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天顺日录》　　（明）李贤 撰 正统十四年间，英宗在位时从未有失德之事。当时王振专擅权力，导致了土木之变。英宗回銮后，进入南城，天下人心归向仰慕之情始终不衰。到了景泰帝荒淫放纵、没有节制，臣民大失所望；一听说上皇复位，没有不欢欣鼓舞的。后来石亨、张軏一类人暗中操弄威权，人们又失望了。有个御史杨瑄从河间来，说石亨的家人霸占民田，英宗对李贤和徐有贞说：“御史竟敢这样直言，实在难得。”石亨等人于是说这是李贤和徐有贞指使的，否则御史怎么敢这样说，便在英宗面前诉说自己迎驾、夺门的功劳，又说李贤等人想排挤陷害他们，悲哭不止。英宗不得已，依从了他们的话，召言官弹劾李贤和徐有贞，把他们下了狱。当时士大夫无不惊惧，刚刚还庆幸英宗赞许御史敢于直言，以为朝廷清明的政治指日可待，没想到竟会这样。这一天，忽然雷雹大作，大风拔起树木，承天门遭灾，京城震惊恐惧。第二天，就把李贤等人降职为参政等官，人们认为上天感应而出现灾变，竟然如此迅速。石亨等人家中的大树都被折断，冰雹尤其严重，他们全都恐惧不安，于是才有了这样的处置；否则李贤等人怎么能立即出狱。英宗心里也知道这些人不对，但因为刚刚复位，石亨等人又自认为有功，天天在前后左右，只得顺从他们。过了两天，英宗说：“近来主张办事的全是徐有贞一个人，李贤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说过妄言，如今却同徐有贞一起受责罚，我心里实在难以承受。”随即召见吏部尚书王翱说：“李贤不能放走，我还要任用他。”（“李贤不可放去还欲用之”一句中，“欲”字原作“与”，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于是改任为吏部左侍郎。英宗复位，天下人心无不欢欣拥戴。如果没有石亨等人在左右搅扰，前后都得到正直之人辅佐办事，三代的盛治就可以恢复了。不幸遇上了石亨等人，他们用谗言陷害一个人，事情却不能立即解除。过了好几年，进谏的道路仍然闭塞，所谓“开创国家、承继家业时，不要任用小人”，难道不值得警戒吗！英宗把李贤留任为吏部左侍郎。当时石亨听说后，惊愕而愤怒，却又无可奈何。等见到李贤时，显出扭捏惭愧的神色，不久反而对他更加亲近厚待，还用酒宴殷勤地款待他。有时英宗宣召同僚，石亨脸上便显出喜色；如果单独召见李贤，他心里就产生疑虑，唯恐李贤在英宗面前揭露他的短处。过了很久，他见李贤待人推诚，没有虚假，才不再介意。但如果几天没有蒙受宣召，他心里便不安，一定借着某件事进宫。出来后，就夸大宣说自己受到的宠信和恩遇，使人畏惧他的势力而羡慕他的荣耀。然而他说的话大多有八九成是出于私情；朝中的文武官员，与他关系疏远的，即使正直也被说成邪恶；那些趋附献媚、亲近依附他的人，即使邪恶也被说成正直。推究他们心中所存，根本不知道天理是什么，只崇尚利益；想让他们不失败，实在很难了。天顺改元、英宗复位之初，学士陈循等人被斥退，只有徐有贞等三人留下。众人的议论都认为李贤应当入阁。石亨听说后，私下对李贤说：“请您入阁。”李贤立即坚决推辞说：“不可以。”当时李贤任吏部右侍郎。石亨便对英宗说：“吏部尚书王翱已经老了，可以让他致仕。”英宗立即答复，王翱上疏陈述自己的情况，英宗已经答应了。石亨见到李贤说：“王翱已经退休了，您来代替他。”李贤说：“朝廷不能没有年长而成熟的人。王翱虽然年老，精力并未衰退，有我辅佐他也可以，我怎么敢承担这样的重任。”石亨说：“事情已经办成了，这可怎么办？”李贤恳切请求不止。第二天，石亨对英宗说：“李某认为王翱不能离任，左右近臣也赞成他的说法。”于是英宗将李贤留下。众人的议论又想让李贤入阁。王翱听说因为李贤而被留下，很不高兴，说：“我的去意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要阻止我！”李贤说：“之所以留您，不是替您打算，而是替朝廷考虑。”不久，李贤被石亨等人嫉恨，降为福建参政。英宗召见王翱说：“李某并不是因为有罪，不可以让他离开。”（“李某非其罪不可释去”一句中原缺“不”字，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 王翱说：“既然不让他去福建，让他到南京去也可以。”英宗说：“南京也太远了，留下来任吏部左侍郎。”王翱不得已，只好听从。王翱想让李贤远离，并不是厌恶李贤，而是担心石亨等人害他；幸而让他离开这里，也许可以免受他们的祸害。天顺改元之初，天下人心无不欣喜。徐有贞因为迎立英宗有功，被命令入阁参与商议国事。李贤也被众人的议论推举入阁，与徐有贞共同办事。英宗锐意任用他们，宠信眷顾极其深厚。李贤想到自己遭遇的艰难，便帮助徐有贞竭尽自己的才智，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认为太平可以指日而待；凡是任用人、处理政事，都一概按照公道办理，于是英宗左右的人便不能容忍。起初，太监吉祥因为有迎立英宗的功劳而参与国政。他不通文墨，担心政事归于司礼监，因此极力主张凡事都同两位学士商议后办理，意在笼络他们，使他们归附自己。后来议论推荐文武官员时，有徇私的人，李贤等人坚持公道加以阻止，吉祥也不高兴。恰逢御史杨瑄说太监吉祥、总兵石亨的家人侵占夺取民田，请求加以禁止约束，英宗赞许他敢于直言。吉祥在旁边听见杨瑄指斥自己的名字，起初非常惭愧恐惧，不久便勃然大怒，想治杨瑄的罪，英宗不答应，这才作罢。等石亨出兵回来，听信左右的话，愤怒地诉说御史所言不实，认为是徐有贞和李贤指使的，又激怒吉祥说：“如今在宫内只有你，在宫外只有我，他们想排挤陷害我们，居心不善。”（“彼欲排陷”一句中，“欲”字原作“与”，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起初，吉祥看见石亨滥行冒功、随意升赏，心里很不平，常常揭发他的短处。等听了石亨的话，两人的势力便联合起来。吉祥说：“内阁专权，想除掉我们这些人。”英宗起初相信了他们的话并依从，于是把徐有贞和李贤投入狱中。这天晚上，雷电大作，雨雹倾泻如注，大风拔起树木。吉祥府门前的老树全都折断，石亨住宅中的积水深达一尺多。第二天，英宗就下令赦免他们，把他们放了出来。起初，言官想弹劾石亨不能振作军威，导致敌虏再次入侵，又逐条列举他的违法事情。依附权势的人暗中把消息泄露给石亨，也说是徐有贞指使的。都御史、御史被逮捕一空，朝廷内外都感到惊愕，无不失望，从此进谏的道路就不通了。

译景泰年间，山东连续多年遭受灾害。天顺初年，百姓仍然饥饿困窘，朝廷已经从内帑拨出白银三万两赈济，有司认为不够，请求增加。英宗召徐有贞和李贤说：“可以答应吗？”李贤回答：“可以。”徐有贞不高兴地说：“不可以。不知道弊端的人才认为可以。我常常看见发银赈济，百姓什么时候真正得到过恩惠？全都被里老、书手拿去了。”李贤说：“即使有这样的弊端，也总比没有银子好。”英宗说：“增加银两是对的。”吉祥也说：“朝廷的钱财像山一样多，不必吝惜。”徐有贞不得已同意了，于是增加银四万两。徐有贞退下后很不高兴，李贤说：“先生错了！朝廷想拿出内帑救济饥民，而我们反倒阻止它，万一百姓被逼得做盗贼，责任将归到谁身上？”这是因为他起初不论是否可行，只想事事都由自己提出；古人只是看事情是否恰当，然后加以实行，并不一定要出自自己之意。（“古之人惟其事之当而从之”一句中，“古之”原作“故耳”，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后来英宗也觉察到徐有贞的错误，曾说：“像增加银两救济百姓这件事，徐有贞不赞成先生的意见，他的荒谬竟到了这种地步。” 天顺初年，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的侄子石彪上奏陷害，从大同被逮捕押送到京城。英宗说：“这个人怎么样？”李贤回答：“他办事公道，在大同能够革除长期积弊。”英宗说：“这一定是石彪被年富阻止，不能实现他的私欲罢了。”李贤说：“陛下看得明白，确实了解了实情，应当早日辨明此事，幸甚！”第二天，英宗召锦衣卫指挥门达说：“年富的事情，务必要审问查究清楚。”不久门达呈上案情，果然有许多不实之处。李贤说：“必须派人实地勘验，才不至于冤枉人。”英宗说：“对。”于是派给事中、郎中二人前往。英宗说：“再派一名武职人员一同前往。否则，即使查得了实情，他们也一定会认为是在回护年富。”李贤说：“陛下的顾虑非常正确。”勘验回来后，果然没有真实的罪状，年富于是致仕回家。（本段以下原来脱漏一段文字，现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录如下：“天顺初年，石亨招揽权力、接受贿赂，文武大臣多出自他的门下，奔走求进成为风气，士大夫不知道廉耻是什么，李贤对此深为忧虑，想要止息这种风气。恰逢廷试举子，便以‘求贤’、‘安民’二事询问他们，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制止奔竞，以端正士人的风气。” 当时都御史一职空缺，有人向权贵行贿，请求推荐自己的名字。英宗知道此人不能胜任，便问李贤有没有能够胜任的人，又说：“像耿九畴怎么样？”李贤说：“陛下得到合适的人了。这个人一向以清廉闻名，士林都敬重他。”不久，耿九畴从陕西来，于是被任命为都御史。英宗召见他，反复而恳切地告诫训示，深深符合舆论的期望。”） 天顺初年，英宗因为郕王去世，想让汪妃殉葬。李贤于是上奏说：“汪妃虽然曾被立为皇后，却随即遭到废黜、幽禁，幸而还能和两个女儿相依度日。如果让她随郕王而死，感情上实在难以承受。况且小女儿没有依靠，尤其值得怜悯。”英宗凄然动容地说：“你说得对。我只想到她是弟妇，而且年轻，不宜留在宫内，起初没有考虑她们母女的性命。”一天，英宗说：“汪妃既然留下，就不适宜住在宫内。我想把她迁到旧府居住，怎么样？”李贤说：“这样确实方便。但衣服和日常用度不能减少。”英宗说：“我还想增加优厚待遇，怎么会减少呢！原来侍奉她的宫人都随她同去，再派几个老成的宦官供她差遣。”因此母女得以保全，并且生活很安适。天顺初年，敌虏首领孛来接近边境，前来求取粮食。传闻传国宝玺在他那里，石亨想率兵巡边，乘机夺取宝玺。英宗说：“怎么样？”李贤说：“自景泰以来，连续多年遭受水旱灾害，府库空虚，军民已经疲困到了极点。陛下刚刚复位，正应当让他们休养生息。况且敌虏虽然接近边境，却不曾侵犯我们；如今无缘无故出兵攻打他们，恐怕不可以。至于宝玺，如果是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刻的东西，不过是亡国之物，不值得珍贵。”英宗说：“你的见解非常正确，不如只派通事带着赏赐送给他。”李贤说：“圣上的考虑这样周全，差不多可以说恰当了。”第二天，英宗召石亨说：“暂且不能出兵，先派通事探察他的态度是顺从还是叛逆，等他回来报告后再作处置。”石亨的念头才停止。于是派都督马政去见孛来，给了他丰厚的赏赐，孛来深受感动并表示感谢。但其他部落从中阻挠，（“但其余部落为梗”一句中原缺“但”字，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只得由孛来保护、护送使臣返回。李贤再次入阁后，立意退让回避，一定等到英宗宣召才前去侍奉；否则只在阁内整理文书、封进呈送。即使十天没有被召见，也不前往。英宗过了很久才察觉这一点，又厌烦石亨等人退朝后频繁进见，有时因为小事和私情，有时甚至没有事情也来报告求见。一天，英宗召李贤说：“先生有文书需要整理，每天都应当来。其余总兵等官没有事情也频繁进来，很不合适。命令左顺门的守门人今后如果没有宣召，不许擅自进入。”英宗的意思是认为李贤应当来，李贤却也不自行入内，一定要有宣召后才进去。然而英宗对李贤的心意渐渐更加倾向和顺从；凡是左右近臣推荐人选，必定召李贤询问怎么样，李贤认为可以的，就任用了；认为不合适的，就不实行。但李贤始终只按正理回答，英宗也渐渐察觉到了这一点。天顺二年郊祀天地之后，英宗前一天回头说：“我居住南宫七年，在危难疑惧之际，实在依赖太后辛勤忧劳地保护我。她的恩德没有边际，我想报答却没有办法，可以仿照前代尊奉太后的做法，增加徽号，怎么样？”李贤叩头说：“陛下提出这件事，是最大的幸事。”于是命令拟定徽号。李贤定下四个字，叫作“圣烈慈寿”。诏书告示天下，人心大为喜悦。庆贺礼仪完成后，太后深感欣慰喜悦。英宗又追赠太后的亲属以示荣耀。太后的母亲太夫人董氏，当时正好九十岁；兄弟五人，长兄荫封会昌侯，其余兄弟都授予高品官职。子孙几十人，也都授予爵位俸禄。左右近臣又有人替太后的二哥请求升迁。一天，英宗对李贤说：（“一日上谓贤曰”一句中，原本缺“日”字，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外戚孙氏一门所得到的已经够多了，还希望继续求取恩泽来安慰太后的心，却不知道太后正不把这些看作安慰。近来授予她的子弟官职时，请示太后，几次之后她才答应，而且多日都不高兴。她说：‘他们对国家有什么功劳，竟这样滥受俸禄官秩？然而事物盛极必衰，一旦有人触犯国家法令，我就不能救他。’

译如今如果太后听到这件事，一定会发怒。”李贤说：“这足以看出太后的盛大德行。”于是问道：“自祖宗以来，外戚不参与政事；以前被封为侯的人却参与政事，不知道太后是否知晓？”英宗说：“太后正不喜欢这样。当初她被内廷近侍用防范外戚的说法迷惑，到现在还在后悔。”（“初为内廷近侍惑以关防之说至今犹悔”一句，原文没有，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纪录汇编》本补。）李贤说：“这更足以看出太后的高尚。不过那位侯爵为人敦厚谨慎，以后不能把他作为惯例。”英宗说：“对。” 礼部请求让太子出阁读书，英宗召李贤说：“东宫读书应当在文华殿，我想避开那里，前往武英殿居住。但早晚朝见太后不方便，暂且让太子住在左廊。你可以拟定讲读等官员的人选，并且应当经常照管此事。”又问：“先读什么书？”李贤回答：“依次讲读四书、经书和史书，应当先读《大学》《尚书》。”英宗说：“《尚书》中有些篇章难读，我读到《禹贡》以及《盘庚》《周诰》等篇章时，很费心力。”李贤说：“读《尚书》的方法，应当先读容易的篇章，如《尧典》《舜典》二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谟，《太甲》《伊训》《说命》等篇，文字明白易懂，可以先诵读。”英宗说：“对。写字也必须用心。我起初学习写字时，侍书没有教我起笔落笔的方法，任凭我随意写；写完后，让他看，他又不加以校正。因此字写得不好。”李贤回答：“写字也不必追求特别漂亮，只要点画不马虎，而且自然流畅就好。”英宗说：“对。”等到拟定讲读等官员将近二十人时，英宗逐一品评他们才德的高下，全都符合各人的才能，明察睿智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四月中旬，英宗召李贤说：“如今各边都撤去了文臣巡抚，局势十分狼狈；军官放纵横行，贪婪残暴，士卒疲惫不堪。”又说：“我刚刚复位，迎接奉承我的人纷纷要求更换官员，因此只好依从他们；现在才知道那是错误。你替我举荐有才能的人来任用。”李贤于是请求说：“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六处，任用合适的人最为紧迫。”英宗又说：“你和王翱、马昂商议推选，务必要得到合适的人。”又说：“多举荐几个人，选择后任用。”于是商议推选十二人。第二天呈上名单，遂确定浙江布政使白圭任辽东巡抚，山东布政使王宇任宣府巡抚，佥都御史李秉任大同巡抚，监察御史徐瑄任延绥巡抚，山西布政使陈翌任宁夏巡抚，（“山西布政陈翌在宁夏”一句中，“翌”字原作“翼”，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陕西布政使芮钊任甘肃巡抚，均以京官身份巡抚当地。英宗说：“武人之所以厌恶文臣，只是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私欲罢了。在任的官员立即派使者召回。”兵部尚书马昂认为贵州贼情非常紧急，应迅速得到一人前往处理，于是又派白圭前往。当时白圭正好因为考核政绩来到京城，于是升任右副都御史，协助处理贵州军务。又任命太仆卿程信为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会昌侯的弟弟显宗家中的人私自兴建店房，专门从患病的客商那里牟利。事情传到上边，皇上召见贤，说：“皇亲怎么可以这样！法令之所以不能实行，是因为上面的人先触犯了它。”贤回答说：“如果陛下以最公正的原则裁断，谁会不畏惧服从呢！”于是下令拆毁那座房子，家人依法治罪；显宗姑且免罪，但加以告诫。会昌侯起初生病，病愈出见皇上时，替弟弟求情，最终没有获准。皇上召见贤说：“侯爵不知责备自己，反而为弟弟求恩，我最终没有答应。他又以母亲年老为理由，长久地为弟弟请求，我最终还是依照公法办理。”贤叩头说：“这真可以说是君王不徇私了！” 吏部左侍郎孙弘听闻母亲去世，皇上召见贤说：“孙弘哪里能胜任吏部的职务？”贤说：“确实如圣上所说。孙弘原来以知县任期考核期满赴京，因为是忠国公石亨的乡里人，托请将他留任京官。后来又因迎接皇上有功，升为工部侍郎，之后又极力谋求，才得到这个职位，士大夫舆论都鄙视他。”皇上又担心他谋求夺情起复，便命令他守制。又召见贤说：“吏部侍郎是天下人物的权衡者，不是其他各部的职位可以相比的，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选。先生认为谁可以担任？”贤说：“以在朝廷中的人来看，没有比礼部的两个人更合适的了，可以选择其中一人任用。”皇上又问两人的优劣，贤说：“邹干为人端正谨慎，只是气度和格局稍显狭窄；姚夔表里相称，具有大臣的器量。”皇上说：“是这样。”于是任用了姚夔。任命下达后，士大夫们都很高兴。礼部郎中李和托一名僧人请托权近，想求得侍郎职位，士大夫舆论纷纷认为不公平。皇上问贤：“这个人怎么样？”贤回答：“不知道。”皇上领会了他的意思，又询问吏部尚书王翱，王翱也不很赞许李和。一天，皇上以学士李绍作为人选来询问。皇上再次问贤，贤回答：“这是公论。”皇上于是作了决定。奉天门朝见结束后，皇上召见吏部，发出亲口谕旨，任命李绍为礼部右侍郎，舆论大为满意。兵部尚书陈汝言因贪赃获罪，被交付监狱。忠国公石亨因斋宿来到内阁值房，商议可以担任这一职位的人选，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贤说：“以朝廷中的人来说，只能在两位都御史中选择一人。”石亨又问：“谁可以？”贤说：“马昂办事平易稳妥。”石亨仍然犹豫，又会同尚书王翱商议，王翱推荐工部尚书赵荣。贤认为不可以。王翱的意思是偏向他所厚待的人，又因为马昂是自己的乡里人，便有意避嫌。贤很不以为然，说：“这个议论要对天地鬼神负责，务必出于最公正的心。”王翱和石亨道歉并听从了他的意见。一天，皇上召见贤问：“这个职位谁可以担任？”贤以马昂回答。皇上认为可以。贤请求下令让朝廷大臣共同举荐能够胜任的人，如果有人比马昂更合适，就任用那个人；否则，再任用马昂。等到共同议论时，也都认为马昂合适，于是任命他为兵部尚书。

