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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旧京遗事》，（明）史玄撰。京师有一重大城，周长四十五里，共有九座城门，城形周正如印。南面有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东面有朝阳、东直二门，西面有阜成、西直二门，北面有德胜、安定二门。大城里面是皇城，皇城有六座门：大明门向南，正对正阳门；东安门正对朝阳门；西安门正对阜成门；北安门正对德胜门；大明门向东转为长安左门，向西转为长安右门。皇城位于京师正中。皇城内树木青翠茂盛，宫门上的罘罳饰有金雀，在马上也能望见。城外设有七十二处红铺，由禁军守卫。皇城里面是宫城，共有八座门：正南第一道门叫承天门，第二重门叫端门，第三重门叫午门；午门分设魏阙，称为左掖门、右掖门，正南共有五门；东面叫东华门，西面叫西华门，北面叫玄武门。周围有三十六处红铺，也由禁军守卫，城河环绕其外。皇城之内，有万寿山、海子和西苑。万寿山俗称煤山，皇上在重阳日登临此山。海子就是太液池。西苑有豳风亭。宫城也称紫禁城，位于皇城的南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留都的皇城偏处京城东南角，宫城位于皇城北角，规制比这里大，但壮伟华丽不如这里。考察记载：唐代东京宫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长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西京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长十三里八十步，高三丈五尺。宋代东京宫城周长五里，旧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宋初称为阙城，也称里城；新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称为外城，也称罗城。我朝明代南京有外罗城，北京只有南外城，没有罗城。起初，太上皇居住在南城，城墙高峻严密；到了他复辟那天，便让人把南城捶毁。他说：‘我若能走出这座城，就能登上帝位。’说罢叹息着返回。因此如今只有玉河桥以北的皇城开阔如洞。虽然每年修理城墙，却从来不敢议论在这里修筑城墙，这是为了记载太上皇在险难中的兴起。南京帝王庙中，供奉十五位帝王的冕旒塑像，只有羲农还保留太古时代的形貌，轩皇开始有了文明的装饰，其余各像按照世次递进，都面向南方。北京帝王庙的神主设置与南京相同，两廊祭祀古代圣贤和名臣。人数为风后、力牧、皋陶、伯益、伯夷、夔、龙、伊尹、傅说、周公、太公、召公、召穆公、张良、陈平、萧何、曹参、周勃、冯异、邓禹、诸葛亮、李靖、房玄龄、杜如晦、李晟、郭子仪、张巡、许远、潘美、曹彬、岳飞、韩世忠、张浚，共三十四人。舜的五位臣子中，稷、契因为是殷、周的祖先，不列入；但傅说、召虎以及诸葛亮、郭子仪，得以作为专祀之臣。高宗、宣王本应祭祀，却因为限定在三代以内而未列入；不是圣人的，不能登上祭祀的俎豆。唐玄宗、宋高宗的臣子有显著功业，列入和不列入都很合宜。帝王庙在阜成门内，面向南方的景德街。长安一带，勋戚的府第在东安门外，宦官的宅第在西安门外，其余卿、寺、台、省的各郎曹官署都在宣武门一带，冠盖云集，传呼之声盛极一时。万历以来，各皇亲共有四十家，包括太后家、皇后家、妃嫔家、公主家等。李诚总属慈宁宫一系，历年最久。其余则有神宗昭妃刘家、贵妃郑家，依次是永宁、新城两位公主家；再其次是太康公主张国纪家、嘉定公主周奎家，这些都是太后、皇后家。妃嫔、公主家族的数量稍多，无法一一屈指计数。不过太康、嘉定两家，以及熹宗、毅宗两朝东西宫的几家，声势稍为接近，炙手可热。嘉定伯出身平民，太康伯起于诸生。熹宗东西宫的某家、段家，毅宗东西宫的袁伯田等家，都没有宠幸，日渐衰败；只有都督田宏遇倚仗势力，显贵兴盛，行人见了都侧目而视。嘉定伯贪财，住在海岱门的新宅，向贫民放债收息，卧室里积存的钱常常满屋。太康伯自认为出身诸生，颇能去掉贵族的傲慢，崇尚儒雅。传呼时使用甘蔗棍，像文臣使用三事，朝廷贤士都与他往来。各太后、太妃家已经没有势力可与驸马家相比，这是因为皇家的贵公主终究还要依托驸马。其时王驸马▯虽被禁锢废弃，籍贯登记在高阳里，万驸马炜年已七十，仍然统领大汉将军。冉驸马悦孔、齐驸马赞元、巩驸马永固都领取俸禄，奉诏入朝。巩驸马所娶的公主，是光宗李选侍所生、熹宗的第八妹，号乐安公主。她擅长吴地妆饰，走路从容舒缓，不显出凤女般的姿态，性情温柔，很少嫉妒。驸马府深邃而隐秘，公主却独自喜欢张扬于街市；遇到有吴中士大夫在京，必定邀请他们的家眷到府中喝茶、吃果、交谈宴饮。每次进入禁中，先皇都与她饮酒投琼，尽到对天家妹妹的亲厚礼数。西京的许、史两家，洛都的马、邓两家，都凭借皇后家族而凌驾他人。当代先皇虽然宠爱田家，但一门的盛况，没有超过嘉定家，金陵、昌平的士大夫因此而投靠依托于他们的人不少。考察记载：永宁家任大将军、将军的有八位，嘉定家有十位，刘昭妃家有四位，郑贵妃家也有四位，慈宁太后家有六位，此外刘岱家有九位，杨光夔家有六位，其余各家不过两三位或一两位。