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幸存录 《幸存录》上 乙酉九月初一，明吏部考功郎夏允彝恭敬撰述。我年轻时资质愚钝，读书几百遍，也只能勉强读得上口。十五岁以后，心智稍稍开窍，不用读很多遍，有时也能记住。二十岁以后声名渐起，日常应酬一天比一天繁重，长期困于公务，不能放弃帖括之学。到了四十岁才考中进士，又困于文书事务，失去母亲后便回来了。三年之间局势崩坏，北都、南都相继陷落。先帝弃世，令人痛苦愤恨，我的生计也已经完结。京城重新兴起，宫廷附近却有金虎；内忧外患一齐到来，最终交相冲击而崩溃。我也是一个本该死去的人。平生没有时间多读书，偶有著述，也随手散失。如今只等死罢了，又还能说什么呢？然而对于国家的兴衰、贤能与奸邪的进退、虏寇祸乱的始末、军队和粮饷的来源流变，我担心后世传述时失去事实真相，因此把自己记得的事情，按照平实的言语记述下来；如果有幸保存下来，后世还可以据此考察。记述得简略的地方是有的，但愿不要有诬妄失实之处。仓促逃出潜伏之地时，什么书卷也没有带，偶然忘记的事情，无法查问核实。笔墨常常缺乏，只能用蝇头小字书写；后来的读者，或许也会更加悲悯我的志向。国运盛衰的起始 辽事杂志 门户大略 门户杂志 国运盛衰的起始（其中有些议论极为正确，有些极为偏颇，不能全部相信，但保存下来也可以）。神庙年幼即登帝位，聪睿的资质很早便已成熟，慈圣太后的宫中教导十分严肃。辅臣张居正专擅权力，却有才干，凭借法制治理天下，使政令早晨颁布、晚上便能执行；虽然多有苛刻细察之处，天下人奉行法令却十分谨慎，尤其留心边防事务。当初他与高拱共同谋划安抚俺答，边境没有惊扰，宣府、大同以西一带，连战鼓和报警的烽火都沉寂了。任用大将戚继光镇守蓟镇，任谭纶为督抚，一切任用、罢免、兴建等事，都只听从戚继光的意见。戚继光制定城堡、墩台等制度，件件精良绝伦，烽火传递也清楚迅速。又调来一向训练有素的浙兵，与边兵混合训练，车兵、骑兵、步兵交错使用。东夷听说后十分畏惧，二十多年不敢让一骑进入边境。等到烈皇帝登基，便将魏珰磔死；又急忙召袁崇焕，以大司马身份经略边务，慰劳优厚至极。皇帝问他东夷什么时候可以消灭，袁崇焕以五年为期限。等赐食结束出来，到了午门，群臣问他是否可以奏报功绩，袁崇焕说皇上的期望太急迫了，所以才用五年期限来安慰圣心。当时有见识的人已经惊讶他未必能成功。再次入朝应对时，袁崇焕便提出吏部任用人员、兵部发出指挥、户部筹措军饷等要求，请皇帝下令各部和言路都按照他的意见彼此照应，这样才有希望取得成功。皇帝立即命令各部及言路按照袁崇焕所说办理。袁崇焕再也没有可以推卸责任的借口，一到宁远，便开始谋划议和。大概从袁崇焕在宁远奏报捷报以后，他就派番僧前去吊问东夷，借此谈判议和。后来因罢职归来，议和没有成功。再次出任后，他没有办法应付消灭东夷的命令，于是以平定东夷为名，转而担心驻守觉华岛的将领毛文龙泄露自己的谋划，便亲自进入海岛，诱骗毛文龙后将他斩杀。毛文龙在魏珰破坏辽东事务以后，从岛中招集辽人，牵制东夷，驻守伏伏海、盖州等地；他时常袭击东夷，也有斩获，颇有功劳。但后来逐渐骄横放纵，上报的事情多有浮夸，索取军饷又太多，朝廷议论中有很多人怀疑并厌恶他。因为他本人掌握重兵，又居于海岛之中，没有人能轻易对付他。袁崇焕最初斩杀毛文龙时，皇帝也十分高兴，对他的褒奖和谕旨格外优厚，并不嫌他假传诏令。不久，东夷闯入遵化，巡抚刘□、大司马王洽都不熟悉边防事务，仓促之间没有办法应敌。东夷长驱直入，逼近都城，朝廷急忙召袁崇焕入京守卫。宣府、大同各镇的军队也先后到达。袁崇焕既然曾以消灭东夷自任，认为一旦放任东夷来到这里，只有拼死作战才足以赎罪；于是与东夷相遇时，却总是避开。等到入朝应对，他先用危急的言辞使满朝震恐，希望朝臣害怕后同意议和。只是皇帝英明，他始终不敢把议和之事奏报上去，只极力请求率兵入城休整。皇帝不允许，这时已经深深怀疑袁崇焕了。都城中又喧嚷着说袁崇焕实际上是引导东夷入侵，皇帝更加咬牙切齿。再次召袁崇焕入朝后，便将他下入诏狱，并提拔满桂为武经略，任祖大寿、黑云龙等人为统帅。辽兵一向感念袁崇焕，满桂与祖大寿又彼此猜疑，祖大寿便率兵返回宁远，远近的人都十分惊骇。朝廷急忙采用孙承宗的意见，对祖大寿擅自回归的罪过不予追究，仍然加以鼓励。祖大寿的母亲也以忠义责备他，使他没有叛逃离去。满桂会合各镇军队与敌军交战，满桂战死，黑云龙被擒，军队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幸而敌军也已经达到目的而退去，都城的危局于是转危为安。随后，袁崇焕被磔死，王洽被诛杀；任孙承宗镇守关门，梁廷栋任大司马，任印巡抚抚宁远，任刘大训巡抚蓟州，任孙元化巡抚登莱，部署完全更新。敌军攻陷的各座城池，也都恢复了。然而秦地巡抚耿杞率领入卫的军队在途中溃散，转而作乱，贫民依附于他们，流寇之患由此兴起。孙承宗不久也因罪离职，印巡抚与祖大寿不和，梁廷栋、刘大训又因朝廷内部水火不容而受到牵连，全部罢职。此后用人也都草率敷衍、只求塞责。东夷一次进犯宣府，一次进入山西，两次从蓟州进入燕地；而壬午年那次入侵，则直奔青州、齐地，到了淮河才停止。所到之处都屠杀抢掠一空，灾祸严重到了极点。我们的兵力每每用来谋划对付流寇，流寇危急时便调边兵去征讨；东夷危急时又停止剿寇，把剿寇的将领和军队调去防御东夷。最终，两种祸患越来越严重，国家力量耗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闯寇逼近都城，朝廷想要撤回关外军队，入关抵御流寇；议论了很久仍未决定，流寇却已经攻破都门进入城内。烈皇帝以身殉国，天下人都痛苦愤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陷在流寇之中，他不顾父亲，专心报国仇；但力量不足以抵挡流寇，于是向东夷借兵。一战大胜，流寇立即放弃都城逃走，而东夷安然自以为是从流寇手中取得都城，并不是从我们手中取得。它向三齐传发檄文，迅速扫荡秦、晋，取得河北后，又夺取江南。一时间争先恐后迎接投降的人，都认为流寇是先帝的仇敌，东夷能够替我们消灭流寇，便不再是我们的仇敌。唉！流寇起兵作乱，是因为什么事情？天下百姓哀号，都是因为增加赋税的缘故。然而赋税是在哪一年增加的？也是因为东夷起兵作乱。况且河北是被流寇夺取的，还可以说是从流寇手中夺来；江南有什么罪过，为什么也要突然占有它呢？我们的谋划不善，将领选择不当，军队没有训练，朝廷大臣把边防事务置之度外，边将却把制造事端、推卸祸患当作得计。到了南都执政时，贿赂更加盛行，朝廷上下如狂如醉，使高皇帝开创的基业、烈皇帝忧劳勤政所维持的国家，一期之间成为宗庙社稷的废墟，实在令人痛心！辽事杂志

译申大司马玄渚曾经对我说：我任少司马时，曾经见过李成栋一次。成栋因为我是文定公的儿子，对我极为恭敬。我问他边防事务，他说花费非常多。凡是供养健儿，都任凭他们的嗜好；衣服、饮食、子女、宅第以及赌博、狎邪之类的需求，都曲意顺从。他们有所请求一定给予，只要求他们杀敌建功罢了。玄渚问这些费用从哪里来，他说：并不是能够自行供给。到了他们穷困的时候，就借钱给他们；有时要求他们零星剿杀并缴获敌军，有时要求他们在御敌时首先登城；按斩获的首级领取赏赐，便抵销以前的借款。因此人人都乐意为他效力。这就是李氏功名盛大的原因。当时天下人都怀疑李氏另有异志，军队没有比他的更强的。然而李氏用来供养健儿的费用，后来逐渐转移去供给朝廷权贵。凡是巡抚、巡按出京，一定预先设法同他们结交；到任后彼此应和，任凭他们欺骗蒙蔽。凡是山人、文士、墨客想凭朝贵书信出游的，都把李氏当作获利的源头。李氏子弟任意沉溺于声色女色，出游时骑从如云如锦，而功名也衰落了。我曾问辽地朋友，他说：这是天意。李成梁、李如松显贵时，和他们谈话，都娓娓而谈，精明强干；到了李如柏等人，既软弱又愚蠢，和他们谈话总是溃不成言，而他们父兄的风范一点也没有了；一见面就知道他们必定失败。唉！李氏的盛衰，正关系着辽事的兴坏，难道不是天意吗？后来的评论者又往往因李氏与夷人相通而归罪于他，也未免太苛刻了。李如柏失败后，李如标便以大金吾身份出镇。不过是凭五六名孝廉以计偕身份寄居在他家中，上疏举荐他们，皇帝便因此任用了他们，已经太过草率。熊廷弼到任后，立即检举李如标十大罪状，将他下狱并拟判死刑，言辞也太过分。然而人们都认为李氏向来以富有著称，长期积累的诽谤集中于此，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宽待他。李如柏因瘐死后，李如标自以为死期已近，忽然在半夜奉到烈皇帝的旨意，得到宽赦出狱。李如标夜里走出监狱，他的家住在城外，已经很久没有相通，忽然有人敲门，家里人惊骇得以为是梦中之事。后来朝廷便恢复了他原有的宁远封职。古人说，记住别人的功劳，忘掉别人的过错，是适合做君主的；这句话说的不就是烈皇帝吗？辽事兴起已经三十年了，每当魏珰攻破城池、杀害将领，天象一定会有所征兆，没有不明显显著的。魏珰在戊午年发动祸乱时，彗星横贯天空。四五年前，地上生出白毛。空中传来鬼哭声，近处仿佛就在屋檐边，远处则高达数丈，就像民间所说的鬼车鸟；民间敲锣放炮来惊吓它，鬼哭声离去后又马上回来，直到整夜才停止，这种现象尤其是史籍中不常见的。己未二十九日（？），四路出兵，京城刮起大风并弥漫霾尘。我以计偕身份出门到朋友家饮酒，坐在小轿中，由两个壮夫抬着，颠簸得仿佛身处险恶的波涛中，不停地摇动；雨水沾湿衣服，全都是黄土。到达席间后，忽然看见庭院中火光赫然，大家都以为是设置了庭燎，实际上是天色如红色的火光从上面照下来。酒席散后回去，衣服头巾全都沾满了雨水和泥土。过了两天，消息传来。辽东失陷时，我住在邹平张老师家中。那天忽然大风遮蔽天地，面对面也看不见人。广陵失陷时，我也以计偕身份在都城，连续多日风沙霾尘，向东望去只看见黑气遮天。癸未、甲申年间，天象变异尤其多。最奇异的是雷击奉先殿，雷火向下焚烧，铜铁全都熔化并向下流注，击死内侍若干人。甲申二月，流寇逐渐逼近都城，我的侄子永游在北雍读书，仓促赶回。走到半途，遇上大风不止，树木被拔起，瓦片被吹飞，行人全都仰倒在地。上天显示警戒，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啊！只有南都陷落时，没有出现外在征兆，难道上天认为已经不必再警戒，所以把它置之不理了吗？

译自从发生辽事以来，所任用的人很少有能够胜任的。魏珰当权时所希望取得成功的，只有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大概还可以；武臣中则以刘挺、杜松、满桂、祖大寿、吴三桂最为显著。熊廷弼刚强而骄傲，唾骂世人，认为所有人都出在自己之下。这样的人即使成功了也不能安居其位，何况功业还没有成功呢？我的同乡朱本治任永平郡守，嘉兴人钱士晋任真定郡守，熊廷弼一见便赞赏他们的才干，还说辽事将要兴起，准备和他们共同建立功名。两位大人以为他能够成功，便称赞说熊公到任后一定能够消灭东夷、巩固辽地。熊廷弼握着他们的手，悄悄说：您是明白事理的人，为什么也说这种话？辽事哪里能够办成，不过是魏珰寻找一个散场的借口罢了。他的意思是要通过怒骂别人来谋求被罢职遣返。这种话难道是以国家大事为念吗？他任江南学政时，执行法令极其严厉，然而只是严厉，并不公正。至于郡县官员一概徇私，使出身寒微的人受到阻塞，有人鸣冤不平，却只知道严厉处置士子而已，不能彻底破除情面。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没有足以有所作为的能力。袁崇焕年轻时喜欢谈论兵事，见到别人便拜为同盟，性情颇为热烈。他任闽中县令时，在考场中分校试卷，每天召来一名熟悉辽事的老兵与他谈论兵事，完全不看试卷。有人问他，他便说：适合中榜的士子自有命数，随意抽取就可以了。这样的人难道是能够执掌事务并且一定恭敬谨慎的吗？宁远一战获胜，确实是有功，于是他自以为已经使东夷胆寒，东夷一定愿意献地议和。皇帝召见他，他亲口说五年消灭东夷，实际上完全没有成算。给事中许誉卿当面追问他，袁崇焕自己说只是姑且安慰皇上的期望罢了。许誉卿急忙说，皇上英明，怎么可以随意应答？将来按期限追究功劳，怎么办？袁崇焕也觉得自己失言了，于是又以用人、筹饷等事情向皇帝提出请求。假如其中有不相应之处，就可以借此作为推卸责任的理由，没想到皇帝竟全部同意了他的请求。前往都城救援时，皇帝召见他，他立即请求统率军队入城休息。皇帝不允许，他又请求带三十名骑兵入城；皇帝说，三十人也不可以。皇帝对他的怀疑已经到了极点，而袁崇焕却完全没有觉察。阁臣钱龙锡曾经问他辽事，他回答说应当从东江开始着手。钱龙锡说，舍弃实际土地而去经营海道，为什么？况且毛帅未必能够发挥作用。袁崇焕说：能够任用，就任用他；不能任用，就杀掉他，这是我最擅长的事情。钱龙锡本来就是庸人，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等到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时，奏疏中便写入了钱龙锡的话。等到敌军闯入，朝廷舆论便把杀毛文龙作为袁崇焕的罪过，并牵连钱龙锡；把袁崇焕说成叛逆的督师，把钱龙锡说成与叛逆相通；一个被凌迟处死，一个拟判死刑。大概是因为逆珰一案使参与附逆者切齿痛恨，他们想借袁崇焕再制造一个逆案来报复。于是通过钱龙锡罗织牵连许多名贤，那件事几乎就要成功了，甚至想自行发动军队；但大司马梁廷栋起初参与谋划，随后悔悟，不肯承担责任，加上皇帝圣明，也不能立即兴起大狱。钱龙锡依靠词臣黄道周上疏营救，后来因天旱而获得大赦，言路又多次请求释放他，最终被戍守定海。袁崇焕却先被处以极刑，妻子儿女流放数千里，刑罚超过罪行太多了。孙承宗善于训练军队而且有才干，军中的各种利弊，他每次发言都能切中要害，能够使各位统帅心悦诚服。他所配备的部属和器械也都精良熟练，各军都佩服他，只是有人说他不能没有私欲。他所推举的大将马世龙，外貌十分魁伟，却没有将帅谋略。孙承宗认为如果韩信、白起再生也不过如此，别人对此都很惊讶。两镇关门都没有发生事故，但只是幸好没有与东夷交战罢了。他回乡居住在珂里，城陷后全家遭难，实在令人悲痛！刘挺、杜松世代为将而有名，杜松勇猛但粗疏，刘挺尤其胜过他。他招致的奇才、剑客之类，确实在各位统帅中居于首位。刘挺失败后，再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祖大寿家境富裕而且勇猛，曾经犯法，几乎被孙承宗杀掉，幸亏袁崇焕极力营救，所以两人相处得十分亲密。等到祖大寿成为大帅后，他的子弟都显贵起来，成为刘帅（？）的家丁；家丁都是夷人、辽人，多数善于作战。他在都城下擅自回归，是因为袁崇焕下狱，激怒他而使他这样做。他的母亲痛责他，他的妻子原本是妾，也坚定地劝阻他，所以他仍然为国家效力。永平收复、锦州奋力守卫，都有功劳。但围城时间太久，粮食已经耗尽，援兵又迟迟不到，于是他因城池而投降，自己逃回。有人说他已经向东夷输诚，并且对东夷说自己一回去就会使八城全部投降，所以东夷放他离开。然而他回来后立即为国家坚守，虽然他的儿子还在敌军中，也没有顾念，不能说他有意背弃国家。他奋力守卫松山、杏山，与洪承畴被围一年多，力量耗尽后城池陷落，于是导致失节。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他的父亲吴襄过去曾任大帅。吴三桂年轻时勇冠三军，边将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闯寇极力诱使他归附，但吴三桂始终没有答应。都城已经陷落，他发誓一定要杀死流寇。即使申包胥复兴楚国，吴三桂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申包胥借秦兵而保存楚国的宗社，吴三桂借东夷，东夷却因此吞并了我中华，这难道是吴三桂的罪过吗？只是他遭遇了不幸罢了。满桂勇敢而廉洁，但出身行伍，不通文墨，被提拔为统帅后，各位将帅都不服他。何况各镇军队纷纷聚集而来，满桂还没有来得及稍加安抚整顿，就急忙驱使他们作战。士兵和将领彼此不熟悉，而且将领之间也有许多人互不相识，一战便全军覆没，这不是满桂的罪过。除了这几个人以外，其余的人都平庸低微，不值得评论。由辽人守卫辽地，也是一个可行的策略，但熊廷弼却认为辽人一定不能任用。当时辽地风俗富裕而奢侈，没有人肯奋力作战，所以熊廷弼才这样说。然而几次交战之后，辽人实际上是可以任用的。浙兵、川兵、秦兵也都可以任用，只看使用他们的人怎样罢了！唉！胜败得失，关键只在于选择将领；竟然说军队只有某地的最好，古代哪里有这种说法呢？

