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庚申夷氛纪略》，（清）赘漫野叟撰写。恭敬地说，我朝恩泽深厚、仁德广布，君主贤明、臣下良善，盛隆程度可与三代相比，远远超过汉唐。四方夷族都来臣服，天下海内清平，各地平安无事，承平已有二百多年，国家疆土完整无缺，这是古来未曾有过的。庚申年的变乱，也是开国以来从未听闻的事。虽然可以说是天命，难道不也是人为的吗？上一年己未，僧王在天津海口驻军。僧王是外藩科尔沁蒙古郡王，名叫僧格林沁，是元太祖之弟哈萨尔的后代，在京供职。他感念宣庙的深厚恩典，想着如何报答，平日办事还算认真，谋划国事也很尽心，可以说是忠诚了。他承受两朝日益隆厚的恩遇，却能不自满自矜，退让节俭，也可以说是贤能了。只是有三点不足：猜忌之心没有消除，遇事多专断独行，尤其不懂得用兵。他在海口驻军，本来是为了防备英国夷人。等到英国夷人已经接受安抚，前来交换和约时，他却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强行想要拒绝他们，炮轰夷船，导致争端发生。这大概就像莫敖在蒲骚之战中犯下的错误，是有识之士深为忧虑的。八年戊午八月间，长星贯穿斗宿，天象显示警告。当权的各位大臣本应为国作长远谋划，趁星象发生变化反躬自省，筹划策略、陈述谋略，训练士卒、整治兵器，以防备非常之事；可是他们却毫不在意，仍像平常一样悠闲享乐，把海疆重地交给不学无术的僧王。明白事理的人早已料定他必然失败。本年庚申五月间，夷人军队大举入侵，船只停泊在海上，声势很大，锋芒很锐利。各位大臣本应怎样振作精神，竭力寻求防御和剿灭敌人的办法呢？可是他们仍然漫不经心，反而借此机会援引提拔私人，排斥诋毁贤良之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专门倚仗僧王作为长城，认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地享乐了，这不是大错特错吗？总的说来，都是因为近年来懈怠拖沓，唯唯诺诺，已经习惯成风，只知道把自身和家族看得重要，把国事看得很轻。同党相互勾结，排斥异己，把忠臣和奸臣的位置颠倒过来，谁是真正认真为国办事的人？如果有一个人肯认真办事，众人都把他当成怪物，一起排挤除掉，不让他在朝廷待上一天。只有僧王倚仗自己的权势地位，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既然不能排斥他，反而都去拉拢他，争相附和他。办理海口事务时，任凭他独断专行，大家都把他视为奇才异能之人，认为他一定能对付贼寇，哪里知道他只是个不识字而又粗鄙、凭勇气行事的人。何况他的勇气并不刚强，只是有名无实，到了紧急关头又怎么能够倚靠呢？僧王在海口经营了一年多，修建炮台，设置铁栅，疏浚壕沟、修筑堡垒，耗费国库银两多达数十万两。方圆百里的村庄，百姓的树木几乎被砍光，百姓的坟墓也损毁很多，御史上奏弹劾，他也不予理会。他调来口外的达兵，其中有一种鱼皮达，说他们能够泅水，用来撞沉夷船，便可稳操胜券，因此有所凭恃而不感到畏惧，见识浅薄的人都认为必胜无疑。谁知夷船驶入后，铁栅竟成了摆设，夷人冲撞而来，壁垒没有什么能够抵挡的，两年工夫顷刻之间毁于一旦，于是海口各地全都失守了。僧王先在海滩平坦空旷的地方埋藏地雷，打算等夷人上岸扎营时引爆炸死他们，这和守株待兔有什么不同，实在可笑至极。他还派提督乐善在海岸守卫炮台，却不在陆路设置防御。乐公担心被敌人乘虚而入，再三向他说明，僧王却不采纳。等到被天津人刘秃子泄露了他布置地雷的计谋，夷人引水浸灌，地雷之计不能实施，反而被夷人从侧后袭击，全军败亡。不仅旗兵伤亡很多，达兵也伤亡无数。夷人把尸体填进壕沟后越过，直取炮台；陆路没有防守的兵力，提督乐善战死。这样一来，炮台也全都失守了。僧王的本领已经用尽，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竟然把天津府城丢在一边不管，疯狂逃到杨村才停下来。杨村在府城西北六十里处。纵观这些种种情形，究竟是天命，还是人为？不用等有智慧的人也能明白。原来，僧王之所以导致失败，很有些像楚国的屈瑕。当初三年癸丑秋，粤匪从江南向北窜逃，沿途裹挟百姓，号称有十多万人，所向无敌，不到一两个月就攻破十多座城，直抵天津府，妄图夺取并占据那里，已经形成势如破竹之势。幸亏大军云集，将帅百官人人奋勇，其中只有钦差大臣胜保的一军尤其是精锐部队，多次挫败凶敌的锋芒，使战局转败为胜，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又得到天津人齐心协力相助，共同守卫危城，显示讨伐的威力，几乎把这些丑类全部歼灭。首领林凤翔逃窜到连镇，李开方逃窜到高唐的冯官村，各自带着死党不过几百人。前后两次，特地命令僧格林沁统率军队进行围剿，官军两万多人包围进攻，长久没有取得功效，于是根据各处地势远近，挖渠引水灌注。林凤翔被擒，李开方请求投降，先后用囚车押送京师，并在市中处以磔刑，僧王承蒙恩典晋封亲王。市井百姓歌颂他的功劳，一人倡导，百人应和，竟然有人把他比作关壮缪。听到的人都捂住耳朵，几乎要呕吐，而僧王却颇为自得，难道不是又一个莫敖吗？到了上一年己未，英国夷人在上海，已经同钦派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两江总督等大臣议定接受安抚，进京交换和约，这是遵照我皇上的谕旨而来的。并且奉谕命在京城为他们清扫准备三处馆舍，陈设华美丰盛，等待他们到来。各夷船在五月内一起抵达天津海岸，停泊在大口，僧王拒绝放他们进入。米利坚的将领让船退出，改由小口登岸，于六月二十八日进入京城，共二十多人，安置在老君堂馆舍。奉上的谕旨说：其言辞和意旨都十分恭敬，特地将和约加盖印信后互相交换，永远和好通商，把这些意思宣示给使臣华若翰知道。钦此。华若翰等人当天就离开京城，十分安静。谁知英国夷人在天津，不肯让船退出，想从大口登岸。据僧王上奏报告说，夷船擅自驶入内河，先行开炮，并派步兵挑战，被官兵击毙数百人。驶入内河的夷船共十三只，只有一只逃出，其余全都受伤，不能驾驶；夷兵首领姓赫，也伤了腿，不能行动。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亲自督战，被炮火击伤而死，以上情况一并上奏。早就听说史、龙二公都是著名良将，如今同时阵亡，军中没有不悲痛惋惜的。直隶总督谭廷襄在大沽听到事变，急忙找到民间的一顶两人小轿，乘轿逃走。围观的人像墙一样拥挤，齐声大喊：“好，好，好！”

