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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归庐谭往录》〔明〕徐宗亮著 文忠公约束自己非常严格，对于宗族亲戚和同乡亲党，从不稍加宽容。他在黄州时，族中有一人前来拜见，便供他饮食了几个月。一天，此人告辞要到前线去，文忠公问他原因，他说营官某人奉调到银钱所，推荐他一同前往。文忠公勃然大怒，于是把银钱所委员和奉调的营官叫来，当面训斥说：“我有族亲，难道没有能力庇护他吗？你们借此机会结交纳贿，这种风气一旦开了头，哪里才是尽头？姑且记过一次，以示警戒。”于是命令银钱所给这名族人发放回乡路费，并通令各台、局、营的人员，用人一事都必须秉持至公，不能徇顾上司、同僚的情面而滥加提拔；如果经查访发现，立即参奏惩处。当时颇有人议论文忠公刻薄，然而对于琐碎的姻亲关系，他并不因此授予仕进机会。诗人对此感慨很深，文忠公的顾虑并不过分。文忠公权术谋略机敏警觉。楚、皖局势危急时，发逆陈玉成纠集捻逆张落行等十多万人，围困骚扰太湖一带的各军。文忠公考虑到前线没有统一的统帅，号令不一致，而自己驻守英山后方，还要兼筹粮运，势难前往，于是特意上奏派都统多隆阿公担任总统。曾文正公当时驻在宿松，对此很不以为然，写信极力争辩，每天多达三四次，但文忠公最终仍坚持己见。他严令各军统领遵从多隆阿的调度，违抗者即使有功也要治罪。当时统领鲍镇超尤其骁勇强悍，唐道训方、金守国琛的才能声望也不相上下，最终依靠多隆阿从四面经营布局，在太湖、潜江一带大破发逆、捻逆，逼迫他们逃往安庆、桐城两路。部署重兵分别驻守后，安徽的战事大体平定，湖北边境才得以稍稍安定。曾文正公也非常佩服他。文忠公曾笑着对僚友说：“涤帅的意思，恐怕是担心多隆阿骄横而失去众人的拥戴。其实事情平定以后，进退仍由我决定，我只是借此来解燃眉之急罢了。”后来多隆阿驻守桐城，仍统领自己的部队，与各军完全没有关系，但对文忠公的怨恨却深入骨髓。安庆收复，是东南局势的一个重大转折。曾文正公报捷的奏疏，推许文忠公的谋略和多隆阿公的勇敢，确实是公允的定论。两位公的着眼之处，是如果不解除安庆之围，就要与敌人长期相持，这也是老成的谋略。即使遇到淀园之变和汉口、黄州的警报，仍然始终坚持原来的部署，这就是所谓智虑深远、勇气沉着。自古以来，办理大事的人，就像下棋一样，一颗棋子落在棋盘上，全局的胜负便会因此改变。近来的军事行动中，如胡文忠注重安庆，左湘阴注重衢州，李合肥注重上海，都是事先谋划，始终坚持，最终都取得了全部成功。若是只逐枝逐节地应付，如向、张二位统帅在金陵那样，最终也只能归于失败罢了。文忠公关心时事，遇到四方来的使者，即使是小吏、低级武官，也让他们坐下交谈，把他们所说的见闻全部随手记下，以备参考。如果对方稍微有些志向意趣，他就一定询问所了解的人才、所学的方向以及已经取得的成效，还让对方举出一两件实际事情来证明，并一并写下考察评语。因此，他所坐的几案旁，总放着几十份手写记录。有些人不了解其中缘故，以为文忠公为什么对自己这样厚待而殷勤，那就太愚昧了。文忠公荐举人才，往往并不是因为早年相识，完全是通过广泛采听、谨慎选取，暗中作出权衡；这确实体现了大臣用心之深。文忠公任湖北巡抚时，对于州县等官员最为慎重，督府官文恭也不能替他作主。一天，官文恭亲自署任鹤峰知州，文忠公认为鹤峰是偏僻的山州，没有十分重视这个职位。荆州知府刘章侯审察后认为，被署任的州人不能胜任，于是在拜见文忠公时故意拖延任期，暗中向两位长官联名揭奏，请求另换人员代理。恰逢两院在望日举行祠祀相见，官文恭说：“昨天发生了一件大怪事，您知道吗？督抚委任的缺，知府却不准他赴任，哪有这样的道理？”文忠公回答说：“这是我们的过错。知府这样做，我们应当向他道谢才是。”官文恭又说：“即便如此，也应当顾全我的面子。”文忠公点头同意，命令那名官员署理州事三个月后退职。文忠公去世以后，刘章侯最终因事获罪，降为荆州同知，他本人对此也很安然。后来合肥相国督理湖北时，因为刘章侯是自己的年家子，想尽力为他谋求出路，刘章侯辞谢说：“您的好意非常深厚。但我已经七十多岁，精力万分不足以任事，任闲职、领微薄俸禄，勉强可以自给，其他的不敢求取。”相国叹息着作罢。刘章侯是个奇异的人，可惜失去了他的籍贯和姓名。文忠公晚年，专心以荐举贤才为职责，知人善任，天下人都交口称赞。但也有人怀疑他极力推荐叶兆兰是错误的。因此，叶兆兰任潜山知县时，创建天堂团练五营，作为官军的援助。后来潜山、太湖告急，多隆阿公统领各军，大破发逆、捻逆等叛军，其中有一半是依靠金守国琛率全军从萆山出兵，形成夹击之势而取得的。然而，如果不是天堂原有的练营熟悉道路险易和民众人心向背，就不敢采取这种险着。叶兆兰受到重视，是有来由的。只是奏疏中把他比作在龙场的王阳明、在□城的于清端，未免稍微过分了一些。叶兆兰后来任皖南道时，正值徽州、宁国遗民忍饥待死之际，左帅先行赈济，叶兆兰却在后面征敛，大大违背了众人的心意。左帅将要写奏章弹劾他，曾文正公认为弹劾叶兆兰固然应当，同时也应稍微顾及荐举他的人的处境，让他以病为由辞职，怎么样？这话是对文忠公说的。当时文忠公去世还不到一年，左帅惆怅地停止了此事。文忠公年轻时有公子、才子的声誉，颇为豪放不拘。改任贵州官职后，才开始努力治理政务。战争兴起以后，更以名节激励世人，很像信国少保文天祥；但在饮食起居等供养方面，不能像曾、左诸公那样节俭刻苦。我随军驻在英山时，没有哪三天不举行一次小宴，我坐在末席陪同，吃到的食物极其精美。因此外间便有粮台每天供应五十金的传言，其实并不是这样。曾公以粗食为甘美，幕府中的人都认为很苦。左公则更加节俭，遇到事情，饭才做好就取七双筷子和大家同餐，吃饱便停止。仁和县范郎中曾说，他前往衢州请求援兵时，正逢大风雪，左公穿着布衣和羊裘，坐在夹帐中，只留他吃了一顿饭，几片白肉和一盆鸡蛋汤而已。后来他经略西部时，仍然如此。

