠之野、鄂多里之城，就是今天吉林宁古塔一带。四祖和太祖兴起发祥的根基，距今盛京稍向东二百七十里，旧名赫图阿拉。我朝得到辽沈以前，四代都居住在那里。这里原本是辽、金的土地，索伦人是辽人的后裔，混同江一带则有金人的后裔居住（金兴起于呼伦贝尔，辽兴起于伯都讷）。太祖开始发祥时，辽、金旧城中有一些语言相同的大国，满洲有五部：完颜部、苏克苏护河部、浑河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有二部：讷殷部、鸭渌部；东海有三部：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扈伦有四部：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此外，像瓜尔佳、富察、佟佳等数十个大姓氏族，各自占据城寨；小族也自行控制屯堡，彼此争强，各自统辖自己的人民，都有城郭。当地居民习惯射猎，也懂得耕种，不是蒙古那种流动国家所能相比的。天命年间以前归附的，编为旧满洲；崇德年间以后收抚的，编为新满洲。到了康熙十午以后收取的墨尔根索伦人以及极北地区从事捕牲的各部，也称为新满洲，都与在京的八旗旧满洲稍有不同。至于东北使犬部的赫哲人、使鹿部的奇勒尔人，以及库页岛一带杂居的赫哲、费雅哈、鄂伦春人，还有如今进贡貂皮的各部赫哲人，都不编入佐领，也不列入满洲八旗。龙兴旧部以及满洲各国、长白山各国中，在崇德以前归附的，大多编入上三旗满洲；崇德以后归附的东海部、扈伦部各国，多编入五旗满洲。在京城时分别隶属于八旗，在外则环绕在盛京、兴京境内。像居住在吉林附近的锡伯人、居住在伯都讷附近的卦勒察人、居住在珲春附近的库尔喀人，都分别驻扎在佐领辖下，随地域和时势编入军籍，统称吉林兵，不称满洲兵。黑龙江以北的索伦人、达瑚尔人、鄂伦春人统称黑龙江兵，也称索伦兵。至于最北面的打牲乌拉人，仍沿用旧名，不列入满洲户籍。又，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所属第八佐领下是卦尔察人，第十七佐领下是俄罗斯人，都是因为率先归附而编入上三旗。东三省的兵最精于骑射，朝廷仿照两汉选拔甘、凉豪杰的制度，每隔十多年选拔一次吉林、黑龙江兵，从中挑选才干勇武者，入京充任宿卫。先由将军选拔，送到宁古塔居住数年，再移驻盛京两年，然后选送入京。被授予官职的人附属于各旗，称为伊彻满洲，历经三代后才授任文职。不合选用者仍回原籍服差。退休后愿意回原籍的，听凭其自便。下五旗满洲中，皇后、皇贵妃的母族，按例可以抬入上三旗；大臣建立功勋的，也有奉旨抬入上三旗的。至于蒙古、汉军大臣有显著功绩的，有的拨入本旗满洲，有的抬入上三旗满洲；以及内务府人员拨入外三旗满洲佐领，都是随时出于特别恩典，并非固定制度。汉军各旗中也有满洲人。例如正白旗汉军中的石氏，本来出自苏完瓜尔佳氏；因为都统石廷柱的先人曾在明朝任职，投诚后便编入汉军。又如正蓝旗汉军第四参领所属的第四佐领，是康熙十二年从满洲拨入的。臣考察八旗宗室、满洲、蒙古、汉军，次序井然，是用来区别亲疏的。不过，天命年以前宗室内部发生争斗时，景仰追随、效力归顺的人，是旧部的臣民。当时内务府的佐领、管领中已经有汉姓之人，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内旗鼓内汉军。攻克平定东海、扈伦等部的满洲时，已经有科尔沁蒙古兵。总而言之，满、蒙、汉虽然有亲疏之别，但科尔沁蒙古已经不是新满洲所能相比的，更不是北部蒙古、青海所能相比的；内三旗中的汉姓人，也不是天佑兵、天助兵所能相比的。又考察《礼经·王制》所说，四海以内，方圆不过三千里：西面没有到流沙，南面没有到衡山，东面没有到东海，北面没有到恒山。当时百越还没有完全开发，所以以长江和衡山为界。流沙就是今天的瀚海，恒山远在边塞，当时都属于内服之地。应氏说，秦朝以前，西北广大而东南狭窄；秦朝以后，东南扩展而西北收缩。这说明我满洲旧部的土地，本来属于三代时期的内服之地；自秦朝以后，才有了中外之分。◎八旗的起源　国朝的发祥地在长白山，姓爱新觉罗氏。最初兴起于宁古塔，全部占有辽东，已经历数代。八旗制度最为精密完备。凡显祖宣皇帝这一支的嫡系子孙，称为宗室；伯叔兄弟的后裔，称为觉罗。自圣祖仁皇帝这一支的子孙，称为近支宗室；凡命名都依照天潢派字，使用“弘、永、绵、奕、载、衍”等派字。嗣圣这一支的子孙，凡在三服以内的，连名字下面的一个字及其偏旁也按规定排列，使用玉、心、丝、言等偏旁。宗室有罪，降为红带子；觉罗有罪，降为紫带子。（这一制度到道光年间已经停止。）

译内务府三旗分为佐领和管领。管领所属的人，是我朝发祥之初的家臣；佐领所属的人，是当时设置的士兵和武官，正如所谓“周朝的士，即使不显贵，也世代相传”。帝业日益兴盛，归服的满洲、蒙古等部落逐渐增多。在天命元年前两年，于是增设外八旗佐领。内务府佐领所属的人，也与管领所属的人一样属于家臣；只是内廷供奉和亲近的差事，仍专门使用管领所属的人。国家设置外八旗后，将镶黄、正黄、正白列为上三旗，负责护卫、跟随御营；将镶白、正红、正蓝、镶红、镶蓝列为下五旗，隶属于诸王统带。各王府、亲王府的家臣称为王包衣（只有下五旗有，不能归入上三旗）。除不得挑选各旗的钱粮，也不得参加选秀女之外，其他升迁进用的途径与八旗相同。若领取钱粮，只准在本王府领取。（按：清语对音应写作“波衣”，只是沿袭写作“包衣”。）户下旗人原本是旧日勋臣、外戚自行带领的兵，如今都归入八旗所属的各佐领名下。庄头旗人，有的是建国初年携带土地投充的，有的是由士兵拨充去屯田的；如今都归内务府会计司管辖，不列入佐领、管领之中。如果通过考试得到升用，则暂时附属于管领。旗人家中的家人，在雍正六年以前收养的，随军出征、杀敌立功，也允许升用。有因公罪而销档的旗人，只革除本人旗籍，子孙仍留在档册中（档册就是谱系）。如果犯的是卑贱之罪，则连同子孙一并除籍。庄头获罪，革除旗籍，改为壮丁。家人经主人销档后遣走的，称为开户。◎八旗的方位　八旗分为两翼：左翼的镶黄旗在东北，依次向南是正白、镶白、正蓝；右翼的正黄旗在西北，依次向南是正红、镶红、镶蓝。内务府三旗则排列在皇城以内。各旗分别按照旗分分布，像星星一样遍布四方，环绕拱卫皇宫。◎满、蒙、汉旗分　外八旗各有满洲、蒙古、汉军，实际共有二十四旗。吉林、宁古塔旧部以及天命、天聪年间归附的辽、金、完颜、栋鄂等国人，属于旧满洲；后来收取的辽、金散居各部，属于新满洲。蒙古就是蒙古各部的人民。汉军就是辽东、三韩、三卫的人民，建国初年称为乌真超哈，也称辽人。有的是从内地迁到关外的，如丁令威、管幼安；有的是明朝末年勋臣、外戚投旗的。孔、尚、耿三王所统领的天佑兵、天助兵也隶属于汉军。镶黄旗满洲中有一个俄罗斯佐领缺额，原先命俄罗斯人伍朗各里管理，后来改由满洲官员统领；如今只准担任五品以下的武职，不能与高丽入旗的索罗豁满洲相比。内三旗佐领所属人员中，有满洲人，也有旗鼓人，没有蒙古、汉军。这里的满洲人与八旗的源流派别相同；旗鼓人多是附近长白山一带的辽、金旧部。有汉姓的人，大概是很早就在北方定居的。在内务府做官升迁时与满洲人相同，如今考试则归入汉军。按《满洲姓氏通谱》，其中称为“满洲旗分内汉姓人”；高丽佐领所属的人称为索罗豁满洲，做官升迁与满洲相同。又有回子佐领，由内三旗人员补授，佐领所属人员只准担任五品以下武职，不得担任文官；其领取粮饷的兵丁也另有定额，以此表示区别。内三旗管领，起初称为浑托和。每一管领下统辖满、蒙、汉三类人员。康熙年间考试时，都归入满洲；如今汉姓人也归入八旗汉军参加考试。由科举出身的，都归入汉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内府做官升迁以及升任京堂官的，仍隶属满缺；在《通谱》中也称为“满洲旗分内汉姓”。◎八旗姓氏　八旗的姓氏，与三代的制度相同，是世代不变的。凡子孙命名，各自按照行派取名，不以本姓相连。这固然是因为字数多而省略文字，也符合古代公族不说姓氏的含义。其源流派别有《八旗满洲姓氏谱》可以查考；如古代的伊耆氏、▯官氏、新稚氏、赫胥氏、陆终氏、菟裘氏、运奄氏、将梁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漆雕氏、沈犹氏，很像今天的满洲姓氏。◎祭祀　祭祀俗称跳神，大概是“祧祭”一词讹变而来。跳神是祭祀远祖，不是祭祀三代以内的祖先，这一点可以作为证明。祭品有时用羊，有时用猪，并设置白酒、糯饼、荞糕、粟饭，与古人祭祀所用的少牢、特豚、黑饼、白饼、元酒、稷、黍颇为相合。只是古代平民没有宗庙，只进献肉食；如今旗人祭祀完全采用公族、大夫的礼仪，似乎稍显奢侈，但并不是不合典制。◎神板　神板悬挂在西面上方的木板或木龛，是安置神灵的地方。有的供奉卷轴画像，有的设置空位遥祭。卷轴画像上画着三尊神像：一尊是关帝，一尊是观音，另一尊是身穿袍服、留着胡须的神像。相传我朝过去向前明索取神佛像，前明归还时，得到关帝、观音、土地三尊神像，便奉请回来。愚意认为，家家供奉的应当就是带回来的神像，当时便与祖先一起供奉在一龛之中，后世沿袭下来，不敢更改。神▯的形状像长矛；又有把木头刻成马，连贯悬挂在祭祀场所的，应当是陈列宗族器物来显示武功。（有人说，当时军队行军没有固定居所，每逢祭天地，就竖起一根杆子作为神灵凭依，后世沿袭下来，不敢改变。） ◎五等　古代以公、侯、伯、子、男为五等爵位；如今有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共为九等，与品官相同。只是宗室爵位的等级中，似乎有大小两个五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入八分奉恩镇国公、辅国公，是大的五等爵位（都使用宝石顶戴）；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都戴珊瑚顶）、奉国将军、奉恩将军，是小的五等爵位。列入爵位的宗室子弟，凡应当授予封秩的，到了十岁、已经能够练习射箭时，由宗人府先行带领引见；有的赏赐翎枝，有的赏赐缎帛，称为考应封。

译◎红绒结顶　御用常冠、皇子的常冠都用红绒结顶（俗称算盘结）。建国初年还没有确定常冠顶戴的制度，当时品官和士族子弟都使用红绒但不结顶（俗称菊花顶）。旧制度称为尖缨冠，形制像江南杨梅的一半。如今外省误把菊花顶当作红绒结顶，不是这样。（《通礼·冠服制》说：平民冬夏帽子上不得使用红绒大结顶。这说明闲散旗人可以使用。） 皇帝赐给大臣的御用冠服，私人家中应尊重珍藏，不能穿用。乾隆四十一年，先文肃七十岁寿辰，承蒙赏赐御用冠服，也不敢穿着入朝谢恩。嘉庆庚辰年四月，英煦斋参知（和）五十岁寿辰，也承蒙赏赐冠服；他拘泥于穿着衣服入朝谢恩的说法而穿用，一时受到非议。康熙三十二年，云贵总督范承勋在关外迎接銮驾，承蒙赏赐貂帽、貂褂、狐腋袍，并命令他第二天穿着这些服饰前来谢恩；但不知道他第二天是否果真戴着御冠入朝谢恩，有待考证。◎花翎　本朝最看重花翎，如同古代在冠上插貂尾。按制度应当随爵秩佩戴花翎的，宗室中贝勒、贝子佩三眼花翎，镇国公佩双眼花翎，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佩单眼花翎。亲王、郡王的爵秩虽然尊贵，但如果没有得到特别赏赐，反而不能佩戴。即使已经获赐花翎，遇到朝冠也仍然不佩戴。凡皇子分封的亲王、郡王，都不赐花翎。《明舆服志》记载，公、侯、伯的朝服，都加戴笼巾、貂蝉，并插雉尾（公爵用玉蝉，侯爵用金蝉，伯爵用玳瑁蝉）。又如都督江彬等人在红笠上承接日光的位置，缀上靛色染成的天鹅翎，作为尊贵的装饰。尊贵的人飘垂三根羽翎，次等的人两根；兵部尚书王琼得到赏赐的一根羽翎，戴着这种帽子到教场，自称受到特殊待遇。这似乎与如今三眼、双眼、单眼花翎的制度相同，只是雉尾、鹅翎远不如本朝孔雀、翠鸟羽毛那样壮观。按品官制度，允许佩戴花翎的有：内廷王、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省将军、内大臣、各城参赞办事领队大臣、散秩大臣、武备院卿、上驷院卿、头等至四等侍卫，前锋、护军、健锐、精捷各营的统领、参领、副参领、委参领，銮仪卫的满洲銮仪使、冠军使、云麾使、治仪正（汉军官不佩花翎），御茶膳房的尚膳正、尚茶正、二等、三等侍卫，以及上虞备用处的三品至五品官，都准许佩戴花翎。各类蓝翎侍卫、六品苑丞、满洲整仪尉、鸣赞鞭官、前锋校、护军校、蓝翎长，以及各府邸四至六品护卫，都准许佩戴蓝翎。（善于骑马射箭、善于射鹄、“十五善射”以及善扑营的各官，都列入侍卫之列，按例准许佩戴翎枝。） 此外，翎枝最难获得，不是军功不能保举。至于建立功绩的大臣、受赏赐的王公宗室和大员子弟，以及行围、比试射箭、射杀猎物、赞礼等事务熟练的人，都是出于特别恩典，不是臣下可以自行拟议请求的。道光二十八年，恭敬修成玉牒并告成后，提调官、宗室增庆，经定亲王载铨奏请，获得赏赐花翎；这是以其他功劳保奏获翎的开始。这个先例一开，山陵奉安、海运事务、劝捐、抽厘等事，也都相继照办了。按照从前不准捐取花翎的惯例，广东洋商伍崇曜、潘仕成捐献了十几万两银子，却没有可以追加的奖赏，才蒙受恩赐，获准戴花翎，一时以此为荣。自从海疆发生战事以来，才有捐取翎子的惯例：花翎实缴银一万两，蓝翎五千两。后来又援照捐官项目打折，数额很少，于是捐取的人就多了。自咸丰九年起，又上条陈奏请将捐翎改为实缴银两，不准打折：花翎七千两，蓝翎四千两。按照旧例，各省兼有提督衔的巡抚都准许戴花翎；升调担任其他职位后，立即撤去，这称为“例翎”。道光二十年，两江总督宗室耆英上奏说，兼提督衔的巡抚既然有花翎，而各省提督反而没有花翎，似乎不够妥当，应请将江南提督尤渤赏赐并换戴花翎。奉旨，准许尤渤赏换花翎。各省兼提督衔的巡抚是否可以戴翎，等到任命职位时再临时请旨。此后没有听说再有人请旨，于是全都不敢戴用。那些戴花翎的人，都是因军功而特别获赐的。◎羽缨冠　羽缨能够耐受风雨，夏日出行时使用；没有官职的平民不准戴纬帽，也使用这种羽缨。羽缨是用犀牛毛染成的，好的鲜艳有光泽，柔软细密，看上去像绒毛，一缨可以值白银二十两。至于寻常亻兼从所戴的，只值几百文钱，这样高低悬殊的价格就是如此。品官所戴的羽缨帽，照常戴顶子；平民则把羽缨根部束成菊花顶。御用冠帽用黄色菊花顶，以同众人区别开来。◎满洲掌院　本朝旗员不论出身文武，都可以做到宰辅，有的还可以文武职位相互转任，这与三代选择贤能任用的办法相同，不像明代专门看重翰林。如今只有翰林掌院学士，必定任用出身于翰林庶吉士的人。然而二百年以来，也有不是由词垣出身而担任此职的：康熙年间，傅达礼由主事出身，库勒纳由监生、笔帖式出身；乾隆年间，阿桂和先文肃都是举人出身，和┞由生员出身。这样看来，满洲掌院这一官职不但不专用庶吉士出身的人，甚至也不专用进士。◎满官名　本朝各司百官，都有满文和汉文两种称呼，各自按照所属文字使用，不像人名那样都用对音来书写。例如汉文称“大学士”，满文称“笔特赫达”；满文称“梅勒章京”，汉文称“副都统”，其余都仿照此例。只有王、公、侯、伯、将军、太师、太傅等没有满文名称；贝勒、贝子没有汉文名称。笔帖式在满文中称“笔特赫式”，似乎也没有汉文名称。军机章京这一官职中，“军机”二字是汉文，“章京”二字是满文（“章京”二字读作“占伊”的音）。另外，柏唐阿这一职名也没有汉文名称。按“柏唐阿”三字，是满语中办理事务、供职办事的称呼。◎四衩袍　满汉官员和百姓所穿的常袍，前后都有两处开衩，便于骑马。御用袍、宗室袍，都开四衩，前后衣衩开二尺多，左右则开一尺多。至于缺襟袍，只有御用的开四衩，宗室所穿的也开两衩。

译按明代末年，平民如果不骑马，不准穿对襟褂，据说是因为这种衣服便于骑马。这样看来，前后开衩的袍服，前朝本来已经实行，而且不是做官的人也不准滥用。又按现在的丧服，只有御用的开四衩，宗室所穿的也开两衩。◎大学士（满语称“笔特赫达”。明代于文定的《笔麈》中记载，元朝丞相称为“大必赤”。大概都是主管文字事务的称呼，与现在相近。） 本朝沿袭明代制度，不设置宰相，而称为大学士。太祖甲寅年十一月，设置掌理政务、审理诉讼的五位大臣；后来又设置文馆八大臣、十六大臣，多由各旗都统兼任。当时国家大政都由辅政、议政王大臣掌握；内大臣集体议论后入朝报告。文馆则负责备作顾问，掌管簿籍稽核、制诏起草、记录起居，并负责撰拟文书。天聪十年，将文馆改为内三院，分别称为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各设置大学士一人，这是设置大学士的开始。顺治十五年，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开始有殿阁大学士，品秩仍为正五品，按例兼任其他职衔。顺治十八年又恢复内三院，康熙九年再次改为内阁，直到乾隆十三年才确定现行制度。从前翰林官属有时隶属于内院，有时另在外面设置院署，时常有所变更，所以直到现在内阁和翰林的官名还有相同之处。大学士初次授职时，都到翰林院上任，大概是因为最初本来就是同一个衙署。大学士最初只是五品官，也沿袭明代制度；有时由重臣兼任，有时赐予尚书、侍郎的职衔来提高其地位（明制大学士为正五品，兼任尚书则为正二品）。康熙三年三月，才开始规定大学士按照尚书、左都御史的品级晋升，六部侍郎按照相应品级晋升；从此，学士、启心郎等官员都不得再依此晋升。如今侍郎也不能再依此晋升了。最初设置大学士时，名称和员额都没有固定，全部由皇帝钦定。乾隆十三年，才确定三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裁去中和殿）；三阁：东阁、文渊阁、体仁阁。官员班次的排列，在宣读任命诏书后，由同列官员一同请皇帝钦定；有时改动殿阁名称，有时不改，也都出自皇帝的旨意。然而班次的先后并不以殿阁为次序。熊文端（赐履）、刘文正（统勋）、托文定（津）终身任东阁大学士，担任首辅多年。先文肃起初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后来升为首辅，却是在东阁任职。八旗武职大臣也有被选任为大学士的，只是不像两汉那样专门任用武臣为宰相。康熙年间，马尔赛以都统身份授为武英殿大学士。雍正年间，汉军高其位由江南提督署理总督，后被从内廷提升为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十三年，满洲领侍卫内大臣傅恒、兆惠、参赞大臣达尔党阿；道光年间，蒙古伊犁将军长龄、盛京将军富俊，都由武职进入相位。其他由武职出身转任文职并升入宰辅职位的尤其多，不能全部记载（高其位谥号文恪，傅恒谥号文忠，长龄谥号文襄，富俊谥号文诚）。雍正七年，任礼部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为额外大学士，于是成为设置协办大学士的开始。天聪五年，最初设置六部，由贝勒总理，后来全部裁撤。顺治八年，又命亲郡王总理六部，顺治九年也撤除。雍正元年间，曾有由亲郡王管理部务的情况。如今总理六部的职位，都选任满汉大学士担任，不再兼任尚书职务。只有协办大学士不占用尚书的正式缺额，因此由部臣辅助内阁事务，与由阁臣总理部务的情况不同。康熙三年以前，内阁大臣只有五品，所以李文勤（{▯尉}）三十五岁时就被授为大学士。按照现在的情况看，当然会觉得升擢实在太容易；按照当时的情况看，也并不十分奇怪。按古代没有以儒臣担任宰相的：周代任用太公望，汉代任用曹参、樊哙，唐代任用郭子仪，宋代任用曹彬，又任用光义为中书令，光美、德昭同任平章事，这些人都不是儒臣。专门任用儒臣为宰相，是从明代才开始的。我朝统一天下，任用的只要是贤能之人，选任宰相的制度不论文臣武将，实在可以说是参照古制并斟酌今情，损益得当而尽善尽美。按明代末年的大学士，本来是词臣，所以多由编修、检讨推升授职；后来俨然成为宰执，才有以侍郎晋升尚书后进入内阁的。若已经先升为尚书，就不能进入内阁，大概是不愿让六卿降格去授予五品的词臣职位。正德初年，刘瑾掌权，才开始让吏部尚书焦芳入阁担任阁臣，大概是让外朝官员之首进入并掌握内廷机密权力，于是开创了张孚敬、张居正的先声。崇祯以前，由外省大臣成为阁臣的，只有总督杨一清一人。崇祯年间，选任阁臣开始兼顾内外，于是有了出任将领后又入朝为相的荣耀。按明代末年的东阁大学士，往往有四五人，不像现在各殿各阁只有一人。三殿三阁分别设置四位宰相，常常还有两座殿阁没有官员。不过《居易录》记载，康熙三十九年，经筵、文华殿也设置了两位宰相，即满洲宰相库勒讷和汉人宰相熊赐履。大学士这一官职，原本并不是宰相。洪武年间，因为胡惟庸败亡，左丞相李善长等人都受到牵连，于是下诏罢除丞相，不再任用；同时设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官署，分别处理天下各项事务，由朝廷亲自掌握总权。又把这条规定写入法令：以后继位的君主永远不许设置宰相，下面如果有人敢上奏请求设置宰相，文武群臣立即弹劾，处以重刑。至于详细审阅、驳正各司奏启的事务，全部交给翰林院、坊局的官员办理，这就是翰林地位逐渐提高的原因。当时召耆儒鲍恂、张长年、俞诠到京城，任命他们为文华殿大学士，他们推辞不就任，于是命吏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为华盖殿、武英殿大学士，任命翰林学士宋讷、典籍吴沉为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他们都在皇帝身边侍奉，备作顾问，只是不许参与评议军国大事。这就是大学士获得这一名称的开始。起初，这种职务本来与本朝南书房供奉翰林的体制相似。

译永乐帝即位后，才开设东角门，选翰林待诏解缙为侍读，中书舍人黄淮、王府审理杨士奇为编修，修撰胡广为侍读，编修杨荣为修撰，户科给事中金幼孜、桐城知县胡俨为检讨，全部入值文渊阁。六部的大政，都共同评议裁定；品秩虽然是五品，但所受恩礼和赏赐与尚书相等。这使词臣的声望更加提高，和本朝的军机大臣相同。洪熙初年，谨身殿又建弘文阁，并授苏州儒士陈继为五经博士，掌管弘文阁事务，由翰林侍讲王进辅佐他（这是根据杨士奇的推荐）。尚书蹇义又推荐学录杨敬为编修、训导何澄为给事中，他们都入值弘文阁，专门备作顾问，每天侍奉皇帝闲居宴饮。这与本朝懋勤殿翰林相似，当时也称他们为大学士。明仁宗在位时，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不久加授少保，转任少傅，兼任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升为太子少傅，兼任谨身殿大学士；杨溥为太常卿，兼任翰林学士，都是因为过去在东宫时的旧日恩遇，并非通常的制度。到了宣德以后，三杨受到的宠信和重视加深，逐渐掌握朝政。英宗九岁即位，凡有政事启奏，太后都必定命内阁议论办理，这是内阁票拟诏旨的开始，权力也逐渐加重。成化、弘治以后，有人先由侍郎升为尚书，然后进入内阁；到了张孚敬、张居正，则以宰相的体制自居，端坐在各位卿大夫之上，朝廷内外都知道大学士是辅臣，却不知道他们原本是儒臣，而本来的官衔仍然只是五品。大学士之所以能够成为六卿之长，情况就是这样。本朝初年仍沿袭明制，大学士品级仍为五品。顺治、康熙年间，大学士再次升为一品，并成为六卿晋升的阶级；学士不得升擢，这才开始与古代三公、孤卿共同论道，六卿分掌各曹的制度相符合。按元代天历二年三月，建造奎章阁，作为皇帝燕居闲暇之处，讲习整理经典，于是设置学士官员。文宗复位后，设置大学士五人，并掌管经筵事务；另设侍书学士、承制学士、供奉学士各若干人。这里的大学士，是供奉性质的名称。◎内旗旗鼓与八旗汉军不同　自从裁去汉军专缺以后，八旗汉军除内阁侍读、大理寺丞、六部汉字堂主事、中书、笔帖式仍有专门缺额外，其余都要借补汉缺，所以仕途滞塞的人很多。至于内府旗鼓，按照《八旗通志》的说法，内府旗鼓隶属于上三旗满洲都统，本来就与八旗汉军不同。《满洲氏族谱》称，旗鼓人是满洲旗分中的汉姓人。他们在内府的仕途都与满洲相同，递升到九卿，也占用满缺。只有考中进士后分派各部院观政时，才与八旗汉军相同，这也是近世的错误。按《八旗通志》初集《忠烈传》所载：福建屯田水利副使道于跃龙死于金声桓之乱，追赠光禄寺卿；他的两个儿子于英、于贵也一同战死，属于镶黄旗满洲内务府人。又有四品官董重民，死于吴世▯之难，追赠都司佥事，荫封一个儿子董高巴为五品官，属于镶黄旗满洲内务府人。又有奉宸苑员外郎、火器营营长韩大任，死于噶尔丹之难，追赠云骑尉世职，由他的儿子韩成承袭，属于镶黄旗满洲内务府人。定边营守备刘士英，全家死于工辅臣之难，追赠骑都尉，属于正白旗满洲内务府人，世代居住在任邱县小营村，清朝开国初年入旗，等等。以上几位官员，都归入《满洲官员志》。八旗汉军则另列一门。大概内务府的人都是跟随清朝开国君主入关的，隶属于满洲；这与外八旗汉军另行编置八旗，本来就有所不同。◎满汉互用　内三旗旗鼓汉军、外八旗汉军，原来三品以上的官职可以满汉互相任用。可是大学士的缺额，外八旗汉军多使用汉缺，内府旗鼓汉军多使用满缺。从前高文定（斌）、高文端（晋）、书文勤（麟），以及当今相国官宫保（文），都补授为满洲大学士。先文肃公起初授为满洲协办大学士，后来升为汉人首辅，这是二百年来唯一一人。至于外旗汉军蒋相国（攸▯），则一直走汉缺的仕途，直接升到首辅。只有甯文毅（完我）由汉军身份特别奉诏列入满洲宰相的班位。高文定、高文端、书文勤后来都改隶外满洲镶黄旗。◎黄马褂　巡行时随从的大臣，如御前大臣、内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长，按例都准许穿黄马褂，使用明黄色。正黄旗官员、兵丁所穿的马褂，使用金黄色。有功勋的臣子因军功而获赏黄马褂，分为“赏给黄马褂”和“赏穿黄马褂”两种：赏给的，只是所赐的一件；赏穿的，则可以按时自行制作穿用，也是明黄色。◎黄面褂　赏赐御用貂褂时，必须拆下黄色面子恭敬缴回。如果写明“赏给御用黄面褂”，就不必拆下缴回。◎玄狐褡衤▯　褡衤▯的形制与褂子相同，身长袖长，两侧衣襟各缀有缎制飘带，下部宽而尖，长度都与袍子相齐，好像古代的鹤氅。玄狐褡衤▯十分贵重，即使亲郡王也必须得到赏赐才准许穿用；承袭爵位的人在承袭之后要上疏恭敬缴回，若仍然得到赏还，才准许留在私宅中。（按：王渔洋《居易录》说，褡衤▯这个名称最为古老。郭一经说它是半臂衫，起于隋代，由内官穿用。我私下推测，恐怕不是现在的褡衤▯。） ◎绿压缝靴　御用尖靴都用绿色皮革压缝制成（皮革柔软细密，如同绸缎）。方靴用天青色缎子制作，以同众人区别。亲郡王也准许使用绿压缝靴，只是靴帮两侧少了立柱，方靴仍用元青色缎子。凡遇皇帝巡行，内廷王公、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都准许使用绿压缝靴。当时御用靴另有“夔云巡行靴”的制度。

译步军统领，就是古代的执金吾，今俗称九门提督。九门的锁钥、白塔的信炮以及大内合符，都归他掌管。其品秩相当于汉代的司隶校尉、明代的锦衣卫，虽然是武职二品，但威势权力很重，通常由王公勋臣兼任。汉光武帝说：“做官就应当做执金吾。”这个官职的显赫，由来已久。其管辖八旗步军、巡捕五营，属员还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司务、笔帖式。徒罪以下的诉讼，都可以自行审理。出入九条大道时，要清扫尘土、洒水开道，街官闾吏呵喝前导、列队迎接，即使亲王出行，也没有这样的威势。先文肃公曾五次担任此职，禄相国康、耆相国英、庆总戎锡祖孙三代担任此职，此前从未有过。可惜在骄盛之后，晚年结局并不圆满，实在令人惋惜。（庆总戎三十四岁时，由阁学兼任步军右翼总兵，虽不是步军统领，也已经很难得了。） 朝会时，丹陛上执戟、执弓矢的人，穿天青色缎织金寿字袍，系绿色腰带；冬天戴豺皮镶边的朝帽，夏天戴无顶朝帽。丹陛上的乐人，穿大红色缎制宽袖袍，袍上有鹦鹉补服，系绿色绸带；冬天戴豺冠，在安放顶戴的地方竖插一根染黄的雕翎，夏天戴的纬帽也是这样。丹陛下的执事和乐工，都穿红色纳织团花袍，系绿色腰带，帽子也同样。亲王、郡王的执事品官，穿绿色团□袍，系红布带，戴黑毡帽，帽式像一只钹，上面安铜管，插红色立翎，只是不用朝冠。贝勒、贝子以及一品、二品大员的执事人，穿无花纹的绿袍。品官的执事乐人，穿青袍，系镶边的绿红布带，帽上安裹锡木管，插绿色翎毛，近来大多改用红翎、红木管。据考，近来贝勒、贝子以及一品、二品大员的执事人，多穿绿色布衣并绘团花，这不合制度。八旗官员中，文职、武职都有相互调迁的途径，汉籍官员则没有，但也并非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汉人武臣改任文职的，例如顺治年间，宋荦由侍卫改任通判，后来历任巡抚；李国英由总兵改任四川巡抚，升为总督；胡章由总兵改任山东右布政使；王肇春、黄明均由游击改任知府。康熙年间，赵良栋由提督授任川陕总督兼将军；梁鼐由提督改任浙闽总督。雍正年间，岳钟琪由提督授任川陕总督；韩良辅由广西提督改任巡抚；刘世明由提督改任巡抚，升为闽浙总督；马会伯由四川提督改任巡抚，升任兵部尚书。道光年间，杨遇春由提督授任陕甘总督。同治三年，杨岳斌由提督授任陕甘总督。他们中由文臣改任武职的：顺治年间，朱衣客由庄浪道参议改任四川总兵；陈一炳由兵部侍郎、周卜世由总督仓场侍郎、刘兆麒此前任浙闽总督，三人都改授都督、同知、佥事等衔，充任山西、山东、直隶等地的援剿提督。嘉庆年间，刘清由山东运使授任登州总兵。同治二年，张曜由河南布政使改任总兵。同治三年，余承恩由直隶广平知府保举开缺道员，特旨改以总兵任用。此外，乾隆、嘉庆八十多年间，文武官员相互改用的，不知有多少，容以后继续搜集考证后增补。还有由文职改任武职、又由武职改回文职的：咸丰年间，安徽巡抚彭玉麟开缺，以提督候补，不久授任兵部侍郎。皇子、亲王、郡王，按例使用黄色缰绳（凡使用黄色缰绳的人，轿绊、车□以及一切器用的套子，都使用黄色）。蒙古王须经特别赏赐，才允许使用。贝勒、贝子、入八分镇国公使用紫色缰绳。其余大臣也须经特别赏赐，才准许使用。笔帖式是培养文臣人才的途径，因此将相等高级官员中，有许多人由此逐级升迁。满语称笔帖式为“笔特赫式”，称大学士为“笔特赫达”（读平声）。称翰林院为“笔特赫衙门”，这些名称大概都是对文学之士的称呼。天命年间，文馆大学士都加授“巴克什”的称号。天聪五年七月，下谕说：文臣中称巴克什的，一律停止这一称呼，均称笔帖式；如果原来已经赐名为巴克什，仍保留原名。这就是设置笔帖式官职的制度。清朝初年建都沈阳时，还没有完备的文学、翰林官职，凡是制诰、簿籍，都由笔帖式掌管；其品级有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分别设置，以与学士、编修相比。到雍正年间，各部院中仍有六品笔帖式。现在只有内府、理藩院设有六品委署主事，这就是六品笔帖式遗留下来的制度痕迹。天聪三年四月，命令设置巴克什（这是熟悉文学之人的称号）。达海与笔帖式刚林等人（刚林后来官至大学士）翻译汉文书籍，笔帖式吴巴什等四人记录、注释本朝政事。雍正年间，笔帖式仍可转任翰林编修等官。如今其职权相当于丞、簿，只能在内廷升任主事，或在外任补府贰。只有出身于满洲进士、举人的笔帖式，可以转任赞善，还保留着旧时的制度。清朝初年，笔帖式也奉命承担皇华出使的差事；道光初年，只剩下赉颁制诰这一类差事，现在也停止了。康熙四年，奉上谕说：“朕先前派侍卫到铁索桥悬挂匾额，回京后奏报说，当地督抚馈赠银六千两。一个侍卫所花费用就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各部院司员、笔帖式等奉差往来，又不知会怎样了。”推想当时的情形，笔帖式这一官职虽然地位低于侍卫，但其权势和声势应当超过侍卫了。

译宗室公爵有“入八分”和“不入八分”的称呼。有人说，入八分就像汉魏时期所赐的九锡；如今所说的宝石顶戴、双眼花翎、府邸、官属、团龙黼服、朝马、紫缰、豹尾枪，都是不入八分公爵不能享用的器物，所以称为入八分公。这种说法流传以来，人们都不知道其中的错误。谨按《会典》的注释：天命年间，设立八位和硕贝勒，共同议论国政，各自设置官属；朝会、宴享时，礼仪都与众不同，赏赐也一定平均，这就是“八分”。天聪以后，宗室中因特别恩典封为公爵以及亲王的其他儿子所受的封爵，都不入八分；其封爵降到贝子后再递降承袭的，准许入八分，等等。如今恩封王爵，其嫡长世子替代承袭为贝勒、贝子，递降为入八分镇国公且世袭罔替；其他儿子起初封为不入八分公，嫡系递降到奉恩将军，其他儿子递降到四品宗室。可见“八分”这个名称，讲的是能够参与朝政的资格，并不是章服上的荣宠。各部尚书称为“正堂”，侍郎称为“左堂”“右堂”。都察院不设置都御史，首席官为左都御史，既不能称“正堂”，又不想称“左堂”而与左副都御史混淆，所以改称“大堂”。如今的人不了解这个意思，误以为大堂比正堂尊贵，常常把尚书也称为大堂，这是不对的。满、汉大学士各二人，并不按照殿阁来排列先后；有新任命的大学士时，同列官员都上疏请求确定班次，而各人的品级相同，难以区分正、副，所以都称为“中堂”。协办大学士，满、汉没有固定员额（近年都是满、汉各设置一员）。按惯例由六部尚书兼任，不便降称副职或佐职，所以也称为中堂。也有人说，大学士大多奉命总理各部事务，位次在尚书之中，另设一个座位，因此称为中堂，这种说法也相近。考察王渔洋《池北偶谈》所说，明代大学士都在翰林院上任，所以院中把阁老的公座设在上位，而掌院学士反而位于旁边；各位学士称阁老为中堂，这似乎就是今天称呼的来源（如今大学士上任仍在翰林院）。内阁学士最初规定满洲、汉军为二品，顺治十五年改为五品，并兼三品礼部侍郎衔。翰林学士为正五品，兼任三品官衔。内阁读学原为三品，后来改为五品并兼常卿衔；雍正三年停止兼任卿衔，定为四品。翰林读学最初为五品，后来改为四品。内阁学士、翰林院学士原先隶属内三院，并不等同于正式的卿官。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另在外廷设置翰林院。又在各位学士中设置一名掌印学士，品秩为正五品，兼任三品礼部侍郎衔；其余学士都是正五品，不兼任官衔。顺治十八年，又恢复内三院，并且把翰林院合并到内三院之中。康熙九年，重新设置翰林衙门，其学士品级与内阁相同，都由大学士统辖。因此直到现在，大学士正式任职时，都要到翰林院上任；从学士以下的官员都要进见，称为“阁师”。后来把掌印学士改为掌院，仍由学士加礼部侍郎衔来主持。自昆山徐相国、桐城张相国兼任掌院以后，这个职位的体制才开始尊崇起来。如今虽升为二品，但考察其品级渊源，不过是由宰相、六卿之下掌管二品文学官员的职位。清朝初年，凭八旗将士平定全国；镶黄、正黄、正白三旗都是皇帝亲自统领的军队，于是选取这三旗的子弟，命名为侍卫，用来担任宫禁宿卫和皇帝侍从，职掌相当于古代的羽林、虎贲、旅贲。一等侍卫六十人（品秩三品），二等侍卫一百五十人（四品），三等、四等侍卫共二百七十人（都是五品）。蓝翎侍卫六十人；宗室一等侍卫九人，二等十八人，三等六十三人。每十人设置什长一人，协理事务的班领共十二人（又设置班领、署班领等名目，都从侍卫中选拔贤能者兼任），统归领侍卫内大臣管理（每旗二人，共六人）。又设置御前大臣，或三四人，或五六人，没有固定员额。由王公、勋戚、大臣担任，地位极其尊崇，品秩类似汉魏时期的前将军、后将军，职权十分重要。侍卫虽有品级等次，具体职掌也有区别。御前侍卫多由王公、贵族子弟、勋戚和世代为官的臣僚担任；在御殿时站在皇帝左右，随从出行时侍奉皇帝起居，满洲的将相大多由此出身。乾清门侍卫则侍立在屋檐下，皇帝出行时手持弓箭在前开路，都是出入承明门，以表示亲近。大门侍卫负责宫门禁闼的宿卫，执戟守卫明光门。汉侍卫没有固定员额，不计入满洲侍卫的额缺之内；武殿试以后，等候皇帝降旨选充。他们由武进士选任，不论籍贯属于满洲还是汉人，凡是武甲出身的，一概称为汉侍卫。任期届满后转任绿营，不再像内廷侍卫那样迁转升擢；与满洲、蒙古、汉军中选任后获得赏赐的侍卫，本来就不同。又有上驷院司鞍、司辔侍卫二十七人。还有以侍卫的品秩分别充任尚茶、尚膳、上虞、鹰鹞房、鹘房、十五善射、善骑射、善鹄射等职，都是古代侍中、给事一类的职任。至于善扑、善强弓两职，更与内廷侍卫不同，几乎属于材官、武士一类。按：明朝末年有锦衣将军、大汉将军，都是侍从、宿卫一类的官职。汉魏时期的太尉及五官中郎将，与今天的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相近。

译古代人才智宏大通达，不局限于某一方面，所以文武可以走同一条仕进道路，无论任职何处都能胜任。讲学论道，孔子已经达到最高境界。《礼经》说：“我出兵作战就能取胜。”可见他并不是不懂武事。况且力量足以托举关隘，动作敏捷足以追赶兔子，骑马射箭，气概雄伟勇武。至于临阵克敌、斩将夺旗，像关壮缪、岳忠武、班超、杜预诸公那样的，更是盛极一时。他们的辞章文章也文采斐然、娓娓动人，不像唐宋以后，习武的人昧于文事，擅长文章的人又以武事为耻。我朝效法三代，八旗仕进的阶梯不拘泥于一条道路，所以大臣并不截然分作文臣、武臣。下至领取军饷、弯弓习武的人，也有进入文职的途径：如骁骑校、护军、马甲可以选任赞礼郎；如□百唐阿（满语中是执事的称呼）、亲军、护军、马甲可以升任笔帖式；蒙古护军校、骁骑校可以升任或补授察哈尔等处游牧理事、员外郎、主事等缺，都体现了根据才干任用人才的意思。（旧例中，参领、佐领、轻车都尉可以推升为京堂，云骑尉可以升任郎中，骁骑校、护军校可以升任员外郎，参领又可以向外推任藩司、臬司两司官员；如今都已经停废很久了。） 如今内阁、翰林院、礼部、都察院论前辈、后辈的礼数最为谨严，即使官做到九卿，也一定称前辈为老前辈，按照科举名次自称晚生、学生。御史称总宪，副都御史称台长，自称学生；官位显贵以后则改称晚生，终身不变。至于吏部的前辈、后辈，一旦出了衙署，通常就不再讲究这些了。清朝初年，吏部最重视同僚之间的前辈关系，即使官位显贵，递送名帖时也一定写上“旧寅”二字。顺治乙未年散馆时，安邱人刘祚远补授吏科给事中，援引回避的惯例改任吏部主事。当时孙文定（廷铨）已经官至户部侍郎，递名帖时没有写旧日情谊，刘祚远把名帖退回，不肯接受；孙文定只是谦逊致歉而已。二百年以来，这种风气已经长期衰微。满洲翰林不一定要通过科举。三代以来直到汉、晋，人材一代代涌现，文质彬彬而且勇武强健，没有所谓考试，没有所谓正途，没有所谓文武之分，也没有所谓科举制度，所以能上马杀敌，下马起草檄文，这样的人才并不少。后世欺诈虚伪层出不穷，才开始有考试；才能局限于一方，才开始区分文武。擅长文章的人自以为清高，勇于用力的人甘愿被视为鄙俗。常见历代开国创业大多重视武功，所以有文臣不得封侯的制度；等天下安定，又修文而停止武备，便有了拉开两石弓还不如认识一个丁字的感叹，这其实是两方面都失误了。我朝奉行三代的制度，清初八旗科举制度有时举行、有时停止，并不特别重视；笔帖式、中书可以转任编修，部郎可以升任翰林学士。例如尼满由笔帖式授任编修，□至尚书；傅达礼以郎中身份授任内院读学，升任翰林侍读学士，又擢升为掌院学士；齐苏勒出身于官学生，尹泰出身于笔帖式，都历任翰林侍读、侍讲、国子祭酒。像这样由非科举途径进入仕途的人，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自我束发以来，至今四十多年，未曾听说有不由科举而历任翰林的人，不知这种改变从什么时候开始。咸丰元年，尚书穆荫由军机处候补五品京堂，奉诏授任国子祭酒，一时满朝震惊，认为这是罕见的典例。原来当权者年老而且凋零，不知道这件事是有成法可循，并不是创设了新的格例。又如康熙年间，纳腊性德由进士、编修擢升为侍卫；他的弟弟揆叙由侍卫擢升为翰林学士，文武两条仕途相互转换而升迁，且出自同一家门，更能说明不拘常格任用人才的盛况。佐领品秩为四品，是直接管辖旗籍人丁的官员；户籍、婚姻、田产、谱系、俸饷等事项的考核稽查，都由他负责，大致相当于汉人地区的牧令。旧制度规定，每个佐领管辖三百人。佐领的名目有四种：勋旧佐领，都是清朝初年各部落的君长，率领部属归附，授予佐领之职，仍旧统领自己的部众，并由其后代世袭，永不更替；世管佐领，都是清朝初年携带族党、倡导义举而归诚，或者功劳载在盟誓文书中，因而赏赐户口、设置佐领，世代承袭，也永不更替；互管佐领，是因为本族户数少、丁口稀，便把两个姓氏合编为一个佐领，世代轮流承袭，也列入不得更替之列；公中佐领，有的是世袭之家断绝后改为公中，有的是人口增多而另行编为公中，有的是把不同姓氏的人合编为公中，都从本旗不兼管部务的世爵以及二品以下、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中选拔兼任。从前佐领这一官职极其尊贵，由此历任显官的人最多。例如大学士尹文恪公（泰），以国子祭酒授任锦州公中佐领，因病免职居家，不久在雍正元年起用为内阁学士；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官职当时的显赫。如今只能补充为侍卫，升任参领，或挑选任用为绿营参游罢了。只有科举出身的佐领，还允许列入五品京堂官的候选之中，但这也并不容易了。“蒙古”是西北外藩各部的统称，就像十八省统称为汉人一样。各省的族类和风俗各不相同，各部蒙古也各有不同。内地以长江划分南北，塞上则以沙漠、瀚海分隔内外（瀚海就是戈壁地区，浮沙之中不生长水草）。漠南六盟称为内扎萨克蒙古，隶属于理藩院旗籍司；他们有的与皇室姻亲有关，有的建立过功勋，有的率先归附，于是朝廷把土地和人民交给他们，使其地位等同于内臣。自定鼎以来，他们承担屏卫藩篱的职责；朝廷封爵并延及后代，记录功劳、保存旧有待遇，有的选入宿卫，有的授予官职，编入户籍、按丁登记，这些都与八旗蒙古没有差别。漠北外扎萨克四盟和喀尔喀三汗，在国初同时归附并纳贡。后来漠北被平定，成为庇护我朝疆宇的屏障。康熙年间，超勇亲王策棱建立功勋，朝廷另设赛音诺颜一部，授其为大扎萨克亲王，使他与三汗共同成为北部的屏障，其恩遇礼制也都与漠南蒙古相同。至于青海，是元朝皇室姻亲的后裔；西藏是元朝臣仆的后裔，直到今天虽然都通行朝贡，但与称为甥舅、作为外戚看待的情况属于不同等级。这就是蒙古四大部的大致情况。漠南蒙古以科尔沁的功绩最为显著，所以封爵设置格外繁多，俸禄也比各蒙古部更优厚。漠北蒙古则以超勇亲王策棱的战功最多，因此他生前蒙受特别恩宠，死后又获准配享太庙，而且他的子孙三代连续担任定边左副将军，北部三汗都归其节制。他的功业之盛，是藩臣中最为显赫的。

译插罕部蒙古是元朝嫡系子孙，又称林丹汗。天命四年，他兵马强盛，横行漠南，自称统领四十万蒙古军队的蒙古国主、巴图鲁青吉斯汗。天聪八年，他死于青海。他的儿子额哲率领部众，带着传国玺前来投降，被封为亲王，地位列在四十五旗贝勒之上。其弟承袭爵位，传到布尔尼时，正值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发动叛乱，朝廷征调他的军队，他没有到来，还煽动奈曼等部一同叛乱。朝廷命信郡王鄂扎督率军队，图海任副将，率领不依附叛逆的科尔沁等部蒙古军讨伐他，把他的营地夷为牧场，将他的部众迁到宣化、大同边外，编为二翼。他们旗内的官务和土地，由独石、丰镇等四厅治理，归都统管辖，隶属于理藩院典属司。这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之外，官职不得世袭，事务不得自行专断，与各扎萨克蒙古的君主、国家和臣民制度不同。又有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二旗，是明朝顺义王俺答的后代，先前被插汉消灭。太宗平定插汉后，仍恢复其原有封号，归还其王印，不久又因叛乱而废除。定鼎以后，封其为辅国公，世袭爵位，但不管理旗务。这些部众都隶属于将军、都统，由理事同知、通判治理，与京城的八旗蒙古相同；但与插汉相比则大同小异（插汉就是察哈尔）。科尔沁部在喜峰口外，天命年间归附，是元太祖弟弟哈萨尔的后代，也是明初设置的兀良哈三卫之一。由于同族中还有阿鲁科尔沁，所以称为嫩江科尔沁以资区别。其所属的扎赉特、杜尔伯特、鄂尔罗斯三部，都是科尔沁一部分出的部落，兄弟共同放牧。自天命年间归附，到乾隆初年，册封皇后有三次，迎娶公主有八次；每逢大规模征伐，总是隶属军队充当前驱，功绩载入史册，又不只是因为与皇室有亲戚关系而已。鄂尔多斯在天命九年归附，是元太祖第十六世孙巴尔苏的后代，居住在河套中部。设置七名扎萨克，各自治理一旗，自成一个盟，是蒙古的一大部。奈曼部、敖罕部都在天命元年归附；巴林部在□年归附；克什克腾部在天命八年归附；乌珠穆沁部在天命八年归附；苏尼特部在天命九年归附；浩齐特部在天命八年归附；喀尔喀左翼在顺治十年归附。这些部落都是元太祖第十五世孙达延车臣汗的后裔。扎鲁特部在天命二年归附，是元太祖第十八世孙的后代。翁牛特部在天命七年归附，是元太祖弟弟谔楚因的后代。阿巴哈纳尔部在崇德年间归附，阿巴噶部在天聪九年归附；他们是元太祖最小弟弟勒格图的后代。茂明安部在天命八年归附，是元太祖第二弟弟的后代。喀尔喀各部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元太祖第十五世孙、车臣汗最小的儿子格呼森扎赉尔，有个曾孙叫阿巴岱，世代号称土谢图汗；他与本旗的车臣汗、扎萨克图汗，共同成为三汗。他们的土地东西长五千里，南北宽三千里，北部以鄂罗斯为界，南部到达瀚海。又称为和林，是元代发祥的根基。雍正年间增设赛音诺颜部一部，共有八十二旗。他们都在天命年间遣使往来，到了国初才归附。厄鲁特所属的部落称为卫，也称准噶尔，共有四种；土尔古特、回特、唐古特虽然都属于蒙古族，也如同满洲中有居住在边地的锡伯、鄂伦春一样。自从噶尔丹被诛灭后，便不能再与蒙古相提并论了。青海和硕特部是元太祖弟弟哈萨尔的后裔，传到第十九代，至明末时称为固始汗。土尔扈特四旗、准噶尔绰罗斯二旗、辉特一旗，则出自元朝太师脱欢的后代。西域蒙古、四卫拉蒙古，都是脱欢以及瓦剌也先等人的后裔。同名的蒙古部落：科尔沁有一部居住在嫩江，另一部居住在阿鲁，都是同一族。喀尔喀有一部居住在京城旗地，称为旧喀尔喀；一部居住在漠北，是外扎萨克四部；一部居住在喜峰口、张家口外，是内扎萨克左右翼。这两个翼中，一部是顺治十年中路台吉木塔尔与其汗发生嫌隙，率一千多户归附，被封为亲王，赐地在张家口外放牧，列入内扎萨克，称为右翼；另一部是康熙三年西路台吉衮布伊勒登因其汗被同族杀害，部众溃散，于是越过瀚海归附，获赐在喜峰口外放牧，称为左翼。杜尔伯特有两个同名而不同族的部落：一个与扎萨克科尔沁同一支派，另一个属于厄鲁特。土默特有三个部落：一个是右翼，是元太祖的后裔；一个是左翼，是元朝臣子济拉玛的后裔，与右翼是近族，隶属于归化城旗籍。漠南蒙古藩封中，科尔沁六旗有亲王四人、郡王四人、贝勒二人、贝子一人、镇国公二人、辅国公六人；扎赉特一旗有贝勒一人；杜尔伯特一旗有贝子一人；郭尔罗斯二旗有镇国公一人、辅国公一人、一等台吉一人。四部十旗在哲里穆会盟。敖罕一旗有郡王一人、贝子一人、辅国公一人；奈曼一旗有郡王一人；翁牛特二旗有郡王一人、贝勒一人、贝子一人、镇国公一人；巴林二旗有郡王二人、贝子二人、镇国公一人；扎鲁特二旗有贝勒二人、镇国公一人；喀尔喀左翼一旗有贝子一人；阿禄科尔沁一旗有贝勒一人；克西克腾一旗有一等台吉一人。八部十一旗在召乌达会盟。喀喇沁三旗有郡王一人、贝子一人、镇国公一人、辅国公二人、一等塔布囊一人；土默特二旗有贝勒一人、贝子一人，另有附属于喀尔喀的贝勒一人。二部五旗在卓索图会盟。乌珠穆秦二旗有亲王一人、郡王一人、贝勒一人、镇国公一人、辅国公一人；阿霸垓二旗有郡王一人、贝子一人、辅国公一人；蒿齐忒二旗有郡王二人；苏尼特二旗有郡王二人、贝子一人、辅国公一人；阿霸哈纳尔二旗有贝勒一人、贝子一人。五部十旗在锡林会盟。