然而驸马侯拱宸的儿子昌胤于是改任文官秩序，出仕为工部郎。田皇亲的府第在西安门，就是太监王体干的旧宅。京城人称宅前的铁狮子为‘故元贵家门前狮’，如今在田家。皇亲的女儿是西宫妃嫔。皇贵妃擅长大字书法，又能弹琴，深受圣上钟爱。皇亲倚仗亲属关系，凭借过盛的尊贵身份，气势奢华，因此园林亭台、声伎歌舞之美在京城首屈一指。然而他性情奢侈放荡，喜欢招请各位朝廷贵官饮酒。酒过两巡，主人年老，不能继续劝酒酬答，便颓然径直醉倒；众妓女唱歌击板，便自行走出帘下。那些朝廷贵官并没有分司洛下之才，却用言语惊动满座，行为放纵。因此，长安各家外戚虽然以意气自豪，也颇为讥笑田家的家法不严。皇亲于辛巳年以进香普陀为名，取道吴门，纵情搜求金陵、昌平的歌伎，毫无止境，最终因此失去皇上的欢心。壬午年，皇贵妃去世，田家才稍稍收敛。贵妃所得的恩宠礼遇超过常数，已经可以和神宗的郑贵妃相比了。

译毅宗烈皇帝的周皇后，祖籍钟祥茂苑，天启年间被选入龙邸。当时皇太后去世，神宗的刘昭妃主持太后事务，中宫的政务则由张皇后裁定。烈皇后天性端庄凝重，年轻时容貌并不特别高秀美丽；张皇后敬重她、认为她可贵，神色间已经显露出来。昭妃说：‘如今信王殿下天资聪慧而年纪尚幼，黄花女一旦得到婚姻配偶，自然会长大，正适合嫁给信王。’在这番赞助辅佐之下，乾坤因而确定了位置。起初，嘉定伯因为贫穷而行医卖药，但医术并不受欢迎，家境一天比一天贫困。皇后的仪容体态从容而安定，起初完全没有趋附金张等权贵的心思；等到她进宫拜见至尊之前，仿佛有神明相助，容色如早晨酒意初醒般明丽，见到她的人都看出她有如凤凰高飞般的尊贵。崇祯元年，圣上即位，皇后正位中宫。甲申之变时，她终于成为一代刚烈的母后。人的形体精气如泉芝草一般，难道是偶然的吗？考察记载：凡圣上选定婚配，一位皇后由两位贵人陪同升入宫中。中选时，皇太后把青纱手帕、金太跳脱等物系在她的手臂上。如果没有中选，就把写有年月的名帖还给淑女，另外赏给白银四十两、布八匹，立即送她回去。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常制。毅宗朝东宫的袁娘娘会骑马射箭，西宫的田娘娘能写字、弹琴，中宫的周娘娘质朴厚重而少文饰，以恭敬节俭推行《关雎》所象征的教化，宫中都欣然随之而行。京师挑水的人都属于山西客户，即使是讲究诗书礼法的人家，挑水人也都能进入并窥见他们的居室。因此，遇到选取采办宫女时，大兴、宛平二县便拘集水户报名、登记户籍，这件事至今已成为法令。西市在西安门外四牌坊。凡是在市中处决犯人，都有锦衣卫、理刑官、刑部主事、监察御史以及宛平、大兴两县的正官在场。处决以后，大兴县负责领取尸身投入漏泽园，宛平县负责领取首级入库，这就是所谓会同官员处决。每到处决重大囚犯时，有四对持棍的人引导驾帖，狱官穿素服、系角带护送。唯独戊寅年发生事变，分别审理五案，处决了许多官员。文臣从都御史颜继祖、张其平以下，武臣从正、副总兵倪宠、刘钦以下，以及内臣邓希诏、孙茂霖等三十二人，全部伏法。于是从刑部街到四牌坊，到处都有兵营环卫，巡逻警戒十分紧张。皇上坐在殿中等待正式刑书，催促声接连不断；戴平巾的内官骑马步行往返报告。虽然这并不是鬼神害怕的事，但人命也不能迟疑拖延，观看的人都为之悲痛流泪。赴刑场时，蓟镇总监邓希诏走在最前面，高唐生员杨炯走在最后，刀林剑树，布置得周密严密。又有东厂、锦衣卫和刑部许多官员贴身押送；蒿里、薤露，死去容易活着困难，颇能体会当时的情景。国家施行刑法，要由三法司会审案件。这一年，因为军事上失误违法，案件在中枢审决，杨相也亲自上疏请求归刑部审理。然而，皇上杀戮这三十二人后，抵御敌人的整个局势也就结束了。军队出征要依照法令，做得不好就会招来凶祸；是谁造成了祸端，使人命如草芥？可悲啊，可悲啊！神宗在位时，天下安定，皇上在宫中地位崇高；太监陈矩掌管司礼监事务。神宗性情明察，因而把重任交给陈矩。陈矩兼掌东厂，但只是使两者互相补助；当时东厂的缉事人员也能平心对待外界，神态恭敬谨慎。曾有宫女因为误被牵连，从皇城逃出；她虽然全身穿着男装，却仍步态纤柔，偶尔露出绣衣白绢的内里，官旗听说后便查找她。陈矩上奏皇上请求处分，但也厌恶缉事人员；从此事情有了开端，陈矩不再认为东厂是善政，所以最终因其他事情把他们依法处置，一年多之内，官旗不敢吐露一口气。居住在京师的人说，当时道路上没有警卫，狗在夜里也不叫。中秋月明之夜，长安街上的笙歌曲调哀婉悠扬，宫城中的乌鸦和雀鸟受惊飞起又重新栖息。二十年以前太平景象，大致就是这样。显宗去世后，光宗很早便离开群臣，熹宗即位，逆贤暗中操弄权柄，东厂、锦衣卫大肆制造祸患。追想神宗盛年，正如东城老翁讲述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情一样。天启年间，逆贤这个凶恶之人使天下混乱；烈皇帝即位后，振兴纲纪，颇为严厉地整治。自初元至戊寅年，有些被关押而等待刑部审理的人，司法部门因循拖延，持有意见却不敢彻底追究他们的罪过。当时来方炜因文选员外郎一事被牵连入狱，他的门人黄景胤先因事情被拘押，便告诉方炜说：‘我不才，蒙受恩遇被关在这里已经三年了，见到吏部来的人已经十一批了。’说着声音嘶哑，喉咙哽咽，不能自已。这年五月乙酉日，皇上终于传下德音，全部赦免；从大司空刘荣嗣以下，都解除羁押，改为在外地管束，蒙受冤屈的人全都歌颂称述此事。