译督抚没有谁能胜任，将士也没有谁能同仇敌忾，这本来就是如此。政府中枢尤其都庸庸碌碌，辽东的事情因此更加败坏。张居正执掌国政时，九边的事务就像看手掌一样清楚。比如某个敌虏命令将领前往某地，准备进犯某边，张居正一定会预先知道，并告诫边臣，所以没有发生败事。后来很少有能继承他的人。一位边镇巡抚曾对我说：“叶台山相国，确实无人能及。每当边臣上书，他一定亲手答复。后来只发一名谏官而已，朝廷内外彼此不能呼应，怎么能指望成功呢！”不过，那时还没有坏到极点。周宜兴执掌国政时，有人因为庇护边臣而上奏弹劾他。周宜兴极力辩解说：“从来没有同边臣通信。”如果说边事本来就不是阁臣所应当知道的，那么失败不也是理所当然吗？崇祯年间，凡是担任中极殿大学士的人，没有不被杀戮的。虽然上面用法严酷，下面的人多有辜负国家之处也是事实。其中稍微可取的，梁廷栋似乎还算明白通达；余大成、李继贞两位职方郎中未必了解边事，但操守很清白。债师的风气，靠他们略有改变，也可以说差强人意。门户大略 自三代以后，各代都有朋党。汉代的党人都是君子；唐代的党人以小人为多，但也有许多有才能的人；宋代的党人则以君子为多。然而，一旦朋党之论兴起，就必然同国家的命运相始终，直到国家败亡。凡是聪明、雄杰而受到世人推重的人，必定会被列为某一党。于是，他们把精神、智谋和权术都用来彼此顾忌、防范，国家大事却因此被耽误，根本无暇顾及。况且，指斥别人为党人的人，也必然有这样的情况。这一党衰落，那一党兴起，后来出现的人越来越不如前人。祸及宗庙社稷，本来就是必然的。国朝自万历以前，还没有“党”这个名称。到了四明沈一贯为相，他自负才干，不肯居于人下；而当时的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人，都以刚直敢言自负，同政府常常相持。依附沈一贯的人中，言路上也有人。顾宪成在东林讲学，名流都乐于前往。这就是东林党、浙党的起源。国本之论兴起后，当时的名流都认为嫡长次序已经确定，应当及早建储而上请。这也是一定的道理，进言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据此自夸功劳的，听取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据此指为罪过的。然而，皇上却认为他们是有意拥立太子，企图以此求得将来的富贵，所以一定要亲自发布诏令，而不让群臣上请。可是群臣没有上请，皇上最终也没有实行。假如一请就得到，不仅皇上不会有骨肉相疑的顾虑，臣下也不会被扣上无气节的罪名了。可是第一次请求不准，第二次请求便严厉斥责，后来竟屡屡施以廷杖，务必要仇视并严惩进言的人。即使皇上出于慈爱而没有别的意思，但他想让议论平息，议论反而越来越多，这实在是国家的大不幸。当时政府诸臣中，只有山阴王家屏、沈鲤同进言者合力请求；请求不被允许，就违逆圣旨而放归。其余从沈一贯到申时行、王锡爵一类的人，都以调和保护为名，没有不委婉而竭力向皇上请求的，但内心也认为进言者是在多事。皇上认为他们是在激烈喧扰，政府也把进言者视为激烈喧扰。这些人这样做，未必还有别的用意，不过是想让皇上怜悯他们的用心而不加怀疑，或者最终答应他们的请求罢了。然而，进言者的话逆耳，处境艰难；调停者的话动听而没有祸患，本来应当彼此体谅，不应当互相为难。没想到调停者竟把进言者视为党人，即使斥逐他们也无法挽救局面。申时行性情宽厚平和，被贬的人往往很快又得到提拔任用；沈一贯却颇为专权，务求取胜，被斥退的人本人离开了，声名反而更高。东林君子的名声传遍天下，人们尊重他们的言论，将其视为涛沦；即使在朝廷中，也常常以他们的是非作为进退取舍的标准。他们的交往日益广泛，而求取进身的人也越来越杂。起初作为领袖的都是君子，后来爱惜名声的人、急于求进的人全都来依附。于是，关于淮抚的议论就兴起了。淮抚指李三才。他家居三辅，年少时便早早显贵，所到之处都有显赫的声名。但他自负才能而操守不清白；等到任淮抚时，垂涎于入阁拜相，便结交许多游士，天天在顾宪成左右称誉他。顾宪成因此喜欢他，也替他宣扬。弹劾李三才的人，立即被认为是在玷污东林。李三才凭借纵横家的手段，同进言者为难，公论更加贬斥他，东林也因此受到不小牵连。不久，妖书之狱兴起，清流面临像堆叠的鸟卵那样危险的处境；挺击之案发生后，两党更加势同水火。所谓“妖书”，就是《续忧危竑议》。不知道它出自谁的手笔，大体意思是说，夺取嫡长继承之位虽然困难，但如果有像沈四明、某某一类当世豪杰辅佐成事，就一定能够成功。如果这话是出自清流之口，就是要倾覆沈四明等人。也有人说，这是奸人伪造出来，用来陷害郭正域的。郭正域当时被视为清流的领袖，是政府最忌惮的人。那时皇上震怒于其中罗织罪名的情形，下令严密搜查郭正域的住处，并侦察他的左右，形势危急逼迫到了极点，最终却没有查到踪迹，只把案件归罪于皦生光，始终没有查明事实真相。所谓“挺击”，是张差手持木棍闯入青宫。据说他想向皇上控告两名宦官。这两名宦官，是贵妃派去修建佛寺的人。巡视御史刘廷元在奏疏中说：“看他的样子，似乎是疯癫；察看他的内情，却大为不可测。”于是，刘光复等人都主张他是疯癫。刑部主事王之采进入狱中询问，得知他所说的话，认为主使者出自郑姓外戚，全朝喧然，认为国戚几乎有像专诸那样的企图。贵妃也感到危惧，向皇上申诉；皇上命她到东宫自白。贵妃见到东宫后，便上奏恳请皇上出来见群臣，为此事明白昭示。皇上和太子都反复详细地剖明此事，于是将两名宦官和张差结案，而其余的人置之不问。刘光复宣称皇上非常慈爱、太子非常忠孝，他的话本来是顺着皇上的意思说的，但声势很壮，而且越过班次进言。皇上还没有听清他究竟说了什么，就把他逮捕下狱。宦官和张差的事情发生后，朝廷内外不可能没有疑虑。因为事情发生在贵妃派出的宦官身上，而且又直接闯入东宫，似乎也可能只是巧合。王之采的奏疏说：张差的话说得十分确凿，也可能是张差痛恨两名宦官，所以把主使挺击的罪名诬加给他们，这也无法知道。可是刘廷元等人尤其痛恨王之采。王之采平素操守也不清白，刘廷元和韩浚等人于是借考察官员将他重重处分。然而，主持弹劾的人同王之采意见相合，像窦之儗、陆文瀛这样极为清正的人也受到牵累，竟一点也不宽恕；这件事的过错就在韩浚等人。东宫的侍卫本来就很少，甚至到了外人可以闯入的地步，这种情况逐渐不能继续下去。诸臣以危急的言论进谏，使东宫免除意外的忧患，也使国戚心怀警惕，这实在绝对不可缺少。只是此事牵涉宫禁，形势上很难结案，因此田叔烧毁梁狱供词，也不过是不得已的调停办法。两种意见本来可以彼此补益，而不应当使两方宦官彼此仇视；可是他们竟一定要斥逐执法者才肯罢休，这是什么用心呢！即使主使挺击一事原本未必属实，即使国戚怀有凶谋，也根本没有不用鸩毒而使用木棍、不让中官出面而让外人出面的道理，这些都不合人情。只是不能平心静气地说出事情的严重性，反而震怒执法官吏，并且一定要再牵连一层，开启后世的疑惑，这又是谁的过错呢！宦官事件发生后，两党于是形成了不能并立的局势。有辛亥年的京察，由孙丕扬主持，曹于汴、汤京兆协助；被处分的汤宾尹、王绍徽等人，正是攻击东林的人。王绍徽有清正的声望，汤宾尹却负有才名，所以秦聚奎直接弹劾他们处置不公。有丁巳年的京察，由郑继之主持，徐绍沅、韩浚协助，而被处分的全都是东林一党。

译世人所谓的清流，到这时已经被一网打尽了。当时叶向高离去，方从哲独自任相，庸庸碌碌，什么也不能主持；皇上对奏疏一概留中不发，也不作任何处分。只有言官一旦弹劾，相关人员便自行离去，不等候圣旨。台省的势力积重难返，形成了齐、楚、浙三方鼎立的名目。齐党是元诗教、韩浚、周□等人，楚党是官应震、吴亮嗣等人，浙党是刘廷元、姚文宗等人，他们的势力非常张扬。汤宾尹等人在暗中主持。于是又有宣党、昆党等各种列名。所谓宣党，指汤宾尹；所谓昆党，指顾天峻。顾天峻性情高亢，自鸣得意；汤宾尹则淫乱污浊，没有操行。庚戌年的榜中人物，如韩敬、钱谦益、王象春、邹之麟，都负有才名，却急于求取富贵，彼此嫉妒倾轧。邹之麟依附元诗教，韩浚想在铨部谋求职位而没有得到，于是反过来攻击元诗教。于是，邹之麟的朋友都受到当时权贵的压制。礼部主事夏嘉遇起初也受到当时权贵的推重，因为同邹之麟交往，也受到压制。后来辽东四路失事的报告传来，赵兴邦当时任兵部给事中，却仍参加礼部会试，夏嘉遇于是弹劾赵兴邦，并牵连元诗教。言官联合上疏弹劾夏嘉遇，赵兴邦却突然升任京卿，他的势力更加张扬，公论也因此愤怒了。御史唐世济帮助夏嘉遇攻击赵兴邦，而元诗教、赵兴邦的气焰渐渐衰退。神宗去世，光宗即位后首先召回叶向高，阁臣刘一燝、冢宰周嘉谟也都因召用而入朝。名流担任首辅，从邹元标、赵南星、曹于汴这一类人起，都成为铨部、都察院的大臣。即使依附东林的人，也无不从民间起身，接连成为显贵官员。此前掌权的齐、楚、浙三方之人，全都被放逐斥退。一时间人们认为，这种兴盛超过了元祐年间。然而，依附权势的人只顾经营求进，京卿添注接连不断，已经不能使人满意。赵南星任冢宰时，高攀龙、杨琏、左光斗都担任都察院官员，魏大中任宦官系统的吏垣长官，邹惟琏、夏嘉遇、程国祥任吏部司官，他们全都操持清正激烈的弹劾，不免稍有苛刻，因而更加受到众人侧目。大宦官魏忠贤暗中掌握国柄，起初也很礼敬这些贤臣。但诸贤认为他倾覆并杀害王安，更加憎恨厌恶他。周宗建、侯震旸等人相继弹劾魏忠贤，并牵连客氏。客氏是熹宗的乳母，并且同魏忠贤私下结为夫妻。皇上把一切政务都委弃不问，宫中只有魏忠贤、客氏掌权。叶向高原本想从中调停，而诸贤却一定要把他们驱逐出去才觉得痛快。杨琏上奏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于是双方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叶向高赶紧离去，事情便发生了大变化。起初，魏忠贤对工部主事万燝施以廷杖，用来威吓廷臣。后来，他又因夏嘉遇、魏大中同御史陈九畴互相争辩，立即加以斥退降职。不久便把诸贤全部斥逐，又兴起大狱，终于造成清流的灾祸，国运几乎危亡。虽然有小人崔呈秀等人在暗中引导，诸贤也不能说毫无过错。议论声势很高而办事功效疏略，名位相互倾轧而猜忌兴起；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即使清正也一定驱除；依附自己的人，即使污秽不堪也多加容纳。即使领袖中有贤明敢言、值得尊重的人，败坏他们的人也太多了。魏忠贤一旦得志，便全部任用崔呈秀等邪人，全国上下像发了狂一样，佩带银珰的人四处出现。从杨琏、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周宗建、李应升等人，都被下诏狱，备受酷刑而死，天下人为之悲痛。然而，称颂魏忠贤功德、请求为他建立祠庙祭祀的人遍布天下。凡群臣上疏，必定把皇上同厂臣并称。一门之中被封为公侯的有三人，其势力比刘瑾等人还强十倍。天下人都不得不恐惧地站立，此时忧虑国事的人已经渐渐感到有改换国运的势头。只是崔呈秀等人虽然凶恶，实际上庸碌浅陋，不值得一提。熹宗去世，魏忠贤召见崔呈秀，谈了很长时间，最终也没有能够谋划出什么办法。可是烈皇帝一登基，便亲自明察，掌握国柄。魏忠贤的党羽在朝廷内外遍布，却不知不觉地自行屈服。部臣钱元悫、陆澄源、贡士钱嘉征先后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崔呈秀都自缢而死，他们的党羽也全被放逐废黜。凡是魏忠贤过去排斥的人，没有不被召回任用的。皇上又审定逆党案件，振作精神求治，屡屡召见群臣对答；每次发言，群臣都没有人能赶得上。天下人欣喜地盼望太平。当时，东林诸臣被魏忠贤罗织陷害得极其惨痛；尚且存活的人，世人无不把他们推为名贤。那些被魏忠贤提拔任用的人，本来就属于下流人物，没有什么可再争论的。衡量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到此时已经极为分明。诸贤死而复生，都是皇上的恩典，应当同心忧国，以报答皇恩。然而，他们急于求取功名，喜好议论，厌恶逆耳之言，收纳附和者，习气同从前一样。皇上久而久之厌烦了，心里怀疑他们偏袒朋党。等到枚卜之事发生，钱谦益和周延儒又因才名相互倾轧。钱谦益一定要压制周延儒，却没有得到皇上的同意；温体仁乘着这个空隙，上疏弹劾钱谦益科场中的旧事，皇上因此震怒，当面加以诘问。吏垣章允儒愤怒争辩，极力抗争，皇上把他逮捕而默之（？），钱谦益也被斥退归乡。党争之祸将要再次兴起，但诸臣也松懈散漫，不想设法取得实际功绩来挽回皇上的心意，只是每天上疏攻击温体仁、周延儒。攻击越激烈，皇上就越怀疑他们。敌虏进入蓟镇，逼近都城，皇上看群臣没有一个值得依靠。史□、袁弘埙一类人弹劾阁臣韩爌、钱龙锡，使他们被罢免。钱龙锡不久又因袁崇焕的事情被逮捕下狱。周延儒任首辅，温体仁也相继进入政府。然而，皇上非常厌恶门户之争；幸而皇上圣明，知道两党都是出于私意彼此攻击，不愿偏听偏任，所以政府中的大臣都任用了攻击东林的人。言路方面却以东林党人为多，当时又有复社之名兴起，接续东林而来，其成员更加兴盛，文采足以轰动一时；即使朝廷舆论严厉攻击他们，也不能制止。周延儒、温体仁因权力彼此倾轧，不久又互相倾陷；周延儒被罢去，温体仁掌握国政，又引荐薛国观接替其后。大体说来，周延儒明敏而贪婪，温体仁清廉而阴险；薛国观的才能不如他们二人，但骄傲和偏执却同他们一样。敌寇的祸患日益逼近，却始终没有人能为皇上提出一条对策。温体仁离去后，薛国观也随即败亡，因为贪图赏赐而自尽，这也实在太过分了。况且他的事情是在东厂发觉的，众人都说部臣吴昌时实际上揭发了这件事；但归根到底，还是薛国观性情偏狭，皇上自己已经厌恶他，并不是下面的人所造成的。