译皇上亲自处理政务，天下各地的奏章全都一一亲自裁决；遇到难以决定的事情，一定召见贤，商议可不可以。他又厌恶身边的人干预政事，察觉到他们的行为无非出于私意。皇上曾在静处召见贤，叹息说：“这该怎么办呢？”贤回答：“只在于陛下独自决断，就可以革除这种弊病。”皇上说：“不是我不亲自决断，例如某些事情、某些人，我都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贤回答：“如果经常这样，就可以了。”皇上说：“只是依从他们时，他们就高兴；不依从时，便把不满显露在言辞和脸色上。”贤说：“对于按道理确实不能实行的事情，应当从容地向他们说明。”皇上说：“今后他们想任用不合适的人，先生也应当坚持反对并阻止。”贤说：“臣如果屡次阻止他们的势力，他们一定会怨恨。只有陛下明察，自行认为不可，才或许能够逐渐革除这种弊病。”皇上说：“是这样。” 皇上复位以后，想到建庶人等人无罪而被长期囚禁，已经将近五六十年，便有意宽宥他们。一天，皇上对贤说：“亲爱亲族的心情，实在使人不忍。”贤立即回答：“陛下这一念头，天地鬼神实在都在鉴察，太祖在天之灵也实在在鉴察；尧、舜存心行事，也不过如此。”皇上于是作出决定，当天向太后禀告，太后答应了。身边有人认为不可，皇上说：“有天命的人，任凭他自己去做。”身边的人听了，都惭愧而心悦诚服，不能再加以阻止。于是派宦官到凤阳建造房屋。房屋完工后，皇上召见贤说：“现在可以把他送去了。”皇上下令军卫和有关官府供应柴米，所有器用都命令准备齐全，使他能够安定生活；允许他婚娶，以延续后代；允许他自由出入，给他阍者二十人、婢妾十多人。又派太监牛玉入内禁告知皇上的意思。建庶人听到后，又悲伤又欢喜，没有想到圣上的恩典竟然这样深厚。当时建庶人已经五十六七岁。吴庶人已经去世，只剩下庶母姐■〈女孕〉和五六名老妇，其中有年满八十岁以上的人。建庶人入禁时才两岁，出来后连牛马也不认识。皇上召见贤，说：“可以发布诏旨了。”贤说：“这不是小事，应当晓谕文武百官。” 皇上说：“是这样。”第二天宣读完毕，人人都感慨叹息，认为这真是帝王的美事。后来，又有见识浅薄的人用利害关系之类的话加以阻挠，皇上不予听从。按语：成祖即位之初，说建文帝自焚而死，曾经按照天子的礼制安葬他，并没有贬黜他的诏文。天顺初年，英宗又怜悯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无罪，释放了他，允许他婚娶，并让他自由出入。如今推究祖宗的心意，再给他加上谥号，使他得以同景皇帝相比，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景泰年间，太监兴安崇信佛教，每三年剃度僧人数万，于是僧人中有许多不合规定的人。天顺二年又到了规定的剃度年份，天下的僧人再次来到京师，聚集了数万人。皇上召见贤说：“僧人怎么可以这样泛滥？”贤回答：“陛下看得最正确，应当禁止他们。”于是张榜晓谕：“今后改为每十年剃度一次。擅自剃发出家、年满二十岁以上的人，一律令其还俗；违犯者发往边卫充军。剃度者都按照规定的名额考选、送报。”于是僧人知道害怕，都散去了。（这里原文脱落了一大段文字，今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入下文：“在此以前，忠国公石亨来到内阁议事，因而谈到山林隐士，听说江西抚州有个吴与弼，是司业吴溥的儿子，多次被推荐却不肯出仕，确实博通经书，举动都遵循古礼。石亨感慨地说：‘我来推荐他，麻烦您代我起草奏章，今天就上奏。’几天没有得到答复，大概是被身边的人阻挠了。一天，皇上召见贤问：‘吴与弼究竟怎么样？’贤说：‘吴与弼，是儒者中的高士。’） 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好贤、礼敬士人的，都会征召聘用隐逸之士。如果陛下办成这件事，也将是本朝的盛举。”皇上于是作出决定，命行人携带敕书和束帛到吴与弼的住所聘请他。吴与弼接见行人时，便说朝廷的厚意如此深重，自己应当赴京谢恩，但本意是不接受官职，因此辞谢了币帛。几个月还没有到京，皇上多次询问。一天，行人来报告说，吴与弼已经到通州了。贤立即入内禀告。皇上说：“应当授予他什么职务？”贤说：“如今东宫讲学，正适合让老成的儒者辅导太子，应当授予宫僚的职位。”皇上说：“什么职位？”贤说：“庶子、谕德都可以。”皇上说：“不如用谕德这个名目。”贤说：“谕德有左、右之分。”皇上说：“给他左谕德。”贤说：“如果接见完毕，可以召他到文华殿顾问，以示尊重。”皇上说：“可以。仍然把文币赐给他。”贤说：“还应当在馆舍中设宴款待他，这尤其合适。”皇上答应了。第二天，贤见到皇上，皇上发出亲口谕旨，召见吏部，命令任命吴与弼为左春坊左谕德。朝廷官员都惊惧诧异，认为一个平民被召来，转眼之间竟授予这样的职位。皇上召见贤说：“明天可以带他到文华殿来。”第二天，吴与弼见过皇上后，贤带他到皇上面前。皇上问：“久闻先生高尚的义行，特意聘请您来，为什么不接受官职？” 吴与弼起初没有回答，贤催促他回答。过了很久，他才回答说：“微臣是草野中的卑贱之士，二十岁时患病，身体日益虚弱，因此不能出仕。在山林之中不敢接见任何人，即使听到狗叫也会惊恐，连调养病体都来不及，并不是有超越世人的志向。没有想到声名超过了实际情况，被当权者议论推荐，蒙皇上厚意，派天使带着天书、币帛来聘请。天使来到门前，我不胜惭愧感激，于是勉强行动，旧病又发作，拖了几个月才得以起程。到了通州，忽然失声一天，又发痰病两天，等到入宫见皇上的时候，幸好没有发痰病。何况我已经六十八岁，是年老、疾病、衰朽之人，实在不能供职。”皇上说：“宫僚的事务也从容清闲，不必推辞。”吴与弼回答：“朝廷的职务中，台谏位居其次，宫僚的职位最为重要。”皇上说：“宫僚人数也多，不会专门劳烦先生。”但没有答应他的辞谢。吴与弼始终不敢接受。于是赐给他文币四表里、羊、酒、柴、米，派太监牛玉送到馆舍。皇上回头对贤说：“这个老人不是迂腐空疏的人，务必要让他就任。”吴与弼最终没有就职，三次辞谢，后来又以患病为由。追问他不就职的原因，是因为敕书规格太重，朝廷以伊尹、傅说那样的礼节聘请他，却只授予这样的职位，所以他不接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贤说：“这样做也太固执了。况且朝廷致以敬意、尽到礼数，待先生并不轻慢。起初并非没有让先生暂时任职、作为开始的意思，如今却一定要像傅说那样直接任宰相，也很难做到。既然自称年老多病，又一定要承担重任，假如形势不能使其施展，人人都会失望。不如先就任宫僚，如果果真有所建言，就逐渐任用他担负重任；否则，三次辞谢而不获准，也应当就职，以回应朝廷极其诚挚的心意。”有一天，皇上对贤说：“吴与弼既然来了，为什么不接受职务？即使接受职务，也不必约束他，听任他自由行动；等到秋凉以后，他想回去也不挽留，用俸禄供养他终身，不也可以吗？”皇上又命令贤把这个意思告诉吴与弼，他仍然不接受。贤初次见吴与弼时，以宾客和老师的礼节相待，于是公卿大夫无不更加敬重他，认为这样隆重地对待一个平民，近世少见，所以人人都感到惊讶，宦官尤其不以为然。贤常常替这件事解释说：“这样礼待他，是为了激励风俗，使那些奔走竞争、请托求乞、孜孜追求利禄和仕途显达的人，看到这件事后自己感到羞愧；孟子所说的使贪婪的人廉洁、懦弱的人有操守，或许这件事就可以做到！”贤偶然因为右脚趾下方被手弄伤，又受到汤气侵入，终于肿了起来，五月二十九日早晨不能上朝。皇上立即询问他的情况，身边的人以生病回答。皇上立即派太监裴当带着羊和酒来探视病情。六月一日，又派裴当同太监安宁带着银五十两来探视，并命太医刘礼为他调治。四日，又派太监牛玉带刘礼来探视。六日，再次派牛玉前来。每次来时，都必定把数十件政事拿来参详决定。七日，贤上朝入内谢恩，皇上非常高兴，并说：“先生还应当休养，不可以多走动。”处士吴与弼不肯接受官职，三次辞谢以后，因为疾病不能行走，在京停留了两个月，不敢撰写奏本再次辞职，来到贤的住所诉说心意，请求回去。贤说：“如果肯就任，也许有可以实行的办法。况且东宫早晚天气凉爽时要讲学，凡是辅导太子进学的方法，先生一定能够帮助说明并实行。或者因为先生留下来，可以开启圣学。臣应当找机会进言，说吴与弼对经书义理的研究最为精深。皇上励精图治，每天勤于政务，天下的奏章全都亲自阅览、亲自裁决；比起从前，皇上虽曾讲读经书，那时年纪还轻，到今年已经相隔多年，难道不会有遗忘的地方？况且现在圣心更加开明，又不是从前可以相比的。如果在处理万机政务的闲暇，让吴与弼重新讲解、阐明经义，那么陛下对义理就会更加精熟，由此裁决政事也会更加恰当，对圣明的治理助益不浅。” “况且臣早晚也能得到请教，用来修养身心、辅助治理之道。”吴与弼坚决辞谢，说自己年老多病，不能供职，决意请求回去，又担心皇上因此发怒责罚，请求贤成全他。第二天早晨，贤见皇上说：“吴与弼的本意也是愿意供职，只是因为年老多病不能痊愈，进退都很为难，希望陛下宽容。如果不加责罚，请允许他写奏本再次辞谢。”皇上说：“果真如此，也很难留住他。”贤说：“这是一件朝廷的盛事，如果始终成就美名，还是应当赐给他一些东西以表示善意。”皇上点头同意，并说：“既然是派行人聘请他来的，就仍然派行人送他回去；再给他一道敕书，命有关官府按月供应粮米，以供养他终身。”贤立即叩拜称贺说：“这件事确实是帝王盛德之举，世所罕见。”于是吴与弼感激得无以报答，分条陈述十件事情上奏，又上表谢恩后离去。” 皇上留心政务，逐渐察觉身边那些擅权受贿之人的过错，厌恶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能把他们驱逐。皇上曾在静处屏退那些人，告诉贤说：“这该怎么办呢？”贤说：“君主的权力不能下移；如果陛下果真亲自掌握权力，他们的势力自然会消退，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他们的私情既然不能实行，趋附他们的人也会逐渐减少。”皇上认为有道理，又说：“没有这些人从中作梗，还有什么事情不能顺利办成？我每天早晨拜天、拜祖宗完毕，视朝结束、进膳以后阅览奏章，容易决定的立即批发出去，有需要商议的就送到先生那里参详决定。”贤说：“臣等的见识也有不到之处，还希望陛下再加以参详斟酌，稳妥地施行。这样，各项政务才大概能够得到治理。”皇上深以为然。又说：“身边的人竟说：‘这些奏章何必一一亲自阅览？’又说：‘也不必送给阁下看。’又说：‘既然错了，就一直错到底。’奸邪不忠竟到了这种地步。”贤说：“只有陛下明察。”皇上又说：“朕肩负天下的重任，五鼓二点就起床，” 斋戒洁净，穿戴整齐，拜天完毕，审阅奏章、分析裁决完毕，又穿戴礼服拜谒奉先殿，行礼完毕，接受朝见。按照这个既定的规矩和时间行事，不敢有误。退朝后到文华殿，如果有涉及大臣的政事，就召来大臣询问、商议。再次审阅完奏章，回宫进膳以后，从容游息到午初，再次审阅奏章。有空闲时就处理内政，直到晚上休息。如果在母后那里，每天朝见一次；有诏命时两天朝见一次；隆冬和盛暑五天朝见一次。如今身边的人却说：‘为什么要这样亲自劳苦自己呢？’”贤说：“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修养德行、勤于政务，没有不是这样的。如今陛下敬天、敬祖宗，孝敬母后，亲自阅览政务，修德勤政的事情就完备了。臣希望陛下保持而不衰退，坚如金石，这样就可以逐渐达到尧、舜之道，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了！”又说：“这样做又有什么劳苦？否则就会贪图安逸而懈怠荒废，到了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贤说：“陛下说到这里，正是社稷和百姓的福气。” 驸马赵辉贪财好色，景泰年间在南京；天顺改元后，请求来朝见，皇上答应了。他来见后，皇上厚待他；赵辉有所进献，便让身边的人请求封爵。一天，皇上召见贤说：“赵辉请求封爵，怎么办？”贤回答：“名位和爵位哪里是臣下可以自己请求的？”身边的人急于促成此事，皇上又召见贤商议。贤说：“既然是他自己请求的，就不能给；如果朝廷念及他过去是皇亲，自行加恩授予封爵，那就可以。”皇上于是听从了。后来，赵辉因行贿之事败露，皇上特意免除他的罪责，但封爵最终也没有实行。在这以前，兵部尚书陈汝言阿谀顺从有权势的宦官。

译锦衣卫的官员和校尉被派出拘捕人，只把钱财作为目标，动辄数以千万计，天下人受到他们的扰害，无法尽述；这种情况也不能上达皇上。一天，贤从容地对皇上说：“如今天下百姓很安定，只有一种祸害。”皇上说：“什么祸害？”贤说：“锦衣卫的官员和校尉就是。他们一到外地，就像狼似虎，贪财没有满足，哪里有止境！”皇上立即醒悟说：“这些人出外办事，谁不害怕？他们为害百姓的情况，不用说也可以知道。今后不是重大的事故和严重的事情，不要派他们出去。”贤叩头说：“幸甚！” 镇守辽东的太监范英请求入朝觐见，随即又让部下中与他亲近的都指挥高飞请求统领辽阳军队；但辽阳已有参将曹广，兵部认为不可。皇上想答应他，召见贤说：“可以让高飞代替曹广。”（“可以飞代广”一句中，“飞”原作“贤”，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贤无法劝止。第二天，贤又见皇上说：“听说高飞没有统领军队的才能，这关系到地方安危。”皇上说：“诏令已经发出，怎么办？”贤说：“虽然已经发出但尚未执行，仍然可以停止。事情尚未办妥，即使已经执行，也可以停止。”皇上说：“对。”于是召兵部停止此事。当时要祭祀风神、雷神和山川之神，但祭坛都在城外，皇上不想在夜间出城，便问贤：“可以让勋臣代替我去祭祀吗？”贤说：“如果确实有缘故，当然也可以代替；但祖训认为不可以这样做。”皇上说：“今后应当亲自前往。不过夜间到那里没有地方住宿，我想仿照天地坛，建一座斋宫，怎么样？”贤说：“可以。但规模和制度应当减省。”皇上说：“既然有地方住宿，（“既有止宿”中，“宿”原作“斋”，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就在太阳落山前到达那里，祭祀完毕，天快亮时回来，这样或许可以免得夜间出入。”贤叩头说：“圣上的考虑非常周全。” 皇上有一天说：“宦官蒋冕虽然曾经效力，实际上却是个搬弄是非、扰乱事务的小人。朕刚复位时，他就在太后面前说：‘皇后没有儿子，也应当更换。’朕立即斥责他，他才停止。等到立了太子，他又说：‘太子的母亲怎么样？’朕说：‘应当立为皇贵妃。’他才停止。有一天，朕命蒋冕选宫人入宫供使用，选定以后，他却说：‘太后那里不必知道。’朕说：‘不可以。’他又到太后那里说：‘皇上想把这件事隐瞒下来。’等朕向太后说明后，太后才知道他是在离间，于是朕便疏远并断绝了与他的关系。”贤说：“用谗言败坏人的品行，是自古帝王都深恶痛绝的事。陛下断绝与他的关系，非常正确。” 景泰二年冬天，鹰坊司的内臣上奏请求出城打猎，皇上不准许，他们又坚持请求。皇上说：“你们想出城打猎，但不许扰乱、侵害州县。朕会派人查访此事。”既然准许他们出猎，他们以为这只是皇上一时说的话，未必会真的追查。到了州县，他们一只鸟也没有捕到，有关官吏害怕他们的威势，便向百姓征敛，聚集鹿、獐、兔、雉献上。内臣把这些说成是打猎所得，派人领进宫来。皇上果然派人暗中查访，某州有多少，某县有多少，都查到了具体数目。等他们回来时，皇上把他们各自杖打，并罢黜了他们。冬十一月间，皇上有一天屏退左右，召贤从容谈论政治的得失。贤于是极力陈说不合情理的弊端：往往派锦衣卫官校到外地拘捕罪人，但这些人贪图财利，（“然此辈嗜利”中，“嗜利”二字原无，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势如狼虎，所到之处没有不被侵扰的，一定要满足他们的欲望才肯罢休，动辄索取数百上千的金银，有司不堪其扰。我大略把这些情况说了出来。皇上起初不答应，并且说：“今后只是不可以派得太多罢了。”没想到所派的人多是左右近臣和权贵所嘱托的，他们因此进谗毁谤，说贤多嘴多舌，那些人如果有罪，自然应当承担自己的罪责。皇上听信了这些话，因而逐渐疏远贤。贤起初也察觉到了，（“贤初亦觉之”中，“亦”原作“不”，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却不知道原因。后来左右传出的话就是这样，贤说：“这些弊端深藏在九重宫禁之中，怎么能让皇上知道？贤既然有幸亲近皇上，难道忍心隐瞒而不说吗？说出来即使获罪，也是我心甘情愿的！”过了十多天，皇上又召见贤，待他如同从前，原来是圣明的鉴察十分清楚。” 当时想求得宠幸、得到升迁的小人，大多不能如愿，便说是贤阻挠了他们，无不怨恨贤，乘机诽谤。那时刑部尚书缺员，已经选定山东布政使陆瑜，有人便借此散布说陆瑜是靠行贿才得到任用的，朝廷官员纷纷议论，认为陆瑜到任后一定不会被任用。又有人说石总兵已经向皇上进言，贤一定会因此遭祸。后来陆瑜到京，皇上召贤商议，仍然任命陆瑜为尚书，众小人惊愕不已，众人的诋毁才停止。皇上起初虽然听信了谗言，但因对锦衣卫的弊端感到愤怒，又暗中查察，结果都查到了实情，而且他们的过错尤其超过贤所说的。皇上召来锦衣卫指挥使告诫说：“今后派人办事，谁敢再像以前那样，必定从重治罪，决不宽宥。”从此他们收敛起来，不敢任意索取。有人替贤担忧说：“先生这样招来怨恨，怎么办？”贤说：“如果能够除掉这一弊端，即使招来怨恨我也不推辞！” 此前，安远侯柳溥在凉州任职时，敌寇抢掠，他不敢出兵。监察御史刘浚上奏说他畏缩怯懦，以致使官军遭受损失。皇上对刘浚所说的话很恼怒，并且说：“与敌人交战，怎么能不有损失？如果让将校听到这两句话，岂不是会丧失斗志！”想要加罪于刘浚。贤回答说：“御史是皇上的耳目之官，所见到的情况应当上奏。应当采纳正确的部分，舍弃不正确的部分，不宜因此责罚他。”皇上于是停止了加罪，但始终不认为刘浚说得对。后来因锦衣卫对贤怨恨，皇上说贤袒护这个姓刘的秀才，并且说：“像这样的御史多嘴多舌，贤便认为他说得对。”刘浚后来任满回京，最终还是被下狱。不久皇上也悔悟了，减轻了他的处罚，只降职调到外地任职而已。太傅、安远侯柳溥因为抵御敌寇没有功劳，被召回。到京后，皇上召贤说：“柳溥身为主将，却如此畏缩。如果不惩治，凭什么警戒众人？况且有罪而不处罚，谁还会畏惧法令！”随即命令言官弹劾他，罢去他的太傅之职，让他闲居。过了几天，（“越数日”中，“越”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柳溥把马和骆驼进献给皇上，皇上愤怒地把他的奏疏扔在地上说：“柳溥竟然如此无耻。庄、凉一带的百姓既已被敌寇抢掠，（“庄凉之人既被虏寇抢掠”中，“庄凉”原作“在京”，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牲畜几乎被抢光，又被总兵索取，不然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何况他没有功劳，还戴罪在身，朝廷难道还能接受他的进献吗？”于是退还了这些东西，并责备他的错误。柳溥惭愧害怕地退下。

译冬十一月，圣节和冬至按惯例在奉天殿宴请群臣。皇上回头对贤说：“节日固然应当设宴，费用也不是舍不得，只是计算牲畜，数量非常多，此外还有正旦、庆成，一年要举行四次宴会。朕想减少宴会次数，怎么样？”贤说：“举行大礼，原本不在于这些宴会，陛下减少宴会也是对的。”从此每年举行两次宴会，到正旦有时也不设宴，只有庆成的一次宴会每年不缺。” 景泰帝身体不适，文武群臣不过是在等待他不起，也就是等待他去世，好请求上皇复位。当时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軏掌握重兵。那些想图谋富贵的小人认为，少保王文、于谦和宦官王诚等人想要从宗室中另立一人为帝，便用这种说法来激发石亨等人，借助他们的势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石亨等人于是把迎接上皇作为功劳，杀死王文、于谦等人，又贬谪陈循等数十人。石亨封为忠国公，张軏封为太平侯，随后更加固宠揽权，滥封官爵，贪财无厌。刚复位时，人心都非常高兴；等到看到石亨等人的所作所为，人人都失望了。天象也受到干扰，彗星出现，星象变异，太阳周围多次出现日晕，几个月不止，这正是群阴包围、遮蔽太阳的征象。然而石亨安然自得，丝毫不知道警戒，公然收受贿赂，强行干预朝政，掠取他人的功劳来博取恩宠，任意更换文武大臣和边将，以此壮大自己的威势；有谁不是出自他的门下，便想方设法中伤他。朝廷内外看到他的势焰，无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石亨的侄子石彪，很是勇猛，突然升为都督，性情尤其贪婪暴虐。起初他建立边功，便大肆行凶作恶，谋求镇守大同，还指使别人上奏保举他。朝廷察觉其中不实，派人查访，果然查出虚假欺诈。依法处置石彪，人人都感到痛快。不久，石亨也因石彪获罪受到牵连。朝廷起初念及他的功劳，多次宽赦他。没过多久，他的家人传出怨恨诽谤的话，并且有谋反的计划，于是依法处置石亨，抄没他的家产，使他遭受极重的祸患，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天道如此循环报应。人们曾见他的名位和势力像泰山一样稳固，没想到一旦要除掉他，竟没有受到丝毫阻碍，这大概是幽明之间的冤屈从此得以伸张。虽然朝廷的大法使他不能免罪，也是因为他的罪恶已经累积到极点，天神和人众都共同愤怒，在其中助成了这一结果。当时如果让石彪镇守大同，实在令人畏惧。况且在京城的武官大多出自石亨门下，而石亨又掌握兵权，天下的精兵没有比大同更多的，稍有变动，内外相互呼应，那祸患哪里说得尽！到那时即使想扑灭，也来不及了。现在回头看这件事，能够及早除掉这一大害，如果不是皇上刚明果断，不能做到这样；同时也是祖宗在天之灵暗中相助，国家社稷长久延续的征兆由此显现。天顺四年，天下各司的官吏进京朝觐。皇上召贤说：“朝觐中的弊端，不可不革除。”贤说：“确实如圣上所考虑的。”于是张榜禁约，不许他们与京官私下交往，也不许馈送地方特产；还不许下级官吏挟私仇告发、陷害他人。从此风气肃然，没有人敢违犯。皇上又召贤说：“黜免和升迁的制度，也应当实行。”贤说：“这是祖宗的旧制。”于是皇上下令吏部、都察院，罢退不称职的官员数百人；表彰才能品行超群、政绩显著的官员，从布政使以下的贾铨等十人，赐给他们衣服、楮币，由礼部设宴，命太监牛玉、吏部尚书王翱和我三人陪侍宴席，以此激励众人，舆论一片欢欣。随后又从这些人中召布政使萧晅为礼部尚书，（“随于其中召布政萧晅为礼部尚书”中，“萧晅”原作“萧暄”，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及《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附传改。）任贾铨为副都御史。此前，吏部举荐贾铨，说他可以得到重用；因为他的名望很高，想任命他为户部尚书。皇上问贤：“你认为怎么样？”贤回答说：“只听说过他的名声，尚未见过其本人。” 等贾铨到京，皇上命贤去观察他，发现他的相貌和名声不相称，于是另行寻求户部尚书人选。贤认为副都御史年富执法严正、不屈不挠，可以担任这一职务。皇上也认为如此。没想到左右近臣中不喜欢年富的人很多，他们对贤说：“皇上不喜欢这个人，不能再举荐他。”贤以为这是真的。但有一天皇上召贤说：“户部尚书的空缺，究竟谁可以担任？恐怕非年富不可。”贤说：“不喜欢这个人的人很多，这反而更能说明他的贤能。”皇上说：“年富执法公正，适合担任此职。国家的财政大计所关，难道能顾及那些人的私人好恶吗？”于是召年富为户部尚书。士大夫们都认为任用得当。内府库官上奏说：（“内府库官奏”中，“府”字原缺，据明《古穰文集》本、明《纪录汇编》本补。）“今年所用的库藏钱财，不到几年就会用尽。”于是皇上下令户部商议，想把苏、松、嘉三府每年折纳的粮银折换成五万两金。（“欲以苏松嘉岁折粮银折金五万两”中，“嘉”原作“加”，“五万两”原作“四五万两”，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皇上召贤说：“国家的钱粮出自东南，而黄金并不是那里所产。现在想折纳黄金，金价一定会大涨。”贤回答说：“确实如圣上所考虑的。”于是他谈到云南各地土人每年缴纳金银的情况，皇上便命令用银折纳数千两黄金，等十年后不足时，再议定实行其他办法。会昌侯孙继宗，因为冒报迎驾功劳而升官的人，都有揭发其子弟冒报的，共有二十多人，于是具奏请求辞免这些人的官职。皇上召贤问：“这件事应当怎样处理？”贤回答说：“按照正当法令论处，全部都应革职。但考虑到他们是国戚，对于亲生子弟可以保留官职；至于因家人冒报而升迁的，则革去其官职，这样大概可以两全恩义。”皇上说：“对。但如果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必定会全部革职，即使侯爵也未必保得住。”贤回答说：“请陛下裁决。只要不失去母后的心意，就是万幸了！”皇上说：“必须按照先生的意见办理，才算妥当。”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皇上天资英武，更加明白熟悉政务，（“益明习政务”中，“政务”原作“政治”，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天下上奏的文书，他都一一亲自阅览；即使有极细微的差错，也能立即察觉。凡是发下去裁决的事情，贤等人都一概出于至公。皇上知道他们没有私心，对他们的委任更加深厚。凡遇事情，皇上不肯轻易立即作出决定，必定召见他们询问可否；有时派宦官来询问，也务必要得到妥当的意见后才施行。因此政事没有大的差错，法度得到振兴，人人都感到震惧，平日放纵的人无不收敛。其中只有一两个年老资深的宦官特别受到厚待，其余宦官即使一时受到极厚的宠爱，一旦有过失，立即依法处置，丝毫不加宽纵，因此不敢肆意妄为。

