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庄岳委谈》，明代胡应麟撰。《庄岳委谈》上卷。（《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五） 《大荒西经》说：西海的南面、流沙的边际，赤水的后面、黑水的前面，有一座大山，名叫昆仑山。有一个人，头戴胜，长着虎齿和豹尾，居住在洞穴中，名叫西王母。《西山经》说：西边的玉山，是西王母居住的地方。她的形状像人，长着豹尾和虎齿，善于长啸，头发蓬乱，头戴胜；她属于掌管天命的一类，主管疫病和五种残害。以上《山海经》所说的西王母，与《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很不相同。大概是因为这两部书中都有关于王母的记载，后来的人便编造她的形状来附会这些记载。我在这两部书中另有辨析，已经说得很详细了。《集仙传》却说：虎齿、豹尾是王母的使者，并非她真实的形貌。这又是因袭《山海经》而产生的讹误。《山海经》说：三危山有青鸟居住，方圆广大达百里，青鸟主管替王母取食。又说：拒巫山，一名龟山，它的南面有三只青鸟，替王母取食。还说：三足鸟主管供王母差遣。可见豹尾虎齿本来就是王母的真实形貌，三只青鸟本来就是王母的使者。《集仙传》既然把王母说成女仙，又无法解释豹尾虎齿的说法，所以便以三只青鸟的故事来替代，都是梦中说梦罢了。《集仙传》说：王母生于神州，姓侯氏；而《酉阳杂俎》却说王母姓杨，名回，字婉妗。王母是西华之气化成的，侯、杨都是后世的姓氏，本来没有什么值得争辩的地方；姑且记下这一点，作为一笑罢了。从来没有听说过把观音大士称为妇人。近来王长公取《楞严》《普门》三章合刻为《大士本纪》，并撰文辩驳元代僧人的妄说，归根到底只是说给不学无术的人听的，原本不值得辩论。我母亲宋宜人一向多病，中年时虔诚专心地奉事大士，每当困顿危急时，往往梦见大士化身，病便痊愈。又有我乡里叶氏的妇人患病，几天都不省人事，也梦见大士救她，随即痊愈。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其他显灵变化的奇异之事，我也常常听四方的人说起。我曾想借助王长公的《大士本纪》，汇集各经中散见的有关大士的言行，以及六朝以来各种杂记、小说中大士显著的应化事迹，合编成一部书，大概是为了完成我母亲的遗愿。（如今大士像画成善财童子，身旁也没有依据。《华严经》记载善财历访各位善知识，这些都不是观音的变相；虽然观音也在其中，但教化善财的是文殊。） 如今塑造、绘画观音像，没有不作妇人形象的。大概菩萨的形貌端庄美丽，文殊、普贤也都是这样，并不只是观世音如此。至于给观音戴妇人的冠饰、穿妇人的服装，则以前从未听说过。考察《宣和画谱》，唐宋名家所绘观音像极多，都没有说是妇人服饰。李廌、董逌在画跋中记载的各种观音像也是如此。那么，观音作妇人形象，应当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大概因为有大士化身的说法，而闺阁中的女子又多有崇奉，辗转流传，终于使称谓都发生了讹误。至于塑像，不能长久保存，前代的情形也就无从考订了。然而《太平广记》记载，有一个官员的妻子被神灵摄去，于是塑造观音像；她不久梦见一位僧人救她，便苏醒过来。由此可见，唐代以前的观音塑像本来确实不作妇人形象。杨用修《词品》记载：寿涯禅师吟咏鱼篮观音说：“深深祈愿广大的慈悲，没有一丝缝隙，乘着时机走入众生界。窈窕丰美的姿态，谁也比不上；提着鱼篮卖鱼，实在可笑。马郎前来收纳她，却遭到失败；清冷的露水沾湿了金襕袈裟，茜红色的裙子也不把珠玉璎珞遮盖，特意掀起来让人看见。奇怪的是竟牵动人的爱意，还要偿还许多菩萨所欠的因缘债。”由此看来，宋元时期的观音像也有作妇人形象的，但那是变相，未必像近来把观音称作妇人那样可笑。如今世上的女子多崇奉鱼篮观音，大概前代早已有这种塑像了。宋人的小说又记载，南渡时甄龙友题写观世音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这样看来，宋代所塑的大士像也许已经讹作妇人，而把观世音称为妇人，也应当起于宋代。元代的僧人浅陋无知，竟把她说成妙庄王的女儿，实在可以一笑。如今的观世音像大多作妇人形象，所以民间所说的显灵、梦兆，再也没有男子形象，世俗便真的把观世音当成妇人。不知道梦由心生，征兆由眼见；心中所想、眼中所注视的都是妇人形象，那么恍惚间显现出来的，自然也会是女身。我考察《法苑珠林》《宣验》《冥祥》等书的记载，观世音显灵之事，从六朝以来很多，其形象有时是菩萨，有时是沙门，有时是道士，却绝没有一次作妇人形象的。假如当时人崇奉观世音，就像如今崇奉妇人像一样，那么显灵之事既然如此繁多，怎么会没有一次显现妇人形象呢？