译不久，又召回周延儒以及张至发、贺逢圣等人。张至发推辞而没有出任，贺逢圣不久也因病归乡。周延儒乘皇上后悔之机，赦免拖欠的赋税债务，宽宥罪臣，斥退诸臣中又重新收用许多人，并设法营救词臣黄道周的案件，一时有了贤相的名声。原来，周延儒罢相时，他的门人张溥、马世奇当时曾以公论感动并评论他，吴昌时又同他结交很深。周延儒常常采纳他们的话，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改变了从前；过去排斥的人，反而援引提拔。可是他本性一向贪婪，又看见群臣的议论都推重自己，便更加放纵，收受贿赂也越来越多。皇上也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张溥突然去世，马世奇想远离权势，不肯入朝。都察院周延儒身边的人全是小人，所作所为一天比一天坏。像敌虏包围杏山、寇贼围困开封这样的事情，最终竟不能设法救援。敌虏闯入边境，从燕地直到淮地，纵横二千余里，没有一个人抵御。周延儒侦察敌虏返回后，将要请求出外视察军队，皇上把他比作裴度，但皇上的心意已经改变了。等到他到了军中，从来没有鼓励将士进行一次战斗，只是同幕僚私下收受贿赂、纵情饮酒。外面喧传敌虏把银子交给周延儒，买通他以求返回并出境，这种说法是虚妄的。但皇上因此更加怀怒，急忙放他归去。皇上亲自审问吴昌时，将他置于死地；又把周延儒提解到都城，勒令他自尽，和处置薛国观一样。周延儒虽然宽厚，第二次出任后所做的事情有许多善政，但到他死时，人们却没有谁怜惜他，这是因为他大肆揽权并贪婪受贿。当时名流仍有许多人在朝列之中，但大都徒有虚名，对国事没有帮助。敌寇一旦进入都城，烈皇帝以身殉国，而跟随他死去的群臣寥寥无几，因此受到世人的诟骂。然而像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刘理顺、马世奇、成德华等人，都壮烈赴死，与日月争光，即使是仇视他们的人也不能不推重。南都重新建立后，国事危如累卵，本应完全抛开彼此的异同，专心忧虑国事，即使这样还恐怕难以支撑，可是彼此仇视反而更加厉害。宦官拥立新君之初，凤阳总督马士英写信同枢臣史可法商议，信中有“选择贤能”的话。史可法以为马士英另有所指，立即同姜曰广、吕大器等人发文给马士英，指责当今皇上失德。钱益谦虽然闲居在家，却往来于江上，也有意拥立潞藩；如果拥立福王，就会牵涉过去的三案旧事，对东林不利。马士英得到公文后，便同大帅黄得功、高杰等人拿它作为口实，竭力主张拥立当今皇上。他所提出的嫡长次序之说，来自宦官，但同他最初写信商议的意思并不相合，史可法等人实际上被他出卖了。皇帝即位后，史可法任首辅，立即召集天下名流，以此收拢人心。然而马士英一进入朝廷，史可法就出任督师。马士英首先荐举阮大铖，满朝官员竭力争辩，最终还是按照皇帝的内旨起用他为少司马。阮大铖一出任官职，便每天以翻改逆案、处置清流为事。宪臣刘宗周上疏争辩；马士英、阮大铖在内依靠群宦官，在外依靠藩镇将帅，并且收罗勋臣作为助力，他们的意图不过是想驱逐刘宗周等人；然而内廷宦官和勋臣、藩镇于是变得无法控制，贿赂之风大盛。凡是被[缺字]察处置的、被重加纠劾而罢职的官员、贪赃罪迹狼藉的官员，都只要行贿便恢复原官，有的还多次越级升迁。当时又以拥立皇帝时怀有异心，以及三案旧事，激怒皇帝。皇帝实际上宽厚仁慈，不愿兴起大狱，所以清流人士不至于接连被杀。如果平心而论，三案本来各有是非曲直；但是从宦官刘若愚、魏忠贤直到烈皇帝，从来没有稍稍因为以前的事情而对福王有所亏待，群臣也从来没有因为争夺长幼继承之策，就一定要铲除异议以求加重法令。今上既然即位，宦官只以国事为理由发表意见，除此之外一概把旧事搁置不问；即使皇帝开启了这个机会，群臣也会竭力为宦官解脱。当时掌权的大臣，专门用离间骨肉、危言动摇皇祖母的办法，想用非常之法陷害各位名流。像杨维垣、袁弘勋、张孙振这些人，简直不只是人头畜鸣而已。拥立皇帝时持有异议的，不过几个人，但掌权大臣想把这件功劳转到自己身上，因此凡是纠劾别人，都一定要把此事强加进去诬陷他们。像妖僧等事，几乎酿成大狱，最终导致左良玉统率军队因众人愤怒而采取了清君侧的行动。马士英撤走精锐军队来防备左良玉，虏兵已经抵达维扬，而满朝都说虏兵一定不会造成祸患，并且还想利用虏兵来击败左良玉。当时有见识的人说，政事败乱迅速发生、群邪同时进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虏兵一渡过长江，国事便土崩瓦解。那些死难的人中，有张捷和杨维垣两人，他们也是攻击东林党而独自保全大节的人；不能因为他们平生持论有所偏颇，就稍稍贬低他们。马士英、阮大铖一党的人，身统重兵，却望风奔逃，难道不可悲吗！东林党和马、阮一党对于国事，都不能说没有罪；但平心而论，东林党最初的领袖是顾宪成、邹元标这样的贤者，后来是杨涟、左光斗，再后来是文震孟、姚希孟，最后一辈如张溥、马世奇等人，都有足以震动一时的文章和气节。而攻击东林党的人，开始是四明一派，后来是李三才、赵南星，再后来是魏忠贤、崔呈秀，接着是温体仁、周延儒，又后来是马士英、阮大铖，他们都不为公论所认可。东林党中也有许多败类，攻击东林党的人中也偶尔有操守清白、能够独立自持的人；然而双方领袖人物之间的差别，简直有天壤之别。东林党所持的议论高尚，但在筹划御虏、剿灭盗寇方面最终没有实际成效；攻击东林党的人自称孤立而承担怨恨，但从来没有替朝廷振作一项法纪，只是因为嫉妒刻薄，可以说他们是在聚集怨恨，而不能说是在承担怨恨。他们对于救济国事都没有作用，这一点双方是相同的。依附东林党的人中，很多是不肖之徒，贪婪者、狡诈者都出在其中。然而清议还能够对他们加以约束，间或也能按照公道提拔人才。他们行贿时，还以被人知道为耻。攻击东林党的人，每天收受贿赂还嫌不够。到了崔呈秀、魏忠贤时期，南都的政事则是明目张胆地把谋利作为要务，把收受贿赂越多当作荣耀而不以为耻。东林党最初凭借气节立身，常常把内廷宦官视为难以相处的对象。即使是贤能的宦官王安，也只是与各位贤者交往，这是宦官仰慕贤者，并不是贤者勾结宦官。等到东林党衰败以后，求胜而不得，也有冒险的人与宦官结交。崇祯末年，这种情况常常出现。攻击东林党的人，在神宗、熹宗时期，群宦官没有权力，也没有内外勾通的人。自从崔呈秀一类人奉魏忠贤为主以后，他们讨好宦官，什么手段都用尽了，和歌颂王莽的功德没有区别；实在是天地间的一大怪事。直到南都时期，与宦官勾通的人还得意洋洋、傲慢夸耀，唯恐别人不知道。

译如果说两党的行为中最令人痛恨的，就是专门喜欢逢迎附会。有人提出和解的主张，他们既然怀疑此人与自己意见不同，就一定拿起武器跟着攻击；即使是贤者，也因为害怕他们的锋芒而不能坚持自己。又有人因为朋友而牵连朋友，甚至牵连亲戚和门生故旧相互关联的关系，必定多方猜疑防范，一定要压制他们的仕进才肯罢休。即使确实有平和而不争逐、公正而不偏私的人，他们也不肯相信。双方相互激怒，争斗越来越严重，后来所积的愤恨超过先前，个人和家族都遭到失败，国运也随之衰败，说他们全都是高皇帝的罪人，也是可以的。但后世的评论，一定要把一方说成贤、一方说成邪，有些人却很难这样简单区分。我也因为同辈中有人爱护和敬重他们，想把他们推入清流所遭的祸患之中。然而我不因此稍有偏私愤恨，只是持平地说出实际情况，希望能够在鬼神面前作证。门户杂志 神宗、熹宗仁慈圣明而且非同寻常，虽然临朝听政的日子很少，权力却没有旁落；只是因为鄙视群臣的缘故，把各种政务置之不理。士大夫于是更加在下层纵横任意，因此国家大事大为败坏。两党相互攻击，也从来没有替他们剖析谁是谁非，只听任他们自行争胜负罢了。然而东林党所坚持的，如国本、挺击等事，都违背皇帝的旨意；而攻击东林党的人，则诋毁东林党喜欢沽名钓誉，说争论国本是离间骨肉，这本来正是皇帝所喜欢听的。因此东林党人虽然势力强盛，但形势上不得不屈服。只是关于国本的议论，说神宗想以宠爱的人取代年长的皇子；神宗是仁慈圣明的君主，未必有这种想法。但当时中宫贤良而且多病，群臣怀疑皇帝有立嫡子而不立长子的言论，意思是中宫的病情不可预知，贵妃便可能成为国母，所以对立嫡子一事忧惧不安。御史詹仰庇因中宫患病，上疏暗示提及此事，被杖责八十，满朝更加惶恐不安，公论也更加激烈。皇帝虽然心中厌恶此事，也看见众人的议论十分坚定，于是立长子的意向也确定了。许国、沈一贯都意气用事，许国认为皇帝的意向已经确定，不想把权力交给群臣，只是要群臣不要急于请求立即册立太子。然而关于三王一同封王的谕旨下达后，许国便立即票拟施行。直到大宗伯冯琦极力争辩，他才开始知道自己错了；不能说他没有过错。沈一贯在相互勾结的台前（[疑字]），钱、陈等人已经按照吏部考核的规定受到处分，他却特意拟旨将他们留下，大大受到公论的非难。关于建立储君的事情，他的大致主张也和许国一样。李廷机清廉勤勉，而且自负甚高，但在争论国本时，总说群臣不可以争论过度，争论过度或许会激起变故，于是众人都把他视为奸邪。后来皇帝年事渐高，中宫因为贤德而受到重视，东宫更加[缺字]（[疑字]）。等到中宫去世，皇后之位空缺了几个月，贵妃也不只是[缺字]位（[疑字]）。到神宗驾崩时，才命令光宗追封她为皇后；这说明神宗善于处理骨肉关系，原本没有夺取长子继承权的意思，时间越久就越明显。可惜群臣极力请求时，为什么不早点实行，反而使天下产生疑惑，这也是国家气运造成的。李三才自负才名，曾任山东藩臬，名声很大。我曾在山东寓居，李三才离任已经二十年了，当地百姓仍歌颂思念他而不忘，说大盗、大奸猾之徒都被李三才捕治殆尽，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许国受到皇帝特召时，亲手上疏说皇帝把大臣的章奏一概留在宫中不发，只是把它们鄙视得像禽鸟的叫声一样，不当作人的言语。然而下面因此更加喧嚣，竟称神称鬼，这成什么国家体统？这份奏疏十分秘密，但李三才设法得到后，向众人泄露消息，说许国把台省官员看作禽兽，于是台省官员更加攻击许国，言辞十分难听。李三才收受很多、施与也很多，结交的宾客遍布天下。宪臣身边的人每天都称誉他，以为他确实足以担当国家大事。然而我曾看过他的辩解奏疏，里面说，传闻皇帝曾在宫中请神仙，并说了两句话，把李三才比作圣人。因此群臣更加嫉妒他。这种说法也没有根据。大体而言，李三才有才而不受约束，不是纯正的臣子。他豪华奢侈的习气，理应不为清流所喜欢。有人说，李三才最初请求拜访顾宪成时，只摆了三种普通蔬菜和四种菜肴；第二天却摆出百味盛宴。顾宪成惊讶地问他。李三才说：“这些都是偶然的。昨天偶然缺乏，所以冷冷清清；今天偶然有这些东西，所以摆列出来。”顾宪成因此不再怀疑他奢侈浪费。又听说有一个以才名著称的孝廉，宦官主持计偕时，他和另一名孝廉一同去拜访李三才，住了两天，李三才不过赠送几两银子而已。同去的那名孝廉颇为恼怒。等到了京城，旅馆刚刚安顿好，李三才的使者已经到了，赠给那名孝廉二百两银子，给同去的人也有四十两。他操纵人的手段大致就是这样。假如把他的才智全部用在职务上，也不是普通人。金坛人于玉立，是东林党中才干胜过名望的一类人。在诸生中，他唯独爱惜韩敬的才华，托丁元荐与韩敬结为婚姻，彼此关系十分亲密。等韩敬成为鼎元，丁元荐首先攻击他，实际上是于玉立促成了这件事。这又是人情难以理解的地方。韩敬和宾尹平素交往亲密，推举宾尹为第一名，未必没有缘故。但韩敬的才华，也确实当之无愧。韩敬喜好纵横家的学说，放纵于美色和财货的欲望，因此本来就不是治理太平之世的臣子；但总还不如宾尹严重，宾尹常常夺人妻子，败坏别人的节操。妖书事件十分怪异，一夜之间，从宫门直到各条街道全都传遍了。第二天满朝官员都吓得变色，没有人敢说要搜查；而那些被指为相关者却无不扬扬自得。可是书中所指的也不过是康丕扬等几个人而已。被冤枉陷害的人很多，即使是因为皇帝平素看重而身为高僧的达观，也死在狱中；皦生光平素凶狠狡诈、无赖成性，在妖书一案中也没有实际罪迹，最终竟被判处凌迟。遇见怪事而不把它当回事，怪事才会败坏；宦官刚开始揭发时，假如皇帝命令烧掉妖书，置之不问，不也可以吗！但掌管宦官事务的人想借此倾陷清流，所以故意把皇帝激怒到这种地步，实在可叹。挺击事件中，王之采审讯张差时记录的话，说两名宦官确实这样说过：“只要打了小爷，就有饭吃，也有官做。”这句话记得十分详细。刑部各司官员与王之采所说的情况，也大多相合。而攻击东林党的人说，皇帝在贵妃受到宠爱最盛时，曾答应立她为皇后。后来皇帝对关帝真君立誓的时间较晚，又因惭愧而说法不相符合，于是有人劝贵妃广做佛事，并且帮助她筹措费用，遂拨出十万两银子在通州建寺。两名宦官认为这样要用很多砖瓦，不如挖窖自行烧制，以便从中获利；居民多把柴薪卖给宦官。张差不是通州人，而是卖田产和柴薪的，也到宦官那里去交易；士人嫉恨他，便烧掉他的柴薪。张差向宦官控告当地人，宦官又严厉责备张差，并以他的财产抵偿被烧的柴薪；他的诉讼再次被驳回，他愤懑难平，于是拿着木棒进入宫中，想要申诉冤情，却没想到闯入了东宫。这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一种是真的。总之这都是不祥的征兆，把他称为人妖也可以。对这件事的处理办法，不过是开始时严厉审讯，后来以两名宦官和张差的案件作结，这就是所谓把大事化小。当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这件事的过错难道可以偏偏归在一方吗？

译争论的喧嚣，没有比辛亥年京察更严重的了。御史金明时在京察之前上疏说：京察一旦结束，势必会牵连某某；他的用意本来在于说已经受到考察的人不适合再这样说。可是高兆京等人却以阻挠京察制度为罪名严厉纠劾他。金明时申辩说：阻挠的迹象在哪里？高兆京说等京察制度完成后再宣布。于是，京察结果还没有公布，金明时先被罢为平民。然而高兆京所谓的阻挠，不过是指金明时以前的奏疏，实在显得过于严厉。秦聚奎那篇舍生忘死报国的奏疏，也有人称赞它。但奏疏中自称今年算命说自己将死，所以舍弃生命来写这篇奏疏，也令人惊讶。当时被称为京察中受到冤枉处置的有七人，都是因为宾尹、盛才名望很大，一时受到重罚，有人认为这令人惊骇。然而考察他们的品行，实际上并不冤枉。到了丁巳年京察，不公更加严重，竟然没有一个人起来争辩；这说明在朝的清流已经被驱逐尽了。我的老师张华东是总宪，本来是齐地人，和韩浚等人都是至亲。然而他曾对我说：“宦官主持丁巳年京察时，韩浚曾问我结果会怎样。我回答说，肯定会翻案。”韩浚问其中缘故。张华东说：“王之采所列的罪名十分正当，为什么要重罚他！”韩浚惊愕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唉！我的老师可以说是不阿附权贵了。世人都说我的老师是李三才、韩爌的朋友，但他持论公平宽恕，常常对诸公做得太过分感到奇怪。又如我的朋友徐石麟——他是冢宰，侯峒曾——他是银台，马世琦——他是太史，陈子龙——他是给谏，都是被指为东林党的人；他们的言论也十分公平。他们常常认为东林党成分混杂而且有所偏颇，不能完全做到公正忠诚。然而世人谈到张老师，一定说他是攻击东林党的人；谈到我的朋友，一定说这些人就是东林党。把人和事看死而不知变通，难道不是错误吗？齐、楚、浙三方的显贵，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却忽然互相猜疑。当时山东人赵焕任冢宰，元诗教是方从哲的门生，掌握着权力，所以齐地一方的势力尤其强盛。邹之麟散布言论说，张凤翔任选官时，一定会按照年例处分宗文、廷元等人，于是齐地和浙地渐渐离心。邹之麟被黜退以后，他的朋友夏嘉遇、魏光国、尹嘉宾、钟惺等人，才名一时很盛，长期被拟议任用为台省、铨司官员，却都改任清冷的闲曹。这就是他们操持局势的方式，而这种做法本来恰恰会导致自身失败。像夏嘉遇那样淳厚平和、清白纯洁的人，也和众人一起被排斥，难道不是错误吗！韩敬、钱谦益、王象春、邹元标，才能本来不相上下，又是同年，却彼此仇恨到了极点，几乎无法理解。王象春自己记述说：他和邹元标一同游西山，邹元标作了一句对偶说：“敬字没有文，就是苟。”王象春想对出下句，却想不出来。忽然他说：“林中有一点，便是不成材。”因为宾尹的号是霍林。这些都是极其轻薄的行为。韩敬、邹元标固然为世人所诟病，王象春居乡时最受乡人痛恨，他的族人也有很多恨他。钱谦益以声色自娱，晚年失去节操。这些事情都关系到国运，是[缺字]这类人造成朝廷内外纷乱。熹宗初年，群贤一同被召用，声势十分强盛，却败在汪文言手里。汪文言的起家十分微末，有人认为他原本是新安门的差役。而高攀龙、赵南星等人却更加爱重他。他每次谈话一定拖延很久（[疑字]），两位大臣便以有病为由躲避宾客。汪文言径直进入他们的卧室，所说的话一定被采纳，杨涟、左光斗等人也都很看重他。傅櫆首先弹劾汪文言，因而下狱、受廷杖，最后被放归。众人都认为傅櫆与内廷互通消息，傅櫆也弹劾魏忠贤来为自己解脱。不久，大狱兴起，首先弹劾汪文言，并牵连杨涟、左光斗等诸位大臣，于是缙绅遭受的祸患漫无边际。诸位大臣之所以遭祸，都是因为与魏忠贤相互仇视，这本来是君子的本色。然而他们亲近汪文言，给了别人以攻击的口实，实在难以理解。我曾与高攀龙的次孙交往，谈到这件事时，他对我说：“熹宗时期宦官分条召用各位名贤，这是谁出力促成的呢！汪文言过去常到王安那里做客，每每对王安说天下某某人都是清流，所以一朝之间召用他们，都是汪文言所促成的。汪文言虽然游走于各位公卿之间，却从未为自己谋私。”唉！各位贤者出仕，却说是得到一个汪文言的力量，怎么能不被他牵累呢？事情有开始，就有结束，这样的结果也是应该的。古人说：“小人不可与之结缘。”又说：“不可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确实是有道理的。杨涟关于二十四条大罪的奏疏呈上后，政府中的韩爌急忙称赞它，而首辅叶向高却跺脚，认为事情从此无法挽回了。然而魏忠贤在外面没有援应，也还不敢立即自行[缺字]（[疑字]）。阁臣魏广微因为颁布历书而没有上朝，台臣李应升纠劾他应当杖责脊背，魏广微十分愤怒。在此之前，赵南星自以年老多病，请求有时免于入朝，以便专心处理职务。于是魏广微说，冢宰自己请求免朝却不治罪，而阁臣一次不上朝就要杖责脊背，世上哪有这样不公平的事！他挟带愤恨与魏忠贤勾结，把各位大臣全部驱逐。等到魏忠贤兴起大狱，以贪赃很多的罪名判处杨涟、左光斗等人，又命镇抚司每五天提审一次。魏广微也惊骇愕然，上疏争辩，却已经无法挽回了。把盗贼引入家门，却想让他们不抢掠、不杀人，怎么可能呢？至于顾秉谦等人，庸碌低劣，不值得计数，不过是被魏忠贤驱使的奴仆罢了，不值得评论。魏忠贤权势鼎盛时，全国好像都发了狂，其中最盛的势力是所谓“五虎”“五彪”，但这些人都是由崔呈秀提拔进用的。有人说李夔龙不应列入“五虎”之数。还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如周应秋是“十狗”之首，他贪婪卑鄙，无法形容，其罪过也不在五虎、五彪之下。在这个时候，与他们合谋共事却不考虑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人，也还是有的。比如高弘图首先指出诏狱、削夺官职等做法不对；王志道被召用，却不肯出仕；王永光上疏，极力说明滥施刑罚会导致天变；王业浩、张捷奉召入朝，立即触犯党羽而被斥退。这些人都能够振作自拔。崇祯年间，诸位贤者本来应当与他们抛弃成见，一同遵行大道，但最终还是彼此疏离而不能相合，这就是诸位贤者的过错。只有崔呈秀凶恶到了极点。他之所以致力于置清流于死地，是因为他巡察淮扬盐务时，总宪高攀龙将要纠劾他的贪污，几乎使他丧命，所以他谋划报复而不顾一切。由于崔呈秀放纵作恶，反而更加显出了高攀龙知人的眼光。