译法司上奏说，石亨等冒报功劳而升官的人，都应当查究。皇上召贤问：“这件事可以办吗？恐怕会惊动人心。”贤回答说：“如果逐一查究，就不可以。但这些因冒报而升职的人，自己本来就不能安心，想要自首，却犹豫不决。如果朝廷允许他们自首而免罪，事情才会妥当。”皇上说：“对。”于是施行这一办法。这样，冒报而升职的四千人全部自首，改正了原来的处分，人心都感到痛快。有人提议追缴他们已经领取的俸禄和粮食，贤说：“不可以。”户部上奏请求，得到圣旨后便免除追缴，人心都安定下来。石亨依法处置后，平日出入他门下的人无不惊惧。有一天，贤对皇上说：“元凶既然已经除掉，应当告诫群臣，同时安定人心，不要再追究其余的人。”于是照此施行，朝廷内外都释然了，没有人不感戴朝廷的恩德。起初石彪的事情败露时，言官秘密上奏。第二天，值班的大臣弹劾石彪，消息立即泄露给了石彪。皇上召贤说：“群臣结党包庇恶人到了这种地步，不可不加以警戒！”贤回答说：“确实应当遵照圣旨。”于是下令告谕百官：“今后文武大臣无故不得往来，近侍官不得到大臣的新宅去，锦衣卫官也不得这样做。”于是没有人不肃静遵守。天下听说后，也都惊惧收敛，官员相互交结的弊端于是停止。石亨下狱而死，法司请求把他的尸体埋葬。皇上召贤问：“怎么样？”贤说：“这样办理，还不算尽善。法司应当依法论罪；本来想斩首示众，朝廷从宽处理，特意保全他的首级，这样更能显示朝廷仍存有恩义。”皇上说：“对。”随即采纳了他的意见。有一天，从容谈到迎驾、夺门的功劳，贤说：“迎接皇上可以，但‘夺门’这两个字怎么能留给后世看？何况景泰帝并没有去世，陛下本来就应当复位，天命和人心没有不顺从的，文武群臣谁不愿意请求陛下复位，何必夺门？况且内府的门，难道可以夺取吗？‘夺’这个字尤其不合顺理。幸亏依赖陛下洪大的福气，才使事情成功。假使景泰帝身边的人先知道这件事，石亨等人又有什么值得顾惜的，他们不知道会把陛下置于什么境地！”皇上说：“对，那么当时他们凭什么为自己辩解呢？”这才明白这些人并不是为社稷谋划，不过是贪图富贵罢了。贤说：“臣当时非常清楚这件事是不对的，也有人想拉拢臣参与谋划，臣没有答应。依臣愚见，景泰帝如果真的不起，便率领文武群臣请求请出陛下复位，哪里用得着这样劳师动众！即使想要升官赏赐，又应当把功劳归给谁？老臣和年老资深的旧臣仍然在职，哪里会有杀戮、贬谪外放而导致天象异常的事情？这样一来，小人的谋划也就无从施展了！他们怎么还能招揽权势、收受贿赂？忠良之士也不会有被排挤的忧患，国家太平的气象难道不会因此更加兴盛吗？《易》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说的就是任用小人一定会使国家陷入混乱。这件事正好验证了这句话，实在更加可信。” 皇上说：“对。” 按：天顺初年，那些以迎驾为功劳的人大开行贿受贿之门，朝廷内的文武官员纷纷随风而动，奔走在他们门下，唯恐落后。谁先把财宝送上，谁就先得到优越的重要职位，再也不论才能贤否，风俗败坏到了无法尽述的地步。皇上也很知道这样做不对，但复位之初，只得低头顺从他们。第二年，皇上逐渐振作起来，十件事中还听从他们四五件；又过了几个月，十件事中只听从他们二三件；到了再下一年，凡事都亲自裁断，他们的贿赂之门也就只剩下徒有其名了。起初有一个优越重要的职位空缺，谋求它的人像苍蝇聚集在腥味上一样，争着想得到；后来空缺即使很多，谋求的人却一个也没有了。这是因为用人的权柄掌握在皇上手中，权贵不能干预。即使想行贿，又能把财物送给谁呢？从前奔走竞争的风气，一变而成为安于退让的习惯。由此可见，士大夫风气能否振作，关键只在于居上位的人是否努力实行，以及实行得怎么样。天下的气候与朝廷有关，验证下来果然如此。景泰年间，皇帝对父母不孝，对兄长不敬，对妻室不和，以至于朝廷之上充满怨恨，忧郁之气弥漫，所以六、七年间水旱灾害遍及天下。上天在上面显示变异，下面的气运也失调，一年比一年严重。自天顺初年皇上复位以后，敬畏上天、尊奉祖先，孝敬父母、亲睦宗族；宫室之中，彼此有恩爱相待，有礼节相接。年岁和顺，谷物屡获丰收，天下百姓没有饥寒流离的苦难。由此看来，朝廷的气运和谐，天下也就和谐；朝廷的气运失调，天下也就失调。《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圣贤的话确实没有欺骗人。耿九畴、轩輗都是廉洁正直的人，操守品行一向坚定，天下人都信任他们。天顺初年，首先任用耿九畴为都御史，轩輗为刑部尚书，但两人的才能并不比众人特殊，只是选取了他们高于常人的品行。等到任职以后，却没有提出什么建树性的意见。耿九畴想要纠察石亨的罪行，反而被石亨排挤，出任江西布政，随后调任四川。皇上知道他为人清廉正直，只是被石亨一党嫉恨。有一天，皇上泛泛谈论人才，想到九畴并没有罪过，贤便说：“这个人的操行确实很难得。”于是便有了召回任用他的意思。贤私下里考虑，当时台宪官员中本来没有罪过、却被石亨排挤罢黜的人，都痛惜朝政的过失；如果能够召回任用九畴，就能表明朝廷已经明白石亨的错误，这件事关系重大。不久，正逢礼部缺人，便召他到京师。皇上怜惜他年老，命他担任南京刑部尚书，并且说：“让他遂其优闲之愿就可以了。”起初，轩輗在刑部任职数月，因疾病发作，恳请退休回家；后来皇上每每想到轩輗的为人，也认为实在难得。贤说：“他们二人的一贯品行，天下都知道。” 有一天，南京总督粮储一职缺人，皇上谈到处理这件事的人才，认为过去能办理此事的人没有比轩輗更合适的，于是任命他为左都御史。不久，九畴去世，皇上感叹哀悼了很久，说：“可惜这位老人，我本想让他优闲度日，他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不久，又任命左都御史萧维祯为南京刑部尚书。皇上因而说，负责办理案件的校尉也有很多冤枉人的；比如办理临川王与四名尼姑私通一案，镇抚司指挥门达审问他，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件事。又听说，办理案件的人，法司按照他们所办的结果执行，不敢为被冤枉者申辩；即使知道是冤枉，也只能付之一叹，只有门达能够辨明。贤于是说，过去办案的人挟私报仇、陷害他人，涉及虚假案件的就用重罪惩治。皇上说：“如果这样，又担心他们不肯用心查访。今后只要命令镇抚司辨明其中的冤枉案件就可以了。”

译天顺四年秋天，天下发生大水灾，江南江北尤其严重，田地全都被淹没。当时皇上意在明察，凡是事情，臣下没有人敢首先提出。有一天，贤回答完皇上的召问后，从容地说：“臣听说今年水灾非常严重，几十年来从未见过这样大的灾害，百姓无法存活。”皇上说：“该怎么办呢？”贤说：“如果不是大施恩典，百姓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和喘息！”皇上说：“怎样施行才可以？”贤说：“应当下诏免除粮草征收。”皇上说：“当然可以，但诏令不能只实行一两条，不如把旨意交给户部，通行天下。”贤说：“这样更好。”于是下令让受灾州县向巡抚、巡按官申报：灾情严重的全部免征，稍重的免除一半，再轻一些的免除三分之一。不久，天下奏报水灾的文书没有一天间断，通政司每天都有奏报。皇上起初认为贤的话或许说得过头，到这时才看到确实如此。然而有人认为贤因为多言而招致过失，贤叹息说：“身居这个职位尚且不敢说话，还能有谁来说呢？” 景泰年间，陈循、王文的儿子会试没有考中，两人因为私情而恼怒考官，认为取士不公，都具奏说考官考试不精，想要杀掉考官，朝廷不答应，这件事才作罢。天顺四年，会试中没有考中的举子都恼怒考官，有人鼓动这种说法，说贤的弟弟让没有考中，贤也恼怒考官。有一个举子于是上奏说考官评阅试文颠倒错乱，应当治他们的罪。皇上看到他的奏言，心中疑惑而没有决定，召贤来问：“这个举子上奏说考官有弊端，应当怎样处理？”贤回答说：“这只是私人的愤怒，考官实际上没有这种弊端。像臣的弟弟让也没有考中，正可以看出考官是公正的。”皇上的想法这才改变，于是命令礼部会同翰林院考察这个举子，检验他的学问；他大多不能回答题意，礼部、翰林院便具奏说他狂妄，于是把他枷锁示众在礼部衙门前，众人的议论才平息。不这样做，想要控诉考官的人会更多。贤对这个举子说：“如果你所写的文章有缺点而没有考中，是你的学力还没有达到，不是命运；如果你的文章值得取录却没有考中，那才是命运。连安于命运都不懂，怎么能做士人呢！”起初，也有朝廷大臣的子弟没有考中，都帮助这个举子；等看到这件事败露，都羞惭地感到惭愧。四年秋八月，虏酋孛来大举入侵，从大同、威远以西拥众向南进军。边将高阳伯李文按兵不动，不敢迎击其锋芒。不久，虏众直抵雁门关、代、朔、忻州一带，四处抢掠，炮火声一直传到京师。百姓惊恐疑惧，丢弃家园逃避，纷纷拥入京城，无法制止。皇上起初认为这些虏人贫困，只不过在边境抢些牛羊就会离去。贤见百姓这样惊逃，于是对皇上说：“京师应当派军队驻扎在紫荆、倒马二关，并不是想同他们正面交战，一方面是安抚百姓，另一方面是使他们知道畏惧，不至于深入并长期停留。”皇上正想命令总兵官商议，恰逢兵部上奏，想派将领统率京师军队前往大同杀敌。皇上说：“缓慢行事来不及解决问题，只是白白劳累人马。驻守关口的建议可以实行。”于是派都督颜彪率兵前往紫荆关，派冯宗率兵前往倒马关。然而这些虏人既然已经有所掳获，见我军不动，离去后又回来，于是再次下令二关的军队前往雁门。百姓依仗这一措施而不再恐慌。皇上起初不想这样做，虽然勉强同意，最终仍不高兴。后来见这些虏人再次到来，才开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人们也说贤多言，贤说：“古代的大臣知道的没有不说，今天虽然不能做到这样，但像这类关系利害、关系国家安危的事，难道可以不说吗？即使因此获罪而被疏远，也不能顾虑。” 四年秋天，皇上召贤和王翱到武英殿，说：“现在兵部、工部缺少侍郎，你们选择人来任用。”贤说：“副都御史白圭可以担任兵部侍郎，他担任湖广巡抚也只是暂时设置的职位罢了。”皇上认为可以。王翱说：“南京户部侍郎马谅的服制将要期满，可以转任工部。”皇上也认为可以。马谅来到京师，恰好户部也缺人，皇上于是召见贤谈到马谅，贤认为如果舍弃户部的正缺而把他调往其他部门，他的班次品秩反而会排在马谅之下，不如就任命他为户部侍郎。皇上认为可以。任命下达后，舆论也感到满意。王翱也说：“这样处置，非常妥当。”马谅从南京府尹升任这一职位，长期熟悉钱粮事务，贤并不是一时自行决定这样做，大概也是一向听到众人的议论。四年冬，闰十一月十六日早晨，出现月食。钦天监推算失误，没有按规定举行救护仪式。皇上召贤说：“月食是人人都能看见的，钦天监竟然这样推算失误。”皇上又说：“汤序以礼部侍郎的身份掌管钦天监的事务，凡是有灾异，必定隐瞒不说；有时看见天象发生变化，必定曲意加以解释，甚至把书中记载的不祥字句大多自行删改后进呈，只有遇到天文吉兆时才详细记录进呈。而且朝廷正是想知道灾异，以此看出上天的警戒，希望能够知道修养反省，可是汤序竟然这样隐瞒，这难道是臣下竭尽忠诚的道理吗！”贤说：“自古以来圣帝明王都畏惧天象变化，这确实与圣上的心意相同。

译汤序如果这样做，罪行是可以诛杀的。” 皇上说：“现在既然有这样的过失，法律不能容忍。”于是将汤序逮捕下狱，降为太常少卿，仍然掌管钦天监事务。四年十二月六日。皇上在奉天门退朝后召见贤，说：“吏部右侍郎一职不能长期空缺，何况尚书王翱年老，应当早些找到一个熟悉、精通这项事务的人。”皇上命贤与王翱访求人选，找到巡抚南直隶副都御史崔恭。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文华殿具奏，皇上很高兴，认为选到了合适的人，便以山东布政刘孜代替崔恭担任巡抚。于是谈到人才的高下，皇上说：“像徐有贞这样的人，才学也很难得，当时有什么大罪呢？只是石亨、张軏一伙人害了他。宁可免得后世议论，可以让他在原籍做平民。”贤和王翱说：“圣上的恩典施行得最为恰当。”随即传旨交给户部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日〕 天顺五年正月，大理卿李茂去世。皇上召贤说：“大理寺是审录案件的法司，囚犯都要经过这里，审理公平至关重要。现在虽然有两名寺丞，但名分仍然较轻，恐怕不敢同其他法司据理争辩，必须找一名职位稍重的人，你可以选择。”贤请求同吏部尚书王翱商议，皇上说：“可以。”于是两人商议认为前任大理卿李宾最合适，只是担心他的服制还没有结束。第二天在文华殿召见时，皇上问：“找到合适的人了吗？”贤和王翱以李宾回答，于是任用了李宾。五年二月，因为锦衣卫指挥所办理江西弋阳王败伦一案涉及虚假情节，皇上召贤说：“宗室中难道会愿意有这样的丑事吗？他们起初既然把它当作真的，如今却说没有这件事，由此看来，他们过去办理的其他案件，冤枉人的一定很多。”贤说：“确实如圣上所说。”于是又说，法司明明知道案件是冤枉的，却畏惧躲避这些人，不敢据理辨明。贤说：“应当把圣上的旨意交给法司，只要有冤枉案件，就同他们据理争辩，不许畏惧权势、回避嫌疑。”皇上说：“可以。”于是召见法司官员告诫他们，人人都很高兴。有一天，皇上谈到这件事，贤说：“在清平的时代，如果刑狱冤枉了人，确实会损伤和气；只有陛下能够这样明察，百姓真是非常幸运！” 天顺五年四月，皇上召贤，对他说：“现在府库收入的钱粮少，支出的却多，怎么办？况且军官一个季度领取的银两就有十四万余两。”贤说：“自古以来国家最怕冗员坐食，现在一个卫的军官就有二千余员。”皇上说：“一年四季中，或者只发给他们一两季的俸禄，改发布匹和钱，怎么样？”贤说：“需要同户部商议。”有一天，皇上召贤，说：“你同吏部、户部、兵部尚书商议这件事。”皇上说：“让户部提出奏议，朝廷再命令共同商议。否则，不仅会把怨恨归到朝廷，也会把怨恨归到你们这些人身上。要慎重保密。”贤于是说：“在京的军官中，年老、羸弱、残废、有病的人，命令兵部逐步调到外地去；然后用军士补足他们的缺额，以节省冗余开支。”皇上说：“这件事只是恐怕难以施行。”贤说：“应当安静地推行，像没有事情一样，但要让他们察觉不到就可以了。”皇上点头同意。贤又说：“军官有增无减，而且天地间万物有增长就必然有消减；如果人只出生而不死亡，就没有地方容纳了。自古以来有军功的人，即使用金书铁券，发誓让其功名永久存在，但他的子孙不止一代；到了第二代，如果犯法就革除其封国，后来如果能够立功，又再授予爵位。哪里有屡次犯下罪恶却不革除爵位的道理呢？” 如今如果因循拖延长久下去，天下官员多而军士少，百姓供养他们的俸禄，必然会陷入困穷，国家的根本也会受到损害，不可不深思熟虑。”皇上说：“这件事确实值得忧虑，应当慢慢办理。” 自天顺四年水灾以来，天下米谷都很贵，百姓生活艰难。到五年，情况更加严重，贤对此深感忧虑。六月中，因为陕西、凉州、庄浪一带遭到虏寇侵犯，城堡被围困，长久不能退兵；又派将官仇廉率兵从兰州渡河，与庄浪合兵，却又被虏贼截断道路，杀败退回。贼寇更加猖獗，渡河抢掠羊、马和财物，官军不敢与之交战，关中震恐，请求派大军剿灭。于是任命兵部尚书马昂总督军务，怀宁伯孙镗为总兵官；京师出兵一万五千，河南、山东调兵二万。贤因此事同会昌侯孙继宗、吏部尚书王翱以及马昂四人向皇上进言：“如今天下百姓生活艰难，何况又要兴兵，应当宽缓抚恤，以解救百姓的困苦。”皇上面有难色，但不得已答应了。太监牛玉也听到下面的情况如此，竭力赞成施行。于是开列出十几项对百姓最为困苦的事项，全部停止。内官吉祥居住禁庭的时间最长，为人只喜欢施加私人的恩惠小惠，招揽权力、收受贿赂，擅自作威作福。他曾经前往云南、福建杀贼，带去的达官和军士中，能够骑马射箭、为他取得功劳的人，便收纳到自己部下，加以恩宠，作为心腹。天顺初年，皇上召他们迎驾，这些人都升任要职。他们也感念吉祥的恩德。后来石亨的事情败露，冒充官员的人都被革除，这些人又受到吉祥庇护而没有变动。吉祥起初凭借迎驾的功劳，贪图富贵，想使一家荣耀，弟弟、侄子都各自得到大官。他又卖官鬻狱，贪污受贿没有满足。（“弟侄俱各得大官又卖官鬻狱渎货无厌”一段，原文没有，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皇上起初迫于形势而满足他的欲望，后来不能忍受，便逐渐疏远、抑制他。吉祥动辄破坏、另生异心，命令他的侄子昭武伯钦纠集受过他恩惠的人图谋叛乱。适逢兵部尚书马昂、怀宁伯孙镗统率官军前往陕西杀贼，天顺五年七月二日早晨辞行，钦等人乘机想杀掉马昂、孙镗等人，随后拥兵入宫发动变乱。幸亏孙镗等人事先察觉，在二鼓时就向宫内报告，宫门没有打开。钦兄弟和同谋者先到锦衣卫指挥逯杲的宅门前，遇到逯杲正要出门，便砍下他的头，打碎他的尸体。原来逯杲也是受到吉祥恩宠的人，后来朝廷委任他办理案件，他又揭发钦违法悖理的事情，因此钦等人最痛恨他，便先杀害了他。然后他们分头部署在各个宫门，等待宫门打开后拥入宫中。到了三鼓时，他们来到宫门，钦兄弟四五人都在东长安门。

译我四更时分到了朝房，（“予四鼓到朝房”中的“到”字，原本作“列”，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听见有人抢马，局势惊乱，以为是出征的军队。等进入房中，听见有人喊：“锦衣卫指挥焦寿、郭英等人抓住了！”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一会儿，有人呼喊我的官名，说：“找李学士。”我正感到害怕，便出了房门到门前，看见几名披甲持刀的人，其中一人砍了我一刀，又用刀背打了一下。曹钦正好来到，看见我，便不忍心杀我，连声呼喊“尊长”，拉着我的手说：“不要害怕。”他呵斥退了持刀的人，又告诉我说：“我们父子兄弟一心尽忠，迎接圣上复位，如今却被逯杲诬陷毁谤，反而想来加害我们。”他提着逯杲的头给我看，说：“确实是这个人激起了变乱，我们也是不得已。”我说：“这个人制造事端、残害别人，谁不怨恨他？既然除掉了这个祸害，就可以请求皇上的命令了。”曹钦说：“那就替我写一份奏本送进去。”随即让人看守我，到了吏部朝房尚书王翱那里借来纸笔写成奏本。我拉着王翱同行，从门缝里把奏本投了进去。曹钦见门不开，便举火焚烧，而且又想加害我，命持刀的人和我一起去找尚书马昂，幸亏王翱等人把我们解救开来。天亮以后，曹钦上马呼喊众人，奔驰前往东安门，又命一个披甲持刃的人骑马寻找我，王翱等人再次把我解救出来。忽然孙镗率领官军袭击并包围了他们，我才得以脱身。当时恭顺侯吴瑾、左都御史寇深都被杀死，我也受了伤。我在吏部，到了晚上大雨仍不停，听说官军把曹钦等人包围在他的住宅里，（“闻官军围钦等于其宅”中的“闻”字，原本作“又”，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把他们全部诛杀了。我担心那些被胁迫跟从的人心中不安，便投递奏本，请求立即颁发圣旨，（“请急宣圣旨”中的“请”字，原文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对被胁迫跟从的人一概不治罪，以安定那些心怀疑惧者的心，然后把诏书颁告天下，施行宽大抚恤的恩德。一切不急迫的事务，全都停止办理，让百姓休养生息。吉祥已经依法处死，大概是因为这些乱臣贼子肆意发动叛逆，是天地鬼神所不能容忍的。当时如果不能及早察觉，各道城门一旦打开，这些贼人拥入城中任意横行，一时之间无法抵御，那灾祸就说不尽了；最终他们虽然被杀，但受到他们伤害的人已经很多。幸亏及时把他们扑灭了，这实在是宗庙社稷之福。自天顺元年起，石亨窃取并玩弄权柄，怨恨御史杨瑄揭发他的家人侵占民田，便说李贤与徐有贞是主使。杨瑄因此受到诬陷和迫害。他又说言官正要弹劾自己违法，石亨预先得知，便反过来说御史听从徐有贞的指使，排挤陷害大臣，于是把都御史耿九畴等人投入狱中，十三道掌道御史也全都依法治罪。从此进言的渠道闭塞，近侍和掌风宪之职的官员中，没有一个人敢说话。由此权奸得意，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接连发生叛逆之事。李贤趁机对皇上说：“自古以来，天下太平的朝廷没有不开放进言渠道的。朝廷担心臣下不肯进言，有的设置敢谏之鼓、诽谤之木，有的引导他们进言，有的设置不进言的刑罚来使他们畏惧。有直言进谏的人，就表彰、赞扬、赏赐慰劳他们，升迁任用他们来鼓励进言，（“升用以劝其言”中的“言”字，原本作“一二”，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这样臣下才开始肯进言。而且进言的人所说的，不过是君德的亏欠、刑政的缺失、天下百姓的利害，以及文武百官的贪暴奸邪，这些都是有益于国家的事情，对自己却没有好处。不仅对自己没有好处，还担心触怒皇上而获罪。圣明的帝王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恳切地寻求进言，只怕听不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只有奸邪之臣厌恶别人攻击自己，竭力想堵塞进言渠道，以便肆意做坏事，使没有人敢对他们怎么样，结果因此家族覆灭、后嗣断绝，却还不醒悟。”皇上说：“这件事确实是吉祥、石亨、张軏、杨善等人堵塞了进言渠道，如今应当迅速重新开放，可以把这件事列入诏书中。”李贤说：“这是宗庙社稷之福，也是百姓之幸。”于是，进言的渠道才重新开放。都御史寇深被贼人杀害后，皇上回头对李贤说：“这个职位不是轻微的，（“此职非轻”中的“职”字，原本作“地”，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必须找到合适的人。”李贤说：“应当命令六部共同推举。”不久推举出三人，以南京刑部尚书萧维祯为首选。皇上命李贤从中任用一人，李贤以首选之人回答。皇上说：“这个人曾经在吉祥那里通报消息，吉祥极力推荐他，不是正直之士。”皇上又询问六部，六部都说：“只是因为他曾担任过这个职位，便说他老成，却不知道他竟然这样行事，实在不能任用。”皇上再次询问，李贤说：“大理卿李宾虽然年纪轻，但仪容举止老成，长期掌管刑名事务，可以担当这个任职。我所见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但还必须听从众人的意见。”皇上召王翱等人询问，众人都说：“可以。”（“上召王翱等询之皆曰可”中原本缺少“曰”字，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于是升任李宾为右都御史。

