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四

译唐代歌妓在酒楼中演唱歌曲的情形，恍惚间与今天的风俗相似。薛用弱记载王昌龄、王之涣、高适豪饮的故事，词人有时也引用它。考察其中的事实，实在十分可笑。高适五十岁才开始作诗，假使他曾在狭斜之地酣饮宴乐，也一定是在年轻时，怎么可能以诗句和王昌龄、王之涣二人赌胜呢？这是第一点。又假如高适是在学诗以后参加此事，那么当时龙标已经被闾丘晓害死，高适没有理由再和他亲近，这是第二点。白居易《郑胪墓志》只说王昌龄、王之涣轮流唱和，完全没有提到高适，这是第三点。高适的诗集里也没有与王之涣唱和的诗，这是第四点。举出这一点，其他全是诬妄，也就可见了。我过去曾读薛用弱所记的《郁轮袍》，私下认为王右丞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幸好上天让我发现这个破绽，为千年来词坛洗雪冤屈，不觉痛饮三大杯以自快，只恨不能叫来王右丞为他庆贺。《菩萨蛮》这个名称应当起于晚唐。考《杜阳杂编》说：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双龙犀、明霞锦；该国人梳着高耸的发髻，戴金冠，身上披挂璎珞，所以称为菩萨蛮。当时的倡优便创制了《菩萨蛮》曲，文士也常常仿作它的歌词。《南部新书》也记载了这件事。这样看来，在李太白的时代，唐代还没有这个曲题，怎么可能预先创制它的曲子呢？《北梦琐言》又说：唐宣宗喜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借温飞卿新近创作的词，秘密进献给皇帝，并告诫他不要泄露；温飞卿却很快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因此令狐相国疏远了他。考察“大中”是宣宗的年号，这首词当时刚刚流传，所以皇帝喜欢歌唱；我过去多次怀疑它接近温飞卿的作品，到这里便释然了，也相信自己确实有辨识真伪的眼光。（这就是《草堂诗余》所称的太白词。） “传奇”这个名称不知道起于哪个朝代。陶宗仪说唐代称传奇，宋代称戏诨，元代称杂剧，这是不对的。唐代所谓传奇，本来是小说的书名，如裴铏所撰写的《蓝桥》等记，诗词家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其中的典故；但其中十分之九是荒诞妄诞的寓言。裴铏是晚唐人，曾任高骈幕客，因为高骈喜好神仙之事，所以裴铏写这些来迷惑他。那部书很讲究辞藻文采，但文体气格轻弱，大概就是晚唐文章的类型；然而其中完全没有歌曲、乐府，如果像今天所说的戏剧，怎么能把“传奇”作为唐代戏剧的名称呢？也许是因为其中的故事与戏剧相似，后人把它取来作为戏剧的依据，后来辗转演变成这个称呼，这就不得而知了。范仲淹作《岳阳楼记》，宋人讥讽说：“如果按照传奇体来写，本来就可以算作文章了。” 今天世俗中搬演的戏文，大概是元人杂剧演变而来的；而元人杂剧这一类，又是金人词说演变而来的。杂剧从唐、宋、金、元直到明代，都曾存在。唯独戏文以《西厢》为祖，《西厢》出自金代董解元，但实际上属于弦歌演唱的小说一类。到元代王闰所撰写的作品，才可以登台搬演。高氏一变而成为南曲；承平日久以后，作者相继兴起，古代所谓杂剧、院本几乎全部废弃，只在教坊中保存了十分之二三。各种野史、稗官记载，大多不能详细说明，荐绅先生们也置之不论。我闲暇时曾综合考核各家记载，大致有所收获，姑且记在这里；爱好此道的高雅人士，也许不会讥笑我。优伶所演的戏文，据说从优孟拍掌逗笑孙叔敖开始；汉代宦者傅脂粉、侍奉中侍，也可看作后世装旦的开端。魏代陈思王传记中说到傅粉、涂墨、堆髻、胡舞以及诵演俳优小说，虽然是借此表现他的豪迈爽朗之气，但从当时优伶一类人的装束来看，也可以大致窥见。后世所谓副浄等角色，都是有来历的。唐代制度中，像《霓裳》等舞蹈，节目和名目很多，但其称号、装束已难以详细考察。《乐府杂录》记载，开元年间黄幡绰、张野狐善于演弄参军，参军就是后世的副浄。（见《辍耕录》。）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三人演弄假妇人，假妇人就是后世的装旦。到了后唐庄宗亲自傅粉涂墨，自称“李天下”，大体上与近世相同，只是当时搬演的多是杂剧短套，不一定像近来的戏文。（《乐府杂录》称“假妇人”，由此可知唐代还没有“旦”这个名称。） 古代教坊有杂剧而没有戏文；每逢官府设宴，就陈列各种乐舞。两京、六代的情况无法一一备述，但从唐、宋小说以及《乐府杂录》《教坊记》《东京梦华》《武林旧事》等书来看，记载相当详细。唐代制度中，除歌人以外，尤其重视舞队；歌舞之外，又有精通乐器的人，如弹琵琶、击羯鼓之类。此外，俳优杂剧不过是用来博人一笑，其作用大概与傀儡戏相差不远，并非雅士所留意。宋代也是如此，南渡以后才稍微出现浄、旦等角色，其作用与前朝没有大的不同。后来逐渐发展到元代，崔、蔡二种传奇相继出现，才情更加丰富，节奏也越发精巧，在梨园中演习，几乎遍及天下。上至都邑，下至乡里，每演一剧，往往通宵达旦；即使有许多乐舞，也没有空暇同时陈列。这也是古今之间的一大变革，只是人们没有深入考察罢了。