译四子部落一旗有郡王一人；喀尔喀右翼一旗有贝勒一人、贝子一人、辅国公一人；毛明安一旗有贝勒一人、一等台吉一人；乌喇特三旗有镇国公一人、辅国公一人。四部六旗在乌兰察布会盟。鄂尔多斯七旗有郡王一人、贝勒二人、贝子三人、辅国公一人、一等台吉各一人，自成一个会盟，地点在伊克召。每个会盟设置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只有归化城土默特会盟不设置盟长，各部都集中在本城，听候钦命大臣裁定。漠北蒙古藩封中，喀尔喀后路土谢图汗二十旗有汗一人、亲王二人、郡王一人、贝勒二人、辅国公七人、一等台吉八人，在汗阿林会盟。东路车臣汗二十三旗有汗一人、亲王一人、郡王一人、贝勒二人、贝子二人、镇国公三人、辅国公三人、一等台吉十四人，在克鲁伦巴尔河屯会盟。西路扎萨克图汗十七旗有汗一人、贝勒一人、镇国公三人、辅国公六人、一等台吉九人，在扎克毕赖塞钦毕都里也诺尔会盟。南路赛音诺颜大扎萨克亲王二十二旗有大扎萨克亲王一人、郡王二人、世子一人、贝勒二人、镇国公二人、辅国公八人、一等台吉九人，在齐齐尔里克会盟。每年分别由副将军考核，隔年由参赞大臣前往会同审核，统一听从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裁定。青海蒙古藩封中，厄鲁特二十一旗、回特三旗、土尔古特四旗、喀尔喀一旗，共有亲王一人、郡王三人、贝勒一人、贝子二人、镇国公一人、辅国公五人、一等台吉六人。以上四部落都分散居住，不划分边界，听从西宁办事大臣统辖。河套等部蒙古藩封中，贺兰山厄鲁特一旗有贝勒一人、镇国公一人。乌兰乌苏厄鲁特二旗有贝子二人。推河厄鲁特有一等台吉一人。额尔济内土尔古特一旗有贝勒一人。都尔伯特十四旗有特古斯库鲁克汗一人、亲王一人、郡王一人、贝勒二人、贝子四人、辅国公二人、台吉五人。以上各部落都听从定边左副将军裁定。察哈尔游牧一旗听从察哈尔都统治理。西藏蒙古藩封中有辅国公二人、一等台吉一人、噶布伦四人（其中一人由辅国公兼任）、戴▯奉五人、第巴三人、堪布一人，听从驻藏大臣节制。扎萨克，是藩封中掌管印信者的称号。朝廷从蒙古王公中选拔贤能者，授予扎萨克之职（也有世代管理扎萨克的人）。每旗一人，不论爵位和品秩高低，其余散秩王公都听从他的命令。其所属官员还有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比内地同级官员低一级）。族长、什长等官职，都从本旗台吉中选任。台吉也分等级，头等台吉相当于镇国将军，都是蒙古汗王的宗族。朝廷安抚并统治属国，厚待来者而薄取其回报，各地都有按照当地物产缴纳的贡物。蒙古地处沙漠，出产很少，每位爵主进献白马八匹、白骆驼一匹，称为九白贡。背什骨，蒙古语称为布扎。年终时把喇嘛召集到中正殿，设置诵经道场，用来祈福、驱除灾祟；仪仗、旗幡、鼓乐和舞蹈，都有古人乡傩的意义。刘若愚《酌中志》大略说，番经厂有跳步叱的仪式，神庙有时教几名宫女作法事，只有缠足的人不能跳步叱，可见明朝末年已经有这种礼仪了。布扎就是步叱，是用番语音译，没有固定的字形。背什骨就是鹿的踝骨。满洲旧俗是在年末投掷鹿踝骨作为游戏，以此作为祈求生男的庆祝。每年年终，武备院按例进献若干对。玛克什密就是舞蹈。朝廷举行宴飨大典时，各种舞蹈都要进献。扬烈舞中，舞者穿铠甲头盔，手持戈戟；喜起舞中，舞者穿一品官服，佩仪刀。舞蹈起时姿态翩跹，适合彰扬功烈，都由侍卫充任，称为喜起舞大臣。其余各种舞蹈各有专门职司，不使用侍卫。考察古代君臣宴飨时，每次起舞祝寿，就是韶舞、七德舞的制度；后世这种礼仪逐渐失传。我朝效法三代，这种礼仪还保留着古代的风气。王伯厚《玉海》说：“音乐作用于耳朵的叫作声，作用于眼睛的叫作容。”所以圣人借助盾、斧、羽毛、旄牛尾等舞具来表现舞容，通过振奋地舞蹈和用力踏步来显示心意。黄帝时有云门舞，颛顼有承云舞，陶唐氏有咸池舞，舜有韶舞、干羽舞、▯舞、八伯乐舞；夏代有六佾、八佾，禹有商舞，商代有干舞，周代有六舞：▯▯舞、羽舞、{羽王}舞、旄舞、干舞、人舞。小舞，就是汉代的灵星舞。《文王世子》说，凡是学习世子和士大夫子弟的人，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箭。《礼记·明堂位》说：手持朱盾玉斧，戴冕服而舞大武；戴皮弁、穿白色积素服，袒露上衣而舞大夏。《内则》说，十三岁学习勺舞，成童时学习象舞，二十岁学习大夏舞。《春官》注说，学士、卿大夫的子弟学习舞蹈；二千石、六百石官员、关内侯、五大夫，要选取嫡子中身高七尺以上、年龄二十至三十岁、面色和顺、身体修治的人担任舞人，这与古代由卿大夫担任舞人的意义相同。又据《玉海》所引周代祭祀天坛的注说，古代制度是天子亲自站在舞位上，等等。考察以上几种说法，可见古人的舞礼最为尊贵，天子和公卿都在舞人行列中，这与今天的玛克什密相同。谨按，喜起舞就是古代的手舞、人舞；扬烈舞就是古代的干戚舞。穿一品官服的人，就是古代戴冕而舞、戴皮弁而舞的人。阿察布密是清语。凡举行婚礼，新妇进门后行合卺礼，用俎盛放一方羊臀，备有稻、稷、稗三种米做成的饭，夫妻穿着盛装并坐，饮交杯酒；送行的食物不用酱而备有白盐，这就是古人共牢而食的意义，清语称为阿察布密。第二天拜见宗庙之前，新妇抱柴送到厨房，也有古人亲自操持家中羹汤的意义。

译海内的冠礼早已失传，只有国家还保存着。公孙、胄子到了十八岁才允许授官，宗室子弟二十岁才举行冠礼、戴顶戴，童生入学以后也有加冠戴顶的礼仪。顺治二年规定，京城乡试的同考官任用中行及候选进士；如果人数不足，就征调外地的推官、知县进京充任。后来逐渐任用各部郎官，最后才开始任用翰林。各省乡试的同考官，起初任用邻省的推官、知县、教官以及邻省在籍的候选进士；从乾隆年间开始，专门任用本省州县官。京兆尹的制度今昔差别很大。《池北偶谈》说，明朝末年都察院参谒的仪式最为严肃，两京府尹任满三年考察时，先在堂下等候，随着堂班退到司务厅，报告官衔，再由台阶升堂，到屋檐下行一跪三揖礼；府丞则在距屋檐一二尺处行礼。如今府尹不再到都察院参谒，府丞在吏部过堂时行一跪礼，往往以此为耻，等等。由此可见，康熙年间府尹虽然由四品京卿推补，但府丞在京察时仍然要行一跪礼。如今府尹、府丞都作为京堂官转任升迁，与卿寺官地位相当，不再有在部院参谒下跪的惯例，似乎比过去更加尊贵。而且如今京官、外官在吏部谒见堂官时，知县、笔帖式都只行一个揖礼而不下跪，也不只是府丞如此了。考察唐代制度，参谒仪式也极其严肃。李绅任御史大夫时，韩愈任京兆尹，朝廷特地下诏免除他到御史台参谒。李绅弹劾韩愈，韩愈以有诏免除台参为由上奏申辩。由此可见，明代的都察院参谒仪式仍然沿袭唐代制度。◎科场回避　唐人开始重视进士科，凭文章取士，不以人的品行好坏决定取舍。然而当时主考官与举子之间通过关说交通，大家并不觉得奇怪，甚至宗族子弟也不回避。例如尚书董绚主持春闱时，他的母亲说：“近来崔、李两位侍郎，都让宗族子弟考中，你在叶姓诸人中打算选拔谁呢？”董绚说：“没有比沈先、沈擢更合适的。”母亲说：“这两个人早已有声望，科名未必归你。沈儋家境寒微，很少有人知道他，更应该选拔他。”董绚于是录取沈儋为进士。这固然体现了贤母的德行，但把朝廷的公器当作宗族的私用，怎么可以作为法则呢？本朝康熙年间，已经有回避宗族的规定，但翁婿、甥舅都不回避，这见于《香祖笔记》。如今连僚婿、姨甥也无不回避，而且封糊姓名、改换试卷，暗中阅卷，防止嫌疑更加严密，因而了解人才也更加困难。只有外帘官不掌管取士文章，也一概回避，似乎太严了，竟有士子连续四五科都因回避而不能参加考试的。如果正当壮年时耽搁十多年，就会变成衰老之人，实在十分可惜。从前对需要回避的士子另设一场考试，是最为恰当的办法。◎异姓王　国初辅佐运数、开创基业的，多是宗室王公。异姓封王的，只有孔有德封定南王，耿仲明封靖南王，尚可喜封平南王，吴三桂封平西王，孙可望封义王。孔王全家在桂林殉难，没有后嗣，爵位被撤除。耿王的孙子耿精忠因叛乱被削爵。尚王的儿子尚之信也因事被革除爵位。孙可望一系承袭王爵三次，到他的第三子孙澄灏被言官弹劾列罪，降为慕义公承袭；如今改为一等轻车都尉罔替。此外，只有正黄旗满洲人扬古利由超等公追封为武勋王；镶黄旗满洲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及其第四子福康安，由大学士、忠锐嘉勇贝子都追封为郡王。又有福建海澄公黄芳度追封王爵，谥号忠勇。本朝二百年间，异姓追封王爵的，只有这四人；生前封为贝子的，也只有福康安一人。如今武勋王的后代承袭武勋公罔替，忠勇公的长房后裔承袭忠勇公罔替，忠锐嘉勇郡王的后代承袭忠锐嘉勇公罔替，章服比照镇国公；黄芳度的后代承袭海澄公罔替，确实是特殊的恩典。

译◎汉人不由庶吉士入翰林　翰林官一定要由庶吉士逐级升任，这是沿袭明代制度。然而明初宋文宪、王文忠、宋文敏、朱备万等人，都不是从庶吉士起家。后来梁用之以阳春令改任修撰；金文简、王希范以给事中，黄文简以中书舍人，胡若思以桐城令，都改任检讨；杨文贞以审理副改任编修；刘忠愍以主事、李文达以郎中任侍读，也并非专门任用庶常。明确规定必须任用庶常、专门考试八股文，始于成化年间。当时郑端简（晓）已经感叹“不必全部得到人才，实在是一项弊政”，并说翰林专门任用庶吉士，是从成化、弘治年间开始的。然而考察其后，万历庚戌年没有选取庶吉士。崇祯年间考选推知，以科道和翰林兼用，可惜这种拘泥成习已经形成，坚固得无法改变，只任用了刘正宗、薛所蕴、黄文灿、张缙彦几个人而已。本朝从其他途径进入词垣的，并不只是旗人如此；顺治以前，癸未进士被召入翰林的，王崇简、杜芳、周爰访、张丕吉、魏天赏、乔廷桂、岳映斗等人都是这样。如果是进士出身、后来由其他官职被选入词馆的：康熙年间，王士礻真以郎中改任侍讲，杜镇、魏学诚以中书舍人改任编修，王原祁以给事中改任中允，钱以垲以左通政改任少詹事，赵申季以广西知县改任编修，康五瑞以给事中改任侍读，陈聂恒以主事改任检讨，赵殿最以按察使改任少詹事，陈厚耀以教授改任检讨，方苞以会试中式举人授中允，陈学海以御史改任检讨，王懋▯以教授改任编修；雍正年间，陈宗楷、黄岳牧都以景山教习改任编修，姜颖新以景山教习改任检讨，曹洛▯以举人任助教授、司业；乾隆年间，陆锡熊以部郎改任侍读，程晋芳以主事改任编修，黄钺以主事改任赞善，邵晋涵、周永年、胡荣、朱钤、吴绍灿、余集，都以前科归班进士改任翰林。他们中已经被贬出京、后来重新进入翰林的：康熙年间有两淮运副李昌垣、大理寺副郭芬。因大臣被革职而授予编修的：乾隆年间有巡抚孙士毅；嘉庆年间有侍郎鲍桂星；道光年间有总督李鸿宾。由诸生而进入清华之地的：康熙年间有静海励杜讷、钱塘高士奇。由举人而成为词臣的：乾隆年间有王延年。又有康熙己未宏博科入翰林的五十人，乾隆丙辰宏博科入翰林的十九人，其中多数不是科目出身。一时那些久负学问的经生和布衣名士，都能够凭文章光耀国家、奋发跻身玉堂，尤其是一件盛事。至于太原傅山、秀水朱彝尊，发誓不凭王氏八股文之学求取仕宦，最终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如果不是遇到政治清明的时代，哪里容易做到呢？此外，不由进士而任职于翰林、詹事府的，应当不止这些，容我考订辑录后续补入。谨按：国初内三院、都察院，都设有庶吉士。明朝末年，庶吉士有的在中书，有的在文华堂，后来才改置于翰林院。这件事见于姜南《蓉塘诗话》。《居易录》也引用了他的说法，说六科都有庶吉士，徐孟昭曾任礼科庶吉士。可见明朝末年专门任用吉士出身的人，原本并不是专门任用翰林词臣。又按：明永乐年间的阁臣七人中，解缙出身于中书庶吉士，这说明中书署也设有庶吉士，并非只设在翰林院。黄淮出身中书，杨士奇出身吴府审理，金幼孜出身给事中，胡俨出身乡科华亭教谕；洪熙年间，权谨出身乐安知县；宣德年间，张瑛出身宁州训导，陈山出身乡科教谕；景泰年间，俞纲出身成阝府审理，王一宁出身主事；天顺年间，薛▯出身御史，李贤出身主事；正德年间，刘宇出身上海知县，曹元出身工部主事；嘉靖年间，杨一清出身中书，袁宗昂出身进士、兴府长史，张孚敬出身主事，桂萼出身丹徒知县，夏言出身行人，许赞出身推官，他们都不是专门由翰林出身的人中选任宰相。只有从许赞以后，历经嘉靖、隆庆、万历、天启数朝，才不再任用其他途径出身的人。到崇祯末年，五十名宰臣中，才开始任用知县出身的张至发、程国祥、魏▯乘、谢升、吴莘，推官出身的薛国观、范复粹、范景文，教授出身的杨嗣昌，以及主事出身的方岳贡。又按：崇祯四年辛未，考选馆员之后，因为内阁票拟的奏疏中有“何况”二字，皇帝误以为这是人名而将票拟发出，便摘出此事加以诘问责备，于是下令翰林内外官员兼用。甲戌、丁丑两年都没有选馆，而是按照俸禄资历深浅，等候考核，由知县、推官等选授编修、检讨等官。到庚申年廷试召对时，皇帝亲自选拔赵玉森等人，授予检讨，命蒋德▯、王锡衮教习他们。◎道员　直省中吏、户、礼、工四部的政务归布政使管理，刑政和驿传归按察使管理。至于官吏的黜陟、迁调和任免，则由布政使主拟文稿，会同按察使，呈报巡抚，然后奏报或咨请。设有总督的省分，凡涉及海疆、苗疆以及道府官员重要缺额的黜陟，由总督先拟文稿，会同巡抚办理；百官的迁调任免，以及吏、户、礼、工、刑各项政务，则由巡抚主拟文稿，会同总督办理。只有军务专属总督；没有总督兼辖的省分，巡抚必须加提督衔，才有权统辖军队（直隶、四川、甘肃没有巡抚，所以总督必兼巡抚衔）。再往下，便是府治理府，州治理州，县治理县。直省地域辽阔，两司鞭长莫及，起初设置左、右布政、参政、按察副使、参议、佥事等官，分管各道。所谓某道，仍然就是某省的意思。唐代把天下分为十三道，明代沿袭这一做法，于是设置监司巡守各道；后来裁撤参政、参议、佥事等官名，却保留各道的缺额。这就等于去掉了表示职务的官衔，反而把所治理的地区指作官名，似乎是议论者的错误。守道、盐道、粮道，原本是布政使的副职，服饰应当使用四品云雁补服；巡道是按察使的副职，服饰应当使用獬豸补服；如今一律使用獬豸纹章，也是不对的。而且，御史监察某道，不能称为“道员”；副都御史巡抚某省，也不能称为“省员”。如今监司分巡、分守某道的人，竟称为“道员”，似乎应当予以纠正。

译又按：乾隆以前的品级中，布政司参政为从三品，按察司副使为正四品，布政司参议为从四品，按察司佥事为正五品。可见从前所谓道员，品级各不相同，分别以其本来的官职衔位为准。◎明代史籍中也有满洲、蒙古官员　国初大臣石廷柱，他的先世是满洲苏完瓜尔佳氏，其中有个名叫石翰的人，在明朝任指挥，于是以“石”为姓；后来归顺本朝，编入正白旗汉军。又有刘麟图，是蒙古人，曾任明朝山海关副将，顺治五年归来，编入镶白旗蒙古，授予三等男世袭爵位。又有满洲佟佳氏，其中在明朝做官后归来的人，编入汉军。这样看来，明代史籍所记的仕宦者中，早已有满洲、蒙古人了。按：前朝永乐年间，有小达儿率兵三千人，此外各指挥中也有很多蒙古人。洪武十五年，命侍讲火原洁翻译蒙古文字。我朝天聪五年九月，明朝援救锦州之围时，有副将桑阿尔寨；这些都见于正史。可见明朝末年出仕的蒙古人很多，其中改复姓为汉姓的，更是难以数清。又英宗时，揭发内官曹吉祥谋反的人是都指挥完者秃亮，而党附曹吉祥的是伯颜。唐朝的蕃将，如仆固怀恩之类，更是难以一一列举。◎皮裘　经传所记载的古人服裘，都是毛朝外、皮朝内；后世毛朝内的制度，不知始于何时。本朝只有外褂的毛皮朝外，袍、袄都朝内。亲王、郡王以外，不准穿用黑狐皮。文职一、二、三品，准许穿毛朝外、以貂皮镶边的朝衣；武职三品则不在此列。文职四品、武职三品，准许穿貂鼠皮、猞猁狲皮。五品至七品官、笔帖式、护军校，准许使用貂皮领、袖和帽沿。八、九品官不许穿貂鼠皮、猞猁狲皮、白豹皮、天马皮、银鼠皮。至于侍卫、翰林、詹事府官、科道官、军机章京，不论品级，都按照三品官的服色。到口外寒冷地方出差的满洲、蒙古、汉军官员，都准许照常穿用貂鼠皮、猞猁狲皮，不受品级限制（毛皮朝外的褂子，公事趋朝时只准穿貂鼠皮、海龙皮；每年十一月初一开始，二月初一停止。杂色皮只准作为便服）。◎轿顶　轿顶只有乘舆以及贵妃以上等级使用金制；妃、嫔使用铜质镀金；亲王、郡王和一品大臣使用银制。再往下，有的镀银，有的使用光锡。只有衍圣公使用金制，呼图克图使用金制，正乙真人使用“五岳朝天”（形状类似笔架而呈方形），都不知道这些规定依据什么。固伦公主的轿顶也使用金制。◎帽顶　帽顶的制度始于崇德元年二月。当时只有固山额真、各部承政使用宝石嵌金帽顶，其余有品级的官员都用金顶。崇德四年，重新制定冠服制度：亲王冠顶三层，最上镶红宝石，中层嵌东珠八颗；夏日朝冠前面的舍林嵌东珠四颗，后面的金花嵌东珠四颗。顺治元年，规定诸王帽顶嵌东珠十颗，夏朝冠前面的金佛嵌东珠五颗，后面的金花嵌东珠四颗。顺治二年，改为上下座各嵌东珠四颗，上下节各嵌东珠一颗，金佛嵌珠五颗，帽后金花嵌珠四颗；郡王冠顶三层，共嵌东珠八颗，舍林嵌东珠四颗，后花嵌东珠三颗；贝勒冠顶三层，共嵌东珠七颗，前舍林三颗，后花二颗；贝子冠顶三层，所嵌珍珠均减一颗；镇国公帽顶两层，共嵌东珠五颗，前面嵌东珠一颗，后面嵌松石一颗；辅国公再减一颗；镇国将军以下帽顶都为一层，凉朝冠没有前后花、佛，顶端和中部的镶嵌按品级规定，未详载；超等公帽顶一层，顶端镶红宝石，中部嵌东珠三颗；民公、侯、伯嵌东珠一颗；有品级的官员都按照官衔逐级递减。这些都是朝冠的制度。平时所戴的帽顶，到雍正五年才创制：起初规定一、二、三品都用珊瑚，四品用青金石，五、六品都用水晶，七品以下都用金顶，生员、监生用银顶。雍正八年才正式确定今天的制度（雍正五年以前，三品以上朝冠都用红宝石顶，也在雍正五年改定）。诸王、贝勒的朝冠使用红宝石，一品大臣也使用红宝石；两者的区别在于，一种使用长圆形、像花苞的形制，另一种使用六棱形（凡异姓世袭爵位，无论满人还是汉人，都称为民公、侯、伯）。

译◎谥法　谥法有时以一个字为尊贵，有时以两个字为尊贵，一直没有固定的说法。只有独孤及在《毗陵集》的《吕諲谥议》中说，起初拟定谥号为“肃”，但度支郎严郢驳议说，按照国家旧例，宰相都用两个字的谥号，以表彰德行、彰显善行，请求改谥“忠肃”。独孤及又驳斥说：文王、周公、晋文公，武功都极为盛大，却都谥为“文”；冀缺、甯俞、随会，文德难道不优越吗，却都谥为“武”。三代以后，淳朴散失、礼制败坏，才有两个字的谥号，并非古制。唐朝兴起后，杜如晦谥“成”，王珪谥“懿”，陈叔达谥“忠”，温彦博谥“恭”，岑文本谥“宪”，唐休▯谥“忠”，魏知古谥“忠”；这些人都是当时声名显赫、凭功名做到宰相的人，却不过使用一个字。由此看来，两个字未必就是褒义，一个字也未必就是贬义。如果褒贬取决于字数，那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就不如威烈王、慎靓王，齐桓公、晋文公就不如魏安厘王、秦庄襄王、赵武灵王、楚考烈王了。他的论说很有辩理，最终采用了这个意见。可见到了唐代，已经不知道一字谥、二字谥的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宋人又看重一字谥，欧阳修想得到“文”这一谥号而未能如愿，于是谥为“文忠”。当时群臣的谥法中，最看重“文正”，如今人们也沿袭这种说法，却不知道它的起源。按《梁溪漫志》说，美谥中以“文正”为最高，司马温公曾这样说，而本人得到这一谥号的，只有司马光、王沂公、范希文三人。至于李司空（▯）、王太尉（旦），都谥为“文贞”，后来因为触犯宋仁宗的嫌名，世人便称他们为“文正”，其实并不是本来的谥号。像张文节、夏文庄，起初都想改谥为“文正”，但朝廷舆论始终不同意，可见这个谥号很难得到。又《野获编》说，刘瑾想诬陷杨邃庵（一清），李西涯（东阳）竭力营救，杨一清才得以免祸。等到李西涯病重，杨一清慰问他说：“近代以来，文臣没有得到‘文正’谥号的；如果我有不测，请允许我把这个谥号赠给您。”李西涯叩头致谢。死后果然谥为“文正”。这竟然把天下公定的谥号，用来报答臣僚之间的私恩，已经失去了谥法的正当性。有人讥讽京镗改写宋人诗说：“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这是明人的说法。本朝谥法都有固定制度，亲王、郡王生前本来已有封号，所以赐谥时使用一个字。从贝勒到一品大员，一律赐谥二字。二品以下，按例不赐谥；有时因忠诚尽职、功绩特别显著而赐谥，是出于特别恩典，不属于固定成例。考察《鸿称册》，群臣可以采用的谥号中，“忠”字排第一，“文”字排第五，“正”字排第四十二。然而，“文正”这一谥号并不是最高等的，为什么今天人们仍然推重并以“文正”为贵呢？这是因为《谥法》说：“真诚辅佐赞助称忠，冒着危险自身奉事君上称忠；道德广博、见闻丰富称文，修明政事、整治制度称文，勤学好问称文；内心没有偏私邪曲称正，坚守正道不改变称正。”宋人最重道学，“文正”二字的含义，实际上与道学内外相合，所以格外看重它。到了我国开国初年，理学诸子又相互以道学为尊，进一步推崇这一谥号，终于造成相沿成习而不能理解其原委。实际上，“文正”这一谥号远远低于“文忠”四十字之下。凡是出身于词馆的人，无论后来改任文职还是武职，按例都可以用“文”字冠于谥号之首。例如道光末年，荆州将军、宗室铁麟的谥号就是“文恪”。至于大学士，则无论通过什么途径入仕，都一律赐以带“文”字的谥号。这是因为大学士就是学士之长，本来属于词臣，入阁与入翰林相同。只有雍正七年，吏部侍郎、署理直隶总督、赠礼部尚书何世▯基获谥“端简”；何世▯基也是词臣，却不清楚为什么没有使用“文”字。又如乾隆二十一年，兵部尚书、参赞大臣鄂容安在阵前捐躯，请求赐谥，内阁拟定“文刚”“文烈”两个谥号上奏，皇上删去其中的两个“文”字，赐谥“刚烈”，这是特殊的例外。谨按：开国初年，亲王的谥号用一个字，郡王的谥号用两个字。后来郡王也改为用一个字，只有康熙元年追封和硕亲王呼塞，谥号为“惠顺”。大臣中没有担任过大学士、翰林而获得“文”字谥号的，只有辅政大臣、一等公索尼谥“文忠”，内务府总管丁皂保谥“文恪”，以及咸丰年间总督周天爵谥“文忠”、山东巡抚李亻惠谥“文毅”。担任阁臣却没有得到带“文”字谥号的，满臣中有：顺治年间弘文院大学士李率泰谥“忠襄”，国史院大学士陈泰谥“忠襄”；康熙年间弘文院大学士巴哈纳谥“敏壮”，国史院大学士苏纳谥“襄愍”，获授武英殿大学士衔的莫洛谥“忠愍”；乾隆年间体仁阁大学士杨应琚谥“勤悫”，协办大学士阿里衮谥“襄壮”。汉臣中，顺治年间建极殿大学士谢升谥“清义”。这些都不是按照通常规格，而是出于特别赐谥。古代赐谥号，例如周公、尼父、孟武伯、季文子、孟懿子等人的谥号，都各自根据名位高下，和他们公、伯等称号相配。自宋、元以来，赐谥只称某某，不再附加公侯等字；所谓“某某公”，都是私人家族自行使用的称呼，并不是正式定名。本朝沿袭这一做法，没有改变。考察六朝时，殷景仁谥“文成公”，沈庆之谥“襄公”，柳文景谥“忠烈公”，王昙谥“文侯”，王华谥“宣侯”，范泰谥“宣侯”，张畅谥“宣子”，何偃谥“靖子”，还保留着古代制度。又考察卫国大夫公叔拔，谥“贞惠文子”；后世以三个字作为谥号的，就很少了。开国初年，大臣赐谥都由内阁大学士、学士传达旨意，询问九卿、詹事、科道官：“某官某某应不应该赐谥？”九卿等人议论其人的品行和事功后上报，是否赐谥由皇上裁定。例如康熙三十年八月，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梁清标去世；三十一年二月，吏部尚书苏赫去世，二人都没有谥号。像这样没有谥号的，当时很多，不只是这两人。议论谥号时，九卿称说苏赫的品行和政绩为“明敏决断”。致仕大学士成克巩于三十年五月去世，也没有谥号。《居易录》说，本朝的制度惯例是，满洲部院大臣必须历任内阁学士，才可以充任经筵讲官，死后才能得到“文”字谥号。任职于詹事府、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祭酒以下的官员，则不得享有这一待遇，这似乎与现在的情况略有不同。如今凡是出身翰林的，都可以得到带“文”字的谥号；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则无论通过什么途径出身，都可以得到带“文”字的谥号。

译◎营房杜甫诗说：“怎样才能得到千万间宽大的房屋？”这只不过是奇特的感慨和设想，并不是实际做过这件事。康熙三十四年，皇上想到京城中八旗贫困兵丁租赁房屋需要花费，特命在靠近八旗教场的地方，各建住房二千间，共计一万六干间，用来庇护贫困者。后来又在城内空地以及各省驻防建造房屋，作为官兵居住之所，总数不少于十万间。这实在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特殊恩典。◎外省文职旗缺开国初年，外省督抚、藩臬大多任用汉军人；藩臬职位出缺时，由汉军郎中、御史和汉人的参政等官员间隔推补。后来满洲郎中、给事中、御史也被推举升任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与汉军人相同。此后又规定，山西、陕西、甘肃的督抚、藩臬，以及霸昌道、口北道、归绥道、镇迪道，各省理事同知、通判，都使用旗人；盐政、织造、粤海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都使用内府人。此外，旗缺同知、通判、州、县官，西北口外还有很多，全部记载在《会典》中，这里来不及一一记述。现在这些职位仍遵守旧制，不任用汉人；只有山西、陕西两省的大吏，如今已经多任用汉员，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卷三◎都察院满御史原称理事官开国初年开始设置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满洲、汉人各一员，汉人有时由大学士兼任。又设置协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各二人，左右佥都御史各一人，起初任用汉军，后来汉军、汉人交互任用。监察御史四十人，都是汉人。满洲方面则称理事官、副理事官，不分属于哪一台。后来把理事官改为给事中，把副理事官改为监察御史。康熙初年，规定满洲御史二十三人，汉御史二十四人，又设置汉军御史八人；每年二月、八月考察官员贤能与否，分别升任京官或调任外官，汉军与汉人并列，内升可任京卿、内阁侍读学士。如今规定满给事中十二人、汉给事中十二人，满御史二十八人、汉御史二十八人；汉军并入汉人一班，而且二月、八月考核的制度已经停办很久了。（起初，六部满洲司官也称理事官、副理事官。） ◎满洲典试差始于康熙三十八年，任翰林院编修阿金为福建正考官，满保为浙江副考官，喀尔喀为河南副考官，法保为陕西副考官。这是满洲翰林出任主考官的开始。◎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按旧例由尚书、侍郎、内阁学士、翰林掌院学士担任，入阁拜相后就解除这一职务。只有徐元文以户部侍郎入相，熊赐履以吏部尚书、张英以礼部尚书拜相，仍然兼任讲官，后来便成为惯例。◎汉军回避刑部如今汉军人都回避刑部，不知道这一惯例的原委。考察康熙年间，刑部侍郎李辉祖、喻成龙、卞永誉、金玺，以及雍正年间的王国恩，都是汉军人。有人说，这一惯例是从审议年羹尧罪行时开始的，因为汉军人颇有结党袒护之意，由此才不准汉军人担任刑官。然而，最先揭发年羹尧僭越妄为的人是汉军蔡埏，而袒护年羹尧的人却是隆科多；因此，回避汉军官员的惯例恐怕另有原因，不只是因为这件事。按汉军人不得选任刑部官员的惯例，始于乾隆十九年，这足以证明并不是因为年羹尧才形成的。又考察先文肃公于乾隆三十八年曾任刑部侍郎，后来进入宰辅之列，仍兼任刑部职务。如今少宰基溥也由刑部侍郎转任其他阶次。因此，内府满洲旗分中的汉姓人，与汉军人不同，仍不在回避之例。◎内阁学士也称翰林《居易录》记载：祭告五岳、四渎、帝王陵寝以及先师孔子，旧例派遣侍郎、副都御史，最高到四品官为止；翰林官则以阁学、掌詹、少詹为止，等等。这样看来，从前的阁学也称为翰林。如今中书舍人仍称“内翰”，就是源于此。又记载：按例祭酒不列名；丙子年以后，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云麾使都列名了；丁丑年以后，从祭酒以下直到谕德、洗马、侍读、侍讲，都全部列名了，但不知道这一惯例始于哪一年，等等。如今祭告之事，云麾使已经很久不再派遣，往往命将军、督抚、副都统、总兵就近前往祭祀。◎督捕官开国初年在兵部创设督捕衙门，设置满、汉左右侍郎二人，满洲左右理事官二人，汉协理督捕太仆寺少卿二人。不久又把左右理事官改为满、汉郎中各一人；满员外郎、主事各若干人，汉员外郎一人、主事六人，分别管理八司，负责缉捕八旗逃犯和京城盗贼，三营的所有将领都隶属其下。这大概就是古代仆区制度。康熙辛未年，因三营改隶九门提督，督捕衙门只专门负责缉捕逃犯。如今裁撤督捕侍郎等官已经很久了，巡捕将弁设置五营，仍然隶属于提督（九门提督就是步军统领）。而缉捕事务则分别隶属于步军统领和五城兵马司的正、副指挥。考察京城巡捕五营，过去没有统一统属的官员，部、科以及提督、镇抚等都可以调遣他们，官兵疲于奔命。康熙中叶，才改为隶属于九门提督，这是采纳郭世隆的请求。郭世隆是汉军镶红旗人，官至刑部尚书。◎答应如今宫中女眷的名位，妃嫔以下称常在、答应。起初以为“答应”是满语。可是《池北偶谈》记载，曹贞吉任舍人时，曾在内库查看、检点书籍，看到库房柱子上有一张嘉靖年间的帖子，记载乌玉、黄玉、绿玉、白玉、红玉各若干斤，玉璞七万几千斤，后面写着“答应焦桂花传”。由此看来，“答应”这一称号并不是从本朝才开始的。只是外廷库房的帖子可以直接写她的名字，似乎并不是宫中女眷的地位称号，或许是当时掌事宫女的称呼，与今天不同。然而，一个宫女就能传取这么多珍玉，也可以想见明朝末年的奢靡耗费。

译◎内大臣王渔洋《池北偶谈》记载，本朝官制中，满洲勋旧另设内大臣，不属于内阁、各部以及八旗都统等官；遇有军国大事，便在宫禁之中与满洲大学士、尚书等共同商议，称为“黑白昂邦”。考察唐代制度，两名枢密使、左右神策军中尉都称内大臣，但他们是宦官，实际情况不同，只是名称相同。愚意认为，前代宫禁中处理机密事务的职任，都由宦官担任；本朝则一概改由亲近大臣担任。内大臣的职务实际上与中尉相似，官阶为一品，与大学士在文武方面并立，地位极其尊贵。如今满语称为“多罗机谙班”。“多罗机”三字，是内廷的称呼；“谙班”是“昂邦”的转音，意为大臣。“黑白”也写作“赫博”，满语解释为商量筹划。如今称参赞大臣为“赫白昂邦”，文义较为相合；王渔洋所说的“黑白昂邦”，应当就是议政大臣。◎肩舆古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肩舆。《麈史》说，唐代宰相骑马，五代才开始使用担子。文潞公担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时，司马温公任门下侍郎、因病卧床，接受任命为左相，不能骑马；这两人都获特恩，允许乘担子。《宋人朝野类要》说，各部门官员出衙时，随从先报告可以上马，可见旧礼只是骑马。自南宋中兴以来，才开始乘肩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东京旧制，年高有德的大臣或尊贵的宗室，才由特别诏旨允许乘肩舆。建炎初年，皇上因为维扬道路铺砖湿滑，对大臣说：“君臣本为一体，朕不忍让群臣奔走在危险的道路上，可以特别允许乘肩舆。”等等。由此可见，古人乘肩舆是如此困难。《宋史》的仪仗记载中已经有肩舆。又说，中兴以后朝廷中才开始有肩舆制度，起初是为了优礼宗室和老臣，后来滥用到士人和百姓，甚至技艺之人也有乘二人肩舆的。本朝初年，汉人中在京任职的官员也多骑马。后来准许乘肩舆，三品以上用四人，四品以下用二人。如今京官中一、二品汉人大员，都乘四人抬的肩舆。三品以下不乘肩舆，也没有二人肩舆的制度。满洲与汉人略有区别：亲王、郡王准许乘八人肩舆，平时也用四人肩舆，取其便利快捷。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虽然有乘暖轿的制度，近来只乘朱轮车。蒙古王除非有特别恩典，否则没有乘轿的制度。咸丰五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因军功获赐乘肩舆。一品文职大臣、军机大臣都乘四人肩舆；二品大员要年过六十才开始乘肩舆，这是担心他们习惯安逸享乐而荒废骑射。外官中的武臣都骑马；文臣中的督抚、使臣用八名轿夫，布政使以下直到知县都乘四人肩舆；佐贰官和杂职官只准骑马，如今也乘二人肩舆，这是不合制度的。外官进京都乘车，不准使用肩舆，只有直隶总督获准使用；大概因为大宛两县也是其兼辖之地。《池北偶谈》说，外官乘肩舆不用帷盖，是取古人撩起车帷的意思。只有江宁、开封两省的督抚、司道以及府、厅、州、县官都乘暖轿，这是沿袭宋、明都城的制度，直到现在仍未改变。按照他的说法，开国初年外省官员都乘没有帷盖的亮轿；如今若不是入闱、迎春等大典，便不乘亮轿，而且还认为亮轿比暖轿更荣耀，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改的。◎八旗直省督抚大臣考察本朝统一天下，满、汉并重；只是京朝武臣设置有满洲专缺。文职衙门的堂官都满、汉并用，例如内阁四位大学士必须是两名满洲人、两名汉人；六部十二名尚书则是满洲六人、汉人六人。只有宗人府的堂官和属官全用宗室，只设置汉府丞一人、汉主事二人；内务府、理藩院也都不用汉人。太医院全用汉人（间或有一两名旗人借补汉缺），略有不同。外省官员不分满、汉，只选择贤能者任用。从顺治四年至雍正十三年，共九十二年，八旗人员中担任督抚的，汉军约占十分之七，满洲约占十分之三，蒙古只有二人（乾隆以后才开始任用蒙古人担任外任大员）。乾隆元年以后各省封疆大吏的情况，等搜集考察后再续记。江南江西总督：马鸣佩（汉军镶红旗人）。马国柱（汉军正白旗人）。郎廷佐（汉军镶黄旗人）。麻勒吉（满洲正黄旗人）。阿席熙（满洲镶红旗人）。王新命（汉军镶蓝旗人）。傅腊塔（满洲镶黄旗人）。范承勋（汉军镶黄旗人）。陶岱（满洲正蓝旗人）。阿山（满洲镶蓝旗人）。邵穆布（满洲镶蓝旗人）。噶礼（满洲正红旗人）。郎廷极（汉军镶黄旗人）。赫寿（满洲正红旗人）。常鼐（满洲正白旗人）。查弼纳（满洲正黄旗人）。范时绎（汉军镶黄旗人）。高其倬（汉军镶黄旗人）。尹继善（满洲镶黄旗人）。赵宏恩（汉军镶红旗人）。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汉军镶蓝旗人）。陈锦（汉军正蓝旗人）。刘清泰（汉军正红旗人）。佟岱（汉军正蓝旗人）。李率泰（汉军正蓝旗人）。刘兆麒（汉军镶白旗人）。王新命（汉军镶蓝旗人）。兴永朝（汉军镶黄旗人）。朱宏祚（汉军镶白旗人）。郭世隆（汉军镶红旗人）。金世荣（汉军正黄旗人）。范时崇（汉军镶黄旗人）。满保（满洲正黄旗人）。高其倬（汉军镶黄旗人）。川陕总督：（顺治十八年陕西各设总督，这一职位被裁撤。康熙十九年又恢复设置，改为满缺。） 孟乔芳（汉军镶红旗人）。金砺（汉军镶红旗人）。马之先（汉军镶蓝旗人）。李国英（汉军正红旗人）。湖广总督：祖泽远（汉军镶黄旗人）。李荫祖（汉军镶黄旗人）。张长庚（汉军镶黄旗人）。董卫国（汉军正白旗人）。丁思孔（汉军镶黄旗人）。李辉祖（汉军正黄旗人）。喻成龙（汉军正蓝旗人）。郭世隆（汉军镶红旗人）。鄂海（满洲镶白旗人）。额伦特（满洲镶红旗人）。满丕（满洲正蓝旗人）。杨宗仁（汉军正白旗人）。李成龙（汉军正蓝旗人）。迈柱（满洲镶蓝旗人）。

译广东广西总督：佟养甲（汉军正蓝旗人）。李率泰（汉军正蓝旗人）。王国光（汉军正红旗人）。李栖凤（汉军镶红旗人）。于时跃（内府镶黄旗人）。卢兴祖（汉军镶白旗人）。周有德（汉军镶黄旗人）。金光祖（汉军正白旗人）。吴兴祚（汉军正红旗人）。石琳（汉军正白旗人）。郭世隆（汉军镶红旗人）。杨琳（汉军正红旗人）。郝玉麟（汉军镶白旗人）。鄂弥达（满洲正白旗人）。▯南贵州总督：赵廷臣（汉军镶黄旗人）。卞三元（汉军镶红旗人）。甘文▯（汉军正蓝旗人）。鄂善（满洲镶黄旗人）。周有德（汉军镶黄旗人）。蔡毓荣（汉军正白旗人）。范承勋（汉军镶黄旗人）。丁思孔（汉军镶黄旗人）。王继文（汉军镶黄旗人）。巴锡（满洲镶蓝旗人）。贝和诺（满洲镶红旗人）。郭躁（满洲镶红旗人）。高其倬（汉军镶黄旗人）。鄂尔泰（满洲正蓝旗人）。尹继善（满洲镶黄旗人）。河道总督：杨方兴（汉军镶白旗人）。杨茂勋（汉军镶红旗人）。卢崇峻（汉军镶黄旗人）。罗多（满洲镶白旗人）。王光裕（汉军正白旗人）。靳辅（汉军镶黄旗人）。王新命（汉军镶蓝旗人）。于成龙（汉军镶红旗人）。董安国（汉军正白旗人）。赵世显（汉军镶红旗人）。齐苏勒（满洲正白旗人）。赵宏恩（汉军镶红旗人）。漕运总督：王文奎（汉军镶红旗人）。吴库礼（满洲镶白人）。蔡士英（汉军正白人）。屈尽美（汉军镶白人）。帅颜保（满洲正黄人）。邵甘（满洲正黄人）。马世济（汉军镶红人）。兴永朝（汉军镶黄人）。王梁（汉军镶黄人）。董安国（汉军正白人）。桑额（汉军镶蓝人）。赫寿（满洲正红人）。郎廷极（汉军镶黄人）。施世纶（汉军镶黄人）。性桂（满洲正蓝人）。顾琮（满洲镶黄人）。补熙（满洲镶黄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康熙八年六月裁撤）。张存仁（汉军镶蓝人）。马光辉（汉军镶黄人）。李荫祖（汉军正黄人）。朱昌祚（汉军镶白人）。白秉贞（汉军镶白人）。直隶总督：（康熙四年裁撤）。苗澄（汉军镶白人）。宣大总督：（顺治十五年七月裁撤）。马国柱（汉军正白人）。申朝纪（汉军镶蓝人）。耿▯享（汉军正黄人）。佟养量（汉军正蓝人）。马鸣佩（汉军镶红人）。马之先（汉军镶蓝人）。卢崇峻（汉军镶黄人）。山东总督：（很早就裁撤了，具体年月无从考知）。赵国祚（汉军镶红人）。祖泽溥（汉军镶黄人）。河南总督：（很早就裁撤了，具体年月无从考知）。刘清泰（汉军正红人）。河南山东总督：（这一职位似乎是专为田文镜设置的，田文镜病故后便裁撤了，仍应等待考证）。田文镜（汉军正黄人）。江南总督：马鸣佩（汉军镶红人）。郎廷佐（汉军镶黄人）。阿席熙（满洲镶红人）。江西总督：张朝磷（汉军正蓝人）。董卫国（汉军正白人）。浙江总督：张存仁（汉军镶蓝人）。赵国祚（汉军镶红人）。赵廷臣（汉军镶黄人）。王国安（汉军正白人）。福建总督：李率泰（汉军正蓝人）。张朝磷（汉军正蓝人）。祖泽溥（汉军正黄人）。刘斗（汉军正白人）。范承谟（汉军镶黄人）。郎廷佐（汉军镶黄人）。郎廷相（汉军镶黄人）。姚启圣（汉军镶红人）。王国安（汉军正白人）。范时崇（汉军镶黄人）。觉罗满保（满洲正黄人）。高其倬（汉军镶黄人）。郝玉麟（汉军镶黄旗人）。川湖总督：罗绣锦（汉军镶红旗人）。祖泽远（汉军镶黄旗人）。蔡毓荣（汉军正白旗人）。四川总督：李国英（汉军正红旗人）。苗澄（汉军镶白旗人）。刘兆麒（汉军镶白旗人）。周有德（汉军镶红旗人）。杨茂勋（汉军镶红旗人）。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山西陕西总督：白如梅（汉军镶白旗人）。卢崇峻（汉军镶黄旗人）。山西总督：祖泽溥（汉军镶黄旗人）。赵国祚（汉军镶红旗人）。陕西总督：孟乔芳（汉军镶红旗人）。白如梅（汉军镶白旗人）。广东总督：卢崇峻（汉军镶黄旗人）。广西总督：于时跃（内府镶黄旗人）。屈尽美（汉军镶白旗人）。云南总督：卞三元（汉军镶红旗人）。鄂善（满洲镶黄旗人）。贵州总督：佟延年（汉军正蓝旗人）。杨茂勋（汉军镶黄旗人）。鄂善（满洲镶黄旗人）。

译川陕满缺总督：（康熙七年，定为满缺。十四年，改缺为陕西总督。十九年，仍改为川陕。）莫洛（康熙七年正月任，十年正月交卸）。罗多（十年正月任，十一年交卸）。鄂善（十一年四月任，十二年交卸）。哈占（十二年九月任，二十二年交卸）。禧佛（二十二年任，二十五年交卸）。图纳（二十五年九月任，二十七年交卸）。葛思泰（二十七年二月任，三十一年休致）。鼐伦（三十一年七月任，三十二年交卸）。佛伦（三十三年任）。吴赫（三十三年十月任，三十八年七月交卸）。席尔达（三十八年七月任，四十年十月回部）。华显（四十年十月任，四十二年十二月故）。博济（四十三年正月任，四十七年交卸）。齐世武（四十七年四月任，四十八年七月升）。殷泰（四十八年七月任，五十二年二月解任）。鄂海（五十二年二月任，六十年办理粮饷交卸）。年羹尧（康熙六十年五月任，雍正三年调任杭州将军）。查郎阿（雍正七年以吏部尚书身份署理，至乾隆年间回京）。以上旗缺总督，都不知道属于哪个旗分，留待以后考证补载。又，年大将军于雍正三年调任将军之后，四、五、六等年间空缺无人，究竟是鄂制军从军营回来任职，还是另有署理事务的人员，均已无法考证。◎考录八旗直省巡抚：直隶巡抚：王文奎（汉军镶白旗人）。杨国兴（汉军镶红旗人）。潘朝选（汉军正红旗人）。王登联（汉军镶红旗人）。甘文[字迹不清]（汉军正蓝旗人）。金世德（汉军正黄旗人）。格尔古德（满洲镶蓝旗人）。阿哈达（满洲镶蓝旗人）。崔澄（汉军镶白旗人）。郭世隆（汉军镶红旗人）。沈朝聘（汉军镶蓝旗人）。于成龙（汉军镶红旗人）。江苏巡抚：周国佐（汉军正黄旗人）。张中元（汉军正黄旗人）。蒋国柱（汉军镶白旗人）。马[字迹不清]（满洲镶红旗人）。王新命（汉军镶蓝旗人）。吴存礼（汉军正黄旗人）。张楷（汉军正蓝旗人）。范时绎（汉军镶黄旗人）。尹继善（满洲镶黄旗人）。孙国玺（汉军正白旗人）。高其倬（汉军镶黄旗人）。安徽巡抚：李栖凤（汉军镶红旗人）。刘宏遇（汉军正蓝旗人）。蒋国柱（汉军镶白旗人）。宜永贵（汉军正白旗人）。张朝珍（汉军正蓝旗人）。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佟国相（汉军正蓝旗人）。江有良（汉军正红旗人）。高永爵（汉军镶黄旗人）。佟国佐（汉军正蓝旗人）。线一信（汉军正白旗人）。陈汝器（汉军镶红旗人）。李钅丙（汉军正黄旗人）。喻成龙（汉军正蓝旗人）。刘光美（汉军镶红旗人）。叶九思（汉军镶蓝旗人）。李成龙（汉军正蓝旗人）。浙江巡抚：萧起元（汉军镶白旗人）。秦世祯（汉军正蓝旗人）。陈应泰（汉军镶红旗人）。佟国器（汉军正蓝旗人）。史记功（汉军正白旗人）。朱昌祚（汉军镶白旗人）。蒋国柱（汉军镶白旗人）。范承谟（汉军镶黄旗人）。达都（汉军正黄旗人）。陈秉直（汉军镶黄旗人）。王国安（汉军正白旗人）。王维珍（汉军正蓝旗人）。陈汝器（汉军镶红旗人）。线一信（汉军正白旗人）。张敏（汉军正黄旗人）。黄秉中（汉军镶红旗人）。徐元梦（满洲正白旗人）。吕犹龙（汉军正红旗人）。法海（满洲镶黄旗人）。傅敏（满洲镶白旗人）。王国栋（汉军镶红旗人）。江西巡抚：李翔凤（汉军镶红旗人）。朱延庆（汉军镶蓝旗人）。夏一鹗（汉军正白旗人）。蔡士英（汉军正白旗人）。郎廷佐（汉军镶黄旗人）。张朝▯（汉军正蓝旗人）。董卫国（汉军正白旗人）。白色纯（汉军镶白旗人）。佟国桢（汉军镶黄旗人）。安世鼎（汉军镶红旗人）。李士桢（汉军正白旗人）。佟康年（汉军正蓝旗人）。李基和（汉军镶红旗人）。郎廷极（汉军镶黄旗人）。佟国桢（满洲镶黄旗人）。白潢（汉军镶白旗人）。伊都立（满洲正黄旗人）。迈柱（满洲镶黄旗人）。布兰泰（蒙古正白旗人）。常安（满洲镶红旗人）。湖北巡抚：（起初称为湖广巡抚，雍正二年确定为现在的名称）。迟日益（汉军正白旗人）。张长庚（汉军镶黄旗人）。杨茂勋（汉军镶红旗人）。董国兴（汉军镶白旗人）。徐化成（汉军正蓝旗人）。张朝珍（汉军正蓝旗人）。王新命（汉军镶蓝旗人）。石琳（汉军正白旗人）。柯永升（汉军镶红旗人）。丁思孔（汉军镶黄旗人）。桑额（汉军镶蓝旗人）。年遐龄（汉军镶黄旗人）。刘殿衡，汉军镶白旗人。范时崇，汉军镶黄旗人。纳齐哈，满洲镶白旗人。海敏，满洲镶蓝旗人。宪德，蒙古正白旗人。赵宏恩，汉军镶红旗人。德龄，满洲镶黄旗人。湖南巡抚：起初称为偏沅巡抚，雍正二年确定为现在的名称。线缙，汉军正黄旗人。金廷献，汉军镶蓝旗人。周召南，汉军镶蓝旗人。卢震，汉军镶白旗人。韩世琦，汉军正白旗人。丁思孔，汉军镶黄旗人。兴永朝，汉军镶黄旗人。于养志，汉军镶蓝旗人。王梁，汉军正黄旗人。董安国，汉军正白旗人。金玺，汉军镶蓝旗人。李锡，汉军正黄旗人。布兰泰，蒙古正白旗人。王国栋，汉军镶红旗人。赵宏恩，汉军镶红旗人。福建巡抚：佟国鼐，汉军正蓝旗人。

