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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　清代佚名 ○庄廷钅龙之狱　明朝相国、乌程人朱文恪公曾经撰写《明史》，凡是涉及大经大法的内容都删去了，已经刊行于世；尚未刊行的部分，名为《列朝诸臣传》。明朝灭亡后，朱氏家道中落，便把书稿抵押给庄廷钅龙，借得千金。庄家原本富有，于是把作者姓名改成自己的，刊刻了这部书。书中补叙崇祯一朝的事情，其中有许多指斥本朝的言语。癸卯年，归安县知县吴之荣被罢官，便谋划以告发他人为功劳，借此作为重新起用的资本，把这件事告诉将军松魁。松魁把事情转告巡抚朱昌祚，朱昌祚又转给督学胡尚衡。庄廷钅龙同时送上重金贿赂，因而得以免罪，于是稍微改动了那些指斥性的言语，重新刊刻。吴之荣的计谋没有得逞，便特意买到初刊本，献给司法机关。事情被朝廷知道后，派刑部侍郎前去审理此案。当时庄廷钅龙已经死了，便戮尸，并杀死他的弟弟庄廷钺。原礼部侍郎李令皙曾为此书作序，也被依法处死，并牵连他的四个儿子。李令皙的小儿子当时十六岁，司法机关命令他把供词中的年龄减报一岁，按例可以免死充军。他回答说：“我眼看父亲和兄长被处死，不忍独自活着。”最终不肯更改供词而被处死。序文中所说的旧史朱氏，就是指朱文恪。吴之荣一向怨恨南浔富人朱佑明，于是嫁祸给他，并指认他的姓名作为证据，连同他的五个儿子一并处死。松魁和幕客程维藩被戴上刑具押往京师，松魁因为只被认为参与议谋，仅削去官职；程维藩则在燕市被处死。朱昌祚、胡尚衡贿赂审理此案的人，把过错推给最初参与复核的学官。归安、乌程两地的学官都被判处斩刑，但两人侥幸免死。湖州太守谭希闵上任才半个月，案件就被揭发，他和推官李焕都因隐瞒此事，罪至绞刑。浒墅关榷货主事李尚白听说阊门书坊有这部书，便派差役去购买，恰好书商外出。差役便让邻居一名姓朱的人稍等，等书商回来后，朱姓邻居替他议定了书价。当时主事李尚白已经进京，因为购买逆书被立即处斩。书商和差役在杭州处斩。那名朱姓邻居因为年过七十免死，和妻子一起发配到极远的边地。归安人第元锡当时正任朝邑县令，曾和吴之镛、吴之铭兄弟参与校勘，也都被杀。当时江南、楚地列名于书中的各位名士全都被处死。刻工和卖书者同样被处刑。只有海宁的查继佐、仁和的陆圻，在案件刚开始时便先行告发，说庄廷钅龙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列入校勘者名单，因此得以脱罪。这起案件中，死者有七十多人，妇女也一并发配边地。大概是因为浙江的大吏和审理此案的侍郎，鉴于松魁的遭遇，又害怕吴之荣再有供述，所以即使有人确实冤枉，也不敢上奏为他们申冤。吴之荣最终因这件事被重新起用，并且把籍没朱佑明的财产赏给他。后来官至右佥都御史。○戴名世之狱　桐城人方孝标曾经凭科举出仕，官至学士。后来因为族人方猷在丁酉年主持江南乡试时，方孝标与他有私交，便被罢官并发配戍边。遇到赦免后，他回到云南，接受吴逆伪政权的翰林承旨之职。吴逆败亡后，方孝标率先迎降，因此免于死罪。后来他撰写《钝斋文集》《滇黔纪闻》，其中有很多悖逆的言语，戴名世见到后很喜欢。他所撰的《南山集》大量采录方孝标记述的事情，尤云锷、方正玉为此出资刊行。尤云锷、方正玉以及同官汪灏、朱书、刘严、余生、王源都作了序。书板则寄藏在方苞家中。都谏赵申乔上奏揭发此事，九卿会同审讯结束后，认定戴名世犯大逆之罪，依法应当寸磔；其族人都应弃市，未到冠笄年龄的发配边地。朱书、王源已经去世，免于议罪。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严、余生、方苞以诽谤罪判处绞刑。当时方孝标已经死去，便按照戴名世的罪名追究他，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峄、方云旅以及孙子方世樵一并斩首。方氏有服亲属都被判死罪，并且戮方孝标的尸体。尚书韩▯、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另行议定降职或贬谪。奏疏上报后，圣祖心生怜悯，凡原议绞刑的改为编发戍边；汪灏因为曾在书局效力，赦免出狱；方苞编入旗下；尤云锷、方正玉免死，迁徙他们的家属。方氏族人只被贬谪到黑龙江。韩▯以下，平曰与戴名世因议论文章而受到牵连的人，都免于议罪。这一案件发生在康熙辛卯、壬辰年间。○查嗣庭之狱　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是礼部侍郎查嗣庭，考试题目是“维民所止”。有人告发说，“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掉开头的部分，于是案件就此发生。现在把当时的上谕全部抄录在这里，从中可以看见这件事的始末。

译雍正四年九月乙卯日，皇帝谕告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官员：“查嗣庭一向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举荐过他。朕命他在内廷任职，授予内阁学士。后来见他言语虚浮欺诈，而且有狼顾之相，料定他的心术不正，所以从未信任过他。等到礼部侍郎出现缺额需要用人时，蔡▯又再次举荐他。今年各省乡试临近，朕认为江西是大省，必须有大员主持考试，因此任用他为正考官。现在朕查阅江西试录中的考试题目，显露出心怀怨望、讥刺时事的意思。推测他的居心，浅薄乖张，平曰必定还有记载。派人搜查他的住所和行李，发现有两本日记，其中悖乱荒唐、怨恨诽谤和捏造的言语很多。他又对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讥讪，说翰林改授科道是可耻之事，说裁汰冗员是遭逢厄运，说钦赐进士是滥行选拔，说戴名世获罪是文字之祸，说赵晋被正法是因为江南流传对句所导致，说因科场作弊而被正法的知县方名是受了冤屈，说清书庶常重新考查《汉书》是苛刻，说庶常散馆是畏途。“他说多选庶常是蔓草，是厄运；说殿试没有完成试卷而被黜革的进士并没有罪。热河偶然发水，他就写成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死者不计其数；又写下雨时蝗虫飞起，遮蔽天空。像这样一派荒唐的言语，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他却公然编造书写。至于他接受别人请托、替别人谋求职位等事情，更是不胜枚举。又有涉及科场关节和科场作弊的书信，都极其诡秘。现在如果只因科场题目来处分他，那么天下人一定会认为查嗣庭是无心之失，只是偶然因文字获罪，并替他喊冤。如今各种实际罪证都在，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替他解脱吗？你们这些汉宫，读书考察古事，遍观前代以来的历史，应当知道取得天下的，没有哪一朝像我朝这样正当。何况世祖、圣祖两朝，恩德相继，政教和谐，八十多年深厚仁慈的恩泽，深入肌肤、浸透骨髓，天下亿万臣民无不坐享太平之福。我皇考对臣下施恩，一视同仁。自朕即位以来，推心置腹，满汉从来没有区别对待。因为人的贤能与否各不相同，各处都有善良之人，也各处都有奸邪之人，不能因一个人而概括众人，也不能因一件事而概括所有事情。” “朕只是以最公正、最公平的心来处理这些事，你们应当仰体朕心，各自吐露诚意，彼此勉励，竭尽公忠，不要辜负平曰立身立德的志向。即使有一两个心术不正的人，也应当在深夜自我反省，痛下决心改过。朕今天发布这道谕旨，是想端正人心，维系风俗，使天下各地永远享有太平之福。你们接受朕的训诫，应当明白无疑，不要存有疑虑、惭愧和避忌的念头；只要谨慎尽职，摒除习气和私心，朕一定会知道。朕只是以至诚对待臣下，臣下中有辜负朕恩的人，往往会自行暴露。天下各地都承受朝廷恩泽，都应当懂得君臣的大义，一心感戴。如果稍微萌生异志，就是违逆上天的人，哪里能逃脱诛戮？报应昭著，丝毫不会差错。众臣要勉励自己，要引以为戒。查嗣庭是读书人，受到朕格外提拔任用的恩典，却违逆上天、辜负君恩，讥刺咒诅，严重触犯法纪。着令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加审讯，拟定罪名。” 甲戌日，皇帝谕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官员：“你们多数是科举出身，既然诵读圣贤之法，读书明理，就应当知道君臣大义，必须上下同心、情分相连，才能达到太平之治，使人人共同受到恩泽。自唐宋以来，距离古代已经很远，风俗日渐浇薄，人心多有欺诈虚伪。狂妄而无所顾忌的人，往往在心中诽谤朝政，甚至写进书中，肆意诬蔑，比如汪景祺、查嗣庭，难道能逃脱上天的谴责吗？我国实行恩养休息的政策，天下安宁，八十多年间，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你们的父母妻子，谁没有沐浴恩泽、安享其福呢？况且士人立身处世，应该把礼义廉耻看得最重。却有人在昏暗的夜里乞求怜悯，上书投递名帖，满纸都是称功颂德的话，廉耻怎么会丧失到这种地步！又有人把子弟、姻亲、门生、故旧的私信拿来请托，不知道替自己一向亲爱的人请托，如果事先已经有所请托，对方就会认为有势力可以依靠，于是肆意妄为，无所不为；等到实际收受贿赂、接受请托而加以照顾的事情败露，实在是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因为没有依仗和依靠时，他还知道警惕自守，努力尽职；一旦事情败露，接受请托的人也不能庇护他。这不是在爱护他，实际上是在害他。” “你们又都是各省州县的百姓，受地方官吏管辖。如果请托之风完全革除，所有地方官吏都会有所畏惧，从而廉洁爱民，那么你们的子孙宗族都能受到这种好处，难道不是好事吗？如果请托之风不断，地方官员各自都有依仗，就会放肆贪婪，那么你们的家产也不够填满贪官污吏的欲壑。你们如果替自己的身家和乡里考虑，也绝对应该赶快改掉历代相传的陋习。查嗣庭请托贿属的书信，不止一封。他的日记中所记载的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互呼应。他诽谤议论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的悖逆不道之言，多得数不清，实在是共工、▯兜一类的人。” ○陆生楠之狱　因为议论前代历史而获罪的案件，从陆生楠之狱开始。从此以后，不仅当时的政事不敢议论，即使陈述古代经世之道的书，也不敢读了。这真是历代文字狱中前所未闻的事情。