凡是把戏文称作传奇的作品，没有一部不是戏，所以其中的故事往往荒诞无稽，书名也往往颠倒而没有实际根据。反过来，如果要求它们合乎事实，就不成其为戏了。因此曲调本来应当成熟，却命名为“生”；妇女本来适合在夜间出现，却命名为“旦”；开场、开始叙事的角色，却命名为“末”；涂抹污垢、不洁之人，却命名为“浄”；这些都是故意颠倒名称。中郎听觉灵敏却娶了牛氏为妻，相国与人绝交却娶了崔氏，荆钗故事中女子诡诈却成为丈夫，香囊故事中幻化的人物却成为弟弟；这些都是故意编造荒诞的情节。从元代直到明初，传奇大多沿袭这一套路，近来反而把它当作良史，古代的意味已经很微薄了。（古代没有“外”和“丑”两个角色，大概“丑”就是副浄，“外”就是副末。） 今天优伶们称呼演员，大致以八人为一班；生、旦、浄、丑以及副，也同样如此。（外就是副末，丑就是副浄。）元代院本只用五个人，所以有“五花”的名目：一叫副浄，就是古代的参军；一叫副末，又名苍鹘。苍鹘能够攻击群鸟，就像副末能够打副浄；一叫末泥；一叫孤装，见于陶宗仪《辍耕录》。其中没有所谓生、旦，大概因为院本与杂剧不同。元杂剧中的旦有几种角色：所谓装旦就是今天的正旦，小旦就是今天的副旦；用墨在脸上点画、破坏面容的叫花旦，如今只有浄、丑扮演这种角色。但元代的名妓都以此取得称号，如荆坚坚、孔千金、顾山山、天然、秀珠、帘秀、李娇儿之类。又有妓女李娇儿称温柔旦，张奔儿称风流旦。大概元代杂剧中的装旦多由妇女扮演。（元代花旦一定与今天的浄、丑大不相同，所以多由妓女扮演。末泥、孤装究竟相当于今天的什么角色，还不知道，应该继续考察。）

译宋代杂剧的角色名号，只有《武林旧事》的记载足以考证。每一班有八人的，也有五人的。八人的班子中，有戏头、引戏、次浄、副末、装旦；五人的班子只有前面四种，没有装旦。可见旦这一角色类别，宋代已经有了，但还不兴盛。到了元代杂剧，多使用妓女和乐工，变化就纷纷出现了。按照今天的情况推测，所谓戏头就是生，引戏就是末，副末就是外，副浄、装旦就分别与今天的浄、旦相同。大概杂戏就是传奇，只是具体演出时篇幅短、情节未能充分展开罢了。元代院本没有生、旦，因为院本只供调笑，如同唐代的弄参军一类，与歌曲没有太大关系。《乐府杂录》说：苏中郎是后周士人，苏葩嗜酒而落魄，自号中郎；每逢有歌舞场合，就进去独舞。如今演这个戏的人穿红衣、戴帽子，脸色涂得通红，大概是在摹拟他醉酒的样子。此外还有踏摇娘、羊头浑脱、九头狮子、弄白马、益钱，以及循橦、跳丸、吐火、吞刀、旋盘、筋斗等节目，都属于这一类。《教坊记》又说：踏摇娘是北齐有个姓苏〔OCR疑误〕的人，鼻子有毛病，实际上没有做官，却自号中郎；他嗜酒酗酒，每次醉后就殴打妻子。妻子心怀悲愤，向邻里诉说，当时人便拿这件事来演戏取笑。丈夫穿着妇女衣服，慢慢走进场中，边走边唱；每唱一遍，旁人就齐声和唱：“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因为一边走一边唱，所以叫作“踏摇”；因为表现她申诉冤屈，所以歌词中说“苦”。等她丈夫到来，便做出殴打争斗的样子，以此供人笑乐。现在则由妇女来扮演。考察这两件事极其相似，难道本来就是同一件事吗？但《乐府杂录》中又有“踏摇娘”等记载，实在难以深入弄清。由此看来，唐代所谓优伶杂剧的服装、节目和套式，大致可以看出来了。宋代杂剧大概也是这样。元代院本只有词而没有曲，所以词只属于歌人；这一类节目只是用来供人戏弄取笑罢了。到了元代，曲调大为兴盛，各种杂剧中都融入了曲子，教坊中的名妓也大多学习演唱。清歌妙舞，全都属于这一类。唐、宋以来的各种词几乎全部废弃，后来又发生变化而变得丰富繁缛，于是发展成为南方的戏文。唐、宋所谓杂剧，到了元代则流变为院本。如今教坊还残留着一些旧习，只够供人一笑罢了。（“梨园”一词的字面，见《乐府杂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杨用修说：“《汉书·郊祀志》说，优人装扮成妓女，大概是后世装旦的开端。但未必像后世杂剧、戏文那样，因为当时郊祀都演奏乐章，还没有歌曲。” 元杂剧中，末就是今天戏文中的生。考察郑德辉的《倩女》、关汉卿的《窦娥》，都把末作为生；此外又有中末，大概就是今天的外。这样看来，《青楼集》所称的末泥，无疑就是生。今天《西厢记》把张珙列为生，应当是明初改定的；或者是元末《琵琶》等南戏出现以后，才改用了这个名称。看关汉卿所撰的《绯衣梦》等杂剧，都没有设置“生”这个名称，其他作品也可以照此类推。《青楼集》又有“驾头”，恐怕就是“引戏”的称呼，留待考察。世人称秀才为“措大”，元人则称秀才为“细酸”。《倩女离魂》第一折中，末扮演细酸王文举就是这种情况。“细酸”这个说法只见于这里，而今天的俗语中仍有这种称呼。《武林旧事》记载的社团很多：以杂剧为“绯绿社”，唱赠为“遏云社”，耍词为“同文社”，清乐为“清音社”，小说为“雄辩社”，影戏为“绘革社”，撮弄为“云机社”，吟叫为“律华社”。以上八种，都是聚集在一起活动的社团。不过，当时除了唱赠以外，还有吟叫；除了耍词以外，还有小说。不知道它们究竟凭什么加以区别。撮弄大概就是元人院本的来源。如今除了戏文以外，只有小说、影戏这两种社团还存在。前朝的词人王实甫、高则诚，他们的声望和身价本来都出自闗汉卿、郑光祖；“白马下”以后，如今世上盛行的元曲，只有《西厢记》和《琵琶记》罢了。