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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四朝闻见录》，宋代叶绍翁撰。甲集。乙集。丙集。丁集。戊集。杂事。附刊。附录。甲集。恭孝仪王，名仲▯。王出生时，有紫光照亮房屋；等到察看时，却是一团肉，于是用刀剖开肉团，便得到一个婴儿。此前两个月，王母梦见文殊，随后怀孕有胎动。二帝北狩后，六军想拥立王为帝。王持剑拒绝黄袍，晓谕他的部属说：“自会有真正的君主。”部属仍不退下，王便用所持之剑自行割断头发。部属又不退下，王就想伏剑自尽。六军同王约定：如果过了一个月真主还没有出现，王就应当登上帝位。王表面答应，暗中却确实拖延了期限。不久，高宗在应天即位，王辗转渡过长江南下，高宗多次称赞叹赏他。王祭祀濮园时，曾经亲自题赞自己的容貌，说：“熙宁六载，岁在癸丑，时当初夏，二十九日，我才出生，是濮祖的后代。性情如山中獐鹿，容貌同野外老翁；随圆就圆，遇方就方，仿佛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只是忠，只是孝，不受玷污，也不苟且；有皎洁的明月、清爽的风，以及良朋益友。心境澄澈，坚定而不会朽坏。”“不受玷污，也不苟且”，大概是自述他推戴高宗的事情。他曾游览天竺，有“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这样的诗句。（按：这两句是刘禹锡《甘棠馆诗》中的诗句。） 葬在西湖显明寺。他的子孙在各王府中最为繁盛，大概是恭孝王所获的报答吧。○潘阆没有进入先贤祠。潘阆居住在钱塘，如今太学前有潘阆巷。（原注：俗称潘郎巷。） 潘阆擅长作唐体诗，从富春归来时，有“渔浦风波恶，钱塘灯火微”（一作“渔浦风浪急，龙山灯火微”）的诗句，知晓诗的人都称赞它。只是他落魄而不拘检。他任秦王记室参军时，秦王因获罪入狱，朝廷紧急追捕潘阆。潘阆自行剃发，换上黑色僧衣，拿着磬走出南薰门。皇帝的怒气已经消退，有人替潘阆向皇帝进言说：“潘阆如果不是向南逃往粤地，就是向北逃往胡地罢了，请陛下只管招安他。”皇帝随即醒悟。当时潘阆已经再次进入京城，皇帝下诏授予他四门助教。他以年老懒散、不能胜任入朝拜见为辞，自己封还诏命。当时法令文书还如此疏略简慢。不久，议论者说潘阆始终是秦王党羽，言语多有怨恨不满，于是把他编置到信州。到了信州，他在道路旁的圣泉舀水，在柱子上题诗：“炎天□□热如焚，恰恨都无一点云。不得此泉□□□，几乎渴杀老参军。”（按：《后村诗话》说：“信州道旁有一泓泉水，非常清澈，有诗牌写着：‘炎炎亭午暑如焚，却恨都无一点云。六月骑驴来到晚，几乎渴杀老参军。’这是潘逍遥的诗。《能改斋漫录》说：‘潘阆题资福院石井：炎炎畏日树将焚，却恨都无一点云。” “强跨蹇驴来到得，皆疑渴杀老参军。’”这些诗都有些不同。又按，宋刻《咸淳临安志》引述这条记载时，潘阆的诗也缺了五个字，可知这部书在当时已经没有完善的版本了。）他仍然使用记室参军这一旧职衔。此前，卢多逊与潘阆交好，所以有四门助教的任命。卢多逊诬陷赵普的计谋没有成功，赵普任宰相，卢多逊被罢免，所以潘阆最终也没有免祸。嘉定年间，临安太守在西湖建先贤祠（一作“堂”），想把潘阆列入祭祀名单。有些人认为潘阆不宜参与，于是便把他黜除。事情见于《祠记》。（原注：推崇德行而抑退文艺，先重节义而后论功名。） ○东莱、南轩关于《书说》的议论。考亭先生曾经阅读《书说》，对门人说：“伯恭（原注：东莱的字）确实把《尚书》讲得很好，但《周诰》中有些地方无法解释，只须留下疑问，熹也不敢勉强解释；伯恭却一路解释下去，所以略有尖新巧辩的毛病。这是伯恭天资高明之处，但正因为太高明，所以不肯留下疑问。”他又说：“南轩解释《酒诰》中‘天降命’、‘天降威’的一段，确实是千百年来儒者所不能及的。”现在完整记载南轩的说法：“酒这种东西，本来是用来奉祀祭祀、供待宾客的，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命令。然而人因为酒，竟至于丧失德行、毁掉自身，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威罚。佛教本来厌恶上天降下的威罚，于是连同上天降下的命令也一并去掉。我们儒家却不是这样，只去掉上天降下的威罚而已。威罚去掉了，而上天降下的命令仍然存在。比如饮食，如果发展到暴殄天物，佛教厌恶这种行为，便一定要改吃蔬菜；我们儒家只是不达到暴殄天物的程度而已。穿衣服如果达到极端奢侈，佛教厌恶这种行为，便一定要穿坏色的衣服；我们儒家只去掉奢侈而已。至于厌恶淫乱邪僻而断绝夫妻关系，我们儒家只去掉淫乱邪僻而已。佛教本来厌恶人的欲望，于是连同天理的公正也一并去掉；我们儒家去掉人的欲望，所谓天理便显明了。譬如水，佛教厌恶泥沙造成的浑浊，便用土把水堵住，却不知道土一旦堵住，便没有水可以饮用了；我们儒家不是这样，而是澄清泥沙，使清澈的水可以取饮。这就是儒家与佛教的区别。” ○考亭解释《中庸》。考亭解释《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说：“‘命’就像命令；‘性’就是理。上天用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形成形体，同时也把理赋予其中，就像下达命令一样。因此人物出生后，各自得到所赋予的理，成为健、顺以及五常之德，这就是所谓的性。‘率’是遵循的意思；‘道’就像道路。人物各自遵循本性的自然状态，那么在日常生活和各种事物之间，无不各有应当行走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道。‘修’是加以品定节制的意思。性与道虽然相同，但人的禀气有时不同，所以不能没有过度或不及的差别。圣人根据人物所应当遵行的道路加以品定节制，作为天下共同遵守的法则，这就叫作教，如礼、乐、刑、政之类便是。大概人之所以成为人，道之所以成为道，圣人之所以施行教化，追溯它们的根源，没有一样不是本于天，并且完备地具备于我自身之中。”真文忠公（原注：德秀）读到考亭的解释，认为：“生我的是太极，成就我的是先生（原注：指考亭），我怎么敢忘记先生呢！”考亭的门人刘黻，字季文，号静春，与文忠是朋友，而且辈分高于文忠，却很不赞同他老师的说法。他自己作论说：“上天的命令，美好而永不停息；只有人禀受天地之中正而出生，所以称为性，并且贵于万物。

译《汤诰》说：‘伟大的上帝，把中正之理降给下民，使他们各有恒常的本性。’我的老师孔子说：‘天地所赋予的本性，以人为最贵。’这样看来，人的本性，难道是万物所能相比的吗？有人疑惑说，万物都可以统称为性，为什么唯独说人？我说：这本来也是对的。然而既然说到性，就已经涉及气质了。又怎么可以把人物合在一起说，使其本源自行混乱呢？凡是把人物混为一谈的，一定是不懂得性的人。现在这些说法我都不取。至于孟子说性善，也只是说人而已。”文忠公与静春辩论，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有时正值宴饮交错敬酒之际，静春一定要同文忠争论到底，争论便激烈起来。文忠举杯命静春说：“我私下笑汉代儒生聚集争辩，我们难道也要再被后世讥笑吗？姑且各自实行自己所学的就是了。”刘黻仍然竭力坚持自己的说法不止，并把它写成《就正录》，说：“从前子思作《中庸》，篇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是专门说人而不混杂万物；它阐明性命，使天下后世得到启发，已经达到极点。然而有人一定说这两句兼指人物，唉，这种说法看似正确却有偏差！我曾考察古代圣贤，凡是谈到性命的，有兼指人物的，有专门说人而不混杂万物的。《易经·乾卦彖辞》说‘各正性命’，《乐记》也说‘那么性命就不同了’，这些都是兼指人物而言。然而既然说各自不同，那么人物之间的分别也自然十分明白。假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兼指人物而言，那么狗的本性就同牛的本性一样，牛的本性又同人的本性一样，这就应当如同告子的见解。告子是孟子的高足弟子。他以杞柳、湍水作比喻，以及‘食色无善无不善’的说法，纵横错谬，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至于‘生之谓性’，孟子对此加以辨析却没有详尽说明，难道反而接近正确、仍有可取之处吗？”朱文公驳斥他说得好：“告子只知道知觉运动这些蠢然的方面，人与物相同；却不知道仁义礼智这些纯粹美好的方面，人与物不同。”这一句话打破了千古的疑惑，我文公在性善问题上确实有很大的功劳。文忠没有来得及登朱文公之门，只是听闻而明白了他的学说；他读《中庸》时，暗中同朱文公相合。静春则是亲见而明白的人，却最终仍不认为先生关于《中庸》的说法正确，这是为什么呢？我曾听陆象山的门人彭氏（原注：记不得名字）对我说：“告子不是孟子的弟子。孟子的弟子都有姓名，唯独告子只称‘子’，也可能是与孟子同时著书的人。” 象山对于告子的学说，也未曾深加非难，有时还认为其中有可以省察之处。象山的学说夹杂禅学，考亭说陆子静满腔都是禅，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然而告子绝不是孟子的门人，我曾劝静春删去“高弟”二字。○慈湖怀疑《大学》。考亭先生解释《大学·诚意章》说：“意，就是心所发出的念头。使心所发出的念头真实，一心向善而不自我欺骗。只要有一种私欲充实在其中，行善去恶就可能不够真实，那么心便会受到牵累；即使想勉强使它端正，也做不到。所以端正内心，必须先使意念真实。”慈湖杨氏读《论语》关于“毋意”的说法，认为孔子本来是要做到没有主观臆测，而《大学》却要求诚意，因此深深怀疑《大学》是子思自己撰作的，并非孔子的本旨。这就是朱学与陆学分歧的原因。然而孔子的传述、子思的论说以及考亭先生的解释，已经是在“意”字上增加一个“诚”字，正是考虑到意念可能成为心的牵累。杨氏接待门人、撰写碑志，都想去掉“意”字；他担心意念成为心的牵累，这一点同孔子、子思、考亭先生没有不同，但想把意念完全去掉却不可能。心不能没有，意也就不能去掉。所以考亭先生说：“意，就是心所发出的念头；使心所发出的念头真实，只是要一心向善罢了。”既然说诚意，那么它正好同《论语》的“毋意”互相发明，又有什么可疑惑于《大学》这部书的呢？因此，考亭先生认为陆氏之学全是禅学，根本方向都错了；而陆氏则说考亭先生失之于支离琐碎。鹅湖之会时，考亭作诗，大略说：“旧日的学问经过商讨而更加深邃精密，新获得的知识经过培养而转为深沉。”陆复斋说：“过分留心传注，反而布满荆棘；刻意探求精微，反而转入沉沦。”象山说：“简易平实的工夫最终会宏大，支离琐碎的事业反而越发浮沉。”由此可以看出二人的学说。慈湖考中进士，任富阳县主簿。象山陆氏当时还以举子身份赴南宫考试，船停泊在富阳。杨慈湖早晨听说他的名声，便到船边迎接他，留他住在厅舍。早晨起来，杨慈湖向象山作揖后出门，处理县里的事务。象山对于□□有自信的地方吗？（按：根据文义，这里脱落的似乎不止两个字。）学者说：“只是相信几个‘子曰’罢了。”象山慢慢对他说：“汉代儒生杜撰出来的几个‘子曰’，您相信得过吗？”学者无法回答，却反过来问象山：“先生所相信的，究竟相信什么？”象山说：“我陆九渊只是相信这颗心。”骊塘对我说：“那个学子的回答也算很好，只是象山又高出一筹。这个老人极其机敏善辩，但也属于禅学。”慈湖又把周敦颐的《太极图》改为［TX08］，认为周敦颐的说法详尽。简之解释《易经》，大概不取“无极”的说法，认为道始于太极而已；他的学说也同样源自象山。○赐宴涤爵。赐酒给群臣，没有关于涤爵的文字记载。孝宗在内朝赐宴，丞相王淮因酒流泪，过了一会儿又把眼泪吸回鼻中。当时吴公琚兄弟也参加宴会，皇帝看见他们每次饮酒都面有难色，便稍稍询问左右，得知了原因，后来下诏允许涤爵。涤爵的做法从王淮开始。○大臣穿衩衣觐见百官。大臣觐见百官时，主宾都穿朝服。当时暑热非常厉害，丞相王淮身体虚弱，不能承受，以至于闷绝。皇帝急忙召医者为他治病；过了一会儿，又下诏允许百官穿衩衣觐见丞相，这种做法从王淮开始。○庆元六君子。赵忠定横遭迁谪，离开京城那天，天上降下血雨，京城人用盆和瓦罐把它储存起来，血色浓重。

译太学诸生上封事，叩击登闻鼓，情势十分紧急。韩侂胄想斩杀带头的人，宁宗只命令将他们押去听读。当时一同署名上书的共有六人，世人称为“六君子”：周端朝、张衡、徐范、蒋傅、林仲麟、杨宏中。六人都被逐出，只有周端朝所受的祸害大致完备。（原注：后来到了不能承继官职，韩侂胄也很惨。）起初，周端朝从廷尉被发往衢州，已经走到半路，又有诏旨命他再次赴廷尉，周端朝这才料定自己一定会死。当时宪圣太后在世，韩侂胄还不敢杀士人，所以想用计谋杀掉他。周端朝最终没有死，又被发往永州听读，闭门教授学生。后来韩侂胄被诛，他获释还乡，又恢复学籍，在南宫考试中取得第一名，由外任入朝任国子录。他把女儿嫁给富阳县令李氏的儿子。迎亲那天晚上，有个老兵拿着诸生的名帖进来，周端朝说：“正要在这个时候来见我吗？替我传话，明天在崇化堂相见。”诸生不肯退下，说：“我是为国子录身上的事情来的，书信在这里。” 书信送进去后，才详细叙述李氏将要成为史官等事，说：“恐怕将来先生的官职显赫，天下人会认为这是出自李氏的缘故。” 周端朝非常惊愕；进屋时，已经奏起音乐、开始饮酒。周端朝急忙起身，把事情告诉女儿。女儿因为仓促患病，希望把婚期推迟，另行确定婚约。李氏之子茫然地登车离去。富阳县令大怒，向御史台申诉，于是弹劾周端朝将他罢去。他后来又入朝任太学博士。自文忠公被逐出朝廷后，当时还有楼公（▯）、危公（稹）、萧公（舜咨）、陈公（ж）、▯斋袁公（燮）、慈湖杨公（简），他们一起在朝廷直言进谏，后来都相继被调离。周端朝由太学博士升至从列，不到十年。庚辰年，京城发生火灾，议论政事的人很多，周端朝对我说：“你可以剖开胸腹，拿出美玉来呈献了。”我开玩笑回答他：“先生在这里，我绍翁哪里敢说话。” ○卫魁廷尉。卫公泾，字清叔，是吴门石浦人。他前五代都考中进士，到卫公时成为廷试唱名的第一人。他在策论中极力陈述添差赘员的弊端，皇帝却下令授予他添差州佥幕。他立即入朝上札子给宰执，说：“自己提出的意见，自己又来任职，难道可以吗？”于是有诏令，等候授予他佥幕的正式空缺。卫公已经赴越州任职，闲暇时恰好同亲友观赏牡丹，说：“第一名的花和第一名的人尚且被人看重，我也应该自我珍重才是。”此前，廷试唱名第一名任佥幕将满任时，一定要写信给宰相致谢，然后遇到下一榜廷试唱名，便等候召命，到了某日下诏，才进入修门。卫公认为写信给宰相并不正确，只任凭召命早晚即可。当时王淮主持国政，对卫公不写信一事十分惊讶。虽然召命已经下达，却没有下令从国门引入接见的指挥。卫公在江上六合塔下往来游荡，几乎三个月不能见到宰相。恰好郑公侨以吏部郎中的身份被召入朝，在塔下遇到卫公。郑公寒暄完毕，便问：“清叔为什么在这里？”卫公告诉他缘故。郑公被引见完毕，立即径直到都省门前，当面责问丞相。丞相理屈词穷，说：“我几乎忘记了。”第二天，下诏催促卫公入朝觐见。卫公后来同史相一起诛杀韩侂胄，史相不久又想用原来的办法除掉卫公。史相曾是景宪太子的旧日老师，太子在宫中得知他的谋划，便把此事告诉了史相。御史中丞章良能于是弹劾卫公。良能，是卫公所器重的人。奏疏送上后还没有得到答复，章采用台吏的口吻写成，把副本封好给卫公看。卫公的车到了太庙下面，得到章封来的话，便对使者说：“替我传话给中丞，我今天就要出北关了。”史官因为卫公一向声望很高，不敢把他贬得太低，只授予大阃的官秩，从此不再召用他了。钱召文象祖因为史事，在众人聚集的场合谈到卫公，说：“起初我以为卫清叔是一世的人望，身为大臣，却反而去推销韩▯胄的螺钿髹器。”这样看来，卫公的罪过也算很轻了。卫公的门客有成曾经从卫公那里学习经书。起初有成还在做士人时，卫公已经罢政，提举洞霄宫，便写信给有成，信封上题着“书拜上省元”，下面只写官衔；到了信纸里面，则称“拜覆不备”，信封题为“省元学士先生”，确实很有前辈的体

译例。另一位门客是迂斋楼公▯，常常替卫公代写笺启。还有一位门客叫辅汉卿，曾陪卫公闲谈，也谈到道学。另一位是王大受，他与前三位门客的交往较少，也从未到卫公的燕阁游玩。良能被逐，卫公离去后，后来又提到这四位门客。有成后来官至司业；楼公官至宗簿，因轮流入对陈述封事而有正直宽厚的声誉；辅汉卿曾跟随考亭先生游学，晚年穿着弁服去世；王大受因为触犯并攻击愧楼公而获罪，后来被贬到邵武，死在那里。他有《易斋诗》，水心先生为此诗作序，称许超过四灵。卫公临近去世时，上奏请求不要耕种淀湖，这才是真正以国事为重的大臣。○布衣入馆：震泽人王▯，年轻时拜龟山为师。高宗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又因为几位郎官极力推荐，皇帝驾临吴门，起用召见他，赐予答对的机会；以布衣身份赐进士出身，任中秘正字。诏书说：“我对于一时的人才，只要取得名目，稍微有些表现，往往还要反复试用，而政绩却没有更加进步。因此，我进一步寻求那些尚未被试用的人，甚至访求隐居山林的士人，希望其中有合乎心意的人。你学问有师承，亲自听闻过道的要旨。长期积蓄学问，声望和实际才能自然显露；品行义行都修养得很好，远播到我的耳中。我召来见面询问，你言辞简约而意旨深远。你的师友渊源，是我所嘉许推重的。赐给你高等第第，职掌校勘典籍。这难道只是儒者一时的荣耀吗？我是要使天下人都以你为矜式。努力实行你的志向，不要辜负老师的教诲。”皇帝的意思，大概是说龟山。王▯入馆后，他的侄子谊当时才十四岁，在书塾里拿纸写下御批：“可以斩杀秦桧，以向天下谢罪。”这张纸被仆人拿走，索要千金。王▯的父亲不能答应。族子对他说：“给钱，那么我就把批文要回来；批文回来以后，再另行议定仆人的罪，千金还可以取回。”他的父亲仍然不能答应，仆人于是拿着批文向有关官府告发。有关官府害怕秦桧的耳目，不敢隐瞒，便通过驿站报告朝廷。诏令把谊交廷尉审理，案件审理完毕，按罪应当处死。秦桧看了案牍，审知谊年仅十四岁，第二天便把这件事报告皇帝。皇帝赦免了他的年幼之罪，将他编置到象台。他能写诗作文，在贬所聚徒讲学。秦桧死后，他得以归来，经营生计渐渐有了头绪。王▯本来将要得到重用，却因为侄子的缘故，不久又被言官以其他事情弹劾，获罪后废居家中。○光尧幸临径山：光尧幸临径山，在万木的树荫下休息，回头问僧人：“哪一种树是王？” 僧人回答：“大的就是王。”光尧说：“挺直的就是王。”有一棵杉树虽然小却很直，于是便封它为王。光尧替龙君烧香时，有一只五色蜥蜴从塑像下面出来，沿着光尧的左肩直下，又登上右肩，围绕圣体转了好几圈；随后又拱身朝拜了好几次，光尧久久注视着它。蜥蜴又沿着宪圣圣体的一半爬行，拱身朝拜，却没有多次。当时贵妃张氏也陪侍宪圣，盼望蜥蜴围绕自己。僧人来到后，诵经并驱使蜥蜴，宪圣也祝祷说：“菩萨为什么不上贵妃的身？”蜥蜴始终不肯，最终钻进塑像下面。贵妃又惭愧又沮丧，不再谋求私利。径山有两件事：东坡斋宿时，夜里有人敲门，说“放天灯的人回来了”，那么天灯是伪造的，也就不用再辨明了。蜥蜴也是僧徒用瓦缶养在殿中，施舍财利的人到了，就驱使蜥蜴绕行。天灯这件事，本来就是僧徒为了谋利；既然是为了谋利，就必然会驱使蜥蜴登上贵妃的身上，那么他们把君、后、妾看成什么了（这句话似乎有脱漏）。龙山间（语句有脱漏）把天目山移来，蜥蜴从基石下面的小石孔进出。又有龙君借地的说法，甚至不敢敲钟击鼓。这些都有人怀疑是僧徒附会，所以不予记载。○宪圣拥立：宪圣既拥立光皇，光皇因病不能亲自服丧，宪圣亲自前来临奠。

译攻愧楼公起草拥立嘉王的诏书，说：“虽然丧期的礼制已经在宫中实行，但礼仪文饰难以向天下显示。”这大概是攻愧楼公的措辞，宪圣的意思，天下人都称赞这件事。此前，吴琚上奏东朝说：“有人传达圣上的话说‘岂敢不竭尽全力’。我私下看今天的形势，没有什么比早日决定大计更能安定人心。垂帘听政的事情，只能实行十天左右，时间一久就不行了。希望圣意明察。”宪圣说：“这正是我的心意。”第二天，宪圣把嘉王和吴兴一同召入，宪圣极其悲痛，哭得说不出话来，先对吴兴说：“外面的议论都说要立你为帝，但我想来想去，万事应当从长计议。嘉王年长，暂且让他来做。他做了以后你再做，自有祖宗的成例。”吴兴面色变了，行礼后退出。嘉王听到诏命，惊慌得想逃走，宪圣已经命知阁门事韩▯胄挟持住他，使他不能出去。嘉王连声说：“求大妈妈（原注：宪圣），臣做不了，做不了。”宪圣命韩▯胄说：“把黄袍拿来，我亲自给他穿上。”嘉王于是拉住韩▯胄的肘部，绕着殿柱躲避。宪圣呵斥嘉王站好侍立，接着责备他说：“我见过你的公公，也见过你的大爹爹，见过你的爷爷，如今又见到你了。” 说完，眼泪流下了好几行。韩▯胄在旁边竭力以天命来劝说。嘉王知道宪圣的心意坚定，而且已经发怒，于是穿上黄袍，急忙拜了不知多少次，嘴里还低声说“做不了”。韩▯胄便扶着嘉王走出宫去，召唤百官列班，向原先在内殿前值宿的各军宣谕，说嘉王继承皇帝之位，已经即位，并且起草贺表。欢呼声如雷，人心才安定下来。此前，皇太子在宫内即位时，市民便会冲入旧邸，争抢皇帝遗留下来的物品，称为“扫阁”，所以必须事先防备。当时吴兴做了防备，唯独嘉王已经任命自己为判福州，完全没有做准备，因此市民把府中物品席卷而去。嘉王即位后，第二天，韩▯胄陪同皇上到光皇处问候起居。光皇有病，神志稍清醒时，问：“是谁？”韩▯胄回答：“嗣皇帝。”光宗瞪眼看他，说：“是我的儿子吗？”又问韩▯胄：“你是谁？”韩▯胄回答：“知阁门事臣韩▯胄。”光宗于是转过身体，面朝里面。当时传国玺还在皇上身旁，无法取走。韩▯胄把这件事告诉慈懿，慈懿说：“既然是我的儿子即位了，我亲自取来交给他。”于是进入光宗卧室拿取玉玺。宁皇能够即位，是宪圣的大力成全；后来三十六年的清静之治，是宪圣的大明；吴琚也有辅助之功。文忠真公在忠宣堂为吴琚的奏稿题跋，说：“看吴少保的密奏遗稿，他竭尽忠心于王室，即使面对天地也可以毫无惭愧，令人感叹敬仰很久了。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书。”韩▯胄暗中忌恨吴琚，因为有宪圣在，所以不敢采取对待忠定、德谦的做法。赏花饮酒时，韩▯胄常常尽情欢乐，闲谈时对吴琚说：“愿意替朝廷去成都任职吗？”吴琚回答说，即使再远万里也不推辞。韩▯胄笑着说：“只怕太母不肯让兄长远去。”但吴琚后来仍任偏帅，判荆、襄、鄂，又任判金陵，最终死在外地。韩▯胄被诛后，赵氏向朝廷申诉冤屈，吴琚的儿子钢也把父亲的密奏稿进呈。时相怀疑吴琚是韩氏的至亲姻亲，所以只为赵氏伸冤，却不记录吴琚的功劳。光皇命令驾临北内。布衣谢岳甫是闽地士人。当光宗长期不去问安时，群臣苦苦劝谏，甚至把皇上比作夏、商末世的君主。皇上更加不高兴。谢岳甫伏在宫阙前上书，说：“父子是最亲的关系，天理本来就存在。自然会有醒悟明白的日子，何必等待群臣苦苦劝谏？这样做只是让近习之人离间父子关系的意图得到满足。但太上皇年纪已经很高，太上皇爱护陛下，就像陛下爱护嘉王一样。万一太上皇去世以后，陛下将凭什么面对天下人？”奏书上达后，皇上受到触动，下旨第二天到宫中去。当时，谢岳甫的名声震动京城，同姓的宰相中有人想等皇上已经出发后，就推荐他来代替自己。止斋陈氏傅良当时任中书舍人，在百官列班中恭敬地等候皇上出来。皇上已经走出御屏，慈懿却拉着皇上进去，说：“天冷，官家暂且进来喝一杯酒。”皇上退回车辇，百官和侍卫全都变了脸色。傅良拉住皇上的衣襟，请求不要进去，但已经到了御屏后面，慈懿呵斥他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这些秀才想砍驴头吗！”傅良于是站在殿下大哭。慈懿派人问他：“这是什么道理？”傅良回答说：“儿子劝谏父亲，父亲不听，儿子就号哭着跟随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后来皇上更加愤怒。傅良离去，谢岳甫的请求也被搁置不报。此前，岳甫曾上书孝宗，请求恢复旧疆，没有得到答复。谢岳甫娶了孙氏，孙氏已经去世，谢岳甫打开她的线箧，发现里面竟是谢岳甫上书的副本。谢岳甫曾经把副本交给权要，却不知道孙氏是从哪里得到的。谢岳甫更加感伤。闽地士人林自知观过与谢岳甫一同在京学游学，写了一首绝句来记载这件事，末两句说：“汉皇尚未下达复仇的诏书，怎奈这平民夫妻何！”林自知写完诗后，同舍没有人能够续作。林自知被称为名儒，官至史馆校勘、粮料院，死于任上。○止斋陈氏：止斋陈氏傅良，字君举，永嘉人。他早年凭《早秋》一文参加科举，当时同为蔡幼学门人的行之在太学游学，因为蔡幼学研究《春秋》的造诣逐渐显露出超过自己的地方，于是便凭词赋取得科第。其词赋和进士试诗是中兴以来的冠绝之作，但工巧过甚，稍稍偏离《三元衡鉴》的正体，所以如今举子词赋的弊病，是从陈傅良开始的。他的奏疏能够洞彻地表达内心，讲说经义能够铺陈畅达地阐明旨意，尤其长于《春秋》和《周礼》。考亭把他看作值得敬畏的朋友，曾对门人说：“把伯恭、君举、陈同父三个人合成一个，才算得上好。”但仍然比不上水心先生。大概是因为水心的辈分和行迹与他们不相当，而学业也还没有达到晚年大成的程度，所以考亭先生特别说他强记博闻，却还没有看到他有所止境。若考亭先生看到了他的止境，应当会把他与这三人并称，而且还会评出高下。考亭先生晚年注释《毛诗》，把《序》文全部删去，认为彤管是男女私奔的工具，城阙是私会的地方。止斋得到这个说法后很不以为然，说：“把一千七百年来女史所掌的彤管和三代的学校，视为男女私奔的工具、私会的场所，我私下觉得有些不安。”他仍把这个意见藏在心里，没有同考亭先生争辩。考亭先生隐约知道他有这样的看法，曾经写信索要他的《诗说》。

译止斋回答说：“您近来正在同陆子静争辩无极，又在同陈同父争论王道与霸道。况且我从来没有注释过《诗》，我所讲说《诗》的内容，不过是同门人和学生讲解经义（另一说是‘同门人为举子讲解经义’），如今都已经毁弃了。”这大概是不想帮助陆子静和陈同父进行争辩。如今止斋的《诗传》正在世间流行。建安人袁申儒是陈傅良的门人，在《诗传》末尾作序说：“止斋实际上是宁王旧日的学者，皇上曾经想起他，对韩▯胄说：‘陈某如今在哪里？却是个好人。’韩▯胄回答皇上说：‘台谏曾经议论他心术不正，恐怕不是好人。’皇上说：‘心术不正，就一定不是好人吗？’于是便不再召用他。”止斋在朝廷任职，大节都无愧于师友；到了光皇因病缺少北宫之礼时，他的劝谏有古代士大夫的刚烈风范。嘉王即位时，止斋凭借旧日的师学关系，也有赞助筹划之功。他受到韩氏压制，最终没有能够大用。○宏而不博，博而不宏：真文忠公和留公元刚，字茂潜，都是凭“宏博”科目应选。当时李公大异评阅他们的试卷，在文忠试卷开头批写“宏而不博”，在留公试卷开头批写“博而不宏”，并申报都台，请求取旨裁定。当时陈自强身居庙堂，因为文忠的岳父善于识人，看出文忠是前途远大的人才，便极力赞成韩氏二人都置于异等。这一年，毛君自知考中进士第一名，他在对策中提到：“朝廷设置宏博科来选取士人，如今却说‘宏而不博，博而不宏’，这不是用来向天下显示的标准；然而仍然把他们置于异等，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文忠在朝廷任职，当时御史揭发他在廷对当天竭力煽动恢复旧疆之事，又因为他的父亲参与阅卷，于是驳回他的等第，置于五甲，勒令授予监当，后来庙堂又授给他江东干幕的职务。文忠在朝廷任职期间，言官不断议论此事，后来始终未能再被起用。南岳刘君克庄，字潜夫，作诗悼念他的死亡，说：“至尊殿上主持文衡，哪里料到台中竟有不同的评判。过了二十年才入幕府，隔了三四榜才全部登上瀛洲。白发老人悲痛，永远诀别；丹穴的雏鸟刚刚出生，父子却隔年相逢。对策与诸儒相比毫无惭色，只是因为命运不使他位至公卿。” 毛自知在对策中竭力主张恢复旧疆，所以刘克庄在诗中用含蓄的话讥刺这件事。刘诗中“登瀛”的诗句，说的是袁蒙斋。留元刚一生漂泊困顿而死，真文忠最终成为著名卿相。留元刚任性饮酒、意气用事，言官多次把这些事上报，但他才思敏捷、学识贯通广博，近代宰相家族的子弟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文忠起初同他非常投契，中年时在客人面前谈到留元刚，却神情忧惧而不高兴。此前，永嘉人刘锡的祖父侵占据有王羲之的墨池，已经将近百年，后来被世代为仆的人揭发，文忠判决拆毁他的房屋，从刘家卧室中找到了池子，刘氏于是衰败。他处理政务、作出裁断都像这样，所以诽谤他的人也不少。文忠曾得到方岩王公写给士人周仪甫的回信，信中说：“收到你寄来的茂潜书信，即使没有仪甫等老夫嘱托，茂潜治理永嘉，也像干将、莫邪刚从磨刀石上磨出一样锋利，千万不可用私情去干预他。”又说：“近来墨池的事情最为重大。” ○胡▯、李沐：胡▯初次参加宰县考试，回来拜见忠定。同一时间前来拜见的，还有忠定同郡的一人，姓赵，也是赵氏宗族的人。赵某知道忠定不讲究修饰，所以换上破旧的头巾、肮脏的衣衫和破鞋来见他，而且能够大声背诵忠定在朝廷上的策论。忠定在人群中首先同他交谈，还遗憾同姓同郡，却此前从未认识他。接着轮到胡▯进见，他自述自己参加科举时曾经名列前茅，希望回到家乡后能列入任用。忠定神色忧郁地说：“如果庙堂全都只根据以前的名次任用士人，那么那些没有前名次或不是通过科举的人，凭什么才能得到进用呢？”神色间显出不愿接纳。胡▯拜见忠定以前，曾绕道到武夷精舍拜见考亭先生。考亭先生接待学生只供给脱粟饭，到了茄子成熟时，就用姜和醋浸泡三四枚一同食用。胡▯到来后，考亭先生按通常礼数接待，没有特别优待。胡▯很不高兴，退下后对人说：“这不合人情，一只鸡和一樽酒，在山中并不算缺乏。”他从衢州经过，向太守寻找船只，客舍中偶然遇到水心先生，当时水心还没有中第。胡▯气势凌厉傲慢，仿佛早就同水心有过节似的，厉声问先生：“尊姓大名，仙乡哪里？”先生回答：“永嘉叶适。”胡▯又追问：“足下为什么来到这里？”先生回答：“家亲生病，来求医。”胡▯笑了，用手摇着自己的紫色窄带，叹息说：“这就叫作父母生病卧床，自己进山采药。” 先生感到茫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到讥讽。正好太守一向熟悉先生的名声，便命典谒告诉胡▯稍候，先请叶学士（原注：即水心）进见。胡▯更加不平。李沐是名臣李公士颖的儿子。李公闲居在龟溪，那里距离都城最近。李沐凭大臣之子的身份参加二次县令考试，恰好随忠定入朝请假，为父亲祝寿；适逢皇上也将派中使赐药物和茶，忠定想让李沐感到荣耀，便告诉他可以带回去接受赏赐。李沐回答说：“派遣使者，是旧有的礼制，恐怕不能因为我这个人子的荣耀而废止派使者的礼制。”忠定很不高兴，言语中颇多侵责李沐。韩▯胄想谋害忠定，却没有人肯帮助他，于是向某官谋划。某官对韩▯胄说：“您留下我，就可以谋划对付赵氏。”韩▯胄于是当着皇上的面极力挽留此人，后来他果然拜相。某官既然被韩▯胄留用，便极力推荐胡▯、李沐。李沐于是诬陷忠定谋反。胡▯代替李沐攻击考亭先生，诬称他因欧阳公被诽谤一事获罪，又斥责他擅自把校舍废弃改作住宅；议论水心先生所著《进策君德论》，认为其中没有君主。胡▯的文章逼近柳柳州。李沐的诗文洒脱，晚年著《易》，颇能契合《易》的深奥旨意；他最初未必完全是为了逢迎韩▯胄。他长期积累的忿恨和嫉妒已经很久了，到了重大议论之际，一时不能平心静气罢了。巩栗斋丰也以舍选第一名的身份拜见丞相京镗，叙述自己的事情。京镗对待巩丰，和忠定对待▯一样。巩丰是贤者，曾感叹京镗的话说得对，从未怨恨责怪，只可惜他没有得到▯那样的职位。近来林（一作“凌”）次英以甲科第四名的身份，困顿了半生，才开始掌管故都司。聂善之当面告诫他说：“第二天你向丞相致谢，只须谦逊地感谢自己晚年才得到俸禄，千万不可提到科第一个字。”处在今天这样的世道，做士大夫的，也不能不知道这一点。○制科词赋三经宏博：本朝廷试取士，采用赋，却不公布题目的出处（原注：省试命题也是如此）。

译真宗以“卮言日出”在朝廷上考试士人，孙何等人没有探究这句话的旨意，赋文都无法写成，于是冒死攀登殿阶上奏，请求公布题目的出处和大意。真宗没有治他们的罪，公布了出处和大意，说：“卮，是滋润的意思。”这一年便以孙何为状头。此后诸生请求主管官署公布题目出处，都从这里开始。王安石用《三经》取士，于是废除词赋，廷对开始采用策问。在此以前，叶祖洽梦见神人许诺他做状头，只指着庭下的一束竹子，对他说：“用这个，就能成为状元。”叶祖洽不明白其中的意思；等到采用策问取士，叶祖洽果然考取第一名，那一束竹子就是策（原注：又梦见神人摆出狗肉片，作为“状”字）。命数就是这样。叶祖洽因为同乡黄裳劝神宗讲论《孟子》，知道皇上非常喜爱《孟子》，黄裳曾把这件事告诉叶祖洽，所以叶祖洽答策始终援引《孟子》来立论。在此以前，荆国王安石曾作《试闱中》诗说：“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抡才将相中。”大概已经憎恨词赋的弊病了。后来由于苏子由的策文专门攻击皇上，安石把他比作谷永；又因为孔常父用策文极力反对新法，安石于是产生了废除制科的想法。哲宗策试士人时，对近臣说：“进士试策，文章义理有超过制科的。”大臣们都是熙宁党人，于是极力主张废除制科。制科的词赋既然废除，士人所学习的全都是《三经》。所谓《三经》，又不是圣人的本意，只是用安石的说法加以增广，每一经都有固定的套语，于是士人都不知道古代典故，也不能应对制诰、骈俪文的选试。蔡京对此忧虑，又不想更改熙宁的制度，于是开始设置词学科，试作制、表，选取擅长骈俪文的人；试作铭、序，选取熟悉古代典故的人。自南渡以后才恢复词赋，孝宗才恢复制策，而词学科也没有废除。○词学：洪氏遵参加考试，题目是《克敌弓铭》，不知道出处。有个老兵拿着砚水，秘密地对洪遵说：“这就是神臂弓。”凡是它的制度、轻重、长短，没有不告诉洪遵的。主管官署认为洪遵神异。洪遵唯独没有记住太祖即位第三年制造神臂弓以威服天下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宁皇在类试所考试宏博之士，当时徐凤少监和现在的宗簿刘澹然一起参加考试。徐凤探知主考官想出《唐历八变序》，需要引用一行禅师的《山河两界历》作为依据。当时鲍明法华字浣之任廷评，精通历学，而且朝廷正要任用他修订历法。鲍浣之是刘澹然的同乡，徐凤对刘澹然说：“你何不去拜访鲍浣之，借《两界历》来？我们两人共同使用。”刘澹然连声答应。第二天他去拜访鲍浣之，得到《两界历》，完全知道其中的详情，不再和徐凤共同使用。考试日期临近，徐凤亲自去找鲍浣之借历书。鲍浣之对徐凤说：“只有一个抄本，已经被周（原注：刘字）拿去几天了。”考试那天，果然出了《历序》，刘澹然非常得意，自以为这和神臂弓的事情相似。徐凤在序文末尾只略略写道：“也有一行的《两界历》，因为不是正史所载，所以不予记述。”当时秘书陈璧负责阅卷。陈璧平素不熟悉词学，阅到刘澹然的试卷，正因他独自使用《山河历》的事情感到疑惑；又阅徐凤的试卷，看到他说不是正史所载，便在刘澹然卷首批道：“六篇文章精深博洽，文气也像是作者所作，只是不必使用《山河两界》的典故，似乎有些多余。” 这一年刘澹然、徐凤都被黜落。后来徐凤再次应试，六篇文章都精深高妙。他在《代嗣王谢赐玉带表》中使用《礼记》“孚尹”二字，把“尹”读作平声。凡是引用经书的释音，应以最初的释音为依据；引用史书的释音，应以最后的释音为依据。徐凤采用第二种读音，所以主考官怀疑他平仄失律。然而徐凤并不是失黏，只是把这个字用于隔联上一句的四字之内，又怎么会妨碍音律呢？主考官错了，公论替他鸣不平。我曾拜访真文忠公，在席间偶然问他今年词学科有多少人。文忠回答说：“应试的有二十人，都曾来拜访我。昨天某人闲暇时教人把贡院的草卷本誊抄出来，其中有一卷非常好，而且纯正莹润。这个人为什么不来见我？比如《谢赐金水滴砚尺》，破题就用‘品’字，像这样的文章，我在考场阅卷时一定会圈出。不只是这一篇，他的六篇文章都纯正莹润，天下确实有人才。”我对文忠说：“莫非是徐子仪（原注：徐字）的卷子？”文忠说：“文辞相似，只怕子仪还没有达到这样纯正莹润的程度。”榜单公布后，果然是徐凤的卷子。徐凤考试作《三家星经序》，详细记载甘公、巫咸、石申所说岁星运行顺逆，以及如今红、黄、黑三色所圈出的内容，主考官十分惊异，已经把他列入异等；但最后一篇多余地用《周礼》中巫（原注：音筮）咸的说法作证，于是上报都台，交给国子监审看详定。徐凤、真文忠本来一起学习这门科目，又同在一张砚席旁读书。文忠已经考入异等，担任玉堂寓直；徐凤参加三次考试，才考中有司的考试。文忠在朝廷任职，徐凤还只是亲奉祠，反而做着冷清的官职。真文忠出任江东漕司，徐凤才开始掌管故都司。后来徐凤也任玉堂寓直，官做到列监，早晚都是命运安排。徐凤侍奉祖母，以孝顺闻名乡里。可惜他没有像文忠那样使亲人享受荣耀。○武林山：我曾考察《晋书·地理志》，其中说钱唐有武林山。《旧图经》说：“武林山在县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长一十二里，又名灵隐。”钱唐县令刘道真的《钱唐记》、太子文学陆羽的《灵隐记》、夏竦的《灵隐寺舍田记》、翰林院学士胡宿的《武林寺记》，都说武林山就是灵隐山。《旧图经》又说：“武林山在钱塘县旧治所的北面半里处，如今钱塘门内太一宫道院高士堂后的土丘就是。”《新图经》说：“有人说钱塘门内太一宫道院后面有虎林山，又名武林山，但典籍中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我曾私下笑《旧图经》既然说“有武林山，又名灵隐”，又说“钱塘门内有虎林山”，那么武林本来是一座山，虎林又是另一座山；城里是虎林，城外是武林。撰写《图经》的人，却不知道武林是为了避唐代讳而改称虎林的。又说西湖的源头出自武林山，这正好符合攻愧所说的“武林山出武林水”；不应说如今城中的太一宫有泉水与四湖相通。《旧图经》的说法大多接近事实，只是没有考察避唐讳这一点，未免误以为武林、虎林是两座山。详情见于下卷（原注：这件事与世事无关，本来似乎不必辨析。只是太一宫是圣驾亲临拜谒的地方，准备这些资料，是为了供皇上顾问）。

译○高宗临幸太学：绍兴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恭敬地拜谒先圣，把车驾停在大成殿门外，下车步行趋进，手执酒爵献奠并行拜礼，观看先圣塑像时恭敬而钦慕。高宗又临幸太学，驾临崇化堂，颁示亲手诏书，表示培育人才、广泛延揽贤士的诚意；命国子司业等臣讲读《周易·泰卦》，赐群臣和诸生坐着听讲，皇上两次点头表示赞许；又移驾到养正、持志二斋，俯身察看斋舍，环视学生学习的地方，久久徘徊。皇上这次到斋舍，本来只打算临幸养正斋。养正斋和持志斋相邻，持志斋的学生正在庆幸获得恩典，便极力邀请皇上驾临持志斋，皇上体恤他们的心意，便也去了。此后在还没有临幸太学之前，皇上想要到斋舍，必定预先下令说明斋名，斋生便严整恭谨，唯恐他们再次邀请皇驾而企求恩典。○中和堂御制诗：中和堂在郡治内，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曾临幸这里。御制诗说：“六龙转行于淮海之间，万骑来到吴地渡口。王者本来没有内外之分，此行是为了使远方百姓得到安抚。看那草木正繁茂，想到这里的创伤又重新出现。登堂远望稽山，不禁怀念夏禹的辛劳。神明的功业既盛大，后世都蒙受他的仁德。愿意像越王句践那样，把焦虑思考置于我自身之前。艰难之时务必遵循休养生息，圣贤也有屈有伸。高尚的风范感动君子，寄托心意于种、蠡这样的臣子。”堂北又有清风亭，高宗亲笔题写亭柱，说：“这座堂实在是壮伟的景观，即使与上都相比也没有惭愧。南风吹来，我虽然感到畅快，却愿意同百姓共同享受。”后来因此改名为伟观。圣驾驻跸的决定，就体现在这首诗中。○请斩乔相：文忠真公出使金廷，道路受阻，不能继续前进，只停留在盱眙。他带着币帛返回复命，极力陈述奏疏，认为敌人既然占据了我国的汴京，那么币帛就可以断绝不送。朝廷士大夫和太学诸学的学生中，支持真公主张的很多，史相不知道如何决定。乔行简公任淮西漕，上书朝廷说：“强大的鞑人逐渐兴起，其势力已经足以灭亡金国。金国过去是我们的仇敌，现在却是我们的屏障。古人所说唇亡齿寒的教训可以重演，应该暂且给金国送币，使它能够抵御鞑人。”史相认为乔行简的考虑十分深远，想要答应送币但还没有派遣使者。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寅、徐士龙等人，一同伏在丽正门前，请求斩杀乔行简以向天下谢罪。○三个文忠：欧阳子谥号文忠，京丞相镗因为善于侍奉韩，也被谥为文忠。后来根据公论，认为不应当用欧阳修的谥号来谥京镗，于是改谥为文穆。无名氏作诗说：“一个在庐陵，一个在豫章，文忠文穆两人相望。大家都飞上梧桐树，自然有旁人议论短长。”真文忠最初定谥时，谥议还没有上报，有人认为这个谥号太过分，想用王梅溪的谥号来谥公。真文忠的儿子志道说：“政府祭奠先父的文章，都说先父无愧于欧阳修，从来没有拿先父和梅溪相比。”政府没有再争辩，最终采用了最初的谥号。京镗后来因论者的弹劾，连同文穆这个谥号也被去除。○天子狱：永康的风俗，本来就以善于写状词闻名，但每隔几十年也必定会发生一桩大狱。龙川人陈亮已经因上书孝宗而受到大臣阻挠，被报复罢职，居住乡里，潦倒失意，常常醉酒。他和县里的狂士甲命令妓女在萧寺饮酒，把妓女称作妃子。旁边有个客人叫乙，想要陷害陈亮获罪，便对甲说：“既然已经册立妃子了，谁来做丞相？”甲对乙说：“陈亮做左丞相。”乙又对甲说：“那我怎么安排？”甲说：“你做右丞相，我任用两个丞相，大事就能成功了。”乙于是请甲坐上僧人的高座。两个丞相奏事完毕，下阶向甲行拜礼，甲神情庄重，整理衣冠接受。妃子便捧酒，唱《降黄龙》祝寿。妃子和两个丞相依次高呼“万岁”，这当然是戏闹。此前，陈亮参加南宫试，何澹校阅他的文章而将他黜落。陈亮不能平心，向朝廷中的旧交们到处说：“我已经老了，反而被小子侮辱。”何澹听到后记恨陈亮，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当时何澹已经任刑部侍郎。乙探知这件事后，便不再向县或州官报告，急忙赶到刑部递上首状。何澹立即把状词封送上奏，案件交给廷尉。廷尉隶属刑部，把陈亮打得皮肤没有一处完整，诬陷他供认有不轨行为。案情已经完备，报到孝宗那里。皇上本来就知道是陈亮，又曾暗中派身边人到永康查访，查明了事情的真相。大臣把奏章呈入，请皇上裁决。皇上说：“秀才醉了胡说乱讲，有什么罪？”便用御笔把那份案牍划掉，扔在地上。陈亮和甲都甩着手臂走出狱门。过了不久，陈亮又因家僮在境外杀人而涉案；恰好被杀的人曾经侮辱过陈亮的父亲，那家的家属认为陈亮确实凭借威势指使家僮。有关官吏鞭打家僮，家僮多次气绝又苏醒，仍不服罪。仇家把陈亮的父亲安置在州厕中，又嘱托中执法官论奏陈亮的罪情，再次重重交给廷尉审理。当时王丞相淮知道皇上想让陈亮活命，因为陈亮的供词中说，他曾把家僮告到县里并杖打过他。仇家因此更加认为陈亮早有谋划，逼迫得更紧，王淮也无法裁决。稼轩辛公与王淮的女婿一向交好，陈亮将要被逮捕时，急忙写信告知辛公。辛公是北方来客，所以没有以自己身处亡国之地为借口，极力援救，陈亮于是得以不死。当时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斋陈氏都与陈亮交好，却没有留下救援陈亮的踪迹。陈亮给辛公的信中说：“君举是我的兄长，正则是我的弟弟，最终都成了空话。”骊塘危公曾对我说：“罗枢密点从西府回到乡里，有个乡人从容地问罗公：‘我对您有一件疑惑，积存多年而不敢明说。如今您允许我说出这件疑惑，可以吗？’ 罗公说：‘说出来有什么妨碍？’那人说：‘据我观察您，严谨端正，从来不胡乱走一步。您任从官时，有一天夜里下大雪，我醉醺醺地回去，看见您用铁拐杖拨雪，戴着温公帽，穿着丁字木屐，发出轻微的声音，我醉了，不敢向您行礼。后来又有一个佩着箱子的苍头奴，我也认识他，他是您的奴仆。我当时本来就醉，认为如果认错了您也不可以。’罗公笑着说：‘你的话和所见，说明你当时并没有醉。陈同父（原注：亮字）的狱事危急，我原来并不认识他，只是怜惜他的才华，便从官吏手中救援他，箱子里全是白金。同父已经死了，所以我借你的询问把这件事说出来。’ ○华子西：华岳，字子西，是右庠诸生，凭武策考中并被选拔。

译他为人轻视钱财，喜好侠义。尚未考中时，因言语得罪韩氏，被贬置于建宁圜土中。他投递名帖给建守傅伯诚公（一作“诫”），傅公怜悯他，命令可以出入而不加拘系。后来又因触犯李守伯珍（原注：名大异），再次被关入圜土。他有诗集，自号《翠微南征集》。韩氏被诛后，华岳获释回归，又恢复学籍，因而考中，成为殿前司官属。华岳郁郁不得志，似乎有动摇大臣意图的行为。史相命殿前司士卒包围他的房屋，逮捕华岳；华岳还在呼喊时，史相把他带到庭下，说：“我和你有什么怨仇，你竟想要谋害我？”华岳只回答说自己从未有过这种事。史相命人拖他押赴京兆狱。案件审结，判定他因议论大臣而应当处死。史相拿着案牍奏报宁皇。皇上知道华岳的名声，想让他活命。丞相上前告诉皇上：“这个人想要杀臣。”皇上说：“让他到海南走一趟就算了。”起初按照斩罪定刑，史相对皇上说：“这样一来，就属于减一等。”皇上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以为是从死刑减一等，所以批准了他的奏议。华岳最终被杖打死在东市。华岳才情洒脱，很像陈亮，可惜不善于运用。此案稍稍牵涉袁公蒙斋，史相没有追问。○刘三杰扶陛：刘三杰是衢州人，和韩氏有旧交，因而被任命为太守。刘三杰早晨辞别宁皇时，患有疣疾，弯腰驼背，扶着台阶栏杆走下去。皇上看见后震怒，亲手批示把他逐出朝廷：“刘三杰无视君主，可以议处发配远方。”韩氏替他在皇上面前求情，最终免去他所任郡守之职，并斥退三秩。○请斩秦桧：胡忠简公铨任枢密院属官时上奏：“请求诛杀秦桧以向天下谢罪，请把王伦的首级挂在竿上以向秦桧谢罪，请斩杀臣以向陛下谢罪。” （原注：奏稿本）高宗震怒，认为这是攻击诋毁，想依法处以正刑。谏官把陈东的奏启陈述给皇上，皇上的怒气才消解，于是贬胡铨到儋耳。胡铨的同乡竟相传说胡公已经因诛杀而死。只有一个卜者说，胡公的命运应当登上政府，必定不会死。又在大道上张榜，想以日后事实来验证，众人都把他看作狂生。在此以前，敌人进入中原，朝廷商议割让四镇，没有作出决定；敌军骑兵突然到来，钦宗急忙带领从臣入内询问对策，王伦于是偷偷把名字列入从臣，跟随入内直前，请求皇上及早戒严。皇上惊问：“你是谁？”王伦回答说：“臣是咸平宰相王旦的孙子。”皇上知道他是王旦的孙子，因此没有追究。忠肃刘公珙因他的才干把他推荐给高宗，所以任用他出使。胡铨痛恨他附和敌人、主张贬损国号的议论，所以请求斩杀他，并不是痛恨和议。胡公南归后，孝宗赞叹嘉许，把他置于经筵，想重用他，可惜他已经年老。□□□□□□□□□□□□□□□□□□□□□公的封事还没有送达金廷，金国间谍便以千金悬赏搜求。等到金国得到副本，为之变色，更加知道本朝有人才，从此和议便坚定了。（按：这一条各版本都缺二十一字。） ○请斩赵忠定：忠定离开朝廷后，药局赵师劭上书宁皇，请求斩杀忠定以向天下谢罪，大概是想讨好韩氏。忠定的事情已经真相大白，后来溪刘左史（一作“司”）光祖正好统领荆、襄，征召忠定的儿子崇模担任机幕。刘公不知道师劭的事情，先征召了他的弟弟某。崇模与危公稹是同年进士，便托危公起草笺文向刘公致谢，大意说：“如今听说他的弟弟要来，您想让他担任僚属并与我同处。我想到，交游之间的仇怨尚且不应同国相处，更何况是天伦兄弟？没有羞耻和憎恶之心就不是人，这是违背风教的。因此，胜母之里的地方尚且不能进入，迫人之驿也不能居住。怎么能容许同堂共席的极大欢乐之中，竟有手执兵器闯入室内的遗类？即使罪责不会相互牵连，然而水中的螃蟹尚且会避开他；如果他或许还没有忘记旧事，那么海上的鸥鸟也不应降落。私下认为，父子之间，宁可因生死而隔绝；宾主相处之际，则在于顺从还是违背。况且我过去蒙受您的甄别收用，本来是因为您把我看作忠臣之后；如果如今只求苟且相合，便会玷污在恶子之列的名声。得到这样的士人，对您有什么用呢？”刘公收到崇模的笺文后，惊愕地把它放在几案上，立即起草檄文，命师劭的弟弟返回。请求诛斩忠定的，是师劭；他的弟弟本来没有参与。崇模按义理不能与他同游。《颜氏家训》记述卢氏的事情说，子弟固然能够连累父兄，父兄也同样能够连累子弟。○九里松用金字有人问我：“如今九里松一字门上的匾额，是吴说所书，为什么字要用金来填？” 我回答说：“高宗圣驾巡幸天竺寺，从九里松进入，回头看见有一块匾额，第二天便取入宫中，想亲自重新书写，用来装点湖山。他命人准备笔墨，写了几十遍，叹息说：‘没有什么能超过吴说所写的。’于是只命工匠用金粉填饰原字，又把它重新悬挂在一字门上。” ○寿星寺《寒碧轩》诗东坡已经写过《寒碧》的诗句，吴说擅长草书，行书尤其精妙，曾经把东坡的诗句写在寿星寺的漆饰墙壁上。高宗命使者传诏，借入宫中观赏了数日，又命人送还，并赐给本寺。吴说的书法竟能得到圣君如此待遇。○夏执中的匾额如今南山慈云岭下有一处地方名叫方家峪，那里有刘婕妤寺。（原注：后来追赠为贤妃。）泉水从凤山流下，汇成方池，味道十分甘美。上面悬挂“凤凰泉”三字匾额，是于湖张紫微孝祥所书。夏执中是皇后的兄长，俗称“夏国舅”。他偶然来到寺中，说于湖所写的字不够工整，便用自己的俸禄刻写了自己所书的三字来替换。孝宗曾经临幸此寺，认得张孝祥所写的字；等到车驾再次临幸时，看到于湖的匾额已经被撤去，换成了夏执中所写的字，孝宗不再说别的话，只下诏命左右的人用斧头劈碎拿去当柴烧。幸好寺僧收藏的于湖字迹仍在，孝宗便下诏仍用张孝祥所书的字。（原注：如今又悬挂夏执中的字。） ○三省嘉定重修都台工程完成后，诏旨准许士人和百姓入内观看，共三天。当时骊塘危公稹任秘书，约我一同进去。出来以后，他问宾客：“各厅署治理事务都面向南坐，只有都台却是宰相面向东坐，参知政事和枢密使都面向西坐，这是什么典故？”在座宾客有人说，太宗曾经担任中书令，既然已经像庙中神位那样坐定，后人便不敢独占席位；又有人说，三省过去在内宫之中，不敢仿效面向南坐；还有人说，宰相如同庙中神位坐定，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便不应列坐。危公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根据，出于臆测，因此并不释然。我年纪最小，危公看着我说：“贤良难道没有听说过吗？”我谢过他的询问，回答说：“熙宁年间官制改革以后，三省长官都面向南处理政务，其余官员于是分列两旁，恐怕应当以此为根据。”危公对我说：“你说对了。” ○南屏兴教磨崖（原注：又有小南屏山和南屏轩。据考，“轩”字疑为“对”字的错误。）

