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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　（金元）张德辉撰 ●纪行正文 （二）纪行正文 ——时间在公元一二四七年至一二四八年—— 1.从镇阳出发 丁未年【公元一二四七年】夏六月初吉，奉召向北进发【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十）《宣慰使张德辉事略》说：“皇上（元世祖忽必烈）当时在王府，丁未年（公元一二四七年），派使者来召见。”《元史》（一六三）《张德辉传》也说：“丁未年（一二四七），世祖还在潜邸，召见了他。”至于张德辉被召见的原因，《元史》本传虽然没有明说，但《名臣事略》（十）却有间接透露。《名臣事略》（十）说：“汴都被攻下（一二三三）后，（张德辉）向北渡河，寄居在成安（今河北省成安县，在邯郸、郓城、大名之间）。原丞相史公（史天泽）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旧真定府治）开府，听说他的名声，聘请他充任经历官（掌管文书收发，类似今天的总务处长）。乙未年（一二三五），他跟随开府南征，凡是筹划调度，都把史公当作重要依靠……升任真定府参议；整顿停滞的事务，补救弊病，获益很多。因此声望在各镇中日益提高，并上达朝廷。”这里所说的“声望在各镇中日益提高，并上达朝廷”，应当就是丁未年（一二四七）张德辉被蒙古亲王忽必烈召见的直接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元初勋臣、亲贵旧臣史天泽的推荐。一是因为史天泽通晓蒙古文（见王恽《中堂事记》）；二是因为史天泽的姑母是当时蒙古国王木华黎的如夫人（事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五《史氏墓三碑》）。史家既接近蒙古贵臣，又有姻亲关系，自然容易获得推荐贤才的机会。（详细论述见拙著《封龙山三老元好问李治与张德辉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据考，在张耀卿被召以前，元遗山（元好问）曾作《耀卿西山归隐诗》三首，见今本《元遗山先生集》卷十四。诗说：（1）“静里箪瓢不厌空，北窗元自有清风。傅岩只道无人识，已落君王物色中。”（2）“马卿似与物为春，难状灵台下笔亲。预拂青山一片石，异时真是卷中人。”（3）“冠剑云台大县侯，富春渔钓一羊裘。山林钟鼎无心了，谁是人间第一流。”题目下原有小注说：“马卿为耀卿张君写真，不久便被召向北方进发。” 可见，张德辉第一次被忽必烈可汗召见时，元遗山确实详细知道这件事。《名臣事略》（十）说：张德辉到达和林王府时，“王询问中原的人才，张德辉于是举荐了魏璠、元好问、李治等二十多人。王屈指计算人数，其中有些人能够说出他们的姓名”。综合来看，后来壬子年（一二五二），张德辉与元好问同时北上朝见忽必烈，奉上启文请求忽必烈担任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高兴地接受了，这件事与前后经过确实有因果关系。马卿就是马云卿，是名画家马天騋的弟弟；三人都擅长绘画，见《画史会要》。施国祁认为，他或许就是《宋史》（四一二）《孟珙传》诗注中的马天章（见诗注十四页八），这也很有可能。】从镇阳出发【宋代真定府的别称，今河北正定县】。住了两夜【住两夜称为“信宿”】经过中山【今河北定县】【根据清末（一九一一）到现在的情况，旧式的人乘骡车，每天按驿站计算行程；从正定府到定县，实际上需要三天。驿程如下：从正定恒山驿出发，五十里到橐城；再向北走九十里到新乐县，又走五十里到定县，也就是古代的中山。这证明途中住了两夜（信宿）后，才到达中山。此时阴云密布，久不下雨；过了一会儿天气放晴，向西望见恒山的最高峰，即“所谓神峰”【恒山属于阴山山系的支脉，绵延在河北省西北部旧保定府西境，主峰在定县西面、曲阳县西北，一名大茂山，世人认为它是五岳中的北岳。（北宋（九六 ○至一一二七）时，恒山陷入契丹境内，于是以山西浑源县的玄岳代替，明、清两代沿袭这一做法。但祭祀典籍中的记载和世俗的信仰，仍然把曲阳的恒山视为正统。）《方舆纪要》（十）在恒山条下引用《地志》说：“恒山高耸直入霄汉，山顶叫天峰岭，下面建有北岳观。观前风声像虎吼，名叫虎风口。其余的山峰、岩石、洞穴、山谷，随地命名的有几百处。”又《纪要》（十四）说：“大茂山，就是恒山的山岭，又名神尖石。”这里所说的“神峰”，大概就是指天峰岭、神尖石。】山峰高耸突出，像青色的车盖。其余各座山峰都清清楚楚、可以数出；于是回头对同伴说【当时被召见的人当然不只张耀卿一人。据我的浅见所知，李德辉（《元史》一六三，《事略》十一）、张文谦（《元史》一五七，《事略》十一）都是丁未年（一二四七）被召见的。张文谦是顺德沙河人，沙河在正定以南，当时可能正与张氏同行。其余情况等待以后再考。《元史》（四）《世祖本纪》说：“甲辰年（一二四四），皇帝还在潜邸（当时忽必烈三十岁），思考在天下大有作为的办法，召集藩府旧臣和四方学者，询问治国之道。” 由此可知，当时正是忽必烈思考要在天下大有作为的时候。从正定史天泽那里被召往北方的人，当然不会少。】说：“我们这些人这次出行，能很快回来吗？这正是韩退之所说的衡山显灵的征兆。”【韩退之所说的“衡山之祥”，是指韩愈（字退之，七六八至八二四，《旧唐书》卷一五六、《新唐书》卷一七六有传）拜谒湖南衡山南岳庙时所写的诗中表现出的暂时喜悦，认为“默默祈祷得到回应，云雾散开、山峰显现”。原诗见《韩文公诗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本）：“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这首诗到了宋代苏轼（东坡，一 ○三六至一一 ○一）《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就变成了：“韩公的精诚，能够拨开衡山的云，却不能改变宪宗的迷惑。”

译由于韩愈、苏轼两人的诗文，是过去文人学者一向喜欢阅读的作品，所以张德辉谈话时提到了它们。】2.从中山到扼胡岭【从中山到扼胡岭，就是从现在河北省的定县，绕过北平，到张家口西北万全县旧治以北的野狐岭。这一节所说的路线，大概是：（1）沿现在的平汉线，从定县到北平；（2）再由北平沿平绥路，从北平到张家口西北的万全县。著者曾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内）找到京师驿站路程，因此对第一段从定县到北平的路线，大致已经考查清楚。第二段从北平到张家口，虽然也找到了民国二十年出版的《平绥路游览指南》和民国二十四年新编的《察哈尔通志》，但由于边区城镇变化剧烈，现在只能说明一个大概，详细情况留待日后再考。】第二天出了保塞，经过徐河桥【今徐水县西南】【据《读史方舆纪要》（十二），保定府辖下的安肃县；徐水在县（旧安肃，今徐水县）南四十里，在与清苑（保定府旧日首县，今仍名清苑）的交界处有徐桥。这里所说的徐河桥，应当就是徐桥。按照旧日驿站路程，从定县走六十一里到望都（即旧日的庆都），四十五里到满城，四十里到清苑的金台驿，再五十里到安肃（今徐水）。今天的平汉路线稍直，不经过满城，而是从望都直达保定，再到徐水。】，向西望见琅山【即狼山，在易县西南】【琅山，《纪要》（十二）在清苑县条下写作郎山，又名狼山，位于清苑、徐水以西。

译《纪要》说：“狼山的山峰争相耸立，像竖起的鸟翅；突出的岩石又陡又险，也像剑尖。” 与这里所说的琅山景色非常相符。】，山势森然，像剑戟一样，而山色葱翠，仿佛伸手就能取到。不久从良门【应当就是梁门，在定兴县南】、定兴【今县】到达涿郡【今县】，向东望见楼桑蜀先主庙【楼桑蜀先主庙。现据沔阳卢弼新著《三国志集解》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注文所引材料，简述如下：（1）《蜀志》原文：“先主姓刘，名备，字不详，涿郡涿县人。年少时丧父，与母亲以贩卖鞋子、编织席子为业。住宅东南角篱笆上有一株桑树，长五丈多，远望枝叶繁茂，像小车盖。来往的人都觉得这棵树非同寻常，有人说这里一定会出贵人。”据《汉晋春秋》，涿人李定说：“这家必定会出贵人。”先主年少时曾与同宗的孩子们坐在树下玩耍，说：“我一定要乘坐这种羽葆车！”这就是所谓黄屋车。叔父子敬对他说：“你不要胡乱说话，会使我们家族灭亡的！”（2）后人为了纪念先主，便在原地建庙，以表彰这件事。最早立碑的是唐干宁四年（八九七），可见“在这里享受祭祀已经很久了”。（金代王庭筠《重修汉昭烈帝庙碑记》）（3）今地考证：[1]赵一清说：“《水经》：巨马水小注中的督亢沟水，向东流经涿县，经过郦亭、楼桑里南面，就是刘备的旧里。”[2]《方舆纪要》（十一）说：“楼桑村在涿州西南十五里。”】；经过良乡【今县，在北平西南七十里】，渡过卢【原作“泸”】沟桥【泸沟桥，今天写作卢沟桥，在北平西南三十里。民国十九年（一九三 ○一）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战初期（一九三 ○七），宛平县兼河北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就设在这里。抗日全面战争起于日军在卢沟桥寻衅，因此此地大为著名。现略作考证：（1）正名：卢沟桥的“卢”字有三种写法：[1]没有草字头，也没有水旁，如《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以及乾隆御笔所写的“卢沟晓月”碑，现今仍立在原处，都是这种写法。通行的《辞海》等也都写作“卢”。[2]加草字头，《辞海》认为这是“卢”字的通俗写法，因此说：“卢，俗作芦。”[3]本文写作“泸”，《道藏》本《西游记》也写作“泸”，与《金史》（九）《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六月丁酉（九日）“作泸沟石桥”的写法相同。三者应当以“泸”字为正确。不过近年来自王静安先生注《西游记》起，通常都写作“卢”，现在也写作“卢”，以求统一。（2）含义：卢沟是河名，是桑干河的支流，源出山西马邑县北面的雷山。向东北流入宛平境内，经过卢师山西面，下游称为卢沟，从此水名就是卢沟河。俗称小黄河，因为河水浑浊而且容易淤积。一种说法是：“卢沟，就是说它是黑色的。”“洪水沟向东流去，像迅雷和奔马一样，深浅无法测知。”康熙年间，这条河因决口成灾，朝廷大力疏浚，并赐名永定河。（3）卢沟桥横跨在卢沟河上，始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即章宗即位之年；“大定”仍是世宗沿用的旧年号）六月，明昌三年（一一九二）三月完工。后来多次修建。如今桥东西长六百六十尺，宽二十六尺，共有十一孔。平汉铁路建成以前，南方十九省前往北平的人，全都经过这座桥，抵达燕京。桥两边有石栏杆，上面雕刻着数百只石狮，形态各异，没有一只相同。（4）现状：桥头有一座城，名叫拱极城，现在是宛平县县署。今天的平汉铁路桥从石桥旁边经过，是西南两路进入北平的交通要道。每天清晨，残月映照水波，景色荡漾有致，称为“卢沟晓月”，是旧京八景之一。（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北平市政府编印的《旧都文物略》，精装一巨册，其中“名迹略下”有卢沟桥照片数幅，十分珍贵。其中卢沟桥全景以及“卢沟晓月碑”等照片，尤其难得。）（5）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有《东方见闻录》，书中曾记载这座桥，因此也称为“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到达燕京【公元一二四七年的燕京，当时仍是金海陵王贞元二年（一一五四）改建后的中都大兴府。沿用旧称时，名称是燕京路。忽必烈至元四年（一二六七），才在旧城东北部扩建新城（今土墙旧址尚有一部分保存），至元九年（一二七二）才命名为大都。张德辉经过燕京时，正值乃马真皇后摄政，形势应当仍与太宗朝相同。根据前面所说铁路修建以前的“驿站路程”，旧日从徐水（即安肃）到燕京的驿程大致如下：从徐水旧安肃县的白沟驿向北走七十里到定兴县，当时名为宣化驿；再走七十里到涿州，旧名涿鹿驿。再向北走七十里到良乡县，旧日驿站名为固节驿；再走七十里到北平。】