译诸位贤人的变故，是魏忠贤祸害所造成的，惨烈到一时无比，名声却流传千古。不过，其中也有些人平日喜欢揽权、好管闲事，自己招致了这场祸患，只是他们的地位有高有低而已。地位最高的，只有周顺昌。他一生极其清廉，而且独立不倚、不结党。魏大中在魏忠贤势盛时，周顺昌从未同他合作。魏大中被逮捕押到吴门时，平日与他交好的人全都四散了；抚臣毛一鹭平素对魏大中恭敬至极，到这时却连一个字也不肯同魏大中往来。周顺昌十分愤怒，于是把女儿许配给魏大中的孙子。并且他还呼叫缇骑，骂他们说：“你们回去告诉魏忠贤（？），这是乱臣贼子的作为，将受到万代的唾骂。过去从来没有正直之人用正直的话责备他，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缇骑把我的话告诉了魏忠贤。周顺昌每次见到人，总要痛斥时事，终于因此招致祸患。假使周顺昌稍微沉默一些，一定不会遭遇这种事；他真是铁骨铮铮的人。缇骑到达时，吴中士民激愤之下出手攻击他们，十个人中只剩一两个活着；他们又拥护周顺昌，不让缇骑把他带走。到了夜里，周顺昌脱身进入都城。被关进诏狱后，他受到极其残酷的刑罚，供词却丝毫没有屈服。刑罚施加到极限时，他就痛骂魏忠贤一伙；加刑时，则高声呼喊高皇帝。同时入狱的人，言语有稍微不同的，周顺昌就愤怒地责骂他们。魏忠贤所激起的忠烈之气，终于导致王恭厂发生异变，整个朝廷惊骇错愕，联合上疏进行讽谏。魏忠贤的党羽中，也有许多人心怀畏惧而迟疑退缩。魏忠贤认为如果不杀周顺昌，自己的威势就会受损，所以最终还是没有放过他。伟大啊！他真是清廉之中的最清廉、忠贞之中的最忠贞吗！《幸存录》卷下 乙酉九月初一日，明吏部考功郎夏允彝恭敬撰述。当时，士大夫被下诏狱的，都遭受了各种酷刑。只有高忠宪听说被逮捕，便自己投身园池溺死，死后尸体也没有倒下。他的绝命词说：“大臣受到羞辱，就是国家受到羞辱，我谨慎遵循屈平留下的准则。”听说忠宪一生在学习道理方面很有所得，到了生死关头仍然安然自若。文阁学曾对我说：“我一生只佩服一个人，就是忠宪，他做事件件合乎道理；继他之后，只有华凤超，但他勉强而为，与自然流露仍有区别。”忠宪曾自己说，年轻时以气节自许。因为抱有这个念头，受到谴责时也不考虑自己将被流放到远方。一次遇到风雨阻隔，困倦地躺在船中，过了几天，遇到天气放晴，登岸进入旅店，推开窗忽然看见桃花盛开，顿时有所领悟。从此以后，他做事件件不同寻常，连关于气节的念头也永远融化了。看他的遗书，确实是有所得的人；唯独在门户之见和异同之争上，他坚持得非常坚定，始终没有改变。四月，请求为魏忠贤立祠祭祀的人，所说的话全都极其丑恶，已经不再知道廉耻为何物；其中最严重的，只有太学生陆万龄，竟把魏忠贤直接比作先师。他说孔子作《春秋》，而魏忠贤裁定三案；孔子诛杀少正卯，而魏忠贤罢黜东林党人，因此应当在学宫中祭祀魏忠贤。还有一个张生，想上疏请求把魏忠贤同先师一样尊崇，并列入国学。结果他立即被处死，自称看见子路愤怒地打死了他。陆万龄这个魏忠贤的党羽，在崇祯初年也伏法被诛。小人究竟能得到什么，竟甘心做这种事？真是可恨又可怪！魏忠贤凶恶异常，国史对他的罪行有完备记载。我曾见过一个姓徐的术士，他说自己游历都城时，五个人在旅店中一起饮酒，忽然有一人首先说道：“魏忠贤的罪恶，不久就会导致他败亡。”其余四人有的沉默，有的惊骇，讥讽并劝他谨慎言语。这个人却大声说：“魏忠贤虽然横暴，必定不能把我剥皮，我有什么可怕的！”到了半夜，他熟睡之时，忽然有人推门，用火照着他的脸，随即把他抓走。不久，又把其余四人一并投入内地，他们看见那个被抓的人，手脚全都被钉在门板上。魏忠贤对四人说：“这个人说不能把他的皮剥下来，现在姑且试试看。”随即命人取沥青浇遍他的身体，再用椎子敲打。没过多久，他全身的皮都脱落了，剩下的皮壳俨然像另一个人。四人惊骇得几乎要死，魏忠贤给每人赏五金压惊，然后放他们出去。唉！他的罪恶真是贯穿古今了。所谓三案，就是挺击、红铅、移宫。挺击案的大概情况已经说过了，另外两案也可以用魏忠贤平日所说的话来说明。光庙病势危急，全身都冷了，看来已经不起了。李可灼请求进献红铅。这一天，皇上召诸位大臣入内，同时召兵垣杨涟入内，因为杨涟上疏请求皇上谨慎起居、防备意外。群臣到后，皇上说病势已经危急。诸臣说：“皇上一个月以内施行的善政很多，一定会得到上天保佑，不会有忧患。”皇上安慰他们说病势难以挽回，并且说册立东宫十分重要。又说：“李选侍侍奉勤劳，曾生育子女，应当封为皇贵妃；朕在内宫也就安心了。”随即召皇长子来，应该让他出来同群臣说一句话。熹庙出来后，便把皇上的谕旨再次口头传达。李选侍忽然从帘幕后出来，拉着熹庙进去，传话说应当封为皇后，宗伯已经连声答应。当时有人说，皇上的命令是封贵妃，不是封皇后。宗伯再次奏明此事。皇上再次下令封为皇贵妃。于是呼叫李可灼进药，群臣在外面等候命令；药进服后不久，皇上突然说“可灼”，诸臣赶快命令再进药。总共用了三丸药。第二天，皇上驾崩了，却仍然给李可灼加等赏赐银币。于是群臣认为，李可灼进药是怀有不轨之心，阁臣却故意赏赐他；这种说法也太过分了，但皇上驾崩后确实不应再拟定赏赐。当时，一个月之内接连遭遇大丧，朝廷内外人心汹汹。杨涟率众推门而入，奉东宫登极；众人见到东宫便环绕跪拜。选侍当时在干清宫，按照母亲的礼节对待东宫。左光斗立即上疏说：“干清宫不是至尊不可居住，请赶快一同迁出宫去。”他还引用武氏之祸，说如今眼看就要重演，并且担心会有垂帘听政的事情，这些话也未免说得过分。杨涟、左光斗随即拉着阁臣一起上揭帖，请求当天就移宫，选侍因此颇受逼迫。御史贾继春于是说：“先帝对群臣极其厚待，怎么至于连一个妾、一个女儿都不能留下庇护？”他的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宫中确实应当迁移，仍属于礼制上已经确定的事情。杨涟、左光斗不能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功劳，别人也不能把它斥为罪过。杨涟和贾继春互相用机锋讽刺，贾继春讥讽杨涟将来必定同大宦官一起接受封赏拜官，杨涟于是辞官回乡。中旨严厉责备贾继春，贾继春慌忙自我辩解，言辞颇为哀切。高弘图、张慎言上疏，分别为两人解说，所说的话极其平正而确实。可是贾继春最终被斥退为民，杨涟不久却受到优待，升任副院，这也是处理东林言论失之不平的地方。后来竟因此杀害杨涟、左光斗，冤屈就更加严重了；即使贾继春也从内心怜悯他们。东林党人的言论，不失为爱护君主，但过于苛刻、过于激烈，使人难以承受。攻击东林的人，有的说他们疯癫，有的说李可灼没有别的用意，有的说移宫过于急迫，但也不失为调停之举。然而，用这些来规劝诸位贤人的过错可以，用这些来治诸位贤人的罪，并把他们一网打尽，难道不是错误吗？魏忠贤攻治东林最盛的时候，受到重处的只有贾继春一人，其余不过按照年例处分、外放而已；而被这样处置的人，就认为已经不能承受了。到了崔、魏当权时，诸位贤人中受到重处的，有的遭受酷刑而死，有的被谪戍、远配，接连不断；即使处罚最轻的，也必定被罢为平民，并全部追夺诰命。是谁开启了杀戮的机关，使形势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么攻击东林的人的罪过就无法言说了。

译魏忠贤当权势盛时，云间有个姓徐的奸人上疏说士民愿意为魏忠贤建立祠堂，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人。一个姓周的恶人同徐某结为姻亲，彼此依附，借此敲诈勒索，肆意行事。他们营建的祠堂紧靠我的住处，后来还想侵占我的土地来扩大祠堂；他们用各种办法逼迫我，我始终拒绝。我当时只是平民，徒步行走，等待灾祸到来。幸而圣明的皇帝治理天下，徐、周二人很快败亡，我才得以免祸。嘉善人钱继登任苏松道时，把徐、周二人戴上枷锁责打，示众后仍将他们发配戍守。熹庙病势危急时，权势极盛的魏忠贤张狂跋扈，朝廷内外都惊惧不安，以为天下的事情已经无法挽救。熹庙召烈皇帝入宫相见，便告诫他说：“我的弟弟魏忠贤可以把你辅佐成尧舜那样的君主。”烈皇帝惶恐，不敢应承魏忠贤，只说：“陛下说出这样的话，臣应当万死。”熹庙又托付他善待中宫，还说魏忠贤应当任用，烈皇帝更加惶恐，请求退出。熹庙驾崩后，魏忠贤亲自出来请烈皇帝入宫。烈皇帝也非常害怕，袖中带着食物进去，不敢吃宫中的东西。魏忠贤当时把持局势，群臣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烈皇帝。皇帝点着蜡烛独自坐着，过了很久，看见一个宦官带剑经过，便拿来查看他的剑，把剑留在几案上，并答应给他赏赐。听到巡逻的声音，皇帝慰劳他们辛苦。又问身边的人想给他们酒食，该从哪里取来？侍者说应当询问光禄寺。于是传旨取来供给，欢呼声如雷。群臣都在住处占卜，害怕入朝会发生其他变故，连生死都还无法知道。第二天，群臣到了殿门，宦者把守门口不让他们进去，说官员应当穿丧服。等他们换了丧服，又说还没有完成成服，应当像平常一样穿衣。群臣来回奔走进出三次，气喘得几乎接不上来，哀声申诉，守门的官员才放他们进去。哭拜大行皇帝之后，看见王、魏两个宦官站在丧位之中。这一天，都是王宦官出面发言，各部准备丧礼。魏宦官的眼睛已经肿了，也已经默默无言。群臣出去后，过了一会儿，魏忠贤单独叫呈秀进去，把他屏退到里面交谈了很久，内容秘密，没人听见。有人说，魏忠贤想要自己篡夺皇位，是呈秀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劝止了他。从此，诸奸失去势力，忧惧得不知如何是好；而烈皇帝不动声色，驱逐元凶，处置奸党，使宗庙社稷重新安定。他身边没有一个人帮助，全靠自己运筹神明；同世宗中兴相比，这件事更加艰难。当时在朝中的人全都是魏忠贤的党羽，没有人能够揭发他的奸恶。杨维垣实际上首先弹劾呈秀，二人才开始彼此离心，但对魏忠贤仍然不敢进行审讯。陆澄源、钱元悫于是直接指出魏忠贤的罪行，直到钱嘉征所说的十大罪。于是群臣全都（？）魏忠贤，魏忠贤愤怒至极，向皇上哭诉，反而更加触怒皇上，皇上才下令把他放出去。走到半路，弹劾他的人说得更加厉害，魏忠贤知道皇上一定会重重处置自己，于是在旅店中上吊自尽。呈秀排列姬妾，又罗列珍奇器物和酒器，放纵饮酒三杯，便把这些东西摔坏。饮完酒后，他也自尽了。天地重新开辟，完全是皇上独断的结果。言官只是知道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在这个月（？）发动了弹劾。钱嘉征同我交往，是一位循循善诱、端庄高雅的人。他的儿子孝廉泮，有圣注（？）。可惜早年夭折。钱嘉征以贡生身份任县尹，钱元悫升任司铨。陆澄源不久同东林反唇相讥，所作所为也多不检点，因京察被禁锢。做好事不能坚持到底，可惜啊！

译皇上处置魏忠贤之后，便依据台谏的言论，确定逆案。阁臣韩爌端正厚道，钱龙锡平和谨慎，也不愿广泛搜罗以树立怨仇，只列出四五十人编入逆案上报。皇上很不以为然，再次命令广泛搜查，并且说：“凡是魏忠贤重用的人，一律重处，罪轻的也要罢为平民。”阁臣又把几十人列上。皇上因他们不合旨意而发怒，告诉他们：“称颂、赞道、述化作为题目（？）的，全都列入魏忠贤党羽。”又说：“魏忠贤一个人在内廷，如果不是外廷有人逢迎，怎么会立即发展到这个地步！外廷中同恶相济的人，也要把他们列入。”阁臣以外廷不知道内廷的事情来回答。皇上说：“难道全都不知道吗？只是害怕承担怨恨罢了。”过了一天，皇上召阁臣入内。此前已有黄绸包裹，里面的东西层层叠叠，皇上指给阁臣看，说：“这些都是红宦官党羽的真实罪迹，魏忠贤一件件都把他们列入了。”阁臣知道这件事势必无法遗漏，于是说：“臣等所掌管的只是票拟，三尺法令并非我们所熟悉的。”皇上叫吏部来询问。冢宰王永光以吏部只熟悉考核功劳的法规、不熟悉刑名之事来回答。皇上于是命法司共同办理。又问：“张瑞图、来宗道为什么不处置？”阁臣以没有事实根据回答。皇上说：“张瑞图因为擅长书写而受到魏忠贤喜爱，来宗道替呈秀母亲写祭文，称颂她在天之灵，这难道不可恶吗？” 皇上又问贾继春为什么不处置。阁臣说，他请求善待选侍，不失为厚道；后来虽然改口，却显得反复，但他的立论也有许多可取之处。皇上说：“正因为他反复，所以才是真正的小人。”于是，逆案所列的人非常广泛，几乎没有一个遗漏。那些不妥当的，例如杨维垣，他首先弹劾呈秀，本不应列入；但因为他竭力阻止韩爌、文震孟出任，于是将他处以谪戍。虞廷升曾经弹劾孙居相而已，对于赵南星原本没有弹劾的奏章；因为他纠弹南星有误，便处置了他。吕纯如虽然有控告魏忠贤的奏疏，但奏疏送到时熹庙已经驾崩；瞿维华又把他的奏疏稿删去了。可是最终还是依据邸报，把他列入逆案。这是什么等级的案件，竟如此草率地把人列入，导致受处分的人多次想要翻案；掌管此局的人每天费尽心思防范，纠缠不休。直到南都再次建立，逆案被翻转，而宗社也随之毁灭，这就是主持魏忠贤党案者的过错。烈皇帝登极后，任命王永光为冢宰，王永光也清廉执正。王恭厂发生变故时，只有他独自侃侃而谈；有人说，这是司马张履端、王升劝他这样做的，但这也确实表现出王永光刚正不屈的一面。然而，东林诸贤一定要坚持把他赶走，导致王永光愤激而制造困难，又任用袁弘埙、张道浚等人，再次引发玄黄之争，实在是因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即使说到枚卜一事，钱谦益也一定要首先推举周延儒，但他担心周延儒刚因召对而得到皇上的好感，害怕共同推举就一定会任用周延儒，于是竭力阻挠此事。不知道皇上最终果然有意任用周延儒，不推举他反而正好引起皇上的疑心，又怎么能够阻止呢？于是，皇上对他们结党的怀疑越来越深。温体仁首先发难，周延儒为他助力；有人说内廷已经有人对此作出呼应，共同赏赐银八万两。宫廷内外同声排斥东林，而钱谦益等人却得意扬扬，毫无察觉。条陈发下、召对开始时，钱谦益还以为枚卜已经在这一天确定了。等到入朝后，才知道有温体仁的奏疏。温体仁同钱谦益在朝廷上争辩，温体仁言辞如涌泉，钱谦益却颇为理屈，因为事情出乎意料。此前，钱谦益已经同韩敬结仇。韩敬本来是浙江人，钱谦益想主持浙江的乡试，文震孟曾经讽谏劝阻，钱谦益没有接受。等到钱谦益奉召北上，文震孟又劝他暂缓枚卜，他仍然不听。关于科场的那件事，钱谦益确实受了冤屈，但温体仁认为不借此便不足以压制他。看钱谦益一生立身行事的始末，他本来就不值得任用；而温体仁已经首先挑起争端，同满朝人为敌，势必只能自行结交皇上。等到进入政府，便专心逢迎，只把苛刻急迫当作要务，从来不敢在皇上面前救一个人、争一件事。皇上更加相信他公正忠诚，而天下的元气也因此完全凋残了。他本人的操守还能自我砥砺，所以皇上始终敬重礼遇他。卢杞那种清廉、忠诚、刚强、耿介的品格，本来就是同类人物。温体仁再次出任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颇有反省，但操守却更加放纵。败坏国事，实际上在于这两个人；而追根究底，又在于东林过于激烈才发展到这一步，终于导致天下沦为左衽之地，实在令人痛惜！令人痛惜！温体仁掌政时，台省中攻击他的人前后相继，都是因为门户异同，他们的言论并不完全出于国家利益。平心而论，他不接受贿赂，这是他的一项长处；他庇护私党、排斥异己，也未曾留下明显的证据。但他会借助事情来图谋，使自己的机关自然发动，又使皇上不怀疑他。没有见识的人于是说温体仁在各方面都能自胜（？），然而他的嫉妒、刻薄、阴险，显然不是正直之人。起初，他同周延儒深相结交，确实竭力帮助并援引他晋升。等到周延儒被大宦官王坤排斥，满朝争相为周延儒申辩，温体仁却没有一句话相助。等到科臣陈赞化弹劾周延儒，使他离去，凡是同周延儒为难的人，温体仁都援引他们晋升；帮助周延儒的人则全都受挫。可见周延儒的离去，实际上是温体仁排挤的结果。魏忠贤兴起袁崇焕之狱后，便攻击东林党人，想陷害钱龙锡，以便把当时的贤士全部编织进罪案，周延儒、温体仁实际上主持了这件事。后来因为黄道周上疏营救，周延儒的态度颇有回转。久旱不雨，言官又提起此事，钱龙锡得以减轻处分，改为发配戍守。钱龙锡刚出狱，周延儒就来拜访，极力说皇上的怒意非常强烈，并有“可恨的事情太多了，你们哪里能够全都知道”的话；要挽回局面十分费力。钱龙锡对此非常感激。不久，温体仁、钱龙锡因为转述周延儒的话，说如果不是诸位公卿竭力营救，钱龙锡怎么能够再次活命。温体仁只是说：“皇上原本并没有十分恼怒。”于是听到这话的人便认为温体仁质朴诚实，而周延儒多有虚伪；其实这只是温体仁巧妙排挤周延儒罢了。嘉善人钱士升一生端正谨慎，受到东林推重，而钱龙锡是他的座师。钱士升听到温体仁的话，对温体仁颇为看重而轻视周延儒，温体仁于是同他结交。钱士升进入政府后，温体仁凡有所作为，总是推举他，让他先出面，自己随后接应。比如任用冢宰谢升、总宪唐世济，都是温体仁的意思，由钱士升促成。等到温体仁攻击并排挤文震孟离职时，又多次引用钱士升的话作为证据，钱士升也说过帮助温体仁的话。等到温体仁想提拔的人已经提拔、想罢退的人已经罢退，便把钱士升看成多余之物。于是有人上疏弹劾钱士升的弟弟、滇抚钱士晋，温体仁立即拟定严厉的诏旨，并且嘱咐同事林焊不得泄露消息；原来是想借钱士晋来驱逐他的兄长。钱士升不久上奏《四箴》，言语多有讽刺皇上之处，又反对搜括江南富户，于是被罢职。他离职时，态度颇为光明正大。但在此期间曾被温体仁利用，几乎受到公论排斥，受温体仁牵累不小，温体仁却像丢弃遗物一样抛弃了他。他的用心，大体就是如此。国家元气因此受到的剥夺损伤很多。至于外族侵扰交相发生，却拿不出一项谋略来应对，那么凡是平民出身的政府官员也都如此，不能只责怪温体仁。