译文忠公理财的方法，在当时首屈一指。他的军饷一律按湘平银发放，始于咸丰九年；按库平银收取时，每一百两另加三两六钱，另行储备拨付，积少成多，最终形成巨款。然而湖北银少钱多，当时收取款项的大宗专在厘金，统一以足额制钱作为标准。向江北转运时，没有不是用钱的，于是实行折半发放：例如发放十两饷银，按五两实银、十千实钱的比例支付。当时市场上每两银子可以兑换一千五百文钱，粮台将兑换价抬高，竟达到一两兑换一千五百文钱。人们大多乐于接受，并不嫌兑换数额高。文忠公的意思是，用钱兑换银子，只是白白替商人谋利，不如暗中增加士兵的收入。士兵薪资不宽裕，借此作为补贴，使他们不至于滋生弊端，这实际上是文忠公掌握的一种权宜之权。后来深入安徽境内，转运事务浩繁，粮台因为折算损耗过多，请求一律发放银两，文忠公仍未答应。当时制钱极多，粮台因钱的出入搬运负担沉重，便在省城河道的内口停放几艘江船。厘金船到达后，就在水边转运收取，并选择老成的牧令专门负责此事。日积月累，整船都装满了钱，不再彻底清点搬空，收多少便发多少，逐渐沿袭成习。即使牧令遇到交接，也不过按尺估算，出具收结而已。十多年后，我遇到粮台的旧人询问此事，水边收取和发放钱款仍完全沿用旧章，主管此事的人颇为忧虑，担心上级有时清查时，发现钱已朽坏、虫蛀或亏折，却不知道问题始于谁的手中，那就将成为大案。原本良好的制度和美好的用意，经过几手转承，往往都会变成弊政。比如船中积存的钱，在新旧交接时应当彻底盘点清楚，即使有亏折，也容易处理；如果积存一二十年，意外的弊端丛生，还能追究清楚吗？人的功名、德行和事业，都有一定的命分；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往往已经有所触动，不知不觉显露在外，事后回想，没有不应验的。文忠公的志向在天下，刚出省境去剿灭贼寇时，就常对人说：“安庆如果能够收复，我的事业就完成了。”他又曾嘱托如冠九观察摹绘内府舆图，指着江西、安徽、湖北、河南说，认为守住这些地方就足以自豪。到了辛未八月，安庆传来捷报，文忠公随即去世。湘勇有两支：一支是罗、李所部，辅佐曾、胡二公建立功勋，安庆攻克后，便四散衰败；另一支是王壮武鑫所部，与曾公起初很不融洽，自成一队，左文襄常常在旁支持。王壮武在乐安去世后，由王开化、张运兰分任统领；王开化不久病故，张运兰又回归曾部，援助和征剿江西、皖南的时间最长，这就是所谓老湘营。张运兰后来前往福建，军队分成两支，由易开俊、刘松山两镇统领；易开俊又因病回去，刘松山随曾公剿灭捻军后，便进入甘肃、陕西剿灭回军，扩充到三十多营。文襄督师时，倚重这支部队。刘松山战死于金积堡，由他的侄子刘锦棠接任，最终取得西部战事的全部功绩，后来做到京师帮办军务。按语：王壮武著有《练勇刍言》，与南塘戚氏的《新书》相互表里。考察他临阵部署军队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不拘泥于旧法。每当贼军到来，他先在前一天传令各营将领席地而坐，拿出舆图指示：哪一路适合迎击，哪一路适合设伏，哪一路适合防守，哪一路适合迂回抄击，都让各人根据他的意图自行负责。第二天没有一人违背，往往因此取胜。王开化是他的侄子，最能继承他的传授。文襄起初在江、皖交界处与贼军激战，非常依赖王开化，可惜他不久便因病去世。王开化十七岁就随从王壮武从军，对敌情的判断明察，临阵作战勇敢，当时被推许为第一。湘军的兴起，始于罗忠节公，到李忠武公时才壮大，后来勇毅公继承发展，楚、皖两地因此得以光复。胡文忠公把他视为奇才珍宝，在军饷等各项事务上都给予优待。以我所见，庚申年以后，各位统帅的谋略和勇武，最终还是推多忠武公为第一，鲍军门居第二。陈逆裕成凶狠狡猾到了极点，最终被多隆阿、鲍镇超所遏制，逃到寿州而死，勇毅公还没能亲自制伏他。勇毅公的各部大多讲究外在仪表，胡文忠公曾担心其后继者难以接续，这可以说是卓越的见识。勇毅公去世后，他的部队分别驻扎皖北，漫无统属纲纪，曾文正公奏请派金观察国琛监督其军事，也没能使它重新成为劲旅。金国琛是江西浮梁县人，李忠武在江西时，金国琛拿出千金资助军饷而投身军营。他为人豪迈而有智谋，善于驾驭部下，入营一年多，便总理营务。湘军的门户之见最重，金国琛以吴地人身份加入湘军，竟然超越各位文武将领而居其上，没有人不服。三河战败后，文忠公与勇毅公在黄州重整湘军，仍上奏任命金国琛总理抚湘两军的营务，并兼带选锋一营。