译停留十天后继续前行，向北经过双【原作“?又”，今据《利病书》改】塔堡、新店驿【在今河北昌平县西南、沙河岸边。缪荃孙等合修的《光绪顺天府志》在《疆域编·昌平州图》中，尚有“新店”这一地名，仍是重要的交通集镇。】进入南口，渡过居庸关【南口与居庸关：（1）南口，在今河北昌平县以西二十四里，地处居庸关南端的关口，因此得名南口，是北平北方的险要和名胜之一。现在城内还有居民一千多家，商业相当兴盛，平绥铁路经过这里。（2）居庸关，大概因居庸山（一名军都山）而得名，在今河北省昌平县西北二十四里。“关有南、北两座城门，南门叫南口（见上），北门叫北口（即八达岭），相距约四十里。两山夹峙，下面有巨大的山涧；悬崖陡壁，号称极其险要。”（《方舆纪要》卷十《直隶重险》）“又从南口到这里，两山之间有一条水流贯通，道路从水流上方通过。十五里处就是关城，跨水筑成，也有南、北两座城门。”】再走八里就是上关，那里有一座小城，南、北两面也各有一座城门。再走七里叫弹琴峡，水流穿过石缝，声音像弹琴一样。再走七里就是青龙桥。道路东面有一座小堡，再走三里，就是延庆州（今为延庆县）的八达岭了。岭上有城，也有南、北两座城门，元人把这里作为居庸关的北口。」（同上、卷十一昌平州，居庸关条）又，南口就是居庸关。元代在那里建有过街塔，用巨石筑成，塔上刻有用畏兀字母书写的蒙古文、蒙古新字、梵文、西夏文、藏文、汉文六种文字的佛经“陀罗尼”文，在国际上很有名。（日本人村田治郎先生主编的《居庸关》两大册，有图片和说明，昭和三十二年，即一九五七年出版，可以参看。）（此外，国内的辞典，如《辞源》《辞海》等，以及日本诸桥辙次等编的《大汉和辞典》等，在解释居庸关的六种文字时，都有错误。他们说有女真字，却没有提到梵文、西夏文、蒙古新字，确实不合适。应当以村田等人在《居庸关》中所作的解释为准。） 从关城的北口出去，向西经过榆林驿【（1）榆林驿，在今察哈尔怀来县东南三十里。《读史方舆纪要》（十八）在怀来卫条下称为榆林驿堡，就是元朝的榆林驿，向东到居庸关五十八里。（2）雷家店，《读史方舆纪要》（十八）作雷家站，另有一作“??累家站”，就是明朝的保安州治所，今为涿鹿县治所。（3）怀来县，今仍是察哈尔省的一个县。唐代称妫州，契丹称可汗州，元代称奉圣州，明永乐十六年（一四一八）改为怀来县。清代属宣化府，民国初年属口北道，后来又改属察哈尔省。“怀来紧邻居庸，是关门以外的屏障；河北的要地，宣镇的咽喉。”如今平绥铁路经过这里。】、雷家店，直到怀来县【（1）榆林驿，在今察哈尔怀来县东南三十里。《读史方舆纪要》（十八）在怀来卫条下称为榆林驿堡，就是元朝的榆林驿，向东到居庸关五十八里。（2）雷家店，《读史方舆纪要》（十八）作雷家站，另有一作“??累家站”，就是明朝的保安州治所，今为涿鹿县治所。（3）怀来县，今仍是察哈尔省的一个县。唐代称妫州，契丹称可汗州，元代称奉圣州，明永乐十六年（一四一八）改为怀来县。清代属宣化府，民国初年属口北道，后来又改属察哈尔省。“怀来紧邻居庸，是关门以外的屏障；河北的要地，宣镇的咽喉。”如今平绥铁路经过这里。】。县城东面有一座桥，桥中横着木材，而桥的上、下两面都是石头【《平绥路游览指南》（民国二十年出版）第三十七页记有鶏鸣古桥遗址，和这里所说的情况很相似。古桥在鶏鸣山麓右侧的洋河山，有七十五根石柱，东西横向排列，长一百多步，宽数步，柱高一丈，周长也相同。相传这是汉王霸修桥未成的遗址。】。桥西有居民聚居的村落，但县城已经荒废湮没。向西经过鶏鸣山的南面，有一家旅店叫平舆，山顶建有僧舍【在今平绥路“下花园站东约三里处”。山势高耸，悬崖陡峭险绝。山上有永宁寺，寺宇高大壮丽，和山色相互映衬，恍如图画。所说的僧舍，应当就是永宁寺。据说这座寺建于辽圣宗太平四年（一 ○二四）。】。沿着山的西面向北走，顺着桑干河向上游行进；河上有一座石桥，从桥向西，就是通往德兴府的道路【德兴，就是现在的涿鹿县。明、清两朝称保安州，今有平绥铁路经过县境。现在的涿鹿县城，在平绥铁路下花园车站西南四十里；“城内房屋鳞次栉比，街市也很整齐，古迹尤其多。”】。向北经过一座旅店，叫定防，水流经石梯子，到达宣德州【今为察哈尔省的宣化县。金朝时为宣德州，元代为宣德府治所。城靠近洋河北岸，是平、津和蒙古之间的交通要道，也是国家边关的重镇。平绥铁路经过县城，是全线的重要车站之一。】。又向西北走，经过沙岭子口【沙岭子口，今平绥路宣化府下有一个小站叫沙岭子，应当由旧日的沙岭子口而来。以下还要经过一个名叫宁远的小站，才到张家口。张家口原是万全县的一个镇，因为是外边长城向南的重要关口，有上、下两座堡，贸易兴盛，于是取代万全成为地名，县治也迁到下堡。】和宣平县驿【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废县，二十六年（一三九三）才设置万全左卫。

译万全县在今张家口西北三十里。考察起来，从居庸青龙桥（八达岭，居庸关的北口）开始，向西到黄河东岸，长城又分为“外边的长城”和“内边的长城”，因而形成一个很大的环形区域；张家口就位于内边长城旁边。】；出得胜口，到达扼胡岭【得胜口与扼胡岭：（1）得胜口，是明万全卫（今张家口西北三十里）的北门，有一座山叫翠屏，在旧治城北三里，距今张家口三十三里。过去曾在这里设置德胜关，俗称得胜口。（《察哈尔通志》卷二《疆域编》，民国二十四年，宋哲元、梁建章主修。）（2）扼胡岭，就是野狐岭。王国维先生说：“野狐、扼胡，是同一声音的转变。今地在现在张家口西北六十里、膳房堡西北约二里处。高度约一千一百八十余尺，面积约五千一百平方尺。有大水泉，可以灌溉少量山地。”一二二 ○年，全真教第二代大师邱处机奉召向西前往中亚，他所著的《西游记》中，曾说到当年经过野狐岭的情形。“（庚辰）（一二二 ○）二月十日，住宿在翠■〈巾屏〉口，第二天（十一日）向北越过野狐岭。登上高处向南眺望，俯视太行山各山峰，晴日的山岚十分可爱。向北看，只见寒烟和衰草；中原的风俗，从这里就隔绝了！”这段记载可以和这里所说的情况相互印证。又，《读史方舆纪要》（十八）说：“野狐岭，在万全卫（今张家口西北三十里的万全旧城）东北三十里。地势极其高峻，风力猛烈。大雁飞到这里遇上强风，往往会坠落在地。”十三世纪蒙古、女真两个民族开始接触时，曾在这里决战。《元史》（一一九）《木华黎传》：“金兵四十万，驻阵于野狐岭北面。木华黎说：‘敌众我寡，如果不拼死力战，就不容易攻破他们！’于是率领敢死之士，筑起马墙，横执兵器，大声呼喊着冲入敌阵；皇帝（成吉思汗）指挥各军一同进攻，大败金兵。追击到浍河（堡名，位置在万全旧城西面），尸体绵延百里。”金朝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死在这场战役中。” 3.孛落以北的沙陀

译下面有一个驿站，叫孛落【孛落驿，札奇斯钦认为“孛落”似乎是蒙古文Boro的音译。蒙古语Boro（孛落）是黄黑而没有光泽的颜色，也就是文言所说的褐色。通常也用作褐色土地的地名。】。从这里向北，各个驿站都由蒙古部族分别主持；每个驿站都以主持者的名字命名【这里所说的，是张德辉综合他在草地上看到的十三世纪蒙古部族居住和生计情形所作的一种判断。现在汇集所知的汉文史料，与这一节相互比较说明如下，以供研究：（1）《黑鞑事略》（第二十七节），彭大雅说：“【草地】设置驿站的方法，是听任各部酋长，由头项（即投下）自行决定差发期限的长短。”（2）同上节徐霆补充说：“我所经过的沙漠地区，从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以下，各自都有疆界。他们的民户都要出牛、马、车辆、器械、役夫、羊肉和马奶作为差发。大概鞑人分别管理草地，各自征出差发，无论贵贱，没有一个人能够免除。” 又有一项规定，各地分别征出差发，供各地驿站的需要，上下都一样，这就是草地的差发。（3）《后汉书》（九十，百衲本）《乌桓传》：“乌桓的习俗擅长骑射，以射猎禽兽为业。随着水草放牧，居住没有固定地点；以穹庐为居，帐篷向东开门，朝向太阳。……有勇敢强健、能够处理和裁决争讼的人，就推举他为大人。……各个邑落各有小帅，数百、数千个落自成一部。……姓氏没有固定，以大人的名字作为姓。大人以下，各自放牧牲畜、经营产业，彼此不服徭役。……”（4）《元史》（一一八）《特薛禅传》：“起初，弘吉剌氏族居住在苦烈儿、温都儿斤、迭烈木儿、也里古纳河一带。”甲戌年（一二一四），太祖在迭蔑可儿时下诏说：“把农土分赐给按陈以及他的弟弟火忽、册等人。”原注说：“农土，犹如今天所说的经界。”也就是元初通常所说的“分地”。把以上所引史料和这里的记载相互比较，就知道第一、第二、第四项所说的，都和《纪行》的记载相符合，并且彼此可以互相阐发。至于第三项《后汉书·乌桓传》所说的内容，虽然由于时代相隔太久，和《纪行》的记载不很接近；但是每个驿站都以主持者的名字命名，仍然和古代游牧民族的旧俗存在沿袭关系。】从岭【扼胡岭】向上走，便向东北行进，开始看见毳幕毡车【毳幕、毡车解释：（1）毳幕应当指蒙古包。它是蒙古地区通行的一种活动房屋，用可以伸缩的木制品作为墙壁和顶棚，中间有支柱。顶棚和四周都覆盖羊毛毡，以遮挡风沙。夏季覆盖一层，冬季则覆盖两层或三层，以保持室内温暖。（2）毡车，就是《蒙古秘史》（旧名《元朝秘史》）中所说的黑车子，也就是用一匹马牵引的简易车辆，车棚上覆盖毛毡。据记载，古代多使用黑色毛毡，现在则多使用白色毛毡，但习惯上仍把这种车叫作Kara Terge。（Kara是黑，Terge是车）意思就是“黑车子”。（札奇斯钦）】，只不过逐水草放牧牲畜罢了，再也不是中原的风土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说：“向北越过野狐岭，向南眺望太行山各山峰，晴日的山风很可爱。向北看，只见寒烟衰草，中原的风俗，从这里就断绝了！”正好和这部《纪行》的记载相符合。（上文第二节已经详细说明。）】。不久经过抚州【抚州建于契丹时期，金朝沿用，州治在柔远县。元初也称抚州，后来改为兴和路；明洪武七年（一三七四）改为兴和守御千户所，驻扎重兵，与开平（在多伦西南；《地名大辞典》说在东南，似乎不对）相对峙。永乐二十年（一四二二），蒙古阿鲁台袭击并攻陷其城，明朝于是把守御所迁入宣化府城中，遂放弃了这里。故城在今多伦旧开平（上都）西南四百余里，距宣化府三里多。长春真人《西游记》说：“向北经过抚州，向东北经过盖里泊，才开始见到人烟。”则抚州在当时（一二二 ○）的荒凉景象，也就可以想见了。】，只有一座荒城还在那里。向北进入昌州【《元史》（五十八）《地理志》（一）记宝昌州：“金朝设置昌州，元初隶属于宣德府，中统三年（一二六二）隶属于本路（兴和路），设置盐使司。延祐六年（一三一九）改为宝昌州。”今即察哈尔省的宝昌县。《口北三厅志》（三）《古迹》在昌州故城条下说：“考察昌州，根据《金史》（二十四）《地理志》（上），应当在抚州以北。”这正和张德辉的记载相符合。又，《三厅志》引用杨奂的诗说：“北界连南界，昌州又抚州。月明鱼泊夜，霜冷鼠山秋。”那么昌州在抚州以北，就更加可以证明了。】居民只有一百来户；中间有官署，是国王【这里所说的国王，根据《元史》（一一九）《国王木华黎传》，应当是木华黎的次孙速浑察。他在己亥年、公元一二三九年继承爵位，宪宗时期（一二五一至一二五九）去世。《元史》本传说他性情严厉，赏罚分明而且守信。他承袭爵位后，立即在上京以西的阿儿查秃设置营地，总管中都行省和蒙古、汉军。