译烈皇帝把最高权力独自掌握在手中，并不是臣下所能暗中窃取使用的；但每逢宦官采取重大举措，往往都是内廷宦官先暗中发动，从中加以陷害，而皇帝却没有察觉。至于满朝官员的任用、罢免、显达和困顿，也全都看首辅的趋向，似乎同样是被人暗中移动了意志而不自知。宦官刚开始干预政事时，不允许内廷宦官同朝廷大臣私下交谈一句话，朝臣于是忽视宦官，对他们不加理睬；但攻击东林的人却暗中同宦官结交，天天以朋党的罪名在皇帝面前诬陷东林。当时以能够沟通内廷自我夸耀的，是史葬。辅臣钱某被捕入狱，都是史葬排挤所致。等到钱某获释后，他自己说，是大宦官王□认为他冤枉，否则一定活不了。温体仁把钱谦益陷害入狱时，钱谦益的生死危在旦夕，大宦官曹化淳愤怒之下揭发奸棍陈履谦、张汉儒的阴谋，陈、张二人立即被戴枷处死，温体仁被逐，钱谦益也获释了。薛某之死，是厂卫宦官王□实际造成的。周某之死，则又是小王宦官发怒造成的。那些同内廷勾结的逆臣，渐渐也不再以此为耻。曹宦官的父亲去世，大臣和言官中有很多人前往祭奠。小王宦官的母亲去世，大臣也有很多人前去送葬。甚至有人倡议印发传单，公开宣扬此事，毫不避讳。九卿中没有前往的，只有郑三俊、程国祥。廉耻之道丧失了，国事怎么能不败坏呢？然而这时宦官们只是暗中操弄罢了，他们其实非常畏惧皇帝的英明。至于南都的事情，他们却挽起袖子、扬起眉毛，内廷和外廷相互交易，认为即使被皇帝听见，也没有关系。票拟和铨选任免，党羽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插手；即使是自身较为自爱的那些大宦官，也感叹说，约束全都破裂了，知道败局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这同先帝在位时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周延儒承受皇帝的宠信最深，他应答尤其敏捷。每逢皇帝发怒，没有人能够挽回，只有周延儒能用委婉的话切中要害。例如黄道周入狱时，人人都认为一定无法救出，周延儒却亲自婉转调解挽救，使他已经减轻罪责、改为戍边后得以回来了。皇帝偶然谈到岳武穆的事，感叹说：“哪里能够得到像岳飞这样的人来任用呢！”周延儒进言说：“岳飞自然是名将，但史书所载他击破女真的事情，多有虚夸。即使像黄道周这样的人，将来交给史官记载，也免不了说朝廷没有任用他，天下人会为此惋惜。”皇帝默然不语。黄道周刚恢复官职，皇帝就传旨让他仍任原官。这是周延儒的长处，不可抹杀。烈皇帝英明勤勉，后来却因宦官势力重新兴起而终于导致国事沦丧，是因为辅佐他的人不得其人。差不多像范景文那样博大而爱惜贤才，像方岳贡那样清廉勤勉、忧虑国事，都不失为贤相，只可惜任用他们稍微迟了一些。谢升不徇私情，也不违背公论。范景文、方岳贡、谢升三人，对东林党和另一党都公正对待，不受阻滞。谢升有时同东林党合，有时又分离，有人因此认为他的机智不足。他弹劾许誉卿，实际上是迎合温体仁的意思。不久，他又推举郑三俊担任总宪，似乎也是在设法弥补过失。但“寇虏者难（？）”，范景文死节最为壮烈，可以光照千古。方岳贡凭借正直精微、房入内（？），听闻国难后立即自缢，被仆人解救；他想再次自缢时，寇兵已经入城，将他擒获，所受刑罚极其惨酷。寇兵已经搜查了他的住所，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一件东西。他们想劝降后重用他，方岳贡始终不屈，最终死去。有人惋惜他死得稍晚，但他最终没有玷污大节。谢升没有免于做臣虏，不久也死了，有人说是被虏人怀疑所致。可惜啊！他比方岳贡差得远了。

译马士英一向以才干和声望著称，他胸襟开阔、不受拘束，也许是边疆事务方面的人才；但把他任用到政府中，实在非常不合适。起初，他被王坤弹劾，贬谪戍边。周延儒第二次被召回时，阮大铖实际上把马士英托付给他，于是马士英被起用为凤督。他同大帅黄得功、刘良佐关系很好，曾经打败袁寇，招募家乡的黔兵作为亲兵，颇能作战。高杰南下沿途行进时，马士英厚待他。刘泽清刚到淮地，马士英同他殷勤交往，很以施恩者自居，反而把怨恨归咎于南枢史可法，认为是“我本来愿意你们来，而史公不喜欢”。到了拥立皇帝的行动时，马士英于是联络刘泽清、高杰、黄得功二刘一高一黄，作为自己的助力。马士英进入政府，四镇都获得了开设府第、封建土地的待遇。马士英入朝辅政而史可法出镇，这是国事败坏的开始。因为四镇骄横强悍，马士英还可以凭借过去的交情笼络他们；史可法却同他们势同水火，没有人肯听从他的驱使。史可法一到维扬，就被高杰困住。他竭力调解，才使双方暂时相安。过了很久，高杰和刘泽清都想渡江南下，并且放纵部下在维扬、瓜步一带大肆扰乱，杀人无数，却没有人敢公开指出他们的罪行。刘宗周以总宪的名义首先上疏，直言弹劾他们，认为这两镇都可以处死。辅臣姜曰广起草宽宥的诏旨，下令交史馆记录。于是，刘泽清忽然想同姜曰广、刘宗周为难，马士英便借机利用这件事，四镇于是联合上疏攻击姜曰广、刘宗周，言辞都极其凶悍。史可法询问四镇，他们都回答说不知道。史可法于是上疏说：这道奏疏是黎丘的巧妙混淆。刘泽清又上疏攻击史可法，说这道奏疏确实是他所上，只因史可法偶然询问，所以才含混回答。在皇帝面前，一会儿说假话，一会儿说真话，这实在是极大的怪事。而马士英正因排斥姜曰广、刘宗周而得意，任用阮大铖，不再顾及大权被交付出去。史可法从此更难施展。阮大铖一出来，凡是天下有声望的人，没有不被搜罗招致的；那些巧言诋毁贪官和奸佞的人，也没有不被洗白、提拔任用的。马士英立意疏阔，原本没有杀人的打算，所以没有立即兴起大狱。但他每次上疏，第一句说奸党，第二句又说奸党，总把拥立时怀有二心作为罪名，却完全没有想到，拥立时怀有二心的不过是钱谦益、姜曰广几个人，同其他大臣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想把他们一网打尽呢？不久，有一个妖僧，自称是先帝，又自称是某王，大概像是发疯的人。张孙振和阮大铖想借此兴起大狱，流传出“十八罗汉”“五十三参”的名目，天下清流都被列入其中，如徐石麒、徐汧、陈子龙、祁彪佳等人，全都在名单上。即使我从来没有一天做过京朝官，杨廷枢也只是一个年老的孝廉，他们仍然想把罗织的罪名首先加到我们头上。马士英颇不想杀人，所以事情才中止。不久，又发生了冒充东宫的事情。根据圣谕，说这个人于孟春到达留都，留都想把他留下，他却不肯停留，径直从嘉兴、武林到了绍兴。皇帝秘密派人召他，他才回来。但他的言语、相貌多有可疑之处，朝廷想让群臣辨认。马士英事先也上过揭帖，说他一定是假的。等群臣前去察看，王铎首先说他是假的，原东宫讲官刘政宗、李景廉也认为他所说的讲读之事全不真实，相貌眉目也不相符。马士英上揭帖请求派群臣辨认时，说讲官方拱干现在在任；宦官命令阮大铖秘密通知方拱干前去辨认。方拱干进宫后，马士英许诺立即恢复他的原官，并且破格提拔。到了辨认那天，假东宫指着方拱干说这确实是讲官，方拱干不敢答应。等刘政宗、李景廉具疏后，方拱干也不肯署名，仍然离开了都城。都城百姓议论纷纷、愤愤不平，都认为他是真的。宦官的说法也如此，但士绅都认为他是假的，阮大铖、张孙振等人又想借此兴起大狱。幸亏黄得功首先上疏，使他们不能立即加害。刘宗周的奏疏接着上来，左良玉、袁继咸于是也上疏极力争辩。左良玉于是诋毁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说他们起兵进犯宫阙；马士英把江都以下的精锐部队全部派去抵御他。这时，虏兵已经逼近维扬，有人谈到虏兵的事情，马士英总认为一定不会有忧患，而且还想借虏兵来剿灭左良玉。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为国而死。有人说他逃走了，也有人说他并没有死。虏兵和左良玉逼近长江，而留都始终不以为意。五月初九，虏兵渡江，没有一支箭射向他们。马士英拥兵出逃，阮大铖、张孙振等人有的逃走，有的投降，只有张捷、杨维垣死于国难。皇帝到了黄得功的营中，黄得功战死，皇帝也陷于虏军之中。像马士英这样的人，本来没有误国的意图，国家却因此成为废墟；本来没有蓄意搜刮贿赂，贿赂之门却大开；本来没有存心剪除清流，清流却被全部驱逐。等到他逃走时，既不守城，也不保卫皇帝，只说要奉皇太后出行。他所到之处都放纵军队大肆扰乱，最终从未同虏兵交战一次。说他不是天下的罪人，怎么可能呢！当那些奸人想兴起大狱、任意诛杀铲除时，即使是我，也因为马士英知道我无罪而得以免于陷阱；我私下感激他的情谊和宦官关系，但不能因此废弃公论。万世以后，人们会不会也认为我的话没有私心呢？

译南都的政局，真是接连不断的怪事，几乎无法一一记载。其中大的事情，例如冒充东宫，就是一件。又有冒充皇后的人，自称是皇帝的原配，并且已经生有儿子。她起初在河南，按臣陈潜夫上疏把此事报告朝廷。皇帝奉旨认定她是假冒的，下令驱逐出境，但她一定要自行请求进京。等她到了京城，皇帝震怒，把她交付狱中，备受拷打审讯，始终没有改变供词。这是古今未有的怪异之事。究竟是真是假，总不是臣下所能测知的。又有一个市井之人，忽然听到空中的声音，命令他入宫辨认儿子，于是他竟一本正经地编造出排阊合为狂言（？）。奸人们每每借一件事，就想制造罗织罪名的案件。幸亏皇帝宽厚平和，马士英一向也没有杀人的机心，所以才侥幸免于祸患。然而各种政务颠倒错乱，官场如同发狂、如同醉酒，没有一个官职不是靠行贿才能得到的。其价倍苟踊费多金（？），即使本人背负极大的污垢，也能立即得到要职；权贵、宦官、勋臣、藩镇，都能够掌握官员任用和罢免的权力。宦官曾经通过冢臣徐石麒说情，想把一个县令任用为吏部官员，徐石麒愤怒地拒绝了，并把此事奏报皇帝；皇帝也不追问。又有给事中被调任外地，花费数千两银子，得到内廷传旨将他留任。徐石麒向内廷宦官质问此事，内廷宦官说：“这是用来进献给皇帝的。”于是再没有人敢说话。但那个给事中反而弹劾徐石麒，使他丢掉了官位。总之，说是进献给皇帝，本来就是胡说；但各个宦官同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里应外合，有时偶然被皇帝听到，皇帝竟认为他们是随从自己起兵而来、贫苦无资，因而怜悯他们，不加罪责。票拟前后相反，铨选政务混浊混乱、毫无章法；到了枢部尤其严重。凡是白棍到部者，当天就可以成为大帅。凡是前任官员尚未出缺，后任官员渡过江后又被升授的，接连不断都是这样。等到他们到任后彼此争执，朝廷才命令旧任继续任职，新任等待缺额。于是，旧任想保住自己的职位，就不得不交纳贿赂；新任先前花费的钱难以追回，只得再增加贿赂，以求旧官尽快离任。大体说来，武官骄横放肆、肆无忌惮，没有比这时更严重的；而把钱袋里的钱全部拿出来奉承权贵，也没有比这时更厉害的。都城有“满街都督、一部职方”的歌谣。唉！祸乱从宫门附近开始，最终归结于金虎，难道不令人痛心吗！群臣辜负烈皇帝，是因为皇帝事事焦心，而群臣没有一个忠于公义的；他们辜负弘光帝，是因为皇帝事事虚心自谦，而群臣没有一个不放纵肆意的。他们的辜负，本来是相同的。水落石出，入棺之后自然可以定论。北都覆亡，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马世奇、申嘉胤、成德、金铉、刘理顺、许直在官署自尽；南都覆亡，徐石麒、刘宗周、候峒曾、徐汧、黄淳耀在家中殉难，不能因为他们属于东林党就诋毁他们。至于像钱谦益、李建泰等向虏、向寇称臣的人，自然不能因为他们属于东林党就宽恕。又如张捷、杨维垣死于国难，也不能因为他们曾攻击东林党就轻视他们。至于蔡奕琛、唐世济、邹之麟、张孙振、陈于鼎、刘光斗等人失节，也不能因为他们曾攻击东林党就憎恨他们。北都死难的人，如孟兆祥及其儿子章明、汪伟夫妇死守节操，凌义渠、施邦曜、周凤翔、陈纯德、吴甘来、朱之冯、卫景瑗、吴麟征、王家彦，勋臣襄城伯李国桢、惠安伯张庆臻、戚臣新乐侯刘文炳及其弟都督文耀、太康伯张国纪、驸马巩永固，全家焚烧而死；武臣周遇吉、内臣黄承恩也死于国难。南都死难的人，如高倬、刘邦弼、何刚、钱棅、祁彪佳、吴嘉胤、陈于偕、勋臣靖南侯黄得功、鲁之玙、侯承父子、陈天叙等人，都同日月争辉；他们同东林党和另一党都保持中立，所以附带记在这里。成德自尽时，先对妹妹说：“你还没有出嫁，留下来依靠谁呢？”妹妹请求先自尽，成德哭着看她上吊。他的妻子请求随后自尽，成德悲痛得不忍看，便进入内室同母亲告别，哭尽了悲哀，出来后自缢。母亲看见子女和儿媳都已经殉难，也悲痛地自缢。成德曾多次弹劾温体仁，受到廷杖和拷讯，备受惨毒。他的母亲多次在路上大骂温体仁，还想上前打他。温体仁向皇帝诉告，朝廷把她逐出都城，贬谪戍边时遭遇虏变，家属全部被虏军掳没。又因为流离颠沛，他的妹妹二十多岁，竟一直没有来得及出嫁。刚被召回，便全家殉难，最为壮烈。刘理顺是德行盛美的士人，也全家自尽。寇兵在中州，知道他清廉淳厚，也前去哭祭他。马世奇的两个妾都先自尽。汪伟同妻子面对面饮酒自尽，妻子误在左边，便说：“错了，丈夫应当在左边。”仍然交换位置后死去（？）。南都覆亡时，虏兵势力极盛，人人都认为无可作为，只有徐石麒发誓至死也一定谋求兴复。禾城杀死伪官后，众人的情绪纷乱，彼此猜疑，把徐石麒赶到城外。等到城将破时，他请求入城赴死，慷慨赋诗后自缢，两个忠义的仆人也跟随他死去。侯峒曾倡议守城抗敌，杀死虏兵最多，所以虏兵最恨他。城破时，他已经投进池中，虏兵仍把他捞出斩首，指认他为首要罪魁。他的儿子玄演、玄洁年少而才华很高，自从听说南都失陷，便发愤求死，同父亲一起守城。到了这时，兄弟争着赴死，都被虏兵杀害。黄淳耀刚考中进士时就已经知名；当时局势已经不对，他不接受官职而归乡。穿着布衣徒步而行，萧然隐居。后来同侯峒曾一起守城，城破后，他同弟弟渊耀一起自缢，还在墙上题字，以不能谋划救国为歉。陈于偕官至钦天监博士，听闻国难，穿戴好衣冠，感谢国恩后首先自缢。吴嘉胤已经奉命出城，听说虏兵渡江，仍然驾车返回，住在城外的僧寺中，想上书请求恢复明朝社稷，多次请求都未能送达。等奏书送上后，他立即自缢。侯承祖驻守金山卫，杀死虏兵五百余人，力竭后被擒，辱骂贼寇而死。这几位先生，在死难者中尤其壮烈。他们一生的美好德行多得无法一一记载，将来史臣应当分别为他们立传。凡是死难者都将壮烈流传千古，只是还不知道他们的详细情况。南都被攻破以后起义而死的人，即使在民间也有很多，等待以后再详细记载。流寇大略