译廷襄不明白，看着身边的人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身边的人随口回答说：“众位百姓都是在为大人助威啊。”话说得非常有趣，也非常刻薄残酷。僧王这一次举动，只是取得一时痛快，自以为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奇功，结果种下了第二年大举入侵、毒害百姓、焚毁御园的祸根。这一切难道不是因为在蒲骚之战中偶然战胜已经穷途末路的粤匪，便轻视正处于势头正盛的英国夷人，因而重蹈蒲骚之战的过错吗？而且已经订成的和约也因此决裂，实在很可惜。这就是上一年己未事件发生的原委。我想，僧王凭一鼓作气，重创了英国夷人，心里以为他们不敢再来了。即使再来，也已经有所准备，可以无患。他在海港竖立栅栏，动用铁工五六百人，使用熟铁一百几十万斤，历时半年才建成。在各港口内层层密布，认为夷船不可能飞越而过。他在海岸筑造堡垒，内外各竖立一层合抱粗的大木，再加上十多层小木，中间用牛皮袋装土填实，夯筑得极其坚固，认为夷人的大炮绝对无法攻破。挖掘壕沟，深度和宽度都各为二丈，骑兵很难越过。又截留浙江省运往京城的洋铜九万斤，增铸铜炮，扩建炮台，不惜耗费数十万两国库银，他的筹划不能说不周密。然而他保全自身的念头太重，把战士赶到虎狼面前，自己却处在泰山般安全的地方，谁肯替他拼尽死力？所以白白耗费心力，徒然浪费国库资财，始终没有成功，每次交战总是失败。如果说到违反军纪、丧失军队，任性违抗悖逆，怎么能没有罪责？假如不是皇恩宽大，即使想保全自身，又怎么能够做到？那么他能够活着，也只是侥幸逃过一劫罢了。今年庚申，夷人首领额尔金、葛罗等从粤地乘船渡海而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审慎处置的。他们深深畏惧中国的兵威，知道帝都难以侵犯，不敢轻率妄动。既然已经联合各国夷人，倾全国之力远道而来，仍然担心不是敌手，于是在粤地招募潮勇，传说不少于二万人。潮勇，是潮州的无赖游民。又招募发配在粤地的遣犯，大多是川、楚、登莱人，共招得几千人，都是亡命之徒。还有一种叫作青皮的人，就是失业的粮船水手，性情一向粗野强悍，也招集了一万多人。每次交战时，就让遣犯和青皮打头阵，潮勇随后，而白夷、黑夷殿后。即使遇到强敌，也只会伤亡遣犯、青皮和潮勇，白夷、黑夷不会受伤，这种计策也实在奸诈。并且在宁波的舟山、登州的烟台各留下一支水师，用来等待消息、准备支援，谋划周密妥当，然后才敢远道乘船长驱而来。僧王败逃后，他们夺取了海口、大沽等地，又用重金招募天津土匪为向导，传闻每人每日给银四钱，每次交战各给银一两。有这样的重金收买，哪个土匪不愿意听他们使用？所以七月初七日，他们垂手而入郡城，就像从袋子里取东西一样容易。僧王就在这一天逃到杨村，第二天逃到蔡村，又过了几天，再逃到张家湾，距离京都只有五十里，距离通州只有十里了。前一次攻打粤匪时，天津人多帮助官兵；这一次却反过来依附夷人，为什么呢？推究其中的原因，前一次的将帅，如钦差大臣胜保，最善于用兵，身先士卒，不畏惧强暴有势力的人；文武百官中，勇敢的人多，畏缩的人少。又有天津县知县谢子澄一向深得民心，也懂得军事谋略，众人愿意为他效死；汉军副都统佟鉴一向以忠勇过人著称，志在同仇敌忾，和谢子澄奋力攻击贼寇，冲入敌阵诱敌。无奈旗兵违背约定不来援助，以致二位大臣一同战死，军民人人都为之痛惜，发誓一定要在早饭前消灭贼寇。胜公立即斩杀畏缩不前的旗兵二百多人，示众惩罚，从此旗人怨恨他。上一次之所以能够制胜，无非是依靠人心和人力。这一次的军务中，只有乐提督一人可以问心无愧；此外的将帅，无论大小文武，都躲避贼寇，唯恐逃得不够快。天津人首鼠两端，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实在令人感慨。夷人从天津进发，偷偷窥伺帝都，长途跋涉三百里，竟毫无阻碍，因此没有恐惧。沿途经过数百个村镇，无论大小，全都遭到抢掠；杨村、蔡村、安平、河西务最为富庶，也都被洗劫一空。马头一个村庄，有一千几百户人家，被毁成平地。七月初九日奉谕，拔去僧格林沁的三眼花翎；二十六日，奉旨赏还。在这个时候，如果将帅任用得当，组成军队出战，决一死战，要遏制贼寇的凶焰并不困难。当时胜保被降为三四品京堂，进京候补，一心主张作战。当权的各位大臣全都主张议和。朝廷恩德如同覆盖承载万物，四海一家，怜悯体恤夷人的情状，也正在允许议和，以显示怀柔之意、安定京畿，圣上的谋虑深远，京城内外无不欣慰感激。此时果真同他们议和，仍然只是重申前一次的约定，还不至于严重损害国家体面。可是僧王仍然违拗不改，传说又调来的达兵不少于一万人，自备干粮，想要洗雪前耻，志向不能说不壮烈，只是不估量自己的才力究竟如何罢了。此前六月末，已经奉命派大学士瑞麟带兵驻扎在八里桥（在通州城西），又派贝子、宗室绵勋等人，各自带兵分驻附近的东南皇木厂、交亭等地，以便防守阻挡。七月末，贼寇的气势渐渐逼近，京城城墙上才开始安置大炮、设置防御。特地命令怡亲王、宗室载垣和尚书穆荫一同前往通州，与夷人议和。夷人首领从张家湾来到通州会见怡王。正在会谈时，忽然听到枪炮声震天，侦察得知僧王在张家湾挑动夷兵交战，知道事情不能成功，夷人首领便想逃走。怡王喝令把他擒住，连同他的随从二十多人一起捆绑押送京城，交给刑部监禁，这个首领就是巴夏礼。僧王随即战败，退到八里桥，与瑞麟合营，却把通州城丢在一旁不管，夷人进入并占据了通州。听说这场战斗中，绿营步兵迎战非常奋力，苦战了两个时辰，僧王下令撤退休息，却让马队和达兵接替。骑兵与步兵交战不利，达兵纵马返回，导致把我方绿营步兵冲散，被贼寇从侧后截击猛攻，死伤几乎殆尽。贼人占据张家湾后，带着愤怒纵火、杀人、奸淫、抢掠，格外惨酷，僧王从此胆气尽失。这是八月初四日发生的事。

译奉谕命胜保授任光禄寺卿，前往瑞麟军营会同办理事务，第二天就出京，只集结到旗兵四千人、圆明园八旗抬枪兵一千人，下午仓促出发，锣、锅、帐篷一概没有。奔驰到瑞麟营，与僧王会合，初七日在八里桥南面的元狐庄同贼寇交战。胜公一马当先直冲上去，与贼寇首领面对面说话，大声喝道：“我是胜保，你们也曾听说过我的名字吗！”众士兵瞪大眼睛看到这一幕，亲耳听到这番话，不知道勇气从何而来，也都奋不顾身，齐声大喊杀贼，向前冲去，气势如山倒。交战一个时辰左右，杀伤敌兵一千多人，白夷、黑夷死者不少，贼寇抵挡不住，纷纷溃退。无奈瑞麟的军队在尚未列阵之前就先溃散了。僧王正在激战之时，自己乘坐骡车，丢下队伍逃走。以致我军动摇，贼寇的气势又壮大起来，一鼓作气返回反击。胜公被鸟枪击中下巴，鲜血流满胸前，仍然带伤指挥军队浴血奋战。旗员、旗兵伤亡很多，却没有一个退缩的。后来又被炸炮击碎胜公所骑战马的头部，炮弹从马鞍桥穿过，灼伤胜公两腿，马倒人翻，又压伤左臂，昏迷不醒。众士兵赶紧保护他，把他送回京城养伤。这一战中，贼寇的尸体遍地都是。（夷人用九艘船装载尸体，送回海口；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就是在这一战中被杀死的，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大概两种情况都有吧。）他们的士气已经被夺，很快就败退逃窜。假如瑞相和僧王肯稍微接应，肯定能够成功击败敌人，所保全的东西一定很多。军民等人谈到此事，无不啧啧叹息，可以说是虽败犹荣了。有人说僧王忌惮胜公的威名，不愿让他的功劳成功，而且他一向所害怕的只有胜公一人，本来就想把胜公置于死地，借他人之手杀掉他。又有人说，僧王经营了两年，节节败退；胜公却想一战成功，这是不给僧王留下余地，也难怪僧王□□。这种说法，究竟是真的吗？难道不是真的吗？