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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明）李长春纂修。目录 卷一：天启元年正月至四月 卷二：天启元年伍月至十二月 卷三：天启二年正月至六月 卷四：天启二年七月至十二月 卷五：天启三年正月至七月 卷六：天启三年八月至十二月 卷七：天启四年正月至四月 卷八：天启四年五月至十二月 卷九：天启五年正月至七月 卷十：天启五年八月至十二月 卷十一：天启六年正月至六月 卷十二：天启六年闰六月至十二月 卷十三：天启七年正月至八月 《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天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实录》卷之一。天启元年正月至四月。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编辑、校正：廪监生方至。正月 二月 闰二月 三月 四月 正月 天启元年正月初二日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上疏，请求立即打破数年来倾陷禁锢的牢笼，以彰显当时公正的好恶。疏中说：自古以来，治乱的关键不外乎贤与不肖两条。要使国家长治久安而不发生动乱，必须先让人们清楚地知道谁是贤者、谁是不肖之人，然后人心的议论才会协调，朝廷的任用和处理也自然会恰当。皇祖末年厌倦政务、不愿听取意见，凡是臣下揭发奸邪的奏疏，一概不予批下，反而使被斥责的奸邪之人得以摇唇鼓舌。于是君子指斥小人为邪，小人也指斥君子为邪，黑白不分，是非难辨，朝廷之上竟成了大规模的争讼场所。最终，君子和小人各自拂袖离去，也没有得到辨别。君子离开，不过是在乡村居住，足迹不出蓬门小径；小人却招集同党，到处傲慢欺人，凭一张颠倒黑白的嘴蒙骗后人。后人有的被他们的说法迷惑却没有察觉，竟使世道变得昏暗，人心也日益浇薄，实在令人叹息。疏中举荐黄汝良，说他是先帝的讲臣，向来多有启发辅佐之功；又说总宪孙玮一向正直无私，主持勘核最为恰当；旧抚高举曾建言国本，希望擢升为节钺之臣，却被陷害者竟以尹应元单独强行捏造、拼凑罪名，使人至今还以李代桃僵相讥笑。礼部郎中鲍应鳌清廉坚贞、孤高耿介，人们怀疑他是在故作姿态。最先揭发场事的是刘策，汤显祖、韩敬一案的铁证至今没有改变。整理漕运事务的是孙居相，漕运百万之数至今多赖他的功劳。曹于汴天性刚直污浊而自守清高、淡泊自处，至今谈论他的人仍把他视为山斗。张延登不满礼卿的推举，他揭发的全是礼卿的实际事情。其他如徐兆魁的阴险邪恶，异于常人，人人都害怕踩到虎尾；李征仪反复无常、出卖朋友，人人都讥笑他品行卑劣。奉圣旨：这份奏疏说人才关系国家命运，确实有道理。奏疏中所涉及的各官，应由有关部门秉公重新议处。初十日 陕西道御史高弘图上疏，请求慎重处理中旨，以尊崇君主权威。疏中说：李若珪因科道参劾而被处罚，不到十天便离开京城，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忧虑。有人说，皇上广泛设置言官，只任用他们的官职却不采纳他们的言论，即使并没有一概废止科道参劾的意思，台谏官的气势也不会振作起来，又怎么能完全堵住言官的嘴呢？而元年新政的声望也不会光大。眼下冠婚等各项大礼刚刚开始举行，凡涉及有关衙门职掌的事务，有不得不严慎斟酌办理的；如果事情还没有发抄下达，却仍然烦劳臣下入朝陈告，那么他们是要痛哭流涕地提出贾谊那样的策略吗？还是会徘徊观望，以求容悦而遭受讥讽呢？如果不能容悦取巧，难道就要全都成为李若珪的后继者，非得被罚俸、离开京城才算完吗？古代士人有的背负铁砧，走向鼎镬，为了直言指斥奸佞、革除弊端、挽救时局；他们不是不知道爱惜生命、保全富贵、为自己谋求安逸，又为什么甘受摧折之苦呢？因为不敢拿自己所受的小损失，去忘掉将要补救的大患。又说：张延登、李仪征、邵辅忠、曹于汴、孙居相、王绍徽等，应当自行确定评价并接受弹劾；刘光复、官应震、许宏纲、徐兆魁等，应当给贤能者让出道路。奉圣旨：这份奏疏所说的，知道了。奏疏中涉及的各官，以及应当起用、目前在籍的诸臣，由有关部门一并议处。云南道御史张新诏上疏说：六部原本没有任意轻率授官的做法，自有既定规制。根据陆卿荣所说，难道不是确凿而值得听取吗？但为什么迁就不补前一名朱童蒙？为什么通融不补后一名刘弘化？难道是怜悯震旸等候已久，除了这样就无法酬报他吗？还是说首垣这一重要职务，非震旸不能胜任？躲闪推移、破坏台垣体制，把这种心思扫到地下；如果没有高下之分，又为什么妄自作出区别？卿荣是有什么凭据来坚持其中一人吗？还是上天夺去了他的鉴察之明？更可恨的是，去年七月初，皇祖病重，正处于弥留之际，冢臣任职才仅仅三个月；外廷人心惊惧，尚且摇摆不定，铨臣的喘息也还没有平稳，卿荣竟趁着主事者心思来不及顾及、目光来不及转瞬之时，把补任台官的文书夹杂在请示事务的章奏中上呈。卿荣也曾读过圣贤书，认识忠孝二字，这样做究竟是什么心肠？按他的肺腑之见，恐怕无法面对日月。震旸遭遇此事，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还是处在似知非知之间？如果知道，那么给予他职位的人确实是祸首，接受职位的人也属于罪魁；即使不知道，或许可以宽免接受者的罪责，但更应严惩给予者的罪过。奉圣旨：有关部院知道了。广西道御史马逄皋上疏说：臣下的去留应当裁决，朝廷的功罪应当分明。疏中说：移宫事件的始末，杨涟的一份奏疏已经获得忠直的褒奖。又有一份《君恩太重》奏疏，皇上曾下旨说不得轻率地自行决定。科臣却终于感到不安，闷闷不乐地上路离去了。离开京城的臣子即使名声不够清白，旁观者最终也不明白其中原因。不明白就会怀疑，怀疑就会争论，公论怎么能够彰明？国是怎么能够确定？一个人的去留关系还小，千百年的是非关系却很大。功罪没有分明，就不能不在君父面前当面说明。去年八月三十日，先帝病危，提出选侍册封应当暂缓的人，是科臣李若珪。初一日，先帝驾崩，进入乾清宫呼喊万岁、执着皇上左右手的人，是辅臣刘一燝、英国公张惟贤。初三日，皇上移宫，公开上疏的九卿、科道官周嘉谟、黄克缵、李汝华、张问达等人。首先上疏论述移宫事宜的台臣，是左光斗。初五日，上疏争取立即移宫、以等待皇上登极的人，是科臣杨涟。奏疏发到礼科后予以抄录参劾的人，是科臣暴谦贞。此后相继上疏的，还有科臣惠世扬、台臣张泼、郑宗周等人。

译将罪责归于宦官、上疏发到科道后予以抄录参劾的人，又有科臣魏应嘉。如果认为这是功劳，就应当由众人共同承担，不能只归于杨涟一人；如果认为这是罪过，就应当由众人共同承担并一同抛弃，也不能只归罪于杨涟一人。如今罪责在身的宦官还没有诛杀，揭发宦官罪行的人却先作楚囚之泣；皇上的圣体刚刚安定，保护圣体的人却已经发出江上行舟般的叹息。进取困难、退处容易，礼制中有明确的话。杨涟在这种时候，本来只有坚决离去这一条路，来表明臣子的气节罢了。况且杨涟近来一疏再疏，详细说明当时的情形以及所谓“三不安”的原因，全都是针对先前移宫一事。移宫有什么罪呢？没有罪就是功劳，居功便成为罪过，这是一种说法。罪过在于攻击大宦官，功劳在于安定社稷；功劳大、罪过小，应当留下而不应离去，这又是一种说法。在危急疑惧之际，处在骨肉亲情之间，他奋不顾身，只知道皇上最为重要，不知道其他；只知道安定皇上最为紧要，不考虑其他。皇上亲眼见到这些，已经郑重褒奖他，却不能始终庇护他，恐怕忠臣将离去，邪臣将进用；正直者将离去，谄佞者将进用。假如皇上忽然想起这件事，问起目中为什么没有寇准，又问风度是否能比得上张九龄，不知身边近臣将如何回答？功劳难以始终掩盖，罪过应当平分，这又是一种说法。人才的消长关系国家运势的盛衰，言路的通畅或闭塞关系天下的安危。杨涟离去后已经无法挽回，科臣李若珪也已经告退。我听说皇上在十二日开讲时讲到“不信仁贤”一章，我愚见认为应当首先阐明这件事。奉圣旨：这份奏疏所说的事情，都是朕亲身经历、诸臣共同见证的，有什么功罪还不明白？杨涟忠直，朕向来清楚，准许他因病告退，他的心迹已经明白，不必再议。有关部门知道。十三日 河南道御史易应昌上疏，请求慎重处理中旨，以光大君主的德行，彰明新政。疏中说：祖宗特意把票拟交给阁臣办理，难道没有用意吗？阁臣对上辅佐皇帝一人，对下总理百官；对于宫中、府中的事务，人才、政务的关系，吏治、民生的隐患，古今成败以及是非的迹象，平时并非不熟悉明了，临事时还要加倍斟酌，以求处理得最为恰当，用来代替皇帝发言。因此有了票拟，便得到宰相的功劳，皇帝却不必亲自参与。人们都说，这是天子的美德，天下人共同歌舞赞颂，万世以后仍有光辉。票拟如果失误，皇帝却不必承担，人们都说这是宰相的过错，天下人可以弹劾抨击他，万世以后仍会留下非难。责任明确，权力集中，所以阁臣处在这个位置，不但勤勉地想方设法效力，而且时时心怀畏惧，不敢因为错误的一次票拟而耽误皇上、耽误天下，最终也耽误自己。为什么还要由宫中直接发出旨意呢？九重宫阙之上，皇帝耳目所及虽高远，身边的人即使怀有忠实之心，也未必都有深入详察的见识，因此无心造成的错误值得忧虑。何况如今浮薄之辈，未必没有借机行事的可能，因此有意造成的错误也值得忧虑。即使宫中传出的中旨一一都符合人心，但皇帝以天子之尊亲自执掌宰相的笔，在礼制上已经过于轻慢，在精神上也过于劳累，何况它未必都符合人心；这种事情究竟算不算圣明裁决呢？如果果真是皇帝亲自裁决，那么偶然发生错误，也已经很可惜了；如果不是皇帝亲自裁决，而是代替身边的人承担错误，就更加可惜。皇上的大权从未旁落，天下却私下议论，怀疑这是大权旁落的开始。阁臣的行事从未通过宫中直接干预，天下却私下议论，怀疑已经出现宫中干预的迹象。没有宫中干预的迹象却被怀疑，那么政务根本还可能受到危害，这尚且可以说；如果已经有大权旁落的趋势却被怀疑，那么国事可能受到危害，就无法言说了。这样一来，阁臣不得不辩白，一件事辩白，件件事都辩白，甚至不时辩白，于是皇上不能不感到烦扰。言官也不得不坚持争辩，一件事坚持争辩，件件事都坚持争辩，以至于不时坚持争辩，于是皇上又不能不感到烦扰。皇上看到阁臣使自己烦扰，便怀疑阁臣；看到言官使自己烦扰，便怀疑言官；一旦迎合了他的疑心，就会使人人战战兢兢而不得自安。放弃迎合他的疑心，又会使大臣孤立，反而不能立即安定。奉圣旨：这份奏疏所说的，知道了。浙江道御史左光斗上疏弹劾阁臣孙如游。疏中说：去年礼臣孙如游恭逢孝端皇太后去世，不请发敕令，径直使用札付，向朝廷内外发布讣告，因此被臣弹劾。这样看来，孙如游本来就是礼制上的罪人。可是他竟凭借机缘侥幸窃取恩宠，突然升任尚书，连夜暗中奔走，又登上东阁。臣正是因为大礼而弹劾他，皇上却又因为大礼而奖赏他，世人所鄙弃的，君主所看重的，情理实在悖谬，不应达到这种地步。已经听说台省的弹劾将要发出，没有多余的箭却迟迟不发，至今人人都惊诧地认为是怪事。又听说来年春天冰雪消融，他决意请求归乡，或许还有人能够谅解他。可是阳和之气虽然已经布施，阴寒之气却正在凝聚；河冰虽然融化，心中的怒火还没有消除。他突然上疏请求进入讲筵，又再次奉旨入阁。这样的举动，成什么样的行径？像被休弃的妇人频频回头，像飞鸟有意寻找依附；像白天出行的老鼠，观察人的动静来决定自己的进退；又像进入房屋的盗贼，听主人醒着还是睡着来决定行动。完全没有离去的意思，另有深藏的机心。手持挺杖进行攻击，难道能够停止吗？奉圣旨：历朝选用阁臣，都凭皇帝裁断，先前的谕旨已经说明，为什么又来烦扰？孙如游留任，已经有旨了。都御史李长庚上疏议论说：地方的利害、贼势的缓急，身在辽中、负责辽事的人，估计一定能够详细察看并审慎处理。于是会同督臣文球、经臣袁应泰、抚臣薛国用、按臣万崇德、陈王庭等，查照如下：镇江一城环绕朝鲜四卫，宽奠是它的枢纽，所以需要资以弹压，驻防责任不可轻视；而要使事权集中，监督统辖尤其重要。镇江距离辽阳四百里，宽奠距离辽阳三百里，声援隔绝，即使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马腹。倘若贼人的轻骑向南驱驰，谁来独当一面？所以把金复道臣改派驻守宽奠、镇江，这既是众人谋议一致的结果，也是朝廷的长远考虑，不容再议。臣等前后两份职守次序的奏疏，都把金复道臣胡嘉栋分派到宽奠。但行军之际，如果不给他统辖权，人心就会玩忽，号令就不严明，军情呼吸之间便可能出现空隙，关系不小。相应地，应改为由监军道料理舟师，驻守镇江；其余时间设置防务，驻守宽奠。这样既有保障一方的专责，又有统领三军的重大权力，进攻和退守都能适宜，内外防护也都有所凭恃。

译因为让他驻守镇江而改任监军，分开设置就会两相妨碍；让监军驻在镇江，合并安排就能两全其美。所以臣等综合前后的议论，只斟酌采取其中最恰当的一项。至于道臣分管之下，凡钱粮、甲兵、刑名、工程，都归他总核，如果全都要亲自办理，就会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因此，各处道臣驻扎的地方，都必须设置一名府佐来分理事务；本道又是水陆交通的要冲，任用得人尤其紧迫，宜调任广宁理刑同知陈荩臣前往宽奠，负责清军、管粮，以办理本道事务。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湖广道御史方震孺上疏说：天下本来没有一件事，人心却有三种不平。第一种不平，是国家的事情。大张差一案已经成为过去，提起它似乎会令人厌烦，但近来的议论纷纷，无法遏止，因此不得不本着公平之心说一句，以清理国家的纠葛。善于处理骨肉亲情之间的事情，本来不能没有调停的方法；但是不能因为已经调停，就可以把挺击的奸邪行为说成根本不存在；不能因为已经调停，就说揭发奸邪的人全都是小人；也不能因为憎恶揭发奸邪的人，就把他们彻底扫荡、不留后代。王之寀确实不是品行高尚之人，臣也曾说过有污点的人就是有污点的人；但考察典章自有处置办法，中旨却夺去他的敕命，这可以吗？陆大受出任抚州，几乎到了吸风饮露的地步，当地乡绅都能详细讲述他的情况，却一定要等到隔年以后才处置，这可以吗？至于李俸被禁锢、张庭忧郁而死，更是非常奇怪。即使说这是为了不剪除元良的羽翼，却不幸已经造成了这样的事实。郁结压抑太深，刚一开口，又用一句话箝制他说：“这个人无事生事，是要制造大难。”不知道诸臣的一片血诚，几乎见不到天日，气可以化为虹，血可以化为碧玉，却仍不许人开口说一句，人心怎么能够服气？如果真能让他们各自恢复原有品级的官职，那么人心中的不平就已经完全消除了，又有什么大难可以发生？为什么反而要为这种并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忧虑呢！第二种不平，是所谓门户之说。“门户”两个字，本来不应当让君父听到，臣说出来自己也心惊；然而事情不能不纷乱，因此又不得不本着公平之心说一句，以清理门户之争的纠葛。东林之中，大多有依附权势、攀附树木之流，其中确实有奸险、贪婪、蛮横之徒。当时不肯依附他们的，自然是刚正有骨气的男子。但不能因为有不肖之人，就把贤者也牵连进去，实行竭泽而渔；也不能因为亲近某人就牵连其亲属，因为朋友而牵连其朋友，进一步实行瓜蔓式的株连。除了诸臣中已经奉旨议处以及列入仕籍的人，不必再多说。像清廉刚烈的叶茂才、朱世守，具有经国济世才能的董应举，刚劲挺拔的赵南星、魏云中，清白洁净的马孟桢、高攀龙，练达干才的刘策、李邦华，苦守节操的鲍应鳌，以及刘宗等人，有什么罪过，竟要终身禁锢吗？即使说不是要驱逐朝士中的清流，却不幸已经显露出这样的迹象。人的屈伸本来没有定准，刚一开口，又用一句话箝制说：“这个人无事生事，是要翻转局面。”不知道朝廷有用的人才已经被摧折殆尽，如同珍珠沉入泽中、贤王老死山野，却仍不许人开口说一句，人心将会怎样？如果真能使山林中的各位贤者都显露出愿意出山的神色，那么天下不平之人的心情，已经痛快了千百倍。又有什么局面可以翻转，却要为这种未必会发生的事情忧虑呢？第一，是移宫之事。移宫事情的始末关系到圣上的安危；同为皇上的臣子，决不敢先顾及选侍而后顾及皇上。这样看来，科臣杨涟似乎可以庆幸自己没有罪过，却不知道为什么又有居功的说法。难道是说他以此自居功劳、借此取得尊贵地位，却没有曾经结交、趁机取得中旨的阁老吗？难道是说他以此自居功劳、没有驱使神灵鬼怪，私下接受宦官的金钱吗？他没有什么功劳可以据为己有，连三尺童子也能辨明这一点。莫非有人借此作为攻击他的口实吗？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他与人交通的怀疑。先帝驾崩，原本出于仓促；假如杨涟能在顷刻之间结交宦官，神色声气都不露痕迹，使皇上安然处于安稳之中，这本来就是狄梁公所费心踌躇的事情，只是恐怕杨涟没有这样的机智，也没有这样的手段。也有人说，杨涟参劾新辅、种下祸根，即使没有移宫之事也不能免祸，这种说法也未必正确。假如果真如此，人心又凭什么得到安定？如今杨涟已经洒然离去了，七年等待任命，六月任职于掖垣，他有心报效君主而离开国都，究竟有什么罪过？假如杨涟早知道会这样，那只须在国事安定以后唯唯诺诺，写一篇歌颂太平的文章，岂不是稳妥？又何必为了报答先帝特别知遇之恩，奋不顾身，甚至不顾是非毁誉呢？即便如此，杨涟不过是一个小臣，可以留任，也可以离去；可以算有功，也可以判有罪，又有什么关系？只是公道没有彰明，众人的疑虑越来越强烈，后来把这件事载入史册、传遍天下，人们还将说：皇上在上如同尧舜，竟真有能够变通行事的臣子；在肘腋之间竟有敢于假传圣旨的宦官，而皇上竟未能知道。这关系到圣德和圣政，难道是小事吗？这就是臣的同僚马逄皋所以慨然请求会审的原因。如果仅仅为了科臣一人，又哪里值得会审呢？近来虽然奉有赞美忠直的诏旨，但恐怕反而增加一次关于中旨的疑问，又增加科臣一次交通案件。臣认为此事非皇上亲自召见对答不可。皇上不召见对答，那么从前的诏谕便全都出自宦官；皇上一旦召见对答，那么从前的诏谕便全都可以证明出自圣意。这样才能解除天下的疑惑，彰显圣明神武之德，伸张忠良的正气，平息激愤之人的情绪，关键正在这里。奉圣旨：这份奏疏说的是想要减少议论，先使人心平定。奏疏中牵连了许多官员，着令部院出于公心会同议论，详细覆奏移宫之事。朕前后多次降旨，已经说得很明白：前一份谕旨是朕当面向阁部大臣发出的，后一份谕旨是朕内心尚未说完的话；左右近侍没有来得及知道，这有什么假传圣旨、相互交通的地方？所请召见对答一事，知道了。说完了。