起初，刑部监狱中有一棵枯树，形状狰狞如鬼怪，士大夫有时忧愁思虑，便坐在树下，不知道何时才能出去。风水术士认为，狱讼的兴衰有时由枯树的留存决定，应当砍掉它；但群臣正处在忧患之中，刑官没有人敢开口请求。这一年，提牢主事某人奋然把它砍除，树倒之后赦令下达，大概其中确有命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人〕 神宗天性至孝，每月到慈宁宫朝见太后多达四次。即使圣体肥胖，也从未不跪行上前，忘记自己的疲惫。慈宁太后性情和乐，晚年尤其思念娘家李家，恩泽特别优厚。皇上体察圣母的思念，便每年增加俸禄米四百石，以供太皇太后终老。然而李家其实并不贫穷，园林宅第冠绝一时，声名传遍京城。子孙风流儒雅，言语文章颇受各家贵人的钦佩关注。上天所栽培的人，人力不能帮助。到了先皇时，李氏家门衰落，霍家车辖上已经没有飞凤，而宫禁中远远听闻，仍怀疑李家拥有贵戚的财富。崇祯戊寅年，皇上下诏让武清王府捐助军费一百万，于是李氏豪宅卖给了别人，接着连西直门的海淀也卖掉，零星凑集，仍不能满数。至于扇子、耳饰、佩饰、手巾等小物，全都在庙市之日标价出售。旧京遗老追念祖坟松楸，心中充满渭阳般的亲情感伤。皇上曾登台远望，看见小民挑担负载，来往不绝，怜悯他们，便减免市场税十分之七。先皇在位时预征民房税，一季还不到数万，京师没有田产而只有房屋的人因此失业。甚至有寡妇上吊而死，京城百姓哀号，怨声充满道路；由此可知神宗的明德相距多么遥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京朝官在端午节获赐粽子，在重阳节获赐糕点，一次耗费可达七百金。进食时还配以酒和肉脯，接受赏赐后便结束。群臣宴会完毕，长班把剩余食物放入筐篮，带着这些东西在官长面前夸耀所受皇恩，经过皇帝出行的道路，从皇极门到长安街，马匹归来时洋洋得意，前后接连不断。我在寅、卯两年中，只见过一次端午赐粽；其余时间因为经费浩大，便把这项盛事裁撤了，但这并不是制度。

译神宗初年，先学习赵孟俯的书法，后来才喜爱章草。先皇特别喜爱二王，平日所写的御笔，都极力仿效《十七帖》。寅、卯年间，考选召对时所赐的策题，全都用御墨挥写，有凤凰高翔、蛟龙飞舞般的妙处，是天生的才能。圣祖与神孙，资质和风范是一致的。烈皇帝特别喜爱弹琴，寅、卯年间，曾命司礼监丞删订、修撰琴谱。内臣中只有这个官职掌管书画文墨之事。因此，国子监生文震亨凭借琴声、音律方面的学识，在内侍省任待诏。京朝官过十月初一，便传旨赏赐貂皮；东貂为紫色，西貂为青色，但以金貂最为尊贵。金貂呈黄色，非皇上不得穿用。宪宗有一件金貂裘，颜色浓重，毛很厚，长久废置在御库中。烈皇帝崇尚俭德，便把它裁制成两顶帽套，不是举行大朝会不戴；平时御门听政，仍戴紫貂帽。皇上所戴的冠，过去都由内府监局制造。烈皇帝崇尚俭朴，每顶冠只用金箔和胡同巾四制成。冠的形制如常冠，只以两条金龙作为区别。宫中的小皇子，旧制是戴玄青色绉纱制成的瓜瓣有顶圆帽，名叫瓜拉冠；烈皇帝时期则一律使用金箔胡同冠。祖制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宣德四年，命大学士陈山专门教授小使读书，这是内使读书的开始。内臣二十四衙门中，只有司礼监不读书便不能任职；其中掌印太监称为内相，其体制如同外廷阁臣，权力和职责却超过他们。唯独留都南京，是高帝神灵所居之地；如今南京守备衙门中，坐席上仍不设置几案。若遇到有文书，便让人手持文书宣读，退到公堂后，才敢凭几案使用笔墨。祖宗遗制流传深远，就是如此。内书堂创建于宣德年间，用来教内臣读书；选取十岁上下的孩子补入，起初由大学士陈山担任老师。如今由翰林词臣教习，不列衔、不署官名的人负责管理。每名学生各准备白蜡、手帕、龙挂香，作为敬奉老师的束修礼物。所读的书，按旧例供应《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写字则供应刷印本《千家诗》《神童诗复印件》[原文疑为书名或版本说明]，大概只是略微识字，不至于违背高皇帝的制度，后世一直遵守。内臣开始设立文书房后，执笔出差，必须有章奏。内书堂学生都有私下自行阅读的书，原先发给他们的官书，只是具备文书形式而已。内臣中的钟鼓司，专门总领俳优，职掌类似古代梨园令官。成化年间，阿丑以诙谐讽谏而闻名后世。过去只有打稻、过锦等宫中戏。考察记载：宫中西内在秋收时设置打稻戏，圣驾亲临旋磨台、无逸殿，亲自赐观。钟鼓司装扮成农夫、贩妇以及田间官吏，演出征收租税、交纳租税等百姓疾苦之事，以此寄托进谏和劝止的意思；这是祖宗向子孙显示农事艰难。又有过锦戏，共演一百回，每回一百多人，有一对引旗，由锣鼓伴送上场，百姓真情与虚伪的各种姿态都表现出来了。大概祖宗担心子孙生长在深宫，便借此加以讽谏告诫，使他们了解外间事务，考虑得十分深远。神宗时期，才特意设置玉熙宫，近侍三百多人，同时学习外戏。外戏就是吴地歌曲和曲本戏。光宗喜欢看曲本戏，宫中教授戏曲的有近侍何明、钟鼓司官郑隐山等人。凡是内臣中姓朱的，都改姓为诸，这是因为宗族中没有刑人的意思。内官与宫人私下相侍奉，称为“对食”，又称为“菜户”。顺天、苑、大三学，每逢科举、岁考之年，秀才便列名于黉籍；送谒时，他们戴儒巾、穿蓝色补服、披红骑马，即使到文儒贵姓之家，其仪态也没有什么可超过的。只是中人子弟中，有时反而由秀才在前面引导，内官穿蟒衣为他们送行。