只是达兵接连几次败逃，并不归队，散到各个村庄，寻讨饮食，有的还抢夺财物；也有人带着伤、浑身浴血，逃进百姓家中，妇女误以为是贼寇，惊慌失措，有的投水，有的上吊，有的先杀死子女后自杀。百姓没有遭到夷人的祸害，却先遭到了达子的灾殃，僧王不能推卸责任。自初七日元狐庄战败后，京城当天就全部关闭城门。初八日巳时，圣驾起驾巡幸木兰（即热河），表示要亲自出征，以鼓舞将士。作为臣子的，如果真能仰体圣意，激发天良，齐心协力，未必不能奋力一战。然而僧王收兵，退驻到朝阳门外；瑞相退驻到德胜门外；东南一带领兵的将帅只知道守着自己的防地，按兵不动，竟使东郊数十里以内没有一个官员、一个士兵守卫。夷人于是进占八里桥，任意出入巡游，竟没有人经过那里而加以过问。自古以来两军对敌，从未听说过像这样纵容敌寇的。人事昏庸到了这种极点，难道还可以把责任推给天数吗？不过，夷人起初并没有轻视中国，因为害怕有埋伏，观望迟疑，不敢立即进军。于是他们勾结汉人、回人和土匪，响应者很多；这些人替他们侦察虚实、暗中探听消息，逐渐推进，先到定福庄（距朝阳门十八里），又进到慈云寺（距朝阳门八里）。僧王也逐步退却，先退到东直门外，又退到安定门外。原来跋扈的气势化为乌有，众人都称他为“松王”了。八月十二日，有六七十名男女夷人骑马来到朝阳门吊桥边，沿着城濠东岸向南行进，察看城墙。当时旧相赛尚阿承蒙恩典重新起用，正在朝阳门与克勤郡王、宗室庆惠一同在城上督察巡防，亲眼看见男女夷人经过，竟置之不问。有人说赛公想攻击他们，但克王不同意，反而严令官兵等不得惊动他们。夷人因此得以从容察看，放慢马缰缓缓行走，向南直到东便门、广渠门外，查看完毕后返回营地。随后又放任黑夷和土匪等四处抢掠，以观察我方的行动。朝阳门、东直门外一百几十个庄村，大多遭到残害，也有被焚毁的。他们还砍伐树木制造云梯，以准备仰攻城墙。这一切都是为了向城中示威，而城中却悄无声息，只能束手等待。过了半个月之久，他们看出城中确实没有防备和戒备，才敢放胆行动。到了二十二日，他们绕城来到安定门外，土匪全都假扮成夷人，作为前锋，放火焚烧，肆意抢掠；德胜门外同一天也遭到焚烧抢掠。瑞相见到这种情形，立即传令军士列队。前队已经排好队列，瑞相却从后面骑马偷偷逃走，不知逃往何处。军士们互相说道：“主帅已经逃跑了，我们还做什么？”于是哄然散去。僧王部下的达兵，全都听任他们出城自行回去放牧。僧王逃到清河（在德胜门北二十里）躲避。贼人侦知此事后，他又逃回，藏在西八里庄（在阜成门外）。贼人再次得知后，他便向西南逃奔，到了广安门外的莲花池，藏在村民家中，随身只有三个僮仆，栖身于三间茅屋内。几天后，瑞相单骑寻找过去，依附僧王一同藏匿。我过去见过浙东的军队，他们从未同夷人交战，一听到风声就逃跑，实在令人痛心怨恨。没想到这种情形如今又出现了。若论误国的罪过，现在比过去更加严重。可悲啊！可恨啊！贼匪就在这一天径直扑向海淀，竟没有一个士兵、没有一匹战马出来抵御。于是到了酉时，焚烧御园大宫门，大火蔓延到同乐园、慎德堂等十八处；市肆中的娘娘庙、老虎洞等各条大街，以及王公大臣的平泉、绿野等名园，全都化为劫火灰烬。火光照亮天空，几天都没有熄灭。总管大臣明善逃走，文丰（姓董）投福海溺死，朝廷承蒙恩典，按照尚书的例子赐予抚恤。

译内务府员外郎清泰（姓王，排行第六），家中亲丁十六口，全家自焚，奉旨给予优厚抚恤，其余事例来不及一一叙述。御园中陈设的珍宝、书籍、字画，御用服饰器物，全都被搜刮一空；有人肩扛，有人用车装载，运往天津的夷船。夷人先来抢，土匪随后又抢，于是连一丝一缕也没有留下，甚至被遗弃的物品都遍布道路。这真是天翻地覆、使鬼神都哭泣惊骇的大变乱。苍天悠悠，什么时候才是尽头！瑞相啊，僧王啊！扪心自问，难道能不有所触动吗？耕种本来应当询问奴仆，织布本来应当询问婢女；为什么军国大事，却让王元谟望风逃走（这句话出自《发明》），让李元平随地便溺？帷幄中的诸位大臣，你们究竟筹划了什么？深夜扪心自问，难道也不会因此有所触动吗？国家的祸乱到了这种极点。追究造成祸乱的缘由，最初挑起事端的是林则徐，促成其事的是裕谦，使祸患加重的是僧格林沁；把他们剖开来吃肉，难道还不够吃吗？至于善于安抚驾驭、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祸患的，以钦差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里布为第一；大学士、侯爵、两广总督琦善次之；大学士、两广总督、宗室耆英又次之。至于辅佐枢密、从始至终办理此事、任劳任怨、使天下安定的，则只有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一人。在通州俘获的夷人首领巴夏礼，被囚禁在刑部，没过几天就把他释放出来，安置在高庙清净福地，以宾客之礼接待，供应十分丰厚。有一位武备院卿恒祺，过去曾任粤海关监督；巴夏礼到广东贸易时，曾与他交好，于是便命恒祺出面介绍和议。谁知和议还没有任何眉目，御园已经化为灰烬。二十二日焚烧御园，二十四日放巴夏礼及其随从出城，他们安然返回营地而去。把他们拘来，又把他们放回，只是为了议和，这件事是恒祺请求的。当时土匪已经吃饱喝足，没有别的要求了，便各自散去。二十五日，夷人从海淀退到安定门外，聚集在地坛围墙之内。城上原先设置了五尊数千斤重的大炮，小炮也很多，距离很近，要用一轮炮火把他们全部歼灭并不困难。只是总以为正在进行和议，不肯轻易开炮，论者对此十分惋惜。安定、德胜、西直、阜成四门外的村庄别墅，全都遭到蹂躏；安河的丰益仓被抢走粳米四万一千六百余石，仓场侍郎自请议处。八月二十九日，忽然听说大开安定门，放夷人入城，全国都震惊了。守城的大员本来不肯开城，恒祺却用危言恐吓他们说：“如果不开城门，等夷人攻破城门进入城内，连鸡犬也不会留下。”于是他们才听从开城，把敌寇引进来。然而夷人也相当谨慎，徘徊了很久，不敢直接进入。恒祺便带着十多名红顶、蓝顶官员出城迎接，陪同他们一起进城，夷人于是蜂拥而入。起初商议夷人首领入城议和，只允许随带不超过一百人；到了这时，却拥入数千人，立即凭借凶悍气势登上城墙，攀爬望杆，升起他们国家的五色旗，把我方城上的守兵全部驱逐，将我方大小炮位掀落城下，塞进沟里。他们又在城楼里面安设大小夷炮四十六门，炮口全都朝南。北面的城墙东西长十里，全被他们占据，搭起数百座帐篷；城门由他们决定开闭，反而禁止中国人出入，只听从巴夏礼的号令罢了。城墙外层大多被挖毁，因为唯恐我方埋藏地雷将他们炸毁。夷人入城以后，白五爷奔走往来，沟通和议。恒祺姓白，排行第五，京城人都称他为白五爷。他主持和议，虽然不知道他究竟怎样商议，但只见他去安定门会见夷人首领，回来又到巡防处会见王公大臣，每天从早到晚，不计次数，骑马往返，衣服被汗水染成红褐色，脸上沾满尘土，饥渴辛劳，显得格外勤勉劳苦。九月初五日，御园中的万寿山、三山又遭夷人放火，烟火连天，射入城中，五天后才熄灭。唉！自从释放巴夏礼让他回去议和，到现在已经十多天了，为什么这些阿奴还要使用火攻呢？白五爷办理此事未免不妥，不如伊中堂从前在浙东释放俘虏、使战争停止那样做得恰当。夷人性情狡猾强悍，挟制人的手段很多，和议一时不能迅速达成；一群丑类毫无顾忌，而且天性又怕寒冷，不能长期住在城上，便擅自进入民家住宿。