勇毅公回乡省亲时，文忠公命令湘军将领各自推举愿意统领的人，众人都回答是金国琛。后来有天堂大捷，那也是多武忠公担任总统期间的事情。后来他因统领徽州部队时发生闹饷事件，被弹劾后居家；重新起用为广东臬司，最终死在那里。大概从勇毅公去世以后，湘军的精锐就耗尽了。吉字军全军由曾爵帅统领，重新兴起并强盛起来；老湘全军由刘忠壮统领，第三次兴起并达到鼎盛。前后总共三十年，确实始终与战事相伴。吉字军的兴起，始于黄观冕时期。曾文正公在江西，战事紧急，向湖南征调援兵。黄观冕以吉安知府的身份招募士兵，自愿效力，并不赴任，于是用“吉”字为这支军队命名。等到归入曾部后，推举曾沅浦爵帅统领。爵帅当时以同知候选的身份待任，由此增设并扩充多个营，接连攻克瑞州、景德镇，沿江而下，最终收复安庆、江宁两省。他所统率的部队逐渐达到五万人，都是以吉字营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江宁合围时，黄观冕以东征局总办的身份倡议盐米互市，从安庆便利地前往下游，爵帅率全军将领到江边迎接。黄观冕回头对他说：“我知道自己的福分浅薄，不足以担任各军的前导。若能请九帅主持，可以共同取得富贵。现在怎么样？”说完，便握着爵帅的手大笑。各位将领只是低头出声致谢而已。黄观冕最初任江南知县，得到陶文毅公的赏识；后来因夷寇之事被谪戍，遇到赦免后归来。他善于借助声势打动人，才气纵横，见到他的人无不倾心。他创办东征局以接济江南军饷，功劳很大，但舆论纷纷，于是弹劾奏章中出现了贪婪横暴、恣意妄为的话，后来以迤东道职位开缺，最终死于家中。

译湘军的制度，按月发放军饷，起初并不扣除或折算，士兵名册也不很混乱。大体上，湘乡、宝庆、长沙各自归为一类，都有尺籍可以查考。长期出征、远途作战的士兵，每月按规定计算应食用的数量，到期照数发放；剩余部分则分哨登记，存放在公所。有的因事情而裁撤，有的因故请假回乡，就核查他所存的军饷，酌情发给路费；于是由粮台发给一张印票，到后路再结清。这样有三项好处：营、哨官员不能私自侵吞暗中蚕食，这是第一；士兵不能任意花销军饷，离开营伍后流落在外，这是第二；回到原籍时还剩有资金，可以用来谋生，这是第三。淮军则不只是士兵没有积蓄，即使统领十多个营的人，闲置稍久也会一无所有；到了卸任时，债务累累，还要由接任者替他弥补，实在可叹。人总是按类别聚集、按群体分开，大概有一种无人刻意安排却自然形成的力量，在军队中尤其严重。江忠烈公最初招募的士兵，名叫楚军；曾文正公后来招募的士兵，名叫湘军。同属一个省，却仍免不了地域门户的分别。湘军人才很多，楚军后来兴起，如刘公长佑、刘公坤一、江公忠义，也都在一时显露才华。然而从大帅的角度看，已经免不了有亲疏之别，其中又以四川与楚地、湘军与淮军之间最为严重。川、楚之间的嫌隙，从广西兴兵以来，已经形成难以化解的局面。后来鲍军门镇超以四川人身份统领三四十营，归入湘军系统，最终部下仍以湘人为多。他最初任分统时，胡文忠公就以川、楚不和为由，告诫不应任用四川人。湘军与淮军本来同出一源，淮军由湘军发展而来，尤其有水源木本的关系；但自捻军叛乱猖獗时，曾文正公督师北上剿匪，湘军已经大半遣散，完全依靠淮军作战。淮军既富裕又骄横，向来喜欢合肥相国宽大，对文正公以儒将方式进行的约束颇感苦恼，遇到调度时，阳奉阴违的情况很多。文正公当时曾写信给亲近的人，说到撤掉湘军一事，有“把九州的铁都合起来，也铸不成一个错误”这样的话。部下之间的意气和派别，因此更加分裂。后来湘军逐渐远去、解散，南北各地的驻防全都成了淮军。淮军的声威越来越显著，湘军方面的嫌隙也越来越深；这就像踩到薄霜便想到坚冰将至，显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了。左文襄起初以举人身份居于骆文忠公幕府，事情无论大小，都专断处理而不顾忌。文忠公每天与众姬妾宴饮取乐，文襄曾当面嘲笑他说：“您还像个傀儡一样，没有任何东西牵制您，怎么还能行动呢？”文忠公只是干笑而已。左文襄曾在半夜起草一份奏稿，敲开文忠公内室的门大声呼喊。文忠公起身读后连声叫好，又命人摆酒与他对饮后离去。监司以下的官员来禀报事情，文忠公总是回答请左三先生决定可不可以。一天，樊提督拜访文忠公，请左文襄出来共同交谈，双方意见非常不合，左文襄突然起身扇了樊提督一记耳光，并大声辱骂。樊提督不能忍受，于是引发了相互揭发、查办的事件。左文襄回到原籍，樊提督也奉旨被罢职。樊提督回去后对儿子增祥说：“一个举人竟然这样，武官还可以做吗！如果你不能考取科第，就不是我的儿子！”增祥后来终于进入翰林院，才华和声名都很出众。文襄公的大女儿，是陶文毅公儿子的妻子。他们缔结婚姻时，文襄公年轻而贫困，与胡文忠公早有交情。文忠公是文毅公的女婿。文襄公到江南督署拜访文毅公时，文毅公与他同行，对他十分惊异赞赏。一天，文毅公叫优人到堂上操办盛宴，文襄公作宾客，文忠公作陪客，文毅公作主人，三个人的身份如此安排，众人都猜不透其中缘故。酒兴正浓时，文毅公命儿子桄出来拜见，指着文襄公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可以托付他的人。我看您的志向胜过我，希望把贤女嫁给您，使他能够成人立业。”