译如今南屏山兴教寺的摩崖上刻有《家人卦》《中庸》《大学》篇，是司马公所书，《新图经》没有记载。钱唐自五代以来没有遭受战乱之祸，百姓富裕华丽，却多有淫靡的风尚，对于齐家之道或许有所欠缺，所以司马公书写这些内容来辅助风教，并不是偶然为之。如今南屏山竟成了焚烧棺材的地方，没有人登山抚摸欣赏那些长满苔藓的石刻。○天竺观音孝宗即位初年，从内府拿出三件宝玉，安置在天竺寺的观音道场。第二年，孝宗亲自撰写赞文说：“伟大的大士，本来就具有圆通之德。示现为有言说之身，成为世人的宗师。光明遍照而没有差别，以平等之心施行慈悲。随着众生的感应立即回应，微妙得不可思议。”皇上对佛教经典的博通竟达到如此程度。○易安斋梅岩亭光尧亲自到南郊祭祀，当时是绍兴二十五年。皇帝在郊坛易安斋的梅（一处有“岩”字）亭题写“谒款泰坛”。他经过易安斋，喜爱那里离城不远，岩石幽深，具有天然形成的自然情趣，于是写了《梅岩》诗：“奇石苍岩映照着青翠的霞光，梅树枝梢稀疏瘦劲，正横斜交错。借着祭祀之事前来寻访胜景，试着探看春风中的第一朵花。”孝宗当时还在潜邸，恭敬地唱和圣作说：“秀丽的景色环绕亭子，拥抱着雨后晴霞，修长的竹子和冰清的梅花几枝斜立。春神想要奉上使天颜欢喜的景色，所以特意让和暖之气催放早开的花朵。”这真是古今未曾见过的事，岩石也何其幸运啊！光尧曾问主持僧人：“这株梅叫什么梅？”主持回答：“青蒂梅。”又问：“梅树旁的藤叫什么藤？”回答：“万岁藤。”合乎圣意，便赐给僧人官阶。皇上曾经拂拭石头坐过，直到今天人们仍称它为“御坐石”。○五丈观音观音像高五丈，原本是日本国僧人转智雕刻的，大概是在建隆元年秋天完成的。转智不吃烟火熟食，只吃芹菜和蓼菜；不穿丝绵，常穿纸衣，因此号称“纸衣和尚”。高宗曾与宪圣一同临幸观音像所在之处。宪圣回宫后，便制作金缕衣赐给他，等到把衣服挂到身上，只到他身体的一半。宪圣于是派使者量度他的身材，再制作衣服赐给他。○柳洲五龙王庙从涌金门出去进入柳洲，那里有龙王祠。开禧年间，帅臣赵师Э重塑五位龙王的塑像，冠冕、旒珠和礼服全都具备。其中三尊像，分别仿照韩侂胄、陈自强和赵师Э（一作苏师旦）的形貌塑造。当时韩、陈还在世，台臣中攻击赵师Э（一作师旦）的人，只在奏疏中提到师Э（一作师旦）自己把自己的形貌塑进神像，不敢斥责韩、陈。直到今天这些像还保存着，没有人更换它们。后来经过这里的人都不认识这三个人，恐怕未必相信我的话而把它们换掉。不过，关于师Э（一作师旦）的奏疏是可以考查的。○张司封庙庙名为昭贶，就是景祐年间的尚书兵部郎张公张夏。（原注：有的版本作“兵部史”。碑文又作“太常”。祠祀典籍作“工部员外”，俗称“司封”。） 张夏字伯起，景祐年间出任两浙转运使。杭州江岸大多用柴薪和泥土修筑，潮水冲击后，不超过三年就会毁坏。张夏命人修筑十二里长的石堤，以防御江潮的危害。工程完成后，州人感念张夏的功劳，庆历年间在堤上建立庙宇。嘉祐□年十月，追赠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为宁江侯，改封为安济公，并赐予如今的庙额。绍兴十四年增加“灵感”二字，绍兴三十年增加“顺济”二字。我考察事情的始末，起初根本没有神怪之事。如今临安流传说，张伯起治理潮水三年却没有找到关键，愤懑不已，抱着所有文书亲自投江，向上天申诉，后来托梦给人；从此以后，修筑江堤的人才得到方法，堤坝修成而潮水也退去。这大概真是乡野之人的说法。江水所依凭的是堤坝，哪有张伯起不知道用石头代替柴土的便利，工程尚未完成，效果却只相当于普通人修沟渠呢？说张夏死后凭借虚幻的梦境忽然把方法告知后来的人，万一不用他的梦，祸患将会怎样？这还能算是活着有智慧、死后被称为神吗？沿江十二里，大体上是上至六和塔、下至东青门，正是昭贶庙所祭祀的张夏修筑的。如今反而把这件事推诿给钱王，那就更加荒谬了。○忠勇庙庙在九里松，祭祀已故步军司前军统制张▯巳。绍兴三十二年，张▯巳跟随张子盖解除海州之围，奋勇作战而死。奉诏追赠清远军承宣使，仍在本寨门前建立庙宇，赐庙号“忠勇”。乾道元年，由步军都指挥戚方修建。○忠清庙制词显仁太后将要乘龙舟渡过会稽时，皇上出于天性孝心，预先担心风涛作祟，便在宫中遥遥默祷忠清庙。等到船桨和驾船之事已经戒备妥当，风浪平静得像席子一样，皇上命词臣撰写制词封赠神灵，说：“追念文母将要附葬裕陵，陵殿即将完工，容车也将启程。只是大江阻隔，使群臣都显露忧虑；我既已竭尽诚心，很快就使神明听见了祈求。某王的一节操行极其伟大，仿佛千古长存。风涛平息，已经依赖幽冥神灵的护佑；光耀的天恩降临，用来彰明崇高至极的恩典。还望安抚我四方的百姓，使你的祭祀延续百世，特封为忠壮英烈威显王。”这就是在原有庙号四字之上增加“忠壮”二字。○径山大慧大慧法名妙喜。张公九成字子韶，从还是士人时就已经沉迷于佛学，曾与妙喜往来，但不过是以世俗之外的交往相处。张公因为直言触犯秦桧，秦桧将张公贬逐后，查知张公平素往来的人中，最要好的只有妙喜，于是杖打妙喜的背部，又刺配他到南海充当卒徒。妙喜的脸色始终没有改变。后来秦桧死去，孝宗果然将妙喜放还，他又居住在径山。有人劝他除去背上的墨刑，他笑着拒绝，没有回答。孝宗怜惜并敬重他，恩宠尤其深厚，赐给他金钵（一作“钹”，似为误字）和袈裟，车舆前使用青色车盖，又赐号“大慧”。言官上奏说对他的宠遇过分。高宗已经居住在北内，能够到山间游幸，因为妙喜的缘故，赐给他吴郡田地一万亩。驾辛越二年，才修建龙游阁。○宏词嘉定年间并没有下诏废罢词学，有司揣摩上意而承迎得过分，每逢郡试（一作“群试”），一定要挑出细小的毛病，只让考生进入申省，我已经详细记载过这件事了。

译水心先生撰写《进卷外稿》，其中评论宏词说：“宏词兴起以后，最受重视的是四六文，但这种文章最为鄙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贴切、用典精确彼此夸耀，甚至有人凭一联文章写得工整，便终身专擅官爵。这种风气盛行而不可遏制，已经七八十年了。前后担任卿相和显要职位、祖孙父子相继处在要职的人，大多是词科出身。既然成为词科之士，这个人就已经自行断绝了道德性命的根本正统，以为天下所能做的事全都局限于区区的文辞技艺；这样带来的祸患，又不只是把朝廷的高爵厚禄拿来赏赐他们而已。进士等科，其取士制度还可以讨论并加以损益；至于宏词，则只需直接废除罢了。”先生的《外稿》大概是在淳熙年间从姑苏进入都城时草成的，这部书流传开来是在嘉定年间。先生本来并没有嫉恨词科，也不同于那些揣摩上意、迎合权势的人；然而恰好遇到当时的形势，仿佛有所针对。文忠真公素来不喜欢先生的文章，大概是从乡人张彦清（一作“青”）那里听来，说先生的文章缺点在于支离。文忠读到先生的《习学记言》后，说：“这不是记载言论，而是放纵议论。难道其中没有激愤的意思吗？”水心先生的文章，在精深高妙之处有韩愈、柳宗元也比不上的地方，可以说是集本朝文章之大成。文忠的四六文，是近世未曾见过的。例如史相服丧期满后，加官时所下的制词说：“白色的丧冠低垂，刚刚服满三年的丧制；红色的鞋子端正华美，于是重新成为百官仰望的对象。”又对史相说：“有陈平的智慧，绰绰有余；有萧何的功劳，天下第一。”戒勉之词说：“上天难以完全相信，应当不要忘记谨慎于细微、追求安康的戒诫；百姓也确实劳苦，应当共同谋求使他们富庶的功业。”《抚谕江西寇曲赦诏》中有一两联说：“自从天地开辟直到今天，从未听说盗贼可以保全性命。”又说：“在池塘边戏弄兵器，料想并不是你们的本意；焚烧昆仑山上的玉石，难道也是我的心意吗？”又有授永阳郡王的制词说：“既然是这样美好的亲属关系，礼制本来有所限制；如今登上公朝位列棘卿的尊位，仍特意赐予王社祭祀时包茅的赏赐。”大概文忠进入札子所说的庙堂之后，认为这两种恩典恐怕不能同时得到，所以故意写下含蓄的言辞。○文忠答赵履常文忠真公曾与赵公汝谈（一作“汝愚”）相见，赵公启发文忠说：“应当思考用什么办法谋划当权者的事情，不要只是议论而已。” 文忠回答说：“您是宗臣（一作‘国臣’），本来应当思考用什么办法谋划。我不过是朝廷中一个议事（一作‘论事’）的臣子罢了。”赵公听后自觉失言。我认为这也是文忠的本心。嘉定初年，文忠对我说：“将来我竭尽力量，也只能成为田君贶那样的人物；至于范文正公，则不是我敢于企望的。到了中年以后，我又把成为文正公那样的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在此以前，嘉定初年他和我谈论理学时说：“我和您谈论，只能说到表面，如刘静春却已经论到骨髓。等我在山林中静坐十年以后，再同您讨论骨髓。”后来，文忠闲居将近十年，而早晚反复讨论理学的，只有刘静春，却与他极不相合。难道文忠的学力已经与嘉定初年不同了吗？” ○徐竹隐起草皇子制宁皇立皇子洵为皇子时，皇上年纪还很盛壮。竹隐徐似道撰写制词，其中两句说：“于是建立神明的后裔，用来观察天地的心意。”真是学士，这两句的意味很深长。○以大龟占卜决定（按：此事载于《齐东野语》第十六卷，记载比这里详细得多。） 宁皇嘉定初年授史弥远右相的制麻，翰林权直陈晦偶然用了“昆命于元龟”的典故。当时倪文节公思任福州帅，即刻收拾行装，上奏说：“哀帝任命董贤为大司马时，有‘允执其中’的词语。当时父老流泪，说汉帝将要把帝位禅让给大司马。”宁宗得到倪思的奏疏后非常惊骇，便拿给右相看。右相上表申辩，认为：“臣当时恭敬地听取王言，没有空暇指摘，请把倪思的奏疏下发给陈晦看。”陈晦第二天被授为御史，于是上奏，遍举本朝自赵普以下，凡是授宰相时的制麻中使用“元龟”典故的，共有六七例，并且说：“臣曾向倪思学习词科（一作‘臣曾在词科方面向倪思学习’），倪思不可能不记得。这只是因为一时的私愤，便忘记了旧有典故。身为藩臣却议论王制，不惩罚他就无法向天下显示法度。”文节于是再也不敢争辩，被免去所任官职。陈晦与真文忠关系最为亲厚，大概是因为要辨明旧有典故，曾向文忠详细询问过。○考亭考亭先生作《武夷大隐屏》诗说：“酒食器具和窗户前面就是大隐屏，傍晚时分对着它，安静地看它的形态。任凭浮云悠闲地舒卷，万古青山始终只是这样青翠。”五峰胡氏得到这首诗并吟诵，对南轩张敬夫说：“好是好，可惜只有体而没有用。”于是自己作诗赠给考亭先生，说：“幽居的人偏爱青山美好，只因为青山长青不老。山中云气升起，化作大雨洒落太虚，一洗尘埃，青山更加美好。”胡公铨把先生推荐给孝宗，孝宗召他授任武学博士，先生没有接受。大概先生的意思是，认为胡公只是懂得欣赏他的诗罢了。门人用“考亭”称呼先生，世上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称号的缘由。亭子是陈氏建造的，本来是用来安置其父亲棺柩的，安葬完毕后，便作为祭祀墓地的地方，所以叫“考亭”。后来亭子归于先生所有，先生认为“考亭”这个名称与自己无关，于是根据陈姓改名为“聚星”，参取《汉史》和《世说》中陈元方的故事，将故事作为一段文字，每段绘成一幅图，悬挂在亭中。但门人称呼“考亭”这一称号已经很久，始终不能立即更改。所以如今称呼先生，都用“晦庵”“晦翁”，而“考亭”这一称号也同时流行。此前，先生本来字元晦，后来认为“元”象征乾，是四德之首，担心自己不足以担当这个字，便亲自改为仲晦。然而，天下称呼元晦已经很久了，至今却没有称仲晦的。文忠真公字景元，攻愧从容地叩问他说：“为什么称作景元？”真公回答说：“因为仰慕元德秀，所以取名景元。”攻愧说：“错了。”于是取《毛诗》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注文给真公看，说：“景，是明的意思。诗人用光明的德行同高山相对举，那么‘景’就不能解释为仰慕。”于是替真公改作“希元”。然而天下称“景元”已经很久了，至今也没有称作“希元”的。文中子的弟子绩，字无功。文中子说：“神人是无所作为的，这不是你所能达到的。”因此他终身都这样称呼绩。考亭先生不敢以“元”为字，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

译洪景卢：洪忠宣公因为持有苏武的符节而被秦桧忌恨，孝宗怜惜他。他的儿子洪迈凭宏博科中选，历任清要显贵的官职。孝宗有意重用他，暗中了解到他的子弟不能遵守父兄的教诲，担心让他任宰政府官职会有损于向天下人显示的榜样，所以特意暂缓任用。洪公常常劝孝宗早些告诫庄文，孝宗总是点头答应。一次，孝宗借机让身边的人查访洪公的儿子洪子政在娼楼饮酒，便立即命快行前去传谕洪公说：“也请学士（原注：当时洪公任知制诰）教导儿子。”快行传完话后，没有别的诏令。洪公惊愕不解其中缘由，只能面对使者连声答应、奉行诏令；退下后查问儿子所到之处，这才明白孝宗的意思，于是上抗章谢罪，请求离职。回到番阳后，他和兄长丞相洪适在山林间唱和饮酒赋诗，十分自在。偶然得到史氏的琼花，便种在别墅中，命名为“琼野”（“野”字疑为“墅”字）。楼名“琼楼”，园名“琼圃”。史氏想请求洪公施予异姓的恩泽，洪公没有答应。史氏于是告发洪公，说“琼瑶是天子居住的地方，不是臣子所应使用的称号”。洪公不为所动，史氏便到宫阙前上词，又到御史台诉说此事，因而被言官列入弹劾之中。文人稍稍想作诗吟咏、题评品鉴，小人便立即加以诋毁；洪公最终不再升入政府任职，这也是命数。赵忠定论选人才：忠定的幼子崇实，曾间或同我商讨骈俪文，说：“这件事最不能忽视。先公任职于政务中枢时，偶尔用这个来观察人，即使是尺牍小简也这样，并不只是看骈俪文。” 有人对先公说：“如果文章出自他人之手，那就难以据此了解一个人了。”先公说：“不是这样。他能请人替自己写出好文章，那么这个人也不会是庸碌之辈。”这就是先公选拔人才、报效国家的一个方面。崇实是宰相家族中的贤能子弟，游学京城幕府时任元僚，颇有才名；而且诚实出于天性，确实与他的名字相称。可惜上天没有给他足够长的寿命。太学诸生设置绫纸：郑昭先任台臣，突然遇到应当论列政事的月份，把这叫作“月课”。昭先是个纯厚谨慎的人，不敢妄加指斥议论；他上奏请求京城之下不要使用青盖，只准大臣用它来引导车驾，诏旨同意了。太学诸生认为既然不准使用青盖，便改用黑绢制成的短檐伞，就像都城中卖冰（一作“冰水”）的担子上所用的那种，已经被人共同讥笑。巡逻者仍然把他们当作首先违反禁令的人，用绳子捆住拿伞的仆人，连同伞一起送到京兆府。当时程覃实任京兆尹，于是杖打了拿伞的仆人。第二天，诸生群起到光范门伏地，控诉京兆府。当时的宰相告诫守门人不要接受拜谒。诸生于是到宫阙前控诉程覃。程覃也向堂及台申辩。诸生更加猛烈地攻击他，甚至编写《覃传》，说：“程覃，字会元，一个字也不识。湖徽人。”所谓“湖徽”，是说程覃本是徽州人，寄居在湖州。俗语把内里一无所有却敢于强词聒噪称为“胡挥”。当时的宰相认为：“前任京兆赵师Э已经因为鞭打斋生而被罢免，也是诸生控诉的结果。已经罢免了一个京兆尹，难道还可以再罢免一个吗？况且鞭打仆人和鞭打生徒，哪一种更重、哪一种更轻？诸生难道不是过于放纵横行了吗？”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把诸生的奏章上报皇帝。诸生的谋划既然受挫，便收拾行装全部离开太学，把绫卷放在崇化堂，大家都面向宫阙遥拜后离去。诸生离去后如云散雾裂，太学因此空了。旁观者惊异侧目，认为这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正好永阳郡王杨次山本是右庠经武诸生，偶然派人给旧日同舍送东西，使者到那里寂静无所见，只好又带着东西回来，向杨王报告两学都空了。杨王派两个儿子前去查访此事，全部查明实情，于是通过慈明向皇帝启奏。皇帝立即下御批，命学官向诸生宣谕，让他们赶快回斋办理事务（一作“就斋”，无“事”字），免去程覃现任官职，仍任农卿。诸生奉诏连声答应（一作“唯谨”）。在此以前，时相厌恶诸生一有行动就煽动全太学来要挟朝廷，于是扬言：“各郡庠学的生员中，有任职事的人，有的到白头也不敢奢望在太学吃一顿饭，这实在值得怜悯。如果诸生交出绫卷离去，就应当用各郡庠学职事来补充他们的缺额。”生徒听到这番话后便停止了行动。史相虽然用计使诸生安定下来，却未必真是出于这个理由。依我看，各郡庠学中确实有许多被遗漏的人才。三年一次的大比，应当命州郡把其中最杰出的人荐送到太学。程覃在仕途上没有明显过错，大概是个善人。关于使用皂盖的事，应当上报朝廷；当时来台的臣子只请求禁止青盖，现今诸生使用短檐黑伞，不知合不合规，还请朝廷明白颁下指挥，以便凭此遵守。如果朝廷另有诏旨，也不许使用皂盖，而诸生仍像从前一样使用，那么就应当发文给司成，议定诸生的罪责，这样才是善于处置。当时就有轻薄子故意作了一首失韵的绝句说：“冠盖如云自古传，易青为皂且从权。中原多少黄罗伞，何不多多出赏钱。” 心的精神就叫作圣：慈湖杨公简研究象山之学还没有大彻大悟，忽然读《孔丛子》，读到“心之精神是谓圣”一句，顿时豁然领悟。从此以后，他同门人应答交往、撰写碑记、讲说经义，从来没有离开心来建立自己的学说。慈湖曾任馆职，同僚大多讥笑戏弄他，也有人看见他的真诚，不忍心欺骗他。郑节使因饮酒过度而被臣僚论列：郑节使兴裔任性饮酒而且意气用事，处理政事草率。光宗告诉言官说：“台谏的职责固然在于根据传闻进行纠察，但也必须掌握大致情形。兴裔是外戚，朕过去在东宫时多次同他一起侍奉内宴，他连一点酒也不能承受，闻到酒气就呕吐，怎么能说他嗜酒呢？”言官惭愧畏惧地退下，随后诏令让兴裔出任外任。史越王上表：越王亲自起草表文，其中自叙说：“岁月蹉跎，已经七十三岁了。” 但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对句。有位客人推荐余大参的父亲（原注：不记得名字）擅长四六文，越王召见他，用表中的话试问，让他作对句。余大参的父亲随声回答：“这很容易。用‘补报乾坤，万分无一’来作对句就够了。”越王大为赏识。如今《四六话》中记载越王表中的话，却没有提到余大参的父亲，并不是越王有意掩没（一作“没”）别人的才能（原注：有人说与吕申公遗表相同）。杨和王论相字：杨王沂中闲居时，在郊外（一作“微行”）遇到一个给人相字的人。

译相字者拿着笔和纸上前，杨王拒绝了，只用手中所持的拐杖在地上大大地写了一横。相字者照样写下，拜了两拜说：“阁下为什么微服出行到这里？应当自爱自重。”杨王惊讶地追问缘由。他又拜了拜说：“在‘土’字上加一横，就是‘王’字。您是王者无疑。”杨王笑了，立即拿过先前送上的纸，批写准给缗钱五百万，仍用自己过去所用的押字，命相字者第二天到掌管府库的人那里领取。第二天，相字者拿着王的批示到司帑那里说：“王给了我凭券，要领取五百万钱。”司帑是侍奉王府的老手，拿着凭券仔细看了很久，说：“你是什么人，竟敢伪造我王的押字来骗取我的钱！我应当把你押送到有关官府。”相字者起初以为司帑在戏弄他，直到过了很久司帑脸色仍不变，他才详细说明事情始末，并且说：“这确实是王亲手写的，我怎么敢伪造？”司帑坚持说：“我主人的押字，我难道会认不出来吗？”相字者说到声音都嘶哑了，盼望能惊动杨王。可是杨王住处深远，声音传不到。杨王的司谒和司帑同列的官员，凑了五十缗钱给相字者。相字者拿着钱大为悲痛，痛骂司帑后离去。后来杨王偶然因签押支用账册，签完押字后，司帑趁机禀告说：“恩王前几天曾经批押给相字者五百万钱，有这回事吗？” 杨王说：“是，是的。这个人是神相，你已经把钱支给他了吗？”司帑上前说：“我认为那不是恩王的押字，拒绝了他；众人凑了五十千钱给他，让他离去了。”杨王惊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司帑说：“不可以。他今天说自己是王，明天又胡乱说些别的，继续增加说法，那么王的毁谤就会更多了。况且恩王已经开社了，还要相面的人做什么？”杨王起身抚摸他的背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于是就把原来批给相字者的五百万钱赏赐给他，以表彰他的做法。朱赵谥法（原注：《忠定遗集》，其家人想以“庆元丞相集”为书名，但庆元年间不止一位丞相，所以没有定下来）：本朝士大夫因忠节而死的，谥法中都有“愍”字。赵忠定本应谥“愍”，他的家中子弟亲自到朝廷申述，说“愍”这个字实在不忍听闻，于是改谥为“定”。考亭先生最初由太常定谥为“文正”（按：丁集作“初谥文忠”，这里说“文正”，或许是传写错误）。考功刘公弥正重新覆议谥号，认为先生应当继承唐代韩文公，又曾著有《韩文考异》一书，应当特意谥为“文”。他还说：“本朝前有杨亿，后有王安石，虽然谥号都称‘文’，真的有文德吗？真的有文德吗？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文’吗？”诏旨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后议定诸贤的谥号，从周元公以下都使用一个字了，如程正公、吕成公之类。乙集。

译高宗驻跸：高宗的六龙车驾还不知道应当驻在哪里，曾经到楚、到吴、到越，都不合圣意。等到他看到钱唐内外江湖的优美景色，便叹息说：“我舍弃这里还能到哪里去呢？”当时吕公颐浩在外统率军队，写信给皇帝说：“敌人专门拿圣上的身体作为借口，现在驻跸钱唐，足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挫败他们的谋划。”近来的名公认为士大夫沉溺于湖山歌舞的享乐，都是秦桧的罪过。秦桧的罪过在于诛杀名将，放逐善类，随意附和贬斥的名号，遣逐北方人；至于定都的谋划，大概是皇帝决定、颐浩赞成的。有人说徽宗曾梦见钱王而生下高宗，大概是因为定都一事而附会出来的。武林：武林原本叫作虎林，唐代为了避皇帝名讳，所以改称武林，就像把“元虎”改作“元武”一类。山脉从天目山而来，成为灵隐的后山，到了仪王墓后忽然低伏下去，像老虎昂首而立；下颔的石头上隐约有斧凿痕迹，所以故老相传认为这是太祖，又有人认为徽宗听了望气者的话，凿去了虎的下颔；还有人说高宗曾梦见被老虎惊吓，因此凿成这样。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如今竹宫（一本将“竹宫”误作“行宫”；按：甲集作“太一宫”）有座小山叫武林，道士在山上修建亭子，四周种满花木，大概只是依靠一个小土丘建成，并不是真正的武林山。道士易如刚因为攻愧楼公在此斋宿，请求楼公作诗吟咏这座亭子。诗中用典最为精博，说：“武林山流出武林水，灵隐后山恐怕就是它；这座山也使用这个名称，仔细考察它的来历确实有根据。”意思是，灵隐的山就是武林的山，冷泉的水就是武林的水。所说“这座山也使用这个名称”，那么竹宫堆积起来的土，就显然不是武林山了。老成的笔力实在使人敬畏。末章却说钱氏凿井，修建僧道居所来压制王气，怀疑这座山是武林山的余脉；这又是在迁就人情的说法，应当以前一章为正确。武林考：考亭先生得到友人蔡元定（原注：字季通，号西山）为友之后，才大大明白天地之数，精通钟律之学，又用阴阳风水之书加以参证。先生相信蔡元定的说法，上书提出建议，请求把武林山作为孝宗的皇堂，并且说会稽的墓穴浅薄粗陋而不利，希望广泛访求民间人士，以决定国家的大事。后来言官说先生暗中援助元定，元定也因此被贬谪。详情辨析正在丁集《党议》中。钱唐：龙川陈氏陈亮，字同甫，是天下的士人。他曾环视钱唐，叹息说：“这座城可以被水灌没。”这是因为城中的地势低于西湖。陈亮上书孝宗，说：“吴、蜀是天地间偏处的地气；钱唐又只是吴地的一隅。一隅之地，本来不足以容纳万乘之尊，镇压在这里将近五十年，山川的气势已经发泄而没有余剩。因此谷粟、桑麻、丝▯的利益，一年比一年减少；禽兽、鱼鳖、草木的生长，也一天比一天衰微，可是上下却不认为有什么异常。”他竭力请求孝宗迁都建邺，并且在武昌修建行宫，以利用荆襄之地，控制中原。皇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命宰臣王淮把他召到都省，询问从哪里着手。陈亮与考亭先生交游，王淮一向不喜欢考亭，所以连陈亮也一并嫉恨。陈亮到了都省，不肯把话全部说出，估计即使尽情直言，也未必能全部传达到皇帝那里。第二天，皇帝问王淮陈亮想说什么，王淮回答：“不过是个秀才说话罢了。”皇帝当时正鄙视远方来的俗儒，于是不再召见陈亮。当时两学仍然沿用秦桧制定的禁令，不许上书论政。陈亮曾经游学太学，所以特意弃去太学生身份，改用乡举的名义伏在丽正门下（按：宋刻《咸淳临安志》有“主人”二字）。王淮又贬低他，认为这是欺骗君主。因此，迁都的建议被世人讥笑为迂阔。到了今天，陈亮已经能够在地下得到那些以迂阔讥笑他的人了。洛堂：淳熙年间，考亭奉命巡行所属地区时弹劾台守唐氏，皇帝将要把唐氏交付司法审理。王淮与唐氏是姻亲，于是把唐氏为自己辩解的奏疏和考亭的奏章一并取来请皇帝裁决，但不知道哪一方正确。王淮只是微笑，皇帝本来就追问他，他便以“朱程学，唐苏学”作为回答。皇帝笑了，于是减缓了对唐氏的罪责。当时皇帝正推崇苏氏之学，还没有顾得上表彰程氏，所以王淮是探察皇帝的意向来替唐氏解脱。考亭上书极力辩解，认为甚至拿臣子从师友那里所得的学问来中伤臣子，皇帝没有答复。因此王淮在任宰相期间，考亭多次被召，却始终不肯赴任。考亭的儿子朱在，却趋附媚悦当时的爱好，终于升入法从之列，和他父亲违逆王淮的做法截然不同。我曾经和福建士人同船，彼此叹息朱在没有继承父业，并且说朱在把武夷山从根到骨都卖掉了。福建士人对我说：“你们乡里的蠹虫，只卖掉了一座武夷山；我们乡里的愚人，却卖掉了三座山。”三座山，大概指三山。所谓乡蠹，说的是梁成大。程源是伊川的嫡孙，处境十分困窘，曾经在临安新门的草桥卖米。后来有人教他去求见权要，他写成《道学正统图》，从考亭以后把当权者的姓名硬塞进去，于是特别授予初品官，接着授任两个县令，又因轮对改任合入官，升为寺监丞。伊川、考亭的学说就这样彻底扫地了。各家学派的后代中，只有吕氏没有衰落。成公的侄孙康年在甲戌年参加廷对，真文忠想把他置于状头。同列认为他的言论涉及中书省事务而没有说清楚，恐怕会触犯时政；文忠坚持争取，却没有得到同意，于是亲自把他从甲等置于乙等。文忠曾把他的副本拿出来给我看，我们相对叹息。文忠停止领取俸禄，命人抄写并刻印这篇文章。吴云壑：四明高氏高似孙，号疏寮，由校中秘书授任“徽ヘ”。

译高似孙取道金陵时，向留守吴公琚（原注：吴云壑，字居父）投赠诗说：“四朝深厚恩遇使鬓发微白，多少恩荣世人很少知道。长乐宫花木深处春日侍宴，重华宫香气温暖处夜晚论诗。黄金ぷ满也无心爱惜，带着古锦囊归来其中有奇字。想笑也难以陪伴穿珠履的宾客，只能面对梅枝临摹古帖。”吴公的门客有储用、项安世、周师稷、刘翰、王辉、王明清，晚年又得到王大受，停发子侄的官职来授予他。凡是与他交游往来的，都是当时极有才名的人。吴公没有别的嗜好，居所靠近城墙，与东楼相对。光皇亲自书写匾额赐给他，不题他的姓名，而题他的官职。楼下设置维摩榻。他尤其喜爱古梅，每天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作为功课；不是他心中真正交好的人，足迹不会到这里。高氏唯独知道这些详情，所以在诗的结尾提到它们，也可见他对所听闻之事十分精熟。吴公的居所，是我过去游览过的地方。从厅事旁边登梯可以到东楼，楼下的一半用来安置镇安旌节，另一半作为宴坐之处。楼正对面有一座亭子，只能容下宾主四人，于城墙上叠石建成，名为“南麓”。南麓后面高出几级台阶，登上去从瓮中汲水，用管子把水泄出，发出淙淙如环佩的声音，流入方池。池子方圆四五尺，匾额上画有“ⅶⅲ”。从山麓后面登上城墙，那里是啸台。台下有一座堂，依城墙而建，匾额题作“读书台”，有台阶可以下去。又从台上进入洞门，靠近城垛有一块平地，可以筑坛；坛的四周种着碧桃，有一块石头，可以下棋[原文“而”，一作“与”]，也可以坐下[疑为“可坐而棋”]。向西走，有一座路旁亭子，名叫“物表”，也是光皇所赐的匾额，正对着吴山。再曲折转向旁边，进入荼コ洞，洞顶以茅草覆盖而呈圆形，里面悬挂着一面镜子，题作“定庵”。与僧人智彬谈论达摩之学，就到此为止。大体上，这地方不过方圆寻丈，但藤蔓相互牵连，花木竹林相映成趣，鸟啼鹤鸣，幽静得像山林。公穿着野外服装，带着[“尘斧”二字疑误]，脚穿大绦蒲鞋，徘徊在其中；远远看去的人，都疑心他是神仙。公是宪圣的侄孙，因为词章书法受到孝宗的知遇。宪圣殿前洛阳花盛开时，孝宗一定召集各位子侄入宫侍奉。孝宗处理万机之余，便命中使召公来，和他谈诗论字，然后才让他退下，所以疏寮诗的颔联提到了这件事。[原注：当时吴琚已经任直学，赵汝愚想以真正的学士之职相待，吴琚也不以为难。按：这条注语应当放在后文“亦岂无以处吴者”一句之下。]宪圣开始临朝垂帘听政后，赵公汝愚做宰相，想让公出入宫禁和朝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公希望提高自己的身份待遇，请求担任慈福宫使，又请求提举中秘书，赵公都感到为难。赵公不久便暗中物色韩侂胄[一作“潜”]；韩侂胄是宪圣的表孙。韩侂胄恭敬谨慎地奉行赵公的命令，即使只是升一级官秩，也不替自己请求。赵公喜欢他奔走效劳的小忠诚，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他的计谋，反而渐渐疏远了公。韩侂胄知道皇上信任王德谦，便假意同他结为义兄弟，两人相处得非常亲密。一天，他对德谦说：“哥哥有大功劳，应当建立旌节、授予钺符。”王德谦说：“我是宦官，有这样的先例吗？弟弟不要误了我。”韩侂胄说：“我已经把这件事奏给皇上了，马上就要宣读制书。”王德谦唯唯答应，心里却觉得奇怪。何澹当时任中丞，韩侂胄秘密告诉他说：“德谦苦苦要求节钺，皇上不便违背他，制书已经草拟好了。中丞应当卷起班次离开朝廷。”第二天朝廷宣播此事，何澹完全按照他的教唆行事，随后便联合台官上疏列举王德谦的罪状，请求把他流放并处死。德谦还拉着韩侂胄的衣袖哭泣，说：“弟弟误了我。”韩侂胄慢慢对他说：“哥哥放心，出了北关几里路，就会有诏书追回你，只等何中丞罢职罢了。”德谦仍然相信他的话，拜谢并托付给他，最终死在贬所。何澹随后升任政府官职，韩侂胄大概曾经答应过他。王德谦被驱逐后，从此宫中的批示全都由韩侂胄亲自拟写。谏议大夫李沐诬陷赵汝愚谋反，实际上是韩侂胄指使他的。李沐起初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便向倪公思请教。倪公说：“不如把赵汝愚、韩侂胄一并论罪。”李沐是韩侂胄的侄女婿，因此只特别弹劾赵汝愚。贬赵汝愚的制词，是傅伯寿起草的；韩侂胄也先用美官来诱惑他。制词说：“屈▯与广利妄议国事，武帝在事情刚被听闻时便杀了他们；林甫辅佐明皇而不忠，肃宗在罪行议定之后诛杀了他[一处“于”字缺失]。这些人都是宗室而做了宰相，最终都遭到谴责并被置于刑法。”这大概是暗中窃取了东坡担心吕惠卿时的旧计。赵汝愚听到制词后，手里拿着象简，竟不知道轻重了。据制词所说，赵汝愚还有“谋划发动战争而没有停止”和“对外想要向强邻挑事，制造边境冲突”等罪名。大概秦桧想以此胁迫皇帝来稳固自己在金人那里所受的宠信，又借此加强和好；盟书规定，不许无罪罢免宰相，所以便诬陷赵汝愚侮辱军队。赵汝愚带着侄孙赵崇▯赴贬所，从家中辞别后，在路上将要死去，后悔没有听吴琚的话。吴琚的旧交有石湖范公、三山凌公、止斋陈公，他们爱惜名声、敬畏道义，出于天性，一定不会参与韩侂胄所做的事。赵公放弃宫使、提举中秘书等职务，难道就没有可以安置吴琚的地方吗？[前面的注语应放在本句之下。]我听说吴氏的说法时还不完全清楚，后来在真西山的粤岩书院遇到余干赵氏；真西山的儿子娶了赵氏，赵氏所说的情况都与吴氏相合，他们家直到今天还在追悔前事。唉，难道上天将要成就忠定的名声吗？我得到疏寮的真迹，至今还收藏着。当时吴公已经任开府，而疏寮诗卷的开头称他为“仪同”。我编纂官制时没有查到这种称呼，又担心他考据古制必定有所依据；后来遇到他的儿子吴历，才知道他的曾祖父名叫吴开。因为避祖父的名讳而改变官职称呼，可以这样做吗？我担心这首诗日后流传散失，有人也许会把高氏的话当作凭据。[按：文意还不完整，似乎有脱文。]○赵忠定先前，考亭先生曾劝忠定说：既然已经任用韩侂胄，就应当厚礼陈谢他；他的意思是想让忠定授予韩侂胄节钺之职，把他安置在国都城门之外。忠定犹豫不决，祸患便发生了。先生对门人说：“韩侂胄是我家乡的乳母，应当早些向他陈谢。”建地的习俗是，乳母给孩子喂乳，起初不立契券；孩子断乳后，就用首饰、羔羊和财帛厚礼送她，因此称为“陈谢”。韩侂胄后来听到这番话，笑建地的习俗，但心里却认可这个说法，所以后来陷害公时，手段稍微轻了一些。嘉定初年，号称要进行“更化”；先生的儿子还在世，于是说先生曾经起草数千言，攻击韩侂胄的罪恶，只是奏疏尚未上呈，门人蔡元定拿着蓍草进来占卜，得到遁卦，极力劝止先生不要上疏。同时，杨公诚斋的儿子杨长孺说，他父亲因为韩侂胄用兵而忧愤异常，留下数千字的书稿，甚至把稿子送了上去。杨公已经以臣子的身份退休归乡，即使不谈论政事也可以；如果确实有所论述，为什么中途停止呢？这并不是两位父亲的本意。蔡元定大概是先生的朋友，并不是门人。○吴云壑说：宪圣开始临朝垂帘听政时，曾告诫公说：“垂帘听政并不是我的本意，不像大哥在世时那样。[原注：大哥指孝宗。]

译你们从今以后少进出宫廷，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干预内廷的诽谤。”她严格对待家人到了这种程度，称她为“圣”，确实是应该的。○孝宗又特别宠爱公，感情如同兄弟；除了和他谈论诗歌、书法以及击球之外，从来没有向他询问过外朝事务、征询国政，也没有向他询问人才；公也从来没有主动向皇上谈及这些事情。这样，君臣双方都得到了好处。○高宗御书石经高宗曾亲自书写《六经》，把它赐给国子监，并把石刻本赐给各州的学校。皇上亲自挥毫书写，稍微感到疲倦，就命宪圣接着书写；直到今天，已经没有人能够辨别哪些是皇上所写的了。○光皇御制孝宗推崇宪圣母亲对自己的恩德，所以称吴琚兄弟都按排行称为“哥”。到了光宗，他体会孝宗的心意，所以称吴琚兄弟为“舅舅”。吴琚尤其受到圣上的宠爱。后苑的安石榴盛开时，光皇用大团扇亲自题写御制诗两句：“细叠轻绡色倍Ο，晚霞犹在绿阴中。”命吴琚续足后两句。公拜了两拜，提笔立即写道：“春归百卉今无几，独立清微殿阁风。”皇上称赞感叹了很久。宪圣在两位亲王中，唯独引导孝宗立光皇为储君，所以公的结句有“独立”的吟咏，其中寄托的意思很深。那把团扇还收藏在吴家，另外还有石刻；据说在火灾后都不存在了。○三王得三王得，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他说话带有杭州口音，额头正中有刺字，据推测是被裁汰的军员。他头发蓬乱，脸上污垢，有时几天不吃饭，也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包道成曾经和他同床而睡，说他的身体壮热得像患了伤寒，包道成因此出汗，只好另换被褥。人们靠近他时，他有时大声呵斥、呕骂，甚至拿瓦片石块辱骂一群孩子。我曾经叫他，他只是正眼看着我，远远地一句话也不说。光宗最初开设王社时，他的位次排在第三；孝宗究竟把储副之位授给谁，当时还不知道。有一天，三王得在路上迎面拦住王车，护卫把他拖开。王问他是谁，他只是不停地说：“三王得，三王得。”王悟到了其中的兆头，便放他离去。光宗即位后，命中禁给他赐命，他却不拜谢就离开了。有人在路上给他钱，他也没有任何道谢。据说如此。○清湖陈仙如今所说的陈仙，大概就是小陈。光皇做储副已经很久，派黄门召他的父亲入宫。皇上穿着白绢汗衫，系着小红绦，看见陈仙进来便避开了。随后慢慢派人召陈仙，黄门设置香案，摆上金屈卮酒，用金▯盛放三▯生果，点香焚烧所要询问的文书。陈仙于是降神于箕上，写下光皇将在某年某月某日即大位。黄门拿着卜辞进去，出来后便用酒慰劳陈仙，又赠送金帛让他离开，并告诫他回去后不要说出去。后来果然如卜辞所定。光皇又派使者召陈仙，陈仙以近来神仙不肯降临为借口，害怕犯下欺罔皇上的罪。不满一年，光皇得了病，大概陈仙此前已经从神仙那里预知了。陈仙兄弟能够招致神仙，往往都有奇异的应验，大体都是这样，只是对我没有灵验。其他事情与国事无关，所以不记载。○乌髭药光皇年纪已经不小，又从东宫尹天府入宫侍奉重华宫，便从容地启奏皇上说：“有人送给臣乌髭药，臣不敢使用。” 皇上对光皇说：“正想让天下人看到你的老成持重，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当时重华宫正在奉养老德寿宫，十分珍惜两宫的费用，所以一直到德寿宫去世以后，才把大位授给光皇。他能够像脱掉鞋子一样放下万乘之尊，大概是有所等待。○光拙庵孝宗晚年喜爱学习达摩之学，曾召来住在静慈寺的僧人光，问他说：“佛入山修行六年，究竟成就了什么事？” 光回答说：“臣本来以为陛下已经忘记了。”这话很合皇上的心意。光的意思大概是说，孝宗就是佛，又何必来问佛呢？禅门的葛藤公案有些也很可笑。东坡曾说：“他们的门徒善于设置陷阱来困住别人；当他想要设置陷阱时，我就先替他堵住了。”这句话最能说到要害。陆象山兄弟早年也曾同光老人交游，所以考亭先生说象山满肚子都是禅。陆象山将以删定官的身份入朝面对皇帝，却被王信阻拦而离去；如果他能够遇到孝宗，一定会发出相见恨晚的感叹。○万年国清孝宗喜欢即席应答。宋之瑞入宫面对皇帝，皇上问他住在哪里。宋之瑞回答：“臣家在天台。”皇上又问：“听说那里有很多名山和名寺，哪一处最为首屈一指？”宋之瑞回答：“只有万年寺、国清寺。”皇上大为赞赏感叹，宋之瑞于是逐步升任两制。三衢人毛泽民凭荐举入宫面对徽宗，皇上问他江郎山有多高，毛泽民姑且夸大说“五千尺”。皇上追问他凭什么验证，毛泽民回答：“臣斜着眼睛看景物。”皇上喜欢他的机敏。○皇甫真人皇甫真人号称有道术，擅长风鉴。高宗闲暇时，因大雪把他召入宫，亲手提着他所穿的几层丝绵衣服，对皇甫真人说：“先生也怕冷吗？”皇甫从容回答：“臣听说顺应天意的人昌盛。”当时完颜亮正谋划南侵，所以皇甫用这句话回答，皇上非常高兴。后来皇甫又自己出山来见皇上，皇上问他为什么来，他说：“我是来做媒的。我替陛下找到了一位好孙媳妇。”皇上问是谁，他便说是慈懿皇后大将军之子家的女儿；她出生在军营中，出生那天有黑凤在营前的大黑石上显现仪态。人们说那是凤凰，实际上是▯▯；那块石头则是元王[一作“皇”]。慈懿皇后的乳名叫凤娘，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她后来成为太子妃，直到向高、孝两宫告发太子身边的人，高宗很不高兴，对宪圣说：“终究是将门之后，我被皇甫真人误了。”孝宗多次训诫太子妃：“应当效法大妈妈[原注：即宪圣]像螽斯那样的德行。你只管和太子争执，我宁可废掉你。”皇上这样说是为了使她害怕，并不是真的想废掉她。太子妃因惊恐愤怒，怀疑这些话是宪圣说的。恰逢光宗即位，非常憎恨身边的近侍，忽然亲手批示交给内侍省，命令取其中最狡黠者的首级。[原注：有人说就是陈源。]那些人的同党急忙[一作“即”]奔到重华宫诉说，等到那里传出教令：“我的儿子息怒。”

译光皇虽然接受了旨意，但言语神色更加愤怒，心里想日后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因此宦官们彼此恐惧，便谋划离间三宫。光皇恰好患了心病，很久没有到重华宫问安。重华宫为此忧虑，得到民间的良药，制成一颗大药丸，疾病可以立即痊愈。想要宣布赐给光皇，又担心被皇后阻止，便等光皇来问安时当面交给他。宦官于是离间慈懿皇后说：“太上皇只等官家过宫，便要赐药。”皇后派人窥探北宫，果然发现有药，于是抱着嘉王哭泣，向皇上诉说此事，皇上从此坚决不肯到太上皇那里去。此前，皇上还没有生病时，曾独自临幸聚景园，两制都随从，只有待制吴琚因病请假。皇上将要在荼コ花下饮酒时，谏官的奏章接连飞来，说太上皇每次出游外苑，都一定恭请光尧皇帝同行。皇上正在为这些谏官发怒，便对随从大臣说，重华宫也有不曾恭请光尧皇帝的时候。正好太上皇命黄门拿着玉卮和宜劝酒来赐，恰逢皇上怒气未消，便因手发抖误将玉卮碰落在地。黄门回去奏报时，故意隐去了谏官奏章的事情，只说：“官家刚见太上传宣，就大怒，把玉卮摔碎了。”每次太上皇出游，皇上都一定进酒劝饮。有一次太上皇奉宪圣到东园观看市集，皇上偶然忘了这件事，太上皇身边的人暗中放出几十只鸡，故意让人捕捉而捕不到，于是一起大声喊道：“今天鸡也没捉到。” 临安把等待人来饮食称为“捉鸡”，所以他们用这句话来激怒太上皇。太上皇假装没有听见，但脸色微微变了。自从皇上因病不再到北宫，直到孝宗病势危重，始终没能亲自主持丧事；宪圣临终时也没有人给她服药，据说全都是皇后被宦官蒙骗所造成的。○孝宗召周益公孝宗天性简朴节俭，即使古代帝王也没有能比得上的。周必大当时在禁林值宿，夜里皇上召他入宫，对周必大说：“很久没有和你说话了。”赐周必大坐下。皇上在黄门耳边低声吩咐，黄门出去后，便捧来盛酒的金缶，把酒倒入金屈卮中；又用玉▯盛小枣，用金绿青窑器承托，下面垫着玳瑁托子，托子中浸着羊弦线[一作“▯玄丝”，又一作“肱”]，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影。酒只喝了一两巡。皇上说：“还没来得及尽情交谈。”周必大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家人，感叹皇上的简朴节俭。第二天便被授予宰执之职。据说如此。○孝宗恢复孝宗每次侍奉光尧皇帝，都一定竭力陈述恢复失地的大计，请求取得圣旨。光尧皇帝总是说：“等老人活到一百岁以后，你再议论这件事。”孝宗从此不敢再谈。光尧皇帝常常以张浚误了恢复大计为理由，对孝宗说：“不要相信他的虚名。张浚专门拿国家的名器和钱财来做人情。张浚有一本册子，每逢士大夫来拜见他，他一定询问对方的爵位、籍贯并记下来；如果心里认为某人将来可以推荐任用，也记在册中。他又熔铸金碗给将领和军官饮酒，随即便把金碗送给他们。他不知道官职是谁的，金碗又是谁的。”也有人说，一定是近侍在太上皇面前进谗言诋毁张浚。○秦桧王继先台臣有人弹劾秦桧和王继先，皇上说：“秦桧，是国家的司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王继先，是我的司命。”从此谏官便不敢再进言。○杨沂中穴西湖谏官上疏奏报杨沂中擅自把西湖的水引入自己的宅第，皇上慢慢开导谏官说：“朕南渡初年，敌人退去而群盗兴起，朕使百姓更加困苦，于是采用了谋议者所说的羁縻办法，刻印封授给所有群盗，大的封为郡王，小的也授予节钺。朕自己拥有的，只有淮、浙几郡。当时计议犹豫不决，恰好各位将领把群盗全部平定了，朕已经发下誓愿：除了土地之外，凡是府库中的金帛，都一概不再追究。杨沂中本来就有余力用来供给泉池。如果按照各位将领平定群盗的功劳来论，即使把整个西湖赏赐给他，也不算过分。杨沂中这件事，只有请卿宽容他。”谏官惶恐地退下。○普安有人从张说那里听到一些事情，便拿来向秦桧询问。秦桧来到后，坚持要求皇上说出那个人的姓名。皇上仓促之间不敢把张说的话告诉秦桧，估量他也不能把普安郡王怎么样，便随口把事情告诉了秦桧。秦桧因此记恨在心，还没有找到机会；恰逢普安郡王遭逢生母之丧，秦桧便唆使谏官请求皇上下令让普安郡王解除官职，持服守丧。[原注：有人说，张说所说的是建康盗贼的事情。]○楮券孝宗当时正在制造楮券，以便百姓使用，金华人陈天▯当时任侍从，极力上疏反对，认为不到五十年，楮券必定严重败坏，破烂到无法收拾。水心叶先生进献策论，也说不用几年，就会出现人们拿着空券而无法出售的情况。当时皇上还认为士大夫的议论没有根据，不相信会这样，到今天终于应验了。此前，每张楮券可以按八百出售；到了石首任职时，价格又上涨，愚民甚至指责乘舆，苦于官府制造的楮券太少。又有太守从蜀地来，入朝回答说：“我在路上亲眼看到，楮券价格上涨已经成为祸患。”皇上全都只是笑笑，并没有因此降罪。○宪圣不妒忌的品行宪圣起初并不是因为美色而得到宠幸，自从南渡以来，直到成为天下人的母亲，大多时候都是让嫔妃们按次序进宫侍奉，自己便以有病为由推辞。思陵念及她长期以来的辛劳，每每想正式确定六宫的位次，但因为太后远在沙漠，不敢举行。孝宗曾对宪圣说：“我非常知道你和我同甘共苦，却反而要同后来的人并列，我对此深感惭愧。等姐姐回来（原注：指太后），你就可以选定了。”宪圣拜了两拜，回答说：“大姐姐远在北方，我不能按时省视问安。每逢天气晴朗，陪侍皇上宴饮聚会，才一想到她，眼泪就流进肚里。我确实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孝宗为之流下了几行眼泪，更加认为太后贤德。等到太后已经回銮，因为她过去曾和宪圣一同侍奉徽宗，徽宗于是把宪圣赐给高宗，太后担心宪圣记得自己地位微贱时的事情，所以没有扶立她的意思。孝宗侍奉太后时，拜下请求说：“德妃吴氏，服侍劳作已经很久了。外廷的议论认为，她应当主持宫中饮食事务。还应当请姐姐下旨决定。”太后表面上对孝宗说“这件事由你作主”，暗中其实并不愿意。孝宗于是批示交付外廷说：“朕奉太母（一作‘后’）之命”，又说“德妃吴氏”等语，最后说“可以立为皇后”。皇后于是成就了拥佑三朝的功劳。据说如此。○光皇策试士人周南，是吴中人。