城北居民受到的侮辱不少，纷纷向南迁徙。街市之间人挨着人、肩并着肩，扶着老人、带着孩子，牵着男孩、抱着女孩，背着包袱被褥，手提筐笼，疲惫喘息、满身汗水；妇女们身材纤弱，衣着破烂，羞怯畏缩，踉跄跌倒，头发蓬乱、满面污垢，哭喊声在道路上接连不断。这些都是无力逃难的贫苦人家的惨状。至于王公、大臣、汉官和富户家的家属，刚听说天津失守、夷人像犬羊一样窜入内地，早已迁出京城，几乎没有一家留下。其余官民中，家力稍差的，到了敌寇气焰逼近、形势危急时，勉强迁出京城的，也不过十分之三四。因此车价突然暴涨：每出京城一站，单套骡车一辆就需要京钱一百多千（制钱一千文折合京钱二千文）；四五套的大车一辆，需要四五百千之多，车夫全都获得了厚利。各家店铺关门的有一半，伙计散去的超过一半，都市中行人稀少，十分冷落。迁出人家所带的财物和商铺的货物，大多遭到土匪抢劫；想要逃脱虎口，却已经落入狼群，那又有什么益处呢！还有人摘下门前的科第匾额和官衙门上的封条，以为这样就能遮掩欺骗人，其实只是自欺罢了。嘉庆癸酉十八年，林清作乱时，外城官宅全都摘掉门封，内城把这当作笑谈；如今内城更加仿效此举，而且又摘掉匾额，尤其显得可笑。我家既没有摘匾额、门封，也没有迁徙，实在是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家资也不足以迁移，只能以“守死善道”这句话来发誓自守罢了。

译回头想想夷患兴起，是从浙东开始的；导致祸乱的根源，则是从福建的林则徐开始的。道光戊戌十八年，卿员黄爵滋请求禁绝鸦片烟，朝廷下谕命各省督抚议论上奏。林则徐当时任粤督，他的奏疏中说：“砍掉脚的市场不经营鞋业，僧人居所旁边不卖梳子。”他的意思大概是，任凭夷人售卖，只禁止本国人吸食，这个论断很有卓越见识。无奈他行动不顾及自己的言论，随即强行夺取夷船，缴获数千箱鸦片，派员运到零丁洋焚烧并沉入海中；有的委员被烟毒熏死。为了请求恩典抚恤，他唯独没有考虑到这样会激怒英国夷人，使他们产生寻衅之意；他们以索取鸦片价款为名，兴兵侵犯。虎门提督关天培尽忠殉职，林则徐束手无策，奉旨革职，远行流放。英国夷人又借口浙江的舟山在郑成功时期曾是红毛夷的港口，于道光庚子二十年六月间，夷人首领义律前来夺取舟山，攻陷定海县，巡抚乌尔恭额被降职戍边。钦差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里布前往征讨，驻军宁波府。伊中堂独自提出见解，不主张攻战，只是体察夷情，顺应他们的好恶，委曲安抚，向他们表示信义；当时常用牛肉和酒犒劳他们，起初他们还不接受，后来才接受。过了几个月，夷人心悦诚服，不再进犯内地，镇海等地因此得以保全。一时间流言议论沸腾，众人都认为伊中堂卑劣无能，有的甚至说他是通敌者。宁波有个刁滑的生员、劣等监生，编造对联，用白石灰大书在城门上，丑化辱骂他。他们窥伺伊中堂出入，故意让一百多个妇女各自拿着马桶，到桥头迎接、讥笑、涂抹，以此戏弄羞辱他；而伊中堂忍受耻辱和污蔑，坚定地坚持不改，老成谋国、忧虑深远到了如此地步。只是他不善约束家丁，招致诽谤也与此有关；这本来就是旗员的通病，并不只是伊中堂一人如此。当时英国夷人刚到浙东，还不熟悉浙江海面的潮汐，恰好有一艘夷船驶入石堰场地界，潮水退去后船搁浅，几百名灶户、煎丁把船拖到岸边，俘获几十名男女夷人。其中有一个女子，美丽娴雅，询问得知她是那个国家的二公主。伊中堂得到她，认为这是可资利用的奇货，便把她接入宁波城内，安置在华美的房屋里，给她准备丰厚的物资，对随从的夷人也极尽安抚，于是同夷人首领义律商议和议。夷人本来一向心悦诚服，到这时便订立约定：送回这个女子，他们就归还侵占我们的土地，停止战争，返回本国。伊中堂按照约定送还女子，夷人列队鸣炮迎接她上船。不到一天，他们就让出舟山、定海，起锚离去，再也没有回来。东南各郡县几乎可以稍稍安定，所受的福泽无量；然而宁波人还诽谤他，说他一个夷人也没有杀，含糊其辞、敷衍塞责，尤其不应放回这个女子；这不是通敌又是什么？他们把这些话作为攻击他的口实。定海收复后，由王总戎鹏年镇守，伊中堂随即被罢免。后来钦差大臣裕谦接办善后事务，上奏将定海升为厅，增加取进学额，以顺应舆论；又在镇海县各处港口、险要增兵设炮，炮口交错朝向港口，称为“蟹阵”，惨淡经营，耗费了很多心力。无奈他自恃才干、任性使气，深为浙江人所忌恨，众人称他为“裕大话”，准备借此扳倒他，而裕公却不知道。裕公也没有察觉浙江人本来就喜欢诽谤讥刺、反复无常，反而被流言迷惑，也认为伊中堂庸弱怯懦、辱没国体，时常诋毁他，于是反其道而行，立志杀敌，以满足众人的愿望。当地人窥知他的意图，以为可以从中牟利，便在旷野中诱骗并献上一个白夷人。裕公非常高兴，以为众志成城，果然重赏洋银二百圆，立即要把这个夷人活剥皮做成马缰绳。提督余步云当面阻止，不肯听从；巡抚刘韵珂听说后说：“大清国的天下，要被旗人闹坏了。” 然而裕公还在自我炫耀才能，上密封奏章报告朝廷，使皇帝听闻此事，从此天下多事了。上天生出林、裕、僧三人，难道是偶然的吗？考察林则徐，他历任封疆大吏多年，却没听说有什么建树，只有虚名传遍天下。当年他在家服丧期间仍干预公务，曾有福建某县县令列举数千字条款，禀请督抚上奏参劾；虽然没有正式上奏，我曾见过那份禀稿，并非讹传。唯独那些写八股文、作小品文的一类人，把他敬若神明，比作徐庶；等他死后，又为他奏请在陕西建庙、在云南列入名宦祠。究察他一生，对国家毫无益处；如果论挑起夷患这一点，古人重视首倡祸乱之罪，那么他的罪过还超过裕谦和僧格林沁。辛丑二十一年，夷人首领蒲鼎喳（按字书没有“喳”字）、郭士立统率水师，声称要报霩霩之仇，再次进犯舟山。蒲鼎喳是宁波人，十五岁时随父亲到广东贸易。夷人见他健壮机敏，想用高价买下他；他的父亲不肯，夷人便诱使其赌博。他父亲输掉巨额银两，夷人多次索要却无法偿还，便亮出刀刃威胁他；他不得已只好把儿子抵偿赌债。夷人把他带回本国，等他长大后，非常受到任用。郭士立曾在台州府太平营担任经制外委一职，因犯罪逃亡，不知下落；如今率军来此，才知道他投奔了外夷，已经获得高官。见到他的人仍然认得他，当地人还称他为郭副爷。两位首领夺取舟山，就像拾取小草一样容易；进攻定海时，王总戎英勇无比，防守和进剿同时进行，完全能够抵御敌人。一天，他在东南督战；浙江宁海营的兵丁平素最为顽劣无赖，王总戎知道他们在前线不能听命作战，便派他们守北山口，把他们置于无关紧要的地方。哪里料到他们反而引导敌人翻越山岭，悄悄从北门潜入。王总戎亲自持短兵器步战，以一人抵挡千人，亲手杀死凶悍的贼人几十名。