译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日，皇帝谕告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上奏，在军前效力的陆生楠，秘密撰写《通鉴论》七十篇，其中有很多抗拒、愤懑和不平之语。他论说封建制度的好处，言辞尤其狂悖，显然是在非议时政。现已将此事参奏上来。陆生楠是广西举人，由吏部选授为江南吴县知县。朕查看他的履历和奏折，以前只是一味歌颂圣德的浮泛言辞，中间不过是腐烂的时文，没有一句接近直言规劝，也没有一件切合国家计策和百姓生计的事情；而倨傲荒诞的气息，充斥在他的言辞中。由此可知，此人一定不是醇厚谨慎之人。等到引见他时，举止果然乖张。朕拿他奏折中的几句话责问他，陆生楠总是沉默不能回答，只听着朕的训诫，却反而露出更多愤懑的神色。那时朕暂时扣留他的缺，命他以主事候选试用。因为考虑到此人或许略有才干，所以让他在京中办事学习，希望他能够悔改。后来他改授工部主事，再次引见时，不但丝毫没有敬畏之心，反而傲慢无礼，明显表现出抗拒违逆，言语和神色都显露出来。主事一职列在各部曹司之中，外任知县的人要任满多年，或者因政绩卓异被选调，才能升任补授。而陆生楠以边地举人的身份，在初次出仕时就获得这个职位，朕还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他竟敢怨恨并牵连君父吗？” “他是广西人，平曰一定有与李绂、谢济世结党结援的地方，所以才敢这样。因此朕将他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一同效力。一方面让他看看满洲人尊君亲上的心意是多么谨慎严肃；一方面让他看看我朝军营的制度是多么整齐严明；一方面让他看看各蒙古部落熙▯淳朴的风气是多么诚实。希望他们能够去除私心邪念，努力走上自我更新的道路。哪里料到陆生楠一向怀有逆心，丝毫没有悔悟；作恶的念头更加深重，奸邪的心情更加固执。他借托古人的事情，歪曲引用古人的言论，来发泄自己心中不平的怨怒，肆无忌惮，横生议论，竟到了这种地步。此前锡保出发时，朕曾谕令他，军前效力的汉官等人如果能够安静守法，知道自己的罪过，都可以宽免先前的过错，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至于有人私自著书、怨恨抗拒君上，也还不能预先断定。如今果然查获陆生楠所著的书，他悖逆的情状全部暴露出来。他论说封建制度时说：‘封建制度，是古代圣人认为万世没有弊病的良好制度。废除它是祸害，不依照它实行也是祸害。到了今天，祸害深重，灾祸猛烈，无法尽述。’ “全都是郡县制度造成的”等话。古人实行封建，本来并不是认为这种制度尽善尽美，只是特意创设它来驾驭天下。远古洪荒时代，声教尚未相通，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把本国百姓视为子民。有圣人首先出现后，天下众人无不尊敬亲近他。圣人于是各依当时世代相守的旧有秩序来分封，又大量设置亲属和贤能之人，使他们交错分布其中。因为当时的形势如此，即使想要统一天下也做不到。夏禹在涂山会盟时，执玉帛来朝的有万国；周武王在孟津举行军事会盟时，前来会合的有八百侯国。这难道不是夏后、周王所分封建立的吗？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孟子说：‘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安定于统一。’孔子、孟子深刻看到了春秋战国诸侯战争的弊端，他们的话已经开启了统一天下的先声。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郡县制度治理天下，自汉代以来便成为固定制度。三代以前，诸侯分别占有土地，天子不能把土地据为己有，所以以实行封建为功；秦汉以后，土地归天子所有，一旦实行封建便会滋生许多私心，所以以实行郡县为功。唐代柳宗元说天下为公始于秦，宋代苏轼说封建是争斗的开端，都是确实有所见而这样说的。” “况且中国的郡县，也如同各蒙古部落的部落制度一样。历代以来，各蒙古部落各自称雄，也彼此交战。直到元太祖时期，才实现统一。经过前明二百多年，我太祖高皇帝在东方开创基业，远近之地都归顺，而各蒙古又纷纷望风归顺，全都敬奉正朔，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统一开始于秦代，塞外的统一开始于元代，而在我朝达到极盛。自古以来中外成为一家、疆域如此广大，从没有像我朝这样的。至于贾谊、晁错想削弱诸侯，是考虑到分封的弊端而希望统一，并不是认为郡县制度有过失而想重新分封。李泌因为藩镇连年用兵、祸乱相继，才想到以封建作为自我巩固的办法，他哪里曾说三代的制度一定可以恢复呢？现在已经形成大一统的天下。东西南北，凡是声教所到之处，无不尊敬亲近朝廷。然而陆生楠说：‘因为郡县制度，到了今天，祸害深重，灾祸猛烈，无法尽述。’试问今天的祸害究竟在哪里？陆生楠能明确指出来吗？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这一类人，都以应当恢复封建制度为说辞。因为这类悖乱之人知道自己奸恶邪僻，不能容身于本乡本国，便想仿效策士游说诸侯的做法，心里以为实行封建后，这个国家不用自己，就可以离开而投奔其他国家。” 却不知道，像陆生楠这类狂妄放肆、叛逆凶恶的人，实在是天下所不能容的。他又说：“圣人的时代，以同僚协力共事来治理天下。后世天下极大，事务繁多，奸邪不能全部清除，欺诈虚伪不能全部洞察，大抵是封建制度废除而天下统一于一人。宰相已经劳累而不能深谋远虑，君主也烦劳而不能没有过失。秦始皇出于一片私心，流毒万世。”同僚协力共事，固然是治理的重要原则。至于识别人材、任用宰相，只在于君主是否明智。汉、唐以来，上面有贤明君主图谋治理，下面必定有良将辅佐治理，难道万世之中竟没有一个能够识人的君主吗？况且同僚协力共事之道，与封建制度有什么关系？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悖谬，竟到了这种地步。他谈论立太子，又借引汉武帝戾太子的事，说：“太子不应干预外事，而且一定要使他通晓这类危机。”书中有教导胄子的文章，礼制中有《文王世子》一篇，礼仪文教完备，教诫也很周详，都是为了培养德性，希望他学习古代训诫，深入了解民情物理的细微之处，周遍知晓人间疾苦和农事艰难，难道可以禁止他不听闻外事吗？至于父子之间的天性，家庭与国家的道理相通，只有极其真诚恭敬，才可以作为侍奉父亲的原则；所谓危机，难道是为人之子所忍心说出口、存留心中的吗？

译假使江充挖掘巫蛊之时，太子能够安然等待诏命，不诈取武库兵器，不调发长乐宫卫士，就决不会发生湖城之难。戾太子的祸患，正是由于知晓所谓危机而造成的。陆生楠又说：“拥有天下的人，不可以用没有根本的治理方式来治理天下。”他这话的意思，是借钩弋宫尧母门的事情，讥刺本朝没有早立太子。立太子这件事，关系到宗庙社稷的事业，也系于天下苍生万民的性命。倘若不慎重办理，所立之人不合适，后来想不更换却不能更换，想更换又不能更换，以至于激成许多事变，前代史册中都有清清楚楚的记载。孟子说：“为天下寻得贤能之人，叫作仁。”又说：“为天下寻得贤能之人很难。”这是说主持国家大器责任重大，必须得到合适的人；足以承继先业、开启后世的人，然后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开创以来，从未预先建立储位。而太宗文皇帝继位后大力承继先业，扩大并振兴伟大功业；世祖章皇帝继承事业、承受帝位，安抚并拥有中原；圣祖仁皇帝仁厚深广，统治天下长久。我朝历代圣主相继，都不是先公开积储于青宫而后登上帝位的，却由此开创了万世无疆的基业，赐予亿兆臣民宏大的福泽。等到朕继承帝位，承接重熙累洽的盛大统绪。七年以来，朝廷内外▯安。由此可见，我朝国本深厚至极，是愚昧之人本来不能了解的。从前宋孝宗时，虞允文请求早立太子，孝宗说：“恐怕太子之位一旦积久，人性容易骄纵，便会自行放纵，不勤于学习，逐渐有失德行，所以没有建立储位，希望这样可以避免后悔。”孝宗尚且知道立储不易，何况我朝圣明睿哲、见识高远，超过孝宗十倍呢？像陆生楠借汉武帝的事来讥刺本朝，实在是罪大弥天、不可赦免的罪人。他谈论兵制时，称说唐代府兵道：“李泌为德宗详细叙述府兵兴废的缘由，府兵废除以后，祸乱就发生了。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上凌犯下、下离弃上。”他又说：“府兵制度使国家没有养兵的费用，臣下没有专擅军队的忧患。”唐初的府兵制度，本来源于北周苏绰的建议，后来变为▯广骑，于是府兵废弛，不得不改为招募。德宗时期，招募来的人大多是市井之人，不能任用，所以想恢复府兵制度，但当时最终也没能恢复。孔子说：“不教导百姓作战，这就叫作抛弃他们。”平时只耕种的农民，哪里能熟悉武备呢？一旦有事而征发他们，受到扰乱，哪里还能兼顾农桑？把这作为制度，不仅是抛弃士兵，也是抛弃百姓。古代六乡六遂的制度，年代久远，已难以考查。后世由百姓供养军队，军队保卫百姓，彼此资助。唐、宋以来，法制逐渐完备，军务与农事确实都很便利。哪有因为吝惜养兵费用，就抛弃不受训练的百姓的道理？本朝设置八旗，在京师这一重地驻扎众多禁军，又设置巡抚三营，用来查究奸邪、禁止暴乱。外省分别设置驻防将军以及提镇，内外相互维系，训练和防备十分完备。平时就分散编在什伍之中，军队不扰害百姓；有事时就整军出境，军队用来保卫百姓。这是万古以来的良法。如今八十年来，天下太平无事。老人得以安享天年，幼小和孤儿得以顺利长大，哪一样不是军队防卫守护的功劳呢？民间虽然有正供用来补助军粮，但所出的仅为百分之一罢了，而百姓得到养兵的好处却很多。陆生楠发表这种说法，大概是心怀蓄谋叛乱的念头，郁结而不能得逞，所以用“国家没有养兵费用”的说法来动摇人们的听闻，希望或许能够更改制度，以扰乱军政。所谓执持邪道以扰乱政事、宣扬伪学来惑乱众人，都是王法所不能宽宥的。他评论隋炀帝，说：“后世的君臣，假如不是上天幸免，他们不成为隋朝的君臣，几乎是不可能的。”隋文帝以勤学节俭治理天下，史书称说他的仓库充实，法令得以推行。后来隋炀帝因为骄奢淫逸，自取败亡，不能把责任推给上天。后世的君主不实行隋炀帝那样的行为，难道会遭遇隋炀帝那样的祸患吗？又为什么要希望得到上天的幸运呢？陆生楠的意思又是指什么？他评论君主，说：“人越尊贵，权力越重，自身就越危险，祸患就越惨烈。大概因为可以使人活、杀人、赏人、罚人，所以我的心志必然疏忽，而人们畏惧我的心情也必然更加深重。人们虽然恼怒我却不敢发泄，想报复我却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他们蓄积的怨恨必然更深，爆发时也必然更毒。”君主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自尧、舜、禹、汤以来，一个人有福庆，万民都依赖他，哪里会因为地位尊贵就立即危险、招致祸患呢？至于生杀赏罚，君主都是奉行上天的命令和天的惩罚来执行的。那些被生杀赏罚的人，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朕即位以来，治理万机事务，一概遵奉天道；根据事物本身的情况加以处置，从未凭自己的意志杀人或赏人。然而陆生楠却说什么畏惧、恼怒、报复。姑且问在朝诸臣：朕自雍正以来，曾经因为是藩邸旧人而提拔任用过谁？曾经因为过去的宿怨而治罪过谁？况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有什么值得他们畏惧、恼怒、报复的呢？他还说“蓄积必然更深，爆发必然更毒”，这是陆生楠指阿其那等人说的，还是陆生楠自己蓄有这种心思呢？阿其那等人的各个案件，内外臣工都共同知晓，不用等朕再行告谕。陆生楠也列身仕籍，难道没有见闻却发表这种议论吗？他的狂妄悖逆、凶恶叛乱，不也太过分了吗？他又说：“虽然恼怒他却不敢发泄，想报复他却不敢轻举妄动。”这显然就是陆生楠在自述自己的心情。他虽然积蓄怒气却不敢明白说出，所以借评论《通鉴》来稍微发泄愤恨；又因怨恨而想报复，想报复却做不到，只能借“使自身遭受惨烈祸患”等话，肆意进行诅咒。他的叛逆谋划已经暴露，公然表现在纸笔上了。他评论宰相，说：“应当任用一名首相；首相奸诈谄媚，误国害国。凡是想效忠的人，都可以秘密上奏；即使所奏不当，也不能让宰相知道。”从来就没有废止秘密上奏的制度，原本是想全面了解天下的利弊，并没有专门命令臣下参奏揭发宰相的道理。