译凡是其他行省有关监镇的事务，都必须先向他报告，由他决定可否，然后再上报皇帝。太宗（窝阔台）皇帝曾派使者前往，见到他的威严仪容，觉得他卓异豪迈、气度非凡，所统率的军士纪律严明。使者回朝报告，皇帝说：“真是木华黎家的子弟啊！”张德辉在一二四七年经过昌州时，所见的官署就是国王所建。从情势推断，这位国王应当就是有威望的速浑察，可以确定无疑。】所建的。那里还有仓库，隶属于州里的盐司。州城东面有盐池，周长约一百里，当地人称它为狗泊【大概就是《金史》（二十四）《地理志》（上）所说的抚州丰利县的盖里泊，也就是《黑鞑事略》（第十一节）所说的界里泺。这里产盐，下面两部书有较详细的记载。（1）《黑鞑事略》（十一）：“这里的物产，只有盐。徐霆出了居庸关，经过野狐岭，进入草地，叫作界里泺。这里的水傍晚还是水，到了夜里就结成盐。客商拿米来交换，每年达到数千石。”（2）长春真人《西游记》：“向北经过抚州……向东北经过盖里泊，遍地都是小丘，土地咸卤。” 可见抚州东北有盐池、产盐量相当丰富，这是事实。至于今天的地点，王静安先生认为就是今太仆寺牧场东面的克勒湖；“周长一百里”这句话似乎说得过大。同上《金史》（二十四）昌州条下说：“明昌七年（一一九六），因狗泺重新设置州，隶属于抚州。”这应当和上面所说的盖里泊是同一个地方。】因为它的形状相似，所以这样命名。向州城北面走一百多里，有旧日的堡垒隐约可见，绵延连接山谷。堡垒南面有一座小废城，询问当地居民，他们说：这是前朝修筑的堡障。城中有戍卒居住的地方【长春真人《西游记》说：“从抚州向上游走没有河，只能挖沙井取水。也没有大山，马走五天，就出了明昌界。”可以和这一节的记载相互印证。王静安先生认为“明昌界”就是金章宗明昌年间（一一九 ○至一一九五）修筑的堡障。并解释说：“金朝时的界壕，史书中称为边堡的，也称为界壕。界壕，是挖地筑成沟堑，用来限制戎马前进。边堡，是在险要处修筑城堡，让戍守的人居住。两者用于边防，各有长处和短处。设置边堡，可以选择水草便利的地方修筑，但各处高低参差、形制不一，无法防御敌人的侵扰。沟壕确实足以抵御侵扰，但工程极其浩大；塞外又多风沙，容易被掩埋而造成祸患。所以世宗朝屡次派遣使者规划经营，最终仍不能决定。章宗时边患更加紧急，于是到承安三年（一一九八）修成；起于东北，终于西南，长达将近三千里。”（详细情况见《观堂集林》卷十五《金界壕考》）金朝北部的界壕防卫工程，不仅张德辉注意到了，邱长春的《西游记》、王恽的《中堂事记》也都多次提到，可以由此证明当年工程的巨大。王氏《金界壕考》对金朝末年北部防御工程的叙述十分详细，可以参看。】。从堡障出发走四驿，才进入沙陀【这里的沙陀似乎是今天多伦以北、察哈尔盟正蓝旗以及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之间的“腾格里沙漠”（Tengaeri Elesu）。在这片沙漠中，到处可以看到榆树和灌柳（即柳条子），水草也很丰盛，与《纪行》所说的情况相当吻合。只是据我所知，其中的水并不全是咸水。（札奇斯钦）从吾按语：按《纪行》所说的沙陀情形，记述得很好。《长春真人西游记》也说：“那片沙地有矮榆，最大的要两人合抱。除了沙地以外，完全没有树木。”长春真人还作诗记述所见的实际情形，也很好，现抄录如下：“坡陀起伏道路曲折，到处都是盐场和死水湾。整天遇不到往来的人，常年只有马匹往返。地上没有树木，只有荒草；天生的丘陵遮没了高山。五谷不能生长，只能依靠乳酪；穿皮裘、住毡帐也能使人欣慰。”结合《纪行》来看，当年的情形就更容易了解了。】。沙陀所到之处，没有一块石头和一寸土地；远远望去，像是山冈丘陵，走近后才知道全都是积沙。适宜生长的树木只有榆树和柳树，而且都零散杂乱地丛生。那里的水全是咸水【这里的沙陀似乎是今天多伦以北、察哈尔盟正蓝旗以及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之间的“腾格里沙漠”（Tengaeri Elesu）。在这片沙漠中，到处可以看到榆树和灌柳（即柳条子），水草也很丰盛，与《纪行》所说的情况相当吻合。只是据我所知，其中的水并不全是咸水。（札奇斯钦）从吾按语：按《纪行》所说的沙陀情形，记述得很好。《长春真人西游记》也说：“那片沙地有矮榆，最大的要两人合抱。除了沙地以外，完全没有树木。”长春真人还作诗记述所见的实际情形，也很好，现抄录如下：“坡陀起伏道路曲折，到处都是盐场和死水湾。整天遇不到往来的人，常年只有马匹往返。地上没有树木，只有荒草；天生的丘陵遮没了高山。五谷不能生长，只能依靠乳酪；穿皮裘、住毡帐也能使人欣慰。”结合《纪行》来看，当年的情形就更容易了解了。】，共走六驿才出了沙陀。4. 鱼儿泊与公主离宫

译再向西北走一驿，经过鱼儿泊【《长春西游记》说：“三月初一，出了沙陀，到达鱼儿泺，才开始见到有人烟聚落，多以耕种和捕鱼为业。”（通行本如《连筠簃丛书》本《西游记》等误作“钧”，今据《道藏》本改。）王静安先生对鱼儿泺有极其详尽明确的解释，简直就是在为《纪行》作注。见他所著《蒙古史料校注四种》中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卷上，现转录如下：“考察（王静安先生）：鱼儿泊，就是今天的达里泊。张氏（即张德辉）说湖泊有两个，正与今天的达里泊和冈爱泊的形势相同。湖泊中间有陆路，通达南北，这也正与今天驿路从两个湖泊之间通过的情形相同。”又说：“考察《元史》卷一百一十八《特薛禅传》：‘甲戌（一二一四），太祖在迭蔑可儿。【柯立夫教授说这是Teme'en Keer，即“骆驼原”（Camel Steppe）。按语：陈曰：“可木儿、温都儿（Komur Undur）、答儿。脑儿（Dar Na'ur）、迭蔑可儿（Teme Ke'er）这些地方，你就居住在那里。”’又至元七年（一二七 ○），斡罗陈万户及其妃囊加真公主向朝廷请求说：“本藩所受的农士（Nontug，嫩秃黑，旧译为‘经界’，今译为‘分地’），在上都东北三百里的答儿海子，那里确实是本藩驻夏的地方，可以建城让人居住。” 皇帝（忽必烈）同意了，于是将那个地方命名为应昌（今热河省经棚县以西、达里海旁）等等。考察（王静安先生）：答儿脑儿与答儿海子是同一个地方，就是达里泊；太祖把这里封给了弘吉剌氏。弘吉剌氏世代迎娶公主，所以湖泊东岸有公主离宫。由此可见，鱼儿泺就是今天的达里泊，确实不容怀疑。近人（不是张星烺氏，应当是指丁谦所说的人）却把《秘史》中的捕鱼儿海认作今天的贝尔湖，按地理位置推断，实在不对。”（以上取自王氏《西游记校注》上册，间或采用《哈佛燕京学报》一九五一年第十四卷第一、二合期第十五页以下柯立夫先生的《特薛禅传》英文译文及第二十三页小注。）札奇斯钦按语：“鱼儿泊就是今天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与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口北三厅志》作克西克腾）之间的达里泊。蒙古语称为Dal nor或Dari nor，湖中盛产鱼，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从吾按语：《口北三厅志》卷七《蕃卫志》克西克腾旗下，记载了多伦诺尔同知富德的《清查册》，是当年的实地调查，颇有价值。《清查册》曾记述清初（约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达尔泊等湖泊面积的大小，可以与张德辉《纪行》中的记载相互印证，现略录如下：“多伦诺尔正北三百多里，有两个湖泊、三条河流；其中最大的叫达尔诺尔【泊】。周长和面积约二百余里。湖中有岛屿，是水禽聚集的地方。东南四十里叫岗噶?诺尔，面积四五十里，中间有小河与达尔诺尔相通。西北面是蒿赖河，东北面是公古尔河，西南面是舒尔噶河，四处的水分别流入达尔?诺尔；这里产鱼最多。”（以上据《蒙满丛书》本第一册第二五四页。）又，张星烺氏《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卷上也说：“《西游记》中的鱼儿泺，就是《塞北纪行》中的鱼儿泊。（从吾按语：按照胡三省的说法，‘泊’与‘泺’意义完全相同，只是受地域限制，‘淮水以北通常把积水之处称作泺’而已。《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第六页注文。）只是这个鱼儿泺不能同黑龙江西北部的捕鱼儿海，也就是贝尔海，混为一谈。” 张氏所见与上面所说王静安氏的看法完全相同。】。湖泊有两个，周长和面积一百多里，中间有陆路，通达南北。湖泊东岸有公主离宫【离宫就是公主驻夏时居住的行宫。这里的公主应当是泛指蒙古皇室历代嫁给弘吉剌族的公主；但一二四七年前后蒙古嫁给弘吉剌族的公主，似乎是睿宗的女儿也速不花公主。大致考察如下：（1）这里的离宫属于弘吉剌部族。《元史》卷一百一十八《特薛禅传》说：“特薛禅姓孛思忽儿，是弘吉剌氏，世代居住在朔漠。本名特，因为跟随太祖起兵有功，赐名薛禅（蒙古文称贤智为薛禅），所以兼称特薛禅。（《元朝秘史》第六十一节作‘德薛禅’；弘吉剌作翁吉剌。）女儿叫孛儿台（《元朝秘史》作孛儿帖，即太祖的正后光献翼圣皇后），儿子叫按陈，跟随太祖征伐，共三十二战，都有功劳。丁亥年（一二二七），赐号‘国舅按陈那颜’。丁酉年（一二三七）（太宗九年），赐钱二十万缗，并下诏说：‘弘吉剌氏所生的女儿，世代都作为皇后；所生的男儿，世代都娶公主为妻。每年四季的第一个月，都允许诵读所赐诏旨，世世代代不得断绝。’（《元史》卷一百一十四《后妃传》有诏说：‘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但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得到这道诏旨。大概是太祖曾有过换亲的说法，到太宗九年，又正式宣布了一次。）查考《元史》卷一百一十四《后妃传》，历代皇后确实以弘吉剌氏为多。（2）一二四七年前后嫁出的公主，就是也速不花。《元史》又说：‘按陈的儿子斡陈，戊戌年（一二三八）授万户，娶太宗（太祖第四子名拖雷，忽必烈的生父）的女儿也速不花公主为妻。斡陈去世，葬在不海韩；弟弟纳陈于丁巳年（一二五七）承袭万户。……’这样看来，一二四七年张德辉经过鱼儿泊时，弘吉剌氏在鱼儿泊离宫驻夏的公主，应当就是睿宗的女儿、忽必烈的姊妹辈也速不花公主。（3）也速不花公主的离宫位于达里泊东岸的旁证。