译可恨士兵不顾将领，只因害怕被贼人认出，便全都脱下号衣、缨帽扔掉。贼人捡起来穿戴在身上，假扮官兵，混到总戎身边，一齐上前抱住他，使他当场遇害。他死后仍没有倒下，手持刀站立，瞪眼怒视，仿佛活着一样。定海士民因此为他建庙，直到现在春秋两季仍享受祭祀。当贼人攻取舟山时，裕公还在谈笑间说起此事，认为军民没有不归附自己的，自己出战一定能够取胜。等到听说王总戎战死、定海再次失守，才知道军民全都不能依靠，开始有所戒备，想筹划战守的办法。无奈各处关隘的弁兵听到风声便土崩瓦解，随营的文武官员也全都四散逃走，只剩下几名亲随。裕公登上镇海县城，巡视了一遍，城内外寂静无人。以统军大帅的尊贵身份，部下竟然连一个士卒也没有，满眼都是凄凉景象，只能反复用衣袖掩面哭泣。供职办事和服役的人员也全都不在了。裕公徒步出城，雇了一条渔船，载他前往宁波。道、府、县的官员早已逃窜，只有提督余步云一人还在，两人相见后相对哭泣。贼兵所到之处，没有不势如破竹的；他们进入镇海，夺取宁波，并攻陷石浦一厅以及奉化、慈溪、余姚三县。裕公匆忙写下一封家书，服药自杀。宁波人想夺取他的尸体，献给夷人，任凭他们肢解剥皮以泄愤求和，幸亏亲随把尸体藏在船舱底下，连夜运送到绍兴，才得以免祸。还有人集取唐人诗句来嘲讽他，说：“意志已决而身死，军务劳苦；哪里受得了人事如此萧条。相隔长安万里，传来双眼的泪水；至今没有一点微薄功劳可以报答圣朝。”措辞委婉而讽刺意味很浓，死了也不值得哀悼，反而更显得可悲至极。当时城乡都成了废墟，百姓离散，文官中死于节义的，只有定海知县姚怀样和典史全福二人。其余从道、府以下的官员，没有不逃走的。我不过是一个奔波仕途末端的小官罢了，有什么不能逃走的？只是想到死生有命，便只诵读“见危授命”这一句话而不离去。往年是庚子年，今年是庚申年，遥遥相隔二十年，入侵的仍然是英夷，而今天的我仍然是从前的我；从前诵读“见危授命”，如今诵读“守死善道”，还迁徙逃避做什么？这时，有四五套大车、三十多辆，从河南开封府来，由西便门放入，车上全都装着抬枪、军火等物，送到巡防处。我亲眼看见，询问后得知是胜保调来的。可惜中午贼人就已进入，到了酉时援兵才到，已经来不及了。这实在是天意造成的，还能说什么呢！御园被焚烧后，消息传到行在，奉旨革去僧格林沁的爵位，革去瑞麟的职务。下谕令胜保授任钦差大臣，总统各省援兵，见机剿办。此时胜公的创伤还没有完全痊愈，只能乘轿办事。河南、山东、山西、陕甘、湖广、安徽各路援兵也陆续到齐。胜公又自行调来曹州勇和安徽练勇，先前已经一同到达。营垒连绵三十多里，军威大振。只是夷人超过一万人，盘踞在都城之中，不能不顾忌其可能使用的器械；同时又奉到御弟恭亲王的通知，说和议已经议定，因此军队可以不必使用武力，停止战争才是武。夷人首领都生性怕冷，各自打算迁居，任凭他们选择。后来他们选定了怡亲王府和冰盏胡同的贤良寺；这座寺院就是怡贤亲王的祠堂。有人说，巴夏礼曾经因为怡亲王府在通州将他捆绑押送之事怀恨在心，所以故意去骚扰那里。这些首领分住在两个地方，一部分住怡亲王府，一部分住贤良寺，饮食全由我们供给，费用相当不少。九月初十日，他们迁来这里，随从各有一千几百人。邻近人家早已迁避，庵观也预先把山门砌筑起来，僧尼远远躲藏。当时和议已经达成，对这些人约束得比较严，不像在安定门时那样任意骚扰伤害百姓。我家与贤良寺只隔着一条巷子，每天看见他们随时出入，有时一百几十人结成一群，有时三五人结伴，各自拿着枪刀，整天来往不绝，不知道在做什么。有时他们骑马奔驰，躲避不及的人难免被马践踏。一辆水车正在道路中间行驶，夷人的马疾驰而来，撞倒车夫，车轮碾过他的头，脑浆迸出，当即死亡。夷人扬鞭径直离去，谁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有时看见妇女独自行走，他们就上前嬉戏追逐；有时还翻墙进入人家，调戏妇女，豺狼一般的性情终究难以驯服。我家离他们住处不远，心里常常恐惧不安。夜里夷人敲鼓，整夜到天亮，我在枕上听见鼓声，连梦魂都因此不得安宁，心神哪里能够安定。夷人骑的马高大而健壮，但性情恶劣，跳跃奔腾，很难驾驭。夷人使用的各种物品没有不精巧的，只有马鞍很差，用皮革制成，柔软而且小；马鞍也没有……，鞧辔尤其粗率简陋。十一日，英国酋长到礼部去见恭亲王，互换和约，从我家门前经过，因此得以看见他们。他们列队行进，前后相接，前队竖着一面大旗，后面的队伍各拿一面小旗。步兵每十人为一行，两行二十人为一队；骑兵每五人为一行，两行十匹马为一队。骑兵和步兵队伍相间排列，步兵多，骑兵少。各队前后相距不过一丈，步伐整齐，听不到号令声，只听见人马行走的声音。每个人都拿着一支鸟枪，大约五尺多长，枪口旁各嵌着一把匕首，约二尺多长；身旁各插着一把腰刀，也有拔出刀来拿着的，约三尺多长。枪刀都磨得锋利明亮，光芒耀眼，骑兵和步兵拿的都一样，也有人拿长矛，但不多。有人腰间悬着一件东西，样式像腰鼓，有人说那就是炸炮；有人背着一个包袱，捆扎得非常紧，有人说那是帐房。黑夷古代称作昆仓奴，脸色像蟹壳；白夷虽然有这个名称，肤色却有黄、灰、青、赤等色，没有一个是白的。他们形貌狰狞凶狠，千人都像一个模样，说他们是鬼，名称和实际确实相称。他们身材高而长，下身长、上身短，眼睛深陷，鼻子很大，眉毛浓密，眼睛呈金色，头发短而黄，胡须卷曲而红。

译他们的衣裤紧贴身体，衣服很短，连腹部都遮不到；裤子很长，超过脚踝。穿红色、黑色的居多，灰色、蓝色、白色的较少。有人用彩丝和金线结成圆胜，垂下短短的穗子，缀在两肩上作为装饰。衣服都没有衣襟，中间多用纽扣。也有人穿超过膝盖的长衣，说是夷官。帽子没有固定样式，有的像斗笠，有的像倒扣的盆，有的像悬挂的磬；五种颜色都有，黑色、白色居多。有的人戴黑色皮质宽檐长帽，有的人在帽顶聚拢一丛白羽，说这是尊贵的官员。还有人用大幅绸布缠头，颜色样式各不相同；这些是英国夷人的种类。若帽子前面横设帽檐用来遮挡日光，并且喜欢戴眼镜、吸烟，却没有烟管，只把烟叶搓成筒，点燃一端，从另一端吸食，火将烧到嘴唇时就扔掉；这就是法国、俄罗斯等夷人的种类。他们脚穿黑色皮质尖头靴，靴筒很窄，鞋底很薄，有的把铁制的马刺夹在靴跟上。至于黑夷，大多赤脚；大概海上的人最怕头部寒冷，所以头部包裹得非常严密，却能够赤脚踩踏霜雪而无恙。也有夷妇随行，骑马的有两个，步行的有十多个；她们穿长衣、戴笠帽，与夷官没有区别，也穿尖头靴，只是耳边插着步摇，脚略微纤细，稍有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 她们的容貌都美丽秀雅而有文气，与男夷人的鬼怪般相貌完全不同；只是头发和鬓发也是红黄相间，和男夷人相似。但不知道军队中为什么要使用妇女，难道不担心军队的气势因此不能振作吗？酋长将要到来时，前面有几列鼓乐。鼍鼓以铜为鼓身，声音冬冬作响；篥的声音呜呜作响；唢呐的声音哑哑作响，全都是悲凉凄厉、带有杀伐意味的声音。酋长到达后，竟公开乘坐金顶、黄绊、绿帷的八抬轿，人群簇拥，密集得看不见他的身影，有人说这就是额尔金。他在英国不过是一个伯爵，竟敢僭越狂妄到这种程度。又有一顶绿帷四人轿，不知轿中人是谁，年纪大约五十岁，脸红而无须。看他的相貌，不过是屠夫、商贩一类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戴的帽子是一个黑绸圆圈，高约五寸，中间用金线带束住，约二寸宽，帽顶聚着一丛白羽；衣服右衽，栗色而有衣襟。两位酋长经过后，后面的队伍仍和前面一样。从午时到申时，历时两时之久，经过的骑兵、步兵约有一万多人。等他们从礼部换约回来时，天已经黄昏，队伍不像去时那样整肃。大概他们去时害怕发生专诸刺杀那样的变故，而胜公也派出步兵，暗中藏带军械，假装观看的闲人，排列在道路两旁；又在正阳门外东西两边的城根下埋伏了几千骑兵，以防意外，保护恭亲王，担心发生曹沫劫持那样的事。