译何况尊重贤能的原则，最重要的是排除谗言；敬重大臣的原则，在于使官位尊显、让他们充分任事。君臣同一德行、同一心志，才是君主与股肱大臣的道理。因此选择宰相的原则，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若已经得到合适的人，却又让别人秘密上奏，而且即使奏报不当，还要多方掩饰，这就是窥伺、挟诈，教人进行谗毁，并招致别人相互排挤陷害。况且宰相如果果真属于奸邪之人，便应公开上章奏报，而那些小人却故意排斥阻挠；有的想动摇大臣，有的从门户之见出发。君主自然应当分别是非、判定邪正，哪里可以在其中调和迁就呢？他又说：“通过言论固然可以了解人，轻率听信也会错失人才。听取言论不嫌广泛，广泛就差不多可以没有堵塞；选择言论不嫌审慎，审慎就差不多可以没有错误。”舜告诫禹说：“没有考据的言论不要听，没有征验的谋议不要采用。”召公告诫武王说：“要用言论来通达沟通。”朕对于人们的言论，必定用道理来判断，用情理来衡量，从未拒绝别人进言，也从未轻率听信别人进言，这是内外臣工都共同知道的，陆生楠为什么要有这种讥议呢？他又说：“做君主、做臣下，没有比识人和树立根本更重要的了，不只是看政绩，但也不能没有权术来互相防范。” 君臣之间，哪里容得下丝毫权术呢？三年考核政绩，必定以政事作为依据。如果不看政绩，人们又凭什么了解他呢？他评论王安石，说：“贤能之才全被排斥，咨询谋议全被废弃，而他自己还不认为这是错误；君主也不知道他的错误，于是连圣贤施政的作用和气象都不知道了。”圣人心胸广大、公正无私，顺应事物而行动，有什么所谓的权术作为呢？宋神宗锐意求治，而王安石任意更改制度，他的错误正在于明显地运用权术。他又说：“‘笃厚恭敬而天下太平’这句话，他本来没有见到；‘知天知人’的话，他似乎也没有听说。人如果没有圣人之学，即使能写文章，又不安于平庸，少有不成为王安石的。”王安石误国，在于没有引导他的君主走上正道，并不是说知天知人就只能安坐深宫、恭默无为。在无声无臭之处笃厚恭敬，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因此所谓“笃厚恭敬而天下太平”，正是由于敬重、信任、劝勉、威严的原则，而极言其成效如此，并不是要把各种事务全都废弃、使上下隔绝之后才可以治理。他的文辞议论，险怪悖谬，极其没有道理。他又论说无为之治：“即使有忧劳勤勉，也不离开身心。” 即使有国事，也只在于掌握纲领。不必逐一察看每个人，只察看铨选任用的事务；不必逐件处理事务，只处理任用官员的人。察看言语行动，谨慎对待细微征兆，防范谗言离间，考虑疏漏过失，忧虑盛极而衰、光明转为昏暗，防微杜渐罢了。至于祭祀器物之类的事务，则由有关官署掌管。”自古以来圣帝明王的治道，从没有不以勤劳自我勉励，却以逸乐和无为来治理天下的。因此治理天下没有比任用人才、管理财政更重要的两件事。管理财政一事，自然应交给臣下办理；至于任用人才的权力，却不可旁落。现在姑且把铨选的权力交给大臣，大臣敢于承担这种责任吗？不必说那些稍有徇私情、容私人的念头者，本来就不能担任这种重任；即使是秉公持正的人，在决定同僚升降时，也不是成为怨恨集中的对象，就是成为祸患的根源。至于努力彰明美德、能够勤恳处理细小事务、不疏忽近处、不遗忘远方，古代训诫说得明明白白。汉宣帝综合考核名实，使政治焕然一新；光武帝致力于整治吏治；唐太宗把守令的姓名写在御屏上，早晚省察阅览。自古以来的贤明君主，没有不是以勤劳为根本的，难道可以把任用人才这一大事当成祭祀器物之类的小事，置之不问吗？他又说：“绛度教谏，异▯顺从，因此陷入结党阿比而不自知。” 大概有圣人之功，就有王道；如果只是明白道理却不学习，那么人的欲望就会强盛，而天理就会微弱，当然不能有三代那样的功业。等到力量衰退、志向毁坏，也就没有人能够像当初那样了。”好的谋略、好的主张，进来告知君主，这正是朕对大小臣工所期望的。朕即位以来，时时谕令诸臣以忠言正论，当面指责、在朝廷上直谏。凡内外诸臣分条陈述政务，其中合乎道理而可以施行的，必定命令朝廷大臣详细议论后施行，从未拒绝劝谏、喜欢听顺从之言。至于臣下结党阿比，历代都有。有的以阿谀谄媚、依附权势而结党，也有的以倾轧险诈、侥幸求直而结党，如汉代的梁氏、窦氏，唐代的牛党、李党，宋代的绍述党，明代的门户党，都是如此。若唐尧、虞舜时代，满朝都是贤臣辅弼，同一德行、同一心志，难道可以说他们结党阿比吗？以上都是陆生楠评论《通鉴》中的话，朕像这样指出了其中数条。陆生楠生在盛世，学习诗书，本人列名乙榜，赴选任朝官，并不像曾静那样偏居深山旷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顽不灵。他这个人，也未尝没有一点才干。本来应当感恩戴德，努力报效，却竟然怀有不得志而图谋不轨的邪心。在谋求出身、初次入仕的时候，他肆意发表没有根据的横议；在政治教化修明的时代，面对朝廷，却把暴戾放纵的气势表现在言辞和神色上；被远远驱逐到边塞，又任意发泄猖狂怪诞的言论。他的意图专门在于动摇迷惑众心、扰乱政纪。朕实在不知道他的怨望从何而生，愤懑从何而积。这确实是叛逆的本性早已形成，狡猾凶恶也因此纷纷表现出来。他真是不知天命而不畏惧，是小人中尤其肆无忌惮的人。陆生楠罪大恶极，情理上没有可以逃脱的余地。朕想把陆生楠在军前正法，作为臣下怀有怨恨、诬蔑讥讪君上的人的警戒。着令九卿、翰詹、科道秉公议定罪名，具奏上来。○曾静、吕留良之狱。曾静、吕留良之狱，是本朝各起文字狱中第一大案。世宗甚至将此案始末亲自写成一部书，名叫《大义觉迷录》，颁发给学官，使秀才人人都阅读，把它与卧碑圣谕、广训等同等看待。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大义觉迷录》才成为禁书。雍正年间将它颁发给学官，是世宗的深意；乾隆年间把它列为禁书，又是高宗的深意。各自顺应当时的情况，总之都是专制国家中的雄主。现在选取《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汇列在这里，共同阅览。事情的起因仍然全部依据原文，不加褒贬，读者应当能够从言外之意中得到理解。

译此前，湖南靖州人曾静因为考试成绩低劣，居家愤懑郁结，忽然图谋叛逆。他派门徒张熙，假托姓名投书给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钟琪与他共同谋划起事。岳钟琪将张熙拘留审讯，追问指使他的人，张熙甘愿受死也不吐露。岳钟琪把他安置在密室中，答应迎请他的老师，假装与他起誓，张熙这才供出曾静。岳钟琪上奏，并将他的逆书一同奏报。奉旨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前往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捕曾静审讯。据曾静供称，他生长在偏僻山地，平素没有师友，因为到州城应试，看到吕留良评选时文，其中有妄论夷夏之防以及井田、封建等话，于是受到蛊惑，随后派张熙到浙江，到吕留良家中访求书籍。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把他父亲所著的诗文交给张熙，其中全是愤懑激烈的言辞。他更加倾心相信，又去拜访吕留良的门徒严鸿逵；与严鸿逵的门徒沈在宽等人往来投契，于是沉溺于他们的说法，妄自生出异心等。随即将曾静、张熙押解到京城，不久又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中所藏的书籍。所查获的曰记等逆书，以及案件涉及的人犯，一并逮捕押解到刑部。命内阁、九卿等先反复审讯曾静，并发给他查看吕留良的曰记等书。据曾静供称，他此前因为轻信吕留良的邪说而受到蛊惑，又听到道路上的流言，疑惑和迷妄越来越深，以致犯下弥天重罪。如今承蒙逐一审问，又发给他吕留良的曰记等书，才知道其中极其狂妄悖逆；又知道圣朝思虑深远、恩泽厚重，皇上大孝至仁，心中喜悦而诚心服从。自己后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也不能赎罪，如今才像从梦中初次醒来等语。于是低头认罪，甘愿接受重刑。内阁、九卿等详细记录供词，进呈御览。

译雍正七年四月乙丑日，谕令内阁、九卿等：我朝开创并统治华夏，是上天赐予、人民归附的结果。列圣相继承继大统，中外都随从归服。到了我圣祖仁皇帝承受天命、登临帝位，福泽庇护万民，文治武功、恩惠德教，超过历代帝王。普天之下、四海之内，人心都心悦诚服。即使是深山穷谷中的庸人、儿童，以及一切有血气的生灵，也没有不尊敬亲近他的。哪里料到逆贼吕留良这个人，强悍暴戾、凶恶顽固，喜好动乱、以祸乱为乐，自称是明代王府仪宾的孙子，追念旧国，心怀愤懑，进行诋毁讥讽。仪宾的后代，在亲属关系上已经极其疏远卑贱，哪里值得拿来夸耀。况且他出生在明朝末年，当流寇攻陷北京时，吕留良还只是个孩子。本朝定鼎以后，他的父母亲属受到教化恩泽，才得以读书成人；顺治年间参加考试，取得诸生资格。后来经过岁试、科试多次考试，凭他浮薄的才学，却每每名列高等，窃取虚名，在乡里夸耀荣耀。吕留良对明朝根本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他本来哪里曾有过什么高尚节操？到了康熙六年，因为考试列为劣等，愤而放弃儒生身份，忽然追念明朝，深深怨恨本朝。后来被荐举为博学鸿词科，他却诡称自己必死；被荐举为山林隐逸，又剃发做了和尚。按他的生平年月考察，吕留良作为本朝诸生长达十多年，才开始突然改变思想，忽然自称明朝遗民。古往今来悖逆反复的人，难道有像这样荒诞无耻、可笑可鄙的吗？从此他撰写邪书，建立叛逆言论，丧失理智、疯狂妄为，肆无忌惮；其实不过是靠卖文章、卖书来谋求声名和利益。可是他竟敢对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凭空捏造，公然辱骂诅咒。他所写的书文以及日记等，有的刻板流传，有的秘密珍藏，都是世间耳目从未听闻、想象所未及的。我翻阅之后，惊惶不已。因为那些悖逆狂妄、咬噬诋毁的言词，凡是做臣子的都不忍看、不忍说、不忍写在纸笔上。普天之下，没有一寸土地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人不是君王的臣民。吕留良在我朝享受德泽、服食租赋，使其子孙延续数十年，却不知道大一统的道理。他的日记中记载，称我朝有时叫“清”，有时叫“北”，有时叫“燕”，有时叫“彼中”。甚至对逆藩吴三桂，书中也称作“清”，还说“前去讲和”，仿佛本朝与逆藩是邻国和敌国一样，这是多么悖乱啊！况且吴三桂、耿精忠是叛逆的贼奴，人人都可以将他们诛杀。吕留良对于他们起兵、冒犯正统，竟欣然高兴，唯恐他们不能成功；对于本朝收复疆土，却惆怅若有所失，甚至流露出叹息。对于忠臣殉难，他反而用过失来污蔑；听说他们死了，还感到快意。他不顾纲常颠倒，只把帮助暴虐、迎接寇贼作为心愿；不顾百姓遭受涂炭，只把祸乱相连、战争不断当作幸事。吕留良为什么处心积虑，残忍凶暴到了这种地步？又如伪永历朱由榔在流寇之中于云贵、广西等地僭立，他的部众彼此攻劫，给百姓带来灾祸。后来兵败逃到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等率兵追到缅城，先派人传谕缅甸酋长，命令其捉拿并押送朱由榔。大军随后抵达城下，缅人震恐，于是将朱由榔捉住，献到军前。这才是伪永历的真实经过。哪里有被捉时，满汉官兵反而都在他马前下跪的事？这种说法既盲妄荒唐，又荒谬到了极点。总之，逆贼吕留良对于本朝确有征验可考的事迹，却一概隐瞒不写，专门编造妖言诬说，以发泄自己的私愤。他的文集里又说“今日的穷困，是羲皇以来仅见的”等话。明朝末年，朝廷政治失误，贪婪暴虐公然盛行，横征暴敛，百姓无法生活。后来流寇肆意施毒，边疆日益收缩，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军饷，全都出自百姓的力量，正是百姓极端贫困的时候。我朝扫清流寇，使百姓得到休养，于是明代的穷苦百姓都获得了重新生存的喜悦。到了我圣祖仁皇帝爱护养育百姓，天下富足兴盛，老人和儿童都不再看见战争；免除租税、减轻赋税的政策，史书都记载不尽。长期施行教化而达到成功，休养生息六十多年，百姓安定，万物丰足。即使考察羲皇以来史册所记载的情形，屈指可数，承蒙上天眷顾而能够与我朝盛况相比的，也没有多少，吕留良却说羲皇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贫困吗？他的日记还记载怪风、震雷、细小星辰像彗星一样、日光摇荡等事，全都毫无根据。他妄造荒诞说法的地方很多。总的来说，他在悖逆的心思中幸灾乐祸，只把捏造虚妄之事、迷惑世人的耳目当作事情，至于是否符合事实、是否合乎常理，一概不顾。灾异也是古来时常有的现象，上天显示征象，本来是为了警戒君主，使其修身反省、增进德行。如果把捕风捉影的话说成灾异，流传给后世，有人就会认为从前的太平盛世尚且有这样异常怪异的灾异；倘若遇到日月星辰或水旱的变化，必然会轻视忽略，漫不经心。凡是足以启发后世君主懈怠玩忽的事情，他的罪过哪里说得尽呢？其他那些猖狂悖乱、令人痛心疾首的言词，更是数不胜数。吕留良生在浙江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他的读书学问，原本不是曾静那种生长于山野偏僻之地、昏昧顽愚而无知的人所能相比的。况且曾静只讥讽到朕本人，而吕留良却向上诬蔑圣祖皇考的盛德；曾静的诽谤是由于误听流言，吕留良却是出自内心、亲自捏造妖妄之说。这样看来，吕留良的罪大恶极，比曾静严重一倍还多。朕一向认为浙江省风俗浇薄败坏，人人心怀不轨。像汪景祺、查嗣庭这类人，都因诽谤悖逆而自取罪责，都是吕留良遗留下来的祸害。甚至民间百姓也喜欢制造谣言、惹事生非。比如雍正四年，曾有海宁、平湖全城被屠杀的谣言。当时人们彼此惊疑、互相煽动，有人逃避流离。这些都是吕留良一人在前面倡导，所以全乡都随风倒伏。甚至地方官吏也畏惧他的声势嚣张、党徒众多，必须格外用心周旋，优厚礼遇并加以表彰，以博取尊重儒者的名声。像近来总督李卫，是大臣中刚正的人，也在到任时沿袭旧例，赠送祠堂匾额，何况其他人呢？