译周南游学太学，在当时很有声望，但颇有任侠之气。他与水心先生交好，晚年被称为善类。周南曾与郑▯交游，郑▯有一篇奏疏没有得到答复，周南曾经见过它。适逢廷试，周南在策文中隐约讽刺皇上没有答复郑▯的意思。主管官员已经把周南列为第一名，光皇读了他的策文，回头对大臣说：“郑▯的奏疏送入才六天，周南怎么会知道这件事？”于是就在周南试卷的卷首批示说：“郑▯没有删削稿文而表现出爱君的忠心，周南显然不是甘居山林、安于退隐的人，可以降为第一甲第十五名。”水心先生为周南撰写墓志时，就把周南廷试策文《论皇极人才》的数百字列在墓志开头。大概是因为周南从担任教官到获得给札、进入中秘书，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留下可见的实际作为，所以水心特意把他的策文写在序文中来表彰他。近来真文忠公撰写徐玉堂凤墓碣，也详细叙述徐玉堂获得给札时所说的山东事情，大概是仿效水心的文章体例。此前，吴中有个被称为“何蓑衣”的人，很能替人推说祸福，甚至传到了皇上那里。皇上多次派使者去询问他，他每次都有奇异的说法，于是把他召到京城（一处没有“京”字），亲自挥笔题写“通神庵”匾额。州郡官员以上的人都对他迎接拜见，奔走奉承。周南住在乡里，见到这种情形很嫉妒，便在策文中说：“银河灿烂回旋的光辉，竟施加给闾巷中的乞丐小民。” 光皇厌恶周南这种攻讦揭发的做法，所以借郑▯的奏疏来发作这件事。当时葛丞相▯在位，周南怀疑是他赞成皇上这样做。郑▯被罢去，周南也出了力。光皇因为违背预先规定的安养礼仪、没有按礼节省视问安，周南也借此讽刺诸公。○又有龙川陈亮向阜陵上奏，几乎要得到重用，却受到卿相阻挠，流离困顿了多年。光皇召见陈亮，询问礼、乐、刑、政的要领，陈亮举君道、师道来回答。当时诸位贤臣因为光皇长久没有向父亲问安，轮番进谏。唯独陈亮在策文末篇说有“难道只在一个月内朝见四次就算合乎礼吗”的话，光皇认为这很好地处理了父子之间的关系，所以亲自擢升他为第一名。等到拆封试卷，首先看到的是陈亮的文章，皇上大喜说：“天下的英才，竟被朕得到了。”命令词臣替陈亮撰写制书说：“去辅佐侯藩，姑且依循近来的惯例；朕对你的期待，难道仅仅如此吗！”大概是有意重用他。陈亮谢阜陵的表文说：“从前议论天下大计的微臣，也曾劝圣人正视潜伏的忧患，这是难得的机会。一时遭到排斥，竟多达十五年；到了晚年获得际遇，才在四百人中显露自己。大家都庆幸能在今天奋发出身，只有我知道回首当年。‘设科取士’，虽然是沿用旧有的制度；陈述力量、收复失地、报仇雪恨，也是大义所不能废弃的。”阜陵称许奖励了他。水心先生为龙川的文章作序，却说：“同父如果不是以进士第一人的身份及第，那实在就是狼疾之人了。”龙川的狱事，大概是因为替父亲承担责任；上天保佑了他，诸公又争相设法使他保全性命，水心先生不应当把这件事列在篇首。龙川虽然没有成为进士第一人，但他献给阜陵的三篇奏书，难道可以湮没吗？有人说，水心先生在地位微贱时，大概也曾遭受挫折、长期困顿，所以借为龙川作序的机会来替自己说话。水心是进士第二名。骊塘危公稹曾说，龙川的奏书气势振奋，而他的策文气势衰竭，大概是因为想考取状元。水心本来应当是第一名，阜陵阅览他的策文时，发现其中有“圣明的君主也会施行弊政，平庸的君主也会施行善政”的说法。皇上微笑着说：“难道这是说圣君会施行弊政吗？难道这是说庸君会施行善政吗？”主管官员于是把他列为第二名。○佑圣观的古篆书中没有“佑”字，“佑”就是“右”。皇上赐给佑圣观匾额，篆书写的是“右”字。道士们坚决争辩，认为观中既然没有“佑”字，凭什么自立名号？一直告到礼部。礼部请旨后照准了他们的请求，并不是因为“佑”字是古篆。知情的人说，既然已经采用“佑”字，就不应当使用篆书。佑圣观是孝宗潜邸，原来先有神灵三次出现在云端，孝宗为此下拜跪礼。孝宗即位后，把潜邸赐给道观，大概是他潜居时最初的心愿。真圣殿就是潜邸的正寝。寝殿旁边仿造小室，像今天的小学，石上刻有“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两句，大概是皇帝亲笔所写。皇上过去在这里教庄文读书，所以写下这些话来勉励他。○庄文因这件事得病去世。“士”本来就被称为“草茅”，意思是他们能够议论天下大事而无所忌惮，并不是说他们昏昧而不懂礼义。丞相陈俊卿，是阜陵朝的宰相。遇到国忌日，他带领百官列班前往原庙。这一天正好赶上补试的士子进入贡院。陈丞相很有智谋，退班后，立即命随从从旁边的小路回去。通往贡院的道路，是从原庙出来的路。庄文回去时，正好和参加考试的人相遇。考生们横在庄文的车前，使车不能前进，执金吾挥杖呵斥阻止他们，众士子于是冲上去折断了他的杖，围住车子大声呼喊，声音像雷一样震动。庄文惊恐错愕，因而得病去世，皇上十分悲痛。逢大比之年，有个姓黄的士人带领同伴到宫阙请求考试，同文馆没有答复。黄某便带着同伴伏在德寿宫门，请求太上皇怜悯，希望太上皇能够传谕孝宗。德寿宫以闲人不管闲事为由，退回了他的奏请。黄某于是和同伴对着宫门大声痛哭，而且他们穿的还是白苎袍。孝宗震怒，命令主管官员杖打黄某的背部，刺面后发配海岛。黄某于是逃入高丽国，高丽国君任用他为宰相。后来他以使者身份来到宫阙，进见孝宗。等到高丽国君厌倦政事，便把国政交给了他。○宁皇使用两面屏风宁皇任用两个小黄门，他们常常背着两面小屏风在前面引导，随着宁皇走到哪里，就把屏风朝向哪里。屏风上写着警戒的话：“少喝酒，怕吐；少吃生冷食物，怕疼。”把两件事分别写在两面屏风上，用白色楮纸糊成，四边用青色楮纸镶边。宁皇到后苑游幸时，如果有人苦苦进献酒给皇上，或劝皇上吃生冷食物，他就指着两面屏风给对方看，所以每次饮酒不过三爵。宫中一有动静就撤去并呵喝卫士，穿黄衣的人到了也不回避。他自己认为用补缀的鞋、洗过的绸衣最方便。身边人有时甚至用话激怒皇上，皇上就回答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制度。”这是因为他从水嘉的陈傅良那里学习过这句话，陈傅良曾经用它引导皇上，所以皇上一生都没有忘记。大臣拟定奏章进呈，皇上不过批一个“可”字，称作“请批依”。他面容龙颜，鼻子高隆，相面的人说这是“真正的老龙形貌”。○陆放翁陆游，字务观，是山阴人。名为游，字应当读作“观”（原注：干声）。○按：这里应当注为去声；至今说“观”（原注：去声）。○按：这里应当注为平声。

译又，此处似乎有脱文。大概是因为陆游的母亲梦见秦少游后生下他，所以用秦少游的名作为他的字，又用秦少游的字来命名他的名。也有人说，陆游是仰慕秦少游的人。他的祖父名叫佃，字农师。新学施行时，他有《诗说》流传于世，大体上宗法王安石，后来逐渐与新法不同。陆游在绍兴年间已经在浙漕锁厅试中考取第一名，主管官员最终却把秦▯喜列为第一，把他置于末位。等到南宫考试，又因为秦桧的暗中指使而被黜落，大概是因为秦桧憎恨他喜欢谈论恢复失地。直到绍兴末年，他才被赐予进士名次。他向茶山曾文清公学习作诗，后来成就反而超过老师，正如冰寒于水。他曾跟随紫岩张公交游，完全了解西北的事情。他天资慷慨，喜欢任侠，常常把骑在马鞍上起草檄文当作自己的责任，而且喜爱结交中原豪杰，以求消灭敌人。从商贾、仙人、僧道、诗人到剑客，没有不广泛交往的。他在剑南任官时所作歌诗，全都寄托着恢复失地的心意。书坊把这些诗传抄流传，有人得到后拿给孝宗看。皇上在诗中用乙字标出了有关地方，并认为写得好，不久便任命他为删定官（原注：赐进士名次时任簿）。有人怀疑他的交游不正，被议论他的人斥责。皇上怜惜他的才华，不久又重新任用他。还没有内禅时，有一天皇上亲手批示任命书发出，任命陆游为礼部郎。皇上的任命名单到陆游为止，可见他得到皇上的宠爱如此深厚。陆游早年就请求退职，往来于若耶、云门之间，挽留宾客，殷勤融洽，以饮酒吟咏自娱。他的官阶已经达到中大夫，于是正式辞官，发誓不再出仕。韩▯胄很想让他出仕，便削去他的致仕身份，任命他为次对，陆游勉强答应出仕。韩▯胄很高兴陆游依附自己，甚至叫出自己宠爱的四位夫人，弹阮琴起舞，要求陆游作词，其中有“飞上锦栖红绉”的句子。韩▯胄又命陆游舀取青衣泉的水，旁边有唐代开成年间道士的题名。韩▯胄请求陆游撰写记文，陆游写得极其精古，而且因为在座宾客都不能舀满一瓢水，只有陆游舀满了，于是又说：自己既然挂冠退职后重新出仕，不但对不起这眼泉水，也对不起开成年间的道士。此前，慈福把南园赐给韩▯胄，韩▯胄请求陆游作记。陆游的记文说：“天下人只知道您的功劳，却不知道您的志向；知道皇上倚重您，却不知道您如何自处。您的自处与皇上的倚重，本来就不相称。”这其实寄托了隐微的讽刺。又说：“我陆游年老，已经在山阴的水泽间辞去职事。您亲笔写信来，说：‘您替我作《南园记》。’难道是取重我没有谄媚之言、没有夸饰之辞，足以引导您的志向吗？”陆游已经被赐为丙第，人们说他探知孝宗恢复失地的志向，所以作歌作诗，以恢复失地自我期许。直到陆游临终时，他还留下诗给家人看，说：“王师收复中原的那一天，家祭时不要忘记告诉你们的父亲。”可见他的心愿，直到临死脱衣将终之时才完全显露出来。又有郑▯或者，曾考中进士，自己撰写《南园记》，并把文字刻在磨治好的石头上献给韩▯胄。韩▯胄认为陆游的《记》更有分量，便把郑▯或者的石碑埋在地下。后来韩▯胄败亡，郑▯或者最终得以免罪。莆阳人陈谠是文人。他进献灵璧石为韩▯胄祝寿，甚至把金字刻在石上，称韩▯胄为“我王”。又有某人把“锡”字分别分题，写成“锡福”“锡爵”（一作“寿”）之类的诗献上。韩▯胄败亡后，有人把陈谠的石碑埋在地下，正好搜查地窖，听到铿然的声响，发现是陈谠的石碑，于是陈谠便被言官弹劾。陈谠《留题吴山三茅观梅亭》诗中有“竹密不知云欲雨，山高尽见水朝宗”的句子，此后再没有人能够唱和。陈谠的书法源自颜真卿、蔡襄，世人以不能得到他的字为遗憾。只是他依附韩▯胄这一点令人痛恨。官职本来有一定的命数，只是这些人自己不免过于自信罢了。○熊子复熊克，字子复，是建宁人。熊克年轻时曾和谢明伯一同向东参加礼部考试，路过衢州的江郎庙，于是和谢明伯在庙下的客舍休息。神灵号称掌管进士科名次的事情，谢明伯邀请熊克一同住在庙中、到神宫祈求梦兆。子复说：“我累了。明伯你自己去就可以。”谢明伯邀请他，亲手洗完脚，穿上紫色窄衣，拿着一炷香进去住宿。第二天早晨到了客舍，熊克迎接谢明伯，笑着对他说：“你一定梦见自己做状元了。”谢明伯严肃地说：“我却和子复一起得到了一个好梦。”熊克又笑着说：“梦也能分给我吗？”谢明伯说：“不是这样，事情很有趣。”熊克试着追问，谢明伯便说：起初进入一道朱门，抬头看金字匾额，是“右文之殿”。从东廊进入，和主人作揖，主人就是子复。子复作揖进去，他的位置上有一块匾，匾额上写着“校书郎”。匾悬在风中摇摇晃晃，墙壁的涂饰还没有干。子复和熊克谈笑得非常欢乐，斟酒给谢明伯，直到五爵。谢明伯对熊克说：“这里是儒臣中的清贵职位，子复从这里就要升迁了。”熊克和他叙旧，十分亲切。喝完茶，熊克就送谢明伯从右文殿出去，仍然目送着他。熊克相信了这番话，也颇为自负。后来熊克和谢明伯多次参加南宫考试，都没有考中。熊克后来在收科那一年，被调任铨选部门的空缺官职，派仆人到客舍去，偶然和中秘书相遇，熊克担心自己已经应验了梦境，便作诗自我排解。等到熊克调任余姚尉，史越王曾经担任过这个官职，正好因旧学而被召入朝担任宰相，经过余姚时，熊克带着自己的行卷到史越王的船上拜见。史越王读了他的文章，认为他很有才器。适逢皇上赐宴曲宴，皇上对史越王说两制官员很难选拔，史越王于是赶紧推荐熊克，不久又把熊克投献的行卷进呈。皇上立即召熊克到都省，不久给札进入中秘书，依次转任校书郎。当时明伯刚被授予文学官职，部门胥吏告诉他，按规定必须由京朝官保举识见。谢明伯思索了很久，对仆人说：“熊校书是我的老朋友。”于是前往熊克的官舍。正好熊克当值还没有下来，谢明伯就在廊庑之间来回走动。熊克和谢明伯两家素来通家，熊克的妻子从厅堂后面偷看见谢明伯，立即让小史传话给谢明伯，说：“校书偶然进入官局，夫人不能出来相见。校书曾说，谢新恩来了，可以让人跟随到秘书省，有话要说。”谢明伯到了秘书省，与熊克应酬交谈，和先前的梦境没有一丝差别。熊克已经忘了江郎庙的事情，谢明伯于是告诉他，两人相对叹息。谢明伯又问匾额和墙壁的事，熊克回答说：“校书郎的官职很久没有授下来，所以把匾额存放在炭堆里。某因为承蒙恩典得到任命，刚刚把匾额挂起来、把墙壁装饰好。”谢明伯赴秘书省时，还不认识中秘书。史越王在百官邸中认出了熊克，甚至把他推荐给皇上应诏，熊克最终做到法从。谢明伯憔悴衰老，神灵对他的戏弄也太过分了。熊克没有和谢明伯一起进入庙中求梦，可见他的定力超过常人。黄山谷说鬼神百般捉弄人，确实如此。○越王陪位在祖宗盛时，旧宰相有时住在辇下，皇上有时召他们入内询问政事；闲暇时遇到朝会，他们就站在旧班列的下面。国家有重大议议，他们也可以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举行郊祀时，他们也陪同参加，没有什么忌讳。

译阜陵为上皇庆贺八十岁，援用旧典，召故相陈福国、史越王陪位。陈福国以疾病推辞，史越王听到诏命后，渡过江到祠所（“祠”字疑误）。事情办完后，因为史越王是旧学出身，朝廷曲意挽留他。当时的宰相怀疑他是在逼迫自己，便暗中指使言官将他排斥出去。陈福国听说史越王入朝，对客人说：“史直翁只希望不要离去。”陈福国足智多谋，这就是其中一例。史越王听说后，在闲居时叹息着对子弟说：“我和陈福公一同做宰相，朝廷施行的事情稍微符合公论，人人都相互说：‘这是陈丞相做的。’稍微不合公论，人们又说：‘这是史某做的。’我的命运就是招来诽谤。从前我还是平民时，术士就这样说过。” ○高宗懂得命理高宗自己就能推算星命。有时臣下不能始终仰承并符合皇上的恩宠，就说：“这是因为我的奴仆宫星位陷落了。” ○宪圣拥立宪圣既然赞成高宗立普安王为皇帝，就确定了把大统托付给他的安排。高宗去世后，宪圣独居北宫，年纪渐渐老大，孝宗因为不能每天侍奉并按礼节省视问安而感到歉疚。等到内禅给光皇时，实际上是宪圣作的决定，孝宗于是能够每天奉养长乐宫（一处没有“宫”字），尽天下奉养之极，享尽做人子女的欢乐。长乐宫离东园最近，十天半月之间，孝宗就恭请宪圣到那里游幸。正值芙蓉临池盛放，于是禀告宪圣，请她登上龙舟，撤去栏杆帷幕，躺着观看景色更加美好。宪圣欣然听从了。此前，高宗营建东园，大概是担心频繁游幸湖山，增加国家费用，所以园子距离东门约一百步，园子落成时，宪圣也一同驾临。园中有一扇门和小东园相通，里面多栽柏树。皇上和宪圣相对流泪，接连说：“相像，相像。”当时游幸园中（“时”字上面应该有“后”字），唯独没有到这里。身边人怀疑这里与故都的宫苑有相似之处，所以又引起了他们的感伤。○攻▯鬼楼公攻▯鬼楼公，天性豁达，与外物相处从不抵牾。起初他曾与韩▯胄交好，后来只因替韩▯胄起草制书时，依据天下公论没有给予韩▯胄支持，所以宁愿辞职离去。韩▯胄心中敬重他，也不因此怨恨。攻公长期废置不用，韩▯胄又受到公论逼迫，想起用他，便暗中通过攻公的亲戚传话给他的子弟，只要写一封寒暄的信，立即就能被召用。亲戚把韩▯胄的意思详细告诉攻公的子弟，子弟从容地禀告攻公，攻公欣然命人准备纸笔。子弟又来禀告，攻公说：“已经准备好了。”攻公拿起纸，大字写下《颜氏家训》中关于子弟连累父兄的事情。子弟从此再也不敢提替他给韩▯胄写信的事了。○翁中丞中丞名叫彦国，是建州崇安人。徽、钦二帝被掳往北方，伪楚张邦昌僭越称帝。张邦昌想迎接康王，但计议仍犹豫未决。公从乡郡起兵接受勤王号召，途中得到张邦昌的书信。信的外封文字给翁看，信中有“忍死权就大事”的话。翁秘密察看后，便回信给张邦昌，把张邦昌尊称为“太宰阁下”。信的大意说：“惊讶地看着封题，不敢拆开看，幸好信已先被道路上的人拆阅。如今相公如果说只有这些迹象而没有这件事，不可以；说有这件事而没有这样的志向，也不可以。况且所谓迎接延福宫的文书，虽然只是稍微向人透露心意，怎么知道不是迁都的逐步安排？请竭力请求削去僭号，尽早迎接康王。否则，我将率十万军队在端闱拜见您，到那时就不能对您施行东阁相待的礼敬了。”张邦昌害怕外兵逐渐进入，于是决定迎接康王，府库封存物品都署名“臣邦昌谨封”。公是李丞相的姻亲，李丞相任用他，原本是因为他的才干而选拔他。李丞相罢政后，浮溪汪氏撰写制词，丑诋李公，把他指为“群小之宗”。到撰写翁的制词时，又说“你本是茶山的驵侩之徒”。此前，翁已经六次考中科举，并不是驵侩。茶山距离翁居住的地方有一百多里。浮溪汪氏本来受到秦桧的赏识，李公掌权后，没有大力推荐任用汪氏，汪氏怀疑是翁进了谗言，所以竭力讥刺他。建炎年间军务仓促，石林叶公梦得留守金陵，已经创立经总制额。翁恰好接替他，又奉密旨，大规模兴办行宫费用，所以不免征调繁多扰民。水心先生在《进卷外稿》中议论公推剥削，大概不知道这些情况。他的儿子进士翁谦之曾到朝廷，请求禁止公的史事，执政者未能答应。不知道秀岩李氏编修四朝正史时，删削取舍是否涉及翁呢？翁的墓地名叫祥雉窠。又过了一百年，他的孙子孟烨补为上庠生，出游边地后得到官职，死于定海的诉讼事件中。次子孟桂，考中辛丑科。再其次是孟寅，曾在临安乡试中名列第一。○张于湖：高宗极其喜爱书法文章。于湖张孝祥在廷对时，宿醉还没有完全醒，蘸笔回答皇帝的策问，立即写成万言，从未修改一字。高宗惊讶一卷纸竟高大厚重，试着取来阅读。读到卷首，大加称赞；又见字迹遒劲，卓然有颜真卿的风格。高宗怀疑他是谪仙，亲自提拔为首选。唱名时，他所作的赋诗尤其意味深长（按：这句话似有脱文）。张孝祥正式谢恩完毕，便去拜见秦桧。秦桧对他说：“皇上不但喜欢状元的策论，还喜欢状元的诗和字，可以说是三绝。”又追问他的诗取法于什么、书法效法于什么。张孝祥严肃地回答：“诗取法杜诗，字取法颜字。”秦桧笑说：“天下的好事，都被你们家占尽了。”这是在嫉妒他。张孝祥廷对时，天下人还没有完全认可他（按：以下似有脱文）。他努力请教前代儒者，提携发扬后来的学者，文章书法更加精工。他天性倜傥，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勇于做合乎义理的事。他处理政务平易近人，百姓都思念他。只是嗜酒好色，不修饰细小的品行。高宗曾问他：“人们说你贪赃滥用。”孝祥拱手执笏拜谢回答：“臣确实不敢欺骗君主。说臣滥用，臣确实有；但说到‘贪赃’二字，臣不敢接受诏命。”高宗笑了笑，便不再追究。

译人们认为他确实不是欺骗君主的人。真文忠公曾对我说：“于湖一生虽然放达不拘，但到了大原则、大节操的地方，确实丝毫不放过。”张孝祥是乌江人，寄居在芜湖。他捐出自己的田地一百亩，汇聚成池，四周种植荷花、杨柳，鹭鸟鸥鸟出没其间，烟雨景色变化万千。他把堂屋题名为“归去来”。芜湖从来没有考中进士及第的人，阴阳术士一类的人说，必须让于湖水与县治相接，之后才会有英才出现。张孝祥正想开凿沟渠使两者相通，却已经去世了。他曾乘船经过洞庭湖，月光照着龙堆，金沙在水面上闪耀。公意兴高涨，命人置酒，唱自己所作的词，又叫群吏来一起饮酒，说：“他们也是人的子弟啊。”他的坦率大多如此。他曾仰慕苏东坡，每次写诗作文，一定问门人：“和东坡相比怎么样？”门人便称他胜过东坡。虽然这样说失之过分，但他也确实是天下少有的奇男子。可惜他天资太高，逐渐沉溺于诗酒。他既然与南轩、考亭先生同辈并且交好，却不能同他们互相切磋，以承接伊、洛一派的道统；而今世喜好神怪的人把公说成紫府仙人，实在可惜！○真文忠居于玉堂时，慈明太后的兄长次山被授予少保、永宁郡王。文忠与给事许公奕关系非常亲密，两人都认为恩典太重，想让他接受其中一项、辞去另一项。许公于是封还制书。文忠因为官位低，又只是代理玉堂职务，只写了一份札子向宰堂说明此事。当时的宰相没有把文忠的札子缴进，而许公的奏章已经送入。慈明太后大怒，于是斥退许公，唯独留下文忠。有人惋惜文忠没有采用富文忠居玉堂的旧例。○又，公主持撰写制书，授吴环（一本作“瑰”）少师致仕，并追赠永安郡王。公认为孟忠厚是隆祐太后的亲弟弟，又号称勋旧；吴氏是宪圣太后的侄孙，恐怕难以采用孟忠厚的待遇，于是也写札子向宰堂申明。当时宰相嫌这道命令是由内廷直接发出的，便立即把札子缴进。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只命他起草致仕制书，篇末两句是：“如今他将要往去，难道不……然。”先把制书给攻愧楼公看。公称好，但用笔把“往”字改成“归”，把“［B242］”字改成“▯”。文忠亲自拿出来给我看，说：“吴氏大概是致仕，不应使用‘往’和‘［B242］’这两个字。前辈用字如此严谨。”攻愧曾问文忠：“近来读谁的四六文有所收获？”公回答攻愧说：“他只会说大话，如‘奄有万方，君临兆姓’之类罢了。”因为诏令中的王言只能写作“多方庶姓”一类的说法，与臣下表章中的用语不同。○甲戌进士袁蒙斋甫，是甲戌科进士第一人。文忠确实在殿试考场审阅了他的试卷，出来后把前三名的副卷拿给我看，却打乱了次序，隐去了姓名。我读其中一卷，对文忠说：“这卷虽然全部采用老师宿儒的旧说，但一定是有创见的作者所作。”公没有回答。我又读另一卷，它以国家的议论和国家的事务为说。所谓国家事务，是指朝廷中掌权者所处理的事情；所谓国家议论，是指在朝廷上的议论。它的意思是把国家议论看作空话，把国家事务看作实际功用；想要处理国家事务的人，必须参考国家议论；坚持国家议论的人，也必须体察国家事务。文忠问我觉得怎样，我回答：“道理不可能有两个都正确的说法，似乎不如前一卷。但这种说法出于调和折衷，恐怕是状元。”文忠站起来抚摸我的背说：“说得对，说得对。”原来前一卷是李公晦（原注：方子）的策论，后一卷就是蒙斋的。文忠想把李公置于首选，但同列认为李公的策论不如袁策合乎时宜。他又想把吕永年列入甲科，也没有成功。同年进士徐清叟也差点成为首选，但因为他的策论议论中书省的事务而没有说清楚，又引用太祖询问赵普“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回答“只有道理是最大的事”的话，有关部门也怀疑其中稍微涉及时政，只把他列为第四。徐清叟后来做了御史，弹劾袁文时也涉及他的策论，并把他的父亲▯斋燮和曾在象山门下学习的人一并视为异端，认为不应把他们置于经帷之中。○函韩首：韩▯胄想派使者议和，却为人选为难，想任用吴门王大受。王大受认为，敌人会以首谋作为理由，往军前通书时，应该不要使用平章的名衔，而改用丞相（原注：指陈自强）；敌人询问首谋时，就回答说此人如今已经避位。这是最好的计策。韩▯胄怀疑他的主张会逐渐扩大，不能接受。于是采纳荐举者的意见，召来萧山县丞方信孺，以假检详的身份出使。信孺在途中详细了解到金国想先派使者到宋朝，这说明金国力量已经困乏。他与敌人反复辩论，凡是称谓、岁币、土地等问题，都坚持照旧。敌人多方设法使方信孺陷入困境，但又想实现和议，不敢杀他。方信孺担心宋朝急于卖和，另派使命后会答应过多，于是欺骗敌人说：“等我回去报告所要求的事情能否答应，然后再来。”敌人答应了，并给他津发路费。韩▯胄害怕方信孺滞留太久，果然商议另派使者。方信孺回来告诉韩▯胄，韩▯胄想让他再次出使。方信孺对韩▯胄说：“我既然已经替朝廷跋涉万里出使，起初就不怕死。如今已经完全掌握敌人的要领，即使再去一次，也决不会死；只要稍微（一本作‘少’）拖延信孺出发，敌人一定会派使者来报告并且（一本作‘具’）商议。平章听从我的计策吧。”韩▯胄怀疑方信孺不愿再次出使，于是用同里人王楠代替方信孺。王楠到达金国朝廷，只对贬降国号、割让土地等要求不接受。等到再次出使时，韩▯胄已经被诛杀。凡是函送韩▯胄的首级，以及把易安石的弟弟改称为侄子、增加币帛和厚重宝物等要求，都答应了。因此金国派遣谕成使前来。此前曾有诏旨，命百官到朝堂集议韩▯胄首级之事。枢密章良能建议说，奸凶已经死去的首级，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当时王忠简公介提出抗议，说韩▯胄本人固然不值得吝惜，但国家体面却值得吝惜。章良能用话语侵凌王公，王公奋起说：“今天敌人要韩▯胄的首级，固然不值得吝惜；明天敌人要我们这些人的首级，难道也不值得吝惜吗？”适逢文节倪公思也说：“一个韩▯胄的臭头颅，有什么值得诸公争论的？”王公的意见于是不能获胜。章良能竟然叫省吏把黄纸展开，张贴在象魏上，说：“现在据礼部侍郎倪思议论送来的意见，奸凶已经死去的首级，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于是最终把韩▯胄的首级装函送给金国。间谍说，金国接受韩▯胄首级后，给他谥号“忠缪侯”。方信孺在敌国时，金国元帅责备宋朝失信，擅自挑起战争。方信孺反驳说：“是你们失信，所以我们才失信。”元帅说：“我怎么失信了？”方信孺慢慢说道：“我方用兵是在某月某日，你们诱使逆臣曦反叛是在某月某日。按日月先后计算，是你们先诱使我的叛臣。”敌人佩服他侦察探听精确，往往如此，于是无言以对。

译金国元帅很会作诗，要求方信孺联句。敌人以宋朝失去蜀地来调侃方信孺说：“仪、秦虽然能言善辩，陇、蜀已经唇亡齿寒。”方信孺立即应答：“上天已经分定南北，时势难以同晋、唐相比。”金国元帅又对方信孺说：“前面的诗不是玩笑。你们国家有多少州军？如今一次投掷就失去了五十四州，我替你们国家感到危险。”方信孺神色不变，回答说：“我奉命来到这里，确实还不知道失去蜀地的始末。大元帅的间谍向来明察，难道还不知道我国凭什么立国吗？象牙、犀角、珍珠、美玉的富产，都出自二广。江东、江西是茶叶和桑蚕的丰饶之地。淮东、淮西是铜和盐的丰富产区。浙西有十四郡，苏州、湖州丰收，天下就富足，这是元帅所知道的。何况人口日益繁多，增加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芦苇荒地年年开辟，圩田堤防逐渐扩大，即使有些年份歉收，也足以支撑数年。浙东鱼盐丰富，海中的资源和山中的积藏一样多，消费它的人虽多，生产却没有穷尽。福建自身就是东南一大都会，下辖六个支郡，又兼有（一本有‘浙’字）长江、淮河的收入。所以我国的余力常常能够达到大国，是因为它本身力量有余。蜀地作为蜀地，号称有五十四州，它的财赋即使占有我国的十分之一还不到，也只够供五十四州军民使用。一旦出现蔬菜不足、面有菜色的情况，或许还可以转运粮食供给；至于白石富饶、风俗轻捷等优势，必定不是别人能够拥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百姓罢了。”金国元帅赞赏他的辩才而怜惜他，所以才有把方信孺比作仪、秦的赞许；敌人以贬降国号、割让土地相要挟时，方信孺便以晋、唐作答。方信孺还没有受到朝廷知遇时，庐陵布衣刘过也任侠而善辩，当时住在昆山妻子的住所。韩▯胄很听说他的名声，便告诉钱参政象祖，让昆山县令以礼节挽留刘过，不要让他离开。县令轻率地执行命令，于是亲自拿着圆状去见刘过，把他称作奉使，另外设置供帐和精舍等待他。刘过平素号称挥霍豪放，喜悦得不能自已，拿出全部嫁妆财产来结交声誉。后来朝廷已经任用方信孺、王大受，县令只是小官，也不敢再去叩见钱象祖。刘过的宾客全都散去，最终忧郁而死。○胡桃纹、鹁鸽色的炭：我正在整理宣和年间沈脑烛的事情，恰好读到王竹西侍郎的奏札，又知道当时御炉用炭的样式，长宽都有尺寸，炭纹一定要像胡桃纹，颜色一定要像鹁鸽色。王公名刚中，号竹西，字居正。他曾任婺州太守，恰逢漕司封送下降定的颜色样式，他便把这件事奏报皇帝，说：“臣从前任职于行朝，亲眼看见陛下宫室简陋，车舆、服饰和御用物品全都草率简省，即使过去达官大姓之家，也有超过今日的。陛下哀悼国运艰难，仍有谦抑而不敢自安的神色。这一定是有关部门错误举措造成的，料想并非陛下的本意。臣擅自把所下发的炭样封好送交有关部门保管，不再下发给属县征买，并把此事报告给邻近各郡。”大概是因为不堪忍受这种骚扰。○王竹西驳斥黄潜善、汪伯彦关于陈东、欧阳澈的论议（原注：先追赠朝奉郎、秘阁修撰）。他们在建炎初年议论政事，指摘皇帝本人，贬斥议论大臣，这大概是宣和、政和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大臣们憎恨他们揭发自己的过失，暗中利用皇帝亲笔批示，把二人置于法令之下。我曾得到陈东临刑前写给家人的书信手迹。当时他还在神霄宫，墨迹排列整齐，安排家事都很有条理；他知道不久就要被杀，却完全没有悲惨恐惧的神情（一本作‘状’），真是东汉人物一类的人。皇帝大为悔悟，追赠陈东谏议，欧阳澈延阁，赐田以表彰他们的后代，并且下诏自我责备。当时的大臣大概就是黄潜善、汪伯彦。黄潜善已经先死，汪伯彦还活着。竹西王公在西掖代皇帝起草诏令，正逢皇帝追赠陈东、欧阳澈，于是极力评论二人说：“不学无术，以自己的过错为耻而坚持错误，使君主蒙受拒绝进谏的恶名，使朝廷蒙受杀害士人的污名；如果这样的人不诛杀，凭什么治理政事？如果黄潜善的魂魄有知，仍应当伸长脖子等待被杀；而汪伯彦的躯体既然还在，不知道将用什么面目见人？”汪伯彦于是被罢免职务，黄潜善永远不再追复官职。王公便起草追赠陈东、欧阳澈以及罢免汪伯彦的制书，大意说：“古人愿意做良臣，不愿意做忠臣”（原注：有出处）等等，“只有你陈东、你欧阳澈，大概是有意做忠臣吧？虽然如此，你们没有失去做忠臣的资格，但天下后世将认为我是怎样的君主呢？八年来，我每吃一顿饭要叹息三次，给他们提升官阶、授予优美官职，难道就足以称为恩典吗？这只是为了填补我的悲哀，彰显我的过错，使天下后世考察古代那些文饰过错、拒绝进谏的君主时，大概不至于像这样。”给汪伯彦的制书说：“朕痛切地想到建炎初年的政事，实际上损害了听从劝谏的美名。回顾这八年，无论醒着还是梦中都长久叹息。近来下达责备自己的诏书，怎敢写成推卸罪责的文章？但议论者说，你专掌宥密之司，实际承担着仰赖成功的重任。你的言语、你的听纳，你的辅弼、你的顺从，都应当思考如何扩大朕的聪明，哪里还顾惜庶人议论政事？使君主蒙受拒绝进谏的恶名，使朝廷蒙受杀害士人的污名，仰面对君亲时，还用什么面目见人？朕看到人们的议论而警惕不安，抚念往事又怎样能够追回？罪过固然在朕自身，但按情理却难以宽免你们的责任。”原来陈东、欧阳澈的书信专门攻击黄潜善、汪伯彦；对于支持黄、汪的人来说，正应当趁皇帝的震怒尚未消解时叩头请求免去二人的死罪。皇帝如果不听，就以辞职离去为期限，那么二人必定不会被送到东市。当时的谏臣中，也有一些人不能不与汪、黄共同承担责任。王公本来凭三舍法在大比中列为第二名。他应试时，词赋已经被废除，所以士人不再学习骈俪文。崇宁、政和年间虽然设置词学，是为了挽救废除词科的弊病，但王公已经不再学习这一科，因此极力辞谢入任玉堂的表章说：“臣年幼时，正逢朝廷采用王氏父子的学说，以学术取士，淹没人的心术，耗损人的精神。

译年老后才知道悔悟，开始跟从师友学习，妄自以为可以穷究经书；至于雕琢、镶缀一类的文章，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只是自古以来，本朝外制本来没有固定体例，所以臣得以依照（‘值’疑为‘直’）陛下的意旨，广泛写入训诫性的文辞。若按近来的俗套来要求，本来已经不对；至于内制的严谨，更不容许任意写作。”帖黄又申述司马公辞去制诰职务的事情，私下仰慕他不欺骗君主的义节。皇帝赞许叹息，下诏同意了他。嘉定年间从未下诏废除科目，但凡以宏博科应选的人，有关部门揣摩皇帝的意思，都不敢把姓名上报。曾经任用余嵘为中书舍人，余嵘平素不学习这一科；我的表侄应子和镛曾经应试，学习过有关部门的文书，也只得到申省文，才掌握制诰的体例。当时我任安吉县令，安吉距离行都三天路程即可到达，我起草制书的材料，全都从安吉取来。省吏催促索取词头，我身边的人总要明白告诉他们：“安吉人还没有回来。”我不熟悉这种文体，本来应该像王公一样极力辞谢才是；不过能够从安吉取来材料，也算是办法不错了。陈正甫，名贵谊，凭词学中等考取。曾经评阅潘子高的词卷，六篇都精深博大，唯独《集贤院记》偶然没有采用李林甫注《六典》中的书目事例，陈正甫因此认为有疑问而黜退了他，但心里仍然佩服他的文章。他当时在玉堂值宿，凡是通常起草的词诏，都交给潘拟稿。潘生性极其缜密，只有我知道这件事。陈索要潘所写的文章，连一刻钟也不耽搁，还派穿皂衣的人站在门口等候。陈常常送给潘很多酒，曾经和我一起在粮料院的云根饮酒。○吕成公编纂《文鉴》东莱吕成公吕祖谦，编成《皇朝文鉴》后，孝宗赐名为《文鉴》，授吕公直秘阁，并赐给御府金帛。吕成公的谢表说：“既承蒙授予中秘清要的职任，又拜受御府丰厚的赏赐。”陈▯癸当时任中书舍人，执意上奏，认为这只是编纂分类的劳绩，恐怕赏赐太厚。皇上因此对陈不悦。成公于是极力辞去帖职，皇上没有同意。《文鉴》编成后，考亭先生看到了，认为吕公取舍不够妥善；如得到潘某人的几篇诗，已经放在入选之中。后来有人对吕公说，潘某的佳作很多，恐怕不只是所选的那些，吕公于是把它们一并删去了。○洪景卢编纂唐人绝句孝宗从容地在清燕之处休息，洪公洪迈侍奉在旁。皇上对他说：“宫中没有事情时，就编集唐人的绝句来自娱，如今已经得到六百多首了。”洪公回答说：“凭臣的记忆，恐怕不止这些。”皇上问有多少，洪公回答说五千首。皇上大为惊讶，说：“竟然有这么多吗？劳烦卿替朕编集。”洪迈回去后搜集查阅了一年多，也只得到其中十分之一二。至于稗官野史、小说，神仙怪鬼的诗（一本作‘诡’），以及妇女女子所作的诗，都搜罗来凑数，才进呈给皇上。皇上本来知道这达不到洪迈所说的数目，但很赞赏他的机敏博洽，于是也给他升了官并赏赐金帛。○秦小相穿黄葛衫秦桧权势倾动天下，但很在意细小的嫌疑，所以思陵仍然宠信他；即使秦桧死了，也还没有改变这种态度。小相▯喜曾经穿着黄葛衫侍立在秦桧身旁，秦桧看着他说：“换了它来。”▯喜没有明白，又换穿黄葛衫。秦桧瞪眼看着他说：“可以换白葛衫。”熔于是请求把黄葛解释为“贵贱都可通用的服色”。秦桧说：“我和你却不能用。”这是因为这种颜色近似皇上的服色。○秦夫人和淮青鱼宪圣召秦桧的夫人入宫禁中赐宴，宴席上进献淮青鱼。宪圣回头问秦夫人：“以前吃过这种鱼吗？”夫人回答：“吃这种鱼已经很久了。还有一种鱼比这更大、更多，容臣妾第二天进献。”夫人回去后，赶紧把这话告诉秦桧。秦桧恼怒地说：“夫人不懂事。”第二天，夫人便换成大块的糟▯鱼几十条进献。宪圣笑着说：“我就说没有那么多淮青鱼，夫人弄错了。” ○高宗喜爱琴瑟高宗从居于康王府时就已经钟情于琴瑟。当时有两个僧人，一个叫辉，一个叫仙，曾经被召入宫，因此得到皇上的知遇。皇上后来南巡吴会，两个僧人也从京师赶来，想求见皇上，但一直没有空闲。恰逢皇上临幸天竺，两个僧人便跟随徒众迎接圣驾并问安。皇上感念往日情谊，到此时流下眼泪，记起了他们。回宫后，立即命黄门召他们入宫。黄门回答说，必须先让他们学习礼仪。皇上说：“他们是朕过去认识的人，即使疏野一些又有什么妨碍？僧人本来就应当疏野。”黄门又奏报说，晚上不是宣召僧人的时候。皇上说：“这倒是。”第二天早晨，召两个僧人入宫。他们讲述京师的事情以及渡过南方崎岖道路的艰苦，皇上十分悲伤又十分欢喜，从此召见他们不限时间。两个僧人希望划定灵隐寺的蔬地，建一座庵在那里终老，但灵隐寺的僧人不肯答应。皇上甚至派使者去晓谕灵隐寺僧人，僧人仍犹豫不肯奉命。皇上降下黄帜，任凭两个僧人按自己的意愿划定界限。灵隐寺僧人害怕了，才放任他们自行营建，如今寺额为天申圆觉寺。皇上后来倦于政事，退居北宫，闲暇时乘坐小藤团龙肩舆，到他们的庐舍休息。重华也脱去万乘之尊，仿效思陵的旧事，作有御制二诗；两个僧人的徒弟把御书诗文摹刻在壁石上。○黄振因琴艺受到知遇琴师黄震，后来改名黄振，因为琴艺被召入宫。思陵喜欢他的琴声，命他在御前待诏，每天供给黄金一两。后来黄振教自己的儿子学琴，却让他凭别的技艺入宫。皇上下诏说：“你的儿子难道不能凭琴艺进宫吗？”黄振长叹说：“隔了几年、几代，竟又遇到这样一位官家！”黄振死后，琴弦于是断绝了。○倪文节请求以谏议大夫身份入阁嘉定初年，倪公思任礼部侍郎时上疏，请求以谏议大夫的身份随宰相的班次入朝奏事，皇上亲笔答复，十分宠信，并且答应了他。当时的宰相怀疑这道诏旨是伪造的，把罪责归到奏邸报的官吏擅自伪撰圣旨上，杖打其背并在脸上刺字。当时山东归附的人很多，荆襄的帅臣列出强弩向他们射击，使他们返回。慈湖杨公杨简亲自写奏疏说明这件事，以便让皇上知道，认为这不是仁政，而且会失去中原人心。他用少量缗钱贿赂银台通进司的官吏，把奏疏递进去，皇上甚至把杨公的奏疏宣示给众人。宰相以“请容臣查验”答复皇上，于是停止下发札文。查验银台不应接受其他官员的奏疏，只有从官才可以，仍按惩治奏邸吏的办法惩治银台吏。这是因为旧有制度只允许从官的奏疏从银台递入。当时银台大概已经不再遵用旧典，即使从官也把札子递到朝廷。真文忠已经任职玉堂，最终因为官职不属于正式的从官，起草诏制时有所可否，也只能递札请求代为奏闻。杨公急于让皇上明察，所以来不及遵用旧典。○删去“左右”二字韩南涧韩元吉虽然承袭门荫入仕，但学问远远超过进士。

译孝宗说：“两制官的选任，应当由有才能的人担任。难道还要区别进士和任子吗？”曾经授韩元吉权中书舍人。不久因称职而转为正式任命，韩元吉自己因为出身门荫而极力辞谢，却以“右”字为耻，便委婉地暗示台臣，请求进士去掉“左”字，任子去掉“右”字。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直到今天仍载入法令。当时有个士人叫朱游，很有侠义气概，博闻强记。一次闲谈时因拜访而进入，对韩元吉说：“中书省弄错了。凭任子身份做到中书舍人，难道不比进士荣耀吗？删掉左右二字，反而完全没有区别了。”韩元吉惊愕而后悔这件事。○宣政宫中的蜡烛我修订王竹西所写的奏稿后，退还宫中下发的炭样，有胡桃纹、鹁鸽色等样式。这些都是宣和、政和年间的旧事，建炎、绍兴年间仍沿袭使用而没有改变，所以王竹西极力陈述，请求废除。宣和、政和年间最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没有香味为憾，于是把龙涎香、沈脑香的碎屑灌入蜡烛，排列成两行，共有数百枝，火焰明亮而香气浓郁，即使天上的钧天乐境也没有这样的景象。建炎、绍兴年间很久不能进献这种蜡烛，只有太后从沙漠回朝，恰逢为她祝寿，皇上极尽天下奉养之礼，所以采用宣和、政和年间的旧例，但只排列了十几枝蜡烛。太后故意装作没有听见。皇上到来后，捧着酒杯对太后说：“这些蜡烛很合圣意吗？”太后对皇上说：“你父亲每晚常常设置数百枝，众人的阁分也是这样。”皇上趁太后起身更衣，低声对宪圣说：“怎么比得上父亲的富贵呢？” ○柔福帝姬柔福帝姬先前从金国取道逃回，亲自向皇上说明情况，皇上哭泣着详细记下这件事，于是命高士［1234］娶帝姬为妻。她一时受到的宠爱优厚，没有人能比得上。大概徽宗只剩下这一个女儿，皇上因为这个缘故不忍薄待她。等韦太后从北方回来，拉着高宗的衣袖哭个不停，突然说：“哥哥被番人嘲笑，说错买了颜子帝姬。柔福早已死了，她生前一直和我同睡同起，我亲眼看着她入殓，还安置了她的尸骨。”皇上由于太后的命令，把柔福帝姬交给大理寺审理。案件审结后，在东市处死了她。有人说，太后和柔福都曾被安置在北方，太后恐怕柔福揭发自己的事情，所以用伪造之说来掩饰；皇上奉母亲之命，本来就不能同她争辩。然而柔福听说太后将要回朝时，便以生病为由推辞。她曾经带着一名尼师随行，有人说这名尼师曾侍奉真正的帝姬，所以很熟悉过去帝姬与皇上一同在宫中的事情。冒牌帝姬被引见的那一刻，称呼皇上的小名，也是尼师教她的。京师颜家巷制作的漆器不坚实，所以直到今天还把粗劣的器物称为“颜子生活”。○有技术却不受知遇思陵时期，各种工匠和技艺都精通其业，所以凭技术求进身的人大多受到知遇，但其中也有命运的因素。吴郡王益曾经把一名相士推荐给皇上，皇上因为王益的缘故召见他。相士见到皇上便说：“陛下有尧的眉毛、舜的眼睛、禹的背、汤的肩膀。”皇上立即起驾起身，说：“到处把他割来。”王益又替李世英进献墨，每一锭墨重十两。皇上说：“这么大，要怎样拿呢？”王益偶然带来一名棋客，是关西人，精悍矮小。王益试着命他与国手对弈，结果每一局都胜过国手。王益于是侍奉皇上下棋时说起此事，第二天皇上便下诏召见。国手当晚用大白酒给他饯行，又带出一个女子，极其美丽。国手说：“这是我的女儿。我现在要把她嫁给你。不过明天在御前，你让给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再让给你。这样我和你就结成翁婿，都在御前。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我难道会轻易把女儿许配给人吗？”国手实际上从未有过女儿，这女子大概是教坊中的歌妓。关西人质朴而性情直率。第二天，皇上下诏让他与国手对弈，皇上和王益观看第一局时，关西人故意输给国手。皇上拂袖起身，命王益暂且斟酒，说：“终究是局外人，怎么敌得过国手？”关西人刚一出来，知道自己受骗，郁闷得不吃饭，最后死了。○刘▯的边报高宗得到刘▯的奏报，说金国逆臣完颜亮将选择日期渡江，皇上因此忧虑。刘贵妃正好侍奉在旁，进言说：“刘▯妄传边境的事情，使官家烦恼。”皇上严肃地责备贵妃说：“你一个妇人女子，怎么会知道？一定有人教你来欺骗我。”于是斥退贵妃，不再召见她。如今她葬在西湖曲处。宪圣曾随皇上航海，突然有几十名敌骑袭击而来，想要劫取皇帝的船。后来徐发射出一箭，其中一人应弦倒下，其余敌骑全都退走。高宗非常重视亲自视察军队的行动，徐贵妃苦苦劝谏，皇上仍一定要去，她便跪下奏道：“如果臣妾裹着五尺长的黑纱，也一定要一同前往。”刘贵妃比不上宪圣太后。○陆石室陆凝之，字永仲，号石室，是余杭人。他气质神采俊秀挺拔，谈论议论洒脱不凡，尤其喜爱作诗。年轻时，他以计偕身份进入汴郡，法从见到他，怀疑他是仙人，便邀请陆凝之同席杂坐，又命某位相者道人为他相面。道人在群官中指着陆凝之说：“这个官人只是个秀才。”众人于是追问他的科举功名，道人说：“暂且回山修读吧。”陆凝之十分不得意。道人临别时，作揖送给他一粒丹药，说：“遇到紧急情况，幸好可以用它。”陆凝之也觉得这个人奇异，便把丹药放在衣带里。果然考试落选，他垂头丧气地向南归去。船沿汴水而行，风势激荡，浪涛汹涌，船不能承受，他急忙抽出衣带中的丹药投入船外，风浪才开始平息。陆凝之举手向天道谢，庆幸没有葬身鱼腹。汴水上有人呼喊他的姓名，原来正是那名道人。丹药已经鲜明地出现在道人掌中，道人说：“我的丹药是要救你的身体，并不是用来救船的。”陆凝之正要跟道人再求丹药，但汴水流急，来不及说话，只能惘然作罢。回去后，他按照道人的话，隐居在大涤洞天的石室中。人们因此用“石室”称呼他。住了一年多，又有一名道人来拜访陆凝之。他的形貌不像从前那个人，用绅带缠住双ヮ垂在背后，绅带上绘着八卦，手里拿着惜气，向陆凝之作揖说：“贫道今晚要住在山中，分给我半张床榻，可以吗？”陆凝之感到为难。道人又说：“借我一条凳子，让我睡在石门外的竹林中，可以吗？”

译陆凝之欣然把凳子给了他。道人得到凳子后，便仰面观看银河，躺着唱歌，又用惜气随意吹奏步虚声，声音和节拍婉转悠扬，在山谷中回荡，林中的鹤也因此盘旋起舞。陆凝之仍安然睡着。到了天亮，道人拿着凳子向陆凝之道谢，长揖告别。陆凝之回头一看，道人像飞一样登上室前的天柱峰，片刻之间已经到了云霄。陆凝之抚胸不已，悔恨万分。不久又有一名戴纱巾、穿白伫袍的道人来问：“大涤道人住在这里，他如今在哪里？”陆凝之告诉他已经早早离去了。道人说：“您不认识钟离公吗？”有人说后来到的这个人就是洞仙，但陆凝之仍然没有醒悟。光尧退居北宫后，想起大涤两条山径的美景，先临幸大涤；道士们清扫宫观等待，宪圣当时也侍奉在旁。道士们搭亭供光尧驻跸。皇上下诏说：“如今我是闲人，不必行这样的礼数。”道士进献天目水和洞霄茶，光尧和宪圣都感到十分舒适，便下令按等级赏赐他们的徒众金帛。又召见主持宫观的人，问道：“山中有没有很会作诗的客人？”观主平时怜惜陆凝之，便用陆凝之回答，并进献他的诗稿。太上皇读了几首，长叹说：“让一个平民进入翰林也可以，回去后我应当告诉大哥。”（原注：大哥指孝宗。）宪圣在旁边劝说道：“太上皇还是只管休息吧。” 既然是山林隐士，就一定不愿让人知道，他还要官职做什么？如果引得大哥一定要让他出山，反而会使他受苦。”太上皇深以为然，于是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孝宗。陆凝之一生四次遇到道人，有人认为他们是神仙，本来就不可揣测。而在一天之内，既没有遇到三宫，也没有得到任用，这大概也是命运吧。陆凝之最终死在石室，人们这样传说。○开禧年间的战争端倪韩▯胄急切想要兴兵北伐，先借生辰使张嗣古（原注：当时任左史）代理尚书进入金国，趁机窥察金国的虚实。张嗣古就是韩▯胄的外甥。出使之事报告完毕将要回去时，韩▯胄已经派人等候他。引见还没有结束，韩▯胄就不让张嗣古回去，立即邀请他到府第，急忙询问金国的情况。张嗣古说：“以我的判断，金国还不能攻伐。希望太师不要轻信别人的话。”韩▯胄默然不语，并把国信所上奏说张嗣古到金国朝廷时几乎吓得掉了笏板，免去他所居官职。韩▯胄失败后，张嗣古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韩▯胄后来又派李壁借出使之机前往窥察。李壁回来后，极力说：“金国境内赤地千里，一斗米要卖一万钱，又与鞑靼结仇，而且将发生内乱。”韩▯胄大喜，李壁于是凭此进入政府任职。我曾看见巽岩李公李焘在金山题名说：“眉山李焘带着儿子▯、壁、塾、墓一同前来。”可以说是一门父子名人，可惜他的次子没有熟读《颜氏家训》罢了。丙集