译佟国器，汉军正蓝旗人。宜永贵，汉军正白旗人。张学圣，汉军镶蓝旗人。刘汉祚，汉军镶红旗人。徐永贞，汉军正红旗人。许世昌，汉军正红旗人。刘秉政，汉军镶蓝旗人。杨熙，汉军正黄旗人。吴兴祚，汉军正红旗人。董国兴，汉军镶白旗人。张仲举，汉军镶红旗人。卞永誉，汉军镶红旗人。许嗣兴，汉军镶蓝旗人。黄秉中，汉军镶红旗人。绰奇，满洲镶白旗人。觉罗满保，满洲正黄旗人。吕犹龙，汉军正红旗人。黄国材，汉军正白旗人。毛文铨，汉军镶白旗人。常赉，满洲镶白旗人。山东巡抚：丁文盛，汉军镶黄旗人。张儒秀，汉军镶蓝旗人。夏玉，汉军正白旗人。缪正心，汉军镶蓝旗人。许文秀，汉军正黄旗人。蒋国柱，汉军镶白旗人。周有德，汉军镶红旗人。张凤仪，汉军正蓝旗人。赵祥星，汉军镶白旗人。施维翰，汉军镶黄旗人。李天玉，汉军镶蓝旗人。郎永清，汉军镶黄旗人。佛伦，满洲正白旗人。桑额，汉军正蓝旗人。杨廷耀，汉军正黄旗人。李炳，汉军正黄旗人。王国昌（汉军正白旗人）。赵世显（汉军镶红旗人）。李树德（汉军正黄旗人）。黄炳（汉军正白旗人）。塞楞额（满洲正白旗人）。山西巡抚：康熙七年，定为满缺，专门任用旗人。马国柱（汉军正白旗人）。申朝纪（汉军镶蓝旗人）。祝世昌（汉军镶红旗人）。刘宏遇（汉军正蓝旗人）。陈应泰（汉军镶红旗人）。白如梅（汉军镶白旗人）。杨熙（汉军正黄旗人）。觉罗阿塔（满洲正红旗人）。达尔布（满洲镶蓝旗人）。河南巡抚：罗绣锦（汉军镶红旗人）。吴景道（汉军正黄旗人）。贾汉复（汉军正蓝旗人）。彭有义（汉军正白旗人）。张自得（汉军正黄旗人）。郎廷相（汉军镶黄旗人）。佟凤彩（汉军正蓝旗人）。董国兴（汉军镶白旗人）。丁思孔（汉军镶黄旗人）。阎兴邦（汉军镶黄旗人）。李辉祖（汉军正黄旗人）。李国亮（汉军镶红旗人）。李锡（汉军正黄旗人）。张圣佐（汉军正蓝旗人）。杨宗义（汉军正白旗人）。石文焯（汉军正白旗人）。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孙国玺（汉军正白旗人）。陕西巡抚：康熙七年，改入满缺，专门任用旗人。雷兴（汉军正黄旗人）。马之先（汉军镶蓝旗人）。陈极新（汉军正蓝旗人）。张自得（汉军正黄旗人）。贾汉复（汉军正蓝旗人）。白清额（满洲正白旗人）。甘肃巡抚：康熙七年，改入满缺，专门任用旗人。张尚（汉军正黄旗人）。张文衡（汉军镶黄旗人）。佟延年（汉军正蓝旗人）。刘斗（汉军正白旗人）。四川巡抚：李国英（汉军正红旗人）。高民瞻（汉军镶白旗人）。佟凤彩（汉军正蓝旗人）。张德地（汉军镶蓝旗人）。杭爱（满洲镶白旗人）。韩世琦（汉军正红旗人）。噶尔图（满洲镶白旗人）。于养志（汉军镶蓝旗人）。齐世武（满洲正白旗人）。贝和诺（满洲正红旗人）。能泰（满洲正白旗人）。叶九思（汉军镶蓝旗人）。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塞尔图（满洲镶红旗人）。蔡埏（汉军正白旗人）。王景灏（汉军镶黄人）。法敏（满洲镶蓝人）。宪德（蒙古正白人）。广东巡抚：李栖凤（汉军镶红人）。董应魁（汉军镶黄人）。卢兴祖（汉军镶白人）。王来用（汉军正黄人）。刘秉权（汉军镶蓝人）。佟养钜（汉军镶红人）。金亻▯（汉军镶红人）。李士桢（汉军正白人）。朱宏祚（汉军镶白人）。江有良（汉军正红人）。高承爵（汉军镶黄人）。萧永藻（汉军镶白人）。石文晟（汉军正白人）。范时崇（汉军镶黄人）。满丕（满洲正蓝人）。杨琳（汉军正红人）。法海（满洲镶黄人）。杨宗仁（汉军正白人）。杨文乾（汉军正白人）。广西巡抚：郭肇基（汉军正白人）。王一品（汉军镶黄人）。于时跃（汉军镶黄人）。屈尽美（汉军镶白人）。金光祖（汉军正白人）。马雄镇（汉军镶红人）。陈洪明（汉军镶红人）。施天裔（汉军镶红人）。范承勋（汉军镶黄人）。王起元（汉军镶黄人）。萧永藩（汉军镶白人）。宜思恭（汉军正白人）。高其倬（汉军镶黄人）。鄂尔泰（满洲镶蓝人）。祖秉圭（汉军正白人）。阿克敦（满洲正蓝人）。金钅共（汉军镶白人）。▯南巡抚：李天浴（汉军镶蓝人）。朱国治（汉军正黄人）。王继文（汉军镶黄人）。石琳（汉军正白人）。石文晟（汉军正白人）。佟毓秀（汉军正蓝人）。郭▯栗（满洲镶红人）。吴存礼（汉军正黄人）。施世纶（汉军镶黄人）。甘国璧（汉军正蓝人）。鄂尔泰（满洲镶蓝人）。沈廷正（汉军镶白人）。张允随（汉军镶黄人）。贵州巡抚：赵廷臣（汉军镶黄人）。卞三元（汉军镶红人）。罗绘锦（汉军镶红人）。佟凤彩（汉军正蓝人）。马世济（汉军镶红人）。高起龙（汉军正白人）。黄国材（汉军正白人）。金世扬（汉军正黄人）。毛文铨（汉军镶白旗人）。沈廷正（汉军镶白旗人）。南赣巡抚：刘武元（汉军镶红旗人）。

译宜永贵（汉军正白旗人）。佟国器（汉军正蓝旗人）。苏宏祖（汉军正红旗人）。胡文华（汉军正白旗人）。郧阳巡抚：朱国柱（汉军镶白旗人）。张尚（汉军正黄旗人）。白秉贞（汉军镶白旗人）。王来任（汉军正黄旗人）。杨茂勋（汉军镶红旗人）。登莱巡抚：陈锦（汉军正蓝旗人）。朱国柱（汉军镶白旗人）。延绥巡抚：蒋国柱（汉军镶白旗人）。周召南（汉军镶蓝旗人）。张仲第（汉军正黄旗人）。宁夏巡抚：焦安民（汉军正红旗人）。张尚（汉军正黄旗人）。孙茂兰（汉军正红旗人）。刘秉政（汉军镶蓝旗人）。操江巡抚：陈锦（汉军正蓝旗人）。李日▯（汉军正蓝旗人）。秦世祯（汉军正蓝旗人）。蒋国柱（汉军镶白旗人）。宜永贵（汉军正白旗人）。凤阳巡抚：赵福星（汉军镶白旗人）。王一品（汉军镶黄旗人）。张尚贤（汉军正蓝旗人）。◎直省满缺巡抚考：山西巡抚（康熙七年定为专用旗员）。觉罗阿塔（康熙七年正月任职，九月解除职务）。达尔布（康熙七年十月任职，十五年九月解除职务）。屠克善（康熙十五年十月任职，十九年闰八月退休）。穆尔赛（康熙十九年闰八月任职，二十四年九月被革职）。图纳（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任职，二十五年□月交卸职务）。马齐（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任职，二十七年三月升任）。叶穆济（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任职，三十二年二月退休）。噶尔图（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任职，三十四年□月交卸职务）。温保（康熙三十四年五月任职，三十六年五月被革职）。倭伦（康熙三十六年五月任职，三十八年七月被降职）。噶礼（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任职，四十八年四月升任）。苏克济（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任职，六十年十一月因丁忧离职）。德音（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任职，雍正元年五月被革职）。诺敏（雍正元年五月任职，三年三月交卸职务）。伊都立（雍正三年四月任职，四年十一月调任江西）。德明（雍正四年十一月任职，五年六月升任刑部尚书）。觉罗石麟（雍正五年六月任职，进入乾隆年间后交卸职务）。陕西巡抚（康熙七年定为满缺）。白清额（康熙七年正月任职，八年十二月去世）。鄂善（康熙九年四月任职，十一年四月升任）。阿席熙（康熙十一年四月任职，十二年六月升任）。杭爱（康熙十二年七月任职，十九年正月调任）。鄂恺（康熙十九年二月任职，二十五年四月被降职）。图尔宸（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任职，二十六年正月升任）。布雅努（康熙二十六年二月任职，二十七年九月退休）。萨弼图（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任职，三十一年二月被革职）。布喀（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任职，当年十月被革职）。吴赫（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任职，三十三年十月升任）。党爱（康熙三十三年十月任职，三十六年闰二月交卸职务）。巴锡（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任职，三十七年十二月升任）。贝和诺（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任职，三十九年四月调任）。华显（康熙三十九年五月任职，四十年□月被吏部卸任）。鄂海（康熙四十年十一月任职，四十九年□月交卸任职）。永泰（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任职，五十四年五月交卸任职）。噶什图（康熙五十四年六月任职，雍正元年九月升任刑部尚书）。范时捷（雍正元年九月任职，二年十月交卸任职）。石文焯（雍正二年十一月任职，三年四月调任）。图里琛（雍正三年七月任职，四年十月升任兵部侍郎）。法敏（雍正四年十月任职，五年六月交卸任职）。张保（雍正五年六月任职，当年八月升任）。西琳（雍正五年十一月任职，六年十二月交卸任职）。武格（雍正七年二月任职，九年□月革职）。马尔泰（雍正九年任职，十年交卸任职）。德龄（雍正十一年任职，当年交卸任职）。鄂昌（雍正十二年二月任职，十二月调往四川）。硕色（雍正十三年二月任职，进入乾隆年间后交卸任职）。甘肃巡抚：（康熙七年定为满缺）。刘斗（顺治十八年十月任职，康熙九年五月升任）。华善（康熙九年五月任职，十六年交卸任职）。鄂善（康熙十六年再次任职，十八年五月交卸任职）。巴锡（康熙十八年六月任职，二十二年交卸任职）。叶穆济（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任职，二十七年二月调任）。伊图（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任职，三十年十一月升任）。布喀（康熙三十年十一月任职，三十一年二月调任）。吴赫（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任职，十月调任）。严泰（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任职，三十三年十二月去世）。舒淑（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任职，三十五年交卸任职）。郭洪（康熙三十五年六月任职，三十六年七月革职）。喀拜（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任职，四十年十月交卸任职）。齐世武（康熙四十年十一月任职，四十七年四月升任）。舒图（康熙四十七年五月任职，四十九年三月革职）。鄂奇（康熙四十九年三月任职，当年交卸任职）。岳拜（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任职，五十三年六月去世）。绰奇（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任职，雍正二年十月升任工部尚书）。花善（康熙五十八年十月署理，六十年九月降职）。卢询（康熙六十年十月署理，雍正二年交卸任职）。石文焯（雍正三年四月任职，五年十月进京）。莽鹄立（雍正五年十月任职，七年八月降职）。

译谨按：康熙七年，钦定川陕、甘肃、山西的督抚职位为满缺。到乾隆年间，仍然遵循这一制度。如今各个满缺已经多任用汉员，不清楚是从哪一年改的，有没有明确下达的谕旨，应当等待考订后补入。查《通志》所记载的情况，满缺的各位官员都没有注明旗分，而年羹尧、石文焯、范时捷、卢询都是汉军人，似乎是规定专门任用旗人，称为满缺，并不一定拘泥于专门任用满洲人。如今迪化州、吐鲁番同知等处，虽然称为满缺，也不是只限满洲人，蒙古人、汉军人都可以补授。又有山东巡抚桑额一人，恐怕是桑格的错误。如今济南趵突泉上面的御碑亭中，有一座康熙年间御制《幸趵突泉诗》碑，当时的山东巡抚就是桑格。考察康熙初年，有江南提督桑格，是汉军镶蓝旗人，似乎与山东巡抚桑格是同一个人（山东巡抚桑格原注为正蓝汉军）。大概清语名字用对音方式书写，格、额二字或许有所错讹，也未可知。●卷四◎科目两汉时期的选举，虽然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文学异等之类的科目，以及天子亲临殿前策问的制度，但起初也都是由于丞相、列侯、州郡推荐，与本朝的博学鸿词制科相同。若交给主考官依据文章取士，称为进士，那么就是从隋唐时期开始的。不过当时的科目很多，并不一定拘守于一种考试，仍然保留着“吾党四科”的意思。才气纵横、文思丰富的人，有身言书判科；居住乡野、隐居山林的人，有乐道不仕科。专门以章句为主的，只有进士这一科。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到唐代时，已经有了浮华无用的议论。宋代沿袭了这一制度。司马光又曾请求设置十科取士的办法，也没有专门重视章句。专门重视进士，专门凭王氏的八比文取用人才，实际上是从前朝成化年间开始的。数百年来，士大夫如果不通过科目就不能出仕，如果不会八股文就不能参加科目考试。即使有班固、司马迁那样的才华，孙武、吴起那样的谋略，不学习八股文，众人也会一起诋毁讥讽他，斥责为粗鄙的官员，反而成为终身的耻辱。因此，士人从束发开始直到考取功名，只须熟习讲章，摹拟八股文的固定套式，除此之外不必接触任何学问。而且还要防止误入子书、史书中的一句话，以致造成瑕疵牵累。即使有世家大族，书籍成架，也只供陈设，与鼎、彝、瓷器、奇石一样，都是用来增添美观的东西；彼此还相互告诫，绝不敢翻阅。一旦得志取得功名，就认为读书的事情已经结束了。王应麟是宋末的大儒，曾说：“学习举业的人，如果只是为了沽名钓誉，一旦考取，便把一切都丢弃，茫然不再省察，这并不是国家对儒生的期望。”宋末学习举业已经如此，何况后来把八股文作为举业的人呢？黄南雷说：“流俗之人，即使钻研经传，也会形神枯槁、心志死亡，直到君主去世为止。假如不能考取功名，大家都说他一事无成。哪里知道科场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这话说得高明，实在可以令人深为感慨。本朝初年，用人不拘常格，所以八旗科目时而举行、时而停止，深怕人们受到浮华风气的影响，不崇尚实学；即使翰林学士，也不一定都由科目考试逐级升迁。而当时人才兴盛，确实有杰出人物；即使汉籍中的高士奇、朱彝尊等人，与八股文士相比又有什么惭愧的呢？而且文物制度的兴盛，以制科最为兴盛；制科的兴盛，又以几位布衣、例监为最。乾隆、嘉庆以来，士人的风气渐渐以科目为崇尚，翰林、史职也不能再通过其他途径出仕。这就是八股文之学越来越专门，而广泛涉猎的志向越来越衰退的原因。甚至那些由科目出身的官员，即使懵懂无知，不懂当时的事务，也不通晓典章制度，众人也一定互相谅解，说：“读书人本来就应当宽恕他。”这与古人所说通晓经术以求实用、读书以明白事理的道理，完全相反。旧制：第一场考书艺二篇、经艺一篇；如果不通经书，就作书义三篇；第二场考论一篇；第三场考策一道。顺治十一、二年乡试、会试，改为第一场书义三篇、经义二篇；第二场论一篇、判五条；第三场策三道。顺治十四、五年乡试、会试，又改为第一场书义三篇、经义四篇；第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第三场策五道。康熙二年，停止八股书艺、经艺，乡试、会试改为两场：第一场策五道；第二场四书论一篇、经论一篇、表一道、判五条。康熙八年，仍恢复旧制。乾隆二十二年，以时文替换表，删去论、判，并且把经文移到第二场。二十三年，又在第一场增加性理论一篇。四十七年，才改为现行制度：第一场考四书八股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题目都由皇帝钦定；第二场考五经八股文五篇；第三场考策五道。我以为，五道策论如果确实能够逐条回答且切合实际，也可以由此考察应试者的学问。可惜主考官决定取舍，都是以第一场四书文为标准，其他文体一概置之不论。策论只是把原题所问的内容改写成回答的内容，把“欤”字改成“也”字罢了。因为考中之后进呈的，只有四书文的第一篇；刊刻的考场范文，也只有第一篇。其余文章全都束之高阁，像被丢弃一样，即使进行复核，也只是徒具形式。一个考场合计有上万名士子，即使有一两篇策文确实逐条回答了题问，主考官也往往担心其中的征引是凭空编造，不愿考定；又怕断章取义，全文或许涉及忌讳，反而导致文章被弃置、不予录取。因此士子彼此告诫，全部只用空洞文章敷衍了事。又考察顺治十四年正月，曾下谕令从此停止八旗考试的成例。康熙二年，因为八旗生员没有上进的途径，特准举行一次乡试，取中满洲举人二十一名、蒙古十七名、汉军一百一十八名，咨送吏部录用；没有考中的生员全部革除生员资格。第二年，八旗也没有举行会试。康熙六年九月，又命令八旗与汉人同场，按照同一规则考试。康熙八年乡试，满洲、蒙古共取中十名，汉军取中十名。康熙十五年又停止八旗考试的成例，到二十九年重新准许举行。三十二年议准，乡试增加满洲、蒙古中额六名，汉军三名；会试中额满洲、蒙古取中七名，汉军取中四名。三十五年、四十一年又陆续扩大八旗乡试中额，满洲、蒙古七名，汉军四名。此后又改为临时奏请，不限定固定名额。

译考察唐、宋设置科举的门类很多，所以称为“科目”。如今却专门设置进士这一条途径，这是只有科而没有目的情况。古人最重视制科，考中四等的，尚且可以与一甲进士相比。而进士又有四甲、五甲等等级，朱子就是五甲进士出身，这见于圭封亭题刻的《绍兴十八年题名碑》。以文公这样的学问，尚且考中在五甲，那么制艺取舍的凭据又在哪里呢？那块题名碑上还说：“如果当年没有五甲，先生恐怕也免不了名落孙山。” 《随园随笔》又说，李赞皇不喜欢科目，说：“好骡马不入行。”金卫绍王不喜欢进士，说：“高延玉的人才并不是不好，可惜出身不正。”这是因为他考中了进士。因此，推崇进士技艺的人和深恶进士的人，其实都有同一种毛病；《传》说“有所好恶，就不能保持公正”，正是这个道理。书中又说，汪伯彦尚未考中进士时，曾在王氏门下开馆授徒。秦桧执掌国政后，专门以王氏的新经和字学取士。吴敏由蔡氏推荐，在靖康年间任执政，因此也推崇奉行王氏之学。王安石学术上的错误，比政治上的错误更严重，例如禁止人们阅读《史记》《汉书》，认为扬雄、冯道懂得顺应圣人的时势。◎博学鸿词制科、经学制科康熙八年，在恢复八股文之后，皇帝想到编纂《明史》必定需要学问深厚、擅长文章的人才，于是下诏开设博学鸿词科，用来搜罗学识广博的人才。不论京城内外现任官员，以及已经做官、尚未做官、布衣、罢职退居的士人，都准许推荐。京城内由三品以上大员、科道官、御史推荐，京外由布政司、按察司以上官员各自推荐所知之人，只有翰林不参与。康熙十七年下诏，次年己未三月初一日，在体仁阁下考试。直隶省推荐十五人，江南六十七人，浙江四十九人，山东十三人，山西十二人，河南五人，湖广六人，陕西九人，江西三人，福建三人，贵州一人；其余正在用兵的省份没有推荐，共得一百八十三人，取中海盐彭孙▯等五十人。雍正十一年，又举行鸿词科，共历时四年，到乾隆元年丙辰，在体仁阁考试。满洲五人，汉军二人，直隶三人，奉天一人，江南七十八人，安徽十九人，浙江六十八人，江西三十六人，湖北六人，湖南十三人，福建十二人，河南五人，山东四人，山西三人，广东六人，陕西四人，四川一人，▯南一人，共二百六十七人；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都授予馆职，武进刘纶名列第一。丁巳年补试，又取中万松龄等四人。乾隆十七年壬申，举荐经学之士，被推荐者中有内务府监生永宁等六十八人（其中被两次保举的八人）。这三科选得的人才最为兴盛，本朝著述名家大多出自这里。丙辰这一科，刘纶是张廷璐推荐的，而拟定考试题目又出自他的兄长大学士张廷玉之手；刘纶当时年龄刚过二十岁，一时没有被录取、没有被推荐的士人便说他是预先写好的，歌诗也是造作出来的。总之，公道自在人心。凡是应推荐的士人，无论取中还是落选，都不是乡村儒生、庸俗之士靠侥幸取得名声的人所能相比的。己未年考试题目：《璇玑玉衡赋》《御制省耕五言排律诗二十韵》。丙辰年考试题目：《五六天地之中合赋》《山鸡舞镜七言排律诗》。◎己未宏词科征士题名法若真（山东高密人，顺治丙戌进士。原任江南布政使，如今候补。参加考试但没有考中）。施闰章（江南宣城人，顺治己丑进士。原任江西湖西道参议，如今候补。考取二等第二名，任用为侍读）。曹禾（江南江阴人，康熙甲辰进士。原任内阁办事中书，如今候补。考取二等第二十二名，任用为编修）。陈玉▯基（江南宜兴人，康熙丁未进士。现任中书科中书。参加考试但没有考中）。米汉雯（顺天宛平人，顺治辛丑进士。原任河南长葛县知县，行取主事。考取二等第五名，任用为编修）。沈珩（浙江海宁人，甲辰进士。候选内阁中书。考取二等第三名，任用为编修）。汪琬（江南长洲人，乙未进士。因病告假，任户部主事。考取一等第十九名，任用为编修）。陈维崧（江南宜兴人，生员。考取一等第十名，任用为检讨）。赵进美（山东益都人，庚辰进士。现任河南河北道参政。参加考试但没有考中）。秦松龄（江南无锡人，乙未进士。原任翰林院检讨，后被革职，经保举到湖南军前任用。考取一等第八名，任检讨。） 尤侗（江南长洲人，拔贡生。降职调任直隶永平府推官。考取二等第十一名，任检讨。） 吴农祥（浙江仁和人，生员。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王顼龄（江南华亭人，丙辰进士。现任太常寺博士。考取一等第六名，任编修。） 李开泰（顺天大兴人，丙午举人。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倪灿（江南上元人，丁巳举人。考取一等第二名，任检讨。） 田雯（山东德州人，甲辰进士。原任工部营缮司郎中，如今候补。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陆▯（浙江平湖人，丁未进士。原任秘书院典籍，如今候补。考取一等第十二名，任编修。） 方象瑛（浙江遂安人，丁未进士。候补中行评博。考取二等第十五名，任编修。） 朱彝尊（浙江秀水人，平民。考取一等第十七名，任检讨。） 汤斌（河南睢州人，壬辰进士。原任江西岭北道参政，降职调任后退休。考取一等第十八名，任侍讲。） 叶封（湖广黄陂人，己亥进士。原任西城兵马司正指挥，如今候补主事。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王岱（湖广湘潭人，己卯举人。现任京卫武学教授。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傅山（山西太原人，平民。临近考试时称病。） 冯行贤（江南常熟人，平民。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林尧英（福建莆田人，辛丑进士。现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郁植（尚未考试便因病去世。） 陈僖（直隶清苑人，拔贡生。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徐钅九（江南吴江人，监生。考取二等第八名，任检讨。）

译罗坤（浙江会稽人，监生。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彭孙▯（浙江海盐人，己亥进士。候选主事。考取一等第一名，任编修。） 陆元辅（江南嘉定人，平民。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毕振姬（山西高平人，丙戌进士。退休前任湖广布政使。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冯云骧（山西代州人，乙未进士。现任刑部四川司郎中。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白梦鼐（江南江宁人，庚辰进士。现任大理寺左评事。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方象璜（考试后期没有参加考试。） 钱芳标（因服丧没有参加考试。） 王紫绶（河南祥符人，丙辰进士。退休前任浙江参政粮道。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张烈（顺天大兴人，庚戌进士。候补内阁中书。考取一等第三名，任编修。） 杜越（直隶客城人，贡生。临近考试时称病。） 纪炅（直隶文安人，生员。到京后生病。） 李来泰（江西临川人，壬辰进士。原任江南苏松道参议，如今候补。考取二等第一名，任侍讲。） 袁佑（直隶东明人，拔贡。现任内阁办事中书。考取一等第十六名，任编修。） 高层云（江南华亭人，丙辰进士。候选中行评博。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陈九胜（尚未考试便因病去世。） 谭吉璁（浙江秀水人，例监。任山东登州府知府。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孙▯（浙江嘉善人，己卯举人。现任直隶开州知州。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陈鸿绪（浙江鄞县人，举人。原任江南睢宁县，后被革职。考取二等第二十二名，任检讨。《宏博录》作陈鸿绩。） 汪▯（贵州贵阳人，己酉举人。候选知县。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王钺（山东诸城人，己亥进士。退休前任广东西宁县。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赵廷锡（陕西肤施人，辛酉进士。原任良乡县知县，如今候补中书。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李念慈（陕西泾阳人，戊戌进士。现任湖广景陵县。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徐懋昭（浙江鄞县人，甲辰进士。现任江南沛县。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高咏（江南宣城人，贡生。考取二等第二十七名，任检讨。《宏博录》作候选知县。） 李澄中（山东诸城人，拔贡。考取二等第十六名，任检讨。） 陈怀真（山东兖州人，贡生。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王谷韦（因服丧前来参加考试。） 黄宗羲（因患病没有到场。） 黎骞（江西临川人，拔贡。考取二等第二十六名，任检讨。秦瀛《宏博录》作江南人。） 王嗣槐（浙江钱塘人，生员。因年老，特赐内阁中书的官衔。） 许孙荃（江南合肥人，庚戌进士。任刑部四川司员外郎。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徐嘉炎（浙江秀水人，监生。考取一等第十一名，任检讨。秦瀛《宏博录》作候选州同应荐。） 王孙蔚（陕西临潼人，壬辰进士。原任湖北粮道参政，如今候补。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张瑞征（山东莱阳人，壬辰进士。原任河南汝南道副使，如今候补。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戴王纶（直隶沧州人，乙未榜眼。原任江西粮道参议，如今候补。因服丧没有参加考试。） 汪▯（浙江仁和人，丙辰进士。现任行人司行人。考取一等第四名，任编修。） 王含真（山西猗氏人，丙辰进士。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侯七乘（山西汾阳人，戊戌进士。原任江西广信府同知，退休。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夏る（浙江乌程人，贡生。考试后期到达，但没有参加考试。） 乔莱（江南宝应人，丁未进士。原任内阁中书，如今候补。考取一等第五名，任编修。） 刘瑞远（顺天府三河县人，乙酉科举人。原任江南海州官职，后被革职。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吴任臣（浙江仁和县人，生员。取二等第二十一名，任用为检讨。） 郎戴瓒（浙江钱塘县人，生员。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龙燮（江南望江县人，廪监生。取二等第二十八名，任用为检讨。《宏博录》记作例监，候选州同。） 李铠（江南山阳县人，辛丑科进士。现任盖平县知县。取二等第七名，任用为编修。） 赵骊渊（浙江上虞县人，己酉科举人。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陆次云（浙江钱塘县人，例监。考定为州判。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朱培（浙江人，岁贡。考定为训导。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顾鼎铨（浙江仁和县人，甲午科举人。现任蒲县官职。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毛升芳（浙江遂安县人，拔贡。取二等第二十四名，任用为检讨。） 徐之凯（浙江西安县人，戊戌科进士。现任陕西真宁县官职。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毛际可（浙江遂安县人，戊戌科进士。现任祥符县官职。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张英（浙江海宁县人，癸丑科进士。候选内阁中书。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邱象随（江南山阳县人，拔贡。取一等第二十名，任用为检讨。） 黄虞稷（江南江宁县人，廪生。因服丧，未参加考试。） 许自俊（江南嘉定县人，庚戌科进士。候选知县。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李芳广（河南柘城县人，甲辰科进士。原任寿光县官职，现候补中书。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宋实颖（江南长洲县人，庚子科举人。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杨还吉（山东即墨县人，生员。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黄始（江南吴县人，生员。被黜除革退。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施清（江南人，例监。现任陕西布政司经历。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宋维藩（浙江建德县人，贡生。候选州同。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陆陇其（浙江平湖县人，庚戌科进士。原任嘉定县官职，后被革职。因服丧，未参加考试。） 申维翰（江南江都县人，廪贡生。因年老，特赐内阁中书衔。） 柯崇朴（浙江嘉善县人，明榜贡生。候选内阁中书。因服丧，未参加考试。） 沈筠（浙江仁和县人，进士。取二等第九名，任用为编修。） 程易（江南休宁县人，例监。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译程大吕（湖广孝感县人，癸丑科进士。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严绳孙（江南无锡县人，布衣。取二等最后一名，任用为检讨。） 许先甲（浙江仁和县人，廪监。《宏博录》记作许先甲。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戴茂隆（浙江平湖县人，例监。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钱金甫（江南上海县人，廪监。现为中式举人。取二等第二十名，任用为检讨。秦瀛《宏博录》记作进士。） 钱中谐（江南吴县人，戊戌科进士。被革除。取一等第十四名，任用为编修。《馆选录》记作顺天府昌平县人，原选为泸溪县知县。） 庞垲（直隶任邱县人，乙卯科举人。取二等第十八名，任用为检讨。） 周起莘（浙江萧山县人，廪监。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张鸿烈（江南山阳县人，廪监。取二等第十四名，任用为检讨。） 周清原（江南武进县人，监生。取一等第九名，任用为检讨。） 储方庆（江南宜兴县人，丁未科进士。现任清源县官职。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上官鉴（山西翼城县人，丙戌科进士。原任河南盐道参议，现候补。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吴雯（山西蒲州人，生员。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程必升（陕西韩城县人，乙未科进士。原任栖霞县官职，后被革职。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宋涵（江南溧阳县人，例监。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王方谷（直隶新城县人，贡生。因年老，特赐内阁中书衔。） 冯勖（江南长洲县人，布衣。取一等第十三名，任用为检讨。） 赵廷▯（陕西拔贡。原任文县教谕，现候补国学员。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徐孺芳（浙江仁和县人，己亥科进士。现任神木县官职。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叶灼棠（江南江宁县人，贡监。原任兴泉道佥事，后被革职。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王祚兴（山西永宁县人，丁未科进士。候选知县。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任辰旦（浙江萧山县人，丁未科进士。现任上海县官职。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汪楫（江南休宁县人，岁贡。现任赣榆县教谕。取一等第十五名，任用为检讨。） 田茂遇（江南青浦县人，丁酉科举人。任山东新城县官职，后被革职。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黄与坚（江南华亭县人，己亥科进士。取二等第六名，任用为编修。） 叶奕苞（江南上海县人，监生。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金居敬（江南吴县人，监生。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邓林梓（江南常熟县人，布衣。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王廷璧（河南祥符县人，壬辰科进士。原任宁绍道参议，现候补，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张能鳞（顺天府大兴县人，丁亥科进士。现任青州道参议。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傅▯（山东新城县人，乙未科进士。原任山西道御史，现终养。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张含辉（山东掖县人，壬辰科进士。原任四川提学道佥事，现候补参议。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魏学渠（浙江嘉善县人，举人。原任湖广提学道佥事，现候补。参加考试，未被录取。） 陈宏（顺天府大兴县人，辛丑年进士。候补主事。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柯维桢（浙江嘉善县人，乙卯年举人。因服丧未参加考试。） 林鹏（浙江仁和县人，廪生。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毛奇龄（浙江萧山县人，廪监。考取二等第十九名，任用为检讨。） 徐咸清（浙江会稽县人，布衣。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高向台（山西翼城县人，丁未年进士。原任内阁中书，现在候补。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阎若璩（山西太原府人，监生。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邵允宜（江南人，贡生。参加考试没有考中。《宏博录》作邵允彝。） 崔如岳（直隶获鹿县人，乙卯年举人。考取二等第十三名，任用为检讨。） 李瑞征（直隶容城县人，丙辰年进士。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杨毓兰（河南新乡县人，丁亥年进士。现任衡永道参议。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应▯谦（浙江仁和县人，布衣。因患病没有到场。） 张九征（江南丹徒县人，丁亥年进士。原任河南提学道佥事，现在候补参议。因患病没有到场。） 魏禧（江西宁都县人，布衣。因患病没有到场。） 李▯（陕西▯▯人，布衣。因患病没有到场。《宏博录》作李容，是为了避睿庙的名讳。） 顾景星（湖广蕲州人，贡生。因患病没有到场。） 范高阝鼎（山西洪洞县人，辛丑年进士。因患病没有到场。） 嵇宗孟（江南山阳县人，丙子年举人。原任杭州府知府，后退休。因患病没有到场。） 张新标（江南山阳县人，己丑年进士。原任户部郎中，降职补任陕西苑马寺监正，后退休。因患病没有到场。） 吴元龙（江南华亭县人，甲辰年进士。原任工部都水司郎中，现在终养。考取二等第十七名，任用为侍讲。） 陆舜（江南泰州人，甲辰年进士。原任浙江提学道佥事，后退休。因患病没有到场。） 潘耒（江南吴江县人，布衣。考取二等第二名，任用为检讨。） 周庆会（江南常熟县人，辛丑年进士。原任中书，现在候补主事。考取二等第十名，任用为编修。） 范必英（江南长洲县人，丁酉年举人。考取二等第十二名，任用为检讨。） 蔡方炳（江南长洲县人，布衣。因患病没有到场。） 彭桂（江南溧阳县人，监生。因服丧未参加考试。） 王追骐（湖广黄冈县人，己亥年进士。原任礼科给事中，外调为山东武德道佥事，后被革职，议定恢复职务并候补佥事。因患病没有到场。） 顾豹文（浙江仁和县人，乙未年进士。原任河南道御史，因病请假。因患病没有到场。） 李因笃（陕西富平县人，布衣。考取一等第七名，任用为检讨。） 王弘撰（陕西华阴县人，监生。到了京城后患病。） 李大春（陕西西安府人，举人。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成其愿（山东乐安县人，生员。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虞兆潢（浙江人，生员。秦瀛《宏博录》漏记此人。后来列在李良年之后；李良年起初冒用的姓名就是虞兆潢，本书误以为是两个人。） 朱士曾（浙江山阴县人，布衣。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译叶方尉（江南昆山县人，生员。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陈荚（浙江秀水县人，生员。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朱钟仁（江南昆山县人，生员。年老，特赐内阁中书。秦瀛《宏博录》作邱钟仁。） 嵇永福（江南无锡县人，乙未年进士。原任严州府推官，降职补任历城县丞，经保举后在湖广军前候补。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曹宜溥（湖广黄冈县人，荫监生。考取二等第二十三名，任用为检讨。） 潘▯言（山东章邱县人，壬辰年进士。原任吏部文选司主事，降调后经保举，在湖广军前补用。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周云道（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徐林鸿（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章贞（浙江会稽县人，乙未年进士。现任湖广枣阳县知县。因患病没有到场。） 孙枝蔚（陕西三原县人，布衣。年老，特赐内阁中书。） 宋昱（浙江山阴县人，布衣。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张霍（福建侯官县人，副榜。任教习知县。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陶元淳（江南常熟县人，监生。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邵远平（浙江仁和县人，甲辰年进士。任江西提学道佥事。考取二等第二十九名，任用为侍读。《宏博录》作邵吴远。） 马骏（江南山阳县人，己酉年举人。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邓汉仪（江南泰州人，布衣。年老，特赐内阁中书衔。） 王昊（江南太仓县人，布衣。年老，特赐内阁中书衔。） 董俞（江南人，举人。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潘藩大（江南人，例监。现任宜春县知县。以上四人没有把事由上报吏部，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李良年（浙江秀水县人，生员。参加考试没有考中。） 林以畏（浙江钱塘县人，布衣。因服丧未参加考试。） 张贞（山东安邱县人，拔贡。候补孔目。因服丧未参加考试。） 惠周惕（江南吴县人，副榜。因服丧未参加考试。） 曹溶（浙江秀水县人，前丁丑年进士。任户部侍郎，外调为阳和道。因服丧未参加考试。） 叶舒崇（江南吴江县人，丙辰年进士。考试期间病故。） 江懋麟（江南江都县人，丁未年进士。任中书。因服丧未参加考试。） 陈学夔（福建侯官人，己酉年举人。因服丧未参加考试。） 祝宏坊（浙江山阴人，庚戌年进士。未参加考试便退休。） 谨慎考察：康熙年间文人极为兴盛，像朱彝尊、潘耒、冯勖、严绳孙、李因笃、法若真、田雯、高层云、戴王纶等人，都是海内知名人士。朱彝尊、潘耒、冯勖、李因笃能够考中制科，却不能考中八比生员；法若真、田雯、高层云、戴王纶能够考中八比进士并进入翰林，却不能考中制科的选拔，这足以说明每个人各有所长，不可以强求一致。如今取士的科举专门采用八比文，除这一途径之外，便会被士大夫所不齿，难道不会有遗珠之憾吗！◎丙辰年宏词科征士录：易宗瀛（湖南湘乡人。浙江曹娥场盐大使。） 李锴（正黄旗汉军人。原任库笔帖式。） 长住（内务府正白旗汉军人。八品茶上人。以上三人由左宗正慎郡王举荐。） 潘安礼（江西南城人，丁未年进士。原任刑部员外郎，降职补任太常司典簿。考取一等第二名，任用为编修。） 张振义（江西龙泉人，癸卯年进士，任宁晋知县。） 梁机（江西泰和人，辛丑年进士。任庶吉士，改补知县，后来又改任教授。） 李▯（江西临川人，甲辰年进士。以上四人由大学士朱轼举荐。） 杜诏（江南无锡人，壬辰年进士。原任翰林院庶吉士。） 胡期颐（湖南武陵人。原任临江府知府。以上二人由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嵇曾筠举荐。） 查祥（浙江海宁州人，戊戌年进士。原任编修。） 黄之隽（江南华亭人，辛丑年进士。以上二人由协办内阁事务刑部尚书徐本举荐。） 于振（江南金坛人，癸卯年进士。原任修撰，降职补任行人司司副。考取一等第四名，任用为编修。） 周钦（江南宜兴人，甲辰年举人。以上二人由户部尚书史贻直举荐。） 徐廷槐（浙江会稽人，庚戌年进士，候补教授。） 胡天游（浙江山阴人，副榜贡生。） 杨度汪（江南无锡人，拔贡生。考取二等第一名，任用为庶吉士。以上三人由礼部尚书任兰枝举荐。） 徐文靖（江南当涂人，癸卯年举人。） 邓士锦（江西南城人。任广东琼州府额外教授。） 魏允迪（江西广昌人，癸卯年举人。） 黄世成（江西信丰人，壬子年举人。） 余腾蛟（江西武宁人，拔贡。） 张星景（江南奉新人，廪生。以上六人由兵部尚书甘汝来举荐。） 奚源（江南当涂人，丁未年进士。任刑部员外郎。未参加考试。） 金虞（浙江钱塘人，庚子年举人。任孝感知县。因服丧离职。） 夏策谦（湖北孝感人，己卯年举人。任宝庆府教授。未参加考试。） 夏之蓉（江南高邮人，癸丑年进士。任盐城教谕。考取二等第五名，任用为检讨。） 李春耀（湖北孝感人，丁酉年举人。以上五人由工部尚书涂天相举荐。） 徐文靖（江南人。再次保举。） 刘始兴（江南金坛人，癸卯年举人。） 刘斯组（江西新建人，甲辰年举人。） 刘五教（山西临晋人，拔贡生。） 车文（河南太康人，拔贡生。） 方贞观（江南桐城人，生员。以上六人由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孙嘉淦举荐。） 韩曾（江南长洲人，丙午年举人。） 杨述曾（江南武进人，乙卯年举人。） 陈长镇（湖南武陵人，贡生。以上三人由户部左侍郎陈树萱举荐。） 郑长庆（江西贵溪人，癸卯年举人。） 曹秀先（江西新建人，壬子年举人。改任庶吉士。未参加考试。） 传涵（江西临川人，廪生。） 赵昱（浙江仁和人，贡生。以上四人由户部左侍郎李绂举荐。）

译万经（浙江鄞县人，癸未年进士。原任编修。未参加考试。） 李光型（福建安溪人，癸丑年进士。署理彰德府管河同知。） 诸锦（浙江秀水人，甲辰年进士。任金华府教授。考取一等第三名，任用为检讨。） 全祖望（浙江鄞县人，壬子年举人。改任庶吉士。未参加考试。以上四人由户部左侍郎赵殿最举荐。） 刘世澍（湖南善化人，庚子年举人。） 方辛元（江南桐城人，生员。以上二人由总督仓场军务户部侍郎吕耀曾举荐。） 吴麟（镶黄旗满洲人。原任内阁中书。） 黑▯葛（正红旗满洲人，岁贡生。） 金鉴（江南江阴人，壬子年举人。以上三人由礼部左侍郎徐元梦举荐。） 李锴（正黄旗。再次保举。） 西成（镶黄旗满洲人，庚戌年进士。） 杨煜曾（江南武进人，监生。因服丧离职。） 陈景中（镶红旗汉军人，监生。） 赵宁静（江西南丰人，布衣。以上五人由镇国将军、宗室德沛举荐。） 史凤辉（江南宜兴人，己酉年举人。任内阁中书。） 万松龄（江南宜兴人，己酉年举人。补行考试列一等第一名，任用为检讨。） 汪芳藻（江南休宁人。原任兴化知县。驳回。） 沈廷芳（浙江仁和人，监生。考取二等第四名，任用为庶吉士。以上四人，由兵部左侍郎杨汝谷保举。） 于梓（江南金坛人。原任东莞知县。驳回。） 华希闵（江南无锡人，庚子举人。任泾县教谕。丁忧。） 姚世铼（浙江归安人，副榜贡生。以上三人，由兵部右侍郎吴应▯保举。） 张汉（▯南石屏人，癸巳进士。原任河南府知府。补考列二等第三名，任用为检讨。） 靖道谟（湖北汉阳人，辛丑进士。原任▯南姚州知州，因病请假留籍。不参加考试。） 徐本迁（湖北蕲水人，庚子举人。任云龙州知州。未参加考试。） 方▯如（浙江淳安人，丙戌进士。原任丰润知县。驳回。） 张宏敏（江南丹徒人，甲午举人。原任孝感知县。驳回。） 黄涛楫（江南江宁人，廪生。以上六人，由署兵部侍郎王俊保举。） 胡浚（浙江山阴人，庚子举人。原任洧川县知县。驳回。） 李清藻（福建安溪人，丁酉举人。） 戴永植（浙江归安人，壬子举人。） 陈洪淡（江西高安人，廪生。） 盛乐（江西武宁人，生员。以上五人，由已故刑部左侍郎王▯保举。） 符曾（浙江钱塘人。任户部学习行走。丁忧。） 叶承点（江南奉贤人，监生。） 王世枢（江南宝山人，乙卯举人。以上三人，由刑部左侍郎兼礼部侍郎励宗万保举。） 曹忄宾（广东保昌人，副榜贡生。） 苏珥（广东顺德人，廪生。） 陈长镇（湖北人。重新保举。） 屈复（陕西蒲城人，布衣。以上四人，由刑部右侍郎杨超曾保举。） 秦懋绅（江南武进人，举人。） 金▯（浙江钱塘人，乙卯举人。） 吴溶（江南阳湖人，监生。以上三人，由工部左侍郎王钧保举。） 马朴臣（江南桐城人，壬子举人。以上一人，由工部右侍郎张廷▯彖保举。） 叶长扬（江南吴县人，庚戌进士。原任翰林编修。驳回。） 褚菊书（浙江嘉兴人，癸巳进士。任江南上海知县。驳回。） 于┉（江南金坛人，甲午举人。任南通州学正。） 俞鸿德（浙江海盐人，庚子举人。以上四人，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伊尔敦保举。） 冯元溥（浙江金坛人，乙卯举人。以上一人，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春山保举。） 柯煜（浙江嘉善人，辛丑进士。任衢州府教授。已故。） 吴锐（江南当涂人，辛卯举人。任江都教谕。） 龚缨（江南江宁人。不参加考试。） 刘大▯魁（江南桐城人，副榜贡生。） 佘华瑞（□□□□人，贡生。不参加考试。以上五人，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保举。） 宋照（江南长洲人，戊戌进士。原任庶吉士。驳回。） 王霖（浙江山阴人，乙酉举人。） 闻元晟（浙江嘉善人，癸卯举人。未参加考试。） 曹廷枢（浙江嘉善人，副榜贡生。） 周汝舟（江南吴江人，廪生。） 沈彤（江南吴江人，廪生。以上六人，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家骐保举。） 王照（浙江仁和人，庚子举人。未参加考试。） 周京（浙江钱塘人，监生。） 汪台（浙江仁和人，廪生。以上三人，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姚三辰保举。） 尚廷枫（江西新建人。任户部主事。） 峻德（正白旗满洲人。任户部笔帖式。） 汪援甲（浙江钱塘人，庚子举人。） 王藻（江南吴江人，监生。以上四人，由左副都御史孙国玺保举。） 桑调元（浙江钱塘人，癸丑进士。任工部主事。） 汪祚（江南江都人，副榜贡生。） 陆荣柜（江南华亭人，监生。） 胡二乐（江南歙县人，廪生。以上四人，由左副都御史陈世倌保举。） 万承苓（江西南昌人，癸卯进士。任卢龙知县。不参加考试。） 马曰璐（江南江都人。候选知州。不参加考试。） 凌之调（江西新建人，丙辰进士。任工部主事。） 陈撰（浙江鄞县人，监生。不参加考试。） 赵信（浙江仁和人，监生。） 杨煜曾（重新保举。以上六人，由通政使赵之垣保举。） 丁凝（浙江长兴人，己卯举人。任国子监学正。） 李光国（江南兴化人，拔贡生。以上二人，由詹亭吴拜举荐。） 瞿骏（江南常熟人，副榜贡生。以上一人，由詹事刘统勋举荐。） 方观承（江南桐城人。内阁中书。未考。）

译顾陈▯序（江南镇洋人，乙酉举人。原任行人。） 赵永孝（江南常熟人，甲辰举人。） 朱稻孙（浙江秀水人。考授州判。） 沈炳震（浙江归安人，贡生。） 陆枚（江南吴县人，生员。以上六人，由詹事、署理少詹事王奕清举荐。） 叶酉（江南桐城人，监生。以上一人，由太常寺卿王氵符举荐。） 宋士宗（江西星子人，丙午举人。原任南丰县教谕。驳回。以上一人，由光禄寺卿那尔泰举荐。） 杨廷英（江西新建人，癸丑进士。） 夏之翰（江西新建人，壬子举人。） 刘斯组（江西人。再次保举。） 龚正（江西南昌人，拔贡生。） 龚元▯（江西南昌人，廪生。以上五人，由光禄寺卿吴元龙举荐。） 傅王露（浙江会稽人，乙未进士。原任编修。驳回。） 王作人（浙江钱塘人，丙子举人。原任黔阳知县。） 金德瑛（浙江钱塘人。授予修撰。未考。） 王延年（浙江钱塘人，丙午举人。） 沈冰壶（浙江山阴人，廪生。） 邵岷（江南元和人，武生。驳回。以上六人，由太仆寺卿蒋涟举荐。） 金门诏（江南江都人，丁酉举人。改任庶吉士。未考。） 甘禾（江西奉新人，丙午举人。） 饶一辛（江西广昌人，癸卯举人。任教谕。） 刘世基（江西赣县人，贡生。） 裘曰修（江西新建人，廪生。以上五人，由顺天府尹陈守创举荐。） 魏枢（奉天承德人，庚戌进士。任永平府教授。已故。以上一人，由奉天府尹宋筠举荐。） 祝维诰（浙江秀水人，监生。驳回。以上一人，由奉天府丞、管学政事王河举荐。） 张范（江南华亭人，监生。以上一人，由衍圣公举荐。） 刘自洁（直隶武强人，癸巳进士。原任编修。） 程恂（江南休宁人。原任北运河同知。考取二等末名，任用为检讨。） 阎介年（直隶蔚州人，甲辰进士。） 汪土▯（江南休宁人，副榜贡生。考取二等第六名，任用为庶吉士。） 陆祖锡（浙江平湖人，拔贡生。） 边连宝（直隶任邱人，拔贡生。以上六人，由太子少保、直隶总督李卫举荐。） 孙见龙（浙江归安人，癸巳进士。原为庶吉士，改补为知县。） 孙天寅（江南常熟人，甲辰举人。已故。） 沈德潜（江南长洲人，廪生。） 朱厚章（江南长洲人，廪生。已故。） 倪承茂（江南吴县人，监生。） 吴龙见（江南武进人，增生。） 胡鸣玉（江南青浦人，廪生。） 马荣祖（江南江都人，壬子举人。） 叶荣梓（江南青浦人，廪生。） 王腾蛟（浙江钱塘人，贡生。） 张凤孙（江南华亭人，副榜贡生。） 姚▯（江南桐城人。任兴化教谕。） 沈虹（江南长洲人，丙午举人。任句容教授。） 王会汾（江南无锡人，乙卯举人。） 陈黄中（江南长洲人，生员。） 张廷槐（江南江阴人，癸丑进士。以上十六人，由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江苏巡抚高其倬举荐。） 邱迥（江南山阳人，贡生。） 周振采（江南山阳人，拔贡生。未考。） 许锵（江南上元人，生员。） 顾栋高（江南无锡人，辛丑进士。） 潘遇莘（江南宝应人，举人。） 郭束（江南宝应人，廪生。） 刘师翱（江南宝应人，监生。以上七人，由兵部右侍郎、署理江苏巡抚顾琮举荐。） 刘纶（江南武进人，廪生。考取一等第一名，任用为编修。） 刘鸣鹤（江南阳湖人，廪生。） 陆桂馨（江南震泽人，贡生。以上三员，由礼部左侍郎、江苏学政张廷璐举荐。） 吴张元（江南吴县人，优贡生。） 任瑗（江南山阳人，监生。以上二员，由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赵宏恩举荐。） 陈以刚（江南天长人，壬辰进士。任池州府教授。未参加考试。） 程光祚（江南上元人，廪生。） 吴檠（江南全椒人，增生。以上三员，由安徽巡抚、右副都御史王▯举荐。） 李希稷（江南宣城人，生员。） 梅兆颐（江南宣城人，生员。） 江为龙（江南桐城人，生员。以上三员，由兵部右侍郎、安徽巡抚赵国麟举荐。） 严遂成（浙江乌程人，甲辰进士。原任临县知县。因父母丧服丧。） 厉鹗（浙江钱塘人，庚子举人。） 周玉章（浙江仁和人，生员。） 杭世骏（浙江仁和人，甲辰举人。取一等第五名，任编修。） 沈炳谦（浙江归安人，贡生。） 齐召南（浙江天台人，副榜贡生。取二等第八名，任庶吉士。） 张懋建（浙江镇海人，乙卯举人。） 周长发（浙江会稽人，甲辰进士。任乐清县教谕，原为庶吉士。取二等第九名，任检讨。） 汪沆（浙江钱塘人，生员。） 周琰（浙江萧山人，生员。） 周大枢（浙江山阴人，生员。） 万光泰（浙江秀水人，生员。） 陈士▯（浙江钱塘人，生员。取二等第七名，任庶吉士。） 邵昂霄（浙江馀姚人，拔贡生。） 程川（浙江钱塘人，拔贡生。） 孙贻年（浙江归安人，生员。） 李宗潮（浙江秀水人，副榜贡生。） 钱载（浙江秀水人，副榜贡生。以上十八员，由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兵部右侍郎程元章举荐。） 金文淳（浙江钱塘人，廪生。） 沈树德（浙江归安人，廪生。） 朱荃（浙江桐乡人，生员。补考取二等第一名，任庶吉士。） 申甫（江南江都人，布衣。）