译他使人心陷溺、使世俗混乱，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这些年来，朕因为浙江省人心风俗所受的祸害，认为可忧虑的地方非常严重，早晚筹划，仁爱养育、以义整治，竭尽教化引导的苦心，近来才开始逐渐使其转变，日益归于正道。假如稍有懈怠，不能赶快整顿，那么吕留良用邪说欺骗百姓，必将充塞并牢固地存在于人心之中，无法消除；天经地义的大原则也会消失废弃，几乎使人人都成为无父无君的人。如今上天的道理昭然显现，恶贯满盈之时已经到来，使他的奸诈阴险彻底败露，因此不能不明确公正地治他的罪，以维持世间教化，彰明国家法令。况且吕留良动辄以理学自居，说自己承续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道统。周、程、张、朱是世间的大儒，哪里会有把无父无君作为其道统、把乱臣贼子作为其学问的呢？他这样轻侮圣贤儒学、败坏士人之心，实在是名教中的罪魁。朕即位以来，确实不知道吕留良有著述之事。如今他的罪恶已经满盈，神人共同愤恨，天地也不能容忍，因而才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的举动。事情曲折地揭露出来，从而显明了吕留良的凶恶顽固。吕留良的儿子吕葆中曾经参加科举并取得名次，蒙受恩典，被选拔置于鼎甲，出仕而位列清华；其余子孙大多在学校读书。可是他们不立即毁掉刻板、焚烧书籍，以消灭吕留良的遗迹。此前一念和尚谋反的案件，党羽牵连到吕葆中，当时的叛逆罪迹早已显著。蒙圣祖仁皇帝如同上天一般的仁慈，免于追究审问，吕葆中于是忧惧而死。按常情说，吕葆中的兄弟子孙遇到如此惊险的灾祸，又承受圣祖仁皇帝如此深厚广大的恩典，更应当感激悔悟，共同设法掩盖以前的罪过，把侥幸逃脱诛杀作为打算。哪里料到他们昏昧顽固、强悍惊悖，恶习与本性已经结合，仍然保存吕留良的遗稿，深藏在箱笥之中。这本来就是吕留良把悖逆作乱作为家传，所以世代相承其恶，却不知道警戒惧怕。实际上上天的道理明白昭示，不容许稍有蒙蔽，使逆贼的阴谋在今日彻底显露，也不让逆贼遗留下来的毒害逃脱天诛。曾静的逆书，朕已经完全看清，知道外间逆党相当多，竟有人散布谣言，企图制造动乱。然而他们诋毁的只是朕一人，朕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作出判断并作结；像吕留良这样罪大恶极、得罪圣祖在天之灵的人，罪情则深重到了极点。即使天下普通的男子、儿童，只要还存有一线善良之心，也没有不咬牙切齿、毛发直竖，不愿同他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的。这也是朕作为臣子，按照情理必然应当采取的态度。已经死去的逆贼吕留良，以及现存的子孙、嫡亲兄弟、子侄，应当按照什么定例治罪，着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各省督抚、提督、两司也要秉公办事，各自充分发表意见，详细核查后确定议案具奏。六月乙亥日谕：朕以前批阅岳钟琪奏折，偶然查检出几件，拿出来给曾静看。朕与岳钟琪处于君臣关系，德行一致、心意相同；岳钟琪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在是古代大臣中少见的。朕以至诚对待臣下，优厚恩宠大臣，对他的倚重任用也极为优厚尊崇。这确实是上下相互信任、君明臣良的盛事。况且朕批阅岳钟琪的奏折很多，这不过是其中几十份中的一份；奏折中加恩岳钟琪的地方，也不过是其中百分之一。曾静却想上书劝他谋反，难道不是醉生梦死、昏昧顽愚而无知的人吗？这正是上天不容许他继续隐藏，使他自行败露。查曾静的逆书，其中有“听说岳钟琪两次进京朝见，都没有获准前往。岳钟琪深感危疑，因此上书”等话。曾静平日的夷狄之见横亘在胸中，又听到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不知不觉使他的叛逆之心更加炽烈，于是做出这种轻率的举动。但这种传闻一定有其来源，着令曾静确实供出。以曾静所犯的如此大罪，如今尚且蒙受朕的宽恕，那么传播传说和浮言的人如果能够悔改，也一定从宽赦免，何况传话的人未必就是造谣者。如果由曾静供出的人继续追查谣言制造的起因，那么这件事就可以得到结案。着令杭奕禄、海兰详细向曾静宣示。钦此。

译丙戌日谕内阁：浙江逆贼吕留良凶恶顽固、不肯接受教化，肆意进行诬陷和诽谤，极尽悖逆之能事；他的逆徒严鸿逵，实在是吕留良的羽翼。他推尊、诵读并效法吕留良，详细叙述他的遗言，又进一步夸大宣扬来附会增饰，其言词有的比吕留良更加严重。吕留良作为本朝诸生，追附前明王府仪宾的末代后裔，毫无缘由地反咬本朝，愤懑猖狂，已经是自古乱臣贼子中少见的了。至于严鸿逵，他的祖父、父亲就已经是本朝编入户籍的平民，居住在本朝土地上、享受本朝粮食，承受上天覆盖、大地承载的恩泽；严鸿逵对于明代哪里有故君旧国的恩惠？而他实实在在受到我朝使其生存、养育、教化的恩泽，又有什么必要愤懑追念，却也敢仿效吕留良吗？现在选取他的悖逆言词，一并宣示。日记中说：“索伦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开，横向五里，纵向三里。先飞起石块，后来冒出火。方圆近三十里以内，居民全都迁移躲避。”又说：“热河水势大涨，淹死满洲人二万多。”又说：“十六日夜里月食，当时看见群星摇动，好像要坠落的样子；又有的飞、有的走，成群向东而行。” 又说：“去年七月初四日，星象发生变化。钦天监说：‘这颗星从天沛垣出现，进入天市垣，分野属于吴越。有军队将在市井之中兴起。’”凡是这些荒唐悖逆的言语，从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年间六月内所记载的，数不胜数。其中只有索伦地方山石隆起并冒火，确有其事。大概是当地地气山脉的作用，以前已经多次出现过；那一带远近的山顶，也有冒出烈焰的。严鸿逵却把这件事拿来讥讽诽谤吗？至于热河发大水一事，因为这个地方山峦环绕，中间只有一条河流，每逢雨水稍大，各处水流汇集，有时会冲破堤岸。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续下了昼夜。当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势高，只有隔岸山根下面被水漫溢。本地久居的百姓以及扈从官兵，都知道雨停后水就会退去，安稳不动迁；只有寄居的工匠等人惊慌迷惑。有人愚蠢地编木筏，认为可以乘水流渡过，于是有木筏撞到石头而解体，几个人因此沉溺。当时朕正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员二三百人驻扎在那里，就在发水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六月〕 由于约束严密，没有一个人妄自行动；等到水退去，大家都安然无恙，没有一人被水淹死。严鸿逵却说淹死满洲人二万多，荒诞妄说怎么到了这种极点！况且热河这个地方，各方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严鸿逵却说唯独淹死满洲人，有这样的道理吗？严鸿逵生在当今时代，是当今的百姓；明代灭亡已经很久，我朝定鼎也已经一百多年。他却凭空编造谣言，喜欢动乱、以祸乱为乐，在升平安宁之时，产生希望战争动荡的念头；对圣祖的盛德神化竟公然诬蔑；面对今日百姓安定、物产丰足，却早晚诅咒。种种丧心病狂的行为，都是拾取吕留良的残余言论，又加以更加虚幻妄诞的说法，难道不是凶恶悖逆已经成为本性、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的逆贼吗？况且他又故意装出迂腐谨慎的样子，浮薄之士用花言巧语鼓吹他的虚假声誉，致使廷臣有人以编纂《明史》为名荐举他。他竟自鸣得意，傲慢无礼而诡诈激烈。他自己的记载说：‘我自己早已打定主意，必定要以死拒绝。’他的这种大言不惭、蔑视抗拒就是如此。又说：‘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我，说他的老师曾静是永兴县人，在那里讲学。’ 学者称他为蒲潭先生。从前因为读了讲义，才开始放弃诸生身份。朕特地下旨诏令修撰《明史》，广泛访求山林隐逸之士，廷臣荐举了他，他却想以死坚决拒绝，竟把朝廷看得如同儿戏，把征召看得如同弃置冠带。可是对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只凭一封信往来联系，哪怕相隔数千里，也能彼此呼应。招纳党羽，在天地之间公然图谋不轨，扰乱纲常，从来没有凶恶狡诈达到这种极点的人。像这样悖逆叛乱的人煽惑民心，又得罪圣祖皇考，与吕留良结党作恶、互相助成，他的罪过不容许只处死了事。严鸿逵应当如何治罪，着令九卿、翰詹、科道会同迅速议定具奏。

译戊子日谕内阁：我朝建立帝位、安定政道，使远近之地都得到养育。直到海边日出的地方，没有不尊敬亲近的。可是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恶悖乱、无父无君，著书明白进行诽谤讥刺，对本朝的大一统肆意发表诋毁斥责的言词；对于我圣祖仁皇帝深厚的仁慈恩泽、伟大的功业，也任意加以诬蔑、轻慢和诅咒。他们猖狂妄诞，肆无忌惮，人人都痛心疾首，不愿与之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朕已经降下谕旨，把他们极其严重的罪行宣示中外诸臣，公开议定治罪。至于严鸿逵的同党沈在宽，他出生在本朝定鼎数十年以后，自他的祖父起，就已经处在本朝覆盖养育、教化培育之中，不只是本人受到德教而已，更应当知道纲常伦理的大义并有所戒惧。可是他堕入逆党的邪说，受到凶徒余风的熏染，也怀有不轨之心，附会诋毁讥刺，羡慕仿效不服教化的人，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朝代的人，狂妄悖逆到了极点。这说明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结党同谋叛逆，已经显明无疑。他所著诗集又说：“再没有地方可以安置避秦的人。”又说：“陆地沉沦不必由洪水造成，谁来为神州治理旧日疆土？” 如今本朝定都中原、建立极盛的教化治理，却把它说成神州陆沉，与洪水之患相同，这种谬误乖戾尤其狂妄放肆。即使只说洪水，明代二百多年间，黄河、运河两河经常决口，百姓日有沦为水中之民的忧惧。我圣祖仁皇帝时刻忧劳，详尽指示治河方略，亲自察看地势，前后多次如此。凡是修筑堤防、抵御水患的办法，以及疏浚、导流、冲刷等事宜，全都经过圣祖深思熟虑，做到尽善尽美，以至河流各循河道，黄河水势安定。几十年来，堤防工程牢固，亿万百姓永远没有水灾淹没的忧患，共同享有天下太平的福庆。等到朕继承大业，谨慎遵循先帝的谋略，更加用心修治防护。仰赖上天眷顾保佑，七年以来，河流全都回归旧道，入海口深而通畅，清淮水流迅疾顺畅。三省漕运道路快速通行而没有阻碍；至于北直隶京畿之地，以及南方浙江等处，凡是海塘、河渠和应当治理经营的地方，也都逐步兴修，使蓄水、泄水按时进行，旱灾和水涝都有准备，政务修明和顺，桑麻遍布田野。如今的神州，哪里可以指说是陆沉，又哪里可以指说是洪水之地呢？况且沈在宽还说：“谁来替神州治理旧疆？” 这句话的意思，是想把神州交给什么人来治理呢？沈在宽年纪还不到四十岁，却也效仿他的老师那样狂妄悖逆，肆意诋毁本朝，竟同逆贼曾静一伙中的张熙相隔千里结交，一见面就像旧友一样。两人赋诗酬答，情意亲密得如同水乳相融。他这样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罪行实在无法赦免。着令交给刑部，将沈在宽审讯，取得口供后具奏。九月癸未日，朝廷根据曾静等人的口供和历次颁降的谕旨，刊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上谕诸王、文武大臣等说：自古帝王拥有天下，没有不是由于怀抱、安抚和保护万民，把恩惠施加到四海，承受上天的眷顾和任命，符合亿万人的心愿，因此才能统一天下，使福泽流传后世。因为治理百姓的道理，只有有德的人才可以成为天下的君主。这就是天下如同一家、万物如同一体的道理，是自古至今万世不变的常理，并不是寻常那种按类聚集、按群分别的情形。难道能够凭乡曲和疆域的私心浅见，妄自把它说成相同或不同吗？