这天经过的骑兵、步兵全都是夷人，只有轿夫是潮勇，穿着本朝的衣帽，却替夷人首领抬轿，得意洋洋，实在令人愤恨。我看见后，不觉气得大声发怒。旁边有一个荣城的市井商人听见后，板着脸对我说：“戴红顶子的人，尚且替外国人骑顶马，何必再去议论轿夫。”又有一个京都人从旁边替他解围说：“这些轿夫是潮州人，不是登州人。”两边这样互相劝解，事情便缓和下来。这个人非常明白事理，一句话就排解了困难、化解了纷争。近来听说登州的烟台等地已经被夷人占据，当地人也已经归心于夷人了。十二日，法国酋长也到礼部换约，带的兵不过三千人。有一位酋长乘坐绿帷四人轿，他就是葛罗吗？大概各海国中只有英国最强，这次还有米利坚、俄罗斯、小英国等夷人前来，全都听从英、法的命令，而法国又听命于英国。各位酋长当天就说要购买材料、召集工匠，修建天主堂：西城的在宣武门内东城根，东城的在干鱼胡同，都是当年的旧址。二十三日，满街张贴印版告示，前面刊列一份准许依据和约通行各省的谕旨，后面刊列英、法两国的新旧条约，各有六十多条。英国本来就傲慢无礼，法国尤其狂妄荒谬。既然已经颁发并允许通行，人人都可以看到，就不必逐条叙述了。只有条约中有一条说，不许把他们称作“夷”，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从前崇文门外三转桥一带，有个傻子站在门前，看见夷人经过，拍手大笑说：“鬼子来了。”夷人立即把这个傻子毒打，打得重伤垂死；又进入他家，把全家人都打伤，砸坏各种物品。他们强横到这种地步，难道还能不避讳他们忌讳的称呼吗？所张贴的告示会同恭亲王发布，加盖关防，告示末尾标明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大概中国的九月二十三日就是夷国的十月二十四日。所谓“降生”，大概指的是耶苏。按照《天主碑》，耶苏出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见《西域考古录》。告示中各酋长的官衔，有“全权”“秉权”“宝星”“大星”等名目，似乎以“全权”为最高。竟把大英国大君主、大法国大皇帝和大清国大皇帝并列为三者，实在令人觉得华夷不分、薰莸同器，违背道理、僭越名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上天高高在上而能听见下民，必定不会保佑这些骄横的蛮夷。而且还要恩赐银八百万两，不知道是不是等银两全部给足之后才可以停止用兵；仍然必须报告他们的国王，等回信送回来后，才能再决定最终结果。此时额尔金等人暂时退到天津等候，可见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何况国家财政正值空虚匮乏之际，要筹措这么多银子谈何容易；又听说有先给二百万两的说法，也不知道究竟是否属实。起初他们索要烟价八百万两，现在又索要兵饷八百万两，多年水陆行军，尚且不知道花费了几千万两。中国衰败困敝、万民陷入战乱，都是林则徐开了这个恶例、造成祸害的结果。即使有亿万片言只语，众口一词地替他吹捧，我也没有看见他的功业究竟在哪里。考察名声而核对实际，即使他们任意虚张声势、虚饰附会，我终究不会被他们迷惑。僧王施行小恩小惠来沽名钓誉，所以八旗中领取粮饷的人都感激他、称颂他，实在是极其不加思考。试想僧王冒昧横行，违抗圣旨而挑起事端，破坏已经形成的抚和局面，耗费百万军需，使数百里疆土惨遭战火，几十万百姓横遭夷人兵锋；又嫉妒胜保的功名，导致皇帝车驾奔波于尘劳之中，山园既已遭灾，莲池又成了藏身之处。这样的罪行，难道还杀戮不尽吗？何况给夷人银八百万两，实际上正是僧王违背旨意造成的。即使分年支付，也只怕将来京饷免不了支绌，而旗兵必定会陷入饥寒；到那时才会明白，僧王的小恩惠并没有惠及所有人。我预先把这些计算出来，姑且保存下来，等待日后验证。

译各夷人都贪婪而且极其淫乱，所到之处，先抢掠银钱和衣物，接着抢牲畜；有的宰杀吃掉，有的牵走贩卖，连鸡犬也没有留下。只是他们不大量杀人，被掳走的人也有很多被释放回来。唯独遇到妇女，他们没有不加以奸淫的；无论年轻女子还是老妇人，无论美貌还是丑陋，若不能及早躲避，就不能迅速死去，没有不遭受污辱、被掳走的。先前在张家湾，妇女听到警报而自杀的有两千几百人。有一个回回老阿浑，自称能够诵咒驱逐夷人；“阿浑”就是师父的意思。先前有几个法国、俄罗斯夷人来到这里，听见阿浑诵咒就离开了。因此那些还没有立即自杀的妇女，大多偷偷躲进礼拜寺。等英国夷人到来后，诵咒已经不灵；他们进入寺中看见妇女，便全部掳走。唉，实在令人痛心！天朝礼义教化之下、在闺中守持贞洁的妇女，竟然受辱于连禽兽都不如的强暴者，怎能不举杯向天发问，拔剑砍地呢？广渠门外双树村有个叫金庄头的人，家境约为中等富户，两个女儿都很美丽，长女二十岁，次女十七岁。夷人突然到来，把财物搜取一空，又把他的两个女儿掳走。金庄头担心女儿受辱，奋力追上去，亲手杀死两个女儿后回来。他躺下思考，想到自己养育她们所付出的恩情和辛劳，却在一天之内亲手杀死她们，痛苦得不想活下去，于是自焚，全家都被烧死，只有一个幼子被人救出而活了下来，这也是天意。像这样节义凛然的人，即使表彰宣扬，也未必能够赶得上他们的行为，我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出来。其他舍生取义的人还有很多，笔墨难以全部记述；至于我耳目所未能见闻的，更不知道有几百几千几万人。普通百姓男女能够懂得礼义廉耻，足以使那些侍奉君主、领取俸禄，却窃居职位、苟且偷生而误国的人感到惭愧。英国的国王都是女性君主，进用夷人男子入宫侍奉的，不止一人。生下男孩就让他出赘，生下女孩则留下来继承王位。洋钱上所刻的人头，就是他们国王的像，是女性形象。他们的国家制度只把利益当作利益，不崇尚气节；国内专门设置一座城作为赌场，里面分成几百处，门上题写“国课”，由甲必丹掌管，招集赌徒，对他们赢得的巨额钱财征税。凡是前来赌博的人，不分长幼尊卑；如果父亲劝阻儿子，就被认为是妨碍“国课”，立即投入监狱。夫妻之间没有区别和约束，当众可以亲昵拥抱，甚至公开淫乱。偶尔夫妻反目，妻子就抛弃丈夫而另嫁；如果相处不合，就再次抛弃再嫁；男女私下苟合、私奔也没有禁令（均见《海岛遗志》）。大雁尚且有群体秩序，骆驼也知道羞耻；英国的淫乱风气到了这种地步，说它连禽兽都不如，并不是我刻薄的评论。西洋海国何止一百多个，荷兰在西方最为强大；英吉利，也就是红毛番，起初最为弱小，性情极其奸诈狡猾，却善于经营谋利。他们种植阿芙蓉，也就是鸦片烟，以此牟利害人；本国严厉禁止本国人吸食，违犯者处死。有一个叫瓜亚（一作“耶”）的国家，国土广大而富庶，人口是荷兰的百倍（见《瓜亚风土拾遗》），但民众资质愚蠢。英国想图谋这个国家，便多次把鸦片进贡给它。瓜亚喜说：“他们禁止本国人吸食，却把鸦片进贡给我，这是尊重我啊。”从此，国内的人相继吸食鸦片。没过几年，众人都变得疲弱，英国便驾驶甲板船前往进攻，一举将其攻克，把它的土地全部占有，并凭此变得富强。黑夷就是乌鬼国，种类非常繁多，共有一百多种（见《海录》）。他们性情愚蠢而且极其贫穷，英国用金钱贷给他们，过了很久便要求偿还，黑夷无法应付，只得卖身给英国做奴隶。