译巡抚薛国用上疏，题为“起用边材以救危辽”，请求起用原任吏部稽勋司郎中赵邦清，任辽东监军道。奉圣旨：吏部知道。总督宣大山西都御史崔景荣上疏，题为“循例荐举管粮部臣”，荐举吴伯与、葛如麟、许明升。又上疏题为“荐举地方人才”，荐举刘敏宽、李楠、李植、曹于汴、王立贤、李光辉、史学迁、荆养、乔韩、范韩、象孙、居相、张国儒、张应征、李养质、魏云中、印宅、宋际时等。又上疏题为“循例荐举边方兵备官员”，荐举张维枢、龙膺、余自强、王之臣、王于陛、焦源清、张晓等。又上疏题为“循例荐举腹里方面官员”，荐举南居益、唐嗣美、魏说、陈儒、丁浚等，均奉圣旨：吏部知道。巡按直隶御史孙之益上疏，题为“荐举方面官员”，荐举翟师雍、饶景伟、马从龙、高维冈、汪起凤、岳骏声、苏进、张纶音、孙毓英等。奉圣旨：吏部知道。二十三日。山西道御史周昌晋上疏说，人才的进退很容易混淆，持论应当公平平衡，应该审慎处理。试就各位大臣所涉及的人来平心衡量：亓诗教起初借名流之名自重，后来肆意逞威，因此请求告假仍是姑息奸人；孙居相坚决袒护私人，竭力排斥正论，因此外调已经是很大的幸运。官应震性情柔弱而且积有污垢，王之寀污浊不堪而借事藏身，王绍徽背负恶名、招致怨尤，但他在朝廷上的风节仍然存在。刘宗周提出意见偶有错误，但约束自身、坚守贞操的品行始终坚定。再就各位大臣尚未涉及的人来平心衡量：杨鹤正直敢言，却被浮议诬斥；世守恬淡不染，但仍困居家中；许惟新品格高峻纯粹，袁崇友志趣孤高、操守纯正，熊化忠心坚定、气节刚劲。这些人有的应当起用，有的不应起用；有的应当任用，有的不应任用，但全都对世道有益，谨敢把这些意见交付公论。奉圣旨：近来品评人才，意见一时这样、一时那样，部院不加以考核，朝廷将听从哪一种意见？这份奏疏中各位官员的情况，有的与先后各疏相同，有的不同，应由有关部院秉公据实，分别拟定处理意见后奏报。二十八日。河南道御史安伸上疏，请求实行阳明之会，振作干练强健的风气。疏中说：刘尚忠不过是一个守护陵寝的人，受过刑罚的宦官竟敢再次煽动众军鼓噪，明目张胆地以犒赏为借口，而执掌刑法的官员却不敢追问；王添爵等不过是净身的内侍，却吸吮同类的血膏，公然掠取金钱，而礼部卿也不敢追问。他们还知道皇上的威灵和朝廷的法纪吗？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官参劾科臣一事，使他们更加放纵无忌、贪欲无厌罢了。我太祖高皇帝深深忧虑宦官酿成祸患，曾对侍臣说：‘每当看到史传所记载的汉、唐、宋末世，都因宦官侵蚀而败坏，没有一次不令人感慨叹息。’光明显赫的祖训，难道不是圣子神孙亿万年防微杜渐的深谋远虑、保全后世的深切考虑吗？如果我皇上即位之初就铲除窃取国宝的宦官，再撤换佩银鱼符的内侍，使他们看待尚忠、添爵之流如同孤雏腐鼠，那么顺应天下公论来更新初政，除去刀锯余孽，以彰明大法，朝廷内外将会欣然歌颂清平之治。这正是臣所期望的加冠大礼之后第一项美政。奉圣旨：知道了。着有关部知道。三十日。提督操江陈道亨上疏，题为“循例荐举方面官员”，荐举兵备饶景伟、马从龙、苏进、岳骏声等。奉圣旨：吏部知道。御史王心一上疏弹劾客氏、魏进忠。近日臣接连看到邸报，只见有一道明旨说：‘奉圣旨，夫人客氏保护皇上确有功劳，着户部立即选择拨给田地二十顷，作为守护坟墓、供奉香火之用。’又有一道说魏进忠担任侍卫有功，着工部在陵墓工程完工后将他列入叙功记录。这样似乎圣心只把私人恩惠看得格外用心。微臣如果可以顺从迎合，又何敢冒被说成阻挠的嫌疑？然而身处一个可以直言不讳的朝廷，却让臣因为畏惧获罪而不敢进言，眼看圣明之主作出过错的举动，这又是臣这样的重臣所不敢做的，因为那是不忠。当今经略、巡抚协同剿贼的谋划，将士奋勇渡河，声威极其振奋，讨伐已经有了时机，人心所瞻仰的，完全在于朝廷。臣恐怕不谨慎的人会使皇上先重视左右亲近之人而后重视疆场，记挂宫中的私人功劳而轻视边臣长期积累的功劳。如果圣德本来没有瑕疵，却忽然有这样的牵累，那实在是非常不利。臣又担心东征的文武将士听到此事，会认为我们这些人捐躯冒着刀箭，为天子承担艰难危险，却还不如左右近侍能够得到圣上的眷顾和重视、听到皇上亲切的叮咛，这难道不会瓦解他们的团结、使他们灰心吗？那就更加不利了。臣愚见认为，即使客氏保护侍奉有功，进忠担任侍卫可以赏赐，又何妨优厚地赏给金帛？如果特别降下圣旨，增加赐给田地，明白显示优厚录用，并广泛传播于众人耳目，实在会损伤圣德。何况梓宫尚未安葬，却先替客氏谋划供奉香火之事；陵墓工程已经完工，却强行把进忠列入劳绩之中。按照礼法是不合顺的，按照事情本身也是不适宜的。奉圣旨。二月。

译二月初一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问达等覆奏：鲁府仪正翟元勋诈传今上旨意，假传诬陷而致人死命，应当提审追问；这是御史马孟桢参劾的。又覆奏：兖州府加祥县知县边檑剥削下属、欺骗上级，屡屡贪污受贿，拟判徒刑并以赎刑处理；这是巡抚李长庚、巡按毕懋康参劾的。均奉圣旨：是。初四日。南京河南道试御史曾熙丙上疏说：太平政治可以期待，朝廷内外的精神应当振作。第一，整肃纲纪；第二，培养廉耻；第三，澄清铨选政务；第四，慎重起用废弃人员；第五，确定人物品评；第六，储备边疆人才；第七，修治内政；第八，重视表率；第九，端正教化。奉圣旨：这份奏疏知道了，着有关衙门知道。江西道御史徐扬先上疏，请求伸张公道，以平息旁支的喧嚣。疏中说：近来连续上疏、反复陈说、共同剖析力争，所争的只是用人这一件事。如今正是人情郁结到了极点而将要通达之时，也是国家晦暗到了极点而将要光明之际；圣明君主正兴起求贤若渴之心，常常殷切不忘。诸位大臣也在气数的潜移默化中默默转变，只是自己并不知道。至于移宫之初，夏嘉遇一人确实不容埋没。至于臣所见所记，哪个时代没有贤人？前后忠义之士，如刘元珍、何士晋、邵辅忠、钱策、陆大受、秦聚奎、郭尚贤、翟凤翀等；前后清议中的人物，如余懋衡、饶位、孙暐、于仕廉、鲍应鳌、叶茂才、濮中玉、谢应祥、周汝登、程国祥、魏云中、程策、刘洪谟等；前后敏捷奇异的人才、卓越老练的见识，如胡应台、邬雷鸣、熊明遇、陈于庭、涂宗浚、朱万春、李邦华、孙居相、黄建中、张廷拱、广鸣銮、熊化、徐如翰等，有的受到牵连误处，有的并非牵连误处；有的已经废弃，有的并未废弃；有的别人已经说过，有的别人还没有说过。总之，在任者应赶快乘此时机予以重用，已经在籍者应赶快赐还原职、起用任官。此外，像张鹤鸣，办事有胆识，应当立即召回枢府任职。龚三益按惯例调任而并非有罪，为什么不把他调回禁近之地？张鼐应当依照差遣之例召回，置于帷幄之中；徐光启应当停止练兵，另行责成他办理屯田。王之寀长期以来显明忠贞爱国，何必追究外察之事而不让他起任闲曹？王绍徽一向自负刚强操守，本来可以与乡里公论相合，为什么不让他在仕途上升迁？至于税珰起初横行时，一时有冯应、何栋如等正直刚强的臣子，被逮捕关押在狱中数年。皇祖很快怜悯他们的忠诚而释放了他们。如今冯应已经去世，他苦守节操，实在值得怜悯；读他的文章，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仍应援引恩典和先例，上奏请求抚恤录用，赐给谥号并荫及他的后代。难道何栋如竟真的相信众人的诋毁，而不考虑起用他来任职吗？起用后如果不能奏效，主持考核的人自有考功的办法；如果禁锢不用，掌管铨选的人难道会忘记家乡的危难吗？何况满朝荐可以起用，何栋如却不能起用；负责此事的人对于家乡，又是什么态度呢？至于前人有过分的行为，理应受到过分的报应，以此结清往日的因果；后人有矫正偏差的想法，也不要把矫正偏差的意图用偏，以免给后来者留下争端。忠告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想必可以共同引以为戒。奉圣旨：这份奏疏中涉及的各位官员，着有关部院一并秉公确实议覆。初五日。巡按浙江御史彭鲲化上疏举荐浙江省遗留下来的贤才，推荐原任工部郎中岳元声。他清白传家，以忠贞为本性，平生自我砥砺，肝胆可以对质鬼神；历任官职从不阿附，议论远远超出世俗。东封时上疏千言，直言不讳，尽为安定边疆、排除祸患之谋；册立时上一疏，直言规谏，杜绝危疑的缝隙。只是因为性情骨鲠、与权势之道难以相合，所以退身之后名声更加高尚。幸逢如今圣主当政，推恩于遗留下来的直臣；折槛之事也已经过去很久，是非应当已经论定，应该尽早下诏召回、赐还原职。查考他所涉及的是关系国本的事情，如果因抗言获罪的条款确实相合，请求裁量召用。奉圣旨：着吏部知道。十二日。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上疏，题为“直穷数案，小人的变故借此成为今日持论的尺度”。疏中说：时局本来没有事情，不要制造意外而张皇；用人之议既已得到伸张，不要再增加过去的孤愤。德行功业因为不自我夸耀而更加广大，声名因为淡泊而更加长久。臣暂且无暇远引往事，只就今日的情形来说：有一片夹日的孤忠，听说他居家时，对廷杖一事闭口不言；也有一生讲求道学，早年被流放边远，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而观察他的形貌，却完全像一个书生。喜好儒学的人看到这些贤者，足以把他们作为师法。各位大臣如果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难道只是为了守护这一家之珍吗？朋友之间如果以最高境界相期许，难道肯把人限制在原来的脚步上吗？这些话，是臣想对已经任用和尚未任用的各位大臣进的良药和忠告。又说：自皇祖戊申以后，在故相沈一贯尚未败落的时候，当时在朝的难道全都没有君子吗？但只要混杂了一个小人，沈鲤就可以被驱逐，郭正域就可以被铲除，考察制度就可以被败坏，大狱就可以兴起。当时有钱梦皋、康丕扬等人作为首领，虽然其中有人善于谄媚，也不能不说是小人。庚戌、辛亥年间，当时在朝的难道也全都没有君子吗？但只要混杂了小人，淮抚这样的巨贪就可以得到辅佐，铨佐中极其险诈的人就可以得到阿附，正直的气节就可以被摧折，清正之士就可以被放逐。当时有史记事、徐缙芳等人作为首领，虽然有人享有美誉，也不能不说是小人。壬子、癸丑年间，当时在朝的难道也全都没有君子吗？但只要混杂了小人，学差就可以被排挤，考选就可以被排斥，吏部、兵部中逢迎权势、制造事端的人就可以天天试行而成为常态，负责考察的官员就可以把持一切、设网作陷阱。当时有亓诗教、赵邦兴等人作为首领，虽然有人善于谄媚，也不能不说是小人。就用人这一案件来说，前后各位大臣所举出的董应举、高攀龙、史孟麟、李邦华、熊明遇、魏云中等，不下二十多人，大都是真正光明磊落的奇才，历经风霜的老成之士；被举荐的人光明通达，料想都没有别的私心；被任用的人直截了当，不必担心旁人摘取枝节。如果一定要借此作为题目，争相滥行举荐，就会让那些积习横行的贪邪之徒也想着在品评人物时博取荣耀；让那些穷凶极恶的丑类，仍把春梦留在寒灰之中。这样就会把朝廷极其公正的盛大举措，反而变成臣子借此沽名取德的私事；想要广泛汇集人才，反而留下破绽。这是臣不得不考虑的。又就移宫一案来说，前后各位大臣所申论的人，如方震孺、毛士龙等，不下十多人，事情已经阐明，人们的议论也将平息。

译至于科臣杨涟，志向清白而远大，嫌疑并不难以听取解释，可以留待日后召用。台臣贾继春质朴忠厚，心中爱戴君主，何妨把定论留给国人评说？如果又据此作为名目，再生出讥讽，就会使那些夸谈自己是皇上羽翼的人更加增添臣子的忧惧。追忆几筵之事的人，又会在事情之外重新产生猜测；人人都想抬高自己的声价，反而似乎把最初的心意说得更大。想要扫除疑端，反而更加滋生枝蔓，这又是臣不得不考虑的。奉圣旨：着有关部院一并议覆。十六日。兵部、都察院接到圣谕：皇城守卫、朝仪禁仗以及京城内外巡逻警戒等事务，各有主管，却懈怠玩忽，彼此沿袭，屡屡导致疏漏。兵部、都察院以及缉事衙门，要督促统率巡缉、巡视等官员，严加申饬。无论盗贼大小、旁门邪道和奸邪言论，都要立即缉拿查究。游手好闲、没有户籍以及暗中居住的异色之人，要随时驱逐。地方上的邻里、保甲如果容隐而不举发，一并追究惩治。锦衣卫侍卫、旗校以及各门守卫的军役，要清查隐占、雇用、冒名顶替等弊端，一体执行。二十日。河南道御史张捷上疏，请求打破拘泥年限、因循格式的看法，告诫不要因名声而弃置实用人才。疏中说：皇上即位之初励精图治，抚慰并寻访遗贤；主管诸臣以公心虚怀咨询访求，唯恐还没有把幽深隐微之处全部揭示出来，就已经增加了士人出仕的意愿。然而其中也有怀抱美玉却不肯说出、隐藏光辉以自我取媚的人，心中明白，口中沉默，才具宏大而闭口不言；世间有这样一种极其孤高的气韵、极其清冷的品格，谁能知道他们，又有谁能任用他们呢？像董应举、吴撝谦、于仕廉、胡琳、萧近、高安希范、斯倪蕙、李之藻、吴之甲、刘伸这些人，都是所谓极其孤高的气韵、极其清冷的品格。他们朴实忠诚，内心有抱负，只是不能迎合时俗；精心筹划，暗中办事，对国家的报效却有余。又如龙国禄、周应中，在蓬门之中修养平素的节操，不应让他们长期孤独、长期被摈弃；高为表、沈应魁在乙榜中享有高尚的声望，难道应当因为举荐人数少而有所遗漏吗？征召明舜允、侯应琛的廉洁能干，却只用低微的官阶来酬报，扬抑激励完全失当，谁来成为循良之臣的准则？刘万春本来振作整顿，却因此遭到流言诽谤，纲纪扫地，只是白白丧失了办事之臣的心。凡是臣所列举的这些贤者，大都以孤高的气韵具有奇特的节操，以清冷的品格怀抱热烈的忠心；有一丝一毫也不肯取的不贪操守，然后才有九死不改的气概。胸中一尘不染，然后才能有千变万化而无穷尽的谋略；这些都是在世俗事务周旋之外获得的。比如近日经臣所推荐的赵邦清，刚愎乖张，不便任用，但他那种孤高冷峻的气质，实在难以抹杀。他守正不阿，这一点科臣自己也承认。奉圣旨：甄别叙用人才，是吏部的职掌；这份奏本中罗列的各官，而且多是现任官员，不免有越权之嫌。以后还要申明旧制，除非奉旨公荐，不得任意私自举荐。该部院知道。二十四日 江西道御史徐扬先上疏，说要再次弹劾那个全国共同唾弃的人，参劾原任礼科给事中亓诗教，奏疏中说：如今急于想剿灭的，必定会说是 ○ ○ ○ ○，而中国也有 ○ ○ ○ ○，那就是亓诗教。敌人忌惮天朝的豢养，这个人却辜负明廷的提拔；敌人屠杀边境百姓，这个人却残害天下善类；敌人窥伺强场的土地疆域，这个人却把国家的官爵拿来交易；敌人在一隅横冲直撞，三四年使远近不得安睡；这个人却在朝廷禁地张牙舞爪，七八年使上下不得安居。追究辽东事务的败坏，都是亓诗教为私人护法所酿成的祸患。长绳可以捆住他，脚也还没有僵死，却还说：‘除掉辽东的贼容易，除掉中国的贼困难。’臣又看如今访求人才、考察兴废，既然想彰明善人，难道反而忌讳揭露恶人吗？何况这些被废黜禁锢的贤才，有一半出自亓诗教一类人的手笔。被废黜的人应该起用，就应当驱逐他们；难道被废黜的人不该废黜吗？臣不认识亓诗教本人，有什么嫌隙和怨恨？只是根据人心长期积累的愤怒，以全国公论来质问他；把他比作穷奇、梼杌，确实是元凶大恶。即使有善于谄媚的人，也不能违背本心表示赞同。一语奉圣旨：吏部知道。山东道御史汪泗论奏：人才的起用和废黜应有期限，忠臣的召还却遥遥无期。奏疏说：国家收用人才，没有比使他们恢复慷慨直言、担当任事的气概更重要的了。这种气概，如果是在遭受摧折、被废弃之后收取，典型应当赶快从他们重新振作、锐气初发之时收取；如果是在他们锐气正盛之时收取，典型应当优先。因此，有借助老成之气归来而急于任用的，正如在严寒中识别松柏、在幽谷中召回阳春，在百人千人中保存十分之一；如今起用废黜诸臣中的赵南星等，就是这种情况。有趁着朝气锐盛而急于任用的，正如葵藿倾向初升的太阳、花木迎向早春，在纷乱之时确定国是；如今适宜召还科臣杨涟、李若珪，就是这种情况。不收用旧日人才，那么数十年来或郁结、或蓄积的气概，怎么能在一朝发挥出来？不收用新进人才，那么全国上下想说又不敢说的情绪，怎么能在一旦之间安定下来？奉旨：起用废黜人员已经多次下旨；关于科臣请假回籍、补官之事，已有确定制度，不必再烦扰该部。知道。二十五日 巡视南城、湖广道御史方震孺上疏：南城事务已经办完，谨陈述其中的要领：一是城中规制应当整肃，二是城中禁令应当严格，三是城中官员应当慎选。奏疏中说：巡视城坊的人，即使臣心里知道自己像掌管水一样，也应当住在公署中。这三个月内，不容许一个客人，不通一封书信，集中全部精神办理事务，然后无论大小事情，都能尽心处理；不先入为主，办事才不会受阻。这就是所谓城中规制应当整肃。又臣查搜假印时，偶然得到山人庄士元的文书一卷，都是关于罪宦、戚畹的辩解揭帖；其他一两尺长的书信，也很有可疑之处。令人惊讶的是，听说还有一种制造假名单、散布流言的做法，只要拿给缙绅看一看名单款项，事情就好像已经成为事实。如丁巳大察时，有人编造出六十四封，现今那些姓名本来就在众人耳目之中；他们不过是向贵人献媚，以求在坟墓之间获得满足，哪里知道这样会给善类留下巨大毒害，凭空制造风波？这就是所谓城中禁令应当严格。过去司官题请任用正途出身者，最有深意，却不知道坊官亲近百姓，与有司并无差别。臣私下认为，各城的坊官，应当用考选中被遗漏的人才充任；他们的仪容待遇、升迁转任，都应与司官相同。

译赀???举不得与，何况偏远异域、极其边远的地方，远在越过千万里之外，纷纷想借制科来传播德意；而所谓事务最繁剧、关系最盘错的地方，哪里比得上京师？难道要轻视京畿的百姓吗？外任推知中声名显著的，都能参加清华之选，怎么能对汤???如此吝惜？难道要轻视京畿的官员吗？这就是所谓城中官员应当慎选。奉圣旨：关于巡城事务，着令该部院议覆。本奏中所说的罪宦、戚畹，着令指名奏来。云南道御史董羽宸上疏陈述补救偏失、挽救弊端的十条意见：一是诏令的发布应当公平，二是相互牵制的奏文应当裁决，三是宫中与府中的法令应当统一，四是刑政的明断应当迅速，五是保举人才的制度应当严格，六是巡抚的迁转升调太快，七是遗落的人才应当收用，八是起用废黜人员的制度应当核实，九是补官的期限应当 ○，十是文卷的查刷应当严格。奉圣旨：所奏之事知道了，该部知道。二十八日 会同审查杨镐、李如桢的罪名。自从建州贼攻陷抚城、歼灭张承胤全军以来，辽东形势危急了。朝廷把杨镐从民间起用，征调天下军队十多万，聚集天下财物三百万，任凭他使用，本来是认为杨镐能够深谋远虑，制定万全必胜的策略。可是杨镐任事的心气虽然锐利，料敌之计却完全疏漏；不估量强弱，不计算能否，不顾及安危，还预先泄露出兵日期，使敌人能够周密防备。四路军先行传递消息，使贼军早早作了布置。渡过浑河便几乎全军覆没，到达二道关时连一匹马也没有回来。中路军的失败，也实在令人痛惜。马林、潘宗颜率领偏师，却先后一起被杀。刘挺与朝鲜军队捣毁敌人巢穴，数万人也相继陷没而死，流血成河，哭声震动大地。辽东经历这三次失败，就再也没有振作起来；直到今天处处征兵，年年加派赋税，中原百姓还没有得到休息，这是谁的罪过？拟定按贻误军机论罪，即使说器械粮料并不缺乏，按丧师辱国治罪，难道能说有人可以共同分担罪责吗？如果建州贼不被荡平，就难以指望获得汤网那样的宽大赦免。李如桢本来才干平庸臃肿，性情又骄傲；看见他的兄长退避敌人，本来就应当想到会使家声自取毁灭。他既然知道辽东军队战败、士气衰落，为什么还急着代替他佩带将印？任事两个月，没有听说他分兵守卫黄龙一百里，也没有想到迅速驰援铁岭。驻扎在中固，却坐视贼军肆意淫虐，不敢前去攻击，这算什么将领？为了上报首功而割取敌人的残尸首级，不顾欺罔之嫌，把这当作计策，实在是愚蠢、狡猾、怯懦而没有骨气，按律应当处死。奉圣旨：杨镐轻率而缺乏谋略，李如桢退缩并欺骗蒙蔽，导致军队覆没、土地丧失，祸患遗留至今，罪状十分清楚，刑法应当严正执行。既然会审已经明确，都依照拟定的罪名办理。○闰二月