唐代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误说无疑是从宋代兴起的。（因而分类记下数条事例，用来消除世俗的疑惑。） 晋义熙十一年，太原人郭宣、蜀郡人文处茂，先前都与梁州刺史杨收敬交好。杨收敬获罪下狱，郭宣和文处茂也一同被戴上刑具，便思念观世音。十天以后，夜里梦见一位菩萨安慰他们，告诉他们性命没有忧患。不久，锁械自行脱落。又有宋代张兴的妻子被关进狱中，日夜祈祷诵念《观音经》大约十天，夜里梦见一位沙门用脚踩她，说：“哎呀，快起来！”她立即惊醒站起，钳锁和刑具全都解开了；但狱门关闭，守卫严密，无法出去，于是她又自行戴上刑具。后来又梦见那位沙门说：“锁已经打开了。”她便迅速逃出。又有王球在狱中，至诚地念诵观音名号，夜里梦见自己登上高座，看见一位沙门给他一卷经，题名为《光明》。又看见一个车轮，沙门说：“这是五道门。”醒来后，锁械全都断开脱落。又有苻秦时的毕览，是东平人，年轻时信奉佛法，跟随慕容垂北征，陷入敌境，骑一匹马逃跑，敌骑追赶将要追上时，毕览至诚诵念观世音，便得以脱身。他进入山中后迷路失去方向，又专心持念观世音名号，半夜看见一位道人，穿着法衣、手持锡杖，为他指示道路，他平安到达家中。又晋兴宁年间，沙门法义患病，只是一心归诚于观世音。这样过了几天，白天睡觉时梦见一位道人来探望他的病，便替他治疗，剖开他的肠胃，洗涤完毕后又放回原处。梦醒后，各种病痛顿时完全消失。经书说：“有时显现沙门、梵志的形象。”想来法义公梦见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又有东魏的孙敬德梦见一位沙门，沙门让他诵念《观音经》，临刑时刀断成三截。这样的事很多，始终没有一个人梦见妇人，由此便可以推知当时观音像的形象了。

译冯夷成为河伯的说法，流传已经很久。喜好奇异的人夸张造作、迷惑视听，记载实在很多。即使有人特别树立这种说法并深信不疑，君子也只是斥责它荒诞，却从未不把河伯当作水神。只有我从《竹书纪年》中得到了真实的说法。《纪年》记载，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交战。洛和河，是国名；伯，是爵位；用和冯夷，是人名。假如把河伯说成河神，那么洛伯难道就是洛神吗？洛伯既然能够同河伯交战，为什么把河伯说成神呢？相隔那么久的后世，为什么唯独冯夷的名声盛传呢？看《泄》十六年，殷侯率领河伯的军队攻打易国，那么河伯是诸侯，冯夷并非神鬼，这已经非常清楚了。《穆天子传》记载，河宗柏夭为穆王驾御副车，引导穆王到达西土后才返回；那么当时的柏夭也是造父、奔戎一类的随从，护卫、跟随穆王的人。假如真像后世所说的鱼身人首，他怎么可能在天子身边周旋呢？《九歌》是屈原寄托寓意的作品，鱼水之说是庄子虚幻的言论，本来从未说确实有其事，而且完全没有提到冯夷这个名字。可是茂先《博物志》和成式《酉阳杂俎》却顺着这些说法继续编造，把它们当成事实，我不能不加以辨析。也幸亏能从《竹书》中得到这个说法。（段氏所引用的河伯姓名很多，后面一并记下，以增广奇闻。） 《酉阳杂俎》说：河伯长着人的面孔，乘坐两条龙，一名冰夷，一名冯夷。又说他是人面鱼身。又《金匮》说他的名字叫冯循（一作冯修）；《河图》说他姓吕，名夷。《穆天子传》说名无夷。《淮南子》说名冯迟。《圣贤记》说他服食八石，成为水仙。《抱朴子》说：八月上庚日投河而死。（按：前面所引《山海经》《河图》，大概都是纬书。） 如今世间绘制八仙图，不知道始于哪个朝代。大概是由于杜陵有《饮中八仙歌》，世俗不懂其中说的是什么，便把他们当作道家人物。总的说来，这种说法始于元代；王重阳教法盛行后，把钟离说成正阳，把洞宾说成纯阳，把何仙姑说成纯阳的弟子，又牵强附会，才形成这八人的名目。我曾考察前代的书籍、史书，比如《七贤过关图》《四皓弈棋图》等，浅薄荒诞、没有根据的图画很多，唯独没有听说过八仙图，由此就可以知道了。考察他们的来历，也各自有依据。张果在这些人中出现最早，在唐明皇时显灵的事迹尤其著名。叶法善认为他是天地初分时的白蝙蝠精；钟离权、吕岩都是唐代中晚期的人。钟离权有两首绝句，吕岩有一首律诗，见于唐代的各种诗歌选本。蓝采和也是唐代人，有《踏踏歌》，见于《沈汾续神仙传》；因为他经常穿蓝袍，所以得名。韩湘是韩文公的侄孙，昌黎确实赠给他诗，贾岛也有诗寄给韩湘，但都没有说到他的道术。只有《酉阳杂俎》记载，韩文公任职时，有一天，一个江淮族子来拜访他，自称擅长幻术；韩文公让他试试本领，他顷刻间开出奇异的花，并出现“云横秦岭”这一联。这其实是抄录韩文公旧作，并不是预兆，而且那个人也不是韩湘。何仙姑见于纯阳的文字，宋人的杂说认为她不饮食、没有排泄。徐神翁是宣和年间的海陵人，见于《三仙传》，记载颇为详细；其余人物的姓氏有时相同，但不能深入考证。总之，这些说法不值得仔细争辩。