《西厢记》本来是元微之以前人的争论，考辨得很详尽，唯独把蔡伯喈说成牛氏女婿，完全没有道理，却没有人知道这个说法的出处。有一天，我偶然读到《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八杂录的末尾，其中引《玉泉子》说：“邓敞最初随计吏赴京应试，因为出身孤寒，没有考中。牛蔚兄弟是僧孺的儿子，有势力，而且很富有，对邓敞说：‘我有一个妹妹，能够嫁给你；我将替你尽力活动，难道还不能取得一个进士第吗？’当时邓敞已经娶了李氏。李氏的父亲曾任福建从事，有两个女儿，都擅长书法。邓敞的行卷大多出自她们的笔迹，只是李氏家境已经寒微贫贱，未必能使他飞黄腾达，所以邓敞私下贪图牛蔚的话，答应了他。邓敞考中后，便到牛氏家迎亲。不久，邓敞带着牛氏回去，快要到家时，骗她说：‘我很久没有回家了，请你先在这里等着，我先回去；等到了家，我不敢把这件事泄露出去。’第二天，牛氏的奴仆赶着车载着行李直接进门，随即把牛氏平日所用所爱好的帐幕和杂物摆在庭院廊庑之间。李氏惊问：‘这是做什么？’奴仆说：‘夫人就要到了，命我把这些陈设出来。’李氏说：‘我是邓敞的妻子，哪里还有什么夫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九十八卷〕 李氏当即抚胸大哭。牛氏到后，知道邓敞欺骗了自己，请求见李氏，说：‘我的父亲是宰相，兄弟都在郎省任职，即使嫌我不能给人带来富贵，难道还会没有一个可以嫁的地方吗？我的不幸难道只有夫人您吗？现在我愿意和您共同承受。’李氏被她的话感动，最终与她共同生活了一辈子。这样看来，高则诚所说的牛相，就是僧孺；而邓生中进士后再次娶妻的事情，也都相合，只是姓氏略有不同罢了。（邓敞后来官至秘书，官职大概与邕相类似。） 我曾经笑说中郎有三件不幸：汉史即将写成，却陷身囹圄，这是第一件；一生只有一个女儿，却又沦落到敌国宫廷，这是第二件；头发花白、牙齿脱落之后，制诏命令凶恶的权臣，千年以后还横遭风流公案的诬蔑，天天被乡里的妇人唾骂讥笑，这是第三件。听到的人总是大笑不止。（有人说，中郎一生流离逃窜、忧愁困苦，假如有这样的诬蔑，反而足以使他快乐了。）

译《艺苑巵言》说：高则诚的《琵琶记》，本意是想讥刺当时的一位士大夫，却假托蔡伯喈的姓名，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根据。偶然读到《说郛》所载的唐人小说，说牛相国僧孺的儿子牛繁，和同伴蔡生偶然相遇，结成文字交，不久又一同考中进士。牛繁很有才华，蔡生想把女儿嫁给他。可是蔡生已经有妻子赵氏，竭力推辞也推辞不掉。后来牛氏和赵氏相处，能够谦卑顺从，亲自把蔡氏送到节度副使的位置上；这些姓氏和事情竟然相同到这种程度。高则诚为什么不直接举出这个人，却反而诬蔑贤者呢？考察《巵言》所引用的两个姓氏，都与高氏所写的相合；或许高则诚就是据此创作的，只是僧孺的女儿，究竟嫁给了什么人，便无法考定了。僧孺有两个儿子，名叫蔚、丛，都任节度使，官至尚书。蔚的儿子名徽，丛的儿子名峤，也都显达，而且没有断绝后嗣，并没有所谓牛繁这个人。恐怕《说郛》所载未必像《太平广记》所载那样真实。《西厢记》的故事，唐人本来就有《莺莺传》；《会真记》《侯鲭录》记载得尤其详细，它是元微之的故事无疑。那么，《西厢记》和《琵琶记》这两部传奇，一部取材于元微之的中表亲故事，一部假托于思黯的女婿故事；这两个人在唐代先后入相，当时的事业都寥寥无几，却不知道千年以后借助元人的力量，声势比他们生前热闹百倍。《西厢记》虽然出自唐人的《莺莺传》，但实际上取法于金代董解元的董曲。董曲至今还在流传，精致工巧、华美绮丽，把才情发挥到了极致；可是字字都是本色语言，句句都有古意，应当是古今传奇的鼻祖，金代一朝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在这里了。不过，它的曲子是供艺人用弦索乐器弹唱的，并不是搬演的杂剧。董解元的传奇说，崔氏是寡妇，寄居在僧寺；河中发生兵乱，杜确平息了它；张生、红娘等情节，都与《莺莺传》相合，唯独郑恒一事无法解释。大概崔氏后来同张生断绝关系，改嫁他人，并没有所谓表亲争夺婚姻的说法，那只是元微之借此自我寄托罢了。不过，我怀疑董解元的创作或许另有根据。有一天偶然读到《唐杂说》中的《柳参军传》：柳某在春日游曲江时，偶然遇到崔氏的女儿，两人彼此传情。崔母姓王，舅舅任执金吾。后来有一天，执金吾拜访崔母，想让自己的儿子娶崔女；崔女不愿意，便暗中派婢女轻红到荐福寺僧院，把自己的心意告诉柳生。柳生很高兴，立即送上聘礼，偷偷把她带回家。执金吾不知道这件事，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把她偷走了，便把儿子打了几十板子。崔母去世后，柳氏夫妇前来吊丧，执金吾的儿子见到他们，于是到官府告发，崔女最终被王家带了回去。考察这件事，不知道它和元微之的故事哪一个在先；女子都姓崔，婢女都叫红，都是约在僧寺中相会，竟然有这么多相似之处，实在可笑。只是王、柳两个姓氏不同，至于郑恒争婚之事，显然无疑是由这个故事附会出来的。崔女后来的事情十分奇怪，这里不一一记录。《倩女离魂》的故事，也出自唐人小说。