译闰二月初四日 广西道御史马逄皋上疏说：‘夷人的气势正盛，不宜卸下责任。’弹劾兵部侍郎张鹤鸣赴任。奉圣旨：‘张鹤鸣已经多次奉旨催促到任，不得因为他人的言论而愤懑沮丧。’该部知道。云南道御史魏光绪上疏，为正直之臣横遭奇冤、新政尚未得到昭雪一事陈述。奏疏中说：先皇帝认为应当立年长的君主，有什么可嫌疑、可疑虑的，却无端使燕喙王孙?抱空蔓，奸人于是构陷煽动，常常想要为所欲为。天下正人君子只要稍有指斥，便被以东林、淮上为陷阱加以驱逐。既然已经使祸患酿成并更加激烈，连封妖书之事也未能如愿；而张差挺击的阴谋，差不多就要得逞。幸赖九庙有灵，很快将其扑灭。然而根据供词：黄花山聚集结党的逆谋，三十六名都头内外多人布置，枣木棍、柏木棍等凶器，以及‘打死小爷、穿有吃有’等逆词，令人心惊目骇，简直无法无天。当时稍有人心的人，都请求持剑杀贼，应当怎样说才足以形容其激烈？可是却说臣没有把精神用于保护青宫，反而用来庇护奸党；没有用来伸张法令，反而用来刁难审问官员。先捏造出风癫的说法，作为后来推脱责任的根由。司官顺承风向、迎合旨意，曲意偏袒，在关键的一段供词上，竟删漏不载。把‘投入党内’改成‘改为教内’，把‘都头’改成‘香头’。许给的土地三十五亩，已经载入供词，却又把字迹割去，割掉的痕迹现在还在。张差用手拍地，说：‘你们同谋做事，如今事情败露却不承认，难道要让我一个人死吗？还有三十六个头领，为什么不报告？’诸如此类的话，竟然交付而不予追问。千方百计遮掩，只求与‘风癫’二字相符合。主事王之寀害怕遭受灭族之祸，根据审问所得的原始供词，已经把事实清楚地上报；而各奸人怨恨他不依附自己，便唆使有关方面按察其典型罪行。后来又借助中旨，追夺他的诰命。主事李俸曾经奉堂批驳正参的言语，在他转任的那天，公开说要分别处理，勒令他退休。郎中陆大受、张庭上疏申诉变故；后来张庭因忧愤而死，陆大受又因大计被调处。这就是王之寀等诸臣因此获罪的缘由，也是权奸活动的始末。可叹啊！违逆君主的人有罪，揭发奸人的人有什么罪？捏造风癫、删漏供词的人有罪，而发泄公愤、保全自身和家人的人有什么罪？即使说王之寀任官时有可议之处，为什么不在他任职的时候处理？李俸、陆大受又难道都是因为贪婪残酷而败露的吗？况且是非不能两立，功罪不能相抵；如果王之寀有罪，那么张差就是对的；如果王之寀应受惩罚，那么张差就应受奖赏。即使是狂病丧失理智的人，也一定不敢说张差是正确的、应当奖赏的，为什么偏偏对王之寀责罚得这样深重呢？何况这件事，捕捉贼人并上奏皇帝的是先帝，请求交付法司审理的也是先帝；皇祖并没有认为先帝的请求是错误而反对。张差这个奸恶之徒，几十年不曾临朝的皇祖，却因为这件事有一天召见群臣并加以慰劳。既然如此，皇祖对于这件事也已经明白无疑。只是诸臣因为‘风癫’二字没有归宿，所以宁可宽纵贼徒而治王之寀等人的罪。圣明在位，恩泽遍及林野，凡是因进言而受杖责的臣子，前后都在光明中得到显耀；而三位大臣离开国都，孤独的踪迹仍在，却始终没有得到昭雪。这正是天下忠臣义士叹息、感愤而不平的原因。奉圣旨：前面的事情已经查明，这些在世和已故的官员，着令该部依照恩例召用、抚恤并记录。初五日 陕西道御史张慎言上疏：是非既然已经明白，公文法令也令人畏惧。奏疏中说：移宫这一节，前后发生在三月之中，也是极其明白易见的事情；然而议论纷纷不止，终于使科臣杨涟离去了。如今台臣贾継春又辞去差事请求代替。是谁制造了祸端，使它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臣深深替这两位大臣惋惜，又深深担忧如果眼前的局面不能解决，将会成为日后争斗攘夺的端绪。臣平心静气地陈述一番，可以吗？当鼎湖再次痛哭、朝廷内外仓皇之时，大小臣工痛切怀念先皇在青宫培育德行的时候，大概无不竭尽心思、忧虑奔波，唯恐来不及。刚刚登极，妖冶之人便成为祸害，医药尚未见效，又已经攀号痛哭而来不及挽救了。幸而国家有年长君主，这是社稷之福；诸臣吸取过去的教训、预防后患，加倍周密防备，实在是处于危险、疑惧、恐慌之中，正是八月末、九月初的时候。偶然遇到选侍干清宫，天子离席避让，这是一个时期。宗庙的鼎鬯关系重大，所以先皇的簪履相对较轻，这就是不得已而有冢卿周嘉谟上疏的原因。又不得已而有科臣杨涟、左光斗上疏的原因。当时直言抗议宫中与政府之事，即使是神宗朝的郑贵妃，也还曾经先行迁徙以作为先例。后来宫门终于打开，皇帝戴着冠冕出来相见，这是另一个时期。群臣高呼万岁，庆贺圣旨如龙飞升，于是不知不觉又匆忙奔走；回头看到供奉先皇的几案和祭品，光景只凭传闻想见，凄凉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台臣贾継春不得已斋戒沐浴，准备揭帖，在朝房面见阁臣周旋于内外之事，反复恳切地陈说。这就是当日已经确定的结论，有什么暧昧得无法看清的迹象，竟要在事理之外烦琐揣测呢？又说张差一案，原本并不是王之寀与人结下旧恨、存在不共戴天的仇怨，而是不得不借助王之寀作为逢迎献媚的资本；直到今天，仍成为聚众争辩、相互执拗的根由，功罪尚未结案。如今杨涟、贾継春都是皇上可以任用的人才，具有清正耿直的气概，却都没有使自己的心迹得到明白，就这样离去；又使后来的小人借助这两位大臣，挑起大难的端绪，借乘城墙、潜伏草莽之机，使毒害流入国家，祸患波及善类，前面的事情正可以作为鉴戒。小人既善于利用，也善于借势；两位大臣又何苦以君子之身成为小人借势的工具？皇上又为什么不赶快挽留两位大臣，不准许他们离去，以成就新政平正明白的道理呢？奉圣旨：这份奏疏把贾継春说成忠臣，就是把满朝大臣都视为不忠；而且他与贾継春本来是在同一天受封的。张慎言把奸人说成忠臣，结党扰乱政事。高弘图巧妙地替他掩饰辩解，动摇混淆视听，着令大小九卿、科道官员共同会议，具奏。

译陕西道御史高弘图上疏，请求彻底消除喧嚣争端，共同归于正道。奏疏中说：李若珪以在宦官中暗中参劾为可耻，离去也未必没有名声；而杨涟离开国都，则又是因为移宫一事。贾継春辞去差事，则是因为安置选侍的一份揭帖。同为皇帝的耳目之臣，各自洒下忠直之血。这个不要求与那个相同，那个也不要求与这个相同。直到如今，宗庙社稷已经安定，选侍也没有不安。回想宫禁处于危疑之际，决策只在呼吸之间，这不能说不是杨涟的功劳。即使贾継春也未曾不把杨涟视为有功，只是杨涟不敢把功劳归于自己。安置选侍的主张产生于移宫之后，是因为宗庙社稷既已安定而考虑周全，想使朝廷内外明白知道，移宫之举原本不是引导皇上产生轻薄骨肉的心思，只是说干清宫是至尊所居，仁寿宫也是优厚安置之地，将人迁往那里并无妨碍。但是身边的人未免态度炎凉，所以选侍仍然不安。传闻又有错误，于是选侍即使已经安置，也仍被认为不安，这就是贾継春提出安置选侍之说的原因。即使杨涟也从未认为贾継春这样做是不对的。又说：杨涟遭遇的际遇很盛大，很不像一个普通小臣。真正了解杨涟的人赞许他的内心，不了解杨涟的人却怀疑他的行迹。可是杨涟越来越显得有理，似乎可以离去了。杨涟离去后，贾継春说：‘杨涟承受了忠直的褒奖，拂袖而去，连一天也不肯等待。’同在一事中却有不同的心情，有的离去，有的不离去，众人的议论可怕得超过法令公文。臣也可以辞去了。因为有杨涟的离去，于是有了贾継春的辞职。贾継春与杨涟，又好像不能有不同意见，反而有意求得相同。在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只知道有君主而不知道有朋友，只知道有国家而不知道有自身；这就是所谓他们的智慧可以赶得上，愚笨却无人能及。等到他们意见相同，又把自身名声看得重，把辜负国恩看得轻；向朋友伸张意志，反而忘却君主的情分，这就是所谓小丈夫悻悻不平的神色表现在脸上。奉圣旨：已经有旨意，着令廷臣会议具奏。奉差巡视江西、宽限回籍的湖广道御史贾継春上疏，为直陈并具揭的事实，以说明臣子的义节。奏疏中说：从前移宫一事，皇上的决断明白果断，宫禁肃清，排除阴邪、驱逐背逆，合乎常理常法，确实符合臣民的愿望。只是移宫之后，名分已经确定，而传闻中的景象却凄惨纷纭，全国上下仿佛有欲言又止的辛酸，满朝都有既欣喜又悲伤的情状。于是微臣固陋的见解，担心有损圣德；又因为皇上当时正在居庐守丧，不敢上疏激烈，只斋戒沐浴、准备揭帖，在朝房当面向三位阁臣陈说，恳切地传达给皇上听，只希望母女得到保全而已。难道不知道触犯禁忌的人没有好结果，触怒宦官的人不会有幸免吗？只是想到圣上刚刚登极，慈祥的根本血脉，应当从细微处及早防备；威福大权，不能向宦官手中送去。至于先皇在九天之上闭目长逝，圣母不肯像普通妇人那样结仇，这又是两件相互交汇的美事。以上就是微臣当日具揭的事实，是忠愤郁积所发，义之所在，无法回头；一个官职、七尺之身，全都不惜，老父母和年幼子女，也无暇顾及了。奉圣旨：贾継春暗中上揭，流布毒害，捏造言辞诬陷朕。即使像黑夜行刺，使人无法防备，朕也未曾追究责罚。自从贾継春上揭之后，他牵引同类、称人为奸，争端大起。大臣请求离去，小臣喧嚣不止，都害怕贾継春有颠倒天地的手段，廷臣没有人敢说他不对。朕全都隐忍了；如今贾継春完全不知反省，仍然大胆欺天，昂然肆意辩解，眼中没有君父。况且自选侍移宫以来，没有看见贾継春上过奏疏，这不是明明可以说明是非了吗？他还要借逆揭来宣称自己触犯龙鳞、直言逆耳，以此箝制朕躬，求取名声、掩盖罪过。如今奏疏中只说具揭的事实，却不说明揭帖中的话，更显得是在欺骗蒙蔽。暂且着令依照原揭，带着那些话来。十三日 山东道御史傅宗龙上疏，议定两位巡抚功罪之案。巡抚李橒，我不了解这个人，但能够说明他的所作所为；前任巡抚张鹤鸣，我既能说明他的所作所为，又深知他的为人。贵州的军饷，依赖四川、湖广供给。李橒没有深入查明情况，轻率地发布一份告示，规定凡是以前所欠的各年军饷，一概不准支取，致使营兵不服，拔刀喧闹，辕门以内几乎成了战场。他招致侮辱、损害威信，竟到了这种地步。从此以后，他胆破气丧，束手无策，不能提出一条计策；苗贼大肆猖獗，他却全像没有听见一样。推官张良被劫，受害最重，曾向李橒呈报，李橒却回答说：『这只是四川、湖广的流民成为盗贼，并不是苗仲。』知州简而可、文立纶等人，以及知县熊节把家眷送回原籍，所受灾祸的惨状，更是不忍说了。李橒漠然置之，丝毫不动心。至于本地百姓忍受痛苦、含着冤屈的，不知有几千几百人，更不用说了。他养成祸乱、纵容盗寇，竟到了这种地步。道、府各官被围困、受伤，已经暗无天日；而巡按沈珣、诏使于纬被劫，更是古今未有的奇变。李橒负有保卫地方的责任，却只是左右搪塞，闪烁其词，遮掩隐匿。对于沈珣，他说：『流贼偶然侵犯，像是恰好相遇，不值得大惊小怪。』 他又说：『共擒获、斩杀二十四人，法纪稍得伸张，人心都感到痛快，而且隐约已有叙功奖赏的意思了。』他又说：『内地的凶恶之徒渐渐产生归顺的意思，那么围攻道、府并竭力加以攻击的，难道果真全是两江的贼吗？』对于于暐，他说：『于纬之受了惊吓，那些人劫掠后只剩下一件中衣，难道只说“受惊”就可以了吗？』他又说：『他们知道他是诏使，随即解散。既然已经解散，那么于纬之赤身散发，难道是官兵剥夺了他的衣物吗？况且还抄录于纬之的书信言辞，把它作为推卸罪责的凭据，难道不知道于纬之本人终究无法被堵住嘴吗？』如果前任巡抚张鹤鸣刚刚到任，就遇到贵阳府的囚犯在傍晚越狱，张鹤鸣听到报告后，穿上戎服、佩戴刀剑，率领标兵飞驰到府堂，发布命令捉拿；又派人在钟鼓楼上监视囚犯逃往何处，并用旗号互相联络，囚犯全都被捆住，随即在该府门前跪着斩杀了十六人。贵州的文武各官无不战栗，愤恨苗仲肆虐，发誓不与他们共存，请求军饷、训练军队，坚决把削平苗患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原文疑误：“子?柔坪”】之役中，他亲自越过军阵，督率军队进攻【原文疑误：“屯?土轾”】，像割草捕兽一样擒杀敌人，使百年的老巢荡然成为平地。广顺、毛口、洪边、匀哈等地，有的封堵洞穴全部焚烧，有的搜遍山岭全部杀戮，有的像老鼠一样躲入幽谷，有的像鸟一样逃散到茂密的树林中。

译贵州人积累的怨恨和愤怒，因此得到了一些疏解。我等一再经过那里，都平安无事，张鹤鸣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然而埧阳之战，监军是谢存仁。有人说他撤兵放走盗贼，颇受了“盖头钱”。又听说在龙里边界，洗寨时所斩的首级中有销司的首级；各寨中像铺司这样的人也不少。张鹤鸣哪里能够全部知道呢？不向张鹤鸣禀报，擅自调动匀哈的军队去征讨高寨等处的贼寇，首先应归罪于监军道陈禹谟。将官收受银钱泄露军情，壮贼全都逃走，军队进入后只能俘获他们的牛羊，杀死老弱，焚烧聚落。军队一撤出，贼寇也跟着一同出来，于是无以为生，只好拦路抢劫。张鹤鸣对此也深为痛恨。总之，贵州的司、道官员稀少得像早晨的星星；像黄文炳、张守让这样清廉勤勉、能够把张鹤鸣的心意当作自己心意的人，实在不多。事事都要靠张鹤鸣艰苦筹措，处处都要靠张鹤鸣安排处置。耳目所达不到的地方，便有意外祸患的忧虑。像中军许敬所这样最为贪婪放纵的人，也不得不任用，张鹤鸣就苦了。既要四面顾虑来调度军队，又要同楚、蜀两地的巡抚、巡按诸臣轮番进行文字争辩，心血已经耗尽，头发也白了，张鹤鸣就苦了。礼部主事熊文灿在联名公开揭帖上列名，当时正在考场中，实在是出于不知情，完全可以原谅。但如果对他猜疑反而更加严重，不停地督责，那就是张鹤鸣的过错了。我曾评价张鹤鸣：才干很大，遇到纷乱能立即解决；骨气刚劲，意志坚定而不屈。他即使损毁七尺之躯，也愿洒尽满腔热血，这是他的长处。他性情刚强，不肯向人低头；器量狭窄，不能容纳万物；只坚持自己的看法，厌恶与自己不同的言论，这是他的短处。奉圣旨：张鹤鸣一事，已经有过多次圣旨，着令该部知道。十九日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上疏，请求圣明再次赐予宽宥，以彰显新政，成全这件美事。疏中说：当日移宫的事情，臣子们早已分辨清楚。即使继春后来听到并导致了错误言语，也不过是涉及疏略；疏略出于小臣的愚昧，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至于慎言、弘图两位臣子的离去，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只是慎言、弘图两位臣子的本意，正是担心后来有人借此制造事端，所以特意说出一句话来加以剖析。他们原本是为了平息纷争，难道是为了助长争斗吗？这正是他们仰体圣上的孝心，暗中保护科臣，尤其明白透彻。我们外廷诸臣正庆幸这份奏疏一出，盘根蔓延的牵连都可以除去。还冒昧希望圣上俯察二臣的忠诚，怜悯他们用心的艰苦，哪里想到【原文疑误：“□旨”】的旨意反而被误听？这使二臣一片杜绝喧嚣、排除骚扰的赤诚之心，反被旁观冷眼的人窃笑。假使后来国家遇到重大疑难，朝廷发生纷争，都将指二臣为戒，闭口不言；对于那些只求保住俸禄、苟且安身、为自己打算的人来说，这当然很方便，可是又把皇上的国事置于何地呢？同日，御史王大年、张捷都上疏申救，一并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二十日 四川道御史焦源溥上疏说：废弃的臣子应当完成任用，任用臣子应当赶快先行。疏中说：像因争论册立而被废黜的，如今已经三十年，仅有史孟鳞等几人在世，难道不能把他们超擢到原官之上吗？而黄正宾，正不应当因为资历而排斥。像因抗拒税监而被废黜的，如今已经二十年，仅有何栋如等几人在世，难道不能破格提拔吗？而邸宅等人，正不应当拘泥于乙榜出身。至于争论张差一案，已经去世的人将蒙受恤录之恩，被削籍的人也已经得到召用的旨意。其中有些人忧虑隐患、秘密拟定刑书，如傅梅等，满腔赤胆难以向世人表白，更不可不加以表彰而使其显露出来。至于折槛而去国的叶某，应当体谅他的心情；因门户之见而禁锢清流品格的人，应当考核他们的品行。既然正把胆识寄托在天下，又何必迟疑而不早日让他们进入台座之列？他们在三朝负有声望，又何必犹豫而不赶快参与启沃君主的帷幕？黄文炳等人一向富有经世才干，即使授予节钺，也不是滥授，何必把他们限制在藩伯的范围内？张春等人深通方略，即使把边疆锁钥交给他们，也不是骤然提拔，何必还要按部就班地从部曹升迁？张舜典等人深通性理之学，即使把他们置于石渠阁，也不是侥幸，何必让他们终身困顿于郡佐之职？这些臣子过着粗食生活而困顿已久，草露般短暂的时光还能拖延多久？稍有迟延，便会像落花一样凋零。至于王志、各于仁等诸位君子，有的赐谥并祭祀，有的赠官并表彰，朝廷自有优厚抚恤的特别典制，用来慰藉他们于九泉之下。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假使诸位君子能够看到今天的光景，那必定会怎样想？要收取英雄的眼泪，完成尚未完成的事业，实在可惜，难道要抱着遗志死去吗？奉圣旨：着令该部酌情议覆。二十一日 云南道御史童羽宸上疏，请求锐意振作整顿，奋力追复喜起之风。疏中说：皇祖朝爱惜官爵，人们还说上面不愿同下面共享功劳，所以臣下不能替上面分担忧患。如今卿士名册已经满了，谁不是掌握要职的官员，谁没有急公奉国的情怀？可是六部九位侍郎、两位尚书，仍不知道什么时候入署办事。许弘纲、徐兆魁已经明知他们不称职，难道代替他们的人会无人可用吗？何况戎政尚书增设侍郎，是何等重要的官职？现在不用，什么时候才用？南北两雍的两位祭酒、一位司业，尤其应当在宾兴造士之年补任；现在不补，什么时候补？大同长期需要巡抚，董可威或来或改，什么时候才能在这里振作有为？总而言之，可以迅速办理的却不迅速办理，我不能替诸位臣子解释；应当推举补任却不推举补任，应当处分却不处分，我尤其不能替任用这些臣子的人解释。又说：皇祖朝培养聪明能干的人，人们还说即使竭尽才力也没有机会显露长处，袖手旁观反而可以掩饰自己的拙劣。如今良才已经显现，什么人不能分担朝廷的忧患？什么地方不能帮助县官解决急务？然而自从长期废弛以来，尚未审结、订正的刑狱案件达到一千七百起，钱粮收支中该欠的仍欠，该糜烂的仍糜烂。

译听说工部都水司积欠达到七十余万，不知准备采取什么办法处理？盔甲、王恭两厂如今仅剩匠头等二百余人，每年支取米一万七千余石、银八百余两，却仍然亏空米十六万石。赵甲领取粮食，钱乙负责修造工程和物料，钱粮全都付之东流，这一点在主事沈启的条议中说得非常清楚。何况像这样随事考察追究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最令人惊讶的是：锦衣卫负责兑养冏马这一美差，原定额数是一千三百匹，每年支取草料粮食银七千六百余两。如今听说存马仅有八十余匹，每年却耗费官银七千余两。营办这项差事，不花七八百金就不能成其惯例，不知道已经这样多少年了。新天子一旦举行大礼、大阅，该卫还有谁能够清点马匹来回答呢？每年七千余两银子，又该追问谁呢？何况经营御马监、象房、牛马房等处仓场的贪官，他们欺瞒侵吞，不知已经被查办揭发过多少次，为什么还一概置之不理呢？然而总的说来，各衙门各有统属，各有分工。该清理的不清理，该争执的不争执，我不能替这些官员解释；至于应当清理却没有清理、应当争执却没有争执，我更不能替任用这些官员的人解释。奉圣旨：这份奏疏所说的是有关时政利害的事情，着令该部议覆。二十四日 巡按贵州御史沈珣上疏说：有功劳的臣子应当得到奖赏讨伐，贵州盗患重新滋生也有其原因，谨据实申辩，祈求圣上明察。疏中说：臣每次巡行四境，常常向父老子弟询问，都说张鹤鸣调兵、征收军粮，全部有成算，知人善任，任务都能完成而没有差错；臣这才相信，处理这件事确实艰难，而这样的人才实在可惜。那些垂着衣带、宽袍大袖，在朝廷上高谈阔论的人，不知道听刁斗、望烽燧、枕戈卧甲的劳苦。那些挥笔展纸、任意挥洒文章的人，不知道瘴雾逼近天空、箭石打在脸上的危险，不知道冒着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艰难。只听一个人的谈论，只根据一时的说法，不知道深谋密计、妻子都不能告知、连梦话也不能泄露的苦心。先臣史道说过：外任臣子的困难，巡抚最甚；巡抚的困难，只有边疆巡抚最甚。边疆巡抚承受重托，就像在巨浪洪涛中驾驭万斛大船，所能依仗的只是天子的威灵。假使那些坐在安闲之处的人，不怜悯他扶危济险的艰难和竭力支撑的辛苦，反而再从旁落井下石、挫伤他的气势，那么四肢又凭什么施展呢？每次读到这些话，都令人鼻酸。至于张鹤鸣任职五年，跋涉万里，回到故乡即使能够如愿，又因为科臣的话，卸下枢筦重任，优游于绿野之间，弹琴读书；替张鹤鸣打算，这难道不是很便利吗？但是在四方多事的时候，使国家失去一个有用的人才，使天下劳臣的心受到摧毁，使各边疆壮士的锐气消磨，从国家社稷的打算来说，就是错误的。奉圣旨：着令该部立即题覆。河南道掌道事董元儒等人联名再次上揭，恳求宽恩，以光大新政，成全这件美事，救助贾継春、张慎言、高弘图。奉圣旨：知道了。贾継春还没有回话，不得再烦扰。钦差巡按江西、宽限回籍的御史贾継春上疏，奉圣旨回话，请求恩典并认罪。奉圣旨：『这份贾継春回话的揭帖中没有“李选侍雉经”“皇八妹入井”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出自哪一项？还要把情况回报上来。』 三月