译○褒赠伊川绍兴元年九月二日，皇帝下诏给通直郎程颐：“朕想到周朝衰微以后，圣人的道统没有得到传承，世上的求学者违背正道而追逐利益。舍弃自己去迁就他人，那么想听闻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向谁听取？又有谁会去求取呢？偶尔有老师和大儒，不拘泥于章句，不钻研训诂传注，能够自己体会正心诚意的精妙之处，曲学阿世的人又从旁排挤陷害他们，最终使他们颠沛流离、困顿失意，无所作为而死。这些人对斯文造成的祸害也太严重了。你潜心于圣贤的大业，是不待外力便会兴起的人。你退居洛师时，跟随你的子弟都讲求孝、弟、忠、信；等到入朝在经筵侍讲时，即使触犯内心、违逆旨意，也务必要把君主引向正道。由他的外在表现来考察内心，以他已经做过的事情来推知他尚未做的事情，可见这种高明自得的学问值得信任而没有疑问。至于浮华虚伪的人，知道自己的学问文采不足以在世上显扬，便偷偷借用这种名声来推销自己。表面上显得恬静沉默，内心实际上浮躁争竞；表面上显得质朴愚鲁，内心实际上奸诈狡猾。于是使士人听见看见后都厌恶他们，这就更加不幸了。朕赐给你赞书，用延阁的荣宠来表彰你，是为了彰明皇上的赏赐在于此人而不在于彼人。希望你的神灵明白，知道享受这份荣典！特意追赠直龙图阁。”此前，工部侍郎韩肖胄曾秘密启奏皇上，请求追褒元祐年间的诸位大臣，于是有了这道诏书。《中兴本末》记作八月，《家传赠告》记作九月。追赠的典礼应当在八月，到了九月诰命才下达罢了。这一月的癸未日，秦桧已经任宰相了。绍翁私下考察当时程俱、林▯任中书舍人，应当起草诏制，但他们起草的文词都超越了通常的格式。嘉定十七年四月，圣旨说：“伊川程颐阐明并发扬明道学说，是世间儒者的宗师。虽然屡次加以褒奖尊崇，但世代俸禄没有惠及他的后人，仍不足以表达崇敬奖掖儒学先贤的心意。命尚书省访求他的后代，特意给予登记任用。”执掌政务的人知道程颐的孙子程源住在池州，所以有了这道命令。尚书省不久根据池州申报：“已故侍讲程颐直系以下的两位子孙都已到来。宗族世系图中，程观之为长房，七十四岁；其次是程源，三十九岁。程源是伊川程颐的嫡长孙，应当议定指挥。”四月五日奉旨：“程观之特意补授不受铨选期限限制的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学学宾，命本州从上供钱中每月支给钱二十贯、米二石，使他奉祀祖先。程源命他赴尚书省接受铨选。”得到诏旨后，程源补授迪功郎，从此进入铨选，先后被授予二县县令和监丞。起初，程源实际上往来于都城之间。元祐初年，起草追赠伊川的诰词说：“敕令乡贡进士程颐：孔子说：‘举用隐逸之士，天下百姓的心就会归附。’朕想起用草野岩穴中的贤人，来粉饰太平；大臣把你勤学笃行的情况推荐给朝廷，希望得到机会试用。所以应当加以爵位和诰命，起用您，使您成为洛地人的楷模。这也是旧例。处在盛名之下，还是应当更加谨慎自持啊！”嘉定庚辰年，徐公侨任江东仓时，在前后两篇制词后题跋说：“右边是伊川先生因举荐逸民而追赠的诰词。从前先生居住在洛地，以弘道自任。元祐初年开始应诏出仕，不久便以闲散之职离去。中兴之初首先明确党争中的议论，而先生已经去世了。先生的孙子源将把这两篇制词刻在石碑上。先生的道虽然没有在当时得到施行，但这也足以显示我朝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用意。二月初一日，东阳徐某谨慎题写。”绍翁私下怀疑，元祐年间那些极力荐举伊川先生的人，甚至称说他有“经天纬地的才干、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方略”，到了这里却任命他为通直郎、判西京国子监（原注：按当时官制，实际上是教授），制词为什么竟如此寥寥简短？大概是中书舍人黄震（一作王震）起草的，黄震并不了解伊川。绍翁又详细考察庆元年间丞相赵汝愚离开朝廷、韩胄开始专权之事：韩胄想借党争把天下正直的人都逐出，必定诋毁他们为“伪学”。虽然刘德秀从旁煽动，提出了这种说法，但“伪”这个字，早已见于绍兴年间的制词了。在此以前，孔文仲、刘挚、顾临也曾用“伪”字诋毁先生。○虎符　虎符的一半在宫禁之中，另一半在殿岩。开禧年间，慈明暗中协助宁皇诛杀韩胄，发出三道御批。其中一道交给钱象祖、卫泾、史弥远，一道交给张▯，另一道交给李孝纯。两道御批都还没有发出，只有钱象祖立即把御批交给殿岩夏震。夏震起初听说要诛杀韩胄时面有难色，等他看了御批，便说：“这是君主的命令，我夏震应当以死效命。”第二天，夏震于是派遣部下郑发、王斌，在六部桥拦截韩胄的车，直接从玉津园夹墙中出去，用铁鞭打中韩胄的阴部，韩胄因此死去（原注：韩胄裹着柔软的缠带，所以难以击中）。地点叫磨刀坑。张▯起初参与谋划诛杀韩胄，史弥远认为韩胄是大臣，又是近亲，一时没有处置办法。张▯对史弥远说：“杀了他就够了。”史弥远退下后对钱象祖、卫泾说：“张▯真是将门之后。”心里本来就忌惮他。到这时，张▯拿着讨伐的功劳自我夸耀，史弥远便在朝廷上公开说：“臣子应当做的事，为什么要说成自己的功劳？”于是暗示言官把张▯贬到香，后来便不再有人提及诛杀韩胄的功劳了。御批上说：“已经下达御笔交给三省，韩胄已经被安排到外地宫观任职，立即出国门，命殿前司派兵士三十人护送，不得有任何疏失。”后来有一种虎符印，大概就是牙章，上面写着“如律令”，本来是汉代的制度。夏震依据御笔建造巨大的楼阁，把御笔刻在乐石上，并命令他的属官为此撰写记文。起初，御笔都是韩胄伪造的，到这时才知道全是慈明所书。郑发、王斌驱赶韩胄的车，告诉他说：“有御笔押送平章出国门。”韩胄匆忙说道：“御笔是我写的。”车行到玉津园时，韩胄许诺授给郑发节度使，郑发不答应。韩胄又说：“我应当从北关门出去（原注：韩胄的宅第在于湖州），为什么要从候潮门出去？”又说：“我有什么罪？”又对郑发说：“怎么可以对大臣无礼？”郑发斥责他是国贼，并用鞭子打他，回去向夏震报告。夏震径直赶到省中。当时钱象祖、陈自强还在省中，夏震到达后，钱象祖不由得站起来问：“事情办妥了吗？”夏震说：“已经办妥了。”钱象祖这才宣告韩胄已经被诛杀，陈自强起身向钱象祖再拜，并且向钱象祖告辞，请求看在同僚的情分上保全自己晚年的处境。钱象祖答应了。后来卫泾又因为共同谋划诛杀韩胄而忌恨史弥远，史弥远因此贬黜卫泾，此事载在《甲集》中。张▯后来奉诏放回，因为史弥远改变□法，又想谋害史弥远，所以被贬置于象台。此前，曾有人把谋划御批之事告知韩胄，韩胄回答说应当以死报国。等到告密者逼迫得很厉害（原注：告密者就是周均），韩胄才开始和陈自强谋划。

译陈自强推荐林行可为谏议大夫，想在诛杀韩胄那天让他上殿，把钱象祖以下的人一网打尽，全部逐出国门，韩胄在宫中作为内应。幸好韩胄没能进入内廷；如果韩胄乘坐亲信的小车，径直从和宁门进入，王斌、郑发一定察觉不到，那么谋划杀韩胄的人就会被粉碎了。然而诛杀韩胄的计划十分粗疏，王大受、赵汝谈都参与了最初的谋划，甚至把准备实行的事情写在手上（一作“记”字），幸好没有失败；如果失败，慈明、景宪恐怕就危险了。当时宁皇听说韩胄出了玉津园，立即用笺批命令殿司：“前去追回韩太师。”慈明拿着笺批哭泣，并且对皇上说：“他要废掉我和儿子。”又说：“他杀害两国百姓百万，如果要追回他，我请求先死。”宁皇收住眼泪，这才作罢，慈明于是把笺批撕□了。○逆曦的伪服和印　开禧年间，逆曦被诛杀以后，伪内史安丙把他的首级以及伪造的服饰、宫号装在匣中送来。皇上把首级交给棘寺，把伪服和印交给临安府军资库。当时吴钢任ヘ，吏员还没有把这些东西收入库中，急忙拿来给人看，绍翁也因此得以见到。那些物品中，有一件袍子僭用黄色，衣领像▯色；另一件袍子僭用赭色，衣领像黄色。宫号用黄绢折成四角，文字写着“出入殿门”。金国授给他的印，铸成时采用当时的文字，写着“蜀王之印”，只是像文思给事院所颁下的格式。逆曦自己铸造了一方鎏金印，印文写着“蜀国制敕之印”。○万弩营　绍兴末年，孝宗命令张浚在镇江设置御前万弩营。癸未年驻守泗州，甲申年与敌军交战，都立有功劳（原注：见水心《钱表臣墓志》）。○来子仪　来子仪和周洪道确实是平民时代的朋友。周洪道担任枢密使以后，来子仪进京访问周洪道。周洪道把他安排住在嘉会门外的表忠观，想趁机向皇上推荐他，特意上奏请假外出（原注：大臣出门访问亲友旧交，必须上奏）。皇上问是为了什么，周洪道奏明是去访问来子仪。皇上点头同意，不再问来子仪是谁。周洪道和来子仪摆酒畅饮，除谈论旧日交情外，还把自己近期写的诗给来子仪看。来子仪把诗卷全部看完，便笑着说：“这是周枢密使的诗，不是周洪道的诗。”周洪道问他为什么这么说，来子仪回答：“从前徐师川年轻时擅长写诗，晚年位居枢密府，诗才逐渐不如从前。人们认为，早先是徐师川的诗，后来是徐枢密的诗。”周洪道笑着接受了这个评论。○朱希真　希真以词名著称，并以隐居守德闻名。思陵一定要见他，多次下诏他才来到。皇上当面授予他鸿胪卿。希真下殿拜谢完毕，立即请求辞官退休，皇上变了脸色，但还是答应了他。○宁皇进药　宁皇每次都命令尚医只进献一种药，并告诫他们不得把它分成三四帖。这是因为医家起初并没有确切的判断，只是用多种药物来试探病人的病情，宁皇知道其中的道理。王大受的父亲王克明，号称名医，遇到疾病即使有好几种症状，也只用一味药，说：“这才是疾病的根本。根本祛除了，其余的病也就会消失。”（原注：王克明的事见水心先生所撰墓铭。） ○秦桧接待金国使者　绍兴年间，金国使者拿着盟书，要求用玉辂装载盟书，并让百官穿朝服到丽正门迎接。秦桧派人告诉他，玉辂只有祭祀上天时才使用，而且不能用来装载盟书。玉辂虽然不能使用，金国使者却一定要求百官迎拜，秦桧答应了。第二天，秦桧命令省中的吏员穿上杂有绯色、紫色的服装，到丽正门迎拜，队列和仪式都按规定进行。金国使者来到朝堂，惊讶百官已经在上面列班。接受盟书完毕后，百官呵斥殿前卫士，簇拥着金国使者出去。金国使者看见先前那些穿绯紫服的吏员还站在门边，这才明白是秦桧的计策。金国使者又派人到朝堂，坚持要求皇上起身亲自下殿接受盟书，左右相互看着，没有人敢回答。那时王汴在班列中，起身对使者说：“你究竟有盟书还是没有盟书？”使者于是拿出盟书给他看，王汴夺过盟书送进去。使者的计谋受挫，回到金国后，据说因无事生非而被杀。绍翁依据勾龙如渊《退朝录》记载：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卯，皇上召王伦入内，责问他取盟书的事情。天晚以后，王伦在馆舍见到金国使者，用两个办法劝动他，金国使者十分惶恐，于是答应第二天进见皇上。皇上下诏，命宰执到馆舍见金国使者，接受盟书并带回宫中，人心这才安定。有人说：“秦桧原本没有办法处置此事，给事中楼照把谅阴三年的说法告诉秦桧，秦桧醒悟。于是皇上不出面，而秦桧以冢宰身份代替皇上到馆舍接受盟书带回。金国这才知道宋朝廷中还有人。” 绍翁曾怀疑省中吏员和夺取盟书这一段是听来的，所以不敢立即写入书中。勾龙如渊的记载证据十分清楚。如果是在馆舍授受盟书，那么省中吏员和夺书的说法，确实只是齐东的传闻。○真文忠公谥议　绍翁在《甲集》中记载真文忠公谥号的事情，后来把它呈给紫微程公许看。程公许写信给绍翁说：“《闻见录》两帙都承蒙您给我看并指教，记载详细广博，事情符合事实，文辞意旨又含蓄委婉，日后足以供史官补充遗漏，这不是小事。靖逸怀有才干，积蓄学问而不炫露，退居著书以等待后世，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这样的人。《闻见录》所记西山谥议的一段，当时我程公许待罪奉常，任博士。所议定的‘文忠’二字，确实是参考公论，同长官和同僚商议订定了多日，然后才敢下笔。期间有一两位公卿认为谥号过重。但我主张给他这个谥号，上下都没有异议，所以谥议下交考功覆议时，考功也认为恰当。当时却没有听说他的家中子弟曾与政府争论这件事。架阁公（原注：就是西山的嗣子，名叫志道）后来入朝，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一次。不过，建安诸贤以及曾经登门拜访西山的人，大多相互称许推重。等稍微清闲时，我当搜集副本，抄录下来请您指教。”绍翁恰好得了奇病，来不及向程公许索取副本，程公许已经离任去袁州任知州了（原注：程公曾任两制，世人称他为沧州先生）。○悼念赵忠定的诗　庆元初年，韩胄已经排斥赵忠定，太学诸生敖陶孙在三元楼赋诗说：“左手旋转乾坤，右手扭转天地，为什么群小却任意散布流言（原注：又作‘群邪相煽动谣言’）？狼胡无处安居（一作‘归’）姬旦，鱼儿死后终年凭吊（一作‘葬’）屈原。

译本来知道一死是您所欠缺的，幸好孤忠还将有史书长久保存。九泉之下如果遇到韩忠献，不要说如今还有他的末代子孙。”（原注：又作“不要说他家有末世子孙”。）敖陶孙刚把诗写在楼的木墙上，酒才喝了两巡，墙壁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敖陶孙知道这首诗一定已经被韩胄察觉，捕吏必定要来了，便急忙换上酒令者的衣服，拿着温酒用具下楼。与捕吏擦肩而过时，捕吏问：“敖上舍在吗？”敖陶孙回答：“您问的是太学秀才吗？他正喝得高兴。”敖陶孙随即逃亡，返回闽地。捕吏追入闽地，把他逮捕押回京城。到了京城，他写信向韩胄求情，说诗不是自己作的。韩胄笑了，命有关官署恢复他的学籍。敖陶孙不久考中乙丑科，因而获得诗名，《江湖集》中收录的诗最多。我曾把他的诗集给杜忠可看，杜忠可说他的诗典故充实，大多仿效陆务观用典，始终不肯效法唐代诗风。起初我结识南岳刘克庄时，得到他的诗卷，他说：“所欠缺的只是典故充实罢了。”南岳诗集中大多使用典故，大概就是采用了这句话。后来我从士人陈宗之那里得到南岳刊刻的诗集，高兴地告诉陈宗之说：“还值得高兴的是，潜夫（原注：刘克庄的字）已经修成正果了。”敖陶孙字器之，号癯翁，是福唐人。○鹁鸽诗　东南一带的风俗，把饲养鹁鸽当作乐趣，成群的有几十只、上百只，远远望去像锦缎一样。灰褐色的鹁鸽为下品，纯黑色的最为贵重。内侍饲养这种鸟尤其厉害。喂完粟后，就把金铃系在它的尾巴上；鹁鸽飞上天空，风力振动铃铛，声音铿锵，像云间佩玉的声响，有时飞起，跟随凤山。绍兴年间，有人作诗说：“铁勒金狨像锦铺展开，晚上收回、早晨放出，耗费许多工夫。哪里比得上饲养南来的大雁，让它在沙漠中传递二帝的书信。” ○宫鸦　绍兴初年，高宗在凤山修建行宫，山中林木茂盛，乌鸦多达千万只。早晨，乌鸦彼此呼唤，拍打翅膀飞出去，在近郊各仓啄食粟米；黄昏时，它们列成队飞回来，喧叫声震耳欲聋。高宗原先住在汴京的王府，汴京没有山，所以从未听过这种声音，来到这里后非常惊骇。又因为敌军逼近，皇上的心情更加不愉快，于是命内臣张去为统领修内司的各个小儿聚集起来弹射乌鸦，把它们驱赶到临平赤岸一带，大概距行宫十五六里。没过多久，乌鸦又恢复原样。射鸟的人技穷了，宫中也逐渐习以为常。唐人的诗中常常写到宫鸦，大概是因为唐代宫阙依山而建。○田鸡　杭州人喜欢把田鸡烤来吃，田鸡就是青蛙。过去因为田鸡能够吃掉危害庄稼的虫子，所以有禁令禁止捕食。宪圣太后南渡以后，因为田鸡的形状极像人，极力劝说高宗重新严格禁止捕食。如今都城人习惯了这种口味，仍然不能禁绝；卖田鸡的人甚至剖开冬瓜，把田鸡装在里面，放到吃青蛙的人家门口，称为“送冬瓜”。黄公度任福建帅时，因为福建号称进士很多，未必熟悉“贯宿”这种说法，便命厨兵买坐鱼三斤。厨兵不知道“坐鱼”是什么名称，遍问诸生，没有人能解释。当时林执善任州学录，有人告诉厨人林执善记忆广博，厨人便拜见并询问他。林执善告诉他说可以买田鸡三斤，厨人照他的吩咐买来。黄公度笑着把厨人叫来问：“是谁教你的？”厨人把林执善告诉了他。于是黄公度便让林执善住在宾阁。林执善记忆广博而奇异，在南宫考试中名列第一。他所作的《圣人备道全美论》，直到今天举子们还在诵读；有《林省元文衡事鉴》流传于世。骊塘危先生稹的弟弟蟾塘危和与林执善同年中第，看见他的手像龙爪一样，而且长着毛。原来林氏的住宅正对着一座庙，他母亲生林执善那天晚上曾经遇见神灵，因此林执善最终成为福建的名儒。可惜他强行买来别人的妻子作为妾，她的丈夫因怨恨而诋毁执善，执善被有关官署杖责（此句有讹误），忧郁而死，执善后来也很快死去。” 唉，士人不能不自我珍爱自己，这个道理由来已久了。○史越王的青词　前面记载史越王《辞免太傅表》，是从见闻中得到的，认为出自余公天锡的父亲之手。等到储行之的孙子储沐抄录给我看，才知道那不是《辞免表》，而是青词。文中说：“返回本根于狐丘，寄托诚意如獭祭；想到宦官之门多有指责，自己又迫近衰老……”原本想使用“侵寻岁月，八十有三”，但没有下联。讷斋冯端方当时在座，应声说道：“补报乾坤，万分无一。”史越王称赏了很久。《四六话》中也有记载，说这两句本出自古人的对联，不知道前面和现在记载的哪一个是真的。吴门朋友的儿子胡□北去四明拜访余公天锡的弟弟余天任，因而提到《闻见录》记载的这件事。余天任说：“是的，这就是我已故伯父所对的句子。但‘岁月’二字不对，应改为‘甲子’。”余天任和余公天锡是同胞兄弟，后来承继了他们的叔父。○司马武子的忠节　中原沦陷于敌手以后，忠义之士想要谋图收复国家，携带家属南向归附本朝的人很多，大概是祖宗留下的恩泽当时还没有泯灭。谨按韩太监玉所记载的事情说：“起初，司马池的后代司马朴，字文秀，以兵部侍郎身份出使金国。金国丞相、燕国王完颜宗干见到他后认为他非同寻常，于是授给他尚书右丞的官职。司马朴没有屈服，但金国仍放任他出入敌境之中；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通国，字武子，大概是取苏武的意义。司马通国有远大志向，曾经结交北方豪杰。韩玉起事时，所有事情都没有找到关键。绍兴初年，韩玉携带家属南渡，被授予京秩，在江淮都督府任计议军事；他的哥哥司马▯仍然在敌境，因为弟弟的缘故同司马通国关系很好。癸未年九月，都督魏公派张虬、侯泽前往大梁侦察司马▯。司马▯于是把一首诗题在扇子上赠给韩玉，诗说：‘雍容鸣叫的大雁落在江边，多年来在梦中频频相见。吟诵完《楚辞》也无法招回你，夕阳下满怀愁苦，杀得倚楼之人悲伤。’魏公在甲申年春天看到这首诗，又派侯泽前往大梁，暗示司马通国、司马▯等人起事。侯泽走到亳州，被巡逻者捕获。司马通国、司马▯以及平时同他们交往的聂山一家三百多人，在同一天遇害，那年是三月十六日。此前，金主完颜褒的皇太子以都元帅身份留守大梁，乘坐十六传到达那里，时间就在这月十一日。侯泽和司马通国、司马▯、聂山谋划率领一百名壮士，穿着短裤、携带短兵器，一起冲进留守府的庭院劫持皇太子。”

译如果能够担任留守，那么大事就可以成办。当时留守身边以及与通国结盟的全国各地人士有三万多人，但通国在初十日战败。皇太子得到他的图籍和券契，立即把它们烧掉，只治罪为首策划的人。当时魏公在丹阳开设督府，大概是因为他以右相身份出使巡边回来。魏公听说这件事后大为赞叹，说：“我入朝见皇上时，一定要把这件事奏明并表彰他。”恰逢魏公中途被罢免离去，通国也被贬谪到岭表。通国的侄孙司马振为这件事作序说：“从前李翰撰写《张巡传》，却没有为许远另立传记，韩昌黎感叹许远的忠节未能完全昭示于世，于是把他的事迹附叙在张巡传后面，使后人知道许远如此不向贼人屈服。做士人而明白逆顺的道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全节操，这本来就是人臣分内的事情；如果没有后人来阐明发扬，那么忠肝义胆终将被湮没，岂不可痛！我的祖父尚书在靖康年间奉命出使金国，言辞气概激烈，谋略深远，虽然不能遏止金人势力正盛的局面，却也足以使他们产生敬畏之心。后来随从皇帝北行，不因利益而动摇，不因死亡而恐惧，高宗加谥为‘忠洁’，当时褒奖尊崇的典礼达到了极点。后来又选取他的事迹写入国史，我祖父的气节已经没有遗憾了。” 至于我的季父武子，隐迹于异国，始终一心向着本朝，起兵义举尚未成功，便突然遭到屠杀。后来韩太监记载了事情的详情，王尚书希吕写下了大略，虽然未能载入史册，但他的节义之名，大概不至于磨灭。韩昌黎因张、许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通晓并继承先人的志向而感到羞耻；如今季父的节义未能显著传布于世，如果我振不能使它永久流传，那也就是张、许两家的子弟了。我谨将王、韩二人的记文刊刻在美玉上，以备将来有崇尚高义的君子发掘并彰显他的潜在德行。王公希吕为此作序说：‘从前我居住乡里时，有个陕右人林虎臣，从西边来到东边，在符离安家。他家与我家相邻，几个月后渐渐熟悉，于是我询问西边的事情。林虎臣于是让旁人退下，说：去年敌人倾全国兵力侵犯淮南，我乡里的豪杰共一千多人倡导义举而起兵，有个叫司马通国的人主持盟约，准备采取攻击敌军要害、袭击其空虚之处的计策。不幸事情尚未成功，计划已经泄露，司马氏全家几百口被杀尽。不久，他的同伴已经改名换姓，带着妻子儿女，终于得以出关，来到这里。我于是叹息说：忠孝的节操，难道都集中在司马氏一家了吗！从前我先祖温国文正公侍奉四朝，只有忠和孝。’” 忠洁公继承了这种传统，如今通国又继承了它。他们都是因忠义激愤奋发，向金国以死相拼。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也可以说是因此继承了先人的遗风。可惜当时我身在敌境，不能为他作传，只好记下大略，以等待日后访求。王希吕记。绍翁私下认为：通国接受魏公的间接命令，打算袭击大梁以作响应。敌人知道豪杰必定会从那里起事，所以派他的儿子乘坐十六站驿传赶来，这也真是神速。通国既然知道了魏公的意图，本应停止谋划才是。可是他被忠义和功名激发，反而出兵于此，真是可惜！绍翁谨按：韩太监所载，说魏公在甲申年春天见到▯诗，于是派遣张虬、侯泽，这大概就是隆兴二年。隆兴元年癸未年，魏公开设督府；第二年甲申年军队战败，王汴的和议于是达成。通国在三月战败，魏公在四月被罢免，前后相隔仅一个月。原注：浚，少保、保估军节度使、判福州。○张史关于和战的不同意见：自从金人背弃盟约以来，战争从未停息，百姓所受的创伤日益严重。恰逢天子刚刚即位，他说：‘我家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如果朕不能亲自谋划报仇，将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于是奋发心志，谋求恢复失地。因此天下那些急于建立功名的人，都扼腕叹息，主张用兵。史公浩观察时势，审察天下形势，认为还不可以这样做。他上疏说：‘靖康之祸，谁不痛心疾首？悲悼二帝蒙受屈辱、被迫出行，六宫妃嫔被远行役使，疆土尚未收回，帝王陵园尚未整肃。这确实是枕着兵器等待天明、思考报雪大耻的时候。然而陛下刚刚继承帝位，如果不先治理好内部，怎么可以谋求远方的事情？何况朝廷内部缺少谋臣，外部没有名将，士卒既少又训练不精，却突然发动战争去进攻强大的敌人，能够保证一定取胜吗？如果交战而获胜，那么一举就能荡平朔庭，岂不是完全满足我们的愿望；如果不能取胜，就会再次羞辱社稷，给外敌以可乘之机，陛下能够在九重宫中安坐吗？上皇能够安享天下的奉养吗？这就是臣吃饭不觉甘美、睡觉不能安席的原因。张浚是老臣，难道想不到这些吗？只是被幕府中轻率的谋划迷惑，又被北方人欺骗性的归顺言辞所蒙蔽，没有来得及精心思考、周密谋划，制定万全决策，便想试着去做，侥幸希望它或许成功。臣私下认为这样不妥。’ 上皇亲眼见过祸乱，难道没有报仇的志向吗？当时任用张、韩、刘、岳，各自统领数十万军队，士卒都是西北勇士，战马来自燕、冀，然而同敌人较量胜负五六十年，仍然不能收复一寸土地。如今却想凭李显忠的轻率、邵宏渊的缺乏谋略而取得全面胜利，难道不是很难吗！希望陛下暂且收敛锐利的志向，以便日后谋划；对内修治政事，对外巩固边防；上面招揽人才，下面使民力充裕；然后选用良将，训练精锐士卒，准备器械，积蓄资财粮食。十年以后，事务和力量都已准备充分，如果有可以利用的机会，那么一出兵就将无敌于天下。’不久，张浚以枢密使兼都督江淮军马，请求皇上巡幸建康，以成就北伐的功业。史公说：‘古人不把贼人留给君父去对付。如果一定要等到皇帝亲临长江以后才能成功，那么还要都督做什么？况且皇上远征，而上皇独自留下；敌人若以一骑兵侵犯淮河，那么这座城中的人便会惊慌逃散，上皇将凭什么安处？’张浚又请求率领所属二十万人进取山东，史公问：‘留驻江淮的有多少人？’张浚说：‘一半。’史公又和他计算守船、运粮的人各需二万人，说：‘这样一来，能参加战斗的士卒才六万人罢了，敌人难道会因此害怕吗？’

译何况淄、青、齐、郓等郡即使全部收复，也没有伤及敌人的根本。敌人或许会以重兵进犯两淮，使荆襄受到牵制，那么长江一带的危急就像累卵一样了。到那时，都督是在山东，还是在长江一带呢？’他这样向天子诘问驳难，共计五天。史公又劝张浚说：‘明公因为大仇尚未报，决意用兵，这确实是忠义之心。然而不观察时机、审察形势就仓促行动，只是徒然羡慕复仇的名声罢了。果真想建立功业，应该借给自己几年时间，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的时机，这才是上策。明公四十年的声望，如果这样一旦失败，明公将怎么办呢！’张浚说：‘丞相的话是对的。虽然如此，我已经老了。’史公说：‘晋国灭吴，是杜征南的功劳；但当时却把功劳归给羊太傅，因为谋划和规模出自羊祜。明公如果先制定规模，使后人凭借这些取得成功，那也是明公的功劳，何必一定要亲自去完成呢？’张浚默然，于是见皇上说：‘史浩的意见已经不可改变，只有陛下英明决断。’于是没有经过三省、枢密院，便任命将领出兵了。这年五月，军队渡过淮河。史公说：‘国家的大事在于军务。’ 我以宰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却不能参与听闻国事，那还要宰相做什么？’于是竭力请求罢职归乡。回去还没有到□，军队就在符离战败，士卒十三万人，一夜之间溃败而死的不可胜数，资财粮食、铠甲兵器几乎全部丢弃。天子悲哀痛惜，下诏书责备自己。左相因为议论诡诈、随意附和而待罪，都督也因军队败退而自劾。○宁皇即位前：宪圣策立宁皇的事情，虽然黄屋之尊起初并非尧的本意，但天下人都认为应当立他。光皇正值应当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的初期，薛公圭向北宫投递《丽正书》，言辞颇为恳切，大概孝宗当初属意于沂邸，光皇也有意于此。书中大意说：‘庶子扰乱嫡子，从宫闱开始。庶子扰乱嫡子，是旁支扰乱根本的开端；旁支扰乱根本，是异姓扰乱同姓的开端；异姓扰乱同姓，又是□□□□□的开端。’又说：‘陛下登上帝位，如今已经五年。嫡长皇子已经超过弱冠之年。册立太子的诏命尚未公布，而青宫的位置仍然空缺。’又说：‘陛下不立即谋求天下的安定，却冒犯天下非常之大的危险；不遵守天下通常的常道，却踏入天下不可预料的变故。听取外间游荡的传言，实在令人惊恐；听取朝廷的公论，却始终没有提出明确主张。’又说：‘祖父彼此猜疑，天地几乎因此变色；子孙互相猜防，上下离心离德；旁支与嫡系彼此忌恨，臣民各怀异心。臣起初听到这些，不敢立即相信。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不能不有所疑惑。道路上的传言，喧嚣传播，内容有百端之多；朝廷内外的人心，忧虑疑惧，形态各不相同。燕宫听到这些，难道不会怀有二心；皇帝听到这些，也没有人能不变脸色；藩邸听到这些，也难免担忧祸患。这是什么等样的事情，却让它显露于世？’ 这是什么等样的议论，却让它在当时流传？陛下（原注：指孝宗）为什么不也自己想一想，究竟为何会产生这种议论？本来就应当尽到自己作为祖父、作为父亲的道义。皇上（原注：指光宗）为什么不也自己想一想，究竟为何会产生这种议论？本来就应当尽到自己作为儿子、作为父亲的道义。’又说：‘陛下可曾知道私下议论的人吗？不知道。问身边近臣，问在朝官员，他们因为知道有君主，不敢说；问当今皇上，因为知道有父亲，不敢说；问太子，因为知道上有祖父、又有父亲，更加不敢说。臣下的话不能传达到君主，儿子的话不能传达到父亲，孙子的话不能传达到祖父，而微臣越级把这些说出来，即使死了也不足以抵偿罪责。如果蒙受圣恩，特意垂听上天般的听察，使君臣之情相通，就从臣所说的话开始；使父子之情相通，就从臣所说的话开始；使祖孙之情相通，也从臣所说的话开始。臣即使身首异处，忠孝也能载入史册。即使闭眼死于地下，也将有话可以面对先朝十位皇帝在天之灵。’这大概是绍熙五年甲寅年所上。嘉熙壬寅年，薛公圭的同乡陈贵明为他的书作跋说：‘懒庵赵蹈中记载宁庙即位，实际上出自水心先生的建议。’ 不过，水心的建议只是出于当时危急疑惧的局势；赵蹈中所记宁庙登极诏书，迟了几个月（‘月’字疑为‘日’），襄州的叛乱就发生了，只因诏书恰好送到才得以平息。唉，谁知道在天下太平、无事之时献出这条策略的人呢！当初，光宗患病，不能亲自主持丧礼，襄阳士人陈应祥暗中联络北方邓州的叛党，想杀掉守臣张定叟，用白色丧服代替皇帝为太上皇服丧，并且举襄阳归顺北方。恰好宁皇登极的诏书刚刚三天便送到，陈应祥于是变了脸色，停止了谋划，不久便被他的同党告发。张定叟临场阅问他说：‘朝廷辜负你了吗？太守辜负你了吗？’随即命将士射杀他。事先标明箭靶部位：射中肝脏者赏某数，射中心脏者赏某数，射中身体或四肢者赏某数。打开陈应祥的箱子，只发现数千条白色头巾。此前，赵蹈中详细记载水心称赞嘉王府的言论数十百条，并亲笔写下事情始末，绍翁没有见过那篇文字。薛君是永嘉士人，他的儿子梦桂曾把书稿给绍翁看。当时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恐怕不止薛君一人；然而像预先堵塞烟囱、搬走柴薪那样的功劳不受赏，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叶洪斥责▯胄：叶洪字子大，是绍翁的同乡，而且年轻时凭才气自负，不受拘束。庆元年间，叶洪痛恨▯胄却没有找到机会。他寄居在韩氏家中，韩氏是▯胄的族子，大概就是▯儿。后来韩氏因外戚身份参加宫内宴会，叶洪代他写了一封书信，直接送入宫中给宁宗（另一说作“径入于御”），其中最为恳切的一处说：‘▯胄不停地玩弄权力，必然发展到玩弄兵权。’宁宗把这封信给▯胄看。▯胄查出写信的人是叶洪，便把他从仕籍中除名，编管邕管十六年。嘉定初年，恢复了他的全部官职，并把编管的年数算入实际履历，任命他签书邕管事。叶洪不久就在任所去世。○景灵宫行香：百官到景灵宫行香，僧、道分列为两班，使用各自的仪仗威仪和咒语。起初，僧徒想排在道流右边，还说应当先僧后道，因此彼此争讼了很久。秦桧批示他们的文牍说：‘景灵宫、太乙宫，实际上是崇奉道教的场所，道流应当居上。’直到今天仍定为制度。绍翁认为，祖宗在天之灵一定不愿意享受异教的祭祀，而且市井中剃发或戴簪的庸俗之人，都应当斥退不用。近来淳祐年间进书，按惯例让僧、道以铙鼓在前面导引，朝廷下旨不许使用，这就对了。可惜这一规定还没有施行于原庙。○王医：王继先凭借医术得到高宗的知遇。

译高宗将要恭敬前往郊宫祭祀时，只提前两天，头顶隐蔽处长了一个瘤，几乎无法承受冠冕。皇上十分忧虑，下诏征召民间医生。王继先奉诏来到，察看皇上之后，笑着说：‘不要让圣上忧虑，明天就会痊愈。’用药以后，瘤子自行从头顶移到肩上，随即消失，好像从来没有长过一样，于是皇上得以到郊外祭祀天地。皇上曾因腹泻召王继先，王继先到后奏道：‘臣口渴得很，请先宣布赐给臣瓜，随后臣再静心诊察御体。’皇上急忙召太官赐瓜。王继先先吃完瓜，皇上觉得他吃瓜很香甜，便问王继先：‘朕可以吃这个吗？’王继先说：‘臣罪该万死，我请求瓜，本来就是要启发陛下吃这个。’皇上下诏进瓜，吃后非常舒适，腹泻也随即停止。左右近臣惊讶，皇上也疑惑，问王继先：‘这是什么方术？’王继先说：‘皇上所患的是中暑，所以腹泻；瓜也能够消暑罢了。’大多事情都类似这样。后来东宫空缺很久，台臣弹劾王继先，说他进药没有效果，于是把他安置到福州，他便在那里安家。王泾也很尊崇王继先，医术同样有奇效，但用药多半轻率冒失。高宗居住在北宫时，苦于脾病，王泾误用了泻药，竟然病势大为加重。孝宗想在市朝杀掉他，宪圣认为这样恐怕从此医生不敢进药，只命天府杖打他的脊背，并在他脸上刺字，发配海山。王泾事先带着金箔进宫，受杖后便用金箔敷在伤口上，好像从未受过杖刑一样。后来他被放回，居住在天街，仍在门上悬榜，写着‘四朝御诊王防御’。有个轻薄子弟在旁边贴了一张小纸条，说：‘本家还兼用泻药。’王泾羞惭不已。宁皇患痢疾，召一位曾姓医生（原注：名字没有记载）入宫诊视。曾医生诊察完皇上，正要奏报病情，还没有提出治疗方法，慈明站在御榻后面，传旨问：‘曾防御，官家吃得感应丸吗？’曾医生连声回答：‘吃得，吃得。’慈明又吩咐：‘一定要多给官家吃。’曾医生领会旨意，回答说应当进服二百丸。宁皇按数服药，腹泻很快止住；又进服二百丸，于是完全停止。曾医生当时因属于韩党而被责罚，皇上便在原来降官阶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级。宁皇病得越来越久，对身边人说：‘只有曾某了解我的体质。’于是急忙召他入宫。曾医生诊察完，悲咽得不能自制。皇上说：‘想来是脉象不好吧？’曾医生出来后诊察自己的脉，对家人说：‘我的脉也不好。’他在宁皇之前一夜去世。米南宫的五世孙米巨秀也擅长医术，曾经诊察史相的脉，话还没有说出口，史相便对他说：‘可以服红丸子吗？’ 米巨秀回答：‘我正想用这个。’史相随即痊愈。史相患病，手脚不能抬举，因而停止入朝拜谒，中书的重要事务都要把文书搬到帷帐和卧榻之间办理。米巨秀说，一定要得到天地丹才可以治好。天地丹的丹头偶然遗失，多年来都无法访求。史相病重，便从常州召米巨秀来。米巨秀到达北关，登船买饭，偶然看见店铺里有人出售拳头大小的石头，觉得很奇异，靠近把玩，原来正是天地丹头。他问卖石头的人：‘你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卖者说：‘去年有个人家里的一个孩子拿来卖。’米巨秀于是问它的价钱，卖者胡乱索要一万钱。米巨秀用三千钱买下带回，调制后供史相服用。史相心中怀疑，不敢服食。恰好有个守门人也患痿病，试服后竟能坐起来。米巨秀又用它使司田帅的疾病能够起身行走，史相这才相信并服食，身体立即轻健，于是得以入内朝见。等到史相的病第二次危急时，天地丹已经用尽，于是他在赐第去世。○高宗：孝宗天性圣明超凡，没有什么道理是他不探究的，尤其精通内景之学。当时诏令山林中修道养生的人进京，安置在高士寮，因此人们便称他们为“某高士”。皇甫高士的事，我已经记载了他的出入情况。又有谢高士，经侍从大臣推荐，在宫中讲授《易》，孝宗问他老庄之学，他回答说：“人主应当把治理国家、爱护百姓放在心上；至于老庄之学，难道是君主所应当等待的吗！”易如刚后来负责高士堂的洒扫，也被称为高士。他与那些门徒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善于趋奉拜谒，因此史越王、尤锡山、杨诚斋、陆三山都很同他交游。陆公有一次因斋宿竹宫，便去叩访他的居所。只见两个青衣童子在下棋，隐约听到松风之间传来琴声和棋子落盘声。陆公心中羡慕，以为这真是与神仙居所没有什么不同，便问两个童子，希望见高士。童子回答说高士已经出去了，去某位御药院官那里了（原注：指中贵人）。陆公于是叹息说：“高士也去见御药院官吗？”说着笑着出来了。宫本是中贵人，任提举；易如刚所见到的就是这位提举，只是陆公不知道罢了。然而高士去见宫本这位提举，也不合于高士的身份，正应当成为陆公发笑的缘由。宁宗天性宽厚仁慈，他的门徒往往通过身边近臣请求赐予“先生”名号。天庆陈道士、三茅张道士，都是不经过给事中、中书舍人等封驳手续便得到“先生”名号的。陈道士把奏状写好，去拜见史相。史相不高兴，斥责典谒官把他的官衔改为“天庆观主”，这才命他进去。史相于是说，陈道士擅长修建和创置，若要称为“先生”，哪里可以轻易当得？又说三茅张道士也是如此。后来史相在众位宗室官员面前提到了这件事。因为易如刚曾同越王等人交游，便有人把这件事奏报皇上，皇帝赐给易如刚“通妙葆真先生”的称号，并下敕令由给事中、中书舍人等发下。此前，史相在赐第举行斋醮完毕后，开玩笑命易如刚登上高座，像僧人那样问答，讲说葛藤公案。易如刚缺乏辩才，便举荐道士姚公邃代替自己说法。姚公从容登座，有个僧人行礼后问道：“在公卿门前伺候，在权势道路上奔走，脚将迈进却又迟疑，口将开言却又结巴，这怎么能称作‘岩隐’呢？”（原注：姚公自号“岩隐”。）姚公立即回答说：“如果凭借外貌来见我，凭借声音来寻找我，这个人走的是邪道，不能见到岩隐。”僧人屈服了，姚公把拂尘一掷，走下座来，史相大为器重赞赏。易如刚后来后悔没有亲自登座。史相对易如刚的宠爱渐渐不如姚公，易如刚向史相进谗言陷害姚公，也没有成功。这大概是嘉定年间的事。○萧照画孤山凉堂，这是西湖最奇绝的地方。凉堂规模壮丽，下面栽种了数百株梅树，用来供皇帝游幸。凉堂建成后，堂内有四堵白墙，每堵将近三丈高。高宗第二天要驾临，有个中贵人相互说道：“官家所到之处，墙壁怎么还是空白的？应当把墙画上。”于是立即命御前画师萧照前去绘画山水。萧照奉命后，便请求赐给上方酒四斗，天黑时来到孤山；每到一更便饮一斗，饮完一斗就画好一堵墙，像这样共画了四堵。画完后，萧照也醉了。皇帝驾到后，绕行观看墙壁上的画，为之赞叹欣赏。得知是萧照所画，便赐给他金帛。萧照的画没有别的长处，只是能使观赏者的精神仿佛置身于名山胜水之间，不知道那是画罢了。○慈明太后是越地人。

译她熟悉经书和史籍，能写小王体书法。她的母亲张夫人因属于乐部而受到宪圣太后的宠幸，后来在病中（一本“中”字作“后”）回到李家，死后葬在西湖小麦岭下，地名叫放马场。宪圣太后有一次因乐部演奏不协调，回头对身边人说：“我记得张家，现在在哪里？”左右回答说：“已经死了，有个女儿很聪慧。”宪圣太后思念张氏，所以召她入宫，当时她十一二岁。曾经把她安置在宪圣太后身边，宫中称她为“则剧孩儿”。等她长大以后，宁宗在长乐宫侍宴，看见她觉得与众不同，便对她格外看重，却不愿亲自开口请求。宪圣太后知道他的心意，于是设宴招待宁宗并把她赐给他，说：“要好好对待她，将来会有福。”（原注：宪圣太后精通五行之术。）由此她便取得了六宫之主的地位。慈明太后报答宪圣太后，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内阁中张贴着吴氏宗族的谱系图，她居住时便指着姓名问左右：“这个人还没有得到差遣吗？”每当派景献去传谕给当朝宰相，凡是官职授予，都必定先考虑吴氏，然后才考虑吴氏家族中的其他人。起初，太后把母亲葬在众宫人的坟墓中。年岁渐久，甚至不知道兄弟的确切消息。等到她按照六宫礼仪正式入主后宫，才派人迎接她的次侄，也就是如今的永宁郡王，到衢州来；有人说，太后的父亲就是这个兄长（此句疑有讹字）。安葬张夫人的地方，仿佛是天然造就的，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山从南高峰形成冈阜，到了张夫人的坟茔处，忽然隆起，像龙昂首形成山岭。春日阳气发达时，夫人坟上有一种东西，像钟乳石凝结成砖；深泉环绕四周，水源来自百里之外。她家能够通晓诗书礼义，福禄还不会衰竭。宪圣太后的父亲是宣靖王，先前停殡在金陵。等到宪圣太后备办妃嫔册礼时，才下令把他葬在天竺石人岭下。山从严陵而来，形成戴青岭，又盘旋曲折一百多里，形状像展开的衣袖，正好成为安葬宣靖王的地方。墓地上有一座像堂屋的房子，据说是按照垂帘听政时太后父亲旧日的制度建造的。山脉连接武林，汇聚成冷泉；大江和西湖横在前面，水口处都有奇峰截断秀色，确实适宜开启、拥护并助成听政的祥瑞。宣靖王，就是如今被称为京师珠子吴员外的那个人。他以经营珠子为业，积累资产数百万。宣靖王是个厚道人，常常穿行街巷，周知那些贫困的人家；每次都把金子和交钞装满袋子，带着苍头奴，趁夜出门，即使家人也不知道。宣靖王从袋中拿出金钞时，常常率领家人排列下拜，说这是“上天赐予的”。宣靖王这样做了将近三十年，等苍头奴长大后，也号称“小员外”。他替宣靖王把白银器物放在店铺里出售，凭气势同买卖金银的人争执，甚至被人骂作“乞儿”。卖东西的人不能平息愤怒，于是拿着他质问道：“我怎么就是乞儿了？”苍头说：“你在某年某月某日没有得到吴员外给的金子和交钞吗？你怎么能不算乞儿？”那人赶紧放开苍头，第二天带领家人备办礼物，前去拜谢宣靖王。宣靖王假装说“从来没有这回事”，以此回应他。宣靖王知道暗中行善的事已经泄露，过了很久，便借其他缘故把奴仆逐走。宣靖王有一次兴建营造，有个神站在百步之外，宣靖王远远问道：“你是什么神？”神说：“我是太岁。您兴建营造确实触犯了我，所以我躲到百步之外；这是因为您有暗中积下的阴德。”宣靖王如此笃厚，生下宪圣太后，是应该的啊！这件事很奇异，所以没有写进后传。○太祖废除节度使制度，设立“权发遣”“权知”这一类官职，所以士大夫出任一郡长官时，都自称“假守”，意思是并非真正的节度使。如今节度使也不是真正保留了原名而已，它的品位在权尚书之上、正尚书之下。除铸印授予节度使外，只发给一半俸禄；同尚书相比，不过是有宣麻拜授的区别，以及设置节堂、派遣使臣罢了。宣麻之外，如果是皇子，皇帝一定还要下敕，晓谕本军的官吏、军民、僧道和父老。例如高宗给常德府官吏、军民、僧道、耆老的敕书说：“朕认为你是国族中的英杰，辅佐朕举行郊祀。能够同心协力完成事务，于是改换镇地来增加封畲。想到常德这个地方，遥远地处重湖以北。已经更换节钺，也已经赐下诏谕。你们这些军民以及吏士，听到这一成命，想来必定充满欢喜。”这就是绍兴三十六年，高宗皇帝的皇子普安郡王被任命为本军节度使时所下的敕书。军民、僧道拜受敕书完毕，便用紫绫包背册书，列出官属姓名和图经，按礼制写成状文，申送缴纳给本官（原注：不是皇子也使用这一套仪式）。如果皇帝经过本镇，太守一定携带仪仗到道路左侧迎候，县尉率领仪仗在前导引，官吏、军民、僧道和耆老到郊外迎接；后来往往离本镇很远，便不再举行这种礼仪。只有杨节使沂中的坟墓在风口。他实际担任昭庆军节度使（原注：今安吉州），有时因上坟，知守臣以下的人想要采用这种礼仪，于是便命随从从小路出去躲避他们。绍翁私下考察本朝之所以重视节钺而不轻易授予，是因为它关系到使相。因此，宰相依礼退职后，才授予节度使、判某郡的官职。所谓节度使的俸禄，又再次减半，而其品位又在正尚书之下，那么授官时，实在不必经过宣麻、锁院的程序（原注：因为原本由宰相担任，所以要宣麻、锁院，后来沿用下来而没有改变）。只有宰相离开朝廷、出任郡守而除授为使相时，不妨带有宣麻程序；如果是其他官员特授此职，实在不必如此。何况参预政事以下的官员，同样都是大臣，均用制书除授；而品位相当于权尚书的官员，反而得到宣麻、锁院。这些都是制度因循，有些地方应当加以厘正。节钺被轻易授予，甚至有人退休后仍遭封驳，有人已经正式授官而中书舍人却卷起班次不让他出班，有人被扣缴正式俸禄，因此反而把节度使看得比权尚书更重。我被授为权尚书、正尚书时，假如任命不当，封驳的人极少，从未有像这样竭力争辩的，实在令人惊讶。而且正尚书一旦空缺，便可以进入政府；节度使则要从低级官位逐步转任检校三少、太尉，直到开府，还要经过三四次升转。正尚书有人不到一月便升至两地宰执的阶位；节度使要升到开府，有时十年才升一转。何况任子所得的京秩与小使臣的待遇不同，对正尚书的规定反而宽略，对节度使却细密周详，我实在不能理解。绍兴十六年四月辛未，张澄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被授为庆远军节度使，众人都以为荣耀，俗话称之为“文极换武”。有时节钺被授予仪同三司的待遇，便称为“武极换文”。端明殿学士的品位已经相当于正尚书，节钺反而在正尚书之下，世俗却把这种任命看作荣耀，这是为什么呢？○注脚：端明殿学士。嘉定年间，李大性，字伯和，以吏部尚书的身份被授为端明殿学士，如今俗称“无注脚”。

译如果有“注脚”，下达诏旨时便说：“某人被授为端明殿学士，恩例同执政大臣。”危公稹曾任翰林学士，托绍翁起草札子送给他，于是命书史写作“判府端明相公”。危公用笔涂掉其中两个字，说：“这怎么可以轻率地这样称呼？”吴公铸以保康军节度使的身份提举万寿观，薛知院极力称他为“节使观使”，史相弥远却称他为“观使节使相公”。两位公卿世代为官，想来各自一定都有依据。○秃头防御：军功出身的内官即使被授予防御使或团练使，如果尚未去掉原有的阶官（原注：指上面还带有左武大夫之类的官衔），也只能按照遥郡对待。只有近邸官不带阶官；如果不是因有功而特别升转，就不允许去掉阶官，俗称“秃头防御”。如果去掉阶官，便使用横行旁边的圆形告身，待遇相当于从臣。○贤良：绍兴二年三月，资政殿大学士王▯上表说：“臣先前任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正月二十四日在殿中奏事，请求把臣的父亲、已故宣德郎、追赠太子太保的先臣王发，在元▯年间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时所进的策论十卷，共五十篇，等装订完毕之日，依照臣现在进呈文书的旧例，到通进司投进。” 王▯当面奉到圣旨，准许按所奏办理。不久，他获准提举洞霄宫，便把父亲所作的五十篇文章缴进。表文大意说：“正值元▯这个年号，重新设置制科来选取士人。当时司马光的门客中，有像刘安世那样的贤人；看到他所作的文章，便举荐他应诏。由此才知道，因知己被贬谪，连同被推荐的士人也一起被弃置不用，事情同志愿相违背，言论也随着名声被埋没。”大概是刘安世已经被贬，王发因此没有得到召用。苏东坡曾经得到王发的词业，写信给他说：“思虑深刻，文辞通达，不是浅陋之人所能达到的。”又说：“秦少游未中科第，王贤良长期困于科场，也是这种情况。”《挥麈录》记载：“张咸，是汉州人。他应制科考试，刚从蜀地出来，经过夔州，夔州太守知道他是名士，一见面便对他十分优厚，于是问道：‘四科优劣的差别，见于哪部书？’张咸无法回答。太守说：‘记载在《孟子注》中。’于是翻阅查看，又说：‘不能不牢牢记住它。’张咸在路上随意思索，写成一篇策论。到了阁试，六道题中就以此题为第一题。主考官钱穆父看了，认为不同寻常，便列为过阁第一名。”张咸就是张浚的父亲。两位贤良都可以说是有贤能的儿子了。绍翁私下考察《挥麈录》的记载，再参照本朝六题的制度，必定是先考经书题及其注疏，然后才考子书、史书；把《孟子注》列为第一题，恐怕不一定如此。曾忄造为李贤良（原注：避高宗庙讳，原字不可明载）的诗作序，其中说：“尝试六题，已经答通了其中五题，只有‘四科优劣的差别’这一题，记不起出处，便说：‘我读书没有什么不读的，只是平生不喜欢《孟子》，所以没有读过它；这题一定出自《孟子》。’说完拂袖而出。众人都佩服他的博学。”李泰伯在自序中说：“举为茂才，落选回家。第二年，即庆历癸未年秋，记录所著文章……”等等（按：《▯于江集》中李泰伯自序《皇▯续稿》说“觏庆历癸未秋录所著”等语，没有“举茂才罢归其明年”八个字）。那么张咸和李泰伯是在庆历壬午年一同参加考试，张咸于是中选，李泰伯则落选。小小的科举考试，也有幸运与不幸啊。根据《挥麈录》考察，黜退李泰伯的人就是钱穆父。南康祖无择为李泰伯的文章作序说：“天子选拔茂才异等，召试时取得第一。后来在有司处考试，有司却黜退了他。唉，难道是有司的过错吗？还是李泰伯命运如此呢？”祖无择为他的文章作序，从未提到不读《孟子》的说法。门人陈次翁替他撰写墓铭，也说：“曾被选为茂才，作有《富国》《安民》《强兵》三策、《易》《礼》二论，合计五十篇，天下传诵。” 等到退居以后，他又作《周礼·致太平论》及序，共五十一篇，其中有“其敌天命”四字。（按：这四字无法解释。如今考察陈次公所撰墓志，也有这四字。）此外还有《潜书》《庆历民言》《寄范富孙公四书》《长江赋》。起初从未有过他不读《孟子》的说法；只有在李公的《▯于江集》中有《常语》《非孟子》二文。这些文章的文意浅陋，而且不是序文所记载的，怀疑是附会他不读《孟子》之说的人把它们抄入其中，显然不是李泰伯的文章。（按：如今流传的《▯于江集》只有《常语》三卷，不载《非孟子》，或许已经被后人删削了。）绍翁谨慎考察：《登科记》记载，庆历二年壬午年八月，曾召试才识兼茂科。当时阁试有六道题：第一题是《左氏义崇君父》，第二题是《孝何以在德上》（按：原本多了一个“下”字，现删去），第三题是《王吉贡禹得失孰优》，第四题是《经正庶民兴》，第五题是《有常德立武事》，第六题是《序卦杂卦何以终不同》。原来没有“四科优劣”这一题，不知道曾忄造为李泰伯诗作序时，为什么凭空设立了这道题。当时六道题中，只有《经正庶民兴》出自《孟子》，这是连儿童都知道的。李泰伯即使不喜欢《孟子》，也不应当从父母出生、老师教导以来，就一直不许自己读《孟子》，而且这句话也不是《孟子注》中的文字。（按：李泰伯不喜欢读《孟子》的说法，明代杨升庵辨析得极其详细，现附录如下。小说家记载李泰伯不喜欢《孟子》的事，是不对的。李泰伯从来不是不喜欢《孟子》，怎么知道呢？说：考察他的文集就知道。《内治论》引用“仁政必自经界始”，《明堂制》引用“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论》引用“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富国策》引用“杨氏为我，墨氏兼爱”，《潜书》引用“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广潜书》引用“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损欲论》引用“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本仁论》引用“以至仁伐至不仁”，《延平集序》把子思、孟轲并称，《送严介序》说章子得罪于父亲，休妻并让儿子退居，而孟子仍以礼相待，《常语》引用孟子关于百里之制的节俭说法，并且作了详细说明。）