如今看黑夷非常畏惧白夷，见到白夷就跪下，可知他们成为奴隶的说法并非虚妄。从此英国更加壮大，海上各国都成为它的附庸，才开始萌生窥伺中华的心思。嘉庆丁丑二十二年，英国曾派使者到京城进贡，使臣性情横暴乖戾、不肯驯服，没有得到召见，贡物奉旨退还。英国所不能制服的，只有荷兰西。看它的告示中称大西国为“与国”，可知其能与英国并肩。这个大西国，难道就是荷兰西吗？还是另有一个西方国家呢？按《澳门纪略》所载，佛郎机有时称法郎西，华人称它为和兰西。英国依仗强盛向南侵略，曾乘甲板船进攻安南国；安南人善于潜水，凿穿它的船底使船沉没，英国全军覆没。从此便畏惧躲避，以不要望见广南山相互告诫（见《海国闻见录》）。广南就是安南。鱼皮达如果确实有安南人的本领，就足以制服英国，那么僧王一定不会狼狈到这种地步。偶然想起道光年间，粤商潘仕成曾进献三枚水雷，能够在海底自行发动机关，向上攻击敌船，据说耗银二十余万两制成。奉旨送到京城，派官员取出一枚，到了天津海中试放，用大木制成目标，层层累叠十重，捆扎牢固，放置在海中；水雷从下面发动机关，把木头炸入云霄，只剩下断木碎片从天上坠落，果然非常神妙。另一枚留在天津备用。潘仕成多次受到厚恩，官衔逐步加至布政使，又擢升为两浙运司，但始终不肯赴任。如今事情过去十多年，海上战事大起，为什么不使用水雷攻击英国，难道这两枚水雷已经不存在了吗？也不得而知。英国人奉祀天主，不敬奉神佛，到处的寺庙塑像大多被他们毁坏，唯独知道尊重孔子，不敢亵渎，还保留了一点人心。夷人混杂在京城中，将近一个月，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大开朝阳门，各个首领率领队伍，像猪突狼奔一样出城离去。京城中总算可以稍稍休息，人人都庆幸不已。夷人使用的大车小车共有三百辆，都是大宛两京县替他们准备的，装得满满当当运回去，全是抢掠来的东西。装载夷炮时使用夷车，四个轮子、一根车辕，配两匹服马、两匹骖马，制度如同古代兵车，轮轴全用铜铁制成。夷妇乘坐的车较小，一根车辕、两头骡子，轮轴和车箱全是铜铁制成，行走极其便利，只是车轮不合车辙。有人说这种车的制造方法如同钟表，凿成榫眼，用螺纽连接；使用时合起来成为车，不用时拆开收藏，精巧得无与伦比。夷人离去后，他们住过的一所宅邸和一座寺庙被糟蹋得不堪入目，甚至拿佛前的香炉盛放便溺，其余不必再说。如今虽然暂时离去，明年春天仍打算再来。清贝子府第（原为纯亲王府，如今是梁公府）在御河桥旁，靠近俄罗斯馆，首领因为它便于往来，便占据作为行馆，留下三品夷官守在那里，以备明年再次来居住。这是英国夷人的一支。

译法国夷人另行占据纯公府居住，在御河桥东面，离俄罗斯馆也不远。奉上谕：僧格林沁赏还科尔沁郡王爵，并赏还三眼花翎；瑞麟赏给侍郎衔，并赏还花翎。钦此。我曾想，天道厌恶盈满，军队骄横必然失败。英、法两国骄横自满已经到了极点，天也厌弃它们，天也厌弃它们！它们国家历经三十一甲子，唐虞三代的圣帝明王，享有国祚也没有这么长久，这大概就是罪恶已经满贯的一天吧？至于僧王、瑞相，按法律本应处斩，杀了他们也不足以遮蔽他们的罪责。造物最忌讳的是机巧，靠机巧规避罪责，即使侥幸逃过国法，难道能免于冥冥中的惩罚吗？瑞麟、僧格林沁、英国、法国，我将拭目以待。计算从八月初四日关闭城门，到这时开城，共五十日。咸丰戊午八年八月间，有一颗妖星极其长大，出现在西北方，人们都认为是彗星，其实不是，而是长星。彗星、孛星、长星三者不同：彗星就是枪星，光芒很长，有的数尺，有的一二丈，形状像扫帚，俗称扫帚星。京房说，这是上天将要用兵，意味着赤地千里。孛星也写作茀，光芒短而向四面散射，看它的光芒不过几寸，蓬蓬勃勃。长星的光芒极长，也叫蚩尤旗，有时横贯天空，有时长十丈、数丈，长短没有一定。戊午年所见的星，光芒有数十丈，所以判断为长星，不是彗星。它的头部从西北乾方升起，中间向南微微弯曲，末端穿过斗柄。八月初十日以后才开始出现，黄昏时便出来，初更以后就消失，光芒摇曳不定，逐渐向南移动。到了九月初，移到辛方，末端指向织女星；十五日以后，移到庚申方；到月底，消失不再出现，前后也是五十日。即使牧童、妇女和小孩，也都知道这是不祥之兆，却没有料到迟至两年后，竟发生了这样的夷祸。今年七月，有一颗大星，光芒向四方发散，即使在朔日、晦日无月的黑暗夜晚，它的光仍能照见人的影子。黄昏后出现在东方，看它的形状，就是所谓的孛星。如今已经接近一百日，它的光芒稍有减弱，不知道是何种灾祸或祥瑞。东北方又出现一颗大星，相传是将星，也是辅佐正道、消灭夷人的征兆。有人说，前一年长星出现、消失共五十日，今年秋天京城城门关闭、开启也共五十日，征兆和应验仿佛完全相合，难道不是天命吗！然而古人有造命的说法，不把一切推给上天；晏子说，修养德行可以消除彗星带来的灾祸。宋景公说了三句话，荧惑星便移动了；天与人之间没有丝毫间隔，只是人自己没有察觉罢了。京城人士受奢侈浮薄风气的浸染，已经深入骨髓。当年皇帝驾临澶渊、敌寇逼近城下，难道没有听说吗？京城城门关闭，皇家园林上空烟火飞腾，难道没有看见吗？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各种买卖大多关门停业，而饭庄、戏园、杂耍馆仍然每天照常开门，嬉游逸乐的人仍挤满房间厅堂，这样做你们心里安宁吗？这类人丧心病狂，不顺从上天，也不畏惧上天，上天一定会诛灭他们。不过，戏园虽然按惯例不在禁止之列，也应酌情制定限制，可以规定在三、八、五、十之日，禁止违限开戏，稍稍挽救日益浮薄的风气，也算是尽人事以合天意的一件事。杂耍中有一种“十不闲”，男子穿着妇女衣服，一边走一边唱，就是《踏谣娘》的遗法；其中淫邪的言词、妖媚蛊惑的姿态，伤风败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但执掌禁卫的金吾却不禁止，懈怠放纵还有什么借口。传言说，大僚中也有人喜欢玩“十不闲”。我认为大僚即使放纵懈怠，也绝不至于荒唐到这种地步。嘉庆年间，恭逢万寿大庆，某位御史请求在内城暂时准许开戏，以表示庆祝，皇帝下旨将这位御史革职，发往盛京，让他学习敦厚朴实的风气。戏曲对人心风俗没有益处，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何况“十不闲”不但无益而且有害，难道不应禁止吗？怎么会连大僚也有喜欢它的人呢？如今祸患接连发生，全在于各位大僚革除旧弊、更新政务，共同辅佐国家大事，以感召天和。我私下想到，癸酉年林逆之乱，实在是由于疆臣懈怠放纵，养痈成患；而仁庙虽为圣君，却没有显出圣明，反而引咎自责，特地下达遇到变故便自我责罪的诏书。一时之间，群臣无不惭愧自励、奋发有为。如今的寇乱和夷人气焰，比当年的教匪严重百倍还不止。眼下各夷暂且退去，京城稍微安定；仅仅这一次安定，就可看出上天并非不厌恶乱事。一定要人事能够合乎天心，乱事才有希望迅速平息。当今我皇上安不忘危，忧劳警惕，这种继承祖宗事业、迎合天心的用意，固然已经存在于内心深处，并表现在施政之中，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众人眼前。各位君子，惊魂刚刚安定，夜间反省之心仍在，应当趁此时机，痛改从前的错误，彼此约定转祸为福、因败为功，互相劝勉，不要再萌发过去的旧念头。