译三月初二日 云南道御史魏光绪上疏弹劾文选司员外蔡奕琛。疏中说：『日前赴中府议事，路旁有一位老妇人和一位年轻妇女，牵着一个几岁的孩子，口中说着“蔡奕琛杀人”等话。询问她们，她们说：“我的丈夫李明经因为替蔡奕琛侦察消息不准确，被毒打致死。几天来众人都在传说，还听说李明经临死时怨恨的话一直不绝于口，说‘为什么打死我来灭口’等话。”由此可见，蔡奕琛的胆大包天，手段足以驱使鬼神，而凶暴残虐竟到了这种地步。姑且不论蔡奕琛本是奸邪之徒，必然不能办理追查奸人的事情；即使可以假造官员身份、盗用官印，遇到事情无处不告发，然而蔡奕琛遍历四司，他所发觉并指陈的究竟有多少人？他所弹劾、提拿送审的究竟有多少事？作奸犯科的狡猾胥吏尚未见伏法，反而无辜平民却独自被杖打致死，这是臣不能解释的。』『近来汝阳的事情，姑且不论来文偶有差错，承办执行也自有其人。即使案情确实属实，罪行确实成立，也应当弹劾送交刑曹，公开正法，和金戚啘、沈应元等一同依刑法惩处，这难道不是直截了当、痛快有力吗？为什么竟然把事情扣住不发呢？责打一个人竟多至四十杖，那个人有不被打得皮肉溃烂而死的吗？蔡奕琛却不肯明说，只说“重责”，这是什么意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况且，按理说该犯如果是死罪之人，就一定不是可以选任为县丞的人；既然已经选任为县丞，他的罪就不应当判死。这两句话足以作出判断。人犯尚未到齐，赃证尚未确实，审问勘验尚未进行，蔡奕琛凭什么知道李明经是一个确定应立即处死、不能等待时日的人，竟然马上将他打死，丝毫不予等待？如果选司就可以直接论定囚犯的罪，那么白堂的署衙就可以长久关闭，爽鸠之官也可以不必设置，廷尉负责评议驳正的职位都成了多余，三审五审的文书也真要成为废纸了。』『蔡奕琛杀死李明经，即使有三尺长的舌头，又怎么为自己解释开脱呢？前一份奏疏得到圣旨以后，因为王之寀关系到国本和国论，长期郁结未决。如今这件事如果再次沉匿不报，先帝在天之灵一定会为此忧伤。臣于是前去告诉蔡奕琛，希望尽早推究，了结此案。臣这样做，是为了替先帝褒奖正直之臣，也是为了使皇上更加广大发扬孝思。』『况且在慈宁宫召见应对时，皇上不是应当侍奉在旁吗？当时违逆上天的变故已经亲见于圣目，难道到了今天就忘了先帝吗？皇上不忘先帝，难道就忘了王之寀吗？既然有明白的旨意召用王之寀，蔡奕琛却说王之寀生来没有媚骨，真是奇怪！蔡奕琛不向君父献媚，那又向谁献媚呢？明明知道蔡奕琛献媚已经很久，另有任用，却敢在君父面前说出这种悖逆的话。』 蔡奕琛的脑袋有多少价值？难道还不足以供明庭的斧钺砍取吗？奉圣旨：着令该部知道。十一日 总督漕运右佥都御史王纪上疏，按照惯例荐举漕运系统中各方面的官员，推荐冯盛、林欲栋、沈光祚、景昉、胡世赏、贾之凤、孟习孔、陈暎、李成名、解经邦、吉人、苏进、吕昌期、冯汝京等官员。奉圣旨：吏部知道。十二日 河南道御史刘大受上疏说：物力财力的耗损已经到了极点，吏治上的激励和惩戒应当严格。疏中说：举荐和弹劾的权力，巡抚、巡按负责施行；但他们所凭借的是监司负责黜陟的权力。吏部负责施行，但它所凭借的又是巡抚、巡按。若把黑的悬为白的，把弯曲的影子说成笔直，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因此要替百姓选择有司，首先就要替有司选择监司。有司处在上下之间，是治理百姓最紧要的关口；有司处在上下之间，也是考察官吏最紧要的关口。监司体恤有司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恩惠；有司爱护百姓一分，国家就多得到一分财富。又说：如今所缺少的并不是财物。即使有能够替皇上节省冒滥开支的人，难道不是应当赶紧提拔的吗？可是箭楼工程由李笃培监督，桂王府工程由王惟光负责完成，浦口工程由石应嵩、欧阳照承担劳务，他们耗尽精力、竭尽心思，连睡觉吃饭都废弃了。大工程节省数万，小工程也不少于数千，最终却同那些糜费钱财的人一样看待，同安坐不劳的人一同升迁。即使列在官籍中，也还应当有所等待；而石应嵩为国事劳累而死，抚恤、录用却没有听说，这是什么公平的政事呢？奉圣旨：着令该部酌情议覆。十五日 山东道御史傅宗龙上疏陈述积弊，并提出浅见，其中说：六部、寺院各衙门的官员应当升任方面官时，藩司、臬司的缺额不能多得，于是就求任大府太守；府缺也不能得到，就指着现任官员的缺额预先定下。一人求取，众人争夺。选司不论资历俸次，只看这个人的能力如何罢了。争取得到的，丧失了廉耻之心；争取不到的，放出怨恨诽谤之言；不争而安静自守的，俸禄虽深厚，却仍然困顿不前。即使有杰出非凡的资质，在这种俯仰进退之间，也已经颓废过半了。举人坐监学习的，按例选授有司；没有坐监的，按例必须任教。若不通过请托，仪制司就不把他列入名单。但坐监者八九年也不能授职。举人原本没有廪禄，不过是几十金的盘缠罢了。然而居家有费用，行路有费用，在京等候有费用，未选时设法谋求缺额有费用，选中后制作衣服、备办礼仪又有费用。这些费用全都要借贷，数目极多；还没有任官，就已经知道他不可能成为廉吏了。那些能够洒脱无累，并以功名自我显扬的人，能有几人呢？岁贡这一条途径，尤其可怜。备尝平日的辛苦，才换得一个官职。有的人刚任职一年多，因父母丧丁忧回籍，却一转再转，竟然列入王官之列了。

译有的人刚被推举为学正、教授，凭证还没有拿到手，就已经成为王官了。青毡坐席还没有坐暖，便已经牵衣曳裾求进。到白头仍然穷究经书，却连债务也不能偿还。能够得到推荐而承蒙转任有司的，一千一百人中不过一两个罢了。旧例中教职的推举，还要凭考语，然后才按一例递转。认为这些人仕途穷尽、年老日暮，只靠收取束修来糊口，那么又何必分别高下，辛苦地查阅他们的考核呢？而教职中没有得到职荐的人也说：我的仕途穷尽、年老日暮，不过靠收束修来糊口罢了。师道不能树立，士人的习气日益苟且，原因就在这里。合计两年全贡、半贡，常常达到一千五百人，可是国家何曾得到其中一人任用呢？像这样三条途径经常堵塞，还要到哪里去寻求人才？又说：方面官的途径不堵塞，六部、寺院的官员就可以按次序升迁；举人任有司，也渐渐有了成为京官的希望。有司的途径不堵塞，教人就教的名额也应当放宽。举人如同待嫁的女子，不能让他们有一丝污点。授给他们一个官职，资助他们诵读，既可以使他们熟习政务，也可以约束身心。至于最为败坏的一类，既然应当评为劣等考核，就不要再让他们主管民社，以免成为百姓的祸害。这样，不肖者受到惩罚，贤能者更加勤勉，日后良好的有司也会接连出现了。举人任教的既然多了，岁贡的途径就更加狭窄。那么拟议升任佐贰官的建议，确实可以实行，不要疑惑。国初重视亲民官，科举出身者初次授官，得到州同、县丞，并不认为屈才；如今的佐贰官，全都由杂流出身者充任，上司对他们不加礼遇，把他们看得如同奴仆。因此岁贡中有经过考核授予这种职位的，渐渐感到怨恨而不以为乐，也是官职逐渐被轻视的形势造成的。如今应当通行各省抚按，把全省教职人员留下来认真评品；果真属于贤能的，就列入荐牍，由选司覆核；有司所推荐而遗漏的人，列入揭荐。州同有缺额，就用教授、学正补任；县丞有缺额，就用教谕、训导补任。拜见王司时，以礼相待；考核他称职，就转任正官。这样岁贡都会知道自爱，也渐渐有了得到任用的阶梯；而举人任教以及有司改任教职的，也都不必担心占据缺额了。若说加纳事例正在开放，这两等官职都可以出售，能够得到更厚的价钱，那么为什么不连正官也一起卖掉呢？那样得到的价钱不是更厚吗？事例收入很少，而奸弊却像猬毛一样纷纷发生，掌管爵禄的人早已厌恶此事。先停止这两等官职的加纳，再依次慢慢整治清理，应当不必等臣把话说完了。奉圣旨：交给该部斟酌议定，具覆。十八日 湖广道御史方震孺上疏请求严令吏部，打破通常的资历限制。疏中说：按等级升迁、沿着资历晋用，这是人们视为常规而感到厌烦的；不按次序提拔、超越等第褒奖，这是人们视为奇事而感到惊异的。惊异便会心有所动，必然惶惶然追究其中缘故，因而回头审视自己的平生；就像快风及时雨吹打下来，尘封的衣襟不能不清洁，沉醉的梦境不能不醒来。这正是转变世道的关键。如今山林泽野间遗弃的人才，实在不可胜数，就如臣前一疏偶然举出的所知之人鲍应鳌、高攀龙、刘宗周等。鲍应鳌热心肠而有冷静的眼光，世上很难有人与他相比；正因这一点被视为奇特，也正因这一点遭到诽谤。然而他修身洁行、自爱自守，甚至负债也难以偿还，如今已经在拾遗之章中得到谅解。至于孝靖皇太后寝园一事，他费尽苦心，终于能够委曲调停，勉强成就大礼，体察皇祖的隐痛，慰藉先帝的深切悲痛；他的作为又有远超常人的地方。皇上仁孝，天性所生的恩德极其深厚，有这样的臣子，难道竟会忘记他吗？那么像鲍应鳌这样的人，本来就不能按常格论处。高攀龙在太仓势焰炽盛之时，曾上疏惜才而远佞；把一身托付给国家，九死而投身荒远之地；居乡将近三十年，绝口不谈朝廷政事。人们称道他清洁宁静中含有广大，宽厚之中又有宽严相济，简直想在古代远比周敦颐、程颢、程颐，近则追比罗从彦、薛季宣；这也是当世的祥麟威凤。至于刘宗周，明明知道清薛将要受到牵连，却不肯隐忍几天，非要揭发、抒发自己的本心；他的用意究竟是求什么呢？在乡居十年，直到衣食断绝，眉头始终没有皱过；这样的男子，难道能在肥酒大肉之中寻找到吗？奉圣旨：起用废置的铨部官员，按照时次依次补用，但不得因为纷纷议论而耽搁延误。二十二日 山西道御史江秉谦上疏请求立即敕令廷臣议论，以保全孤城，安定社稷。疏中说：从前杨镐失律丧师，开原、铁岭沦陷，边境没有坚城，士卒没有坚定的意志。当时形势的危急，确实有百倍于如今的地方。可是熊廷弼奉命从田间起身，仓皇赴召，四方征调的兵力还没有集齐，士卒的胆气也没有恢复，铠甲、战马、器械没有一样可以依靠。而熊廷弼冒着万死、不顾一生，单骑率领几千名弱卒出关，仍然收拾残余力量，守城达一年，奴贼最终不能达到目的。如今的闯入者是什么情形？从前垂危的辽城，贼人反而不知道从哪里进攻；如今防备坚固的沈阳镇，我们反而失去了守卫它的力量。这说明熊廷弼的才识胆略，大大超过常人。假使熊廷弼能够安居其位，施展他宏大的抱负，事情决不会败坏到这种地步。然而在此前议论熊廷弼的人，还说只是听到传闻，不失为保存边疆的过虑。如今勘覆已经明白，却还要凭借横加据守的私见，抹杀天下公认的是非，宁可毁坏朝廷的边疆，也一定不肯放下胸中的界限。即使这样，追悔也已经来不及了。如今的计策是：沈阳既已陷落，奉集的情况不可知，辽阳孤立绝险，不能不大量集中声势以保卫孤城。至于贺尤两位将领的部卒，不知道还在不在；光荣部下的兵力，也许留下来自行固守。此时提兵前往救援，究竟由谁统领？兵力究竟在哪里？即使搜集士卒、补充车辆，军中也许还有妙计，但事势危急，廷议不能不赶紧讨论。山海关虽然是三韩的险要关塞，但如果辽阳守住，战事就在千里之外；如果守不住，战事就在百里之内。督臣长期熟悉边情，想来有取胜的谋略，但地势衰弱，难以分兵防守，能够作战的士卒又有多少？因此，储备重兵以防不测，也是廷议不能不赶紧讨论的事。神京是根本重地，即使贼人在辽地得志，想来也不能立即长驱直入进犯。只是谣言一传，便会使人像听到风声鹤唳一样惊恐；如果贼人窥得间隙，或盗贼乘机窃发，又用什么来镇定人心，使其不动摇？又用什么来杜绝奸邪，使其没有意外发生？这也是廷议不能不赶紧讨论的事。奉圣旨：这本中说熊廷弼的才识胆略超过常人，有保定危急疆土的功劳。郭巩昨天说他有罪，却没有私意。着令大小九卿、科道官迅速秉公会议，具奏。二十五日

译兵部、都察院接到圣谕：如今囚禁之日闹乱门禁，应当严肃内市，暂且迁到北安门外；还要令内外各衙门出示晓谕，每日按照内市日期进行交易，等到虏患平定以后，仍然恢复旧制。该部院知道。二十六日 山东道御史汪泗论上疏说：过去事情的成败已经清清楚楚，今天对官员的任用和罢黜应当决断。回想当初抚顺刚被攻破、红旗军刚开始劫掠时，道臣熊化曾提出催促总督出关的建议。假使当时听从熊化，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时候突然打出大纛，恢复抚顺旧城，整顿残败的士卒，趁机行动，岂不是还可以保全我们的边防吗？然而当权者嫉恨他的急切和愤懑，一手压住此事，认定辽东的祸乱必定是辽东人的责任；一句话任用了杨镐、李如栢、刘国缙，于是清河的捐躯、三路的惨败接连发生。难道当时朝廷内外竟没有一个人与熊化同心吗？既然李如栢应当逮捕，奉旨由中府议定将帅，科臣李奇珍坚持认为不应再任用李氏，并挺身上疏；假使听从李奇珍的话，另行访求忠良，即使不能立即挽回此前的过失，又怎么会接连丧失我们的守地呢？然而李如桢傲慢地以狱吏的尊卑来看待三军，譬如赵括亲临战场，一到便败亡；开原、铁岭难道当时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李奇珍吗？等到熊廷弼踉跄出关，穷追查究奸细，疏浚壕沟、增筑营垒，几个月之内就巍然准备就绪；即使花岭、大人屯没有一处不利不钝，假如给他足够的时间，专一任用并责成他办理，即使不能限期恢复，难道会到了功业将成却又全盘废弃的地步吗？而姚宗文借巡视考察的名义，掩盖熊廷弼在军中的艰苦；因为一句话不合，就把他中途撤换，又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中伤他。唉！如今不过半年，新近集结的功勋毫无消息，眼看将成的局面也全都破坏了，难道当时竟没有一个人知道熊廷弼吗？只是无奈，接连沿袭调停的人最终都把这种做法视为理所当然。这些都是成败已经明白显现的事情。又说：张鹤鸣老于军务，黔中铜柱最终必定要依靠他。其次，祁伯裕长期任职枢机；在籍的余懋衡才识深沉坚毅，早已对三韩的筹划抱有长远谋略；还有沈阳的高出近，能够吐露奉集之气；南曹的邹维琏，久已闲置，却深藏韬略。这些都是臣所知道的，足以担当国家缓急之任的人。又说：赏赐没有比守信更重要的，惩罚没有比坚决执行更重要。前些日子的浑河之战，川兵以一万人抵挡敌人数万人，斩杀使贼人落马的有二三千人，将臣吴天杰、周敦吉、秦邦屏都战死了；他们这种英勇刚烈的气节，应当与抚恤亡者的忠魂一同记载。朱万良、姜弼距离浑河不过数里，却观望不前，大概是李如桢、麻承恩一类的后继者，他们对于后来才到的诛罚，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此，赏赐守信、惩罚坚决执行，也是用来助长援救辽东士气的办法。奉圣旨：该部立即议覆。○四月

译四月初一日 广西道御史房可壮上疏推荐李三才、白养粹、王象干、邢慎言、高捷、冯瑗等人。奉圣旨：边疆需要人才，这次所奏的李三才等人，着令立即议定起用，该部知道。云南道御史李日宣上疏请求召见大臣，当面决断紧急事务。疏中说：如今辽阳狼狈不堪，局势总的来说已经不可问，但还可以依靠东西两面相持，难道敌人不会立即在广宁得志，以窥伺山海关吗？还可以依靠水陆两军各自熟悉战事，难道敌人不会立即在海盖一带肆意逞狂，以窥伺登莱吗？还可以依靠敌人志向大而力量小，难道敌人不会立即轻易离开巢穴，窥望都城吗？既然只有一线可以通行，怎么能够没有万全的准备？就根据当前所议，移兵驻守海盖、移兵驻守广宁，以及催促召取王在晋、张鹤鸣、熊廷弼等人，这些固然是急务，但若迟缓就来不及办成事了。只是都城门外，例如马上催促将领，多出金钱招募勇士，派重臣督促援军，驻兵于天津、通州；缓时则陈兵三坌来壮大海盖，紧急时则奔赴广宁以堵住三坌，更紧急时则据守宁前以巩固广宁，这是一个办法。都城以内，例如严格保甲，整肃禁卫，分营操练，储备火药；缓时则责成京畿训练民兵，紧急时则再派遣科道官招募忠义之士，更紧急时则派遣勋戚按能力资助家丁，这是另一个办法。这些都必须立即议定实行，是早晨不能等到晚上办理的事；不能因为每一项都没有得到圣旨就不予施行。臣愚见认为，这个时候皇上没有一天不召见群臣的道理，臣下也没有一刻躺卧在私室中的道理，只应当每天早晨上朝，等待召见答对；时时坐在官署中，共同筹划谋略。又说：根据臣平日所知，留心边务的人，有如今的礼部郎中徐谟、兵部主事张应吾，以及入朝祝贺的四川人周起元。张应吾慷慨激烈，本来就是广宁的救援之手；徐谟、周起元都警敏沉着高雅。如今关塞和海防需要人才，这几个人不可多得。奉圣旨：王在晋等人已经都有旨意了，徐谟等人仍着令由该部议覆。初二日 山东道御史傅宗龙上疏陈述当前紧要事务：第一，皇上罪己之诏不可不赶快下达；第二，溃散的士兵不可不赶快抚慰；第三，内帑不可不赶快发放；第四，山东、北直隶的加派不可不赶快蠲免。疏中说：户部尚书李汝华批阅郎中杨嗣昌请求免除顺、永二府加派的文书，说过：“等到两府的土地全都成为战场，然后才可以说这种话。”并且认为辽阳战败都是传闻，坚决不肯相信，真是奇怪！李汝华即使年老而昏聩，也何至于说出这样怪异的话？像这样误国，留着他还有什么益处？应当立即赐令罢职归去，让他保全首领离开。而该部的印信就着令侍郎臧尔劝署理掌管，使各项部务不致耽误；同时暂且停止征收，东北的人心还可以及时收拾。至于准备出关的兵马，哪一天出关？已经出关的兵马，哪一天到达广宁？能保证他们不会望风奔溃吗？张经世能不逗留观望吗？不能视察、不能行走的薛国用，能最终守固我们的边防吗？奉圣旨：这次所奏朕知道了。大臣各有专职，不得轻易弹劾，以免阻碍任事之心。该部知道。初三日 湖广道御史方震孺上疏陈述紧急军务，其中说：第一，宁前道参议王化贞非常了解西虏的情形，应当迅速加授佥都御史的职衔，令他便宜行事，与薛国用共同守卫河西等处，这件事应当责成吏部尚书周嘉谟。第二，军情急如星火，凡是关于东部战事的本章，请皇上随看随下，切不可仍沿用旧例。第三，军务旁午、事务很多，阁臣应当选取翰林四员分头阅看，挑出紧要的加贴浮票，以便皇上阅览，立即办理。第四，紧要军务不必等候各部覆议，阁臣直接票拟发下，责成有关部门办理，以减少稽迟；切不可借口此举侵犯各部职掌。第五，迅速派遣十多名有声望和才干的科道官，给他们敕书和印信，限定时间，分道招募士兵；兵饷立即使用新饷。地方官有怠慢迟缓的，立即上疏参劾；司道官有不能胜任的，立即更换。第六，京城火器全都在辽东丧失，存留下来的大多不能使用，应当责成工部侍郎姚思仁连夜督造，委派一名科道官验看。大型工程应当暂时停止，所需工役可以用来修葺庆陵，或者疏浚城壕，这件事应当责成工部尚书王佐。第七，永平、顺天、凤阳是根本重地，辽饷加派中尚未征收的，应当赶快免除，以安定人心；已经征收但尚未解送的，应当火速查明，报告户部，这件事应当责成户部侍郎臧尔劝。一、巡城练兵御史先在京城招募士兵，一方面用来收纳勇猛之士，另一方面用来遣散奸猾无赖，兵部新请的帑金应酌量分发。一、辽阳失守，漕运难以通行，应合力改行陆运，督饷侍郎李长庚应撤回办理部务。一、各处靠近京城的各道，应该加衔的立即加衔，应该更换的立即更换，巡抚也一样，应责成吏部周嘉谟办理。一、从通州到山海关一带的各处关口，哪里应当设防，哪里应当修筑工事，哪里可以埋伏，哪里可以扎营，应敕令少詹事徐光启前往勘察规划，限期回奏。一、少詹事徐光启还驻在天津，应立即召回，以制造火器、修筑敌台，应责成吏部尚书周嘉谟办理。一、京师到山海关之间应每十里设置一名报马，以加快侦察和传递哨报，应责成顺天巡抚李槿、巡按李凌云办理。一、京军的夏粮应在通州支放，一方面为了保留京仓的积贮，另一方面为了发放通仓的储粮，这也就是光臣于谦焚烧通仓时的遗意，应责成户部侍郎臧尔劝办理。一、辽东事务紧急，京官纷纷通过驿递运送家眷，造成民众困苦劳累、人心惶惶，应颁令顺天抚按：除非属于紧急军情，驿递不得承办运送，责成兵部蔡思充办理。一、崇文门外的大通石桥关系到城濠，应如何修治，责成工部侍郎姚思仁办理。一、城外还没有车炮，应立即制造，责成工部侍郎姚思仁办理。奉圣旨：朕阅览文书，见御史方震孺条陈紧急军情、增设巡抚等十八件事项，其中有一项是选取翰林四员加以阅择，挑出紧要人员，以便实行。朕继承大宝时，虽然年幼，但自我祖宗以来，历代从未听说有翰林协助阁臣处理政务的事，不得开此疑端。朕想到皇上简拔任用阁臣叶向高等人，着令有关部门发文，立即催促他们来任职办事。至于增设巡抚的十七款，仍着令有关部门酌情议定，具文覆奏。