虽然非常怪异，但六朝时这类故事很多。郑德耀的杂剧至今还流传，神采俊逸不如王实甫、高则诚，古朴也不如董解元。《辍耕录》明白说董解元是金章宗时人，距离元代很远，绝不可能和马致远、郑光祖等人相提并论；可是涵虚子记载元代曲家时，却列有董解元等人，难道是另一个人吗？或者他就是金代人，因为是北曲的鼻祖，所以才把他列举出来吗？可惜他的姓名、籍贯都无法考知。而且陶宗仪在元末著书时，已经说董曲虽然流传，但能够学习它的人很少；这样看来，金、元两代的腔调也自然大不相同了。王实甫、闗汉卿大致是同时代人，只是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元代哪位皇帝、哪一朝的人，总之都应当是世祖时人。陶宗仪《辍耕录》说：“大名人王和卿，性情滑稽放达，名声传遍四方。中统初年，燕京市场上有一只蝴蝶，大得异常。王和卿作《醉中天》说：‘挣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处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諕杀寻芳蜜蠭。’它轻轻飞动，卖花人便挥扇驱赶。它飞到桥东，从此名声更加显著。同时，闗汉卿也是才华很高、风流倜傥的人。王和卿曾经用戏谑话讥笑他，闗汉卿极力应答，始终不能胜过王和卿。王和卿忽然坐着去世，鼻子里垂下两条一尺多长的鼻涕，众人都惊叹不已。闗汉卿来吊唁，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众人指着那两条鼻涕说这是‘玉箸’。闗汉卿说：‘这是鼻脓罢了，哪里是什么玉箸？’众人大笑说：‘王和卿轻薄戏弄了你半辈子，死后你才算扳回一局。’凡是六畜因劳累受伤，鼻中流脓，就叫作‘嗓’。由此看来，闗汉卿的为人如何，可以想见；王和卿所作的词也确实很好。再说，王和卿性情滑稽放达，又和闗汉卿交好，难道他就是所谓王实甫吗？因为他先于闗汉卿去世，所以《西厢记》没有完成，而由闗汉卿续作吗？这件事从情理上很容易推测，只可惜没有其他证据。” 如今《王实甫西厢记》被认为是北方人的传奇之冠，竟拿它和司马子长相比，固然可笑；不过，不妨把它看作词曲中的王维、李太白。闗汉卿自己有《城南柳》《绯衣梦》《窦娥冤》等杂剧，其中的声调和郑恒问答的语言，很像《邮亭梦》的后半部，或许应当是闗汉卿补写的。它虽然字字都是本色语言，文采华丽，神采俊逸，但远远比不上王实甫。然而元代的风尚颇为不同，当时所推崇的闗汉卿，在郑何元朗看来，却极力称为第一。如今《倩女离魂》四折，大致和闗汉卿的作品相近，难道元人把它当作流行作品吗？总之，公论要到百年以后才会确定，就像顾恺之、陆探微的画一样。流传到今天的元曲，除了崔、蔡两家之外，散套中偶尔还能找到三五篇佳作。例如王长公所称的“暗想当年，罗帕上把新诗写”，意境深沉、情致旷逸，而且字字都是本色语言，真是古今无比的妙作。“百岁光阴”这一篇，意思胜过辞藻，只是觉得筋骨稍微显露；“长空万里”这一篇，辞藻胜过意思，只是觉得内容过于丰厚。两篇都应当向前者退让一筹。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虽然越来越趋于后世，水平似乎逐步下降，但总的说来，各自都把自己的体裁做到了极致。不过，前朝的诗文实在不足称道；而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人，却都在史书上声名显赫。至于乐府，则远远超出古今，如王实甫、闗汉卿等人，不必说他们一生的经历，即使连他们的籍贯也有时若存若亡。因此可知，词曲只是游艺的末流，并不是可以流传不朽的前途。涵虚子记载：元代的曲家有一百八十多人，其中能够兼擅诗文的，只有贯云石、高则诚等两三个人。其余如马致远等人，在乐府以外，其他才艺没有一项能再进一步，确实是上天赋予人的才性各有定分。（滕玉霄、元好问、萨天锡、赵子昂、冯海粟、卢疎斋、姚牧庵等人，擅长诗文，兼及词作。） 高则诚在前朝词人中，似乎是能够凭诗文显名的人，只是因为依靠传奇作品流传，所以连他的诗文也一并被埋没了。同时代的卢摰，字处道，也是东瓯人；他的乐府声望和身价，正与高则诚相当，但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于是世人便把卢摰看作文士，把高则诚看作词人。可见有幸与不幸确实不同。元代以文章和词名世的文人，赵子昂、贯云石、杨廉夫，都是浙东、浙西人；元代曲家能够和中原抗衡的，只有越地而已。