近来我读元人的《庆寿词》，其中有钟、吕、二韩等八个人，这才确实知道八仙的名目起于元代。元代词中有曹国舅。考察各类仙传，曹姓中没有外戚成仙的人；各史中曹姓外戚也没有成仙者。民间传说他是宋代人，查《宋史》，只有曹佾是皇后的弟弟，在当时受到尊重，七十岁去世，根本没有说他成仙。词中又有一个跛脚的李孔目，大概就是图中那个跛足拄杖的人，尤其荒唐。但一定要把这个人算进去，才能凑够八人的数目。考察各种传记，只有《神仙通鉴》中有刘跛子，但不是李姓，和词中的说法完全不相干。不知道元人依据什么，大概都是街巷中的传闻罢了。（刘跛子的故事出自《冷斋夜话》，虽然诡异，却没有说他是仙人；《仙鉴》为什么要引用它？韩湘的说法尤其不一致，连钟离权也没有定论，详见下条。） 考察《通志》，其中有《八仙图》，又有《八仙传》一卷，注称为唐代江积所撰；这样看来，这个名目在唐代似乎已经有了。然而徐神翁明确是宋代人，那么唐代也许另有其他八人，正如所谓五真之类。而且《太平广记》几乎收录了神仙类的各种事迹，钟离权、吕洞宾的事迹又很显著，如果唐代已有八仙之说，怎么完全没有收录，连唐代的各种小说也很少谈到他们呢？可见唐人所谓《八仙传》，一定不是钟离、吕洞宾这一类人，已经很清楚了。《钟吕传道记》称为唐代施肩吾所撰。考察施肩吾，他是晚唐诗人，向来没有听说他有道术。宋初编纂《太平御览》时，搜集唐代以前的小说几乎遍尽，却唯独没有所谓《钟吕传道记》。大概一定是宋代方士伪造，假托唐人的名字而已。而且吕岩的一首律诗见于《鼓吹》，钟离权的两首绝句见于《延之》《昌父》所收的诗中，但唐人的自选集都没有收录。恐怕这些材料都不值得凭信。《宣和书谱》说：“神仙钟离先生，名权，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人。他有时出来与人交往，自称生于汉代。吕洞宾以弟子礼拜见先生，有问答之语和诗歌，后来编成集子。描绘他相貌的人，把他画成身材魁伟的男子：有时戴高冠、穿深青色衣服，有时长着卷曲的胡须和蓬乱的鬓发；有时不戴冠巾，头顶梳两个发髻，身上刺青，赤脚而立，身材高大，斜视世间。他自称‘天下都散汉’，又称‘散人’。曾草书写过一首诗，大意是：‘得道的高僧不容易遇到，什么时候归去才能同他相从？’字势飘逸，有凌云之气，不是凡人的笔墨。元祐七年七月，他抄录四首诗赠给王定国，多谈精勤求学、长生金丹之事，连续不断，颇可诵读。最后又评论自己的书法，说是学习龙蛇的形状；懂得书法的人相信他并非虚妄。如今御府收藏的一幅草书，正是钟离的画像，长着卷曲的胡须、蓬乱的鬓发，头梳双髻、赤脚而立，与今天流传的形象完全相同。大概宋代的道士假托钟离权之名，来欺骗王定国一类人；那些诗确实是唐代钟离权所作，而假托者不知道他的时代，误以为就是汉代的钟离昧，所以自称生于汉代。后世因此把他称作汉钟离，这种说法形成已不是一天了。王定国被他欺骗，也就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章〕 可是蔡元长一类人面对唐诗，也漫不经心地不加考察，这是为什么呢？宋人的《淳化帖》《博古图》两部书，常常成为有见识者谈论、嘲笑的对象。然而《宣和书画谱》中的错误，也并不比这两部书少。杨用修曾经为《宣和书谱》作序，谈到钟离权时，却因为杜甫有“近闻韦氏妹，远在汉钟离”的诗句，便说世人因此伪造出这个名字，实在非常可笑。”

译《仙传拾遗》说：吏部侍郎韩愈有一个外甥，忘了他的姓名。这个外甥二十岁左右时到洛阳探望亲属，后来羡慕云水生活，便没有回来，音信也断绝了。元和年间，他忽然回到长安，吏部侍郎和他交谈，觉得很奇异，便问他有什么技艺。他说：“把染成红色的花变成碧色，或者使一朵花具有五种颜色。”于是他在吏部侍郎后堂前把一丛白牡丹染了色，说：“明年春天一定会开成带棱角的碧色花，四面还应当有一朵五色花。”不久，他悄悄离去，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一年，皇帝到凤翔迎取佛骨，在楼上观看；吏部侍郎上表直言劝谏，触犯皇帝旨意，被贬为潮州刺史。走到商山时，道路泥泞，积雪很深，忽然看见这个外甥。他来到马前迎接，替他扶马镫、牵马缰，情意十分殷切。第二天雪停了，到达邓州，外甥才对吏部侍郎说：“我的老师在这里，我不能再远行；将要进入玄扈、倚帝峰了。”吏部侍郎惊异于他的话，问他的老师是谁，才知道就是洪崖先生。吏部侍郎写了一首五十六字的诗与他告别，说：“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把诗交给他后，含泪告别；外甥走入树林山谷，速度快得像飞一样。第二年春天，牡丹花开了几朵，花色果然如他所说；但每一片花瓣中都有楷书写成的十四个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花上的书法笔势精妙有力，人工无法达到。