在外人看来，这仿佛是炫耀亲属、夸示党羽，围观的人多得像墙一样。长安城中名路上的冗杂恶习，只有秀才还读书求取功名；街坊男女便说，这些人穿着衣冠而不与他人混杂。缙绅中有些人在科场上一向享有声名，于是便制造垄断，诱使人执经求教，因此中人子弟成为朝士门生、后辈的，不在少数。逆贤当权时，党人的灾祸，猛烈得如汉代；后来又因红丸、梃击、移宫诸案牵连党人，写入爰书，直到崇祯末年也没有改动。逆贤被正式定罪后，党人的名籍才开始得到澄清。然而，那些依附逆贤、因而牵连党人的人，朝廷中却很少有办法追究。适逢太监刘若愚因季实纠劾周起元一案受到牵连，刘若愚无法为自己辩解，于是详细陈述当时事情的始末，写成《酌中志略》，希望皇上追念从前之事。皇上读后，神色悲伤而改变了容貌，流露出怜悯刘若愚的神情。刘若愚虽是阉人却留着胡须，以此自显不同；他在狱中写书，找机会把书呈给皇上。书中有《黑头爰立》一篇，大概指的是涿州冯相。不过此书有两种本子，一种今文，一种古文，随着门户立场不同而有褒贬；皇上所读的是今文本。皇上刚即位时，亲自平定大难，下诏焚毁《三朝要典》，命令十分严厉。后来门户之间相互争斗，皇上锐意消除门户之见，又喜欢读书，从《三朝要典》到《酌中志略》，都必定拿来作为参考内臣、询问情况的依据。起初，《志略》属于秘密著作，士大夫把它当作奇闻珍藏；后来流传渐广，皇上的法网高张，刘若愚免于绞刑，士大夫所受的刑罚反而更加残酷了。京师各曹的职务繁杂琐碎，然而官场并不把曹务当回事，官员身处安逸尊贵之位，优游宴乐。神宗时，士大夫从容谈文饮酒，举行雅歌宴会。崇祯年间，党争大起，贤能的缙绅讲究门户，而各曹的事务被丢在一边，几乎全都废弃。鸡鸣时分，骑马出街，营求奔走之人堵塞道路。天将亮时，已有客人登门，送往迎来整日不停。到了夜里，又有呼卢赌博、斗彩取乐的聚会，频频举杯、畅饮无度，耗尽精神；即使各人主管章奏，事务有万端需要处理，也只是由主吏奉行，官署本身根本不曾过问。至于太常、鸿胪等衙门，凡是祭祀日期、朝会仪式等应当预先上疏奏闻的事项，都有现成的旧稿，以保存惯例。有时堂吏写错了文字，本官只罚一个月俸禄；至于吏员，则审问后拟定罪名，事情大致也就如此而已。长安街上车马冠盖堵塞道路，只有相公的传呼声传得最远，行人都牵马避让道路。相公夜间回来时，火把照亮道路，行人要等火光远去后才敢策马前行。台、省各曹，等候问候必定在夜间，因为相公往往傍晚才回来。长安街的偏僻巷道中有傅家园，是尚书傅公永淳的别业；宴请宾客时，从来不演曲唱戏，也是担心相公听见声音，影响其尊贵的体面。

译士大夫使用短封和隐语，始于崇祯年间。内主不直称姓名，客人不直称字号，采用隐语射覆的方式；收到书信的人根据意思译解，回信也照来信的方式答复。短封起初用三寸白鹿楮纸，后来改用竹楮纸，纸幅又缩小了一半；一寸楮纸可以写一千字的信，嘱托数件事情。我听说神宗时期天下太平时，士大夫派使者进入京城，用黄色绢包裹着书帊，望着门户投递，已成为彼此习惯的风气。到了先皇在位时，为了惩治逆贤时期货赂成风的弊病，搜查缉捕十分严厉。士大夫竟至于毁弃礼数，苟且行事而不端正；然而除授名次的价格反而大幅上涨，借助法令严厉来造成贿赂泛滥，世道的悬隔，也已经像江河日趋下流一样了。京军每年十月初一颁发袢袄，袢袄取自东南各外廨，耗费官库银两不知要几十万。然而各军只穿着拳曲臃肿、填絮很厚的袢袄，行动蹒跚而没有礼仪，即使上马也不能挥鞭奔驰。京师每一支军队必定有几个地方的隶籍，例如五军三营，以及人刀围子，领取粮食、布匹，也随着营制更换。遇到敌情出兵时，他们不熟悉进攻、防守、杀夺、救援、防御、拒敌等方法，强壮的逃跑，弱小的被杀罢了。大体说来，京师额定兵额将近二十五万；神机等三营属于战兵，挑选出来准备出征。其余是守兵，人数虽然很多，却从来没有辨别优劣，只在遇到警报时点名上城巡逻防守，分散编队，有时驻守宫城，负责夜间防警和宵禁。所说在城中备御的军队，不过如此。然而大多只是草率具文，敷衍得像演戏一样。例如戊寅年敌军进入并占据西安门，在惜薪司前扎营，只张起一顶青布帐幕，四周有几十件刀杖，兵将却不知在哪里，冷冷清清，空无一人。我又见过巡夜官兵，平时每隔几十家编为一队，每队人数不知多少；大概遇到警报，也只增加到五十人为止。夜间初更，提着铃铛唱号，彼此可以听见；负责巡夜的军队到来查点时，一处唱号，其他各队便传唱应和，像歌唱繁霜一样，声音哽咽断续。等到负责军务的官员过去，从此便鼾声大作，一直睡到天亮。到了辰时，又提铃唱号一遍，骑马在官街巡逻警戒的人便散去了。军政做到如此，怎么能够约束众人呢？京师各火药局中，以王恭厂最大，原来在城西南的包家街。天启乙丑年，因火药爆炸而毁坏，后来迁到更西面的直门内，改名为安民厂。从乙丑年到崇祯戊寅十四年，国家因循旧制，没有改建；到了这一年六月二日，安民厂又毁坏了。王恭厂爆炸时，震坏西城两三条街，伤了一百多人；如今估计周围约有三四里，从西直门门楼直到城上的女墙，一带没有一根椽木、一片城堞留下。百姓居住的地方也只剩烟熏的井灶和空荡之地，墙垣冷落空寂；其他造物仿佛把人的性命当作儿戏，不知何时才会停止，又更加惨烈。当时皇上闲居在深宫，受惊后赤脚奔走；皇三子跌跌撞撞地摔倒在地，宫人披散头发、袒露双臂，奔逃四散。而中宫及各宫中有戚畹关系的，无不派遣内官，传呼慰问；他们头戴平巾、骑马沿途而行，络绎不绝。后来皇上下诏让科臣核查，拨出帑银五千两给死者的家属，并命群臣修身反省，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变异。