译高则诚的诗律作品，还散见于元人的选本中，如《题岳坟》《采莲曲》等篇，虽然格调不算特别高超，但绝不是传奇中的语言。至于文章，只有《辍耕录》所载的《乌宝传》一篇；短词如《琵琶记》中的一些引子，也大多接近宋词。大概这就是前朝才士中涉猎学问者的作品。近来偏爱《琵琶记》的人，有的甚至把它排在王实甫、闗汉卿之上。我认为《琵琶记》虽然极尽天工人巧，终究只是传奇一家之言。如今家家户户都知道，人人都熟习，所以容易感动人。将来风俗爱好发生很大变化，戏剧也会改变；后世只凭纸上的文字去摸索它的文义，难道不会变成齐东下里之谈吗？《西厢记》虽然多用本色语言，但在才情奔放的地方，自然是卢照邻、骆宾王的艳歌，温庭筠、韦庄的丽句。我恐怕将来真正永远流传的反而是那些地方，而不是《琵琶记》。金代董解元的作品世人几乎都不知道，而《花间集》《草堂诗余》却脍炙人口，这就是证明。（有人说，戏曲不可废弃；道理是唐、宋时期优伶所习的作品，如今已经完全不为人所了解。何状元的北戏除了《西厢记》以外，也很少有流传下来的。） 《西厢记》以韵度为主，风神如李太白的诗。《琵琶记》以名分、义理和伦理教化为主，像杜少陵的作品。《西厢记》本来出自金、元时代的社会风尚，而《琵琶记》特意创立规范，无论古今都没有先例，似乎更难达到这样的境界。虽然论才情，《琵琶记》准备得很完备，但因此更应当向《西厢记》退让一筹。俳优演出的戏文始于《王魁》，由永嘉人创作。明白事理的人说：“如果见到永嘉人做宰相，宋朝就要灭亡了。”到了宋朝将亡之时，果然是永嘉人陈宜中做了宰相。此后元朝南戏仍盛行；等到天下将乱，北院本特别兴盛，南戏便绝迹了。以上记载见于叶氏《草木子》，叶氏是元末人。根据这些记载，传奇始于永嘉人创作。如今《王魁》的原本已经不传，而流传下来的是《琵琶记》；《琵琶记》也是永嘉人创作的，于是成为今天南曲的第一部作品。这两件事极其相似，实在很可笑。不过，叶氏在明朝初年著书时，说南戏已经绝迹；难道当时《琵琶记》还没有流行吗？《王魁》的故事应当发生在宋初。如今唐人小说中也记载《王魁》的故事，有人认为这是宋人抄入其中的。《琵琶记·昆山有良璧》一诗说：“王允何其愚。”有些人说，汉末有两个王允：一个杀了董卓，另一个抛弃妻子再娶；这是不对的。考察《后汉书·党锢传》说：“黄允，字子艾，是济阴人，凭借出众的才华而知名。郭林宗见到他后说：‘您有超越常人的才华，足以成为伟大的人才；但恐怕您不能坚定地守持正道，将会失去这些才华。’后来司徒袁隗想替自己的侄女求婚，见到黄允，感叹说：‘女婿就应当像这样。’黄允听说后，便休弃并遣走自己的妻子。”可见是黄姓，不是王允。现在的版本大多误刻，所以把它记录下来。汪司马很欣赏这首诗，说《西厢记》的诗没有一句成语，《琵琶记》这一首还算值得一看。不过，“瑜”字和“姿”字在古韵中完全不相通；而且“宋弘”两句很像乡村学究的口吻，只是胜过王实甫、闗汉卿的作品罢了。王实甫《晚风寒峭》的末句是“不想跳龙门，到来学骗马”。如今俗语只把“骗”解释为偷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程泰之《演繁露》记载得很清楚，王实甫大概采用了它的意思，现抄录如下：“我曾见药铺卖脚药的人，招牌上写着‘骗马丹’。回去查检字书，才知道它的读音是‘匹转’，并且解释为跳跃着上马。后来又见唐人武懿宗带兵出征，遇到敌人便逃跑，人们因此作诗讥笑他说：‘长弓度短箭，蜀马临阶骗。’意思是蜀地的马本来已经矮小，又遇到台阶高起，却能够跃上去，这才明白‘骗’字的意义。”《通典》说：“武举设置土木马在里巷之间，教人练习骗。”以上都是《繁露》的说法。根据这些记载，‘骗’本来不是盗窃的意思，与今天的俗说完全不同。王实甫把它用在曲词中，是因为张生翻墙登楼，崔莺莺所以用“骗马”来对“龙门”，都取跳跃的意思，更能看出用字构思的精巧。所引唐人讥讽武懿宗的话，是张元一所作，见于孟棨《本事诗》。另外，《东京梦华录》记载百戏中有“骗马”等戏，字义也都和前面相同。由此可知，宋、元之间“骗”字的读音和意义就是这样；如今人们一概把它当作盗窃，天下都用同一种说法，实在可笑。（如今《琵琶记》中也有使用这个字的地方，是俗人妄加的。） 《琵琶记》中有“正是此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间”这样的句子，采用了高骈诗话中的话：“昨夜筝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大意是“仿佛正是这支曲子才值得听，却又被风吹成了另一种曲调”。开头说“正是”，明白是在引用古人的话。如今流传的传奇中有所谓《董永》，曲词极其鄙陋，但它的故事事实本来出自《搜神记》，并不是杜撰的。《搜神记》记载：董永的父亲去世，他没有钱安葬，于是把自己卖给人家做奴仆。主人知道他贤良，给了他钱千万，放他离去。董永服丧三年期满后，想回去拜见主人，继续尽奴仆的职责。路上遇到一个妇人，说：“我愿意做您的妻子。”于是便和她一同到了主人家。董永说：“我虽然是卑微小人，承蒙您的恩德，发誓一定勤劳服侍来报答主人。”主人说：“妇人能做什么？”董永说：“她会织布。”主人说：“既然如此，就让你的妻子替我织一百匹缣。”于是董永的妻子织了十天，便织成了一百匹。据此看来，董永夫妇应当生活在六代以前，或许是晋代，或许是魏代，无法确知。李德武的妻子裴氏，也记载在《隋史》中。古今传闻中讹误的事情，大多不足以欺骗有见识的人。唯独关于闗壮缪明烛一事，实在很可笑。就是读书人，也有十分之九相信它，为什么呢？大概是前朝末年，一个村学究编写《魏吴蜀演义》，因为传记中有闗羽镇守邳地时被曹氏擒获的文字，于是编造了这个故事。后来浅陋的儒生潘氏又不加考察地赞美闗羽的大节，于是谈论此事的人纷纷而起。考察《三国志·羽传》、裴松之注以及《通鉴纲目》，都没有这段文字。《演义》究竟根据什么呢？元代曲家闗汉卿创作《单刀会》杂剧，虽然其中有虚构妄说，但《鲁肃传》中确实有单刀赴会的记载，这一点仍然和明烛一事一样有事实根据。