若不是神仙得道、卓然见识并预先知道，怎么能做到这样？按照这篇传记，能在顷刻间开花的人又是韩愈的外甥。然而韩文公的诗题写得很清楚，大概江淮族子的说法才是事实。记载此事的人也许因为这首诗而把他讹称为韩湘，又或者因为他来自江淮而把他讹称为外甥。（韩文公被贬潮州，经过多年才回来，怎么能在第二年仍然看到长安的牡丹？所以《酉阳杂俎》的说法更接近事实。） 永州的何仙姑不饮食，也没有排泄，世人传说她具有神异之能。岳州天庆观的柱子被雷震断，柱上有倒写的“谢仙火”三个字。仙姑说：“雷部有夫妇二人，身长、身宽各三尺，银色。”没有人不倾心相信。有一个熟悉江湖间事务的人说：“南方商人各自用火来命名，一火就相当于一个部。”这个商人的名字叫仙，刻在木头上只是为了标记自己的货物而已，这件事也无法确定。曾经有一个道人自称是隋唐时期的人，谈起黄巢的事情非常详细，于是说：“黄巢晚年到了这里。”尚书张安道说：“黄巢有六个兄弟，而黄巢最小，排行第六。”由此推论，那个道人的话难道确实可信吗？以上见于刘贡父的诗话。根据吕纯阳的话，何仙姑应当是唐末人；根据这个说法，则应当是宋初人。张安道以记忆力强而为一代之最，但他的博闻强记只在这里显现出来。旧《唐书》说黄巢有八个兄弟；推算下来，揆是黄巢的弟弟，那么黄巢就不是最小的了。道人固然不足凭信，张安道也未必说得对。刘贡父的学问广博，在宋代首屈一指，却又把这件事写了下来。综合考察，实在难以断定。《梦蕉诗话》说：广州增城有一个何仙姑，相传是当地百姓何泰的女儿，生于唐开耀年间。她常想脱离尘俗，前往罗浮山游历。父母对此感到奇怪，到了她出嫁的那天晚上，忽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只在砚台和屏风之间留下题诗说：“麻姑怪我留恋尘世喧嚣，一隔仙凡道路便遥远。我要去往沧洲玩赏明月，倒骑黄鹤听鸾鸟箫声。”这样看来，何仙姑又应当是唐代人了。然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依据的材料，恐怕是好事者编造出来的。（《齐东野语》也记载何仙姑和谢仙的事情，应当是在庆历年间；难道何仙姑在宋代显名，却自称是唐代人吗？） 世上广泛流传的张仙像，画的是张仙张弓夹着弹丸，像一位贵游公子，人们便认为他就是梓潼神、文昌星。然而梓潼本来另有神像，穿氅衣、戴纱帽，与张仙完全不像。而且道家说，梓潼的来历，认为他与文昌的关系还比较接近，却与祈求子嗣完全无关。我偶然读到陆文裕的《金台纪闻》，书中说张仙像是蜀王孟■〈日上永下〉夹弹弓的画像。起初，花蕊夫人入宋宫后，思念旧主，偶然带着这幅画像，于是悬挂在墙上，恭敬地祭祀它。一天，太祖驾临看见了，便追问缘故。花蕊跪下回答说：“这是蜀中的张仙神，祭祀他能够使人得子。”其实并没有所谓张仙这个神。我考察《纪闻》，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信的。蜀中有一位士大夫，或许接近事实；大概因为画像张弓，便把“张”解释成张仙，又因为夹弹寓意生子，而梓潼神本是蜀人，并且姓张，于是错误地相互传说起来。如今又把梓潼的化身传成文昌罢了。王长公在《勘书图》跋中说：“宋初各位投降的国王中，只有孟■〈日上永下〉在花蕊夫人供奉的画像中有天人相见的情形；其中童子是元喆，武士是赵廷隐。当时进献给皇帝的人因为这是亡国之君的画像，不敢说明实情，所以题作文皇罢了。这样看来，孟■〈日上永下〉的画像先被讹传成梓潼神像，后来又被讹传成太宗像，都是可笑的。（孟■〈日上永下〉曾在蜀地刻石经，又有与花蕊夫人所作的《纳凉词》。世人只知道李重光孟■〈日上永下〉文雅，却不知道他并不比孟■〈日上永下〉逊色。唐末的名画都流入蜀地，所以应当经常能在图画中见到它们。）” 世人又说，张星之神就是张仙。考察《酉阳杂俎》：天翁姓张，名坚；又有说法称日神姓张，名表。这样，天、日、星都姓张，难怪天下姓张的人特别多。听到这话的人没有不笑倒的。（灶神也姓张，名叫单字子，郭见于《杂俎》；梓潼神姓张，名亚子，见《太平广记》。） 民间传说的灌口二郎，在汉、唐以前的记载中很少见。我偶然读到朱氏《语类》，书中说，蜀中的灌口二郎庙，当时祭祀的是李冰，因为他开凿离堆有功，便为他建立了庙宇。如今显现出来的许多灵异怪事，原来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出来显灵。起初封他为王，后来徽宗喜好道教，说他是什么真君，于是改封为真君。当年张魏公出兵，曾到他的庙中祈祷，夜里梦见神说：“我从前被封为王，享有血食供奉，所以威严和福佑能够施行。现在称为真君，虽然尊贵，但凡是祭祀我的都用素食，没有血食供养，所以没有施展威福的灵验。现在必须恢复我王的封号，才会有威灵。”张魏公于是请求恢复他的封号。不知道张魏公确实做过这个梦，还是当时出兵时借此编造说法。如今每年百姓都举行赛会祭祀，宰杀的羊有几万只，庙前羊骨堆积如山，州府也因此获得一项税钱。利路又有梓潼君，极其灵验；如今这两个神似乎把两川分割占据了。（见《语类》首卷《鬼神类》；梓潼神的事见《太平广记》，大概唐以前就已有这种信仰。如今两座祠庙的香火遍及天下，不只在蜀地。）