译八月十六日，皇上敕谕吏部说：“学士李贤被贼人所伤，却还能勉强支撑病体办理政务，忠诚勤勉值得嘉奖，特加授太子少保，依敕令奉行。”李贤立即上奏请求免除这一加授。皇上说：“官职是用来酬劳功绩的，朝廷自有公论。卿应当接受命令，你所请求辞免的事不准许。”第二天，皇上召见并问他：“先生为什么恳切地请求辞免？”李贤说：“臣实在不敢接受这次加授官秩，请允许臣辞免。如今再次进呈奏本。”皇上说：“先生为国事劳心，不是别人可以相比的，即使进呈十次奏本也不准许。”李贤不得已接受了。客人来时一定说：“众人都认为先生接受这个职位，与前任相比，士林中的声望还远未充分。”（“佥谓先生受此职视前任者士望尤未满也”中的“满”字，原本作“允”，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我说：“朝廷的名位和器用不可滥加使用，不能只是增加许多兼任的优美官秩，却不考虑所担任的事务是否相称。如果能够尽到职务，即使不兼任官职也有光彩；否则，即使兼任十个官职也算不上美事，只会招来士林的讥笑。而且景泰年间，任由官员自行选择好官来兼任，最多达到兼任五个官职，太子太保一次就有十人升任，名位爵禄泛滥到了这种程度。不到三年，便全部革除，能够避免诛杀和贬谪、按照礼法离职的也只有两三个人罢了。韩子所说的‘必有天殃者也’，正是这个意思。士大夫应当以此为戒，不可贪图一时的荣华，而忘记长远的忧患。” 天顺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晨，皇上召李贤到文华殿，因谈到吉祥的事情说：“这些人放纵无忌，前些日子看见吉祥败亡，稍微收敛了一些，近来又放纵起来。朕常常告诫说：‘你们不可这样。就像吉祥，并不是没有功劳，但一旦触犯法律，就不能留下了。而且朕在南城时，你们这些人是怎样过来的？今天不可忘记。朕如今在位已经五年了，没有一天忘记在南城时的情形。’这些话，朕平常常常告诫他们，先生难道不知道吗？”李贤说：“古代圣贤之君正是这样。处在安乐之中不忘记患难之时，又用这些话告诫身边的人，这是最好的做法。” 皇上说：“朕每天一早在五更初起身拜天，即使有时脚有疾病不能站起，也照样跪拜。拜完以后，司礼监进呈奏本，朕一一亲自阅看。到朝廷和太庙行拜礼，入庙时也都是这样。出来后临朝听政，退朝后去朝见母后，完毕再亲自处理政务。政务办完，进膳，饮食按照本分，从不挑拣取舍。衣服也随意合宜，即使穿布衣，也不认为这就不是天子了。”李贤说：“这样节俭，更能显示盛大的德行。如果朝廷节俭，天下自然会富裕。前代如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都能节俭，当时天下都很富庶。只要不把声色耳目和玩物爱好放在心上，自然就能节俭。” 皇上说：“是这样。钟鼓司承应的事务如果没有事情，朕也不观看不聆听，只有节日时侍奉母后，才让这些人承应一天。空闲时就读书，或者观看射箭。”李贤说：“前代圣人留下的经书，只有《书经》讲的是帝王治理天下的根本经常之道和基本法则，最应该熟读。”皇上说：“《书经》和《四书》，朕都已经读遍了。”李贤说：“现在正好进一步玩味其中的道理。何况圣上的资质聪慧，一看就明白，最为有益。”皇上说：“《二典》《三谟》真是美善的言论。”李贤说：“确实如圣上所说。帝王修身齐家、敬天勤民、任用人才和处理政务的道理，全都在其中，贵在亲自体会并实行。”皇上说：“是这样。朕在正统年间留心读书，只是不喜欢写字。”李贤说：“帝王的学问不在写字，只有讲明经书的义理才最为重要。”于是谈到景泰年间完全不理政务，有时任用人、给人升官，第二天接受谢恩，却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文武大臣从来没有机会向他进言，上下之间的情况又怎么能够沟通呢？李贤说：“自古以来的明君，没有一天不与大臣接触，共同商议治理天下的道理。所谓与贤士大夫接触的时间多，与宦官宫妾亲近的时间少，就是这个意思。”皇上说：“这样一来，天下难道还会不太平吗！” 李贤说：“近来听到外面的议论，有两件事不便。”皇上说：“什么事？”李贤说：“松潘羌民发生叛乱，已经下敕令让四川三司调兵讨伐。但是三司的官员各自统领军队，彼此争强，难以成功，必须由朝廷任命一名将官统一指挥，或许才能成功。《易经》说：‘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这是不可不考虑的。”皇上说：“这个担忧非常正确。”听说都督许贵可以任用，于是便调来任用他。又有湖广总兵兼管贵州，所有军务，贵州将官都不能自行专断，每次行动都必须派人到湖广商议；山路险远，往来迟滞，以致许多事情耽误，实在不便利。皇上说：“是这样，这些事情确实不稳妥便利。立即召兵部来改换安排，命令各镇分别守卫本地。” 李贤说：“臣听说陛下夏天不摇扇，冬天不靠近火炉，果真如此吗？”皇上说：“确实如此。暑热即使极其炎热，朕也从不摇扇，在宫中也不让身边的人摇扇；冬天即使极其寒冷，朕也从不靠近火，也不披穿暖衣。稍微使用这些，双眼就会发热。”李贤说：“陛下的圣人资质，先天禀赋如此坚厚，大概是因为身体承受了中和之气。我听说宋仁宗也是这样。像臣等这样禀气浅薄的人，如果不摇扇、不靠近火炉，就无法撑过去。” 皇上回头对李贤说：“如今六部尚书大概都找到了合适的人，只是担心吏部尚书王翱已经老了。”当时王翱七十八岁。李贤说：“臣听说禄命之说，王翱寿命最长，还能活十年。”皇上高兴地说：“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像户部尚书年富这样的人，并不容易得到。”李贤说：“如果要接替王翱，吏部尚书非这个人不可。”皇上说：“是的，朕的想法也如此。只是礼部尚书石瑁稍微弱一些。”（“惟礼部石瑁稍弱”中的“瑁”字，原本作“■〈土冒〉”，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及本卷下文改。）李贤说：“这个人担任这个职位，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早晚应当退休。”皇上说：“暂且留着他，恐怕后来的人未必超过他。刑部尚书陆瑜很好，都御史李宾也可以。像工部尚书赵荣，也能办事。”李贤说：“这个人值得称取。比如曹贼叛乱时，文职官员都畏缩逃避，何况出兵又不是他们的职责，谁肯挺身向前？只有赵荣自己奋勇而出，披甲跃马，在市中呼喊说：‘好汉们都来跟随我！曹家是乱臣贼子，应当共同讨伐消灭。我们是忠臣义士，不可退避！’于是跟随他的人有几十、上百人。他能够在阵前鼓舞和奖励士卒，消灭贼人取得成功。像这样存心做事，别人没有能比得上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皇上说：“这也是忠臣。像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也都很好。”（“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中的“姚夔”原本作“魏夔”，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及《明史》卷一七七《姚夔传》改。）李贤说：“这两个人的才干器识，日后都可以入选尚书。”皇上说：“是的。” 天顺六年三月，陕西管粮通政司参议尹旻上奏说：“贼人退去，河流解冻，（“贼退河开”中的“河开”二字原来误倒，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军马很多，百姓供应运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我说：“出兵在外，可以暂时，不能长久；时间短就强壮，时间长就衰老。况且达贼就在边境，怎么能保证他们不来侵犯？如果担心他们再次来犯，就不能撤退军队，那便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如今陕西百姓已经疲困到了极点，如果不趁河流解冻之时暂时撤回军马，减轻他们的供应负担，百姓就会更加逃散，粮草极度缺乏，大军也难以驻扎。何况今年不能耕种，明年粮草会更加缺乏。宁可暂时撤去、以后再来，也不可长久留在那里，这样或许能让百姓趁空耕种，日后如果再次用兵，也不至于耽误事情。此时不如命令当地官军一边耕种一边防守，把调去的军马都命令返回，只留下文武官各一员，督察当地城堡和军马，这样或许比较妥当。”皇上对此有所疑虑，心里认为虏寇可能再次来犯，又要调兵，于是命总兵、兵部尚书到阁下议事，最终还是听从了我的意见。天顺六年夏四月一日，在奉天门奏事完毕、静鞭声停止之后，皇上起身召见礼部尚书石瑁等人。石瑁急忙出班趋走，想登上右侧台阶，鸿胪寺官员喊住他，他才转回御道，跪下听受圣旨，（“方转回御道跪承旨”中的“跪”字，原本作“跑”，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并接受了关于选妃之事的敕书。皇上下了金台，就召李贤说：“石瑁举止粗疏，像这样失措，怎么能做礼部尚书？他自己不请求退职，朝廷就难以将他斥退。”李贤说：“确实如圣上所说，让他自己退职，或许可以保全大臣的体面。”皇上说：“如果户部侍郎张睿可以代替他。”李贤说：“张睿是老成之人，也适合这个职位。”李贤随即把石瑁请求致仕的奏疏报了上去，石瑁很快也上奏陈述。皇上看到石瑁的奏疏，（“上见瑁疏”中的“见”字，原本作“曰”，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心里反而不忍，说：“石瑁为人笃实，难道可以因为这点小小的过失就退职吗？”便命太监牛玉传敕给吏部尚书王翱，与李贤商议。李贤等人说：“石瑁只是一个淳朴诚实的人，不过动作迟钝罢了。既然留用石瑁，张睿就可以不调动了。”皇上又命牛玉传旨：“张睿历任官职三年，又办事勤劳，升任户部尚书，仍然管理粮储。”命令下达后，士人舆论称重石瑁主动请求退职，赞美张睿应当升任。如果不是事先报告，石瑁也不知道皇上心中不满意，必然不会请求退职；那样皇上的怒意就难以预料了。等到石瑁上疏请求退职，皇上的心意于是消解。士林又认为石瑁能够察觉事机而采取行动，没有贪恋职位、羡慕俸禄的心，声望和身价比前一天倍增，这也算是意料之外的赞誉。学者对于圣贤之道，贵在既能知道又能实行。如今的士人谁不读书？在讲明道理上下功夫的或许有一些，但能够亲身实行、身体力行的，一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总的说来，那些讲明道理的人也只是粗略通晓大义，未能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指望他们能够实行就很难了！宋朝的理学之所以远远胜过前代，大概是因为周濂溪、二程洛学、张横渠关学、朱子闽学等大儒倡导兴起，于是天下士大夫都知道应当把它作为要务。看他们与各位前代正人往来的书信中不断辩论，如果不是留心于此，哪里会这样？如今却把理学当作求取出身的阶梯，一旦做了官，就把它置之度外，再也不加理会，只凭自己的天资行事，对于圣贤立身处世的法度完全不放在心上，把理学看得仿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真是令人不胜感叹啊！（“视理学不知为何物也可胜叹哉”中的“叹”字，原本作“惜”，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 我曾经奇怪，前元博学雅正的士人，朝廷内外非常多，便以为是时运如此。等到看到当时选取士人的办法采用赋，才知道所谓博雅之士，是上面促成的。如今已经革除了这种办法，大概是要抑制沉溺词章的风气，专门希望士人通晓经义、用于实际，出发点固然是好的。我私下认为，作赋不是博雅之士就不能作；但经义、策论受到正确立意的限制，即使不博雅也可以。如果在第二场考试中仍然增加一篇赋，不出十几年，我不相信士人会不博雅。吴草庐得到虞伯生这样的弟子，却不能把自己的学说传给他，究竟原因在哪里？并不是草庐不曾详细传授。想来虞伯生当初到他门下求学时，已经没有求道的志向，不过想端正文辞罢了。否则，凭虞伯生的贤能，如果真能刮除专事词章的习气，全力从事道学，难道还会没有成就吗！只是他沉溺于词章，看看他所作的诗不下万余首，就应该知道他在道学方面有所不及了。本朝仕途中能够以理学为务的人，才只见到薛大理一人，大概是因为他的天资和本质都很好。我曾想跟随他游学，却因官务牵累未能实现。此人不善于处世，正直的品行显露出来后反而遭到排斥，已经退居闲职了，不知他的学问造诣如今怎样。原文“直道自见黜”中的“黜”字，原作“处”，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原文“已就闲矣”中的“就”字，原作“熟”，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吏部尚书郭琎很早就出仕，没有时间求学问。然而他天资非常好，禀性完整敦厚，遇到事情从容镇定，喜怒不表现在脸色上。他精通吏事，办事简明切实而不浮泛。他任户曹属官时，文庙已经知道他的姓名。正统初年，侍臣因蝗灾、旱灾上言，说大臣不能完全履行职责，长期阻塞贤能之人的仕进道路，皇帝下旨让他们回奏。众人都想辞职退归田里，以此谢罪并平息上天的谴责，唯独郭琎认为不可以，说：“这并不是贪恋职位，只是皇上年幼，我们这些人都是先帝选拔任用的，接受了先帝的托付；如果我们全都辞职离去，谁来共同治理政务？应当戴罪修身反省、改正过错，以挽回上天的意旨。”众人听从了他的话，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原文“然天资甚美”中“然”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原文“有旨回奏”中“回”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起初我看到如今的士大夫听到丧事，尚且还要索求挽诗；过了数月，仍拖延不办，哀痛悲伤的感情十分淡薄。原文“初见今之士大夫闻丧且求讨挽诗”中的“初”字原作“切”，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

译当权者应当任用人的长处。如今有人凭借谋求荐举的人前来，当权者见到他便以自己的权势地位压人，轻慢而不接待，说：“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于是那种懒散傲慢的声调和脸色，把人拒于千里之外。我说，这样做，固然是替国家谋划得太疏忽了；就是替自己谋划，也不能算高明。为什么呢？古代的宰相只是不亲自任用人，而是让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事情办成以后，宰相独自取得功名，而那些发挥长处的人反而没有份。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这样。如今的人却考虑不到这一点，一定认为天下的人没有超过自己的。唉！见识得多么迟钝啊！从前周公那样圣明，天下的士人难道还有超过、赶上他的吗？看他吐哺、握发时的心意，大概是周公从未认为自己有才能，一定认为天下比自己高明的士人还很多。如今没有周公那样的圣明，却认为天下没有超过自己的人，实在令人叹息！如今的士大夫不求做一个好人，只求做一个好官，风俗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当权者造成的。为什么呢？有这样一个人，平日地位还不显赫时，士林中人都鄙视他；一旦他求得了一个好官职，人人都以为光荣，先前鄙视他的人如今反而敬重、爱护他了。要让人不求做一个好官，实在困难！又有这样一个人，地位还不显赫时，士林中人都敬重他；他坚定自守，以向人求取官职为耻，未必能得到好官。假如那个被人鄙视的人一旦得到好官，众人反而敬重他；而先前被敬重的人，如今反而被轻视，那么要让人求做一个好人，也就困难了！如今想扭转这种风俗，关键在于当权者留心。如果不是依据公论而得到好官的人，不改变前一天所受的鄙视；没有得到好官却做了好人的人，不改变前一天所受的敬重，这样或许就可以了。原文“盖以当道者使然也”末“也”字原作“巳”，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同年邹来学由户部郎中改任通政司参议，并不认为这是美事，说：“这个官职有什么值得荣耀的？”我说：“错了！”并且说：“没有才能，怎么敢担当这个职位？如果才能有余而职位不足，公论认为这是委屈了他，这是好消息；如果才能不足却得到高位，公论认为这是不当，这就不是好消息了。”他于是悔悟并向我道谢。此后他历任显要职务，越发觉得这番话得到了验证。可惜如今的士人考虑不到这一点，只怕职位不高于自己的才能。士人在求学时坐在那里诵读书史，有志于圣贤之道的人很多，而且说：“穷究经书，是为了将来施行于实际。以后处理政务，应当这样安排；成就事业，应当这样立身处世、行事自持。”一旦出仕并授予官职，便被利害得失迷惑扰乱，随着时势高低变化，任凭自己的天资去行事，再也不留心于从前所穷究的经书，甚至不知道那些经书究竟是什么了。户部尚书夏原吉有德行和器量。冬天，他出使来到馆舍。早晨出发时，他命馆人烘袜子，馆人误把一只袜子烧坏了。馆人害怕，不敢告诉他。他急忙索要袜子，左右侍从请罪，他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想用剩余的廪给换一只袜子，但已经来不及了，便把仅存的那只也丢下上路。馆人感动得哭泣说：“其他人遇到这种事，必定无缘无故加以鞭打；像这样的人，我一生才遇到一次。”他在户部任职时，属吏捧着精微文书请他署押，因风吹动，笔墨污损了文书，属吏更加惊恐，立即袒露上身等候处置。夏公说：“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喝令他起来，便自己把那件被污损的文书收进袖中。属吏仍然害怕，猜不透他的意思。第二天，退朝后，夏公到便殿请罪说：“臣昨天不谨慎，因风吹起，笔墨污损了精微文书。”说着从怀中取出那份文书。皇上命人换掉它。退朝后，属吏仍然猜不透。过了一会儿，他拿出那份被替换的文书，属吏大为感动，脱帽谢罪。原文“汝何与焉”中的“与”字原作“如”，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大体说来，正统年间的数年，天下得以休养生息，都是张太后的力量；人们称她为女中的尧、舜，确实如此。而且政务掌握在台阁，委任三杨，如果不是太后也做不到。正统初年，有诏令说：“凡有事情，先向太后禀报，然后才能施行。”太后命令把事情交给内阁议论决定，太监王振虽然想专权，却也不敢。每隔几天，太后必定派宦官进入内阁，询问这几天曾有什么事情来商议。并且用帖子列明某日某宦官因几件事前来议论，照此施行。太后于是拿已经禀报的事情来核验；如果王振自行决定、没有交给内阁议论的事情，太后一定召王振来责备。因此，直到太后去世，王振始终不敢专擅政权。当初宣宗去世，太后立即命令把宫中一切供玩赏的物品和不急迫的事务全部废止。原文“太后必遣中官入阁问连日曾有何事来商榷”中“必”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原文“初宣庙崩”中“初”字原缺，据同上两本补；原文“太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中“将”字原缺，据同上两本补。革除了宦官差遣的制度。然而蝗灾、水灾、旱灾接连不断，没有一年空缺；也许是上天让百姓多遭苦难，不愿让他们安居享乐。宣德初年，允许臣僚举行宴饮娱乐，彼此以奢侈相夸尚，歌妓站满面前，朝廷纲纪因此衰弱。朝廷任命通政使顾佐为都御史，罢免刘观，于是贬黜了贪婪好色之人。御史弹劾不廉洁的人，禁止使用歌妓，纠察整顿百官，朝廷纲纪大为振作。天下都想听闻他的风采，藩、臬、郡、邑各级官员没有不肃然起敬的。当时只有顾佐以严肃正直的态度立于朝廷，开国元勋和贵戚都畏惧他。陕西布政使周景贪污没有限度，顾佐恨不得咬碎他的牙，屡次依法处置他，却因皇上多次替他释放，不能实现自己整治贪浊、激励清正的心愿。后来又有阻挠他的人数次从中作梗。正统初年，他因患风疾请求归乡，皇帝赐敕褒奖，厚礼相待后让他离去。其实是当权者嫉恨他，暗中排斥他。后来他的病痊愈了，也不再出仕，在家居住十多年后去世。后来接替他担任这一职位的人，没有谁能赶得上他。都御史陈智性情狭窄急躁，几乎没有一天不暴打身边的人。他洗脸时要用七个人：两个人牵住衣服，两个人揭起衣领，一个人捧着盘子，一个人捧着漱口水碗，一个人拿着牙梳；稍有不合心意，便打一个耳光。直到洗完脸，必定有三四个人挨他的耳光。一天，他在堂上静坐，因为帽子歪了，便取下簪子剔指甲，簪子掉到了地上；他恼怒簪子，不得已起身走过去亲自拾取，途中簪子几次碰到地砖，仿佛是在惩罚簪子。刚静坐下来，如果左右有人走过，鞋子发出声音，他就立即鞭打。有人劝他把暴怒作为戒惧，他说：“好。”于是做了一块木牌，刻上“戒暴怒”三个字，挂在眼前用来警戒自己。不久，他因恼怒某个人想要鞭打他，往往忘了自己的戒条，拿起木牌就打人。怒气消退后，看到木牌上所刻的戒语，后悔也来不及了。礼部尚书胡濙的器量也很宽厚，但如果有人触犯了他的怒气，也不能免于受罚。