安定门的药局在国子监附近，附设于户部草厂旁。这年八月七日，正值大祀先师孔子，师生没有脱下冕服便遭遇灾祸；这场灾祸虽小于安民厂爆炸，却延烧到草厂，连续多日多夜大火不灭。一场大火的费用，动辄累及数十万，金门的材料器具也因此损毁了。百姓中遭受灾祸的人，皇上又拨帑银二千两赈济。这一年，火星两次运行失度，前后都有药局发生灾害。到了第二年三月，盔甲厂又发生火药爆炸，于是各处药局无不毁坏。国家十代以来太平清宁，京师方圆数百里之内，万物没有夭折，百姓没有疾病灾害。神宗、熹宗年间，才开始不戒备火灾；而上天降下的灾灭，以及风雷变化，每天都有发生，如今尤其猛烈。朝廷一向有与戎狄和好的议论，但戎狄没有像魏绛那样亲附晋国的功劳，只是徒然增加自己的懦弱。明白事理的人说，可能是奸宄相互勾结，应当有办法用地雷引火之类的事情。况且事物相互感应便会发生变化，积聚的气体蕴蓄隆盛，金石也必将熔化。把硝石、硫黄等药物合在一起聚于一窖，推想积油、浮麦能够出火，也有事实可以验证。人事之道近在眼前，天道则遥远；我只取那些确实可验证的迹象，把近前的事情记下来罢了。京朝官传呼的规制是：五品以下一名导骑，四品以上两名导骑；外郡、县、府、道驻扎衙门的队马有一名导骑，京师兵部大堂及左右堂的马队也有两名导骑。然而如今所见，总不如各位大宦官簇拥之盛。司礼掌印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前后马队有几千人；小宦官都穿秃襟小袖的衣服，跟随左右。京城总捕太监马云程的声势仅次于他。戊寅年用兵时，群宦官以及兵部堂属、巡视京营的科道官，各自树立旗标，像大将军一样；只有杨御史绳武戴大帽、骑马穿军装，其余人仍像平日一样戴纱帽、穿公服。现任外臣张盖，京朝官张扇；从一品到四品的大小卿都使用贴金黑扇，次一等的是翰林和六科，都使用黑扇；再次一等的是六科左右、十三道御史、六部属官以及中行评博等，使用黄油扇。扇子分为三等。外臣乘轿，京朝三品大臣乘轿；从四品卿寺、翰林、六科到御史、部属，都骑马。不过四品京堂骑马，却列在祭酒等小九卿之中。自顺城街干石桥以南，赴朝堂者骑马；以北，入国子学者乘轿。司成负责教养人才，祖宗朝选拔当时的鸿儒，或选正直之士充任，其体制和待遇都很优异，各寺无人敢与之相比。长安城中九条大街相互贯通，出入时传呼自有一定规矩。例如四品以上的名卿上街，驺卒传呼，众人便下马；其他卒役传呼时，人们则下驴。至于外臣入京朝觐庆贺，从藩臬到郡县有司，一概没有传呼引导，只穿平常衣服，给马加罩，牵马避让而已。武臣中只有锦衣卫可以与文职中的翰林相比，仪态大致相仿。然而自崇祯戊寅年以来，文臣中只有六垣最为清贵显要。十三道御史出差，加上户部官员考察进京，使他们的威望大受损害。即使翰林在螭头之下执笔，最能起到启发辅弼的作用，近臣也只是徒有空名、拥着虚器；这是因为外臣都可能入阁拜相。入阁为辅臣的途径渐渐扩大，史官也按资历升迁，逐渐不能成为仕宦中的重要途径了。

译旧制中，翰林由一甲进士以及二甲、三甲进士中选取，再经过馆选，任为庶常吉士；外官中的知州、推官经过考选，也按惯例授为科道或部属，但没有被选入翰林的。自崇祯八年，皇上参考唐、宋设置官职的制度，知州、推官才开始经过考选进入翰林。到十一年，又把在京的中行、评事、博士等一并考选，于是京朝官便没有不参与翰林选任的了。这样一来，金华殿的席位坐满，玉局的座位也挤满了台阶。然而皇上担心考选不公，命主考者虚心详慎办理；但众说混杂，考选仍不足以作为依据，于是在四月庚申召集参加考选的人到中左门赐对，暗中徇私、相互庇护的情形便如水落冰消，众人窥测皇上意图的打算不能实现。赐对结束后，又考一篇策论；应试文章写得很粗疏，但皇上都替他们修饰润色，把他们提升到显要职位。到五月壬申，授予翰林十八人、科道十二人、道员二十四人、南道四人，其余人依次授为部属，这是三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特殊待遇。臣下入殿应对，按法理应当自称“臣”；当时知州、推官等外官，有的原本出身草莽，忽然遭到宣召回答，在天威面前衣襟松脱、手肘露出，甚至有人自称“知县推官”，像属吏向长官禀报一样。不过皇上性情严厉而平和，也记录采纳了他们的话，并替他们免除了这些失态之处，体现了培育人才的办法。屠象美以行人身份出使河南，皇上听后很高兴；而某知县大声奏事，只说到任后修理城隍庙，所说的话既不合体，也只够供史官取笑记录罢了。天子在殿廷临轩策问士子，只有三年一次的大比才举行；所出的题目也由阁臣拟定上报，以便办理此事。历来考选从没有召对，召对也不应当另有策问；到了戊寅、乙卯两次考选，皇上却兼用两种办法，策题都亲自书写，不假手于群臣。这是睿哲之朝、圣明之主独自阅览裁决的事情。戊寅年策问理财，以及己卯年敌军刚退、补修缝治的事情，当时略有成效。六月十四日，皇上因考选左懋第等十六人而发下题目，说：如今虽然边疆多事，首先应当整顿；或者应当在内平定寇乱以安定百姓，在外抵御敌人以自守？是向东收复大宁以壮大左臂，还是向西收复河套以增强右股？究竟怎样才能恢复祖宗旧制？军队必须归于卫所而成为军队，军饷必须归于屯田而作为军粮；要使兵力充足，究竟怎样才能遵循圣祖养兵百万而不费一钱的良法？诸臣各自充分陈述谋略，务必做到所说一定可行，实行足以成为法则，逐件切实回答，不要写浮泛的旧套话，也不要写空洞套式的文章。