斩杀貂蝉的事情没有经典史籍可考，自然只是街谈巷议；不过，《羽传》的注文说，闗羽想娶吕布的妻子，便告诉了曹公，曹公怀疑吕布的妻子容貌特别美丽，因而自己留下了她，这样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译《吴志·鲁肃传》说：刘先主派闗羽争夺三郡，鲁肃驻军益阳，与闗羽相拒。鲁肃邀请闗羽相见，双方各自驻兵，距离一百步以上；只是各位将军都带着单刀赴会。鲁肃于是责备闗羽说：“国家当初把土地暂时借给您，是因为您家的军队战败，远道而来，没有资财，所以才这样做。如今您已经得到益州，既然没有奉还的意思，只求得到三郡，却又不听从命令。”话还没有说完，座中有一个人说：“土地这种东西，只归有德者所有，哪里有什么固定归属呢？”鲁肃厉声呵斥他，言辞和脸色都非常严厉。闗羽拿刀起身，说：“这都是国家大事，这个人懂得什么？用眼色让他出去。”考察今天元人所写的《单刀会》杂剧本，这大概确实是根据鲁肃传的原文记录写成的。司马光编修《通鉴》时依据《吴书》，说鲁肃想和闗羽会面，告诉部将们恐怕会发生变故；鲁肃不听劝阻而前往，而所记载的闗羽言语却非常鄙俗，不像闗云长的口吻。大概《吴书》只是尊崇自己的国家，并不是实录。鲁肃本来邀请闗羽相见，所以闗羽才拿刀起身，怎么能说是鲁肃要前往，还怀疑闗羽会发生变故呢？裴松之的辩驳最为明白，唯独这条注文引用《吴书》时，完全没有辨明是非，也实在糊涂。司马光依据它来记载，就更加疏漏了。赤壁击败曹操，刘玄德的功劳最大。考察《昭烈传》，说刘备在赤壁和曹操交战，大败曹军；《操传》只说曹公到达赤壁，和刘备交战不利，却不提周瑜和鲁肃。《昭烈传》和《操传》都说是与刘备合力作战。陈寿在《诸葛传》后也说，孙权派兵三万人帮助刘备，刘备得以凭借这支军队和曹公交战，大败曹军。这样，当日的战功就可以看出来了。如今人们大多把功劳归重于周瑜，这和陈寿的记载不太相合，我另有详细说明。杨用修说：“世间传说冯商归还妾室，我考察《氏族言行录》，冯京的父亲名叫冯式。冯京出生后才智出众，卓异不群。冯式有一天把冯京所诵读的书拿来，在书后题写道：‘将作监丞、通判荆南军府事冯京。’冯式退官十一年后，冯京考中进士第一名，任将作监丞、通判荆南，正如冯式所说。当时人称冯式为‘知子’。《氏族录》是宋人编写的，应当记录了事实。世间传说冯商归还妾室的事情，便把它附会到冯京父亲身上；但这篇记载中，冯京的父亲从未做过商人，也不叫冯商。”以上见于《谈苑醍醐》。我考察《宋史·冯京传》，其中不记载他父亲的名字，也没有归还妾室的事情，只说冯京曾经拜访外兄，看见他家的侍妾，询问后得知是某位同年人的女儿，便急忙请求把她嫁给自己，大概传说就是由此附会而来（杨用修所依据的《氏族录》说是正史，也不对）。用修又说：吕蒙正的父亲吕龟图有很多宠妾，和他的母亲刘氏关系不和，连同吕蒙正一起赶了出去，吕蒙正因此颇为困顿贫乏。刘氏发誓不再嫁人，等到吕蒙正出仕后，才把双亲接回来，让他们同堂而不同室地居住，奉养他们。近世流传的奇闻《饐瓜亭》，也是由此附会而来。陈晦伯驳斥说：《邵氏闻见录》记载，吕蒙正贫困未显达时，在洛阳龙门利涉院的土屋中和温仲舒读书。有一天走在伊水边，看见有人卖瓜，想要得到瓜吃，却没有钱购买。卖瓜人偶然把一枚瓜掉在地上，吕蒙公惆怅地捡起来吃了。后来他做了宰相，在洛城东南买了一座园子，园子临近伊水，便建亭取名为‘饐瓜亭’。我考察《宋史》，吕蒙正确实出身寒微，住土屋、吃弃瓜的事，应该有其根据。只是杨用修所引用的事情牵涉颇多，而正史没有记载，恐怕不完全确实。《连环》也本来是元曲，有人说它是李长吉的诗。诗中写到提着银龟酒器、骑着白马的傅粉美人，大旗下的人便认为那就是吕布。其实美人不知道，‘傅粉’是在说吕布的相貌，并不是说他的姬妾。陶谷与秦弱兰的事情，见于宋代士人的供状，应当不是诬妄。《绣襦记》的故事，出自唐人的《李娃传》，都是依据旧文。不过原传只称她的父亲为荥阳公，而郑生并没有名字，后人加以增饰罢了。李娃晚年收养李生，只够用来赎清他抛弃她的罪过。传记作者却极力称赞她贤德，实在很可笑。王仙客的故事也是唐人小说中的事情，十分奇异而不合情理，大概是过度润饰的结果，也可能根本没有这回事，无法知道。霍小玉的故事依据李益传，或许有所本源。红拂、红绡、红线，三个女子都是唐人，事迹都见于小说；她们又都是将门女子，都是姬妾，并且都兼有豪侠之气，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是可信的。卫公虽然是韩柱国的外甥，却完全没有听说过他和处道相遇。事情的缘由是：李百药曾经偷取素家的侍女，素家抓住他要杀掉；看见李百药裸体而相貌俊秀，于是把侍女送还给他。后来有人把这件豪异而隐秘的逸事编纂出来，便把它改附到卫公身上。至于虬髯客的荒诞故事，更没有必要辩论。红线的故事，冷朝阳有诗咏写，但事情的始末无法考察，《甘泽谣》也不足为凭。红绡的故事尤其荒诞，大概因为汾阳王府妓乐很多，便故意编出这样的说法；又是以红拂为本而添上昆仑奴，于是又附会到虬髯客身上。只是故事中所描写的一品官，和汾阳王很不相像；我曾怀疑另有其人，但大体不必深究。如今各种传奇盛行，渐渐要赶上前代了。《章台柳》的故事或许确有其事，唐人的诗可以证明。《辍耕录》记载，元人的杂剧中有一段关于唐三藏的故事，如今其中的曲子还在流传，只是不知道是否就是陶氏所记的底本。