译翁照（江南江阴人，监生。未参加考试。以上五员，由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管浙江总督嵇曾筠举荐。） 邓牧（江西南丰人，辛丑进士。任抚州府教授。） 黄永年（江西广昌人，乙卯举人。） 廖理（江西南城人，廪生。） 张锦传（江西临川人，生员。） 李灏（江西南丰人，生员。） 黄天策（[缺字]人。以上六员，由右副都御史、江西巡抚常安举荐。） 陈兆仑（浙江钱塘人，庚戌进士。在福建学习。以上一员，由兵部右侍郎、福建巡抚赵国麟举荐。） 王士让（福建安溪人，副榜贡生。） 方鹤鸣（福建晋江人，优行廪生。） 潘思光（福建安溪人，廪生。） 陈一策（福建晋江人，贡生。） 张甄陶（福建闽县人，廪生。） 洪世泽（福建南安人，廪生。补考取二等第二名，任庶吉士。） 王元方（福建晋江人，生员。） 陈绳（福建闽县人，廪生。） 陈大琰（福建龙岩人，廪生。） 陈继善（福建闽县人，生员。以上十员，由兵部侍郎、福建巡抚卢焯举荐。） 蔡映斗（江南江阴人，监生。未参加考试。） 饶允坡（江西进贤人，拔贡生。以上二员，由翰林院侍读、福建学政周学健举荐。） 易宗▯（湖南湘乡人。候选县丞。） 邓献璋（湖南祁阳人，生员。） 陈世贤（湖南祁阳人，生员。） 王文清（湖南人，甲辰进士。原任岳州府教授。） 张叙（江南镇洋人，壬子举人。） 段梧生（湖南长宁人，监生。） 钱斌（江南太仓人，监生。） 陈世龙（湖南祁阳人，拔贡生。） 许伯政（湖南巴陵人，拔贡生。） 王元（湖南华客人，监生。以上十人，由湖南巡抚、都察院副都御史钟保举荐。） 张庚（浙江秀水人，布衣。以上一人，由湖北学政、检讨蒋蔚举荐。） 刘玉麟（山东菏泽人，丙午科举人，任观城教谕。考取二等第三名，授检讨。） 牛运震（山东滋阳人，癸丑科进士。） 耿贤举（山东馆陶人，癸卯科举人。） 颜懋伦（山东曲阜人，拔贡生。以上四人，由兵部右侍郎、山东巡抚岳浚举荐。） 梅枚（江西南城人，辛丑科进士，任仪封知县。未参加考试。） 阎式矿（河南祥符人，任孟津教谕。） 许佩璜（江南江都人，任卫辉府通判。未参加考试。） 朱超（河南祥符人，任浚县教谕。） 万邦荣（河南襄城人，庚子科举人。） 张雄图（河南洛阳人，廪生。以上六人，由兵部右侍郎、河东总督王士俊举荐。） 王祖庚（江南华亭人，丁未科进士，任兴县知县。） 王系（山西榆次人，丁未科进士，任大同府教授。） 张廷奏（山西榆社人，拔贡生。） 叶翥凤（江南荆溪人，监生。已故。以上四人，由山西巡抚、右副都御史觉罗石麟举荐。） 王起鹏（浙江归安人，任清涧知县。） 解含章（陕西韩城人，廪生。） 秦泾（陕西▯阳人，生员。以上三人，由陕西巡抚、右副都御史硕色举荐。） 陆祖锡（重保。以上一人，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陕西学政王兰生举荐。） 刘▯泽（湖南长沙人，庚戌科进士，任四川宜宾县知县。） 许儒龙（四川郫县人，监生。以上二人，由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杨&lt；香必&gt；举荐。） 何梦篆（江南江宁人，癸卯科进士，任广东新安县知县。） 施念曾（江南宣城人，任新宁县知县。） 许遂（广东番禺人，丙子科举人，原任江南清河县知县。） 钟狮（广东番禺人，壬子科举人。） 劳孝舆（广东南海人，拔贡生。） 车腾芳（广东番禺人，庚子科举人。以上六人，由广东巡抚、右副都御史杨永斌举荐。） 吴王坦（江苏华亭人，癸卯科进士，任永福县知县。） 袁枚（浙江仁和人，廪生。以上二人，由广西巡抚、兵部右侍郎金钅共举荐。） 田荃（陕西富平人，廪生。以上一人，由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事务史贻直举荐。） 沈澜（浙江乌程人，癸丑科进士。） 毛一骢（湖北东湖人，拔贡生。） 南昌龄（湖北蕲水人，监生。） 迮云龙（江南吴江人，副榜贡生。以上四人，由兵部右侍郎、署理湖北巡抚事务吴应▯举荐。） 考察康熙己未年博学鸿词科被举荐并到达的人数，各书记载不同。《吏垣略牍》记载被举荐者一百八十六人，但按其中列出的姓名和官衔计算，又只有一百八十三人；除去丁忧九人未到，只有一百七十四人，这与施闰章《学余堂集》所说大致相同。刘廷玑《在园杂（记）〔志〕》没有说明总共举荐了多少人，只说到京五十九人；除去因年老或患病不能应试的傅山、杜越等九人，实际参加考试者五十人，全部进入翰林；未参加考试的九人，都赐授中书舍人，乘驿传车回乡，并逐一详细记载了所授官职，这与《馆选录》相符。乾隆丙辰年宏词科，共举荐二百七十二人，除去重复保举的五人，实际举荐二百六十七人；这一科分两次只选取十九人，但没有说明到京并参加考试的有多少人。

译又考察秦瀛《己未博学鸿词录》的记载：这一科中，在职官员和贡生共五十人，全部进入翰林；因年老授为内阁中书的，邱钟仁以下七人；临近考试时以病告假但仍赐授内阁中书的，傅山、杜越二人；因丁忧未参加考试的，曹溶以下十四人；未参加考试而病故的，叶舒崇等三人；未参加考试而退休的，祝宏坊一人；到京后称病未参加考试的，纪炅、王弘撰二人；参加考试但未被任用的，阎若璩以下九十五人。这些人数都与前面列出的人名和数目相符，应当以此为准。又，这部册籍漏记了后来辞谢征召而不赴的顾炎武、王揆、徐夜、闻性道、万斯同、王曾武、李清、胡仲治、周鼎、冯京、崔华、费密十二人；后期未参加考试的夏る、方象璜二人；被举荐但未赶上期限的姜宸英一人；补录而辞绝荐举的周容、钱肃润二人。又考察内廷供奉高士奇、励杜讷，当天在南书房各作了一首《省耕》诗，诗作符合皇帝旨意，特意赐予他们同博学鸿儒科的资格，这也是一件极为盛大的事情。●卷五◎满洲大臣也可以借补汉缺《八旗通志》初集记载：武英殿大学士富宁安，是镶蓝旗满洲人（富察氏），是大学士阿尔泰的儿子。康熙二十五年，承袭叔祖尼喀纳的骑都尉世职，任三等护卫兼前锋护卫。三十八年，承袭父亲所管理的佐领，不久升任骁骑参领。四十一年，升任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四十四年，升任仓场侍郎；十月，补任正黄旗汉军都统。四十六年十一月，升任都察院汉缺左都御史；十二月，调任满缺左都御史，任议政大臣。后来历任尚书，授靖逆将军、文渊阁大学士，改授武英殿大学士，谥号文恭，赐侯爵。这说明满洲大臣也可以借补汉缺。谨按《富文恭列传》记载，雍正四年，奉皇帝旨意，将御用暖帽、补褂、素珠赐给他穿戴，并赐给缎匹、银两、被鞍、黄扯手马和双眼花翎。这种服章上的荣耀，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朝珠素珠的制度，是用各种杂宝和香料穿缀而成。除东珠、珍珠供皇帝使用外，其他人都禁止使用。诸王使用珊瑚朝珠、珍珠记念；一品大臣准许使用珊瑚朝珠、五色记念；文职五品、武职四品以上，准许使用杂宝和香料制成的朝珠，以及珊瑚、宝石记念。雍正六年，特准内务府六品主事等官员悬挂朝珠。乾降二年，特准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一律悬带素珠。五年，议准京官礼部司务（今增加为主事司务）、太常寺博士、典簿、读祝官、赞礼郎、鸿胪寺鸣赞、光禄寺署正、署丞、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等官员，恭逢坛庙执事、殿陛侍仪时，都准许悬挂素珠，平时仍不准使用。如今平时也佩戴使用的，是不合规的。考察武职中的五、六品侍卫，亲军营、护军营的五品委参领，京营守备，八旗满洲云骑尉；文职中的六品赞善、七品内阁汉中书、各园庭七八九品苑丞和苑副、太医院等官员，以及鸿胪寺序班、各府典仪，都准许挂带朝珠，但不知道这一规定从何时开始。嘉庆年间，中书如果不兼任军机处或批本处职务，还没有看到有人挂用朝珠。又考察上谕处的各位官员，也佩带朝珠，不知道始于哪一年。又考察宫内太监，只要有顶戴就有朝珠；但不是御前太监的，必须已经当差超过三十年，才准许获得顶戴。御前太监又必须从幼年起净身，才准许充任，可以说是十分慎重了。◎拔贡的年限从前拔贡的制度没有固定年限。乾隆七年，皇帝下谕说：“从前选拔拔贡，有时几十年举行一次，有时二十年举行一次。如今六年举行一次，期限太短。应当酌情变通，定为十二年举行一次，都在酉年举行，把它定为法令。” 考察拔贡这一科，每十二年，学政在府学、州学、县学的廪生中各举荐一人，贡入京师；经皇帝选派大臣会同考试后，选拔其中的优等者，再参加朝考。入选者以七品小京官身份分派到各部观政，或者以知县身份分发到各直省，按次序补用；其余贡生，都按州佐和教职选用。如今称拔贡为明经。考察唐代制度，有六科：一是秀才，二是明经，三是进士，四是明法，五是明书，六是明算。进士考试诗赋，明经考试经学，这与今天不同。◎殿试策不使用“草茅”字样的旧例参加殿试策问前后，都有固定格式，末尾说：“臣是草茅新进，不懂避讳，冒犯天子的听闻……”等等。嘉庆八年，特地下旨把“草茅新进”四字改为“末学新进”。因为准许宗室参加考试，不宜使用“草茅”字样，所以一律改掉。◎帅印和关防清朝初年平定并拓展疆域，命令将领出兵，当时有安远靖寇大将军、宁南荡寇大将军、平蛮荡寇将军、靖海将军、讨逆将军等名号。如今考察皇史成所收藏的印信，共有十五颗，已经没有四字名号的帅印了。其中一颗是总理一切军务储糈经略大臣关防；其次是奉命大将军、抚远大将军、宁远大将军、安东大将军、征南大将军、平西大将军、平北大将军印，共七颗；再次是镇海将军、扬威将军、靖逆将军、靖东将军、征南将军、定西将军、定北将军印，共七颗。凡是遇到任命将领出兵，就列出所需印信的名称，奏请颁发；凯旋撤军之日，交纳到皇史成。雍正六年，特意铸造钦差大臣关防六颗，三品以上大员奉命使用，式样与督抚关防相同；钦差官员关防四颗，供四品以下使臣使用，式样如道员关防。谨按钦差大臣关防在满文、汉文篆书之间，还铸有一行清字。

译◎满汉官员准许使用家人的人数《传》说：“官位显赫，就任用使者和属员，这是用来劝勉做官的。”古人获得一命之荣，就想到竭力庇护无所依靠的人，并不把君主的俸禄私自用于自己的家人，这对于处理政务又何尝没有帮助呢？杜祁公罢官归乡以后，仆从仍和从前一样，有人劝他减少一些，他叹息说：“既然已经窃取了优厚的俸禄，又窃取了高士的名声，我不忍心这样做。”本朝康熙年间，粤督周有德是镶红旗汉军人，因服丧居家。正值吴三桂叛乱，起用他为四川总督。他听到命令后入朝辞行，选带家丁四百名，连夜赶赴任所。当时四川的文武官员已经投降叛贼，周有德到达广元县，大败叛军，于是攻克该城，声威大振，评论者称许他，事迹载在《八旗名臣传》中。起初并没有按仆从多少来评定官员，后来因为督抚置买奴仆太多，有的达到一千人，于是康熙二十五年议定，外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子外，汉人督抚准许带家人五十人，藩臬准许带四十人，道府准许带三十人，同知、通判、州县官准许带二十人，州同以下杂职准许带十人；妇女也不得超过这个数目，厨役等不计入此数。旗员出任外官，蓄养家人，准许按照这个例数加倍。由此看来，仆从多少不是根据所掌管事务的繁简来确定，而是都按照职分的尊卑来确定，用来显示等级和威仪。如今人们常常把减少仆从当作美名，但一定要看看他们优厚俸禄的剩余部分拿来怎样使用。要知道，天下的田地有限，国内的人口却无穷无尽。自己享受优厚俸禄，家里拥有广阔田园，进可以显达，退可以耕作。怎么能一概把从事游食的人都看作无赖，既不能使他们安稳地拥有固定产业，又断绝他们谋生和游食的途径，这难道不可悲吗！所以做大臣的，应当把一个人不能获得职业作为自己的责任。又考察古代做将领的，必定有家卒。《春秋传》说，冉求把武城人三百人作为自己的徒卒。《三国志·吕虔传》说，吕虔领任泰山太守，带着家兵到郡中，郭祖、公孙犊等人都投降了。《晋书·王浑传》说，王浑任司徒时，楚王玮将要加害汝南王亮，王浑称病回到府第，率家兵一千多人闭门抵抗王玮，王玮不敢逼迫。由此可见古人的家兵很多。◎比丁的旧例凡是八旗外任文武官员、各省驻防旗人、北部蒙古藩属以及京城附近附属的皇粮庄头，每到三年，都有比丁的规定。外任官员由本旗都统下令有关督抚，查考随任亲属的男女、人数和年龄，以及家丁若干名口，造册上报送达有关部门；外藩王公则根据各自所在地，由盟长或将军、都统查明人口和军事实力，造册上报理藩院备案；庄户则由内务府派遣司员巡回查核，统称为比丁。《周礼·小司徒》说：“三年就进行一次大比。”注释说：“大比，是让天下重新查阅人口及其财物。”郑司农说：“五家为一比，所以以比为名。”可见，比丁制度是三代流传下来的成法。考察如今把乡试称为大比，似乎与《周礼》的含义相违背。◎五经博士经博士是掌教经学的师儒之职，与太常不同。汉成帝阳朔二年，下诏说：“古代设置太学，是要用来传授先王的事业，使教化流布天下。儒林中的官员，是四海学术的源流，应当都通晓古今，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认识，通达国家体制，所以称为博士。否则，学者就没有可供传述的内容，会被下属轻视，这不是尊崇道德的办法。”“丞相、御史，你们可同中二千石、二千石一道，分别举荐可以充任博士的人，任用那些才能卓异、足以观瞻的人。”大概古代师儒教授，必须专门精通一部经书，所以每部经书专设若干博士，作为讲解引导的资助。唐宋以前，选取士人都使用九经。自胜国以来，只使用五经，所以称为五经博士。五经是《诗》《书》《易》《春秋》《礼记》。九经是在五经之外增加《周礼》《仪礼》以及《公羊》《谷梁》二传。如今师儒不再分别专治一经，五经博士改成了让圣贤后裔世袭替补的官职，并不是用来讲授经学的。考察如今国子监另设博士二员，这当然与翰林院的五经博士不同，也没有讲解引导经学的职责，和监丞、典簿同属一个等级，就像各部、寺的司务一样。从前我的朋友开玩笑说：“古代有瘦羊博士，如今有饩羊博士。”由此也可以想见，他们只是学校中的备员。博士，是通晓并熟悉某项事务的称呼，所以有茶博士、酒博士的名称。那些受雇供人使唤的人尚且不违背专习其业的含义，为什么我们儒者徒有博士之名，却反而昧于自己的学业呢？◎新疆使用乾隆钱乾隆年间，开拓新疆回部二万里，全部纳入版图，并开炉鼓铸制钱，以流通财货。皇帝下诏命令，此后新疆铸造的钱币，永远使用乾隆年号，这与内地铸钱必须使用当今纪年的规定不同。嘉庆四年，奉仁宗睿皇帝谕旨，新疆铸造制钱，每炉铸乾隆钱三成、嘉庆钱七成，世世代代永远作为定例。因此，道光、咸丰改元以后，新疆铸钱遵照铸造嗣圣年号的钱七成，仍铸乾隆宝号的钱三成。考察制钱必须铸有当时皇帝年号，是从宋代开始的。唐代以前，钱币的法式、样式、轻重随着时代而变化。唐代《食货志》说：“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量二铢四，累积十枚钱重一两。”又说：“开元钱上的文字，是给事中欧阳询撰写并书写的，当时人称赞其精工，字体兼有八分书和隶书。文字先上后下、再左后右地读；如果从上向左回环读，意思也能通，民间俗称为开元通宝钱。”马永卿说：“开元通宝钱，在唐朝二百八十九年间只铸造这种钱，所以开元钱才如此之多。” 只是明皇的纪年年号偶然与此相合，并不是从“开元”才开始这样做的。《旧唐书》记载：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日，改铸“乾封泉宝”钱；乾封二年正月，停止铸行乾封钱，恢复使用“开元通宝”钱。由此看来，我朝在新疆各城通常使用“乾隆通宝”钱，实际上与古制相合。

译◎本省人担任本省官员是有定例的：汉人文职官员除学官外，都须回避本省。八旗满洲、蒙古人，须回避直隶省五百里以内的州县官缺；其余官职都不回避。汉军人须回避直隶全省四品以下的官职；至于顺天府尹、总督以及藩、臬、运三司，都不回避。从前桂林陈文恭（宏谋）曾任两广总督；溧阳史文靖（贻直）曾署理两江总督；祁阳陈文肃（大受）曾任两湖总督；仪征阮文达（元）曾任漕运总督，扬州属于他的辖区，这些都属于例外。又有满洲德文庄（保）任顺天学政；大兴朱文正（▯）祖籍萧山，却任浙江学政；大兴翁学士（方纲）、通州白尚书（▯），都主持顺天乡试。谨按：先文肃公在乾隆年间，曾任天津府同知、永平知府、永定河道等官职。嘉庆年间，霸昌道世昌也是内府旗鼓人。这是旗鼓人并不回避直隶的证明。◎《▯▯考》（番禺张维屏撰） ▯▯　潘安仁《闲居赋》说：“▯▯石雷骇。”张维屏按语：▯▯这个字最早见于这里。▯包　《正韵》说：“▯▯俗写作‘袍’。”张维屏按语：▯包这个字最早见于这里。抛　《文选·闲居赋》注说：“▯▯，就是今天所说的抛石。” ▯　《说文》说：“▯，竖立大木，把石头放在上面，发动机关来▯追敌人。”《太平御览》引《春秋旧说》说：“▯，就是发射石块的车。”我认为：▯字从“方人”，应当属于车旌一类，并不是今天的火▯▯，也不是古代的飞石。炮　徐鲲《▯▯考》说：▯▯又写作“炮”，是借用了“炮燔”的“炮”字。张维屏按语：▯▯字加“火”旁的写法从这里开始。神农　用石头制造兵器，见于《越绝书》。轩辕　制造▯▯，见于《物原》。商　殷商的军队，▯多得像树林。《说文》引《诗经》说：“它的▯多得像树林。” 周　《周礼·职金》注说：用金属和石头制造枪、雷、椎、扌享之类的兵器。《范蠡兵法》说：飞石重十二斤，装在机关上发射，能飞行二百步。汉　《晁错传》说：准备蔺石。《后汉书·袁绍传》说：曹操发射石车攻击袁绍。魏　蜀军攻打魏国时，郝昭用绳子连接石磨来撞击蜀军的冲车。晋　麻狄攻打χ罕，制造了抛车。宋　《宋书·殷炎传》说：虞挹之制造确车，用石头攻击敌人。唐　李密用发射石块的机关攻城，称为将军▯▯。张维屏按语：以上所说的▯▯，都是石▯▯。宋　宋太祖设置弓弩院，所制造的兵器中有炮。《宋史》说：咸平四年，刘永锡制造手▯▯进献。杨万里《海蝤舡赋序》说，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兵想渡江，虞允文埋伏在七宝山的船中；船里发射一枚霹雳▯▯，落入水中后，硫黄遇水，火焰自行跳出；纸张裂开，石灰散成烟雾，使金兵和战马的眼睛受到刺激，金兵大败。张维屏按语：这是一种纸▯▯，用石灰烟雾使人眼睛受伤，并不是用▯▯子攻击。金　金人守卫汴京时，有一种铁▯▯，名叫“震天雷”，见于《稗编》。张维屏按语：铁制▯▯的使用最早见于这里。元　世祖得到回回人进献的新▯▯制造方法，用来攻打襄阳，世人称它为“襄阳▯▯”。张维屏按语：用火▯▯守城、攻城，最早见于这里。它的▯▯制式尚不清楚。明　永乐年间，平定交趾，得到神机枪▯▯的制造方法。嘉靖二年，佛郎机侵犯广州，指挥柯荣抵御他们。贼军战败逃走，官军缴获其两艘船，得到船上的▯▯，于是命名为“佛郎机”；副使汪钅宏将它进献朝廷。《明史·兵志》说，佛郎机式样用铜制造，长五六尺；大的重一千多斤，小的重数百斤。张维屏按语：▯▯用铜制造最早见于这里。大清天聪五年制造红衣大炮，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崇德八年制造神威大将军炮。康熙十五年制造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康熙二十八年制造武成永固大将军炮。本朝制造火炮的式样以及各种火炮的名称，详细见于《钦定皇清礼器图式》。礼制大概有五类，其中军礼占三类，所以《礼器图》中也兼载军器。这是夏、商、周三代宏大的制度，也是万世应当遵行的典章。（以上是张维屏《松心目录》中的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谨按：关于火炮的制度，按照这种说法，元代以前都是用机关车发射石块，称为炮；到了元代以后才得到这种制造方法。又自佛郎机传入中国后，火炮的制度更加精巧。我认为，魏国马钧制造爆仗，隋炀帝又把火药用于杂戏，这说明火药在中国先行了七八百年，之后才有火炮，这种说法已经恐怕难以令人相信。况且《宋史》中记载有火炮、火炝、火箭的制度：火炝用粗大的竹子做筒，里面安放子窠，点火后火焰燃尽，然后弹子发出，声音像炮声一样远传，等等；这与今天的火枪没有区别。现在的炝筒用铸铁制造，不再用竹子罢了。火炮的具体制度虽不详，应该也大体相似。张氏的说法恐怕并不确切。又按：军中本来就有使用火炮的方法。两军相敌时，火炮足以在数百步之外制胜。例如“武成永固大将军”，威力能够发射到五里以外，人马遭到它的攻击，无不糜烂成灰。因此，弓箭、戈矛之类的兵器，以及孟贲、项籍那样的勇力，全都没有用处了。然而佛郎机人自己掌握着这种利器，却不能凭此取胜，最终导致溃败，把火炮留给中国人，这足以说明即使有锋利的武器，也仍然需要合适的人来使用。我从军已经很久，稍微懂得一些作战的方法。第一必须训练胆量；胆量大，气息自然沉静，心思自然清楚。尤其要戒除冒失轻进、不考虑退路的做法。凭个人一时因血气激发而产生的勇气，尚且未必能够长久依靠，何况千万人各自的勇气，怎么能都和我一样呢？一个人惊慌后退，全队就会动摇，所以兵家必定斩杀首先后退的士兵。体力应当能够长久耐劳，连续转战一整天也不疲倦，这是最重要的。只是有举鼎的力气，却不能镇定持久，和沟壑中的水有什么不同？水一流尽就干涸了。这正是良将胜过勇将的地方。又按：《大金志》说，大军发射大炮，击碎了西承天门等等；由此可见，金朝末年已经使用火炮了。

译◎番役　如今内务府慎刑司、步军统领衙门两处，都有若干番子，担任捕捉奸徒、缉拿盗贼的差役，从顺天府民人中选充。慎刑司的番子俗称“内大班”，步军统领衙门的番子称“外大班”。之所以称为番子，其中的含义大概已经无法考知，或许是沿袭明末厂役的名称。明末厂卫中有番役，他们的行径最为横暴。《客燕杂记》说：罗织罪名的案件，从东厂传到锦衣卫，再由锦衣卫传到西曹时，就请原来的巡逻差役坐在堂后听审，名叫“录事”；那些不是经过东厂而直接送到西曹的案件，则由值日巡逻差役往来于十三司之间，名叫“听记”。《客窗偶话》说：厂卫的爪牙中，负责文书传递的叫掌班、写字房、管事房、办事房，按十二地支分为十二伙。每伙有一名头目，叫“挡头”，外人称为“伙长”，伙长专门负责侦缉察访。每个挡头手下有几名番子，名叫“干事的”，专门掌握他人的隐私或缙绅的私事，秘密报告给挡头。得到一件事情后，挡头先拿出钱来，给这件事定日子叫“起数”，给出的钱叫“买起数”。挡头和番役一起，在犯事人家附近的寺庙或空地上，名叫“打桩”；挡头设座，番子直接闯入犯事人家中，施加非刑拷打掠夺，叫“干▯窄酒”，又叫“搬罾儿”。《暇老斋笔记》说：如今的缉事番役，唐代称为“不良人”，有“不良帅”统领他们，就是汉代所说的“大谁何”。本朝设置的番子，专门负责缉捕盗贼、访拿逃亡以及娼妓、赌博、凶恶棍徒等事情，其他事情一概不能干预；由官员统领他们，因此他们的横暴行为也有所收敛。道光二十年，增加了禁止吸食鸦片烟的条例。当时京师缙绅之家已经深受番役之害，幸好不久便颁布了禁止讹诈的命令，人心才得以稍安，这些人也就无法施展手段了。如今番役在犯事人家附近刺探，叫“挂桩”，仍然沿用“打桩”的名称。据《绥寇纪略》说，崇祯十五年正月，皇帝谕告东厂太监王德化说：“朝廷设置东厂缉事，是希望揭发大奸大恶；如果纠察琐碎细节，罗织罪名、苛刻侦察，就不是用来保全天下的办法了。今后除谋反、违逆人伦、权豪横行违法者外，不要过问，等等。”可见番役的弊端，明朝末年已经知道了。知道得虽然晚，却正好为我国家万年太平昌盛的治理开了先路。◎京城建置里数　明永乐年间修建京城，周长四十里，设九座城门：南面称丽正、文明、顺城，东面称齐化、东直，西面称平则、西直，北面称安定、德胜。正统年间，将丽正改为正阳，文明改为崇文，顺城改为宣武，齐化改为朝阳，平则改为阜城，其余四门仍旧。城南一面长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面长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东面长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二寸，西面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城墙高三丈五尺五寸，垛口高五尺五寸，城基厚六丈二尺，顶部收缩为五丈。嘉靖二十三年，修筑外重城包围京城南面，并转过来环抱东西角楼，全长仅二十八里，设七座城门：南面称永定、左安、右安，东面称广渠、东便，西面称广宁、西便。城南一面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东面一千八十五丈，西面一千九十三丈二尺；各处高二丈，垛口高四尺，城基厚二丈，顶部收缩为一丈四尺。嘉靖四十二年增修各门瓮城。这些记载见于《明季工部志》，与现在的制度规模相同；只是看起来城墙比原来增高了，似乎不止三丈五尺。据《正统实录》说，京师城墙外面原来用砖石加固，里面只用土筑，遇到下雨就倒塌。正统十年六月，命太监阮安（交趾人）、成国公朱勇、修武伯沈荣、尚书王卺、侍郎王祜监督工程，用砖砌筑。又说，正统二年正月，修造京师的门楼、城濠、桥闸、月城、牌楼，到四年四月完工；至此焕然一新，坚固如金汤，足以使万国仰望。又据《明工部志》说，京城周长四十里，南面长一千二百九十多丈，北面长二千二百三十多丈。南北两面的长度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按今天所见，似乎南面反而比北面长。应当是刻印本错误，南面应为二千二百九十多丈。又《旧京遗事》说，京师大城周长四十五里，设九门，城形像方印，也与《工部志》所说的四十里不同，都等待考证。又据《明世宗实录》记载，修筑外城的制度，起初议定四面都修筑重城，勘察地势后连接旧日土城，估计全长七十多里。后来因为工程费用巨大，难以完成，便询问大学士严嵩等人；严嵩等于是请求亲自到工地查看，回来后说先修筑南面，等财力充裕时，再根据地势测量规划，完成四面的制度。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因此，京师的重城只遮护南面。又按：历来谈论地势的人，必定说关中背靠山、面向河流，这不只是像按住后背、扼住咽喉一样，而且足以鞭挞四方边地。其次，河、洛位居天下中央，金陵有长江的险要。这些说法大多只是因袭旧说，并不一定真有独到见识。燕京这个地方，《战国策》已经称为“天府之国”；富弼说这里的士卒精锐强悍，与其他地区不同，得到他们的心就可以为己所用，失去他们的心就可能成为祸患。《朱子语类》说，冀州的山脉从云中发源，前面有黄河回环，泰山在左边高耸如龙，华山在右边高耸如虎，嵩山作为前方的案山，淮南诸山作为第二重案山。所以古今建都的地方，没有超过冀州的；这就是所谓无风可以把它吹散，有水可以把它分隔。

译又据《金图经》说，正元四年，金主完颜亮率文武百官到燕地巡幸，于是把燕改为中都府，称为大兴，确定为京城。都城有十二座城门，每一面分设三门，一座正门、两座偏门。正门两旁又各设一门。正门通常不开，只有皇帝车驾出入时才开启，其余人员都从两旁的门通行。这十二座门，东面称宣耀、施仁、阳春，西面称灏华、丽泽、新益，南面称丰宜、景风、端礼，北面称通元、会城、崇智。内城还有左掖、右掖、宣阳、宣华、玉华、拱北等门，位于外城门之内。外门在白底上用墨书写，内门在朱红底上用金字书写，都是礼部尚书王兢题写的。负责督修宫殿的是左相张浩。内城的范围是九里三十步。它的外城范围，似乎比今天的大城更为宽广。当地人说，德胜门外、东直门外的土墙，就是金代都城的旧址。这说法是真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正两〕 如今京师人又把正阳门称为前门，把崇文门称为哈达门，又称海岱门；把宣武门称为顺治门，把朝阳门称为齐化门，把阜城门称为平则门；把外城的左安门称为江擦门，把广渠门称为沙窝门，把右安门称为南西门，把广宁门称为彰仪门。如果说现今正式确定的名称，反而不知道了。◎都统、副都统　《大清会典》说：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各设置都统一人，共二十四人，品秩为一品；副都统各设置二人，品秩为正二品，分别掌管八旗政令。外省方面，热河、乌鲁木齐、察哈尔三处各设置都统一人，统辖旗营文武官员，地位十分重要。其余有旗兵驻防的城，有的设置一至二名副都统，作为将军的副职；有的设置专门镇守一方的副都统，统率满营军队，他们的品秩都与京旗相同。凡是都统、副都统出现空缺，都从旗员中选任，不任用汉员，因为旗员熟悉当地风俗，擅长弓马。考察“都统”这一名称，始于唐朝末年。《百官志》说，天宝末年设置天下兵马元帅，统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宝应年间有行营都统李国贞；兴元元年设置副都统。这就是都统、副都统名称的起源。谨按：京旗常常由皇子、王公兼任都统。建国初年，都统的地位在大学士之上，是最为尊贵重要的官职。满语称为“固山额真”；“固山”就是旗，“额真”就是主君。现在改称为“固山谙班”。◎务上　都城崇文门税课司，俗称税务司，又称“务上”。按“税务司”就是掌管税课事务的官署，含义十分明白；为什么偏偏直接称为“务上”，似乎是舍弃本义而只取末字。不过《宋史》记载宋太祖诏书说：各地的务上，不得苛刻扣留携带行装的行旅；不是有货币应当征税的，不得打开箱箧搜查。又下诏把商税征收条例张贴在务门，不得擅自核改、更改或增加等。由此可见，把征收关税的地方称为“务”，从宋代就已经如此了。◎满洲祭祀割牲　满洲祭祀的礼仪，各族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是一致的。进献熟肉时，先把牲畜的耳、唇、心、肺、肝、蹄尖、尾尖各取一部分，一起放在器皿中进献；有时割取耳、唇、蹄、尾尖，献在神杆斗盘里。又有进献牲血的礼仪，以及把肠脂网覆盖在牲畜头上的礼仪。这些旧俗世代沿袭，知道其含义的人大多已经很少了。《礼记·郊特牲》说：“用血祭祀，是为了盛大地表现阳气；祭肺、肝、心，是尊崇作为气之主的脏腑。祭黍稷时加上肺，祭醴酒时加上明水，是报答阴；取肠脂焚烧，把牲首升上去，是报答阳。”《祭义》说：“卿大夫袒露上身，而割取牛的毛，重视牛耳。用鸾刀割取，取肠脂，然后退下。”注释说：“血祭，是用来表示阳气旺盛。肺、肝、心，都是气所藏聚的地方，所以称为气之主；周代祭肺，殷代祭肝，夏代祭心。肠脂，就是肠上的脂肪（音律僚，就是今天所说的网油）。袒露衣服，是表示将要办事。将要杀牲时，先取耳旁的毛来进献神灵；取毛是为了告知牲畜完整，取耳是因为耳主管听觉，希望神灵能够听见。以耳毛为最尊，所以说重视牛耳。” 根据这几种说法，满洲祭祀的礼仪实际上与《礼经·祭义》相合，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礼制。满洲祭礼中，把牲畜牵进来，〔原文此处有缺字或讹字〕放在案上，向耳中灌水使它鸣叫，然后祭祀，这就是《礼经》所说的献牲，表示以听觉为主，也是殷人崇尚声音的意思。接着用亚俎盛血进献，这是有虞氏崇尚阳气的礼仪。然后进献熟肉，再进献渥俎，这就是加明水以及用〔原文作“▯阎”，字形疑误〕祭祀的含义。注释说，“▯阎”（音徐廉切），是放在汤中煮熟的肉。牲体分解以后，仍把五个部分合放在俎上，像完整的牲体一样，再用脂肪网覆盖，这就是告知牲畜完整、进献肠脂的含义。割取耳、蹄、唇、心、肺、肝的尖端，一起放入器皿进献，也有告知牲畜完整、崇尚阳气的含义。牲体以臀部为贵，肩部次之，其余部分不值得重视，这就是殷人崇尚髀部、周人崇尚肩部的礼仪。《礼经》注释说，殷人崇尚质朴，髀部贵在厚实；周人崇尚文饰，肩部贵在位于前方。本朝分赐的祭肉，肩部和臀部都看重，是文质相济，达到了尽善尽美。满语称肩部为“哈拉巴”，称臀部为“乌▯”，都是祭肉中的上等品，拜受祭肉的人很少能得到。祭祀日，主人召集亲友食用祭肉，这就是《礼经》所说的分食余肉。主人恭敬地请客入席，亲自拿着猪肩，放上匕首献给客人。客人坚决推辞，于是交给厨师来切割。考察《礼经》记载的天子在太学设宴款待三老五更的礼仪，天子袒露上身，亲自割牲，拿着酱料进食，拿着爵饮酒。这是天子宴请三老五更的礼仪，尚且亲自割肉、亲自进食来表示殷勤，那么士大夫宴请宾客、分赐祭肉时请求亲自割肉，本来就是合宜的。◎阿家　八旗人称母亲为“额娘”、 “阿家”、 “奶奶”，就像南方人称“娘”、 “弥”、 “妈”一样，各自随当地习俗。额娘、阿家都是满语，有时把阿家写作“阿▯吉”，大概是满汉语音相近，所以写法多不固定。读《范蔚宗传》，其中说他的妻子对母亲说“阿家莫恼”等话，可见古人也有这种称呼。◎北方婴儿命名　京师人家给婴儿和童仆取名，喜欢用“儿”字命名，如来升儿、进喜儿、成儿、定儿之类的很多。考察六朝时期，有大将张敬儿、张猪儿；隋炀帝时，有大将来护儿、甄翟儿。可见古代做官的人尚且有这种名字，并不只是乡里小儿如此。

译山东乡间的习俗，又习惯用“某子”来称呼小孩的乳名，如大子、二子、喜子、禄子之类，到处都是。考察《宋书》，其中有沈田子、荀伯子，都是当时的显贵官员；谢混称他的侄子弘微为“微子”。沈约是南方士人，不了解这种习俗，于是说谢灵运叫“阿客”，谢瞻叫“阿远”，谢曜叫“阿多”，还说特别尊敬弘微，所以称号为“微子”，这难道不是误解吗？◎乘舆先后　同治改元初年，当今皇上正值幼年。每次远行谒陵时，皇帝的车驾在前，其次是慈安皇太后的车驾，再其次是慈禧皇太后的车驾，三驾相连如星，警跸戒严，比列圣过去巡行时另行设置慈驾仪从的制度略有不同。这大概是两宫太后保护皇帝的心意极其谨慎而重大；除启发辅导之外，从未让宦官和保姆接近皇帝。宋仁宗时，太后与皇帝一同游慈孝寺，想乘辇先走，鲁宗道依据侍从皇子的礼义上奏，太后立即命令把车辇置于后面、乘舆先行，人心都非常喜悦。本朝现在的礼仪，竟然不约而同，而且出于自然；没有听说先有人建议讲解，才改定这种礼仪，更加可见母德的隆盛，足以昭示并流传万世。◎图记　印信的名称中，长方形的称为关防、钤记，方形的称为印。按照品秩等级区别，又区分正印和副印，有银质、铜质、木质以及大小不同的区别。只有满、蒙、汉八旗佐领的印称为“图记”，与各级官员的制度不同。考察明代末年仁宗即位初年，曾特意赐给少傅蹇义、少保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各一方银质图书，印文是“绳愆纠谬”。凡政务有缺失，都用这方印秘密上疏报告。如今把图记作为印的名称，确实就是源自这里。又如今盐政和巡城御史的印信，形制最小，方不过一寸多，以铁制成。◎族长　八旗中没有爵姓的各族，都设置族长，由族中尊贵的亲属、闲散官员或声望很高的人推举给官府。凡涉及公事和私事，都可以同佐领共同议定、筹划，虽然没有品秩俸禄，也属于官身。宗室人口繁衍，制度略有不同，有近支宗室、远支宗室和觉罗，统称宗人，都隶属于宗人府。除各宗族的族长之外，八旗还各设置总族长统领他们，按照惯例由王公显爵奏请选任，每三年更换一次，与古代的公族大夫相类似。《传疏》说，嫡子是公族大夫，嫡子的同母弟是余子，庶子是公行。这是同一支的兄弟各有族长，与现在的制度大不相同，大概像各王府的长史吧。◎世禄　本朝的典章制度中，策立功勋便授予爵位，酬答功劳便给予恩荫，都是恩惠延及后世、施及同类的制度。恩荫制度规定，满汉京官中，一品至四品的文职大员，可以恩荫一名儿子入仕；在外任职的三品以上文职官员，也可以恩荫一名儿子入仕；武职不分京官外官，只有一品、二品大员才可以获得恩荫；至于因艰难功劳而给予恩荫的，则要看其功勋，即使是散秩末僚，也一定给予。八旗大员的子弟，又有考验弓马的规定，每三年一次，皇帝临轩亲自考试，合格者有的任用为侍卫，有的任用为部曹。建国初年曾有选任为学士的，都是特别恩典。孟子曾说文王治理岐地时，耕田的人取九分之一的收成，做官的人世代享有禄位，这两件事是王道的根本，难道不是这样吗？近年议论者鄙视、排斥世禄之家，专门尊崇耕作田亩的人，似乎也有违背情理、失去正道的弊病。执掌政权的人应当深思，不能因为鉴戒两晋的弊端，便因噎废食。建国初年，汉官的子弟也选入宿卫。巡抚宋荦起初以大员子弟的身份入选充任侍卫，后来改任通判，巡历各地封疆。考察四品的奉天府丞、热河正总管，都属于京官，也有恩荫。按照恩荫的规定，一品官恩荫五品官，二品官恩荫六品官，三品官恩荫七品官，四品官恩荫八品官。公、侯、伯按一品官办理，子、男按三品、四品官办理。●卷六　◎庶吉士散馆　每科新进士中，选取若干人作为庶吉士，入馆学习馆体文字，三年学成后，衡量才干授予官职。如果遇到恩科，就不等满三年便授职，因为又有新科进士中的吉士入馆。授职的规定是：入选者，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未入选者，内用主事、中书，外用知县（主事、中书都按照原科资格排在前面，知县遇缺即行选授）。考察建国初年散馆的制度，与现在有所不同。康熙甲戌年散馆，授编修、检讨的二十人，其中满洲傅森、满保、海宝三人，汉军陈梦球、高其倬二人，前科进士查▯、史申义、阎锡爵、汪亻炎四人。授科道的二人，是吴甫生、江球；授部曹的二人，是拉都立、林文英；授知县的六人，是张逸少（大学士玉书之子）、陈豫朋（户部尚书廷敬之子）；随旗行走的一人，是五哥（礼部侍郎努黑之子）。丁丑科散馆，庶吉士徐树本（已故大学士元文之子）等二十五人，都授为翰林编修、检讨；朱启昆等六人，仍留在馆中教习。此后散馆时，像这样的情况很多，不能全部记载。考察建国初年沿用明代末年的制度，科道官只有七品，所以庶吉士可以改授科道。如今科道官升为五品，已经成为编修、检讨升迁所经历的阶次，不再是授予庶吉士的官职了。雍正癸卯年，馆选庶吉士五十六人；乙巳年散馆，授编修、检讨三十六人，任用为六部主事四人，中书、行人、评事、博士九人，州县官二人，教职二人。传胪张廷珩奉特别诏旨授为检讨，与一甲三人一同进入南书房。又补充点选帅念祖一人为庶吉士。另外登记姓名十七人，询问其中是否有人愿意入官学教习，命他们自行陈述。又另行登记三十人，以知县身份立即任用。乾隆五年丁未科，任用庶吉士二十七人，以吏部主事立即任用五人，以六部额外主事任用二十二人，以知县立即任用四人，以知县试用二十六人，以教职任用五人。乾隆八年庚戌，除一甲进士授职外，顾成天、胡宗绪二人都立即授为编修，并点选为庶常；对外任用额外主事五十九人，其余分别列为一等四十二人、中等六十二人、次等九十八人，愿意任教的四十八人，不任用的只有一人宋长城。按照旧例，额外主事任满三年后要进行甄别，勤勉能干的按主事选用，不够条件的按助教、博士等官职任用。乾隆乙丑科，分到各部的有五十多人，到戊辰年甄别留用的只有十分之三，其余都回到原来的班次参加铨选。从此以后，不被留用的人就少了。

译◎督抚加衔旧例　直省总督、巡抚任命下达之日，吏部上疏请示是否应当加衔。近些年必定奉旨准许，几乎已经成为固定制度。总督按例加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衔，巡抚按例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衔；河督、漕督兼任的衔职，与巡抚相同。考察从前加衔的情况，并没有固定制度。有的总督加侍郎衔，有的河督加尚书衔，有的巡抚不兼部衔，只加佥都御史衔。例如康熙年间，礼部侍郎阿金任江南江西总督，只改为兼兵部侍郎衔；同时于成龙任河督，却兼兵部尚书衔。张鹏翮由两江总督改任南河总督，也兼兵部尚书衔；河道总督王新命加兵部右侍郎衔。同样是河督，加衔却如此不同。又陕西巡抚、右副都御史巴锡任巡抚时，没有侍郎衔；等升任云贵总督时，才开始兼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衔；留下的陕西巡抚职位，由户部右侍郎博和补授，也改为兼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衔。可见从前兼任的衔职，都没有固定规定。从前督抚加侍郎衔时，都是右侍郎；如今则不分左右，一概称为兵部侍郎。按照朝会的班次，总督加尚书衔后，才进入从一品班次的末位；巡抚加侍郎衔后，才进入二品班次的末位，否则巡抚只能列入三品班次。◎颁胙　坤宁宫春秋两季大祭，按例有王公大臣进宫吃祭肉，这就是古人分食祭余的礼仪。凡在内廷行走的王公大臣、额驸、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官，都可以得到祭肉。不在内廷行走的满汉尚书、八旗都统，虽然位列一品班次，每次也只召二三人来领受祭肉，其余人不能得到。年老或退休的王公大臣，有在家中拜受祭肉的，实在是特殊的礼遇，每次也不过一两人。参照齐桓公下拜接受祭肉、孔子因祭肉没有送到便离去的故事，便可以知道祭肉的重要性了。每天坤宁宫又有常祭的制度，准备特制的小猪进献。只有一两名散秩大臣带领侍卫入内分食祭余，其他官员不得进入。坤宁宫举行大祭时，天子亲自率领皇子和群臣在祭祀地点分食祭肉，尚膳正铺设席位，大臣进献羹和饭；后妃在宫中分食，女官也照此办理。每天早晨举行常祭时，天子都在宫中接受祭肉。尚膳房查照记录，某宫应当分得哪一种肉，都有固定规定，不敢僭越。八旗各族祭祀时，祭祀当天把亲友全部召来，在祭祀地点分食祭肉；男子在堂上分食，女子在室内分食。祭肉不得带出祭祀地点，也不得留到第二天。考察八旗的满洲、蒙古、汉军各族，过去分散居住在辽东各座城堡，因此祭祀礼仪略有相同和不同，后世沿袭下来，不敢更改。大体上，满洲使用猪，每次祭祀有的进行一天，有的进行三天。举行三日祭的，第一天祭肉不出门，第二天才把祭肉分给邻里亲族。蒙古使用羊，汉军也使用猪。八旗汉军的祭祀，采用满洲礼的十家中只有一二家，采用汉人礼的十家中有七八家。内务府汉姓人，大多出自辽、金旧族，采用满洲礼的十家中有六七家，采用汉军礼的十家中有三四家。又考察八旗各族祭祀，撤去祭俎以后，主人和主妇先分食祭肉；分食之后，亲朋才到来，大概是先主人、后宾客。然而古人举行三献礼、饮用祭酒时，尸先向主人、主妇和宾客回敬，所以这种先主人后宾客的分食祭肉礼，实际上是合乎礼义的。◎以西为上　八旗祭祀时，祭位设置在西方，大概符合古人认为神道以右为尊的含义。明朝洪武初年，司业宋濂上奏《孔子庙堂议》说：“古代主人面向西，几筵设置在西方。汉章帝到鲁地祭祀孔子，皇帝面向西方拜了两拜。《开元礼》中，先圣面向东方，先师面向南方，三献官面向西方，仍然保留了古代的含义。如今沿袭开元二十七年的制度，把神位迁到面向南方的位置，并不符合神道以右为尊的含义。”根据这番话，八旗以西方为尊的礼仪，确实符合古代礼制。◎满洲祭祀先祖不用香柱　天下祭祀神灵、祭拜祖先，大多使用香柱，也有用沉香、檀香制成瓣香的。只有八旗祭祀不用香柱，而专门使用一种薰草，产于塞外，俗称“达子香”，形状像二月新生的蒿草，气味清雅奇妙而不浓烈。这大概就是古代用〔原文作“▯芮”〕、萧、薰、芗等香草来熏香，以此沟通神明的做法。考察起来，香柱始于佛教，檀香始于西域和西洋，都不是古代的礼制。◎简差异数　明宣德癸丑年会试时，恰逢退休大学士黄维进京谢恩，便任用他为主考官，一时之间以此为荣耀。本朝道光十三年癸巳科会试，阮文达（元）当时以云贵总督身份入京朝见，便任用他为总裁官；又有前大学士、降为礼部尚书的松文清（筠），退休数年后，皇帝特别选任他为崇文门监督。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选用。又咸丰元年，恭敬修纂宣宗成皇帝《实录》开馆，因为通晓蒙古文字的人非常少，特意起用已经退休的湖南宝庆府知府音德布，担任蒙古提调官。◎名刺：宛平王大宗伯（崇简）说：从前见前辈们往来的名刺，亲戚写“眷”，世交写“通家”，同年子弟写“年家”，没有滥用的。自明末崇尚声气相通，即使相隔千里、从未见过一面，也称“社”、称“盟”，沿袭下来，实在可笑。如今则改称“同学”。近来更不论有没有科第，一概写“年家”，一点也不知道惭愧。这是康熙年间的事。如今又过了二百年，风气更加改变，完全没有从前的称呼了。亲戚称“姻”，世交称“世”，同年只称“年愚弟”，去掉“家”字。老师和门生称“通家生”，也称“同学弟”。如果是子侄的老师，双方就互称“通家弟”。同门朋友称“门愚弟”。督抚与司道的名刺称“愚弟”，与府厅称“寅愚弟”，与州县称“寅弟”，与下属官称“年家眷弟”（道光初年，总督与州县之间也有称“年家眷弟”的）。州县与生员、监生、盐商等人，也称“年家眷弟”。康熙年间，范忠贞任浙江巡抚、福建总督时，在耿藩那里是长辈亲属，却还自称“眷生”，耿藩称他为“眷晚”。如今这种称呼已经没有很久了，只有乡民仍有称“眷生”“眷弟”的，士大夫反而把它当作笑柄。近来往来的书信中，又有人称“如弟”“如兄”，甚至称“如小兄”“如小弟”，更加新奇。我有位朋友一向喜欢诙谐，有一天正色对我说：“以前看到称‘如兄’的，不明白是什么姻亲关系；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如嫂’的丈夫。”满座大笑。