如果在这几件事之外另有根本谋划，朕将根据明确、切要、简约的程度来评定诸臣策问的优劣，如此等等。然而诸臣的奏对全都没有抓住要领，铺陈成篇，颇没有挽救时局的实际内容。起初，诸臣以戊寅年策问的名义应对；皇上创立这一典章，不沿用旧制，众人揣摩的只是吏部堂考核文章的格式。到了十四年发生旱灾，皇上突然召见诸臣；他们才具不多，所试方略与戊寅年召对的内容完全没有差别。因此，皇上的恩泽并未减少，但他们所陈述的奏对都只是乙卯年考选的内容，最终评定与部院原拟的升降却相差极远。清要仕途与普通官途的悬隔，都是诸臣自己造成的，并不是皇上特别轻视他们。我又听说，当时被召对的诸臣有些失仪，只有行人吴昌时、评事李近古，分条论述，文辞飞扬，圣上在他们所试的策文上各加三个圈，以表示优异。唯独推官张绪伦说朝廷应铸造铜钞以充实军用，实际上不知道古代并没有铜钞之法，只把“祖宗朝立法最善”作为答复。皇上不但没有惊讶，只说：“张绪伦记错了，祖宗朝原来没有铜钞。”在皇上面前，听到的人几乎都要掩口，远近把这件事当作雅谑相互传说。然而到了十八日，圣旨传谕，原拟前三圈、应授科道的人都改授部属，张绪伦反而得到推荐升入台班。圣上的心意独自裁断，阁臣掌握着最大的权柄，外朝没有人能详细知道其中的缘由了。按：祖宗朝考选科道，大略仿照身、言、书、判的制度；凡是书判合格的人，再根据身、言进行考核。吏部堂过去有祖上传下来的两道奏事旧例：一道说，后面跪着的是午门外坐更的将军，前来奏报：昨夜二更一点，有四把钥匙递出，当时已经递进，请将此事引来奏知。另一道说，监察御史臣某人，奉皇上命令前往浙江等处办理公务，事情办完后回来复命，臣有题本进奏，连同题本文册一并送交科道。每逢考选之日，吏部堂设置高帝神牌，拟授科道官的跪下诵念前一道奏事，拟授道员的诵念后一道奏事；两道奏词各自包含所任职掌，又都有节奏和从容的仪态，用来观察他们是否谨慎恭敬。自从开创召对策问的先例后，这一旧制便废止了。辅臣按照翰林旧制，通常任职时间很长。世庙时因张璁等人的建议，依据礼制进用外臣入阁，从此成为惯例。神庙沿用旧制，没有改变。毅皇即位后，举行任用贤能的典礼，相关制度多次变动。从元年至十一年五月，新旧阁臣有三十多人；阁臣开始不再长期任职，也不再专用翰林。张至发、薛国观分别以刑部侍郎、佥都御史的身份入阁拜相，都是由外官入阁。这年六月，又提升五人为阁臣，只有方逢年出自翰林、礼部；方逢年以外，程国祥由户部尚书、杨嗣昌由兵部尚书、蔡国用由工部侍郎、范复粹由大理寺少卿入阁；他们不只是外任出身，而且还是九卿副职、陪推等职位。那时编修、简讨等官也都可以参与入阁，人人都怀有入阁的希望，仕途因而错乱，正直的人反被讥笑。戊寅年以后，鼎鼐失和，杨嗣昌在襄阳自缢，薛国观因嫌疑被赐死。皇上起用故相宜兴公，放下身段任用他。然而由于敌情而听任裁决，擎天柱般的手已经无力，国家的事情也因此日渐沦落了。

译夺情并不是古制；有军事行动时才夺情，杨嗣昌、陈新甲都因边地军务而被夺情，担任总督。杨嗣昌后来升为尚书，不久又入阁拜相，朝臣害怕杨嗣昌，默不作声，像寒蝉一样。当时翰林修撰刘公同升、编修赵公时春，是崇祯丁丑年同科会试、殿试的鼎甲进士。相传廷试那天，仗马嘶鸣；鼎甲进士因此出面直谏。这一科仗马又鸣，赵祖文毅在神庙丁丑年时曾因争论江陵夺情而受到廷杖。刘公文简也曾上疏弹劾申文定公时行。两家的家门既有姻亲关系，志趣风调又相同，亲眼看到这些事，内心悲叹，于是详细上书进谏，斋戒沐浴后请求，自料一定会受到廷杖。皇上却只下严厉诏旨将他们贬官，略示天罚；一句话便决定九鼎，皇上内心对他们十分关注。刘公在京城只有一个妾，聪慧而有操守。刘公上书时，言辞隐秘而深切，表面上谈笑自若，妾已经慨然为之叹息。赵公的夫人吴氏全家号哭，而赵公也没有因这点细微的祸害而变色。刘公的父亲过去号称东林先生，朝中的贤者大多能够了解他的来历。赵公刚强坚毅、朴实诚恳，按照自己的意愿上书痛哭；而门户中的诸公便用含蓄的话来笼络他，赵公显然面露不悦，不肯主动投身于范滂一党的行列。已经补任福建藩臬司的首领官，送行的人说，您因为直声感动了人，主持此行的人将要召您入大明。公严肃地说：“藩臬司的首领官，按法应当得到县令的职位；我则是遵从朝廷的迁调次序，由外臣转任，只是谨慎地供职罢了。”烈皇末年，众望所归，两位公卿都以原任官职被召入朝。我乘着萧条简陋的车马走上道路，抬头遥望宫阙，然而国家不久就遭逢了阳九之厄。帝王庙的第二种祭祀，是大祭。我在二月上丁日观看祭祀帝王庙，只见庙殿中满是〔疑有缺误〕。祭品用檐底儿陈设，座位不擦拭，祭器也不清洁，尘埃平铺其中。我游览两庑，其他诸位帝王的神主都按世次排列，唯独夔、龙的神主与巡、远二帝错杂排列，太常寺也无力更正。刘城说：“我曾随从观看昭陵享殿的祭品，也用檐底儿陈设，自己感伤身为草野之人，不能像臣子那样洁清，无法参与其中。”刘城说，凡是祭祀大体都相同；奔走祭祀的臣子在庙中歌颂，却没有人讲明这些礼仪。况且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和战争，这就是祭祀所以重大的原因。京师九座城门都有税课，都由崇文一司统管。原定每年税额九万多两，如今增加到十万多两，这是按惯例增加的。各门的税钱，都有小内使经管收纳。凡是男子背着行囊骑驴，按例都必须缴税；用轮车运输的，则按行囊的多少计算税额。