译《尚书》说：“上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的人。” 如果德行足以统治天下，那么上天就会赐予他保佑，使他成为天下的君主。从未听说不以德行感动上天，却只根据他是哪里人来选择辅助他的道理。《尚书》又说：“安抚我，就奉他为君主；虐待我，就把他当作仇敌。”这正是民心归附或背离的真实情形。从未听说亿万人的归心可以不论德行，只选择地域的道理。又说：“顺应上天的昌盛，违逆上天的灭亡。”只有有德的人才能顺应上天；上天所扶助的人，难道会因为是哪里人而有所区别吗？我国在东土开创基业，历代圣主相承，保佑治理万邦，上天的心意深厚地加以护佑，德教广泛施行，恩泽远播，使百姓安居于席褥之上，使中外之人都尊敬亲近本朝，至今已有一百年了。我朝既然仰承天命，成为中外百姓的君主，那么对于所受抚恤、安定和爱养的百姓，怎能因为华夷而区别对待？中外臣民既然共同奉我朝为君主，那么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更不能因华夷而有不同的心意。这一点用天道衡量、用人情验证，从海隅日出的地方到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的众人，没有不知道大一统所在的；全都把本朝视为父、视为臣属，没有人敢违背这种心志。可是逆贼吕留良凶恶顽固、悖逆邪恶，喜好作乱、乐于祸害，扰乱人伦，私自撰写著作。他妄称德祐以后天地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如今又再次出现的局面。逆徒严鸿逵等人又相互附和，猖狂到了极点，余波波及曾静；他们以荒诞怪异的说法互相煽动，任意进行诋毁。甚至说八十多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人的意思中，不过是认为本朝以满洲人为君主，进入中原成为中国的主人，妄自产生此疆彼界的私心，于是故意说出讥讽诋毁的话罢了。他们不知道，本朝属于满洲，就如同中国人有籍贯一样。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这对他们的圣德有什么损害呢？《诗经》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是因为他们潜谋称王、侵扰华夏，不懂君臣的大义，所以宣布他们的罪行而加以惩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戎狄便排斥他们。假如因为戎狄身份便排斥他们，那么孔子周游列国时就不应到楚国接受楚昭王的聘请；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孔子删定《诗经》时，也不应把秦国的誓辞列在《周书》之后。历来所谓华夷之分，是在晋、宋、南朝等偏安时期形成的；那时双方地位相当、德行相近，谁也不能胜过谁。因此北方人诋毁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指斥北方人为索虏。当时的人不致力于修德行仁，只专门逞口舌互相讥讽，已经是最卑下、最鄙陋的见解。如今逆贼等人在华夷一统、天下一家的时代，竟妄自划分中外，错误地产生愤恨乖戾之情，难道不是违逆天道、悖逆常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异类吗？再从天地气数来说，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百姓遭受涂炭，疆域不得安宁。当时的天地，难道不能说是闭塞的吗？本朝定鼎以来，扫除各地群寇，天下安定，政教兴修，文明日益昌盛，万民安居乐业，中外安宁和乐，黄口小儿和白发老人一生都没有见过战争。如今天地清明安宁，万民蒙受恩泽，超过明代的地方，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都明白，难道还可以说是昏暗吗？天地以仁爱为心，以无私覆盖、承载万物为尺度，因此德行在内地附近，大一统就汇聚在内地附近；德行在外地远方，大一统就汇聚在外地远方。孔子说：“所以有大德的人一定会接受天命。”自有帝王以来，衡量事理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如今逆贼等人凭着冥顽狂妄的胸怀，不论上天的取舍、政治的得失，不论百姓万物的安危、疆域的大小，只把琐碎的乡曲之见当作偏私，把狭隘的地域界限当作愤恨嫉妒，公然指斥，以实现他们昧弃人伦、毁灭人纪的叛逆意图。他们甚至发出极其狂妄的吠叫，竟敢指称天地昏暗。难道光明显赫、明察一切的皇皇上天，反而还不如逆贼等人的见识吗？况且自古中国一统的时代，疆域未必都能广大深远，其中有不归向教化的，就斥称为夷狄。像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原文疑误：犭严狁】〔原字形存疑〕，就是今天湖南、湖北、山西一带的地方；在今天还可以把它们视为夷狄吗？至于汉、唐、宋全盛时期，北狄、西戎世代成为边患，从未能臣服并占有其土地，所以才有此疆彼界的区别。自从我朝进入中原、统治天下，连同蒙古最边远的各部落也都归入版图，使中国疆土开拓得广大深远，这是中国臣民的大幸，怎么还能再谈华夷中外之分呢？自古作为君上的道理，应当把百姓看作赤子；作为臣下的道理，应当把君主奉若父母。做子女的人，即使父母对待自己不慈爱，也不可以因此憎恨、怨尤和忤逆，何况我朝作为君主，确实尽到了像父母对待百姓那样的责任，竭尽诚意怀有保护百姓的心，而逆贼竟还忍心肆意诋毁，那么做君主的究竟还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行呢？从前康熙年间，各地奸徒暗中发动叛乱，动辄假借朱氏太子的名义，像一念和尚、朱一贵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近来还有山东人张玉，假称姓朱，冒充明朝后裔；遇到星士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他以此希望获得富贵，煽动迷惑愚民，后来被步军统领衙门抓获审问。自古以来，异姓先后继承帝统，前朝皇族后裔臣服于后代王朝的很多；否则就隐姓埋名，藏身于民间，从来没有像本朝这些奸民这样，假称姓朱、如此大量地煽惑人心的。像这样蔓延不止，那么中国君主的子孙遇到继承帝统的君主，必然会被杀到一个不剩才停止，这难道不是奸民逼迫君主这样做的吗？况且明朝继承元朝而拥有天下，明太祖也是元朝的臣民。若从纲常伦纪来说，难道能够逃脱篡窃之罪吗？至于我朝与明朝，不过是邻国罢了。况且明朝的天下，是丧失在流贼手中的。当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有名有号的流贼多得数不清；各村各邑的无赖之徒也乘机劫掠杀人。那些违法的将领、军官和士兵，又借征讨剿捕之名肆意扰害，杀戮良民来邀功，把他们充作捕获盗贼的数目。中国百姓死亡过半。比如四川人，竟落到“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的悲惨境地；偶然有活下来的人，肢体也不完整，耳鼻也有残缺，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

译康熙四五十年间，还有亲眼见过当时情形的老人流着眼泪讲述这些事；而且没有人不庆幸我朝统一天下、削平群寇，把四海内外的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安置到安稳的生活之中。这就是我朝对中国所建立的功业，实在伟大而达到极点。至于优厚对待明代的典礼，史书多得无法尽述。明代藩王的后裔，确实是明朝子孙的，朝廷还格外施恩，封为侯爵。这也是前代从未有过的盛大典礼。然而那些心怀叛逆的奸民，动不动就假称姓朱，把它作为策划叛乱的媒介；吕留良一类人又借明代为借口，肆意宣扬分别华夷的邪说，希望实现他们的叛逆意图。这些人不只是本朝的贼寇，实际上也是明代的仇敌。假如中国人轻视外国人入承大统的君主，其害处不过是妄自诋毁讥讽，煽惑一两个匪类罢了，原本并不会损害是非公理和伦常大义。倘若外国君主入承大统，却不把中国人当作赤子，那么中国人又能把性命托付给谁呢？何况安抚百姓，百姓就奉他为君；虐待百姓，百姓就把他当仇敌，这是人情。若已经安抚百姓，却仍不把他视为君主，大概就不是顺应天意、合乎事理的人情了。假使作为君主的人把不合人情的事情加在臣民身上，作为臣民的人能够忍受吗？君主尚且不可以把不合人情的事情施加给臣民，难道臣民反而可以用这种做法对待君主吗？孔子说：“君子居住在一个国家，不非议那里的大夫，何况是君主呢？”又说：“夷狄尚且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春秋时期只有方圆百里的小国，连它的大夫都不可以非议，何况我朝奉天承运、统一天下、处于太平盛世，君主难道还可以被诽谤议论吗？况且圣人在诸夏之地，尚且说夷狄是有君主的。何况身为我朝之人，亲自受到教化恩泽，享受德政、承受恩惠，怎么可以发表无父无君的言论呢？韩愈说过：中国如果变成夷狄，就把它当作夷狄；夷狄如果变成中国，就把它当作中国。历代以来，比如元朝统一天下，立国一百年，疆域极其广大；它的政治规模有许多美德，但后世称述它的人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所写的著作和颂扬之辞，记载当时美好盛况的文字，载入史册，也同样灿然完备。可是后人却故意使用贬低的言辞，一概说没有值得记载的人物、没有值得记录的功业。这只是心怀私意、见识卑鄙的人不愿把美德归给外来的君主，想要加以贬低埋没罢了。他们不知道，文章著作的作用在于取信于今人、流传给后世；著述中寄托劝善惩恶之意，应当平心静气、秉持公正来评论。对于外国人入承大统的君主，其善恶尤其应当公正地记载，大小事情都不遗漏。这样或许能使中国的君主看到后，认为外国的君主也能如此明智仁爱，必然产生奋发自励之心；外国的君主看到是非记载没有偏差，相信正直之道一向存在，也一定会更加勇于行善，并深切警戒作恶。文章文艺这种公正，对于治理之道的补益，应当是多么重大啊！倘若故意贬低埋没，略去善行而不传播，捏造恶行而妄加记载，就会使中国的君主认为，既然生在中国、享有美名，便不必修德行仁来达到极盛的治理；也会使外国入承大统的君主认为，即使日夜励精图治、勤勉求治，终究也无望得到典籍的褒扬，从而行善的心意因此懈怠。这样一来，内地百姓的苦难就没有尽头了。它对人心和世道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何况逆贼吕留良等人，不仅对我朝的善政善教、大经大法一概置之不论，还凭空妄造、无根据地横加议论，把没有影子、没有声响的说法作为迷惑世人、诬陷百姓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他们这些荒诞虚妄、铺张夸饰的说法，欺骗人们的听闻，实在是千古罪人。所谓“百姓不怕死”，就是百姓没有不憎恨他们的；这种人不等教化就应当诛杀，不只是得罪于我国家而已。这些奸邪之人心怀作乱的念头，妄想侥幸于万一，却从未通观古今大势。凡是首先倡乱的人，没有不是身受斧钺、遗臭万年的。天下国家如此巩固，岂是乌合之众、鼠窜之徒所能轻易说动摇就动摇的？即使在世运衰微之时，遍考史册，首先作乱的人也从没有一个能成就大事。比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以及元末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然一时猖獗，最终很快都化为灰烬。唐、宋中期，草野盗窃之徒接连出现，也同样归于灭亡。总之，这些奸民不知道君臣大义，不懂上天眷顾、授予天命的道理，只是自取诛杀，成为万古罪人罢了。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同于禽兽，是因为具有人伦常理。因此五伦被称为人伦，缺少其中一伦，就不能称为完整的人。君臣关系位居五伦之首，天下有不承认君主的人，还可以称为人吗？心怀无君之念，却还不能说是禽兽吗？尽守人伦才称为人，毁灭天理就称为禽兽，并不能因为华夷之别而区分人和禽兽。况且上天命定他为君主，他却怀有违逆上天的意图，哪里有不遭受上天诛罚的呢？朕思量，秉持常性、喜好德行，是人心共同具有的本性。天下亿万臣民都具有天良，自然切实怀有尊敬君上的念头，不需要朕再为他们剖析说明、发布训谕。但奸邪昏乱的小人，如吕留良等心怀悖逆的人，普天之下不能说只有这几个逆贼。因此颁布这道旨意，特意加以训示告诫。如果平日稍微存有这种心思的人，应当仰问上天、反省内心，各自发挥天良，详细地思考这件事。朕这样详尽剖析说明，并不是喜欢争辩。古代人心淳厚朴实，所以尧舜时代君臣之间的应答言辞十分简略。到了殷、周时期，人心渐渐不如从前，因此《殷盘》《周诰》用来告诫臣民的话，反复周详、真挚恳切，才足以消除他们的蒙蔽、使他们从愚昧中醒悟，这是古今时势所不得不然的。常见阴险小人被大义驳倒、理屈词穷时，就借用圣人的话，巧妙地诋毁说：“所以厌恶那种善于巧辩的人。”

译他们不知道，孔子说子路巧辩，是因为子路说“何必读书然后才算求学”这句话而发的。用没有道理的言论，却想强行胜过别人，这才叫巧辩，也就是所谓用口才应付、压倒别人。假如面对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违背常理、迷惑世人、诬陷百姓的逆贼，把天经地义、纲常伦纪的大道理讲给他们听，使那些愚昧无知、平日陷溺于邪说的人豁然醒悟，不至于遭受天谴、触犯国法，这是为世道人心考虑，怎么可以说是巧辩呢？天下和后世自有公论。着令把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人的悖逆言论，以及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流通，颁布天下；各府、州、县以及偏远乡僻之地，都要使读书士子和乡曲百姓共同知道这些内容。并命令各地在学宫中各收藏一册，使将来后学和新进之士人人都能阅读、观看并知悉。倘若有人没有见过此书、没有听到朕的旨意，后来被朕随时察觉，定将该省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谕知。丁未日，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照圣旨，审讯曾静、张熙，依照大逆不道律立即处决。皇上在乾清宫召见诸臣，并命李绂一同入内，谕示说：“今日诸臣异口同声请求诛杀曾静、张熙，他们大逆不道，实在是古代史册中从未有过的。按情节和罪行论处，绝对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但朕不将他们诛杀，实在另有隐情。去年，曾静的同党张熙，用假名写信投给岳钟琪。岳钟琪仓促之间，既愤怒又惊惧，来不及筹划，立即邀请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在密室中，对张熙严加追问，询问是谁指使他，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随即对他施加刑讯，张熙宁死也不吐露，岳钟琪无可奈何。过了两三天，岳钟琪用各种办法委婉诱导，许诺把他当作同谋，并迎请他的老师。又同他对神明盟誓，张熙这才把姓名一个个供出。当时岳钟琪写成奏折送来，朕阅览后深受触动。岳钟琪是真心为国家揭发奸邪、搜捕隐伏之徒；假如朕本人曾经同人对神明盟誓，那么今日也不得不委曲求全，以求不违背前言。朕完全了解岳钟琪的心意，如果不把他视为一体，实在于心不忍。” 何况曾静等人偏居乡村，被流言所迷惑；那些捏造诽谤言论的人，实际上是阿其那、塞思黑门下的凶徒和太监等。他们因犯罪被发遣到广西，心怀怨恨，编造恶毒言语，一路传播。如今已经取得确实证据；如果不是因为曾静这件事，谣言流传开来，朕又怎么能够听闻，并把事情清楚地剖析说明，使家家户户都明白呢？况且一向以来，国家的法律本来就是为了惩罚一个人而警戒百人。曾静等人的悖逆，料想天下绝无第二人，即使后世也完全可以断定必定不会有人同他们相类，何必还存有惩一儆百的想法？所以宽恕他们的罪，并不是为了博取宽大仁厚的名声而废弃法律。一切事情，朕另有谕旨说明。”