世俗把他当作陈姓人，又把故事演成戏文，实在极其可笑；但这件事也并非完全虚构。三藏就是唐僧玄奘，我在前文已经辨析过。后来考察《独异志》说：沙门玄奘，俗姓陈，是偃师县人。他幼年聪慧，有操守品行。唐武徳初年，他前往西域取经，走到罽宾国时，道路险峻，虎豹出没，无法通行。玄奘不知如何是好，便锁住房门坐着。到了晚上开门，看见一位老僧，头面上满是疮痍，身体流着脓血，独自坐在床上，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玄奘于是向他礼拜，殷勤求教。老僧口授给他一卷《多心经》，让玄奘诵读；于是山川变得平坦，道路得以通行，虎豹隐藏身形，魔鬼潜藏踪迹。玄奘到佛国取得六百多部经书后返回。他所诵的《多心经》，至今仍有人诵读。根据这些记载，和今天流传的说法颇为相合。元人的散套中也有西域取经等故事。看来这些附会起源于前代，并不是今天才有；但‘三藏’这个称呼则始于宋代，并非始于前代。东坡《艾子》小说说：艾子喜欢饮酒，很少清醒。有一天忽然喝得很多而呕吐。门人偷偷把猪肠塞进他的呕吐物中，拿给他看，说：‘人必须具备五脏才能活，如今您因为饮酒吐出了一脏，只剩四脏了，怎么还能活呢？’ 艾子仔细看了看，笑着说：‘唐三脏尚且能够活着，何况还有四脏呢？’这虽然是戏谑的话，却可以看出宋代已经有这种称呼。大概是因为唐僧不空号称‘无畏三藏’，后来讹传成了玄奘的称号（《艾子》恐怕不是东坡所作，但它的书名已经见于《通考》，总之也是出自宋人。《圣教序》中虽然有‘三藏要文’等说法，却不是玄奘的称号）。

译从《花间草堂》一类作品发展，到《西厢》《琵琶》达到极致；从《玄怪》《树萱》一类作品发展，到《剪灯》《秉烛》达到极致。然而《西厢》《琵琶》虽然是词曲创作中最下等的技巧，在各自的体裁中毕竟达到了极高境界。至于如今流传的《新余二话》，则是鄙陋到了极点。初读这两部书，像是村学究中稍微懂得声律的人所作，根本不值得博雅之士一笑。考察作者，实际上都是本朝名士的手笔。《新话》是瞿广文宗吉所作，《余话》是李方伯昌祺所作。瞿宗吉是国初钱塘人，他所著的诗集、诗话如今还在流传；诗的格律低弱，姑且不论，而才情缥缈，工巧语句极多，词尤其婉转繁丽。如今附见于《新话》中的诗词，却再也没有值得观赏的字句。李昌祺的诗律非常精深，宣成年间确实被称为作诗高手。如今《皇明风雅》选录他的十几篇诗，气骨铮铮，同辈少有能及；可是收入《余话》的诗，也完全不值得一提。从前唐人曾经凭《南柯》取得声名，凭《黄粱》享有赞誉；拿这两部书来衡量，实在惭愧不堪（岭南诗人孙蕡的《有朝云集句》也属于这一类）。《新余二话》本来都是虚构的，但也有一两件事情是真实的。《秋香亭记》是宗吉借事自寓，见于田叔禾《西湖志余》；至于《正妓人行》，则是昌祺亲眼见到的事情，他用来仿拟白居易的《商妇》。因为这两部书虚妄之处太多，连同这两件真实的事情也一并废弃不论了。李昌祺的名声和德行本来很显著，却因此不能进入乡贤祠。仿效这两部书而更加低劣的作品，有《秉烛清谈》等，这里就不说了；其中作者曾经点染牙颊、撰写《周礼》，还写过《纲目发明》。杨用修很喜欢称道他。起初我读李方伯的近体诗，很喜欢它，认为同时代的曾子启也不能超过他。后来又读了瞿宗吉的诗词，常常怀疑《新余二话》并非这两位先生所作。等到读《孤树裒谈》，得知李昌祺没有进入乡贤祠的事情；又看到《西湖志余》说：‘宗吉曾经写过一部《剪灯新话》，粉饰闺中情事，假托阴间报应。虽然属于情节妖异艳丽、在笔墨间游戏的作品，但劝善的内容多于讽刺，间或也有可取之处。’《秋香亭记》就是他借事自寓。桂孟平有一首题咏《新话》的歌，我这才知道确实是二位先生所作。大概只是一时在笔端游戏，并没有认真经营罢了。田叔禾所摘录的瞿宗吉《西湖词》以及《妓鞋》等曲子，大多只是堆砌词语。他又和杨廉夫唱和，写道‘眉颦黛色，云恨从张敞毫端起，春向梁鸿案上生’，也丝毫不逊于前代。《七修类藁》说：《剪灯新话》是杨廉夫所著，只有《后秋香亭记》是瞿宗吉所作。从文章的词气不同可以知道这一点。《香奁集》中那些鄙俗淫亵的诗，不是杨廉夫的，而是韩致光的诗。这三种情况，要么是想借重他人的名声，要么是一时刊刻时发生了错误，可惜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考察瞿宗吉这部书，它的语言和他所著的《诗话》极为相似，只是增加了诙谐戏谑；再加上诗词写得不好，是他一生作品中的蛇足。杨廉夫以文章著名，生活在元末，如今流传的遗集全都奇崛强劲、诡奇怪异，笔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作品？只是因为这个老人沉溺于声色，所以好事者便把它归给了他。郎瑛这个曲儒不能辨别诗文的面目，也就难怪会这样了。只是这种说法有时会误导后世，例如《龙城录》直到今天还被认为是柳宗元所作（《香奁集》是把它和鲁公的作品合在一起，冒名为韩渥所作；杨廉夫自有《续奁》等作品，远远胜过它，郎瑛的说法尤其错误）。《江湖纪闻》记载，有一位士人狎戏歌妓，写了一篇四六体供状，通篇使用典故和成语，堆砌典故的技巧很高，可惜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大概是南渡时期的人。