译又，《元史》（一 ○九）《诸公主表》说：“也速不花列在第三格，是鲁国公主，驸马是按陈那颜的儿子斡陈。斡陈的弟弟纳陈娶太祖的孙女薛只干公主为妻。纳陈的儿子斡罗陈娶完泽公主为妻，死后又续娶囊加真公主，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去世。”《元史》卷一百一十八《特薛禅传》又说：“至元七年（一二七 ○），斡罗陈万户及其妻囊加贞公主向朝廷请求说：本藩所受的‘农土’（今译为分地）在上都（今多伦县西南、上都河畔）东北三百里，答儿海子（即达里泊）确实是本藩驻夏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建造城邑居住。皇帝同意了，于是把那座城命名为应昌府。”现在这个地方正在热河经棚县以西、达里泊岸边。】；【宫】之外墙高一丈多，方圆约二里。里面建有寝殿，两侧夹着两座房屋，后面有龟轩【龟的形状是背部高、前后低下。龟轩应当是中间高、前后较低的长廊。丁氏《纪行考证》作“背有龟轩”。】，旁边排列着两庑，前面矗立着眺楼，登上去很能开阔视野。宫殿东面有民户和工匠杂居，渐渐形成聚落。聚落中有一座楼，匾额题作“迎晖”【《纪行》描写鱼儿泊尚未建成应昌府时的情形，十分切实可信。上溯到一二四七年前二十七年，长春真人一行经过这里时说：“到了鱼儿泺，才开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种和捕鱼为业。”与《纪行》所说“宫殿东面有民户和工匠杂居，渐渐形成聚落”相比较，显然是后者进步得多了。到了至元七年（一二七 ○），又过了二十三年，这里已经可以建城邑居住，并将这座城命名为应昌府，这也正是一二四七年以后逐渐开发进步的结果。另外，张星烺氏在《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中，曾考证近代欧洲学者对鱼儿泺的记述，由此可以推知鱼儿泊在清朝的大致情况，现略录如下：（1）张诚。清代欧洲学者中，最早记述鱼儿泊的是天主教神父张诚（Father Gebillon）。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张诚从北平前往尼布楚（Nerchinsk）时，六月（阳历）二十七日曾经过鱼儿泊。他称其为“塔儿诺尔”（Taal-nor），周长十五英里，盛产鱼。距离湖泊半英里处，曾有一座元代汉文大理石碑。（2）其次是俄国人普舌瓦尔斯吉。他于一八七一年（同治十一年）访问当地，也称鱼儿泊为Taal-nor，说它是蒙古东南部的一大片水域，形状像扁圆形，周围约四十英里。当地气候冷热悬殊，四月（阳历）坚冰仍未融化；盛产鱼。（以上据张氏《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古代中国与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第三七五至三七六页）】。从湖泊向西北走四驿，有一处长城的残址，望去绵延不尽，也是前朝修筑的外堡【这里的外堡，王静安氏认为，就明昌界壕而言，应当是指金朝世宗大定（一一六一至一一八九）年间修筑的界壕。详细解释见王氏《金界壕考》第三节“西北路之界壕”。】。5. 驴驹河与黑山

译从外堡出发走十五驿，到达一条河，深度和宽度大约是什【丁氏作“十”】滹沱河的三分之一；北方话称作翕陆连，汉语称作驴驹河【翕陆连应当是怯绿连或克鲁伦（Kerulen）的略译。《西游记》作陆句河，也就是《纪行》中驴驹河的另一种译名。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作闾居河，现在地图多作克鲁伦河。它发源于蒙古车臣汗部肯特山南麓，曲折向东南流，再向东流，经车臣汗部东北部注入呼伦池。《长春真人西游记》说：“又过了二十多天，才见到一条沙河，向西北流入陆局河；水深可没过马腹，旁边有很多成丛的柳树。”这也与《纪行》所说河两岸多成丛柳树的情景极为相似。王静安先生说：“张氏从鱼儿泊到驴驹河，共走十九驿（从鱼儿泊向西北走四驿，再加上外堡以后的十五驿，共十九驿）；长春从鱼儿泊到陆局河走了二十多天，路程大致相等。因为张氏是从鱼儿泊向西北走，长春虽然也是向西北，有时却偏向东方，所走的并不完全是同一条道路，但合计起来，仍然算是接近。”】河两岸有很多成丛的柳树，河水向东流，水势非常湍急凶猛。当地居民说：“河中有鱼，长的可达三四尺【鱼长可达三四尺，依据《天下郡国利病书》《秋涧集》作二四尺，‘二’应当是‘三’的讹误。《西游记》说：‘四月二十二日到达陆局河，积水像海一样，周围有几百里。风浪把大鱼冲出来，蒙古人每人都能得到几条。’这正好可以与《纪行》所说河中有鱼、长达三四尺相互印证，由此可知《纪行》的记载是可信的。】春、夏、秋三季捕捞，都捕不到，到冬天却可以凿开冰来捕捉【到冬天凿冰捕鱼，这件事与契丹贵族在春捺钵（春季游猎之处）于鸭子河泺凿冰钩鱼，非常相似。现汇集考证，供比较参考。（1）《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行营》条说：“春捺钵（游猎之处）称为鸭子河泺（混同江）。皇帝正月上旬从牙帐出发，（从冬捺钵动身）大约六十天后才到达。此时天鹅还没有到，于是立帐在冰上，凿冰取鱼。冰融化后，才放出鹰鹘捕捉鹅雁。” 早晨出发，傍晚回来，从事射猎。关于凿冰捕鱼的方法，《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卷一一六《国语解》以及宋绶《行程录》（《宋会要稿》第一六二册《番夷·契丹条》等）都有记述，其中以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三的记载最为详细明白：“在达鲁河（即长春河）上钩牛鱼，是契丹人中盛大的典礼。人们大概是仰慕中原赏花、钓鱼的风俗；但这里不是钓，而是钩。所谓钩鱼，就是钩取鱼。契丹主和他的母亲都在冰上搭设帐幕；预先凿开四个冰孔，各作为冰眼。中间的冰眼凿透水面，旁边三个环绕着它的冰眼不凿透，只把冰凿薄而已。冰薄的冰眼，是用来等候、观察鱼的；凿透的冰眼，则是准备施钩的。鱼虽然生活在水中，但如果长时间被冰封住，遇到可以透气的地方，也会伸出头来吐气；所以，凿透一个冰眼，必定能够引来鱼；把冰凿薄，则是为了窥伺观察。鱼快要到来时，窥伺的人就从已经凿透的冰眼中用绳索投下鱼钩，没有钩不中的。”契丹与蒙古的习俗相同，东北地区和蒙古冬季严寒，大鱼如果不在冬天凿冰捕取，就不容易捕到。上面《演繁露》所说的钩牛鱼，自然不同于克鲁伦河上的凿冰捕鱼；但冬季凿冰取鱼的习惯，则是相同的。沿河居民中有蕃人也有汉人，稍稍建有房屋，都用土覆盖（即覆盖）房屋。也颇有种植，只种麻和麦而已。这里所说“沿河居民中有蕃人也有汉人”以及“也颇有种植”等话，说明一二四七年克鲁伦河一带已经有内地人（汉人）迁居。这些人习惯农耕，随着他们的到来，用土覆盖房屋，种植蔬菜、麻、麦等情况也随之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此前二十四五年，即一二二一年至一二二三年，长春真人师徒合著的《西游记》中还没有提到克鲁伦河畔有蕃汉杂居和种植麻麦的情况。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蒙古地区农耕的发展和进步。河的北面有一座大山，名叫“窟速吾”（原文作“窟速吾”，当为“窟剌吾拉”。蒙古文“窟剌”即Qara，意思是“黑”；“吾拉”（Ula）是山）。合起来就是汉语所说的“黑山”。这里应当采用较好的版本，再加以校正。札奇斯钦按语说：“这里的‘窟速吾’，也可能就是高宝铨《元秘史李注补正》卷五页十上在‘合刺温山’下所说的‘哈剌温’或‘哈剌浑’。‘哈剌’译为‘黑’；‘温’（或‘吾’）就是‘温都’，译为‘高’，或者是‘山’字的省略。因此，‘窟速吾’也许就是‘哈剌温（都）’的音转。”汉语也称它为“黑山”。从一舍以外望去，山色昏暗，仿佛有茂密的树林；走近一看，却全都是青苍色的石头，大概是山上常年有阴云雾气覆盖的缘故。6. 从黑山到和林