文襄公慨然答应。文毅公去世时，桄才八岁，文襄公于是到文毅公家主持内外事务，每年供给三百金，像这样维持了十年。文毅公藏书很多，尤其完备的是本朝掌故一类的书。文襄公朝夕与他讨论，终于由此成就了学业。文襄公后来出入将相之位，每年寄给家人的钱，也以三百金为标准。他告诫儿子说：“我过去接受别人重托，每年收入也只有这些。你们安坐享用，怎么能如此优厚呢！”文毅公家号称巨富，文襄公辅佐湖南巡抚幕府时，军饷事务有紧急情况，常常让陶家拿出重金带头捐助，从不稍加顾惜。他的大女儿极其贤能干练，很有父亲的风范，能够主持家政。西部疆域的战事，以老湘营立下首功，所以提督刘忠壮公，是松山的旧部；如今由新疆巡抚锦棠统率的部队中，有他的侄孙。忠壮公受伤阵亡后，他的部属出战，往往显现灵异。回军贼人曾亲眼看见刘公临阵指挥，因此一见湘军旗帜，就狂奔逃走。左文襄公曾经出巡，忽然有一个士卒攀住车舆大哭，车舆无法前进。于是那士卒说：“我每天都在帮助你作战，士兵们寒冷饥饿得难以忍受，需要衣服和粮食，连同西洋枪炮的子弹、炮弹和药物，也不要耽搁。”仔细辨认他的声音，原来就是忠壮公。文襄公点头应允。士卒昏倒过去，过了一会儿才苏醒。文襄公寻找工匠制作冥器焚烧给他，也是一件奇事。新任巡抚也是将才，有权谋策略。他曾与金顺将军等人选择地点、筹划一年中的安排，尽情歌舞宴饮，十分欢乐；但暗中又派人四处侦察贼军所到之处。元夕过后，他对将军说：“我们欢乐也已经够了，为什么不出兵剿贼呢？”于是牵引军队当天出发，没过几天就传来大捷的消息；而金顺将军等人当时还正召集部下，商议尚未定下来。所以改建行省的各项大政，文襄公只是大致奠定了基础，至于经营部署，几乎全都由新任巡抚完成。然而回部叛乱尚未完全平定，不久各方势力又相互逼迫；要说那里能够百年无事，恐怕还很难断言。上天想成就文襄公的名声，偏偏让他承担这样的艰难；他最终实现了愿望，也真是伟大啊！听说出关以后没有发生大战事，老湘军号称无敌，实际上是在甘、凉一带建立了功绩。左文襄公在西部疆域时，除湘军之外，旗营、勇营在各处密集分布；遇到军饷短缺时，没有不立即给予协助的，因此人们都佩服他的公正。不过他气势很盛，即使官职品秩相同，但在言语应酬、书信往来中，都把自己放在卑下的位置；这样一来，遇到有所请求时，没有不如愿的。英果敏公担任乌鲁木齐都护，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倾倒，派兵、拨饷供他使用，他一概推辞不接受。后来他上奏陈述边疆事务的艰难情形，极力推重文襄公的功劳，立即获得每月协济八万的巨额军饷，两人的交情因此日益深厚。当时将军金顺很不会办事，文襄公准备上奏推荐英果敏公代替他统领部众，还没有来得及实行，英果敏公就去世了。英果敏公病重时，亲笔写了一张小纸告别。文襄公为此痛哭，对僚友说：“西边少了一个可以替代的人，我又将失去一个知己了。”他迅速起草表章，说明英果敏公从前的勤勉，并且把身后之事安排得十分周全。文襄公过去曾说旗员的习气很重，能办事的人很少；即便遇到金顺将军，也还把他当作部下看待。至于英果敏公，则称他为有用的人才，近世的督抚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

译淮军的兴起，源于前山东布政使、六安人李元华公。咸丰四年，发逆占据庐州，李元华以抚部门生的身份带领团勇协助剿贼；张树声制府、潘鼎新抚部、刘铭传抚部、周盛传提军兄弟都奔走其中。这样过了几年，虽然还没有取得成效，但对于战阵之事的操练却日益精熟。当时合肥相国在籍办理团练，有时处在统帅幕府，有时统领军事，还没有专门负责的部队；大概因为庐州事态危急，便从小路投奔曾文正公。江右的李公也跟随前往吴清惠公所在的淮安。张、潘诸公于是保卫自己的地区，等待时机。到了咸丰、同治交替之际，楚军日益强盛，从西路攻克安庆。刘铭传抚部的族侄东堂与韩殿▯提督侦察得知这件事，诸公才派人拜见合肥相国，请他谋划，于是有了创建淮军的举动。当时江苏官绅请求援军的人接踵而来，合肥相国慨然请求出征。先编立鼎、铭、庆、树四营，又增加湘军亲兵一营、林字营一营、开字营二营，共九营，陆续前往援助上海。铭营起初由东堂主持，东堂竭力推举他的叔父刘抚部。庆营则由吴长庆提军主持；他先前在庐州从军，与潘、张诸公又有区别，也从未归属李公部下。林营由湘人滕嗣林镇军主持，亲兵营由湘人韩正国太守主持，开营由程忠烈提军主持。名义上都叫淮勇，实际上是湘军三营、淮军六营。后来林营从未建立功绩，亲兵营一年多后溃散，只有开营首先建立功业；但程忠烈殉职后，开营也就逐渐衰弱。于是树、鼎、铭、盛各自发展成一支军队，规模从一营到几十营不等。所谓盛军，就是周氏兄弟抵达上海后所统领的部队。庆营的正、副两营，经历十多年，直到海防议起时才增加到六营。至于铭军、盛军，两次成为拱卫京畿的军队，于是号称两大军，比其他各军延续得更久。有人说，淮军由李公创立，由刘铭传、韩殿▯使之成就，由刘铭传、周盛传使之壮大；这些都是辅佐合肥相国成就中兴伟业的因素，大概其中也有天意。淮军前往上海，是因为江苏官绅到安庆请求援军，态度极其哀切恳求。