译世人所祭祀的天地水三官祠庙，几乎遍布天下。然而关于他们显现灵迹的事，前代传记中却从未听说。考察《通志》，只有《三元醮仪》一卷，而且没有注明撰写者。我怀疑这种信仰应当兴起于宋代。不过，《宣和画谱》记载，大历年间有名画家周晦画过三官像；唐末的范琼、孙位、张素卿也都画过。到了五代，左礼、朱繇、曹仲元所画的更是数不胜数。追溯其源流，实际始于汉末，盛行于唐、宋，到今天达到了极盛。（张道陵的教法是：凡是祈祷、服罪的人，便授给他三道符，一道贴在山上，一道埋在地下，一道投进水中，详细记载于《汉书》。） 如今的游戏器具中，与古代相同而且盛行于世的，只有围棋、象戏和握槊罢了。弹棋、樗蒲、打马、打彄、采选、叶子等都已经失传。如今围棋棋盘纵横各十九道，共三百六十一路，棋子数也与此相同。宋代也是这样；但是汉代的制度是十七道，唐代的棋盘有时是十八道，这些都不可不知道。考察程氏《演繁露》说：“如今棋盘是十九道，合计棋子三百六十一枚。”考察李善注释韦昭《博奕论》说：“枯棋三百。”又引用邯郸淳《艺经》说：“棋盘纵横各十七道，合计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棋子各一百五十枚。”由此便可知道汉代围棋的制度。唐代柳子厚记载，有一块石制棋盘天然形成纹路，纵横十八道，可以下棋。然而唐诗咏棋中有“十九条平路”的句子，那么唐代制度本来应当也是十九道。所谓十八道，或许是棋盘稍有不同，偶尔采用罢了。胡宿诗中又有“三百枯棋”的句子，这只是引用汉人的话，不足以作为依据。如今下棋多以三、六、二、四等着法开局，但在此以前或许并不完全如此。《集异记》记载，王积薪为躲避战乱，夜里投宿在一间茅屋中，有婆媳二人在黑暗中用口头方式下棋。起初说：“在东五、南九的位置放一子，接着东五、南十二，直到三十六为止。”这个说法虽然极其荒诞，却可以由此知道唐代的开局方式不完全像今天。如今邓艾开辟西蜀的棋局，棋谱家已经不再流传；但《通志》中有王积薪的《金谷园九局图》，又有《凤池》一卷，仍然记载在各类棋谱中。神仙虽然长生不死，与凡人隔绝于天地之间，但说到技巧和技艺，却未必全都超过世人。我历来考察传记中记载的神仙诗文以及书画，总的确有一种超然世外的意味，但拿它们同当时的名家作品相比，终究还是不同。仅以下棋为例，自从王质烂柯的故事以后，薛用弱又撰写王积薪的故事来证实它，世人于是认为仙人下棋，在人世间无人能敌。然而传记中的记载也并非全都如此，因此我想起唐人笔记中的一件事：段■〈契，石代大〉从小仰慕清虚之道，十六岁时辞别父亲进入名山，遇到一位老人，老人把他带到一个地方，那里有几位先生坐在大石上对弈。段■〈契，石代大〉做侍者，看见几位先生下棋都不高明，便教给他们棋局的形势。先生们说：“你也懂棋，可以坐下来。”于是他与老人对弈，也没有胜过老人。这时有一位老先生打开门户出来，叫段■〈契，石代大〉与自己对弈；他的棋艺稍稍不如段■〈契，石代大〉，于是笑着对他说：“你想学习什么技艺呢？”段■〈契，石代大〉说：“我希望学习《周易》。”老先生便叫孟叟来传授给他。后来段■〈契，石代大〉推演卦象、预言事情，像神一样灵验。照这样看来，仙人的棋艺反而要向人世间的人学习，正好与王积薪的故事相反。这两部书都是唐人撰写的，总的说来都不足以完全相信。不过，仙人一类的人心意旷达、内心平静，遨游于天地万物的变化之中，不会因浅薄的机巧和细小的计算而劳神，所以这个说法或许反而更接近事实。听到我这番话的人应当会失笑吧。（所说的老先生，传说就是晋代的郗鉴。） 《太平广记》又记载，唐代待诏滑能，棋艺品级最高。他偶然遇到一个人，那人请求与他下棋，于是两人成了对手。那人临别时对滑能说：“我是天人，奉天帝之命来取走您的棋艺。”滑能不久便去世了。这样看来，天人的棋艺本来也没有超过国手。我把这件事一并记下来，供人博笑。如今的游戏器具中，围棋最古老，应当是周代遗制；有人认为它是战国时代的遗物，只是根据弈秋，却不知道仲尼已经更早提到过它。象戏稍晚出现，北周武帝有《象经》二十卷。杨用修怀疑那不是今天的象戏，认为卷数太多；但如今《金鹏》等棋谱往往有几十卷，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只是《御览》所载的那篇序，完全与今天的象戏不相同；唐代以后又没有什么可以考察的，只有《元怪录》中岑顺的故事可以作为依据。《戏录》记载，宝应元年，汝南人岑顺梦见一个披甲的人，传话说：“金象将军传话，要同天那贼交战。”岑顺点灯观看，到了半夜以后，东墙上的鼠洞变成了城门，有两军列阵相对。