译戊申日谕示：自古以来，凶狠顽劣之徒心怀悖逆、言语涉及诋毁诬蔑的，史册记载不计其数。然而像今日曾静这件事这样怪诞离奇、夸张失实而近于幻妄的，实在是自古未有，成为人们共同愤恨、国法绝对不能宽容的事情。但朕反复思考，如果他的诋毁诽谤之言有一件事实根据，而朕自身有几分隐微之处不能扪心自问，那么不但曾静应当怀有不臣之心，天下臣民也应共同怀有离异之志。如果他说的每个字都是虚假的，与朕本人毫无关系，那不过像在荒山深谷中偶然听到狗叫鸟鸣罢了，又怎么能称作诽谤呢？去年这件事刚发生时，朕心中就坦然自若，实在没有丝毫愤怒之意，反而笑着阅读，这一点左右大臣都深知。后来命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把曾静拘拿到案，明白晓谕他，逐件开导，以天良触动他，消除他的迷惑。他开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他亲笔写的口供不下数万字，全都是良心受到触动后的发露，并且深深痛恨自己从前误听浮言，于是妄自萌生悖逆之念，甘愿招致灭族的诛罚。大概他区分华夷、中外的见解，是被吕留良不臣的邪说蒙蔽、禁锢并沉溺其中了；而他诽谤朕本人的言论，则是阿其那、塞思黑、允衤我、允衤题等逆党奸徒编造流言、散布传播，导致他误信为真实的结果。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朕留心观察体察，并命内外大臣在各处彻底追查。如今此案中最初编造诽谤言论的首恶都已经败露，确有证据，且已清楚证明并非始于曾静，这与朕最初的判断完全没有差错。这样看来，曾静误听流言，还有可以原谅的情由，并不是绝对不能宽恕的罪。阿其那等人心术阴险，怀有倾覆陷害国家的念头，又怀着同皇考为敌的心，把这些都施加到朕身上。总的来说，是因为阿其那等人平日的逆谋没有得逞，长期蓄养匪类，散布谣言，分门立户，各自收买党羽，想要煽动迷惑人们的耳目，使那些平素蓄有逆念的人蠢蠢欲动、起来作乱，然后自己得到快意，连祖宗的社稷也不顾了。给朕加上凶暴恶毒的名声，他们的罪还算较轻；唯独想到圣祖皇考六十多年建立的丰功伟业，竟被他们作出这样的结局，难道是作为人子的人所忍心做的吗？” 阿其那、塞思黑等人的罪，实在万世也不足以赎清。他们的奸谋像这样，至今败露出来的已经数不胜数。其他那些听从他们驱使的匪类、邪党，哪里只是数千数百人？他们编造各种诬谤言语，已经流传到极远的边疆要塞。那么天下之内，乡里的愚民被他们迷惑的，难道只是曾静几个人吗？就如三姓的协领华赉，身在当地，负有稽查责任，却把自己所见所闻全都隐瞒起来，不向上报告。朕身处九重宫禁之中，又怎么能够知道？从哪里去追查？又怎么加以剖析说明，使天下臣民共同明白？如今承蒙上天和皇考在冥冥中降下默默的保佑，使明神驱使曾静，让他自行到总督岳钟琪面前投案自首，于是那些编造书信、制造诽谤的奸人一个个暴露出来，朕才得以知道这伙人的残忍情状。他们明目张胆地把平日的居心和行径传播给荒远偏僻地区的百姓，使他们丝毫不被浮言迷惑，由此也可以看出阿其那、塞思黑等人蓄意的惨毒。他们不忠不孝，天地祖宗都不能容，国法也难以宽赦，这样天下后世也就能够体谅朕不得已的苦衷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这正是朕不幸中的大幸，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仅凭这一点，曾静也不能说没有功劳，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宽免他的死罪。自古以来，奸邪凶恶之徒编造妖言，想要诬陷百姓、迷惑众人的事情，无时没有。就如从前的妖言说：“皇帝从三江口出现，嘉湖将成为战场。”这句话已经流传三十多年了。又如广西张淑荣等人说，钦天监上奏紫微星坠落在福建，如今朝廷下旨派人到福建，把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的男子全部杀掉。又如山东人张玉假称自己姓朱，是前明后裔，遇到星士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像这样荒诞虚妄、关系到世道人心的话，往往地方大臣和官员为了图省事，把它看作疯话，姑且在一时加以掩护，却没有想到它迷惑人心的危害。日子一久，传播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就无法追究它的来源，反而使无辜的人受到牵连。这些都是庸碌无能、把国家利害视为身外之物的大臣等人姑息养患所造成的危害。又如乡村私塾中教导蒙童的人，本来没有什么知识，又贫困无聊、心情郁闷，往往编造鄙俗怪诞的歌词，教给乡村儿童传唱。不知情的人于是误以为是童谣，转相传播。这些都是奸民企图煽惑人心、扰乱国法的手段。地方大吏和主管官员把它看作平常事情，不加以查考和惩治，以防止祸患逐渐发展，难道可以吗？前年有人捏造说侍郎舒楞额秘密上奏八旗领取粮米的事情，想借此动摇旗人的心。舒楞额听说后，据实上奏。等到当时下旨彻底追查，便查到了编造谣言的人，并加以惩戒。凡是流言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如果地方大臣肯尽心追究，一定能够查出根由，使奸邪之徒不至于漏网，庸愚无知的人也不至于受到牵连。这对于人心和世道的裨益，实在不是小事。如今因为曾静的事情，查出了最初制造诽谤的首恶，是因为此案发现得很早，容易追查，所以能够逐层推究而找到根源。况且朕宽恕曾静，并不是矫情沽名才这样做的。《虞书》说：“赦免过错，即使过错很大也可以；惩罚故意犯罪，即使罪行很小也不能宽免。”曾静的过错虽然很大，但实在有可以原谅的情由。从前皇考常常教诲子弟和臣下说：“凡人谁能没有过错？如果犯错后能够改正，就是自我更新、迁善改过的机会，所以人以能够改过为可贵。但只要确实能够改过，无论所犯大小，都不应当治罪。”

译朕只是遵承圣训，每日都以改过来期望天下之人。过错很大而能够改正的人，胜过过错很小却不肯改正的人。曾静可以说就是改过的人。朕赦免曾静，正是想让天下臣民知道，朕对于能够改过的人，没有什么罪是不能赦免的，使他们相互勉励，走上自我更新的道路。况且朕治理天下，不因个人喜爱而奖赏一个人，也不因个人愤怒而惩罚一个人。曾静狂妄悖逆的言论，只是诽谤涉及朕本人，并没有实际反叛的事情，也没有共同谋反的众多党羽。那些公然跳梁、抗拒命令的逆犯，如果能够约束自身、归顺朝廷，因害怕获罪而投诚，尚且可以得到赦免宽宥的恩典，难道曾静唯独不能免死吗？况且曾静前后所作的供词，都是他亲笔书写，并不是被勉强逼迫，也不是有人暗中授意指使，实在是由于天良受到触动，因此悔改之心迫切而诚恳，流露在纸笔之间。这就是他有可以原谅情由的地方，并不是因为把这些话当作谄媚颂扬之词，便想宽免他的罪。如果今日因为喜欢他的谄媚而曲意宽赦，那么从前就应当因为恼怒他的诬谤而立即诛杀了。何况曾静今日颂扬的话，同他从前诬谤的话相比，轻重相差悬殊，哪里只是十倍百倍而已。” 从他的情节和罪行来说，哪里足以相互抵消？如果有人议论说朕喜欢曾静的谄媚，所以免除他的罪，那就同曾静从前的犬吠鸟鸣没有区别了。但朕也不予追究。除了那些编造、散布流言的逆党另行审明后依法处决以外，着令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把他们的逆书以及前后审讯、诘问的话和他们的供词，逐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人共同知晓。楚省地方的大小官员，平日既不能宣扬国家的恩德，阐发朕的训示，教化百姓，彻底消除他们的邪念，以致有这样愚昧狂乱的人，实在有负于父母斯民的责任，这是深深应当感到惭愧的。如今如果有人因为羞愤怨恨，暗中谋害曾静、张熙，朕一定追究并令其承担抵偿之罪。曾静等是奉特旨赦免的人，他们的本地人如果因为他们使家乡蒙羞，出于嫉恨而暗中伤害他们，治罪也一样。即使朕的子孙将来，也不得因为曾静诋毁朕本人而追究并诛杀他。因为曾静这件事，与吕留良等人的情形不同。吕留良的罪，是皇考当日所不知道、因而没有赦免的，所以朕今日可以公开明确地治他的罪。如果曾经得到皇考赦免他的圣旨，那么朕也会自行遵照圣旨，曲意宽免他的罪过。特此谕示。己酉日，怡亲王等上奏：臣等恭敬地读到皇上宽宥曾静的谕旨，仰见我皇上气度宏大、包容一切，像天空没有不覆盖的事物，像大地没有不承载的事物。即使是恶兽毒蛇、魑魅魍魉，也不忍用雷霆之威将其消灭，而想使它们改过自新、回心转意。自尧、舜、禹、汤直到今天，从未听说有这样宽大的典制。臣等恭敬地思考，我朝创业传统，列祖列圣一代代相承。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丰功伟绩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深厚的恩泽和仁德遍及天下。皇上继承帝位、建立大统，具有大孝大德，至圣至诚。日夜勤劳治理百姓，以仁德养育、以义理端正，亲自实行节俭，使财富积藏于民间，广泛施布恩惠，使百姓普遍安宁，免除赋税、赈济灾民动辄达到亿万，教化养育遍及偏远荒僻之地。几年来年年丰收，民气和乐，吉祥之事接连而来，风俗日益淳厚。凡是有牙齿、头发的人，没有不沐浴皇上的恩德、歌颂皇帝的功德。山角海隅、偏僻荒远的乡村，都顺服而感恩，心悦诚服。却有曾静这样的人，性情与常人不同，凶恶狡猾而狂妄荒诞。他被逆贼吕留良的反书悖论所蛊惑，又道听途说地接受阿其那、塞思黑门下奸徒匪类散布的捏造流言，而这些流言毫无影响之力。他竟敢编纂流言，抄写诽谤朝廷的书信，命令他的同党张熙从湖南远赴陕西，到总督岳钟琪的衙门投递。虽然还没有做出反叛的事情，实际上却早已蓄有反叛之心，因此罪恶已经满贯。神明加以驱使，使他自行败露，亲身接受刑罚，以消除异端邪说，端正天下人心。多年以来，中外臣民听到他的叫嚣，都深切怀有与他不共戴天的愤怒，恨不得吃他的肉、睡他的皮。如今皇上施加像上天一样广大的仁德，怜悯他起初是由于误听流言，如今已经悔悟，情有可原，特意加以宽宥。臣等恭敬读到圣谕，皇上以改过来期望天下人，过错很大而能够改正，胜过过错很小却不改；只要确实能够改过，就没有不能赦免的罪。又想到那些跳梁跋扈、抗拒命令的人，因畏惧获罪而投诚，尚且可以得到从宽处理的恩典。皇上的话真是伟大，宽仁好生的德行超过千古。但曾静已经养成枭獍般的本性，暗中图谋不轨，诬谤悖逆，罪恶滔天。查考律例所列的十恶，凡是谋反、叛逆以及大不敬，都属于赦免所不能宽恕的罪。曾静的罪属于十恶，是三宥也不能涉及的；张熙同曾静共同谋划不轨，赴陕西投递逆书，企图制造叛乱，也难以宽赦。臣等恭请皇上下令法司，立即将曾静、张熙依律处决，碎尸并悬首示众。查明他们的亲属和逆党，全部歼除，以彰明朝廷的法令，慰藉臣民共同的愤恨。奉旨：宽宥曾静等人的这一案件，不是诸王、大臣、官员等所能置喙的。天下后世有人认为是对，有人认为是错，都由朕一人承担责任，与臣下官员无关。但朕也已经反复详细慎重考虑，所下的谕旨都已说明清楚。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上奏。各省督抚、提镇，如果有人因为朕宽宥曾静等人而再次上奏请求，着令通政司将奏本发还。