译石首杨先生在狱中十多年，家人供给他食物。时间久了，家中多次断粮，无法继续供给。加上皇上的命令难以预料，他每天都与死亡相邻，却更加勉励自己读书不停止。同狱受难的人劝他：“形势已经这样了，读书有什么用？”他回答：“早晨知道了道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五经、诸子他都读了好几遍，后来获得释放。晚年他受到任用，成为阁老、大儒，朝廷许多重要制作大都出自他的手笔，实际上有赖于他在狱中的功夫。这正是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给这个人，必定先使他的心志受苦，最终像这样把他磨炼成才。他为人谦恭谨慎，即使接待吏卒也不敢怠慢。起初，他参加乡试并列为第一名，胡俨主持考试，批评他所刻的文章说：“初学的小子，应当退避三舍，连老夫也要让出一头地来。”又说：“将来登上玉阶、立于方寸之地时，你一定能像董仲舒那样说正直的话，而不会效法公孙弘的阿谀曲从。”人们认为胡俨善于识人。后来胡俨历任官职做到祭酒，而杨先生已经在禁垣之中。不久，胡俨因病免职。仁宗、宣宗以来，杨先生的地位和声望更加显赫，但他终身仍按门生的礼节对待胡俨，胡俨也自己承担这种师生关系而不推辞，士人舆论认为他们二人都很可贵。胡俨任祭酒时，以师道自重，文庙也很尊宠他，公卿没有不更加敬重的；士人从太学出身而做到显贵职位的，行弟子礼更加恭敬，胡俨于是名重天下。前后担任这一职位的人，都没有谁能够赶得上他。高庙读书议论时意气风发，而且排斥朱文公的集注。每当儒臣进讲《论语》等书，他必定加以辨析议论。他称朱熹为：“宋朝那个迂腐空疏的老儒。”因讲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便辨析说：“夷狄是禽兽，没有仁义礼智的道理。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中原没有君长时，人们仍然懂得礼义，胜过夷狄虽然有君长的情形。宋儒竟说中原人不如夷狄，难道不是荒谬吗！”又讲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便辨析说：“‘攻’是攻城的攻；‘已’是停止。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攻去异端邪说，邪说的祸害就会停止，正道便可以施行。宋儒竟把‘攻’解释为专门研究，还想把它研究精深，这样造成的祸害就更大了，难道不是荒谬吗！”又讲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便辨析说：“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没有超过尧、舜的，天下受到教化也没有超过唐、虞时代的，尚且还有皋陶担任士师，明定五刑。如果当时没有诉讼，为什么还要设置这个官职？况且天下如此广大，居民彼此杂居，怎么能没有诉讼？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听取人们的诉讼，我与常人没有不同，只是能够查明各人的是非曲直，不至于枉曲正道；案件判决以后，便不再有蒙受冤屈的人。” 宋儒竟说只要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就会没有诉讼，难道不是荒谬吗！”像这样辨析的地方很多。自汉、唐以来，君主能够像这样对诗书如此留心的，也不多见。他由于天资高明卓异，所以不因袭旧有常规，能够把许多见解讲出来。原文“所以不袭故常能将许多见识来说”中“常能”二字原无，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文庙起初非常爱惜解缙的才华，把他安置在翰林。解缙是豪杰之士，敢于直言。文庙想征讨交趾，解缙说：“自古以来，对羁縻之国只要使它奉行正朔，按时前来朝贡就够了；即使得到它的土地，也不可以把它设置为郡县。”文庙不听，最终平定交趾，把它设置为郡邑。仁宗在东宫时，文庙非常不喜欢他，却宠爱汉王府，汉王府于是依仗宠爱而产生了觊觎之心。解缙说：“不应当过分宠爱，以致使他产生异志。”文庙于是发怒，认为解缙在离间骨肉亲情。解缙因此因两次进谏获罪。到宣德初年，汉王府果然事情败露，交趾也发生叛乱，全都如同解缙所说。正统年间，考功李茂弘先生曾经说起值得忧虑的事情，认为君臣之间的情意不相通，经筵进讲只是徒具形式，不过是粉饰太平的气象，未必没有意外的祸患。他任期届满、年满六十五岁时，便上奏章请求退休离去。如今果然应验了。大概有智慧的人往往能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看见它，茂弘正是这样的人。他为人恬淡，很少赞许别人，不肯随便与人苟同，嫉恶之心很强，所以没有做到卿佐之位。我尤其敬重他，曾作序为他送行，至今没有忘记。原文“官满年六十五”中“官”字原缺，“满年”二字次序错误，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正。福建参政宋彰是交趾人，和许多宦官有亲旧关系，侵吞搜刮所得以万计，并把财物馈送给王振，于是升任左布政。到任后，他计算营办所需的费用，核验户籍向百姓征收，贫困无力承担的人受到他的严重逼迫。于是邓茂七聚集众人做盗贼，乘着这种形势起兵，终于无法遏制。不到两个月，天下震动，听到风声便纷纷起事，像火烧原野一样无法扑灭；人心就是这样容易动摇。原文“与中官多亲旧”中“亲旧”原作“侵渔”，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自从王振专权以来，上天触犯天象，灾异接连出现。王振一点也不惊惧，凶狠反而更加厉害，而且忌讳谈论灾异。起初，浙江绍兴有山移到平地田野，百姓报告给官府，官府不敢上报。后来又发生地震，遍地长出白毛，上奏时却像平常一样。又有陕西两处山崩，压坏、折毁几十户人家；一处山移动时发出声响，鸣叫了三天，移动了数里，也不敢详细上奏。又有黄河改道向东流入大海，淹没一千多户人家。又有王振在内府新建的宅第，刚建成还没有超过一段时间，便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又有南京的殿宇被一场大火烧尽；当夜下了大雨，第二天殿基上长出两尺高的荆棘，这才下诏敕令。盗贼无法遏制，蝗灾无法消灭，上天的意旨已经无法挽回了！胡人军队乘机大举侵犯边境，军情十分紧急，每天报告几十次。原文“讫方未踰时”中“方未踰时”原作“未几时”，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按语：宣宗以前，天子没有一天不亲临文华殿接见群臣、商议政务，幽隐难闻的事情也一定能够上达，天下号称太平。正统初年，英宗年幼，深居大内，不议论朝政，王振任意妄为、专擅权力；上天发生变异而不知道，地下发生地震而不害怕，水灾火灾造成灾害也丝毫不警惕，飞蝗遮蔽天空还要忌讳谈论。胡人军队乘机进犯，于是造成了土木之变。权奸误国，罪责究竟安在呢！

译己巳年秋七月，王振不与大臣商议，挟持天子率军亲征。第二天退朝后，派人传达皇上的谕旨，宣布出兵；又过一天便出发。大臣们仓促之间来不及进言，各自退下等待。我和验封郎中赵敏说：“敌人的势力猖獗，皇上的车驾不能出征。”我们把这话报告给冢宰，于是冢宰约集大臣上章请求留住皇帝，但没有得到同意。第二天车驾出发，总兵官以下也都事先不知道，军士全都没有准备，文武大臣都匆忙失措地跟随而去。天时、人事都极为不顺。到龙虎台扎营，刚刚击了一通鼓，便发生虚惊，众人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第二天，经过居庸关；又过一天，经过怀来；再过两天，到达宣府。连续多日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人心汹汹，军情更加紧急。随驾的文武官员接连上奏章请求皇帝留下，王振更加愤怒，下令把这些奏章都搁置不理。第二天将要经过鸡鸣山，众人都害怕，没有谁不叹息、怨恨。我无法抑制愤怒，便同三五名御史约定，说：“如今皇上蒙受尘辱，六军士气丧失，人人都对王振恨之入骨；如果借用一名武士的力量，在车驾前揪住他砸碎脑袋，数说他这个奸雄误国的罪行，然后派遣将领率兵前往大同，皇上的车驾就可以回去了。”我们想找机会向英国公谋划，却没有得到机会，最终还是继续前行，人人都感到自身危险。还没到十天，士兵已经缺粮了。正值秋天，庄稼遍布田野，军队所经过的地方全都被抢掠一空。将要到达大同时，遍野都是僵尸，敌寇也故意避开，等待我们深入。到了大同，又想继续向北进军，因镇守大同的中官郭敬秘密说此行势必不能成功，（“因镇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势不可行”一句，原文作“因镇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势不可行”，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于是张振才有了回师的意思。第二天班师，大风刮起，到了晚上雷雨交加，营中人畜更加惊恐。此后又连日雷雨，经过宣府时，敌寇追了上来。第二天在土木扎营。宣府的报告送到后，朝廷派成国公率领五万军队迎击敌寇。成国公勇敢却没有谋略，冒险进入鹞儿岭，胡寇在山的两翼拦截夹击，几乎把他的军队杀尽，于是乘胜进至土木。第二天巳时，敌寇包围大营，军队不敢行动。那天是八月十五日，接近午时，军马已经一两天没有喝水，渴到了极点，挖井挖到二丈深仍没有水。敌寇见军队无法行动，便撤退了包围。于是赶快传令台营向南行进寻找水源，走了还不到三四里，敌寇又重新包围，从四面发起攻击，竟然没有一个人迎战，全都脱下铠甲和衣服等待死亡，有的逃奔到营中，尸体重重叠叠堆积如山。幸亏胡人贪图获取财物，不专门进行杀戮；二十多万人中，受伤的占了一半，死亡的占三分之一。骡马也有二十多万，衣服、铠甲和兵器全都被胡人夺去，装满车辆后才返回。自古以来，胡人从中原得到的利益，没有比这次行动更大的；胡人自己也说这是意外所得，何况连皇帝的车驾都被他们俘获，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英国公张辅是文庙功臣，平定交趾回来后晋爵为公，地位在群臣之上。宣宗在位时，汉王府秘密派人来同他谋划，张辅立即把那人捆绑起来，向宣宗报告，使宣宗及早察觉，从而较容易将其扑灭。宣宗因此更加看重他。等到顾佐被任命为都御史时，认为应当保全功臣，于是解除张辅的兵权，而对他的宠信赏赐没有一天停止。正统年间，这种待遇也没有衰减；张辅安享福禄和荣誉二十多年，天下人都倚重他，四方夷族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声。其余勋戚以及文武贵臣，没有人敢与他并列而行抗礼。等到王振专权，把勋戚大臣看作属吏，唯独对张辅格外礼敬而不敢怠慢，还告诫子侄要向张辅的兄弟致敬。张辅已经衰老，也向王振屈节以躲避祸患，最终与土木之难一同遭难，只能用衣服和被褥收殓安葬。（“自余勋戚文武贵臣莫敢与并而抗礼者洎王振专权视勋戚大臣如属吏”一句，原文缺“自余勋戚文武贵臣莫敢与并而抗礼者洎”，且“专权视”原作“自余”，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改。）张辅为人少言少笑，体力超过常人，敬重读书人，是本朝武臣中的第一流人物。老泉评论汉高祖命令陈平、周勃诛杀樊哙一事，认为汉高祖并不是因为不愿让女子杀害天下功臣，而只是想铲除吕氏的党羽，这种说法也未必正确。戚夫人的宠爱冠绝后宫，又生下赵王如意，哪里是寻常妃嫔可以相比的呢？即使吕氏是高祖结发的妻子，也因此逐渐被疏远；高祖已经为太子确定东宫的名分，尚且还想改立他人，可见高祖宠爱戚夫人和如意，就像老虎哺育幼虎一样，谁要触犯他们，立即就会被碾成齑粉。（“犯之者立见虀粉”一句，“立见”原作“竟”，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如今高祖听说樊哙与吕氏结党，想等自己去世后把戚夫人、如意一党全部诛杀，难怪会发怒并立即想杀樊哙。当时如果他听说吕氏和太子有这样的谋划，恐怕也不能保全他们，何况是樊哙呢？高祖去世后，戚夫人母子最终果然遭到吕氏的毒害，我知道高帝即使死后也不能瞑目了。正统十四年春，北方虏族派两千多人来进献马匹，却上报为三千人。权臣恼怒他们欺诈，削减了马价；虏族使者回去报告后，两方于是失去了和好关系。秋七月，虏族将领也先等大举入侵，敌军锋芒不可抵挡；大同战败，边将中还有弃城逃跑的。权臣挟持天子亲自出征，百官上奏章恳请挽留，天子不听，权臣催逼着出发。到了大同，见虏军势力猖獗，才开始害怕，随即回师到土木。正好军队和将领都没有斗志，人马又饥饿困乏，虏军前来袭击，前锋无人能够抵挡。虏军追赶并包围他们，我军于是大败，皇帝的车驾也被俘获，拘留在虏族朝廷中；那天是八月十五日。天下听到这个消息，都惊恐不安。幸亏今上皇帝以弟弟的身份即位，尊兄长为太上皇，人心才开始安定。然而太上皇被扣留在虏地，音信不通一年多，直到有人从虏营逃回来，才知道他平安无恙。虏族也派使者来通报消息，但他们的话全是欺诈，不能相信为真，因此还不能派使者前往答复。左都御史杨善慨然想去，皇上同意了。众人都为他感到危险，杨善说：“太上皇在虏族朝廷，享受君主俸禄的人，内心能够安然吗？这是做臣子的效命之时。”于是便出发了。

译到了虏族境内，虏族将领也先秘密派了一个机敏聪慧的人从那里来迎接杨善，同时探问他的意图。那人相见时说：“我也是中国人，只是被虏族拘留在这里。”于是问道：“前些日子土木被围时，南朝军队为什么脱下衣甲逃跑？”杨善回答：“太平日子长久了，将领和士卒彼此安逸，何况这次出行只是随从皇帝护驾，起初根本没有下令与敌人作战。因为四方没有忧患，只修建营房寺宇罢了，哪里曾经操练过？被你们的虏兵突然冲击，怎么能不逃跑？不过，你们虏族侥幸取胜，也未必就是福气。如今皇帝即位，聪明英武，采纳谏言像流水一样迅速，有一个人献策说：‘虏人敢于进入中国，只是凭借良马，翻山越岭、越过关隘而来。如果让边境一带的守军都制作铁顶木橛，上面留一个空孔以安放尖头锥子，只要是人马经过的山岭，就遍地埋下锥橛，来者没有不受伤的。’皇帝立即采纳了他的计策。又有一个人献策说：‘如今大铜铳只使用一枚石炮，所以能够击中的人少。如果装入鸡蛋那么大的石头，一次发射一斗，石头迸散开来有数丈宽，打中人马就会立即死亡，这样击中的数量最多。’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又有一个人献策说：‘广西、四川等地射虎所用的弩弓，毒药效力最强；如果把这种毒药涂在箭头上，一旦射中皮肉，人马就会立即死亡。’皇帝也采纳了他的计策。已经把这种药取来，天下选出三十万名有力而能射箭的人进行操练，还曾用罪犯作试验，箭射出去只要碰到皮肤，人就会死亡。又有一个人献策说：‘如今使用火铳的人，虽然有三四层火铳，但敌人见到一轮发射后正在装药，便会放马冲来践踏。若制作大号的两头铳，装入数枚铁弹，再涂上毒药，分四排发射，等马匹一起冲来时同时射击，就能全部打穿马腹。’曾经试验过，三百步以外的目标也全都如此。献计的人都授予官职并加以赏赐，天下有智谋的人听说后，没有不赶来的；操练出来的军马也更加精锐，（“操练的军马又精锐”一句，“的”字原来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可惜已经用不上了。”虏族人问：“为什么说用不上了？”杨善回答：“如果两家已经讲和，还用它做什么？”虏族人听到这番话，暗中离去，把这些话报告了上面。第二天，杨善到了营中，见到也先，问道：“你是什么官职？”也先回答：“都御史。”也先问：“两家和好已经很多年了，这次为什么拘留我的使臣，减少我的马价？送给我的缎匹，一匹剪成两匹；还把我的使臣关在馆舍里不让出来，这样计较和防范又是为什么？”杨善回答：“从前你的父亲派使臣来时，我们太宗、宣宗皇帝在位，你们进献的马不过三十多人，所索取的物品只有十件中的两三件，彼此没有计较，一向和好。如今派来的使臣多到三千多人，他们一见皇帝，每个人就赏赐一套织金衣服，连十几岁的孩子也同样赏赐。殿上的筵宴是为了什么？只是要让使臣脸面上好看罢了。临走时又增加赏赐，派人送他们离开，何曾拘留过他们？有时是他们带来的小厮在中国做奸犯盗，害怕使臣知道，便从小路逃走；有的遇到虎狼，有的投奔别处，中国留下他们又有什么用？至于减少马价，也有原因。上一次有位官人寄了一封信，交给使臣王喜送给中国某人，恰好王喜不在，误被吴良收到，转呈朝廷。后来某人害怕朝廷疑怪，便结交权臣，并趁机说：‘这次进献马匹的不是正式头目，怎么能一律赏赐给他？’ 因此便减少了马价和缎匹。等到某人送使臣回去时，反而说是吴良的诡计导致减价，意图让你杀害吴良，没想到你果然中了他的计。”也先回答：“是，是。”胡语中说“者”，就是表示“是”的语气词。杨善又谈到购买铁锅一事：“这种铁锅产在广东，运到京师有一万多里，一口锅要卖两匹绢。使臣去买时，卖家只给一匹绢，因此发生争执。卖锅的人关门不卖，皇帝怎么会知道？譬如南朝人向使臣买马，嫌价格少便不肯卖，难道也是官人吩咐他们这样做的吗？”也先笑着说：“是。”杨善又说：“把缎匹剪开的，是回回人所做的。他把一匹剪成两匹，送给官人充作课程；如果不信，可以去搜他的行李，好的缎匹都在那里。”也先说：“是，都御史说的全是实情。如今这些事情，过去都是小人把它们说坏了。”（“已往都是小人说坏”一句，“坏”原作“原”，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因见杨善所说的意思是希望和好，也先又说：“官人是北方的大将帅，掌管军队，却听信小人的话，忘记大明皇帝的厚恩，于是前来杀戮掳掠百姓。上天爱惜生命，官人却喜欢杀戮；你们把无罪的人掳走，那些思念父母妻子而逃跑的人，抓住后就剜心挖胆，让他们高声呼喊痛苦，（“高声叫苦”一句，“苦”字原来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上天难道听不见吗？”也先回答：“我没有下令让他们杀人，是下面的人自己杀的。”杨善又说：“如今两家和好如初，应该立即发布号令，收回军队，免得上天发怒降下灾祸。”也先笑着说：“是，是。”也先问：“皇帝回去后还继续做皇帝吗？”杨善回答：“皇位已经确定，很难再更换。”也先说：“那么尧、舜当初是怎么做的？”杨善回答：“尧把帝位让给舜，今天兄长把帝位让给弟弟，正和尧、舜一样。”有知院伯颜帖木儿说：“把这个使臣留下，再派人去询问；还要让这个皇帝继续做，然后再放他回去。否则，就不要放他回去。”也先说：“当初我要求他们派大臣来迎接，既然已经派来了，又再去询问，是我失信。让他去迎皇帝吧。”有平章昂克说：“你来迎接皇帝，带了什么东西来？” 杨善回答：“如果带着财物来，后人会说官人爱钱。如果空手迎接皇帝回去，就能看出官人有仁义、能够顺应天道；自古以来还没有这样好的男子。我负责修撰史书，一定把这些事详细写上，使万代的人都称赞你。”也先笑着说：“是，是，都御史写得好。”

译第二天，杨善才见到太上皇帝。又过一天，也先设筵宴为太上皇送行，也先亲自弹琵琶，妻妾奉酒。也先说：“都御史请坐。”太上皇说：“太师让你坐，你就坐吧。”杨善回答：“我虽然身处草野，也不敢失去君臣之间的礼节。”也先看着他称羡说：“礼数真好。”宴会结束后，也先为太上皇送行。第二天，也先又设筵宴为使臣送行，到中午才结束。又过一天，伯颜为太上皇送行。再过一天，也先为使臣送行。第二天，皇帝车驾启程，也先率领众多头目列队跪拜告别。伯颜帖木儿率领大军护送到野狐岭，痛哭着回去，并命令大头目率领五百骑兵护送到京师。走了还不到几里路，忽然有五十多名骑兵追来，太上皇脸色大变，非常惊慌。等他们赶到，原来是平章昂克，因为打猎射到一只獐子，特意来进献；太上皇接受后，他便离去了。车驾进入关隘，送行的头目紧跟在太上皇左右片刻不离。到了东华门，车驾停下，揭开车帘，看见太上皇等候进入大内后，他们才回到馆舍。这件事虽然是因为也先一族历来多次接受朝廷恩惠，但一念善心也不可遏制；假如不是使臣具有忠义之气，并把这种气节表现在言辞上，问答应对接连不断，能够震动旁观者和听闻者，使凶恶之心受到挫折而开启他向善的心，那么也先未必不会犹豫拖延，再三索取利益。又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慨然首肯、毫无疑虑，把皇帝车驾从无法出离的境地迎接回来呢？前代如晋、如宋，几位皇帝陷入敌境，迎接他们都没有成功，只能眼看着他们受辱。唉！像这样的使臣，千年也只有一个罢了！古今人物的见解也有大致相同的地方。我曾经疑惑：上天既然被认为有边际，那么边际之外又是什么呢？如果认为没有边际，那么万物难道会有无穷无尽的道理吗？我曾向薛瑄先生提出疑问，他认为不必疑惑，只说：“圣贤说过，最大的东西没有外面，最小的东西没有里面。”我又说，他讲的是无形的“理”，我讲的是有形的“气”；薛瑄仍然认为不必疑惑。后来看到《朱子语略》，其中说朱子六七岁时就为这件事忧虑，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找到答案，可见他的疑惑始终没有消除。况且天一天运转一周，难道会有无边无际的东西一起运转的道理吗？一定是有限的。既然说它有限，又不知道边界之外是什么东西。即使再有千万亿个天，也仍然没有终点，这实在是无法知道却可以怀疑的事情。我还曾疑惑，穆姜说“随之四德”时，孔子还没有出生，而孔子又说是“乾之四德”，这值得怀疑。我又曾看见汉代儒臣上疏时常常引用《易》中的话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但《易经》中没有这句话，值得怀疑。我又曾看见《左氏传》说：“绛县老人经历甲子，其中有‘亥’字的含义……”（“又尝见左氏言绛县老人历甲子”一句，“人历”二字原来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 我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等到阅读刘元城的语录，才发现前辈也曾对此提出疑问并加以留意：关于“四德”，由此知道并非孔子所说；关于“正其本”等几句，由此知道是古代太傅的话；关于“亥”字的含义，也推究得十分明白。由此看来，学者读书不能草率从事。李时勉在翰林院任职时，直言进谏，仁宗发怒，命令力士打他几下，他仍未死。等到宣宗即位，察知他的忠心，又召他进入翰林院，任命为学士；从此以后，却再也没有听到他直言进谏了。按：仁宗自从即位以来，一直勤勉地把求取意见、采纳劝谏作为要务，以忌讳别人进言、拒绝劝谏为戒，可是到了临终时却有这样的举动，这是为什么呢？从前仁宗曾对杨士奇说：“我有过错，不难改正；即使一时不能容忍，最终也知道悔改。”李时勉获罪时，假如仁宗不是已经病危、离去不远，那么他一定会很快醒悟改正。或者我仍然要责怪当时的各位大臣：他们有什么嫌疑和顾虑，竟不替李时勉申辩救助一次呢？比如西杨，号称得到皇帝信任，也以善于进言著称，可是在这种时候却默默无言，白白接受了皇帝赐给他的图书，因此更加感到惭愧。有贤明的君主，却没有贤能的臣子，不能不使千百年来的志士产生感慨。正统年间，李时勉任国子祭酒，仿照胡季安的教条，（“仿胡季安定教条”一句，“胡季安”原作“胡安”，据《明太祖实录》卷二三〇、《弇山堂别集》卷六三《国子监祭酒年表》改。）按照学生各自的资质加以培养造就，诸生因此振奋兴起，人才便在一时之间盛极一时。他对诸生恩义兼尽：有人生病，就请医生为其诊治；有人死亡，就帮助置办棺木和殓衾，并撰写文章祭奠。后来王振恼怒他坚持儒者礼制，罗织罪名，把他枷锁在国子监门前；诸生不忍看他受辱，愿意代替受刑的人很多。他获释不久，便请求退休归乡，士林都推重他，也可以说是明智地保全了自身。锦衣指挥马顺，正统初年想要逞威作势，被御史上疏弹劾。等到王振专权，马顺便谄媚依附他，成为他的爪牙。翰林侍讲刘球进言说：“权力不可向下转移。”王振大怒，想依法处置刘球，马顺便迎合王振的意思，严刑拷打刘球，逼他招认这是刘球策划的阴谋，并在朝廷上揪出刘球，将其肢解。因此，人们更加畏惧马顺，从府部、台宪以下，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都听从他的指挥。那些奔走钻营、前来请托的人挤满了他的家门，贿赂和馈赠几乎没有一天间断。王振更加宠爱他。等到王振在土木之变中失败，众人对马顺恨得咬牙切齿，弹劾他专权误国的罪状，马顺仍然替王振回护，还在宫阙前扬言。众人的愤怒再也无法忍受，径直上前揪住他，乱打至死，人们的情绪才得到舒缓。马顺身体肥胖，尸体暴露在长安门外，痛恨他的人仍不停地殴打。众人想没收他的家产，但被宦官阻止了。这可以作为依附权势者的警戒。刑部尚书魏源，为人洒脱豪迈，不同凡俗。曾任河南布政使，遇到事情总是挺身而出承担，百姓感念他的恩惠。凡是出巡的人也都让着他。他在刑部任职时并不刻薄，当时同僚有所见解与他不合，他就勃然大怒，仿佛不可化解；但事后如果因别的事情意见相合，他又嬉笑着和对方交谈，像从来没有发过怒一样。同僚因此敬重他。只是他任御史时，被一同出巡的人搜出私人物品，收押后押解到京。几十年后，那个人因别的罪名被贬谪发配，魏源作为主管案件的官员，仍因旧怨将他杖决并加以侮辱，清议因此稍稍贬低他。然而，他也仍属于有名望、有才干的大夫一类。