至于蔬菜、茄子进城，乡民也必须在鬓边插上两文钱的标记，凭此让经税的小内使直接摘取，彼此不必询问，实在很可笑。鸡和猪也一定要查验，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形成这种苛刻的弊端，如今竟成了司农寺的正式赋税。又因为长安大城内宰猪，按例要在各城门外屠宰分割后再运入城，每头猪纳税二十五文。一天到晚进城的猪，坊巷中的百姓暗中计算用了多少头猪，以此推测市场行情；垄断市场所用的手段，不在商人而在朝廷。京师一年四季的节日风俗，从元旦到十二月除夕，宴饮娱乐没有太大差别。唯独崇祯戊寅年边患接连发生，节日礼俗稍稍废弛。除夕夜，街上的灯火没有光亮，守卫和巡警环绕防护，片刻不离。第二年元旦，太阳明亮地升在东方，圣主没有鸣钟接受朝贺，只有休沐的诸位黄门。获准放假、无事可做时，他们穿着绣衣红蟒互相庆贺，往来于长安街，宫门廊庑一片萧条，空中只听见鹰隼乘风高飞长鸣的声音。三天以后，才看见董侍郎羽宸穿着朱衣，乘轿回来。其余卿寺诸曹官员都穿着素衣、束着角带，仪容华饰与平日没有改变。江南除夕，家家用菱角和橘子互相馈赠，积久成为节令礼俗。这一年，这两种东西运到京城尤其少，一个橘子价值三十文钱，一个菱角价值三文钱。我因为文章之事被吴地使者请到京城来，却只尝到两个橘子、四个菱角，不过借此保存对乡土的怀念罢了。宫禁之中除夕时，各宫门更换春联，并安放绢画的钟馗神像。神像用三尺长的素木小屏装裱，缀上铜环悬挂，最为精雅。前几天，各宫把钟馗神像颁赐给各皇亲之家，同时赐给各种配方的荤素桌榼。皇亲之家以此夸耀上天的宠爱，又分送给京中朝廷贵官。贵官之家邀请各位名士，宴饮赋诗，享受太平、彼此欢乐，长安的春意便充满了千万户人家。桌榼中的果仁、榛子、栗子之类，都用茜草染色，颜色像浓艳的桃花；又用羊脊骨中的筋，去掉油脂使它成为管状，捣入肉泥，层层叠叠堆放，颇费厨人的手艺。京都各寺都用碧色琉璃瓦覆盖，皇宫屋檐层层伸出，像重叠的楼阁。佛殿的形势虽然高大敞亮，却只有一层屋檐而没有重檐，这是为了避开至尊所居之处。殿中的栋梁全都绘有五彩祥云，墙上画着彩色的仙人神灵，光彩耀眼，简直无法看清每一件事物。历代的勋贵，都带有五府的官衔，出入乘坐黑色车盖的车。只有承袭爵位的小侯，戴金冠、束玉带，坐明轿出行；至于云台、凌烟阁所画像的功臣，这才仍然保有旧家族的风度。京师的各种果品蔬菜，品种比南方多；其中枣、梨、杏、桃、苹婆等果品，尤其以甘甜、芳香、爽脆、美味胜过其他品种。比江南少的，只有杨梅和柑橘。而北方又有榛子、栗子、松子、榧子之类，风味清远，并不逊色，反而可以相互抗衡。蔬菜以黄芽为极品。北方土地严寒，初冬时把它覆盖在土中，阳气生发、暖气聚集，得到温暖而破土发芽，形状就像环，颜色像脂肪。北方土地的性质，在坟起之处最适合植物生长，所以葱刚出土时像角，蒲草生根时像丝；到了三月，菌类繁盛，豆芽便可装满筐；到了五月，瓜果生长，茄子等蔬菜便可陈列在俎上。唯一还没有见到的，是箨笋。果品中杏子最多。刘侗说：“香山，是杏花的香气。”杏花香飘十里，红白相间，土人和女子成群游赏，说西塞诸山盛产杏子。城南韦公寺的苹婆树，各有五六丈高，花开果熟时如火焰映日，这也是刘侗书中所说的景象。葡萄、石榴都是人家篱笆间的植物，只是不能遍植山谷。比江南逊色的，是樱桃，味道酸涩。北方多柏树，当地人也把它称作松树；只有报国寺的偃松，确实称作松树，并不是柏树。长安在四、五月交替之际，市上有人挑担出售茉莉花，清雅而芬芳浓郁。冬天用盆盎栽种丁香花，花小而香，结的果实就是鸡舌香。丁香花不太适合剪下来佩戴，只有茉莉花，雅客用来点茶，妇人用来装饰头部，作用有很多种。

译京城五月，各种佳蔬名果聚集上市，卖者边走边唱；只听一声叫卖，就能辨别出卖的是什么东西、是谁挑担来卖。叫卖麸子的，旧有四句唱词，几乎叫成了一首诗，巡城的人还会用杖责打他们。如今只有卖麸子的仍叫一声，其他货物的叫卖声往往反复多声，词句也不止一句：大概这是用舒缓的长声招揽顾客，那些叫卖声则是为了触动听者的耳朵而吸引人。难道市场风俗的变化，也会随着世俗而迁移吗？京城三月，桃花刚上市，满街都是叫卖声，声音艳丽而令人羡慕。过了几天，花将凋谢、花期将尽，叫卖声便舒缓而长，带着难以长久承受的哀情，这正是燕、赵悲歌的习俗。熹宗时，朝廷新建三座大殿，耗费黄金千万。朝臣捐助大工程，百姓加派赋税，诸生也按惯例起事；又进行琐碎搜刮，经过几年才建成。落成时，皇极殿的鸱尾上传出猫头鹰的叫声，极其悲哀，不像杜鹃春日的声音，却像是在诉说凶兆。京师本来不产猫头鹰，而且殿身高出云表，猫头鹰飞翔不到那里，没有理由来此聚集。等到甲申年国家发生变故，宗祖沦亡，这才知道铜驼置于荆棘之中的亡国征兆，已经在这里显现了。高皇帝驱逐故元，首先禁止元代服饰和元代语言。如今的帝京，是元代车驾所在的都城，这种风俗还没有完全消失，军中所戴的火帽仍沿袭元代旧制。小孩子全都把头发挽成姑姑帽的样式，嬉戏起来像吴地儿童，近乎服饰妖异了。然而帝京妇人过去都把高髻盘在头顶，近一两年来却流行鸣蝉髻、坠马髻，以南方装束自我标榜。宫中妇女穿尖头鞋、平底鞋，行走时没有鞋履声；即使圣母也大体带有吴地风俗。袁娘娘善于骑马射箭，皇上停止观看之后，她走路时只显得轻盈婀娜而已。京都妇女不做女红，也不制作巾帕馈赠，家家治家和约束丈夫都十分严整。丈夫出门后，妇人便坐在火炕上的煤炉旁，弓着双脚盘坐，可以安坐一整天。