译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会同议论：吕留良身为本朝生员，妄自攀附为前代仪宾的后裔，追念旧国，诋毁朝廷典章，编造恶毒言论，肆意撰写，行为猖狂悖乱，罪恶滔天。甚至胆敢诬蔑指斥圣祖仁皇帝，悖逆到了极点。臣等无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确实应当依律治罪，公开诛灭，以扶持人伦纲常，断绝祸乱的根源。吕留良应当戮尸枭示，财产没收入官；他的儿子吕葆中曾经列入仕籍，父子世代相互助长恶行，先前在一念和尚谋叛案中牵连到吕葆中，逆迹已经明显，也应当戮尸枭示。吕毅中应判斩立决；他的子孙，以及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和女儿、妻、妾、姊、妹之子、妻、妾，应行文给有关督抚查明，依律办理完结，并通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以及其他书籍中已经刊印或抄录的，在文书到达之日张榜遍告，限期一年，全部焚毁。奉旨：吕留良怀有悖逆不臣之心，假托先儒的糟粕余论，欺骗世人、盗取名声，以致人心沉溺其中，被他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称他为夫子，几乎认为他的地位高于程朱，甚至在书院中奉祀他以示尊崇。如今他的逆谋和污秽行径无不败露。天下哪里有败坏灭绝人伦纲常的人，还能在理学一派中借用名声，并且其著作仍有值得取用之处呢？如今内外臣工等异口同声上奏，朕想到吕留良的罪，先前的谕旨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按照天理和国法，绝对没有可以宽免的道理。然而天下极其广大，读书人极多，也许千万人中仍有人认为吕留良的罪还没有达到极刑的程度。朕慎重对待刑罚，诛除奸邪、铲除叛逆，必须符合人心共同认可的大公之理，以彰明与众人共同弃绝他的道义。至于他所著的书籍文集，臣工等上奏请求焚毁；朕又想到，吕留良不过是盗取沿袭古人的残余说法，用来放肆发表狂妄、荒诞、空疏的言论。有见识的人，本来不必多说；即使当日被他愚弄迷惑的人，如今也自然能够看清他的底细而加以嘲笑。何况他的人品和心术如此，他的言论又有什么可取之处？现在如果把他的著作遗迹全部焚毁，假如毁弃不尽，便会成为一纸空文；假如彻底毁尽，那么将来没有看过他书的人，反而会怀疑他的著述确实能够阐发圣贤精深的义理，只是可惜再也无法得到。即使吕留良的书籍中有大逆不道的言语，朕想到我圣祖仁皇帝的圣德神功，达到天地四方，如同日月照临宇宙，万古昭明，难道是吕留良所能稍有损害遮蔽的吗？”}], 著令将廷臣议定的公文发往各省学政，逐一向各学生、监生等广泛询问：是否应按议定意见，将吕留良、吕葆中戮尸枭示，将他的儿子吕毅中斩决；他所著的文集、诗集、日记以及其他已经刊刻印刷和抄录的书籍，全部焚毁。著令秉公据实，迅速取得各该生员、监生等的结状，上奏朝廷；其中如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呈交该学政，由学政一并上奏，不得阻挠隐匿。等到奏折送到后，再降谕旨。雍正十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议奏：逆贼严鸿逵天生如枭獍一般凶残，心怀叛逆，与吕留良结党作恶、相互勾结，捏造妖言，实在是再也不能容忍，王法也不能宽赦。严鸿逵应凌迟处死，但他已经伏法死亡，应戮尸枭示。他的祖父、父亲、儿子、孙子、兄弟，以及伯父、叔父和伯叔父兄弟的儿子，年满十六岁的，一律斩立决；男丁十五岁以下，以及严鸿逵的母亲、女儿、妻妾、姊妹和儿子的妻妾，一律解送刑部，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没收入官。沈在宽传播吕留良、严鸿逵的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毁讥刺，应当立即依法处死，凌迟处死。他的嫡属等，均依律治罪。又，吕留良案中的黄补庵，自称是私下仰慕吕留良的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与其往来密切交厚；孙用克暗中相互援引结交；周敬舆甘心依附逆党，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决。其妻、妾、子、女发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父、孙、兄、弟流放二千里。车鼎丰等人只拟斩监候。又，吕留良案中受迷惑的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身份，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等身份，杖一百，徒刑三年。朱霞山、朱芷年跟随严鸿逵学习时年纪还小；张圣范、朱羽采让他们的幼子跟随沈在宽附学启蒙，经审查确实没有与沈在宽交好的情形，应不必议处。奉旨：严鸿逵著戮尸枭示；他的孙子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为斩立决；黄补庵已经伏法死亡，其嫡属依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都依拟定罪，应斩，著令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都著令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等十一人著令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令释放。○谢济世之狱　考察谢济世这起案件，不禁感叹禁锢言论、罗织罪名的手段，已经达到极点、用尽极致了。录下上谕中的一段，使人看见当时那位雄主操纵臣民的手段。

译雍正七年七月辛丑日，谕告内阁：顺承郡王锡保参奏，在军前效力的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朕看谢济世所作的注书，他的用意不只是毁谤程、朱，而是借用《大学》中“见贤而不能举”等两节，谈论人君任用人才的道理，借此抒发他怨恨诽谤的私意。他的注中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话。由此看来，谢济世的居心已经清楚可见。朕即位以来，在任用人才时极其公正无私，不但自己可以确信，也是天下臣民共同知道的。就田文镜、谢济世二人的事情来说，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任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见过他的面，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雍正元年，他奉命祭告华山，回京陛见时，将山西全省荒歉的情形急切陈奏，极为详细。朕认为山西遭灾，当时的巡抚德音身在当地，却隐瞒不报；田文镜作为奉差经过的官员，忧念百姓疾苦，直言不隐，他忠君爱国的诚心，实在值得赞许，于是令田文镜前往山西安抚救济。他到那里后果然能够尽心办理。于是朕任命他为山西布政使，令他与诺岷同心协力。后来因为河南各项事务废弛，又调任他为河南布政使，不久提升为河南巡抚，如今又授予他河东总督的职务。在一两年之间，朕对他深加信任，难道还可以说朕是见到贤才却不能举荐，举荐了又不能优先任用吗？又如李绂、蔡▯与黄振国、邵言纶、汪П等结党营私，谋求报复，而谢济世奸恶狠毒，听从他们指使，参奏田文镜贪赃受贿，任意诬蔑，借直言敢谏之名，实行排挤陷害的计谋。朕在谢济世上奏时，立即洞察了他的奸诈，将他逮捕交刑部审问。朕尚且不忍心把他置于重典，只令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当时朝廷群臣无不认为这样处理极为公正恰当。像这样，难道还可以说朕见到不善之人却不能斥退，斥退了又不能远远贬逐吗？至于朕的内心，并没有私人的喜爱或厌恶，只以这个人的善恶作为自己的好恶，以众人议论的是非作为自己的好恶，何曾预先在心中存有成见？例如引见各官时，看到有人才干似乎较优，也只是令所属上司再加考察。看到有人似乎才能平常，也同样令所属上司再加考察，并且谕令上司秉公考核，不必存有迎合顾忌的念头。因此，各员到任以后，有的朕的旨意曾称赞其才能优良，但督抚参劾他们的也很多；有的朕的旨意认为其才能平常，但督抚保举后，称职的也有。朕从未因个人的好恶，命天下督抚阿谀徇私，而各督抚也能体察朕的意旨，从未因朕的好恶而随意迎合。朕任用人才，只希望对国家经济和百姓生活有益，难道可以说是喜欢好人所厌恶的、厌恶坏人所喜欢的吗？谢济世对于公正办事的田文镜，肆意诬告参奏；对于贪赃犯法的黄振国，以及结党庇护、钻营谋私的李绂、蔡▯、邵言纶、汪П等，却甘心听从他们指使，为他们报复。这简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爱憎违背人性。天理国法都不能容忍。灾祸已经临身，他还不知道反省畏惧，怎么荒谬糊涂到了这种极点？至于“拒谏饰非”这种说法，正是朕平素深深戒惧的。然而，必须是责难进谏、陈述善道的忠言正论，才可以称为谏言；如果是出于排挤陷害私心的言语、奸险狡恶的邪说，难道可以自居为直谏，还希望朕听从采纳吗？试问谢济世这些年以来，他为国家陈述过什么事情？为朕本人进过什么谏言？朕拒绝的是什么谏言？朕掩饰的是什么过错？除了处分谢济世结党排斥异己、诬陷良臣之外，他还能指出一两件吗？谢济世是一个本来应得重罪的人，朕却从宽处理，令他效力赎罪；他竟然仍然心怀怨望，任意诽谤讥刺，实在十分可恶。应当如何治罪，著令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秉公议定后上奏。

译○胡中藻之狱　康熙年间多次发生文字狱，虽然文网严密，但因为天下尚未安定，他们所对付的，大半是确实有意制造困难的人。霸主为了自卫打算，尚且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乾隆年间胡中藻这一案件，看看定案的文词，真可以用“莫须有”三个字概括了。而且在当时，何必还要采用这样的手段？竟然采用这样的手段，那么高宗与圣祖、世宗在才略上的高下，也可以看出来了。现在摘录几道上谕，记述事情的始末如下：乾隆二十年三月，皇上召集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谕告说：我朝统治中原和四方，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列祖列宗深厚的仁德恩泽，逐渐遍及天下，海内海外共同享受太平。凡是做臣子的，自从祖父、父亲以来，享受本朝的俸禄、踏着本朝的土地生活，本来应当共同知道尊奉亲上、尊重君主的道理；却还有人出身科举，名列清华，而内心像鬼蜮一样，在言语吟咏之间肆意表现悖逆，像胡中藻这样诋毁、讥刺、怨望的人，实在不是人类中应有的。他刻印的诗集题为《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说的“磨涅”，是指佛▯而言。胡中藻用这个作为自己的号，这究竟是什么居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人的诗文、日记，诽谤讥刺、猖狂张扬，大逆不道。承蒙我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罚，以端正伦理纲常、维护世道人心。几十年来，本以为中外臣民都已经知道警戒，却没想到还有这样像鸱鸟张翼、狂吠不止的胡中藻。即使查阅查嗣庭等人的旧案，其中悖逆的言辞，也没有像胡中藻这样连篇累牍、严重到这种程度的。他诗集中说“一世无曰月”，又说“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以后，享有国祚长久的，没有超过汉、唐、宋、明的，但都不过传承一两代便多有变故。本朝自定鼎以来，承平熙▯，远远超过它们；他却说“又降一世”，这还是有人心的人吗？他又说：“一把心肠论浊清。”在国号上加一个“浊”字，这是什么肺腑之言？至于《谒罗池庙》诗，又说“天匪开清泰”，又说“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为蛮子，汉人也俗称满洲人为鞑子，这不过如同谈论乡籍，正如孟子所说的东夷、西夷。如果说称“蛮”是侮辱斯文，那么汉人称满洲人为“鞑子”，难道也要获罪吗？再看他“与一世争在丑夷”这句，就更加清楚了。他又说：“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 这不是说穿着皮衣的人又是什么呢？他又说：“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说：“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说：“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说：“至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说“暂歇南风竟”。这些诗句反复分别突出南、北二字，究竟意有所指什么？他《语溪照景石》诗中，使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和“武皇为失倾城色”两个典故，这与照景石有什么关系？不过是想借题发挥，寄寓讥刺诽谤罢了。至于“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这两句，更是奇怪荒诞。朕每天听政、召见臣工，怎么会有“朝门不开”的说法？他又说“人间岂是无中气？”这是什么话？他的《和初雪元韵》又说：“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自《尚书·吕刑》，与咏雪有什么关系？《进呈南巡诗》则说“三才生后生”。如今说天地人为三才，生在三才之后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其中指斥的意思，难道还不值得诛杀吗？他又说：“天所照临皆曰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大概是说五岳四渎蒙受羞辱，只能低头无奈而已，诽谤讥刺显而易见。他又说“亦天子亦莱衣”。两个“亦”字，悖逆轻慢到了极点。他又说“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是人们常用的说法，却偏偏要用“盗骊”，有什么意义可取？他又说“一川水已快南巡”，下句接着说“周王淠彼因时迈”，暗中使用周昭王南征的故事，意思是朕没有察觉罢了。他又说“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两个字，与前面两个“亦”字含义相同。他歌颂蠲免时又说：“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曰佛燃灯。”朕一听说有灾荒歉收，立即加以赈济抚恤，他为什么竟说这好像佛灯难以看见呢？至于孝贤皇后的丧事，他竟有“并花已觉单无蒂”这句。孝贤皇后是朕在藩邸时的嫡配。当时皇考世宗宪皇帝以礼聘娶贤淑之女，配偶于朕，正位中宫，母仪天下，共十三年。然而朕何曾让她干预朝政、使外戚骄纵呢？这件事确实可以向天下和后世交代。孝贤皇后去世后，朕对丧葬礼仪格外优厚，以尽饰终之礼；但一切礼仪议定，都没有超出《会典》的规定而有所增加。胡中藻却与鄂昌往来唱和，自称特别像晋人，这已经是王法必定诛杀的罪行。他的诗又说“其夫我父属”，意思是把妻子的丈夫都归入父亲一类；妻子都属于母道之女。君臣一体，怎么能漠然把“夫君”“父亲”当作可以通称的人？“君”字应当冠在“父”字之上，说“父君”尚且不可，难道只说属于父亲一类就可以吗？帝后本来应当尊敬，他却直接斥称为“夫”“妻”，丧心病狂到了这种地步，这难道是天地所能容忍的吗？其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诗，说“得免我冠是出头”。他由翰林官升调京堂，任陕西督学，又调任广西，屡次执掌文教权柄。这次调回京师并不是降职贬谪，却说摘掉官帽才算出头，有这样的道理吗？他又说“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锁”。又说“一世眩如鸟在｛▯奴｝”。又说“虱官我曾惭”。又说“天方省事应闲我”，又说“直道恐难行”。