译湖广道御史方震孺等人请求设置天津、昌平、通州、易州四名巡抚，以保卫神京。奉旨：交有关部门议定覆奏。初五日 巡按贵州御史沈珣上疏请求特别设置总督这一重臣，统辖四省，以统一事权、辅助安定和防御。他说：黔地之所以大为败坏、极其困敝，原本没有别的原因，一句话概括，就是贫穷。黔地的贫穷是天道所定，不是人的力量能够使它不贫穷。全境百姓嗷嗷待哺，都依靠其他省份生活；九品成赋也丝毫不能补益，抛弃它又有什么可惜的？但没有黔地，滇地就无法通达，这就像断掉手指而失去手掌；没有黔地，楚地和川地也都难以安睡，这就像失去嘴唇而使牙齿受寒。当事者又怎能因为害怕特殊情势的原因，因循坐视而不制定一个长久安抚安定的策略呢？臣反复思考，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斟酌四省之中设置一名总督来统辖，这个办法最为便利，约束从此可以确定。远近事务都掌握在我手中，近处用来控制近处，远处用来控制远处，难道还会有恣意横行、逞强妄为的人吗？议论从此可以统一，是非有所归属，好比高坐堂上辨别堂下的是非；不论喜欢谁、憎恶谁，哪里还会有议论更加混乱的情况？困窘贫乏从此可以得到救济。四省都是自身内部的痛痒，好比用手取食送入口中，手不能吝惜食物不给嘴吃，这是明白的。即使其中有事务缓急不同的官吏、顽悍的土府，命令既然归于统一，难道还能够以两地相隔、籍属不同为借口推托吗？威武从此可以振作。贫困瘠弱的黔地兵力微薄、军饷断绝，盗贼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兴起；总督一旦设立，合并四省的富强力量，所指向之处只须颐指气使，便可西边号令蜀地，北边号令楚地，南边号令滇地，如同左右手一样，任意剿抚、擒拿或释放；盗贼将望风解散，又有什么萑苻盗贼值得忧虑的呢？体统从此可以整肃。流镇守备牛可耕出示禁止楚兵护送施秉运粮，川贵参将周天禄又受到抚按公开上疏弹劾，几乎要反唇相讥。如今看到各位将领都皱眉，又有一妇两姑之间许多难以处理的事情；总督设立后，官员的黜陟由一人掌握，法令和守则归于统一，奸邪的窝穴从此可以消除。黔地百姓没有固定户籍，统统是三省流动而来的民众；如果有人作奸犯科，只要一审讯逮捕，便会像鸟兽一样逃入其他省份的窟穴，无法追究。总督设立后，一纸文书所到之处四省都如霜降，奸徒将无处可逃，诸臣要求改隶的议论从此可以停止。历来查考黔地，前后任抚按亲自了解地方，都遇到进退两难的苦处，想不出办法，动辄以改隶各省为说。总督设立后，不必割裂地方，控制也自然均衡，又何苦把二百年来久已确定的疆界过分更改？交界处增设的官员也从此可以裁撤。就如清郎参将以黔地官员的身份驻在楚地，乌撒同知以蜀地官吏的身份设置在黔地，这一类情况，都是因为隔着省界而难以联络。总督设立后，事务归于统一，许多官职可以不再设置，地方实际可以节省很多费用。不仅如此，黔抚与各道兼制的名目，也都可以完全裁撤，又可以免去许多争端。改滇南为道的说法，从此也可以停止。滇池孤悬一方，只能借助黔地这一条线路出入。近来替滇地忧虑的人，计划开通粤地通道，不过是因为黔中盗贼阻梗道路。总督设立后，土司顺服，盗贼肃清，各处都可以通行，何必再产生不同意见？奉圣旨：交有关部门议定覆奏。初八日 浙江道御史刘廷宣上疏弹劾监军道高出，称其逃亡，臣节受辱，偷生苟活，文中说：监军道高出此人，曾与经略一同接受出任边疆的诏命；辽阳既已陷落，经略又已经自裁，高出还有什么脸面苟且活在人世间？即使他抱头鼠窜、屏息等候诛杀，也就罢了；现在竟又倡议以放弃广宁来喂给西虏的说法，公然把它写在给督臣的禀文中，如今他的印结已经送到部里，可以覆核。亡命的敌虏，竟敢提出这种误国之计，想来已经惊魂丧魄，连自己的头颅还在不在都不知道了。如果不立即逮捕治罪，凭什么警戒他人？臣认为不应以死殉职的人，必定是因为广宁保存下来之后山海关才守得住；放弃广宁就是放弃山海关，放弃山海关就是放弃蓟北，这一点不必等智者也能知道。臣恐怕当事者万一被这种言论迷惑，于是听到经抚急切呼救仍漠然不应，即使应对也不十分紧急，那就会立即误掉天下大事。奉圣旨：辽城失陷，监军不能以死效命，还倡导放弃土地以喂给敌虏的说法，公开投递印结，动摇蛊惑人心，蔑视国法；如果人人都仿效他，疆土还依靠什么？高出着令锦衣卫立即派可靠的官员和旗校，戴上刑具押解来京审问；其余道员、将领暂且令其戴罪立功、自我赎罪，有关部门仍查明情况，分别具奏。初八日 河南道御史杨新期上疏弹劾刑部尚书黄克缵结党奸邪、贻误国事。文中说：刑部统率所属许多官员，从前台臣每次说起递送犯人，往往就被卖放，这难道是严格统率属官吗？本来已经应当削去官籍了，却还可以把自己当成木偶，说“罪孽不是我所作的”。到了钦犯这一案件，又有羽翼和权势胁迫，后来封为牝鸣，垂涎于专擅政权。凡是奇儿小里，凡事都先来对我说两句，朝廷内外都惊骇。这正符合朋党之律：交结朋党、扰乱朝政的人都应斩首；即使没有妻子儿女，也不能说不是在朝官员。既然已经没收了他的财产，为什么又为许多人开脱？这种从古以来不能一定得到人上地位的事，为何竟甘心失身于人臣之列？还可以自我解脱说是枉法，说“这是圣上好生的恩德”。张承胤的全军在红旗覆没，却一推再推，致使国势危如累卵。论及利瓦伊翰一案，多次奉有关部门的旨意，也屡次承受有旨催办，应该怎样紧急办理？请求派缇骑迅速审治，使应当抵罪的人依法治罪；他先前推诿给兵部，如今又推诿给科道。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可说的，臣屡次上疏，总是以辽东将士的功罪为言。兵部正在仓促忙乱之中，黄克缵曾经任州府官，也知道门禁事务属于刑部办理。那些死刑案件的承行，究竟是兵部负责，还是刑部负责？像酋贼这样的犯人，难道只须守卫宫门来防御吗？参看起来，尚书黄克缵老迈昏聩而占据职位，像兔子营造窟穴一样巧于经营，拖延耽误军法，使国家形成积重难振的局面；他敷衍门禁事务，希望以身为一眼之幸来保全自己，又向宦官投送财物以买取恩德，关于其赃私的传闻却不指明实情，戴着冠带乞求怜悯，门簿上多有踉跄行走的记录。前后两项罪名都已败露，应当从重论处；误失军机，却还说不是奉调遣、不按期限策应。好党正条规定：“如果犯罪依法应当处死，而大臣、小臣巧言劝谏使其免死，暗中邀买人心，也应斩首。”这正是黄克缵亲口供认给紧急执掌此事的人听的。即使先行斩首以警戒误国之人，也可以。若认为他不是掌管军务的官，留其活命就是皇上的恩典。奉圣旨：时局艰难，正要仰赖大臣承担责任，怎么能寻求枝节、苛刻求全？黄克缵已经奉多次旨意谕令留任。十一日

译广西道御史房可壮上疏，认为推荐贤能是根本，出于公心。文中说：通政使司左参议吴殿邦上疏说，盗臣与夷狄一同到来，大概是专门为起用李三才而发。三才一生的经历以及当年的争论，三才这个人，臣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臣这一腔心思没有私意，是为了三才，实际上也是为了各位大臣。所以勉励他们把国家社稷和自身家族看得重要，是为了各位大臣，也总是为了社稷，所以希望最终达到人我两忘。臣既不敢轻视自己前日的话而略加赞誉他的品行，也不忍忘记朝廷今日的事情而把他的才能一并抹杀。这本来就是臣为三才说的一段实话，也是臣为社稷怀的一片真心。又说：长期羁縻既然是在养痈，究竟应当怎样抚治、怎样拒绝，请拿出取胜的谋略。怜惜人才恐怕真的会改变局面，究竟应当怎样举用、怎样错置？谁在说调停？臣原本不知道三臣的局面怎样，也不知道司臣的局面怎样，从哪里能够【原文缺字】？臣原本不知道三才所面对的题目怎样，也不知道司臣所面对的题目怎样，从哪里能够借取【原文缺字】？至于“死灰衣钵”“捷经推官”等话，正是臣前一篇奏疏造成的蔓延数十年来却未了结的孽债，也就是所谓从今以后全部斩断之事。司臣说：颠覆天地的小人与攻城略地的【原文缺字】酋，恐怕会一同到来。臣便顺着他的话回答说：颠覆天地的小人与攻城略地的【原文缺字】酋，正好是一对相称的对头。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交有关部院议定覆奏，着令迅速回奏。浙江道御史刘宣廷上疏说：“两天之内驱逐两名进谏的大臣，实在不是圣明君主求贤纳谏的本意。”文中说：“贾继春误信传闻之语，指斥宫门，确实不能说没有罪。然而革去职务，百姓永远不得叙用，难道不是过分了吗？至于郭巩驳正阁臣票拟的错误，措辞平直中也不免过于激烈，但他的本意难道是故意阻止熊廷弼被进用吗？罚俸半年，已经几乎合乎宽容阁臣的本意，为什么突然贬斥并将他逐出呢？唉！强敌逼近边境，难道是大臣和小臣争强斗胜的时候吗？烟霾火光惊动人心，太阳出现异常，人难道不应当亲自反省，反而把它当作客观之事置之不理吗？对外有敌国外患，尚且不足以振作君臣松弛怠惰的风气；对内又以法家、拂士的指责，只为供一网打尽地驱逐他们。保国家长久的谋划，应当这样吗？奉圣旨：郭巩第一次上疏时，因为冲撞君主、轻视朕躬，念在他是言官，朕深加宽容；等到强土改坏，仍不知道反省，改写奏疏再求胜过他人，情理都难以容忍。如果不加惩戒，公论就不能彰明。贾继春罪状很多，尚且只是从轻处罚；刘廷宣怎么能任意烦琐冒犯、肆意激切，姑且不予追究。” 十四日 云南道御史邱兆麟上疏推荐房师汤宾尹，说他读书万卷，操守高远。起初他放纵自己的志向，曾提出应当掌管郡县和辽东的议论；假使这一议论能够实行，今天本来就不会有令人忧虑的恣意横行之患。后来稍微与当时的贤臣发生抵牾，便被施以词林二百余年来从未有过的法令。至于科场中的指摘，已经在地方查勘明白；人才又屡次受到褒扬。即使考察朝廷中的各位大臣，有的苛刻地约束他的文人习气，却没有不喜爱仰慕他的文章的；有的稍稍惊异于他的豪杰锋芒，却没有不称赞他的气魄的。若果真让此人到辽东效力，必定有一番谋划和办事才干，可以供经略、抚按借助筹划。奉圣旨：知道了。十五日 巡按广东御史王尊德上疏：为遵奉诏令，请求赦免直臣，记录功绩并重新录用。原任江西道御史樊玉衡因发表关于国本的言论，被谪戍广东雷州府卫军。他历事先朝，自许为孤忠之臣，曾痛切反对三王并封的议论。一片为国的热忱，抗疏直言，叩击宫门进谏，于是触怒奸戚，致使圣明震怒。把他投置雷阳多年，难道甘心扛戟服役吗？然而邪议不久便停止，册立大典已经举行，元良在当年安定了国本，少海的灵长之气延续到今天。这实在是社稷万年之福，而樊玉衡也出了一臂之力。如今他的姓名还列在原来的军籍中，而清华显要的职位却唯独落后于各位大臣，这也是皇上所不忍见到的。奉圣旨：吏部知道了。十六日 浙江道御史张綋上疏说：兵部尚书崔景荣主持议论筑造营舍时，各位大臣便知道他不足以有所作为；少詹事孙承宗尤其郁郁不乐，于是有人前往与他商议。崔景荣只是唯唯应诺，等到台臣方震孺上疏指名请求让孙承宗代替他，景荣心中恼怒，所以故意谦让推辞，把职位让给承宗，他难道肯卷起衣袖承担此事吗？与其只任侍郎，为什么不留在京中供经筵使用呢？这是对自己的责任含糊，对旁人贤能却巧加推许，应当罢免，这是第一条。至于管营一职，推举杨愈懋，大概是因为举荐者沿袭世袭爵位的积习，而酌量认为他可以任用，并且把事权加重给他，那么景荣本来是尊贵的。为什么到了任职之日，参将、游击以下的官员却不肯降心相从呢？有人说良弼实际上是盗贼的窝穴，这是骑虎相龁的权术；景荣为什么不预先洞察，竟到了别人问起时还推说不知道？这是全国都把操练看得紧急，而掌兵大臣却把操练看得迟缓，应当罢免，这是第二条。近来被推荐的张应吾、耿如祀、鹿继善、陆燧，都是杰出的人才。张应吾被推举为宁前道，锐意要前往，从他的品行就可以看出。耿如杞等人已经铨选补入枢署，本来都应当施展胸中的军事才略，却只让他们各自守卫城门。假如这些大臣仅有掌管开闭城门的才能，那么他们原来的官职难道就是掌管锁钥的吗，又何必劝诱他们呢？让新旧人员分别承担劳逸，却不去应对战场上的仓促危急，是放弃韬略，也应当罢免，这是第三条。如今正需要军队，正在议论征召、招募，还担心兵力不足；而将门之后请求出征，痛切地想为父亲战死、为家族报仇，为报答君主又谋求在渑池奋翼立功。如今邓懋官为父亲邓子龙上疏，数月之后才被【原文疑误】；都司现在已经调动川兵了。为什么秦邦的儿子发誓为父亲捐躯，却没有听到任用他的消息？刘之鼎是旧日将帅，刘廷弼已经具文举荐，却又不能上达。这样的忠义所激发的将士，发誓不与敌虏一同活着；而川兵在沈阳的战败已经显现，为什么舍弃这些人而另行寻找将士呢？这是有人磨炼等待任用，却没有人筑坛礼拜，也应当罢免，这是第四条。况且在议事之日，他不愿让张经世出关，却皱眉说没有人参与谋划；是谁掌管兵部而还要寻求倚靠呢？这就是没有承担事务的胆量。昼夜操劳，只是翻检文书、奏疏和揭帖，顾此失彼，后脚跟不上前脚，只白费手脚，徒然消耗残余精力；于是没有一件综理事务落到所属官员手中，自己又叹息难以取得向应，甚至想配备左右掌纪人员却无从办理，于是没有统率督领的权力。有这样的臣子，即使有一百个自身也抵不上一个人的作用；留任一天，反而耽误一天的事务。奉圣旨：部务繁重，尚书正在任事，不要因为繁琐言辞而牵制他；枢贰仍应移文各守，催促有关部门知道。十九日

译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上疏弹劾辽东巡抚周永春，以及徐兆魁、李橒。文中说：如今发布判词，却没有给周永春定罪，只等待部院议定覆奏，难道这就等于免除他的罪责吗？至于宽待处置也不能安宁，只有周永春推诿卸责，借赵与邦来加重自己的理由。赵兴邦的奏疏不是说过吗？辽东巡抚与经略共同在边疆办事，进退行动的关键机宜，不只是经略的事务，也是巡抚的事务。如果巡抚不知道军队不可以进攻却让它进攻，就是没有料敌智慧，与经略相同；知道军队不可以进攻却不能制止，就是没有必胜的谋划，也与经略相同。赵兴邦一向被称为莫逆之交，难道不是因为法律上有所不允许吗？否则，赵兴邦与台臣舒荣都的奏疏不是说过吗？并不是说只要有用兵的人在，就可以把守城的责任全部推脱；也不是说辽阳有经臣在，就可以把广宁前后的防务规划都用来巩固自己。皇祖批示的旨意说，过去弹劾方从哲是正确的，方从哲是周永春拥戴的人，也说巡抚负有守护疆土的责任，怎么能没有罪呢？又说，国家设立言官，是让他们听到事情就陈奏，又分为六科，使他们各有专职。抚清失陷时，赵兴邦任职的科道宽宥了他的罪；李难翰的罪，听说铁岭失陷时守科也宽宥了；周永春的罪，当时没有依据法律记录在案，直到今天台省之中笔锋都已枯竭，仍未给他正罪，作为兵科官员，对失职之罚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人们说，过去参劾维翰收受贿赂，只不过革职听候勘问；周永春听从亓诗教的嘱托，却被准许戴罪立功。现在回头想来，这似乎并不是捕风捉影，或许也有确实的依据。又说，楚中杀死推官却没有被追究、反而被弹劾的徐兆魁，仍然拿出弹劾奏疏，谄媚福王府；既然已经没有效验，难道还想借荐举文书来收取谢礼吗？这就是贪婪。黔中放纵苗寇而不追究、以致养成祸患的李橒，仍然因为滥用节钺的罪过而获罪；他用文书遮掩罪责，既然已经败露，难道还想借前人的名义来完全掩饰罪过吗？这就是欺骗。奉圣旨：这份奏疏所说会同勘问的各官，怎么能够拖延到现在？有关部院着令各自迅速议定上奏。二十六日。巡按直隶御史安伸上疏弹劾监督通州西仓主事张汝元，疏中说：“有人说，西仓积存有余米，过去一直留作抵补额数，张汝元却听任积书傅梦龙的伴当朱镇等人私自支出二千余石，现有买主张尚贤可以作证。又说，中仓也积存有余米，过去一直作为正项支出银两，本官又因代理掌印而听任积书张闻的伴当周学等人私自支出六百余石，现有买主常时应可以作证。南仓也有余米，过去一直用来凑补拖欠，本官又因代理掌印而听任积书刘汉昌的伴当李承宗等人私自支出三百余石，现有该廒梁仓官可以作证。至于购买夏布数十匹，原本值多少钱，却只按半价发给，因而导致陈钺的不满。又如购买福轿二三乘，原本值多少钱，却不按公平价格交易，因而导致王赐禄的愤怒。又如顶替差役，这又有什么孝顺的名目，旧例又从何而来？有的交二两银子来脱身，有的交三两银子来谋求升进，而万鹏程、韩朝宾等人搜刮钱财、敲骨吸髓，也已经十分狠毒了。又如用票追缴剩余银两，奸诈固然不能放纵，困窘也值得怜悯；有的被逼得卖女偿还，有的被逼得拆屋缴纳，而李祥符、栋等人剜肉毁巢，也已经十分惨酷了。” 奉圣旨：“有关部知道。” 二十八日。巡视中城御史梁之栋等人上疏弹劾大逆刘保勾结□贼，疏中说：本月二十七日捕获刘保的儿子刘于翰、刘于简，分别审讯。刘于翰供称：他的父亲刘保一向同李永芳交好，每月传送邸报，用白色封筒，不写字迹，送到辽阳，每月报银一百两；有时由家人前往取回，有时由李永芳的家丁高科送来，有时假充官差，有时私自购买马牌。刘保仍然写明提塘官的姓名，填具禀票，验放出关。去年三月、八月，高科两次来到京城；今年四月，贺世贤的家丁李成恭也来到京城，图谋侦探。又据刘于简供称：今年四月初四，他亲自替父亲刘保写给贺世贤的回信，信中说：‘韩宗功到达以后，已经知道事情情况，安排妥当了；只是三坌河不知道有多少兵马。此时乘胜前来，料想一定不会失败。如果过了三坌河，广宁更容易，山海关更加便利，如何不能取胜？京城有什么难处？如今兵马调往前线却不肯前进，畏惧怯懦，大军赶快前来就是了。’这是韩宗恭回辽时匆忙草拟的草稿报告。再次审问刘保，他的供词与他儿子的供词相同。臣等看，刘保原是辽阳卫人，旧日充任兵部长官，后来又跟随辽中道府，惯于作奸犯法，通过贿赂买卖官职，把辽阳将领作为藏身之所；他凭借提塘这一容易沟通的线索，竟敢犯下滔天罪行，公然施行叛逆阴谋。四年以来，天下没有安宁之地，国家显露危急形势，都是他造成祸害的结果。臣等根据确实供词，认为叛逆就在辇毂之下，祸患迫在眼前；听到的人无不心惊胆裂，全国都想咬牙切齿、饮血泄愤。幸而依靠祖宗在天之灵，仰仗皇上如天的福佑，在吉典告成之日，有神灵暗中护佑，使叛谋在一朝之间全部败露。逆贼刘保还有什么话可说？应当依谋反大逆律凌迟处死，决不待时；刘于翰应当依照父子兄弟之律一并处斩。刘于简的供词还牵涉其他罪犯，应当暂时拘存，等待质证。至于彭应高、韩■〈口兀〉喇、马你林、永吴从二、李宾等，都等捕获后分别审问，区分罪行轻重。奉圣旨：逆犯刘保勾结叛贼，招致边疆祸患，图谋危害国家；根据奏疏，罪情确实，应当依法处以极刑。刘保依谋反大逆律凌迟处死。刘于翰斩首，着令立即会同有关官员处决，将首级传送辽东，公开其罪状，以泄众愤、打击叛逆阴谋。刘于简等依议，等候另行依法处置；尚未捕获的有名罪犯，严令缉捕。下令缉捕，等到质证明确后，不得捏造诬陷；此事交法司知道。二十九日。佥都御史王德完上疏推荐原任通政司左参议吕邦曜。奉圣旨：“这份奏疏知道了。吕邦曜着令有关部起用。” 《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天启元年伍月至十二月。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编辑校正：廪监生方至。伍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伍月。