译流寇起初是由陕西的溃散士兵形成的，他们都是耿如杞带去入援的军队。陕西连年饥荒，百姓贫困而赋税沉重，于是跟随寇贼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开始时本来很容易剿除他们。杨鹤任三边总制，想安抚他们，安抚后他们又再次叛乱，杨鹤被逮捕并贬谪戍边。洪承畴任陕西巡抚时，用力剿灭他们。洪承畴廉洁勤勉，将士都爱戴他。寇贼几乎被剿灭，只剩三千人渡过黄河进入晋地。晋抚许鼎臣不能抵御，他们逐渐猖獗，后来蔓延到河南、四川，蹂躏的范围越来越大。朝廷任用陈奇瑜为总督，寇贼进入四川后势力衰弱，几乎被川兵消灭。陈奇瑜再次主持安抚，把他们护送并遣返回秦地。到了秦地他们又叛乱，陈奇瑜被逮捕下狱。朝廷任用洪承畴总制陕、豫、楚、蜀四地，贼寇听说洪承畴到来，非常害怕，全都躲入终南山中，官兵将山包围。大帅曹文诏勇猛而……（原文疑有脱误），仓促进入山中搜捕寇贼，结果被寇贼击败并战死。贼寇再次突围，出现在豫、楚之间。朝廷任用卢象升为总督，同洪承畴共同剿贼；孙傅廷任陕、豫巡抚。卢象升身先士卒，以善于作战著称；孙傅廷的父亲是边将，他也熟悉军旅事务。虽然他同洪承畴不和，但自身才干很高。卢象升使用关外军队，在河南打败寇贼一次；洪承畴、孙傅廷也不断报告胜利。寇贼的势力将要衰败时，正好虏兵入侵边境，朝廷急忙召三位公卿入援，虏兵退去。于是任用卢象升镇守宣大，洪承畴镇守蓟辽，孙傅廷镇守保定，但寇贼又重新强盛起来。孙傅廷以称病为由而不肯实任，被逮捕下狱。这时杨嗣昌任中枢，上疏推荐熊文灿为总督。朝廷商议增加天下的军饷。起初以“溢地”为名，也就是所谓额外增加的土地。这种情况或许楚地有少数空旷之处存在，但四方实际上都没有这种土地。有人上疏争辩，往往立即受到处置。于是朝廷把这项负担总加在额定田亩上，特意设置一名少司农负责办理剿寇军饷，使熊文灿能够专心处理军事。然而熊文灿先前在闽中，因招抚郑芝龙成功而受到宠信，于是认为寇贼一定可以招抚，专心致力于招降。起初，寇贼兴起时纷纷扰攘，并没有固定的首领姓名。过了很久，才有老■〈犭回〉■〈犭回〉、闯塌天、满天星、番山鹞等名号，但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姓氏。到这时，又出现了张献忠、李自成、小袁银等人，逐渐兼并各路寇贼，成为雄踞一方的首领。熊文灿招降了张献忠等人，把他们安置在埙、襄一带；他们肆意逞凶强悍，每天欺侮百姓，熊文灿总是伸张寇贼而压制百姓。张献忠不久扬长而去，势力更加壮大，熊文灿被逮捕论罪。各路寇贼重新叛乱，而虏兵又侵入燕、齐，杀人抢掠无数。嗣昌于是主动请求出兵剿寇来赎罪。皇上赐他座位并设宴款待，还作诗宠奖他。即使是大帅以及司道官，也都可以获赐宝剑而自行结束生命，可见他的权势没有比这更重的了。杨嗣昌到达楚地后，申明军令，激励将士，一时声势显赫。不久，他击败张献忠，将其围困在玛璃山中。张献忠出战，坠下马来，几乎被擒；杨嗣昌认为剿寇的功业一定可以完成。此前，嗣昌在内阁时，曾议定在各镇练兵十多万人，用来击破虏寇；为此特意增加练兵饷银，数额更超过辽饷。到这时，便拨用练兵饷银来充作剿寇之用，军饷虽然充足，民怨却已经到了极点。张献忠被围困很久，凿通山路逃入蜀地。嗣昌弹劾四川巡抚邵捷春，将他逮捕论罪并判处死刑；蜀地百姓替他申诉冤屈，但仍未能使他获释。张献忠派奸细进入襄阳城，与狱中的大盗相互勾结；又派寇贼假扮商人，把车辆运进城中，兵器全都藏在车里。到了夜间，城内外相互呼应，襄阳城于是立即被攻破，襄王遇难。自从叛乱发生以来，还从未攻破藩王封国、倾覆重镇；襄阳攻破以后，贼势便滔天而起。闯贼李自成又攻破河南府，福王不屈而遇难。闯贼获得的珍宝数不胜数，势力更加壮大。嗣昌不久死去，有人说他服毒，有人说他病死；按照他的罪行，本来就应当杀死他。可是皇上始终内心怜悯他；有人说他是服毒死的，皇上就立即派人斥责这种说法。闯贼再次围攻开封府，这次后来竟达一百多天。城中一斗米要十多两金子，百姓吃尽草木、树皮和筋条，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皇上下令各路进兵救援，但全都不能到达。第一次围城时，依靠大帅陈永福和他的儿子陈德奋力作战，才击退了贼军。到了这时，陈永福父子也被困在城中。按察使任浚和司李广澍等人发誓拼死守城，周藩为此耗费了不可计数的财物。左良玉前来救援，被贼军击退。城池已经支撑不住，黄河忽然大决口，洪水淹没城墙，水深到能没过马匹。周王和守土的各位大臣都逃到高处而得以免死，百姓却几乎死尽了。有人说，城中的大臣是故意决开黄河，以便自己逃出城去。然而黄河堤岸原本就高于城池，依靠年年修筑堤岸才没有决口；贼军围城以后，堤岸长期无人修治，决口本来就是必然的。皇上为此痛惜，提拔广澍为御史，并下优诏抚慰周藩。皇上把孙傅廷从狱中释放出来，任命他为总制，调发秦、晋两地的军队跟随他。傅廷大力整治军队，自认为一定能够击破贼军，皇上也屡次催促他出关。傅廷勇锐却粗疏，贼军多次假装败退来诱使他深入；一战便败，军用物资全部丧失。贼军于是入关占据长安，傅廷逃走而死。此前，贼军攻破各座城邑时，将领多有失节投降的，但文臣还没有投降的。到这时，秦地的方伯陆之祺等人，大多蒙受羞辱而屈服投降了。贼军于是从秦地进入晋地，所到之处如风吹草倒。皇上先派内阁大臣吴牲出任督师，吴牲迟疑徘徊没有出发，而张献忠已经攻破武昌，前任内阁大臣贺逢圣守节而死。皇上愤怒，罢免吴牲，不久又逮捕审问，贬谪戍边。张献忠所到之处杀戮殆尽，一个也不留下；而李自成的杀戮稍[原文“稍（？）”疑有缺误]。愚昧的百姓争相认为李自成不杀人，于是他一到便迎接投降，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原文“几不留行（？）”疑有缺误]。只有榆林奋力守城，与贼军互有杀伤。城破之日，军民全都战斗至死，没有一个投降者；榆林多有世代为将的人家，所以能如此。贼军渡过黄河向东进犯，内阁大臣韩爌、巡抚蔡懋德都死于此难。郡守张嶙然迎接投降，并且替贼军办事。皇上派内阁大臣李建泰督师，亲自送他出城，以特别礼遇对待他。然而兵饷都不足，选调京兵随行，中途大多散去。李建泰到真定，不能继续前进，而贼军已经逼近并将他逼死[原文“逼死（？）”疑有缺误]。李建泰被贼军擒获，不能自杀；传闻贼军因为他与李自成同姓，称他为叔父。总之，他没有死就是失节，不必等到他成为臣虏以后才知道这一点。李建泰平生颇负重望，到了这一步，实在令人痛惜。贼军一支从真定而来，另一支攻破居庸关进入；京城还在传报捷消息，词臣李明睿建议南迁，科臣光时亨上疏阻止。

译又有人说，东宫太子应当出京到南方抚军，这件事也没有实现。皇上已经派内阁大臣魏藻德、方岳贡在淮扬一带屯田练兵，又因为贼军逼近，把他们留在那里。群臣纷纷提出建议，但对城防始终没有实际安排。十五日，尚在馆中考课庶常。十六日，召见对答并考选官员；到了十八日，贼军已经从通州来到京城，一到便攻破张掖门，而内城还没有察觉。守城事务全由宦官主持，百官没有一个登城防守。铳声不断，其实全都是空放的炮。守城垛的人也寥寥无几，奸细已经遍布城中。有两个宦官从城墙上悬绳进入城内，把贼军的形势报告给皇上，但不知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听说是一个贼军使者让他们进入城内做内应。皇上于是命令周皇后自尽；他用刀砍断公主的一条手臂，却没有砍死她，皇上怜悯她而停手。他骑马赶到城门，不能出城，便又回到宫中，在天寿山自缢。他认为自己以自身失去了天下，不愿穿着帝王衣冠去见祖宗，于是撕裂冠服、毁坏冕旒而死；还在衣襟上写下不得杀害百姓的告诫。听到的人无不悲痛欲绝；而这时贼军已经骑马进入城中。城池究竟因何被攻破，城中人也不知道。听说齐化门内有贼军埋伏，有人大声喊道：“城破了！”凡是拿兵器的人就被杀，百姓都被放过。守城军队于是丢下铠甲逃走。贼军又从齐化门一路奔向各门大喊，所到之处守军全都溃败，于是打开城门接纳城外军队。居民看见军队进城，都仓皇逃走。贼军安慰他们说：“大军不杀人，不必逃走。”李自成进入城中，走到大明门，自恃箭术高明，祝祷说：“如果我取得天下能够像安平那样安定，那么箭就射中瓦楞的中间。”箭射出去，插入了瓦楞之中；有人认为那是射到了空处，大概只是徒有虚名罢了。李自成进入宫中，抬出皇帝和皇后的灵柩，放置在大街上，却连棺材也无法备办。传闻破旧的棺材放在席棚下面，有僧人用麦饭作为供品，万民无不感伤悲恸。然而群臣没有一个前来拜哭；除了自杀殉难的二十多人以外，其余人都寥寥无几。李自成随即命令各官报名出来见面，群臣全都奔到庭中，站在那里等了一整天，却不许他们见面。后来把他们押到藁街，又把他们留在那里；再押到空屋中，由巡逻人员看守，备受停留和侮辱。群臣到了这一步，想求死也做不到了。那些无耻的人于是通过关说，打通李自成的当权者。再次传召他们见面时，便分别决定任用或不用。被任用的人命令从东华门出去，押到吏部接受职位；不被任用的人押出西华门，到各营追取金帛，把他们夹在庭中暴晒；所献金帛不足，就再次施加酷刑。不能早些设法自尽，以至于遭受这种羞辱，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不过，与那些求取任用、得意洋洋自鸣得意的奸臣相比，仍然有天壤之别。比如魏藻德、方岳贡，都先请求成为死者所选择的人[原文“死人所择（？）”疑有缺误]，再三请求一死，始终没有屈服的话；也有人藏身而得以免死，他们的志节也都值得称许。但先帝神明圣睿、忧劳勤政，最终以身殉社稷，这是千古少有的事；而诸臣中死难的人寥寥无几，实在大可痛恨。大体说来，野史所记载的投降贼军的臣子，很少有不是虚构的。南都刚刚平定时，关于六等罪案的处理，总是随着贿赂多少而出入；等到门户之间彼此仇恨时，便把人陷害进去。案件多次定案又多次改动，大概是害怕一旦定案就无法继续索取贿赂，所以故意制造出入反复、游移不定的案件。即使是死难最为壮烈的人，也一定要索取贿赂，才替他上疏题请；而被处死的各位大臣，有人获得优厚赠赐，有人遭到丑诋，完全只看有没有贿赂罢了。贼军开始向百官索取金帛，后来又扩大到大户人家，人人都骚动不安，不过是贼军劫掠的旧有作风。李自成每次登上御座就昏乱败坏，人人都知道他不可能成事。从燕地到齐地，到处设置伪官，贼军所到之处人们便纷纷顺从。伪官到了地方，也只把搜求士绅官员的金帛当作最急迫的事，百姓这才开始有了悔悟之意。淮河以南，伪官才不敢到达，因为淮抚路振飞和按察使王爕杀了伪官吕弼周等人。贼军还没有攻破都城时，传言吴三桂已经投降，满朝都惊恐不安。皇上召见他的父亲吴襄询问此事。吴襄说：“三桂忠孝，一定不会到这一步。”不久，吴三桂斩杀贼军使者并上报，皇上大为高兴。贼军攻破都城后，派一万多人向关外进发，吴三桂几乎把他们全部杀尽。李自成非常愤怒，率众前往；吴三桂假装败退，诱使他出关。恰好[原文“□□兵”缺字]军队到达，吴三桂前后都有强敌，不得已才与虏军联合；李自成大败，步兵没有一个存活，骑兵也溃败了。李自成急忙逃回，带着从宫中抢掠的珍宝以及金帛、子女向西奔驰。吴三桂率虏军追赶到真定才返回；贼军到达后，拿出重金重物到西虏那里交换。西虏又夺取贿赂，杀掉贼军人员，贼军于是再也振作不起来。虏军再次命令吴三桂向西征伐，贼军不交战便逃走，传闻残余贼军只剩一千多人。唉！虏军自称天之骄子，他们保存实力、进食中华，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贼军都是历朝养育的百姓，却毁灭了我朝宗社，使圣主遭难而死，皇后也随之殉死，东宫太子和二王都被他们擒获；他们的罪行即使用万把刀剑刺杀，也不足以偿还。都城被攻破还不到四十天，李自成每次想要僭越称帝、接受朝拜，选定在四月二十七日；但由于吴三桂进逼，只得仓皇逃走。自古以来大贼败亡，从来没有像这样迅速的。谁说天道没有知觉呢？二王到了陕西一带还没有遇难，我乡里有人亲眼见过他们，也许是神灵在护佑他们吧。东夷大略

译奴儿干本来就是女真的后裔，在昭代十分衰微，[原文“□几合亦少（？）”有缺字且文意不明]。他曾经侍奉李成梁，后来接受朝廷任命，成为属夷；因累积功劳升为龙虎将军，忍[原文“忍■〈言句〉”有乱码，字义不明]，很有智谋。起初侍奉李成梁十分恭敬，后来已经包藏异心。李成梁起初凭借奋力作战起家，后来日益显贵，直到被封为宁远伯；他的子弟都成为元戎，奴仆没有不穿金紫官服的。盛极而衰，李成梁后来骄傲懒惰，他的长子李如松颇为勇敢，最终战死。诸子李如樟、李如梅、李如柏，远远比不上父兄，只以结交朝廷权贵、穷奢极欲为事。于是兵备日益空虚，勇健的士兵极少。内台又只与李氏交好，以收受贿赂为乐，辽东的事态日益严重。己、午年间，[原文“□□发难于清河”有缺字]在清河起兵，李永芳献城投降，[原文“□□以女妻之”有缺字]把女儿嫁给他。上书说有七宗使人恼恨的事情，大体是说边臣侵害欺侮、缺乏信用之类的事。宦官承平日久，突然听到[原文“□变”有缺字]变故，满朝仓皇失措。当时巡抚利瓦伊翰贪婪而缺乏见识，被夺职离去。朝廷起用杨镐为经略，任命杜松、刘綎、马林、李如柏为大帅。杨镐本来就是庸人，而且已经年老，整治军队一年多，却没有作出任何筹划。朝廷舆论想让他迅速出战，辅臣方从哲、兵部侍郎赵兴邦都不懂边疆军事，竟发红旗催促出战。杨镐匆忙发兵，分成四路；兵力一分散就变弱，这已经是失算，而出兵日期又预先泄露，[原文“□□得豫为备”有缺字]得以预先防备，并说：“任凭你从几路来，我只从一路出兵。”侦察得知杜松最为勇猛，便先把军队派到浑河，在上游堆沙堵水，并在山下埋伏。杜松到达河边，催促军队赶快渡河；军队还没有全部渡完，伏兵便发动了。所有火药和锐利武器都还没有运过河，河水突然暴涨，许多士兵淹死。已经渡河的士兵又陷入伏兵之中。杜松登上山顶大声呼喊饮酒，饮酒完毕便出战，但不能支撑。我军内部拥塞，到后来连手也举不起来，全都被歼灭。马林的军队不久也失败了；只有刘綎深入敌境，营垒仍然坚固。[原文“□□假杜旗帜”有缺字]假借杜松的旗帜驰马报信，命令刘綎赶快来会战。刘綎打开营门，一名骑兵闯入，再也无法阻止。刘綎与部下养子刘招孙、乔一琦等奋力作战，不能支撑，能够逃脱的没有几人。只有李如柏没有遭遇[原文“□遇”有缺字或衍文]，率全军返回。当时朝廷议论喧腾，认为李如柏实际上与[原文“通□”有缺字]相通，杨镐庇护李如柏，却把刘綎、杜松置于险地。这种说法或许过于苛刻；但杨镐缺乏谋略、李如柏怯懦逃避，也都是他们的罪过。杨镐和李如柏后来被逮捕下狱，起用熊廷弼代替杨镐。熊廷弼从前任辽东巡方，竭力纠察李氏，而且以才干著称，所以从御史任上起用为经略。熊廷弼到任后，勇于任事，号令严明，亲自侦察，将士大多畏惧而服从他，辽东的局势几乎振作起来。然而他生性喜欢自我夸耀，常常怒骂别人，鄙视朝廷权贵。推究他的内心，也许是想通过骂人来希望别人互相攻击，好借机卸下责任离去。只是当时边疆人才没有能超过他的。朝廷权贵都庸庸碌碌，只凭台省的声势欺凌他人，再也不考虑国事。姚宗文以科臣身份前往关外巡视，与熊廷弼关系不合。赞化主事刘国缙，原来任职台省，因为攻击道学而出名，和熊廷弼、姚宗文属于同一类人。熊廷弼以孤立自持，姚宗文、刘国缙都因为旧日交情而对他抱有期待，彼此更加不合。刘国缙主张任用辽人，熊廷弼却认为辽人不可任用。这种说法双方也各有得失，只是都意气用事，彼此辱骂得太过分了。挑动他们返回朝廷、形成驱逐熊廷弼的局面，于是确定下来。省中的魏应嘉、台中的冯三元、张修德和姚建章竭力攻击熊廷弼，熊廷弼也后悔了。四人随即请求派魏应嘉、冯三元、张修德三人出外勘察辽东事务。皇上答应了，但台省又认为这不合体制，竭力争辩说不能这样做。熊廷弼于是得到“原告逃脱”的消息[原文“原告脱逃之讯”疑有文意问题]，改命省中的朱童蒙前往勘察。朱童蒙上疏称：熊廷弼没有大的过失，只是不应当悻悻然请求离职。内阁大臣刘一燝拟定诏旨为熊廷弼申辩，台省正要起身攻击刘一燝，辽东却已经陷落了。熊廷弼离任后，姚宗文等人竭力向朝廷推荐国用来代替他。当时，我正在邹平座师张华东家中馆居；座师张华东断言薛必定会败坏辽东事务，因为薛这个人好求名声而少有实际。我向辽人询问，大体上他们喜欢收集民情，担任经略后，便以处理词讼等琐碎事务、取悦人心为主要工作，大概是循良之选；但让这种人主持军事，难道不是错了吗？于是，朝廷急忙下诏起用熊廷弼。熊廷弼推辞，皇上下优诏以君臣大义勉励他，其中有很是哀切的话，而熊廷弼的怒气更加厉害。只是他再次出任时，巡抚王化贞治理广宁，与[原文“与□相逼”缺字]相互逼近，而熊廷弼则驻在关内。熊廷弼还没有到，王化贞已经自信一定能够剿灭[原文“剿□”缺字]，朝廷舆论都转向他。大概是主观臆断王化贞一定能成功，同时厌恶熊廷弼侮辱他人太过分。王化贞任职时，也正值壮年而缺乏智谋。辽人常常愚弄他说[原文“以□必可破”缺字]一定可以攻破，王化贞于是想渡河剿灭[原文“剿□”缺字]；熊廷弼却认为[原文“□未易敌”缺字]不容易对付，只能谨慎防守。熊廷弼先前自我夸耀说，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人可以抵挡[原文“珰□”有缺字]；王化贞立即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因此二人也不能相处。双方互相诋毁的奏章每天上报，朝廷舆论多偏袒王化贞，想削去熊廷弼的经略名号，却仍责令他与王化贞互相配合，不得把关外事务置之度外。我当时以计偕身份到部，偶然向所交往的一两位台中官员说，王化贞不值得依靠；如果要责令熊廷弼任事，就不应削去他的官衔。朝廷权贵都认为不是这样。这番议论还没有定下来，广宁就陷落了。王化贞几乎被部下绑起来送给[原文“□□”缺字]，狼狈逃出城去。熊廷弼当时在宁远，正因王化贞失败而庆幸，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又因为衙门在关内，便急忙骑马入关，却不知道蓟辽的责任也应当与王化贞共同承担。广宁虽然失守，宁远还可以守住；放弃它而逃走，难道能没有罪吗？王化贞不久被逮捕，熊廷弼被解除职务，等待勘问。大司马张鹤鸣也意气用事、自我夸耀，熊廷弼过去曾辱骂他，朝廷内没有人敢与他抗衡。张鹤鸣自认为曾经安抚贵州、平定叛乱，负有豪杰声望，和熊廷弼互相诋毁，丝毫不退让。到这时，他竭力排斥熊廷弼，说王化贞功过相等，熊廷弼只有罪过没有功劳；朝廷权贵中也有许多人憎恨熊廷弼。熊廷弼害怕回京后遭到倾陷，于是主动请求进京，与王化贞一起接受审判。到京后，两人一同入狱，最终和王化贞一起被拟判大辟。王化贞本来就是宦官一党，判死并不冤；但对熊廷弼来说，似乎判得太重。此时朝廷大臣中没有可以任用来处理辽东事务的人，台臣方震孺特意推荐词臣孙承宗。孙承宗出京巡视军队，任命王在晋为经略。不久，孙承宗上疏请求亲自负责辽东事务，因为王在晋等人都不值得依靠。[原文“□闻承宗”缺字]听说孙承宗以阁臣身份出任边疆事务后，颇为震动，一年多没有进犯边境。