炉边放着牛肉、馍馍等各种食物，再配以果品，随着进食而不断咀嚼；间或梳妆、做针线，或者料理出行之事，渐渐形成了这种风俗。兵民之家，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藏，出门却穿着绫罗绮绣，安稳地骑驴，等候探问亲戚；从衫、襦、中单到靴、裤，都有店家可以租赁。遇到婚庆吉会，妇人乘坐大轿，穿着大红蟒衣，意气奢侈张扬；但若单身出行而没有婢女跟随，便可推知她是市井中受雇的下等人。上面没有尊卑等级的差别，下面却有耗费财物和劳力的损失，因此不可能富足。京城妇人崇尚以弦线织成的衣饰；如元旦、端午，各有纱、苎的新衣，用来夸耀节日。华丽的衣服像绣出的花纹一样，并不打算穿满一年；罗裙绣带，任凭它们像碧草、红藤一样杂乱损坏。每逢元宵和中秋，男女各自抱着华丽衣服，拿到放债取息的人家抵押；通常一年期满，衣服便被没收，到了第二年的元旦、端午，又再穿新衣。大体说来，京师前头各色人等，为了应合时令而供奉使用的，不过是一些鲜明洁净的新妆，只想打扮得漂亮，以迎合襄王之意。可是士人和女子并不知道这种风气的由来，争相仿效东家；既然已经习惯，也就把它当作寻常衣着之事，哪里顾得上使苏州刺史肝肠寸断呢。南方女子纤细轻盈、柔润秀美，风一吹仿佛就会被吹走；但她们的弓足难以摇动，身体一举一动便显得厚重。北方女子端庄美丽、婀娜多姿，所以有宫中女子般的容貌；但脚玉般柔软、足尖带香，身体上部嫌慢、下体也迟缓，有一种可以在掌中起舞的姿态。若是粗俗肥浊的妇人，抬脚直接穿上〔鞋名疑有误〕鞋，那就与男子没有区别了。至于市门出售的凤头靴，是用来抵御严寒的，不过像春笋长大一样；虽然名为靴子，走起路来反而更增添姿态美。京师妇人大多席地而坐，偏僻小巷中把席子铺在地上，张开双腿盘坐，完全不怕别人看见。即使风大、尘土高高飞起，她们穿着漂亮衣裳，也丝毫没有沾染尘垢。到了家里，坐卧之处只有火炕；她们贪恋温暖得像寡妇守着炉火，却依然滋润，不显得枯槁憔悴。唐代女妓进入宜春苑的称为“内人”，也叫“前头人”，意思是侍奉在皇帝面前。她们的家属住在教坊内，称为“内人家”。如今京师的倡家，东西苑都隶属于教坊，仍然保留着古代宜春苑的遗意。东苑擅长琴，西苑擅长琵琶，都把姓名登记在勋戚名下，以避开名士贵游的骚扰；也有凭借文物风雅、借公卿名士而成名的。然而京师五方杂处，倡家献笑的方式各不相同。秦地、吴地风俗不同，楚地、晋地道路各异；人的地域不同，地域不同而爱好也不同，倚门卖笑的女子各按心意迎合，而各地人的爱好又无不厌弃其他，这就是倡家大体的情形。唐、宋有官妓陪伴宴饮，本朝只许歌童应召，称为“小唱”。京师又有谚语说小唱不唱曲；每次行酒结束，只传唱“上盏”以及各种菜名，小唱的技艺就仅限于此。小唱居住在莲子胡同，门面与倡家没有不同；其中格调特殊的，有时甚至胜过倡家，有人沉溺其中，往往就与她们寄托合欢之梦了。倡家接见客人，起初只恭谨地叩头；如今只有小唱叩头，但不是朝士也不叩头。小唱多出身于山东临清、浙江宁绍一带，有朝士提携她们的，有的甚至做到州县佐贰官；次一等的则成为伶人。燕、赵一带多有悲歌，所以如今京师有些人家擅长弹琵琶；有的以教授琵琶为业，就把名号写在市门上，依等级标明所教曲艺的高下。我在京城时，楼北有一家杨氏琵琶。月明之夜，常常弹奏琵琶，唱到斗柄转移；繁密的弦声和指法，慷慨而又萧瑟凄凉，使南方客人哭泣着听完，默默起身，产生了归隐五湖的思绪。院本、杂剧兴起于金、元全盛时期；然而如今京师所推崇的戏曲，一概以昆腔为贵。常州、无锡邹氏梨园，二十年来在吴地一向很有名，主人死后，子弟四散。如今田皇新家的生、净演员，仍是锡山老国工的传人。阳武侯薛氏家的各位伶人中，有一人是吴江人，我记得姓沈；大司农倪元璐任翰林时，非常厚爱他。我见到他时，他已经长出了稀疏的胡须。宋朝京师的上阁衙香、仪鸾司绿烛，都是天下其他地方比不上的。如今京师本司刘鹤所制的香，香气流传不绝；官用蜡烛却没有什么名声。不过京师只称作“蜡”，如内库的黄蜡、白蜡，都叫作“烛”。宋代内库的酿酒方法，是柴世宗攻破河中后，从李守贞那里得到酿酒匠人，带到汴苑，便沿用他的酿法。如今京师内库的酿酒方法不向外传，只有南和刁酒在四方有名；其中用酪浆酿成的更为珍贵。易州酒像江南的三白酒，泉水清冽，酒味清醇，是久负盛名的老春酒。刑部街按照江南酿造白酒的方法酿成酒浆，出售青蚨酒，价格尤其高出数倍；至于玉兰、腊白之类，只是京师的普通酒品。

译京师食用的酱，取给于海岱门外的弥陀寺；城中西北角所需的，则取给于城外的酒醋店。刑部街田家温面最早以此出名；逢庙市之日，合在一起吃温面的人不下千人，这也由于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街道前后有铁匠胡同、手帕胡同等，都是各曹官署官员的寓所。庙市之日，来自五方的人又饥又渴，饮食场所是人们竞相奔赴的地方。内官家人把这种食物叫作“猫食”，实际上是南方糖果；凡是从崔猫食店出来的，获利与田家相等。京师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的为上等，其余都是绍兴厨人，达不到标准。然而宋代曾有厨娘制作羊羹，费用高得无比；如今京师的风气较为朴素，所费不过是宋代厨娘费用的十分之一二。京师风势很大，不许放风筝；允许养鸽子，但要剪掉它们的翎羽，不许飞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