队伍排列完毕，军师上前说：“天马斜飞，走三步停下；上将横行，攻击四方；辎车直入，不回头盘旋；六甲依次行动，不要走乱。”于是击鼓，两军各有一匹马斜走三尺后停下；又击鼓，各有一个步卒横走一尺；再击鼓，车向前进；不一会儿，炮石纷纷落下，等等。后来家人发现岑顺面色憔悴，于是挖掘东墙，原来是一座古墓，里面有象戏棋盘、车、马等器具。考察这件事，或许只是文人寓言式的谈论；但唐代象戏的制度也赖此可以考察：马斜走三路，卒横走一路，正与今天相同；只有车只能直进、不能回转，这一点类似今天的卒，恐怕其他方面并不完全相合。这段记载又没有说有象。考察司马温公的《七国棋图》，其中也没有象。书中说“象不能用于中国”，所以只是名称还在，实际却没有象。（续考《通志》，《周武象经》只有一卷；王褒、何妥各有注，因此说有二十卷，是《丹铅录》的错误。）

译象戏也有棋盘纵横各十九路的。宋代晁无咎绘有《广象棋图》，棋盘十九路，棋子九十八枚。如今温公《七国谱》流传着晁氏棋谱，却很少有人知道，因此抄录它的序文如下：“象戏，是模拟战争的游戏。黄帝作战时，驱赶猛兽来布阵；象是野兽中的雄者，所以模拟战争的游戏便以象戏命名。我小时候没有别的玩具，看见有人摆设棋盘、布置棋子来下这种棋，棋子纵横出奇，令人惊愕而无法测度，认为这是虽属小道却很有趣的事。稍稍长大后，观察各家的阵法，即使只是在地上画线并遵守规矩，也有时截击、有时变化舒展、有时卷曲，有时出入无定，这些说法也很有趣。空闲时于是寻求所谓象戏，想按照它来消磨漫长的日子。原来棋盘纵横各十一道，棋子三十二枚，代表两军；构思艰苦而且局面狭小。我曾试着把棋盘改为纵横各十九道，把棋子增至九十八枚，扩大了棋局，想法稍微得到舒展。然而按照棋图摆放棋子，计算步数使棋局结束，也不过是拘泥于成法罢了。可是有智慧的人运用它，便能在十九道之间穷尽强弱的形势，在九十八枚棋子之间穷尽生死的态势；而在十九道和九十八枚棋子之外，生死强弱还可以循环变化，无穷无尽。整天吃饱无事，获得这五种说法来下棋，那么涿鹿之战的纵横情势就仿佛呈现在眼前了。”以上序文载于马端临《文献通考·谱录琴棋类》。据晁无咎所说，宋代象棋棋盘纵横都是十一路；而如今纵向十路、横向九路，与宋代很不相合。宋人的《事物纪原》又记载岑顺的故事，认为它与今天的象棋完全相同；这样看来，唐、宋两代本来没有差异，而本朝的象棋或许并不完全相同。如今的双陆就是古代的握槊。《事始》认为它是陈思王创制的，但没有明确证据。晋代已经逐渐有人玩这种游戏，六朝、唐、宋相沿不改，洪遵的棋谱至今还流传于世。它的制度正与今天相同，但唐代的制度无法考察，只有《宣室志》中的一件事可以作为证明。洪氏的《谱双》没有记载，因此我把它抄录在这里。虽然其中的说法荒诞，也不必讨论。东都陶化里有一座空宅，张秀才住在那里。夜深时，他斜倚着枕头，忽然看见道士和僧人各十五名从堂中出来，他们的形貌、身长和身材都相似，排列成六行。张秀才以为是神仙聚集，不敢出声，于是假装睡觉来窥看他们。过了很久，另有两个东西在地上翻转，每个东西各有二十一个眼，其中四个眼像火一样闪烁；两个东西相互追逐，眼光眩转，发出砉剨的声响。不一会儿，三十名僧人、道士有的奔跑，有的行走，有的向东或向西，有的向南或向北。一个道士独自站在一处，便被一个僧人击打并赶走。那两个东西在僧人、道士之间来回运行，从未片刻停息。这样互相击打，有时分开，有时聚拢。忽然有一个人大叫：“太绝妙了！”话音刚落，僧人和道士都默默停下。张秀才这才知道一定是妖怪。第二天搜寻时，在墙角找到三十枚长行子和一对骰子。考察这段记载，其中的制度正与今天相同。但如今的双陆开始排列时一定是八行，而唐代是六行，稍有不同。不过洪遵的谱中有“ 三梁双陆”，每一方有三梁，合起来正好是六梁，唐代制度或许就是这样。有人说，所谓六行是按六梁来说的，恐怕不对。凡是握槊，结束时才有六梁，并没有一开始就排列六梁的。（本朝某侯家有很多姬妾，曾让宾客对局，命三十名姬妾穿绯衣、绿衣来代替长行子，看来确实有这种事。） 如今的骰子有六面、二十一点，正与唐代相同。有人嘲笑说，骰子既然是方的，怎么会没有六个面？这是因为不知道外国的骰子有四个面而没有六个面，洪遵的谱中记载了这一点。又有两面骰子；古代的五木也都属于骰子一类。不过如今的骰子中，一点和四点都涂成绯色；《宣室志》中张某所见的东西，二十一个眼中只有四个眼闪烁如火，那么第四点应当是绯色，一点却不是这样。而且如今的骰子制作得很小，大的不过三数分，没有达到一寸的。但唐人的骰子凡是四点的一面，或许还要加上绯色，或者把相思子嵌在其中。温庭筠诗说：“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相思子就是今天所说的红豆；如果一面嵌入四枚，那么唐代的骰子将接近一寸见方了。六面骰子不知道起源于什么时候。