译天启元年伍月初二日。广东道御史马逄皋上疏庆贺大婚礼成、天下普遍欢庆，疏中说：“君主能够成为尧舜，一定是臣下辅佐君主；能够使君主成为尧舜的，是辅臣刘一燝。我一向敬重他，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又批评台臣刘重庆说：“一个人面向墙角，满堂人都为此不快乐。”皇上现在琴瑟和谐，兴起关雎之化；臣等看到这天乾坤清朗，第二天雷雨震动而滋润大地，天下臣民都举手庆贺，认为得到贤明的内助，关系实在非同小可。无奈近来言路太轻率。养病的姚宗文揭发御史申廷譔，刑部司官王登庸弹劾给事中郭巩，河间县佟卜年揭发御史徐扬先，兵部司官耿如杞、鹿善継又揭发御史游士任；小民毫无忌惮，大臣又如此，令人可叹，更令人惊骇。奉圣旨：“这份奏疏知道了。刘重庆已经有多次圣旨，不得再来烦扰。” 浙江道御史苏述上疏弹劾辽抚薛国用，疏中说：袁应泰、苑云意所任用的人，必定希望降服中外。东夷听说后，吓得胆寒；兼具文武才能的人，满朝得到这个消息都感到痛快。询问此人是谁，原来就是薛国用。不知道自从在广宁建立节镇以来，薛国用有什么筹划？辽阳陷落以后，薛国用还有什么脸面？他衰病臃肿、不能任事的情状，已经在朱童蒙的勘问奏疏中显现出来。况且把经略之职推给已经患病、已经被废置的人，这样会使名器受到珍惜而不可轻用；把经略当作随众进退的官职，则会严重损害国体。已经更换的人又再次更换，便会耽误军务时机；让败坏辽事的人治理辽事，便是功罪不明。况且今天的薛国用，不就是前一天的周永春吗？既然有失地、丧师，抚臣、经略一并论罪的说法，薛国用就应当受到处置。为什么周永春的弹劾墨迹还未干，薛国用却突然转升高阶？周永春战战兢兢地等待听候勘问，薛国用却安然荣耀归来。不论是事情相同而法律不同，人心都不会平服。我私下担心，□酋听到后会说：今天的新经略，就是因坐罪而调转的病弱开府。死去的经略已经使血肉涂满荒草，活着的经略又逃入榆关，他们也将嘲笑中国无人了。奉圣旨：薛国用在辽左的功罪，先前已经有旨，等查明后另行议定，并推举补任经略。有关部斟酌议定后具奏。初五日。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崔景荣，疏中说：“自从辽东事务败坏以来，在朝诸臣无不忧愁、危惧、愤激，忧心如焚。唯独看枢臣崔景荣安然自得，完全不放在心上。曾经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也不曾听说过他的私下言语吗？他自称对辽事得到确切消息，说一定没有妨碍。臣等从外面推测，还以为他果真有所听闻，所以有恃无恐。谁料景荣一接掌兵部事务，就私下把大逆刘保当作耳目。每有谋议，便召来提塘，一天之内，三次吐露掌握的消息。孜孜不倦、津津有味的，只是相信逆贼刘保的话。崔景荣问：‘有什么兵可以调来？’刘保就说：‘某处兵少，不能调。’景荣问：‘有什么将领可以任用？’刘保就说：‘某将资历不够，不能任用。’景荣问：‘□能来吗？’刘保就说：‘三坌河有天险，必定不会来。’大概崔景荣的全部心腹，都被灌进了刘保的奸诈欺骗之中。于是，‘□必定不会来’的说法，刘保便秘密地献给景荣；景荣也秘密地告诉他的同党。景荣昏聩迷乱的情形，略像袁应泰相信贺世贤一样。由此才知道，景荣所谓的枢密谋略，全是刘保的方略；景荣所谓的确切消息，全是刘保的奸诈诬陷；景荣所谓的欣喜自得，全是中了刘保毒药般的蒙骗。中枢这一重要职位，皇上正要依靠它来抵御万里之外的敌患，而景荣对于肘腋附近的事情竟昏聩到这种地步。假如不是仰仗天威，使叛贼伏法，我不知道景荣出卖国家、危害社稷，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奉圣旨：“自辽、渖变乱被告发以来，本兵的奏疏可以查考，怎么能够凭听闻之言苛刻追究？崔景荣已经有旨处理了。” 初六日。左佥都御史王德完上疏陈述保全治安的三条策略，其中说：第一，解决最大的疑惑；第二，审定重大的狱案；第三，慎重掌握重大的权柄。近来因为缉捕奸细的事情，我向司礼监大监卢受谈及此事，刚听到时不胜惊骇。卢受是神祖的旧日内侍，效劳最久，皇上任用他为心腹，怎么能够反而变成仇敌？皇上把他倚为支柱，怎么至于变成荆棘？然而都城内外到处喧传，群疑已经聚集，无法解除。臣听说，对人有疑心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应怀疑。如果既怀疑又任用他，便会进退两难，恐怕以后还会有诛灭全族的惩罚。及早遣送他离开，操纵得当，他可以安享紫貂之乐。请皇上准许卢受，请赐给他在留都掌管香火的职务，这样恩眷礼遇不会衰减，群疑也可以解除，这是保全治安的第一条策略。刑狱，是天下最重大的命运之事。唐代大理寺奏报天下判决的狱案有二十四件，监狱几乎空了。如今经过三朝恩赦，刑部的重囚却多达八百余人，厉气冲天，蒸腾成旱魃。至于杨镐、李如桢的一案，关系尤其重大。臣以前同法司会同审讯，面对它就像看着汤火中的鸡、战栗的牛、鼎俎旁的鹿，心中惊惧不安。应当斟酌群臣大夫和全国的公论，如果认为可以宽免死罪，就应当遣送戍边、立功赎罪，希望收到晚年的功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四人〕 如果认为不可赦免，也应当依法正刑、整饬法令，不要造成祸乱的发生。凡是这种重大案情，都应当果断处理，这又是保全治安的一条策略。任用和罢黜，是君主掌握的重大权柄；而掌握兵权、主管军饷，更是最重要的权柄。大司马王象干今天应当已经到达国外，可以借此专门掌握抵御敌人的事务；熊廷弼、张鹤鸣胆气雄健，熟悉韬略军务，屈指计算，他们早晚将要到来，可以借此让他们经营山海关、蓟、辽。大司农李汝华一向著有忠勤之名，如今却气息奄奄，听说在朝班之中匍匐不能起身，应当让他归葬故里，以使老臣休息。尚书王纪、汪应蛟谋略精明，办事勤勉，可以承担户部仓储的重任，把萧何、曹参一类的人才招集到辇下，把颇牧一类的将才聚集到宫禁之中。这又是保全治安的一条策略。奉旨：这份奏疏中科道官多次涉及卢受，他先前以患病为由告假，已经在私家闲住，已有旨处理。杨镐、李如桢原本等候另行议处，如今既然这样说，准许从宽议处。户部尚书、侍郎等官员在内外任用进退之事，等奏报后由朕裁定施行。王德完身负掌管风纪的职责，还应当镇定人心，暗中维护国家大政，或许才符合大臣表率的身份。有关部知道。”

译广西道御史李应荐上疏弹劾阁臣刘一燝，疏中说：“皇上即位以来，诸臣怀着忠心入朝进言，不下数百万言，却完全不能从中剖析裁决，一概含混地票拟。至于台臣方震孺建议增加四名翰林代为阅看，仍旧用醉梦般的话代替上天发言，这是什么心思？皇上因为移宫一事心迹尚未明白，去年十二月间，曾希望辅臣代为使纷扰平息，甚至形成谕旨；但最终却中立不传，只传示一句话，使圣明忍耐小臣的心，变成穷究追问，这样给言官造成的祸害还算浅；而使言官放肆争辩，又触犯圣怒，最终失去原本宽容的心意，这又是什么心思？宰相的职责在于任用人才，辽患非常紧迫，兵饷和人才尤其紧要。可是任用了固执而无能的李汝华，使军饷不能成为真正的军饷；任用了束手无策的崔景荣，使军队不能成为真正的军队。这样两个重大职任，都被无用之人盘踞，却竟不肯承担怨责而更换他们，这又是什么心思？古代大臣遇到灾变，有的旷职，有的率先引咎责备自己来减损官位。如今辽阳境土已经收缩，加上日食星变、风霾、天旱地裂，到处都在发出警告，却不见有人引咎自责一句，难道是把保守国业、调和阴阳看作与自己毫不相干吗？有这样的道理吗？” □贼的奸细惯于充当内应，开原、铁岭、辽阳、沈阳相继陷落，大多由此造成。如今只知道在沙盘上练兵，只顾营求私利，不知道考虑长远，致使敌贼进入内部；进言者虽有公开奏疏、单独奏疏，一燝却漠然无动于衷。若不是台臣张捷慷慨执意上奏，次辅韩爌委婉地主持此事，大内决不能肃清，这难道是畏惧内患如同畏惧老虎的道理吗？至于侍郎张经世没有印信，催调军队却无人听从；承使、提督王威携带家丁出关，没有敕书、没有印信，竟由科臣熊德阳上报才得知，这更加令人惊骇。这是国家处在什么样的时刻、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一燝也置之不理吗？”奉圣旨：“辅臣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朕一向知道。李应荐怎么能够逐事苛求，任意横加指责？这成何国体？本来应当从重处治，只因辅臣竭力求情，姑且不予追究。” 都察院等衙门左都御史等官张问达等人联名上疏，为台臣刘重庆申辩，其中说：“如今强敌就在门前，国势动荡不安，如果没有忠言正论，谁能平定危难、扶助危局？如果没有乐于接受意见的虚怀，谁肯披露真情、倾吐赤诚？诸臣不进言，皇上尚且应当引导他们使他们进言。假如稍微表现出裁抑的意思，以致使靖献之心灰灭，恐怕并不是用来汇集众人思想、帮助平定祸乱的办法。况且刘重庆获罪的原因，是认为他说了危言恐吓的话而治罪吗？敌人的腥膻渐渐逼近，武备完全空虚，到处都在祈禳祸患，处处都在酝酿事端，只担心他有话却没有说尽，哪里应当厌恶他把话说尽而认为过于激烈？是认为他候补而未任官，所以治罪吗？正值朝廷广泛接纳进言而不忌讳的时候，谁没有进言的道路？樵夫可以进言，工瞽可以进言，何况待次执笔的官员，难道唯独不能像补衮之臣那样尽忠吗？”奉圣旨：“朕难道不知道他所说的事情应当宽宥吗？只是近来议论太多，阁部大臣害怕讥评而想着回避；况且御史候补人员所说的，终究不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何必急躁轻率地烦扰？你们每每替大臣同声附和，沽名钓誉，对军国大事漠不关心，这件事何必联名申救？”有关部知道。” 陕西道御史张慎言上疏说，父子世代承受国家恩德，如今离开国家，情形就像逃亡。疏中说：辽阳、沈阳陷落以后，正是君主忧虑、臣下受辱的时候，天下各地都应当急切整装待命，谁料有人竟不等候题请，丢下印信逃走？南左布政冯盛明就是这样的人。又有人借口带父亲携资南下，像翰林院简讨冯铨就是这样的人。冯盛明担任宣布政令、保境安民的职务，他的儿子也读过石室金匮中的书，难道不知道君父之义吗？古人一饭之恩尚且一定报答，朝廷对冯氏父子也不能说不厚。把冯盛明提升为藩伯，把冯铨拔擢置于词林，这份恩情难道还不算丰厚吗？冯盛明既不等候命令便离去，他的儿子又购买名马、豢养侠客，腰缠十万，乘小船南下吴、越、楚、蜀各地，选择地方居住，说：‘凭我囊中百之一的钱财，在成都聚集成一方势力，有什么困难？’他们竟然不难忘记君父，抛弃祖坟，丢下乡里而离去。唉！冯盛明父子为什么想得这样糊涂？天下难道有可以没有君主的国家吗？忘记君主和父母就是不忠，抛弃祖坟就是不孝，丢弃乡里就是不仁。不忠、不孝、不仁的人，哪里还可以任用？有人说：他们家父子共同作恶，乡里人以目示意、暗中搬运财物，紫荆伐石，房山田园宅第，富有超过南畿，招致人们的怨毒已经很深了。饥荒和动乱接连发生，只要有人一呼，悖逆而出的祸乱，人们就会甘心接受了。冯氏父子恐怕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太平无事的时候，父子身穿朱紫官服，家中温饱，自己又受宠；听到警报的那天，却背弃官府、离开任所，说：‘即使我丢弃进贤冠，仍然可以享受子女和财帛的供养。’等到京郊和关隘没有祸患，再借邹生的律法来恢复我的旧有财物，不过翻手之间罢了。这样的罪过，哪里能够诛罚得尽！”奉圣旨：冯盛明已经有旨处理，冯铨不必苛刻追究。有关部院知道。初十日。陕西道御史郭如楚上疏说：关于任用和罢黜，舆论已经很明确，朝廷的裁断应当迅速。疏中说，熊廷弼才略雄伟，慷慨任事，正是扶危定倾的人才；如今朝廷驾驭着他，准备让他前来京城，但任用熊廷弼的人选仍然没有着落。臣认为，应当让他担任经略，加授尚书衔，把恢复辽东的事务交给他；从山海关以东，所有抚镇、粮饷等臣下，都归他节制，使各方不再各自孤立、互相牵制，也不让九边诸镇彼此掣肘。任权专一，责任重大，这样才有希望成功。旧辅叶向高肝胆昭如日月，忠诚足以回天；新辅何宗彦见识坚定，办事有定力，无所偏私，正应当同心协力，共同渡过时局艰难。简召的诏旨将近一年了，却一直没有听到贤者应召出山的消息。昨天皇上又下诏催促大臣出任，政府却犹豫不悦，随即议论罢礼；竟有人背后议论并暗自讥笑，这究竟是什么心思？这就是所谓想让他进来，却又把门关上。已经任职的人蒙受妨碍贤才之罪，尚未来任的人却借避让贤才之名，这样可以吗？这些都是任用后应当迅速裁断的事情。淮抚李三才在任官和居乡时的情况，始末都很明白，人人耳闻目睹；说他有小过失也许可以，若说他罪及千里之外的事情，就未必能够知道了。

译会议那天，多数人认为不可任用，诸位大夫和国人的议论，也认为授爵和罢黜失去了公允。正值多灾多惧之时，难道还可以让枢要大臣徇私吗？内监卢受身蒙受朝廷多年豢养的恩惠，如今年近暮年，即使确实没有大不祥、至于亡国之事，但奸人互相牵连攀诬，外间议论沸腾，推想其中或许有缘由，难道全无根据？他长期处在皇帝身边，并非卢受身所能自全，应当为自己打算。倘若念及他旧日的簪履之情，加以优厚恩典，那么正如臣的同僚王德完所说，安置在南京，使他善终，也就算是皇上生成厚待他了。为什么还要留恋这个小小人物，而不借此消除万众疑虑、使内外都得到万全的希望呢？【缺字】这就是应当迅速裁断、予以罢黜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任用后没有见到成效，却很快又希望重新任用的，如徐光启；任用后没有见到他无效，却竭力阻止继续任用的，如蔡复一；沉溺职守、应当罢黜，却没有早早罢黜的，如崔景荣；力量已经耗尽、应当罢黜，却迟迟不能决断的，如李汝华；顽劣险诈、应当罢黜，而本人一定不肯罢、不忍罢的，如刘一燝。大体上都是顾及人情，不顾国家大事；只为保全体面，不为朝廷着想。这是今天的第一大弊病，也是值得痛哭流涕、长声叹息的事情。奉圣旨：朝廷任用和罢黜的大权，言官应当以公议加以辅佐。郭如楚这份奏疏不免夹杂个人意见，至于严重诋毁辅臣、不顾国家体统，暂且不予深究。十一日 左佥都御史王德完上疏，请任用五位大臣以使盛治得到褒扬，推荐叶向高、何宗彦、许弘纲、孙玮、刘曰梧。奉圣旨：元辅奉皇考简召，时间已经很久了，仍没有启程的消息，着令再次派官员同先前派出的行人以及该省抚按官一道敦促他启程。在路途中的辅臣以及尚书、巡抚等官，也一并催促起行。该部知道。十二日 左佥都御史王德完上疏，请珍重保护忠臣贤臣，以安定宗社。疏中说：沈辽失陷后，国势濒临危亡。台臣房可壮上疏推荐李三才可以任用，臣起初也赞同。但仔细读他的奏疏，其中称杨镐为奸雄，终究使人心怀战栗。古人称曹操为“乱世奸雄”，曹操还沾沾自喜；距三国至今已有几千年，难道又出现了一个孟德吗？吏部会推李三才的那天，九卿在文华殿朝集，臣说，李三才用于外任，我可以答应；如果一定要用于内任，臣将以弹劾言官的白简办理。随后到【缺字】宗蓬直房拟定题本，台省诸臣先写下“不与”二字，仿佛出自同一只手。臣说，公论应当立即遵从；其中还有人犹豫，臣说，大臣声望重大，怎么能首鼠两端？于是各自完成题本，另行上报。我的同僚汪庆百在另一份奏疏末尾褒扬臣，斥责首鼠两端，正因此有人替臣担忧；于是有人借机向邹元标进谗，说汪庆百用“不与”二字诋毁他，汪庆百便想在热审后请求退休。臣与邹元标自称同心之交，邹元标要离去，臣难道能独自留下吗？臣口中念诵、心里惟恐有失，实在感到局促不安。邹元标独自攻击鹘、鸣阳、凤等人，并不是鼠辈。臣当初告诫勉励诸臣，难道是讥刺他们吗？当时确实有人主张任用李三才，但广阔天地之间不可没有吴殿邦的议论。臣的意思大概是说：吴殿邦的议论，当时即使有些触犯，也会成为千古不可磨灭的话，所以臣把它写在奏疏末尾。没想到议论竟因此纷繁起来。大臣平时相处应当和衷共济，但议论政事却贵在刚正直率。宋代庆历年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上殿争论时如同猛虎相斗，下殿后仍不失和气。和睦相处而又能够争论，这才是和睦的最高境界。否则只是唯唯诺诺地把它当作和气，那么殿上猛虎般的争论又有什么值得取法、借鉴的呢？奉圣旨：互相诋毁和吹捧，不是大臣所应当做的。邹元标昨天的奏疏，已经有旨处理了。浙江道御史苏述上疏，请把茅茹一并收纳，以公开表示包容荒疏。疏中说：在勘问熊廷弼以前，不只是言官怀疑他，皇上也怀疑他；如果不怀疑，又为什么要勘问？勘问熊廷弼以后，不只是皇上信任他，言官也信任他；如果不信任，又为什么后来不再进言？进言的人是为了国家，勘问的人也是为了国家；只要都在为国家尽责，即使意见相同或不同，又有什么不可以？或许有人因为愤恨辽阳失陷而怨恨袁应泰，因为怨恨袁应泰而思念熊廷弼，又因此追究曾经议论熊廷弼的人，追根溯源，逐层加罪吗？辽东陷落，就应当追问守卫辽东的人；怨恨袁应泰，就应当追问推荐袁应泰的人；即使思念熊廷弼，也应当追问当初会议决定任用熊廷弼的人。舍弃直接负责的人而追问言官，那么言官当时又何曾说过代替熊廷弼的人一定只能是袁应泰、这样就可以呢？难道竟要因为辽东失陷而给他们定罪吗？如果一定要根据后来的人和事是否做得好坏，来追究言官的罪责，那么言官每说一句话、办一件事，都必定战战兢兢，前思后虑，先躲避灾祸、趋求福分，然后才敢说出口；这样一来，谁还敢为国家筹划事务、谋划策略、揭发奸邪、指斥佞臣？天下的事情就完了。所以，今天如果一定要追问责任，就应当从大臣开始。如果竟然实行株连之法，那么言论不能统一，人人也不能不各自写一份奏疏；讨伐叛逆还没有在首恶那里彰明，党禁却先在京城发生了。熊廷弼这次来，如果不是为了扫除强胡，而是为了排除异己，那么熊廷弼也不会安心。诸位大臣先前既顺从言官而罢免熊廷弼，如今又任用熊廷弼来驱逐言官，那么大臣自己又凭什么安心呢？奉圣旨：该部院知道。十五日 湖广道御史方震孺上疏弹劾道臣蔡复一。疏中说：蔡复一一向负有盛名，同时又有傲气。近来议论增设巡抚大臣，我们每每屈指计算人选，即使台臣侯恂也未尝不承认他的才名，未尝不期望他担任节钺。正因为对他深有责任和期望，所以稍微表示激励劝勉之意。至于“垂涕”一事，是从传闻中听来的，并非台臣个人的话，而是全国人的议论，这又有什么值得深辨的？假使蔡复一没有这些事，那么只要认真做事，百折不回，事情办成、功劳建立，自然天下会谅解他，满朝也会谅解他，即使台臣最终也会取用他。然而他一再上揭帖，以口舌争强，究竟是为什么？既然说刀刃就在脖子上，谁先皱眉？又说三坌河就在眼前，谁先缩脚？这是什么话？难道雄心壮志不用来治理疆土，反而用锋利的口舌牙齿来摧折言路吗？这样之后才说明自己没有流泪，难道不只是怯懦吗？有人说，他的心已经惊惧于胡人的战马，后悔离开青山，于是狠狠叫嚷一场，好寻找归路。如果真是这样，那才是真正流泪，真正怯懦的明证了。但蔡复一难道会是这样吗？不知道在清平无事的时候赋诗归去，可以说是知机、高尚、保养廉耻；