译植物也有知觉，试看有藤蔓的植物，必定依附物体并缠绕它；物体有远有近，它就舍弃远处而趋向近处的物体；有时远处的物体无法舍弃，它便一定斜着生长去依附它，仿佛有所看见一样。既然如此，人难道会没有知觉吗？万物各有所能，但彼此不能相通。只是人最为灵秀，人的能力不是物类所能相比的；然而物类所能做到的事，人也未必能做到。比如蜘蛛吐丝结网，人难道能做到吗？它结网时，布置得井然有序；今天把网拂去，明天又重新结成，速度就是这样快。况且即使两棵树并列，枝干高低交错，蜘蛛也能把丝牵到两树梢头，在中间结网，实在令人惊异。由此推想，万物都有自己的能力，山川草木的生成都自有道理。我曾遍历蜀川，登高远望，只见万山错杂纷乱，确实无法辨认。如果沿着河川行走，也会发现它如同树的枝干一样，各有条理，因此溪涧中的水从来没有因为阻塞而不能流动的。（“岂能通达”中的“达”字原来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岷江从岷山发源，一直到大海，距离数千里；如果山川不是自有条理，怎么能够通达呢？大禹疏通开凿河道，不过是顺应它自然的形势，除去两旁阻碍水流的石头罢了。我曾经过三峡，看见两座山壁立万仞，而中间却有通道，这种天地造化的奇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况且各处的水流都来汇合，起初没有水流因受到阻挡而不能汇合的；由此可见，其中自有一定的道理。（“此见得有理存焉”中的“存”字原来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 读书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大体说来，以“心到”最为重要。心如果专注了，眼和口没有不到的。假如眼和口虽然到了而心没有到，就是所谓看了却没有看见，听了却没有听见，吃了却不知道味道。我每次读书时，心里忽然想到别的事情，眼睛虽然看着书，嘴里虽然念着书，却只是茫然地读过去；等到收回心思重新阅读，就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样。孟子说：“求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心找回来罢了。”（“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中，“无他”二字原来没有；“求”原作“收”，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改。）这件事正可以验证这句话。有过错就互相规劝，有善行就互相勉励，只有朋友之间能够这样做。（“惟朋友能然”中的“然”原作“言”，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如今交朋友而完全遵循这条道理的人极少，这就是士人习气之所以卑下浅陋的原因。况且人的不幸，没有比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更大的了。假如像子路那样听到过错就高兴，别人还肯告诉他；如果厌恶听到过错，就像忌讳疾病、拒绝医生一样，谁还肯告诉他？更何况处在高位的人呢！都御史洪恩，福建人，原本考中会试第一名会元，任文选主事。他的文辞新颖奇特，升任考功郎中，士林很看重他。不久升任山东左布政使，历次转任都台官职，但还没有到任，京中的官员并不认识他。等到他前往浙江考察官员时，被罢黜的人胡乱申诉，还加以诽谤诋毁，朝廷来不及查明情况便罢免了他，命令他退休。两三位大臣虽然知道其中的缘故，却没有人能够扶助他；朝廷官员都是后来任用的后进，不知道他的为人。他离开以后，大家才感到惋惜。他实在是儒雅的君子，举止行动似乎迂缓，处世却显得漫不经心，因此被那些诡诈机巧的人讥笑。刑部尚书王质，起初由教官推荐授任御史，历次升任参政、布政使、侍郎，每个职位都只任满一考，有的甚至还没有任满一考。在蜀地以廉洁著称，出巡时只吃蔬菜，因此蜀人称他为“王青菜”。在山东任职时给百姓带来恩惠，朝廷召他任地官，舆论一片欢悦。等到他升任刑部后，同僚都不高兴，说话和办事有时比从前稍有改变。不久，他因囚犯逃失而被降职。他学问十分广博，写文章有时却不流畅，评论者说他像蜜蜂采花，不能酿成蜜。吏部尚书魏骥，浙江人，起初任松江教官，急切地培育人才。在学馆寄居的诸生，等到一更结束，他一定带着茶前去探视；看见有人读书，就供给一盏茶后返回。到三更将尽时，他一定带着粥前往；如果还有人诵读，就供给一碗粥，并且称赞他们勤奋。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经常发生，而是间隔十天左右实行一次，士子们都很感激。后来出自他门下而显贵任官的人很多。他任考功员外郎时颇有声望，升任太常少卿，授任吏部侍郎，不久升至太宰。他笃实地尊崇斯文，只喜欢吟咏，身体清瘦，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宦官王振也很敬重他，称他为“先生”。别人带着见面礼来拜见时，他只送一方手帕，王振也不计较。他以年老请求退休，士林称赞他。（“士林嘉之”中的“嘉”原作“喜”，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 陈鉴为人忠厚端正谨慎，任都御史镇守陕西，使百姓赖以安定了十多年。人们见他胡须漂亮，就称他为“胡子爷爷”。每次回朝，（“每还朝则遮道送之”中的“每”字原来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百姓一定拦道为他送行，舍不得他离开。等到他前往镇守之地，百姓一定欢欣鼓舞，迎接他数程。有时久旱必定能得到降雨，发生饥荒必定得到赈济，百姓更加拥戴他。只是他的内心仁慈宽恕，流于偏私施恩，同列因此轻视他，他也不与之计较。他身居台端而激励振作的志向有所缓慢，但仍不失为一位长者。他后来因病退休，有见识的人都羡慕他。求学的人首先要去掉一个“矜”字，能够去掉它的，百人中也不过一两个。大体说来，天资优良的人自然谦逊卑下，不自我夸耀，不这样做的人很少有不自负的。（“不然鲜有不矜者”中，“有不”二字原本次序颠倒，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静静观察与人交谈的人，一定会说自己所做的事情如何如何，往往只说自己做过的好事，而过错和恶行却不肯说，这与古代君子的做法不同：有善行就称说别人，有过错就归在自己身上。

译学者不能真正保持物我无间的心态。我也曾经体验自己：家人买东西买得多时，我就高兴；有时买亏了，我就发怒。这说明只知道有自己，却不知道还有别人。即使勉强使心平静，说不要让别人吃亏，却从来没有嫌家人买得多。这种克制自己的功夫实在欠缺；如果再不勇敢用力地去实行，想要进入圣贤的境界就困难了。我曾在安静时体验自己，发现心里所想总偏要往富贵、显达方面去，情绪还感到快乐。有时察觉自己所想的是这些，想把念头转到道德上去，终究觉得勉强；由此可见，遏制人欲、保存天理的功夫非常困难。而且念头一旦不正，便能察觉；即使奋然想制止它，也只能在心中驱赶，却无法驱除；赶紧引导自己去思考正道，也不能把原来的念头夺去。由此可见，自己平素毫无涵养存守的功夫，大体上中等资质以下的人都如此。古代豪杰之士的见解从未有不同，诸葛武侯说：“我恭敬谨慎，竭尽心力，到死才停止；至于事情的成败和利钝，并不是我的明智能够预先看见的。”范文正公说：“凡是自己能够做到的事，就应当这样去做；事情能否成功，有些因素不在自己掌握之中，即使圣贤也不能保证。”韩魏公说：“做人臣的应当尽力侍奉君主，生死都以此为准。至于成败，那是天意，难道能预先忧虑它不能成功，便停止不做吗！”（“岂可预忧其不济”中，“其不”二字原本次序颠倒，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李忠定公说：“我懂得侍奉君主的道理：事情如果不可行，就完整保全进退的节操；至于祸患，不是我所顾虑的。”由此看来，四位公的心志合起来就是同一个道理。为什么如今侍奉君主的人只顾利害，事情有应当做的，只要稍微涉及祸害，就停止不做，还自以为得计；有些事情本来不应该做，只要有利益存在，便勇于一定去做？这是因为没有四位公那样的见识。唉！像四位公这样的人，才真正是所谓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也仍然会兴起。霸州守张需，长于治理百姓。起初辅佐郑州时，就很有声望。渠水淤塞，水田荒废了几十年，（“废水田数十年”中的“十”字原来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历任守令都不能疏通。张需刚到任，守令谈到这件事，害怕动用太多百姓。张需前去察看，说：“如果给我若干人，三天就可以完成。”守令惊讶，认为他是在说大话。张需于是召集百姓，人数正好足够，每人带着器具，分别测量、丈量，争相出力，三天就完成了。守令前去查看，大为惊异，以为有神灵相助。等到张需镇守霸州，看到当地游荡谋食的百姓很多，就每里设置一本簿册，登记各户；每户分别申报男女老幼的人数，分派应当种植的粟、麦、桑、枣，以及纺织所需器具、鸡和猪的数量，并把这些要求普遍告知百姓。有空闲时就下乡，到各户对照簿册检查，缺少的便处罚。于是百姓都勤力劳作，没有游荡懒惰的人；不到两年，家家都有固定产业，生计日益兴旺。这是用使人获得生计的办法来治理百姓，竟然如此容易。后来他因觐见礼到京城，于是接受了表彰他的典礼。不久京畿地区发生蝗灾，他制定捕蝗的方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行到他的辖郡，（“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中的“魏公”原作“伍公”，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 魏公认为此法奇异，将它下达到各郡，人们都觉得便利。有牧马的人扰害百姓，张需将其笞打；负责牧马的人便向宦官王振进谗言，王振逮捕张需下狱，用刑具捶打他，几乎打死，最终把他贬谪戍守边城。人们都为他惋惜，却没有人能够救他。（“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中的“能”字原本空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 兵部尚书邝埜，起初任陕西按察司副使时就很有声望。他的父亲家教极严。邝埜曾用俸禄买了一件红褐色衣服寄给父亲，父亲大怒说：“这个儿子竟然如此不成材！你掌管一方的刑名事务，不能洗雪冤屈、施恩于百姓使他们安定，却索取这种不义之物来玷污我！”父亲立即将衣物封好退回，并写信责备他。邝埜想见父亲却见不到，因为父亲担任教职，闲居无事，（“以父为教职居闲”中的“居”原作“不”，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他便借秋闱聘请考官主持考试的机会，同僚商议后前去请父亲出任考官。（“谋于僚友往请其父”中的“请”原作“谓”，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父亲大怒说：“这个儿子无知！你身居宪司，我担任考官，怎样防范？况且还会给别人留下讥议。”又写信斥骂他。邝埜只是出于孝心才这样做，其他事情一概不顾；收到信后，他跪着诵读，哭泣着接受父亲的教诲罢了。后来他任府尹，更加砥砺操守，声望和身价越来越高。朝廷召他任兵部侍郎，他端正谨慎，小心行事，办事缜密。他死于土木之变，士林为之惋惜，清议也没有贬低他。（这一段之后原来脱落了一段文字，现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抄录如下：“我所主考的状元曹鼐，为人疏朗通达、俊秀爽利。” 起初任教官时，他不喜欢，想得到一个事务繁重的职位。改任泰和典史后，更加勤奋学习不倦，又重新修习举子业，终于考中进士。西杨先生赞赏他的志向，推荐他进入经筵。他又入阁参与政务，士林以此为荣。自东杨去世以后，重大政事多由曹鼐决断，他明敏的才干大多与东杨相似。虽然王振专横放肆，曹鼐也仍委婉地对他表示礼敬。他死于土木之难。” 刘子钦，江西人，最擅长举子业。由省元考至会元，将要参加殿试时，解缙在翰林院会集时称赞他说：“状元归你了。”刘子钦因此自负，丝毫不谦让回避。解缙轻视他，暗中把试题的意思透露给曾棨。第二天殿试对策，曾棨的策文最为详尽，几乎达到万言，于是考中状元。名次排在十人之后，才轮到刘子钦，这压制了他的自负。后来刘子钦终身任教职，名声和地位长期不能显达。曹端任教职时，留心于穷究事理的学问；在霍庠培养士子，致力于亲身实行、实践所学。弟子们离开他门下后，也都循序渐进、文雅严谨，遵守他的教诲，不忍违背。后来调任蒲庠，霍庠的士子争相挽留，舍不得他离开，他最终死在霍庠。全郡人停止集市，走巷哭泣，连儿童也悲伤哭泣。他座位下双脚所踏的两块砖都磨穿了，可见其静心专一的功夫很深。方岳重臣不敢以属官的礼节对待他，到他的郡中一定恭敬拜访。凡是考核各庠的生员，一定请曹端主持取舍，事情办完后才回去。他的父亲喜好行善、信奉佛教，等听到曹端讲圣贤之道后，便跟从他学习；于是曹端写成《夜行烛》一书，与父亲诵读。曹端所著《四书详说》《太极图解》以及诗文数十卷，流传于世。

译襄城伯李隆，资质丰厚，性情凝重，器量气度宏大深远。镇守南京几十年，（“守南京数十年”中的“十”字原来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以沉静持重来镇抚那里。他最懂得大体，富贵尊严几乎可以与王者相比。他一向尊重斯文，尤其以恭敬的礼节接待儒者，因此上下官僚没有不敬畏他的。比如祭酒陈敬宗先生到他宅中，他一定竭力挽留，让陈敬宗不醉不休；士林称赞他，仰慕他的风采。三杨学士非常爱重他。正统年间，因为他深得人心而被怀疑，朝廷召他到京城；他开始亲近声妓，把这作为自我安顿的计策，几年后终于死在宅第。此后继任者多次更换，始终没有人能够接替他。都御史轩輗，天性廉洁正直。起初考中进士，前往淮上催征粮赋。当时天气寒冷，乘船行进时忽然落水，虽被救出，但衣服全湿，只能用一条棉被裹着，无法脱身。有关部门急忙为他制作了一套衣服，他却拒绝，只等旧衣服晾干。后来任御史，独自振作起清廉刚正的声誉；因得到当权者推荐，任浙江按察使。前任按察使林实在任时，富贵几乎可与王者相比，衣服、饮食、器物和日用品都极其精巧。等到轩輗任职，一切供给全部取消，俸禄资财以外一丝一毫也不取。自己只穿一件青布袍，四季都不更换，破了就缝补。吃蔬菜也不厌烦，中午只吃一枚烧饼而已。他与同僚约定，每三天各自用廪米特意买一斤肉，即使家中人口多的也是如此，（“口数多者亦如此”中的“亦”字原来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大家都不能忍受。有减省费用回故乡的人，（“有减回故乡者”中的“减”字原本空缺，据明《古穰文集》本补。）或者有旧交经过而会面，他便留下来供一顿饭；关系最亲厚的，杀一只鸡款待。同僚见了都感到惊异，认为这种举动实在难得。除此之外，盘中只有一种肉食。忽然听到丧事的消息，第二天就动身了，虽然同僚中还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后来他因父母丧而夺情复任，很以廉洁自负，又嗜好饮酒；有时参加公宴，有时与同僚朋友宴饮作乐，一定喝到醉，借着酒意辱骂别人，士大夫因此轻视他。等到任台宪、总理南京粮储时，他的清廉操守更加坚定。张都宪设宴会集各位同僚，唯独他不去；后来把宴席上的食物送给他，他也不接受，众人都认为他性情孤僻。这大概就是古代狷介之士一类的人，虽然有时做得过分，却能激发廉洁之风。唉！如今的仕途中，像这样的人，真是鸟中的孤凤啊。（这一段之后原来脱落了一大段文字，现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抄录如下：“处士吴梦，字与弼，抚州人。司业溥的儿子。他读书探究义理，多次被征召都不肯就任。不教人学习科举应试的文章，跟随他求学的弟子，只讲论道理而已。他的父亲在京师，命他回乡完婚后再来。他迎亲后，到了合卺礼时却不举行，另乘一条船赴京，拜见父母之后才进入内室。胡俨禁酒，是他父亲的朋友。吴梦从京城回家后，前往拜访胡俨。” 到了大门口，行了四拜便退下。第二天又到他家，这才请求相见，说：‘昨天已经行过拜礼，今天只作长揖。’问他原因，他说：‘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如果当面下拜，恐怕会使您劳累。’凡是行事，大多如此。有人来跟他学习，他不接受拜见时所送的礼物。有的人诚意极其恭敬，他姑且收下，但并不因此改变态度；后来那人如果犯了过错，他就把所收的礼物退还，并辞谢不再教他。他不靠自己的劳动就不吃饭，也不拿取别人一丝一毫的东西。有时亲自从事农事，弟子也跟着帮忙，但多数人不能忍受。吴梦亲自实行自己所写所说的道理，乡里人受到他的教化。从前闽中盗贼兴起，四方动荡，听说抚州贫困的人也想趁机劫掠富家，吴梦很早察觉到这一点，便告诫当地富家说：‘应当把积存的粮食分散出去。’于是富家都听从了他，一方因此安定下来。他能够自重，不随便与人交往，师道尊严。他喜欢读书，书法奇特古雅，自成一家。他不专门著述立说，闲暇时就吟咏事物、寄托兴致，胸襟高远旷达；凡是经、史、子、集、天文、兵法、阴阳、医卜，没有不通晓的。杨溥先生十分器重他，两次推荐他出仕，他都没有应召。他曾说：‘宦官、释民不除掉，却想使天下得到治理，难啊！一定要除掉他们，我才可以出仕。’人们都笑他迂腐。曾经见过他咏桃的一首诗，诗中说：‘灵台清晨澄澈如玉没有瑕疵，独立在东风中欣赏万物的光彩。春天的气息一夜之间又加深了多少，小桃树又开出了两三朵花。’真有‘吾与点也’那样的气象，又有方岳般的气度。名公们都器重他的为人，巡按分巡经过时，多半到他家拜访。”},{ 运使韩伟，是温州人，身材魁梧，仪表端庄稳重，担任御史时很有声望。他因捕获妖盗有功，获赐男妇数人作为酬劳。出巡河南时，他处事镇静而有法度，整个地区都依赖他，全省上下都说：此前出巡的十几个人，有的过于苛刻，有的勇猛而严厉，有的贪婪而懦弱，有的自负而炫耀，有的轻佻而轻率，有的奸诈而诡谲，有的愚昧而昏暗，从来没有像韩伟这样的。后来接任的十几个人，也没有谁能赶得上他。后来他调任河东运使，清廉操守更加显著，提出并办理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创立学官，聘得儒师，挑选属户子弟中优秀的来教育，后来这些人相继考中科第，人才于是兴盛起来。他天性极其孝顺，因为母亲年近年老还在堂上，多次请求辞官，又加上患软疾，两腿不能行走，朝廷仍不准许，最终死在任所。士林都惋惜他的官位不能与他的德行相称。我到蜀中主持考试时，总是用这种心态面对天地鬼神，公平地处理事情；只要内心如明镜，万物的形态就没有能够隐藏的，美丑自然能够分辨出来。也一定要事先向人询问了解，才能做到这样。我自认为，被黜退的人大概不会受到冤枉。有的人过错并不严重，只是衡量轻重，决定给予责罚和惩戒，使他改过自新。其中有时也有黜退得不够彻底的人，我自认为宁可失之于宽厚；何况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有些人可以取用他的长处而舍弃他的短处。无奈小人仍然感到不满足，妄加评论是非，大抵是因为剥夺了人的爵位，不能没有怨恨的缘故。由此看来，掌权而不遭受诽谤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可以说“所做的事对自己的内心没有愧疚”，但感情上不可能没有恼怒。只是因为我对他们没有侵犯丝毫，不仅蜀中的士民知道这件事，那里的山川鬼神也没有不明察监临的。