译然而魏忠贤之乱兴起，孙承宗几乎不能容身；有人替他游说解围，他才获准请求归乡。朝廷任用王之臣为总督，袁崇焕以道臣身份治理宁远。不久，[原文“□□大举入寇”缺字]大举入侵。此前，[原文“□所攻必破”缺字]所攻之处必定攻破，没有不望风溃逃的。宁远是一座孤城，周围多处悬绝；忽然听到[原文“□警”缺字]警报，满朝震惊恐惧，认为必定守不住。袁崇焕泣血发誓守城，吃草来激励众人，说：“如果能够同心协力拼死守城，我即使做牛羊来报答大家，也是心甘情愿的。”众人被他的心意感动，便取来西洋大炮，架在城头，作为坚守的办法。[原文“□至数里而近”缺字]来到距离城池数里处，放眼望去无边无际，众人都害怕，认为[原文“谓□至城下”缺字]一到城下便无法抵挡。想要发炮轰击，却没有人熟悉使用方法。只有袁崇焕的一名厨役，曾经听说西洋人发射火铳而没有受到伤害，姑且试着点火发射；大炮一响，数里之外便看见[原文“□狂奔不止”缺字]疯狂奔逃不止，其中被击杀的有数百人。于是，[原文“□惧不敢以大队薄城”缺字]害怕，不敢率大队逼近城池；城中也从此认为火铳可以依靠，大小火炮间歇发射，杀死[原文“□无算”缺字]无数，[原文“□遂罢归”缺字]于是停止进攻返回。袁崇焕的军威大为振作，被提升为巡抚，大帅满桂也受到优厚的升擢。中原敢于讨论战守问题，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袁崇焕不久又与总督王之臣以及大帅满桂不合，朝廷议论偏袒地调动他们，最终仍不能协调。（他）又进犯锦州，到了宁远城外；都因没有得志而离去。□□不久死去（？），袁崇焕也不受魏忠贤的喜欢，被罢职归乡。烈皇帝登基后，将魏忠贤肢解示众，凡是魏忠贤任用的边臣，全都废黜不用。于是召袁崇焕以大司马身份经略辽东事务，皇帝虚心任用他。召见答对那天，慰劳格外优厚。袁崇焕锐气十足而又轻率，常常把天下大事说得很容易。皇帝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消灭（敌人）？袁崇焕轻率地回答说以五年为期。等到赐食完毕出宫，到了午门，群臣有人问他五年果真可以取得成效吗？袁崇焕说，皇上的期望十分急迫，所以才用五年这个期限来宽慰皇上的心。那时，有见识的人就已经惊讶他不可能成功了。再次入宫答对时，袁崇焕于是请求：吏部选用人才、兵部指挥军队、户部筹措粮饷、言官发表议论，都要相互配合边臣，才可以取得成功。皇帝当即命各部和台省按照袁崇焕所说的办理。袁崇焕没有办法推卸责任，一到宁远，便策划议和。原来，自从袁崇焕在宁远奏报获胜以后，就派番僧前往吊唁□□，借此商议和好。后来因被罢归乡，事情没有办成。再次出任时，他无法堵塞消灭□的命令，于是以平定□来为自己辩解（？）。他担心岛帅毛文龙泄露自己的计划，于是亲自进入海岛，诱杀毛文龙。毛文龙在魏忠贤破坏辽东事务以后，从海岛中招集辽人，牵制金州、复州、海州、盖州，时常袭击□，有所斩获，颇有功劳。但后来逐渐骄纵放肆，所上奏的事情多有浮夸，索取的军饷又太多，朝廷议论中有许多人怀疑并厌恶他。因为他掌握重兵，又居于海岛之中，没有人能轻易对付他。袁崇焕当初杀死毛文龙，皇帝也非常高兴，褒奖诏谕格外优厚，并不嫌他假传诏令。不久，□闯入遵化，督臣刘策、大司马王洽都不熟悉边疆事务，仓促之间无法应敌。□长驱直入，逼近都城，朝廷紧急召袁崇焕入京护卫，宣府、大同各镇的军队也先后到达。袁崇焕本来把消灭□作为自己的责任，没想到一旦放任□到达这里，只能拼死作战，或许才足以赎罪；于是与□相遇，却总是避开退走。等到入宫答对时，他先用危急的言辞来震慑侍臣，希望朝臣害怕而同意议和。幸亏皇帝英明，最终不敢把议和之事奏上去，只竭力请求率兵入城休整。皇帝没有答应，这时已经深深怀疑袁崇焕了。都城中的人又喧哗传言说袁崇焕引导□入侵，皇帝更加痛恨他。再次召袁崇焕入宫，便将他下入诏狱，同时提升满桂为武经略，祖大寿、黑云龙等人都任统帅。边军一向感念袁崇焕，满桂与祖大寿又互相猜疑，祖大寿便率兵返回宁远，远近都大为震惊。朝廷赶紧采用孙承宗的意见，对祖大寿擅自返回的罪行不予追究，仍然加以鼓励。祖大寿的母亲也以忠义责备他，使他没有叛离而去。满桂会合各镇军队，与□交战。满桂战死，黑云龙被擒，军队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幸而□也得意地返回，都城转危为安。于是，袁崇焕被肢解示众，王洽被处死；任用孙承宗镇守关门，梁廷栋任大司马，丘民仰巡抚宁远，刘可训巡抚蓟州，孙元化巡抚登莱，部署焕然一新。□所攻陷的各座城池，也都恢复了。然而，晋抚耿如杞率领入卫的军队，中途溃散作乱，贫民依附于他们，流寇之患于是兴起。孙承宗不久也被罢免离去，丘巡抚与祖大寿不和，梁司马、刘可训又因朝廷内部水火不容的事情相互牵连，都被罢职。此后任用的人，也都草率敷衍、塞责了事。□一次进犯宣府，一次进入山西，又从蓟州进入燕地。到了壬午年那次入侵，直接奔向青州、徐州，到达淮河才停止。所到之处屠杀劫掠一空，祸患极其惨重。我们的兵力，常常分兵去讨伐寇乱；寇乱紧急时就调边兵来征讨寇乱，□边患紧急时又停止剿寇，调剿寇的军队来抵御□。最终两种祸患越来越严重，国力耗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闯寇进入都城后，朝廷想停止关外军队的行动，入关抵御寇乱，议论了很久仍未决定，但寇兵已经攻破都城。烈皇帝以身殉国，天下人都悲痛愤恨。大将吴三桂向□借兵，与寇军交战，大获全胜，寇军立即放弃都城向西逃走。然而，□安然自得，以为这是从贼手中取得都城，并不是从我们手中夺得的。于是传檄三齐，迅速扫荡秦、晋；已经取得河北后，又攻取江南。一时间，争先恐后迎降的人认为，寇军是先帝的仇敌，□如果能替我们消灭贼寇，就不是我们的仇敌。唉！贼寇发动祸乱究竟是因为什么而起？天下百姓嗷嗷待哺，都是因为增加赋税的缘故。然而，赋税是在哪一年增加的？都说是因为□□发动祸乱。况且河北是被贼寇掠夺的，还可以说是从贼寇手中夺取；江南有什么罪过，为什么也要一下子据为己有呢？我们的谋划不善，将领不能选择，军队没有训练，朝廷大臣把边疆事务置于考虑之外，边臣把寻找借口推卸责任当作上策。到了南都的政治局面，贿赂更加公开，朝廷上下如狂如醉；高皇帝开创的基业、烈皇帝忧劳经营的国家，一朝之间变成丘墟，实在令人痛心！《续幸存录》云间夏完淳存古著 《南都大略》《南都杂志》《南都大略》

译北都发生变故时，按伦序和世次，本来应当拥立福王，其次则是惠王、瑞王、桂王。潞王与这四王相比关系较远，福王一向有异议，三王又都在远方。于是，便有了拥立潞王的说法。凤阳总督马士英拥有关中的强兵，挟持四镇来恐吓南部各位大臣。各位大臣害怕，不敢违抗。南枢史可法实际上主持拥立之事，私下询问马士英。马士英派自己的亲信口头传话说：拥立君主应当以贤能为标准，不能拘泥于伦序。史可法相信了他，回信极力列举弘光帝在藩邸时的种种不法之事，意在拥立潞王。马士英得到信后，竟然奉迎弘光帝到了龙江关，朝廷大臣惊愕失措。史可法这才知道被马士英欺骗，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得勉强出迎，高呼万岁，确定拥立之策。然而史可法的信已经落入马士英手中，跟随弘光帝入京的各位宦官都看到了它。这就是两位辅臣分成左右两派的开端。不过，史可法写给马士英的内容，也不过是南都各部院的公文以及十三位大臣拥戴的议论，史可法只是列名其中而已，领头的是掌礼部的姜曰广。五月三日，弘光帝登上监国之位，朝廷大臣仍然纷纷议论，意见不一。推举弘光帝的人不过李沾等三四人，后来都因破格而显贵。十六日登基，任用史可法、姜曰广以及南储高弘图为阁臣，是因为他们符合众望。又任用马士英和南礼部尚书王铎：马士英是因为有拥立定策之功，王铎则是因为过去在藩邸时有旧恩。虽然五位宰相都得到任用，但他们的地位和遭遇本来就有区别。然而，史可法实际掌握中枢，高弘图、姜曰广身居中枢要职，拟任张慎言为冢宰、刘宗周为总宪，九列大臣各得其职。马士英豪迈放纵而有将帅才能，四镇都是他的心腹；督师淮河以东，使用这些人的手臂十分便利，也不能说用错了人。不久，马士英拥兵入朝，便借助宦官的援助，请求留在朝廷辅政。于是有了内外均劳的议论，史可法出任督师，马士英兼任宰辅和枢密之职。马士英入朝时，他的内心也想做君子；但史可法一离开，天下人都斥责马士英是奸雄，吕大器等人便群起攻击他。等到马士英推荐阮大铖，满朝都唾骂他了。阮大铖曾经逢迎魏忠贤，但仍然没有确凿事实；凭借他落拓不羁的才华，长期困顿于田野之间，也不能说他没有屈节。况且他想得到的，不过是远方的一名巡抚而已。朝廷大臣认为，阮大铖一旦出仕，逆党就会全部翻案；逆党一旦翻案，皇帝还会逐渐追问三朝旧事，那么各位君子将把自己置于何地呢？于是，一人呼喊，百人应和，众议沸腾。马士英见满朝都是异议，便更加结交内宦和外镇作为援助。马士英本来有力量钳制内外，一旦借助这股力量，便横行而无人能够禁止。马士英自以为得计，其实也是失策。阮大铖所求没有得到，他的狠毒便更加张扬。所以，辅佐枢政的任命一下来，阮大铖便被斥逐，空守家门；他的恶意终于不可遏制，这未必不是朝廷大臣激怒他的结果。史可法出京督师，实际上同四镇形成了表面上的交情，兴平伯高杰于是把史可法困在军中，使他不能施展自己的举动。当初四镇分封藩地，史可法原本把庐州划归靖南侯黄得功，淮安划归东平侯刘泽清，凤阳划归广昌伯刘良佐，兴平伯高杰则统辖徐州，留下扬州作为宰相周旋往来的地方。徐州苦寒，扬州富丽天下第一，高杰便挟持史可法，要求得到扬州。史可法委婉周旋，最终把扬州给了他。高杰于是解除对史可法的困厄，从此共同筹划王室事务。史可法开诚布公，表明忠诚，高杰恭敬接受命令，反而结成了握手之交。高杰原来跋扈异常，后来却一变而为忠勇之人，也算是一员良将。四镇的调停安排就绪，正准备商议北伐时，刘宗周的奏疏写成了。刘宗周认为刘泽清等人可以处斩。刘泽清固然可以处斩，但处在南都的形势下，发出这种危险的言论，不足以壮大国威，反而会加速祸患。于是，四镇联合上疏弹劾刘宗周，要求罢免他，姜曰广接替了他。姜曰广被罢免时，竟然在殿陛之间与马士英互相辱骂，几乎要挥拳相向，这还算有法纪吗？再加上黄得功与高杰两镇水火不容，几乎造成类似李克用、朱全忠那样的祸乱。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内部彼此不和，外镇之间也不和，朋党之势形成，门户之争大起，敌寇事务被置之不闻。魏忠贤余党和虏寇最初入侵时，我们的一支军队北伐，山东、河南的人心响应；只要供应岁币，虏寇就可以退去。马士英漠然不问，只同阮大铖等人谋划贿赂、树立彼此的势力罢了。等到虏寇已经有南下的意图，才派陈弘范、左懋第北上出使。陈弘范与虏寇合谋，连夜逃回，最终造成了秦桧式的奸计；左懋第最终不屈而死，对国事又有什么益处呢？马士英虽然有任用小人的意图，却没有杀害君子的心思。阮大铖一被任用，小人便接连结党进用。张慎言离开朝廷，徐石麒代任冢宰。徐石麒耿介正直、不阿附，公正无私，触怒了群小，便辞官归乡。于是因魏国公徐弘基的请求，任用了张捷。张捷虽然偏执，也耿介清廉。又因钱谦益的请求，任用杨维垣为副都御史。钱谦益一向被称为儒林中的声望人物，到这时却上了一篇替人开脱罪过的奏疏，名节扫地。钱谦益不过是想得到宰辅之位，才做出这种丧失良心的事情。马士英借助钱谦益来任用群奸，因此更加怀疑钱谦益；钱谦益反而断绝了得到宰辅之位的希望。秋冬之间，朝廷政局发生变化，天地黑黄，颠倒错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而对虏寇是议和还是交战，只交给史可法一人处理。史可法命令四镇渡过黄河，亲自督促他们行动，逼迫他们在除夕前不得返回（？）。内廷之上把国家形势视为累卵，却又以薪柴安置在下面，完全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边疆事务。李沾以七品小臣的身份，越级升任总宪。任用了刘应宾、于文选、张孙振、于掌道等人，大小名流相继请求罢职。即使宦官中还有存有人心的，如韩赞周四十次上疏请求退休，卢九德在殿前痛哭，也只是屈、田、张三名秉笔太监以及外廷大臣不把国事放在心上，日夜享乐。皇帝在宫中端坐，后宫子女多达千人。入春改年号后，虏寇便向南逼近河南；高杰上表请求北行，约定日期向西渡河。魏忠贤余党当时看见史可法巡视陵寝、高杰渡河的两篇奏疏，野外百姓都为之痛心；但魏忠贤余党处理政务，只以优厚的诏旨答复而已。他们自以为长江是天然屏障，敌军无法飞渡，便竭尽心力追随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的遗风。起初，议论和谈并派遣使者。马士英说：要和就和罢了。