译由此说来，泰伯大概是深得《孟子》之学的人。古诗《示儿》说：“退居时应当做奇伟之事，早早驾车去追慕雄才轲。”可见对他的尊崇也达到极点了，所以我详细加以辨析。绍翁私下考察，本朝有关部门命题，不过出自《六经》的正文、注释和正义，有时甚至不出正义，从未听说出自诸子、史书的注疏。曾忄造、《挥麈》所说恐怕决无根据。这一年是庆历二年壬午，中选的人是殿中丞钱明逸，实际列入第四等。魏公的父亲魏咸则在绍圣元年中选，当时任剑南节度推官。可见绍圣年间又与庆历年间不同。本朝前后举行阁试，从未有过以“四科优劣”为题的情况。可惜绍圣年间的六道题单独缺失，没有记载。参照《登科记》和《挥尘录》的说法，泰伯所试的题目应是《经正庶民兴》，出自《孟子》正文，实际考试在庆历二年壬午八月。魏咸所试的是《四科优劣之差》，实际考试在绍圣元年九月；同场考试的还有右通直郎吴俦、福州布衣陈▯。这一年，皇上认为进士策论超过制科，于是停止了制科考试。山台赵汝读常向容况（“容况”二字似有错误）询问“四科优劣”的题目，绍翁就依据《挥麈》中的记载回答说：它实际出自《孟子》“大人天民”第二注末的一句话。赵汝读随即查阅《孟子》，找到了这句话，于是感叹道：“自从父兄以来，一直寻找这道题却没有找到，今天竟从您这里得到了。”回去后便写下这篇文字，用来解除（一作“祛除”）后人的疑惑。（原注：后面还有三则续刻。按：三则如今本已载在后面；这里说“续刻”，应当是初稿中有这句话，今仍保留，以保存原貌。） ○第一则：自绍兴二年重新设置这一科后，没有士人应诏参加。直到乾道七年十一月，才选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人，即眉山人李▯。自孝宗即位十年以来，关于制科的诏令总共下达过一两次。当时科举考试废置已久，士人都不会研习这方面的学问。乾道八年正月，翰林汪公因李▯应诏，取来他五十篇文章，献给皇上。皇上多次在近臣面前称赞，认为应当把他列入优等，以招徕更多士人。巽岩李公焘是他的父亲，不久代理右史，径直上前奏事，皇上当面谕示，对他尤其宠信。有司拘泥于法令，坚持不肯执行，拖延了很久没有下达，最终援用乾德、咸平、景德年间的成例，急忙下令召他到中书省考试。李▯曾经一次辞却而未获准。（原注：大概是因为东南士人忌恨他的人很多。）乾道九年夏四月，汪公出任平江守，右丞相陈公出任福唐守。五月，巽岩请求外调。七月，得到荆湖节度（一作增“度”字）。李▯上状自陈，请求侍奉母亲养老，在外等待诏命。皇上说：“今年秋天八月，命中书省召他来考试。”当时推荐他的人汪公和王召大臣已经离开朝廷。（此句似有脱误。）李▯担心被当权者嫉恨，所以再三恳切辞谢，于是皇上听任他侍奉母亲而去。乾道十年，才召他到中书省考试。六道论题的命题已经稍稍不同于盛时的制度：一是《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是《汤法三圣》，三是《人者天地之心》，四是《律历更相治》，五是《三家言经得失》，六是《扬雄张衡孰优》。六道论题都合格后，宰执拿着他的试卷进呈皇上。皇上面色喜悦，激动地说：“从今以后，大概一定会有应制科考试的人了。”皇上又说：“李▯的五道题都精确地记得出处，虽然《汤法三圣》没有记住出处，却能举出上下文几百字，可以说很难得了。”本朝六道论题中答通四道，就称为合格；李▯已经答通了五道。宰执又异口同声地进言说：“李▯的弟弟李塾，也学习这门学问。”皇上说：“盛事，盛事！”恰逢召李塾来考试，有司从《魏相传》中截取“尧舜禹汤”四字来设题。李塾不能记诵，于是赐给他帛，宣布考试结束。轻薄之人甚至作了戏谑的歌词，大意说：“六道论题不知道出处，只写出几个乌梅字。圣恩广大如天，也赐下一束帛让他回去。”世俗之人于是认为没有真正的贤良之士。这样一来，窃取贤良之名来应试的人，也就能够出售他们的假冒才学了。又有人说，苏东坡尚且不记得六道题出自《管子》，苏子由与他同场考试，直到用笔管敲击试案才领悟。此说又是齐东的鄙谈，与说李泰伯记不得“四科”题目大致相似。按苏东坡所试的题目：一是《王者不治夷狄》，二是《信礼义以成德》，三是《刘恺丁鸿孰贤》，四是《礼以养人为本》，五是《既醉备五福》，六是《形势莫如德》。五道题苏东坡都精通出处，只有《形势莫如德》这一题，他误以为出自《诸侯王表》。苏子由知道它出自《吴起传》，只是没有记住它出在传赞的末尾句子。世俗又说，苏子由不记得《信礼义以成德》出自《论语》“樊迟请学稼”一章的注文；苏东坡因为老兵斟铜蟾，墨水溢出砚台，恼怒地说：“真是小人啊！”苏子由于是领悟了。六道题中虽然有这种情况，但这种说法也不合情理，与所传《管子》的故事一样。《刑赏忠厚之至》大概是省试的论题，并不是制科题目。○第二则：《愧郯录》记载：大中祥符六年，进言的人认为，汉代选举贤良，多是因为发生灾变；如今接受祥瑞、举行封禅，不应当再设置这一科，于是停止了它（一处有“故”字）。天圣七年，重新设置这一科。咸平四年四月，诏令学士、两省官、御史五品以上官员，尚书省各司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内外京朝官、幕职官、州县官和草泽之士，各推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一人；已经授予帖职的人不得推荐。这年八月，才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到景德二年，又重新设置六科：一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是博通坟典达于教化，三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四是武足安边，五是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六是军谋宏远才任边寄。交给中书省考试论策，六篇全部合格的人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叫六科。在此以前大概只设置贤良一科，现在重新恢复唐代的六科。《愧郯录》可惜没有精细考察，认为起初没有见到废除科举的诏令，却有恢复科举的诏令；其实这是恢复唐代六科的诏令。六道题既然命令考试，到了制策考试时就宽恕了。《愧郯录》又怀疑林陶在学士院考试不合格，认为以前没有这项考试。不知道乾德二年已经命令吏部试策一道，早已有旧例。如今只是不在吏部考试，而改在学士院考试罢了。○第三则：巽岩李公焘《制科题目序》说：“阁试的六道题，论题不出自经史正文，这不是制科的本意。

译难道是想用士人所不知道的东西来使天下士人感到惭愧，先考察他们博闻强记的余力，随后才考察直言极谏的重要本领；或者也是因为重视、珍惜这件事而使选拔变得艰难，让贤良方正之士望而离去吗？然而士人最终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稍稍挫伤进取的锐气，询问得越深入，他们回答得越缜密；历经数代，从未有过失败、失据的过错。士人真的如此多才多能吗？这是执掌考试的人宽容他们罢了。到了熙宁年间，陈彦古开始不能辨识题目，有司按照规定不再考察，于是制科也随之废罢。君子认为陈彦古不通晓时势变化，他被黜退是应当的。在这以前，孔文仲因为直言极谏触犯宰相的意旨，被驳去高等，贬为小官。孔文仲本来很优秀，却想放纵自己的邪心来残害典章制度，厌恶这门科举对自己不利，想赶快废掉它却没有成功。既然没能立即废掉，就姑且搁置，使它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灭亡了。凡是所谓贤良方正之士，难道还肯再来参加它吗？陈彦古浅陋地只知道这一次考试，必定不敢提出高明而切实的议论。大概只是揣摩当时的情势，求取合意和容身罢了。传注义疏中的细微之处，他尚且不能知晓，何况国家的大体，他哪里能够有所阐发呢？可是执掌考试的人仍然厌恶它的名义，非要彻底毁坏它才肯罢休，陈彦古被黜退是应该的。可是竟使天下从此没有人能够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名义被举荐，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到了元祐年间，这一科仅仅恢复后又立即废止，它的得失和迹象也就可以看见了。如今皇帝三次颁下明诏，士人却没有人应诏，难道不是仍然受到陈彦古旧事的惩戒吗？古代所说的贤良方正，只不过是能够直言极谏罢了；如今却只重视博闻强记，直言极谏则搁置不问，大概是厌恶听到、忌讳听取这些话。追逐枝末而抛弃根本，竟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吗？这就是士人没有人应诏的原因。我曾经不能自我约束（一说为“我的勇气不能自我节制”），妄自对古人直言极谏的益处有所向往；可是性情最为疏放，勉强从事博闻强记，最终也没有接近它。我担心侥幸得以跻身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之后，却对此毫无察觉，反而蒙受陈彦古那样的羞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我取来五十多家著作，摘取其中可以发挥议论的数十乃至上百个题目，全部列在另一本目录中。有时我故意颠倒句读，删改隐藏首尾，使它们类似世间猜测物品的谜语；虽然似乎无法知道答案，但归根到底又不能欺骗人。我只是同朋友一起嬉戏猜测，比下棋、赌博更有趣罢了，实在不是制科的本意。”绍翁私下详细考察巽岩李公的《序》，其中说熙宁年间陈彦古开始不能辨识题目，有司按照规定不再考察，于是制科随之废止；在这以前，孔文仲因为直言极谏触犯宰相的意旨，被驳去高等，贬为小官；这番说法中有些地方值得考察。熙宁三年九月，考试制科二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为太常博士王□，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为太庙斋郎张绘。（原注：二人都是成都人。）当时，贤良方正科的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应试对策，列入第三等；诏令说，他所答的内容还流于世俗，诋毁、轻薄时政，有损采录，不足以收录，恐怕会惑乱天下人的视听，于是命流内铨张榜告示，让他回任。这一年，皇帝亲自考试时停止诗赋而采用策论。熙宁七年，以进士科考试策论，就与制举没有区别了。当时政治得失已经允许人们上封事，于是停止了制科。此后陈彦古又有什么缘故再次被召来考试？难道只是因为陈彦古一人不能通晓阁试题目，就特意废掉这门科吗？本朝阁试的六道题，全部载在《登科记》中。所缺少的只有绍圣元年所出的题目。我不知道彦古所不能通晓的是哪一道题，李公为什么不明确记载？孔文仲并没有失去台州司户这一职位，也没有什么官职可以贬斥。○高宗六次渡海航行。《挥麈录》第三录第一卷记载高宗六次渡海航行的事：有一位宣教郎、余姚县知县李颖士，招募乡兵数千人，列出旗帜来抵御敌军。贼军既不了解当地地势，又无法估量兵力多少，因此稍稍退却，徘徊不敢前进达一昼夜。于是皇帝得以从定海登船渡海。事情平定后，李颖士升了两级官，擢升为州事通判。颖士字茂限，福州人，考中进士，绍兴年间任刑部郎中。绍翁谨慎考察：《挥麈》所记载的李某事迹都正确，因为绍翁的本生祖父就是他。本生祖父的祖先原是光州固始人，后来迁居建州浦城，并不是福州人。（此处以下疑有脱文。“秀岩”以下的文字似乎另是一则，开头已经缺失；现仍按旧抄本保留，以等待善本校正。）秀岩李公心传的《朝野佥载》说，真公德秀曾经凭借《尚书》义理在乡试中夺魁。真公本来学习词赋，也曾经夺魁。著述这种书实在很难。不知道秀岩是否曾经刊定过？○韦居士。绍兴初年，当时的宰相曾有人向高宗推荐韦居士。高宗告诉他说：“如今谁知道还有像韦许这样的元祐人物呢？他又曾经周济急难，哪里可以把他同普通人相比！”于是任命他为官。韦名许，字深道，世代是芜湖人。他向姑溪居士李之仪学习，不参加科举。曾在溪边修筑房屋，题榜为“独乐”，收藏书籍数千卷。正好黄鲁直兄弟、苏伯固父子来县中寄居，便与他们交游往来。韦许旧字邦任，黄鲁直为他改作深道，并替他写了字说。元祐诸公被贬逐后，士大夫害怕灾祸，即使一向亲近他们的人也不敢相见（一作“听闻”）；偶尔有在江上的人，只有韦许独自同他们长久交往，竭力救济急难，不顾其他，士大夫因此很称许他。了斋陈忠肃公替他写了堂记，又写颂文赠别。政和年间，县里因他的名声闻达朝廷，当时的当权者，如建康帅卢襄给事、宣城守张叔夜、枢密李密大尚书（一句似有脱误），联合上书推荐；但正逢朝廷多事，任命最终没有下达。到了这时，宰臣又推荐他说。韦许虽然已经接受官职，但县里人仍称他为居士，大概是因为了斋曾称他为“湖阴居士”，这件事（一作“比”）记载在《芜湖图经》中。《图经》大概是韩果卿所撰，其中说绍孙（这三个字疑有错误）曾经把居士的墓志铭拿给韩果卿看。朱文公对门人说：正直之人被贬逐后贫穷得没有路费，居士总是送给他们白金，使他们能够前往各地。这样看来，韦许救济急难的人，又不只是元祐诸贤。绍翁谨慎考察：绍兴元年至（一说“至”字衍文）七月，宰相是范宗尹。范宗尹罢相后，左相是吕颐浩，右相是秦桧。到绍兴二年八月，秦桧罢相后，朱胜非才再次任相。《图经》说绍兴初年，当时的宰相有人向皇上推荐韦许；恐怕不是范宗尹、秦桧，必定是朱胜非和吕颐浩。○九里松题字。绍翁《甲集》详细记载了吴说所书写的“九里松”三字。

译后来阅读《挥麈后录》第六卷，记载说：吴傅朋吴说任信州知州，入朝辞行时上殿。高宗说：“朕有一件事，常常引以为歉。你的书法写的‘九里松’牌子很好，过去朕也曾经写过，但始终比不上你。应当再用你的字把它悬挂起来。”吴说叩头称谢。这一天，有诏令寻找吴说所写的字；原来的字还藏在天竺僧人的库藏中，于是又把它悬挂在松门上。吴傅朋自己如此说，但直到今天“九里松”三字仍然填以金色，经过的人都能看见。那么，绍翁《甲集》所记似乎是真的，而吴傅朋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挥麈》的作者呢？根据绍翁的考察，恐怕不只是这一件事。按《续稽古录》记载，绍兴二年六月，把黄庭坚的《戒石铭》颁发给郡县，也使用金字书写。圣人不埋没别人的善行，就是如此。○王正道。绍翁《甲集》记载胡公铨请求斩杀秦桧的事情，因而涉及王公伦，但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挥麈余录》记载：王正道王伦死在金国。金人想任用他为留守，他不答应，于是杀了他。绍翁考察：前后金国使者对于洪公皓、司马公朴，金国都曾用重要官职强迫他们接受，他们都不屈服，但金人也不曾杀害他们，甚至放任他们出入。王伦因为不屈服，却反而遭受这样的祸患。根据《王氏家》（一处有“传”字）《庙记》（原注：这是攻槐楼公的文章。按：《攻槐集》第一百卷有《王节愍神道碑》，并不是《家庙记》；文章同《续吴下冢墓文》所载也略有不同）和《挥麈》的记载，两者完全不同。大概是王伦被拘留在金国朝廷时，暗中约定宇文虚中劫持敌人，反攻当地并南归。谋划泄露后，被敌人杀害。从此以后，金人对待本朝使者，就像对待严厉防范的盗贼一样。○张通古。《朝野佥载》记载：绍兴八年，北方使者张通古以行台侍郎的身份前来聘问，稍微擅长作诗。他回去时，归正的燕人周襟同张通古有旧交，请求让周襟送他到边境。张通古作诗赠别，诗文如此如此。绍翁私下认为：金国法令极其严厉，作为使者的人怎么敢请求让归正人送到边境？又说秦桧曾把胡公铨的封事给他看，他一看就全部背诵下来。这是《朝野佥载》听信传闻的错误。绍翁曾经考察有关记载，胡公的封事一出现，金人出千金购买才得到它。张通古早就能够背诵，哪里还需要等到秦桧那里背诵呢？况且秦桧身为大臣，为什么要把胡公的封事交给使者看？这些都应当订正以后，留给史官补充史料的缺漏。○史文惠推荐士人。（原注：张氏、史氏的不同说法，已经见于前篇。） 淳熙五年三月，史文惠史浩再次任相后，像起初一样急于进用贤才。朱文公朱熹、吕公祖谦、张公┉、曾氏逢等人，都被推荐征召。朱熹将近三十年不做官，多次征召都不就任；这时史文惠用君臣大义勉励他，他才接受诏令。只有张公┉没有到来，大概是因为淳熙初年史文惠同他的父亲魏公张浚议论不合。君子在朝廷任职，意见有很多不合之处，张公为什么要介意而不来？大概还是拘泥于本朝避嫌的制度。○孝宗御制赐吴益。孝宗因为太母的缘故，更加眷顾吴郡王吴益。益，是太后的弟弟。秋天气候渐渐清爽，圣意愉快，甚至亲笔写了一副御札，说：“正值这一天风月美好，橘子飘香、酒已酿熟，等你来。”命令近侍拿着这封御札赐给益。益入宫应对，叩头谢恩。皇上笑着说：“姑且算是写了一封便函罢了。”（按：此事《齐东野语》记载得更详细。“一天风月”，《齐东野语》作“一轩风月”。） ○闽人讹传皇陵所在《愧郯录》共六卷，记载闽人误传皇祖陵墓所在之处，可以说是违背治理之道。直到如今，闽人还荒谬地一再传播荒谬说法，说朱信的罪行严重到应当拔舌。绍翁曾对此表示怀疑：本朝一向宽厚，必定没有这种刑罚。况且朱信是本朝推究皇陵所在的人，他的事情虽然错误，但不能说他的内心不忠。神宗本来就怜悯他；如果不是元丰年间有“赦免以后不再追究”的指挥，那么闽人的谣传也不容易被揭破。误传皇陵在福州俱胝院灵石山，《愧郯录》又误以为是在碎石山。○天上台星开禧年间出兵时，邓友龙、程松担任宣抚使、宣谕使，板授他们的属官，称为“宣干”。当时政府中只有陈自强居于宰相之位，民谣说：“天上的台星少，人间的宣干多。”有人说，皇甫斌治理岳州城南，那里聚集了许多优伶。他的属官便编成歌谣，又说：“城南的宣干多。”又说：“宣威向群下询问（原注：宣威就是皇甫斌），恢复之事究竟怎么样？”后来有一名以节制金山的身份讨伐李全的人，他的属官人数很多，又把前两句改为：“塞上的将军少，城南的节干多。”《却埽编》记载，旧制中各路监司的属官称为“勾当公事”；建炎初年，为避高宗名字中的嫌名，改称“干办”。当时正值军事兴起，属官比平时多了几倍，有人在驿舍题诗说：“向北去的将军少，向南来的干办多。”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曹武惠因为平定江南有功回来，到[疑字：ト]门，自称“勾当江南公事回来”。如今世人借授白帖，往往自称“某干管”。○洞仙歌绍兴年间，有人在垂虹题写《洞仙歌》，没有署名，笔势飞动，真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所写。当时众人都喧传，认为是吕洞宾所书。消息渐渐传到高宗那里，高宗露出笑容说：“这不过是福州秀才写的罢了。”左右侍从请问圣上为何这样说，高宗说：“因为他用的韵，大概是闽音。”词写道：“飞桥压在水上，彩虹的影子映着清晨的澄澈。橘林、渔村隐在半片烟草之中。古往今来，事物还是原来的事物，人却已经不同；天地之间，只有江山不会衰老。戴着雨巾、风帽，四海之中有谁知道我？一柄剑横在空中，不知飞过了多少回。按住玉龙，马嘶还没有停止；月色清冷，水波寒凉。归去吧，林屋洞天没有门锁。认出那云屏烟障，就是我的居所；任凭满地长满青苔，年年也不打扫。”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是闽地士人林外所作。圣上的见识真是奇异啊！原来林外乘着大船仰头向桥梁上书写，水天一片辽阔，旁边没有任何来去的痕迹，所以世人更加把这件事说得神奇。○方奉使《乙集》记载莆阳人方信孺出使的事情，已经很详细了。

译如今又从杨开国圭那里得到一些情况。杨圭曾经同方信孺交往（一本作“典”），能够非常详细地讲述方信孺同伪元帅辩论的事情。方信孺见到元帅，元帅呵斥着问他：“前些日子为什么兴兵？今天又为什么求和？”言辞和脸色都很严厉。方公从容回答：“前些日子，主上兴兵复仇，是为了社稷；今天委屈自己求和，是为了百姓。这两件事都是对的。”元帅笑了笑，不再追问。杨开国是文忠真公的舅父，曾经对真公叹息说：“我们这些人即使再吃五十年饭（原注：当时杨圭五十岁），也不会有这样的应答。”开禧年间，文忠担任学官，杨圭以三省枢密院酒官的身份充任书吏。○草头古嘉定年间禁止使用青盖的事情，大概起因于郑昭先无法完成每月的课额，前录已经记载过这件事。太学诸生同京兆官府争辩，当时双方相持不下。薛[疑文：会之极]、胡仲方榘，都是史弥远所任用的人。诸生到宫阙前伏地上书议论时事，用民谣把胡、薛说成“草头古，天下苦”，这是取象于他们的姓；又说“虐我生民，莫匪尔极”，这是取象于他们的名字。薛极对自己的职位不安，竭力请求离去。当时的宰相对他说：“弥远明天出行，那么尚书今天就得离职。”薛极无法不留下。自[疑字：▯胄]掌权以来，事情都不归都司管辖。起初同苏师旦商议，后来同史邦卿商议，于是都司失去了职权。自从当时宰相掌权后，才开始专门任用都司。都司的权力在台谏之上，既然免不了要以自身承担怨恨，所以遭受天下的诽谤。当时聂善之也在宰相手下任职，他所任用的人，大多是袁洁斋、真西山、楼[疑字：▯]叔、萧禹平、危逢吉、陈师[疑字：ж]等人，都是只有秀才空泛议论的人。聂善之出任蜀地统帅，取道金陵。危逢吉的弟弟危和是江东统帅的属官，在驿馆迎接慰劳他。聂善之于是对他说：“你的兄长也只是秀才式的议论。”应祥对此很不高兴（按：前文没有出现应祥，难道是危和的字吗？），最终没有为聂善之饯行，并且终身记恨他。聂善之是士人。薛、胡则是凭儒家子弟的身份，熟悉文书法令。○二元朱文公熹，字元晦。朱熹中年时自己悔悟，认为“元”是乾卦之义，也是四德之首，自己惭愧不足以当此名，于是改字为仲晦。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楼宣献公曾从容地向他询问字的含义，真德秀回答：“我是仰慕元德秀的为人，所以取字景元。”楼公把《诗经》注释中“景行行止”的地方指给他看，那么“景”的意义是明，正是把“高山仰止”同“明行行止”相对。真德秀立即改字为希元。因为“景元”就是“明元”，没有意义。两位公的籍贯相同，而朱文公又是孙真公闻知并受教的老师，谥号也有同一个字；关于字义的错误，两人又都能自己认识到不对而改正。然而从当时直到今天，人们只称二位公为元晦、景元，从未称他们为仲晦、希元，大概是旧称沿用已久，不能立即改掉。真文忠最初还是举子时，命字的意义不是从师友那里得到的，所以起初字实夫。后来乡里有个轻薄子弟说：“只怕秀而不实。”于是改字为景元。朱文公却不是这样，他的老师和朋友有籍溪、延平，难道反而不能纠正他字义的错误吗？但他一定要等到自己悔悟，这也不同于王通了。王通的弟弟名绩，字无功。王通说：“神人没有功名，这不是你所能达到的。”所以王绩终身都以“无功”为字。（按：与甲集所载大致相同。） ○单夔知夔州单夔因为家贫，请求担任一郡的长官。孝宗圣明高远，知道他的才能所能达到的程度[原文“知其所至”四字含义不详，疑有脱文]，便从宫中大字写了一封御札：“单夔知夔州。” 后来单夔最终没有赴任，改任建宁知州。钱象祖曾向韩[疑字：▯胄]进献珍珠作为投靠之礼，等到韩[疑字：▯胄]退休时，词臣起草诏书，进封钱象祖为珍国公。这两件事大致相似。○宁皇御舟张巨济，字宏图，是福清人。嘉泰年间，张巨济上书宁宗说：“慈懿太后陵墓如今在湖湾。如果陛下出游，就免不了奏乐。这难道符合踏霜露而思亲的意义吗？”宁宗被他的话触动而醒悟，于是给他升转一秩。此后湖山之间便没有清道禁行的声响了，不只是表现节俭的德行而已（此句上文似有脱文）。御[疑字：▯]最终沉入水神所掌的波涛之中，黄洪作诗说：“龙舟大半沉没在西湖，这正是先皇节俭的图景。三十二年安静之中，一曲船歌传遍康衢。”（按：宁宗在绍熙五年甲寅即位，死于嘉定十七年甲申，共在位三十一年。这里说三十二年，疑为传抄错误。） ○两朝玉带之祥徽宗亲自解下玉带授给康王府，便奠定了火德中兴的祥兆。事情见于国史等书，这里不再记载。至于高宗因为常德是孝宗潜邸所在地，尤其有值得记载的事。此前，常德城内有一条玉带渠，原名永泰渠。端拱初年，有人认为水从坤方流入城府最为有利，并且可以避开陵墓名称，于是改名为秀水。守臣龚颖篆写“秀水斗门”以作表记。熙宁元年，有一个号海蟾翁、名叫刘易的异人寄居在天庆观，对他所交好的魏道士说：“这条水，是本郡的玉带，将来应当有佩戴它的人出现。”不久，孝宗[疑字：“启社”]。又有流虹绕电的地方，实际名为秀州，也被认为是秀水的谶语。○张公九成玉带张公九成还是士人时，常常遇到仙人，仙人许诺给他官爵，但一见到玉带就停止不说。后来张九成成为抡魁，又成为天下人所瞩望和归附的人，众人认为仙人的话将要应验。适逢张公同客人一起观看王钦若用计取得皇帝亲自解下赐给他的玉带一事，他拍掌大怒说：“奸臣！奸臣！”声音渐渐微弱，张公也就去世了。○史弥远玉带　这一条原本同上条合为一则，用来联系两件事，这里特意另立标题以作区别。嘉定年间，宁宗把玉带赐给史弥远、赵师揆、杨次山等人，只有史弥远得到的是皇上亲自解下赐予的，其他人得到的都是从内府取出的。朝廷中的官员以及四方的门生故吏，泛泛地写启文庆贺他们获赐玉带，把史弥远同赵师揆、杨次山等人混为一谈。史弥远虽然从来没有留意启文中的骈俪辞藻，但看完众人的启文后，唯独取出一篇，其中有“懈赐”二字，说：“这倒看得出弥远得到的是皇上亲自解下赐给他的。”这篇启文是绍翁代人写的。丁集（宁宗皇帝一朝的大事详载于此）。

译○宁皇即位宁宗皇帝是光宗的第二个儿子，母亲是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恭王府（原注：把这一天定为瑞庆节）。乾道五年十一月授任右千牛卫大将军。淳熙五年十月封为英国公。淳熙十二年三月晋封平阳郡王。淳熙十六年三月封为嘉王。绍熙五年七月五日，奉太皇太后圣旨，在重华宫即皇帝位（原注：二十七岁。按：以下二十五行已经见于甲集）。宪圣太后既然拥立光宗，光宗因病不能主持丧事，宪圣太后便亲自前往临奠。此前，吴琚向东朝奏说：“有人传达圣上的话‘岂敢不竭尽全力’。我私下观察今天的情势，没有什么比尽早决定大计更能安定人心。垂帘听政这件事，只能实行十天半月，时间久了就不行。希望圣意明察。”宪圣说：“这正是我的心意。”第二天，宪圣同时召嘉王和吴兴入内，宪圣悲痛至极，不能出声，先对吴兴说：“外面的议论都说要立你，我思量万事应当从长计议。嘉王年长，先让他做皇帝；他做了以后你再做，自有祖宗的先例。”吴兴脸色改变，拜谢后退出。嘉王听到诏命，惊慌得想逃走。宪圣已经命知阁门事韩[疑字：▯胄]扶持抓住他，使他不能出去。嘉王连声说：“请大妈妈（原注：宪圣太后）告诉我，臣做不了，做不了。”宪圣命令[疑字：▯胄]：“把黄袍拿来，我亲自给他穿。”嘉王于是扯住[疑字：▯胄]的手肘，绕着殿柱躲避。宪圣斥责嘉王站起来侍立，接着责备他说：“我见过你的公公，又见过你的大爹爹，见过你的爷爷，如今又要见你。”说完，眼泪流下了几行。[疑字：▯胄]在旁边竭力以天命劝说。嘉王知道宪圣太后的圣意坚定而且正在发怒，于是穿上黄袍，急忙拜了不知多少次，口中还低声说着“做不了”。[疑字：伤胄]随即扶着嘉王出去，召集百官列班，向宿卫内廷前的诸军宣布嘉王继承皇帝已经即位，并且起草贺表。欢呼声如雷，人心这才安定下来。此前，皇子在宫内即位，市民便会冲进旧王府，争抢遗留下来的物品，称为“扫阁”，所以必须预先防备。当时吴兴已经作了防备，只有嘉王已经整理行装，准备出任福州判官，完全没有作防备，因此市民把东西席卷而去。嘉王即位后，第二天，[疑字：▯胄]陪同皇上前往光宗处问候起居。光宗患病，病情稍有缓解，问：“是谁？”[疑字：▯胄]回答：“嗣皇帝。”光宗瞪眼看着他，说：“是我的儿子吗？”又问[疑字：▯胄]：“你是谁？” [疑字：▯胄]回答：“知阁门事臣韩[疑字：▯胄]。”光宗于是转过身体面向里面。当时只有传国玺还在皇上身旁，无法拿到。[疑字：▯胄]把这件事禀告慈懿太后，慈懿太后说：“既然是我的儿子即位了，我亲自取来交给他。”于是她在光宗卧室内从光宗身边取出传国玺（甲集作“拿”）。宁宗的即位，吴琚也有帮助。文忠真公在忠宣堂为吴琚的奏稿作跋说：“看吴少保的密奏遗稿，他为王室竭尽忠诚，即使面对天地也无愧，我赞叹仰慕了很久。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书。”（以下八行已经见于丙集。）光宗因病不能主持丧事，襄阳士人（后来又作“归正人”）陈应祥暗中联络北方邓州的叛党，想杀死守臣张定叟，用白色丧服代替皇帝为太上皇主持丧事，并且举哀来顺从北方。恰好宁宗登极的诏书刚在三天后到达，陈应祥于是变了脸色，暂时搁置了谋划，不久便被他的同党告发。张定叟在临时阅兵场询问他说：“朝廷辜负你了吗？太守辜负你了吗？”随后命将士们射杀他。事先标记箭矢，射中肝脏的赏某等，射中心脏的赏某等，射中身体或四肢的赏某等。打开陈应祥的箱子，只发现数千条白色头巾。此前，赵蹈中详细记载了水心称赞嘉王府的话数十上百句，并亲笔写下事情的始末，绍翁没有见过这篇记载。○庆元丞相嘉定初年，赵忠定被赐谥号“忠愍”。大臣无罪而死，所以用“愍”字作为谥号。赵忠定的家人上疏自陈，认为这是子孙不忍听闻的事情，于是请求把“愍”改为“定”（原注：赵公被[疑字：▯胄]排挤，至于[疑字：“眨所服脑”原文有误]），但这样就湮没了事实。赵忠定家集想以“庆元丞相”为名，又因为庆元年间还有其他丞相，所以只称《赵忠定集》。他的家人又向朝廷陈述，请求毁掉龚颐正的《续稽古录》。又因为这部书流传到四方夷狄已经很久，请求特别削夺龚颐正的官职，并刊定正史。朝廷全都听从了。龚颐正是布衣，出身名门，家在和州，号称博学广识。阜陵在位时，他曾进献《元符元祐本末》等书，皇上赞赏感叹，便让他列入官阶簿籍。庆元年间，龚颐正（一作[疑字：▯胄]，误）任太社令，曾续写司马文正公的《稽古录》；后来又沿袭这一工作，参与朝廷修史，编纂进呈宁宗登位的事情，同他的《续稽古录》相互表里。龚颐正在《续稽古录》中记载赵忠定的事情，说：“知阁门事韩[疑字：▯胄]入宫奏告太皇太后，得到懿旨，传谕赵汝愚等人：明天早晨太皇太后到梓宫前垂帘，并召执政大臣到几筵殿下列班。太常寺先引导赵汝愚等到梓宫前烧香完毕，然后再到太皇太后帘前问候起居并奏报政事。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因为患病不能主持丧事，曾亲笔写下自己想退居闲处，皇子嘉王可以立即即皇帝位”，等等（按：这里用“云云”二字，省略了从“尊皇帝为太上皇帝”到“天下称之”等二百零四字，见后面的考异条）。这一天，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疑字：▯癸]等率领百官依礼举行仪式。”龚颐正记载在《续稽古录》中的情况就是这样，起初并没有毁谤赵忠定。怀疑正史中一定有不同的说法。又详细查看赵忠定子弟为父亲洗雪冤屈、请求刊改史书的言辞，说龚颐正修史时，因为赵忠定有“只要立赵家的一块肉就行了”这句话，又有“白龙之梦”，便据此诋毁赵忠定。绍翁遗憾没有来得及拜读国史，恐怕前后几位史臣早已删去了这些内容。绍翁此前记载宪圣册立宁宗的事情，同龚颐正所记几乎没有不同。龚颐正是朝廷外臣，不了解当时宫闱中的事情，应当以绍翁从吴氏那里得到的说法为详细可信。嘉定年间，龚颐正已经去世。此前，绍翁还不敢把吴氏的说法当作可信，曾在西山书院会见赵氏子弟，双方说法相符。赵氏把丞相的孙女嫁给西山先生的儿子。○考异此前，赵汝愚公曾命殿帅郭杲率三百名士兵到延禧殿门，请求国玺，想亲自从都省迎取国玺，安置到德寿宫。

译杲进来后，向内侍杨舜卿、刘庆祖索取玉玺。两人商议说：“如果玉玺落入杲手，或者把它授给别人，那么大事就坏了。何况丞相有‘赵家肉也可以吃’的话，如今这件事又由吴兴主持，玉玺更不能轻易交出。”两人于是设法，对杲说祥曦殿的门不是殿前，应该在门下等候。他们先把玉玺交给杲，装在匣中严密封好，交给了他。杲捧着匣子到都省去。两人却径直带着玉玺从小路飞驰到德寿宫宪圣殿。此前，宪圣已经召嘉王进入德寿宫殿内，汝愚不知道她所召见的只是送玉玺匣子的人，于是到了宫门，想要呈上玉玺。宪圣告诉他说：“玉玺已经安置在妥善之处，嘉王已经即位了。”汝愚等人惶恐地称贺，宪圣于是独自占有了拥立嘉王的功劳。绍翁私下详细考察前面的说法，发现它与吴氏、赵氏两家的记载都不同；即使龚颐正的《稽古录》有意诋毁赵氏，也没有说到这种程度。现把疑点保留下来，以备史官采择。○考异：按，这一条似乎有脱文，其他版本删去了，现仍照旧本保留。副都知杨舜卿统领军队。○考异：和州有个平民龚敦颐，是元祐党人龚原的孙子。他曾撰写《符祐本末》《党籍列传》等书数百卷。淳熙末年，洪景卢主持史院，奏请任官后，为避光宗的名讳，改名为颐正。朝廷认为他有史学才华，嘉泰元年七月赐给他出身，授任实录院检讨官，大概是把史事交给他办理。不久颐正去世。（原注：事见李心传《朝野杂记》。前面所记颐正的事，出自袁公说友为颐正《录》所写的跋。） ○考异：绍兴五年六月，宰臣留正等入朝奏请，请求尽早确定嘉王的太子储位，以安定人心，建立万世无穷的根基。甲寅日，留正等两次上奏，请求立嘉王为皇太子。这天晚上，皇帝发出御批：“朕处理国事多年，考虑想退居闲处。”壬戌日，留正再次请求离职，出了国门。癸亥日，知閤门事韩侂胄入朝奏告太皇太后，得到懿旨，让他告诉汝愚等人：明天早晨太皇太后将在梓宫前垂帘听政，召执政官在几筵殿下列班。太常寺先引导汝愚等到梓宫前烧香完毕，再到太皇太后的帘前问安并奏事。汝愚等奉太皇太后的圣旨：“皇帝因病到现在还不能主持丧事，曾经亲笔写下想退居闲处的话，皇子嘉王可以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诏书说：朕承继列圣的宏大基业，接受寿皇的内禅，统治四海，到如今已经六年。为什么身体这样衰弱，屡屡失调，突然遭逢祸变，悲哀更加深重？虽然丧服之期已经在宫中自行遵行，但礼仪制度难以向天下明示。何况国事重大，朕早已厌倦勤劳；幸蒙先皇后慈爱，曲加体恤。皇子嘉王，仁孝的德行是中外所共同推重的，平日居处谨慎小心，从未违背礼法，如今继承大位，可以说是得到了合适的人选。朕退居泰安宫安享清静，于是卸下沉重负担。这哪里只是顺从居丧守制的意愿，也是要使皇位传承绵延、福泽长久。皇子嘉王可以即皇帝位，朕迁居泰安宫。把这些事昭告远近，使所有人都知道。还希望依靠忠良之臣，共同思量辅佐。”这道诏书大概是宪圣命楼公钥起草的，其中“虽然丧服之期已经在宫中自行遵行，但礼仪制度难以向天下明示”两句，天下人都称赞它。这一天，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骙等率领百官依照仪式问安。（原注：《续稽古》。）此前，甲寅年六月丁未日，宰执上札子奏道：“皇子嘉王，仁孝早已形成，学问日益长进，应当早日确定储位，以安定人心。”癸丑日，再次上札子，御批说：“很好。”乙卯日，再次拟定指挥，送入宫中，请求交给学士院办理。这天晚上批出的八个字，就是皇帝上面所说的话。留丞相得到这道批示后才开始害怕。丙辰日，再次拟奏，御批说：“可以，立即施行。”己未日，宰执再次奏请，希望当面接受处分。晚上，送出的封题稍有不同。丞相没有拆封，把它交给内降房。七月庚申朔日，汝愚催促拆封，丞相看了文书末尾，面露忧色，暗中准备离开。辛酉日，早朝时有人倒在地上。这一天，工部尚书赵彦逾拜见汝愚，说明事情，汝愚略微提到自己的想法，彦逾非常高兴。汝愚于是让彦逾骑马赶去告诉殿前都指挥使郭杲，并向他许诺，事情的谋划就这样决定了。壬戌日是大祥之日，丞相在五更时入朝奏请退休，换乘肩舆出城离去。汝愚想向太皇太后奏报，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知閤门事韩侂胄是太皇太后妹妹的儿子，他和温州人蔡必胜同在閤门任职。蔡必胜通过同乡左司郎官徐谊、吏部员外郎叶适向汝愚进言，于是汝愚让韩侂胄把内禅之事托付慈福宫内侍张宗尹代为入奏。太皇太后一向简静严肃，没有多说别的话，只让人告诉汝愚耐心等待而已。癸亥日，韩侂胄再次前往，并与重华宫内侍关礼相遇。关礼得知他们的谋划，入内禀告太皇太后，说着说着泪流满面。太皇太后皱眉沉思了很久，说：“事情顺利就可以。”关礼于是写信给韩侂胄，约定“明天在梓宫前垂帘，召执政官入内”。过了中午，汝愚才把这件事告诉同僚，关礼又让亲近的閤门宣赞舍人秘密制作黄袍。当时皇帝在嘉王府，完全不知道此事，正以生病为由请假。汝愚写信给宫僚彭龟年说：“禫祭是重大事情，王不能不入宫。”甲子日，举行禫祭。郭杲与步军都帅阎仲先分兵守卫南北两面。太皇太后垂帘，命关礼引嘉王先入，随后召执政官奏事。太皇太后说：“皇帝已经作出决定，丞相应当奉行。”汝愚拿出拟定的太皇太后圣旨，上面说：“皇帝因病到现在还不能主持丧事，曾经亲笔写下想退居闲处的话。皇子嘉王可以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太皇太后看完说：“很好。”太皇太后劝皇帝即位，皇帝坚决推辞，并且看着汝愚说：“我没有罪，恐怕会背负不孝的名声。”群臣极力请求，他于是就在东楹的素幄中即皇帝位，接着举行禫祭礼，人心才安定下来。此前，京口各军中流言纷纷，襄阳归正人陈应祥也谋划作乱。起事前一天，登极赦书送到，叛乱于是失败。朱熹曾对皇帝说：“前些日子他从未有求取帝位的想法，今天也从未忘记思念亲人的心情，这大概是权宜行事而没有失去正道。”庆元元年夏四月，才采用校书郎李壁的奏议，命令把御札上的八个字交付史馆。

译○考异：甲集记载吴琚赞助策划此事，文忠真公德秀已经为他秘密奏疏的遗稿写了跋。那道奏疏大概是准备进呈给太上皇，请求太上皇向外宣布，内容说：“我与皇帝之间的感情，原本没有任何疑隔，只是近来皇帝到宫中问安的次数稍微减少，臣僚们又劝请，反而容易显出形迹。却不知道三宫之间的音信往来接连不断，难道非要每月四次朝见才算尽到礼数吗？如今天气将要炎热，按常礼到宫中问安应当免除。如果想见面，自然会召皇帝前来。请求抄写诏令，下发给留正等人。”这段话是绍翁亲自从吴琚的儿子吴钢那里看到的，后来又向吴钢的儿子索取过一次。近来读水心先生叶适题写王大受《拙斋诗稿》的文字，其中说：“绍兴四年，光宗病重，不能到重华宫朝见，进谏的人充斥朝廷，诽谤的人遍布市井。宪圣皇后的外甥吴琚最为贤能，王大受于是通过吴琚向孝宗奏说：‘陛下只有一个儿子，却不能审慎处理其中的利害，任凭国人议论纷纷，在家族中取得名声，这个打算非常不妥。而且群臣因为父子之礼的缘故，争辩时不敢停止，陛下为什么不亲自下手诏，说皇帝身体不适，朕深知此事，卿暂且不要再说，等到秋天天气凉爽，朕自然会选择日期与皇帝相见。’孝宗很喜欢这个办法，正逢驾崩，最终没有采用。”叶适认为“我确实亲眼见过”，却不知道这两份稿子为什么大不相同。王大受往来于诸公之间，自以为预先参与了诛除韩侂胄的功劳。到这时，吴钢把他父亲原先的意图向朝廷说明，王大受一定是因为吴钢要把叶适所记载的那份父亲稿子上呈，实际上那份稿子是王大受封存的，吴钢还在犹豫没有上呈。适逢攻讦楼公钥的人因他此前与族兄吴镛有嫌隙（按，此事见戊集《曲水砚》条），又毁谤他的文章，竭力向史相进言，打算一定把王大受贬逐。后来，嗣秀王师揆又向朝廷说：“王大受只是一个平民，凡是国家的大议，都必须要他参与商议。”【原文此处疑有脱文】于是史官命京兆府剥去王大受的袍服和笏板，把他编管到邵武。吴钢于是把那份稿子上呈，却删去了王大受的姓名。（原注：其中有些事情在甲集、乙集已经见过，现在又详细记载。） ○庆元党：嘉定改元时，真文忠公以太学博士轮流奏对，上札子说：“庆元年以来，执掌大权的臣子专擅政权，制造名目来阻抑天下善士的做法有两种：一是喜欢标新立异，二是喜欢沽名钓誉。士大夫有志于爵禄，纷纷随从他们，把慷慨敢言说成卖弄正直，把清廉自守说成不近人情。流弊发展到极点，甚至到了北伐时，满朝都趋向讲和，而敢于争辩的没有几个人。如今既然已经改变政治风气，就应当首先破除崇尚相同、随声附和的习惯。”庆元二年春二月，授任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大略说：“自从权奸专擅政权以来，已经十四年了。起初朱熹、彭龟年因为抗颜直论被斥逐，吕祖俭、周端朝因为上书被贬斥。后来吕祖泰被贬时，近臣已经不敢进言。再后来，有人盗取平章的名义，挑起边境事端，想找一个像吕祖泰这样的人也找不到了。”真文忠这道奏疏，不只是针对韩侂胄。此前，绍熙五年六月庚寅日，朱文公熹被授为宝文阁待制，并任州郡差遣；己亥日，授任江陵府知府。当初宁皇即位时，赵忠定没有采用吴琚。（原注：此事已载于乙集，吴琚是慈福宫太皇太后的亲侄。）于是召来韩侂胄，嘱咐他办理此事。韩侂胄本来不能通达慈福宫的名籍，于是通过内侍关礼入内禀告慈福宫，到了流泪恳切请求。慈福宫召韩侂胄入内，派人向赵忠定传达意见，这件事的谋划才确定。韩侂胄自认为有定策拥立之功，想除掉赵忠定，但没有成功。文公从长沙被召入朝，听说此事后立即警觉不安，并借奏牍隐约表达了自己的意思。等到入对时，他再三指陈此事，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揭发韩侂胄的奸邪。彭龟年为金使护送出境，韩侂胄更加得意。当时赵忠定正商议召用天下知名人士，海内士人都伸长脖子等待，以观察新政，但事情已经多由韩氏决定。文公既已向皇帝进言，又多次写亲笔信让门人转告赵忠定，希望给韩侂胄节钺，赐给他北关以外的宅第，以酬谢他的辛劳，然后逐渐依礼疏远他。赵忠定没有采纳。文公从长沙行至衢州，写信招门人聘君蔡元定前来。蔡元定没有来，回信没有别的话，只劝他早日回去。文公在京停留期间，韩侂胄指使伶人优伶用木头刻成朱熹的像，给它戴上高冠、穿上大袖，在皇帝面前拿来戏弄取笑，以迷惑皇帝的听闻。朱熹仍留在讲筵任职，请求再次施行先前的奏议，但授予他州郡的批示已经直接从宫中发出。韩侂胄却仍因朱熹是当世有重大声望的人，替他美化职名，并让他担任大藩。朱熹离开朝廷后，彭龟年正护送金使回国，于是上奏说：“陛下近来驱逐朱熹，实在太过分了，我也希望陛下赶快除掉韩侂胄。”不久，彭龟年也因皇帝的直接批示而被授予州郡差遣。庆元元年，韩侂胄想把赵忠定一并逐出，诬陷他图谋不轨，借此把天下不依附自己的人全部铲除，并把这种做法称为伪学。太府寺丞吕祖俭因为争论赵忠定的事情，被贬到韶州；他的弟弟吕祖泰也被贬斥并流放。当初，词臣傅伯寿曾在武夷跟随朱熹。朱熹恳切辞去待制时，傅伯寿起草制词说：“到如今经过多年，才又有人说明以前接受它是对的、现在接受它是错的，谁能不感到疑惑？大幅退让像是怠慢，小幅退让又像是虚伪，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只是顾念到追求高尚名声，在我看来怎么会把爵禄看得轻呢？让他解除禁近侍从的职务，重新担任论著之官的职务。”又说：“唉！厌倦了待在承明殿，劳苦于侍从之职，既然已经违背了掌管书囊的班次；那就回到乡里，教授学生，去探究专门的学问。”于是下达授任修撰的命令。朱熹曾经借郊祀恩典为他的儿子奏请京官，所以傅伯寿有“多年后才说明”的讥刺。庆元二年冬十二月癸丑日，朱熹被剥夺职务，罢去祠禄官。台臣攻击伪学，甚至把名单张贴在朝堂上。不久，张贵谟指斥《太极图说》的错误，沈继祖又因为追论伊川程正公而担任监察官。（原注：某人所记载的此事说是胡纮。现在根据文公年谱考察，大概是胡纮起草奏疏而沈继祖采用了它。）胡纮起草攻击朱熹的奏疏尚未上呈，恰好因调任离职，于是转授给沈继祖，所以有这道任命。

译庆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日，省札说：（原注：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私下看见朝奉大夫、秘阁修撰、提举鸿庆宫朱熹，资质反复邪曲，又加上嫉妒残忍，起初侍奉豪侠之人，专门强横武断；自知在圣明时代这种伎俩难以施展，便很快改变所学，剽窃张载、程颐的剩余言论，掺杂吃菜事魔的妖术，用来煽惑后进，张扬浮夸、驾空荒诞，私自评定人物品第，招致四方没有品行义气的人来扩充党羽，彼此一起吃粗粮淡食，穿宽袍博带；有时在广信鹅湖寺集会同党，有时在长沙敬简堂露面，暗中藏匿，像鬼像魅。士大夫中那些沽名逐利、希望得到他们帮助的人，又跟着赞誉、推荐他们。根基既已牢固，亲信羽翼已经形成，于是凭一个平民之身窃取人主的权柄，在自己的私室中施用。飞传书信，奔走奏疏，所到之处都得到响应；小的因此获利，大的因此得名，不仅他的党徒都实现了愿望，朱熹自己也富贵了。臣私下认为朱熹有六项大罪，其他恶行还不算在内。儿子对父母，应当竭尽甘美食物奉养；朱熹却命运不好，只有母亲还在，建宁米色白质优，在闽中最好，而朱熹不拿这种米供养母亲，却每天买仓米给她吃。他的母亲难以忍受，经常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她曾经赴乡邻家接受邀请，回来后对朱熹说：‘人家也是普通人家，却有这么好的饭。’听到这话的人都很怜悯她。从前茅容杀鸡给母亲吃，自己却和客人吃蔬菜饭；如今朱熹想靠吃粗食来沽名钓誉，却不顾母亲不能忍受，这难道不是太残酷了吗？朱熹不孝敬父母，这是第一大罪。朱熹在孝宗朝屡次受到召命，却傲慢不肯前往；等到监司、郡守中有人召请他时，却催促车马赶去。议论的人说，他不接受召命，大概是想以辞去小官来求取大官；一接到命令就赶快出发，大概是图谋早晨到达、晚上就得到赏赐。他同乡有个姓连的士人，写信严厉责备他，朱熹无法回答。后来授任郎官，他又不肯入部供职，借口脚病来要挟皇帝，这件事见于侍郎林栗的奏章。朱熹对皇帝不敬，这是第二大罪。孝宗驾崩，全国舆论都认为按礼应当葬在会稽。朱熹却凭个人意愿倡导不同意见，首先上奏请求召集江西、福建的隐士，另行选择安葬之地。他的意图大概是借此把一向亲厚的妖人蔡元定授予官职，并附会赵汝愚主张改葬别处的说法，不顾祖宗的典礼，也不顾国家的利害；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朝廷舆论坚决，几乎误了国家大事。朱熹对国家不忠，这是第三大罪。此前赵汝愚执掌政权，图谋不轨，想借朱熹的虚名招致奸党，把他作为心腹羽翼，突然升任经筵官，越级取得次对资格。朱熹已经依照法定恩例为父母封赠，奏请推荐子弟，改换了他们的章服，却忽然上奏假意辞免。哪有接受官职名号和恩赏，却反过来推辞官职名号的道理？戏弄侮慢朝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样的行为如果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这是朱熹的第四大罪。赵汝愚死后，朝廷内外都相互庆贺，朱熹却率领一百多名门徒在野外为他哭吊。朱熹虽然怀有赵汝愚对自己提携庇护的私恩，难道不应顾念朝廷的大义吗？却还要做他的死党，不怕世人议论。至于和储用诗中有“除是人间别有天”这样的句子（原注：这是《武夷九曲》诗，并不是和储用的诗），人间难道还能另有一个天吗？这句话的用意哪里只是怨恨不满而已？这是朱熹的第五大罪。朱熹既然相信妖人蔡元定的邪说，认为建阳县学的风水有侯王之地，便想得到那块地方。储用迎合他的意图，说县学不能归私人所有，于是把护国寺改作县学。（原注：恐怕应是政和年间把县学改为护国寺。） 有一本作“本文大字”。又按：“政和”二字似乎有误；有人以为朱熹日后可以得到这块地。于是就在农忙时节砍伐山林、开凿石头，由曹、牵、伍、拽等人运作，取直道开路，所经过的地方都受到骚扰，田地被破坏，石料运到县城下面。正要把孔夫子迁到释迦牟尼的殿中，设置机关、制造器械，用大木和粗缆绳捆缚圣像，在大街闹市之中摇撼搬运，以致圣像手足坠坏，观看的人无不惊骇叹息。县里的人认为孔夫子是万世仁义礼乐的宗主，忽然遭到迁移的灾祸（一本有“祸”字），又加上肢体折损的祸患，这对风俗教化的危害太大了！这是朱熹的第六大罪。至于他想报答汝愚援引他的恩德，便替他的儿子崇宪执柯，娶了刘珙的女儿，并且侵占了刘珙死后数以万计的财产。又诱引两名尼姑作为宠妾，每次到任都和她们一同出行，说他能够修身，这可以吗？嫡长子之妻没有丈夫却自行怀孕，几个儿子偷牛宰杀，说他能够齐家，这可以吗？任知南康军时，擅自把几个人配婚，后来又替他们改正；任长沙帅时，藏匿赦书，因而判处徒刑的人很多；任漳州守时，搜集古书，擅自推行经界，千里之内骚动不安，没有不受害的；任浙东提举时，多次发放朝廷的赈济钱粮，却全部给了自己的同党，百姓反而得不到，说他能够治理百姓，这可以吗？又比如，他占据范染祖传产业的山地来扩建自己的住宅，反而给范染本人加罪；挖掘崇安弓手父母的坟墓来安葬自己的母亲，却不顾弓手父母的尸骨暴露在外，说他能够推己及人、宽恕他人，这可以吗？男女婚嫁，他一定选择富民，以便从中获得丰厚的嫁妆聘礼；开门收徒，他一定招收富裕人家的子弟，以索取丰厚的束修。四方送来的贿赂，接踵而来，一年之内动辄以万计，说他能够廉洁自律，这可以吗？所谓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都是朱熹平日里偷取《中庸》《大学》的说法，用来欺骗迷惑世人的。如今他说的是那样，做的却是这样，难道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吗？从前少正卯言论虚伪而善于辩说，行为邪僻而固执，孔夫子辅佐鲁国七天就诛杀了他。孔夫子是没有得到君位的圣人，尚且能够这样迅速地除掉他，何况陛下处在施行德政（一本作“得致”）的地位，掌握着可以杀人的权势，而朱熹的罪行超过少正卯，难道可以不赶快诛杀他吗？臣愚昧，希望陛下特别赐予英明裁断，将朱熹削夺官职、罢去祠禄，作为欺骗君主、蒙蔽世人以及行为污秽、盗取名声之人的警戒。