译假使稍微涉及私心，我又凭什么能够自我改正呢？等到看到那些暗中行事、任意妄为的人满载而归，反而没有遭受是非责难的烦恼，又不知道他们心里究竟是怎样的了。定西侯蒋贵，从军队中的普通士卒起家，最初只是一个微末士卒，凭借战功逐步升到这个地位。他做将领时，能够和士卒同甘共苦。凡是出境捣毁贼人的巢穴，衣服、粮食和器械都不役使一个人来搬运，而是亲自带着走，和士兵没有区别。到了临战时，他一定身先士卒直冲上去，敌人全都溃散，子弟和士卒像蚂蚁一样跟随在后，拼死冲向敌人，因此往往能够取胜。他每次取胜，都没有不亲手杀死几十人的。遗憾的是他不识字，因此在谋略方面有所欠缺，一定要有军师之后才能成功。然而他天性朴实，能够忘掉自己的地位，听从别人指挥，丝毫不计较，也不只是一个勇将而已。他的威名震慑边境各族，西羌、北虏没有不畏惧仰慕他的；而且麓川的功绩也很伟大，把他列入名将之中，大概还在其次吧！户部主事王良，机谋超过常人，具有统御众人的才能。他在文庙那里很有名声，被委任督理口外粮饷，威望声势大振，凡是军卫和有司没有不畏惧服从他的。他一出境，边卫从指挥以下，几百里之内的人都来迎接，有人背着弓弩为他前导，边将也敬畏他。英国公没有敢对他不以礼相待的，出兵驻守边地时也放低身段与他交往。后来即使有尚书、侍郎接替办理这件事，虽然名位只是更高，别人却不像对王良那样畏惧服从。后来他与主事刘良结怨而互相诉讼，最终证明了他的冤屈。可惜他的官位止于此，因年老患病而退休。他大概是奇异卓越的豪士。昌平侯杨洪，从军队中的普通士卒起家，在边地长大，富有机变，凭借诡诈的战法多次建立边功，逐步升任将帅。他能够使用奇兵，遇到胡虏军队时，一定攻击其空虚之处，或者出其不意，尤其擅长劫掠军营。胡人害怕他，称他为“杨王”。然而自宣德以来，胡人与中国和好，每年进献马匹并进行货物贸易，中国对他们薄来厚往，从未大举入侵；有时骚扰边境的，不过是朵颜之类的人，有时打猎，有时抢掠，多的不过一百多骑，少的有时只有十几骑而已。杨洪凭借这些情况建立边功，大抵是用诡诈的办法取得的。到了正统十四年，虏酋也先大举入侵，杨洪在宣府惊慌失措，闭门不出。如果土木之围时，杨洪能够从后面冲击敌军，这次失败一定不会发生。等到胡人押着上皇到城下呼喊他，他也不出兵救援，对君主和父亲的危难一点也不当作急事，他所存的心思就可想而知了。后来他到了京师，正好赶上敌虏势力猖獗之时，人心惊恐疑惧，考虑到他是边地的旧将，于是晋封侯爵并任用他；但他始终不能挫败贼军的锋芒，不久便因病去世。不过，他在边地时，比照其他将领，纪律相当严明，士卒都听命作战，是一时的杰出人物。户部尚书王佐，是山东人，仪表凝重，气度深厚。他最初任给事中，奏对时声音洪亮，于是升任户部侍郎。他有大臣的风范，立心忠诚宽厚，怀有爱民之心，士林都敬重他。他与人交往时，敞开心扉，坦诚相见，毫无疑虑，光明正大。即使政务纷繁集中，也从未荒废学习，常常以不如别人为羞耻。遇到书义不通的地方，一定向阁下先生请教。后来他死于土木之难，大概具有笃实君子的风范，人们都为他惋惜。户部侍郎焦宏，起初他的父亲任萍乡县丞，曾经因为自己的出身不是通过科目取得而感到遗憾。一天，他和同僚朋友宴饮娱乐，县里那些出仕在外后回乡养老的人也在场，大家谈论出身的高低，他的父亲非常惭愧地回家，对焦宏兄弟说：“你们兄弟应当努力专心学习，争取通过科目取得出身，为你们的父亲争口气。”焦宏因此发奋努力，后来考中进士，乡里人都以此为荣耀。焦宏担任御史时表现出色，受到阁老重视，被推荐任副臬司，不久升为方伯，在江西任职时，人们既畏惧他又爱戴他。等到任户部后，声名更加显著。他为人爽朗和乐，善于通达变通，交谈之间充满和气，对乡里人尤其忠厚。焦宽也接着任御史。焦宏的儿子焦钝又考中进士，任兵部主事。要评论我们郡当今的门第和阀阅，没有哪一家能超过他们。先儒说，心中有主宰就是实，外来的祸患不能进入；心中有主宰就是虚，外来的邪气不能进入。又说，心中有主宰叫作实，外邪不能进入叫作虚。依我的浅见，有主宰就是实，外邪不能进入；有主宰就是虚，却不能说外邪因此不能进入。况且凡是事物，哪里有空虚了却不能进入的呢？例如人的身体虚弱，邪气就能侵入。大概所谓有主宰就是虚，是从虚明的意义来说的，因为这样对万物没有不能照见的；如果按照伊川的意思，是说心体虚明而以主敬为主，这样才可以说外邪不能进入。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非常卑微，起初任巡检，后来得到一种奇异的技术，能够熔炼白金；凡是宝玉器物有损坏的，都能修补得和原来一样。宣庙知道这件事后，召见他并试验他的技术，果然如此，于是授予他这个官职。每次使用这种技术，都一定把他带入宫内制作，即使是最受亲近的中官也不能到达他的处所，所获赏赐很多。不久这件事便停止了。宣庙初年，想起用旧臣，召见蹇义等几个人并优厚地宠待他们，他们全都忙于模棱两可地顺从迎合；只有户部尚书黄福坚持正道而不阿谀奉承。皇帝命他观看戏曲，他说：“臣天性不懂戏曲。”皇帝命他下围棋，他说：“臣不会下棋。”皇帝问：“为什么不会？”他回答：“臣小时候父亲和老师管教严格，只教我读书，不学无益的事情，所以不会。”皇帝心里很不高兴。过了几天，皇帝下令说：“黄福年老了，不必再让他处理政务，

译调任南京户部，担任清闲优裕的职务。”这实际上是疏远他。假使蹇义、夏原吉等诸位都这样坚持正道，他们的处境未必会完全被疏远；这样一来，君主的德行可以得到修养，天下百姓也可以得到富足。起初，文庙命学士解缙评论十位大臣怎么样，解缙每次都用八个字来下断语，首先称许黄福，其余的人各有所得也各有失，人们认为这是确切的评论，详细记载在《解缙传》中。杨文贞在本朝大臣中属于杰出人物，若拿他和宋代公卿相比，终究还是有惭愧之处，姑且拿一两件事来比较。王文正因为张师德两次登门拜访，厌恶他奔走钻营，终身不任用他；杨文贞却一定举荐登门求见的人，甚至别人推荐自己所认识的人，他反而以自己并不认识为由加以阻挠，所以应当恬淡退处、自守的人都不出自他的门下。文彦博因为唐介攻击自己而被贬谪，仍多次上奏申救，后来终于举荐任用唐介；杨文贞却把攻击自己的人视为轻薄无聊、制造事端，必定想把他黜退，使他终身受到禁锢。他与这两位公卿的作为相差多么远啊！） 胡颐庵在形势正盛时急流勇退，并不是因为有高尚的志向，实际上是不愿意处在同辈之下。看他居住乡里时，还要倚仗当权者，反而依靠声势抬高自己的身份；在当地任职的官员都避开他而不与他计较。他写成诗文就立即刊刻，但作品又没有达到好境界，靠这些流传后世，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只不过是自行暴露自己的浅薄深厚罢了。文庙渡江时，湖广、金幼孜、黄淮、胡俨、解缙、杨士奇、周是修等人都在朝廷。只有周是修穿戴好衣冠到应天府学，拜过宣圣的遗像后，亲自写了一篇赞文系在衣冠上，在东廊下自缢，可以说是从容赴死的人了。各位大臣起初也曾约定一同死去，后来却都违背了约定，实在对不起死者。后来解缙替他写墓志，杨士奇替他写传记，还对他的儿子说：“当时我也一同死去，谁来替你父亲写传记呢？”有见识的人听了都讥笑他。各位大臣没有在建文之难中死去，和唐代的王珪、魏征没有什么不同；后来即使建立了功劳，又哪里足以赎清当时的罪过呢？解缙的才华独高，假使遇到唐太宗，他所提出的论议和劝谏难道会低于魏征吗？如果让他留在仁宣时期，他的事业一定会有可观之处。杨士奇等人远远比不上他。杨士奇晚年溺爱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他的恶行，这是最败坏道德的事情。他所管辖的藩臬郡邑，或者出巡的人，见到他儿子横暴不法，便据实来报告，杨士奇反而怀疑他们，一定写信给儿子说：“某人说你这样做，如果确实如此，你就改正它。”他的儿子杨稷于是收到信后反过来诋毁告发他的人，说：“某人在这里这样行事，因为是乡里人而妨碍我办事，所以用这种话诬陷我。”杨士奇从此不再相信那些说他儿子坏话的人；有人阿谀依附，称赞他儿子的好处，他就认为确实如此，并因此高兴。于是他儿子的恶行再也听不到了。等到受害者接连上奏，陈述他儿子的不法情状，朝廷仍不忍心加罪于他，便把这些奏状交给杨士奇，他却说：“是身边的人不好，帮助他做了坏事。”不久，又有人上奏说此人杀了几十人，罪恶不可胜言，朝廷不得已把他交给法司处理。当时杨士奇年老多病，不能起身，朝廷仍然安慰他，担心使他忧虑。过了一年多，杨士奇去世，朝廷才依法审论他的儿子，将他斩首。乡里人预先写好祭文，列举他的罪恶，天下传诵。高庙也难以接受劝谏。翰林编修中有一位姓张的人能够直言，到了高庙不能容忍的程度，便将他贬为山西蒲州学正。按照惯例撰写庆贺表文，高庙阅看时认出了他的名字，看到表文中有“天下有道”一句，又有“万寿无疆”一句，便发怒说：“这个老家伙还用‘疆道’两个字来诽谤我。”高庙心中怀疑，当即派人把他逮来，引见后说：“送交法司审问，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张某说：“臣有一句话，说完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许凭空杜撰，必须出自经典。臣说‘天下有道’，是先圣孔子的格言；臣说‘万寿无疆’，是《诗经》中臣子祝愿君主的至诚之情。如今说臣诽谤，不过就是因为这些。”高庙听完他的话，过了很久才说：“这个老家伙还强嘴。”于是放他离去，最终没有追究。身边的人互相说：“这么多年以来，才见到容忍了这样一个人而已。” 文庙渡过长江的那一天，刚刚即位，想要发布诏书晓谕天下，便问姚广孝推举代拟诏书的人，姚广孝说：“必须是方孝孺。”文庙多次召他，他都不来。文庙用权势逼迫他，他不得已，只得身穿斩衰前来拜见。文庙当即命令他起草诏书，他于是举哀大哭道：“这将要写什么辞文呢？”文庙命令左右禁止他哭泣，把笔交给他；他接过笔后却把它扔在地上，说：“不过一死罢了，诏书不能由我起草。”文庙大怒，便用凌迟之刑处死他，于是诛灭了他的家族。谨慎考察：方正学的忠诚已经达到极点了，但我唯独遗憾他没有在金川失守之初、宫中自焚之时死去，不能与周是修等人同死。若那样，他的忠诚就成全了，也不会连累他的家族。考察读到这里，令人感到无尽的悲痛。我曾经和人一起评论建文帝的那些臣子：周氏之死，是从容就义；方氏之死，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含屈而死的忠诚，是忠诚却又超过了限度。当时那些出走隐遁的臣子，也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他们所作所为，或许介于忠与智之间吧？至于比这更低下的，就不必说了。方孝孺曾向宋景濂学习，他的文章气势盛大，议论跌宕起伏，具有类似苏东坡的才华；但他那凛然不可侵犯的忠义之气，是宋景濂所不能及的。

译麓川最初叛乱时，沐晟还在。如果当时只派人宣布朝廷的恩德与威严，赦免他们的罪过，安抚他们，他们未必不会顺从。（“若彼时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一句中，“若”字和“布”字原文没有，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后来却轻率地出兵，又不任用沐晟而另派将领，致使王师失利。恰逢王振刚开始掌权，于是借机发泄他的愤怒。内阁商议时，有人认为远方夷人不值得计较，而且应当为耕种和防守作打算。王振不听，又与兵部尚书王骥谋划，王骥迎合他的意图。于是出兵，以王骥督军，征发东南地区的军队十五万，供给军饷的人数又是军队的两倍，想要穷尽搜索他们的巢穴，但叛寇首领和主要恶人最终还是没有抓到，只得焚烧营寨回来，却杀死了十几万无辜百姓。王振还把这当作功劳，王骥被封为靖远伯，因这件事依次升迁的有一万多人。不久，叛寇的势力又强盛起来，王骥再次前往，征发军队如同上次一样，致使东南地区遭到骚扰。军民疲惫不堪，几乎无法形容；他又穷尽搜索叛寇首领所在之处，仍然没有抓到，只得回来，却又因有功而升迁，所得官秩为上次的一半。然而，麓川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大县，即使得到它的土地和人口，又有什么利益呢？可是却连年兴兵。（“而连岁兴兵”一句中，“连岁”原文作“遂”，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 军需所耗费的钱财多得无法计算，升迁官秩后所增加的俸禄也多得无法计算，这些全都出自百姓。把所得与所失相比，实在不忍心说；战争接连不断，祸患相互交结，以至于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人们把王骥看作功劳最大的人，却不知道他其实是罪责最大的首犯。我任验封司官员时，南阳郡守陈正伦来京考核政绩，前去拜见西杨，谈话时提到了我的名字。西杨想见我，陈公约我一同前往，我始终没有答应。自己想来，这一见面没有别的意义，就是求得知遇。不久，我因有关事务进入内阁，西杨问起并知道了我的姓名，于是和我谈了很久。没过多久，孔目把祭文呈上来，西杨看见我的名字，笑着说：“我并不认识这个人，正想见他一面。”但他最终没有前往，这与王文正厌恶别人登门拜访不同。 （“未几孔目以祭人之文呈”一句中，“孔”字原文作“此”，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 我在学校读圣贤之书时，知道佛教是异端；同学中有悬挂佛像的，我就斥责这种做法，认为有名望的公卿大儒决不会这样。后来任验封司官员，前往冢宰的宅邸，看到正寝东边有一间庄严整洁的屋子，猜想一定是家庙，问了以后，才知道是佛堂。不禁惊愕叹息。又以为文章闻名天下的人一定不会这样。不久，我看见石首先生庭院中高高悬挂着一幅画像，仔细一看，原来是观音像，不禁感到失望。唉！让人仍然成为人，把他的书烧掉，果真还能指望谁呢？（“后居验封造冢宰宅”一句中，“居验封”三字原文没有，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 平江伯陈豫用白金、彩币之类的财物，请求西杨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西杨拒绝了，不答应。他再三请求，西杨推辞得更加坚决。请求不得，陈豫于是减少金帛的三分之一，去请求东杨；东杨当即接受，并替他撰写，称颂得超过了实际情况。有人见到西杨，问道：“对于平江伯的父亲，先生为什么不替他写墓志呢？”西杨说：“他怎么会知道他曾祖父的事呢？我替他写墓碑，虽然没有见过那个人，但他的儿子能够获得封爵，如果不是由于祖先积德深厚，是不可能达到的。我根据墓志状所载来加以发扬，必定有实际根据。他的祖父，我也替他写，是因为他曾任都漕运，并且有实际功绩可以记载，所以加以表彰。至于他的父亲，没有什么可以叙述的，如果勉强称颂而超过事实，就不是用来取得后世信任的做法。我难道是为了金帛才这样做吗？”我因此想到唐代的张说，因为喜爱姚崇的玩物而得到它，便在碑文中大肆写赞美之辞，大概在西杨面前是感到惭愧的。东杨天资聪明敏捷，具有果断的才能。中官有事到内阁商议时，一定会问：“东杨先生在吗？”知道他不在，就立即回去。凡是商议事情，他从来没有不谦让的。西杨有时拘守古法，断定事情绝对不可行；过后最终由东杨裁决，却明显可行而没有妨碍。每年秋天，敕令文武大臣到宪台审录重囚，从英国公以下都退让回避，等候二位杨先生裁决。西杨审讯后始终不能决断，到了无法处理的时候，东杨一询问立即就能裁决，差不多具有子路只凭片言便能断狱的才能，众人都赞叹佩服。文庙英明威武，群臣奏对很少有人能够符合他的旨意，只有东杨先生的才干受到他的喜爱。东杨自任编修时与解缙、胡广等人一起入内阁议论国政，从来没有一天离开文庙左右，凡是重大事务和机密谋划，都一定参与其中。有时大臣谋划事情没有定论，文庙不高兴，甚至怒形于色；东杨一到，他的威怒立即平息，事情也随即得到解决。东杨有救济他人、使万物获利的仁心，却不忍拒绝别人送来的馈赠，因此人们认为他贪爱钱财。文庙也知道这一点，常常满足他的要求，大概是为了任用他的仁厚，同时去除他的贪欲。（“盖用人之仁去其贪也”一句中，“仁”字原文作“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 有乡里人来送礼，他一定会询问对方的贫富状况；如果知道对方贫穷，也不拒绝他的馈赠，只是另拿与所送礼物价值相当的东西回赠；如果对方富有，就以所送礼物价值的十分之一为标准，也回赠其中一两分。有的人犯法后请求救助，有的人身居低位而请求推荐，（“或在卑求荐”一句中，“卑”字原文作“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他都一定留心办理，前来求托的人接连不断，而他也不感到厌烦。从五府、六部到都察院，没有不畏惧他的威势、听从他的意见的，这使各部门官员不能坚持公正，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大体说来，处在仕途上的人，哪里能够始终事事顺心？大概上天有盈亏消长的规律，暗中运行在其中：早年得意，晚年必然坎坷；年轻时困顿，年老后必定显达；有的人一生前后多有艰难，中间却安乐。像东杨这样，一入仕就得到皇帝的知遇，四十多年没有一天不处在宠信荣耀之中，历事四朝，竟没有多少日子遭遇祸患；活着享有荣华，死后得到哀荣，一生始终完美，不能用通常的规律来评论。或许他是天地间特殊的元气所生，所以禀赋完整厚重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辅佐治理国家的功劳，在文帝、仁宗、宣宗时期也只是平常；到了正统年间，却对天下得到休养生息颇有助力。至于纠正君心的错误，把君主引向正道，却完全没有听说他有这方面的作为。考察起来：以东杨才思敏捷的资质，在裁决事务时遇到难办的事情，皇上不高兴，怒色显露在脸上；东杨一到，皇上的威怒就立即平息，事情也随即得到解决，可说是特别得到皇帝的知遇了。只是他欲望很多，不拒绝别人送来的馈赠，使王振得以搜集内阁的过失，操纵威权和恩宠，越来越肆无忌惮；这些事情多半不能令人满意。后来东杨因接受宗室的馈赠，被王振察觉。东杨听到消息后，日夜兼程进入京城，冒着瘴疠之气赶路，中途因病去世；最终还是被欲望所连累，并受到王振的困害，怎能不令人感慨啊！

译宣庙时，三杨掌握政事，考虑到天下士人不应由他们任意决定升降，于是下敕命令各方面官员、风宪官、郡守和县令，以及在京三品堂上官，都可以举荐保任人才。又认为吏部尚书郭琎没有学问和才能，只是因为老成才做到这个职位，不久便下敕规定，从今以后御史、知县允许由在京五品以上官员保举。由此，天下的重要职位都由吏部不能自行任命。不久，奔走钻营的风气大盛，因贪赃暴露而获罪的人很多。后来有人把这种弊端上奏，朝廷于是废除了御史、知县由官员举保的制度；郡守以上的官员仍旧出自三杨门下，都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取舍人才的权力。西杨虽然有所偏向，却没有私心，尤其坚持公正的舆论，当时天下各地的方面官员也颇多得人。正统六、七年以后，张太后去世，三杨相继死亡，决定天下人才升降的权力于是转移到宦官王振手中，邪正颠倒了。按语：祖宗朝任用官员，都是由吏部列出缺额，皇帝亲自选择任命，不是内阁和宦官敢于独自专断的。到了宣德末年，权力归于内阁，三杨尤其坚持公道，也颇能选用得人。等到正统年间中期，三杨相继去世，王振掌权，升降人才的权柄于是转移到宦官手中，邪正岂不是颠倒了吗？景泰以后，才命令吏部会同推举，但实际上司礼监暗中掌握着这一权柄，任用人才的得失便随着司礼监官员贤能与否而变化。陈敬宗由翰林官拜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胡须漂亮，仪容端正，走路有一定的规矩，看到他的人都会产生敬意。他曾经与诸生会餐，（“尝会食诸生”中的“会”，原文作“饮”，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稍有仪容失当的人，立即让他待罪，丝毫不宽容。有人来禀报事情，他要求的礼节比面见君主还严格。然而诸生中稍有称病不来的，他一定认为是欺诈，务必要他们出来查验，因此即使有人因而死亡，他也不加以体恤。所以诸生一旦进入仕途，必定远离他；在路上遇见他也装作不认识，只是暗自怅恨，却不能自我反省。陈敬宗很善于陪客饮酒，襄城伯重视文士，有时大摆宴席招待宾客，宴席结束后，必定留下陈敬宗再饮。主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陈敬宗仍然庄严自若，好像从来没有喝过酒一样，众人都佩服他的酒量。何文渊任温州知府时，清廉安静、欲望很少，全郡治理得非常好，当时浙江的郡守称他为第一。后来他被召为刑部侍郎，有百姓赠送金钱，他拒绝接受。好事之人为此给他建立了“却金馆”。他在刑部时虽然有严厉苛刻的意图，但因为尚书主持其事，未能实行，因此别人也没有知道。后来因故称病请求归乡。正统十四年，朝廷事务繁多，士大夫请求起用他，朝廷召他为吏部侍郎，后来升任尚书、太子太保。他在提拔任用人才的时候，（“其于擢用人材之际”中的“于”，原文作“余”，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诡诈机变的行迹已经暴露，而身处言官之职的人不能容忍他。（“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中的“路”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他虽然想尽办法保住职位，（“虽百计固位”中的“计”，原文作“位”，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但攻击他的人很多，把他视为奸邪之人，并揭露他的真实情况，最终他还是被斥退，不能留任。假如他当初因病辞官后就不再出仕，那么他在郡守任上的清廉名声一定会流传后世，也不失为一个廉洁谨慎的人。如今他虽然得到高爵，却丧失了美名，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我任职铨司时，对有些我认为不恰当的事情，一定当面制止，不让它实行，因此被人忌恨。等到我任兵部官员后，如果下属任意行事，便没有人敢于过问，最终竟至于失败跌倒才停止。按语：何文渊后来升任冢宰，爵位崇高，诡诈机变全部暴露，攻击他的人都把他视为奸邪。但他当初任郡守时，声名冠绝一时；被召为刑部官员后，又因拒绝金钱而得到众人的称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君主和宰相掌握着倡导、鼓励、表彰和惩罚的权力，能够运用激励和劝止的方法；所以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都争相自我磨炼，奋发努力，彼此观摩，而喜好严厉苛刻的人变得仁慈温和，玩弄文法的人变成奉行善政的人。大体说来，天下人中只有中等资质的人最多，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并不常有。中等资质的人可以跟着做善事，也可以跟着做坏事，关键只在于上位者怎样驾驭他们罢了。工部尚书吴中奏对时声音洪亮，体态丰厚端正，看到他的人就知道他是一个能够享受爵禄的人。他贪财达到数万，宠爱的妾有几十人。他的妻子严肃正直，吴中害怕她，不敢违犯她的意旨。宣庙知道这件事，曾经宴请群臣，命令伶人演一出惧怕妻子的戏来取笑他；吴中虽然内心惭愧，却无法回避。一天，传达诰命的人到他家中迎接诰命，他的妻子拜谢完毕，呼唤儿子说：“拿一轴吴中的诰书来，宣读给我听。”她又问左右的人：“这篇诰词是皇上亲自说的吗？还是翰林代为起草的？”左右回答：“也是翰林代为起草的。”她叹息说：“翰林先生果然没有胡说，而且吴中的这一篇诰文正好说的是他平生的为人，什么时候有过‘清廉’两个字呢？”吴中听见后，虽然恼怒，也只能勉强作出笑容罢了。吏部侍郎洪玙待人疏远傲慢，喜欢褒贬人物，以才学自负，说话夸大而不知惭愧，自夸自己的高明。他最初任主事，督办陕西边地的税收，回来后拜见西杨学士，大肆夸谈自己施行的办法。西杨没有考察实际情况，却认为他非同寻常，便推荐他担任经筵侍讲。等到吏部侍郎出现空缺时，西杨又极力推荐洪玙。众人都知道他不行，却没有人敢反对。进入吏部后，他更加骄傲自负，士大夫都厌恶他；因为西杨还在，没有人敢攻击他。等到西杨去世，洪玙便郁郁成病而死。士人立身行事应当自己卓然自立，不能倚仗别人的势力；一旦失去所依靠的人，便落到这种地步，这可以作为警戒。