译《分甘余话》记载，顺治末年，结社之事非常兴盛，往来的名刺无不称“社盟”。给事中杨雍建上疏禁止此事，此后都称“年家眷弟”。不随俗的，只有尚书龚芝麓、中丞劳介岩两人而已。◎札文：如今京城朝官上级发给下级的公文称作“▯”，外省省内简略书写作“札”字。考察宋朝范忠宣罢相后，和伊川相见，伊川责问他某件事本应进言，为什么不说，像这样反复问了几次，范忠宣只是称谢。后来有一天，伊川偶然看见范忠宣的一箱札子，凡是伊川极力进言的事情，范忠宣都已经先行上奏了，只是不曾同伊川争辩。唐宋诸位公的文集中，凡是奏章都称为札子；臣下上陈的奏疏，也可以称作札。考察《汉光武一札十行》一说。沈约《宋书·谢晦传》说：“高祖曾经审讯囚犯，那天早晨刑狱参军生病，便写札请谢晦代替他。”可见作为下行公文，早就使用“札”字了。朱子说：“读书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写札子出来，等着去问别人。”《宋书》的史论说：“杜预是文士儒生，射箭不能射穿札，身体也从未跨上马。”这样看来，“▯”“札”二字本来又各有不同的解释，并没有通用。◎回避：京官典试所用的考差、学差以及乡试、会试考官，都在奉命之后，亲自用红纸大书“回避”二字，加盖朱圈，贴在门壁上。又把红纸裁成五寸宽、八九尺长的纸条三幅，写上“钦典某科正副考官年月日封”字样，斜着糊成十字贴在门上，以表示关防的意思。但往往刚糊上就打开，照常出入，甚至有进考场后才封糊的，把它当作标志喜庆的物件。此外，只有军机大臣稍微有些关防，也不过是用来谢绝亲友请托求情的地方；对于贵官和外人，反而不能完全杜绝。又凡是给事中、监察御史的住宅，都有张贴“文武官员私宅免见”“一应公文衙门投递”等字样，也和新年张贴的桃符春联一样，每年更换，都是徒具形式。王渔洋说：从前我在郎署时，和刘公&lt；甬戈&gt；、汪苕文、计甫草等人，没有十天不互相唱和。后来刘公&lt；甬戈&gt；由刑部改任吏部郎中，按惯例应当设置关防。有一天，计甫草来拜访他，守门人却不让进去。计甫草退出后献诗说：“隔墙一树马缨花……”等等，长安人把这件事传为笑谈。因为刘公&lt；甬戈&gt；住处有一株夜合树，长得最高大，开花时同人常常聚集在这里，所以诗中这样说。这是康熙年间的事。如今二百年过去，吏部已经不知道还有设置回避关防的章程；而且选任郎官缺少人员，也没有从其他部调任的例子了。大概繁缺道府以上的各级官员，都由军机处记名后简用，不必会推，吏部的权力因此逐渐衰落了。◎军机坎：军机坎的式样像马褂，但衣襟在右边，袖子与肘部齐平，便于写字。道光初年，军机处创制了白色军机坎。因为军机大臣入值时最早到、最晚离开，穿在长褂里面，天冷时容易穿上，天热时容易脱下，所以又叫“褂衬”，又叫“半袖”。各种杂色缎帛都可以制作，不必一定像马褂那样使用青色。几十年来，士、农、工、商都仿效这种式样，把它作为便服，镶边越来越华丽，也越来越失去它原本的意义。考察魏武帝制作军惬，是因为军中服装轻便，有时制作成五种颜色来表示各个方向，莫非是军机坎的先声吗？考察《纲目集览》说：“半袖，就是短袖的衣服。”《晋书·五行志》说：“魏明帝披着缥色绫制的半袖衣……”这些都与军机坎的式样相合。◎纸钱：京城祭祀神灵，用黄纸凿成钱的形状，代替焚烧帛帛。祭墓时则用白纸凿成大钱，圆径三四寸，代替冥器。祭祀祠庙则不用这种纸钱。考察唐临《冥报记》说：“把纸缠成钱，用来供奉鬼神，称作‘寓钱’。”这样看来，这种东西从唐代就已经有了。◎祭墓日期：如今京城祭扫祖先坟墓，春季在清明，秋季在七月望日，冬季在十月初一，人们都因夏季缺少祭祀而感到疑惑。我私下认为，春祭唯独定在清明，不拘泥于具体的日月，就可以知道它意义重大。一年四季之中，清明是万物开始生长的时候。七月望日，万物都已成熟齐备，过了这时便再没有什么可以种植了。十月初一，万物已经收成完毕，天地闭塞，四时变化没有比这时更明显的了。抚念时序的更替兴衰，感叹我的父母亲人日渐远去，作为人子，能够没有风木之悲吗？所以在这三个时节祭祀，最为恰当。只是不了解最初确立祭祀制度时，是否果真如此，还是另有说法？◎蚌酱：方拱乾《绝域纪略》记载，宁古塔出产一种水族，叫作“刺姑”，身体像虾，两只螯像蟹，大的可以超过一寸，捣碎后成为膏状，是宗庙祭品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到时用驿马迅速送来，等等。汉代法令规定每年进献鲒酱二升。《李后主蚌帖》中记载，下令属州征取蚌酱。由此可知，古人重视宗庙祭祀，恐怕是担心滋味{渐酉}（昨冉切）{任酉}（而炎切，味薄也）。又《周礼》所说蝈氏掌管蛙黾之类，《汉书》记载霍光擅自减少宗庙祭祀用的羔、兔、蛙，由此可知古人把蛙、蚌作为宗庙祭品，已经很久了。如今盛京出产一种甲壳类动物，形状像蛤蟆而稍大，满语称“哈什码”，每年也作为任土之贡进献，难道就是古代的蛙黾吗？内地所吃的田鸡（又叫水鸡），也与蛤蟆没有区别；蛤蟆颜色灰青、嘴圆，田鸡颜色绿色、嘴尖。方拱乾所说的刺姑，莫非就是古代的鲒酱吗？考察韩退之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明史》记载，给事中胡以宁请求禁止食用蛤蟆，当时号称“虾蟆给事”。由此可见，这种东西从唐宋以来就已经登上鼎俎、成为食物了。

译◎碧砑玺：碧砑玺又名碧鸦▯厶，都是西域方言，用汉字谐音记录，所以没有固定的字形。有人说它产自滇、黔的番峒，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还不知道，书中也没有见到这种东西。它的质地像水晶而更加丰润，价格是水晶的百倍；上好的重量一两，可以值白银二百两。有红、黄、紫三种。红色的像桃花，透明得可以看见掌纹；紫色的像玫瑰，黄色的像秋葵，明亮程度都一样。考察《辍耕录》记载，西域回回的宝石，种类不一。大德年间，当地一个大商人出售一块红剌，重一两三钱，估价为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来镶嵌在帽顶上。此后历代皇帝相承珍视，每逢正旦和天寿节举行大朝贺时，便穿戴使用它。书中列举的石名有几种：一种叫“剌”，注说是淡红色，颜色娇艳；一种叫“避者达”，注说是深红色，石质薄而方正娇美；一种叫“昔剌尼”，注说是黑红色；一种叫“古木兰”，注说是红色中带黑黄而色泽不正，虽然石块很大，石质却最差。根据这些说法，很像今天的碧牙玺。如今宝玉中又有一种祖母▯录，也是碧鸦玺一类，通透的绿色像玻璃，价格是碧鸦玺的十倍。我考察《辍耕录》的记载，也有三种：一种叫“助把避”，注说是上等，暗而深的绿色；一种叫“助木剌”，注说是中等，明亮的绿色；一种叫“撒卜泥”，注说是下等，带石纹的浅绿色，应当就是今天的祖母▯录。◎转毡：京城娶新妇，花轿落下后，用红毡铺在地上，不让新娘踩到尘土。富裕人家完全可以用毡一直铺到闺房门口，却一定要用几块毡轮流向前铺，这实在难以理解。考察白居易《春深嫁女家》诗说：“青衣传递毡褥，锦绣铺成一条斜路。”可见唐人已有这种习俗。元人又称它为“传席”，见《辍耕录》。◎财礼：如今乡里小民娶妻，女方家索要钱财置办嫁妆，借此取得额外利益，称为“财礼”。还拿千金聘礼的说法为自己辩解，实在是鄙陋的习俗。从前看《辍耕录》记载，涅古伯经历曾娶湖州角妓汪怜怜为侧室，派媒人前去，准备财礼，等等。由此可知，“财礼”二字，古代已经实行了。◎羔裘：羔裘是诸侯上朝时穿的服装，又不用作吊丧的服装，由此可知它十分贵重。《桧风》说“羔裘逍遥”“羔裘翱翔”，可知它轻便而温暖。又说“羔裘如膏，日出有曜”；《玉藻》说，羔裘加豹皮装饰，是卿大夫助祭于君时所穿的服装，可知它十分华美。根据这些说法，都不是近来那种粗重的羊皮毳衣。有人说，古人用贵重的羔裘却价格便宜，用低贱的狐裘却价格昂贵。我总觉得这种解释牵强附会；我认为这是被《说文》把“羔”解释为羊羔误导了。如果一定因为字旁从羊就认为它是羊，那么从“犭”旁的字，难道都可以说成是狗吗？考察大祀使用太牢，祭天则用小牛，是取其元气尚未剖分、如同未经雕琢的玉璞，正如太羹、元酒那样可贵。由此类推，羔裘用于朝见和祭祀，必定是狐犭各的幼崽皮，决不是羊皮。考察北方人把狐、兔的幼崽都叫作“崽子”“羔子”，可见“羔子”是兽类幼崽的称呼，并不专指羊，正如今天所说的狐崽裘。又元遗山《种松》诗说：“百钱买松羔。”注释说：“小松。”根据这个说法，草木幼嫩的东西也可以称为“羔”，并不只用于禽兽。

译◎大驾卤簿：导象四头，民尉二十有八人。宝象五头，民尉八十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静鞭四条，民尉十有四人，治仪正一人。前部大乐有铜角四支、小铜角四支、金口角四支，和声署史十有二人。革辂驾马四匹，民尉三十有二人。木辂驾马六匹，民尉三十有二人。象辂驾马八匹，民尉三十有四人。金辂驾象一头，民尉四十有四人。玉辂驾象一头，民尉四十有四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铙歌大乐有金二件、铜鼓四面、铜钹二副、扁鼓二面、铜点二件、龙笛二管、平笛二管、云锣二面、管二管、笙二件、金口角八支、铜角十有六支、小铜角十有六支、蒙古角二支、金钲四面、红灯二盏、画角二十有四支、龙鼓二十有四面、红镫二盏、笛十有二管、拍板和仗鼓各四件、龙鼓二十有四面、红镫二盏；署史四十有八人，民尉百八十有八人，冠军使一人，整仪尉二人。引仗六人，御仗十有六人，吾仗十有六人，立瓜、卧瓜各十有六件，星、钺各十有六件，出警旗、入跸旗各一面，旗尉九十人，民尉六十有七人。五色金龙小旗四十面，旗尉四十有八人，民尉四十人，云麾使一人，整仪尉二人。翠华旗、金鼓旗各二面，门旗八面，日旗、月旗各一面，五云旗、五雷旗各五面，八风旗、八甘雨旗各四面，民尉七十有二人。列宿旗二十有八面，五星旗、五岳旗各五面，四渎旗四面，神武、朱雀、青龙、白虎旗各一面，民尉九十有二人。天马、天鹿、辟邪、犀牛、赤熊、黄罴、白泽、角端、游麟、彩狮、振鹭、鸣鸢、赤乌、华虫、黄鹄、白雉、云鹤、孔雀、仪凤、翔鸾旗各一面，民尉四十人。五色龙纛四十面，前锋纛八面，护军纛八面，骁骑纛二十有四面，旗尉四十人，民尉一百二十人，云麾使二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二人。黄麾四面，仪▯氅四面，金节四件，进善纳言、敷文振武、褒功怀远、行庆施惠、明刑弼教、教孝表节旌各二面，民尉五十有六人。龙头幡、豹尾幡、绛引幡、信幡各四面，羽葆幢、霓幢、紫幢、长寿幢各四面，民尉六十有四人，云麾使二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二人。鸾凤赤方扇八面，雉尾扇八面，孔雀扇八面，单龙赤团扇八面，单龙黄团扇八面，双龙赤团扇八面，双龙黄团扇八面，赤满单龙团扇六面，黄满双龙团扇六面，寿字黄扇八面，旗尉二十有四人，民尉百三十有八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二人。赤素方伞四把，紫素方伞四把，五色花伞十把，五色妆缎伞十把，五色九龙团伞十把（与妆伞间隔排列）。旗尉三十人，民尉八十有四人。九龙黄盖二十把，紫芝盖二把，翠华盖二把，九龙曲柄黄盖四把，旗尉三十人，民尉八十有四人，銮仪使一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二人。戟四支，亲军八人。殳四支，亲军八人。豹尾枪三十支，护军六十人。弓矢三十副，仪刀三十把，护军各六十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四人。仗马十匹，护军二十人，冠军使、云麾使二人。金方几一张，金交椅一把，金瓶二只，金盥盆一只，金盂一只，金盒二只，金炉二只，金拂二柄（立夏陈设，处暑收起），旗尉二十有二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九龙曲柄盖一把，由武备院掌盖、司盖四人执掌。前面引导、佩刀的大臣十人，提炉二只，执炉侍卫二人。玉辇在中间，左右奉辇的銮仪使二人，扶辇的冠军使一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二人，骑尉三十有六人。后面护卫、佩刀的大臣二人，豹尾班执枪、佩仪刀的侍卫各十人，佩弓矢的侍卫二十人，领侍卫内大臣一人，侍卫班领二人。后面掌管宗人府的王公一人，散秩大臣一人，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各一人，给事中、御史二人，各部郎中、员外郎四人，侍卫班领一人，署侍卫班领一人，侍卫什长二人。黄龙大纛二面，领侍卫内大臣一人（内大臣、散秩大臣一并使用）。掌管纛旗的侍卫什长二人，亲军四人，佩带鸣螺的亲军六人。凡是任职的官员都穿采服；亲军、护军穿石青缎绣金寿字袍；旗尉、民尉穿大红缯绣葵花袍。钿子是八旗妇女穿彩服时所戴的冠饰，有专门的钿子制度，形制与凤冠相同，以铁丝或藤条作骨架，外面蒙皂纱或线网。前部像凤冠，装饰七只翟鸟，四周环绕珠旒，长度达到眉部。后部像倒扣的簸箕，上部隆起、下部宽阔，下垂至肩部，装饰五只翟鸟，每只翟鸟口中衔着一排垂珠；每排有三衡，每衡贯串三串珠子，并杂用璜、[疑字]等物，负垂在背后，长一尺多。左右两侧为博鬓，中间间饰珠翠花叶，四周缀以穿珠缨络，从额头向后曲折连接到后面的珠旒；空隙处根据情况调节疏密，用珠翠云朵和杂花装饰，称为凤钿。又有日常穿戴的钿子，有的用珠翠全部装饰，有的只作半饰，不设置珠旒，这与古代妇女冠子的形制相似。《宋史·舆服志》说：皇祐元年，禁止妇女所戴的冠帽高度超过四寸，宽度超过一尺。在此以前，宫中按照内样制作的冠帽名叫“垂肩”，有的长达三尺，从此便加以禁止。由此看来，钿子的形制，实际上是唐、宋花钗冠子的遗制。据《宋史·舆服志》记载，花钗冠子中，一品命妇用九支花钗、九件宝钿；二品用花钗、翟各八件；三品各七件；四品各六件；五品以下各五件，这也与今天的制度大致相同。

译●卷七　◎八旗科目　国家大力推行文教，八旗中的读书人受到的教化尤其深厚。天聪八年四月，开始建立科举制度，太宗文皇帝命礼部考取八旗中通晓文义的人才。考取满洲学习满文的刚林、敦多惠二人，满洲学习汉文的察不害、恩国泰二人，汉人（即乌真超哈，后来改称汉军）学习满文的宜成格，汉人学习汉文的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泰、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八人，蒙古学习蒙古文的博特、石岱、苏鲁木三人，共十六人，都赐予举人资格，各赏给一套衣服，免除四名丁役，并在礼部设宴。崇德三年八月，赏赐新考中的举人罗硕、常鼐、胡邱、阿济格毕礼克图、王文奎、苏宏祖、杨方兴、曹京、张大任、于变龙十人，每人一套衣服，授予半个佐领的品级，各免除四名人丁的差役。六年六月，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希福等上奏，请考取满、汉、蒙古士人为秀才、举人；秋七月，赏赐新考中的满洲举人鄂貌图、赫德，蒙古举人杜当，汉军举人崔光前、卞三元、章矛天、卞为凤，各一领缎制朝衣。当时正是选拔士人的初期，人数虽然不多，但许多名臣都出自其中。定鼎以后，顺治八年，礼部议定并获准八旗科举的制度：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满洲、蒙古中认识汉字的人，考试翻译汉字文章一篇，不认识汉字的人，作满文文章一篇；汉军所作文章的篇数，依照汉人的规定；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所作文字也依照乡试的规定。八月，朝廷为皇太后上尊号，恩诏规定九年会试增加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举人的名额二十五名，共为八十五名。礼部官员又请求：本年乡试满洲、蒙古举人名额中的五十名，任用内院、礼部堂官各一人为主考；汉军举人名额五十名，听任汉人主考官阅卷，诏令一并照准。这一科乡试以及次年的会试，满洲、蒙古生员和笔帖式列在同一榜上，汉军生员、笔帖式与汉人列在同一榜上。顺治九年，干支为壬辰年，满洲、蒙古取中状元麻勒吉等五十人；汉军迟煌列入汉榜三百九十七人之中。汉榜状元为邹忠倚，江南人。迟煌考中二甲第一名。顺治十三年，满洲举人名额减少十名，进士名额减少五名；蒙古举人名额减少五名，进士名额减少五名；汉军举人名额减少五名，进士名额照旧。十四年丁酉科，停止八旗考试。康熙二年癸卯，特地重新举行八旗考试，取中满洲齐兰保等二十一名、蒙古布颜等十七名、汉军姚启圣等一百一十八名，咨送吏部录用；落第者全部斥退革除，另行挑选差使。历来汉军中额之多，没有超过这一次的。康熙六年，御史徐诰武请求恢复八旗乡试、会试的制度，并请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与汉人安排在同一场考试，实行同一标准，诏令照准。康熙八年己酉科，规定八旗乡试、会试的名额：顺天乡试，满洲、蒙古编入满字号，共取十名；汉军编入合字号，取中十名。会试满字号取中四名，合字号取中三名。康熙三十二年，国子监祭酒吴苑上疏说，八旗学习制艺的人日益增多，而录取名额太少，于是增加满洲、蒙古举人名额六名，共取中十六名；汉军增加三名，共取中十三名。会试满洲、蒙古增加二名，共取中六名；汉军增加一名，共取中四名。康熙三十五年七月，扩大八旗乡试解额，满字号增加四名，合字号增加二名。四十一年八月，增加八旗顺天乡试的中额，满洲、蒙古增加三名，汉军增加一名，这是遵从顺天府尹钱晋锡的请求。此后，乡试、会试的中额改为临时奏请皇帝裁定，不再限定固定名额。世宗在位以后，更加重视人才，八旗乡试、会试的名额每科逐步增加。考中的士人，除馆选之外，又加以拣选；对于因回避而未能采用的试卷以及落第士人，也搜罗不遗漏。雍正元年，诏令在文场考试之外，另设翻译乡试、会试，并增设八旗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的取进途径。九年，又设立翻译蒙古文字的考场，与满洲翻译乡试、会试相同（专门考试蒙古人，满洲、汉军不参加）。如今科场制度中，满洲、蒙古乡试仍编入满字号，会试则另分为蒙字号。咸丰二年，恩科扩大名额，不知因何发生差错，竟把蒙古、汉军进士的中额改为削减，而山东、河南两省进士的中额，每科却各增加十多名。直到现在十多年了，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建言，真是奇怪！（有人说这是由于笔误造成的，并非皇上的本意。） 据说，顺治十四年停止八旗考试制度后，士人进身还有由举荐送入内院策试的途径，这与古人乡举里选的办法颇为暗合。康熙二年，有人议论说，学习制艺的生员没有进身的阶梯，因此在秋闱特地开设乡试，考取者全部送吏部录用，落第的生员一律斥退，所以当时录取名额也很宽。第二年，仍然没有八旗进士科。直到康熙六年，才恢复八旗考试制度，并与汉人合并为同一场、同一榜；所试文艺和篇数都相同，录取名额也大大减少了。◎京钱　高江村学士考察钱陌制度说：梁朝时，岭以东每八十文为一陌，称为东钱；江、郢以西以上每七十文为一陌，称为西钱。当时京师以九十文为一陌，称为长钱。大同元年，诏令使用足陌，但下面无法实行，到末年便改为三十五文为一陌。又说：本朝京师以三十三文作一百文计算，还有以三十文作一百文计算的，在席间赏赐给人，通行而不以为怪。如今京城中已经没有以三十文作一百文的说法，大抵以制钱五十文称为京钱一百，以四十九文称为九八钱一百。讲说钱数时，从一文到十一文，都按制钱计算；从十一文再增加一文，便按京钱计算，称作二十四文，这种说法沿袭通行，并不觉得奇怪。又从京城东北直到山海关以外，都以制钱十六文作一百文，以一百六十五文作一千文，称为东钱，更为奇特。

译◎废九河　我曾见某部书说，管仲使齐国富强的办法，并不在于掌握山林川泽的利益，而是堵塞九河，把水患推给邻国，于是增加了肥沃田地万亿，从而使国家富裕。有一天偶然提起这番话，众人都大笑，认为是凭空臆造。我又忘了自己是从哪部书上看到的，因而无法为自己辩解。后来读《天禄识余》，其中说，世上的儒者都责怪秦朝废除井田制度，却不知道管仲制定内政时，井田制度已经逐渐败坏，到秦朝才彻底废坏。书中引用元人陈孚《题管仲井诗》说：“画野分民乱井田，百年礼乐散寒烟。平生一勺潢污水，不信东溟浪沃天。”又说，九河的败坏也从管仲开始，《诗纬》所谓“移河为界在齐吕”就是这个意思。（我赶紧把大意记在这里，留待日后搜寻考订，再行补充。） 据说九河分别是：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大多在齐地。◎三通　《卫公兵法》说，以击鼓三百三十六槌为一通，鼓声停止而号角响起，以十二声为一叠。如今京师戏园在开场以前击锣鼓两次，称为打头通、二通，应当就是这个意思（“通”字读去声）。又有一件公文称为一通，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另外，江南有供奉五通神的淫祀，后来被汤文正公毁掉。） ◎大排小排　如今外省官吏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穿着公服，把自己的官衔姓名写在禀帖上呈给上官，有时禀报求见，有时禀报请安，必须一起聚集在官厅很久，等候手版发下后才散去，称为大排期。逢三、逢八的日子，穿常服办理同样的事，称为小排日。一个月之间，竟要奔波十二天。（除去每月排期，改移到初一。）实在没有意义。据考，唐代李德裕掌权时，百官无法窥测他的意图，于是相继写具官衔姓名前往问候起居，这就是排日的由来，本来并不是良好的政事。如今京官反而没有这种规矩了。◎梨枣钱　泰山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殿，在东岳最高处，香火极其旺盛。礼拜泰山的人都到泰山娘娘祠庙祈祷，已经很久不再专门祭祀岳神了。每年正月开山时，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人，有的跋涉数千里，摩肩接踵，日夜不断，祈祷祭祀极其虔诚，灵验显著。殿门不轻易开启，即使钦差奉命来祭祀，也只是把皇帝所赐的供品、法器陈列在案上，然后退到台阶下行礼跪拜。四方前来祈祷的人，必定隔着殿门投入钱币或银饰以求福。每年四月，泰安知府、知县亲自登上泰山，督察清扫一次，称为扫殿。道士们所得的钱，兴盛时动辄以万计，如今仍有二三千串，确实是道教徒一年衣食的资费。据《汉书·祭祀志》记载：汉武帝举行封禅，到达泰山脚下还没有登山时，百官先上山跪拜，在道路上放置梨、枣和钱来祈求福佑，这就是诏书所谓“酢梨酸枣狼藉散钱”等语。可见这种风俗流传至今已有二千年了。（如今京城内外供香火的寺庙中，僧道也在神案前放置筐箩，凡来烧香的人都随意投入几文香资，但终究没有这里这样兴盛。） ◎古史浅陋　史官必须有尺度、有见识，不偏颇、不狭隘，举出大体而略去细枝末节，洞察人心深处并惩戒虚伪粉饰。若是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出身田间，眼界本来狭小，稍有挫折便肆意辱骂诋毁，身处冠裳之朝，却想把社会变成裸露无礼的风俗，甚至曲折牵引经传中的话来帮助自己的谬论；言论得不到实行，又退下来著书立论，高谈清静虚无，实际行为却污秽不堪，古代像这样的人实在很多。从前我读《恩幸传》，其中说：“南金北毳，来悉方艚，李缣丹珀，至皆兼两”等语。即使受宠幸的人奢侈富有，又怎么会有那么多方舟，装载那么多物品？何况北方的毛皮运来，怎么会有船只承载？这就是卖弄文字工巧，却忘了其中的矛盾荒谬。又《宋史》说，寇莱公生性喜好奢侈，每次调任以后，人们看见他官署内的厕所中蜡泪落在地上，往往堆成一片。这话尤其荒谬浅陋：莱公既然生性奢侈，绝不可能容许厕所里污秽狼藉而不清扫；如果他并不奢侈，又何必在一个偶然到过的地方一下子倾倒那么多蜡油呢？像这种浅陋的见解还有很多，偶然举出一两例，以证明史官下笔记事，不可不谨慎。如今撰写大臣列传的人全都是翰林，翰林中又多是江浙人，往往执笔时保留党同伐异的成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大体上是重汉人而轻满人，重文臣而轻武臣，重翰林而轻其他出身途径，重近省而轻边省。这种积习沿袭已久，即使贤能的人也难免如此。同样是满人，还要区分文官和武官；同样是汉人，还要区分边省和内地；同样是边省人，还要区分出身；同样是江浙人，还要区分京官和外官。甚至撰写身后荣典、拟定诏令的人，也存有高下轻重的区别：满人、边省人、武人不过写四五行，翰林、台阁官员则一定逐一叙述官阶，详细说明所受恩遇，连篇累牍，洋洋洒洒写上千言。撰写列传时，对喜欢的人，就删去对他的责备，只写褒扬；对厌恶的人，就略去对他的褒扬，详细写他的责备。凡是略去褒扬的话，不叙述全文，只说“加以褒扬”；略去贬责的话，也不叙述全文，只说“责备了”或“严厉责备了”。史臣的体例，应当根据事实直书，使功劳和罪过自然显现。何况史书是供万世公认的公共记录，怎么能任意删取、压抑或抬高？我深切希望执笔的人能够一扫积习，为后人传达真实，这样或许还能保留是非公正。康熙二十九年十月，谕令说：“凡是撰拟文章，都是翰林官的职掌，理应更加用心详慎，使文章与人物相称，怎么可以任意决定轻重？如今我看到杨[疑字]所撰写的内大臣、都统、公舅舅佟国纲祭文，引用王彦章的事迹，极其荒谬悖理。我看所撰祭文，对于旗下官员往往隐去不好的言语，对于汉人却多加铺张粉饰，这是什么用意？并传召张英以及撰文的人，把从前姚文然、魏象枢、叶方蔼的祭文同这篇祭文拿来比较查验。”不久，依照有关部门的议定，编修杨[疑字]被革职，发往奉天八旗当差；张英革去礼部尚书，仍管理翰林院、詹事府事务。据《后山谈丛》说，莱公生性豪奢，即使还是平民时，夜里也常在厕所里点蜡烛，蜡泪堆积成片；等到显贵以后，后房却没有宠妾；做宰相时，正是所谓“没有地方却要起楼台的相公”。根据这段话看来，莱公的奢侈或节俭，并不因贫富而改变操守，不是见识浅薄的人所能评断的。

译◎裹足　妇女缠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沈约《宋书》说：最初制作鞋子时，妇女的鞋头是圆的，男子的鞋头是方的。晋太康初年，妇女都穿方头鞋。李太白诗说：“一双金屐齿，两足白如霜。”又说：“溪上白如霜，不着鸦头袜。”（《秘辛杂志》）〔《杂事秘辛》〕描写女莹的身体，说她脚长八寸，小腿和脚背丰润美好，脚底平、脚趾收拢。古人所说的利屣，是舞鞋；锦缠，是行走时用来缠裹小腿的东西，也不是指缠足。杜牧之诗中说“玉笋裹轻云”，应当是如今男子用布帛裹脚一类的事。白乐天诗说“小头鞋履窄衣裳”，人们多对此感到疑惑。我曾见明末的朝靴，都细长而尖锐；又见朝鲜人，他们的脚都裹束得很瘦，鞋底却宽一寸多，这更可以证明古代妇女所穿鞋子的形制。钱梅溪《丛话》对此辨析得很清楚，大意是说，缠足会使人的两仪不完整，关系到气运，因此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从元代直到今天，终究还没有弄清楚是谁首先倡导了这种做法；[疑字]娘是舞女，不能以利屣作为证据。如今中原广大地区的妇女，没有不疯狂趋从这种风俗的，只有八旗女子按例不缠足。京师内城的平民女子中，不缠足的十人有五六人；乡间不缠足的十人有三四人。东西两粤、吴、皖、云、贵各省，乡村中的女子大多不缠足。除此以外，各省女子没有不缠足的，其中山西、陕西、甘肃这种风气最盛。甚至把脚的纤细或粗大看得比品德的美好或恶劣还重要；否则母亲以此为耻，丈夫以此为辱，甚至亲戚、邻里、同乡都把它传作笑谈，女子低头自惭，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彼此沿袭而成为风气，实在非常奇怪。黟县俞正燮著有《癸巳类稿》一书，对此辨析极为广博，现在把大概内容节录如下。刘朐等人撰写的志书，哪里肯说妇女贵贱所穿的鞋、靴，只是大略依据《开元礼》的序例，下至《唐六典·宫官·尚服》的注释，说皇后、太子妃穿青[字缺]，鞋上加金饰；开元初年有时穿男子的靴子。开元以后，丝线鞋轻巧精致而且便利，只有侍女才穿履。《通典》卷八十三说，外命妇朝见会集时，到了台阶，脱去舄登阶；应当在东西阶下设置脱履的席子，命妇中应登阶的，在阶下到席上脱去舄。南唐裹足，也只听说过▯娘，《道山新闻》记载得最详细。到了明代，忽然出现了不同的说法，认为古人也有弓足，这种说法有两条依据。第一条说，孝堂山的汉代画像中，妇女的脚前端尖。现在考察石刻，男子的脚前端也尖。前端尖，是因为画像从侧面描绘身体，而且只有画方头鞋时才会显出棱角。妇女直到晋代才穿方头鞋，所以汉代画像中脚前端应该是尖的。又有古镜铸造的舞女像，脚前端也尖；舞蹈用利屣，屣的前端尖，并不是脚尖。谢灵运诗说：“可怜谁家妇，临流濯素足。”《晋书》说，成帝时，有个晋宁人到宫门求见，说王和的女儿脚下有七颗星，星上的毛长三寸，应当成为天子的皇后。《南史》说，齐东昏侯凿刻金莲花贴在地上，让潘妃在上面行走，说：“步步生莲花。”这只是宠爱她、把她神化的说法，好像用金莲花盆洗脚的意思；后来增加伪说，才说是用帛缠脚，让她走在莲花上。《古乐府》说：“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杜牧诗说：“钿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韩[字缺]诗说：“六寸肤圆光致致。”《吴志·诸葛恪传》的注引《恪别传》说，母亲对于女儿

译，恩爱已经到了极点，给她穿耳戴珠，怎么会伤害仁爱呢？如果当时已有裹足，哪里还需要拿穿耳来作比喻？弓足的事情，宋代以后才确实有可以考证的记载。建炎四年，柔福帝姬来到这里，皇上因为她的脚大而起疑；她皱眉说：“金人驱赶逼迫我，赤脚走了万里，哪里还保持得了原来的样子？”皇上因此很悲痛。《老学庵笔记》说，宣和末年，妇女的鞋底做成尖形，用两种颜色合成，名叫“错到底”。《墨庄漫录》说，妇女缠足起于近世。苏轼《减字木兰花·赠君猷家姬》说：“两足如霜挽[字缺]衣。”又说：“莲步轻飞。” 《梦溪笔谈》说，王纶家供奉的紫姑神说，她女儿鞋底沾有污土，说不能承载她，于是只穿袜子登上云端。这样看来，北宋时仍有不裹足的人。《道山新闻》说，▯娘用帛缠脚，使脚纤小而向上弯曲，做成新月形。这是纤小弯曲向上，并不是今天弓足向下的样子。又《挥麈余话》说，建炎年间，枢密计议官向宗厚的缠足弯曲得很厉害，长得像钩距；王佾取笑他，说脚像杨妃。意思是当时朝鞋向上弯得过分，像那时妇女的脚。《宋史·五行志》说，理宗朝，宫妃束足，使脚纤细而挺直，名叫“快上马”。难道束足的命令是从理宗时才开始的吗？但既然纤细而挺直，就不是弓形了。《辍耕录》说，元丰以前，仍少有裹足；宋末于是以大脚为可耻。这是南宋时的事情。可是《岭外代答》说，安南国妇女的脚穿鞋袜，和我们相同。所谓“我们”，就是今天的广西人。这说明南宋时岭外仍没有弓足。《辍耕录》又说，程鹏举在宋末被掳去，配给一名官家女子；她用自己穿的鞋换了程鹏举的一只鞋。这说明当时官家女子也有不弓足的。《枫窗小牍》说，汴京自宣和以后，闺中妇女穿花靴弓履，极尽金翠装饰；如今北蕃妇女的闺中装饰又是这样，瘦金莲（方）、遍体香、莹面丸，都是从北方传到南方的。这说明金朝末年沿袭旧俗，而元代南方人也有不弓足的。《湛渊静语》说，伊川先生的后人居住在池阳，他们族中的妇女都不缠足。这是说他们族中的女子不随从世俗。周代妇女所穿的礼履，鞋头圆、鞋底高，鞋底向上。《晋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搜神记》、《开元占经》都说，起初制作妇女鞋时鞋头圆，男子的鞋头方；圆头代表顺从的含义，用来区别男女。《玉台新咏》中梁皇太子《戏赠丽人》诗说：“轻裾宜细裥，画[字缺]重高墙。”《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诗说：“履高疑上砌，裾开特畏风。”王训《和简文帝率尔成咏》诗说：“简钗新辗翠，试履逆填墙。”鲍泉诗说：“履高含响佩，袜轻半隐罗。”这些诗都夸说鞋底很高，应当不是弓足的形制。明代姚士[字缺]撰《见只编》，记载于《盐邑志林》中。米芾有《唐文德皇后遗履图》，题跋说：鞋用丹羽织成，前后用裁成云形的金叶装饰，长一尺，鞋底向上约三寸，中间有两条带子，鞋头缀着两颗珠子，大概是古代的岐头履。这是高底且鞋底向上的证据。鞋底向上，底部就窄，汉人称它为“晚下”。《释名》说：“晚下，像舄一样，它的底部高低不平而且危险；妇女身材矮的穿它，可以行拜礼。”这里所说的拜，就是俯身。不是高底的鞋叫“远游履”，魏国曹植《洛神赋》所说“践远游之文履”就是它。不是高底而鞋头圆的鞋，前端尖、后面没有鞋跟，叫作屣。《史记·货殖传》说“鼓鸣瑟踮（音沓）屣”。《汉书·地理志》说“弹弦踮屣”；左思《魏都

译赋》说“邯郸屣步”，屣就是ε。《汉书》颜师古注说，ε是没有鞋跟的小鞋。唐武德年间，妇女多拖着ε，也就是踮屣。唐明皇《杨妃袜铭》说：“细细圆圆，窄窄弓弓，脱履露纤妍。”踮屣脱下后露出袜子；妇女的脚比男子小，所以说纤细而圆。《闻见近录》说，宋神宗开颍邸时，近侍进献弓形鞋靴，韩维说：“大王为什么要用武靴？”

译《隋书·礼仪志》说：“长[字缺]靴，田猎游豫时穿。”这说明男子的武靴也有弓形而尖的。弓形向上的部分叫作“鼻”，汉代《释名》称为“印角”；靴子前面缺少[字缺]的，《释名》称为“[字缺]”，这些男女都有。《北梦琐言》说，王迪的靴鼻被车轧过，超过一寸，却没有伤到脚趾，三天后还入朝拜见，任翰林。由此可见靴鼻尖锐而前面是空的。《宋书·五行志》说，晋太康初年，妇女都穿方头鞋；又说，孝武帝时，宠臣戴法兴的权势仅次于皇帝，他制作圆头鞋，世人没有不仿效的。这说明男女的鞋式会互相改变；女子只是脚大，所以鞋头可以改为方形。《北齐书·王[字缺]传》说，有妇女在汾水边洗衣，一个骑马的人换走她的新靴，骑马奔驰而去。妇女拿着旧靴到州府申诉。因为两人的脚一样大，所以旧靴可以相换。古代妇女的衣服很长，遮不见脚；汉代沿袭古制，妇女的袍子旁边有曲裾。《元后传》说“绛缘诸于”。颜师古注说，诸于是大袖衣，就是[字缺]衣一类。这种衣服宽大、下摆很大，唐代称为“燕尾”，明代称为“插摆”；燕服则较窄。庾信诗说：“小衫才裹臂，缠弦恰抱腰。”古代男子上穿衣、下穿裳；妇女则衣裳不分，衣服窄而宽长，衣裳相连，意思是服制从一而不分。 《明史·舆服志》说，婢女穿长袄长裙；小婢女穿长袖短衣和长裙。短衣长裙，是下层人的服装。古代妇女的衣服拖到地上；不拖地的，史书表明其特殊情况，例如汉文帝的贵人、王莽的妻子，衣服是否拖地都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衣服拖地就盖住鞋子，只能看见鞋底，所以鞋底做得高。因为服从人，所以鞋头圆。至于弓形、小而尖的脚，古代也有出处，是从古代舞蹈服饰中产生的。徐广说，利屣就是舞屣。育娘裹足，也是舞人。《南唐书》说，小周后“[字缺]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这说明南唐贵人并不弓足，弓足是由舞蹈用的利屣形成的，已经很清楚了。南唐所谓弓足，是把脚趾束紧，使它们贴合鞋头尖利的部位，显得纤细尖锐而向上。鞋子是弓形，脚并不弓。宋理宗时，束足使脚纤细挺直；后来才向下弯曲，大致就是这样。《明史·舆服志》说，皇后穿青袜、舄，饰以描金云龙纹，鞋边用黑色镶饰，每只舄的鞋头加五颗珠子；皇妃、皇嫔以及内命妇穿青袜、舄；皇太子妃和九品命妇相同；宫人则穿弓样鞋，鞋面上刺绣小金花。这说明贵人并没有把裹足列入服制，而宫人的弓鞋是舞蹈用的利屣，大概就是搬尖[字缺]鞋。沈德符《野获编》说，以前听说禁宫中被选入宫的女子，进宫后都要解去足纨，另做弓样鞋；后来有扫雪的人从宫内拾到宫婢穿坏的鞋，才相信这话不是假的。黄道周《三事记略》说，弘光年间选婚，懿旨说国母必须不束足。这样看来，明代的制度比南宋相差很远。（有人说，前代宫中妃嫔都不选缠足的女子，所以民间争相裹足，以避开选美的命令，这种说法似乎接近事实。） 按前面的说法，古代妇女的服饰制度与本朝完全相合。八旗妇女的鞋底厚三四寸，鞋头做圆；外衣通长，遮住脚，衣裾轻柔、下摆宽大，也和古代服装没有差别。崇德三年七月，诏令禁止仿效其他国家裹足，并规定重治违犯者的罪；后来又规定，顺治二年以后出生的女子禁止裹足。康熙六年，王文简士祯任礼部员外郎时，分条陈述六件时事，呈交有关部门，其中请求放宽裹足禁令、请求恢复八股两件事，转奏后获准实行。以王文简这样通达的人，尚且没有认识到北宋以前没有用八股取士的制度；当时天下人才，是多么茂盛；他更没有考察前朝宫中有解去足纨的制度，并不崇尚矫揉造作。无奈习俗会改变人，贤者也不能避免，又怎么能怪闺中女子不能用言语争辩呢？唉！把取士制度和女子裹足并列陈说，错误实在太严重了。再考察古代女子改作男装的事，除花木兰外，《南史·崔慧景传》说，东阳女子娄逞改换男装，广泛出入公卿之间，做官做到议曹从事；《北史》说，杨大眼的妻子潘氏穿戎装跟随打猎，杨大眼指着她对诸将说：“这是潘将军。”《太平广记》记载，张[字缺]被郭汾阳任用为使者，张[字缺]死后，他的妻子冒充张[字缺]的弟弟，做官做到御史大夫；五代西蜀女子黄崇嘏，也假装男子入仕。像这样冒充男子的人很多，也可以证明古代官宦家族的女子都不裹足。

译◎助哭　哀哭的事情，中外礼仪不同。至尊亲自到大臣丧礼上，有的远远望见门楣就哭，有的见到灵柩才哭，各自根据他与臣子的亲疏关系而定。哭完后，祭酒三盏，灌酒以后又哭。每次哭，都有宦官从旁帮助发声；即使是历代圣主的大事，也有助哭的宦寺等人。一人是出于悲哀，众人是为了扩大哭声，听起来自然有区别。八旗丧礼中，属纩、成殓、举殡时，男女都捶胸顿足而哭；早、午、晚三次祭奠，也男女都哭。男客到来时，客人哭，孝子也哭；客人不哭，孝子就不哭。女客到来时，妇人也是这样。各省的丧礼，受吊的那天，主人和宾客都不哭，灵堂寂静无声；出殡那天也低头肃立，前导只有鼓乐声。广东的丧礼，客人一登堂，丧家男女就一同放声哀哭，并且让老妇、婢女在内堂帮助哭，声音不断，客人却不哭。考察《丧大记》，君、大夫、士都有代哭的人。《周官·挈壶氏》说，悬挂漏壶来安排代哭的人；礼制规定大殓以前由人代哭、悬挂漏壶，说明是按时间轮换。《肆师》说，大丧时，内外命妇代哭。这些都是如今朝廷所实行的礼制。《王阳明年谱》说，他父亲去世后，他哭了很久，暂时停止；有吊客到来，侍者说：“应该哭。” 先生说：“等客人来了才哭，客人一走就不哭，这是矫饰感情、行使欺诈。”这个侍者的话，正是如今八旗所实行的礼；王阳明的话，则是如今各省所实行的礼节。然而客人到来时悲哭，主人却默然不哭，一定要等客人离去、悲哭停止后才哭，似乎也很有矫饰之意。况且来吊丧的客人必定与先人平素相识，因此触动悲哀，谁能说这是假装的呢？《南史·王秀之传》说，他留下遗令：“世人让仆妾在灵前代替自己哭，应当是丧主不能充分表达感情，想用更多哭声来混淆视听；如果死者有灵，我一定会讥笑这种做法。”这似乎是如今粤地风俗的根源，而王秀之是不愿实行这种做法的。然而《士丧礼》规定代哭不按官职区别，而是让亲疏不同的人轮流哭。唐代李匡乂《资暇集》说，丧宴上歌伎婢女唱悲切的声音，以帮助主人表达哀情等等。这说明这种礼俗实行已久，粤地还保存着它的意思罢了。至于各省丧礼中主人和客人都不哭，必定是因为王秀之、王阳明的两种说法，而实行了其中的真实精神。如今京师前往吊丧的人，只把哭作为吊礼，并不考虑有没有眼泪，很多人嘲笑这种做法。然而《说文》说，哭就是悲哀的声音，有声音就可以了。礼书说，公父文伯去世时，朋友和群臣还没有流泪。这固然不是什么美谈，却也可以作为行吊礼必须哭的证据。哭是表达哀悼的礼仪形式，悲哀的人当然哭，不悲哀的人也应当遵循这种形式。孔子哭颜回，随从说：“老师您过于悲痛了。”他哭吊馆舍中的人，解下骖马作为赙礼，说：“我厌恶眼泪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由此可知，圣人的哭并不一定全都出于极度悲痛，所以弟子见他哀痛过度，才惊讶并加以劝解。如今粤东嫁女，又有哭“叹成”的风俗。“叹成”这两个字，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两个字。礼俗是：将要出嫁的女子关在帷帐里，亲戚来祝贺时，脚刚踏到厅堂，帷帐中的女子就发出哭声向他致谢。如果来的是女子，就掀开帷帐直接进去，也用哭声回答。她们所说的话都婉转华美而绵长，听起来像歌声，和哀哭很相似。我小时候在广东，恰逢先师萧仞斋先生嫁女（先生名凤翔，是江西赣州贡生。起初是先父的授业老师，我的姐妹、叔伯和侄辈都向他受业），我跟随祖母姚太恭人到他家。新娘在帷帐中向我哭道：“早就知道弟弟心肠好，殷勤送行最令人感伤。可惜明年春天正好，不能亲眼看见你成为状元郎。”又说：“送我到泥犁实在可悲，好心替我侍奉高堂。老师的恩情不要当作寻常，更何况你家书香传世久长。”她的声音絮絮不断，一句一呼。所赠答的人，大多预先拟好章句，再根据不同的人分别施用。而且这种哭不一定都由新娘亲自发出，姐妹、仆妇、婢女都可以在帷帐中替她助哭。这种礼俗不知道起于何时，其他省份没有。

译◎相人　清朝初年，进士考中以后，准许各位大臣指名推荐有声望的士人，以备选入词馆。当时阅卷大臣评定名次，有“有人入选”“文人选”“人文并入选”等名目，所以得到的人才一时最为盛多。嘉庆年间以后，就没有按这种方式取人的惯例了；但二甲中有授为知县的，三甲中有进入翰林的，他们的取舍仍然依据引见，由皇帝钦定。只是人数多时，不能一下从容辨别，于是议论的人说：“凭相貌取人，会像失去子羽一样；子都、董贤都比妇人还美，他们的德行在哪里？本来不如凭文章作依据。”这种说法一出现，凭相貌取人的说法就更加废止了。这都是乡野的妄议，庸俗之人随声附和，竟然忘了通晓经术如新莽、刘歆，文章如曹操父子，究竟又怎么样。况且所谓美，指的是身材修长伟岸、气质清秀俊美，并不是指皮肤娇嫩、眼目妩媚，像女子一样美丽。《左传》说：观察一个人，没有比看他的眼睛更好的；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的人，很少有仁德；远看庄严端正，接近却温和；耸肩作谄媚的笑。这些说法又何尝不是从相貌、言语和举止来取人呢？《孔子三朝记·少间篇》说：“尧根据形貌选取人才，舜根据神色选取人才，文王根据气度选取人才。” 《史记·儒林列传》说，太常从百姓中挑选年满十八岁、仪表端正的人，补充为博士弟子。《郑语》说，周王厌恶角的犀骨突出、面貌丰隆，却接近顽童。韦昭注释说，角有伏犀骨，面颊丰满，都是贤明之人的相貌；但周王不懂相法，不明白尧、舜、文王是根据形貌和气色来选人的用意，以致王道衰微沉沦。汉王莽长着蜂目、豺声，唐代李揆长着獐头鼠目；儒者立论不依据圣人的话，却迎合荀卿，取悦于穷困、固陋、乡野之士，哪里适当呢？何况荀卿所举的，是古代圣贤的奇异相貌，并不是直接把丑陋低劣当作可贵。他说相貌美丽却没有才德，是说相貌像妇人，失去了男子应有的气度。《左传》中有内史叔服，《荀子》中有姑布子卿，《汉书·艺文志》中也完备记载了相人之说，确实有应验。叔服说，叔孙谷的额头宽大而下部丰厚；杜预注释说，脸方正的人必定有后代。姑布子卿说，上天所授予的，即使身份卑贱也必定显贵。《周语》说，叔孙侨上部方正而下部尖削，应该会冒犯他人。《吕览》说，脸色像土一样的人能够忍受丑陋。《史记·赵世家》说，白起头小而上部尖锐，是果断而敢于行动的人；眼珠黑白分明，说明看事明白；目光注视而不转移，说明意志坚强。《孔丛子·执节篇》引用荀子的话说：眼睛长而像猪一样斜视的人，身体必定方正而内心圆通。按照这种方法给人相面，一千个人也不会看错。《左传》说商臣长着蜂目。《国语》说叔鱼长着虎目。又说，宋痤外貌美丽却心狠，女佐相貌丑陋却性情柔顺。《晋语》说知瑶鬓发美好而身材高大，但内心狠毒。《艺文类聚》引用《庄子》的话说，孔子住在沙邱，看见主人，说这是个善辩的人：嘴唇像马蹄一样狭窄，鼻孔空阔而大，睫毛向下流垂。虞翻骨节不柔媚，因此常遭毁谤。这样的说法很多，无不说明内在的性情会显现于外表。美玉蕴藏在璞石中，金子埋藏在童山里；即使观察犬、马、鹌鹑、蛩虫，也有不失误的时候，何况是人呢？只是人的内心深微，不是见识浅薄的人一看就能概括的。总之，若一个人囚徒般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必定不是平正通达之士。坐在车中不回头向内看，说话不急促，左右手的位置、衣服的前后，都要端正有序，▯如也。即使这些只是仪容举止上的小节，圣人也一定加以敬慎。生活在今天，却一定要竭力反对古人的说法，说相貌不值得重视，这是什么道理？只要知道好相貌并不等于美丽，坏相貌也不等于肥胖沉重，这就对了。所以我说：朝廷任用人才，不可以不把骨相作为参考；相貌乖僻丑陋的人，即使偶尔有文才，行为也一定偏狭邪僻，难道不应当慎重吗！◎喇嘛 中国人崇信番僧，并不是从本朝才开始的。元朝末年，番僧被称为帝师、国师，王公大臣都恭敬谨慎地行摩拜礼。明朝末年永乐时期，有宗喀巴喇嘛，传习红教，被封为帝师、国师；梵宇琳宫修建得极其宏伟壮丽，番经厂举行佛事，宫中女眷也前往顶礼祝祷。这些都是本朝所没有的。起初在关外，禁止满洲、蒙古人充任喇嘛和诵读经典。自明朝派遣李喇嘛往来□□议和，才开始同番僧交往。后来西北各蒙古部落，都因章嘉胡图克图等前往劝降，向他们说明天生圣人、安抚统一天下的道理；这些僧众曾为国家建立大功，理应给予酬报，赐予带砺之誓。至于转世的说法，也如同中国世代承袭、褒奖忠臣的典制。乾隆年间，雍和宫建有崇碑，碑高一丈多，厚、薄、宽、广都在三尺以上，四面分别刻写满、汉、蒙、番四种文字的御制序文，极力称述番佛的功绩，以表明这并不是汉明帝崇信佛教的意思。王言伟大，不排斥、不谄佞，从而成就我朝极盛政治的宏业。考察西方僧人有红、黄两教，讲说的经典与中土的释氏相同。红教能够施行法术，有些像道士。考察西域红、黄二教，婆罗佛衣黄色，[1234]利佛衣红色。其[1234]利所信奉的释迦文佛继承婆罗门教，开始穿褪色衣服，大概就是今天的缁衣吧？又据《法苑珠林》说，袈裟，用秦地语言说就是染色的衣服。《魏书·释老志》说，汉代僧人都穿红布衣服，后来才改穿杂色衣服。牟融《理惑论》说，如今僧人剃去头发、穿红布衣服，说明汉代西方僧人依照本来的教法；后来穿杂色衣服，就是中土学佛者所穿的服装。黄衣则是第六法门的徒众，是观世音一脉的正宗。综合这些说法来看，汉代僧人的服装与今天的红教、黄教没有不同，所以世人所绘达摩的衣着，很像今天的喇嘛服装。有人说，今天禅僧穿宽袍大袖，是仿效明朝末年的衣冠；喇嘛穿袍褂，是仿效蒙古和本朝的衣冠；这些都不是他们原来的面貌，这种说法似乎也接近事实。考察今天的黄教，只准穿黄色衣服；红教只准穿红、紫、黄三种颜色，其他杂色都不准使用。暖帽用黄色帽胎，安红色结子，不缀帽缨；袍子前后没有开衤契，这些都是与士人不同的地方。夏天的凉笠像钹、铙一样，不缀帽缨，也不同于士人的纬帽。他们做法事时，又有桃儿帽，以及像鱼翅一样的黄毡帽、像渔婆所戴的风笠，样式种类很多。