倡议此事的，是三位官员和三位士绅：吴煦观察、吴云太守、应宝时太守，以及冯桂芬中允、顾文彬观察、潘曾玮郎中；庞钟璐侍郎主持此事，并写信向曾文正公陈述。议定以后，一时很难找到出使的人选。钱鼎铭中丞当时避居崇明，是曾文正公的世交子弟，因此招他前往；钱鼎铭很为难，勉强之后才答应。等合肥相国向东进发，钱鼎铭负责采办军粮，督办后路转运，并被推荐保举为道员，这些都以请求援军之事为基础。他由道员升任豫抚，则是曾文正公所促成的。曾文正公起初并不很了解钱鼎铭，后来调任直隶总督，经过清江时，钱鼎铭在转运局迎送，前后有十多天。除官厨供应以外，每天还准备三五样精美菜肴，文正公很觉得可口。文正公告辞后，钱鼎铭又进来，流泪再三，述说文正公举荐贤才、平定吴地的恩德。文正公非常感动，认为钱鼎铭对公谊如此深切，一定有忠诚报国之心。恰好文正公上奏调取两江官绅，作为直隶仕途的榜样，举荐钱鼎铭列在首位；不到五年，他就开府任职了。所谓三官、三绅，应宝时后来任苏臬，历任藩司，最终回乡奉养父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年〕 吴煦、吴云二人都因被弹劾而罢职归乡；顾文彬后来再次担任宁绍道台，归乡后以治理园林自娱；潘曾玮也被保举为道员，但居家不出。只有冯桂芬在乡里的声望最重，吴地士人提到他一定称“冯先生”，不说他的字；凡有重大政务，当权者都去同他商议后实行。他很精于谋划，居住上海时，在洋泾浜购买了数百亩土地；等苏州城墙收复后，几乎全部卖掉，又在阊门市购买了数十处土地，进出之间获利无数，吴地人都能讲述这些事。苏州、杭州陷落时，两省士绅百姓聚集在上海，依仗西洋人为他们保护，贼军近在咫尺却不敢逼近。薛焕尚书以巡抚兼任通商大臣，新任僚吏都善于趋利避害，只会讨好上级，军事几乎无人过问。知府李庆琛担任统将，部下有数千人，全都穿着锦绣衣服，排列刀斧，出入时炫耀威势，简直像优孟演戏。淮军进入这一地区后，人人穿草鞋、短衣、包头布，众人都笑着指称他们是乞丐。然而合肥相国气势很盛，不接受薛焕的节制。起初双方以敌对的身份相见，薛焕很不能忍受，便与李庆琛定计，趁淮军尚未行动，先收复一两座城池来挫伤他们的士气。于是又招募到一万多人，前往太仓剿贼；不到两天，全军覆败，李庆琛逃往津浦。淮军又追到上海，西洋人出面议和，贼军才退走。当警报接连传来时，薛焕向合肥相国求援，合肥相国答复说奉旨保卫城池，不负责作战。后来贼军大举集结，合肥相国也登上阵地坚守，贼军便漠然地看待他。过了一会儿，薛焕蒙召入朝，合肥相国兼任他的职务。贼军大举包围军营，合肥相国与程忠烈商议分为两路，迎击并设伏作战，在虹桥大败贼军，接连攻克嘉定、宝山；贼军狂奔逃往昆山，军威于是大振。收队时，西洋人彼此对视，甚至伸出拇指表示赞许。后来又有七宝之捷、四江口之捷。于是各营增兵，分路收复浦东，主动前来投降的贼军接连不断。明白事理的人说，薛焕的部队剿贼没有多少功效，滋生混乱却很有余；如果不是轻率进攻而溃散，也很难撤除遣散。况且贼军并非因为骤然取胜而骄傲，未必完全没有顾忌，淮军反而难以掌握必胜的权势。由此可知，成败的关键既有天意也有人事，不可以预先料定。合肥相国在虹桥作战时，坐在桥头的胡床上督战。贼军气势非常凶恶，春营的张遇春败退回来；到了桥边，相国回头对左右说：“取他的首级！”张遇春策马掉头冲向贼军，各营也一起奋勇直前，势不可挡；程忠烈所部则绕到贼军后方冲入敌阵，把贼军截成两段，于是取得了全部功劳。这次战役中，贼军人数接近十万，淮军留守营地，除坐守营外，实际出队的不过几千人。其余我所记述的事情，对全局关系不大；只有常州守城的贼军极其强悍，破城以后巷战尤其激烈，士兵和将领伤亡很多。

译发逆之乱中，按照我所见到的各位将帅而论，论侦察敌情的周密、布阵的周密，没有人超过多忠武公；后来只有程忠烈公足以与他匹敌。程忠烈收复青浦、南汇等县以后，局势逐渐扩大。太仓有个名叫蔡胡子的贼人，忽然派人投奔合肥相国的弟弟观察，请他在军中居间约降；观察便派随员入城坚定地订立约定后出来。到了约定日期，观察率领一支一百多人的小队，缓缓策马前进。到了城桥，埋伏的贼军突然冲出，观察调转马头疾驰；贼军于是分门一齐出动，直扑大营。仓促之间，观察来不及调度指挥，各营因此喧乱起来。忽然贼军阵中发生溃败，纷纷逃回城内，原来是忠烈督军前来援救，追到城桥才停止。因为忠烈最初听到约降的消息，就知道其中有诈，急忙写信给合肥相国，嘱咐观察慎重行事。观察却对此有所怀疑，秘密行动，没有让忠烈参与谋划。忠烈侦知此事后，便派出偏师准备援救；观察所率各营最终依靠这支援军而平安无事。蔡胡子后来投降浙江军，官至总兵。程忠烈公起初归属曾文正公部下，跟随他攻克庐江、三河，声望功绩已经显著。一天，合肥相国准备援助上海，商议招请程忠烈同行，便嘱托我乡的孙云锦太守去探问。忠烈慨然说：“我受曾公厚恩，按道义应当始终跟随他。不过下游也是国事，而且熟悉下游情形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若曾公允许我前往，我愿意跟随他。”随后他又秘密对太守说：“我们这些皖人，进入湘军后终究难以自立。大丈夫应当另外建立一支队伍，难道可以低头抬头都依赖别人吗？”太守点头同意。合肥相国于是同曾文正公商议，推荐程忠烈担任前锋。