译从黑山南面向西南行走九驿，又来到一条河边，河的深度和宽度约为翕陆连河的三分之一；鱼有翕陆连河水中鱼那么大，捕法也相同。这里“四部丛刊本《秋涧大全集》”的原文作：“深广加翕陆连三之一，鱼之大若水之□；……”其中“□”代表缺字。渐学庐本没有空格。丁谦改作“深广皆翕陆连之比”，虽加了详细小注，仍未能解释清楚。我于民国四十七年在研究班讲读此文时，曾反复斟酌，补入一个“例”字，使文句勉强可读，仍待考察。近来在南港史语所图书室查阅有关版本，发现乾隆初年精刻本《口北三厅志》卷十三《艺文二》所引原文，把这句话改作：“鱼之大若翕陆连水中者，捕法亦如之。”后来又查到乾隆《承德府志》卷六十《杂志门》“元时势路、驿路”条下所引《岭北纪行》（即《塞北纪行》），与《口北三厅志》完全相同。虽然一时不能断定上述两部书是否依据某个较好的版本，但这确实是经过考订后的修正，比补入一个“例”字更好，因此采用两志所引的文字，增补如下，并另加方括号，以待日后考察。（两志所引《纪行》都有删改，这句话是否为原文，本身仍有问题；这里也只是暂且择取较好的文字采用而已。若发现更好的版本，例如《四库》抄本《秋涧集》等，自然应当改从佳本。）（此处各本都有错误，丁谦所据之书更差；今据乾隆初刻本《口北三厅志》卷十三《艺文二》所引文字补正。）捕法也相同。这条河开始向西流，水深流急，无法渡过。北方语言称它为“浑独刺”（蒙古语称兔为“Tolai”……有关此词的音义，原注考证未能完全确定）。按照文中所说的地理方位，这条大河极像今天外蒙古的土拉（Tu-la）河，也就是《蒙古秘史》中的“土兀剌”（Tu'ula）河。“浑独剌”似乎是两个蒙古词，即“浑”和“独剌”。如果确实如此，“浑”是Gun的对音，意思是深浅的“深”；“独剌”就是Tu'ula或tu-la。合起来便是“Gun-Tula”（浑、独剌），即“深的土拉河”。因为原文曾说“深广加翕陆连三之一”，正符合“深广的土拉河”这一意思。（札奇斯钦）按：王静安先生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中，对于这一节的大河，也认为就是土拉河。他说：“沈子敦说：‘《纪行》说向西南行九驿，到达浑独剌河。《西游记》说驿路行十日，夏至时测量日影三尺六七寸，……’但没有说有河。董方立跋文说：‘推算校核日影，断定此地在土拉河以南、喀鲁哈河以东，接近今天的喀尔喀。’” “土谢图汗中右旗”的所在地，解释得最为精确。大概真人与参议所走的其实是同一条路线，只是记载有详略不同罢了。那座高大陡峭的山，就是土拉河南岸、喀鲁哈河东岸的山。”因此我很怀疑土拉河与“讨来”有关。或许张德辉把“土拉”当作“讨来”，所以说汉语译名是“兔儿”？札奇兄曾对此加以考虑，认为“土拉河”这个名称的含义还不能确定（也就是说，蒙古俗语中并没有把土拉河解释为“兔儿”的说法）。一九五七年伪区杨郁华翻译穆尔札也夫《外蒙古自然地理》，在第十二页也说：“土拉（Tora）河等地名，至今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许这是张氏当时的误解，也未可知。汉语称它为“兔儿”。沿着河向西走一驿，有一座契丹人修筑的旧城，方圆约三里；背靠山、面向水，从这里开始河水转向北流。由旧城向西北走三驿，经过毕里纥都。这里是弓匠集中居住和供养的地方。又经过一驿（丁谦认为原文脱去“十”字，改作“又经十一驿”，并说明这样道路里程才相合；但《秋涧集》等版本都没有“十”字，不宜凭空增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二十日〕

译经过大泽泊，周长约六七十里，水极其清澈，北方语言称它为“吾悞竭恼儿”（这一名称似是Gujege-nor的汉字对音。Gujge是反刍动物如牛羊的“肚子”，因此可解释为“牛肚湖”或“羊肚海子”，都是蒙古语中很常见的湖名，但其具体方位尚难确定。札奇斯钦。按：王静安先生认为“吾悞竭恼儿”应当就是今天的额归泊；湖旁有废城，苾伽可汗和阙特勤的两块碑都在其附近）。从湖泊南面向西，分路进入和林城。和林又称哈剌和林，今址在外蒙古库伦西南、鄂尔浑河（Orchon）上的“额尔德尼招”（意为“珍宝的寺”；上面四字也是班禅活佛的封号）附近。关于和林今址的考证，也是蒙古史研究者之间曾经争论的问题。除说明今址外，这里略举一两个要点，以见大概，其余留待另文详述。（1）和林有以下多种异称：一、汉文称和宁，皇庆元年（一二一二）改名；又称岭北，也称哈剌和林，另作合剌鹘林。二、西文写作Kara-khorum，也写作Kara-korum或Khara-khorim。蒙古语中有“黑林”的意思。但“Kara-korum”这一名称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就已存在，因此这个词也可能属于畏兀儿语。（2）欧洲学者中，最先注意考证和林的是俄国人Palladius，其次是法国人Abel Remusat，再其次是俄国人E. Bretschneider，后来是W. Radloff。到Radloff的名著《鄂尔浑河考古工作与蒙古古物图谱》（Arbeiten der Orhon-Expedition und Atlas der Alterthumer der Mongolei，1862—69）出版后，关于和林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已经告一段落。（3）《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记载，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和宁路条下说：“和宁路起初名为和林，因为西面有哈剌和林河，所以用它来命名城池。”又说：“太祖十五年（一二二○），平定黄河以北各郡，在这里建立都城，……前后五朝（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世祖）都在这里建都。” （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前后五朝都曾在这里建都。” 如今仔细考察上文，就知道它大致与事实不符。太祖时代虽然曾在这里驻帐，实际上还没有正式“建都”的表示；当时的蒙古人似乎也没有像内地人那样建立都城的观念。和林最初修筑城池，例如建立万安宫（太宗七年乙未，公元一二三五年）、营造回坚茶寒殿（太宗九年丁，公元一二三七年）等，都发生在太宗时期。“五朝都焉”的说法，大概是汉人的误解，应当修改。（详细内容另见《和林考》或《和林今地的考证与回顾》。丁益甫先生《纪行考证》之后附有《和林考》，篇幅为长四双叶，他很不赞成李文田关于额尔德尼昭的说法。这种“书斋释地”的方法，虽然自信很强，实际上仍然没有确切证据。）两地相距约百余里。湖泊正西有一座小旧城（据W. Radloff研究，额尔德尼招附近的黑城遗址应是唐代回纥的旧城；这个废城似乎不是契丹人修筑的，契丹人可能只是加以修缮利用而已）。这座“小旧城”也确实是契丹人修筑的。丁谦根据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另有一段颇为合理的推测，现略述如下：“湖泊正西的契丹城，据《双溪醉隐集》卷二《取和林诗》注说：‘和林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大概唐穆宗（八二一年至八二四年）把太和公主嫁给回鹘毗伽崇德可汗，作为可敦。公主和可汗各自修建牙城居住，后来可汗的城被黠戛斯焚毁，只有可敦城保存下来。（事见《唐书》。）辽代又加以修葺，改称镇州。”从城上四面眺望，地势十分平坦开阔，约有百里，外面全是山。山的背阴面多为松林，靠近水边则只有青杨和成丛的柳树，中间就是和林川。

译和林川就是《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中的喀喇和林河。张星烺综合布瑞提施奈得（E. Bretschneider）等人的研究，认为它就是今天的鄂尔浑河，这一判断很正确。鄂尔浑河也写作鄂尔坤河或阿鲁浑河。此河起初大概有三条源流，都发源于外蒙古三音诺颜部杭爱山脉的东部，汇合后向东北流，才称为鄂尔浑河；再向东北流入土谢图汗境，与土拉河汇合，哈拉河又汇入色楞格河，河流长达千余里。河水清浅，很适合利用河滩灌溉；著名的“突厥阙特勤碑”就在鄂尔浑河沿岸出现。（按：这里的“川”也可以解释为平川、广野，但《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既然有“喀剌和林河”之名，因此解释为河流较好。）当地居民多从事耕种，全都引水灌溉，间或也有蔬菜园圃。《岭北纪行》一再说到“民匠杂居，稍成聚落”以及“沿河居民中有蕃人也有汉人，也颇有种植，只种麻麦而已”等情况，与这里所说“居民多从事耕种，间或有蔬菜园圃”相互印证。由此可知，当年蒙古草原因为蒙古人兼统中原，带回了数量很多的工匠和服役人员，所以有必要划定地区安置他们；又由于这些工匠和服役人员增多，蒙古草原水土较为丰饶的地区也逐渐发展起农艺种植。这件事欧洲学者作为旁观者，反而更容易注意到。1958年，日本爱知县名古屋的南山大学出版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第十八期中，赛瑞斯（H. Serruys）先生发表了一篇英文长文，题为《十六世纪在南部蒙古的中国人》（Chinese in Southern Mongoli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y），全文九十五页。在第九页注二十九中，他还谈到了《塞北纪行》一文。（可惜作者只知道《纪行》有“渐学庐丛书本”“口北三厅志本”“承德府志本”，却不知道原文实际上出自王恽的《秋涧大全集》，这颇为美中不足。）赛瑞斯先生根据这一节，特别强调和林在十三世纪中叶以后，居民已经逐渐认识到农耕的重要性。此外，赛瑞斯先生在上述论文中还提到《塞北纪行》被译成欧洲文字的经过，大致如下：这篇纪行曾由俄国人Palladius译成俄文，于1867年刊入《西伯利亚帝国俄国地理学会回忆录》（Memoirs of the Siberian Section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tety）第九、第十期。1875年，E. Schuyler又将它从俄文译成英文，刊入伦敦1875年出版的英文地理学杂志《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Magazine）第7至第11页。我曾在南港史语所图书室寻找这部《地理杂志》，但因为1875年距今时间稍早，截至今年五月仍未找到。此时正值孟秋下旬，糜麦都已经枯槁了。有人询问田间耕作者，他们回答说：已经遭过三次霜了。（许多版本“霜”字上没有“三”字，现依《秋涧》本。） 7. 塌米河石堠与忽必烈避暑的帐殿