译大喇嘛还准许穿貂褂，也用黄色里子；蟒袍前后没有开衤契。又据《辍耕录》说，孛术鲁▯子▯公在翰林任职时，讲经结束，皇上问他：“三教之中哪一种最贵重？”他回答说：“佛教像黄金，道教像白璧，儒教像五谷。”皇上说：“这样说来，儒教低贱吗？”他回答说：“黄金和白璧没有也无妨，但五谷对于世人来说，难道能一天缺少吗？”皇上非常高兴。又据崇德二年三月，皇帝告谕群臣说：“喇嘛等人以供佛、持戒为名，暗中肆意贪婪奸诈，不过是妄人罢了；蒙古各部的人相信他们忏悔便能超度往生等话，以致有悬挂转轮布幡的事情，今后都应当禁止。”如此等等。这说明从前本朝对于番僧确实有禁令；等到统一天下以后，蒙古人崇信最为虔诚，明朝末年的番经厂、中正殿以及各寺院中番僧很多，势力已经难以禁止，所以仍然保留了下来。◎隅坐 古人没有高脚的椅子和杌子，都是铺席子，大家坐在地上；尊贵的人坐在席子正中，卑幼的人坐在席角，所以叫作“隅坐”。现在人人各有座位，有旁位和正位，却没有席角的位置了。八旗礼仪中，拜见尊长时，尊长命人坐在榻上；来人不敢正面傲坐，必定坐在方褥子的下方，这也有古人隅坐的意思。◎钞票 咸丰年间军饷浩大繁多，言官请求使用钞票，户部等部议定予以批准，实行了几年便停止不再使用。这种钞票用高丽纸制成，宽四寸，长七寸，印有双龙边框，极其精致。银钞最小面额是一两，钱钞最小面额是制钱五百文（即京钱一千文）。考察元朝末年通用宝钞，分为十一种：二贯、一贯、伍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一十文、五文。似乎过于零碎琐细，不如现在的制度。道光二十八年，我在京城中敉远林宗室（功）家中，看见所收藏的一张明洪武年间一千文钱钞，正反两面都有圆印，字样模糊草率，不像现在钞票制作得精美。考察钞法始于赵宋，名称叫“交子”，设置交子务官，专门主管此事。元、明两朝都继承了宋朝的制度。●卷八◎写真 写真的方法，不只是面貌难以描绘；人的身长不到一尺，面孔宽不到一寸，又从哪里描绘出与真人等身的形貌呢？一定要画出直径一尺的面孔，看上去仍能知道这是个矮小的人；画出几寸高的身躯，看上去仍能知道这是个伟岸的人，这种方法本来就难以言说。我曾见优孟演戏，瘦人扮演净角，仍然显得高大；肥人扮演生角，仍然显得清瘦。懂得这一点，就可以写真了。粤东写真采用西洋方法，依据明暗、向背，皴染得很厚，远远看去，像有一张脸突出在纸上，很能表现人的神韵。近来海外又有用镜子照出影像，再涂上药水，铺纸揭取印像，连毛发都完整具备，宛如真人；这种方法十分秘密，制作也很奇特。往年我住在京城时，在载肯堂宗室（构）家中看见一幅他家始祖的小像。他的始祖是仁庙第十子敦郡王。此画像珍藏了一百多年，笔墨仍完好无损。画的是渔家乐：船头端坐着一个身材高大、戴蓑笠的人，红脸长髯，天生姿态神采非凡，穿着古铜色袍子，像世间所画的关汉寿遗像。船尾掌桨的是一名妇女，年约二十多岁，发髻中竖着一支凤钗。旁边还有一个幼童，年纪在四五岁。那家收藏这幅画已经很久，有人说其中留髯垂钓的人是他们的始祖，有人说那个幼童是他们的始祖，传说纷纭而不敢确定，只是恭敬谨慎地珍藏，每年按时晾晒一次。这是我一生所见小像中画得最精工的一幅。又有先文肃公的《六清图》一卷，是扬州罗两峰所画，完全不设色，图中的梅、竹、树、石，都用干笔淡墨画成，神采也（岩岩）〔严严〕如同就在眼前。还有先祖通判公，身材高大、满脸麻子、气质深沉雄健；他的画像是闽南曾某所画，眼眸和颧骨之间用西洋方法皴染，也极其传神逼真。此外就不多见了。◎指画 用手指作画，不使用毛笔，自古以来没有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从我朝世祖章皇帝开始的。副都统汉军朱伦瀚也擅长这种画法，朝鲜国王曾因使臣上奏，请求得到他的画。都统汉军高其佩尤其擅长画尺丈大的巨幅，于是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画派。听说他画虎时，总是用肘和手腕蘸墨，表现老虎扑抓、伏卧的姿势；如今国内学习这种画法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相传章皇帝创制指墨时，偶然把手指的螺纹印在绢素上，于是勾勒成牛羊群牧图，牛羊全身都显得茸毛蓬松，非常生动，便发展这种方法而形成画家的一派。章皇帝年幼即开创国家，已经是万古所未有；而且他的书法、绘画、诗文都合乎法度，对儒家、佛教经典也都能贯通旁涉，最终归于正道。他是所谓承受天命、能影响一世的真人，开启我朝亿万年无疆基业，这并非偶然。◎茶 《六经》中没有“茶”字，称作“茗饮”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以前没有见过这种说法。有人引用《三国志·韦曜传》的话，说韦曜不能饮酒，皇帝赐给他茶Η来代替酒，这样看来又似乎从三国时期就开始了。如今婚礼行聘，以茶叶作为聘礼，满洲、汉人的习俗都是这样，而且不是正室不能使用茶。近来八旗纳聘，虽然不用茶叶，却一定说“下茶”，只是保存这个名称（“下”字作“纳”字解释，恐怕也是转音造成的错误）。上至朝廷宴享，下至接见宾客，都先用茶，茶的品级在酒醴之上。古人所说的龙团、凤团，一定说“烹”“煮”“煎”“焙”，就是今天所说的熬茶。如今官家宴享以及各国通商时，仍然崇尚苦茗茶、团茶饼，还保留着古人煮茶的意思。至于用沸水冲泡芽茶，浸一下就饮用，以香气浓郁为美、清冽甘甜为佳，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宋宣仁太后下诏免去进贡龙团而改进叶茶，应当是芽茶的开始。如今京师人又喜欢用兰蕙、茉莉、玫瑰熏制，使茶带有香味，这种习俗渐渐也遍及全国；只有吴越专门崇尚新茶，不喜欢花熏茶，毕竟那里是茶的产地，容易得到嫩叶。京城朝廷中的王、贝勒接见外藩时，按照品级爵位，有应当供茶和不应当供茶的规定，记载在典章中。外地官员中的督抚接见属吏，供茶只到知县为止，佐杂官不包括在内，这也是成文定例。考察《金史》记载，泰和五年，尚书省上奏说，茶是饮食之外的东西，耗费财物非常严重，七品以上官员的家中才允许饮茶。这大概是因为茶叶产自宋地，意在防止耗费财物、资助敌国。如今知县进见时才设茶款待，应当是沿袭金朝末年的法令。考察以茶作为聘礼，大概是因为茶子一经种下就不能再移栽，这与古代用雁行聘的意义相同。

译◎俭德 我的朋友某君以俭德自我夸耀，身边的人还助他说：“俭德值得效法，他就是今天的晏子。”我说：“圣贤不放纵欲望来供养自己，也不靠吝啬来治家；把天地的财富用于天地之间，不说节俭而节俭自然存在，不追求奢侈而奢侈也不会成为祸患。孔子、孟子都以贫穷之人自居，并没有田地道路的收益，但《乡党》一章所记，足以知道他们在衣服饮食方面的讲究。学生背着书箱来求学的，动不动就有一百多人；像颜回、原宪那样贫穷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整年跟随孔子，却不能带足粮食、寄送腊肉，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孔子必定为他们设置筷子，也是可以知道的。否则，孔子在陈国受困时，为什么会同样挨饿呢？后来他周游诸侯，转食于诸侯，随行的后车有几十辆，那么仆役和车夫众多，也可以知道了。如今某君，连专车都嫌花费大，一顿饭都吝惜钱财，难道他的俭德竟胜过圣贤吗？还是借此来掩饰自己的吝啬呢？晏子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并不是不穿轻暖的皮衣；吃饭不吃两种肉，并不是没有肉可供食用；妾不穿丝帛，则可知妻子穿丝帛；小猪不盖在豆器上，则可知祭祀用的牲畜和酒醴一定齐备；父族没有谁不乘车，则可知其中有人穿丝帛、吃肉；母族没有谁不穿丝帛，则可知其中有人吃肉；妻族没有谁不吃肉；齐国供养他家点火做饭的人有七十多家。像这样做事，像这样广泛施惠，能有几个人做到？为什么对他的全部行为都不学习，只学习他吃饭不吃两种肉，难道不是借托高贤的名声，来掩饰自己的鄙陋吝啬本性吗！您如果想敬重并效法晏子，就请各自努力去做。我只是望洋兴叹，自愧不如；安于自己的身份去行事，不敢学习节俭，也不敢学习奢侈。”某君▯答然，脸上显出恼怒的神色。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以记下自己的过错。据《礼记》记载，孔子说：“国家奢侈，就用节俭给它作示范；国家节俭，就用礼给它作示范。”这是大圣人根据时势采取适宜做法、大公至正的言论。《诗经·魏风》说：“鞋带纠结的葛鞋，可以用来踏霜；纤细的女子双手，可以用来缝衣。”诗序说，魏地狭小，风俗节俭吝啬而偏狭急躁。那首《汾沮洳》的诗序说，这也是讽刺节俭而不合礼的诗。由此可见，节俭贵在合乎礼，不合礼就是吝啬，不是节俭。汉朝丞相平津侯公孙弘吃粗米、盖布被，汲黯弹劾他奸诈。宋代王安石穿臣仆罪囚所穿的衣服，吃狗猪的食物，蓬头垢面，却谈论《诗经》《尚书》，苏老泉讥讽他不近人情。《鲁论·乡党》一章记载圣人的言行，有“食物不嫌精细，肉不嫌切得细”“买来的酒和市场上的肉干不吃”“住处用厚实的狐貉皮裘”“正月吉日，一定穿朝服上朝”等话。士君子立身处世，应当以什么作为效法和遵守的准则呢？又据说，杜祁公居家出入时，跟随的人有十来个；有人劝他改穿居士服，他回答说：“我年老而辞去职务，难道还可以窃取高士的名声吗？”这句话深深懂得不能只做表面功夫的道理，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名相的原因。又据说，节俭固然是美德，然而世道巧诈虚伪，不能执守一个标准来概括所有人。韩魏公奢侈，王安石节俭，评论世事的君子不要被鄙陋之人欺骗就可以了。汉成帝时，五侯的子弟奢侈放纵，以车马、声色互相攀比；只有王莽改变操守，恭敬节俭，勤勉自身、广泛求学，穿着儒者的素朴衣服，最终凭借这些手段欺骗世人、猎取名声，几乎篡夺汉朝国运。所谓五侯子弟，只是给自身招来祸害，并没有危害政事。伟大啊，我世宗的谕旨说：“任凭他们作孽而导致困窘就可以了，何必禁止他们呢？”这实在是警醒世人、启发民众的针砭之言。◎禁止服饰 禁止服装颜色，只为辨别等级威仪罢了；如果让富人全都穿布衣素服，必定会导致法令无法实行。法令既然不能实行，又很难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徒然改弦更张，毫无益处。假如真的实行，那么商贾之间无法流通，衣冠衤能衤戴，更会损失中华文物制度的盛美，只是让吝啬的富家子弟满足了自己鄙陋的欲望。雍正三年八月，皇帝谕旨说：“看了各位大臣所上奏章，想要把官员、军人和百姓所穿用的服饰一概加以禁约。朕试问各位大臣，按照这样的规定来申明禁令，能够管束他们、让他们一定改正吗？绝对不能。法令必须是在能够禁止之后才去禁止。明知法令不能胜任却仍然加以禁止，那么法令必定不能实行，又有什么用呢？从前多次禁止却不能实行，难道还可以再次禁止吗？而且按照这样的禁令，各按等级将缎匹以及貂鼠、猞猁狲等精细皮裘全部禁止；这些物品既然都不准穿用，反而会使大臣官员能够以低价买来穿用，这样获利的就是富裕人家。若命令兵丁等一律更换服装，那么布匹等物品的价格会在一时之间大幅上涨，反而使贫困的兵丁难以谋生，这有什么好处呢！家资富裕的人，就随着自己所得而穿用吧。” 至于那些不肖的家奴，如果有人越过身份等级，使用不合规定的服饰器物来追求奢靡，就任凭他胡作非为以至困窘好了，何必禁止他呢？朕看待各位大臣，也只看品行，并不看服饰。比如都统巴拜所戴的凉帽，十分不鲜明，又有什么妨碍呢？你们各位大臣看待属下的兵丁，也应当像朕看待你们一样，只应当爱护、体恤并教诲他们，使他们有所成就；发现有服饰器用逾越等级的人，就告诫他、约束他，向他说明道理并加以训导。凡是这样做，都是为了他们的生计着想；他们逐渐醒悟，几年以后自然会改过，完全遵守俭朴的原则。不过，涉及典礼的事项，如官员的朝服和军士的器械等，不可让它们失去应有的色泽，理应修整，使其鲜明。尤其有一件重要的事：我朝满洲等人喜欢办喜事，这姑且不论；唯独父母丧事，只怕没有办法装饰得体，有损颜面，别人或许会说是不孝，因此往往勉强花费超过等级规定的费用。这些都是无知造成的。孝在于真诚的内心，并不在于越级铺张浪费；本来各种身份都有规定的等级。各位大臣应当留意此事，时时加以严禁。至于服色制度的规定，不必扰乱各方面，也不必过于琐细；只把护军领催、马甲以及闲散满洲人、护军校、骁骑校、笔帖式等人的服色，凡需要定为制度的地方，由各位大臣详细研究后议奏。特此谕令。

译◎诗人有豪气　王贻上（士礻真）任刑部尚书时，京师百姓徐起龙有个女儿嫁给冯继隆。才过几天，她的婆婆曹氏是个淫荡凶悍的妇人，带着她的姘夫辛二、僧人宣召等人逼迫儿媳。女儿不从，曹氏便施以炮烙之刑，女儿害怕，只得顺从。过了两个月，曹氏才允许她回娘家省亲，女儿哭着向父母诉说。徐起龙羞愤难当，便和表弟侯六一起登上曹氏的门，想要殴打她。曹氏和辛二出来抵挡，于是向官府告发，将徐起龙等解送到刑部。主管审讯的官员把案件呈到堂上，按照徐起龙兄弟白天抢劫打人的说法，草率结了案。王贻上大怒，立即把案牍撕碎扔到地上，责问满汉司官说：‘你们是害怕权势吗？是徇私吗？是收受贿赂吗？’当即下令释放戴着镣铐的徐起龙、侯六，把镣铐套到曹氏、辛二的脖子上，并逮捕宣召，按照法律定罪拟刑，京城人都感到痛快。这是康熙三十九年的事。又有朱竹君学士（筠），常常喜欢做仗义侠义之举。有位胡御史（牧亭）被家人控制，学士十分愤怒，代替他加以惩治。这些都是前辈的风义，直到今天仍然富有生气，不像那些畏缩的腐儒，自命风流，把君子应该做的事情都看得如同秦越两国一样漠不相关，得失全都无关痛痒。所以《传》中说‘士人不能不弘大刚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严石▯事　我一向粗疏，性情如此，对于细小的事情不太留意；每当取用银帛等物时，常常原封不动，也从没有发生过衡量色泽高下之类的差错。偶然读《居易录》，其中记载：如皋人严怡，字石▯，家境贫寒，品行高尚清白。他曾寄居在富裕人家教书，年末将要回去时，主人设宴为他饯行，并让优伶陪酒。酒宴将尽，主人拿出兼金作为寿礼，并说：‘先生请试着称一称它。’严怡大怒，说：‘您竟把我当成商人了吗？’立即遣散优伶，甩袖离去，等等。我读到这里，不禁失笑。◎济南诗　黄河过去距离济南有一千里；自咸丰年间江南丰县河堤决口后，黄河水向北奔流，从直隶开州、山东濮州横向灌入运河，经由兖州的张秋镇流入大清河，直达济南城北十二里处，汇合滦水向东流入海。每年伏汛期间泛滥，支流漫出河道，大船甚至可以越过济南城北的标山，停泊在三孔桥下，实在是人们起初无法料想的事。平日里的车马尘土，一变而成了橹声帆影。宋代晁无咎任济南知州，任期届满后，作《别历下二诗》，其中说：‘我来时芙蕖开满水洲，香气四溢；归途中荷花未变，柳梢仍然泛黄。多谢趵突溪中的流水，殷勤相送小船驶向汶阳。’又说：‘鸳鸯和▯▯环绕着渔梁，山光水光随波摇荡。哪里管得着使君乘船远行，依然飞落到从前的池塘。’品味他的诗句，可见宋代也已经能够从济南乘船南下了。钱辛楣《十驾斋养新录》记载河道防务的一条材料说：黄河是北条水系的河流，从绛水、大陆一带分播成九河，共同作为逆河流入海；现在的旧河道就是运河，从临清到天津便是如此。东汉以后，黄河从千乘入海，也就是今天的大清河；千乘如今属于武定府，自唐、宋、金以来黄河都经过这里。金、元之间，黄河逐渐向南决口，与淮水、泗水合流入海，距离大禹时代黄河入海的地方，几乎相差二千多里，这就是把北条改成南条。按照这种说法，今天的黄河经由大清河绕过济南，汇合济水入海，确实是唐、宋时期的旧迹。晁无咎是宋代人，他诗中所写的情况与此相吻合。◎前代祭祀的奢侈耗费　《江邻几杂志》记载，宋代举行一次郊祀要耗费六百万，后来增加到一千多万。明朝末年，郊祀礼仪完成后甚至还要大规模赦免天下，可见其祭祀耗费之大。本朝举行南郊、北郊祭祀，皇帝必定亲自前往；上辛、冬至、常雩、夏至，每年无不举行，也没有听说有极其巨大的无谓耗费。然而宋代为何耗用如此无数，实在难以理解。又如祭祀五岳四渎，朝廷告成功、施庆典，必定照例举行。泰山每年在四月十八日派官员前往致祭，甚至祈雨、祷雪，也极其诚敬，充分表达对神明的敬奉。康熙、乾隆年间，皇帝南巡，都亲自举行明▯，从未把它视为奇异之事。为什么古人对于封禅一事，竟至于伏在宫阙前、冒犯权威，拼上性命去争取，更让人无法理解。又据记载，宋代熙宁以前，每逢郊祀大驾返回宫内，到了朱雀门，忽然有人装扮成绿衣人，踉跄潦倒，装作醉酒的样子，乘舆因此稍稍停留，这叫作‘天子避酒客’。到了宫门，两扇门突然关闭，门内高声问：‘从南边来的是哪一个人？’门外应声说：‘是赵家第几朝的天子。’门内又问：‘是吗，不是吗？’门外回答：‘是。’然后才开门，乘舆于是进入，这叫作‘勘箭’。这真是毫无道理地胡闹，亵渎朝廷礼仪，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勘箭’这两个字的出处和含义，也无法解释。◎温泉灌溉　王渔洋说，京师冬天用温暖之气催开花卉，从汉、唐以来就已有这种方法。他引用《汉书·召信臣传》说，召信臣任少府时，太官园里种植冬天生长的葱、韭菜等蔬菜，用屋舍覆盖，昼夜燃烧蕴火，等到温气产生后才生长；这段话说得是对的。他又引用唐人的诗说：‘园内分取温泉水，二月中旬已经进献瓜果。’这句诗却说得不对。考察滦阳避暑山庄，它位于关外，地气早寒，唯独御园中的荷花到了八九月仍然花蕾芬芳，经过霜冻也不凋谢。这大概是因为池水与温泉相通，地气常常温暖所致。前诗中‘分得温汤’四字，明明与这种情况相吻合；推测它所分取的水，一定是华清温泉的下游。

译◎喜好声伎未必会成为品德的累赘　如今人们常常因为一件小事就概括评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一旦沉溺于声伎，众人便纷纷指责他轻薄，这种议论也太苛刻了。古代君子没有特殊原因不会废弃音乐，所以孔子在大祥祭之后弹琴，琴声一成调，就同别人唱歌；听到别人唱得好，一定让他再唱，然后自己应和。谢太傅在东山听丝竹，文信国身边声伎满前，他们都能享受他人的快乐，也能忧虑他人的忧患。《羯鼓录》说，宋广平虽然性情耿介，也喜欢美色和音乐，曾经同唐明皇谈论羯鼓，说：‘鼓头像青山的山峰，鼓槌像白雨点。’《梦溪笔谈》记载，寇莱公喜欢柘枝舞，每次宴请宾客都整天跳柘枝舞，当时人称他为‘柘枝颠’。康对山擅长琵琶，沉溺于伎乐，死后财物空空，只遗留下大小鼓三百多面。大概古人内心真诚，不作虚假矫饰；不像今天的君子，穿破衣、吃粗食，脸上满是尘土、牙齿污垢，便说这是诚恳质朴、不事华饰；斤斤计较财物得失，吝啬于给予和取用，却说这是钱财分明；询问宅地、谋求田产，极力经营利息本钱，却说这是懂得农事；事情和道理来到面前，不置可否、不辨是非，却说这是修养德性；事情纷繁偶然聚集，便仓促退避，把他人的生死性命全都置之不顾，却说这是高尚清洁。唉！上天生育人才，国家培养士人，哪里是为了让他们这样忙忙碌碌、畏缩不前呢？难道只因为能够像处女一样断绝嗜好，就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读书求学之道吗？国初范忠贞（承谟）凭借荫袭授官，后来又考中进士；在耿藩动摇反叛之际，他白天接见僚属，夜里处理文书檄文，每到更深时就召集童仆，高声弹奏清曲，甚至奏演铙歌大乐，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停止过。他对外表现镇静，内心怀有坚定不移的节操，直到今天仍然充满蓬勃生气。难道能因为他有声伎方面的嗜好，就轻率地议论他吗？不过，关键在于必须先有才干，具备志向，然后才可以借弦歌诵读和伎乐来抒发自己的意志。那些只知道游荡、饮酒、赌博的人，当然不能借此作为借口。◎名刺　如今人们常常喜欢避讳自己的姓名，同别人谈论事情时，不是自称自己的字，就是说‘某人’，实在很不合典制。只有通报拜谒时使用名刺，古代礼制还保留了一点。书画题款方面，前代只有赵子昂、董香光，本朝只有刘石庵、英煦斋，喜欢署自己的字，总觉得既不合古代典制，对当今也不恭敬，似乎不可以作为准则。王▯州《觚不觚》说，自从严分宜执掌国政，亲王写名刺无不署名；自从江陵执掌国政，亲王无不自称‘晚生’；刚承袭王爵时，甚至称自己为‘门生’。考察宋朝，亲王的班次在宰相之下，这更加违背大体，其时权相的气焰也可以想见。江陵执掌国政时，亲王和次辅都自称‘晚生’，布政使、按察使行跪礼。而江陵却向大宦官冯保献媚，自称‘晚生’。那么，太监的权势究竟是谁开启的呢？看来还不如近来的名刺合乎礼制。考察《汉书》注，张晏说：匡衡年轻时字鼎，世间流传他给贡禹的书信，上款说‘衡敬报’，下款说‘匡鼎白’。《南史》记载，陶弘景自号华阳隐居，书信中就用‘隐居’代替姓名。王右军《敬谢帖》说‘逸少白’。白居易《与元九书》自称‘乐天再拜’。陈抟《谒高公诗》自称‘道门弟子图南’。元稹作《长庆集》序时，自称‘微之序’。署款使用字，古人确实有这样做的，但并不多见，也不足以作为规范。◎大人　古代所说的‘大人’‘先生’，大概是指德行和事业，而不是指姓名或爵位。子女对父亲，也称‘大人’‘夫子’‘先生’。如今只保留了‘家大人’‘尊大人’的称呼，却没有‘夫子’‘先生’的称呼了。《汉书》中范滂说：‘只愿大人割舍不忍之恩。’这是称母亲为大人；疏受叩头说：‘请听从大人的意见。’这是称叔父为大人。宋、元时期，逐渐把达官和内臣称为大人。至于郭子仪接受回纥大人的占卜，其中的‘大人’仍然是有崇高声望的称呼，并不是指官职俸禄。本朝内大臣、都统、尚书、侍郎、卿寺、学士、堂上官都称为大人。中允、洗马、赞善、巡城御史、掌科给事，在本署内都称大人，出了本署则不这样称呼。外官中的文职督抚、学政、织造、监督、司道，武职提督、副都统、总兵、城守尉，都称大人。御前大臣多由王公兼任，不称大人而称其位号；没有世袭爵位的人，则用满语称为郭什谙班。大学士称中堂，将军称将军，似乎并不把‘大人’二字视为最尊贵的称呼。清朝初年的谕旨中称内务府大臣为‘内府大人’，所以近来宫中使者和差役仍然把内务府称为‘大人衙门’。考察清朝初年的外官，不是钦差使臣就不称大人。我曾见山东省城西关有一座王公祠，木主上写着‘山东巡抚王大老爷国昌之位’。又见济南朱氏家中收藏其先世闽督公朱宏祚任广东巡抚时的舆颂诗词册，也称作‘巡抚广东朱大老爷’。又在高唐途中见到一块旧碑，称布政司熊大老爷。这些都是康熙中期的事情。我小时候，道员已经称大人，府、厅、州都称大老爷，知县称太爷；写在文书上则称太老爷。咸丰年间用兵以来，知府多加授运使、道员的职衔，也称大人；甚至有些没有加衔的人，属吏也献媚称他们为‘大人’。知县则无不加衔，无不称大老爷。过去的武职中，总兵称总爷，副将称副爷，参将、游击称将爷，都司、守备称掌家；专营都司也称将爷。自我小时候起，总兵已经称大人，副将、参将、游击都称大老爷，都司称总爷，守备称副爷，已经觉得同以前大不相同。近年以来，副将逐渐称大人，守备也称总爷，兵丁早已称将爷，什长、传号早已称掌家，官称越级的现象更加严重。不知道再过几十年以后，还会增加出什么称呼。王▯州《觚不觚录》又说，三司见督抚称‘老先生’，见巡按称‘先生大人’，很像如今称中堂、将军，并不把‘大人’二字看得多么尊贵。

译◎罘ぜ　罘ぜ这种东西，前人解释不一。顾太初引用郑康成、颜师古、崔豹等人的说法加以辨析，认为它是宫阙屏风之间雕刻鸟兽、云气，呈现疏通连缀的形状。唐代苏鹗引用《子虚赋》‘罘网弥山’，证明罘应当是网。王渔洋引用《柏梁诗》‘走狗逐兔张罘ぜ’，于是认为罘ぜ是网户，正是因为它形状像网，所以借用这个名称。我考察各家说法，都是因为这个字从网，又因为它用于窗户上的罨画，所以认为是雕刻云气的形状；其实全都错了。如今大内宫殿、庙宇的屋檐下都有这种东西，大概是用铜丝织成细网，覆盖在屋檐椽子的下面，用来防止雀鸟、鸽子栖息聚集。工部物料账中就写作‘罘ぜ’两个字，足以解释古人长期争论的问题了。◎羊肉　味道最美的羊肉，称作‘珍羞’；‘羞’就是羊脸。又有‘羊羔美酒’的说法，都是夸赞美味，由此可见古人喜欢羊而轻视猪。难怪把‘鱼’和‘羊’两个字合写成‘鲜’。其他如‘万羊宰相’‘瘦羊博士’之类的典故也很多。却很少有涉及猪肉、猪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宋代有句谚语说：‘苏文熟，啖羊肉。’因为殿帅姚某性情贪吃，每次得到苏轼的亲笔帖子，就总要换取几斤羊肉，所以苏轼有‘传话给本官，今日禁止屠宰’的玩笑。杜祁公任宰相时清廉节俭，不是宴请宾客就不吃羊肉。宋代京官每天领取羊肉钱。如今京城朝官喜欢吃羊肉，大概也是由来已久。袁简斋把猪肉称作‘广大教主’。我则把羊肉看作‘八比文字’：喜欢它的人咀嚼时垂涎欲滴，讨厌它的人捂着鼻子走过；而且它不能夹入任何东西，也不能用别的东西夹它，只能自成一家之言罢了。◎巴克什　巴克什也写作榜式、把什，是满语中对通晓文书、熟悉事务的文士的称呼。天聪五年七月，设立六部，将巴克什改为笔帖式；原来文馆大臣中已有榜式称号的，仍然保留这个称号。范文肃、宁文毅任大学士时，都保留榜式这个名称，正如武臣有巴图鲁称号一样。笔帖式如今满语写作笔特和式，也不再称巴克什了。考察过去，大臣获赐的称号很多，有清卓理克图、戴青等名称，制度同巴克什、巴图鲁相同。蒙古王公有获赐达尔汉、济农、土们等名称的。又考察清朝初年，文臣都称为巴克什；另有札尔固齐十人，似乎是负责处理政务、审理诉讼的大臣。我曾在《清文鉴》中查找，却没有查到，应该是蒙古语。◎屠纬真《藿语》二则　明代部郎屠隆自称鸿苞居士，著有《藿语》一篇，其中有不少内容合乎人情和治理之道，现摘录两则。一是要慎重选择辅弼大臣。如今的辅臣，全都从词臣中选用。修饰皇道、润色太平，这属于文章方面的事。如果进入政府，辅佐裁决机密政务，就有不是文章所能完全胜任的地方。因此选用辅臣，应当选择品德器识端正持重、才能见识练达、通晓古今、熟悉世务、负有公辅声望的人，不应当只凭资历品秩和文章名声来任用。词臣正在编修馆阁文书时，也必须深思：今天馆局中的臣僚，就是将来公辅的候选，哪里可以只是一味寻章摘句、提笔作文，沉溺于雕虫小技而已？凡是国事、庙堂谋略、吏治、民情、刑法、钱粮、边务、军事机密，都应当留心预先讲习；或者考求旧典，或者审察时宜，这些都是他们的责任。尤其应当克制自己、去除私心，存心公正虚己，以天下万世为尺度，而不把自身利害掺杂其中。辅臣的权力、利益和富贵很大，他们的得失利害也很大。机密政务令人迷惑，得失成败使人煎熬，求取和期待的事情日益增多，奔走请托的人也更加众多；平日里看起来有十分才能的人，到了这个位置往往只能发挥六七分，只有五分才能的人，到了这里甚至只能发挥一二分。泛泛议论、击掌谈论时，谁不能惋惜前代的过失，指摘往事的是非；一旦亲自处在那个位置上，却也有人会犯错而不能像所说的那样。古代的大臣，自皋、夔、伊尹、周公以后，纯粹完美到无可再议论的，能有几个人呢？公辅的职位实在不容易处置，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怎么可以不慎重又慎重呢！人才难得，选用应当扩大范围。古代占卜选择宰相，并不排斥农夫和工匠；如今在翰苑之外，参用中外其他官员一人，也是可以的。

译一是要扩大选举人才的途径。设置捕捉雉兔的网，不会遮蔽麒麟凤凰；捕捞鱼虾的网，也不会网住神龙。那些卓越奇伟、非同寻常的人才，有的高卧岩穴之间，长啸于烟霞之中，或许并不是近世科举所能得到的。古代帝王得到豪杰圣贤，有的是通过梦兆和占卜，有的是征召聘请，有的是从农夫工匠中得到，有的是从渔夫钓者中得到，有的是从商贩中得到，有的是从囚犯俘虏中得到。他们早晨还是平民，晚上便位列卿相，最终才能如群鹊奋起，功业盛大。人才并非只有一种品类，获取人才也并非只有一条途径，这样看来，范围确实很广。汉代的选举科目有贤良、直言极谏、孝廉、明经、孝弟力田、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四科、文学、高第、行义、茂才特立、淳厚有德、直言、勇猛知兵法等。又有大虑、贤良方正、茂才有道、耆儒、九品官人等科目。晋、宋、梁有猛勇秀异之才、孝廉、秀才、九流中正、明经干理、高才博学等科目。唐代有明经、秀才、进士、俊士、有道、童子、制举、通一艺以上等科目。宋代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诗赋、策论等科目。选举人才的途径，像这样可以说是很广了。本朝建国初年，还设有贤良方正等科；如今却一概废除，只凭举业来选取士人。上面的精神意向指向哪里，下面的人必定像风驰雷动一样奔走趋赴。士人中卓越奇异、才华出众而非同寻常的人，即使是天生的资质性情以及才能、器具、学问和功力所造就的，品格各不相同，却无不改变心意、专一志向，钻研举业，大多凭此出仕。二百多年来，名公硕辅、英俊雄杰，能够在史册上建立功勋、声名流传天地之间的，往往由此出身，所以也并不缺少人才。然而，难道不应担心万一有所遗漏吗？世间有些人本来可以卓然称为名公硕辅、英俊雄杰，只是偶然不熟悉本朝举业的文章；即使有这样的文章，偶然又没有被主管官员识拔，那么他们虽有在史册上建立功勋、声名流传天地的才具，又有什么用呢？也只能老死在蓬蒿之下罢了。又万一有卓越奇异、非同寻常的人才，不屑于应当代的制举，生来便如龙盘曲、豹隐伏，抱膝坐守名山片石之间，栖息养神，像鸿雁飞入冥冥高空，又有谁能够找到他们呢？古代的豪杰如张子房、诸葛孔明、王景略、李长源，都没有听说是凭制科而跳出樊笼之外、把志向置于寥廓高远之上的；这样看来，未免要被英雄豪杰暗中讥笑了。我看当今由制科发迹、排列在仕途上的人，固然有许多奇伟豪杰，声名显赫、才华茂盛，为国家盛典增光；其中那些平庸猥琐之徒，染指肥美的利益，沉溺于追求高官厚禄，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拖延混日子，没有什么长处，也确实不少。他们玷污科举，辜负国恩，将来又有什么用呢？而在民间草野之间，那些怀有才华和谋略、不愧为制科英才的人，却有的默默无闻，穿布衣、吃粗粮，低头屈身居住在简陋茅舍中，竟不能与当时的贤才并肩而起、并马奔驰。像白驹过隙令人感叹、绵葛之歌引人兴叹这样的情形，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往往确实存在。唉！楚国有才，晋国却实际任用了他。桓温与王猛面对面相遇却失之交臂，王猛于是被苻坚得到，在氐羌之中建立了功名。张元身负郁结不平的气概，不能被宋主所用，投奔元昊，成为边境无休止的祸患。唐人有话说：“中原并不是没有麒麟凤凰，只是皇家结网太疏了。”这大概就是古人所叹惜的了。设置制科，并不是不能网罗天下英雄豪杰；但英雄豪杰也有不能全部进入这张罗网的，当权办事的人难道可以不考虑这一点吗？我的意思是，制科之外，应另设一科，用来网罗天下遗逸的真正人才，比如瑰奇磊落、怀才抱略、具有智勇文武之才的英杰，修养德行、敦厚行事、足为人伦师表的贤者，贯通经史、文章宏丽的士人，以及隐伏草野、被制科遗漏的人才。应当让州里乡老能够把他们上报朝廷，让有司和守臣能够征辟荐举，亲自召到宫阙之下，复核查验属实，确实是真才，就不按通常次序破格提拔任用。他们有的可以端正衣冠立于朝廷廊庙，担任近侍、接受顾问；有的可以手持斧钺镇守边疆，平定祸乱、安定边境。长远的谋略和伟大的功业，最终都将依靠他们。如果郡县中有这样的人，何妨一并荐举、共同升用；如果没有，也不妨让这项制度绝迹无声，不要过多、不要泛滥，以免开启侥幸求进的门路。天下的事情，哪一件不是靠人才才能办成呢？周武王靠一个太公望成就事业，齐桓公靠一个管仲成就事业，勾践靠一个范蠡成就事业，汉高祖靠一个张良成就事业，昭烈帝靠一个诸葛亮成就事业，苻坚靠一个王猛成就事业。淮淝之战，得到一个谢安，晋室便稳如泰山；奉天之战，得到一个李晟，唐室便得以再造；灵武之战，得到一个李泌，朝廷的光辉便重新显耀；与金人作战，得到一个岳飞，河朔几乎就能收复。国家治理，难道一定要事事都处理琐碎事务吗？整顿朝廷，安定四方，防备边疆，抵御寇虏，明确赏罚，修明刑政，整肃纪纲，移易风俗，整治军备，充足粮饷，都是国家的重要事务。然而用人能够得到合适的人，什么事情不能治理好；用人不是合适的人，什么事情不会败坏？如今最急迫的事情，还有什么能超过用人吗？我私下看到近世用人，不论是闲散官职和偏僻职位，即使是国家最重大、最关键的地方，所任用的人也没有听说经过广泛访求、精心选择，按照人品和才具是否相称来任用；只是计算任职年月，按照资历品秩循序安排，说某人轮到应当担任某处了，却从不考虑这个人是否足以办好这里的事务。甚至有的只是因为这个人稳妥，足以避免后悔和忧虑；或者看中这个人庸碌软弱，可以保证不发生冲突。像这样用人，还能希望他建立非凡功业、报效朝廷吗？这就是当今的大患，也是当权者决策失误的地方；他们大概也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两条意见深深切中当时的弊病，从明代到今天几百年，始终不能改变。康熙二年，特意颁布诏书，揭示并指摘制义的弊病，本来应当使当时的文运焕然一新、光明昌盛。可惜没有几年，士子苦于难以改变所学，最终按照礼部尚书的请求，仍然恢复旧制。乾隆年间，舒文襄（赫德）又上疏请求改变制艺，却只被鄂文端（尔泰）一人阻止。大概鄂文端也是通过乙科出身，不免想要抬高自己的专长，因此这种习气未能完全革除吧。我考察如今想修筑宫室的人，不向泥瓦匠谋划，却向画师请教；想使仓廪充实的人，不向耕田者谋划，却向厨师请教，难道不都是由于只听信眼前熟悉之人的错误吗？

译◎丧礼计算闰月：吕新吾《三年之丧解》说：所谓丧，是指亲人开始死亡的那一天。到第十三个月再次遇到亲人去世的那一天，称为小祥，这时仍处在吉凶交界之间。到第二十五个月第三次遇到亲人去世的那一天，称为大祥，这才开始由凶转向吉，但这个月仍有余哀。再过一个月，称为中月，于是举行禫祭。从第二十五个月起就属于余哀，第二十六个月便已经没有余哀了。先王制定礼制，即使是圣人也不敢超过这个限度。有人问：为什么不计算闰月？回答说：计算闰月，就会少一个月，便不能实际经历三年丧期中的那些日子了；所以不计算闰月，并不是说以服丧时间长为原则。我按：期服按年计算，所以不计算闰月；功服按月计算，所以计算闰月，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其中似乎还应稍微加以区别：如果闰月在第二十五个月以内，不应计算；如果闰月在第二十五个月以外，这时已经第三次遇到丧日，就不应当不计算了。然而大孝之人终身都思慕父母，又哪里只是三年而已呢！●卷九◎乡试、会试掌故一：顺治二年乙酉科乡试。这一年江西、陕西刚刚平定，诏令在十月举行乡试，共涉及六省。顺天府主考两人：侍读朱之俊、编修罗宪汶。这一科山东士子中，蔡兆□等九十五人。顺治三年丙戌会试。考中四百人，不分南卷、北卷、中卷，山东一省考中多达九十九人。所取士人中，官至大学士的有四人：聊城傅以渐、高阳李{▯尉}、柏乡魏裔介、临朐冯溥；官至尚书的八人，官至侍郎的十五人。胶州法若真、法若贞兄弟同时登第。总裁为汉军范文程、满洲刚林、汉军宁完我、涿州冯铨，都是阁臣。范文程、宁完我都不是科举出身。试题是：“王道之始也。”临朐冯溥于丁亥年补行殿试。顺治三年丙戌，补行乡试。乙酉、丙戌两科考场刚刚开放，士子到京城应试，有的因道路阻塞而误期，后来才到；朝廷特别注意招徕，于是重新举行乡试和会试。顺天主考胡统虞、白印谦二人，都是编修。这一科湖南副主考为给事中李运长，他是顺天大兴人，举人出身。顺治四年丁亥，补行会试。考中三百人，江南士子考中多达一百二十四人，鼎甲三人都是江南人。所取士人中，官至大学士的有五人：武进吕宫、临朐冯溥、钱塘黄机、宛平王熙、武定李之芳。这一科会元李人龙、传胪于明宝，都没有列入馆选。总裁六人，都是阁臣：汉军范文程、满洲刚林、满洲祁充格、涿州冯铨、汉军宁完我、商邱宋权。祁充格、范文程、宁完我三人，都不是科举出身。顺治五年戊子乡试。这一年江西金声桓作乱，乡试来不及举行。福建、广东全部归入版图，开科考试共涉及九省。顺天主考李呈祥、黄志遴都是编修。顺治六年己丑会试。考中四百人。主持考试的是六名阁臣：刚林、祁充格、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宋权。阁学一人，为王文▯奎。当时两广刚刚平定，二甲进士都授予参议，三甲进士授予知府，分别发往两广等省补授任用。进士释褐后立即授官四品，此前此后都没有这样的先例。乌程姚延启、姚延著兄弟同时登第。顺治八年辛卯乡试。顺天主考为：满洲学士鄂密图、满洲侍郎阿密达、长治检讨李中白、武进孙自式。京兆地区由主司主持考试并任用大员，是从这一科开始的。鄂密图、阿密达都不是科举出身（鄂密图，恐怕是崇德年间状元鄂貌图的误写）。这一年礼部议定并批准八旗科举制度，这是定鼎之后八旗实行科举的开始。顺治九年壬辰会试。开始分南卷、北卷、中卷，考中四百人。会元南海程可则因磨勘被除名，原因是首场文章不遵守传注。寿光刘毓桂、印桂兄弟同时登第。主司为满洲尚书陈泰、武陵学士胡统虞、大名成克巩、汉军刘清泰四人。陈泰、刘清泰两位主司都不是科举出身。状元邹忠倚，榜眼张永祺，探花沈荃。传胪迟煌，是汉军人。这一科把满人和汉人分为两榜，蒙古人列入满榜，汉军列入汉榜。满洲榜的状元麻勒吉、榜眼折库勒、探花巴海。顺治十一年甲午乡试。顺天主考为：汉军学士白色纯、满洲侍郎渥赫、吴县编修范周、江夏吴正治四人。白色纯主司不是科举出身。这一科浙江正考官为汉阳编修熊伯龙，副考官为新乡给事中许作梅；一榜考中三名状元：史大成、严我斯、蔡启亻尊。顺治十二年乙未会试。考中三百五十人，仍然分满榜、汉榜为两榜。总裁四人：满洲大学士额色赫、吴江金之俊、山阴学士胡兆龙、满洲侍郎恩国泰。额色赫主司不是科举出身，此后主持考试的都使用科甲出身者。满洲鼎甲为：图尔宸、查亲、素泰。汉人鼎甲为：史大成、戴王伦、秦钅式。这一科汉军正白旗人迟▯、迟煊，汉军正蓝旗人张登举、张登选兄弟同时登第。顺治十四年丁酉乡试。顺天主考两人：黄冈庶子曹本荣、溧阳中允宋之绳。江南主考为遂安方犹、仁和钱开宗，一榜考中三名鼎甲，即马世俊、鲍亦祥、叶方蔼三人。湖广主考为历城给事中孙光祀、侯官检讨薛▯，考中一百零六人，后来在会试中考取的有六十四人，号称极盛。这一年奉诏停止八旗考试的成例，因为文章崇尚浮华，不务实用，武备也因此废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六人〕 顺治十五年戊戌会试。总裁傅以渐、李{▯尉}，都是丙戌科同年，也是同在内阁任职的阁臣。考中四百人。第一场的四书题目三道，由钦命密封后送入内帘用印颁发，从这一科开始。鼎甲为常熟孙承恩、盐城孙一致、全椒吴国对，都是江南人，又都是甲午科北闱举人。这一科后来官至大学士的有三人：李天馥、熊赐履、陈廷敬。世祖亲自复试江南举人，选武进吴珂鸣为第一，赐进士出身，和其他人一样参加殿试。顺治十六年己亥会试。这一年因为云南已经平定，重新举行会试，这是特别的恩典。考中三百五十人。主司为安邱刘正宗、曲沃卫周祚。一榜的三名鼎甲都是江南人：昆山徐元文、无锡华亦祥、昆山叶方蔼。

译顺治十七年庚子乡试。顺天主司为武进侍讲庄朝生、孝感检讨熊赐履二人。云南贡院尚未修好，学政大臣尚未到任，乡试定于次年补行。这一科以举人出身而被派任典试官的有四人：南昌给事中湛名臣主持江南，遵化汪之洙主持浙江，盐城薛鼎臣主持湖广，阳城郎中赵联元主持山东。又有山东正考官、兵科给事中香河袁懋德，竟是由岁贡出身，这尤其是罕见的破格任用。主持顺天的熊赐履、主持江南的谭篆、主持江西的萧维豫、主持浙江的张贞生、主持湖广的邹度珙，都是前一科新进士。顺治十八年辛丑会试。主司是两名阁臣：成克巩、卫周祚。考中四百人。这一年停止刊刻试录，只在考场内抄写题名录，送呈朝廷。山阳李时谦、李时震、李铠兄弟三人，同时登进士第。康熙二年癸卯科乡试。顺天主考两人，清涧白若贞、婺源詹养沈，都是编修。这一科江南主考为大兴编修王勖、茌平给事中王曰高，所得人才最为兴盛；后来考中鼎甲的有二人，官至尚书的有五人，官至大学士的有三人。云南正考官为江西蔡驺，任兵部主事，拔贡出身；与此前由岁贡出身者获得典试差使一样，都是创例。这一科特意开设八旗乡试考场，第二年仍然没有会试，因为八旗生员没有上进的途径。录取满洲举人齐兰保等二十一名，蒙古布颜等十七名，汉军姚启圣等一百一十八名；没有考中的人全部斥退革除。康熙三年甲辰会试。开始废除八股取士，专门采用策论，并改为考试两场。录取二百五十人，比前一科人数骤然减少，大概是士子已经习惯八股，苦于改学其他文体，应试的人很少。主司四人：内阁李{▯尉}、户部尚书宝坻杜立德、吏部侍郎霸州郝惟讷、阁学海丰王清。五年丙午乡试。顺天主考官是侍讲张允钦、礼中沈令式。这一科，湖南主考曹鼎望与广西主考曹百望是兄弟，主持山东考试的吴国龙与主持福建考试的吴国对也是兄弟。曹百望以拔贡身份任户部主事，主持考试，尤其是破格的恩遇。六年丁未会试。总裁是户部尚书永昌王宏祚、兵部侍郎正定梁清标、吏部侍郎临朐冯溥、阁学宛平刘芳躅四人。王司农，字玉铭，是庚午举人出身，能够主持会试，确实是罕见的特例。这一科录取一百五十人。河南进士王曰温与他的父亲鸣球一同在殿廷策试，众人都以此为荣。考察鸣球，他是庚子解元，甲辰中贡士，补行殿试，授任中书。八年己酉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学士李元振、户部郎中兵贞。考察兵贞，是四川内江人，字石斋，甲午乙榜出身；他的姓氏已经很少见，仕途遭遇也属于罕见的典例。这一年考场中仍采用八股文，照例分三场考试，并准许刊刻试录，这是依从礼臣的请求。这一科又恢复了八旗考试的制度，改为与汉人同场、按同一规则考试。九年庚戌会试。总裁是内阁魏裔介、礼部尚书龚鼎孳、吏部侍郎王清、学士田逢吉。录取三百人。状元蔡启亻尊、榜眼孙在丰，都是浙江德清人。山东福山的鹿廷瑛、鹿廷▯兄弟一同登第。十一年壬子乡试。顺天主考官是修撰蔡启亻尊、编修徐乾学，二人都是前一科的鼎甲，尚未散馆便主持京兆乡试，实在是罕见的典例。这一科顺天乡试同榜出了四名鼎甲：韩▯为状元，王鸿绪为榜眼，翁叔元、茆荐馨都中探花。十二年癸丑会试。主考官是内阁杜立德、礼部尚书龚鼎孳、刑部侍郎姚文然、学士熊赐履。录取一百五十人。会元韩▯、榜眼王鸿绪、探花徐秉义，都是江南人，并且都升至八座。徐秉义的哥哥乾学、弟弟元文，也都是鼎甲。十四年乙卯乡试。顺天主考官是修撰韩▯、编修王鸿绪，二人都是前一科的鼎甲。当时三逆叛军占据西南，直到王戌才全部收复，于是依次补行乡试。广东全省震动，赵文照从容阅卷，所选拔的都是名流。十五年丙辰会试。主考官是阁臣李{▯尉}、礼部尚书吴正治、吏部侍郎宋德宜、副使田六善。录取一百九十人。归安沈涵与三位曾姓兄弟一同登第。又恢复停止八旗考试的旧例。十六年丁巳乡试。主考官是修撰彭定求、编修胡会恩，都是前一年丙辰科的鼎甲。这一年因为军事行动，只举行乡试，没有会试。江西、湖广附于江南，福建附于浙江，山东、山西、陕西附于河南应试。主持考试的官员，只派顺天、江南、浙江、河南四省。顺天解元王▯生，是江南青浦人，后来考中壬戌进士，官至编修。十七年戊午乡试。顺天主考官是编修杨▯、检讨李阜。举行乡试的有顺天、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十一省。福建乡试直到庚申年四月才得以补行。主考官白梦鼐回程到宁波时病逝。十八年己未会试。主考官是内阁冯溥、尚书宋德宜、学士叶方蔼、副都御史杨雍建。录取一百五十人。二十年辛酉乡试。顺天主考官是修撰归允肃、编修沈珩，二人都是前一科翰林。江南主考朱彝尊、山东主考曹禾、山西主考严绳孙、陕西主考汪▯、广西主考乔莱、▯南主考米汉雯、四川主考方象瑛、王材佐、广东主考邵远平，都是宏博科出身。当时三逆刚刚平定，▯南、贵州、四川、广西过了一年才举行乡试。朱彝尊主持江南乡试，录取胡任舆、陆肯堂，后来二人都考中状元。二十一年壬戌会试。主考官是吏部尚书黄机、工部尚书朱之弼、户部侍郎李天馥、礼部侍郎陈廷敬。录取二百人。状元蔡升元，是庚戌状元蔡启亻尊的堂侄。蔡升元登第那天，他的父亲蔡启贤才四十六岁；有《纪恩诗》说：“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中两状元。”探花彭宁求与丙辰状元彭定求是兄弟。这实在是国家的祥瑞，不只是科名上的荣耀。

译二十三年甲子乡试。顺天主考官是谕德秦松龄、编修王沛思二人。国子祭酒吴苑上疏请求增加八旗乡试的中额，诏令同意了。二十四年乙丑会试。总裁是刑部尚书张士甄、都御史兼户部侍郎王鸿绪、阁学孙在丰。录取一百五十人。榜前拟定十份试卷进呈，恭候皇帝钦定名次，从这一科开始。同考官王九龄，是总裁王鸿绪的亲哥哥，实在是罕见的特例。二十六年丁卯乡试。顺天主考官是编修杨大鹤、检讨王思轼。顺天同考官不再使用六部员外郎、主事、中书等官，只选用直隶省科甲出身的知县充任。解元多时珍，字玉严，是阜城人；他的姓氏少见，可以称作“榜花”。二十七年戊辰会试。主考官是内阁王熙、刑部尚书徐乾学、兵部侍郎成其范、工部侍郎郑重。录取一百五十人。二十九年庚午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学士王▯、编修魏希征。湖广解元陈大华与哥哥陈大群一同考中。这一年恢复了八旗考试的旧例。三十年辛未会试。总裁是内阁张玉书、户部尚书陈廷敬、兵部侍郎李光地、王士礻真。录取一百五十人。殿试最初拟定全椒吴▯为第一、金山戴有祺为第二、海宁杨中讷为第三。皇帝认为鼎甲很久没有北方人，于是提拔大兴黄叔琳为第三名，戴有祺中状元，吴▯中榜眼。这一年五月，把直隶、山东划为北左，河南、山西、陕西划为北右，江南、浙江划为南左，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划为南右，四川、▯南划为中左，广西、贵州划为中右，这是依从御史江蘩的请求。当今顺天乡试所分的北皿、南皿、中皿，实际上就是以此为依据。三十二年癸酉乡试。主考官是司业徐倬、编修彭殿元。这一科京城乡试的南卷中，姜宸英、顾图河、汪绎都登上鼎甲。江西朱轼二十九岁，后来升至宰辅之位。当时京城因为所选拔的都是知名人士，而且大多是少年，终于引发了大狱。给事中彭鹏上疏请求审讯科场案件，皇帝严厉斥责他，说：“彭鹏难道认为满朝官员都不值得信任吗？言官应当引导朕实行宽大的政策，如此等等。”这一年议定准许增加八旗乡试名额。三十三年甲戌会试。主考官是吏部尚书熊赐履、兵部尚书杜臻、兵部侍郎王维珍、工部侍郎徐潮。录取一百五十人。王维珍，字嵋谷，汉军，庚戌进士。旗人以进士出身主持文闱考试，从王维珍开始；在此以前并不限制出身。正蓝旗觉罗满保考中，这是觉罗进士的开始。三十五年丙子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学士曹鉴纶、春坊张希良。三十六年丁丑会试。总裁是尚书熊赐履、礼部尚书张英、左都吴▯典、兵部侍郎田雯。录取一百五十九人。探花姜宸英以古文著名于世，皇帝早已知道他的名声。殿试试卷进呈后，原拟列入二甲。皇帝问十份试卷中有没有姜某，尚书韩▯回答说，姜宸英长期在史馆任职，臣认得他的字，某一卷应当就是他的。于是将他提拔置于一甲第三名，当时他已经七十三岁了。自古以来的探花，没有这样的际遇。十月，议定今后宗室子弟一律参加考试。三十八年己卯乡试。顺天主考官是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二人都是前一科鼎甲。姜宸英以年老之身考取巍科，随即主持京兆乡试；忌恨他的人便唆使言官搜罗材料弹劾他，于是酿成大狱。解元王兆凤，字九仪，是高邮人。这一科广东贡生黄章，已经一百岁；入场时，他让人在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光”四字，并让曾孙在前面引导。浙江副考官满保，是甲戌检讨，字凫山，满洲镶黄人；福建正考官阿金，是辛未检讨，字云举，满洲镶白人；河南副考官喀尔喀，是辛未检讨，字警庵，满洲正白人；陕西副考官海宝，是甲戌检讨，字天植，满洲镶白人。这是满臣主持各省乡试的开始。海宝、阿金、喀尔喀三人都是王士礻真的门生，见《池北偶谈》。三十九年庚辰会试。总裁是阁臣熊赐履、吴▯典、户部侍郎李楠、佥都御史王九龄。录取三百人。佥都御史过去不列入主考官名单，从这一科王九龄开始。状元汪绎是丁丑会元，还没来得及对策，就因父母之丧回乡；庚戌年服丧期满后北上，邵青门赠诗给他说：“已看文采振▯鹭，重向青霄刷羽翰。往昔绪言吾解说，状元原是旧吴宽。”汪绎果然高中天下第一。这一科会元是柘城王露，字戒三，后来中探花。八月，论及大学士时说：“宗室朕一向特别施恩，哪里还担心没有官做？今后仍停止他们参加考试。” 从前会试分南卷、北卷、中卷，后来又在南、北、中三卷内分为左、右，未免过于繁琐。这一科仍照旧例分南、北两卷，不必再细分左右；并且将庐州等府、滁州等县过去属于中卷的，一律归入南卷。把▯南、贵州等省的中卷名目取消。每科▯南定为云字号，取中二名；四川为川字号，取中二名；广西为广字号，取中一名；贵州为贵字号，取中一名，这是依从副都御史梅钅▯的请求。这一年恩诏增加名额，▯南、四川各增加二名，广西、贵州各增加一名。四十一年壬午乡试。顺天主考官是詹事、昆山人徐秉义，侍讲、满洲人徐元梦。满洲进士出身的人主持京兆乡试，从这一科开始。乡试朱卷、墨卷的磨勘，也从这一科开始。河南主考检讨阿尔骞、福建主考寺正索柱、湖广主考评事巴海、河南主考检讨傅森、山东主考编修满保，都是满洲人。四川主考检讨高其倬，是汉军人。旗人主持各省考试，这一科最为盛多。浙江正考官傅作霖，举人出身，当时任给事中。四十二年癸未会试。总裁是内阁熊赐履、冢宰陈廷敬、少宰吴涵、少宗伯许汝霖。录取一百五十九人，另钦赐三人参加殿试。宝应王式丹，会元、状元连续取得，时年五十九岁。四十四年乙酉乡试。顺天主考官是户部侍郎汪▯、赞善姚士ぱ。江南副考官是太常寺少卿、长乐人廖腾▯奎，字占五，举人出身。