译户部尚书金濂，最初任御史时就有声望。自永乐以来，巡视接管广东的官员都装满财物而归；自从金濂前往后，一丝一毫也不取，广东人至今还感念他的恩德。他在陕西按察司任职时也很出色，因此屡次升为副都御史，边地的储粮依赖他而充足。后来他回到京师，奏对时声音洪大有气势，皇帝认为他很不寻常，任命他为刑部尚书，他颇以严厉苛刻著称。福建盗贼兴起，于是让他参与军务，前往平定，（“遂参军务往平之”中的“往”字，原本不清，据明《古穰文集》本补。）加任太子太保，后来调任户部。然而他喜欢结交权贵，士大夫因此轻视他；若说他是奸邪之人，那就过分了。（“人以为奸则过矣”中的“人以为”三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只是他性情猜忌而又求利，想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使商业货物日益减少。（“商货微矣”中的“货微”二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百姓有时陷于困苦，他也无暇顾及。（“民或困弊”中的“民”，原文作“臣”，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他的学问也很正，言谈议论和风采都能打动人。他接见下属时常常暴躁发怒，同僚和属官都无法忍受。大体说来，他也是一位豪杰之士。工部尚书周忱，是江西人。起初苏州、松江一带有五六年的税粮没有缴清，朝廷接连派官员催促，始终不能收完，于是举荐周忱为侍郎前往办理。周忱为人谦恭，说话仿佛不出于口，谋划思虑深远。他完全抛弃矜持，（“一切破崖岸”中的“切”，原文作“■〈王刀〉”，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为此虚心访问，（“为之虚心访问”中的“为之虚”三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兼采众人的意见，不到一两年，历年拖欠的数额全都缴清，羡余粮食的储藏也日益充足，（“羡余之贮日见充溢”中的“羡余之贮”四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百姓依靠这些粮食得到周济，遇到灾荒年份也无须忧虑；每年输送京师的米，在各省中居于首位，朝廷常常称赞他的才能。他也善于依附宦官的势力，王振极其看重他。宦官出游经过当地时没有一天空闲，他总能满足其所欲；僧人前来拜访，也一定前往求取馈赠，所得必定超过他们的期望。然而他自己拿出一千石粮食为家门求取旌表，又让儿子纳马取得官职，士大夫因此轻视他。山东参政铁铉，起初任五军断事。他奏对详尽明白，高庙很喜欢他，给他取字“鼎石”。凡是法司遇到有疑点、尚未判决的案件，一定交给铁铉审理结案。文庙还在潜邸时，有人控告他违法，文庙召他来，交给法司审问。过了几天案件仍未审结，高庙发怒，命铁铉审讯，片刻之间便结案，因此更加喜爱他。不久，铁铉升任山东参政。文庙的军队到了城下，围城一个多月也不能攻下。当时城墙有被攻破的地方，随即修复；又设法诈开城门，投降的人用木板作为掩护，等敌人进入后再把他们压下去，文庙几乎中了这个计策。后来铁铉又出城交战，文庙被他困窘得非常厉害，知道不能取胜，便撤走了。文庙渡江登位后，使用计谋把铁铉擒来。铁铉正直地申辩，始终不屈服；命他回头看一眼，他最终也不肯。即使割掉他的耳朵和鼻子，他也毫不顾念；把他的身体碎割分裂，直到他死去，辱骂之声才停止。后来想起忠贞刚烈、不可屈服的人，只有铁铉一人而已。[“文庙潜邸时”，“潜”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召至属法司问之”，“属法”二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惟铉一人而已”，“惟铉”二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平氏对此也应感到惭愧啊！张太后去世后，王振开始专权。正统某年，雷击奉天门殿的鸱吻，皇帝下诏让群臣陈述政治得失，翰林侍讲刘球上奏十件事。其中一件说，皇上应当亲自处理政务，权力不能转移到臣下手中。王振看后大怒，便以锦衣卫指挥马顺为爪牙，命他借别的事情把刘球牵连到殿前，揪走。刘球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受刑时只说：“死后我也要向太祖、太宗申诉。”于是王振把他的身体支解了。从此人们都闭口不言，不敢进谏。刘球的魂魄附在屋脊顶端的装饰物上，数说马顺的罪过，马顺很不安，便命僧道诵经为他超度。[“振览之怒”，“览”原作“觉”，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按：当时生杀予夺的权力全都出自王振；由于太□□□断而不能制止他，而且还支解刘球来成就他的凶恶，最终酿成土木之变，国运几乎危亡。有见识的人认为，祸乱的胚胎就在这一天埋下了。当时王振掌握权力，喜欢别人趋附自己。朝廷大臣起初不知道这一点，几次因受到轻微责罚而被贬谪，才开始害怕。兵部尚书徐唏、工部侍郎王佑，都是奸邪小人，首先开创了趋附王振的道路，想尽办法献勤效劳，极尽谄媚之态，便公开对众人说：“我们这些人用某种东西送给王振。王振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尊敬他，所以待我们很优厚。”又说：“王振认为不来进见、不送礼的人是在怠慢他，一定会遭祸。”众人听说后更加害怕，都准备礼物前去拜见，从此成为惯例。起初只有府、部、院等大臣这样做，后来百官都这样做，在外任职的方面官也都去拜见他。每逢朝觐之日，他大开府门，郡邑中凡是能备礼的大小官员没有不来拜见的；以一百金作为寻常礼物，礼物重到一千两的人，才可以让他喝醉吃饱后离开。于是把廉洁的人看作无能，把贪婪的人看作有本事；能够得到他接待的人，好像登上了龙门。上下都争相谋利，如同洪水冲破堤防，势头再也无法遏止，君子对此只能付之一声叹息而已。[“初惟府部院等大臣”，“初”原作“物”，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太庙鉴于前代宦官专权的过失，曾设置一块约三尺高的铁牌，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个字，立在宫门之内，宣德年间还存在。英宗时，王振专横放肆，这块铁牌便不知去向了。

译按：祖宗时期，每逢有重大关节，都一定设置牌子来警示。如今午门所竖的红牌，上面也写着八个字：“官员人等说谎者斩。”用牌子告诫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正属于这一类。不过，告诫内臣干预政事所涉及的后果，比官员说谎严重得多，所以不用木头雕刻，而用铁铸成；不放在外朝，而放在宫门内。圣祖的用意深远，只是不知道后来掌权的宦官恰好触犯了他所忌讳的事情。圣明的君主在上，这块牌子应该重新设置；宦官专横放肆的祸患，或许可以挽救一半。宣德年间，吏部的官员大多因请托而得到任用，大概是因为处在太平时代，在这里做官可以享有富贵尊荣，是人们所羡慕的缘故。正统初年，我凭进士身份被选任、考验后担任验封主事，人们认为很奇怪。起初不了解内情的人，猜疑我一定有谁事先替我说情；后来调查得知，这完全出于公正。正当考察选任时，尚书郭琏、侍郎郑诚命我作诗，题目是“嘉禾”。我作了一首七言八句的诗，也不知道写得怎么样。后来他们又查知我在户部观政，打听我平日为人如何，我自己并不知道。任命下达那天，我才明白他们让我作诗是另有用意。不过，我以一个孤寒之士同富贵气象的人相处，虽然彼此并不相像，我只是恭敬谨慎、自我持守，他们也不敢轻慢我。文选郎中吴敬自负自高，整个吏部的官僚没有谁敢与他抗礼；那些向他献勤谄媚的人也都如此。我只按正道同他相处，不谄媚，也不怠慢。时间久了，他反而看重我的为人，认可我。我同司的员外李源，凡事只知道谋取利益。我见形势上无法同他争较，只是闭门读书罢了；李源放纵意气，便乘机欺压我。[“惟以正道接之”，“以”原作“一”，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源恣气乘之”，“恣”原作“怒”，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我对此安然处之。后来他的势力衰落了，却反过来同我亲近厚待；我也像平常一样对待他。我常常自己说，这件事未必对我没有益处，大概正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然能使人有所触动，并且锻炼心志。又因为这个缘故，人们认为我喜欢学习，获得了手不释卷的称誉，这正是孟子所说的“不期望得到的声誉”。[“正孟子所谓不虞之誉也”，“不”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宣德初年，学士杨士奇等人以方面大职一任吏部自行荐举，没有完全做到选得其人，于是下令在京三品以上的官员各自荐举自己所了解的人，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好事。实行久了，出于公道的人很少，当时有人讥讽说：“官职是在公朝拜授的，恩惠却是在私室接受的。”景泰初年，便废除了这一惯例，改由吏部自行选任。当时我在铨司，于是把六部郎署中任职年头较久的官员，按才能高下列成一份名单；御史列成一份名单；给事中列成一份名单；南京的官员附列其中。方面官有缺员时，就拿着这些名单到尚书王直面前斟酌任用。名单快用完时，再补充进去。推举任用时，人们都不知道；任命下达后，派人传报，他们才惊喜。正是因为各官荐举时，有些人的九年任期将满，他们一向自守，不向别人求知，不屑于奔走竞争，到这时不得已也要登门求见；何况那些平素就热衷奔竞的人，等到荐举将要结束才退下，他们所荐举的人早已预先知道了，不等命令下达，任职地点和官职便无不已经传遍。况且人们并不知道被荐举者才能的高下，只看荐举者官职大、名字列在前面，被荐举者的官职也就大，因此舆论很不平。[“会举方退”，“会”字原本空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等到由吏部自行提拔时，比较各人的长处和短处，大多符合舆论。然而，各自荐举所知的人，本来是良好的办法；如果人人都怀着为国家推荐贤能的心，怎么会不好呢？只是各人都出于私情，反而不如吏部郎官自行选定。虽然这样不能完全了解每一个人，却是出于公道的缘故。景泰年间，少保于谦在兵部任职，侍郎项文曜依附他。朝廷内部有人担心他们结党，想借事情发端，另行任用别人，于是让持正的人来辅佐。正好我被荐举，便调任兵部，又把项文曜调到吏部；他在那里又依附何文渊。言官弹劾他奸邪，幸赖于谦竭力保全他。后来于谦失败，项文曜最终也被斥退贬谪。当时人们把文曜比作于谦的妾，士林都嘲笑他。每天上朝等待漏刻时，文曜一定靠近于谦耳边说话，不顾左右的人彼此对视；退朝后也是这样，行走坐立都不离开于谦；即使到了吏部，也仍然如此。王直先生是一位儒者，于谦起初很尊敬他；后来王直被文曜进谗诋毁，说他是无用的腐儒，于谦便怠慢了他。于谦起初曾对我说：“东王先生，是君子之儒，值得敬爱。”每逢经筵宴饮时能够同席，他一定同王直互相劝饮，多喝几杯。等到文曜调任吏部之后，于谦忽然对我说：“吏部那位老先生，为什么不告老还乡呢？”[“欲因事以开别用”，“开”原作“闻”，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于谦初甚尊敬之”，“初甚尊”三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我说：“他已经请求过几次了，朝廷没有批准。”于谦说：“只是没有真心实意罢了。”我说：“看他的意思，也是真心的。”于谦说：“如果真有实意，让他装病躺着不起床一两个月，一定就会准许他告老还乡。”我说：“老先生为人至诚，即使让他假装卧病，他也一定不肯这样做。”后来我逐渐听到于谦诋毁王直的话，这才知道于谦不敬重王直，原因就在这里。[“方知谦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知谦之不”四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当时文曜也有代替王直的意图，于谦知道了，但没有让他的谋划得逞。天顺初年，众人的议论推荐我进入内阁，翰林黄谏立即来见我，说：“恭喜先生入阁。”我说：“这有什么可喜的呢？”黄谏说：“怎么能说不可喜呢？”我说：“从前寇准问王嘉佑：‘外面的议论怎么样？’王嘉佑回答：‘您早晚会入相；依我看来，倒不如不做宰相更好。’寇准问：‘为什么？’王嘉佑说：‘您承载着天下人的期望，一旦做了宰相，天下人就会以天下太平来要求您。您自己想想，君臣关系难道能像鱼有了水那样吗？’寇准非常佩服这番话，认为他见识高远。如今虽然没有宰相这一职位，仍把入阁看作内相。时局如此，入阁又是为了什么？还看不出有什么可喜的地方。”

译翰林院是儒士名流任职的地方，不是杂流出身的人可以参与的。景泰年间，陈循等人各自荐举亲近的非进士出身者，十人中将近有四五人；他们大多是委靡、昏庸、浮薄之流，没有办法把他们撤退。适逢皇上想要把《通志》重新修订后颁行，便只选择进士出身的人。这些人自知不能留在翰林院，于是托阁臣和院臣转达他们的意思，希望改任外职。贤便把这件事向皇上报告，皇帝命吏部任用他们；吏部根据他们的才能确定品秩高低，没有一个人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翰林院因此为之一清。[“景泰间陈循辈各举所私非进士出身者十将四五”，“私非进”三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此辈自知不可居此”，“此”原作“所”，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起初景泰帝身体不适，谋求富贵的人便乘机策划异谋。学士王文同太监王诚谋划，想迎立襄王的儿子为东宫太子，这件事逐渐泄露。后来景泰帝病势危急，太监兴安暗示群臣请求重新册立东宫，说上皇的皇子本来就应当恢复太子地位；只是王文的用意并不在此，阁下陈循等人也知道这一点。贤趁着议事，询问学士萧镃，萧镃说：“既然退位了，就不能再恢复。”贤这才察觉他们有异谋。王文又当面对众人说：“现在只请求册立东宫，怎么知道朝廷的意思是要立谁？”贤更加知道事情一定如此。第二天早晨，贤看奏疏上的文辞写着：“早日选择元良。”众人都说：“这不是恢复原来太子地位的意思。”于是贤便把这个说法加在石亨等人身上，说：“王文、于谦已经派人带着金牌、敕符去取襄王世子了。”[“贤因会议问学士萧镃”，“问”原作“间”，“萧镃”原作“萧鈂”，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及《明史》卷一六八《萧镃传》改。][“王文于谦已遣人赍金牌敕符取襄王世子去也”，“已”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到了十七日早晨，石亨等人带兵入朝，前往南城，请求上皇复位。这时景泰帝已经四天没有上朝了。在此前一两天，石亨等人又听信了这样的说法：“景泰帝命太监张永等人捉拿几个人，掌兵的人某某正在谋划拥立上皇。”宦官吉祥、蒋冕等人向太后禀报，太后写下敕旨，交给石亨等人促成此事，于是把王文等人说成大逆不道的奸恶之徒。然而，王文起初的谋划，于谦等人未必知道；石亨等人不过因为于谦平日总督军务，把一切兵政都专断办理，使石亨不能遂行自己的私意，便趁此机会图害他。其余人也都是因为平日有所不满而加以中伤，未必都知道王文当初的谋划。况且王文的谋划实际上还没有发动，所以被诛杀的人大多并不是他们应得的罪名。于是石亨等人说：“我们舍弃性命来举行这件大事。”他们把自己看作有安定社稷的功劳，皇上更加相信他们，给予了极为优厚的报赏。[“写敕旨与亨辈成此事”，“敕旨”二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所以诛戮者多非其罪”，“罪”原作“福”，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改。]于是石亨等人便招揽权势、接受贿赂，擅自施行威权和恩惠，冒滥授予官职爵位，任意胡作非为，气焰显赫，天下人都为之寒心。按：正统己巳之变时，于谦以社稷为重，竭力排除群臣的议论，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使强大的敌虏被牵制，光大辅佐中兴，他的功劳并不小。当时天下人都知道他以一身系着国家安危，功劳在于社稷，哪里料到后来竟会有杀身亡家的灾祸呢！为什么偏偏在于公发挥作用的时候，正是小人侧目之时；而石亨又擅自掌握施行威福的权力，操持生杀大权，一旦事机发生变化，于公于是便难以幸免了，真令人寒心啊！又按：于肃愍这次举措对社稷的功劳极大，真可以说是预先防止祸患；否则很难保证不会发生西晋覆亡、天下沉沦的灾祸。起初，徐有贞也参与迎接上皇复位的谋划，特别被命令进入内阁。徐有贞因为陈循等人在前面，不能显示自己的尊贵，便帮助石亨除掉陈循等人。不久，徐有贞也被石亨嫉恨而排挤出内阁，人们认为这是天道喜欢反复报应。没想到石亨又遭遇大祸，更加显见天道确实喜欢报应。景泰帝想更换太子，担心文武大臣不服从，便先用利益诱导身边的人，给阁下各位学士每人赏赐黄金五十两，白银加倍。陈循等人只知道感激恩惠，于是认为太子是可以更换的。于谦便借外廷官员上奏的名义，谋划更换太子，召集文武群臣议论可不可以。有坚持认为不可以的人，就用利害关系恐吓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不同的话，于是选定日期册立新太子。又把宫僚的优厚官秩交给阁下诸臣任意选择，文武大臣中参与此事的有十分之七八；从公孤以下有数十人，其中任太保的有十人。官名爵位滥授到这种程度，只有贤等四五名侍郎没有参与。更换太子以后，人心怅惘而不平；贪图利益的人得意洋洋，自以为荣幸，却不知道有见识的人早已看出这不是善后的办法。后来天道反转，所有这些任命都被革除，一个也没有留下，因此受到谴责贬谪的人也很多。回头看那些没有参与的人，反而感到惭愧。荣辱就是这样接踵而来，士人立身处世不能不审慎。景泰初年，我进呈《正本十策》，并请求留在宫中，供皇帝早晚省览，多少有助于修养身心的学问。皇帝没有省览，竟退还出来。过了几天，户科给事中李侃因灾异上疏说：“近来李某所说的事情关系到皇上的身体，却一点也没有加以省览，恐怕并没有真正做到畏惧和反省。灾异接连出现，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皇帝看到这份奏疏，才把我的奏疏取进去，抄写了一本观看。礼部尚书杨宁见到后叹息，有一天见我说：“我读到《崇节俭》这一条，几乎想要流泪；于是逐条列为前人的鉴戒，认为应当留意实行。”本部尚书何文渊请求看一看稿子，说：“这是忠诚耿直的言论。”少保于谦见到后说：“这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南京祭酒陈敬宗说：“只听到它的题目，就知道一定是至理之论了。”后来皇帝把《君鉴》颁给群臣，我又选取二十二位君主的善行，（“予复采二十二君善行”中的“君”字，原本不清楚，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出。）每位君主不过选三四件最为切要的事情，请求皇帝体察实行。景泰帝看后仍不省悟，说：“这份奏疏想要做什么？”中官王诚说：“是想让皇上学习这几位君主罢了。” （“欲上学此数君耳”中的“此数”二字，原本不清楚，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穰文集》本补出。）景泰帝于是点了点头。但他后来流于荒淫，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译士大夫立身处世、与人交往，不能不谨慎。像徐有贞这样的人，平素奉行公道的时候很少，而他所交往的人也是如此。等到他掌权时，我们这些人坚持公道来帮助他，徐有贞于是改掉了过去的做法，不再徇私。他过去所交往的人，仍然按照平日的交情来对他有所期待，徐有贞多次违背他们的心意，于是他们便认为徐有贞改变了常态，跟着挑拨、罗织他的过失，这样的人很多。假如他平素一直坚持公道，哪里会有这种事呢？十二月，大学士李贤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文达。考察本朝自三杨之后的宰辅功业，没有能比得上李贤的；他得到皇帝信任的时间最长，也能够施展才智谋略。然而在当时，他也因受贿而闻名。岳正从内阁出任贬官后被召回，与李贤不和；都给事中张宁一时颇有声望，因进言办事失去李贤的欢心。吏部拟定让二人担任京堂，李贤都把他们补派到外地，二人从此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叶盛巡抚广东，有人诬陷他说：“叶盛自负，他常常指责您的文章写得不好。”李贤于是用韩雍替换了叶盛。敕书说：“不要像韩雍那样杀害投降的人。”罗伦上疏弹劾李贤夺情，李贤大怒，把他贬到外地。王翱劝李贤依照文彦博的旧例上疏挽留罗伦，李贤推辞说：“我做不到。”他的矫饰虚情竟到了这种地步。附录：《天顺日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李贤撰写。李贤字原德，邓州人，宣德癸丑年进士。景泰初年，由文选郎中越级升任兵部右侍郎，转任吏部侍郎。英宗复位后，兼任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历任华盖殿大学士，谥号文达。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随手记载天顺年间的事情，颇为详细。《明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到君主信任没有比得上李贤的；然而李贤从郎署任职时便取得景帝的信任，景帝越级提拔他为侍郎，而他所著的书却反过来说景帝荒淫。现在看这部书，对景帝一处说“荒淫失度”，另一处说“流于荒淫”，毁谤诋毁颇为失实。《明史》所讥刺的，大概就是指这些。书中又说，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谋划要取襄王之子作为东宫；说冒平侯杨洪在君父遭难、敌寇逼近宣府时不急于救援，惊惶失措，闭门不出；这些说法都与正史不相符合。至于叶盛、岳正、罗伦等人的事情，书中避讳而不谈，其他事情也大都没有记载，不能免于带有个人爱憎的偏见。然而，经过时间久了，议论自然会定下来，是非又哪里能够永远遮掩呢？（《四库全书总目》卷?史部?杂史类存目） 李贤（1408—1466），字原德，明代邓州（今邓州市）人。明宣德七年（1432年），乡试考取第一名，次年考中进士。到河津等地视察蝗灾后，被授予吏部验封主事。正统十年（1445年），升任考功郎中，后来任文选郎中。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李贤脱险回到京城。景泰二年（1451年），进呈《正本十策》，代宗把它视为座右铭。他又论述战车和火器的好处，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转任户部侍郎，第二年又升任吏部右侍郎。李贤广泛采集古代君王治理政事的经验，编成《鉴古录》，送给代宗作为施政参考。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后，升李贤为翰林学士，入内阁，升任吏部尚书。天顺五年（1461年），加官太子太保。李贤举荐贤能、任用人才，把爱惜人才、开通言路作为当务之急；他为人耿介忠直，英宗遇到事情一定召见李贤，李贤的意见大多得到采纳。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病重，召见李贤，把托付孤儿的重任交给他。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即位，晋升李贤为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管经筵事务。李贤经常规劝宪宗，要亲近贤能、远离奸邪，勤于政事、爱护百姓。成化二年（1466年）五月，李贤染病卧床不起，十二月病逝。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达。李贤所著《鉴古录》《体验录》等都已经散失。《天顺日录》《古穰文集》等书收入《四库全书》，至今还流传于世。列传第六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