译从川地向西北走一驿，经过马头山。当地居民说：“山上有一匹大马头，所以叫作马头山。”马头山应当是鄂尔浑河与塔米尔河两河之间的一座山峰，文献没有依据，一时还不能确指。如果按照《纪行》所说“山上有大马首，所以得名”，也似乎是面对景物而生发联想，因而命名，并不是指一座独立的山。又，张星烺（亮尘）先生在《长春真人西游记·蒙古境内纪程》注释二十中说：“长春离开克鲁伦河以后向西前进，究竟经过哪条路线，还难以确定。不过，他曾经过鄂尔坤河（即鄂尔浑河）与塔米尔河以及色楞格河的各个流域，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地方都处在群山之中，如果不进行实地勘查，本来就不容易确指究竟是哪座山、哪座山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页三八 〇。）注释者学识浅陋，曾查核张穆《蒙古游牧记》（八）《赛音诺颜部》，其中对“马头山”也没有特别说明，因此认为张亮尘先生不强作解人是正确的。从马头山的北坡转向西南行进，经过“忽兰·赤斤”（原注：山名，因为形状像红色的耳朵），于是到了供部曲、百姓、工匠和农夫居住、营作的地方。有一条水叫作塌米河。塌米河就是现在的塔米尔河，位于外蒙古三音诺颜部的东北部，发源于杭爱山脉的库岭，向东流经三音诺颜，向东北汇入库里克河，随后又折向东北，汇入鄂尔浑河，最后注入色楞格河。（略据《中国地名大辞典》。）张穆《蒙古游牧记》第二编《外蒙古》第三章第一节《赛音诺颜部》中，对中左末旗和额鲁特前旗两处的这条河有较详细的叙述，可以参看。“忽兰”在蒙古语中是表示红色的“红”。《元朝秘史》第二五一节用汉字音译作“忽剌安”。“赤斤”就是“耳朵”。合起来就是“红耳朵”。蒙古文古音写作Qula'an Cikin，现在的读音则作Ula'an Cikin，译成汉文就是“红耳山”。（札奇斯钦。） （以上所据，是须佐嘉橘日译、张穆《蒙古游牧记》改订本，页三五八至三五九等。按：原注文字在下文“忽兰赤斤”之下，现移到这一节。） 向东北又经过一驿，走过石堠。石堠就是蒙古草原上的“鄂博”，也是“鄂博”的汉字意译，略述如下：（1）“堠”字的解释：胡遘切，音“后”，指土堡；又指堆土筑坛（《汉和字典》作“台”）来标记里程，五里设单堠，十里设双堠。（唐）韩愈《路傍堠诗》说：“堆堆路旁堠，一双复一只。”（据字典。）由此可知，堆土标记里程的做法起源很早。（2）略说蒙古草原社会中的鄂博：[一]游牧部落的疆界，如果没有山河作为标志，就堆石筑成高阜；上面插立旗杆作为标志，称为鄂博。（以上据《辞海》。）[二]札奇斯钦说：“‘鄂博’的正确读音是‘鄂卜阿’（Oboa），通读作鄂博（Oboo），蒙古草原上到处都有，大致如同内地的土地庙。”[三]居民每年向鄂博举行祈祷，称为祭鄂博。祭鄂博那天，有时举行赛马，并把鄂博所在的地方作为终点。（据《辞海》。）可见，鄂博确实有堆石标记里程和疆界的含义。张德辉把石堠称作鄂博，或许正有翻译其意义的意思。（3）丁谦因此解释说：“石堠，就是蒙古各部划分边界的地方所立的鄂博。”（原注：堆石作为标志，称为鄂博。）看《纪行》所说：“石堠在驿道旁，高约五尺，底部周围四十多步”；又说从石堠向西南行进，等等；它是设在分界处的鄂博，就更加明显了。石堠在驿道旁，高约五尺，底部周围四十多步。形状方正，四角分明，巍然独立在平地上，形态十分奇峻；从远处望去，像一座高大的堠，因此得名。从石堠向西南走三驿，经过一条河，叫作唐古河。唐古河发源于西夏，张穆《蒙古游牧记》（八）《赛音诺颜部》说：“《纪行》所说的唐古河，疑即现在的哈绥河。”至于发源于西夏的说法，则判定为传闻讹误；王国维先生也说不是事实。（王氏的说法见《西游记校注》上册。）现在我与札奇斯钦研究后认为，发源于西夏的说法，应当是张氏的误记。唐古河的水也向东北流。河水西面有高峻山岭，山岭上的石头都像铁一样坚硬。山岭北坡多松林，南坡有帐殿，那里就是避暑的地方。忽必烈即位以前避暑帐殿所在的地点，以及帐殿随游猎而迁徙转移的情形，自然以张德辉《岭北纪行》的记载最为详尽而精当。考察蒙古可汗居住的帐殿，很像辽朝可汗夏秋捺钵时牙帐所在的地方。区域可以确定，但具体地点却不容易指明；因为帐殿随着水草迁徙，迁移之后时过境迁，已经找不到遗址了。当年忽必烈的帐殿一定在和林河附近、松林和黄花繁茂的地区，这里的记载说得非常逼真。应当综合《西游记》、《双溪醉隐集》（耶律铸自称曾长期居住和林，见该集卷三《缙云五湖别业书事诗》自注）、《元史》的志书和列传等，另行考证。直到中秋以后才开始起程；向东沿驿道经过石堠子，到达忽兰·赤斤的东北方，曲折地进入陀山。丁益甫先生说：“陀山，大概只是小山呈坡陀形，并不是山名。”从此以后，一边行走一边停留，每次行走不过一舍，每次停留不过两宿；所经过的没有名山大川，无法一一记载。

译8. 王庭问对：（一）讨论金朝是否因为信用儒士而灭亡？第八节和下面第十节，原本《岭北纪行》中没有，现据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又称《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宣尉使张公（德辉）事略》，以及《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增补。这两节正是德辉当年被忽必烈汗从远方召来接见的原因，也是他面见忽必烈时谈话的要点；同时还是德辉北上王庭、希望遇到明主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主要目的。当时忽必烈召见汉地儒者，进行了广泛谈话，其中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三个问题：（1）辨论金朝是否因为任用儒士而灭亡；（2）怎样尊崇孔子；（3）怎样选用贤才、安定汉地。现详细加以研究，选取《事略》和《元史本传》中直接与《岭北纪行》有关的内容，插入适当章节，以帮助研究。我猜想，当年《岭北纪行》的写作应当包括第八和第九两节在内。后人把这两节采入《事略》和《本传》，才将它们抽了出去。又，“王庭问对”四字见于《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李治事略》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两〕 这是李治著作中的一篇，专门记载当年被召见时谈话的情形。校注者因此把这个名称拟得很好，特意用作子目的标题。见面以后，忽必烈从容地问道：“孔子去世已经很久了，如今他的性灵在哪里？”张德辉回答说：“圣人与天地同始终，无论到哪里都在。殿下如果能够实行圣人的道，就是圣人；孔子的性灵本来就在这座帐殿之中。”（《元史》卷一六三《本传》作：“性即在是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 忽必烈又问：“有人说：‘辽朝因为崇信佛教而衰废，金朝因为信用儒士而灭亡。’有这种说法吗？”张德辉回答说：“辽朝的事情我没有全面了解，金朝末年的情况却是我亲眼见过的。宰执之中虽然任用了一个两个儒臣，其余却都是武官和世袭爵位者；到了讨论军国大事时，又都不让儒臣参与听闻。内外各种杂职中，凭借儒学出仕的不过三十分之一，而且只不过是查阅簿书、审理诉讼、管理财赋罢了！国家的存亡，自然有负责这些事情的人，儒士有什么过错呢？”这一段评论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指出它实际上并不亲信儒士，话说得非常真实而深切，实在难得。大概张德辉曾长期在金朝任职，又和元好问、李治是朋友，因此了解得非常详细，所以能够像数家珍一样娓娓道来，每句话都切中要害。与张德辉同时代的刘祁著有《归潜志》，评论金朝的败亡，也很有卓越见解，可以与这里所说的相互参看。忽必烈很高兴，于是问德辉道：“祖宗的法度都还存在，但尚未施行的很多，这该怎么办？”张德辉指着御前的银盘，比喻说：“创业的君主，就像制作这个器物，精选白金和良匠，规划形制而制成，把它交给后人，世世代代传下去。现在应当寻找谨慎厚道的人来掌管它，才能永远作为宝物使用。否则，不仅会残缺损坏，也恐怕有人把它偷走！”银盘的比喻非常好，这样才能使忽必烈了解创业的不易。这一段谈话十分真挚坦白，与泛泛而谈的“王庭问对”不同。想来张德辉通晓蒙古话，所以忽必烈才开门见山，直接告诉他“祖宗的法度都还存在，但尚未施行的很多，这该怎么办”。因此张德辉才有了御前银盘制作不易的比喻。而“这正是我心中不能忘记的事”一句，绝不是泛泛的空话，更可以由此想见。忽必烈沉默了很久，说：“这正是我心中不能忘记的事！” 忽必烈又询问中国的人才，德辉于是举荐了魏璠（见《元史》卷一六四《魏初传》）、元裕（即元好问，《金史》卷一二六有传）、李治（旧本多误作“冶”，现经考证改正，《元史》卷一六 〇有传）等二十多人。忽必烈屈指计算这些人的姓名，其中有些人他还能说出姓名。（后两句，《元史》卷一六三《本传》没有，现依《事略》。）忽必烈询问中国人才时，张德辉举荐了二十多人，但文中特别提出的只有魏璠、元裕、李治三人。魏璠是山西人，《元史》没有他的传记，但事迹详细见于《元史》卷一六四《魏初传》和王恽《中堂事记》下卷；他的姓名也见于元好问癸巳（一二三三年）上给耶律楚材的书信中，资历、声望和地位都相当重要。张德辉首先举荐他，应当另有原因。至于元好问、李治，原本就是张德辉的好朋友，也就是《元朝名臣事略》和《元史》卷一六三《张氏传》中所说的封龙山三老中的另外两人，彼此关系亲密，自然可以想见。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张氏争取忽必烈信任的努力。又，《元史》卷一六三《张传》写作“元裕”，《事略》则写作“元好问”，可以证明这两个名字原本是同一个人。（参看后面附录〔七〕。） 忽必烈又问：“农民也很劳苦，为什么衣食还不能充足？”德辉回答说：“农桑是天下的根本，是衣食的来源；男子耕种，女子纺织，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把其中精美的部分挑出来缴给官府，剩下粗劣的部分还要用来奉养上面的父母、抚养下面的子女。然而亲民之官又横征暴敛，把剩下的也搜刮干净，那么百姓很少有不受冻挨饿的了！”忽必烈与张德辉谈到农民衣食不足，一方面可以证明忽必烈到这时已经注意到长城以内的农耕问题。张德辉也扼要说明了农民困苦的内在原因，很有意义。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忽必烈对汉地的情况了解得实际上非常深刻，值得特别注意。

译9. 按时祭祀与只孙宴 《蒙古秘史》第一“之后原文未完，疑有缺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三节”可能承接上文篇节编号，结构疑有断裂。也就是祭祀时，主祭者把白色马奶奠洒在地上，如同汉地祭祀时举行奠酒礼，即高举酒杯向神祇敬献，再把酒洒在地上。《蒙古秘史》第一 “○三节”中的“○”疑为原书编号或OCR残留。说完，他捶胸跪拜九次，把马奶洒奠在地上。”另外，《元史》（七十七）《祭祀志》（六）“国俗旧礼”条说：“每年车驾到上都（今多伦西南），在八月二十四日举行祭祀，称为洒马奶子。”今天在蒙古各地举行较大的祭祀，例如祭祀地方神祇“鄂博”（Oboo，略如内地的土地爷）时，仍然照样要洒奠马奶子。蒙古习俗崇尚白色，使用白色马奶，应当是表示隆重和吉祥。（札奇斯钦）】同时，各种器具【即用具】都用桦木制成。【桦木是落叶乔木，高三四丈，我国辽东、西北各地多有出产，蒙古尤其普遍。树皮柔韧，木质细密，可以制成各种器具，如车轴、套马杆、蒙古包的活动墙板以及其他杂物，都能用桦木制造。《蒙古秘史》第一七八节（卷六，页三十四）末句说：“王汗发誓，用修箭的小刀刺破手指，让血流出来，盛在一个小桦树皮桶（荅黑台，Dagtai）里，说：‘送给我的儿子帖木真！’ “一二四”后接下一句“○年”，为跨句断裂。“○年”前缺具体数字，原文疑有断裂。“第一七八节”后引文在本句末截断，疑有跨句断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随着时令迁徙，以车马为家。”又说：“秋冬时躲避寒冷，春夏时躲避暑热，随着水草而行，进行畋渔，年年以此为常。四季各有驻跸之所，称为捺钵。”“捺钵”就是辽朝草原社会中可汗四季驻跸的牙帐。（详见傅乐焕先生《捺钵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一九四五年出版，以及拙著《说契丹的捺钵文化》，见《东北史论丛》下篇。）（4）同书“冬捺钵”条说：“冬捺钵称为广平淀，在永州（今热河开鲁县西南，潢水、土河会流处）东南三十里，木叶山（《清一统志》说，即今热河开鲁县西南的大山）的南面，原名白马淀；东西宽二十多里，南北长十多里。地势十分平坦，四面望去都是沙碛，树木多为榆树、柳树。此地沙多，冬月稍暖，牙帐多在这里过冬，并与南北大臣商议国事。”（《辽史》《元史》和当时人的旅行记中，重视避冬的史料还有很多，今后应当专文详述。）根据以上材料可知，冬天选择山南向阳温暖的地方居住，积聚柴薪、储存水以御寒，确实十分重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四年〕 如果不是像张德辉这样明察各种事务的人，见识就达不到这一点。】他们穿的衣服，非毳衣皮裘【白色老羊皮】不可；吃饭则以膻味的肉为常食，把米粒当作珍品。临近岁除日，便迁移帐幕、换到别处，把那里作为庆贺新正的地方。【即是】这一天在帐幕前大宴所属部众，从王以下都穿纯白色的皮裘【就是所谓的质孙服】；【这里所说的大宴“王以下皆衣纯白裘”，就是《元史》卷三十八《舆服志》所说的“质孙宴”和“质孙服”。《元史》（三十八）《舆服志》（百衲本页十）说：“质孙，用汉语说就是一色服，内庭大宴会时便穿这种服装。冬夏的服装不同，但没有固定的制度。凡是勋戚大臣、近侍，受到赏赐时便穿它……总称为质孙。”《元史》（六十七）《礼乐志》“元正受朝仪”也说：“参加宴会所穿的服装，衣服制度相同，称为质孙。”质孙服就是“一色服”，也就是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这样的宴会称为质孙宴。（元人也写作只孙服、只孙宴。）《纪行》说：“（新正）这一天在帐前大宴所属部众，从王以下都穿纯白色皮裘。”