译四十五年丙戌会试。总裁是吏部侍郎李录予、兵部侍郎彭会淇。录取三百人。历科会试的主考官，都是大学士以下三四人；这一科只任用两名侍郎，于是引发众议。会元尚居易不久便被夺去功名，主考官也被降级。四十七年戊子乡试。主考官是学士潘宗洛、御史李永绍。福建正考官御史戴梦麟，是掖县丁巳举人。四川副考官中书王凤孙，是溧阳壬子举人。这一科年羹尧以学士身份主持广东乡试正考官。四十八年己丑会试。主考官是阁臣李光地、尚书张廷枢二人。录取三百人。状元赵熊诏、榜眼戴名世、探花缪沅，三名鼎甲都是江南人。长洲张学庠、张绍贤，大兴黄叔琬、黄叔▯敬，都是兄弟一同登第。黄叔琬、黄叔▯敬的哥哥黄叔琳，在辛未科先中探花；戴名世是这一科会元。五十年辛卯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左都御史赵申乔、中丞江球。这一科四川副考官是工部员外郎、恩平人莫象年，乙卯举人出身。江南正考官是副都御史、顺德人左必蕃，辛酉举人出身；副考官是编修、闽县人赵晋。二人私下接受贿赂，使许多扬州富商的子弟中榜。江南落第士子有一副对联：“左邱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这副对联传遍京城，事情败露后，二人都伏罪。五十一年壬辰会试。主考官是司农赵申乔、少宗伯徐元梦、少司寇胡会恩。录取一百七十七人，另钦赐十五人参加殿试。状元王世琛、探花徐葆光，都是苏州省城人。五十二年癸巳万寿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冢宰张鹏翮、侍讲文志鲧。山西主考平乐陈允恭、泰州俞梅，上奏请求减少官卷名额，用五经民卷补足；所取中的孙嘉淦等人，后来都成为名臣。五十二年癸巳恩科会试。主考官是内阁王▯、工部侍郎王顼龄、兵部侍郎李光复、阁学沈涵。录取一百五十五人。主考官李光复，字曲江，是四川南部人，王子举人出身。这一年乡试、会试在同一年举行。五十三年甲午乡试。顺天主考官是祭酒徐日暄、御史田轩来。顺天乡试同榜出了三名元魁：汪应铨后来成为戊戌状元；杨尔德、储大文后来分别成为戊戌、辛丑会元。五十四年乙未会试。主考官是吏部尚书王顼龄、编修邹奕凤。录取一百九十人。会元长洲李锦与弟弟文锐一同考中，都进入词垣。慈溪裘琏参加馆选时，已经七十二岁。状元徐陶璋、榜眼缪曰藻、会元李锦，都是苏州府人。每科乡试、会试的房考官，按例使用十八人；这一科任用三十六人，每房各两人，共同阅看试卷。五十六年丁酉乡试。顺天主考官是户部侍郎张伯行，字孝先，河南封邱人，乙丑进士；编修鄂尔奇，字季正，满洲镶蓝人，王辰进士。浙江主考索泰接受房师陈恂的请托，使其族中一个本来不会写文章的人中榜，杭州人大为哗然。事情被上报后，索泰、陈恂都受到审查治罪。五十七年戊戌会试。主考官是吏部尚书张鹏翮、户部尚书赵申乔、刑部侍郎李华之、工部侍郎王懿。录取一百六十五人。状元汪应铨尚未散馆便升任庶子，大概是罕见的特例。五十九年庚子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副都御史屠沂、侍读陈世倌。一榜出了两名状元：金坛于振后来成为癸卯状元，安州陈{直心}华后来成为甲辰状元。六十年辛丑会试。主考官是张鹏翮、户部尚书田从典、户部侍郎张伯行、副都御史李绂。录取一百六十三人。李绂字巨来，是江西临川人，己丑进士，广泛搜罗有声望的人才，所录取的都是当时的俊杰。正黄旗满洲何舍里氏的何溥、何浩，宜兴储氏的子弟，金溪冯氏的子弟，都有兄弟同榜登第。落第者喧闹，挤满门前，新中者反而无法进门拜谒。过了很久，外界的议论才平息。会元储大文的弟弟储郁文、储雄文也一同登第。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是礼部朱轼、户部张廷玉。云南正考官是员外郎鄂尔泰，己卯举人。贵州副考官是员外郎朱崧，庚子举人。这一科解元是常熟王俊，后来考中甲辰进士，官至御史。三月举行乡试，各省乡试的同考官，由监临提前以时艺试作一篇；文理优长的进入内帘，文章荒疏的在外场供差役使用，从这一科开始。元年癸卯恩科会试。主考官是阁臣朱轼、吏部尚书张廷玉。录取二百七十人。九月举行会试，十月举行殿试；两位主考官连续主持春试和秋试。皇上又认为他们持守选拔标准公允，舆论一致赞许，于是都加授太子太傅的衔位，士人舆论也以此为荣。状元于振是南方籍贯，却在京兆考中，不到一年便夺得天下第一，尤其是盛事。考据《茶余客话》记载：传胪张廷珩特授检讨，和鼎甲三人同日进入南书房，等等。张廷珩是张廷玉的弟弟，为什么没有回避，尚待考证。二年甲辰，补行癸卯正科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内阁田从典、阁学福敏。本科湖北副考官工科蔡仕舳、四川副考官户部主事许隆远，都出身举人。湖南、湖北分为两场考试，从本次考试开始。顺天同考官吕谦恒、吕耀宗父子在同一考场分校试卷，当时以此为荣。于振前一年还只是诸生，本科已经担任河南副考官，士林夸称这是盛况。二年甲辰，补行正科会试。主考官是阁臣朱轼、张廷玉，吏部侍郎福敏（字龙翰，原名傅敏，字湘邻）、兵部侍郎史贻直。录取二百九十人。朱轼、张廷玉两位相国共同主持礼部会试，所受皇帝恩宠少有可比。四年丙午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司农蒋廷锡、阁学刘师恕。江西主考官少詹事查嗣庭、洗马俞鸿图录取了甘万达、甘汝来、甘汝逢、甘禾，祖孙、父子三代同榜登第，这是前代没有过的事。甘汝来官至尚书。本科中以五经中式副榜的人，奉旨准许作为举人，一律参加会试。各省副榜中有本年再次考中副榜的人，也准许作为举人。

译五年丁未会试。主考官是刑部尚书励廷仪、吏部侍郎姚近思、兵部侍郎史贻直。录取二百一十八人，另有一人奉钦命赐予殿试资格。浙江士人的风气不端，停止举人参加会试。宜兴的储方庆、储善庆兄弟同榜登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八人〕 七年己酉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杨汝谷、礼部侍郎鄂尔奇。广东主考官是编修严民法（养云），贵州主考官是编修严源焘（济之），父子同时主持考试。八年庚戌会试。主考官是大学士蒋廷锡、兵部侍郎鄂尔奇、刑部侍郎孙嘉淦、阁学任兰枝。录取三百九十人。状元周澍，钱塘人；榜眼沈昌宇，秀水人；探花梁诗正，钱塘人。本科准许浙江举人参加会试，鼎甲三人都取自浙江人，实在是空前的恩典。福山的鹿廷瑛、鹿廷▯兄弟同榜登第。十年壬子科乡试。顺天主考官是礼部侍郎任兰枝，字香谷，溧阳人；学士杨炳，字蔚友，锺祥人。壬子、乙卯两科京城乡试，都以邻省举人充任乡试同考官。福建主考官王安国、严瑞龙所录取的士人，后来成为进士的有四十人，大学士蔡新也在其中。蔡新是漳浦人，谥号文定。先高祖任漳浦县官时，文定还是童生，在书院读书，多次考取前列，因此留在县署中，和先曾祖一辈同窗读书。到壬子科，他与先曾祖文肃公同为南北两地的举人，同时入阁为相，也是一段佳话。本科江南榜中，长洲的周永骥、周曰万父子同科登第。十一年癸丑会试。主考官是户部尚书鄂尔奇、吏部侍郎杨汝谷、礼部侍郎任兰枝。录取三百二十八人。陈亻炎以教官身份参加礼部考试，取得会试第一、殿试传胪；他的朋友作诗调侃他说：“三年凄凉地守着冷清官署的秋天，这一回终于高居众人之上。教官登上金榜并不难，难的是进入蓬莱仙境的最高处。”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九岁。榜眼田志勤，大兴人；探花沈文镐，崇明人。崇明一县孤悬海外，前代没有设置县治，称为舟山，是倭寇往来占据的地方。如今圣人的教化远播，那里竟出了鼎甲，真是盛况啊！十三年乙卯乡试。顺天主考官工部侍郎吴江顾祖镇、学士上元戴纶，都被罢职并逮捕审问。●卷十◎乡会试掌故二乾隆元年丙辰会试。主考官是阁臣鄂尔泰、朱轼，吏部侍郎邵基、工部侍郎张廷▯彖，共四人。鄂尔泰出身举人，却主持礼部会试，近年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录取二百四十四人。状元金德瑛，官至左都御史；榜眼黄孙懋，官至阁学；探花秦蕙田，官至尚书，谥号文恭；传胪蔡新，官至大学士，谥号文定，九十三岁去世，尤其是盛事。归安的沈涵、沈三会兄弟同入翰林。元年丙辰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左都御史福敏、吏部左侍郎邵基。本科主持各直省乡试的考官，特命大臣保举；三月十七日，在保和殿考定等级，召见后登记姓名，分别任用。统计主持各直省乡试的人，江南籍十人，浙江七人，江西三人，直隶二人，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南各一人。满洲司业开泰（兆沂）主持江西乡试，侍读嵩寿（茂）承主持山西乡试。二年丁巳恩科会试。主考官是内阁张廷玉、左都御史福敏、吏部侍郎姚三辰、副都御史索柱，满人和汉人都出身进士。录取二百二十四人。状元于敏中，官至大学士，谥号文襄。归安的潘汝诚、潘汝龙兄弟同榜登第。三年戊午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吏部尚书孙嘉淦、礼部侍郎吴家骥。本科出了两位状元：庄有恭在己未科连续考中，钱维城在乙丑科考中。庄有恭后来以江苏巡抚的身份破格升任协办大学士，又是罕见的特殊待遇。四年己未会试。主考官是阁臣赵国麟、吏部尚书甘汝来、户部侍郎留保（松裔）、兵部侍郎凌如焕。录取三百二十八人。乌程的费瀛、费兰先父子同榜登第。会元轩辕诰、榜眼涂震逢，两人的姓都很少见。六年辛酉乡试。顺天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刘藻、工部侍郎许希孔。解元毛师灏因壬申年殿试时夹带，革去名籍。福建解元邱鹏飞原本是武生，却代替兄长邱振芳作文，事情败露后被革去名籍。七年壬戌会试。主考官是内阁鄂尔泰、刑部尚书刘吴龙、兵部侍郎汪由敦、副都御史仲永檀。录取三百一十二人。十八名同考官全都是翰林，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会元仁和金莘，后来夺得天下第一。榜眼杨述曾、探花汤大绅，都是阳湖县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二人〕 九年甲子乡试。顺天主考官是户部侍郎汪由敦、国子监祭酒崔纪。京闱解元冯秉忠，是江南金坛人。顺天乡试因搜检超过期限，上奏请求将考试日期改迟一天。十年乙丑会试。主考官是吏部尚书史贻直、刑部尚书阿克敦、兵部尚书彭维新、刑部侍郎钱陈群。录取三百一十三人。鼎甲为钱维城、庄存与、王际华：钱维城官至尚书，谥号文敏；庄存与官至侍郎；王际华官至尚书，谥号文庄。会元蒋元益，官至侍郎。状元、榜眼又都是武进同县人，一时被称为盛事。蒋元益的试卷进呈时列为第七名，经皇帝阅览，认为第一卷文章过于繁缛，不如第七卷清新纯正，于是亲笔改为第一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三人〕 十二年丁卯乡试。主考官是刑部阿克敦、左都御史刘统勋。解元河间纪昀，官至大学士，谥号文达，文章博大通达，是本朝第一人。甲子、丁卯两科，东昌邓锺岳连续主持江南乡试，无锡王会汾连续主持浙江乡试，所选拔的多是名宿。十三年戊辰会试。主考官是吏部尚书陈大受、兵部尚书鄂容安、户部侍郎蒋溥、礼部侍郎沈德潜。鄂容安、蒋溥都是宰相的儿子，沈德潜则是年长的名士，举子能够列入他们的门下，声望身价更加显赫。鼎甲为梁国治，后来官至大学士；陈楠，后事不详；汪廷▯官至侍郎。录取二百六十四人。涿州的刘湘、刘洵兄弟同榜登第。十五年庚午乡试。顺天主考官是户部侍郎汪由敦、礼部侍郎嵩寿。自乾隆年以来，京兆乡试一直都由高级官员主持。解元马国梁，无锡人。江南主考官庄有恭、山西主考官庄有信，是兄弟二人同时主持乡试。

译十六年辛未会试。刑部尚书刘统勋、工部尚书孙嘉淦、吏部侍郎董邦达、礼部侍郎介福。录取二百四十二人。状元吴鸿，榜眼饶学曙，会元周沣在殿试中列第三。长洲的周曰万、周曰瓒兄弟同榜登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十七年壬申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工部尚书孙嘉淦、礼部侍郎介福（受兹）。解元田玉，无锡人。本年皇太后六十岁万寿，特开恩科，乡试、会试在一年内一并举行。孙嘉淦、介福两位主考官连续多年主持考试，一时许多名士都出自他们门下。江西正考官蔡新、副考官金莘都是状元。〔点校者按：蔡新是乾隆丙辰科传胪，不是状元。〕十七年壬申恩科会试。总裁是内阁陈世倌、礼部侍郎嵩寿、阁学邹一桂。录取二百三十一人。状元秦大士，是一位名士。十八年癸酉乡试。主考官是尚书孙嘉淦、侍郎嵩寿（茂承），二人都曾多次奉命主持评阅试卷。江南正考官是阁学梦麟，字午塘，蒙古正白旗人，是一位名士。蒙古人主持外省乡试，从梦麟开始。十九年甲戌会试。主考官是阁臣陈世倌、礼部侍郎介福、阁学钱维城。录取二百四十一人。状元庄培因，素来有才华；他的哥哥庄存与中乙丑科榜眼，有人作诗调侃说：“等到将来你的弟弟夺得天下第一，才相信人间真有宋祁。”后来他果然登上状元之首。嘉善的周翼洙、周升桓父子同科登第。二十一年丙子乡试。主考官是刑部尚书刘统勋、侍郎蔡新。顺天主考官刘统勋与广西正考官刘墉父子，浙江正考官阁学庄存与与福建副考官修撰庄培因兄弟，同科主持考试，被称为盛事。二十二年丁丑会试。主考官是尚书刘统勋（尔）钝、礼部侍郎介福、金德瑛（桧门）。本科录取二百四十二人。自本次考试开始，删去考场中的表判，改用一首五言八韵排律诗。长洲的彭绍观、彭绍升兄弟同榜登第。嘉善的蔡以台（季宝）会试、殿试连续夺得第一。诗题是“循名责实得田字”。二十四年己卯乡试。本科主持考试的多是有才华、有声望的官员：顺天主考官尚书梁诗正（芗林）、侍郎观保（补亭）；江南为裘曰修（叔度）、钱琦（相人）；江西为钱维城（幼安）、翁方纲（潭）〔覃〕溪；浙江为介福（景庵）；河南为朱▯（石君）；山东为钱大昕（辛楣）；山西为纪昀（晓岚）；广西为钱载（箨石）。二十五年庚辰会试。主考官是内阁蒋溥、刑部尚书秦蕙田、礼部侍郎介福、副都御史张泰开。录取一百六十四人。鼎甲毕沅、诸重光、王文治，都是名士。二十五年庚辰恩科乡试。本年皇太后七十岁万寿，又恰逢西域平定、武功告成，因此正科会试后举行恩科乡试。主考官是左都御史刘纶、礼部侍郎介福。刘纶出身廪生，后来以博学鸿词科出身。浙江主考官观保、山西主考官德保也是兄弟，二人都姓索绰罗氏。二十六年辛巳恩科会试。主考官是刘统勋、于敏中、观保。录取二百一十七人。鼎甲为韩城王杰、仁和胡高望、阳湖赵翼，都是名士。大兴的邵自镇、邵庾曾父子同榜登第。小传胪从前一日开始设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七人〕 二十七年壬午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吏部尚书梁诗正、礼部侍郎观保。连续几科担任江南、浙江主考官的，都是高级官员。二十八年癸未会试。主考官是司寇秦蕙田、少宰德保（定圃）、少农王际华。录取一百八十八人。此前会试榜次已经确定，张书勋因策论有误被斥退；后来在落选试卷中找到秦大成的试卷补入，秦大成这一科竟夺得状元，也是奇异的事情。张书勋不久后在丙戌科中进士。三十年乙酉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兵部尚书长洲彭启丰（翰文）、侍郎满洲钟音（闻轩）。本科江南考官钱载、江西考官德保、浙江考官曹秀先和钱大昕等，都是有名望的士人。三十一年丙戌会试。总裁是内阁尹继善、吏部侍郎裘曰修、兵部侍郎陆宗楷。本科考场没有防备火灾，许多试卷被烧毁，后来礼部上奏说明情况，另行考试；奉皇帝命题为“由之瑟奚为于某之门”，补取原来试卷中的考生录取。三十三年戊子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兵部尚书陆宗楷、副都御史景福（介之）。三十四年己丑会试。录取一百五十一人。山阴沈诗李、沈诗杜（沈氏兄弟本为孪生），大兴黄叔琬、黄叔▯敬，长洲张学庠、张绍贤兄弟同榜登第。点校者按：黄氏兄弟、张氏兄弟是康熙己丑科的人，此处重复出现。三十五年庚寅，皇太后八十岁万寿，举行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冢宰刘纶、总宪观保二人。刘纶的儿子刘跃云，主持山东乡试。三十六年辛卯恩科会试。主考官是大学士刘统勋、左都御史观保、内阁学士庄存与。录取一百六十一人。会元邵晋涵归入原班，不久因纂修《四库全书》，经保举进入翰林院。三十六年辛卯举行乡试。顺天乡试的主考官是左都御史张若魁和阁学金魁。浙江乡试的主考官刘校之，与贵州乡试的主考官刘权之是兄弟，两人共同主持考试。三十七年壬辰会试。主考官是阁臣刘纶、兵部侍郎奉宽彰民、阁学汪廷▯三人。录取一百六十一人。咸宁的贾策安、贾策治兄弟同榜登第。三十九年甲午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曹秀先；阁学嵩贵，字补堂，蒙古正黄旗人。这是蒙古大臣主持京兆乡试的开始。解元戴联奎，江苏如皋人，官至礼部尚书。四十年乙未会试。主考官是兵部尚书嵇璜、刑部侍郎王杰、副都御史阿肃。四十二年丁酉乡试。顺天主考官是少司寇梁国治、少宗伯阿肃。北闱录取吴县蒋曾煌，他与弟弟蒋业谦、侄子蒋元复、侄孙蒋荣三代同榜。蒋荣的儿子景曾，在甲子科与他的叔祖蒋元封同登江南榜，叔瑛登北榜，也是三代同科。

译四十三年戊戌会试。主考官是阁臣于敏中、吏部侍郎王杰、阁学嵩贵。这是蒙古大臣担任总裁的开始。录取一百五十七人。总裁于敏中、王杰都是状元。同考官秦大成、陈初哲、黄轩、金榜也都是状元，当时在京的进士中列一甲第一名者，没有不进入考场担任考官的。本科状元戴衢亨，官至大学士；这是同一科的老师和学生都成为状元、宰相，实在是盛事。大兴的邵自昌、邵自悦兄弟同榜。四十四年己亥恩科乡试。主考官是兵部尚书蔡新、礼部侍郎达椿（香圃）。江南主考官谢墉、翁方纲在一榜中录取了四名“元”：钱▯、石韫玉为状元，顾钰、马有章为会元。四十五年庚子会试。主考官是礼部尚书德保、兵部尚书周煌、礼部尚书曹秀先、阁学胡高望。录取一百七十人。秀水的汪如洋会试、殿试连续夺得第一。四十五年庚子乡试。主考官是尚书蔡新、刑部侍郎杜玉林、阁学嵩贵。京兆乡试的主考官，历来每科正、副考官都只有两人；本年蔡新任正考官，杜玉林、嵩贵任副考官。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会试。总裁为尚书德保、吏部侍郎谢墉、兵部侍郎沈初、副都御史吴玉纶。录取一百六十九人。探花汪学金，是戊辰科探花汪廷▯的儿子。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吏部尚书刘墉、阁学尹壮图、洗马翁方纲。河南主考秦泉与陕西主考秦湖是兄弟。翁方纲以大兴籍身份主持顺天本省乡试，这是少有的情况。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会试。总裁为阁臣蔡新、尚书德保、兵部侍郎纪昀、工部侍郎胡高望。录取一百十人。状元茹▯，榜眼邵瑛，探花邵玉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顺天乡试。主考官为兵部尚书彭元瑞、阁学阿肃、胡高望。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会试。主考官为内阁王杰、刑部侍郎姜晟、阁学瑞保（执桓）。录取一百十人。灵石人何元▯良、何道生兄弟同时考中。乾隆五十三年戊申预先举行正科乡试。顺天主考官为礼部尚书德保、礼部侍郎邹奕孝、工部侍郎管干珍。乾隆五十四年己酉预先举行正科会试。主考官为阁臣王杰、侍郎铁保、工部侍郎管干珍。录取一百十人。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恩科乡试。主考官为尚书孙士毅、阁学图敏（时泉）、工部侍郎邹奕孝（念乔）。这一年恭逢皇太后八十岁万寿，因而开科。山东主考冯应榴、▯南主考冯集梧（鹭庭）兄弟同时主持考试。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恩科会试。主考官为内阁王杰、吏部侍郎朱▯、工部侍郎邹奕孝。录取一百十人。鼎甲石韫玉、洪亮吉、王宗诚，都是有才华和声望的人士。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乡试。主考官为吏部尚书刘墉、刑部侍郎王昶、阁学瑚图礼（景南）。江南主考官为礼部侍郎铁保、阁学李潢。外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都由典试大员担任，这是很少见的。石韫玉以此前科状元的身份担任福建乡试正考官。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会试。主考官为冢宰刘墉、礼部侍郎铁保、工部侍郎吴省钦。状元潘世恩，官至大学士。榜眼陈云。探花陈希曾，以书法闻名于世。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为总宪窦光鼐、兵部侍郎玉保（阆峰）、副宪方维甸。顺天主考官玉保与山东乡试正考官少宗伯铁保是兄弟，同时主持考试。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会试。总裁为左都御史窦光鼐、礼部侍郎刘（曜）〔跃〕云、兵部侍郎瑚图礼。录取一百十人。会元王以钅吾，就是状元王以衔的同胞弟弟。探花潘世璜，就是癸丑科状元潘世恩的同祖弟弟。榜眼莫晋以书法闻名。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尚书彭元瑞、侍郎玉保、阁学邹奕孝。顺天乡试同榜的三鼎甲是：顾皋，为辛酉科状元；苏兆登、王引之，分别为己未科榜眼、探花。嘉庆元年丙辰恩科会试。主考官为礼部尚书纪昀、左都御史金士松、兵部侍郎李潢。录取一百十人。南昌人许庭椿、许庭阶兄弟同时考中。嘉庆三年戊午乡试。顺天主考官为户部尚书沈初（云椒）、吏部侍郎赵佑（鹿泉）、礼部侍郎铁保（冶亭）。解元为大兴人丁煦。嘉庆四年己未会试。主考官为吏部尚书朱▯（石君）、左都御史刘权之（云房）、户部侍郎阮元（芸台）、阁学文干（远皋）。状元姚文田，榜眼苏兆登，探花王引之（文远皋因避成庙讳，改名为干，是正红旗人）。满洲人廉善、廉能，大兴人俞恒泽、俞恒润兄弟同时考中（廉氏兄弟在乡试、会试中都同榜）。嘉庆五年庚申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尚书刘权之、侍郎英和（煦斋）、侍郎陈嗣龙。嘉庆六年辛酉科会试。主考官为尚书达椿（香圃）、彭元瑞，侍郎平恕（山阴人）、蒋曰检。会元马有章，后来一直做到中书舍人。嘉庆六年辛酉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内阁王杰、侍郎初彭龄、詹事那彦成。本科奉旨，宗室子弟可以参加考试。规定一场考试四书八比文一篇、八韵诗一首。八月十七日入场，试卷不经过房官校阅，而由主考官选取若干份墨卷，进呈皇帝钦定；被录取者提前另行张榜公布。他们参加会试时，也另设考场考试，提前公布结果，然后与满、汉士子一同参加朝考。殿试进士有翰林、分部、笔帖式三种任用途径，没有中书及归班两种途径。被截取的举人，以宗人府笔帖式任用，没有大挑外选的途径。考场中虽然只考一篇文章和一首诗，但早上入场、傍晚出场，时间已经很紧迫，而且必须字迹端正楷整，不能脱漏、不能不加注释，往往有人因为一个小过失而被黜落；这似乎比满、汉两榜还难。嘉庆七年壬戌会试。主考官为尚书纪昀、总宪熊枚、阁学玉麟（授之）、戴均元。录取二百四十五人。鼎甲都是江南人。元和人吴廷琛会试、殿试连续取得第一名。山阳人李宗▯、宝应人朱士彦都官至尚书。

译嘉庆九年甲子乡试。主考官为大学士董诰、侍郎玉麟、太仆莫晋。嘉庆十年乙丑会试。主考官为内阁朱▯、尚书戴均元、侍郎恩普（梦符）、英和。录取二百三十二人。大兴人徐鉴、徐铨，分宜人习家驹、习家▯来兄弟同时考中。状元彭浚、探花何凌汉都是湖南人。榜眼徐▯，是长洲人。嘉庆十二年丁卯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尚书戴衢亨、侍郎觉罗桂芳、蒋予蒲。嘉庆十三年戊辰会试。主考官为阁臣董诰、尚书邹炳泰、阁学秀▯（字楚翘，他塔拉氏，因避成庙讳而改名▯，是满洲正蓝旗人）、侍郎顾德庆。录取二百五十八人。嘉庆十三年戊辰万寿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尚书曹振镛、侍郎潘世恩二人。嘉庆十四年己巳万寿恩科会试。总裁为内阁费淳、尚书王懿修、侍郎英和、阁学贵庆。状元洪莹。榜眼廖金城，后来改名为鸿荃，官至尚书，第二次参加琼林宴。探花张岳崧，是琼州府安定县人，地处遥远的海外，历代很少有人取得科名。这一科张岳崧以第三名及第，而且以书法闻名，足以证明圣朝的文教传播得非常广远。嘉庆十五年庚午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内阁刘权之、侍郎陈希曾、朱理。嘉庆十六年辛未会试。总裁为内阁董诰、尚书曹振镛、侍郎胡长龄、文干四人。录取二百三十七人。固始人祝庆蕃、祝庆扬兄弟同时考中，不久因父母丧服离职，甲戌年补行殿试。榜眼王毓吴、探花吴廷珍，都是吴县人。王毓吴后来归宗，改名为吴毓英。嘉庆十八年癸酉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协揆邹炳泰、侍郎卢荫溥、阁学果齐斯欢，字益亭，是镶蓝旗宗室，壬戌科翰林，素来以书法闻名；他与诒晋斋交往出入，风流于诗酒之间，颇有名士气质，而且善于射箭。这是宗室担任乡试主考官的开始。这一科福建主考官胶州人孙汶、济宁人李德立，录取龚文焕、龚文炳、龚文辉三兄弟，三人同时考中。嘉庆十九年甲戌会试。主考官为吏部尚书章煦、工部尚书周兆基、礼部侍郎觉罗宝兴（献山）、礼部侍郎王宗诚。录取二百十人。状元龙汝言。榜眼祝庆蕃。探花伍长华，是江苏上元县教门人，这是教门子弟取得鼎甲的开始，后来官至巡抚。仁和人陆尧春、陆以ピ父子同时考中。嘉庆二十一年丙子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大学士富阳人董诰（蔗林）、侍郎当涂人黄钺（左田）、侍郎萧山人陆以庄。解元王定莘。黄侍郎官至尚书，享年九十多岁，出身于供奉。嘉庆二十二年丁丑会试。主考官为内阁曹振镛、尚书戴均元、刑部侍郎秀▯、户部侍郎姚文田（秋农）。鼎甲为吴其▯、凌泰封、吴清鹏。嘉庆二十三年戊寅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尚书汪廷珍、侍郎刘▯之、周系英。福建主考官张敦颐在任上去世，只有副考官陈诗一人进入考场主持考试。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会试。协办大学士大庾人戴均元（可亭）、尚书如皋人戴联奎（紫垣）、礼部侍郎青阳人王宗诚（莲府）、正唐满洲那彦成（绎堂）。状元蕲水人陈沆（秋舫），榜眼慈溪人杨九畹（余田），探花益阳人胡达源。这一科宗室榜中有四人，正蓝旗宗室铁麟（仁山）、鄂尔端（午桥）、讷勒亨额（鲁斋）兄弟同时考中，后来都官至九列，都是饶余亲王的后裔。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尚书茹▯、吏部侍郎恩铭（字兰士，原名因避成庙讳而改为铭字）、侍郎王以衔（勿庵）。江宁人陈维屏、陈维垣兄弟同时考中。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会试。主考官为尚书卢荫溥、黄钺，侍郎吴芳培、善庆（乐斋）。状元陈继昌，是广西临桂人，三元及第。榜眼许乃普、探花陈銮都官至八座。道光元年辛巳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为阁臣戴均元、尚书那彦成、阁学顾皋。道光二年壬午恩科会试。总裁为尚书英和、汪廷珍、侍郎汤金钊、李宗▯。探花罗文俊、会元吕龙光都是广东人。道光二年壬午正科乡试。顺天主考官为户部尚书黄钺、刑部侍郎韩文绮、恩铭。广西主考许乃济、河南主考许乃普是兄弟。道光三年癸未科会试。总裁为大学士曹振镛、礼部尚书汪廷珍、吏部侍郎王引之、户部侍郎穆彰阿（鹤舫）。录取二百四十人。会元杜受田。鼎甲为广东人林召棠、江苏人周开麒、王广荫。状元素来有文名，取得状元后就没有再出仕。山东章邱县人刘家麟、刘家龙兄弟同时考中。道光五年己酉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尚书玉麟（研农）、总宪姚文田、少农顾皋。道光六年丙戌会试。总裁为阁臣蒋攸▯、尚书汤金钊、王鼎、副宪陆以庄。二甲第一名进士麟魁（梅谷），是满洲人取得传胪的开始。这一科广东举人陆云，年一百四岁，完成了三场考试，未能考中，赐予国子监司业的官衔。（麟魁姓索绰罗氏，官至协揆，谥号文端。） 道光八年戊子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协揆卢荫溥、尚书王鼎、户部侍郎李宗▯。解元王松陵。道光九年己丑会试。总裁为阁臣曹振镛、兵部尚书玉麟、户部侍郎李宗▯、兵部侍郎朱士彦、光禄卿吴椿五人。近来的科举中很少有五人共同主持考试的情况。录取二百十人。道光十一年辛卯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为阁臣卢荫溥、吏部侍郎宝兴、户部侍郎李宗▯。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会试。总裁为吏部尚书潘世恩、刑部侍郎戴敦元、户部侍郎穆彰阿、兵部侍郎朱士彦。录取二百零三人。道光十二年壬辰乡试。顺天主考官为户部尚书王鼎、兵部尚书那清安（竹汀）、都宪白▯、刑部侍郎史致俨四人。

译道光十三年癸巳科会试。主考官为阁臣曹振镛、阮元（芸台）、兵部尚书那清安、工部侍郎恩铭（兰士）。录取二百二十人。探花蒋元溥，是辛未科状元蒋立镛的儿子。状元汪鸣相、榜眼曹履泰都是江西人。道光十四年甲午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穆彰阿、礼部尚书史致俨、尚书汪守和、刑部侍郎姚元之。贵州正考官詹事宗室德诚，是宗室担任外省乡试主考官的开始。道光十五年乙未会试。主考官为协揆穆彰阿、工部尚书何凌汉、吏部侍郎文庆、兵部侍郎张鳞。录取二百六十九名。鼎甲刘绎、曹联桂都是江西人，乔晋芳是山西人。道光十五年乙未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吏部尚书汤金钊、工部侍郎吴杰、吏部侍郎申启贤、少卿毛树棠。鼎甲林鸿年、何冠英都是福建人，苏敬衡是山东人。道光十七年丁酉乡试。顺天主考官为协揆王鼎、吏部侍郎陈官俊、户部侍郎文庆（孔修）。道光十八年戊戌会试。主考官为阁臣穆彰阿、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工部侍郎廖鸿荃。道光十九年己亥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官为阁臣潘世恩、尚书何凌汉、侍郎宗室恩桂（小山）、徐士芬。道光二十年庚子恩科会试。主考官为阁臣潘世恩、尚书龚守正、刑部侍郎隆文（云章）、户部侍郎王玮庆。道光二十年庚子乡试。顺天主考官为阁臣王鼎、工部尚书廖鸿荃、工部侍郎文蔚（露轩）、礼部侍郎贾桢。这一科江南主考官侍郎文庆、编修胡林翼，因为携带某位举人进入考场，取阅试卷，事情败露，二人都被革职（后来都重新起用，或通过捐纳恢复官职，成为名臣）。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会试。总裁为阁臣王鼎、户部尚书祁{宀隽}藻、户部侍郎杜受田、工部侍郎文蔚。鼎甲为临桂人龙启瑞、大兴人龚宝莲、新建人胡家玉。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乡试。顺天主考官为礼部尚书麟魁（梅谷）、兵部尚书许乃普（滇生）、祭酒花沙纳（松岑）；花沙纳是德壮果公的次孙。二十四年甲辰年，举行会试。总裁是尚书陈官俊、侍郎徐士芳和文庆（温将军的曾孙、永总督的孙子）。据今制，顺天乡试中，满洲、蒙古编入满字号（会试时蒙古人另编为蒙字号）。满军编入合字号，直隶生员编入贝字号。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为北皿，江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为南皿，四川、广东、云南、贵州、甘肃为中皿。●卷十一◎满洲字　满洲的旧都在辽沈以东，属于虞舜时的营州地域，也是轩辕氏后裔受封之地。再向东渡过鸭绿江，就是箕子的国土。登上荣成县成山岛向东远望，与之隔海相对的是朝鲜，向北曲折延伸的地方是辽东；海峡一苇即可航行，海天相连。辽东、朝鲜两地有自己的方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到了秦汉以后，竹简蝌蚪文的书迹逐渐消失，文风也随之衰歇。朝鲜始终向中原内附，所以能够随着中原风气的转变而变化，懂得学习楷书。我满洲一向崇尚骑射，自从漆书、竹简一同被焚毁之后，研习经籍的人也不再跟随世俗风气去规范楷书、隶书。后来国家兴起并达到鼎盛，凡是书信文书，使用蒙古字来记录语言的占十分之六七，使用汉字来记录语言的占十分之三四，起初还没有清字。太祖高皇帝在己亥年二月辛丑朔，开始想用蒙古字改制本国文字，于是对儒臣额尔德尼、噶盖说：“汉人读汉文，无论学过汉字还是没有学过汉字的人，都能听懂它的意思。蒙古人读蒙古文，即使没有学过蒙古字，也都能听懂它的意思。如今我国的语言，必须翻译成蒙古语，读出来才懂；那些没有学过蒙古语的人，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把我国自己的语言制成文字反而认为困难，却把学习别国的语言反而认为容易呢？”两位大臣再次请示制字的方法，太祖说：“阿字下面配一个麻字，不就是‘阿麻’吗？额字下面配一个墨字，不就是‘额墨’吗？我已经把这些都考虑清楚了，你们试着写出来，有什么不可行的？”额尔德尼于是遵照皇帝的谋划，与噶盖把蒙古字编辑、连写，制成国书，创立满字，颁行全国。如今所使用的满文中，把几个字连合写成一个字的，都是额尔德尼等奉旨拟定的。后来又命儒臣大海增添圈点，用来区别语气，这套方法大体完备了。又因为满文与汉字对音还有不完全相合的地方，便在十二字母之外增添外字；对于仍不能完全谐合的，就把两个字连写，拼切成一个字。满文用韵的巧妙，比汉文反切法反而更加稳妥协调。康熙十二年四月辛亥，圣祖仁皇帝特意谕告傅达礼说：“满文、汉文的文义，按照字面互相翻译，可以通用的地方很多；后来的子弟逐渐产生差错。你任翰林掌院，可以把满语按照汉字的字汇，说明某字应当怎样使用、某字应当用在什么地方，编成一部书，使它有益于后学。这部书不必急于完成，应当详细慎重地编撰，务必期望它能够长久流传。”此后反复斟酌增删，经过二十多年，才得以脱稿刊行，就是今天的《清文鉴》。清字确定以后，又下诏编修汉字字汇，成为《康熙字典》一书。于是满、汉文字学都完备了。天下使用文字的读书人，才开始没有“鲁鱼亥豕”一类的文字讹误。额尔德尼，姓纳兰氏，满洲正黄旗人，官至内院巴克什（就是对儒臣的称呼）。后来因事获罪而死，追谥文成；噶盖的姓氏和爵位没有详细记载，曾任扎尔固齐，只附带见于额尔德尼传中；大海，姓觉罗察氏，满洲正蓝旗人，也任巴克什，谥文成，去世时只有三十八岁；傅达礼，姓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官至翰林掌院学士，兼任礼部侍郎，他们都是通晓汉文、蒙古文的人。大海的名字又写作达海，大概因为满字用来标写汉语读音的写法，起初还没有完全固定。按照十二字母的声音，用汉字标写其读音，就是阿、额、伊、倭、乌、渥、那、讷、呢、诺、呶、娜，都读作平声。凡是婴儿落地后开始学说话，没有不是先从这几个音开始的；这就是天然的声音。

译汉文造字起初取法于象形、象意，所以每个字都有意义。满文造字则始于取音成字，因此单独书写时只有声音而没有意义，必须连缀起来，才能组成词语。满文字数虽然不多，却不担心彼此雷同，反而比一个汉字有多个解释的情况更容易辨认。◎克食　“克食”二字有时写作“克什”，大概是满、汉字按谐音书写，所以不必完全相同；例如兀术也写作乌珠，厄墨也写作额谟。考察清语，“克什”的意思是恩惠、赐予、赏赐，所以恩骑尉称为克什哈番，“天恩”称为阿布喀克什得。近人拘泥于“食”字，把克食误解为尚膳；曾见大臣志传中写“赐克食几次”，这是把满、汉文中表示“赐”的两个字重复写在一起，实在难以理解。我私下认为，志传使用汉文时，除了人名、地名之外，似乎不必夹杂清语；就像清文中除人名、地名仍按汉音书写外，其他词语也不应夹杂汉语。如果一定认为遵用当时传宣的词语才算恭敬，那么应写作“某月日蒙克什御膳若干品”，这样满、汉文的语气才都照顾到了。◎尚书房　道光年间奉旨改称上书房。尚书房在乾清宫东南面的廊庑，面向北，是皇子读书的地方。皇子年满六岁，入学拜师。由上书房总师傅、翰林掌院学士保荐品德和学问都很高的若干名翰林官，召来引见；第二天在便殿应诏对答，皇帝考察其中器识和品行端谨的人，钦点某人为某皇子的授读师傅。另派一两名官员辅助他，称为上书房行走。能够被选中的人，都有将来担任公卿辅弼的期望。每天皇子于卯初入学，未正二刻放学。放学后练习步射，在圆明园每五天练习一次马射。寒暑都不停，即使婚娶、受封爵位以后，也不停止读书。道光年间，惠亲王将近四十岁，同时掌管职务，公务办完后仍照常读书。咸丰五年，恭亲王刚解除军机处职务，仍然到上书房读书。因此我朝各王，都能通晓文书，风度高雅而端庄凝重，实在是长期积学、功夫深厚的结果，有些地方不是贫寒士人所能达到的。皇子年幼入学读书时，与师傅同席相向而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着读一句；这样反复读熟后，再读一百遍，又同前四天所学的书一起读一百遍。凡是在六天以前学过的书，称为熟书。大约每隔五天复习一次，周而复始，从不间断，这确实不是普通士大夫之家能够做到的。每天的功课是：入学后先学两句蒙古语，拉开竹板弓数次，读两刻钟清文；从卯正末刻开始读汉书，到申初二刻放学。放学后吃晚饭，饭后射箭。每天早晨都要到皇帝、皇太后和皇后宫中请安，长期如此。只有元旦、端阳、中秋、万寿、自寿共放假五天，其余日子即使除夕也不停课。据《梦余录·文华傍室一编》记载，明朝末年太子出阁读书，讲官把经书放在案上，讲官读一句，太子照读一句，有时五遍，有时十遍；大体上是重诵读而轻讲解，所以官衔次序把“读”列在“讲”之前，但通常都称为讲官。这是前朝授读的方法，远不如本朝诵读得勤。据说，教授清文的人称为塞傅（清语，意思是老师）；教授弓马和蒙古语的人称为谙达（清语，解释为保傅）。又谨慎考察同治初年弘德殿启迪圣学的制度：皇帝面对读书案，面向南正坐，师傅在书案旁共同坐着，这与教授皇子读书的仪式略有不同。◎祭马神　如今满洲的祭祀中，有祭祀马祖的仪式：有的刻木为马，连接起来悬挂在祭祀场所；有的设置神像来祭祀。据《周官》记载，春天祭马祖，夏天祭先牧，秋天祭马社，冬天祭马步。前朝洪武二年下诏祭祀马祖，也都是这一礼制。◎用数字取名　八旗幼童喜欢用数字取名，如七十二、八十三等名字，大多取自祖父母的年龄，借此祝愿长寿。《洪武自叙世德碑》说：本宗出自金陵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乡，世代以务农和养蚕为业。五世祖仲八公娶陈氏，生三个儿子：长子六二公，次子十二公，幼子百六公，这就是高祖考。高祖考娶胡氏，生两个儿子：长子四五公，次子就是曾祖考四九公。四九公娶侯氏，生子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共四人。初一公娶王氏，生两个儿子：长子五一公，次子就是先考，名讳世珍，等等。据此可见，当时就是用数字取名，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理事同知也任用汉军人　直省有旗兵驻防的地方，都设置将军或副都统、城守尉统辖；又一定设置理事同知、通判来治理，凡是诉讼案件都归他们管辖，旗人与民人的交涉案件，则由理事同知、通判会同有关官员审理拟定。过去在京察中一等的满洲、蒙古笔帖式中，登记姓名后推选补缺，任期满后升任员外郎。至于汉军笔帖式，则不参与此事。考察《八旗通志》记载，漕运总督郎廷枢是汉军镶黄旗人，由荫生补任江宁理事同知，升任▯南顺宁知府，继而升任总督，谥号温勤。这说明从前汉军人也可以担任理事同知、通判，而且可以外放升任知府，不必转任部曹。◎军营中的马　平常盗窃马匹，罪行很轻；在军营中盗窃马匹，罪可至死刑。这是因为行军作战时，人把马看作性命，所以把罪罚得这样重，普通百姓都不知道。咸丰五年春，僧亲王的军队驻扎在山东茌平县冯官屯。当时我以惠州通判的身份奏请留在山东军营，被委任掌管营务，并兼任总行营发审案牍。两营士兵的马常常挣脱缰绳逃跑，啃食田里的庄稼。村民无知，往往把马拘禁捆绑起来，甚至杀来煮食。士兵以盗马罪控告百姓，百姓以放马践踏庄稼罪控告士兵，其实都是诬告。但由于拘泥于成例案件，稍有偏袒哪一方，就都会成为重罪。我从中调解劝导，费尽口舌。而士兵、百姓愚昧不明，不但不感激，反而各自怨恨，认为处理不公。我只略微表示要鞭打他们，便笑着把他们遣走。按康熙三年四月所定条例，公爵以下、副都统以上的官员，出征临阵交战时坠马，如果有人把马给他骑，赏银一百两；参领以下赏银六十两；普通人赏银二十两。国家爱护、供养有功劳之人的恩典，从这里可以看出；军队中依靠马匹的作用，也更可以明白。因此军中盗马的条例极其严厉，确实是有道理的。

译按践踏庄稼而不赔偿的说法，见于《礼经》；何况是在军队行动期间，既不能助长士兵的骄横，也不能助长百姓的蛮横。后世不遵守古训，却把小说中曹操因践踏庄稼而自我处罚的故事当作美谈，岂不是荒谬吗？◎太牢　如今人们通常把牛称为太牢，把羊称为少牢，大概源自《管子》的说法；我私下对此颇为怀疑。《说文》说，“牢”是圈养牛羊的圈舍，并不是牛羊的名称。因此狴犴也称为牢，是把狱中的囚犯比作将要受刑的牲畜。《周礼·天官·小宰》的注说：“牛、羊、豕三牲齐备，称为一牢。”由此可知，牢是盛放牲畜祭品的器具。所以谈到夫妇时说“共牢而食”，意思是共同寝食，并不是说共同吃一头牛。《史记·平准书》说：“盐官与牢盆。”注释说：古人把粮仓叫作牢盆，煮盐的盆也叫牢盆。乐彦说，牢就是盆的名称，这个意义更加清楚。古人宴请贵客一定要具备太牢，似乎就像今天宴客有“三大件”“五大件”这样的名称；否则每次进食都要备牛肉，也很不合情理。太牢就是大簋，所以用来盛牛肉；羊肉切块较少，器具也较小，所以称为少牢，就像今天盛菜有时用冰盘、海碗，有时用七寸盘、小海碗、大碗一样。因此所谓太牢、少牢，绝不是指牛、羊本身。据说汉光武帝丙申十二年，用中牢祭祀蜀地士人谯玄；如今很少有人使用“中牢”这个说法。◎习气不除，利害各异　文端相国鄂尔泰在雍正、乾隆年间功业最盛。当时掌握政权的满洲大臣很少有科举出身的，只有文端是举人出身，因此文襄相国舒赫德上疏请求改制考试、不再采用八股文时，他独自坚持不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自以为技艺高强罢了。他又喜欢胡中藻的时文，说胡中藻是昌黎以后第一人，多次加以荐举，使他官至卿贰。鄂尔泰去世不久，胡中藻降任光禄寺卿；他把怨恨、狂妄和悖逆写进诗歌，刊刻成集，被人上奏弹劾。皇帝亲笔摘出其中悖乱的诗句，编成一册，判处死刑。鄂尔泰的侄子巡抚鄂昌，因为与胡中藻唱和诗词，也受到牵连下狱。这确实是没有革除旧习气所造成的祸害。康熙年间，相国明珠年纪很轻就位列三公，权势地位极盛；后人不大指责他，是因为他的儿子性德年少便在词林中有声望，招纳名士，文章、诗酒和书法都很出色，与宋臣张魏公能够得到南轩称誉的情形相似。由此可知，习气有幸运和不幸之分，也要看所取用的人是高雅还是庸俗、真实还是虚伪。据考，鄂文端的子侄中，通过八股文应进士科而进入翰林的有五六人，最著名的是总督鄂容安以及翰林鄂敏、鄂伦。他不肯改变八股文制度，当然免不了有意自我夸耀、以己胜人的意味。◎打尖　如今人们出行，在中午投宿店中吃饭，称为“打尖”。大家都不明白这个词的意义，有人说是因为中途住宿之间，误把“间”写成了“尖”。谨慎考察《翠华巡幸》，其中把中途休息进餐称为“中火”。又见宋元人的小说，把途中吃饭称为“打火”。因此是由于“火”字而误写成“尖”字。◎▯此、璺、醭　京师人把用脚蹬着物体登上去叫作“▯此”。据《吴都赋》，其中有“抗足以▯此之”的说法，可见古人已经这样说了。瓷器、石器等器皿破裂但尚未完全分开，裂纹清楚可见，称为“璺”。《字典》说，这是器物破裂而尚未分离。白香山诗中有“雨后山容璺”，已经使用了这个字。酒、醋败坏而生出白色物质，南方称为“生毛”，京师称为“生白醭”。考察“醭”字，读普卜切，意思是酒中生出白膜。◎马台石　京师显贵世家的门外，放置两块石头，形状像叠放的几案，称为马台石，又称上马石。据《周礼·夏官·司马·隶仆》记载：“王出行时，清洗乘石。”注释说：“乘石是王登车所踏的石头。”可见这种东西由来已久。◎揲杯　广东土人向庙社祈祷，有一种掷揲杯的方法：用竹根制成冬笋的形状，从中间剖开。每次祈祷时，像北方风俗中求签那样跪地祷告，随后随手掷下；一仰一覆称为圣杯，两面向上称为平，两面向下称为凶。宋太祖未显达时，曾经喝醉后进入南京高辛庙，见香案上有竹制杯▯，便取来占卜自己的官位。按照从小校到节度使的次序逐一投掷，结果都没有应验；他忽然说：“难道越过这个官位就是天子吗？”一掷便得到圣▯。晏元献任留守时题写庙诗说：“庚庚大横兆，謦▯如有闻”，大概就是记载这件事。此事《宋史》本纪没有记载，只见于《石林燕语》。又据《金史》，海陵王初次经过良乡县料石冈神祠时，拿着杯▯交祷告说：“如果我有天命，就应当得到吉卜。”投掷后得到吉兆。他又说：“如果卜辞果真如此，将来应当有所验证；否则我就毁掉你的祠宇。”再次投掷，仍得到吉兆。因此在贞元元年封料石冈神为灵应王。考察这两件事，可见掷揲杯的方法从前并不只盛行于岭南。◎太平鼓　京师在正月、腊月两个月里，有敲打太平鼓的游戏：把驴皮、羊皮蒙在铁圈上，做成圆扇的样式，柄端另有一个大圈，贯穿铁环，随着敲击一边摇动，发出铮铮的嘈杂声，十分乏味。起初只见儿童嬉戏，后来无赖之徒在上元灯市中成百上千聚集，胡乱敲打喧闹，借机作奸犯科，用鼓声来掩盖。道光初年才有禁令。按程大昌《演繁露》说：“湖州的地方习俗，每年十二月，家家多设置鼓乱敲，昼夜不停，一直到第二年正月十五才停止，叫作‘打耗’，说是为了警戒驱除鬼祟，等等。”我认为这应当就是太平鼓泛滥的起源。“科班”是指菊部子弟中从小由教师教习而成的人。京师唱旦角的人说起自己拜师学艺的年份，也称为某科。同科的人便按兄弟次序相称；晚一科的，就按辈分论先后，没有人敢违背礼数，这也很可笑。考察宋代，官妓称为“出科”，私妓称为“不出科”，可见以卑贱身份窃取士大夫名号的情况由来已久。京师有出售“取灯”的商人，这个名称很雅致。他们把芝麻秸削成细枝，在顶端涂上硫磺，遇到火就燃烧，用来引燃蜡烛。《辍耕录》说：杭州人把松木削成小片，薄得像纸，在木片顶端约一分处熔化硫磺涂上，称为“发烛”，又称“▯儿”。大概是用来引火以及代替蜡烛的。史书记载，周建德六年，齐国贫穷的后妃以制作发烛为业，难道就是杭州人所制的这种东西吗？陶谷《清异录》又称它为“引火奴”，又名“火寸”，都是这种物品。