至于《荆钗布裙》中自称郑玉并非歌妓的故事，我多次查求它的出处，却始终处于似是而非之间。偶然读到《说郛》所录《抚青杂说》中的一件事，才知道邢氏女子先前已经和单氏的儿子议婚，后来邢氏父母遭逢战乱，都被杀害，她于是失身进入乐籍，改名杨玉；而单氏的儿子凭借门荫做了本州司户，便乘机亲近她，询问她的生身父母，得知她就是幼年时议定的妻子，于是告诉父母，娶她为妻。看来是把‘邢’字误作‘郑’字了。所谓布裙、短被，就是邢氏女子对单氏之子所说的话，陶氏的记载中有详细说明。唐人初次登第时的一首绝句说：‘楚润相看别有情。’注释说：只是把楚润看作妓女中的佼佼者，却没有详细说明出处。考察孙棨《北里志》说：‘楚儿，向来是三曲中最出众的妓女，晚年因容色衰退，嫁给捕盗官郭锻。她为了挑逗郑光业，被郭锻拖走打了几十下，于是赠给郑光业一首诗说：“蛾眉常被巨灵掌，鸡肋难胜子路拳，实在可笑。”’润娘，字子美，本名小润，是王团儿的女儿。年轻时声名很大，崔垂休曾和她狎游，并在她的大腿上题字，被同年中的某人看见，于是戏赠一首绝句说：‘慈恩塔上新泥壁，滑腻光华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十四，金陵腿上逞欧书。’这些都可以用来取笑。当今世间流传的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大概还在传奇、杂剧之下。然而元人武林施某编写的《水浒传》特别盛行，世人大都认为它是凭空虚构、没有根据的作品，但其实也不完全如此。我偶然读到一篇小说序，说施某曾经进入市肆，搜阅旧书，在破旧的纸张中得到宋代张叔夜擒获贼人的一篇招供文书，详细知道了这一百八人来历，于是润饰编成这部书。他的门人罗某也仿效他，写成《三国志》，实在浅陋可笑。杨用修《词品》说：《瓮天脞语》记载，宋江偷偷到李师师家，在墙上题写了一首词：‘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又想道：‘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宋代小令盛行，没想到一个大盗也能写得这样好。考察这就是《水浒词》，杨用修说《瓮天脞语》或许另有所据；只是说宋江曾到洛阳，未免太昏乱了。我曾经开玩笑，把《水浒》比作《琵琶》，说它们都不讲究文饰，只是把人情世态写尽罢了。然而《琵琶》除了本色语言之外，《长空万里》等篇，即使放在词人作品中也不妨称为杰作；而《水浒》所写的语言，稍微涉及声律对偶的地方，便令人作呕，毫无可观之处，确实显出它的技巧很容易用尽。只是它叙述情感、铺写故事，针线细密周到，也算是滑稽作品中的杰出之作。

译当今世人沉迷喜爱《水浒传》，甚至缙绅文士中也偶尔有喜欢它的人。只是这部书中间所寄托的用意，不是仓促之间能够看出的，世人只知道它把人物形貌和情态写得十分周到罢了。至于它排列一百八人，分出人物分量的轻重，丝毫没有差错；其中抑扬映带、回护咏叹的写作工夫，确实有超出语言文字表面之处。我常常惋惜作者把这样的心思用在如此低下的技艺上；但这本来就是他的偏长，即使让他读书作文，也未必能写成章法完整的文章。这部书所记的四六体文字很令人厌看，大概因为它主要是写给俗人看的，所以不得不这样。我二十年前见到的《水浒传》版本，还很值得寻味。十几年来，被闽中书坊商人删削，只记录事实，中间那些游离的文辞、余韵以及寄托情态的地方，一概删去，于是几乎不堪拿来压盖酒坛。再过几十年没有原本可以校印，这部书就将永远废失。我因此感叹，这部书刚出现的时候，不知道应当比现在好到什么程度。宋代郑叔厚把孙武子和《论语》相提并论，明代韩苑洛又把关汉卿和司马子长相提并论，这都是词场中非常大胆的笑谈。因为谈论《水浒》，又得到两件很可以作对的事情。嘉靖、隆庆年间，有一位大人物，案头没有别的书，只在左边放一部《南华经》，右边放一部《水浒传》。近来又有一位名士，听人讲《水浒》而作歌，认为它兼有左丘明和太史公的长处。这两句话本来都是滑稽说法，和前面的意思略有不同；但两句话的文辞如同符节相合，确实天地之间不应当没有相对的事物。世间流传的《宣和遗事》，文字极其鄙俗，但也是前代时期民间的俗说，其中有‘南儒’、‘省元’等词语。又记载宋江三十六人，把卢俊义写作李俊义，把杨雄写作王雄，把关胜写作关必胜，其余人名也都略有不同；其中关于花石纲等事情，都像是《水浒》故事的底本。如果它出现在《水浒》之后，就一定不会再创造这些不同的名字。又郎瑛《类藁》记载，《点鬼簿》中也完整记有这些人的事迹；《点鬼簿》是元人钟继先编写的。这样看来，施氏这部书所说的三十六人，大概各自都有前人的依据，只有除此之外的部分是附会。郎瑛说这部书和《三国》都是罗贯中所作，大错特错。两部书的浅深、工拙，差别有如天壤，怎么会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世间传说施氏号耐庵，但他的名字竟然无法考察。我的朋友王承父曾经开玩笑说，这部书是《南华经》和《史记》合成的。我认为，他不是狡猾胥吏中的头目，就是凶暴盗贼中的败类罢了（施某的事见田叔禾《西湖志余》）。《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