译这正是蒙古全盛时期质孙服、质孙宴的本来面貌。张德辉亲自参加，并把它记录下来，自然十分难得。陈衍《元诗纪事》卷十七引柯九思的注说：“万里之外的名王全都入朝，法官置酒，奏起箫韶。千官穿一色的珍珠袄，宝带聚集装饰，稳稳地束在腰间。”柯九思原注说：“凡是诸侯王以及外藩来朝，必定赐宴接见他们。国语称为质孙宴。质孙，用汉语说就是一色，意思是他们的衣服都是同一种颜色。”由此可知，参加质孙宴的人必须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只是冬夏服色不同，有时白色，有时紫色，临时规定。《纪行》所说：“从王以下都穿纯白色皮裘。” 自然就是一律穿白色皮裘了。（关于吟咏质孙服、质孙宴的诗歌，《口北三厅志》卷十四、十五“艺文”诗部选录很多，对研究很有帮助。日本蒙古史学者箭内互教授还曾写过一篇专文，题为《蒙古的诈马宴与质（只）孙宴》，刊于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出版的《东洋史论丛》（白鸟博士还历纪念刊），后来又收入《蒙古史研究》（页九四五——九五六），汉文有陈捷、陈清泉的选译，但此篇尚未翻译，可以参看。）三天以后，才到大牙帐奉上祝贺礼物。正月晦【十五日】，又向西南行进。二月中旬，到达“忽兰，赤斤”，向东走到马头山便停止，赶上春水飞放【春水飞放，就是春天到某处水边行猎的意思。契丹、蒙古（女真也多如此）的可汗每年春、秋两季必定前往某条河流、某座山行猎，因此春猎所到的水称为春水，秋猎所到的山称为秋山。于是“春水”“秋山”就成为春猎、秋猎的代称。飞放就是放飞鹰、鹄，是春捺钵时的主要活动。（傅乐焕先生名著《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中，第一篇就是《春水秋山考》，对东北民族的草原生活叙述十分详尽，可以参看。）】所以如此。10．王庭问对（二）：讨论应当怎样尊崇孔子，以及怎样选用贤才来安定汉地？【按：张德辉与忽必烈的第二次谈话发生在戊申（一二四八）春季、举行中丁释奠祭祀孔子以后，所以列为第十节。《元史》（一六三）本传在戊申下有“春”字，比《事略》较好；只是“王”写作“世祖”，“德辉”写作“公”，显然是后来编纂《事略》和《元史》的人追改的。】

译戊申【一二四八】年春，德辉举行释奠，把祭肉送给王。【释奠，是陈设馔食和酒爵来祭祀先圣先师，就是今天的祭孔典礼。《礼记·文王世子》说：“凡是学校，春季由官员向先师举行释奠，秋冬也这样做。”按照旧制，在阴历仲春（二月）和仲秋（八月）的上丁日，即第一个丁日，祭祀孔子，就是沿用古代的释奠礼。胙是祭肉，即丁祭以后，把祭祀时用过的牛、猪、羊肉切成长条小块，分送给参加祭祀的人，叫作分胙肉。这里说的“致胙”，就是张德辉等祭祀孔子以后，把祭肉献给忽必烈，以表示敬意。】王说：“孔子庙食之礼何居？”【《元史》（一三六）《张德辉传》作“孔子庙食之礼何如？”“何居”就是“安在”的意思；“何如”则是“怎么样”的意思。根据下文的回答，应以《事略》的说法为好。】德辉回答说：“孔子是万代君王的老师，有国的君主尊崇他，就应当使他的庙貌庄严，按时修举行祭祀。对圣人来说，尊崇与否并没有什么损益，只是借此看当今君主尊崇儒道的心意究竟如何罢了。” 王说：“从今以后，这项礼制不能废止。”【这是忽必烈正式表示支持祭祀孔子，也就是后来壬子年（一二五二）德辉与元裕（《事略》作元好问，缪荃孙认为是抄写时漏掉了“之”字）再次北觐时，提出“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欣然接受”的原因；同时也是忽必烈允许免除儒户兵赋的缘故。】王又问：“如今掌管军队的人和治理百姓的人，谁造成的祸害更大？”德辉回答：“掌管军队的人，军队没有纪律，放纵部下残暴行事，所得抵偿不了所失，罪过固然很重；如果是主管百姓的人，按人头征收、像用簸箕聚敛一样苛征暴敛【“头会箕敛”指赋税烦苛。王先谦《汉书补注》（三十二）《陈余传》说：“按人头计数征收，像用簸箕聚敛，以供军费。”注释说：“官吏到百姓家中，按人口计算应出粮食，用簿册像簸箕一样搜刮。”】，使祖宗留下的百姓如同走入水火之中，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以上《本传》比《事略》记载得详细。】”王沉默了很久，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德辉说：“不如另行选用蒙古族人【蒙古人】中贤能的，如口温不花【口温不花是太祖异母弟别里古台名字的第二部分，《元史》没有为他立传，事迹散见于本纪、表和有关列传。助理萧启庆先生最近从事编纂《元史蒙古人名引得》，辑有《口温不花事略》，很好。现略加采录如下……（1）《旧元史》（一 ○七）《宗室世系表》在“别里古台大王位”下面列有三人：“也速不花大王、口温不花大王、罕秃忽大王。” （2）《元史》（一一七）《别里古台传》说：“宗王别里古台，是列祖的第五子、太祖的幼弟（应作异母弟）。他聪明敏捷而多有谋略，勇力超过常人；冲锋陷阵，不躲避艰难险阻。太祖曾说：‘有别里古台的力量、哈撒儿的射术，这就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他的儿子叫口温不花。口温不花率兵驻守河南，多次建立大功。”（3）同书（一一五）《睿宗拖雷传》说：“壬辰（一二三二）年春，（金军统帅）哈达知道拖雷已经北上，便集合步兵、骑兵十五万人跟在他后面……太宗（窝阔台）当时也渡过黄河，派亲王口温不花等率领一万骑兵前来会合。天降大雪，金人冻得脸色苍白，几乎无法作战……拖雷率领诸将，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南二十里）奋力进攻，大败金军；追击败逃者数十里，金军的军需器械堆积满地，金军精锐至此全部消耗殆尽。”《圣武亲征录》壬辰年（一二三二）下也写作“大王口温不花”，事迹大致相同，只是不如《元史》详细。（4）同书（一五五）《史天泽传》说：“丁酉（一二三七）年，跟随宗王口温不花包围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史天泽先攻破外城，又攻子城，也将它攻破；军队驻扎到复州（今湖北沔阳县西），复州人害怕，请求投降。又进攻寿春（今安徽寿县）……乘胜向南推进，所到之处都能攻克。”《元史》（二）《太宗纪》九年丁酉，记载口温不花包围光州，随军出征的除史天泽外，还有张柔，其余大致相同。（5）《元史》（二）《太宗纪》七年乙未（一二三五）记载，诸王口温不花俘获宋朝何太尉。综合以上所举材料，亲王口温不花战功卓著；他在金元三峰山之战以及经营河南、湖北的各次战役中，都立有大功。他曾担任史天泽的上司，在所到之处治军严明，张德辉一向熟悉这些情况；所以他向忽必烈称赞口温不花，又把他同忽突忽并列，是有道理的。《旧元史》没有为口温不花、忽突忽二人分别立传，可见其记事并不完备。（《新元史》卷一 “第一○五”后接下一句，节号疑为跨句断裂。“第二○三节”后接下一句，节号疑为跨句断裂。有时也称作失吉刊。忽突忽。《秘史》共有二八二节，其中有八节提到忽突忽。