译考察现在海外传来的洋取灯，大致也是这种制法；不过不必用火来引燃，只要在粗木或砂布上划一下就会燃烧，更加简便。京师人曾用麋、麈的角，或象牙、骆驼骨，制成牛角形状，长两寸多，系在腰间，是绾佩、削火镰一类的东西，过去没有固定名称。考察这种物品的历史非常古老。《诗经·卫风》说：“芄兰的枝条，童子佩戴着▯。” 传文说：“▯是用来解开绳结的。” 《正义》引《内则》说：“左边佩戴小▯，右边佩戴大▯。”注释说：“▯的形状像锥子，用象骨制成，是可以用来解结的。”这应当就是现在所说的这种物品。京师把接生婆叫作“老娘”，实在很不合适。考察《辍耕录》说：“‘娘’字起初并不是对妇女的尊称，世人把稳婆叫作老娘。”如此看来，这种称呼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古代称天子为“陛下”，青宫诸王为“殿下”，对贵官和长者称“阁下”，朋友之间互称“足下”。国初平民之间互称，虽然已经逐渐有了“阁下”的称呼，但在书信中仍然称“足下”。近几十年来，大家都认为称“足下”不够恭敬，以至于小商贩和差役士卒的书信，也都互称“阁下”，实在可笑。考察战国时，苏代给燕昭王写信、乐毅答复燕惠王、苏厉给赵惠文王写信，都称对方为“足下”。又如苏秦对燕易王说话，范雎拜见秦昭王，苏代对齐▯王说话，赵郝回答赵孝成王，《汉书·文帝纪》中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武等拜了两拜说“大王足下”等。这说明当时臣下可以用“足下”称呼君主，如今在书信中反而不能用来称呼朋友了。外省道、府、丞、州、县各级官职，用“冲、繁、疲、难”四字来区分事务的简要程度。兼有四字的是最重要的缺，三字的是要缺，二字的是中缺，一字以及无字的是简缺，这是固定的规则。外省大吏又把全省州县的各类缺，略分繁简，再根据其肥瘠，分定为上、中、下三等共九级，作为捐摊经费的依据，以便均衡各地负担，却不知道这种做法从何时开始。考察《唐书》，肃宗乾元二年规定，州县员外官，上州不得超过五人，中州不得超过四人，下州不得超过三人；上县不得超过一人。又把县令分为七等：一是赤县，即京都所辖之县；二是畿县，即京城附近的县；三是望县，满四千户；四是紧县，三千户以上；五是上县，千户以上；六是中县，不满千户；七是下县，五百户以下。凡是民政、劝课、农桑、赋役、钱粮、赈济、给纳、户口等事务，都由他们掌管。可见上、中、下州县之名，由来已经很久了。过去我任莒州知州时，那里是无字的简缺，却列在第五等的中缺之中。州境北面与青州所属的诸城、安丘两县相邻，南面与江南赣榆县相邻，东面到日照，西面到沂水、兰山，方圆八百多里；从北到南，不走五天不能走完，却被定为简缺，这确实是古今情形不同。考察山东州县，有的辖境还不到百里，大概当时划分疆界，必定以赋税数额为标准，并不以土地大小为准。《易知录》引师古注释《霍光传》说：“古代房屋高大，就通称为殿，并不只是天子的宫殿。《黄霸传》说：丞相请求与中二千石、博士共同审问各郡国上计的长吏、守、丞，把替百姓兴利除害的人列为一等，先上殿。师古说：殿，就是丞相所坐的屋子。《董贤传》说：在北阙下为董贤建造大宅，有重重殿宇，四面通开。《三国志·张辽传》说：为他建造宅第，又特意为张辽的母亲修建殿堂。可见人臣也可以称殿。”我认为，如今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入八分镇国公的府邸中，都有正殿。汉魏时期，三公、丞相权势最重，或许也如同今天的王公；并不是普通人家的高屋大厦都可以称为殿宇。谨按，宫殿这两个名称，意义略有区别。凡是堂皇的正屋，可以用来宴饮、朝见的，称为“殿”，如同普通人家的厅堂。凡是戒备森严、深邃隐秘，可以用来居住、召见对答的，称为“宫”，如同普通人家的房屋。因此后宫不用“殿”这个名称，就是这个原因。

译京师把乳母称为“奶子”“奶妈”，文雅一点称为“奶姥”“奶娘”，国语称为“▯磨▯磨”。东安门外灯市口南面有一条胡同叫奶子府，现在惠亲王府就在这里。相传这里是明末客氏的宅第，所以把她的宅弄称为奶子府。据《梦余录》记载，奶子房就在这里。现在人们把牛乳也叫作牛奶，直接把“奶”字当作“乳”字使用，这种用法由来已久。可是查字典，却没有“奶”字，只有“奶”“乳”两个字，音都读作“乃”，解释为母、乳，似乎这就是今天“奶”字的来源。考察钟鼎文字，{乃干}读作乃，意思是乳。把乳叫作奶，或许就是由此而来。后来既把{乃干}误作乃，又误加了女旁。这种说法在梁山舟《频罗庵遗集》第十四卷《直语补证部》中也可以见到。《梦余录》还详细记载了明末内廷乳母的事情，其中“礼仪房奶口”一条说：东安门外稍北有礼仪房，是挑选、豢养奶口以等待内廷召用的地方，俗称奶子府。这里有司礼监提督太监、掌房、贴房，都由锦衣卫指挥担任。每季挑选奶口四十名，养在其中，称为“坐季奶口”。另外挑选八十名，登记在官府名册中，称为“点卯奶口”；如果坐季奶口中有人因故不能任用，就用她们补充。选期之前，宛平、大兴两县以及各衙门广泛寻找军民家中有丈夫的妇女，年龄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丈夫健在，容貌端正，第三胎所生的男孩或女孩刚满三个月，才可以应选。还命稳婆验看，确认没有隐疾，具结后送来，等司礼监请旨，再派内官会同选定。每人每天供给米八合、肉四两，由光禄寺支领。每年轮换日用杂物，每季的煤炭和杂器，由两县招募商人办理运送。每逢内廷宣召，就从中选一人，换上高髻、新衣和宫妆进宫。崇祯十六年五月，司礼监王德化上本说，奶口按例有固定名额，按季选拔，季终退换。所以从军籍中征取的，就由锦衣等二十八卫负责；根据地方大小确定人数，人数从一百二十口到二十口不等。每逢选期，谨慎选择生男、生女的各二十口，并把所哺乳的婴儿留在房中抚养，以备一季取用。皇上尚未使用的，就立即疏散放出，这是旧例。现在应当把生男、生女的奶口各以十五口为定额，稍微符合体恤之意。至于里甲的勒索、佥报的骚扰，属于地方官府的事务，应当严加申令禁止。按照旧例，民间妇女不得进入禁中；即使是已经承受皇恩、取得名号的宫女，她们的母亲如果没有得到圣旨，也不能入内，只有三类老妇有时可以进入。一类是奶婆，即由两县和各衙门选送到礼仪房、作为坐季奶口的人。如果内廷将有生育喜事，就先设置月子房，传令预先选人，于是有几个人在内直房等候。皇后生男，就用乳女；生女，就用乳男。起初也要分别试用，等一个多月后才留下一个。一类是医婆，选取精通医方脉理的人；宫中有旨时，各衙门便选送给司礼监，会同选定，登记入册，等待诏用。入选的妇女大多以此为荣耀。一类是稳婆，即从民间接生婆中预先选取、登记在官府名册上的人，只供内府使用。又如选宫女时，用她们辨别美丑和是否合格；选奶口时，按例分别评定等级，查看乳汁厚薄以及有无隐疾。内廷有喜事，就在事先召集熟悉此事的人轮流值宿，每天等候服侍，事情结束才停止。各种婆子中，一旦被传召，就梳高髻、穿彩衣，打扮得像宫妆，以此区别于同辈，民间也因此信任她们而加以聘用。医婆、稳婆事情办完都可以出宫；只有奶口一旦被留下使用，便终身没有再出宫的道理，她们得到的待遇大概特别优厚。崇祯辛巳年，命令给皇子哺乳到七岁便放出宫去。明代制度通常封乳母为夫人；永乐年间的保母贤顺夫人冯氏，她的丈夫王忠被追赠右都督，谥号恭靖。洪熙年间的卫圣夫人杨氏，她的丈夫蒋廷封被追封为保昌伯，谥号庄靖。这种做法到了凉薄的地步。至于天启年间的奉圣夫人客氏，她的子弟屡次升任都督，客氏的党羽又与逆贤相勾结，几乎危及国家社稷。八旗护军统领，官阶为二品，往往由旗缺侍郎兼任；升任尚书后就不再兼任。满语称为“纛章京”，与前锋统领所称“噶拉谙班”不同（按：“噶拉”解释为“翼”，“谙班”解释为“大臣”；“纛”字满语读如“推”，“章京”读如“占伊”）。从前内务府护军营只有参领，没有统领，仍归外三旗统辖。雍正元年，总管内务府事庄亲王允禄等上奏说，顺贞门是内廷禁近之地，请把旗属护军更换为内府护军看守，并在内府三旗中每旗补设统领一员，定为三品，皇帝下诏同意。这就是内外护军统领品级不同的起源。禁门两旁都排列着两根朱红色木棍，长三尺多，周长六七寸，上圆下方，俗称“榔头”（宗室宅第都有）。满语称为“穆克申”。谨按，天命五年六月，命令在门外竖立两根木头；有想要申诉的人，就把事情写下来挂在木头上，守门者查看事情始末后加以审问。这样看来，这种木棍是接纳言论的标志，并不是防御外敌的器械。考察禁门负责启闭、稽查出入：太和门使用亲军营，顺贞门及内廷各门使用内府护军营，紫禁城以内使用上三旗护军营，皇城及外栅门使用五旗护军营。各门排列木棍的地方，都有两名护军席地盘腿而坐，轮流守卫；即使王公大臣出入，他们也不起立。只有祝版、实录、玉牒以及百官望阙谢恩时，鸿胪寺预先唱呼“穆克申起立”，他们才起身。这种制度就是如此严谨。考察《梦余录》说，洪武年间通政使司门下有一块红牌，上面写着“奏事使”。当时担心下情不能上达，持这块牌子可以直接进入，内府守卫等官员不敢阻拦，也是这个意思。

译现在太常寺的赞礼郎，专门任用满洲、蒙古人。由举贡、生员、监生、官学生中选取的，经过京察评为卓异后，内外都可以任用；由武职中的领催、马甲、护军选充的，只能留在京职任用。沿着这一官阶升到卿相的人确实有过。考察赞礼郎就是古代的太常博士，原本地位极为尊贵。两汉时期，国家有重大政事，交给丞相、九卿商议时，必定会涉及博士；例如公卿将相列名请求废黜昌邑王，奏章中一定说“敞等谨与博士议”等。这样的重大事情，没有博士发言就不能施行，可见他们的地位十分重要。宋代称为太祝，都由宰相的门生故吏担任。唐宋时期，大臣议定谥号，也都出自博士之议，他们的尊贵又可以想见。明初也让有文学才能的人以及乙科初选的官员担任，后来竟让道士充任，实在是很大的失误。本朝任用赞礼郎虽然仍然重视，却又按出身区分，分别任用于内外，可以说是恰当了。现在有人嫉妒赞礼郎升迁迅速、任职容易，动不动就说：“寒窗苦读十年，也比不上叫一声喊。”然而他们在面对君主时必须恭敬严肃，进退要有法度，天颜近在咫尺，举止却要从容；如果没有深厚的涵养，就一定会急躁轻忽、失仪跌倒。文王按照法度选取人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太常寺除赞礼郎之外，又有满、汉博士各一员，汉军博士一员，他们的职务与寺丞、典簿相同。又考察明朝末年宣读诏书等事务，都使用通政司参议，必定选择相貌端正、声音清亮的人授官，这与现在选任赞礼郎相同。八旗有丧事的人家，要在门外设置“丹▯”，长达一寻或一丈；身份尊贵的，用织金朱锦制作，等级较低的也用朱色的缯帛制作，再用▯锦装饰。（男子之丧设在左边，女子之丧设在右边。）这种礼制非常古老。《檀弓》记载孔子去世时，“绸练设▯”。疏解说：“把旗竿包裹起来，在竿头用素锦设置长一寻的▯，这是夏代的礼制。”又说：“用彩色做成大牙，形状高隆，称为崇牙。”《世说》写作“了”字的说法也说：用白布缠绕棺材，竖立丹▯。由此可知，丹▯的制度到魏晋时期仍然实行，并不只是殷代的礼制。考察锦制▯的颜色，只有列圣举行大事时使用黄锦；其余品官都使用朱锦。八旗旧俗，父母下葬以后，要把他们遗留下来的衣饰、玩物，分送给生前所喜爱的人，表亲、姻亲和知交都包括在内，称为“分遗念”。丧日收到的祭幛、▯▯、糕点筵席，也分送给帮助办理丧事、完成成服礼的亲戚族人。现在只把饽饽分给亲族，不再分送祭幛了。考察《檀弓》，子柳的母亲去世，“下葬以后，子硕想用剩余的赙布置办祭器，子柳说：‘不可以。我听说，君子不把丧事办成私家之事，应当把这些东西分给贫穷的兄弟。’”等等，这就是我们风俗中分散祭帛的礼制。八旗妇女在刚出嫁以及岁时喜庆之际，父母兄弟送来的饮食等礼物，一定都先献给舅姑。舅姑再把礼物赐还给她，她才敢接受；接受后又一定分给弟妇、妯娌，不能据为己有。考察《内则》说：“妇女如果有人赐给她饮食、衣服、布帛、佩蜕、ぇ兰，就接受后献给舅姑。舅姑接受它，她就高兴，好像刚刚得到赏赐一样。如果舅姑反过来赐给她，她要推辞；如果舅姑不答应，她就像再次得到赏赐一样接受。”说的就是这种礼制。京师最重视丧礼。平民出丧时，都可以专道而行，路上遇到王公贵官的车马也不必避让。贵官有时停下车轿等候过去，有时避到甬路旁边驱车通过。考察《礼经》说：“士人丧礼中有三项与天子相同：整夜点燃火炬，以及用人抬棺，还可以专道而行。”由此可知，古代遗风仍然保存着的，就是京师的丧礼。考察京师的丧舆，有的由八十名、六十四名、四十八名、三十二名或十六名轿夫抬，分别根据死者的身份和家产情况而定。轿夫多的称为“大▯贡”，少的称为“小▯贡”。两具▯贡在路上相遇，大▯贡停下来，让小▯贡先走，不敢争路。如果两具▯贡的轿夫人数相同，就彼此躲避、互相谦让，然后并行。这虽然是礼数超过实际情分，却不因富贵而压过乡里亲族，未尝不是一种美德。京师有丧事的人家，在出殡前一夜全家不睡，称为“伴宿”，俗称“坐夜”，这就是古人整夜点燃火炬的礼制。八旗的风俗是，棺材停在堂中，用围幕覆盖，形制像房屋，称为“坐罩”，就是《礼记》所说的帷幕。出殡在路上时，也有用罩覆盖棺材的，就是《礼记》所说的▯青，传文说“用素锦做成屋子载着棺材行走”。疏解说：▯青是载运灵柩的车，车上覆盖并装饰得像宫室；衤炎是四周垂下的部分。现在称为忄詹。汉军御史也可以不按科目出身的定例选用。满洲、蒙古人可以由部郎改授给事中、御史等官，不必专门使用科目出身的人；凡是廉洁能干、有才具的人，都可以推荐任用。至于外八旗的汉军人，补任汉缺以后，必须像汉人的荫生、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那样，才允许考选任用。按从前的豫东总督田文镜，是汉军正黄旗人，起初以监生身份任福建长乐县丞，逐步升为知州，后被擢升为员外郎，再升为郎中，康熙五十八年改授御史。可见从前的汉军御史，也不一定全都出身科目。本朝没有脱鞋的制度，因此京师人的靴底最为洁净，即使盘腿坐着，也不会弄脏衣服和席褥。南方人不太在意靴鞋，大概是因为古人坐下时一定把膝盖屈在身后，所以才有脱鞋的制度。如今只有朝鲜国以及西域回部还保留这种礼俗。《礼记》说：“陪侍长者时，鞋不能穿上堂。脱鞋时不敢正对台阶；穿鞋时，要跪下把鞋拿起来，放在旁边。”注释说：鞋是卑贱之物，空鞋不敢陈列在尊者身旁。长者在堂上时，就在台阶下脱鞋；长者在室内时，则上堂但不进入室内。因此古人讲学的庭院中，门外常常摆满鞋子。汉魏以后，朝会和祭祀时都赤脚脱鞋，只有萧何曾因获特许而佩剑穿鞋上殿。历代举行南郊礼时，皇帝在南阶脱鞋，登堂入庙时脱鞋，登殿时也脱鞋。《梦余录》说，明朝末年，郊祀和宗庙礼仪的议论中提到，前朝有一天，有司用席子铺地，在坛东南门外设置御幕。祭祀当天，大驾来到祭坛，进入幕次，脱鞋登坛。执事和陪祀官也都在外面的幕次脱鞋，登坛后赤脚脱鞋就位。又考察古代妇女朝见中宫时，也要赤脚脱鞋，并且铺设席子作为脱鞋的地方。由此可见，男女朝见和祭祀时不赤脚脱鞋，是从本朝才开始的。

译按《日知录》的说法，古人的这种鞋，大抵是用皮制成的。《春秋左氏传》的注释说：古代臣子拜见君主时要脱鞋。又说：吴国的贺邵仪容美好，平时坐着常穿这种鞋，很少让人看见他的脚。这说明古人不只是脱鞋，而且还赤脚。如今南方人虽然喜欢赤脚，却绝没有穿着盛装脱鞋的礼俗。以前我读《琉球记事》，知道那里的人戴冠穿衣、设宴聚会时，也都赤脚拖鞋，实在觉得鄙陋。由此看来，中国最初大概也是这样。这种鞋的“▯蔑”字偏旁从“革”，所说的用皮制成，确实很接近。天下学校中，满洲、汉军八旗以及各直省州县所取的生员，都有规定的名额。满洲、蒙古每次共取生员六十名，汉军取三十名；顺天府学二十五名，大兴二十五名，宛平二十五名。各直省的大学校也取中二十五名，小学校逐级减少到十名，分别按照当地文风的盛衰来确定。凡是享受廪膳的廪生，名额也一样。考察这种制度，是依据明朝末年的办法；但明初说某学校取士若干名，是说一个县中只有这个数额，并不是每次考试都取这么多人。后来增加名额，称为增广生；又增加名额，称为附学生，意思是附属于学校，不再由学校供给廪禄。到了明朝中期，附学生逐渐增多，天下共有一万多人，当时议论的人已经嫌它泛滥，谁知沿袭至今，全国的生员又哪里只是十万人呢？先民说过，在学校读书的人越多，进身求取功名的途径就越卑陋。刚刚取得一个生员资格，便以为富贵功名可以很快得到；饮食、衣冠、起居、仆从，立即就同农民和工匠不同了。但游手好闲、坐享其成，钱财从哪里来？因此便向县衙长揖不拜，凭借关系插手公事；一旦达到目的，众人便群起仿效。如果违背他们的意愿，他们就会聚众喧闹反过来攻击，抗拒缴粮、唆使诉讼等事情的由来，并不是偶然的。必须扩大他们登进的途径，减少学校名额，这样或许可以使选拔更加严格精确，混杂充数的人逐渐减少；再开辟培养生员的途径，人们自然会更加珍惜这一资格。《梦余录》记载崇祯皇帝的谕旨说：“祖制设置科举选取士人，专门是为了实现治理、求取贤才。近来士人的风气日益偷惰，贡举制度失当，人才越来越少。朕思考，士子读书求取仕进，是人才的根本源头，必须首先重视德行，勉励学习，砥砺品行。如果平生果真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廉洁谦让，那么将来做官时自然不会欺骗贪污，而会尽忠竭节，何必专门在文艺上用功呢？据《会典》和提学敕书，其中明确记载，应当敦厚崇尚品行义理，以此振作衰颓的风俗，不应专门评论文章优劣；近来却完全没有实行。士子从小时进入私塾，直到参加考试、考中科举，所怀的志向只是富贵和温饱。士风和吏治，怎么能不日益趋于卑下呢？”这篇谕旨很长，这里只节录大意，也可以由此知道，明朝末年士人的风气和学校教育已经衰败到这种程度。历来，职官死在任所的，灵柩运回原籍，途中经过州县城池，都准许通行；到达原籍那天，也准许入城办理丧事，死在任所之外的人不在此例。至于省会城垣，若不是有勋绩的大臣或阵亡官员，向来不能入城，这同外地州县略有区别；凡获准入城治丧的，都称为“遵例入城”。帝城尊严，凡遇到获赐谥号的大臣、阵亡的将帅，必须奉有皇帝诏旨，才准许入城办理丧事。礼臣中主持议论此事的人，也不能自行决定，所以当时人们把入城治丧的典礼看得比获得谥号还荣耀。我私下考察《八旗孝义传》，康熙三十一年，内务府慎刑司郎中鄂素死于通州抽分监督任所，特别降下谕旨，命人护送灵柩入城，回到府第办理丧事。当时他年仅四十一岁，大概是朝廷储备人才而尚未最终得到重用，因此圣恩浩荡，不拘常规；这也是二百年来低品级臣子的非同寻常的荣遇，此后没有听说还有人得到同样待遇。按鄂素是内务府正黄旗人，完颜氏，金朝宗室的后裔。他的父亲阿什坦，见于《儒林传》。他的儿子留保，获赐进士出身，由庶吉士做到尚书；他的兄长和素也是当时的名臣，这些人各自都有传记。东河总督完颜伟、南河总督麟庆、现任成都将军的署四川总督崇实、现任督师兵部侍郎的前署直隶总督崇厚，都是他的族裔，确实是内府文学世家中最显赫的一支，更加足以证明孝义能够绵延并启发后代，正是如此。本朝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开始开设八旗汉军武进士科；雍正元年癸卯，开始开设满洲、蒙古武进士科。由武科出身而历任文臣的，确实有这样的人。朱伦瀚，汉军正红旗人，中癸巳武进士，任浙江粮储道，官至都统，精于绘画，是风雅的君子。徐湛恩，汉军镶红旗人，康熙乙未武进士，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偏武，汉军镶白旗包衣人，中康熙戊戌武进士，任整仪尉，改授知县。佟泌年，汉军镶红旗人，中雍正癸卯武进士，改任知县。萨哈布，满洲正黄旗人，中雍正甲辰武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窦启瑛，汉军正白旗人，由康熙甲午科武举出身，中乙未科文进士。殷德布，满洲镶白旗人，雍正癸卯武举，任工部主事。崇纶，内务府人，出身武举，由笔帖式逐步升任六卿，官至理藩院尚书。按满洲、蒙古武进士科，在雍正癸丑以后曾经停止，后来又恢复举行，这些情况都见于《八旗通志》初集《科举表》。

译龙兴之初，满洲、蒙古各部的贝勒、贝子、屯长、堡长率领部众归附的，编入佐领，仍让他们统领原属部众。其中固然有族亲，也有臣仆；自从隶属于旗籍以来，各自建立功勋，所以他们的官爵常常有比部落首领的子孙更显赫的。博尔济吉特一族是元朝嫡系，民间传说博尔吉特氏、博济特氏都是属下人，这种说法很不可信。考察《八旗姓氏谱》，其中列有博尔济吉特氏，是满洲旗分内的蒙古姓氏，这确实是元人的后代；博济特氏则是满洲旧姓，显然是两个族姓，并不是同一部落的后裔。又据《通志·名臣传》记载：穆和林，正蓝旗满洲人，姓博济特氏，世代居住在乌鲁特地方。他的祖先索诺木原本是乌鲁特贝勒，率领众人归附，被授予二等昂班章京世职。传到穆赫林时，承袭祖职，晋升为三等伯，官至副都统、议政大臣等。由此可见，博济特一族不但不是博尔济吉特氏的属下人，而且原本还是贝勒君长的孙辈，本来就有自己的身份，怎么可能再属于别人呢？这种相互沿袭的错误，不可不知道。此外，像瓜尔佳氏、富察氏等姓氏，散居在各部的，也有不少把旁支误称为正族属下人的情况。读一读《八旗姓氏族谱》，就可以豁然明白。至于各姓属下人的源流，如果不在本旗的旧册中考察核实，就不能完全了解。满洲姓氏分居各地的，在姓氏前面必定冠以地名，就像汉人的姓氏关联郡名一样。凡是他们的属下人丁，同居于一个部落，当然会使用同一个地名；怎么可以把其他部落中同姓的小族错误地指认为属下人呢？清朝初年，公、侯、伯都没有名号，只分为超等、一等、二等、三等。雍正元年下谕说：“本朝封王的人，都选用美善的字作为名号；但公爵只分等第，还没有封号用字。朕想考察他们当年的功勋，赐给美好的名号，追加为某某公。”于是遵旨恭敬拟定，经皇帝钦定后，赐予美名，分别为：褒绩公、忠达公、奉义公、超武公、雄勇公、果毅公、信勇公、建烈公、勇勤公、英诚公。乾隆十四年奉旨将侯爵、伯爵一律赐予美号，于是有奉义侯、恭诚侯、顺勤侯、顺义侯、昭武侯、延恩侯、敦惠伯、翼烈伯、宣义伯、昭毅伯、威靖伯、襄勤伯、诚毅伯、昭信伯、懋烈伯、诚武伯、勤宣伯。镇国公、辅国公，都是宗室因恩典受封的通称。承恩公、承恩侯，从前也有因功受封的，后来确定为外戚推恩封爵的固定名称。诚嘉义勇公、诚谋英勇公、忠锐嘉勇公、武毅谋勇公这几个四字爵号，都是雍正年以后封授的爵位；有的是建立了战功奇勋，有的是在原有公爵的基础上再次取得军功，因而层层加封。八旗婚姻的礼俗是，订婚以后，先确定迎娶日期，再择吉日举行插戴礼。到了这一天，预先扶着新娘端坐在榻上，夫家的尊长，如婆母、诸位叔母、诸位嫂子等，前往女家，亲手把首饰、珠玉簪戴在新娘头上。簪戴完毕，夫家的父兄、姻亲、亲友带着新郎进入内室，拜见岳父、岳母，并依次拜见妻子的亲属，这叫“放大定”，又叫“放插戴”。按《东京梦华录》说，若要相看媳妇，男家亲属或婆婆到女家看中之后，就把钗子插在女子的冠中，称为“插钗子”。可见古人早已有这种做法。节录《日知录》中关于科举制度的旧事。进士科到了本朝，成为入仕最便捷的途径。考中的人夸耀自负，傲视他人，以为除了八股文之外没有文章，除了进士之外没有人才；鄙视它的人则专门挑毛病、找缺点，把它看得像泥土草芥一样，这两种态度都失去了正确的看法。有人说：前明四等生员被贬为典史，尚且认为是耻辱，为什么今天的生员，想得到一斗一升的微薄俸禄，却像要拾取百级台阶一样困难？这种说法不知从哪里开始，听到的人也没有谁敢辩驳。大概明朝末年的廪生，第四等被降为典史，增生被降为平民；也许是因为典吏而误说成典史吧？否则，难道进士只授推官、知县、评事、博士、中书行人等官，生员却敢把得到一项官职视为耻辱吗？宋朝末年，进士最初授官也不过是县丞、县尉。唐朝进士参加吏部考试没有通过，仍然只是平民，想求得县丞、县尉之职也未必能够。如今全国动荡，执政者应当赶快搜罗英俊人才，以安定王室，不要再拘泥于只使用正途出身的人。要知道刘表兴办学校、制作雅乐，并不是没有好处，史官为什么还讥讽他呢？是讥讽他所做的事情并非当务之急，而且不明白时务。学校尚且不值得过分看重，何况如今的八股文呢？因此选取《日知录》中的几条来作证明。第一条：生员，也就是所谓官员，因为有规定的名额，所以称为“员”。明初的各地生员，没有不由学校供给廪食的。《会典》说，洪武初年，规定京城府学六十人，外地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天领取廪膳；允许从民间选取补充，并且免除本人以及两名丁役的差徭。后来对于人才较多的地方，允许增加名额，但不过三人、五人而已，后来沿袭着逐渐增多。宣德年间，确定了这种名额，和廪生人数相同。此后又有军民子弟中的俊秀之士等待补入增广生的名目，时间一久，才称为附学，于是没有固定名额，学校从此泛滥。按此可知，每个县学校的名额只有这个数目，并不是每次科举都录取这么多人。第一条：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日，下诏规定，岁贡生参加考试不中，已经领取廪食五年的，处罚为吏；不满五年的，遣返回去读书，第二年再考不中的，即使未满五年也处罚为吏。成化四年五月，议定准许废除附学生员，但最终没有实行。宣德三年三月，将生员集中考试，领取廪膳七年以上而学习没有成效的，罚充为吏；六年以下的，追缴已经发给的廪米，黜退为平民。宣德四年，全国生员已经有三万多人，当时就有人认为数量太多、太泛滥，所以才有这道命令。第一条：考察《通典》关于举人的条例，四经出身的人授予繁县县尉、判官之职，进士与四经出身者资格相同，这说明唐代进士最初授官不过是县尉。士人考中以后并不能立即脱去布衣身份，还要经过吏部考试这一关，而且有的人取得出身二十年仍得不到俸禄。如今二甲进士还可以担任部属官，崇尚浮华、助长懒惰，正是由此造成的；这是因为把进士看得太尊贵、晋升得太快。

译第一条：如今即使是偏远角落的下等县邑，也有生员一百人，其中品行恶劣的，一旦成为生员，就想着把持上级官员，侵害吞噬百姓，聚集党羽结成群体，投递状牒大声喧闹。到了崇祯末年，他们甚至开门迎接贼寇，捆绑官员交给伪政权，几乎同魏博的牙军、成都的突将一样了。唉！培养士人却不精心选择，结果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正统十四年六月，下诏规定，生员犯法被黜退的，轻罪罚充为吏；如果犯有奸淫、盗窃、冒用籍贯参加科举、挟妓饮酒、服丧期间娶妻妾等罪，南北直隶的人发往国子监充当膳夫，各布政司的人发往邻近儒学充当斋膳夫。第一条：《旧唐书》说，武德到永徽年间，每年录取的进士有时达到二十多人，而秀才只有一两人。唐玄宗亲自撰写的《六典》说，贡举人中博闻高才、学问深厚而能应答、没有遗漏俊秀之士的，称为秀才；通晓两经以上的，称为明经；明白时务、精通一经的，称为进士。《张昌龄传》说，本州想以秀才名义举荐张昌龄，他坚决推辞，于是改以进士贡举名义参加考试并考中。这样看来，“秀才”这个名称，是连参加进士考试的人都不敢轻易承当的；如今把生员冒称为秀才，是什么道理呢？第一条：明初洪武四年，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知府，以童权为扬州知府。洪武十年十二月，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洪武十五年八月，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洪武二十年二月，以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这些都是征召、荐举的名目，不是施用于科举出身士人的称呼。如今俗称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都是错误的。第一条：举人本来是被举荐、举送上来的人，并不像今人那样把举人作为固定的称谓。进士本来是各科目中的一科，也不像今人那样，考中科举之后才称为进士。从士人本人来说，称为“举进士”；从朝廷方面来说，称为“举人”。不像今人把乡试榜上的人称为举人，把会试榜上的人称为进士。其一：落第的举人仍然让他们入监读书，三年后准许他们省亲，从未有过让他们在社会上游荡的情况。正统十四年，为节省京城的储粮，才开始放他们回原籍。那些放肆无耻的人，于是四处干谒请托，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一点已经见于成化十四年礼部的奏疏。到了明末，他们便挟制官长、在乡里横行霸道，崇祯年间才命巡按御史加以考察，但已经无法挽回了。进士只是举人中通过的一种科目，凡是在礼部参加考试的人，都可以称为进士。考试结束后公布榜单，合格者称为“赐进士及第”，后来又扩大为“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这才叫作登科。宋政和三年五月，臣僚说：“陛下废止进士科，建立三舍法，如今赐承仪郎徐[字迹不清]‘赐进士出身’，名实并不相符，请改为‘赐同上舍出身’。”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其一：唐代选拔士人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明经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这些是每年按常规举行的选拔。天子亲自下诏设置的科目，叫作制举，如姚崇的“下笔成章”、张九龄的“道侔伊吕”等，史书所记共有五十多科，所以称为科目。如今朝廷只设进士一科，只有科而没有目，却仍沿用“科目”这个名称，这是不对的。其一：唐代由天子亲自下诏设置的科目叫制科，是用来选拔非同寻常的人才的，例如贤良方正、直言敢谏，博通古代典籍而通晓教化，具有宏大的军事谋略、能够担任将帅等，其中这些名称最为著名。天子巡狩出行，或在泰山、梁父山举行封禅时，往往会在行在召见他们。朝廷用来礼待他们的礼数十分优厚，而宏才伟论、非同寻常的人，也时常从中出现，并非毫无收获。宋朝初年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深厚足以为人师法、精通吏治而通晓教化三科。景德年间，又下诏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典坟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堪为将帅六科。天圣年间，又设置高蹈邱园、沈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不论工商杂类，都允许上奏推荐，也可以在本籍投递申请请求应试。高宗时，又有博学鸿词科。其一：唐代每年录取的进士，不过二三十人。士人考中以后，并不能立即脱去布衣、出仕，入仕还要经过吏部考试这一关。韩文公三次参加吏部考试都没有成功，十年后仍是平民。而且还有二十年不能获得俸禄的人。《文献通考》说，开宝八年，王嗣宗考中状元，只授予泰州司理参军；太平兴国以后，才开始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诸州通判等职，当时认为这是特殊的待遇。其一：如今科举考试的弊病，没有比预拟试题更严重的了。以经义文章来说，所学习的本经要考四道题，而本经可以用来出题的不过几十题。富贵人家和大族聘请名士住在家塾中，把这几十道题各写成一篇文章，支付酬金，让自己的子弟以及仆役中聪慧的人熟读背诵。入场后命题，十道中有八九道与预拟的相合，便把背熟的文章抄写到试卷上；这与在考场屋檐下临时构思，难易相差极大。《四书》也是这样。放榜以后，年轻貌美的人大多能够被选入馆。天下士人纷纷随风仿效。我听说过去《五经》中，只有《春秋》只记题目，但也必须兼读《左传》等四传、《礼记》《内则》。近一百年来，《丧服》等篇都删去不读，如今连《檀弓》也不读了。《尚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顾命》《康王之诰》《文王之命》等篇不读；《诗经》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周易》则删去讼、否、剥、遁、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只记诵那些可以用来出题的篇章，以及这几十道题的文章罢了。古人需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学业，如今用一年就完成了，所以我认为八股文的祸害等同于焚书，而且败坏人才，比秦朝在咸阳坑杀儒生的危害还要严重。他谈论预拟试题那一条时，说得尤其详细，可惜篇幅所限，不能全部抄录。他的意思大致是：士子知道困难而刻苦攻读，刻苦攻读的人多了，那么整天群居、言语不涉及义理的人自然就少了，士人的风气也可以逐渐归于正道。

译其一：如今的经义，始于宋熙宁年间王安石所制定的办法，命吕惠卿、王[字迹不清]等人制定。陈后山《谈丛》说，荆公推行经义后，举子专门议论王氏的章句，却不理解经义；荆公后悔地说：‘我本来想把学究改变成秀才，没想到不只是把秀才变成了学究。’哪里知道几百年以后，连学究也不成其为学究了。这个办法不改变，人才就会一天天减少。赵鼎说：‘王安石设置了虚无的学问，败坏人才，使求学的人不研究《春秋》，不读《史记》《汉书》，全都是穿凿附会、支离破碎而无用的空话。’至于如今的时文，既不是经传，也不是诸子、史书，辗转相承，全是杜撰而没有根基的话。到了国家危亡之际，执掌政务的大臣难道还要把它托称为祖制而坚持不改变吗？我认为，国家任用人才的原则，本来就应当先看器量和见识，然后才看文章。辞藻即使优美，士人的品行却不整饬，又怎能指望他忠于君主、惠泽百姓并有所作为呢？狡猾的人矫饰情态以猎取仕进，卑劣的人倚仗势力，任意放纵行事，社会风气变得虚伪，乡里选举已经无法再实行了。因此应当广泛设置科目和进身途径，以收罗贤能俊才，不能把天下的人才限制在一条道路上。又必须慎重对待他们的起步，先由州县官考察其乡里的评价，再由学校官考核其平日行迹，然后才能送去参加考试。如果居乡时不遵循规矩、办事专门崇尚巧诈虚伪，一概不准参加考试。这样制定科条，希望可以减少侥幸求取功名的念头，增长廉洁刚毅的风气，使上位者能够从贤人中选取人才，而不是因为只看文章而错失士人，这才是妥当的。朱子说：‘科举即使中了状元，可惜在这一方面的功夫却失掉了。’顾宁人说：‘用八股文造就的人才，却让他们治理繁杂事务、管理众多百姓，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残害人的子弟。’熊文端《迩语》说：‘如果科举果真能够得到人才，那么程颐、朱熹应当都是状元。’袁简斋把八股文章比作连俳优都不如，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激烈。若论公平之言，我必定认为天下的英才，有的或许低头遵循科举规范、凭科举出身，但不能说科举之外就一定没有英才。《宋史》记载黄祖舜说：‘怀抱道义、具有德行的人，很多不参加科举，终老于平民之中。’ 到了宋朝末年，科举科目的范围已经很广，士人尚且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可耻，何况如今只限制在一科之内呢！所以明朝末年的士人风气最低劣，是有来由的。又考察康熙己未年，朝廷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科。皇帝下谕，取来前代制科的旧例阅看，查得两汉时没有固定官职，考取上等者授予尚书郎；唐代制度是考取高等者特别授予尊贵官职，次等者授予出身，因此有及第、出身的区别；宋代制度分为五等，第一、第二等都破格提拔，第三等才称为上等，所赐恩数等同于廷试第一名；第四等为中等，待遇等同于廷试第三名，都赐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等，赐进士出身。制科的尊贵重要由此可见。毛奇龄《制科杂录》对此考证得非常详细。又考察《明史》记载：每年各地按察司选取二十名以上、厚重端秀的生员，送入国子监考察并留监。会试落第的举人，入监完成学业。厅堂、房舍、住宿、饮食、洗浴，都有禁令；省亲、完婚、回原籍都有期限，违犯的人就贬谪到远方任典史，或充任吏员，等等。这是贡生入监学习的制度，类似如今拔贡、岁贡考核期满后授职的例子，并不是州县生员。◎世禄之家不应参加考试　我过去曾看过那文毅公（那彦成）的奏议，内容说：‘现在正办理捐纳的事例，臣承受皇恩深重，按理应当报效朝廷、帮助充实国库；已经有臣子的某某依照规定捐纳员外郎等官职，不敢让他们同贫寒士人争夺科举功名，等等。’偶然和朋友谈到这件事，有人认为这深得大臣侍奉君主的体统，有人认为这是矫饰自己、掩藏短处，各有各的说法。我考察宋人的语录，记载朱文公对张南轩说：‘你凭借门荫授官，为什么还要攻读科举学业，同贫寒士人争夺名声呢？’南轩于是惭愧谢罪，放弃举子学业而讲习性命之学，最终成为一代儒学俊才。这样看来，文毅公的话并非没有根据。又考察魏孝文帝时，于烈任光禄勋卿，他的儿子于登援引成例请求进仕，于烈上表请求将其黜退，孝文帝认为他有见识；即使是武夫，也还懂得这个道理。唐朝中叶，朝政逐渐败坏，但一遇到这种事情，仍然知道会受到舆论非议。例如长庆四年，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儿子李[字迹不清]、苏巢，右补阙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会昌四年，江陵节度使崔元式的外甥郑朴、东都留守牛僧孺的[字迹不清]源重、故相窦易直的弟弟窦易缄，都因文章格式合格而被录取，却仍然受到舆论非议。后来，因为子弟考中科举、登上白简而被黜退的很多。开宝元年，下诏规定，享受俸禄之家一律由礼部报请皇帝，并进行复试。宋雍熙二年，宰相李[字迹不清]的儿子李宗谔、度支使许仲宣的儿子许待问、参政吕蒙正的弟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参加进士考试，都达到录取标准。皇帝说：‘这些人都是权势之家子弟，和孤寒士人争相进取，即使凭才艺升上来，别人也会说朕有私心。’于是将他们罢黜（见《山堂肆考》）。考察进士科，它在唐宋最为兴盛；即使在那时，世袭俸禄之家仍然不参加竞争。宋朝执政韩亿的儿子韩维被推荐后，不肯参加廷试。唐介的儿子唐义问被召入秘阁考试，因避嫌而离去。又有御史赵[字迹不清]上疏说：‘治平以来，大臣的子弟多在[字迹不清]库任职，严重的甚至不让他们参加科举。自从王安石执掌国政，便坚持“内举不避亲”的说法，开始把他的儿子王[字迹不清]列入侍从，此后沿袭成为常例。如今应当杜绝这个源头，等等。’可见从前世禄之家都凭门荫授官，不准再同贫寒士人争夺仕进道路。至于秦桧的儿子秦[字迹不清]、孙子秦埙，都考进士第一而入仕，这正是奸诈欺骗的阶梯，又何曾以科举功名为荣呢！大臣的子弟凭科举互相竞争，始于明朝末年，大概因为当时除了这条路以外，不足以取得社会上的尊重。甚至景泰七年，大学士王文、陈循都因为自己的儿子乡试不中，具奏为他们申诉冤屈，竟然使他们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更是令人震惊。谨按，明朝初年八旗考试的制度，时而举行，时而停止；世袭俸禄之家本来并不把科举功名看得多么重要。当时人才辈出，确实有许多英才贤能，而官学生、笔帖式、荫生都可以转补为编修、学士。我们八旗子弟固然不必寻章摘句、摹拟帖括，想着同贫寒士人争夺仕进道路，但也必须熟读《史记》《汉书》等经籍，以此作为根基；还要读诸子百家，以便应变；再加上阅历，熟悉掌故，然后才可以出仕，成为能够办事任用的人才。总之，可以不求科举，但不可以不读诗书。

译◎直隶　如今称为畿辅的地区设置直隶省，这种制度始于明朝末年。明朝把北京的畿辅称为北直隶，把南京称为南直隶。考察它的起源，大概是元朝末年天下分为十三行省，各设置一名行省中书平章政事来治理，类似如今的巡抚。洪武七年，把京畿和应天各府改为布政司，直接隶属于京师，不属于行省。后来又把各行省的中书全部改为布政司，但仍沿用旧名称，称为各省布政使。这种沿袭讹误一直到今天，已经无法改变了。考察各省，有直隶州知州、直隶同知、通判，起初本来是直接隶属于行省中书，不归知府管辖。如今直隶州不属于知府，也是同一个意思。又考察，宋代以前的郡守就是知州；只有畿辅和龙兴之地，才把州升为府，例如山西并州改为太原府、河南汴州改为开封府、安徽寿州改为寿春府、广东端州改为肇庆府，都是这种情况。知州都有附郭县的县尹，从来不亲自处理直接面对百姓的事务。元朝初年，撤省知县，于是命知州兼理县事。明朝初年，又把所有附郭县并入州中，就像如今的直隶州。后来知州都隶属于知府，小县又隶属于知州，大县则直接隶属于知府。◎京尹、京县的品级　各直省的知县都是正七品，知府都是从四品；只有畿辅的大兴、宛平和盛京的承德三县知县，都是正六品；顺天、奉天两府的府尹，都是正三品。不知这种制度始于何时，本来就是为了尊崇帝都的意思。我考察，汉代制度中知县的品秩原本就不相同：治理一万户以上的称为令，秩禄为千石至六百石；治理不满一万户的称为长。明太祖吴元年规定，县分上、中、下三等（唐代制度中，州分三等，县分六等，和如今州县按照事务繁简区分缺额相同）。税粮十万石以下的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税粮六万石以下的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税粮三万石以下的为下县，知县从七品，县丞、主簿的品秩依照中县。洪武六年八月壬辰，把天下府分为三等：税粮二十万以上的为上府，品秩从三品；二十万以下的为中府，品秩正四品；十万以下的为下府，品秩从四品。后来才一律定为四品，只按事务繁简加以区别。这样看来，如今顺天、奉天两府的府尹都是正三品，京县知县都是正六品，本来就是此前上府、上县的品秩。过去根据粮税和事务繁简来确定品秩，似乎不如如今根据尊崇京畿的原则来确定更为妥当。◎哈哈珠子　清朝初年，大臣子弟以年幼身份入侍宫禁近臣之列的，并不一定都是旗人。康熙年间，商丘文康相国宋权的儿子宋荦，十四岁时入宫担任宿卫，改任黄州通判，后来升任江苏巡抚，就是这种情况。如今满汉大员的子弟，都必须年满十八岁才准许入仕，没有年幼即授官的例子。只有皇子和诸王的侍从小臣中有称为“哈哈珠子”的，清语是幼男的称呼；名称虽是幼男，也不是说未满十八岁就不能任用，只是保留了这个名称的原义罢了。考察《函山旅话》说：唐代设置九科，童子科是其中之一，员半千、杨炯、吴通元、裴耀卿、李泌、刘晏都由此科考取。宋代杨亿、宋绶、晏殊、李淑也都以童子身份出身。汉代有童子郎，梁代有童子奉车郎，元代有童子科，《选举志》中记载的有十六人，等等。这样看来，童子即授官，古代早已有之；但考察这些制度，元代的童子科似乎类似如今童子入学、成为廪生或附生的制度；梁代的童子郎，确实与如今的哈哈珠子相合；至于员半千等人，或许接近于举荐神童的制度，应当等待博雅之士加以订正。◎伞扇制度　亲王：红罗五龙曲柄盖一把，红罗绣四季花伞二把，红罗销金瑞草伞二把，红罗绣四季花扇二把，青罗绣孔雀扇二把。亲王世子：红罗四龙曲柄盖一把，红罗四季花伞一把，红罗销金瑞草伞二把，红罗四季花扇二把，青罗孔雀扇二把。郡王减去四季花伞，其余与世子相同。郡王长子：减去红罗销金瑞草伞二把、红罗四季花扇二把，其余与郡王相同。贝勒也相同。贝子：红罗绣金伞二把，红罗四季花扇二把。镇国公、辅国公各用伞一把、扇一把，制度与贝子相同。镇国将军、辅国将军都使用杏黄色伞一把、青扇一把。固伦额驸：云罗红伞二把，不施绣；青扇二把，饰以方形金饰。和硕额驸：杏黄色云罗伞二把，青扇二把，饰以方形金饰。郡主额驸以下，都使用杏黄色伞。公、侯、伯、子都使用杏黄色伞、青扇，装饰圆形金饰四块。男爵使用杏黄色伞，扇上装饰圆形金饰三块。京官从一品到四品，都用一把杏黄色伞、两把青扇，并装饰四块圆金（一品四块，逐级递减到四品，改用洒金），使用清文和汉文书写官衔。外官从一品到四品，都各用一把杏黄色伞和一把青扇，不加绣饰。五品以下用蓝伞、青扇。杂职以及六品以下武职官员都没有伞。按语：如今京官平时不设置仪仗，遇到婚丧等大事，都使用云缎红伞，或者绣蟒红伞。外官从将军、督抚以下直到六品文武官，都使用素缎红伞；七品知县以下官员使用蓝伞，并没有杏黄色伞盖的制度。朝廷内外都认为黄伞尊贵，除非神庙出巡，不敢滥用。现在考察道光年间重订的《通礼》所载，镇国将军以及公、侯、伯以下，都不能使用红伞，可见红伞的制度比黄伞尊贵得多。如今这种错误，不知始于哪一年，已经无从查问。又按语：京卿轿子前面从前都有鞭棍引导，近年已经没有见到使用的了。如今只有步军统领、左右翼总兵的轿子前面用双鞭开道；步军翼尉、步军司员、笔帖式用单鞭开道；街道厅御史在城外用鞭板、锁棍开道，一进入内城门就撤去。

译◎轿舆制度：亲王暖轿用金色贯盖[原文“と”，字样疑误]，红色帏，银顶，朱漆轿杆。世子暖轿用金黄色贯盖[原文“と”，字样疑误]，红盖帏，朱漆轿杆。郡王暖轿用红盖[原文“と”，字样疑误]、红帏，朱漆轿杆；长子暖轿用红盖帏、青帷，朱漆轿杆。贝勒同。贝子暖轿用红盖[原文“と”，字样疑误]、青帷，朱漆轿杆。镇国公暖轿用黑色盖帏、红色贯盖[原文“と”，字样疑误]，朱漆轿杆。辅国公暖轿用青色盖帏、红色帷，朱漆轿杆。一品京官的暖轿顶用银，帏盖和轿檐[原文“瞻”，字样疑误]都用皂色；在京城内由四名轿夫抬，出京用八人。二品、三品京堂相同。四品以下文职京官的暖轿顶用锡，轿夫二人，出京四人。外官中，督抚、学政、盐政、织造以及三品以上钦差官用八名轿夫；司道以下、教职以上用四名轿夫。将军、提督、总兵年老不能经常骑马的，听其上奏请求使用。亲王福晋的暖轿依照亲王规格，车用红盖，四角用皂色镶边，金黄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红帏，朱轮。世子福晋车轿的制度与亲王福晋相同，只使用红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郡王福晋车轿与亲王福晋相同，只使用黑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长子福晋车轿用红盖，四角蓝色镶边，红帏，蓝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贝勒夫人车轿用红盖，四角皂色镶边，红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皂色帏。贝子夫人有车而没有轿，用红盖，四角青色镶边，红蟾[原文“蟾”，字样疑误]，青帏。镇国公夫人车用皂盖，四角红色镶边，红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皂色帏。辅国公夫人车用皂盖，青色镶边，红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皂色帏。镇国将军一品夫人车用皂盖，红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青帏。辅国将军夫人车用青盖，红蟾[原文“瞻”，字样疑误]，青帏。奉国将军淑人、奉恩将军恭人的车，帏和盖都用皂色。以上各车都有朱轮。固伦公主车轿用金黄色盖，四角红色镶边，红帏，金黄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轿用金顶。和硕公主车轿用红盖，四角金黄色镶边，黄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红帏，轿用银顶。郡主车轿用红盖，四角皂色镶边，红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红帏。县主车轿用红盖，四角青色镶边，青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红帏。贝勒夫人与此相同。郡君有车而没有轿，用红盖，四角青色镶边，红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青帏。县君车用皂盖，四角红色镶边，红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皂色帏。乡君车用皂盖，四角青色镶边，皂色帏，红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以上都用朱轮。一品命妇车轿用皂盖，四角绿色镶边，皂色帏，红蟾[原文“蟾”，字样疑误]，轿用银顶。二品的盖不镶边，其余同一品。三品用皂色垂饰[原文“と”，字样疑误]，其余同二品。四品用青帏，轿用锡顶。五品以下用青盖，其余用皂色。三品以上用缯，其余用布。民公夫人以下，车轿都不得使用朱杆、朱轮。按语：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以及汉人的公侯世爵，都称为民公、民侯；这样看来，朱轮的制度，非宗室不能使用了。考察汉、唐的制度，大官都可以乘用朱轮，如元微之诗中所说“门拥大朱轮”。古今制度本来就有不能完全相同的地方。◎膳卓、膳盒：御膳房进膳时，凡是果碟、冷碟，都陈放在矮桌上，盖上黄龙巾袱，用黄绒绳兜住桌子的四角抬送，这叫作膳卓；热食和羹馔，则盛在黄龙圆盒中，三四盒层层叠放，包上黄布厚棉袱抬送，这叫作膳盒。考察《明季水部备考》记载：内官监制造御用彩漆膳卓、膳盒、托合之类，供应宫殿中的床、桌、器皿、生铁、锡灶、砂铫、盘、罐等物。由此可见，膳卓、膳盒这类器具，从明代就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