我的意思是，它大概应当与握槊前后出现，因为它们的点数都以六为限。有人说，列子所说的投琼、孔子所说的博弈，应当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却不知道《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与隐士井公下棋，这件事还在孔子、列子之前。不过那属于五木一类，并不是六面骰子。（“投”应当写作上面的字形；“琼”从玉，“骰”从骨，都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五木游戏在六朝时盛行。我小时候曾读到刘毅等人的传记，却茫然不知道五木究竟是什么。后来读了其他书，才逐渐掌握了它的要领。再后来读程泰之的《演繁露》，其中考证详尽精密，可以说没有丝毫遗憾。只是该书大多内容不载于此，唯独认为骰子就是五木，而六面骰子起于唐代；这一点恐怕不对。握槊在晋代已经流行，五木又不是握槊所用的器具，所以五木应当起于六朝。《国史补》说：如今的博戏中，长行最为盛行。它的器具有棋盘，也有棋子，棋子黑、黄两色各十五枚；用来掷彩的骰子有两枚。它的玩法产生于握槊，变化于双陆。武后曾梦见双陆下不赢，狄梁公说，这是因为宫中没有棋子，正是这个意思。后来有人产生新意，长行便出现了。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等名称，但都比不上长行。观察险易的人用它来比喻时事，通晓变化的人用它来配合《易》的卦象。王公大人中颇有人沉溺其中，甚至荒废庆贺和吊丧，忘记睡觉吃饭。等到赌徒使用它时，便竭力争胜，称为“撩零”；借用分画的办法，称为“囊家”。囊家抽取十分之一，称为“乞头”。有通宵鏖战的，有输得倾家荡产的。棋艺高明的人，近来有谭镐、崔师本；他们在围棋方面最突出，其次才是长行。棋艺高明的人，近来有韦延佑、杨芃；他们在弹棋游戏方面最突出，这种游戏的技法很古老，虽然设置了棋具，却很少有人会玩。棋艺高明的人，近来有吉达、高越，他们最为突出。考察李肇以上所说，唐代的长行正与今天的双陆相合。但李肇认为长行产生于握槊、变化于双陆，这样看来，唐代的双陆或许反而与今天不同。而洪遵的《谱双》把两者合为一类，似乎仍不妥当。总的说来，这三者之间也只是有些相同和不同，并不是一定相差悬殊。至于《国史补》所说的赌徒、囊家、乞头、通宵鏖战、输得破产等风俗，完全与今天相似，大概古今都是如此。只是唐人的长行游戏竟然比围棋还盛行，这实在是难以理解的事。弹棋只听说流行于汉、晋之间；根据这里的记载，可以知道唐人也会玩弹棋。（柳子厚的《弹棋说》如今被收入围棋谱中，这是不对的。）

译《巵言》说，前导由伍伯引领，贾充和崔豹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晋、唐之间，官府中执行鞭杖刑的人也称为伍伯，南北朝史书中多有记载，这一点还没有考察清楚。《唐书》记载，苏世长任刺史时，因为百姓不听教化，责备自己并承担过失，便在都城街道上亲自鞭打自己。伍伯憎恨他的做作，便用鞭子把他打得流血；苏世长痛苦不堪，大声呼喊着逃走，围观的人无不发笑。《太平广记》又记载，有人想知道未来的事情，有人说，您部下的伍伯就是主管冥界审判的人，于是立即召来询问。那人回答说：“我并不能知道未来，只是我在阴间也担任伍伯，能够根据杖打的多少来验知人的吉凶罢了。”大概阴间拷问活人，杖打达到十几下以上的，那个人多半会死；有人预先说中了，于是人们便称他为主管冥界审判的人，其实并不是这样。根据这两件事，可见伍伯确实有两种含义。苏世长是唐代名臣，而这件事非常可以作为笑谈，所以记在这里。《酉阳杂爼》记载“伍伯”的地方有三四处。例如《语资类》记载：某公想在岩石上题名，偶然没有笔，就用伍伯杖来书写。由此看来，伍伯有时是前导者，同时也是执杖者，正如今天皂人行走时负责呵喝开道，执行刑罚时负责用刑一样。又考《宋程氏演繁露》所载后汉《虞诩传》注引《续汉志》说：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各四人；自百石以下都为二人。黄绶武官所属的伍伯有六种职掌：替官员开道、执铃随车、在阁门值守、掌管栏部署以及充任衙门走卒，都有规定的等级和人数，随其所掌管的事务而定，大多戴红色头巾、穿绛色短衣，就是今天执鞭杖的人。这样看来，“伍伯”这个名称在汉代已经存在了。再考后汉《曹节传》：曹节的弟弟看中了越骑营中的一个五百，因为他的妻子有姿色，便向他索取，那个五百不敢违抗。注释引用韦昭的话说：“五百这个名称，本来写作伍伯；伍，是当值的意思，伯，是引导的意思，即让他们在道路上当值并负责导引。”按今天的习俗，称执杖行刑的人为“五百”。以上都是注释中的话，根据这些解释，意思最为清楚；我所说的两种含义兼而有之，确实如此。