译仍将储用削夺官职，永远不得担任治理百姓的差遣。至于蔡元定，请下令建宁府将他押送到别州编管。这样或许可以使奸人知道畏惧，使王道重新光明。天下的学者从此以孔子、孟子为老师，而奸佞小人不敢借托名义、凭藉声势，在清明之世横行，这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朱熹于是拜表谢恩说：“我的罪过多得像拔不尽的头发，本来应当甘心接受两观之诛；陛下的宽容广大，姑且只用片言之贬来表示惩罚。等到重新查考白简，才知道我的罪行已列入丹书；削去延阁论撰的名衔，停止真祠香火的供奉，这已经是很轻的典刑了，永远仰赖皇上的洪大恩庇，捧持戴奉，哪里说得尽？感激铭藏，又怎能用言语表达？（中谢）伏念臣出身草野，是江海间的孤独之人，早年遇到圣明时代，已经错误地承受了三朝的恩宠奖拔；晚年又逢兴盛的时运，再次蒙受圣上的深切知遇。臣从藩镇召入，升任参与经筵，实在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功绩，却足以称为承受了皇恩。既然远离朝廷官场，就应当永远回归田亩。然而朝廷仍给臣官秩俸禄，使臣得以在卜筮祝史之间庇身；又把臣置身清流之中，容许臣厕身图书之府。本来应当恭敬谨慎，或许可以逃避悔恨罪咎，我却不谨守常法，于是自行投进法网。果然劳烦御史弹劾，把臣的隐私全部揭发出来；上面冒犯了皇帝的威严，下面又使听闻此事的人惊骇。凡是那些重大的谴责呵斥之罪名，都已经属于不忠不孝的科条，至于各种罪恶交集于臣一身，也成了众人共同弃绝的对象。而臣昏聩愚钝，起初完全没有听闻和知晓，到了如今反省追究，才深感疑惧。哪里料到天地造化竟特意转回日月的光明，使首犯和从犯按常规应受的处罚既然都得到宽免，只记入轻微的惩罚；考察罪过终结的明训如果能够得到允许，最终便可保全余生。因此衰老之泪很容易流下，只觉得皇恩实在难以报答。这大概是因为遇到皇帝陛下如尧一般广施仁德、如舜一般明智而洞察周全，认为臣作为表率正直于万邦，已经充分辨明忠邪；而曲意保全一个人，并没有损伤黜陟的公正。于是使臣这个顽钝蒙昧之人得以逃脱窜逐诛杀，臣怎敢不沐浴涵濡于圣恩之中，刻苦砥砺自己的愚拙内心？即使想补过修身，也赶不上桑榆暮年；但身在家中仍忧虑国家，始终没有忘记最初如葵藿向日般的忠心。”起初，台臣弹劾朱熹时，只见到省札，而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都不敢起草贬谪诏词。考察蔡元定、李氏所撰两种《年谱》，庆元二年十月中书舍人空缺，三年丁巳春则由高文虎实际代理中书舍人，三月正式任命，随后应当是范公仲艺、陈公宗召掌管诏制。由于《年谱》记载庆元二年、三年有所不同，后文应当还需要考证。起初，蔡元定此前经锡山尤公袤、诚斋杨公万里推荐，闭门著书，隐居不出仕。台臣因为蔡元定与朱熹交游最久，便说朱熹想推荐草野之人来改变阜陵的卜葬之地，诬称朱熹改变建阳乡校的基地规划，把它作为墓地，所以奏疏中才有这些话。蔡元定被贬到道州羁管时，建阳县令储用，字行之，也因弹劾朱熹而被罢职，因为这是遵从朱熹的命令。朱熹又给郑景实、栗公写信说：“储县令有一天和县中人共同商定此事，我也参与其中；那个人（原注：指蔡元定）起初并不知道，而且那块地方也不适合安葬。以后经过那里，自然会明白。”又答复储用说：“闲居中读书、侍奉父母，足以自得其乐；外界事物的到来，圣贤尚且不能强求，何况我们这些人呢！只是新学一旦刚刚着手，却把它交给一个庸俗的秃头和尚，几天前已经迁走了圣像，令人愤恨叹息不已。”庆元六年，朱熹在正寝去世。郡守傅伯寿因为党禁，没有把死讯报告朝廷，却仍派人送来赙仪，他的家人推辞不受。当时旧日朋友没有人敢前来吊唁，陆游只作了一篇祭文说：“我有捐出百身以使九泉之人复起的心愿；有倾尽长河之水、注入东海的眼泪。道路遥远，年老齿落，精神已经前往，形体却留在这里。公虽然去世，我不会忘记，希望您能够享用这祭品。”只有这六句话，措辞有所避讳，但情意也已经极为深厚。蔡元定比朱熹早死三年，灵柩运回故乡安葬。朱熹写文哀悼他，文中说：“私下听说亡友西山（原注：蔡元定的号）先生羁旅在外的灵柩，远从舂陵运回故里，谨以家常饭食、一只鸡和一斗酒，洒在灵（一本作‘枢’）前。呜呼，悲哀啊！”此外没有别的话。到下葬时，朱熹因病不能参加，便派儿子写祭文祭奠，说：“季通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精深高妙的见识，卓越绝伦的才华，不可屈服的志向，不可穷尽的辩才，再也不能见到了！上天生下这样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西山之巅，是您选择居住的地方；西山脚下，又是您选择安葬的地方。而您在世时，我没能到您的居所去完成半山之约；到您下葬时，我又不能扶着病弱的身体前去看您返回这真正的宅地，从此永远诀别。我们一同游览的友谊、志同道合的快乐，都结束了。”陆游祭奠朱熹，朱熹祭奠蔡元定，都不敢用一个字来诵说他们所受的冤屈。大概是因为当时权势熏天，众贤甚至不敢出声吐气，只能用目光彼此相望而已。官府的荐举文书和士子的家状，都以“不属于伪学”作为保任条件。朱熹《与田子真帖》说：“听说某人大概列在前面。”（原注：姓名已经载在李秀岩《朝野杂记》中，这里不再叙述。按：这里下面似乎有脱文。此帖载于朱熹《大全续集》三卷。）朱熹又在《与饶廷老书》中说：“其中‘道学’二字，作为标榜并不恰当，而且又没有经过官府审验，往往容纳伪冒滥竽之人；近来承蒙改称为‘伪学’，又责令担保其真实与否，于是真伪才开始分明。” （此帖载于《大全续集》四卷。）嘉泰二年壬戌，朝廷追赠朱熹为华文阁待制，给予一个儿子恩泽。郡府没有把朱熹去世的消息报告朝廷，所以才有这项生前的任命。当时党禁渐渐（一本作“开始”）平息，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大概吴公琚与储公行之、项平甫交游非常密切，王大受又是水心先生的门人，而吴琚也曾受到止斋陈公执弟子礼相待（原注：陈集有《回吴直阁书》）。起初，徐谊因为忠直获罪被遣，迁往南安，形势汹汹仍未平息，王大受谋划减轻徐谊的罪责。一天，韩胄的女儿回娘家省亲，忽然送来徐谊的书信。韩胄拆开信后神色黯然，立即把徐谊改迁到袁州。正商议再次迁徙时，恰逢使臣蔡琏胡乱说话牵连徐谊，众人都感到害怕；王大受从容周旋保护，终于使徐谊得以迁往袁州，不久又回到原郡。于是胡纟、刘德秀等人多方编造险恶言语，还想株连陷害好人，人人惶恐，不能自保。王大受又请吴琚向太后说明，请外廷不要再追究过去的事情。王大受极力坚持了六七（原注：水心先生题王大受《拙斋稿》）年；但事情涉及宫闱，牵连外戚，极其秘密，即使韩氏也不知道。吴琚与王大受所揭发的事情，本来就不是当时外廷和武夷门人所知道的。

译如果不是水心先生把这些事情阐明，后世修史的人怎么考察呢？韩氏已经渐渐怀疑吴琚暗中援助道学，甚至对他的兄长说：“二哥（原注：吴琚与韩氏是中表亲，吴琚的辈分为兄）只管把许多秀才引到家门来。”吴琚由次对官升任，便请求出任外郡。韩氏有一天借赏花之会，开玩笑对吴琚说：“二哥愿意替韩胄入蜀，走一趟万里之路吗？”吴琚回答：“即使再远一万里，我吴琚也不推辞。”韩氏笑着说：“慈福怎么会容许二哥远行？前面的话本来只是玩笑。”吴琚也因此去了其他郡。吴琚的谥议说：“待制身处西清，陈述义理慷慨激昂，没有一点回避隐讳。至于他诚心喜好善人善事，对当时的君子极为推重；并且见识深远，忧虑长久，痛恨私人愤怒损害公义，厌恶偏颇议论破坏公平；凡是关系到天下国家大事的地方，士大夫往往感到惭愧。”唉，像这样的人，世人哪里能够完全了解吴公呢！吴琚去世时，韩氏还没有败亡，所以谥议只略微涉及他的事。这是太常所作的说法。考功张嗣古赞同它，说：“见识深远，忧虑长久，对当时的君子极为推重，所以有些地方不是学士大夫所能企及的。”张嗣古是韩氏的外甥，却丝毫没有趋附韩氏。吴琚出使金国的那件事，已经记载在前面的记录中。另有谯公令宪，偶然阅读朱文公的《论语》，韩胄邀他赴会，随从催促他上车；他偶然没有察觉《论语》还在袖中，到了韩胄那里，正要作揖时《论语》掉（一本作“坠”）到地上，韩胄因此一笑（原注：后来令宪任江东部使，弹劾吴琚的儿子在，也说：“我曾经读过他父亲的书。”）。朱文公正当受到重用时，依附他的人很多。等到党争兴起，品行清正自守的士人深入山林以躲避灾祸，而贪恋荣华、害怕罪责的人，甚至换掉衣冠，带着妓女出入湖山和都市之间，以此表明自己与朱熹一派不同。即使是朱文公的门人旧友，曾经走到他的门前，也凛然不敢进去。乙卯年，丽水吴君棣独自登上武夷山，接受《四书》讲授，每天完成课业，朱文公对他多有认可。朱文公亲自大书“思齐”二字来勉励他，吴棣因此用“思齐”命名自己的书斋。朱文公离开国都后，寄居在西湖灵芝寺，送行的人逐渐减少，只有江木川李君杞独自从容前往叩问请教，得到穷究事理的学问；他的《紫阳传授》流传于世。嘉泰年间，像朱文公这一类的人已经突然兴起。到了嘉定年间，偶然出现在一时交游中的人，有的朱熹根本不曾知道，他们的踪迹却接连出现在朝廷，世俗称之为“当路卖药绵”。临安出售的绵大多不是真的，常常用药屑来增加重量，所以有这样的说法。那些诵读老师学说却失去其本来真意的人，即使是孔子的门徒也不能完全避免；而能够不出仕的，也只有颜回、曾参等两三个人。利禄对于人的改变，即使贤者也不能完全忘怀。朱文公在武夷、籍溪时期，和他的老师、朋友、门人弟子分析义理的精微，穷究性命的深奥，把在舞雩台吹风的快乐看作大概也要超过它；可是出仕后处处抵牾，仕途困顿坎坷，自身几乎陷入苛细深文之中。虽然祸福得失绝不是朱熹所计较的，但士君子出仕或退处，这件事也确实很难。只有圣人才能道德完备、品德完全，确实如此啊！文忠还赶得上朱文公在世的时候，当时正实行党禁，没有人敢去拜见朱熹。文忠已经考中乙科，在岳父杨公圭的勉励下，一同拜见乡守傅伯寿，傅伯寿把朱熹的学业全部传授给他；不久他就考中选拔，因此没能成为朱熹的门人，可惜啊！○考异：刘德秀仲洪任桂阳教官，考校完长沙回来，到达衡山时，遇见湖南抚干曾撙节夫（原注：南丰人），他也正从零陵考校回来。曾撙是晦翁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刘德秀一向关系亲厚的朋友。两人同住旅舍，相处得十分欢洽。刘德秀对曾撙说：“仓司下半年的荐举文书，听说您已经设法取得了，是这样吗？”曾撙说：“不是这样。我曾撙一生不向别人请求推荐。”刘德秀再三追问，曾撙极力说明自己操守端正坚定，从未向人屈节。刘德秀说：“那么我想得到这份文书，可以吗？”曾撙说：“您自己去取，和我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刘德秀到衡阳后，把这件事告诉仓属（一本作“仓司”，似乎有误）。仓属说：“长官已经答应给曾节夫了。”刘德秀说：“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他还说从未向人求取文书。”仓属说：“不是这样，曾节夫的书信可以查验。”取来给刘德秀看，原来措辞极其卑下恭敬，全是乞求怜悯的话。刘德秀叹息着离开，说：“这就是所谓道学吗！”后来刘德秀任大理司直，正逢在绍兴修治山陵，朝廷有意把陵址迁到别处。丞相留公正召集朝士在府第商议，刘德秀也去了。这天刘德秀先到相府，太常少卿詹体仁元善、国子司业叶适正则也已经先到了。詹体仁、叶适同是晦翁的门徒，也是刘德秀的同年。两人当时并席交谈，挽起袖子大笑说话；刘德秀到后，他们的脸色顿时变了。刘德秀当即向他们作揖，叙说寒暄；叶适还说了“近日”等几句话，到了詹体仁，只作了长揖而已。作揖之后，两人离开席位默默坐着，神情凛然，令人不敢冒犯。刘德秀知道他们不愿理睬自己，也移开席位另坐。不一会儿，留丞相出来，詹体仁、叶适彼此示意，厉声上前（一本作“起身”）说：“应当极力主张绍兴不是适宜的地方。”于是登上台阶，极力争辩绍兴不适宜。留丞相疑惑地问：“谁能裁决这件事？”两人说：“有个蔡元定，精通郭氏之学，见识和议论没有不精确周到的，可以由他裁决。”刘德秀知道两人的意图在于推举蔡季通，便独自站在台阶角落，一句话也不说。留丞相忽然回头问他：“你的意见怎么样？”刘德秀作揖上前说：“您不问，我不敢回答；只是我怎敢自行隐瞒？我年轻时曾经历仕途，奔走于东南、湖湘、闽广、江浙之间，所见山水很多。山水秀美，没有比得上越地的，大概是天下第一，作为安置梓宫的地方非常合适。况且迁移山陵是大事，何况国事艰难、经费支出繁多，怎么承受得起呢？”留丞相慨然说：“您说得对。”诸位大臣又到赵汝愚府第商议。到了客厅，两人忽然看着刘德秀说：“年兄何必这样呢？”

译刘德秀回答：“我的见解就是这样，并不是故意要与你们不同。”后来刘德秀仍像起初那样据理辨说，迁移陵址的议论于是搁置了。刘德秀因此自己想到：“他们变了脸色、离开席位，自以为是道学中人，认为我不懂得其中的意味，即使同年也如同不认识；到了枢密院却又称我为年兄，显然并非不知道我是谁。他们夸耀自己而傲视别人，是自负所学；但为了私下援引故旧，即使迁移梓宫也不顾惜。借山陵之事来实行自己的私意，怎么忍心做出这种事！这个说是曾撙，那个说是詹体仁，那个说是叶适，都以道学自我标榜，做事却是这样，都是伪徒。称为伪学，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不久，刘德秀升任御史，于是把朱氏学派的人全部弹劾并全部驱逐，“伪学”这个名称从此开始。刘德秀任长沙帅时，亲自写下很详细的辩说，这里只特别记述事情的始末。曾节夫也曾登门拜访葵轩，后来又与王宣子争辩此事，连续上了三封书信，言辞颇为严厉急切；王帅认为这是悖逆，便将他按罪罢去。他离开时，先生赠给他一首诗，其中说：“为什么在幕府中辩论，反而被怀疑是在暗中投书？”又说：“反躬自省，确实可以得到其中意味，应当还会有余下的老师。”（原注：▯字明远，姓乐，是湘中人。）我认为，考亭先生提出迁建阜陵的主张，本来是为了社稷宗庙万年的计策，天地鬼神都实实在在地鉴察着，难道只是偏爱一个蔡氏吗？蔡氏当初连孝宗召见他都不肯前往，后来也就停止参加科场考试，甘愿隐居山林。文公曾在衢州召请他，他也没有来，只说：“先生应当早些归去。”前后那些名公大儒之所以能够考察蔡氏，完全是因为文公。有人以为这很奇怪吗？《朝野杂记》也说：“阜陵的议论，有人说似乎是晦翁的意思，指的是蔡季通。”所谓“有人说”，就是对这件事有所怀疑。执掌史笔的人，难道可以提出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断吗？自文公以来，建宁一带的乡里士人，大多很少推荐本乡特立而出众的人才，难道不是因为吸取了这个教训吗？○文公谥议　最初拟谥为“文”（疑似脱去“忠”字）。太常博士章徕议论说：“天地人三才各有定位，如果没有道，就没有什么能够建立起来。儒者的学问，是用来讲明这个（一作“大”）道，端正人事的纲常，并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因此，世道的治乱，通常取决于道的兴盛或衰败。这就像饥饿的人吃饭必定要靠谷粟，寒冷的人穿衣必定要依靠桑麻一样，是不能改变的。自从周朝衰微以后，正统学问不再明白，道术分裂。急于求取功名利禄的人昧于根本，流弊便成为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崇尚清静虚无的人忘记实际功用，弊病便成为庄子、老子的学说。孔子、孟子生在那个时代，亲身践行此道，既同门徒辨析问答、讲习探究，又著书立说，使后世有所传承。然而他们周游天下，受到诋毁而困厄，直到老年也没有被任用，死后他们的道才开始显明。这是为什么不能在当时取得信任，却反而在后世得以伸张呢？大概是因为真伪相互争夺，本来就不能靠口舌取胜；而委屈自己、迁就他人，又是圣贤所不肯做的。百年以后，爱憎消尽，是非确定，诽谤毁斥平息，公正的议论就会实行了。到了汉代的扬雄、隋代的王通、唐代的韩愈，都是学习孔孟的人。他们出仕或退处、通达或困塞，大体都如此。因此，待制、侍讲朱公，自幼便有志于此道，入仕以后志向更加坚定。他多次辞去召请和祠禄之职，因而更加能够涵养自己的学问；后来辞让也未获准许，曾多次位列朝廷，又到外地分掌符节，但大多与人龃龉不合。主上即位后，提拔他为侍经筵，不久他竭力排斥权臣，使其被驱逐；不久又因论者诋毁他为伪学而被夺去官职，朱公也接着去世了。权臣被诛杀后，圣明的教化日益更新，于是恢复他的旧职，特地下令赐给谥号。朱公的学问，竟然没有在生前得到充分施用，只在死后才得以昭明。这难道不是因为儒者之道本来不能苟且迎合，也不可能永远湮没吗？这大概是时代虽不同而情形相同。谨按谥法：道德广博、声名远闻叫作“文”，廉洁端方、公平正直叫作“忠”。朱公亲身践行纯正诚实之道，专心探究学问，近承伊洛之学，远接洙泗之传。从格物致知、闲邪存诚入手，把它作为践履的实际功夫，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用功，在日常行为之间不断自省。等到行为显著、习惯得到察验，德性日新、义理明白之后，才阐发圣贤深藏的旨意，救正（一作“斥责”）清谈和功利两方面的偏弊。他训释各部经典，平实、坦白、明晰，使后学有所依据。他居住乡里时，朋友都信任他，并把讲习学问作为自己的功业；任官时，官吏和百姓都信任他，并把教化作为职责。这不就是所谓“道德博闻”吗？朱公以难于进仕、容易退处的节操，怀有忧虑国事、爱护君主的诚心。任郡太守时，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仿佛唯恐伤害他们；上奏请求减免额外赋税，修治并推行救荒政事，为百姓请命，不避烦琐、冒犯，必定要使实际的恩惠下达到百姓。任部使者（一作无“者”字）时，就检举揭发官吏的奸邪，不向权势屈服；即使触犯当时的宰相，也一定要把自己的职责完成才停止（一作“才罢休”）。至于在朝廷任职，他从容奏对，极力陈说而毫不隐瞒，所上的论疏恳切直截，发自至诚。当权臣刚刚得势、暗中擅弄威福时，他知道这种势头渐渐不可遏止，灾祸将要殃及天下，便上章极力论说，接着又在讲筵上秘密进奏，虽然知道会招来祸患，也毫不顾惜。这不就是所谓“廉方公正”吗？他的辞章制作兼备各种体裁，雄浑深厚、典雅刚健，可以追踪并列于古代作品，也可以称为有文采；但还不足以称为具有“道德博闻”的“文”。他竭尽心力进言纳谏，随事规劝，有时以抗直来求取声名，有时删去稿本而把美名归于别人，也可以说是忠；但未必都是“廉方公正”的忠。说到“文”和“忠”，只有朱公足以承当而无愧。合并这两方面来确定朱公的德行，把它传给天下和后世，希望时间越久，信服的人越多。谨此议定。” ○覆谥　考功郎官刘弥正议论说：“谥号，是古已有之的制度；

译重复赐谥，并不是古制。谥法说：‘谥号是根据人的德行事迹产生的。’如果与他的德行事迹相当，一个字就够了，为什么还要重复赐谥呢！因此，侍讲朱公去世时，按照爵位还没有获得谥号，皇上认为朱公的道德足以赐谥，便命有关官署议定谥号。我谨献议说：‘《六经》是圣人记载大道的文章。孔子去世后，只有子思、孟轲述说并传承他的遗言，这种文章才没有坠失。汉代诸儒对经典，开始只是摘取篇章来资助文辞；郑司农、王辅嗣又终身从事训诂，把圣人的心意说成确实只在句读之中。到了隋唐之间，河汾一带讲学的人，已经不能进入圣贤的门径。后来韩愈出现，有人说他的文章接近道罢了；大概孔子的道，依靠子思、孟轲才得以显明。子思、孟轲去世以后，此道几乎熄灭（一本作：子思、孟轲去世以后，已经显明的道又重新昏暗，从汉代以后都如此幽暗），到了本朝又重新显明。濂溪、横渠、二程子阐发了其中的幽微，程氏门徒又发扬了它的光辉（一本作：濂溪、横渠剖析它的幽深，二程子承接它的光辉，程氏门徒吹旺它的火焰），到朱公时，圣人之道已经灿然明备了。’朱公持守内心十分严谨，不曾萌生一丝不正的念头（一本作：朱公的学问，以诚持守内心，以敬持守外在；没有“公持心甚严”两句）。他读书时，除了六经以外，诸子百家的偏曲之说都不能干扰他的思想。他对于道，不敢过分深究，因为恐怕陷入幽深；也不敢泛泛求取（一作“过分求取”），因为恐怕搅乱道的统绪。他起初读书，贯通百家学说，最终却被它们遮蔽；于是以圣人的格言为依据，由近处进入精微之处，由广博归于简约。他从极细微处探究心意，在极小的分寸上剖析义理，采集各种学说的精华而舍弃粗疏之处，汇集诸儒的精粹而去掉驳杂之说。唉，真是醇正啊！自孟子以来，这样的人是可以概略看见的（一说：自孟子以来，这样的人并不多见）。朱公考中科第时还很年轻，暂时出游后便隐居，闭门潜心思考；朝廷多次用优厚官职召请他，都不能使他屈从。他不得已出仕，只怕离开官场还不够早。晚年出任经筵官，不满五十天（一本作：从任职记录计算已有九年，晚年才出任经筵官二句），而闲居却有四十多年。居于山林的日子长，讲学（一作“问学”）的功夫也深。他平日与门徒互相切磋、讲解贯通，所谈都是道德性命之学、忠敬孝爱之事。跟随朱公学习的人，必定要求自己行为庄重、待人诚信。居家时安于贫困而以道为乐，出仕时尊敬君主而爱护百姓；看重名节，慎重对待出仕和退处，合于古道而违背时俗（一处有“好”字）。像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学习朱公的人。唉，师友之道已经丧失，人人都只增长自己的见解（一作“各自为是”）。朱公竭力扶持圣人的传统，学问由本及末、广大宏阔，可是玩弄笔墨小技巧的人却认为它迂腐；他消瘦地居于山林，与世无争，沉溺于朝廷和城市生活的人却认为他矫饰；他从孩童直到老年，举动都遵守礼法，而那些放纵散漫、抛弃规矩的人讥笑他，认为他荒诞。世人曾因此责怪孔子、孟子，朱公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起初，太常议定用“文忠”作为朱公的谥号，考察朱公在朝廷任职的时间并不长（一作“浅”），他端正君主、庇护百姓的学问未能施行，而著书立说的功绩却在后世充分显现，所以把“文”和“忠”合起来作为朱公的谥号，似乎正确却其实不对。有功于圣贤之文而称为“文”，说得简略，却还不够切实。本朝欧阳修、苏轼不能得到“文”的谥号，得到这一谥号的却是杨大年、王介甫。王介甫的经学不能算醇正（一作“不是醇正的”），他的事业也有令人遗憾之处。杨大年说到底也只是文士罢了。所谓“文”，所谓“文”，难道是指这些吗？世人大多把韩愈评价为文人（一作无“人”字，有“而”字），这不对。《原道》说：‘孟轲死后，道统没有得到传承。’这句话程子也取用它。朱公晚年写成《韩文考异》一书，难道他的内心也与韩愈有所契合吗？请采用韩愈的谥号来给朱公赐谥。谨此议定。”皇上采纳了覆议，赐朱公谥号为“文”（原注：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下诏赐谥，并赐给遗表所请求的恩泽，特赐谥号为“文”。按朱公《年谱》，嘉定元年下诏赐谥，正式确定谥号为“文”则是在嘉定二年）。○庆元二年告诫考场事务　皇帝给叶翥以下官员的御笔诏书说：“朕既已选取天下秀异贤才，到春官参加考试，希望得到气度、见识伟岸厚重，议论平正的士人，以充当将来公卿大夫的人选。正值我遭逢丧事和疾病，不能亲自在朝廷策问考生。只希望卿等同心协力，尽心尽意，精细地加以衡量鉴别，搜罗真正的人才，不要让浮夸、轻薄、急躁的人冒犯并滥用朕的名器；这样朕就嘉奖你们。因此特此诏告，想来你们应当知悉。”这是因为皇帝服丧期间不能亲自策问，事情十分重大，所以特别加以告诫。从此以后便沿袭成为惯例，即使皇帝亲自策问，也仍然加以告诫。” ○科举因党争而发策　按：这一条原本在“庆元二年告诫考场事务”标题之前，比正文低一格，疑为错误。现在把它移到这里。自从制科中关于明数的考试被废止以后（原注：制科有明数、暗数两类。李心传记载此事也不详细），绍兴年间曾经恢复，但没有兴盛起来。皇帝出策，下臣对策，都成了空洞的文饰。因此，士人懂得经书的越来越少，而宏词科于是得以独占博学通达的声誉，甚至治明经的人不学习旧典，作词赋的人不熟悉传注。主管官员既然奉行皇帝旨意，于是便发下这样的题目。孔子作《六经》，王道因而完备；汉代儒生传授《六经》，师说因而兴起。自从武帝劝学、设置博士弟子员以后，传授经业的人逐渐增多，一部经的解说多到数万字，弟子多达一千多人。班固在《儒林传》的赞语中说：‘搜罗遗失的说法，并把它们一并保存，正是其中的情形。’经说既然如此繁多，如果取其中正确的而删除荒谬妄说，经书本意自然就明白了，何必把它们全部保存呢？汉朝兴起时，讲《易》的根本出自田何，讲《书》的开始于伏生。考察《艺文志》，只列出施、孟、梁丘、欧阳、大小夏侯各家《章句》的篇数，却不记载田何、伏生的姓名，难道是因为田何没有《易传》，而伏生靠口头传授，承学的人已经很广，所以不必在《艺文志》中著录其姓名吗？

译孟喜主张赵宾的说法，解释箕子时说“万物正在[字迹不清]兹”，凭什么算是阐明《易》呢？有遵守小夏侯说法的人，在文字上增加师法，其言论最多；他们解释“若稽古”一句竟达到三万字，这对经书果真有益吗？《诗经》有鲁、齐、韩三家传授，只有申公把训故作为教学内容，不著解说；辕固、韩婴都为它作传，也都不是《诗经》的本义。史官说鲁诗最为接近本义。讲说《诗经》，大概并不在于言语多。善于作《颂》的人即使不通经，也不妨碍他担任礼官；能够记住乐声的铿锵、鼓舞，却不能说明它的意义，也可以担任典乐。到了东都曹褒制定礼乐次序时，相关事项写成一百五十篇。肃宗因为众人的意见不一致，认为议论《礼》的各家只是聚集争辩，于是把这件事搁置，没有施行。郑康成给《仪礼》等作注，书中有驳论、有诘难，博通之士很讥讽（一作“讥刺”）他的繁琐。这难道是因为通晓经书、说明经义反而成了弊病吗？武帝尊崇《公羊传》，宣帝兴起《谷梁传》，当时诸儒一起议论，有的依从《公羊传》，有的依从《谷梁传》。《左氏传》最后出现。刘歆把书送给太常，希望得到支持，反而受到讥笑。既然如此，《公羊传》《谷梁传》得以立学，《左氏传》难以兴起，难道是因为当时的君主各有偏好，或者诸儒议论时结党同异、互相攻伐，因而在取舍上有所不同吗？诸如此类。给词赋之士出这样的策问，他们尚且可以凭臆测作答；大概赋题由天子亲自出，已经很不宽容了，再加上没有可以查找的类书，所以策问稍微宽容一些，意思是想让作词赋的人稍微懂得传注之学。至于第一篇题目说：博物洽闻，是儒者所崇尚的。防风氏专车那么大的骨头，肃谨氏的▯苦矢方形的形制，如果不是圣人，谁能辨别？回答神雀带五彩而来聚集，有人拿▯▯在岐周出现作为证据；询问建章宫千门的制度，有人凭借能够在地上画图而应答如流。既然如此，博物君子哪一个时代没有呢？所以西都著作之庭，必定聚集见闻广博、学识周备的人才。唐代贞元年间取士的科目，还设置了博通《坟》《典》的科目。这大概就是国家赖以崇尚文治、装饰文教的所在吧。如今平民士人奉科目应诏的人，大多沉溺于虚诞的习气，根本没有扎实的学问。现在试着逐一考察前代所谓博学通达、在世上有所表现的儒者，同诸位一起评论。汉高祖凭借骑马征战取得天下，当时共同成就帝业的都是以武力建立功勋的臣子；然而能够使刘氏天下安定的，却是那些厚重少文的人。这难道是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知道尊崇儒学，而博学通达的人没有听闻吗？到了武帝时代，广泛征召文学之士，儒者有数百人；班固所称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的，不过几个人罢了。当时制度有许多缺漏，诸儒议论封禅之事，等到找到精通诵读的人，封禅的仪制才得以确定，而班固唯独称赞他们儒雅。难道“雅”是“博洽”的别名吗？东都的儒者中，有人著《周易》《尚书》《毛诗》《仪礼》《论语》《孝经》以及《毛诗》各家驳论，因学识广博纯熟而受到称誉；有人撰写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的异同，齐、鲁、韩三家《诗》与《毛氏》说法的异同，以及《周官解故》，这些著作都流传于世，范晔却不敢把他们列入《儒林传》。难道是因为他们博通经学，不以某一门学艺自我标榜，与专门名家不同，所以才这样吗？唐代贞观年间开设文学馆，召集十八位名儒讨论天下大事。开元年间前后相接，史学尤其兴盛，其中凭功业显著而闻名的人，最终难以一一列举。当中有能够辨认古铜器、知道它是阮咸最初制作的，有能请正《左氏春秋》疑义的，有能说明三家、七穆关系没有差错的，也可以称为博古。然而考察这些人，有的只会依类书礼制而作《五难》，有的只能议论胡乐扰乱雅乐，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难道是因为他们所学不够充实，所以不能用于实际吗？在唐代以前，又有博学多通、号称“武库”的人，能够处理军国大事而没有遗漏；他的才智见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有人称他为“书淫”，他坚守自己的志向，不接受征召，却又无意于当世，这究竟又有什么见解呢？唐代史臣品评诸儒的著作，认为他们专长只在记诵学习、没有其他大事业，于是把他们列入《儒学篇》；又把天下一切归结为仁义，归于儒者，认为这是宰辅应当做的事。那么今天要得到真正的人才，就一定应当从博学通达的人中选取；但博洽之学难道仅仅止于诵读学习吗？还是应当成为经史之学？到了第三篇题目，仍然询问《左氏》所记虞人的箴言、兰台漆书的经文，以及《金鉴》在贞观年间所作的序、《连屏》在元和年间所作的文章、《大训》《帝范》《衡▯》《君臣》《刑政箴》《太医》等箴言，实际上已经把制科和宏词科的内容一并纳入题目了，难怪多数士人无法下笔。考中这一科的人，前两名是莫子能（后来作“子纯”，不知哪个正确）、邹应龙（一作“乾”）。莫子能已经有官职，因而把邹应龙改列在他之后。子纯是学识广博的人，确实足以充当制科、宏词科的合适人选。此年主持考试的官员，自叶翥以下，是倪思、刘德秀；策问中说能够安定刘氏的人是厚重少文之人，大概是在暗中赞誉韩胄。在此以前，台臣（一作“朝廷”）曾把伪学榜文张贴在朝堂上。不久，张贵谟指斥《太极图说》不正确；叶翥、倪思、刘德秀在省试考场议论文章的弊病，又说伪学的魁首以平民身份窃取君主的权柄，鼓动天下，所以文风不能彻底改变，请求把《语录》之类一并销毁。此次科举取士，稍微涉及义理的文章全都被黜落。叶翥、刘德秀都依附韩氏，策问并不是文节所作。文节对韩氏、赵氏都没有依附。叶翥担任主考，应当出第一篇题目，士人惊愕，不知道如何作答。子纯把题目所出内容写在小纸片上贴在柱子间，士人都很感激他。当时举子不重视记诵，专门学习空虚的言论。比如射策中竟有“心心有主，喙喙争鸣”这样的语句，大家辗转抄写（一作“模写”），世上有见识的人本来已经对此感到忧虑了。当时正好遇上党争兴起，士人被黜落的，往往以为朝廷不取涉及义理的文章，于是有了借口。当时考场中迎合时俗爱好的人，甚至攻击排斥程氏，在策文中斥责程氏的名号。○嘉泰制词　庆元年间党争兴起，中书舍人陈傅良被追削官职，居家闲住。

译嘉泰年间举行会赦，他恢复了官职，给予祠禄。制书说：“从前宗相执掌国政，凶狠刚愎，任意行事，议论者指称他为大奸，似乎是这样。但何不也考察一下其中的缘故呢？其实他不过是一个狂妄庸碌的人罢了。是什么东西，竟敢称为元恶？而一时的士大夫追逐臭味、攀附权势，几乎有了二王、刘、李那样的称号，朕很为他们痛惜。”这篇制词大概都是迎合当时的风气，所指的是赵忠定汝愚。《愧郯》中这样说。戊集 岳侯追封：“君主没有私心，授予或剥夺全都归于万世的公论；天下自有公论，是非难道要等到百年之后才决定吗？顾念这位名将，早有忠臣的称誉；虽然功业没有在生前完成，但身后的声誉和声望更加显著。追怀他的英武气概，特加赐予哀悼和褒奖的文辞。因此追复少保、武胜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户、实封二千四百户，赠太师，谥武穆的岳飞。他具有盖世的才略，负有冠军般的勇武；谋略如霍嫖姚，立志消灭匈奴；意气如祖豫州，发誓扫清冀州、朔方。他多次擒获俘虏、战胜敌人，也曾运筹帷幄、建立功勋。对外展现威势，对内竭尽谋划。正当当时讲求和好，准备把战马归还华山南麓；你却仍然奋勇扬威，想要挥剑于伊吾以北。于是招致樊蝇聚集，突然造成众口铄金般的疑谤。虽然怀有子仪贯日般的忠心，却没有得到他的福分；最终陷入林甫偃月般的奸计，又有谁来替你洗雪冤屈？等到国论开始明朗，果然国家的诬陷自行辨明。中兴之主思念你不忘，重华之君追赠褒奖尤其优厚。因此，朕虽身处微末而居于帝位，仍想象你的功烈仿佛尚存。现颁布我的诏令，赐你王爵，授予熊红旧有的封地，超过敬德旧日的封爵。这既是要慰藉九泉之下的心，也是要振作三军的士气。啊！修整车辆、备办器械，正当天下闲暇之时；显扬忠诚、成就善行，不使幽明之间有所阻隔。希望你在泉壤之下，享受这份宠荣，可以特封为鄂王，其余一切照旧。”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中书舍人李大异起草施行。大概是因为韩氏兴兵谋求恢复失地，所以首先封岳飞为鄂王，以此作为张本；制词中因此有“振作三军的士气”和“修车备器”等话。（按：制词与今本《金陀粹编》所载字句略有不同，附刻于卷末。） 老异所说的这篇制书，就是《金陀粹编》第二十七卷所载的文章。《金陀粹编》是王孙珂所记载的，决不至于弄错。而《纪闻》的作者却把李公大异写成颜▯或，错误严重。嘉泰年间，岳侯去世才八十年，所以有“天下有公论，是非难道要等到百年之后才决定吗”这句话。说一定要等到百年后才决定，是为什么呢？大概《纪闻》的作者撰写赋文，如果按书中所载，那只是一句不押韵的起句罢了。恐怕史官误把他的说法采录下来，所以详细记载于此。遗事：开禧初年下诏兴兵，李公璧起草诏书，开头说：“天道喜欢报还，因为中国有必然得到伸张的道理；人心帮助顺理之事，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没有不报仇的怨恨。”反复铺陈，几乎有数百字。我陪叔父贡士泳从浦城出发，走到都城玉津园前，买来摹写的诏书阅读。叔父说：“拿中国来对比普通百姓，气势就弱了。这能够取胜吗？”不久军队果然大败。金人于是也发布伪诏诋毁韩侂胄，说：“你这个愚蠢、残暴、昏聩而极其迷乱的人，竟然轻率挑起兵端，首先制造边境嫌隙。（此句疑有脱文。）破坏了三朝七十年的盟好，使两国百万生灵遭受驱迫。既然对方已经谋反，这边就应当顺势行动。还希望决战，一同享受太平。” 毕再遇：再遇是临安西溪人。淳熙年间，他凭勇猛闻名于军中。他精悍矮小，大概是一员骁将。开禧年间战事失利、军队难以支撑时，再遇从行伍中奋起，年纪已经六十岁。他披散头发，戴兜鍪和铁制鬼面具，身披金色纸钱，竖起一面旗子，上写“毕将军”。敌军骑兵一望见这面旗，就相互惊愕地看着。再遇乘机冲击，出入敌阵，即使冒死也无人能抵挡。原来此前敌军中有一座毕将军庙，非常灵验；后来渐渐不再灵验，而再遇的形貌又与庙中神像极其相似，并且还把他的名号写在旗上，敌兵便以为他是本国的神。湖海盗贼起事时，再遇任淮东招抚使，在扬州设置治所；虽然杀戮过重，但盗贼也很快平定。他曾设宴招待宾客，取盗贼的肝和胃烹煮后献酒。又擒获盗贼首领，用火尺烙他的背，烙成棋、笛、琴弦一类的图形。再遇不善于书写，他的弟弟再□很能写字，曾经在内部替他谋划。朝廷命再遇交出印信入朝觐见，他留住在都亭驿。他的弟弟曾玷污他的宠妾，因酒意大发而悖逆再遇。再遇不能忍受，用铁尺杀死了弟弟，写具奏章上报皇帝并等待治罪，同时说再□不是同胞兄弟，而是义兄弟。皇帝下诏赦免他的罪。不久，台臣以他奉召却带着军容进入国都，并且还杀害了自己的兄弟为由弹劾他，皇帝下诏把他迁往▯川。接着又有人议论他任淮东招抚使时，经常耗费钱财馈赠过往宾客，追究其十六万缗钱，寄存于▯州的军库中。再遇用田契折抵缴纳给有关官府，只得到十万缗。守臣杨长儒怜悯他，替他代缴了六万缗。（原注：详情见李常簿所作《谥议》。） 周虎：周虎是平江人。现在有一座武状元牌坊，那就是他家所在的地方。黄由以进士第一名为他家旌表，题作“状元”，所以加上“武”字来区别。周虎洒脱不拘，有大将的器度，文武兼备，能作诗，擅长写大字。开禧年间，他任和州守，敌军骑兵遍布原野，居民和官军没有粮食，城池几次都将被攻陷。他的母亲夫人亲自取下首饰和妆奁器具，巡视城墙和城堞，遍赏军队，使他们尽力作战；又命令周虎与士卒同甘共苦，和他们一起攻打包围城池的敌军，出城作战。士卒感动于他的诚意，于是拼死作战，敌军骑兵几乎全被歼灭。皇帝把守城的功劳归给他的母亲，朝廷命令封她为“和国夫人”，赐给冠帔等物。周虎居住在吴地时，谏官认为他是韩党，因此获罪，被安置在□州。周虎已经贫困，不能带着母亲一同前往。不久，谪居之地传来母亲去世的讣告，他号哭悲恸，发誓不再做官。获释回乡后，闭门托称有▯疾，多次被召都不肯起用。即使旧日部属来拜访他，他也坚决不肯接见，只在庭院中应答一声便离开。田俊迈（原注：事略见前集） 田俊迈在开禧北伐时，七天之内攻破宿州，攻下灵璧、虹县，先锋部队非常锐利。郭杲兵败，向敌军请求议和。敌军说：“我不要别的东西，只要田俊迈。”郭杲便把田俊迈捆绑起来送去。他的儿子为父亲申诉冤屈，郭杲因此获罪，在丹阳市被斩首。朝廷赐田俊迈谥号，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赏赐住宅一所。开禧年间施行韩侂胄御批黄榜。开禧三年十一月三日，圣旨说：“韩侂胄长久掌握国柄，勉强算是竭尽了勤劳，却使南北百姓无辜遭受凶祸，以至于敌人专门把他作为首先谋划此事的人来指责。

译如果不命令他退避，就无法继续保持和好、使百姓安息；可以罢免平章军国事，改任宫观。陈自强专门从事阿谀奉承，不顾国家政务；可以罢免右丞相，立即离开国门。”前一天，钱象祖、卫泾、李壁把御批交给殿前司夏震。夏震当天派他的部将郑发在六部桥截住韩侂胄，到了玉津园，便用铁鞭把他打死。（原注：诛杀韩侂胄的始末，已经记载在丙集。）韩侂胄被诛后三天，皇子、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荣王臣□札上奏说：“我冒昧倾吐危急的内心，仰请圣上听取。臣私下反省自己，极其愚昧无能，却有幸共同承担为人子的职责，仰仗天地父母覆育的恩德，早晚思虑，不知如何报答万分之一。今天的事情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计，形势十分可虑，臣不敢不赶紧陈述在君父面前。臣见韩侂胄长久掌握国柄，勉强算是竭尽勤劳，只是轻信妄为，擅自挑起战争，使沿边州郡县邑遭受践踏，房屋焚毁，衣食破坏，父子、夫妻离散而不能互相保全，战祸连绵，耗损国用，疲困民力，无辜百姓死于刀兵之下的，数也数不清。死者含冤悲痛，生者忧愁困苦，天下百姓没有不咬牙切齿、愤怒憎恨的，都把罪责归于侂胄，只是他的权势足以钳制天下人的嘴，使他们不敢说话。臣如果不说，死有余罪。何况如今敌情难以预测，专门把首先谋划者作为罪责，如果不命令他退避，使他反省误国的罪过，必然会使上面危及宗庙社稷，加重君父的负担，臣这个人又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因此冒昧上奏，希望圣上特别作出明断，罢免侂胄平章军国事，改任在外宫观，立即离开国门。安定边境、继续和好、保全国家、使百姓安息，确实在于这一举措，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至于陈自强，他专意阿附，尸位无补，希望一并赐令罢免斥退。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请求迅速交付三省施行。冒犯天威，臣实在惶恐，谨此陈奏。”十一月三日，三省共同接受圣旨，并依旨办理。罢免韩侂胄的麻制：“门下：朕谋划周转政务，任用执掌大权的大臣。使远方受到治理、近处得到安宁，所依赖的是治理国家的功效；力量微小而责任重大，难以逃脱误国的诛罚。衡量群臣的心愿，这件事是朕独自决断的；于是撰写免职的册文，向朝廷公布。太师、平章军国事、平原郡王韩侂胄，早年凭借功勋之家的出身，逐渐登上显要之路，长久在宫廷侍奉，恰逢风云际会。效力于王室，心里想着继承前人的事业；参与听闻国家政事，几乎是旧例中所没有的。地位达到王公之极，职务兼有文武之任，本应思考不懈努力的道理，以报答非同寻常的恩典。然而他却培植党羽、擅自掌权，邀取功劳、制造事端；不选择人物便轻率相信，不衡量自身便妄自行事，败坏历代的友好盟约，导致两国交恶，三军暴尸，万民伤心。列圣有爱惜生命的德行，你却专意嗜杀；朕本人有悔过的事实，你却专门粉饰错误。对国家大事虚妄欺骗，竟毫无顾忌，以至于敌人尚未平息，专门把首先谋划者作为指责。临机应变，果断明察，既没有半点谋略；得到君主专任而长期行政，却徒然积累众多罪过。倘若还让你处在朝廷中枢，怎样使社稷获得安宁？为了保存大体，姑且授予你祠禄，以稍稍安慰各方，也使诸项政务焕然一新。啊！威权和福禄只应由君主掌握，朕正要亲自总揽大权；明智地保全自身，你还可以自行谋求最终的吉利。去吧，恭敬地接受这项优容。可以罢免平章军国事，仍任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观使，在外地听任选择居住之处，食邑、实封照旧。”罢免陈自强的制书说：“以正道侍奉君主，所希望的是发挥辅佐襄助的益处；勾结奸邪、欺瞒君主，却辜负了委任寄托的厚恩。特别是不能仰望、辅佐君主，应当依照策书罢免。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秦国公陈某，起初……□□□□□深沉厚重的谋略，正应当赶紧任用；哪里料到像胡广一样没有直言敢谏的风骨，优厚的礼遇又有什么补益？自从由言官之路入仕，进而掌握国家权柄，却不思洗心革面的忠诚，只知道依附炙手可热的权势。把平庸无为当作上策，把唯唯诺诺当作良谋。贿赂公然流行，廉耻全都丧失。钟声已经响起、漏刻已经安静，却还要继续行动而不停止；鼎折覆食，任何事情又怎能成功？等到权臣轻率挑起事端，与邻国顿时破坏和好，内地州郡耗尽粮饷，边城困于战争。谁没有忧虑时局的想法，唯独你只顾保全职位。应该说的话不说，应该议论的事不议论，应该采取的行动也全都闭口不言；危急时不能扶持，倾覆时不能救助，几乎成了弯曲的栋梁。若还不赶紧退职黜免，必将越来越多地积累罪过。于是解除枢密院职务，使你奉祀香火；仍念及你从前为股肱之臣，尽力保全体面。啊！请求辞官以避让贤者，已经不明白盈满必亏的戒条；归还田里而反省过错，也不要忘记自我省察的诚意。去接受宽大的恩典，更加恭敬地遵守明训。可以罢免右丞相、枢密使，仍为秦国公、醴泉观使，在外地听任选择居住。”陈自强自行离开国门后，每天上朝一定穿朝服焚香，自己说：“我是在向上天祈求多活一天。”走到浦城时，他的族人陈政在当地任县令，到郊外迎接慰劳他。陈自强叹息说：“贤侄，贤侄，大丈夫切不可接受别人的大恩。”说完擦着眼泪离去。陈自强本是太学学生，曾经住在韩氏馆舍，实际上教导韩侂胄。宪圣皇后的妹妹魏夫人，正是韩侂胄的母亲，见他举止庄重，交游不轻率，曾经器重他，对韩侂胄说：“将来他得志，一定要任用他。”陈自强考中进士，任光泽县丞，那年已经六十岁了。主簿张彦清很早就考中进士，而那时年纪正盛，曾经戏弄轻侮陈自强。杨开国圭是张彦清的朋友，曾去拜访张彦清，因此认识陈自强；他每次都敬重陈自强，不敢与他狎近，于是私下对陈自强说：“您姑且自重，按照相法来推断，不出十年就会做宰相。”

译陈自强以为张彦清是在讥讽杨开国圭戏弄自己，又因为杨开国圭平时从不说轻薄话，便姑且相信了他。等到陈自强任县丞，离任后等待调任空缺，得知韩侂胄已经掌权，便漫不经心地前去拜访。名帖递进去后，韩侂胄约定第二天让从官来接见，准备设宴接待。陈自强没有猜测出他的意思，第二天又漫不经心地前往。韩侂胄当时正在一群宗族子弟中，面前铺设坐褥，向陈自强行礼说：“先生这些时候在哪里？”第二天，从官立即交相上章特别推荐陈自强入台，不到一年，他就被任命为宰相了。（原注：杨开国圭的事情已经记载在前集。）自从朝廷把岳侯的赐第改作太学后，有一位善于司听的人听见鼓声，说太学中永远不会发生火灾，也不会有人出任宰相。过了很久，陈自强打破了这个谶语而做了宰相。从此以后，以太学生身份做到宰相的人接连不断。阴阳拘忌之类的说法，可信吗？张彦清也曾去拜访陈自强，陈自强怜悯他的选调经历，想向韩侂胄推荐他。他的儿子告诉他说：“父亲难道不记得光泽县的事情吗？”真文忠为张彦清写墓志铭，说他没有趋附陈自强，这大概说得过头了。真文忠考中博学宏词科，从剑南判官任上被召入朝，任国录，寄居在杨开国圭的酒官舍中，就是今天的清风坊。张彦清确实是在这一年见到陈自强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臣僚雷孝友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说：‘只有君主能够施福，只有君主能够施威，只有君主能够享用美食。臣下不能施福施威。臣下若施福施威，就会危害他的家族，使他的国家遭受凶祸；人们因此行事偏邪，百姓因此僭越失常。’解释这段话的人说：‘君臣的名分，贵贱各有常规。政权应当统一，权力不能分散。所谓施福施威，是指掌握国家权力、勇猛谋略足以震慑君主的人。所谓人们因此行事偏邪、百姓因此僭越失常，是说在位的小臣看见大臣擅自施福施威，于是都依附下位者、欺瞒君主，也有人因此僭越失常。’箕子把《洪范》告诫武王，陈述天地间的大法，却唯独对这一点反复严厉告诫，令人凛然不敢触犯，真足以垂戒万世。况且施福施威已经会危害家族、使国家遭受凶祸，祸患已经如此，何况征伐之权应当出自天子，圣人已有明确训示，臣下难道可以擅自掌握它来给天下造成祸患吗？臣仰想陛下天性仁慈孝顺，亲身实行恭敬节俭，遵循礼法，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从未有过一次过失的举动。因为韩侂胄得以成为联结肺腑亲信的人，长久侍奉宫禁，陛下看见他平时小心谨慎，所以每件事都向他询问，希望得到帮助。韩侂胄本应铭记并承受这种恩遇，努力自我抑制、敬畏谨慎，秘密辅弼弥补，图谋报答万分之一；可是他安于优裕的生活，沉溺膏粱，不学习也没有才术，责任重大而能力微小，轻率躁急、任意行事。陛下稍加宽容，他便骄纵放肆，暗中窃取威权和福禄；恐怕有人想议论自己，便首先借助台谏来钳制上下。任命授职之时，名义上说是秘密启奏，实际上出于他的私意，而奸险之徒也乐于充当他的鹰犬。台谏官如果确实出于天下公选、由君主亲自擢用，所发表的议论和奏章确实符合人心，那么听取它们是可以的。如今他专门培植私党，任用不正之人，凡是有所言说，无非暗中授意；而每次向陛下报告，必定说这是台谏的公论，不可不听。从此他的威权和福禄日益盛大，再也没有顾忌。稍有不与自己相同的人，必定加以排斥，以便专擅朝政，破坏名分和常法。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容身，于是巧妙地谋求兵权，把它作为巩固末路的办法。编造间谍之事，轻率断绝和好，突然挑起兵端。逆曦任殿岩时，韩侂胄与他交往亲昵，行迹诡秘，人们已经暗中议论。孝宗在位时，因为吴氏世代掌握兵权，圣上考虑深远；吴挺生有逆曦，逆曦刚到弱冠之年，因他前来朝觐，便把他留在禁卫之中，以此维系人心。等到吴挺去世，本应改用其他将领。逆曦在光宗朝也不过是假守边郡而已。▯胄已经上奏（一作“荐”）推荐他为殿岩，又接受贿赂放任他归去，再任命他为西帅，把整个蜀地交给他，有识之士大概已经寒心了。果然，他挟持强邻反叛，人们尤其不能不对▯胄产生疑问，而▯胄又有什么话可以为自己辩解呢？即使姑且说他没有别的用心，那么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逃出，罪责将归于谁？以至于皇甫斌在唐州战败，李汝翼在符离战败，商荣在东海战败，郭倪在仪真战败，郭倪抱头鼠窜，仅仅保住了性命。将领平时没有选择好，士兵平时没有训练好，轻率行动、妄自举动，自取困败，大概是形势和事理所必然导致的；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也确实另有缘由。苏师旦从一个低贱的文书小吏起家，是▯胄旧日奔走效力的人；经推荐进用并受宠任，不到三四年，便很快显达。凡武臣建立旌节、出任方面长官，若不是近亲外戚、开国元勋或久经战阵的老将，朝廷从不轻易授予；▯胄却举荐并授给了奴隶出身的人。过去秦桧身居相位将近二十年，权势不可谓不专，他所假借宠信而任用的人，如贾▯、丁稷，不过是武功大夫，从未让他们担任朝廷职务；而苏师旦却任御带、知閤门、枢密都丞，直到执掌旌钺。这是秦桧不敢做的事，▯胄却做了。师旦懂得什么？习惯于追逐利益而不知羞耻，本来就是他的常态。他既然受到▯胄亲信，便招揽权势、接受贿赂，他的门庭像集市一样热闹。从三衙直到江上的各路主帅，都定好了价钱，多的达到数十万缗，少的也不少于十万；[此处脱文]，以致失败。▯胄不得已，稍稍对他加以贬黜责罚。各将领往往退下后还发牢骚，说：“他欠的是主帅的钱，却拿我们这些战将来问罪。”沿途议论纷纷，传到境外成为笑谈，于是更加产生轻视之心。师旦不久事情败露，被削除名籍、流放荒远之地；虽然加以罪罚，内心其实不服，还对人扬言说，各将领所得的贿赂并不是他独自享有的，显然是在指▯胄。这样看来，师旦被流放，并不只是为了伸张国法，也是▯胄借此为自己文饰罢了。再说，▯胄专擅权力，还有尤其应当重罪惩处的地方。臣听说国家举行大规模兴作，要同卿士谋议，也要同庶人谋议。《礼》说：“天子将要出征，要以特别的礼仪告祭上帝；在社坛举行宜祭，在祖庙举行造祭，在将要征讨的地方举行▯祭；在祖庙接受出征命令，在大学接受成功归来的告成。”这难道不是因为兵器凶险、战争是危险的事情，所以才如此谨慎郑重吗？▯胄举事，上不向君父请示裁决，下不向士大夫询问谋议，甚至连陛下的侍从近臣也有不能参与知晓的，同列官员也不能全部知道。