相国询问进入吴地的方略，程忠烈回答：“下游水乡桥梁很多，有一条河就是一座营垒，有一座桥就是一员将领。得到营垒、得到将领，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等到他的功绩大为显著，有人问他学习的是哪一种兵法，他回答：“先遇到事情，后来才有兵法；不论今法古法，只在于察看地势、取得人心罢了。”他的军法极严，进入苏州城时，禁止在街上纵马，违犯者立即斩首，即使是合肥相国的亲军也不宽赦。对于斩杀苏州城降将一事，合肥相国犹豫不决，三天三夜不能决定；程忠烈以要离开相逼，他才作出决定。他生性很喜欢杀戮，评论他的人因此有所贬抑。然而苏州城降将所约定的三件事是：第一，留下半城驻扎其余部众；第二，编定一百营，按照编制发给军饷；第三，接受清廷授予的翎顶而不剃发。这些要求怎么可以答应？这实际上是自取死路，杀掉他们本来就是应该的。后来忠烈临危时，仿佛有鬼神附在他身上；忠烈告诉鬼神说：“杀降而背弃盟约，是为了国家而不徇私情；这颗心可以向鬼神证明。”这真是英雄。忠烈不识字，但文章言语中的轻重、得失，一听就明白。在浦东时，他请求合肥相国拿攻克城池后剩余的粮米赈济难民。我有个朋友在书信中用了“哀鸿遍野”这个词，忠烈惊讶地说：“怎么能冒犯李公的名讳？况且太夫人还在，怎么可以用‘哀’字？”这件小事也能看出他超过常人的地方。同乡某人刚入翰林，忠烈送给他重金，并告诫他不要到其他军营请求办事，还约定按时资助他。此人不听，差点陷入乱军之中，听说这件事的人都替他感到惭愧。程忠烈公攻围苏州城时，所部有三十多营，不到两万人；而发逆在城中的兵力大概达到二十多万人。忠烈在城外各山连续设置营垒，竖立旌旗，命令各营将士轮班出入，有时分日轮换驻扎，使人不时看见炊烟和灶火。发逆登高瞭望，不知道淮军究竟有多少人，因而震慑，准备约降。在双方之间往来的，是提督郑国魁。发逆一定要忠烈亲自当面订约，忠烈慨然前往；对方提出三件事，他也暂且答应，投降的计划才定下来。合肥相国约定五天以后在忠烈另设的龚副将营中接受投降。到了日期，忠烈秘密安排了计策，先把五名贼首带到营中，合肥相国以温和的言语接待他们。将要入席宴饮时，左右报告有廷寄送到，相国起身说：“快请程军门陪客。”相国离开后，忠烈进入营帐，指挥勇士径直上前擒拿并斩杀贼首；其中一人挣脱跑出营帐，追到壕沟边才抓住。忠烈随即鸣鼓统率军队入城，守住各个城门，又派士兵分头奔走街巷。他向发逆众人宣布：“贼首诈降，已经伏法诛杀。受胁从者无罪，各自关门防守，出门就杀。”命令下达后，没有一个人敢探头出声。随即又命男子交出武器，分门出来，各由士兵和将领监押；愿意留在军营的编入军伍，愿意回原籍的发给资粮遣返，全都听凭他们自己选择。不到三天，整座城里一个贼人的踪迹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五六万妇女。当五名贼首被处死时，计谋极其秘密，连郑国魁也不知道。洋将戈登统领常胜军驻扎在营中，认为忠烈杀降不合义，准备率领洋兵进攻忠烈，幸亏苏州士绅潘郎中等人从中调解。戈登一向敬重忠烈，回国时，向合肥相国请求得到忠烈的帅旗，带回去，以便给本国人看。忠烈后来在嘉兴城下作战负伤，他部下的骁将何安泰也相继阵亡，开军于是逐渐衰弱。苏州人感念忠烈到了极点，妇女儿童直到今天还不断称呼他为程大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六万人〕 开军以后，推举铭军为最强；西捻军战役中，它的功劳超过各军，号称淮军第一大支。它起初依靠唐殿魁忠壮、刘盛藻廉访二人从旁辅佐；唐殿魁负责调度，刘盛藻负责训练，合起来各有长处。后来又得到刘省三中丞担任统帅，因此一时威势如虎。它部下著名的骁将很多，大多是苏州、上海的降将，经历事务较多而老练。忠壮在湖北阵亡，铭军因此丧失了士气，此后也没有遇到更大的敌人。忠壮的死亡，事情起因在廉访刘盛藻。当时各军分别统率一军，分为左右两翼；捻军声势非常凶恶，忠壮请求以防守作为进攻，极力主张持重。统帅的意见却不是这样，廉访又急于求取战功，统帅越发恼怒忠壮怯懦。等到交战时，刘盛藻的部队先行奔驰，突然败退，统帅也跟着逃走。忠壮急忙前往救援，深入贼军之中，却没有见到统帅；再次冲出到河岸，有人误报统帅已经死亡。忠壮奋勇冒险冲阵而死，全军覆没。幸亏鲍军门超率领霆军随后赶到，统帅以下的人才得以收拢军队、建立营垒。