又《祢衡传》说：黄祖恼怒祢衡傲慢无礼，命令五百把他拖出去杖打，这件事《后汉书》也有记载。由此可知，“五百”这两个字在汉代是通用的。今天俗称皂隶，也有它的来源。“皂人”大概是古代掌管牧养的人，“隶”则是舆隶，本来不是并称的。考察张湛《列子注》，其中已经出现这种说法，因此怀疑它起于晋代，但两者的含义未必相同。今天俗称新娶的男子为新郎，女子为新妇；妇女侍奉公婆，也通常称为新妇。考察“新妇”这个称呼，大概六代时就已经如此，而唐代最为通行，见于各种小说、稗官记载，例子多得数不清。不过，从称呼公婆的角度说，并不是专指新嫁的女子；“新郎君”一词，唐人用来称新近考中进士的人，没有听说是专门称新娶男子的。只有宋代词中有《贺新郎》这个调名，或许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大体说来，本朝的世俗称谓，大多沿袭宋、元以来的旧习，近世尤其如此。（“娘子”一称，已经见于六朝祖珽传；唐初又有娘子军。） 有人说妇女缠足在唐代以前还没有，我历来考察，却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法。古人的风俗，如堕马髻、愁眉等，史传尚且没有完全失载，唯独缠足不见记载。李太白甚至以女子的白足为题咏，可见缠足或许起于唐末，到宋、元时才兴盛起来。古人又只说妇女弓腰，而不说弓鞋；只说手指纤细，而不说脚足纤细，因此陶宗仪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晋代《木兰歌》叙述女子改换服装，只说云鬓和花黄，对脚足完全不提，确实令人怀疑。只是六朝以前妇女所穿的鞋，究竟是否已经和男子有别，还不知道。这件事虽然属于闺房之中的琐事，却是古今变化中的大事，仍需详细考察后才能确定。（郎瑛认为缠足起于李后主宫人窅娘，见《类稿》。）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四。《庄岳委谈》下。《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六。世上盛行的宋、元调曲，都认为起源于唐末，其实是陈、隋时期开始的。齐、梁那种吟咏风月的文体，讲究华美、争奇斗艳，其端绪本来已经显现。到了陈、隋二位君主，都才情丰富，又沉溺于声色，所作的长短歌行，大多已经是宋人词中的语言了。隋炀帝的《春江》《玉树》等篇，尤其接近后来的《望江南》诸阕，唐、宋、元人一直沿用到今天。词曲的源头，实际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自唐文皇以宏大的裁制和卓越的文采，革除六朝遗留下来的习气，竭力加以扭转，陈子昂、李太白相继兴起。等到杜少陵的作品出现，经典和史书都受到影响，彻底扫除了淫靡之风。唐代三百年的诗歌，于是巍然成为商、周诗歌的羽翼，凌驾于汉、魏之上。假如没有几位君子在其中支撑，那么花间词、草堂词就会接连出现在武德、开元年间，哪里会等到宋、元以后才显盛呢？大概六朝和五代其实是一回事：阻挡住它的水势而向上疏导，诗歌便在唐代兴盛；顺着它的流势向下承袭，词便在宋代兴盛。因此我知道陈子昂、李白、杜少陵三人在文艺上的功劳非常伟大，而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君子不能不为此三叹而感到惋惜。（宋代诸君，除了秦观以外，都不能称为真正懂得词曲本行的人；然而扶正反邪的责任正在他们身上，而且他们也有意于此道，所以这里不再讥评他们。） 六朝和五代起初似乎并不相同，但到了末期却极其相似。陈、隋二位君主，本来就像鲁、卫两国的政治一样相近；南唐、孟蜀的两位后主，在词曲方面也都非常精工。蜀地有韦庄在〔缺字〕之前，唐地则有冯延巳、韩熙载等人相互唱和。李煜在位时期，同时也是宋、元词曲的源头。今天诗余中名为《望江南》、〔疑有误〕《菩萨蛮》《忆秦娥》的作品，被认为最古老，因为《草堂诗余》中有两首词题作出于太白。近世文人学士有的认为确实如此，我却认为李太白在当时，正把风雅自任；即使近体诗盛行，他也鄙视七言律诗，不肯去写，宁愿把它看作不值得做的事。况且这两首词虽然工整华丽，但气势衰飒，与太白超然脱俗的风致相差如同天地。假如确实出自李青莲之手，他一定不会写出这样的词。仔细考察它们的意趣和声调，极像温庭筠一类人的作品，大概是晚唐人把词作假托为太白所作。就像怀素的草书被冒称为李赤的《姑熟帖》一样。原来这两首词被托名太白是有原因的：《草堂诗余》是宋末人编的，李青莲的诗集也称为《草堂集》。后世见这两首词出自唐人而没有署名，所以伪题为太白，以冠于这部编集中。（杨用修《词品》中又有两阕《清平乐》，尤其浅俗，也都是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