译甚至还秘密谕令各将领在出师之日出兵，暗中假借御笔来推行此事，外廷竟然从未见到诏令。泗州攻破以后，他又曲意编造说辞来蒙蔽圣听，才开始命令词臣下诏。等到边境接连传来败报，他把这些全都蒙蔽起来，只秘密谕令各将领把捷报上报；人心惊惶恐惧，几乎不能自保。幸亏祖宗的恩德仍在人心，逆曦伏首受诛，面对敌人时又因粮食缺乏自行逃走。然而三边的军民有的死于刀兵，有的困于运输，有的陷于疫病；房屋被焚毁，田地荒芜，遗骸遍地，哭声震动原野。这些百姓有什么罪过，竟到了这种地步？至于强敌连年搜括掳掠的，都是我中原的百姓；他们只重视自己的族类，却残酷虐待我们的百姓。光化之战时，甚至驱赶搜括来的军户以及俘虏中的老弱数千人，用来填塞沟堑，以便军马通过。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四十多年来休养生息积聚的成果，也终于变成废墟。这南北数十（一作“百”）万百姓的性命，都是▯胄一人杀害的。皇天后土能够鉴察陛下的内心，即使敌人也知道这并非出于陛下的本意。因此，督府每次派遣小使者出使敌帅，书信往来时，必定把首谋的奸臣作为话题。如果▯胄本来没有邪恶谋划，只是因为轻信而误国，那么到了这个地步，也应当审察形势，约束自身请求治罪，退下来接受贬黜削夺，这样对天下人还可以有所辩解。可是他却傲慢地占据职位，没有片刻收敛，只要遇到战报稍微稀少，便发表夸大的言论。每当坚持自己的意见时，就说：“大不了和国家一起灭亡。”听到的人都缩着头。国家是太祖、太宗、高宗的国家，难道可以放任▯胄把它毁灭吗？当时他依靠亲信担任台谏官，让他们文饰奸邪言论，称为“一人之心，定国之论”，以此禁止不同意见，执迷到底而不悔改，几乎到了不可测度的地步。▯胄本来就是平庸昏暗、没有见识的人，却养成奸邪恶行，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全国军民，使强邻来侮辱我国；即使提到幼童，人人都能说话，心中没有不怨恨的，只是受长期积累的威势压制，竟没有一个人敢替陛下进言。幸亏陛下觉悟，作出英明决断，特地下御笔处分；又蒙圣恩，不因臣出身疏远、才能不相称而弃置，反而提拔我掌管宪府。臣虽然已经具疏请求辞免，但既然已经入台任职，便赶紧把他专权误国的大罪列举出来；其他罪恶即使全部揭发出来也数说不尽，暂时来不及逐一列举。像陈自强这样的人，昏聩衰老而又平庸荒谬，本来没有一丝长处可取。只因他曾经在▯胄处借住过，便从州县小官在几年之间被提拔擢升，以致陛下听信过度，任用他为次相；他依附阿谀以充任官位，不顾国家大事，也不遵从圣训。中书省的机要政务，他只是唯唯诺诺地听命，完全不表示可或不可。▯胄说“应当用兵”，自强也说“应当用兵”；▯胄说“事情可以实行”，自强也说“可以实行”。他每次对客人说：“我受自强的恩德深重，只能顺从。”既然如此，他难道只是一个顺从的人吗？自强的罪过，也多得无法诛责。至于他贪污渎职没有限度，政事靠贿赂才能办成，行为卑鄙猥琐，说起来几乎污秽口舌，臣也来不及全部论述。伏望陛下详细阅览臣的奏章，将▯胄、自强重重贬黜流放，以回应上天和人们的愿望，消解军民的愤怒，彰明国家的法典，安慰死者的冤魂。敌国听到后，一定会谅解陛下的本心；将士听到后，一定会为陛下竭力效命；忠义之士听到后，一定会为陛下奋发而起。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请陛下裁决。贴黄说：“臣深切想到，太皇太后德行盛美而且节俭，国库储藏积蓄非常丰厚。臣从旁听说，太皇太后曾留下遗旨，除供给修治园陵的费用外，其他财物用来帮助陛下支付军国费用。有个内臣王▯，实际上主管此事，盗窃所得很多，又暗中把财物供奉给▯胄。还同李▯、杨荣显、毛居实、李大谦等人分割瓜分。下至▯胄的奴隶周筠、凌文彦、陈琮，也都盗取了财物。在边境局势尚未平定、费用极其繁多的时候，怎么能让臣下因太后的丧事而从中牟利？况且这也违背了慈训。伏请陛下降下明旨，命有关部门将他们拘捕押回，等候处分，这样才真正妥当。至于李▯等人，也请一并追究，按照查明的罪情轻重定罪，伏请陛下明察。”又一份小贴子说：“查得苏师旦因接受请托，推荐任用平庸荒谬的人，以致战败，向上误了国事；虽然已经流放责罚，却还没有按法典正罪。这个舞文弄墨的低贱小吏，推究他误国的缘故，死有余辜（一作‘责’），请赐予处分。苏师旦被逐以后，堂吏史达祖、耿柽、董如璧三人随即掌权，他们的话无不实行，公开接受贿赂，共同谋求奸利。伏请陛下裁断，将这三人送交大理寺审究，依法施行，实在大快士大夫的舆论。谨等候敕旨。”十一月十五日，三省一同奉行圣旨，依奏办理。韩▯胄责授和州团练使，送往郴州安置。陈自强迫降为三官，送往永州居住。苏师旦特别处以脊杖二十，发配南昌化军牢城收管，每月申报他的生死。申王▯等人，命临安府查究其实际罪情。申令三省、枢密院，将应当追回的财物拘回，并交由本府执行。史达祖、耿柽、董如璧一并送交大理寺审究。○臣僚上言：“臣听说《尚书》记载舜的事说：‘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放逐到崇山，把三苗赶到三危，把鲧处死在羽山。这四人获罪，天下人就全都服从了。’舜当时的时代，可以说是治理达到了极点，但仍然施行流放、放逐、窜逐和处死的刑罚。这大概是因为上天讨伐有罪之人，有些罪过是不能宽恕的。恭敬地想到，陛下光大继承伟大的基业，敬畏天命，宽仁、恭敬、俭朴的德行超过历代帝王。凡是臣僚，都应当想到竭尽忠诚来辅成治道。然而韩▯胄借助皇亲关系，暗中玩弄大权；蒙蔽圣明，擅自施行威权和恩惠；首先引进群邪，分布在重要职位；排斥阻挠忠臣，使他们陷入重刑；残害善良之人，把他们全部斥退驱逐。凡是陛下亲近信任的臣子，只要对▯胄不利，他就在外面挟制言路，来蒙蔽圣听。私意一旦得以实行，凶焰日益炽盛；出入禁军，肆意作奸欺诈；侵吞盗窃财物，私宅中到处都是；四处进行贿赂交结，奔走于各地；凿山建造园林，从高处俯瞰宗庙；穷奢极侈，僭越比拟宫廷。十年之间，罪恶累积满盈。▯胄担心祸患降临到自己身上，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势，于是又设法谋划，暗中取得“平章军国事”的职位。这是祖宗用来对待元老大臣的职位，▯胄是什么人，竟然把它据为己有？他安坐廊庙之上，扰乱纲纪。又在此[字不明]时，轻率地挑起边境事端，对上不向陛下禀报，对旁也不与朝廷群臣谋议。

译盛夏出兵，挑起祸患、招来衅端，使边境百姓骨肉离散、肝脑涂地，死于非命的已经不下几万人了。▯胄亲近吴曦，贪图他丰厚的贿赂，把旌钺授给他，又把西蜀的兵权交给他。还让程松同他共事，使朝廷受轻视、遭侮辱，开启了他的奸邪之心。若不是宗庙社稷的神灵护佑，忠义之士奋起，那么整个蜀地岂不是又要给陛下增添严重的忧患？▯胄的罪状已经十分明显，民众怨恨，神明震怒，可他仍然专横固执、任意妄为，完全没有悔改之心，把国事当作满足私欲的工具，把百姓的性命看得如同草芥。推究他的用心，究竟想要做什么？从前所谓的四凶，他们的罪过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吗？陈自强昏聩庸碌，本来没有一丝长处。只因是▯胄的私人，便突然得到提拔，从选调官中拔擢出来，置于清要显贵之职。还不到几年，就越级登上宰辅之位。边境战端已经开启，边疆不得安宁，他又让自强兼任枢密，幸亏自强顺从自己，便把他倚为心腹。而自强借助他的威势，丝毫不知道顾忌。到了日暮途穷之时仍贪得无厌；援引朋党邪人，搅乱官员班次；一呼一吸之间就聚集群小，收受贿赂、出卖官职；请托公然进行，贪赃罪行杂乱遍布。讥笑、嘲骂之声，万口一词。社坛里的老鼠、城墙上的狐狸，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仰望陛下奋发作出英明决断，斥逐这两个奸臣。成命刚刚传出，京城百姓都相互庆贺。但仍然给他们祠禄，未能使舆论满意。臣愚昧地希望圣明的陛下将韩▯胄明正典刑，以向天下谢罪；仍将陈自强削夺官爵，流放到远方。这样，舜除掉四凶的事情，就又能在今天重现。可以壮大国势，可以端正人心，可以打开忠直进言的门路，可以消除窥伺觊觎的祸患。天下人幸甚！所有录黄，臣还不敢书写施行，谨抄录上奏，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枢密院一同奉行圣旨，全部依奏办理。韩▯胄送往英德府安置，陈自强责授武泰军节度副使，仍旧居住在永州。○又有臣僚上言：“臣极其愚昧鄙陋，起初没有一丝长处，陛下却听信过度，提拔任用我担任言职。臣辞职而没有得到允许，只能勉强就任；自知没有什么可以报答高天厚地般的恩德，只有遇到事情尽量直言，才算没有辜负这种恩德。臣今天早晨列班，恭敬地听到宣读麻制，私下看到太师韩▯胄被罢免平章军国事，特进陈自强被罢免右丞相，奸人离开朝廷，公道得以显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而二人的罪过重如丘山，所受惩罚却没有伤及毫毛；即使说朝廷想保存体貌之礼，也是罪大罚轻，公论沸腾。臣的职责在于进言谏诤，既然有所听闻，岂能闭口不言？请允许臣详细为陛下陈述。▯胄起初凭借皇亲关系攀附进身，置身于阁职，掌管典司宾赞之事，不过如此而已。光宗皇帝把皇位由父亲传给儿子，这是本朝的家法；陛下贤明圣哲、仁慈孝顺，亲自承受大统，又有慈福太皇太后重帏（一作“华”）之命，这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臣子有什么功劳？▯胄却把参与内禅说成自己的功劳，暗中窃取大权。从此以后，再无顾忌，竟把童奴滥授旌钺，又把宠妾（一作“幸”）偷偷列入宫籍。建造亭台馆舍，震动了太庙所在的山；宴饮欢乐、谈笑之声，竟传到神御所在的地方。冒犯路马的牙齿，是礼法所应诛杀的罪；怠慢宗庙，罪行应当万死。他起初行事，朝廷的一切安排都命令他禀报；后来借口台谏大臣的推荐，把军国大权全部夺取，自己作出决定。比如御前金（一作“军”）牌，祖宗规定专门隶属于内侍省，他却常常从自己的私家发出。至于调发人马、军队行动日期，也都不奏报知会，这难道是“征伐之事由天子发出”的道理吗？台谏、侍从任凭自己的意志行事，不顾公共议论；亲党姻亲越级取得显要官职，不问资历品秩；名器授予过度滥用，动辄违背成法；暗中玩弄威权，妄自挑起边境嫌隙。战端一经开启，南北百姓，强壮的死于刀锋，弱小的填入沟壑；流离失所，受冻挨饿，骨肉离散。荆、襄、两淮一带，暴尸遍野，哭喊声震动苍天。军需物资种类繁多，向州县征敛，天下骚动不安。考察他的罪状，民众愤怒、神明震怒，天地都不能容忍，国人全都说应该杀掉他。何况陛下即位以来，以恭敬俭朴自守，以仁厚教化（一作“保全”）百姓；没有声色和玩物的娱乐，没有宴游和土木工程的费用；凡是可以使百姓生活富裕、使国家根本厚实的事情，无不尽力去做。不只是人知道这些，天也知道；不只是中原知道，四方夷狄也知道。自从兴兵以来，人心汹涌不安，舆论沸腾。可是▯胄钳制朝廷内外，不让陛下听到实情。甚至宦官、宫妾也都是他的私人，没有人敢替陛下进言。至于西蜀吴氏，世代掌握重兵，前些时候因吴挺去世，朝廷收回他的兵权，改授给其他将领，这是非常正确的策略。▯胄却同吴曦结成死党，把旌钺借给他，又把全蜀兵权授给他。吴曦的叛逆，罪责将归于谁？假使吴曦没有死，▯胄的结局还很难说。人人都说▯胄的野心没有止境，几年之间，地位达到三台（一作“公”），爵位列为王。对外专擅东西二府的权力，对内窥伺宫禁的严密之处，奸邪之心和叛逆之节，都有明显表现。即使▯胄本人被斧钺砍得血肉涂地，仍有余罪；何况边境的事端还没有平息，朝廷如果不明正典刑，又凭什么彰明国法？凭什么向敌人显示？凭什么向天下谢罪？现在如果真的把▯胄在市朝公开处死，杀掉一个人而使千千万万人获得安生。何况近来派遣小使者时，金国使者曾经把▯胄作为首谋提起，这说明金人也知道战争的兴起并非出于陛下的本意。

译假如诛杀▯胄而敌人仍不退兵听命，那么就是我们正直而他们理亏，我们强盛而他们衰老，人心自然会振作起来，天意也会昭然回转。用这个向敌人显示，哪个敌人会不服？用这个来感动人心，哪个人会不奋发？臣还担心有人会说，本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只限于流放斥退，从未诛杀。我恳切地认为，▯胄不能同大臣相提并论。祖宗的法度规定，官位达到平章军国事的，都是东班官员；只有元勋重臣才可以得到这个职位，从来没有像▯胄这样，一个普通武官，从环卫官做到知閤门，再从知閤门直接做到平章太师。这样看来，破坏祖宗成法是从▯胄开始的；他是扰乱法度的奸臣，不是朝廷的大臣。▯胄既然犯有非常之罪，就应当受非常之诛，怎么可以按照通常的法典来论处呢？又私下看到右丞相陈自强平素行为污浊，志向更加贪婪鄙陋，只因贫贱时的私人交情，便从一个县丞越级升迁授官，直接登上宰辅之位。他不思报答陛下的恩德，只是一味顺从▯胄的意旨。▯胄起初虽然倚仗权势，尚且奉行内廷的言词，凡有施行的事情还要经过朝廷；自强却巧于用柔顺谄媚，上表竭力请求授予▯胄平章军国事。▯胄的骄心于是使他贪图荣宠而冒然居此职位；自强则凭借庇护来经营私利。把虎狼赶来给他作前导，狐狸却在后面起舞。自强为自己谋划得也太深了！姑且只说大事：用兵这件事，全国都认为不可行，而自强却曲意附和，竭力援护私党，把持言路，以此胁迫天下的公议。至于纵容子弟、打通关节、贪得无厌等事，都是臣还来不及说的。单说他奸诈、俭吝而趋附权势，扰乱国家法度，比较他的罪恶，与▯胄相差无几。臣愚昧，恭请陛下振作威严、果断裁决，将▯胄公开处死，以正首恶之罪。对自强，也请追究责任，远行贬逐，作为做臣子而不忠、结党为奸、贻误国家者的警戒。谨将奏章抄录上报，恭候圣旨。贴黄说：“查韩▯胄长期专擅国政（一作‘国柄’），把朝廷府库看作自己的私库，公然窃取，没有人敢追究。如今边疆军费正十分繁重，乞请圣明裁断，将▯胄所有（一作‘有关’）的家财产业全部籍没，拘收入封▯舂库，专门供边防使用，仍不许各处擅自支用。恭候圣旨。”十一月六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韩▯胄除去名籍，送往吉阳军安置。陈自强改送韶州安置。” 其余照此办理。○给舍缴驳论疏。臣僚上奏说：“臣听说，臣子的罪过，没有比结党擅权更大的，也没有比发兵首先作乱更大的。这两种罪过只要有一种，法律就不能容忍。何况兼有两种罪过，又积累了众多恶行，在圣明的时代，难道还应该宽容赦免吗？臣想到韩▯胄攀缘附会，逐渐达到显贵荣耀的地位，却背负国家恩典，结交亲信党羽，凶暴刚愎而自以为是，堵塞压制人们的言论。凡是任命、提升重要官员，选用将领，都是由奴仆苏师旦一句话决定。勾结交往、收受贿赂，动辄以千万计。祖宗的法令，被他任意改得纷乱不堪。军政、财计、田制、盐法等关系国体的大事，全都任凭个人心意变更，早晨下令晚上改动，使人无所适从。他自知过失日积月累，失去人心，内外都结下怨恨，于是谋划制造祸乱，蓄有无视君上的心思。图谋动用武力，企图危害社稷。横行开启边衅，使军队遭受丧失。出征的人有在战斗中暴露受苦的忧患，运输军需的人有流徙死亡的痛苦。荆、襄、两淮一带，百姓达百万，都遭受他的凶害；远近州县，屡次征敛，即使深山穷谷中的百姓，也都不能安定地从事自己的生业。至于吴曦的叛乱、郭倪的失败，都是▯胄包庇豢养、激成的。所任用的邓友龙之流，丧失军队、辱没国家，罪状十分明显，他却曲意掩盖，只按轻典处理，把他们都安置在善地。推究他的用心，实在不可测度。天下人咬牙切齿、扼腕痛恨，只恨不能吃他的肉。像陈自强这样的人，昏庸荒谬而不知羞耻，只知道感念▯胄荐举提拔的私恩，暗中拱手稳固自己的职位，任凭他胡作非为，闭口不说一句话。像用兵的谋划，他不但不能阻止，反而跟着附和，曲意逢迎，给百姓带来祸害，却安然不知忧恤。其他背弃公义、营求私利、贪鄙猥琐的情状，即使是普通小民和卑贱奴仆，也都暗自讥笑。仰仗陛下极其明断，即使已经罢免斥退，仍然宽容优待他们；然而▯胄等人的罪恶已经满盈，公论仍未感到痛快。臣侥幸蒙受亲自擢用，置身于封驳之职，在任命之初，不敢隐瞒沉默。希望陛下特别施展英明决断，将▯胄明正典刑，对自强也远行贬逐，以慰藉天下人的心，以端正国家的法度。所有录黄，臣还不敢书写宣读，谨将奏章抄录上报，恭候圣旨。” ○尚书省榜。臣僚上奏说：“臣学问荒疏，才器浅薄，正逢陛下励精图治、施行教化的开始，首先蒙受拔擢，让臣担任风宪之职。臣不自量力，愿意勉励竭尽微薄之力，仰助陛下振举纲纪，使朝廷的观听焕然一新。连日来臣上疏论列韩▯胄、陈自强的罪恶，已经蒙受圣明鉴察（一作‘圣旨’）并施行。然而这两个凶恶之人同心作恶、互相助成，专门务求欺骗蒙蔽（一作‘蒙蔽圣明’）。如今一旦威严决断震动施行，天日清明，内外都感到欣喜痛快，人人都希望尽快看到这两个凶人的罪状。希望陛下慈仁，下令告谕执政，查考近来台谏、给舍的章疏以及已经施行的先后次序，特地下敕书发布榜文晓谕，使之安慰人心，彰明国家法宪。臣不胜幸甚！请陛下裁夺。”十一月六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照准办理。○因韩党诏谕中外百官。开禧三年十一月，朝廷有诏说：“韩▯胄倚仗权势擅专朝政（一作‘倚仗、占据朝权’），残害百姓，贻误国家，已经予以罢免斥退。由于他专政日久，朝廷内外的士大夫以及将帅，凡是才德声望、功勋业绩足以担任丞相所任用的人，他竟把国家的名位器物拿来作为施行私恩的工具。朕正要大力彰明至公之道，只急于任用贤能，告诫你们这些在位之臣，都应尽心竭力、尽忠职守，不要有任何不安，更加修治自己的职务，以符合朕的心意。特此札示，应当体察朕的至意。”这月，又下诏说：“朕的德行不明，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韩▯胄怀藏奸心、擅专权柄（一作‘朝政’），把威势和恩福都归于自己，劫持控制上下，首先挑起战争，以致两国百姓肝脑涂地。想到这些，朕内心悲痛万分。何况他又长期作恶而不知悔改，深深辜负国家恩典（一说‘辜负国家更加严重’），疏远猜忌忠直敢言的人，废弃公义而徇从私情。他的气焰所到之处，路上的人都只能以目示意，不敢出声。如今边境战事还没有平息，怨恨毒害更加深重。所有朝廷士大夫以及将士，都应想到过去的错误举措，都是▯胄欺骗蒙蔽、专横放肆所造成的，并非朕的本心。如今既已将他罢免驱逐，就应当端正权力纲纪，各自思量勉力而行，为国家效力，整饬军队、谨慎防备，以谋求休养生息。把朕的这个意思称述出去。” ○考异。韩▯胄在玉津被诛死已经三天，宁皇还没有察觉到他误国的事实。

译史弥远暗中联络并指使台谏、给舍，制造了当时的议论，认为既然说是奉御批交给夏震诛杀，就应当公开说明。却完全不知道宁皇动辄援用祖宗旧法，常常对左右说台谏是公论自然产生的机关，心里一向畏惧他们。▯胄想把道学一网打尽，所以窥探皇上的意旨，唆使台谏将他们一并逐去；史弥远大概是利用了这个办法，天下人并不认为这样做错，只是把韩▯胄施加在善类身上的手段反过来用罢了。庆元、嘉泰、开禧年间的事情（一本没有这一行）。○▯胄、师旦、周筠等人的始末（按：‘筠’字，原本因避理宗嫌讳写作‘均’，今改正）。起初，苏师旦原是平江的书吏，韩氏任戎副（一作‘副戎’）时，把他登记到厅中。韩▯胄掌权后，师旦实际上成为他的心腹。韩▯胄（一处有‘为’字）知▯门事时，师旦还站在韩▯胄身旁侍候。等到韩▯胄冒领节钺，韩▯胄便说：‘都是使相。’这才开始和他平席而坐。于是天下趋赴朝廷（一作‘韩’）的人，想要登门拜访师旦却不能见到。苏林是子由的孙子。师旦以自己微贱的身份依附苏林，结为族亲，苏林于是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师旦曾因困窘向韩▯胄求金。韩▯胄不知道师旦收受各将领的贿赂，动辄以亿万计，每次都分出一些金钱给他，以为这是出于真诚。等到江上各将领战败，而邱公▯担任督视，查知败将给师旦的贿赂以及往来书信都在，于是写信送给韩▯胄。韩▯胄大怒，便把师旦流放到海上。嘉定初年，朝廷下令所编郡取师旦首级，郡守把他召到客厅，师旦以为韩▯胄念及旧情，一定会再次召用自己。不久到了市曹，他才说：‘太师也这样忍心吗？’大概还不知道韩▯胄已经被诛杀了。于是籍没他的家产，得到金箔金二万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钱六十辫，马蹄金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两，瓜子金五斗，生金罗汉五百尊，每尊高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两，钗钏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带十二条，其他物品也与此相当。起初，▯胄想让师旦担任节度使，暗中告知词臣，让他们起草制书。当时秘书监陈岘兼任直学士院，对人说：‘节钺是用来授予功劳高的将臣的。师旦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辱没这种授予？如果把这件事交给我，我只有离去罢了。’不久，有宦官因特别诏旨越级升任遥郡官，陈岘又上疏论列此事。这个宦官，是▯胄所主持任用的。御史探知权相（一作‘权臣’）的意图，于是借驳斥死狱之事，弹劾陈岘，使他被罢免。陈岘的铭文说：‘有人问，您与熙宁年间三位舍人所遇的事情，哪一件更难？回答说：“李定的任命，是朝廷公开施行的命令；师旦的任命，是权臣暗中传达的旨意。熙宁初年，王安石虽然掌权，但诏令仍交给有关官署办理。因此三位舍人能够依据职守争辩，他们所费的力气容易达到目的。▯胄有所想做的事，就暗中派人传达他的意旨；一旦违背忤逆，便借其他罪名驱逐，不让人能够守住职守、因议论政事而离去。所以陈岘拒绝此事是困难的。”’此前，陈岘被召到学士院考试那天，在对策中说：帝王的号令不可轻易发出；假如不经过三省施行，而从宫中直接下达，对外表现为皇帝独断，对内则开启侥幸求进之门，祸患将隐藏在其中而自己还不知道。当时▯胄已经居中掌权，假借御笔窃取朝廷权力，所以陈岘在对策中提到了这件事。陈岘立身谨慎▯密，权臣无法窥探他的间隙；而且宁皇认为陈岘是先朝宏博科第一名的入选者，所以升任他到中书。然而他在词（一作‘禁’）掖任职还不到一个月。陈岘任泉州知州，尚未赴任，韩▯胄被诛，朝廷召回他，任命为兵部侍郎兼学士院。所赐诏书大意说：‘众人的愤怒像鸟翼一样飞扬，仪凤的翔集还会远吗？洪水奔流倾注，砥柱山的屹立不会动摇。’这是赞美他在权势显赫、气焰熏天之日仍能坚持义理、接受任命。制词由真文忠起草，铭文也由真文忠撰写。（按：《齐东野语》说：‘苏师旦将要建立节度使之职时，学士颜▯或、莫子纯都不肯起草制书。易衤▯彦章任枢密院检详文字，师旦任都承旨，与他亲近，欣然愿意承担，于是以国子司业兼任两制，终于替师旦起草麻制，极其谄媚。’如此看来，当时不肯起草麻制的，不只是陈岘一人。）德寿宫的门道有┕▯互闯入，凡是拿伞、挑担的人，都从夹墙进入。有几十个舆薪的人闯入，掌▯互的人呵斥阻止他们。他们说：‘是周总管的柴。’ 呵斥的人默默听着。周筠（原本避讳写作‘从竹、从均’，今改）也仅次于师旦。自庆元以来，政令都出自韩▯胄，而师旦的门前像集市一样。宰相已经把官职安排妥当，左右近臣不再参与政事，曹吏的机构被称为冷局。自赵忠定任宰相时，有人跟随▯胄求官，韩▯胄还回答说应当把这件事告诉庙堂。自京镗居于相位，韩▯胄还回答说应当和丞相（一作‘宰相’）商议。自陈自强任相后，韩▯胄面对客人的请托，只直接说‘应当为你上奏’罢了。师旦被逐后，韩▯胄任平章。政事没有什么由正式程序决定，全都依靠省吏史邦卿办理文书，拟写帖文、撰定诏旨，也都出自他手。权势炽盛到压倒士大夫，侍从官的书信，甚至都使用申呈。有个姓李的人，曾与史邦卿交游，在史邦卿的几案旁大书说：‘危险啊，邦卿，侍从官都向你申呈。’不久便被处以黥刑。当时又有李士谨，也使用申呈。有个求兼任职务的人，申呈文辞十分哀切，后来果然凭借兼任的资阶升到相位。士谨住在白洋池田家桥旁边，民间相传不知道桥名的由来；那里菱荷浩渺，鸥鹭杂集，号称‘小水晶宫’，其实就在北关门以内。开禧年间，朝廷把它赐给田俊迈的儿子，大概早就在他的祖先那里显露了预兆。（按：本条从‘遂籍其家’到‘他物称是’止，共八十一字，原本脱落。现据姜南《蓉塘诗话》补足。） ○韩势败笑。鉴戒表明，富贵本来就有不可依恃的，何况还要保住它呢？

译把城池和社稷当作自己的屏障，认为这样就足以自我巩固，那就更加可笑了。曾经和京ヘ吴公钢一起进入天竺，听说▯胄功德寺的景致在各寺中最为优胜，便一同前去游览。主持僧人道号翠岩，法名湛，向吴公作揖后入内。喝完茶，湛极力谈论前些日子替某人求金多少。我也厌恶这个山林中的僧人满口谈钱。吴公当时任通守，想游遍全山，湛以年老、近来脚有病为辞，只让知事陪同。寺中金碧辉煌，真像天帝释所居之处。又有南园，是慈福宫赐给韩▯胄的，曲折幽深，极其深邃，足足三天才游遍。掌管园林的人姓金，都是武爵中地位较高的。他满口只称‘师’和‘王’。‘师’是太师，‘王’是郡王。韩▯胄住在太室、三茅旁边，扫净石坛来炼大丹，命余道人守候火候，别人无法看见，因此外界怀疑他是神仙。等到韩▯胄失败后，湛从寺后崎岖小路越过石人岭逃走，几乎坠崖；他挺身渡江快如飞驰，原来从未有过脚病。掌园的人把园门关了三天三夜，没有人敢送给他水和火；饥饿乞怜的声音传到邻近村落，得到旨意后才出来，妻儿大哭着离去。余道人带着丹铃，从三茅山顶奔跑跳跃而下，也坠崖几乎丧命。又在成群婢女被放逐时，韩家眷属中甚至有三两人都称作某人（一处没有‘某’字）的妾、某人的父母，因为她们都是辗转进入韩家的父母。宫中于是下令，愿意认作父母的人听凭其认领；除首饰、衣服以外，不许用嫁妆箱载出，金钗多到插满头，衣服多到穿了好几层。市人贪图这些物品，又因为这样可以转手买卖她们的身份，所以争相追逐，愿意做她们的父母。甚至有人拉着一群妾的衣裙，非要让她们一同归去，这也足以令人发笑，也足以作为鉴戒。韩▯胄曾召新安人程有徽在石岩间校点《通鉴》。程有一年时间不与人交接，即使朝廷官员也没有人知道他。他本来凭进士科取得出身，长期处于选调阶段，也从未跟随韩▯胄求官；韩▯胄曾想授予他掌故之职，程有徽不愿意。韩▯胄失败后，程有徽拂袖归去。人们这才知道他的事并怜惜他，不认为他是韩党。丙寅年冬天，我又和吴ヘ一起游韩▯胄的寺院，佛像已经被抬到别处，金碧、木石等物也都搬空了。登上他母亲魏国夫人的坟墓，旁边有一捆芦苇，浅土露出一半，问它是什么，原来是韩▯胄的尸体；他的首级已经送到金地了。○阅古南园。前面所载臣僚论▯胄说：‘凿山建园，向下俯视宗庙；穷尽奢侈，极其挥霍，僭越比拟宫闱。’又说：‘营造亭台馆舍，震动惊扰太庙所在的山；宴饮作乐、谈笑喧语，传到神御所在之处。言语涉及路马，按礼法就应当诛杀；怠慢宗庙，罪过应当万死。’原来从宁寿观的梅亭一直到尢室后面的山，都是宁寿观的土地。韩▯胄擅专朝政，原先住在太庙旁边，于是侵占了观中的山地据为己有，建造阅古堂、阅古泉（原注：旧名青衣，因为有青衣童子在泉上出现，所以用来命名），又建了流觞曲水。泉水从青衣泉向下注入池中，曲折十二道，旁边用玛瑙砌成。泉水流下后，蓄积在阅古堂，浩荡弥漫数亩，有桃坡十二层。夜间宴饮时，殿岩处点燃几百盏红灯，从桃坡后面照亮它。云岩中最奇特的叫‘云岫’，韩▯胄命程有徽在其中校点《通鉴》。▯胄居住在那里很久，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搜剔奇景、发掘胜境。洗去石土，云根便显露出来；挖开泥土，泉水的脉络便显现出来。高耸的山峰、稳立的巨石，浅浅的湾流、曲折的池沼，幽深曲折、淳厚深邃，简直像洞天福地中的居所，不像是人工建造的园亭。因为它距天街近在咫尺，朝廷下旨把全部土地归还宁寿观，命令重新作为禁地。又有慈福宫把南园赐给▯胄，那里有香山十样锦的胜景，有奇石形成的十个洞穴，每个洞穴都有亭子，亭顶用文锦绘饰。香山原本是蜀地长官所进献的，高达五丈，是沙石侵蚀、波涛冲击形成的遗物，玲珑剔透、壁立高耸，位于氵▯风阁下，这些都是《记》中没有记载的。我已经在前集略加记述。近来听说《阅古记》也没有收入作《记》者的文集，而且碑已经倒伏，担心后人再也无法考察其中的详细情况，现将两篇记一并载录。《阅古泉记》说：‘太师、平原王韩公府邸的西面，环绕山势向上而行，每五步有一级石磴，每十步有一道山壑。山崖像伏卧的鼋，路径像受惊的蛇。大石▯▯，有的像从地面涌出而直立，有的像从空中飞翔而下，有的轻快地像将要奋飞，有的森然像要扑击。名ョ（一作‘葩’）硕果，交错出现；长寿藤和奇异藤蔓，交织罗列，密集覆盖。地上多是桂树竹林，秋天花朵盛开，夏天竹箨脱落，来这里的人应接不暇。等到向左顾盼、向右眺望，便看见江水呀然横陈，湖面豁然自展。真是天地自然形成的景色，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就的。其中最优胜绝佳的地方叫阅古泉，在溜玉泉（一作‘亭’）的西面，四周环绕着青翠山麓，上面覆盖着美丽的树荫。又因为它朝向东方，所以海上日出之时、月过望之日，泉水总是最先得到日光和月光。泉宽三尺，深度不知究竟有多少。’ 连日大雨，泉水也不泛滥；长久干旱，泉水也不枯竭。水味甘甜如蜜，水性寒冷如冰雪，深而清澈，明净得可以照见胡须头发（汲古阁刻本作“毛发”）。即使游尘落叶掉进去，也常常像有神灵呵护、替它屏除一样，早晚雨〔字形疑误〕，无论什么时候都像镜子一样明亮。泉上有一座小亭，亭中放着瓢（按：“瓢”字，元本和其他版本都作“觚”，今依汲古阁本作“瓢”，下同），可以饮水，也可以洗濯，尤其适宜煮茶酿酒。其他泉水都比不上它（汲古阁刻本作“各泉都不能赶上”）。我曾和客人在泉边徘徊，用泉水斟饮客人。陆游年纪最大，独自喝完了一瓢。吴公回头看着我，高兴地说：“您替我记下这眼泉水，使后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游赏，也算是一件胜事了。”我考察泉边石壁，发现有唐开成五年道士诸葛鉴元用八分书写的题名；看来这眼泉水隐伏不显，已有将近四百年，吴公才重新发掘出来。再看古迹，原来先忠献王曾以它命名堂宇，那么这眼泉水可以说是遇到知音了（汲古阁刻本作“遇荣”）。

译我是在告老之后才开始游览这里的，相比那位道士，自己觉得惭愧；相比这眼泉水，更觉得惭愧。幸而早晚还能回到故乡山中，裹着幅巾，穿着粗布衣，跟随吴公饮一杯泉水，如今临行还能够为它作记。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阴陆游记。’《南园记》说：“庆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宫有诏旨，把别园赐给当今少师、平原郡王韩公。这片地方实际位于武林东麓，西湖的水汇聚在它下面，真是天地生成，极尽湖山之美。韩公接受诏命后，便用俸禄赏赐中剩下的钱，修葺成南园，顺应自然形势，再辅以高雅的趣味。韩公刚到这里时，向前看、向后察，左顾右盼，园林的规模便确定下来；依着高处建造，顺着低处安排，疏通闭塞、除去遮蔽，景物的形态也就不同了（“别”一作“列”，汲古阁刻本作“物象列”）。奇花美树争相呈现在眼前，清泉秀石仿佛在回顾、作揖。于是飞檐高阁、空旷厅堂、宽广大厦，上面足以陈设祭祀礼器，下面足以演奏钟磬乐器的建筑，没有不齐备的。登高而视，明亮开阔，仿佛脱去尘垢；进入其中，又幽深曲折，深不可测，像是没有尽头。” 园林建成后，全部取用先侍中魏忠献王的诗句来命名。最大的堂叫“许间”，上面由皇帝亲自书写匾额。射厅叫“和容”，台叫“寒碧”，门叫“藏春”，阁叫“凌风”，堆积山石筑成的假山叫“西湖洞天”。蓄水种稻的地方，作为田地和场圃，也用来放牧羊牛。饲养雁鸭的地方叫“归耕之庄”。其他地方也都根据实际景物命名。堂的名称有“夹芳”（一作“采芳”）、“豁望”、“鲜霞”（一作“解霞”）、“矜春”、“岁寒”、“忘机”、“照香”（一作“眠香”）、“堆锦”、“清芬”、“红香”。亭的名称有“远尘”、“幽翠”、“多稼”。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的园林相互望见，却没有能大致比得上南园的。然而，韩公的志向难道只在登临游览的美景吗？起初命名为“许间”，最后命名为“归耕”，这就是韩公的志向。韩公为这些地方命名，全都取自忠献王的诗句；那么韩公的志向，也就是忠献王的志向。与忠献王同时代、功名富贵大致相当的人，难道没有吗？如今过了一百四五十年，他们的后代往往寂寂无闻；而韩氏子孙中，功业足以铭刻在钟鼎、流传于弦歌的，却只有一代接一代。到了韩公，勤劳于王室，功勋关系国家社稷，又达到了忠献王那样的盛况；同时他还谦恭谨慎，始终诚恳地以继承忠献王的志向为念，不曾忘记。韩公的子孙将来又会遵循韩公的志向而不敢忘记，那么韩氏的昌盛，将与宋朝一样没有尽头；即使是周代的齐国、鲁国，又哪里能超过它呢！有人说：“皇上如今倚重韩公，就像渡过大河时倚靠一只船。韩公即使想实现自己的志向，难道能够做到吗？”这话不对。皇上倚重韩公，韩公自我处置的态度，本来就不相同。正因为有这样的志向，才足以担当皇上的倚重，并与忠献王的功名相称。天下人只知道皇上倚重韩公，却不知道韩公自我处置的态度；只知道韩公的功业，却不知道他的志向，这就是南园不能没有记述的原因。我年老多病，辞去职务，居住在山阴〔“大”字见一版本〕的水泽之间。韩公亲笔写信给我看，说：“您替我作《南园记》。”我私下反复思量，韩公门下聚集的都是才智杰出之士，他却偏偏把这件事托付给我，难道是认为我愚钝而且年老，又已经辞官离去，或许能够不说阿谀之词、不讲夸饰之言，足以说明韩公的志向吗？这就是我接受韩公命令而无法推辞的原因。中大夫、直华文阁致仕、赐紫金鱼袋陆游谨记。”（按：这两篇记，汲古阁毛氏刻入放翁逸稿，文字略有不同，又多有脱误，现一并刊正。）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建康军府事、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营留守吴琚谨书，并题写额名（原注：额上确实是大字书写的“南园记”三字，并非篆书；不用螭首，改绘芝草、仙鹤和云气）。○《南园记》考异：武林就是今天的灵隐寺山。南园的山脉从净慈寺分出，距离灵隐山处在南北之间。所谓“麓”，是山脚；把南园说成灵隐山的山脚，恐怕不是这样。只有攻愧楼公所作《赋武林之山》说得很清楚。园中有一座亭子叫“晚节香”（一版本没有“香”字），种有二百种菊花，也是取自他祖先的诗句，《南园记》中没有提到。○四夫人：▯胄宠幸的妾中，与他同甘共苦的有三位夫人，号称“满头花”。后来得到宠幸的人称为“四夫人”，一直进入宫籍。慈明曾召见她，让她进宫容见，并赐座以表示优宠。四夫人就是曾与慈明同席的人，大概是骏〔疑指人名或称谓，原字形不可确释〕；慈明心中记恨她。等到韩▯胄被郑发刺杀后，众婢女都被遣送回父母家，慈明特地下旨命京尹杖打四夫人，然后将她遣回。○“满潮都是贼”：韩▯胄专权已经很久了，人们不能平心忍受；而且他所任用的人大多不是同类，天下的大事也不再向皇上禀报。

译有市井小人用纸片摹印乌贼在潮水中出没的图样，每本卖一文钱。儿童还传诵说：“满潮都是贼，满潮都是贼。”京尹查出后把那人杖打了。又有卖浆的人，敲着碗招呼客人说：“冷底吃一盏，冷底吃一盏。”所谓“冷”，指韩；所谓“盏”，指“斩”。这个人也遭到杖打。不到三个月，韩▯胄就被郑发刺杀了。抄没他的家产时，发现他收集的御笔圣谕，末一句是“遭他罗网祸非轻”，还有一句是“远窜遐荒始得于”。韩▯胄曾对这些话感到奇怪。韩▯胄外有陈自强，内有周筠。有人启告韩▯胄，说有人要谋害他，韩▯胄仍以“一死报国”为托词。周筠苦苦劝谏，韩▯胄于是与陈自强谋划，任用林行可为谏议大夫、刘藻为察官，打算把所有谋害韩▯胄的人一网打尽。仅隔一天，钱、李、史三位公也听到了风声，命夏震赶快下手（原注：事情已经载在前集）。夏震回来后，韩▯胄便命郑发刺杀他。夏震又把皇帝的批示刻在杰阁上，以记录这件事。史某对此很厌恶，不久因背上生毒疽而死在殿司。○逆曦归蜀：逆曦被任用以后，贿赂苏师旦，于是把整个蜀地交给了他。他在殿岩任职时，曾命工匠绘制皇帝乘舆和卤簿仪仗，画卷非常详尽。有人问：“太尉要这些做什么？”曦骗他说：“带回去给孩子们看，可以消灾减罪。”等到出了北关，他便在车前焚香拜天，说：“总算能够脱身回去了。”他的反叛迹象在这里已经萌发了。只有吴公琚曾当面指出曦一定会反叛。何公澹后来因韩▯胄而进入政府，也认为不能把曦遣回蜀地；他违逆韩▯胄的意见，被调出任福州知州。○优伶戏语：韩▯胄用兵失败后，因为这件事须发全白，困顿烦闷，不知该怎么办。优伶趁皇上赐韩▯胄宴饮时，设置了樊迟、樊哙，旁边另有一个人叫樊恼。又安排一人作揖问樊迟：“谁给你取的名字？”樊迟回答：“是夫子给我取的。”那人便拜说道：“这真是圣门的高弟啊。”又作揖问樊哙：“是谁给你命名？”樊哙回答：“是汉高祖给我命名的。”那人便拜说道：“这真是汉家的名将啊。”又作揖问樊恼：“谁给你取的名字？”樊恼回答：“樊恼是自己取的。”又借郭倪的事情取笑；郭倪果然失败后，适逢赐宴，有人把生菱角端到桌上。皇上命两个人移动桌子，忽然生菱角掉到地上，全都摔碎了。其中一人说：“苦啊，苦啊，苦啊，弄坏了这么多生菱〔一作“生灵”〕，只因为移动果桌。”〔一版本没有这五个字〕 ○▯胄资助边防：开禧年间战事的端绪既已开启，国用逐渐亏损。韩▯胄上表，自称愿意把家中收藏的、先朝赏赐的金器六千两献给朝廷。宁皇下达优厚的诏书加以褒奖，并准许了他的请求。天下人都嘲笑韩▯胄欺骗君主。○韩墩梨：姑苏的地名叫韩墩，所产的梨为天下第一。与其他梨相比，它的香味特别，因此中都称它为“韩墩梨”。后来因为避光皇的御讳，改称为“韩村梨”。到了韩▯胄专权时，送梨的人不敢称“韩村”，只直说“韩梨”，于是大家都称为“韩梨”了，并不是韩▯胄本人的意思。吴中平地的田间有土堆，都叫作“墩”；后来为了避讳，全都称作“坡”。而避村名甚至比避庙讳更厉害，菁村改称菁山，谢村改称谢溪（一作“谢陵”）。大概中都人把外地人称为“村人”，所以连这些名称也要避讳。名称流传日久，逐渐失真，图籍也容易讹误，所以借韩▯胄的事情一并说及。○《黄胖诗》：韩▯胄在春日于西湖宴请族人，用泥土制作偶人，名叫“黄胖”。用线系住它们的头，连接起来多达几十个。游人把它当作土宜〔地方土产〕。韩▯胄出售这种土偶来取悦众婢女，又让族人仙▯胄作诗，大意说：“一朝线断他人手，骨肉皆为陌上尘。”韩▯胄非常不高兴。仙▯胄家住会稽，因为韩▯胄的缘故，有官职却不出仕。韩▯胄失败后，仙▯胄最终保全了他的家族。○刘淮题韩氏宅第：刘淮看到了这座宅第，他是建阳人。他作诗虽然是因韩氏而发，实际上也是为嘉定年间的当权者而作的良药。诗说：“宝莲山下韩家府，郁郁沉沉深几许。主人飞头去和虏，绿户空墙叹风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师宜诛魏公辱。后来不悟有前车，突兀眼中观此屋。” ○《西湖放生池记》：高文虎，字炳如，号称博学广闻的名儒。他痛恨程文的浮夸虚妄；担任少司成时，专门用藏头式策问考察士人，题目必定说有某人某事。士人无法应答，只能用“也”字来对“者”字，士人的愤恨已经积蓄很久了。适逢京尹赵师Э上奏，请把整个西湖都作为祝圣池，禁止捕鱼，并在池上修建了一座十分壮伟的亭子，高大的石碑直入云霄。高文虎确实为此作了记，文中有一句说：“鸟兽鱼鳖，咸若商历以兴。”既然已经刻在石碑上，碑文拓本又流传开来，错误大概无法掩盖，于是把“商”改成“夏”，但仍隐约留下了刻改的痕迹。无名氏作词讥笑他说：“高文虎称伶俐，万苦千辛作个《放生亭记》。从头没一句说著朝廷〔一作“官家”〕，尽把师Э〔原注：一作“太保”〕归美。这老子忒无廉耻，不知润笔能几。夏王说不是商王，只怕伏生是你。”〔一作：“夏王事却作商王，那鸟兽鱼鳖是你。”〕不过，无名氏的嘲讽，哪里可以完全相信？如今详细抄录他的《记》在后面。大概“商”字只是笔误，有人却趁机借此诋毁他罢了。（按：此事也载于《齐东野语》第十卷。

译最初指出这一错误的，是黄予由的夫人胡氏〔此句原文疑有脱误〕。《记》说：“皇帝登基第五年，天地清平，四海安宁；施行仁政，恩泽普及，减轻赋税，减省刑罚，用来培育民生根本，迎接上天福佑，恩德深厚。又振作精神谋划政事，综合任用贤能，功业显著，大小事务都得到举办；于是皇帝眷顾并驻跸钱塘，命京尹治理神皋之地，特别慎重地选任官员。权尚书工部侍郎臣赵师Э，凭借才学、谋略和办事能力，声名一时显著。近来拜任大农，兼任天府之长。凡是督察属官、劝课农事、整顿军队、约束官吏，以及文书、期限、会计、钱粮出纳，还有郊丘祭祀的供品、宫廷的供奉、百司庶府所需之物，制度纲纪和规模，都整肃而完备。现在因治理政绩显著，升任从班。绍熙四年十月七日，师Э曾上奏说：‘臣仰考圣代，沿袭唐朝旧制，以杭州西湖作为放生池，是天禧年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的请求。西湖利害关系难以解除的有五项，沿用放生旧制，大概是其中之一；这是元祐年间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的主张。绍兴年间的明诏，扩大了皇上的恩德，恩泽所及之处，禁止张网射猎。淳熙年间庆贺寿辰，又重申深远的谋议；生物繁殖既已兴盛，所得到的福应也更加丰厚。’ 正当奉祝三宫安康福寿、使万世子孙绵延之时，理应让福泽日增月长，使吉祥更加深厚。可是却让高大的石碑混杂在草莽之间，禁令被奸豪破坏，这实在不是奉行宽大仁政、劝导首善之地应有的做法。于是谋划在皇帝诞辰之期，共同献上华封三祝；严格发布戒令，务必谨慎防护。园囿宫林的禁令，应当一并整饬；富强而挟贵势者，也必须依法惩办，希望由此顺合皇帝的心意，使国家根本更加繁盛。诏书说：“可以。”于是选择、丈量地址，靠近城墙，左边连接石函，右边通向涵制〔原文及版本有异，字义不详〕。建造五楹的亭子，前面有轩榭，题名“德生”，以盛大地显示皇上的恩赐。又建三楹的屋宇，向下容纳湖水，是祝网放鱼之处。又建三楹的亭子，里面与山脚相接，立有旧刻和新铭。竖立华表，题写美好的名称；奉命询问题字之人，是钱塘尉扈武。亭子落成那天，城中百姓聚集观看，和气与欢呼声无边无际。祝愿皇上的寿命与上天一样崇高，祝愿皇上的基业与大地一样长久。把这种祝愿推广到天下，大概就从这里开始。多么盛大啊！臣私下认为，宋朝承受天命，历代圣主光明相继，一向以宽仁为本，奉守为家法。” 军队不轻易动用，刑罚不任意施加；雨露所覆盖的地方，舟车所到的地方，都受到滋润养育，得到丰厚美好的恩泽，何况万物呢！从鸟兽鱼鳖都顺应夏历而兴盛，到鸟兽昆虫因周家兴盛而遍布天下，凡是发布政令、施行仁政的，没有不以此为根本的。师Э如果确实能够推广皇上的旨意，形成告谕，直到使恩泽流布，与宋朝永无止境，就好了。《诗经》说：“上天保佑安定你，使万物没有不兴盛；像山一样，像阜一样，像冈一样，像陵一样，像奔流的河川一样，没有不日益增长。”这正是当时的情形。臣已经记述了这件事，又附上铭文说：‘上天赐予宋朝天命，世世代代以仁德治理。宋朝为上天所喜爱，武、文、圣、神诸君相继。上天说要使万物生长，伟大的昊天啊！我们接受这一使命，代替上天牧养人民。刑罚不滥施，兵戈不妄动。谁主持天府，永远保佑百姓。皇帝英明圣哲，承受帝位，彰显珍瑞。宋家的法度，就是仁厚如春。只愿谋划治理，奉此为法，遵此而行。慈爱熏陶，恩惠普及，广远无边。谁主持天府，是宣告谋略的臣子。往昔有一座池，在西湖的津渡。罗〔字形疑误〕所窥视之处，防禁却没有施行。为了扩充皇上的恩德，封章奏请情意恳切。师Э叩首，恭敬而谨慎。皇帝说：‘啊，你应当使它更新。’用来扩大福泽，祝愿我的君主和亲人长寿。’〔按：“皇帝曰嘻”四句，原本脱落。〕 如今依据《咸淳临安志》补入）。在湖址上刻石立碑，在湖边建亭。张设露囊，悬列金鉴，率领当时的士绅；与那些父老一同来到这里，车马接连不断。鸟在高空飞，鱼在水中跃，使羽毛丰整、鳞甲滋润。上天养育万物，大海包容万物，所取用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全城百姓都改掉奸诈而变得淳厚。感念皇上的恩惠，便捐弃渔网和钓丝。仁爱百姓的心，也同样施及万物。百姓与万物本为一体，正是天人相通的道理。百姓歌颂皇帝，认为他的德行冠绝群伦。奉承三宫，愿她们享有八千岁的长寿；子孙绵延不绝，子孙兴盛有为。”假如不依据《记》加以考订，后人一定会把无名之人的话当成可信之言了。（按：这部《记》的传抄本错误很多，而且还有错简。现依《咸淳临安志》订正。） ○《犬吠村庄》：韩侂胄曾在南园宴请随从官员，京尹赵师[原文疑作“Э”]也参加了。赵师[原文疑作“Э”]于是鞭打了右庠的生员，两学的学生群起到宫阙前伏地，请求光范门申诉赵师[原文疑作“Э”]。当时史相掌握国政，不愿轻易处置京尹，所以施行得稍稍迟缓。诸生郑斗祥等人于是编造说，赵师[原文疑作“Э”]曾在南园的村庄里学狗叫，又跳斋郎舞来取悦韩侂胄的第四位夫人；并把这些编成诗，借以排挤赵师[原文疑作“Э”]进入台谏。赵师[原文疑作“Э”]虽然确实依附韩侂胄，但又哪里至于如此呢？李秀岩名心传，没有请任东南事务，这件事不是他亲眼所见，却把它记载在《朝野杂记》中，诸生所作《犬吠斋郎》诗尤其记述得详细。后来的史官应当考察此事。有人说曾有人钻狗洞去见韩侂胄，这也不是真的。（按：《犬吠村庄》和费士寅钻狗洞的事情，《齐东野语》也辨明是诬传。） ○考异：韩侂胄失败后，抄没了他的家产。韩侂胄卧室内青绸帐子后面，仿佛是在用兵时一样，用罗木围住寝处，是为了防备刺杀。只有他宠爱的第四位夫人的住处最为奢侈，这就是臣僚所说的“僭拟宫闱”。抄查他的奏章，写到“陛下”二字时，必定提空（一作“控”），唯恐有所不敬。有人因此认为韩侂胄的用意不可测，这是不对的。忠献一族能够保全下来的，只有韩侂胄没有这样做。给吴曦的书稿说：“韩侂胄排除群臣的议论，认为节使能够世代继承他的忠诚。如今您这样做，韩侂胄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皇上和士大夫？这件事的书信送到之日，您就应该舍弃叛逆而归顺，改邪归正，关闭三关以断绝金人，把伪造的玉玺献给朝廷。韩侂胄替您上奏皇上，封节使为真王，这样还可以安慰天下士大夫的期望；韩侂胄也差不多就有脸面去见皇上和天下士大夫了。” ○李季章出使金国时的诗：李季章名壁，是巽岩尚书的次子，大概也是贤良公李[原文缺字]的弟弟。