国家难道经得起各位再一次把它搞坏吗？（这句话比贾生痛哭还要悲痛。） 况且，海上国家发动叛乱，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明代虽有倭寇之警，也从未联合各海上国家，直接进犯神州赤县。至于四方夷族扰乱中原，历代都有，但情况也各不相同。周代犬戎扰乱西京，是由于幽王废掉太子宜臼，宜臼逃奔申国，周王进攻申国，申侯召来西方的犬戎制造祸乱，并不是犬戎自己敢于这样做。又如西晋任用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不应当把他们迁入内地。刘渊作为侍子居住在洛阳，却任命他为左部帅；又任命他的儿子刘聪为积弩将军，把兵权交给他们父子，等于给老虎添上翅膀，这是自己招来祸患。李唐对待回纥，石晋对待契丹，都想借用他们的兵力，等于作揖请盗贼进屋，自己招来忧患。北宋联合金国攻打辽国，最终却被金人出卖，金人进入汴京；南宋约元灭金，金国灭亡而蒙古兴起，蒙古进入临安，这都是借盗贼之手来杀人。凡此种种，祸根都是自己造成的，还能责怪谁呢！从来没有无缘无故而来的祸患，像英国逆夷这样极其无道的情况，更是如此。即使林则徐、裕谦首先挑起了争端，既然已经讲和，相安了十多年，为什么又再次发生争端？英国这种贪得无厌、进犯我国的行为，实在超出常情之外，古来没有可以相比的。

译只有唐广德元年，吐蕃无缘无故入侵，其不义与英国逆夷大致相同。当时安史之乱刚刚平定（这一年正月史朝义灭亡，十月吐蕃进入长安），天下残破，国用困乏，又有元载、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等奸佞相继专权当政，残害忠臣，几乎把良将斥退杀尽。吐蕃窥伺唐朝的空隙而行动，率领吐谷浑（音“突浴魂”）、党项、氐、羌等国渡过渭水，于是进入长安，焚烧抢掠一空。皇帝下诏起用郭子仪为副元帅（任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任其副手）。当时郭子仪长期遭受谗言陷害，已经被废置闲居，部众离散，只招募到二十名骑兵就出发；到达商州后，收集兵力合计四千人。他含泪告谕将士，共同洗雪国耻；又让长孙全绪从蓝田出兵，虚张旗帜来迷惑吐蕃，声称大军无数来欺骗他们，吐蕃军众于是逃走。代宗进入长安，慰劳郭子仪说：“没有早点任用您，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唉！他只说没有早些任用忠良的过失，却没有醒悟信任奸佞的错误。假如谗毁之人不能施展伎俩，贤能之士得以奋发建立功绩，怎么会倾覆到这种地步？胡致堂说：“代宗进退郭子仪，就像对待奴隶一样；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被奸佞的谗言离间迷惑了。” 然而考察当时那些奸佞之臣，人人都没有得到善终，可知奸佞之人也并不聪明机巧。哪里比得上不怀私心、竭尽全力为国效命更为美好呢？这件事可以永远作为后世的警戒。我曾评论说，郭汾阳的确无人能及。在肃宗、代宗时期，他在被废置闲居很久之后，收集的兵力并不多，却要抵挡二十万强寇，难易本来就极其悬殊。如今英国夷人的兵力还不到吐蕃的二三成，瑞麟、僧格林沁以及朝廷内外诸公，正值清平之时，又有幸遇到圣明之主，被任作股肱，寄以心腹重任，身居高官，掌握兵权，坐拥数万貔貅，却任凭贼人纵横往来于数百里之间，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践踏京畿附近，逼近京城，焚烧离宫，抢掠禁苑，始终没有一名士兵出来抵挡。自古史册中，从未有海上国家侵犯京师的事，也从未有纵容敌寇到这种地步的事，所以我说：这是开天辟地以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我私下听说，谋划军事行动的人，失败了就应当以死负责，这是古代的义理。楚国的屈瑕在罗国战败后，便在荒谷自缢；他虽然没有才能，尚且还有羞耻和自责之心。像僧王这样的人，史、龙、乐三位大臣之死，都是由他一人的无能造成的，他还有什么脸面独自活着呢？然而僧王是外藩之臣，不能完全用中国的法理来约束他；至于瑞麟，身居皇朝宰相之位，是百官的师长，哪里是区区荆蛮的一名莫敖可以相比的呢？可是屈瑕敢于作战，作战失败便死；瑞麟不战而逃，又忍辱偷生。评论者说裕谦胜过僧格林沁，屈瑕贤于瑞麟，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只是因为他们从未受过学问教育，也不足以用名教纲常来责备他们。可是有一种人，平生自称是通达多才之士，有的凭世代贵族身份承受荫庇，有的出身科举、翰林，有的跻身显贵班列，有的担任重要职务；一听到警报，就先把家属迁走，敌寇逼近城门，便抛弃职守远逃，跑起来像兔子脱逃，躲起来像乌龟缩头；等到敌寇退去才回来，仍旧混迹于士大夫之列，站在官绅中间。试问，他们在外面还有脸面吗？出去以后凭什么面对同僚和属员，回到家中凭什么面对妻子奴婢，活着凭什么回答君上，死后凭什么面对阎王？真可以说是无廉耻到了极点！我想古代的人居安思危，得到福分便忧虑，听到喜讯便警惧，所以能够长久保持兴盛。如今夷人之约大致定下，但事情尚不可知；江南的大恶人还没有消灭，各地的股匪还没有平定，正是臣子卧薪尝胆的时候，哪里是养尊处优的时节？怎么敢说不忧不惧，却仍像过去那样懈怠放纵、营求私利呢！上面有尧舜一样的君主，必定还要依靠下面有皋、夔一样的辅佐；人事与天心彼此感应，我的心端正，上天的心也会顺遂。我恭敬地希望那些高爵厚禄的显贵大臣，经历这一次大乱之后，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各自端正心术，痛改积习；不要嫉妒贤能、残害人才，不要追逐私利而忘记祸患，不要欺骗蒙蔽而喜欢耍小聪明，不要结党营私而全无公心忠诚。有错误就改正，没有错误就更加自勉；要公而忘私，这本来不敢奢望。先顾公事，再顾私事，不也可以吗？为了国家而忘掉家庭，这也不是我的要求；先有国家，才有家庭，难道可以不思量吗？尽到人的努力以接近天意，大臣守法，小臣廉洁，使天下安稳如磐石，这样就差不多了。你们的爵位和俸禄，以及你们的子孙，才可以长久保持。不这样做，侥幸得意于一时的人，没有不自以为得计的；哪里知道天道无私，法网宽广却不会遗漏，最终想保全自身、保全妻子儿女也做不到，最后非正常死亡，遗臭万年。元载等奸臣，就是可以借鉴的前车之鉴。我九死一生余下性命，如今是衰病的乡野老人，勉强写下这篇记，并附诗一首：“最不仁义的时候，敌寇却进犯最仁义之邦；相约一鼓作气荡平妖氛。将军没有读过《屈瑕传》（吕东莱撰），执掌中枢的人，谁来做社稷之臣？玉宇只担心高处寒冷（借用苏东坡词的意思），上天恩赐广大，四方如同春天。百年来国家培养士人，如今正是收取回报之时；即使失败也仍然荣耀，能够得到这样的人。” 咸丰十年，岁在庚申，十月上浣，赘漫野叟偶然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