译忠壮的弟弟定奎，因为忠壮的缘故，不久便统领铭字军、武毅军等部队，积累军功升至福建提督。我曾在他的军府任职，听老将们说，忠壮身高八尺多，威猛得令人畏惧，整天不苟言笑；他的部属进出时，没有人敢直走。与部将商议事情，若意见正确，就温和地安慰；若不正确，就怒目斥责，片刻之间恩威交替。不过他深知军旅的艰苦，体察下属细微的困难，人们因此既畏惧他又感激他。他每天巡视各营，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不论早晚，到了营中就让将领、军官和士兵杂坐在一起共同用餐，亲如一家人。看见枪炮、刀矛等器械，他一定反复检查；损坏的立即修补，不齐全的立即责斥，有时还亲自打磨修治来引导部下，他就是这样勤勉能干。将领、军官中有临阵奋勇向前的人，他立即向统帅报告，破格提拔；闲暇时与人谈论家事，遇到对方有急有缓，便按情况资助，不留下私财。他起初充任营官时，合肥相国督率各军围攻常州，正值程忠烈刚刚去世，悍贼聚集，便分出几个营驻守奔牛，阻挡贼军援兵。忠壮负责这件事，但洋将白齐文忽然反过来帮助贼军，驾驶轮船进入内河，进攻奔牛营。忠壮坚守十多天，粮米、子药几乎用尽，只得招募健壮士卒泅水求救。合肥相国派营将黄桂兰裹带粮食和药物，与忠壮会合，但也被包围，无法出去。忠壮悬赏重金招募敢死之士；他们乘夜怀揣巨钉偷偷前往轮船，把炮眼钉住，随后大举出队，用火箭、喷筒四面焚烧轮船。白齐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弃船逃走。贼军惊慌退却，没过几天常州就攻克了。合肥相国上奏褒奖他的功劳，把他同身经百战的将领唐殿魁、黄桂兰并称。然而黄桂兰不能与唐殿魁相比。忠壮的谋略大体上与多忠武相似。我的朋友朱景照明经熟悉忠壮这个人，说忠壮的执着无人能比：看见贼人就把他们当作私仇，不报仇决不罢休。他战死的始末，是被同僚误导；当时为了替统帅讳饰，许多细节都没有详细记载。朱明经在统帅府任职，对这些事情全都清楚。军饷的定制，过去从来没有固定数额，其中也有从军饷中扣除的。自淮军开始，每年发给九关，遇到闰年酌情增加；其余的就记作欠饷，由粮台分别登记，裁撤时酌情发给三关、五关不等。有的拖延多年，累计折算成数上报，以此为本籍增加文武学额，勇卒也竟然对此感到安心。偶尔询问老一辈的人，才知道当初他们到上海时，饷项匮乏，除了供给米粮以外，竟然还酌情发给盐菜钱。等到接战攻克城池后，人人都有所收获；每到傍晚无事时，各哨聚会，金钏银宝堆满案头，高达数尺左右。遇到发饷时，也不计较数目多少。合肥相国知道此事后，明确规定每年九关，以杜绝营哨虚报冒领，于是成为成例，载入奏案。当时米价极高，每石值银五两，各军攻克城池后，往往把贼人囤积的米封存起来，占为己有。合肥相国出示文告收买，规定每石银三两，收进卖出一律按此办理，也成为成例并定案，淮军统将往往凭此致富。据说厘金的创立，是因为雷副都御史以诚帮办扬州军务。当时江北大营都统琦善任钦差大臣，所发军饷都由户部解送，再由省里协济。雷部所分得的数目很少，无法设法请求增加。钱塘钱孝廉江当时在雷部营中，便谋划设立厘捐局，抽收各种货物的厘金，奏请朝廷批准，专门供给本军。实行了几个月，所得比大营发放的军饷优厚。金运使安清接着推行，总理江北筹饷局，使办法更加严密，各省听到风声后也纷纷起来仿效。然而上面没有用于军队，下面也没有用于百姓，利益都归入中饱私囊，军事形势更加没有起色。胡文忠公深思熟虑，采用刘晏所说的“专门任用士人来理财”的办法，加上章程和征收办法详细周全，于是取得了富强的成效，全局也依靠它得到振兴。东南各省相继兴办，日益兴盛，大体都遵循他的办法，百姓也彼此相安，几乎像丁税、田税各有赋役一样。文忠曾说，设置厘金专门向商人征收，不向农民征收，比增加赋税优越。我想，商人的货物必然要把成本和利润合并计算。如今农家所需的物品，在太平时期价格就增加了十分之三，未必不是厘金造成的；只是并非全部由农民承担，所以与增加赋税相比，危害稍轻罢了。如今太平已经数十年，厘金局仍然像过去一样林立。议论此事的人说，势必不能全部裁撤；如果把日常生活所需的布、粮、油、柴之类贫富都共同使用的物品一概免税，而对富家大户专用的物品加重征税，或许也是酌量调节盈亏、弥补不足的办法。钱江创议此事，雷以诚非常敬重并信任他。但钱江平日放纵不羁，对人轻慢侮辱到了极点，雷以诚长期忍受不了，便使部将用计杀害了他，上奏称钱江言语不逊，恐怕会产生反叛图谋，世人很为他感到冤屈。看看顾亭林《陈遘论》，实在令人感慨。庚申年淀园发生变故时，曾文正、胡文忠二公都主张入京卫护，而各军已经深入皖境，分驻大江南北，进退都很困难。于是召集文武参佐，各自提出一项主张，多数以入卫为主。合肥相国当时在文正幕府中，独自认为夷人的气势已经逼近，入卫实际上只是空话；三国联合抗衡，不过是用金帛议和，断不会再发生其他变故，应当按兵不动，请示圣旨，而且丝毫不要行动。楚军关系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尤其应当慎重。二公赞同他的意见。后来事情平定，奉到不必入卫的旨意，完全如同合肥相国所议，二公更加交相敬重他。当时幕府中辑录有《北援议》一册，互相参看，可以看出两府人才的盛况。尚书肃顺以夷寇入侵为由，倡议前往热河；他与怡亲王载恒、郑亲王端华一同因误国获罪，列名为三奸，是天下人共同痛恨的人。然而，他曾推荐曾文正公，对国家社稷有功，这一点不可不知道。当江浙失守、东南数省沦为鬼域时，文宗皇帝每天接到警报，也已经厌倦处理政务了。两江总督何桂清既因逃避战事、苟且求生而被捕审问，接任人选却迟迟没有确定，肃顺首先请求任用曾某，得到旨意后立即施行。湖口高刺史心夔当时在肃顺幕中，从旁促成此事。肃顺失败后，高心夔也颇受讥议。然而，推荐曾文正公这一件事关系重大，即使是肃顺，也应当从轻发落。独山莫孝廉友芝当时也在京城，和二三个清流官员实际上最先倡议此事；他知道高心夔受到肃顺器重，便邀请他秘密商议，高心夔毅然把这件事承担下来。大概奉到允准的旨意后，肃顺下朝径直来到高心夔的住所，说：“事情办成了！拿什么来感谢保荐我的人呢？”他握着高心夔的手大笑，置酒尽情欢饮后才散去。肃顺自负权势而贪图利益，而▯又不明事理；有人因此认为他有非分企图，那是冤枉他了。两宫皇太后从热河返回京城后，声称要留下肃顺办理后续事务，实际上已经决定除掉他。肃顺仍带着子女住在行宫附近，放纵享乐，缇骑到达后，直接到寝所把他捆绑起来，和犬马一样对待。