译开禧初年，韩侂胄想要兴兵却没有机会，已经派张公嗣古出使去窥探敌情。张嗣古出使回来后，大大违背韩侂胄的意旨，于是又派李壁出使。李壁回来后，所说与张嗣古不同，因此逐步升入政府，后来又参与了诛杀韩侂胄的谋划。李壁出使金国时作诗说：“天际连接海岱山，重压着中州；温暖的翠色和浮动的山岚，连夜也不散去。这样的山河竟落入别人手中，面对西风残照，我懒得回头。”前两句不知道指的是哪里；既说“暖翠浮岚夜不收”，又说“西风残照懒回头”，意思也略有相悖（一作“违”），恐怕是传抄者的错误。李季章所居住的地方，也似乎（一“似”字疑为衍文）号称石林。诸公作诗很多，只有王大受字仲可的诗远远超出众作，其中有几句说：“您难道没见过牛奇章和李卫公吗？两人平生互不相容。门前车马往来相互冲撞，只有爱石头这一点心意相同。” 《庆元开禧杂事》○淮民以浆水和枣相待：绍兴和议已经确定，淮河一带的百姓才开始知道生息聚居的乐趣，桑树和麦子都获得大丰收。福建被称为安乐之地，背着东西到那里去的人，被称作“反淮南”。有的士人或百姓一到那里，淮民遇到夏天便先用浆水招待他们；到了秋天剥枣时，就把枣蒸熟放在门边，任由南方人食用，不收价钱。有时遇到父老在社庙宰牲祭祀，就立即请他们同席；如果有人留下钱财，便责问他为什么要留下，坚决推辞不收。自从开禧年间兵变后，淮民渐渐迁入浙地、闽地，甚至关门闭店，藏起饭食来躲避他们。南方人返回后告诉故乡父老，南方人游历淮地时，已经不再有用壶盛浆水、剥枣相待的供应了。○浦城乡校的芝草祥瑞：庆元年间，我还年幼时，父兄常带我进入乡校，观看大成殿第二级、第三级台阶上生有两株芝草，十分奇异，形状像如今的赤角蕈（一作“形如金赤蕈”），又大又重叠，颜色[原文“色而”疑误]更加偏紫，旁边还带有金色。其中一株生在第三级台阶正中，稍大；另一株生在第二级台阶旁边，稍小。大概是因为金色在微有缺损的地方显现出来。当时研究阴阳的人认为，旧校与僧寺正相对，而且背对溪山的秀美景色，导致乡里的士人屡次参加礼部试都不利于南省，于是迁移学校，使它面向山；山形像月亮，而溪水实际上在它下面朝向学校。这一年芝草便生在殿前台阶上，文忠真公也于是考中乙科，接着又考中宏博科；他的岳父开国杨圭，也在同年考中乙科。文忠官至腰金，其岳父所中的科级也大致相同，杨公也官至佩金。这些本来还不足以称道，但两人所建立的功业，和芝草也相似，看来造物主是有所启示的。○台臣采用谣言：浙西有一位许姓大臣，因为国丧和母亲丧事而奏乐，又因为所居府第颇为侵占学宫，仇家便向台臣散布谣言说：“笙歌拥着从画堂出来（原注：‘来’音‘离’），国恤亲丧全都不知道。府第又进一步侵占夫子庙，真是无君、无父、无师。”最终竟把这些话写进了弹劾奏章。虽然这些话只是从传闻中得到的，而许姓大臣也未必真有这些事情。然而人言可畏，作为君子又怎能不对此谨慎呢！○好女儿花：金凤花像凤凰一样张嘴飞舞，每一种各自具有一种颜色，聚集开放时便成为五色花，尤其从夏至秋开得最盛，称为“金凤花”。中都的习俗，宫闱中的隐语称它为“凤儿花”。慈懿皇后出生时，在墨民[原文作“墨民”，另本作“墨氏”或“黑民”，不知哪一种正确]家有一位仪态[原文“▯▯仪”字样有误]，名叫凤娘；等到慈懿皇后登上中宫之位，六宫为了避开旧称，便称这种花为“好女儿花”。如今行在仍然这样称呼。○秘书省的曲水砚：王大受号易斋，楼镛号月湖，都是知名人士。王大受因为吴公琚所受的三郊异姓恩荫而补授官职，楼镛则通过科举入仕。楼镛在越地钱清负责煎盐，认为王大受不是其他士人可比，于是甚至停发俸禄，卖掉青布袍给盐亭的煎盐工穿，并以迎接普通人的礼节到越地迎接他。（按：楼镛迎接王大受，或许是因为王将到越地代替楼镛的缘故。后文章公变换榜客次，有“王煎盐”的称呼。这里的叙述次序不清，疑有脱误。）王大受忽然看见迎接的人进来，便惊讶地说：“这一定是科亭户。”于是给他罗织罪名，说他犯了赃罪，立即把迎接他的差夫关进仁和县的监狱。随后又让家奴带着一个箱子随行，直接渡过浙江，坐在盐官南面，鞭打亭户并审问他。楼镛在屏风后面说：“王大受，你凭口舌得到官职，竟敢这样做吗？”于是两人互相向仓司申诉。仓司就是章燮，章燮不认为王大受有理，却还没有找到办法发落他。王大受与韩侂胄的女婿顾熹交好，便暗中劝说台臣弹劾楼镛，直到把楼镛已经获得的荐举追回，又五次削夺他的官职（二句似有错误；“平”或应作“抨”，“返”或是“反”字之讹）。当时郑[原文“捐”疑误]是顾熹的属官，也把这件事告诉章燮，章燮更加不能平息怒气。王大受到台府拿着谏官的书信，有人说程公出来了，他又拿顾熹的书信申诉，章燮对这封信很生气[此句疑有误]，说道：“你还没完吗！你为什么一再拿这些来胁迫我？”说着把信扔在地上，斥责王大受，命典谒者把王大受夹持着带下台阶。王大受认为士人可以死却不能受辱，想要弃官离去，郑氏用好话从中调停。章燮在客厅张榜说：“王煎盐，从今以后不许相见。”但是作为楼镛，还没有机会把这件事告诉韩侂胄。恰好有个名叫拱老的和尚在越山墓砖之间得到一方小曲水砚，原来这是献给乳母作为陪葬品的。铭文末句说：“希望七百年之后，知道这是我的乳母。”和尚急忙把这件事告诉攻瑰[原文作“攻▯鬼”，姓名有误]。攻瑰考察核实了这件事，洪于是进京把它献给韩侂胄。韩侂胄知道洪与攻瑰交游，便说：“近来还平安吗？很久没有收到攻瑰的信了。”洪于是提到楼镛的事情，韩侂胄大怒，责备顾熹。台臣察看风向，便把王大受逐出，又把楼镛被削夺的五项官职全部恢复。曲水小砚由韩侂胄进献给皇上，诏令交付秘书省。砚上的字多采用《兰亭序》的字。华亭名家子弟朱日新，号文，为《爻赘集》作辨文，刊刻出来给人看，逐条剖析、详细列举，和攻瑰极力争辩，认为事情不是这样，大概是怀疑其中有乳母喜好“释、老”的词语。“释”这个字，特意取自“弥天释道安”这句话；自晋、宋以来，从来没有把“释、老”二字合在一起使用的。而且把《兰亭序》中所有与它相合的字都剪取出来，以此辨明它是诬说。又说：“怎么知道这方砚不是出现在七百年之后呢？”攻瑰不愿同他深入争辩。如今想要摹拓的人，必须先向监长说明，然后才能打开封缄。秘府[原文“▯后”有误]后来不知这方砚还在不在？（按：王大令《保母墓砖》在宋嘉泰年间出土，不久就归入秘省。当时摹拓本很少，世上很少流传。只有弁阳翁周公谨遗留下的一幅巨卷，后来收藏在本朝高詹事士奇家。前人摹写的曲水砚式样，上面有“晋献之”三字，帖中保存一百零五字。颜体行书与《戏鸿堂》摹刻的相差很大，其中写着“八百余年，知为予之乳母”，并不是“七百年”。帖后的题识多为宋、元名流所作，篆、隶、楷、行各体都各有擅长。白石道人写的二千余个小字，完全具备楷书法则，尤其是世间罕见的珍宝，不只是因为赞赏他的鉴定准确。我偶然得以一览，立即亲手抄录，共二十多张纸，于是校订绍翁所记的曲水砚一事，附刻在卷末，希望阅览者能够更加详细地了解它。乾隆戊戌仲冬望日后一天，知不足斋书。）

译附刻 ○追封岳侯制词　见《金佗粹编》：君主没有私心，授予和剥夺都归于万世共同的公论；天下存在真实的是非，不必等到百年之后才会确定。念及这位名将，早已被称为忠诚之臣；虽然功业没有在生前完成，但身后的声誉和声望却更加彰显。远远追怀他的英伟气概，再次给予哀悼和褒扬的文辞，因此追复少保、武胜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赠太师，谥号武穆的岳飞。他蕴含盖世的才略，具有冠军般的勇武；谋略如霍嫖姚，立志消灭匈奴；意气如祖豫州，发誓肃清冀州、朔方。屡次擒获敌人并取得俘虏，也曾辞去爵禄而建立功勋；对外震慑敌人的威势，对内竭尽谋划。正值当时讲和，将要把战马放归华山南面；你却仍然奋发威势，想要执剑安抚伊吾以北。于是导致樊蝇聚集，渐渐形成市虎般的疑惧。虽然怀有郭子仪贯日般的忠诚，却没有得到他的福分；最终陷入李林甫偃月般的诬陷计谋，又有谁来拯救他的冤屈？等到国论已经明朗，果然国家对他的诬陷自行辨明。中兴之主思念不忘，重华之君追念褒奖尤其优厚。因此当我这年幼的君主在位时，仍然想象他的风采功烈仿佛还存在。于是颁布我的恩典诏令，赐给他王爵。把熊耳山以南的旧有土地赐给他，超越唐代尉迟敬德旧日的封爵。这难道只是为了安慰九泉之下的心，也是为了振作三军的士气。唉！修整车辆、准备器械，正应当趁天下闲暇之时；彰显忠臣、成就贤良，无论幽明都不能有所懈怠。想来九泉之下的灵魂，一定会享受这份宠荣，因此特此追封为鄂王，其余封赠仍照旧。附录 ○晋王大令《保母帖》：郎君王献之的保母姓李，名意如（第一行），是广汉人。她在母家时志行高洁秀异，嫁入（第二行）王氏后，性情柔顺，恭敬勤劳。善于写文章，能写草书（第三行），能够解释老子、佛教的旨趣。七十岁时，兴宁三年（第四行），岁在乙丑二月六日，无病而终（第五行）。□□□□□□□□□□□＜门方＞（第六行）冈下，以曲水小砚、交螭方壶作为陪葬品（第七行），在墓上种植两株松树，竖立贞石作铭志（第八行）。可悲啊！八百多年以后，知道王献之保母（第九行）葬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尚且□□焉（第十行）。《信天巢竹窗》：高士奇家收藏。典午距今已经八百年，王家的旧物很少见；万古风流的书法宗师，后代忽然得到当时的砚。背面题有“晋献之”三字，大令的笔法无可怀疑。旁边刻着“永和”二字小楷，剥蚀漫灭，仅仅可以看见。稽山的樵夫哪里懂得鉴识，把它从山中同瓦砾一起挖出。一旦归到后世子孙手中，仿佛土地和上天帮助它显现，不费力气。世间赝品常常扰乱真假，近来工巧智慧尤其日新月异。古意茫然，原本不容易看见；它既不是歙砚，也不是端砚，却超过二者而相近。回想过去常常瞻仰王大令的画像，他魁梧高大，和字的气势相称。这方砚为什么这样微小呢？我反复把玩，竟不能盈握。质地虽小而用途很重，容易随身携带；陈玄、毛颖伴随我东西行走。有时心意与外界相会，滴水落下便仿佛化生云龙。质地细润、适合研墨，正是砚的美处；形制[原文“形▯”有误]奇特，并非近代制作的样式可比。在山阴亲自见过王羲之、王献之遗迹的人，应当十重收藏，不要轻易给人。退堂僧了洪书：天下千年都称赞《兰亭序》，《兰亭序》真迹收藏在昭陵。如今所谓定本被夸为第一，贞观年间的临摹本刻成美玉般的碑刻。黄[原文“＜门方＞”有误]冈下发现了宝贵的墨迹，自古以来烧制的砖坚硬胜过石头。王大令亲自书写《保母铭》，何况还是当时晋人的刻本。砖虽破裂而文字大多完整，精妙的书法远远超过《兰亭序》的刻本。其中“曲水”“悲夫”等字，精神飞动，仿佛要超过骅骝而前行。我家的阿连有缚虎的手段，又得到退堂方丈这位朋友。王君出自三槐世家，参与坐席作文，确实可以长久相交。田家人起初来献小砚，不久便看见砚面水光润泽，像细流刚刚流过。仔细看背面刻着“晋献之”，旁边仿佛还有“永和”二字。赶紧访问田家，叩问它的来源，才知道墓塌后随意取出。大砖用来支床，得到前面的[原文缺字]；[原文缺字]浮屠的首尾完整。文字共十行，每行十二字，合计一百一十七字，漏掉两个字。交螭方壶已经不再看见，贞石毁坏埋藏，松树也腐朽了。我得到这块碑，高兴得睡不着，抚摸着它，叹息了三声仍觉得叹不尽。兴宁甲子经历了十四轮，后来又过了三年仍是乙丑。如果不是完全通晓未来的数目，怎么知道八百多年以后会有此事？苏东坡大概没有见过这篇铭志，《金蝉》的铭文为什么如此相像？又知道文章有暗中契合之处，智慧和谋略所见大体相似。二王留下的遗迹本来已经没有什么遗留，谁知道地下竟有这样一段奇事。三位君子共同成就了这件胜事，至宝显露出来，确实自有时机。越山盘曲，献给王献之和王羲之；把它交给后代子孙，世世代代守护。烦请您再替它护持幽冥之处，或许李意如在地下仍然有所知觉。攻瑰、楼公墓铭：三代以来就已经有墓铭了。薛尚功《钟鼎款识》第十六卷记载，唐开元四年，偃师的耕作者挖出比干墓中的铜器，篆文说：“右边是林，左边是泉；后面是山冈，前面是道路。愿万世安宁，这里便是珍宝。”大概古人铸造铜器精巧，用来镂刻成器，生者、死者都使用。自从汉代钱币日益重要，铜禁一天比一天严格，工匠无法维持旧业，于是陶土烧制得坚硬细密，与铁石相同。我得到一块光武年间梓潼扈君墓砖，没有叙述他历任的官职，末尾说“千秋之[原文缺一字]”（按：原迹空缺一字），模印的是隶书，而不是刻成的。又有章帝时范君、谢君的砖铭，以四字为一句。后来铜雀台的瓦也可以制成砚，字迹同样是凸起的。由此可知，东汉铭刻墓葬，起初还使用砖，过了很久才刻石。绍兴年间，我亲眼见到常州宜兴县中[原文“▯□□□”有缺误]，当时太尉许[原文“＜有▯＞”有误]家有一块漫漶的碑，只有前面一百多个字还能读，大略说：“[原文缺字]（按：缺处仿佛是‘夫人’二字）是会稽山阴人，姓刘，是太尉的妻子。”任昉在梁代撰写《文章缘起》，于是说墓志始于晋代殷仲文。洪丞相题跋说：“世上传说东汉墓碑都是大隶书，我怀疑任昉当时还没有见到这些碑。” 他的说法确实正确，可惜洪公没有见到汉代墓砖。从今天来看，是由铜改用砖，再由砖改为凿石，时间越久，制作也越简便。嘉泰癸亥年，故友四明沈焕叔的儿子沈省曾字智甫，拿出越地新近拓印的王献之《保母墓碑》给我看，于是我把详细情况记在后面。十二月壬寅，平园老叟周必大。右边是晋兴宁三年王献之的《保母墓碑》。嘉泰二年夏六月，山阴农民开垦土地，在黄□冈得到一块砖，原来就是这块碑。当时还一起出土了一方曲水小砚。砚色深黑而温润，背面有“晋献之”三个字，旁边有“永和”二字。从墓志文字来看，大概是殉葬时的物品。碑文共十行，虽有断缺，余文仍可读，笔力遒劲而秀婉，确实有王羲之的风韵。现在归钱清王畿家所有。王畿字千里，喜爱文学、广泛考究古物，是三槐文正的后代，这件东西算是找到了合适的归宿。碑文说：“八百多年以后，有人知道王献之的保母比这里的土地还富有。”这块墓砖出土，距今确实是八百三十八年。王献之生前竟能预先知道这些事，真奇异啊！闰十二月十六日，会稽太守豫章人李王子敬父子都擅长书法，精妙绝伦，原本不必多说。然而世间金石刻往往可能变坏，而这块砖只是用陶土烧制的，因此可知许寿诚的制作，竟差不多预料到数百年后还会有人知道它；这就又超出了器物本身的范围，恐怕不只是局限于笔墨技巧的人所能做到的，也尤其难以用常情来评说。开禧丁卯季春十日，□城宋之瑞。（按：宋之瑞是天台人，“城”字上面应当是“赤”字。）

译这篇文字写在《兰亭叙》之后十二年，当时王献之还没有成年。许多人认为它的劲健超过《兰亭叙》，这大概不对。观赏书法的方法，应当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必须等作品历经岁月、显出成熟气象后，才能看出它的全部神韵。我年轻时得到王献之的《洛神赋》小楷，世人传说这是小王晚年所写，精妙到了极点。三十多年后，我在临安旅舍亲眼看到《保母》砖刻，笔法精严强劲，仿佛是两个人所写，顿时觉得自己从前喜爱的《洛神赋》反而不对。后来长久思索，才明白《保母》刻本劲健挺立，精神向外流露；《洛神赋》雍容和缓，但劲健之气蕴藏其中。少壮与老成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也因此高兴，认为观赏书法的方法已经完全明白了。至于它的文字简易、叙事应验，这正是晋人当年的习尚；如果有人因此怀疑这篇文字不是真迹，那就错了。开禧丁卯四月，会稽南明山人黄庭。器物从陶土制作开始，墓葬使用砖，其来历已经很久了。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以□至周代，陶土烧制技术已经精致，坚硬如金石。汉代阳朔砖上写道：“尉府壶壁，阳朔四年□朔始造。”字形笔画奇特古朴。西汉文字，世上留存不多，这几个字却完好无损。居摄年间的坟坛，有两块刻石：一块写着“上谷府卿坟坛”，另一块写着“祝其卿坟坛”。砖上刻字，成帝时已经见到；坟墓上有刻石，新室时期也已经见到。晋代大令王献之为保母墓葬制作刻砖作为墓志，也应当是承袭当时的做法，只是相比使用金石，更为简省罢了。墓志说她“善于写文章，能够写草书”，这也可见于父子二人笔冢、墨池遗留下来的书法习惯。小砚随墓志一起出土，是没有忘记她生平的爱好，还是借此显示她志行高洁秀美呢？后世士大夫喜爱古物、博雅好古，喜欢聚集石刻和器玩，大多也是从坟墓中得到的。碑刻和器物固然值得珍藏，但墓室和墓地却任其被挖掘破坏而不顾，尚书楼公诗中的断句，是关于厚德的言论，士大夫应当以此为鉴。乙丑七月五日，崇奎堂高文虎。（按：以上两首诗和四篇跋文，都是同一人所写的隶书，可惜没有写下他的姓氏。）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钱清三槐王畿，字千里，得到晋代大令王献之的《保母志》和小砚于稽山樵夫周某处。这两件东西我都亲眼见过。墓志刻在砖上，砖的四边都刻有文字，其中三面是钱文，都是凸起的，已经断成四块。归到王氏后，又断成五块。总共十行。末行缺两个字，无法知道是什么。（按：原迹在“知”字旁边有笺注。）第六行缺十二字，仍可考见，写的是：“中冬既望，葬会稽山阴之黄＜门方＞。”（如今作“礻方”。）砚背刻着“晋献之”，字在上部偏右，另有“永和”二字，是划刻而成的，刻痕很浅而细瘦。“永”字少了捺，“和”字少了口。砚石极像灵璧石，又像凤味石，质地很细，适宜磨墨，中间略微凹下。有的人认为这是王氏旧物，因使用而形成凹处，其实不是。按照米氏《书史》的记载，晋、唐的砚台形制都是这样，落笔容易写圆。距兴宁年间至今已经八百三十八年。（按：“八载”二字，原迹倒写。）真奇异啊！物品的隐显，难道也有一定的命数，而古代贤达都能预先知道吗？又按《画记》，大令在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四十三岁时去世；上推到乙丑年，他二十二岁，已经有这样的神悟，至于言语和书墨的精妙，更不必说了。这些字与《兰亭叙》有不少不同，确实是大令的名迹。不经过重新摹写，笔意全都保存着，甚至胜过定武刻本。梁代虞和说：“王羲之任会稽内史，王献之任吴郡太守，所以三吴地区特别多有他们留下的遗迹。”大概右军辞官以后便居住在山阴，如今的蕺山戒珠寺就是他的故宅；云门寺则是大令的故宅，距离黄＜门方＞都不远，因此有这样的遗物很合适。《保母志》有七点优美之处，是其他法帖所不能比的。第一，右军和怀祖（王述）一同居住在越地；右军是琅邪族人，怀祖是太原族人，所以大令开头特别说“琅邪”，用来区别自己的族属。古人重视氏族到了这样的程度。第二，世上传说大令的书法，除《洛神赋》是小楷外，其余多是行书、草书。这篇却是正行书，完全具备楷书法则，笔法劲健端正，与《兰亭叙》《乐毅论》相合；此外，即使《东方赞》《黄庭经》也不相合。第三，世上没有《兰亭叙》的古本，大家共同珍视定武本。定武本是在数百年以后刻成的，难道不会失真吗？这篇是大令在世时刻成的，笔意全部保存，若要探求二王的书法规范，没有比它更可信的了。第四，它不只是书法像《兰亭》，文章气势简洁秀美，也像他的父亲；又与叔夜、伯伦、渊明、远公的作品有同样的风格格调。第五，定武《兰亭》是前代巧工所刻的，曾经拿其他古本比较，才知道它过于妩媚。此刻刻得很深，只取笔力，不追求圆润华美。“双”字的掠笔、“夫”字的磔笔、“载”字的戈钩、“志”字的心部，经过反复刻削，才形成精妙的笔画。古代善于书写的人，大多自己刻字，如钟元常刻《受禅表》，李北海借黄仙鹤之名，伏令芝等也是如此。这块砖恐怕也是大令亲自刻的，不然怎么会这样精妙呢？第六，墓志中的意思像妇人所说，而她又能写文章、善于书法，直到元代仍被收入典籍，由此可知当时文风很盛，妇人中值得称道的并不只有杨皇后、魏夫人、卫茂猗、谢道蕴这些人。也由此可知古人教育子弟，既让他们到外面跟从师友学习，回到家中，又让那些能写文章、懂道理的妇人和他们相处。王子敬成为晋代名臣，确实是有道理的。第七，能够预先知道八百多年后的事，虽然近似奇异，但古代贤达中这样的人很多；伊川预知戎事，樗里子预知葬地，都是出于精神明达开阔，自然能够预先知道，难道一定要用式盘、拿筹策推算后才能知道吗？只是这些字与《兰亭》相比，结构稍显疏朗，应当是因为年轻。右军书写《兰亭》时五十一岁，比大令多了三十年的功夫。近几天我和各位名家极力讨论此事，因此详细记在这里。

译《保母志》与《兰亭》相同的字有二十四个：之（三个）、年、在（各两个）、文、能、老、趣、兴、岁、丑、日、终、以、曲、水、于、悲、夫、后、者；与右军其他法帖相同的字有十八个：行、秀、王、勤、书、善、七、十、三、二、月、六、无、小、冥、贞、而（两个）；曾经在大令杂帖中见过的字有三个：献、（两个）宁；至于在《兰亭叙》和右军法帖中见过的字，大令法帖中也有很多。这次刻本大约有一百零五字，其中可以用其他法帖验证的共有四十五字，剩下六十字，如保、归、柔、恭、属、解、释、交、螭、墓、志等字，尤其精妙绝伦，是晋、宋以来书法家从未有过的。壬戌十月，我的故友了洪法师带着墨本从钱清来给我看，并且说：六月六日经过王君那里时，有个野人从外面来，拿出一方小砚送给王君的儿子，说是春天挖山时得到的。了洪拿来观看，看到砚背有“永和”和“晋献之”二字，知道这是墓穴中的物品。于是问道：“有没有碑呢？” 野人说：“一块砖上有字，但已经碎了。”于是立即让人把它送来。第二天，他拿着前五行来，当时还没有断裂；验证后，知道是大令的《保母墓志》，但文字还不完整，于是又让他继续寻找。十天后，他才把后五行送来，已经断成三块：一块用来垫床，上面有“交螭”二字；一块被小孩用来垒塔，上面有“曲水”二字；一块丢在别处，后来碎片重新合在一起，仿佛有神灵相助。野人姓周，住在越地稽山门外，距离钱清六十里。他不把东西送给别人而送给王君，也很奇异。王君把砖和砚带进京城，我得以借来观看了好几天。有人认为这是王君伪造来欺骗世人，也有人说有几个人刻了不同的本子来混淆真迹。然而我观察这篇墓志，绝不是今人所能制作的。我学习书法三十年，晚年才从单丙文那里得到笔法，世上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仔细观看这块刻砖，笔法仿佛与我所学完全契合，难道说王君能够制作出来吗？假如今人真能制作，那么其他刻本就应当同样出色，为什么却都拙劣不堪呢？有人说，大令是晋人，不应该在砚背自称“晋献之”，这就说明它是伪作。也不是这样。大令在砚背刻字随葬，是知道它八百年后还会出土，所以先写上“晋”字来表明身份。又考察历代的印文，都不称说朝代；只有魏、晋的率善令，往往写作“魏率善某官”“晋率善某官”。活人使用的印章尚且可以称“晋”，殉葬的小砚难道不能称“晋”吗？有人又说，蜀地被李氏占据，早已不属于晋，怎么会有广汉人做王氏的保母？这也不对。王献之称她为“琅邪人”，难道当时晋朝真的拥有琅邪吗？这不过是按照她世代所属的地方来称呼罢了。如今西北地区人的子孙很多，但他们也仍然各自按照父祖的籍贯来称说。按推测，意如生于晋惠帝元康六年；此后蜀地虽然发生动乱，但晋派遣的使者罗尚在蜀地驻留很久，不能说蜀地不属于晋。永兴元年，李雄攻克成都，军中发生严重饥荒，蜀人流散，向东下到江阳。意如离开蜀地，或许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说，佛教徒称“释”，始于道安，大令时代不应有“释老”的称呼。这又是极其不考察古代。 《阿含经》说：“四条河流入海，便与海同流；所有四姓出家，都与佛同姓。”释是佛的姓氏，这里把佛称为“释”，已经很久了。墓志中说“释老”，是把佛与老子并称，并不是说佛教徒。 《晋史》说：“何充性情喜爱佛教经典，崇尚修建佛寺。”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在道安以前，比丘各自称自己的姓。道安想让他们都改从佛姓，起初没有人相信；后来得到《阿含经》，才相信了这件事。从那以后，这里的比丘都姓释，例如释惠远。考察何充是东晋中兴初年的人，道安、习凿齿都在荆州依附桓温，正与大令同时，也不是不同时代的事。有人说这些字多像《兰亭》，怀疑是后人集《兰亭》的字拼成的，这也不对。大令的字与《兰亭》相同的，难道只有《保母志》吗？不过大令一生所写的行书、草书很多，正行书很少，不妨拿《官帖》第九卷中的行书帖来比较：《相过》一帖相同的字有十八个：相、终、无、日、在、未、暂、坐、感、感、得、古、尽、痛、此、所、不、流；《思恋》一帖相同的字有九个：事、既、将、视、左、右、无、喻、尽；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相同的字有十一个：日、操、之、岁、尽、感、怀、不、亦、情、得。《静息》一帖相同的字有四个：静、是、极、无；《发吴兴》一帖相同的字有八个：吴、兴、感、喻、不、静、兄、情。其他相同两三个字的情况，多得数不清。右军和大令既然是父子，不应怀疑他们的书迹相同；如今父子书法相同的也很多。大体说来，大令的字与《兰亭》相合，即使不是同一个字，偏旁也相合，例如兄、况、吴、娱、掺、▯参等就是这样。即使是行草，下笔的笔势也相合，例如无▯参、▯▯等就是这样。又考察唐人集右军书法刻碑，大多俗劣不堪，这一篇却高妙，例如老、夫、水三个字，又像跳灶，绝不是集字。有人又说，南朝以后才开始把铭志埋在墓中，大令时代不应有这种事。这也不对。汉代谢君墓砖上写着：“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谢君造此墓砖。”又在武阳城东彭亡山山顶的石窟中，有汉章帝建初二年张氏的三处题识，洪氏《隶释》记载了这些。这也是埋铭的起始形式，可见它并非始于南朝。有人说，苏轼《金蝉墓铭》写道：“百世以后，陵谷改变位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译知道这是苏轼的保母，还请不要毁坏它。”这篇墓铭的末章似乎与此相近，因此有人怀疑它。我认为，苏轼只是推想这种道理可能发生，大令却知道这种命数必然如此；作者的话自然会彼此接近。越地有人从地下得到一块石头，上面有诗写道：“笑着击打画鼓经过江东，身到蓬莱第一峰。坐看海上云霞迎着太阳升起，千山全都在（缺二字）中。”这末章又与苏轼的《潮》诗相合。苏轼固然是文章宗师，但把两篇《保母志》放在一起比较，见识高明的人自然能够判断优劣。又有人说，保母是王氏的妾，不应说“归王氏”；《金蝉碑》称她“隶属苏氏”才对。我认为既然称她为母，说“归”有什么不可以？况且苏轼为弟弟的保母作铭，所以称“隶属”。如果是苏辙自己作铭，就不忍心称她为“隶属”了。这正可以看出古人的忠厚。世人竟这样随意妄加议论，真叫人泄气。我担心流俗相传，诬蔑毁坏这件至宝，所以不得不尽力辨明。即便如此，妄议只能迷惑庸人，博雅之士一看便会明白，不必等我喋喋不休。砖埋入地下八百多年，已经腐坏，恐怕不能保存太久。近来摹出的本子，比刚出土时已经觉得昏暗迟钝；如果不停地摹写，它会一天天磨灭，所以得到墨本的人应当好好保存它啊！我写完这篇跋后，准备抄写一份赠给千里，但因疾病阻碍，从四月一直到九月才完成。送给千里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我经过钱清，和元卿、千里一起观看，姑且把这些话记在后面。番易姜夔，字尧章。（按：姜夔的跋没有印章，后面的“荪壁”和“｛チ去｝书”两方印，距离跋文稍远，都是收藏图记。） “荪壁”“｛チ去｝书”两方印都是朱文。王郎才华风流，笔墨美妙无比。残砖和断裂的刻文，也有神物在护佑。埋藏光辉八百年，重新出土似乎自有定数。王羲之、王献之的伟大遗迹，竟在山阴道路旁出现。可以与《丙舍帖》抗衡，远远超过《黄初赋》。景师和阳朔的刻文，漫漶不清，不足相比。一定要有中山石，才可以和它并列。十行一百多个字，每一个都生动妩媚。所谓家鸡野鹜的评论，我不接受。佳妙之处大概相同，但其中的精妙难以用语言说尽。我贫穷，却特别爱好这些东西，仿佛每个字都可以煮来吃。不知道是什么老妇人，凭借这件东西把声名托付给万古。反倒奇怪玉匣中的书迹，最后却连累昭陵的泥土。三齐周密，字公谨，父亲名密；朱文印“公谨父”，白文印“齐周氏”。说什么“撞破烟楼”本来就不对，唐代的无名晋刻与它相差悬殊。不要把定武城中的石刻，轻易拿来与黄＜门方＞墓下的砖相比。姜侯的才气也是人中豪杰，辨析这些琐事只是徒劳。不要只根据骊、黄二马的外貌来寻找骐骥，书法家自有九方皋那样的鉴识之人。临摹旧说中的《范新妇帖》，又观赏今天所见的李意如古刻。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究竟学的是哪一种书法。千年以来，它郁郁地埋在重泉之下，出土后又随着劫火化为烟尘。天地似乎有意加以珍惜，能够流传下来，难道不是因为你我有缘吗？印文：渔阳鲜于枢伯几；“箕子之裔”（朱文）；枢字上有“鲜于”朱文印；“伯几父”（白文印）。印文：“伯几印章”（白文）、“渔阳私记”（白文）、“虎林隐吏”（朱文）。李氏墓下两尺见方的砖，蛟螭盘曲，仿佛星斗悬挂；埋在黄土中将近千年。鱼灯发出青荧的光，照着墓上的草。是什么人穿掘墓中而得到这件宝物？神物受到护持，完整而且美好。沙土填塞、苔痕浸染，只剩下十行文字；笔力劲健秀媚，纸墨仍有香气。旁边有曲水形的古砚，正好与它相映。世人用千金求取墨迹，眼前这件珍宝却被视同瓦砾；您能够欣赏它，才是真正有鉴识。大字没有超过《瘗鹤铭》的，小字也有《换鹅经》那样的水平。您看这行书写得如此之好，从今以后就不能只夸赞《兰亭》了。印文：“青岩生”（白文）、“仇氏仁父”（白文）、“远”（朱文）。秦川张垌恭敬地在弁阳翁三秀堂观赏。印文：“张垌私印”（白文）、“张季野氏”（白文）。丙戌年冬天，伯几拿出《保母帖》给我看，命我作诗题咏。第二年春天，我又在弁阳山房看到了这件帖，与前一件略有不同。于是再次作诗，并把前一首诗一并书写如下。社日，远叩首。我喜爱《保母帖》，人们传说它是中令王献之的书法。不必怀疑它有所残缺，幸好它是从耕作中掘出。芸阁砖如今在哪里？《兰亭》的字偶然与它相似。周姜对它的题评很看重，即使是瓦石也如同美玉。印文：“远”（白文）、“仁父”（白文）。大令王献之的书法像美少年一样俊美，玉匣金钥也随飞烟而消散。满满一百零五个字，哪里料到近来会从黄门砖中出现？字迹奇特、文章古雅，两方面都超绝；《保母帖》从此使众多法帖都相形失色。谁会拿瓦片拼合来嘲笑玉石破碎？我这一片孤独的心意，本来就与它相通。利剑横斩，铁山崩摧；游龙嬉戏，猛然踢斜银河。方形庭院没有月光，天地一片黑暗；抬头仰望，另有星星点点地闪耀。徒然说坚贞的石碑可以记载千年，还不如永和年间的洼砚存在；白石已经成仙，千里之外的人也已逝去，一千一百人中又有几个人真正喜爱它？《兰亭》确实美得像捕风捉影，可是世人重耳闻而轻亲见，听到什么便跟着赞美。三天呕血，饥饿得捶胸顿足，正像叶公画龙，却害怕真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钱唐白珽廷玉父。印文：“钱唐白珽”（白文）。鸟兽的踪迹已经不再见到，字体却越来越繁复。文字的变化各有极限，怎么能使它恢复淳朴？右军王羲之天赋精妙，笔端仿佛驱走风云。万世以来有才能的人，都应仰望他，道术也因此更加尊崇。后来只有中令王献之独自达到超绝境界。可惜唐太宗贞观年间遭遇厄运，王羲之的真迹已经不再保存。这块碑出现在千年之后，笔法仍然凛然如新。至宝没有沉沦湮没，终究成为举世无双的珍品。在晴窗之下真正懂得欣赏它，精妙的道理可以不必用言语说明。如今书法流弊到了这种地步，谁能够追究并纠正它的源头？巴西人邓文原，字善之；原文随后作“父”，并记有朱文印“邓氏善之”和白文印“邓文原印”。印文：“赵”。《保母碑》虽然是近来才出土的，原来确实是大令王献之当时亲自刻写的；与《兰亭》相比，真可以说本来就应当不同。世人只知道喜爱《兰亭》，却不知道这件作品。丙戌年冬天，伯几得到一本；后来公谨先生又得到这一本，命众人作诗，于是朋友中才有人知道有这篇文字。丁亥年八月，我从燕地回来，也得到一本。又有一位诗僧答应给我一本，虽然还没有得到，但已经可以相互印证了。世人如果想学习书法，不可以没有这件帖。我虽然拥有它，却只恨奔波于南北，不能尽力完成古人在临池方面的功夫。因为公谨拿出来给我看，更使人重重叹息。孟顺。印文：“赵孟頫”（朱文）、“天水郡图书印”（朱文）。

译黄门砖残断后，是谁得到它的？原来是在双松之下殉葬的方壶螭。碑文记述保母李氏，说这是大令王献之所作。仅凭点画，怎知道它还带有少年时的气息？笔势从孩童时代起就不可牵制。当年把翰墨托付给长久的计划，奇异啊，岁月竟如同早已约定。幸亏樵夫巧妙地收拾保存，难道没有过路之人还在为它叹息？残砖包裹着送到平原人家，《阅古》所收众多法帖为什么偏偏遗漏了它？穷尽考索，广泛征引，反复辨论是非；真正有眼力的人很少，许多传说都令人怀疑。有人拂去尘埃，显露出尺幅纸上的旧迹；听说您喜爱古物，便把它卷起赠给您。竹简编册无端从汲冢中出土，山陵谷地变迁，岘碑又要到何年才会沉没？坐中人的鉴赏本来容易厌倦，世外隐伏的事物却还要费力从旁窥探。诗人雅士一旦把玩它，孝子慈孙却会为此悲伤千古。您没有看见钟繇的书法也十分奇绝吗？他还曾穿入荒墟墓穴，寻求自己的老师。山阴王易简脱落的《黄门帖》，按文辞看是大令王献之所书。它略带《兰亭》的面貌，所谓“七美”大概不是虚说。有人惊讶它残缺而不毁坏，有人怀疑这是编集而成，真可悲啊。考察真迹固然可以说是癖好，考订伪作也同样可能是愚行。只看其中所藏的内容，清赏之物不过是砚和壶。晋人擅长风流，理应与后世不同。可惜其中还说到年数，预言寿命八百多年。坚贞的石碑久经岁月已经剥蚀，双松也不知将枯死多少次。小小一片砖为什么还没有化为尘土，直到今天才遭到耕锄破坏？当初把文字幽刻在砖内，本来是要寄托于荒墟。谁知道正因为如此，反而能够使人误解它的意思。流传后世难道算是幸运吗？何况还遭到韩侂胄一类人的污辱。辨明真伪反而增加麻烦，只能供人把文字当作娱乐。陶土尚且如此，为什么还要用玉鱼陪葬？玉笥村民王沂孙咏道父、三齐吕同老恭敬观赏。至元戊子年，鲜于枢再次观赏。与曹彦礼一同观赏。五色祥云从险峻的山岩间升起，黄门砖的名声重于九里山。中令王献之流传于世的法帖很多，难道他愿意把幽隐的刻文落入人间吗？八百年从卜筮所说的期限开始，数尽之后天地又重新显现。残砖一旦出现在人间，便令人叹息可惜，竟没有人替它遮盖墓台。山阴后人王英孙、永嘉俞德邻、山阳汤炳龙、京口郭景星、济南张谦、东阳胡长孺、钱唐白珽、延平祝宜孙一同观赏。我曾经对诸位说：自从时代迁移、万物变化以来，凡是商代彝器、周代鼎、汉代碑碣、秦代石碑，稍稍流落人间的，传闻讹误、沿袭附会，奇异而苍茫，哪里能够一一都是当时的原物呢？然而在悠然醒悟并欣赏它们之间，正足以寄托我们对千古的心意罢了。这块刻砖清丽娴静而意境深远，像秋水中的荷花，超然自有韵致，所以可以想见大令王献之的风度；可是其中斑斑点点的瑕疵又是怎么回事？姜尧章是江东的风雅之士，搜寻幽微，细密辨析，像这样磊落的人似乎不应当如此。唉！我看这些年来，故陵中陪葬的玉碗，道山芸阁所收藏的珍物，永宁宫中秘藏的金器，都凄然湮没了，哪里说得尽？又有谁会经过那里，回头看上一眼？这块砖却在江左承平之日自行托身于世，元代公卿巨人争相传玩；难道事物也有幸运和不幸吗？卷起书卷之后，我长叹了很久。壬辰年正月，青原山龙仁夫。印文：“仁夫”（白文）、“□复”（朱文，一字无法辨认）、“麟洲”（朱文）。太极分判而有阴阳，阴阳分开而有五行，整体就散开了。书法到了二王，难道也是整体散开了吗？壬辰年三月，东平杜与可拜观。（草书）题大令《保母帖》诗一首（并序）。淮阴龚开。二王的书法从晋代流传，经过南北朝、隋、唐直到今天，学习书法的人都知道珍爱。大令王献之的《保母帖》最近从埋葬之处出土，于是又被世人珍视。有人说它的字体仿佛有所取法，因此怀疑是好事者伪造的。又因为它的文字与苏文忠《乳母志》中“后世知道她是苏子的乳母，也不要毁坏它”这句话相近，所以怀疑的人更多。古代君子所树立的事业，都能够自己相信、自己坚持；正因为他们自信自守，所以别人也认可并赞许他们。作品流传后代，事理相合、言语相符，有些事情并非事先约定，却自然会如此。两篇铭文的语意相近，为什么就一定不可以呢？周公谨、鲜于伯几各自收藏墨本，说是在古砖上无意拂拭而得到的；与从前辗转传刻的本子相比，尤其值得珍视。他们已经装裱收藏，并作歌咏，还率领朋友一同赋诗。我认为，大令的名迹只要确实存在，就会自然流传；古今之间即使有相似之处，又何必深究辨析？我只是想到保母因为这件铭文而得到表彰，由此推及，它对于人伦和教化有重大关系。我感叹之余作诗一首，用来赞美这件事；使它永远惠及同类，正合我的心意。至于书法本身，反而可以略去不谈。我从前在王氏清节堂第一次见到这件帖，从那以后时时可以见到它。如今能够创作这件作品，当然不是偶然的，或许也是因为两位先生的高雅志趣，逐渐促成了它吧？大丈夫从出生直到成就事业，谁能成长而不从幼年开始？父亲的教训、母亲的仪范无不周到，抚养扶持也借助保母之手。人生中各位母亲本来同为一体，就像肢体和关节分布于跟、肘之间。礼法对此虽有规定，其中的恩义却应当格外深厚。众人碌碌无为，不值得多说；只要有一位名闻后世的人，便应当受到褒取。江左诸王都才智出众，没有人能超过子敬王献之。王献之一生岂只是技艺学问高超？他的枝叶繁茂，根本也十分深厚。他年保母按例应当得到铭文，既然子敬贤明，他的保母也贤明。可以想见他们在家庭中抱持抚育时，她的举止容貌不同于一般妇人。本来就应当有把孩子视如己出的保母，又得到这篇文章使名声永远流传。一块砖方圆几尺有余，文字的行列有奇有偶。点画隐约可见而已斑驳，陶坯中夹杂着泥沙。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把印泥压上去，箱笼上的织纹像杞柳一样。永字八法都保有旧日的法度，笔画骨肉之间可见肥瘦。旁边仿制的小砚，形制古朴，仿佛雕成的玉斗。谁把墨本传到人间？一张纸可以卖到千金。好事人家仅仅得到它的十分之一二，没有得到的却占十分之八九。这块碑确实可以树立人伦，不要只是把书法拿来同美玉相比。有人说这件帖有真有伪，真伪又何必苦苦考究？束生已经死了，谁来补救亡失？《南陔》所歌咏的孝子只能徒然白了头。何况文章达到了保母这一层，处在今天固然绝无仅有，在古代或许也有类似之作。苏氏仲和不谄媚墓主，也曾为乳母作铭文。山陵谷地虽然变迁，这些文字应当不会毁坏；那个人既然自信，也仍然有所守持。自来这件事无论隐显，都足以成为世人的大教训，保存它也未必是可耻之事。请您因为这两篇母亲的铭文，取法其中流芳后世或遗臭万年的道理。（篆书。只有淮阴龚开把“开”字写成花押体。）裙上的珍珠已经化在烧荒的火中，奇宝也从锁闭的门中脱落出来。有位美丽的官奴，头发刚刚开始生长；母亲恩勤，曾经以腹中孕育我。不是金，也不是石，而是陶制的黄土；用篆书刻铭，使她的灵魂永远得到安顿。陪葬品中没有佩玉的傩人，有方壶、方觚，以及圆形、椭圆形的砚。预言八百年的期限如今果然实现，残破的石板将要坠落，却遇到了王叵。朱方的断石用黑黄之物包裹，大小虽然不同，却同样堆叠杂乱。家公把茧纸契刻在左边，最终保存下来，令人悲叹；涂抹也可以如此。旌旗桂旗传刻的本子很多，画虎之作纷纷出现，令人厌烦于琐碎。这样的文章后来出现，应当广泛流传；谁能把真伪这些琐细问题辨清？还不如一笑置之，不及王孙裸身那样直率。虎林盛虎。印文：“虎彪”（白文）、“虎林”（朱文）。

译至元辛卯年中秋日，弁阳翁拿出这卷给我看，命我题写几句话。但我的才思艰涩，不能立即写成，姑且记下年月。清江罗伯寿志仁同观。大梁赵由礻乃题识。山阳汤载曾经观赏。印文：“汤氏君载”（朱文）。《兰亭》被看作贵重的玉石刻本，据说是率更从真迹脱写而来。直到今天，真本和赝本仍纷纷混杂，哪里比得上王献之的书法亲自刻入石中？《保母帖》的文字在八百多年后出现，王献之的笔法像王羲之。残碑剥落，仍有一百多个字；其高超之处足以成为欧阳询、颜真卿千世的老师。至元癸巳年正月初九日丙寅，在钱塘寓居快雪斋题写。金城郭天锡。印文：“天锡”（白文）、“快雪斋”（朱文）、“金城郭氏”。印文：“元贞二年二月六日观此卷于浩然斋孟頫”（朱文）。辛卯年秋天，我和伯寿经过浩然斋，弁翁让我们作诗题写这卷；如今已经过了九年，诗还没有写成，实在可笑。不过现在弁翁已经去世了，寿甫，你要好好珍藏它。赵由礻乃再次题写。大德三年子月十日。大德九年，会稽钱国衡在浩然斋观赏，二月二十六日恭敬题写。《曹娥碑》《洛神赋》遍布各处，《保母帖》后来出现，也争相追随潮流。一时之间人们的耳目喜欢新奇，九泉之下谁还会为意如悲伤？世人重视技艺而不重视义理，常常因为好奇而夸耀好事。《集古录》《金石录》中有一半是丰碑，逝者仿佛反而被书写者连累。八百多年后四个字仍然完整，正像悬崖上的碑刻经历三百年一样。王畿没有领悟王元象的意思，不如王元象还能生出怜悯之情。人们只说这是青毡世家的旧物，哪里肯因为山陵谷地的变化而怜惜枯骨？耳孙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崇韬、安生之事怎么可以忽略？昭陵的盗掘者尚且把《兰亭》带走，只有没有可欲之物才可能使亡灵安宁。黄门砖前车之鉴已经如此，怎能保证金蝉墓最终不会被毁？我三十年前在草窗家看过这件帖，当时想题写几句话，匆忙之间没有来得及。如今我在解后白云山中人的处所又见到它，而弁阳翁已经去世很久了。由此才知道，天地间的名法书、名画自有神物护持，不是有缘之人就不能得到。天瑞，是天目山一带的杰出人物，也是元英先生的后人。他家世代是锦城的巨富之家，自号义斋；家中有白云书房、江风山月吟窗，诸位老先生的题品都保存在那里。他的风流儒雅就是如此，所以理应得到这件珍品。于是我欣喜地写下这首诗。延祐己未年端午日，北村老民汤炳龙在保和读易斋书写，当时七十九岁。印文：“□汤炳龙□父”（白文），其中两个字无法辨认。老苔侵蚀，残损得快要断绝；残砖上的文字，气势也显得凄寒。大令王献之匆匆写下，寄托一番哀思；山鬼也不借给它秋日深红的颜色。墓坑深处，黄土独自支撑，裂缝中露出残砖；好事之人仍然怀疑这是否是前代的笔迹。汝州谪客的出现也只是偶然，千年之后，凭什么又能分辨其格调和笔力？抚摸它，古意或许没有不同；那是儿时保抱抚育、衣服上绣着红色的情景。只要怀有这样的心念来安慰世人的子女，就能唤醒衰败的风俗，增加淳厚的风气。王大令的《保母帖》，世上从未见过。我经过临安，恰好到了钓台，白云孙义斋邀请我到他的藏书处，首先拿出这卷给我看，使我昏花的双眼因此更加明亮；只恨众人手持笔墨、争相议论，猜疑真伪各占一半。我认为，如果这件帖在贞观年间遇到文皇帝唐太宗，他本来就应当以一生的英明目光反复观看，绝不会姑且搁置；怎么能到了千年以后，只因为它偶然与眉山公《保母》末后的句子略有相似，便说王大令伪造它来迎合世俗？这实在令人痛恨。不过，正是不必专门辨证，难道没有具备一只慧眼的人吗？义斋，你要珍藏它。印文：“子振”（朱文）、“海粟”（白文）、“怪怪道人”（朱文）。我在江湖漂泊十年，回到锦溪已经三年；两次来到白云书房，延祐己未年得以观赏这件帖，没有时间题评，只好等到再次来这里尽情玩赏时续写。桂月圆日，天目山云溪□庆书。（按：元迹中“溪”字下似乎是“公”字，也像“台”字，无法辨认。） 泰定二年初夏，钱唐白珽在方氏白云书房再次观赏。印文：“湛渊子”（朱文）、“栖霞山人”（朱文）。至正九年夏六月十七日，钱唐俞和在张氏闲止斋阅览这件宝刻。同观者有蜀地杨炳、同郡李嗣伤。印文：“和”（朱文）、“俞子中”（白文）。兴宁年间的朽骨埋在双松之下，经过那里却没有人知道要下马。残砖和残缺的小砚从黄门砖中出土，原来属于钱清的同姓之人。文字刻画很是草率，仔细观看却仍然姿态秀媚而潇洒。不要惊讶这块砖已经有八百年，还有羽阳的铜雀瓦呢。至正己丑年夏五月，方外张雨在浴鹄湾的静舍阅览，因而题写。句曲外史。右边是晋中书令、赠侍中、特进光禄、太宰、王宪公王献之，字子敬所书的《保母帖》，共十行一百零五字，神采飞动，法度严密，精妙绝伦，古今无比；与右军王羲之的《兰亭》并立，也毫无惭色。其中说到将在八百多年后出土，旁边有一方小砚，背面刻着“晋献之”三个字。宋嘉泰壬戌年六月，三槐王畿千里从樵夫那里得到它。我用《通鉴编年》和《历代帝王编年互见图》考察，发现从兴宁三年到赵宋嘉泰壬戌年，恰好符合八百多年这个数目。大令王献之本来并不是用谶纬术数来计算年月的人，但他的预见准确得丝毫不差，可以说是至诚而能预知未来。这与《曹娥碑》的应验相同：蔡议郎在夜暗中用手摸到碑文，说“三百年后，碑墓应当坠入江中；应当坠落而没有坠落，是因为遇到王叵”。古人见识高远，能够预知事物的先兆，几乎都像这样。考察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米南宫《宝晋斋帖》《宝章待访录》、黄伯思《东观余论》《法帖刊误》《广川书跋》、太宗《淳化帖》以及秘阁所藏绛州、汝州、鼎州、潭州等州法帖，临江《戏鱼堂》、江州《星凤楼》《大观法帖》《修内司帖》以及高宗临摹的各种法帖，都没有提到它，由此可知，这些石刻都是在这块砖出土以前形成的。等到此砖出土以后，退庵僧了洪、楼攻愧、周平园、李豫章、宋赤城、黄南明、高耻堂等诸贤的题咏，白石姜尧章的考订，弁翁周公瑾的收藏，白云方氏的储藏，以及赵子昂、鲜于伯几、郭佑之、龚翠岩、胡石塘、龙麟洲、盛虎林、冯海粟、邓善之、汤北村、仇山村、白湛渊诸公的题评，都清楚可考。从宋嘉泰二年至元至正年间，又已经一百多年了。（按：元代原迹在“矣”字旁有注。）如今钱唐张君子英出身簪缨世家，爱好古物而博雅，一旦得到此帖，便把它珍藏在箱箧中；其中又有这么多前辈亲笔所书的墨迹，手泽完整留存，实在令人敬重而喜爱。

译天地之间，只有这一部。松雪、困学二家虽然也有此帖，但没有这样连篇累牍的题跋，差得太远了。子英又有贤子秉中甫继承此业，把它层层包裹，珍重保存十袭，这部法帖算是托付得当了。唉！张氏子子孙孙，应当永远珍藏它。至正庚寅年腊月上旬，平阳后学尧岳子泰甫恭敬题书。印文：朱文为“翼善传圣曰尧”，白文为“平阳尧岳”。山阴的野鹤与家鸡混在一群，少年时的笔力足以扛起千钧重物。《兰亭序》日渐漫漶，定武刻本也已残缺；黄门砖却在晚近出土，显现出王氏的文章。书体变幻而雄健深厚，自然达到妙境；《洛神赋》的妍媚婉约，却让人怀疑已经失真。交错盘曲的螭龙飞逝而去，天地也随之衰老；小小的砚石上，至今还留着新鲜的字画。断砖沦落以后又在何处？墨本流传至今，竟到了您的手中。闲窗前对着止水阅尽世间万变，面对人琴俱亡的寂寞，悲叹浮云般的世事。美人早已同黄土化为一体，富贵之家却自顾珍惜，使这篇文章不至于湮没。佳城能够重见天日，原本自有定数；瓦砾能够成为珍宝，难道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俯仰古今，不禁生出一番感慨；对于题写副本，更加殷切勤勉。《金蝉》后来又怎么会有这样的名声？您看北海先生亲自下笔，便可知晓。至正甲午年清明日，括苍林彬祖书。（以上宋纸共十五接。） 晋代王献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官至中书令。他清峻而有美誉，同时又高迈不羁、风流蕴藉，是当时同辈中的第一人。当他正在学习书法时，王羲之曾悄悄从他身后拔他的笔，却没能拔出来，于是知道王献之日后必定会有很大的名声。后来他的书法果然与王羲之并驾齐驱，各有先后。王献之起初娶郗昙的女儿为妻，王羲之曾给郗昙讨论婚事的信中说：“献之很会评论书法，他的隶书体势咄咄逼人。”王羲之又曾写了一篇《乐毅论》给王献之学习，后来题字说是赐给官奴的；“官奴”就是王献之的小字。王献之因此完全领会了父亲王羲之论笔的奥妙。评论者说，他的书法如丹穴之凤飞舞、清泉中龙跃，精密而深邃巧妙，出自神明般的智慧。（元代原迹误作“月”字。）梁武帝评价王献之的书法，认为它绝妙超群，无人可以比拟；又说如同河朔少年，个个都充满喜悦，整个身躯拖沓放纵，令人无法奈何。王献之虽然以隶书著称，但草书尤其多。如今看墓砖上所刻的《保姆》一帖，直到研石上的小字，也与《禊帖》没有丝毫不同；这种笔法，只有他的父亲王羲之才完全具备。此刻世间也很少流传，与定武《兰亭》本相比，就像玉石之于卞和所献之玉，是已经精美而更加精美的珍品。何况它还得到许多前贤的称赏和珍藏，仔细阅览，自然有一种独特的风骨，不是其他法帖所能相比的。我有幸得到它，简直不亚于捧着拱璧；子孙们应当珍藏它，永远把它作为准则。不要忽视前人的志意，这样就可以了。“项元汴印”为朱文，“子京父印”为朱文。世人没有见过《兰亭》的原貌，却纷纷辨论永和年间的肥本、瘦本。仔细辨认黄门砖上的字，王家的笔法自然不会有误。螭龙壶已经看不见研石的形制了，不要责怪樵夫把它残毁。知道它有意保存《保姆帖》的遗事，胜过让它和山石一同埋没在荒寒之地。《集古录》连欧阳修尚且不知道，米芾家的《待访录》仍然遗漏了它。探求考订，多亏有姜尧章在；何况它还出自草窗的收藏之时。连续三日天气晴朗和暖，梅花尽情开放；晨雾笼罩窗户，暗香飘来。独自展开、卷起这部古帖，仿佛正在与前代贤人叙谈往事。（按：元代原迹在“帖”字后有注。） 康熙己巳年，在京师得到宋拓王大令《保母帖》。这一年回到草堂。甲戌年秋天，再次进入西华。丁丑年秋天，请求奉养而回到北墅。这一卷一直随身放在行笈中。每当想到要题写几个字，便不敢轻易落笔。庚辰年正月二十六日清晨，起身坐在简静斋中，展卷反复观览，想到这件神物既然已经归我所有，如果不作记述，后来谁还知道它呢？于是写下四首诗。年老懒惰，不再润色修改，随手写在诗后。当时春意已经和暖，梅花开得极其繁盛。江村竹窗高士奇，五十六岁。印文：朱文为“士奇”“竹窗”，白文为“高澹人”“高詹事”“一乡看待老莱衣”。晋代太宰、中书令王献之《保母帖》；端砚式装制；宋、元名贤的题识。明代墨林子项元汴珍藏的稀世之宝。（按：这两行在卷末，前面还有许多余纸。）印章“项元汴印”“子京父印”“项墨林父秘笈之印”均为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