译他也就是《黑鞑事略》第二十七节所说的胡丞相。忽突忽是成吉思汗的最高断事官，汉译为冢宰或丞相。他的汉名有很多不同译法，如忽都虎、忽都忽等。《百衲本元史》（二）《太宗纪》译作“胡土虎那颜”，这个名字传到当年（一二三五）滞留燕京的南宋使臣徐霆耳中，自然就成了“胡丞相”。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占领长城以内、华北和燕京等地以后，由于蒙古没有发放军饷的习惯，占领军对汉地造成了很大骚扰。最初着手整顿汉地乱局、重建地方秩序的，实际上是元太宗（窝阔台）在甲午年（一二三四）任命忽突忽为中州断事官，并让他与耶律楚材商定汉地赋税制度、取消贵族在汉地的“分地”。从此汉地安定下来，赋税增加并得到调整，客民与土著相安无事，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惠。因此，后人如张德辉等，都特别追念他，称他为勋旧中的贤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 我有一篇专文，题为《〈黑鞑事略〉中所说窝阔台时代胡丞相事迹考》，特别表彰忽突忽在沟通蒙汉合作方面的贡献，刊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胡适之院长文十五岁纪念论文集》和《东北史论丛》下册，可以参看。】如果让他主持民政，那么天下人都将受到他的恩惠了！”【忽都虎（忽突忽）凭借太祖义弟（成吉思汗亲口尊称为第六弟弟）、亲臣（帐内的某种断事官）和元老（他对于太宗不仅是尊长，同时也是元老）的地位，获得太宗信任，和耶律楚材共同商定汉地赋税制度，以及中央处理赐给勋臣贵戚的分地、岁赐等事务的办法，使中原传统的地方州县行政制度幸得保存，实在功德无量。不仅当时同时代的汉人都受到他的恩惠，即使对于后来“元代中原汉文化终于得以保存”这一结果，忽都虎（忽突忽）和耶律楚材也作出了卓越贡献。详情见《胡丞相事迹考》，并参看上文[七]。】11. 四月的祭礼与所见忽必烈冬夏迁帐的情形【这一节在《秋涧集》（一）纪行原文中是第九节，与第七节相连接。○ ○）纪行原文中是第九节，与第七节相连接。（第八节和第十节，是从《名臣事略》中的《张德辉事略》摘录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两〕 四月九日　【（王）】率领部下再次到大牙帐会合，洒马奶酒祭祀，祭祀器具也同样如此。【旧历夏四月，蒙古可汗举行的大祭祀应当是一种古礼，祭祀的目的就是拜天。（1）《元史》卷七十二《祭祀志·郊祀上》说：“元朝兴起于朔漠，各代都有拜天的礼仪，衣冠崇尚质朴，祭器崇尚纯一；帝后亲自参加，宗亲协助祭祀。它的意义深远古老，是报答根本、追溯始源，出于自然，并非勉强作为。”又说：“世祖中统二年（一二六一），亲自征讨北方，夏四月乙亥，亲自在旧桓州（今多伦）西北祭祀上天，洒马奶酒作为礼仪。皇族以外的人不得参加，一切都依照原来的仪式。”上段记载，和《纪行》这一节所说的四月祭祀颇可相互印证。（2）《元朝秘史》第八十一节说：“正当夏季第一个月（四月）的第十六日，红日圆满的时候，泰亦赤兀惕人都聚集在斡难河岸举行筵会。”由此可知，四月里当年的蒙古人有一种类似内地清明节的祭祀，但不一定安排在四月九日。也许戊申（一二四八）年的四月祭祀就在“四月九日”，所以引起了张德辉格外的注意。另外，“重九”和“四月九日”都是内地的节日。据札奇斯钦教授说：“现在蒙古草原社会的居民，对于这些节日已经没有特别纪念的仪式了。”】每年只有重九、四月九日，凡是举行祭祀的，都是这两天；其余节日则不举行。从这一天起返回，又由驿道向西南前往避夏之所。【四月以后再次返回，再前往避夏的地方等情况，综合《纪行》所说帐殿迁徙的情形，与《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所记契丹可汗“每年四时，周而复始”的四季捺钵生活颇相符合。现摘录《辽史·营卫志》中与这里有关的内容，以供比较。《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春捺钵，皇帝正月上旬从冬捺钵起牙帐，大约六十天，到三月中旬才到预先选定的卓帐所在地区。（辽代春水多在长春州东北的鸭子河泺。）夏捺钵，《辽史》没有记载固定地点，但多在庆州东北三百里的吐儿山。四月中旬从春捺钵起牙帐，游牧到五月末旬，六月上旬到达，居住五十天，到七月中旬才离开。” 秋捺钵又称秋山，多在庆州（今林西县）的伏虎林。七月中旬从纳凉处起牙帐，进入山中射鹿和虎。到十月，又返回冬捺钵。辽代的冬捺钵通常多在木叶山（今热河省开鲁县西南）南面的广平淀。仔细玩味《纪行》所记忽必烈帐殿迁徙移居的情形，虽然地区各不相同，但时令月份却与上引《辽史·营卫志》的记载很相似，值得注意。】大体上，遇到夏天就到高寒之地，到了冬天就前往阳光温暖、柴薪和水容易取得的地方来躲避严寒。这样过去以后，今天行走，明天停留，随着水草迁徙，只是为了便利畜牧罢了。这就是当地自然环境所适宜的生活方式，也是风俗习惯的大概情形。【这一段描写蒙古原社会一年中的生活概况，语言简洁而意义完整，颇为难得。确实可以和《黑鞑事略》所记各节相媲美。张德辉观察国家而有见识，正是彭大雅、徐霆（两人都是《黑鞑事略》的作者）一类的人物；只是可惜《岭北纪行》写得太简略了一些。】

译12. 告归与再次荐举人才【这一节不见于现存《纪行》原文，而是取自《名臣事略》卷十的《张德辉事略》，并参考《元史》卷一六三本传增补而成。】这一年夏天，他得到准许告假将要回去时，又推荐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造之【《事略》作“李进之”】、高鸣、李盘、李涛等数人。【张德辉第二次所推荐的人才，有些可以详细考察，有些一时难以查明；现将已经知道的情况略记如下。（1）白文举：就是白华，文举是他的字。《金史》卷一一四有详细传记。陈衍《金诗纪事》卷七和顾嗣立《元诗选·癸集》都收录了他的诗。他是金朝末年的名士兼显宦，官至枢密院判官，参与议论政事，所以世人称他为“白枢判”。他和哥哥君举都是元好问的好友；《遗山文集》中与文举唱和的诗，有《送钦叔内翰并寄刘达卿郎中白文举编修五首》（卷一）、《同白兄赋瓶中玉簪》（卷二）、《围城病中文举相过》（卷八）、《镇州与文举百一【（王鹗）】饮》（卷八）、《和白枢判》（卷十）、《与枢判白兄》（卷三十九）等篇。《遗山文集》卷二十四中的《善人白公墓表》和《南阳县太君墓志铭》两篇，就是专门为文举的父母所作的。王博《天籁集序》说：“元白两家是中州世代交好的家族，两家的子弟常常援引白居易、元稹长庆年间的旧事，以诗文相互往来。”《秋涧大全集》卷四十八《史忠武公（天泽）家传》说：“南渡以后，名士大多流寓各地而失去依靠，知道史公喜爱贤才、乐于行善，便一同前来交游依附他的，有王滹南（若虚）、元遗山（好问）、李敬斋（治）、白枢判（华）、曹南湖、刘房山（伯熙）、段继昌、徒单颙轩（公履）等人；史公都为他们筹办生计，以宾客之礼厚待他们。有空时就同他们讲论经史，推明治国之道。”由此可知，金朝灭亡后，文举也曾寄居在史天泽的幕府中。张德辉是史氏的亲信，又和雷、李、元、白诸人是讲学交游的密友；他推荐白华是很自然的。（以上为萧启庆）我按：白华在金哀宗时期参与军事谋议，提出过许多建议，地位十分重要。《金史》卷一一四本传说：“哀宗北逃未成，军队溃败。到达归德（今河南商丘）以后，白华被派往邓州（今河南邓县）请求援兵。恰逢邓州归宋，白华也随之到了襄阳，后来又归附北朝。” 士大夫因为白华是久负盛名的儒者，曾经显贵，却在国家危急时不能依据义理自处，所以以此贬低他。”由此可知，白文举也是当时有才智的人，张德辉推重他是有道理的。他后来不再出仕，应当与他曾经显贵有关。（2）高鸣：《元史》卷一六○有传，是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年轻时以文学才华闻名，河东元裕（即元好问）上书推荐过他。诸王旭烈兀（世祖的同母弟，是波斯伊耳汗国的创建者）将要西征，听说他贤能，派遣三批使者召请他，高鸣为旭烈兀陈述了二十多条西征策略，旭烈兀多次称好。世祖即位后，召他任翰林学士。至元五年（一二六八），设立御史台，任命高鸣为侍御史，关于风纪的条例章程，大多由他裁定。高鸣常常因为敢于直言而得到皇帝的知遇；有一次入宫，正遇大风雪，世祖对御史大夫塔察儿说：“高学士年纪大了，以后有重大政事，询问他即可。”还赐给他太官酒肉慰劳，他受到敬重礼遇就是如此。十一年（一二七四）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六岁。（3）李盘：真定名士，《元文类》卷十一收有他撰写的《太保刘秉忠赠谥制》和《与左丞董文炳赠谥制》，可知他也参与过一些重要朝政。《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说：“真定名士李盘，曾奉庄圣太后（忽必烈的母亲）之命，侍奉阿里不哥讲读。阿里不哥在北方发动叛乱后，派脱忽思在河朔发兵，因为恼怒李盘不依附自己，便把他用刑具拘押起来。廉希宪到狱中探望李盘，向世祖进言后将他释放。” 可惜《元史》没有为他单独立传，所以对他的事迹知道得不多。（4）赵元德：金朝御史，见《元遗山集》卷十，其中有《赵元德御史之兄七衮之寿》诗可以证明，但他的事迹不详。（5）李进之：也见于《元遗山诗文集》卷十二，其中有《李进之迃轩二首》，事迹同样不详。（6）郑显之、李涛的事迹，尚待考察。】告别辞行时，又陈述了尊重年高有德者、任用辅弼大臣、选择人才、体察下情、重视兼听、亲近君子、赏罚分明、节省用度【《本传》作“节省财用”】等意见，规劝王。他在朔庭住了一年，每次进见，都引导他探讨圣人道德的宗旨、修身治国的方法以及古今治乱的原因；所谈详细明白而切实直率，使王得到很多启发。因此，王称呼他的字，赐他座位，赏赐礼遇格外优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五年、十一年〕 13. 北游印象总记 我从最初出发到返回为止，在王庭游历总共十个月。【张德辉于丁未（一二四七）年农历六月，也就是季夏，从正定前往外蒙古西库伦（和林）。第二年戊申（一二四八）年四月以后辞别王庭，又返回内地。《纪行》写于戊申（一二四八）年六月十五日，前后共历时一年零十多天。文中说“在王庭游历总共十个月”，指的是在王庭停留的时间，没有把途中行程计算在内。】每逢私下会见，王一定以礼相待。至于供帐、被褥、衣服、饮食、药物，没有一样不尽心周到；由此就可以知道他眷顾人的真诚了。【从“每逢私下会见，必定以礼相待”到“由此可知眷顾人的真诚”，叙述了忽必烈王庭（帐殿）接待各地邀请来的宾客的一般情形，写得很好，而且极为重要。接待项目中提到被褥、衣服、饮食，这些都是从内地进入草原社会、从居住土房转为居住帐篷（蒙古包）时极为需要的物品。内地和蒙古地域相隔遥远，生活上既然存在差异，招待和迎送自然应当加以注意，不应忽略。】

译可惜各书被追求高文典册虚名的观念所误导，把日常的重要活动都认为是俚俗之事，不加记述，实在令人惋惜。至于提到医药（药物），更能看出安排考虑得周到。所谓“没有一样不尽心周到”，自然是实际情形。忽必烈在金莲川开府的时代（应包括北部的和林与南部的多伦这两个中心），幕府中吸纳的人才，粗略统计见于《元史》《元文类》以及元人文集等的将近六七十人（萧启庆著《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见《大陆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一期至第三期；孙克宽先生也有专文表扬此事，见其所著《元初儒学》）。人才如此众多，超过汉、唐，与蒙古可汗好客、招待周到以及问答时态度真诚，都有重大关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二年、四月、十五日、一年〕 我自知衰老而且没有才能，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呢？推究王的心意，或者是出于“喜爱善人而忘却权势”【这句话出自《孟子》卷十三《尽心上》：“古代的贤王，喜爱善人而忘却自己的权势。”十三世纪中叶（一二四四）以后，忽必烈确实可以称为贤王，这一称誉他当之无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六七十人、二十五卷〕 （参看下文[四]。）】或者是为了孔夫子的学说而设置，或者是想借此招致天下的贤士。德辉哪里足以担当这样的礼遇呢？以后一定还会有比郭隗更贤能的人到来。【这是历史上有名的燕昭王设立招贤馆、招致天下贤人的故事，详见《史记》卷三十四《郭隗传》。《史记·郭隗传》说：“燕昭王在燕国破败之后，降低身份、厚备礼物来礼遇贤者。郭隗对他说：‘大王如果一定想招致贤士，请先从我郭隗开始；何况比我贤能的人，难道会远隔千里吗？’于是昭王为郭隗改建宫室，以师礼对待他。乐毅从魏国前来，邹衍从齐国前来，剧辛从赵国前来。”后来这成为“黄金台招贤”的故事，流传至今，被誉为美谈。《文选》卷四十一《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也说：“珠玉没有脚却能自行到来，是因为人们喜爱它们；何况贤人难道会没有脚吗？昭王筑台来尊崇郭隗，郭隗虽然才干不大却遇到盛大的礼遇，终于能够彰显明主的诚心，所以乐毅从魏国前来……假如郭隗倒悬危急而燕王不去解救，那么士人也将高飞远走，不会有人向北走上燕国的道路了！” 元朝初年忽必烈确实有招揽贤才的诚意，所以把这个典故完整引在这里。】因为我在《纪行》中记述了这次旅行的始末，所以特意详细记录下来。戊申（一二四八）年夏六月十五日，太原张德辉谨慎记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九月、十三年、五十年、三日、五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