译在纷扰艰危的日子里巧妙推卸责任，却可以说是畏惧困难、害怕死亡、只图便宜。蔡复一为什么不深思熟虑呢？奉圣旨：司道官员的才品和行事，抚按官没有分别甄察，任凭他们传递揭帖、互相争辩。蔡复一暂且着令策励供职。以后有直接投递揭帖到都门，以及借言论请求离职的，立即由抚按官从重参奏。该部院知道。十六日 吏部、都察院接到圣谕：朕每天阅览文书，各部尚书、侍郎等官闭门请假，现在衙门办事的，只有左都御史和新任本兵尚书两人，这成何体统？朕遍览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奏疏，贼夷谋划侵犯河西，形势极其紧急，各项防御都没有准备。各衙门向来奏请、奉旨办理的盔甲器具、兵饷抚赏等各项所需，以及推补的各级官员，为什么还没有送到那里？着令立即查照原疏奏请，一一督促发给并补任。□酋不过一隅小丑，任凭我方一两个叛人每天聚集谋划，乘机图谋逞凶；可是我堂堂朝廷、众多卿士大臣，却畏惧忧虑谣言诬蔑，动辄想着引退避祸；小臣挟带私心、任意妄为，巧妙地肆意排挤，难道忍心让朕焦劳而坐视疆土沦丧吗？国家优厚礼遇臣工，两朝广施恩泽，他们的报效竟到了这种地步。面对当前时势而不能亲自任事，难道能不惭愧恐惧吗？辅臣刘一燝已经着令宣谕；现任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克缵、王佐，侍郎臧尔劝、周道登、邹元标，佥都御史王德完，以及各衙门大小官员，都着令立即出任供职，不得上揭帖告假、争辩。等到□氛稍微平息、危急边疆可以倚仗之后，再听任你们追求高尚，以便为自身谋求再次任职、互相争论，以满足彼此的恩怨。现在暂且停止个人私见，专心急办国家公事。以后大臣即使因公受到指摘，也只就事情本身辨明，不得动辄托病请求离职；小臣即使根据事情加以纠正，也只应安静听候处分，不得接连上疏争胜。各人都竭尽力量、协同一心，尽忠尽职，共同渡过时局艰难。如果仍像从前那样抗拒违背，国家法典俱在，定当以无礼、大不敬论处，决不轻易宽赦。着令该部院一并传谕申饬施行。特此颁谕。十七日 江西道御史徐扬先上疏弹劾科臣魏大中。疏中说：“卢受身应当依法处置，杨镐、李如桢也应当早日处决，臣近来已经上疏请求过了。”王德完先提出处理大狱的方针，本来并不是想宽赦杨、李二名囚犯，不过是说：‘可以活着处理的，就应当遣戍；不能赦免的，就应当依法处刑。’凡是这种重罪，都只应当果断裁决。有人说，票拟王德完旨意的人写有‘如今既然这样说，准许从宽议处’一句，可惜王德完的善意竟被人借用了。王德完这一片预防祸患的苦心，无不令人叹服。魏大中也并非不知道这些，心里明白，只是看见王德完又上疏请求任用五臣，觉得刺眼刺心；他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说‘某人适合任用，某人不适合任用’，只深深怨恨那些请求任用的人，却苦于找不到名目，于是搜集前一份奏疏中的话，割取一段文字，借重囚之事耸动人听，假借执法来掩盖自己的私心。又说：‘魏大中心神丧失、昏乱迷惘，不反省自己本来无能，却妄想得到王德完万分之一的声望；他连王德完的品格都不了解，竟与刑部右侍郎邹元标一同尊列彝鼎，急着争夺首功，突然把一支箭射向王德完。’对于王德完来说，本来不会把腐鼠看得有多重要；他痛惜的是，这几位有名望的人无缘无故地像驱赶小孩子到市肆一样，使天下人发笑，使外夷更加轻视朝廷，还要说朝廷之上有人，这种言路之罪难道不该严惩吗？奉圣旨：关于王德完劝留的事情，已经有旨处理了。言官即使意见不同，也不必彼此仇视。该部知道。陕西道御史张慎言上疏，称赞按臣从容赴死，忠烈足以成为楷模。疏中说：经臣袁应泰在城陷之时，不得不死；何廷魁本来可以不死，却认为不可以不死，于是就死了。高出虽然可以不死，却也因此死去。按臣张铨既然可以不死，也可以选择不死，却最终还是死了。他的死不只是像经臣、道臣那样赴死，而是一死震动天地、感泣鬼神，感动残辽数万百姓和一向强悍难驯的矿工，使他们一时拿着棍棒聚集起来，等待朝廷命令。而朝廷议论却只以一个大理卿的官职酬答他。唉！按臣得到这样的待遇，仍然会愤怒化为厉鬼，杀死叛贼以报答君父；这固然足以使高皇帝及列祖列宗的英灵在地下显现。然而与那些逃走而安然无恙、被逼留下而安然无恙，以及先前败坏辽东事务的利瓦、伊翰等人安然享受山林之乐相比，只给死者一个廷尉的官职，不是稍嫌菲薄吗？即使菲薄也可以，只是恐怕后来守边疆的大臣，忠诚不及这位按臣的，不肯用这七尺之躯染黄沙，只换取一个廷尉官职。臣之所以希望再加厚赠恤，并不是因为忠诚如按臣的人，而是为了那些忠诚不如按臣的人。又因为按臣并非不能像崔孺秀等人那样不见逆贼的面，急于求死，免受鼎镬刀锯之惨；按臣正是想见到逆贼，甘愿承受鼎镬刀锯之惨，以使逆贼羞愧。又因为按臣不是只用一死来结束此前的局面，还用一死鼓舞三军士气，激励将吏之心，为日后歼灭逆贼打下基础。按臣的父亲是山东右布政张五典，为人正直、品格端正，在藩司、臬司之间任职历练二十多年了。唉！他任藩臣分守莱州时，先冢臣赵焕曾说：‘张大参即使不能成为异品，也应当成为卓品。’这是因为他并不迎合私下所偏爱的人。前些日子辽东警报平息，他因悲痛儿子、思念亲人，闭门请求退休，申诉的言辞惨痛得不忍卒读。记得去年按臣在江右任职期满时，已经上疏请求告退。后来任命他巡按辽东的差遣得到批准，藩臣便告诉儿子说：‘边疆有事，臣子不能满足自己的私愿，你父亲不得坚持先前的奏疏。’这父子二人以暂归故里的名义，才不到一个月，就催促他立即兼程赴任，不得迟延片刻。这可以说是用忠道教导儿子。像这样的父子，哪里知道击鼓出发的那天竟是永诀之日呢？没有这样的父亲，就不会有这样的儿子；体恤他的儿子，怎么能不提拔他的父亲？即使藩臣平日居官没有什么可以表彰的地方，尚且可以因为他的儿子而随同奏牍上报、烦请皇上启奏何况他在任所本来就有声望，清正端方、严峻厚重呢？”奉圣旨：褒扬赐予，是国家的常制。张铨的谥号、祠额，仍等待奏议；赠官应依次递加。张铨的父亲张五典，才品自有定论，也一并给予优厚抚恤，以此劝勉教导臣民尽忠。该部知道。二十日

译云南道御史李日宣上疏，认为应当慰藉忠魂、体恤孝思。疏中说：张铨赴辽时，西巡臣【缺字】在乡任职三年，回来侍奉祖母只有十天，便奋然勇往，一切都不再顾问。临死守节之时，他喷血骂贼，引颈抗拒【缺字】，车马横冲直撞，势要折断叛逆的腰；从容拜别，气势压缩蠢虏的手，最终能够向北完成使命而归。他临近死亡时，又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勉强从事、被逼迫而自尽。这确实是睢阳之后不愧前代贤者的人物，是与文山一流、足以并驾齐驱的人。所以当时众人共同传说【缺字】，收取他的遗骨；贼人称他为忠臣，岫岩人感动哭泣，争相起来作为内应，确实足以在奸雄未死之前诛灭其气焰，并激发苟且偷生者的忠义，即使身处异族之中，也还有这样的人。张铨的父亲又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山东右布政张五典。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就是应当荫授指挥佥事的生员张道浚。张五典年近六十，做官三十年，在内外任职历练，所到之处都有政绩；按照如今考功的法令，也应当得到卿二。近来听说张道浚哭泣着来到宫阙，慷慨发誓，虽是白面书生，却很有吞胡的谋略；途中经过济南，与张五典哭泣告别，祖孙二人指天饮血，想为张铨报仇，以报答国家恩德。张道浚有学问、守礼法，仍不肯冒然接受恩宠，只愿招募忠义之士一千人，亲自编成一军，誓期消灭这个【缺字】，不与它共同戴在头上。只是家业贫寒，不能不仰赖家官供给，他的哀痛恳切之情使臣听后，悲伤得不知眼泪从何处流出。恭请皇上下令吏部，将张五典优先转任内秩，使他居中调度，伺机效力；并准许张道浚的请求，授予他忠义官衔，自行招募，随地支给公费，不加阻挠。父亲为儿子、儿子为父亲，即使石头能没入羽毛、彩虹能够贯穿太阳，也要使塞外披坚执锐的将士凛然生出气概；而从前那些吟诵忠义、仰慕节义的【缺字】，听到这些也会胆寒。这关系到中外观瞻和道德教化，实在不是小事。奉圣旨：该部一并议覆。巡按河南御史黄彦士上疏，称中州人才非常兴盛，但贤书解额还不够宽宏，请将河南解额准许增加五名，以足九十名。奉圣旨：礼部知道。河南道御史崔呈秀上疏，请赐辽东巡抚王化贞尚方剑，使他可以便宜行事，以顺应人心。王威应当因奇功加授勋职，杨肇基等应加授援辽总兵的职衔；王威也应当赐给尚方剑，使他可以便宜行事，仍听从王化贞节制，而各将统归王威统领。对于戴罪的李秉诚、姜弼，以及逃奔的康应乾、胡嘉栋、吴瑞征等，应当迅速逮捕审问，以伸张国法。道臣蔡复一应改任辽左监司，以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奉圣旨：经略、提督从长计议，确实议定；逃奔的道、将等官，已经奉旨命令议处，赶快回奏。有关部门知道。云南道御史邱兆麟上疏弹劾徐光启，其中说：“计算这两年以来，徐光启之所以在京城官员中扬扬自得、打开双棍，是因为有什么官员受到覃恩而获准告老还乡、使父母尊荣；至于奉诏练兵，他却推辞了，这一点却从未听说他推辞过。徐光启如果扪心自问，这两年的岁月怎样交代，这两年的职责怎样交还，这两年的钱粮怎样支用？即使他自己承认只教习步兵，也应当把所练步兵按一行一伍交付皇上。假如又说要归并于督抚，那么徐光启在通州听到辽东发生变故时，尤其应当亲自先于各镇调发军队赶赴广宁；否则，就应当与他们一同进入都门，充当九门十二营的前列，难道不足以舒解君父的忧虑、壮大京城的声势吗？可是徐光启这次来，却希望闭口不谈兵事，只谈敌台。考核功劳已经虚报逃避练兵，却又隐瞒修筑敌台；有贪恋荣誉、想要离去的表现，却又改称要来；行迹不浮不沉，伎俩像侦察又像幻术。臣正怀疑他读书虽多，恐怕会成为徒有虚名而误事的赵括，未免像仲文一样，所以特意说一句加以驳正，没想到徐光启不悔改，反而又有一番辩词。既然依据徐光启所说，这些人原本就不是他所谓的兵，那么他所练的究竟是什么呢？” 兵必须选择适合充当兵士的人，又何必训练呢？如果果真能够训练，又有什么人不能充当兵士？为什么徐光启既说是在练兵，又说这些人不是他所说的兵呢？那么当时韩信所说市井之人可以让他们作战，孙武子所说妇人也可以让她们赴汤蹈火，难道都不对吗？现在只祈请皇上督令徐光启自行报告过去所练的兵有多少，立即交还给朝廷，以供目前燃眉之急使用；即使归并于督抚，也应责令督抚回报徐光启所归并的兵究竟能不能抵得上一队。或者责令徐光启再谋求后效，并限令他按期建成敌台；如果这样，臣将手执马鞭、背负畚箕铁锹跟随在他身后，又哪里敢再多求什么呢？”奉圣旨：“近来任事十分困难，徐光启刚刚奉旨议定任用，不必过分追究。有关部门知道。” 二十一日 原任辽东经略熊廷弼上疏，请求宽宥言官，以使微臣安心任事。奏疏中说：臣自从勘察后回到故里，发誓不再出仕。只是痛心于边疆沦陷弃守，圣心忧虑焦急。二三位大臣都畏惧舆论，不敢明目张胆地主持朝廷谋议，任凭纷争日益增长而坐视祸乱扩大。所以臣感愤而再次出仕，实在愿意承受嫌疑和怨恨，协助大臣向皇上提出主张，推诚相待而消除猜疑，使台省和谐同心，在臣下归于一致。内则采纳群臣意见，外则授予方略，以求略微仰副皇上安定攘除的谕旨。如果再因为此事滋生纠葛，臣一定不能安居其位；像去年辽中的事情那样，又凭什么来效尽臣这狗马般的力量呢？这实在是为了国家和自身安危，不得不这样做，并不是敢于矫饰情态替言官解说。伏望天恩，收回先前的谕旨，免于查问，并恢复郭巩的官职；这样言官将感念皇上如同上天一般的仁德，微臣也可以安居其位而施行自己的志向。奉圣旨：朕查问弹劾科道官，是因为想到疆土沦失，想以此警戒将来。奉旨已经一月有余，尚且不回奏，国法纲纪在哪里？熊廷弼感愤而再次出仕，足见他的忠诚谋略，着令安心任事，不必替他申辩救解。有关部院知道。左佥都御史王德完上疏，请求迅速整肃刑法，以使天下安定。奏疏中说：“镐桢一案，皇上如果坚决果断地办理，就能除掉凶恶、讨伐有罪，天下便可以安定；如果果真迟迟拖延，那么纵容恶人、包庇奸邪，凭什么使天下安定？”少司寇邹元标审议杨镐与李如桢的罪案，援引七死之议，并将他们一并逮捕。他认为，法令所在之处，君主不能偏爱自己的臣子，儿子不能偏爱自己的父亲，显贵不能偏爱自己的朋友；法令坚定如南山不可移动，这就是所谓执掌法律、坚持法度。恳请皇上批准他的奏议，暗中消除祸乱的根源，立即使天下清明太平。奉圣旨：“这件事已经有过多次谕旨了，不必接连上疏烦扰请求。”

译二十二日 巡视西城御史高弘图上疏：为捕获行迹诡秘、煽动群众、以秘密帖文惊骇人心的奸僧。四月十九日，在朝天日忠城捕获一名怀藏妖言帖文的奸僧，法名为[缺字]可，俗名刘方泰。随即经过审讯，发现这个僧人积可既不是有病，也不是疯癫，随手写、随口说，字迹多有错讹，语言实在妖异。除他供称人参是从东江米巷买来的之外，臣等认为一个贫僧怎么会用得着这种东西，便再三审问，他招供没有其他情节。至于他说‘夷人不敢欺心’，似乎是替[缺字]贼散布流言；他说‘事事不能’，说辅臣又是对症下药；他说亲王、王子想投奔内相的话，又与道路上的传言、君主身边的奸邪相互符合；他说‘明枪暗箭，主宰在我，灭文兴武’，不只是[缺字]虏贼作乱，还故意说出暴怒之语，实在是大逆不道、不可赦免。他认为这是真的吗？那么二万一千人安置在哪里？即使是一位王的宾客，也没有这样的人。还是认为这是假的？可是二十四人的供词，句句逼真，直接写出各人的姓名，毫无差错。追根究底，这会动摇人心，成为发动大难的开端；如果轻易放纵，就会滋养邪恶，助长奸乱的苗头。似乎应当按照妖言律处死此人，并焚烧他的文字，以安定人心、消除疑惧。奉圣旨：由法司审明后依法处决。二十三日 浙江道御史徐景濂上疏，请平心静气地剖析裁断，以消除争端，杜绝祸患。奏疏中说：臣谨以平心加以分析，王德完被弹劾，不在于他上疏之日轻率议论两次请求，而在于会推之日没有参加推举三才。魏大中竭力弹劾，也不在于法律严苛、一定要争个口舌胜负，而在于暗中构陷两位忠臣的嫌隙，巧妙地孤立排挤正直之人的行为。然而臣还要以公道加以分析：王德完、邹元标同样都是祥瑞时代的麒麟凤凰；没有根据地把阴邪之事编造出来，造成左右偏袒，二人无疑都是挽救危局的栋梁。如今内奸正被紧急搜捕，不要结成死党，拥立乱世奸雄。臣读到谏臣刘弘化的奏疏说：‘王德完不离去，邹元标就没有义理独自留下；不能只除掉奸雄的一半，却先除掉两位忠直之臣，这是多么昌明正大的言论啊。’臣便用两句话总结说：‘两位忠臣断然不应离去，三才断然不应到来。’奉圣旨：“昨天魏大中、张捷争辩，考虑到他们的奏本已经在谕旨之前呈上，免予追究。徐景濂为什么又来拾取旧事上奏扰乱，实在不遵守谕旨告诫，本来应当降职处分，姑且从轻，罚俸一年。” 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七日 巡视中城的梁之栋等人，于五月十四日奉左都御史张问达的札令，委托巡视四城的御史会同聚集在公所，提取监禁的犯人刘于简等，逐一审讯。审得刘保父子制造了古今未有的叛逆罪行，犯下神人共同愤恨的罪责。刘于简的口供、笔供详细，罪状十分确凿；他和义子刘相、刘福都应当按照法律定罪处决，以惩治大逆之人。妻妾和幼子均应依律发落。至于卢受，作为大宦官却与叛逆者共同谋划，身边处处都有潜伏的奸邪。杨镐、李如桢身负死刑重罪，却暗中勾通不轨之事；监狱中仍然能够漏掉金[缺字]，刘于简的活口已经成为确证，必须通过与卢受等人当面对质，才能查明真实情况。韩登云、高仁的供词表明他们是贺世贤的亲信家丁，刘世禄又是韩登云等人的窝主；他们作为叛贼的爪牙在内地出没，究竟想干什么？作为奸党巢穴的地方一旦暴露，依法应当一并治罪。只是彭应高等人同时在刘保家中被捕，谁能推说自己是局外人？后来又搜出李光荣的批照，这是否也属于其中？还需要进一步查办，臣不敢立即武断定论。事情关系重大，也应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奉圣旨：叛犯刘保等已经依法处决；他们的供词涉及多人，还着令法司详细审讯。卢受已经发配凤阳，不必再追究审问。有关衙门知道。二十八日 左都御史张问达等上疏，请求申明整顿吏治，其中说：如今边疆战事繁多，征调相当频繁，搜刮财物的文书密集如牛毛，催征赋税的命令急迫如星火。廉洁公平的官吏难道会缺少吗？然而贪污之人却借此肆虐，称秤时加重秤头，每两竟加到二三；收取赎金，一件事动辄取十到百。更有甚者，还要在额外处罚之外另开门路，巧妙讨好上官，善于粉饰掩盖。遇到司府官员严明时，这些人就像鹰变成鸠一样收敛；若遇到考察稍宽，他们又会被列为上等考绩。那些清廉自守、真心实意为穷困百姓竭力救助的良吏，反而不如贪婪放纵、善于敷衍粉饰的人，趁机争功取巧。上级以身作则来统率下属，司府自然会有很多杰出官吏；但有时也有人根据官吏承奉上级是否周到来决定爱憎和考绩优劣。在征收苛细严密的时期，抚按官应当严格加以访察，明白甄别。监司、郡守如果确实能够考察官吏、安抚百姓，风气清正；乡、州、县长吏能够像冰霜和蘖木一样自守清白，仁慈明察、体恤下民，政务得到整顿，地方得到保全安定，就应当上报有关部门记功，并上报都察院预先确定其清要显贵的品秩。到了铨选时，仍按先前预定的办理，不再改易，以此嘉奖贤能俊杰，表扬廉洁有才干的人。如果有人贤能的名声已经显著，却败坏操守和官箴，其中不妨有一两个加以整治。至于贪婪残酷、罪行显著而不能任职的人，就应当上报有关部门和都察院议定罢黜。但如果只是削除名籍，他们既然已经丧失廉耻，满载财物而归，广置田宅，厚厚地供奉自己，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应当查明其贪婪残酷的事迹，提解审问，依法追缴赃物，全部充作新饷；同时行文原籍官府，依法将其作为平民，不得私自穿戴冠带。如果贪婪残酷的各级官吏，抚院不随时陆续弹劾，必须等到期限届满才处理，那么小民被剥皮般困苦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对于清廉良吏，也应当按季度分别上报部院，以便据此铨叙任用，表示优厚奖赏。奉圣旨：奖赏廉洁、惩罚贪污，首先要使官员考评真实。昨天有关部门请求确定考核办法、减少浮泛文书，实在是得当。这份奏疏有助于综合治理，都依议办理。司、府、州、县等官员中，廉洁能干而特别优秀的，立即记功并予以优待提拔；贪婪残酷而有确实罪迹的，按照惯例捉拿审问、追缴赃物，法律一定执行，这样才可以取得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的实际效果。有关部门和都察院立即行文各地抚按官，一体遵行。兵部、都察院接到圣谕：朕想到辽沈相继失守，河西督抚及各官仓促防御，劳苦格外繁重；将士官兵活着的竭力承受艰辛，死去的忠魂不灭，应该给予赏赐和优厚抚恤。现在应当派官员宣示谕旨，御史方震孺已经先后上奏，请立即命令他前去办理。彩币按照规定查照办理。二十九日

译浙江道御史刘廷宣上疏，请求圣明平息雷霆般的天威，收回已经作出的命令，以防止言路壅塞，杜绝危亡。奏疏中说：臣的同僚冯三元、张修德，以及科道官魏应嘉，弹劾旧任经略熊廷弼，并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因为听说皇帝的边疆事务，不敢不入朝报告。等到看到科臣姚宗文的奏疏最后呈上，当时还嫌他发得太晚。如今有的被贬官，有的被削除名籍，竟然没有加以宽免，这是为什么？淮南王谋反时，把丞相看得如同揭开蒙盖、振落尘土一样容易，却忌惮汲黯，不敢发动。谏官对国家又有什么负罪呢？况且边疆战事何等重大，怎么能不让台谏官说一句话呢？边臣掩盖失败、粉饰功劳，剥削军队、讨好敌虏，积弊已经牢不可破；如今又自行夺去皇上的耳目，做边臣的多么幸运，做谏臣的又多么不幸啊！昨天王大人等三十多个屯堡失事，不能说不严重；如果边臣不轻易推卸责任，使他们还能借‘息壤之盟’作为口实，又怎么可以让谏官闭口不言，像抱着树叶的寒蝉一样呢？所以，应该先勘察而后离任，不应先离任而后勘察；这两句话已经足以流传千古，但恰恰足以说明大臣不能主持公道的过错，言官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 这样处分，臣恐怕从今以后边疆的事情将任凭他们蒙蔽，任凭事态决裂，再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谈及了。又说：朝廷的疆土和人民，天下的安危利害，难道不是关系极其重大吗？可是既不追究失陷清抚的利瓦伊翰，也不追究失陷开元的郑之范，又不追究袁应泰的错误，谁是举荐他们的人？贺世贤叛逆，究竟是谁实际纵容惯坏了他？却唯独追究议论辽东事务的人，这不是颠倒得太厉害、要贻笑于敌酋吗？唉，言路关系重大，摧折人才却很容易。自从杨涟、李若珪拂袖离去以后，像郭巩、刘重庆、贾继春这样的人，几乎没有一天不被贬逐；一天之内又驱逐这四位大臣，这样下去还要除掉多少人，才会变成黄台之爪呢？臣因此不能不怀疑阁臣。阁臣亲自辅佐年轻的皇帝，不担心自己的事权不重，又何必靠驱逐人来树立威势？不知道贬官削籍只能使向火取暖的乞丐低头服从，而豪杰之士终究不会用三公之位来交换自己的操守。把这当作钳制人的方法，实在太疏拙了。况且霍虎相、龙渊还没有脱离杖下之马的处境，一开口就被斥责，将来指责秦庭之鹿也不会困难了；这样又凭什么向路人解释他们心中的疑惑呢？” 至于铨臣的复奏，完全不能明目张胆地说上三四句话。臣请求宽容他们外表持斧、内心却藏着躲闪之计，惯于说骑墙两面的言语。圣旨所说的，正是他们当时不能秉公主持，如今又含糊回奏的情形，可以说切中了病根。唉！古代的君子，做得好的归功于君主，有过错则归罪于自己；如今的君子，暗中采用李斯督责的说法，使君主增长恶行，却姑且带上一句圣明宽容的话，把善处归于自己。大臣侍奉君主，原则本来就是这样吗？想到他们一生的忠肝义胆、半生的气节骨力，臣不能不为此深感痛惜。奉圣旨：冯三元等已经从轻处分，刘廷宣为什么又来结党营救，还把郭巩、刘重庆、贾继春等人牵扯进来？又拿朕明日将要剖析裁断、怀疑诋毁大臣，以及朝廷处置几个误国言官的事来说，怎么能说是使君主增长恶行？难道这是臣下对君主应有的体统吗？本来应当重罚，姑且从轻，降一级调往外任使用。有关部门知道。六月