译他又说“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都是怨恨惆怅的话。《述怀》诗又说“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贤良祠》诗又说：“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当时在朕面前进谗言的人是谁？他身在鄂尔泰门下，攀附权门，诗中却有“记出西林第一门”这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最初看到他进呈的诗文，措辞多险僻，便知道他的心术不可测。朕任命他为督学政时，曾教导他评阅文章、选取士人，应当崇尚平正；如今看他的诗中，竟有“下眼训平夷”这句。“下眼”没有典故根据，大概可以解释为垂照之意，也可以解释为见识低下，他是故意巧用双关。至于他所出的试题中，《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的说法。乾卦六爻都取象于龙，所以《象传》说“时乘六龙以御天”。照他说的，难道三爻不在六龙之内吗？乾隆是朕的年号，“龙”与“隆”同音，他诋毁的意思由此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目，如果说出题是为了避开熟题，经书中并不缺少冷僻题目，却偏偏选取这些语句，究竟意有所指什么？他的种种悖逆行为，无法一一列举。十多年来，朝廷群臣所唱和的诗韵以及进呈的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偶尔有不知检点的地方，朕都置之不论，从来没有因语言文字责罚过人。可是胡中藻的诗，措辞和用意，实在不能与一般语言文字上的过错相比。诽谤朕本人尚且可以说是个人之事，诽谤本朝就是叛逆。朕看到他的诗已经有几年了，本以为一定有明白大义的人会等候参奏，然而朝廷群臣和言官中竟没有一人参奏。这足以说明彼此习染成风，已经牢固得不可改变。朕不得不申明国法，纠正这种嚣张风气，仿效皇考诛杀查嗣庭。况且内廷侍从、曾任卿贰的张泰开，重视师门而不顾大义，出资为他刊刻诗集。至于鄂昌，身为满洲世代受职于朝廷的奴仆，历任巡抚，见到这种悖逆的作品，不但不知道愤恨，反而丧失良知与他唱和，把他视为同调，他的罪实在不容诛杀。此事关系世道人心极大，特意使天下后世共同知道，以作明白的鉴戒。张泰开著革职，逮捕交刑部审理。胡中藻、鄂昌，已经降旨逮捕解送京城。等到他们到达后，交给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共同逐条审定，拟定罪名后具奏。庚子日谕示：满洲的风俗，向来把尊敬君主、亲近上级，以及朴实、诚恳、忠诚、恭敬作为根本。除骑马射箭之外，对于一切玩物丧志的事情，都没有受到沾染。可是近来很多人仿效汉人的习气，往往稍微懂得一些章句，就妄自写作诗歌，动辄以浮夸相互竞尚，于是导致古朴的风气日益远去。言语荒诞傲慢，渐渐成为恶习。比如鄂昌，身为满洲人，世代承受国恩，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写有悖逆的诗词，不但不知道愤恨，反而同他往来唱和，实在是丧失心肝到了极点。如今查验他所作的《塞上吟》，词句粗陋鄙俗轻率，根本难以称为诗。其中悖谬最严重的地方，甚至把蒙古称作“胡儿”。蒙古自从我朝先世以来，就一心归附，本来同满洲属于一体，他却把蒙古人称为“胡儿”。这同自己加以诋毁有什么不同？不是忘本又是什么？又如在鄂昌家中查出《塞尔赫晓亭诗钞》，其中有一首《作明泰妾杜贞姬》的诗。初看似乎明泰遭遇不幸，本来并不是他的罪过。等到查阅原案，才知道明泰身为协领，侵吞兵丁的钱粮，按他的罪行本来就应当处死。我的皇考世宗宪皇帝仁慈如天，把他解送到宁夏，永远戴枷示众，实在已经是格外宽大的典例。可是塞尔赫所作的诗序，只知道称赞他的妾为贞姬，于是把事情粉饰成仇家行刺之类的话。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却还不知道自己是在矫饰诬陷。究其实际，明泰如今竟因侵占田地、谋杀两条人命而被处死。像这样一个恶人，怎么会有贞姬做妾的道理呢？满洲人在没有读书以前，向来就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这一大义。即使孔门以《诗》《书》传授教诲，也必定先把侍奉君主、侍奉父亲看作重要之事。如果读书只是抄袭浮华辞藻，却不知道敦厚根本、致力实际的道理，难道是孔门传教的本意吗？何况借读书来存心诋毁、呵斥、讥讽、刺骂，言辞又趋于险恶刻薄，这不更是名教的罪人吗？这种弊俗，绝不能任其发展。现命令将此谕旨通行传告八旗，令他们务必崇尚敦厚朴实的旧规，不要失掉先民的规矩法度。如果有人假托读书之名，毫无知觉地妄自创作，夸夸其谈地吟咏，自陷于喧嚣凌辱的恶习，朕一定重重治他的罪。四月丁未日，谕告军机大臣等：胡中藻回到原籍以后，所作诗稿很多，而且他的用词语气同刻印的诗集很不一样。这必定是因为他此前已经有所察觉。审讯得知，胡中藻在广信府有个亲戚张绍衡，从京城捐纳后回到南方，曾到他家吊唁。他看见书架上有刻印本《坚磨生诗集》，于是说这部书可以送给皇上阅览。胡中藻问他听到了什么，张绍衡回答说是裘曰修曾经说过的话。于是胡中藻派人去询问裘曰修。张绍衡的哥哥张绍渠据称，张绍衡上年三月回家，此后既没有再到京城，也没有到张绍渠任职的地方等。现命令传谕胡宝珠，立即把张绍衡提到省城。审讯张绍衡是否听说过此事，以及裘曰修是怎样向他说明的；是否是他把这些话传给胡中藻的，以及他究竟怎样转述，都要逐一审问，取得确实供词。张绍衡如果只是无意中转述，那么有这回事就不必躲避，没有这回事也不可胡乱承认；或者他另有消息来源，总之务必要审出实际情形，使此事明白。如果张绍衡能够供出实情，还没有什么大罪；如果支吾遮掩，也终究必然会真相大白。该巡抚先把供词情况由驿站飞速上奏，同时把张绍衡押送进京对质。另外，胡中藻在原籍曾经刻印诗歌斗方，其中必定有涉及朝廷的内容。为什么在查获送来的杂稿诗片中，反而没有这件？该省如果有人收藏，务必要查找追缴。又查胡中藻家中的书籍，其中有《预纪略》二本、《复斋录》六本。查明这是什么书，有没有涉及本案的内容，一并送来。

译甲寅日，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称：胡中藻违背天理、叛逆正道，天地都不能容忍，应当按照大逆之罪凌迟处死。该犯的家属，男子十六岁以上的，全部斩立决。张泰开明知该犯的诗钞悖逆，竟敢出资帮助刊刻，又署名作序，应当按照知情隐匿的法律斩立决。他同逆犯酬答往来的事项，等抓获押解到京后，另行议处。谕告天下：朕登极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语言文字治罪。朝廷中的诸臣进呈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错误乖戾的，也时常有。朕都没有加以指摘。为什么偏偏憎恶胡中藻一人？实在是因为他所刻的《坚磨生诗》中，连篇累牍全都是诽谤、讥骂、诋毁之词。不仅诽谤朕本人，还敢诋毁国家。本朝治理中原，已经一百多年，天下所有臣民，从祖父直到孙子，世世代代都承受教养的深恩。而胡中藻竟然违背人伦、叛逆悖乱到了这种地步，他对列祖列宗所犯的罪过极大。从前皇考处理查嗣庭等案件时，大力申明义理和正道，本意是要让狂妄荒诞的人知道畏惧，却没想到还有胡中藻这样的人，因此不得不再次申明法典，以警戒喧嚣顽劣之徒。现在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共同确实审讯，经过多次当面对质，一致请求处以极刑，自然是按照法律定拟的。朕认为在闹市处死，已经足以向众人示众，胡中藻免于凌迟，命令立即处斩，作为天下后世的明显警戒。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他的文辞险怪，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可是鄂尔泰却独加赞赏，以致他肆无忌惮，悖慢张狂。而且鄂尔泰对他的侄子鄂昌，讲论师门情谊，谈论饮酒之交。因此，鄂尔泰从前标榜门生的私心，恰恰酿成了这种恶习。胡中藻依附师门，甘愿充当鹰犬。他诗中所谓谗言和青蝇，按供词实际指的是张廷玉、张照二人。由此可见，他的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使张廷玉用人，也未必不把鄂尔泰、胡中藻一类人视为匪类。鄂尔泰、张廷玉，也只是因为遇到皇考和朕这样的君主，不能够大有作为罢了；否则，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大臣立于朝廷，应当把公心、忠诚、以国家为重作为心志。如果各自怀有成见，那么依附权势的小人就会妄自揣摩，彼此群起附和，渐渐发展到如水火般势不两立。古来朋党之祸，全都由此而来。鄂尔泰是满洲人臣，更不应当踏入这种恶习。如今他的侄子鄂昌，正是借着世代交谊，亲近标榜，积久的习气蒙蔽拘束了心智；这件事对世道人心的影响非常重大。假使鄂尔泰此时还在世，一定会罢免鄂昌的官职，重重治他的罪，作为大臣结党营私的警戒。鄂尔泰应当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他配享太庙，是奉皇考遗诏遵行的，和现今准许张廷玉配享的情况相同，应当仍照旧办理。张泰开本来只是一个庸懦无能的人，他出资刊刻，是因为受到勒索；而且序文也全都是胡中藻自己撰写的。张泰开从宽免予治罪，立即释放，仍在上书房行走，效力赎罪。胡中藻的母亲年已八十岁，他的孙子也还年幼，以及他的弟弟胡中藩等，均从宽免除缘坐。胡中藻诗案中一切有关涉的人，除鄂昌等押解进京后另行审结外，其余一律加恩，全部免予查究。至于李蕴芳，身为县令，却以检验一事受到伤害，反复叹息怨恨，实在十分狂悖。该巡抚现以贪婪罪上奏参劾其革职，等待审理，等定拟送到之日再降谕旨。其余依照所议办理。

译我曾读到乾隆年间御史曹一士请求宽免比附妖言之狱，并请求禁止挟私仇诬告诗文，以平息恶习的一道奏折，其中说：“古代太史采集诗歌，用来观察民间风俗，借此了解各诸侯国政治的得失、风俗崇尚的美恶。即使《虞书》中所说考察政治治乱而进退五言的意思，也是为了使下情能够上达。到了周朝末年，子产还不禁止乡校中的议论。只是那些行为邪僻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于巧辩的人，即使是有名望的人，圣人也必定会施以两观之诛，确实是憎恶他们惑乱众人。从前有人制造言论，明显带有悖逆的迹象，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为他们自己犯下大逆之罪而诛杀他们，并不是得已如此。至于作赋写诗，言语涉及似是而非之处，例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时，曾作《游虎邱》诗，有人密奏说他大逆不道；圣祖明确告示九卿，认为自古以来诬陷善类，大多就是这样。圣祖的明察如神，能够洞察隐微，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近年来，小人不了解两朝诛杀大恶之人的缘故，往往挟着个人的怨恨，借着捕风捉影的话语，攻击诗书，挑剔字句。有司见到事情便兴风作浪，多方穷究审讯，有的导致牵累师生，株连亲友，弄得家破人亡、逃亡失命。实在令人怜悯。我愚见认为，井田、封建不过是迂腐儒生的寻常谈论，不能因此就主张厚古薄今；抒发怀抱、吟咏历史，不过是文人的习惯姿态，不能因此就说是在借古讽今。即使序跋中偶然遗留纪年，也可能只是草野之人一时疏忽，没有一定就是心怀悖逆，敢于公开刊布篇章。假如把这类文字全都比附为妖言，定罪而不予赦免，就会使天下相互告发不止，使读书人因文字而戒惧，这实在不是国家以正法立威、以仁德包容愚昧的本意。恭敬地读到皇上的谕旨，其中说凡是奏疏中从前需要避忌的事情，一概扫除禁忌。由此可仰见圣明，胸襟开阔宽宏，正如古代广泛进言、采集民风的盛况。我私下认为，朝廷上的章奏尚且捐弃忌讳，那么民间的文字，何必还要苛求挑剔？请下令给各省大臣，查明从前是否有这类狱案；现在不准援引赦令的，将条例上奏，等待圣旨钦定。此后凡是检举文字的人，如果没有确实证据，就按照被告本人所犯的罪，依法反坐，以此警戒那些挟私仇恨、捏造诬告的人。这样或许可以免除文字造成的牵累，平息告发攻讦的风气。”如此等等。由此看来，可以知道当时文字之狱层出不穷，几乎难以计数。即使只拿胡中藻一案来说，像上谕中列举的那些条目，任意翻阅什么人的文集，这类语句有谁能够避免？可是却因为这些事情祸及宗族，牵连搜捕党羽，凡是有血性的人，谁能不感到自危？曹一士所说的井田、封建，抒怀、咏史，都可以成为被定为大逆不道的罪案。难怪天下的学者，除了最没有用的学术之外，都不敢研究了！龚定庵曾说：“积累数百、数十年的力量，来震荡摧毁天下人的廉耻。既已灭绝、吞噬、夷平，却反而凭借祖父留下的余荫；一旦要求他的臣子具有气节，不也太晚了吗！”唉！这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来由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再说，世宗不杀曾静本人，不焚烧吕留良的书，而且还把曾静的供词刊布出来，颁示天下。他驾驭一代人的巧妙作用，实在令人惊异。唉，二千年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像这样的恐怕很少。采风之盛。我私下认为，朝廷上的章奏尚且捐弃忌讳，那么民间的文字，何必还要苛求挑剔？请下令给各省大臣，查明从前是否有这类狱案；现在不准援引赦令的，将条例上奏，等待圣旨钦定。此后凡是检举文字的人，如果没有确实证据，就按照被告本人所犯的罪，依法反坐，以此警戒那些挟私仇恨、捏造诬告的人。这样或许可以免除文字造成的牵累，平息告发攻讦的风气。”如此等等。由此看来，可以知道当时文字之狱层出不穷，几乎难以计数。即使只拿胡中藻一案来说，像上谕中列举的那些条目，任意翻阅什么人的文集，这类语句有谁能够避免？可是却因为这些事情祸及宗族，牵连搜捕党羽，凡是有血性的人，谁能不感到自危？曹一士所说的井田、封建，抒怀、咏史，都可以成为被定为大逆不道的罪案。难怪天下的学者，除了最没有用的学术之外，都不敢研究了！龚定庵曾说：“积累数百、数十年的力量，来震荡摧毁天下人的廉耻。既已灭绝、吞噬、夷平，却反而凭借祖父留下的余荫；一旦要求他的臣子具有气节，不也太晚了吗！”唉！这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来由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再说，世宗不杀曾静本人，不焚烧吕留良的书，而且还把曾静的供词刊布出来，颁示天下。他驾驭一代人的巧妙作用，实在令人惊异。唉，二千年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像这样的恐怕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