译当肃顺的权势正盛时，他很注意人才，京官中有文学才华的，多数受到他的扶助，不只是高心夔一人。肃顺失败后，家产十分零落，旧日朋友没有人过问。高心夔任江苏官员时，分出自己的俸禄周济他，君子用心如此，足以成为风范。尚书崇绮是郑亲王的女婿，郑亲王与肃顺是兄弟。崇绮刚结婚时，厌恶郑亲王的为人，不与他亲近，而且禁止妻子不按时回娘家，众人都很奇怪。后来他又为这两家经营料理事务，始终没有改变。应廉访熟悉并练达政务，只是他天性明察，替他上下奔走办事的人并不容易。他任苏藩时，命令各州县储备常平仓粮，以防备灾荒，合计一百多万石；交接卸任时专门立案结报，丝毫不能蒙混，直到今天仍被著为法令。高刺史心夔任职候补期间生活落拓，廉访知道他的才干，两次提拔他署理吴县，政绩声名都很显著。常熟、吴江两县的漕运事务号称难治，廉访选派干练官吏前往，并从各方面加以扶持，事情于是很快办成，一时监司中没有能与之相比的。他的品行、操守和功业，与严中丞树森相类似。严中丞最初任州县官时，颇为圆滑；自从受到胡文忠公知遇后，便努力争取上进，成为廉明之官。廉访则受到曾文正公和合肥相国的知遇，历任上海道，升至两司，也都卓然可称。吴江沈相国桂芬一向与他不和。鄂藩出缺时，朝廷讨论代理人选，恭亲王突然说，论资格和才望，应当首先指派应臬司。沈相国立即起身说：“应臬司在外面是正直之人，在里面却是邪曲之人吗？害吴人还不够，又要让他去害楚人吗？”第二天便有让他进京等候简用的旨意，廉访于是告假奉养父母，回乡而去。廉访一向善于结交，吴中绅士大多与他相交友好，不知道他与吴江相国究竟因为什么发生了龃龉。同时与廉访齐名的，有杜观察文澜。他起初凭借在钱粮幕府中任职而出仕，曾文正公到金陵时，很不以为然。恰好杜文澜由行台调任使府，曾文正公看见内外楹联都与人物、地理、事务一一切合，感到惊奇而反复品赏。询问后得知是观察亲笔所写，便邀请他来深入交谈；谈到盐务、洋务时，杜文澜尤其分析指画得详细明白，并分条上陈利害，明显切实可行，曾文正公赞叹他是奇才。不久便奏请署理江宁藩司，此后遍历三司五道，却始终没有被召入京陛见。沈文肃公到任后，以他嗜好太深为由，特意参奏罢免了他的职务。马端愍新贻被刺杀后，郑尚书敦谨、张漕督之万先后遵照旨意查办，都认定刺客张文祥是为洋盗报仇，依律判处凌迟，结案了事。然而中外议论颇有不同，其中认为事情关系暧昧的说法，本来不足以辨析。究竟考察事实，所谓报仇一说，也处于疑似之间。当时王少常家璧任陕西学政，上奏说丁中丞日昌是主使，意在报私仇。袁侍郎保恒恰好办理西征粮台，也主张这一说法，请求命令使臣切实追究。廷寄把原奏抄发给有关方面阅看，其中有这样的谕旨：既然已有这种说法，也不能不让郑敦谨等人知道。在此以前，丁中丞的儿子因为挟带妓女斗殴，导致酿成人命官司，中丞请旨交由端愍查办，判处凶手抵偿罪责，也没有牵连到丁中丞，实际上双方都没有什么嫌隙。所谓主使一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大体上，丁中丞对属吏颇为急切严厉，因此怀恨他的人很多。世间流传的《百韵诗》，污辱他的内容多到令人不忍读完；传抄流布时又不断增添，什么都写得出来。王、袁二公一向敬重端愍，哀悼这场惨祸，仓促之间便据此上奏，起初没有查察事情虚实和情节轻重，就把它看成关系国事的大案。幸亏朝廷宽大，不愿兴起大狱，最终按照使臣议定的办法结案。王、袁二人的奏章，也不过等同于台谏官听闻传言后的奏报罢了。端愍在江南时，谨慎遵守曾文正公留下的规矩，以节俭来维持风俗，以勤勉来激励治理，也算称职，但舆论却不很满意。上级官员进入辖境时，属吏供应酒食器具，也是人情往来的常规；如果坚决推辞而不接受，似乎近于故意矫饰，因为在此之前，传牌中已经说明要预先储备这些物品。过去吴文节公督理云贵时，在到达省城前两天，就在传单中列明柴炭若干、米肉蔬果若干，其余一概不必准备，并亲笔作了标记。到达那天，吴文节公坐在四人舆中走在前面，把馆舍内外各间房屋的供设逐一检查；接着到厨房，按照清单所列物品一一验收。第二天早晨将要出发时，他命令随行的人员都先出去，自己又到馆舍内外各室以及厨房，重新巡视一遍，确认没有短缺遗失，才登舆离开。计算一夜的花费，不过三数十金而已。先太常公任黄平知州时，曾亲自接受过这种待遇，赞叹说做得恰到好处。自从经历战乱以来，大府中清廉而施惠于下属的官员居多；但太平日子久了，奢华风气逐渐兴起，即使彭尚书玉麟刚正自持，每次巡阅长江时，水师各营分派的费用和供应，也颇为不小。尚书亲自驾着小船，携带炊具往来，确实从来没有喝过一勺别人供给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