译后来和议没有成功，马士英说：不和就不和罢了。是战还是守，我没有看见朝廷之上有人提出这两项策略。二月中旬，妖僧大悲案件发生。阮大铖等人借此为名，想把各位君子全部杀掉。大悲自称是先帝，送交司法机关后，又说自己是潞王的弟弟；群奸竟然用严刑逼供，牵合成拥立潞王的一桩案件。于是有了“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的说法。马士英义愤之色显露在脸上，奋力阻止，于是只把大悲口供中提到的钱谦益和申绍芳两人上报皇帝。两人上疏辩解，也很快获释。二月最后一天，二人在通衢上被斩首。三月初一，王之明、童氏两案同时发生。一人自称故皇太子，一人自称上□妃。他们究竟是真是假，民间小臣不敢仰测皇家的事情。总之，朝廷处置无方，难免留下斧声烛影的千古疑案；于是导致靖南侯有揭帖、广昌伯有奏疏，定南侯左良玉便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向宫阙进发，势如建瓴而下。马士英大为恐惧，于是发布檄文，命黄得功、刘良佐抵抗上游军队。然而高杰已经被许定国杀害了。河上的军队全部退到瓜洲、扬州。许定国引导虏军直下，史可法死守扬州，守不住而死。左良玉又攻下安庆，将阮大铖一党全部杀死。阮大铖等人于是说，与其让左良玉到来，不如让虏寇到来；我们还不如借虏寇来杀左良玉，路上杀死王之明，以断绝他的希望。虏寇来势日益紧急，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行。高杰的溃兵率先渡过长江，靖虏伯郑鸿逵伏击并杀死了他们。而且还发布告捷的露布，皇帝下诏褒奖。溃兵于是转而投降虏寇，引导他们南下，郑鸿逵接连上报虚假的捷报。五月八日，虏寇于是渡过长江，攻破镇江。最初，初九日夜里，皇帝便与屈、张两名内臣单骑逃往靖南侯军营。天亮时，马士英入朝，车驾已经先行出城了；于是他带着五千黔兵，护送皇太后前往杭州。刘良佐因两朝伦常名分不明，便叛变投降虏寇。黄得功奋力作战，不肯屈服，拔刀自刎而死；他的将士于是捆绑皇帝出城投降。南都因皇帝出逃，便在狱中拥立王之明为主。十三日，虏军豫王到达，诸位大臣开门迎接并议和。潞王在杭州监国，又派陈弘范请求割让江南四郡以求和。陈弘范暗中与虏军迅速奔向武林，潞王手足无措，被虏军捆绑，与皇帝及王之明一同用槛车押往北方。而马士英从广德带着郑东方、方国安的两万军队，奉鲁王监国。于是发生了江东的事情。郑鸿逵自从虏寇渡过长江后，便从海道奔回，奉唐王登上皇帝位，改年号为隆武，废除弘光年号。于是发生了闽中的事情。日月同时悬挂，钱塘有天然险阻；唐王和鲁王都是孝陵之后。《南都杂志》弘光帝进入南部时，有两颗黄色星辰夹着太阳运行，那就是太白星和辰星。新君开始使用年号时，太白星在白天出现，这究竟算什么吉祥征兆呢？所谓神木，是高皇帝建造宫殿后剩下的木材，堆积在南京工部的库房里，已经快腐朽了。一时之间却被称为嘉瑞，于是兴起了土木工程。等到三座大殿落成，国运也随之终结。魏忠贤余党当时面对天崩地裂般的变故，不思考因祥瑞而反省自己，只是引用吉祥征兆来愚弄百姓；不学无术，竟到了这种地步！我没有听说光武帝建立年号时，先说黄河水清、嘉禾出现的。史道陵清廉操守有余，但才干和应变能力不足。马瑶草操守已经声名狼藉，却仍未脱去豪迈放纵的气质。用兵谋略并不是史道陵的长处，马瑶草也没有宰辅的才干。内史和外马，各自发挥了自己的长处。这正是《易经》所说的泰卦，外卦为小人、内卦为君子。如今两人彼此乖离，流于否卦是理所当然的。史道陵受到马瑶草排挤，渡江时只剩三千骑兵，首先与高英吾相遇。扬州是高英吾想要得到的地方，扬州人害怕他焚烧劫掠，便据城防守，不让他进入。高英吾率全军包围扬州，城池将要陷落时，听说史公将要到来，便急忙收兵退后十多里，扬州人盼望史公，如同盼望父母。不料史公一见面就被高英吾轻视，史公身边的人都被分别隶属兴平伯高杰部下，史公只能孤身寄身军中，还命令扬州人赶快接纳高杰的军队。史公的声望从此大为降低。高英吾于是终于逼近城下，史公也被困在福缘庵；所有章奏、书信和询问，都必须先呈给高英吾，然后才能发出。他的一举一动，都不能自行作主。后来他换上平民服装，假扮道士才得以逃脱，依靠黄虎山的帮助，才逐渐能够自立。高英吾被慑服，史公开诚布公，哭诉王室事务，反而结成了至交。甲申年冬天，史公率四镇列兵守在黄河以外，一直到除夕都无暇回顾，辛勤为王室效力，鞠躬尽瘁直到死去，很有武乡侯诸葛亮的遗风。姜翰和马瑶草在朝堂上大声争吵。姜翰辞去朝职后，皇帝登殿，群臣陪列。姜翰说：“微臣触犯了权奸，自以为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惜，蒙圣恩宽宥，尚且允许我归隐田园；但臣离去以后，皇上仍应把珰党放在国家大事之下。”皇帝说：“先生说得很对。”马瑶草愤怒起来，骂姜翰说：“我是权奸，你却已经老了还要作乱。”于是叩头说：“臣是在满朝不同意见中拥戴皇上的，愿以残余的犬马之年，回贵阳养老，请求让出贤者应走的道路。皇上若留臣，臣也不过是多死一次罢了。”姜翰厉声说：“拥戴皇帝，难道是人臣可以居功的地方吗？”马瑶草说：“当初广定策时，心中想的是潞藩。”皇帝说：“潞王是我的叔父，贤明而且可以继立。两位先生不要伤害国家体面，内廷的争论，不可以对外人说。”姜翰出去，马瑶草跟随他，二人又在朝堂上互相辱骂。一时人们称这是两位宰相在朝堂上争吵，实在令人惊怪。这件事是陈抚军轶符听说的；陈轶符是姜翰的门生，也是马瑶草的世交子弟。离开本国的几位老臣中，高硁斋老成练达，张藐姑宽宏大度、操守清正，徐虞求宽厚廉能，刘念台忠诚正直、不肯阿附。这四位大臣都是五朝元老，辅佐中兴，差不多可以无愧于宗臣之称。投降虏廷的几位老臣中，王铎奸诈谄媚，害了太子；钱谦益淫乱昏庸，献出妾室；李沾摇尾乞求活命；蔡奕琛欢呼着饮酪。这四位大臣都是亡国之材，得到他们必然失败。提拔的是这样的人，罢退的却是那样的人，怎么会不失败呢？从张静涵出任大司农开始，才有通过中旨任用人的做法。当时珰党在台省中竭力争辩，都说所争的是这件事，而不是这个人。等到任用阮、张二人时，却完全没有人发言。正道消退还是增长，由此可以看出一斑。

译阮圆海在乡野闲居十七年，只想求得一个官职。他在门上题写道：“没有儿子一身轻松，有了官职万事满足。”珰党任用他，有时让他担任贵抚，有时让他担任豫抚，他的愿望也就完全满足了。阮圆海本来有做小人的才干，而且他阿附珰党也没有明确的实据；但议论过于苛刻，酿成了奇祸，不能说不是君子的过错。说阮圆海阿附珰党，原本是冤案。他在〔十〕七年田野生活中，念念不忘以“七年合算”上疏，说扬、左二人与王安相通，呈秀与忠贤相通，同样都是与内廷勾连，于是触犯了君子的忌讳。如果把他指作阿附珰党的人，怎么能免于他的反击呢？瑶草上疏推荐阮圆海，认为朝廷群臣没有人能超过他。为了阮圆海，他承担怨恨和罪责，几乎无所不用其极。阮圆海得志以后，便想夺取瑶草的枢密职位，瑶草仓促间把他安置在协理的位置上。马瑶草是小人中的君子，阮圆海是小人中的小人。至于其他人如蔡奕琛、陈盟，更不如阮圆海那样有爽朗气概、可以和他谈论大义了。顾瑞屏担任宗伯时，他所表扬的几件事，都有益于国家体制。例如尊崇惠、代二庙，表彰靖难、北变中的各位忠臣，追赠傅、冯、二王谥号，都很有条理。只是这些事并不是大变乱以后最应该急着办理的。景皇帝的庙号称为“代”，是因为他类似唐代宗，而且“代”也是天子的意思。唐朝避讳“世”字，所以把“世”改作“代”。本朝已经有世宗，又有代宗，这是不对的。称为襄宗或桓宗，并不算过分褒美，在典制上也相合。惠宗作为让帝，已经没有遗留的争议了。烈皇帝的谥号起初拟为“思宗”，因为他的德行值得思念，他的功劳值得思念，他为社稷而死也值得思念。只是周代思王以后绝没有使用这个谥号的，而周思王又不是贤明的君主，所以后来改为“毅宗”。“毅”是武宗的美称，不应再次使用。珰党事件因烈皇帝中途而止，所以把他比拟为武宗。但二人的圣德相差悬殊，终究不妥。恭皇帝的谥号改为“孝”，有什么孝可说呢？杨斗枢首先弹劾崔呈秀。他的奏疏说：“厂臣公正，而呈秀私心；厂臣廉洁，而呈秀贪婪；厂臣有声名，而呈秀污秽。”这虽然像是在阿附珰党，却开启了弹劾珰党的机会。杨斗枢长期不能伸张志向。等到担任副院时，上疏请求恢复《三朝要典》，反而亲自陷入了其中的罪恶。后来他上吊殉节，这是小的失误，却取得了大的成就。盖棺论定，贬斥远远抵不过褒扬。然而张、杨二人仍有区别：张仅仅是心胸狭窄而刻薄，杨则是奸猾之中的极端。祁世培担任巡抚时，有八万军储余粮，其中二〔万〕充作史道陵的军储，剩下六万还在镇江府库中。杨龙友在京口监军，想要侵漏这笔赋税却找不到借口，于是提出修筑金山城的说法。金山即使有百丈高、七尺厚，对江防又有什么益处呢？前人节省下来的，后人挥霍掉了；祁公的苦心，一旦填进江中成为鱼食，实在令人咬牙切齿！阮圆海在江上举行誓师仪式，穿着白色蟒袍，围着碧玉带，见到的人都斥责这是戏班子的装束。钱谦益家中被纳为妻子的歌妓柳隐，头戴插有雉羽的帽子，穿着戎装骑马进入国门，像明妃出塞的样子。大军出动、大典举行，全都成了娼妓和优伶排演的场所。想要国家不灭亡，怎么可能呢！瑶草当权时，国内贿赂日益盛行，名目多达千种百类；收受的人既多，送礼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他门下的僧人利根，常常替他比较馈赠物品的高下。总宪李沾进献一条带子，担心瑶草不看重它，便嘱咐利根说这是至宝。瑶草于是把它进献给皇上，又嘱咐宦官称赞它非同寻常，皇上每次上朝都穿戴它。京师有谚语说：“都督多得像狗，职方官满街行走；相公只爱钱，皇帝只喝酒。”又有人在瑶草门上题写：“两朝丞相，这个是马，那个是牛，同样都走畜生的道路；二党元魁，从刘党出来又进入阮党，难道是仙人一宗吗？”又有人在兵部衙门题写：“闯贼没有门，也能单骑纵横天下；元凶有耳朵，仍能直入中原。”朝廷的事情从民间征验，太史陈述民间风气，时局也就可以知道了。南都的政治是：疆域越小，官职越大；郡县越少，官员越多；财赋越贫乏，官员越富裕。这就叫“三反”。施行三反的政治，又怎么会不灭亡呢！妖僧大悲并不是真正的大悲，而是吴地僧人大悲的行童，跟随大悲往来于钱谦益、申绍芳家中。所以妖僧被审问对质时，只知道有青门、牧斋而已。那天夜里他敲洪武门，自称是烈皇帝，暗中有人把他擒住，交给戎政张玉笥。张玉笥认为，这类狂妄男子只要让珰党迅速处死就行；如果一经彻底追究，国家体面不免稍有损伤。这是大臣忧国至极的好意，但都城百姓纷纷传说，竟说张玉笥将要杖杀烈皇帝。张玉笥于是把他交给三法司审理，后来他又变称自己是潞王府的弟弟，自称受封为郡公。本朝哪里会有郡公呢？这种怪物般的奴仆，难道不是亡国的征兆吗！关于东宫的事情，黄虎山、左昆玉和刘良佐各自都有争辩的奏疏，只有虎山的一篇揭帖最为明白切要，其中说：“如果不杀，东宫就是假的；杀了，东宫就是真的。”皇上即使是出于大公至正之心，也恐怕臣下是在迎合君主的恶意。臣承受先帝知遇之恩，不敢不说。满朝都感到惊惧。刘良佐关于两朝伦常典礼的一篇奏疏，答复诏旨时说：“朕与夫妻、伯侄之间，难道没有天性吗？”九五之尊的真龙天子，言辞卑下而谦逊，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是谁造成的呢？刘泽清小时候曾经学习举子业。考试时，他一拳打死一个差役，便跳了出来；后来应兵部选拔将材，名列天下第一。他对客人常说：“我二十一岁弃笔从戎，三十一岁登坛统兵，四十一岁裂土封侯，竟不知道这二十年中做了些什么，只不过以富贵自夸为小丈夫罢了。”小丈夫高英吾的幕府中有许多人才。高英吾跋扈飞扬的气势，一变而成为忠烈，确实是千古少见的奇男子。他渡河的两篇奏疏，读来令人痛哭，和诸葛亮出师的前后两表有什么不同呢！高英吾死前、虎山死后，两位贤者虽然生前彼此困厄，但珰党在地下也可以释然了。赐予茅土之赏，这才不会惭愧。刘泽清、刘良佐二人的死亡，哪里足以赎罪呢！东宫从三月初一进入都城，三天后元妃到来，又过了两天，詹有道便冒充恭皇帝。詹有道只是南都的一个皮匠罢了。他听见空中有声音说：“你可以到宫中去寻找儿子。”忽然像是被某种东西附体，于是径直敲东华门，散布妄言，当即被杖毙。又有刘祥，说有神附在他身上，自称玄天大帝。国家将要灭亡时，必然会有妖孽出现。难道正是这样吗！难道正是这样吗！广陵非常繁华富庶，冠绝海内；高、黄二人的争端，就是由此而起。高英吾死后，各镇将领还想替兴平伯报仇，黄虎山却竟然分兵包围扬州。各镇将领的妻子儿女都在城中，于是倒戈向南，虏兵便乘势南下。黄虎山已经死了，我不愿说他不是误国。

译“从逆”一案，最终始终与南迁相联系。大体说来，坚守节操固然是臣子的义理，但君子不以死来要求别人。从逆者分为六等定罪，最为不合情理。投降贼寇后又投降虏廷，并且在本朝继续逞凶作祸的，杀无赦。投降贼寇，贼寇失败后跟随他们向西逃走，反过脸来侍奉仇敌，为贼寇侵犯和守卫本朝的，杀无赦。虽然接受了贼寇的任命，但在贼寇、虏兵交替之际乘机向南逃走的，罪行还可以宽免。贼寇尚未失败就先行归附的，情节最轻。如今在虏廷、贼寇那里的人，国法既不能施行，只拘捕归来的人追究罪责，借机索取贿赂，手段百出。从逆案件经过七次审理、五次会审，宽严不一的旨意交替发出。逆党资财告罄，欲望却还没有满足，于是杀了光时亨、周锺，借他们来制造口实。周锺在天下享有很高声望，既然接受了伪命，所有罪恶都归到他身上。光时亨也是著名的谏官，曾竭力阻止南迁；烈皇帝遭难时，他却侍奉仇敌贼寇。按理说应在市朝处死，这本来就是珰党要做的事。但在罪大恶极的人中，唯独拘捕这两人杀掉；既然这是东林、复社的缘故，二人不也会觉得刀下留情很奇怪吗？而且二人的死也不是珰党原本的意图，只是借二人来杀雷、周罢了。雷介公、周仲驭以三朝旧事为依据，竭力阻止定策。叛国投降贼寇与拥立方面的异议，哪一种罪重，哪一种罪轻？如果说告发者的罪重、被杀者的罪轻，就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杀光时亨、周锺，是为了实行他们自己的意图，堵住别人的嘴。至于那些漏网的奸人，投身各镇以后，竟然又冒充朝廷官员，人数多得数不清。朝廷的刑法，竟成了执政者用来装私囊的仓库，可悲啊！瑶草虽然被称为大贪官，实际上还不到周宜兴贪婪程度的十分之八。一旦误国，所有罪恶都会归到他身上。总而言之，太子、元妃两案，罪行大到不容以死亡了结。瑶草替元妃上揭帖，说童氏即使拥有金哥、玉哥，一个妇人不值得珍惜，然而皇嗣才最为重要。唉！弘光帝的皇嗣固然应当重视，烈皇帝的皇嗣难道不是更加重要吗？况且如果童氏是真的，妇人也不是臣子所敢称道的；如果她是假的，又哪里有什么皇嗣呢？高兴平的溃卒渡江时，郑羽公让箭和石头一齐发射，歼灭了万人，发布告示说取得大捷；京口人像祭祀神灵一样祭祀羽公，为他建祠立碑，能做的无不做尽。溃卒进退无路，于是叛变并投降虏廷。羽公年轻时就非同寻常而显贵，意气扬扬，自负声名将传遍天下。从二十五日到五月七日，没有一天不是捷报。辕门的鼓角声和凯歌震动天空，京口百姓争相用牛和酒慰劳军队。羽公在江上开设藩镇，初七日在军中举行盛大宴会，欢舞交杂而起，江声〔渀发〕；虏兵乘隙偷偷进入金山寺。初八日夜里，大雾四处弥漫，虏兵于是截断水流渡江，只有一、二百人。假如羽公用全部力量制止他们，珰党一辆车也别想返回。军心一旦溃散，靖虏这一军最终就像方士的船驶入苍茫大海，再也没有回来。结果只是使江南百姓遭受涂炭，使人们被夷族统治、改穿左衽服装。是天意吗！是天意吗！即使闽中还有桑榆之收，这种误国也绝不是轻微的。马瑶草本来有意做君子，实际上是朝廷大臣激得他走上险路。珰党在“出刘入阮”的时候，他作诗说：“苏蕙的才名千古绝无，阳台上的欢舞世间全无；假如同房之人不彼此嫉妒，也应当快快杀掉窦连波。”大概是用若兰比喻刘，用阳台比喻阮，这还看得出宰相应有的体统。东平的母亲贾氏，在东平进封侯爵时，正赶上她八十岁初次庆寿举杯，那一时盛况达到极点。等到东平投降并被杀时，贾氏便流离在道路旁，连早晚的饭食都没有。靖国的母亲徐氏死在庐州，送葬时也极尽一时的盛况。等到靖国为守节而死，她最终也葬在徐氏旁边。千百年后的凭吊中，活着有什么值得荣耀，死去又有什么值得悲伤！从这两位夫人身上就可以看见。凭读书人的身份谈论朝廷政事，其中有三四成是错误的。所以我删去其中的错误而保留事实，并不是全部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