译六月初七日 陕西道御史张慎言上疏，请求申明并严格执行黜陟的典章，其中说：近来群小执政，宠幸和贿赂日益彰显，二三位要人把各有司看作自己的外府，所以奔走钻营成为风气；不肖之人从中获取利益，即使贤能而自爱的人也说：‘我是受考成、辑瑞之典约束罢了。’官场的邪恶日益炽盛，平民百姓日益贫困。现在请与各位大臣约定：入京计考的官吏如果有人用财物行贿，送礼者和收礼者都按赃罪论处，削除名籍；缉捕的人如果只因抓获他们而受赏，赏赐就不从百姓那里征取，这样官府就不会向百姓索取了。这是应当先行计议、请求圣旨并加以申饬的事。皇上刚刚继承大宝、开始接受朝臣执玉朝见之际，应预先敕令各地抚按官，从藩臬以下官员中，真正廉洁能干的，每省选出一二人即可。第二年考察之后，仿照神宗旧例，亲临文华门加以奖赏并赐宴；如果有贪婪残酷、违法乱纪、赃私狼藉的人，也应在奖赏之后立即敕谕部院，先革去官职、作为平民，捉拿审问、追缴赃物。火势猛烈，人见了就害怕；水势微弱，却很少有人不被淹没。所以末世的法令，适宜严厉而不要玩忽；要用猛烈手段加以纠察，现在正是时候。近来山东抚臣赵彦严厉革除耗羡，终于使风气清明、弊端断绝；河南抚臣张我续参劾乘驿传的县令，弹劾罢免任期已满的贪官，捉拿玩忽职守的同知，弹劾擅自离任的藩臬官，一时之间所辖地区肃然。这是应当奖谕这两位抚臣，并再次告诫各地抚臣的事情。一、祖宗朝惩治贪污的法令非常严厉，确实如先臣海瑞所说，近来揭发弹劾贪赃的奏疏已经连篇累牍了。后来却借口爱惜人才，姑且宽容那些浮躁之人；这不是爱惜人才，实际上是怜惜无才之人罢了。把这种纵容贪污的说法施用于无告的百姓，臣实在不能理解。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入朝庆贺的使者依例携带册籍，奏文中隐约含糊，只用一句话点缀，便被降为王官，几乎等同于削籍，反而不如公开弹劾贪官酷吏者还有降职调任的条款。山东右布政张五典说：“怀庆府原任同知、如今转任长史的强自修，才干优长，操守清白。我任本道分守河东时，熟知他的情况；他与卫辉府同知鲁廷彦声望相当。一个被擢升为郡守，一个却立即被贬谪，为什么差别竟如此悬殊？”今后抚按官纠察参劾，应当从严办理；携带册籍的官员，考核批注必须明确，不得含有疑似不实之处。驿传系统衰败疲敝，已经多次奉旨申饬了。近来官员们进京，说起驿站骚扰的情状非常危急，比过去听说的还严重；甚至有传诏的中书官鞭打驿卒，打得体无完肤。有关方面不但不加察看，反而逼迫他们承受；所属县将情况呈报给抚按，估计他们当即就会具疏上报，臣为驿递事务紧蹙眉头了。今后不必再烦劳皇上降旨，因为抚按官既然已经建立官署、持有斧钺，又有各地强硬果断的官吏；如有违法者，就用银铛锁住他的仆役，命令所属地区自行制裁科处以及赀???，仍有违旨妄自使用旗帜、吹鼓和夫役的，各地有司据实上报，应立即参劾，从重处分。这是安抚百姓、整饬官吏的首要事务。一、巡抚是朝廷的重臣。过去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就是那些贤能的二千石官吧。”臣认为，如今的巡抚，就是与皇上共同治理天下的人。现在慎重选任天下的抚臣，必须都是确实有安抚百姓、澄清吏治谋略，能够折冲御侮的人。各位抚臣又应自行选任所属官员，斟酌边地、腹地、冲要地区以及散漫地区的情况，除去害群之马，铲除败坏群体的人；如果不是能够及时挽救时局的人才，就赶快更换安置。这要靠辅臣和吏部主持办理。记得过去旧辅方从哲执政时，钱桓凭借育抚镇南的名义任职，愚妄了一年多；奏疏上了两次，方从哲批拟时都只顾惜育抚的体面，结果耽误了朝廷的边疆大事，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恨的呢？大计考核日期临近，正值事务匆忙之际，凡是冲要、繁剧、关键之地，贤能而有才干的人可以自行免于入朝觐见。至于代替他人署理的官吏，更应加倍详细斟酌。州县事务，贤能者治理数年尚且不足，而由代署者任职三个月，就足以把它败坏。过去琢州是要地，却让一名广文代为署理，结果官员和地方都受到损害。臣家乡阳城县令缺任时，曾由两名照磨相继代理县令，到今天父老还恨他们开了这个坏头。奉圣旨：考察官吏、安定百姓，昨日已经降谕；这份奏疏深合朕意，着令有关部院一体申饬，遵照执行。十三日 河南道御史安伸上疏弹劾辅臣刘一燝，以及内至聀方司郎中余大成；余大成据实直陈，指名参奏。臣读这份奏疏还没有读完，就不胜惊骇叹息，说道：竟有这样的事吗？辅臣刘一燝暗中勾结宦官，企图成为君侧的心腹，惯于从中斡旋，蔑视朝廷没有耳目，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刘一燝是接受先帝顾命之托、辅佐皇上成为尧舜之君的人。臣想，君主必须无欲，才能实行王道；那么臣下也必须无欲，才能成为辅佐君王的人。刘一燝的职责是尽力辅佐襄助，承担进言启发君主的责任，那么不是仁义之道，就不敢陈奏于君前；如果不是廉洁守节之事，也不应让它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上。可是为什么一个腐败的勋臣之子，反而能够得到他的颐指气使？又为什么一个武官武夫，反而暗中替他推举吹捧？延祚想要谋取荆备，便以铜山为比；杨恩于是把延祚看作金穴，而刘一燝处在他们中间，先替他包容，脸上确实显出欣然欲得其利的样子。社坛有老鼠却不驱逐它，稷坛有狐狸却不攻击它，反而借它们来庇护社稷、借它们来作威作福。处理事情糊涂到不忍直视。同一件事已经够过分了，难道还可以再来一次吗？可是六月六日又替他缓颊说情，这又是从哪里听来、向谁告知的呢？即使情谊深切如同师生，仇震因失意而孤立无援，已经足以令人悲泣；而推举分管善地的职方司，其清明的眼光却难以挽回。职方司对辅臣没有办法，辅臣对职方司也没有办法。奉圣旨：这件事情辅臣昨日已经上奏自明，已有旨意；不得乘机再行烦渎奏请。十五日 广西道御史李应荐上疏，说明微臣忠告反而引起疑心。疏中说：“臣近来有一道巽命觧雨、一时并凑的奏疏，其中有调和经略与巡抚、督责他们取得成功的一款，说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两人势力互相依凭，事情彼此配合，本来不必议论他们不和；但一人在关内，一人在关外，事态多端，容易产生谋乱，臣想请皇上降旨申谕，使熊廷弼以刚正中和承受皇上的恩宠，使王化贞以耐心巩固藩篱，把彼此扼制、分歧的心思，转为?确协力的作用。臣本来希望他们相和，并不是说他们原先就不和。承蒙皇上准许，正希望可以为此尽一臂之力。可是经臣却认为臣的忧虑太过分、发表得太早，又说经臣与抚臣彼此同心，绝不会有这种事。忧虑过度、发表过早，臣不能说自己没有过错；但因彼此同心的话已经昭示于朝廷内外，人心就更加安定，□酋也可以消灭。皇上即使以轻率发言之罪治臣，臣也甘心。经臣又说：‘皇上常常告谕臣下要和衷共济，所以在危急之时，也以和衷共济来要求我们两人；没想到这反而成了逆耳之言，因而引起疑心。’经臣这次前来，皇上把他视为锁钥，朝廷内外都把他倚为金汤；臣即使再愚蠢，也看到了这一点。

译至于他说：‘请皇上命臣回答，如果臣肯容纳经略等人的话，那么臣又为什么不能容纳他呢？这说明他对臣的怀疑也太过分了。臣所说的话不被相信，反而被怀疑，总之是因为臣积累的诚意还太浅薄。’奉圣旨：“责令他人取得成功，正是应该减少议论的时候。近来调和、奏请的文疏太多，即使确实尽了心力，也多有疑虑。经臣的议论和朕的旨意已经明白；李应荐既然已经引咎自明，姑且不再追究。” 二十四日 山西道御史侯恂上疏请求申明纲纪以保治安。疏中说：“宣兵哗变，是谁挑动激化的？不是师臣刘孔胤吗？假使当时立即依法正办，向天下明确宣布：‘调动军队而军队哗变的，法律不予赦免’，他岂敢不赶紧投袂而起，率先为士卒作表率，结果却只是以纳马赎死。要挟君上、目无尊上，罪名已经确定却逃脱诛罚，罪犯反而以此为先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催促的檄文一道接一道，而各处都能听见鼓噪之声。臣为法令感到惋惜的第一件事是：楚兵逃亡，是谁负责统领押解？不是道臣王世德吗？假使当时立即依法正办，向天下明确宣布：‘督率军队而军队逃亡的，法律不予赦免’，他岂敢不严格操练纪律，率先为士卒作表率，结果却只以夺俸加以惩罚。罪本来很重，处罚却很轻，罪犯反而以此为先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各方请求援助一年多，而军队奔逃溃散的消息却屡屡传来。臣为法令感到惋惜的第二件事是：匿名文书本来有明确禁令，却把它粘贴、揭示、悬挂在榜上，公然列在交通要道。朝廷的法典明明存在，即使罪行在于误国，也应当按照国法诛罚，哪里能让无聊小人凭借流言诬陷他人，并掌握生杀大权？这种风气如果不痛加革除，臣深恐阴谋暗中布置，含沙射影地四处伤人，又会兴起妖书大狱。” 臣为法令感到惋惜的第三件事是：嘉礼告成，正值庆祝盛典之时，而重犯凶盗竟公然图谋冒充认领。母后的家世明白可考，即使胆大包天，怎么至于连皇亲也敢冒充？如果这条法律不从重拟定，连钟鼓也会黯然失色，睡梦中也不能安宁，反而恐怕奸党相互勾连，又形成陈槐那样的疑案。臣为法令感到惋惜的第四件事是：刘应元、李延祚、仇震钻营书办之职，营缺、营地债、帅行经等事务中，不知怎样剥削粮饷、怎样蛀坏营伍。幸亏事情已经败露，如果屈法徇情，不听说加以究问，那么凭借贿赂求取出身、托靠权贵谋求官职的人，确实就找到了办法。臣为法令感到惋惜的第五件事是：陈双泉、登鼎臣作奸犯科，伪造官员、伪造印信，成为奸猾胥吏的藏身窟穴，不知侵吞了多少事例钱，骗取了多少金钱。幸亏罪情已经查明，如果枉法包庇私情，又使他们侥幸脱罪，那么经城审理而没有生路、经参劾押送而没有死理的人，竟然都成了真实记录。仕途如此混乱，又怎么能有澄清的一天呢？奉圣旨：这份奏疏申明国法，知道了。” ○七月

译七月初二日 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上疏请求振作积弊、挽回衰败。疏中说：善于谋划天下的人，不只看天下是安定还是危乱，只需考察纲纪是治理还是混乱。请看今天的天下，是安定还是危乱？试观察今天的纲纪，是治理还是混乱？宝鼎被盗了，龙座被窃了，妖人敢在文华殿散布悖乱言论，奸人暗中闯入宝应门，皇城以内的纲纪怎么样了？光天化日之下越狱，强盗公然横行，受过刑的人气势汹汹，一哄而上就把事情毁坏；宗伯衙署伪造印信的案件接连不断，屡屡触犯却还没有按司寇之刑正法，都门以内的纲纪怎么样了？陵军喧闹而台臣困窘，南宫哗变而省臣离职；调兵后领军的将领长期在天津观望，征收军饷却把加派的钱只让贪墨官吏填饱肚子；诏使可以被拦截，直指可以被阻挡，藩臬官可以逃跑，军政可以被辩解推诿，四海之内的纲纪怎么样了？又说：阁部大臣动不动就说要会议，完全是因循拖延的别名。可以承担劳苦，可以承担怨恨，却绝不能怀着忧虑谗言、畏惧讥议的心态，摆出太平镇静的样子。所谓因循拖延之风不可不警戒，说的就是这个。又说：在理财之时申明纲纪，那么征收解送钱粮就不敢等待时日，支放钱粮就不敢冒领侵克，火耗就不敢滥行加派，官吏办理钱粮事务就不敢作弊。纲纪不明，难道只是没有清理三百万辽饷吗？部臣有议论、有批注，却还没有正治侵吞克扣之罪；而那些渡海逃死的臣子，竟然还有人夹带银两回来。任用人才时申明纲纪，那么受命的人就不敢不来，在任的人就不敢擅自离职，荐举人才的人就不敢夹带私人，选任官员的人就不敢照顾门户。纲纪不明，难道只是贪横的徐大化破坏了考察法典吗？弹劾的墨迹还没有干，公然上朝并奔走钻营的人，竟然还有人乘机越级求取官职。薛国用关于抚辽、迁戎的议论，见识虽大多说中，辽阳陷落终究难以完全脱开关系。当时形势正危急，姑且借用他担任经略、统领三军，也算是权宜应变的举措。只是如今他已经因病离职，不可不追究议论一番。参藩运粮，也是今天紧要的官职；即使不论品级，也应当论资历。长芦运使韩初命被滥列在大参的推举之中，初命年老而没有戒惧，囊袋充盈，年日将近崦嵫，却以这种悠闲等待终老的身体承担艰巨宏大的任命。李长庚选取附近地区的人才，一定自有他的理由；但初命在经臣任内任职，臣也知道得相当清楚，恐怕不能满足缓急事务的需要。兵部需要人才，是因为边方多有变故。刑部主事韩炳衡在晋中任县令，贪污的声名与宋学道相当，后来在潞安只任用甲科出身的人。一方面，正因为炳衡得以漏网，才被留在部中拟任刑曹；人们还在纷纷议论，这次调任实在令人惊骇，不能理解其中缘故。难道是因为他宽纵盗窃宝物的大宦官，收受明珠重贿，就能像没有翅膀一样飞走，施展神通手段吗？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初十日 刑部尚书黄克缵等会同审理冯盛明罪案，案情称：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冯盛明，于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到任，正逢连年饥荒，又遇东边军情告急，调兵征饷，冯盛明独自操劳而陷于困窘。四月初一日具文请假，河南巡抚张我续奉批示慰留。第二天又具文申请，又奉批示挽留。到了初三日，他坚决请求离任，不等候批示同意，便代为上题。不料尚未到任的副使吴瑞征，也因病请假并经行办理，致使巡抚张我续一并具本参奏。钦依：藩臬官监临一方，就是守土之官，却因一地发生警报，听到风声便逃跑，严重违背法纪。着有关部院参看后上报。钦此。随后吏科抄录参奏，又有工科韦都给事中、陕西道张御史各自具本，参奏会审。查得原任河南左布政冯盛明，素来声望很高，官场情意却忽然淡薄。黄河、淮河两地分属陕西转运区域，虽然转运粮饷的任务特别繁重，但怎么一旦请求辞职，就这么早卸下担子？正值边疆强敌告急，正是有志之士请缨效力的时候，难道国家大事虽然艰难，偏偏成了藩臣解下官印辞职的时机吗？即使急于忧虑自己的性命，难道不应该对身穿官服而感到惭愧吗？”},{ 抚院的弹劾文书说，情节较轻而罪责过重；台省官员接连上疏，也觉得理由正当、措辞严厉。因此触怒了圣明，便奉旨逮捕审问。大概在法令废弛之时、人情观望之际，既然一定要向将来表示警戒，又何妨从重惩处呢？冯盛明离职后，等到他的儿子冯铨哭泣陈述其父请求休假的始末，恳请圣明怜悯察看、宽恕他的奏疏，得到圣旨说：“冯盛明离任时是否还没有听闻辽变，着令法司究问。”这似乎稍稍平息了雷霆之怒，也必然是因为圣明如日月般洞察的缘故。根据他儿子的陈情，说请求告假与辽东事务无关，这一点仍然难以相信；查阅抚按官的参劾奏疏，则可据此认定他请求休假时确实还没有听闻辽变。但不听从挽留，为什么这样果断？不超过三天，为什么这样急迫？查考《大明律》：凡官吏无故擅自离开职守的，笞打四十；如果为了躲避祸难而因此逃亡的，杖打一百，罢免职役，永不叙用。如今冯盛明以疾病为由急忙回去，即使当时辽东警报还没有传来，也可能是另有托词而离去；何况地方百姓贫困、财力匮乏，又正逢时势艰难，难免有所躲避而离开。依照法律拟定杖打一百、罢免职役，才使情节与罪责相当，法纪也得以伸张。奉圣旨：依照拟定办理。十三日。陕西道御史高弘图上疏，论述言路官员畏惧获罪而闭口不言并非国家之福，奏疏中说：济济一堂的言官彼此相看，纷纷皱眉。如果把进言视为戒惧之事，又怎么能不把不进言视为可耻呢？本来知道施威施恩的权力出自朝廷，却仍然疑心诏令发布之处尚未消除恩怨。臣私下认为各位臣子实在太愚昧了。言官虽然地位卑微，却与宰相同等重要；说的是他们的言论，也说的是他们进言时不知忌讳。如果一定要计算怎样说才能保持俸禄、保住职位，怎样说才不至于触怒皇帝、受到谴责，于是就必定先反复斟酌再开口，或者干脆闭口不言。开始是顾盼观望的情态夺去了他们的职责，继而是隐忍苟且的心理丧失了他们的廉耻，最终不过成为像鄙夫一样患得患失、无所不为罢了。假如从今以后彼此相率低头服软，养成一派柔弱顽钝、振作不起来的习气，没有任何时候敢于议论大臣的短长，没有一个人敢于议论边疆的利害，那么皇上试问阁臣：自古以来有过这样的世道吗？祖宗朝有过这样的家法吗？臣对于言路官员也有要责备的地方，只是认为数千年来纠缠不清的事业和冤屈，终究都是因为藩篱没有撤除、个人意见当权，以至于强者攻击，弱者依附，聪明人也迷失，机巧之人反而借朝廷作为聚集争论的场所，使政务根本陷入互相攻讦、争辩不休的劳苦。

译这确实是进言者的过错。但现在已经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了，宗庙社稷正处于像累卵一样危急的境地，连自身性命都没有办法保全。假如还有一线明白事理的心思，谁肯无缘无故地寻求怨恨？间或提出一点意见，不过是就事论人；召回谏院官员，仍然是对那些离开国家的臣子抱有一线希望；保护孤危的局势，也不能对挽回天意的力量彻底绝望。大概皇上的恩威忽然转变，正好表明赏罚没有私心；而部院诸臣出于公心办事，更借助鼎铉大臣独自赞助。奉圣旨：言官本来就以进言为职责，但只要怀着公心、为了国家并有助于挽救时艰；闭口不言和怀有私心而妄言，都同样属于失职。有关部院知道。十七日。巡按直隶御史冯英上疏，推荐地方人才，推荐许乐善、钱桓、李同芳、赵士谔、申用懋、陆彦章、吴烱、叶茂才、金士衡、吴亮、凌汉冲、李胤昌、贺烺、顾天埈、汤日昭、薛近兖、陈所蕴、龑道立、董其昌、龑三益、姚永济、王遇宾、朱邦桢、沈珫、徐祯稷、袁一虫??瞿汝说、王志坚、邹迪光、储昌祚等。奉圣旨：吏部知道。二十九日。河南道御史谢文锦请求疏通言路，以消除内部忧患、平定外部祸患。奏疏中说：宰相的地位高居百官之首，能够同他争论可否、负责纠察驳正的，只有谏官。因此，谏官虽然地位低下，却同宰相相当。假如谏官不能畅所欲言，那么谁来争论、谁来纠察呢？这样一来，宰相便可以任意操纵，随意爱憎；同意自己的，就姑息宽容，意见不同的，就排斥罢黜。百官只知道谨慎奉命，宰相便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果真有益于国家，能够问心无愧，那又有什么遗憾呢？只是恐怕郗宾善于借绾犬咬人，等到误了国家、误了自身名誉，才后悔被福建人所误，那时再后悔也来不及了。况且皇上天资聪明，生性颖慧，从此广泛通晓古今，熟悉各种政务，一旦豁然贯通，回顾初政的得失，辨明宰执的忠贞与奸邪，稍有差错，就一定难以替他们回护。福分还没有满眼，祸患却已经遍及天下。历代覆亡的前车之鉴，实在是明亮的警戒。因此臣是替宰相大臣考虑。君主能够宽容狂直之臣，才称得上圣明；宰相能够辅佐培养君德，才称得上贤能。如今皇上如璞玉浑金，尚未雕琢，天性中的善端正在成长，正可以充实完善。即使折柳也一定进谏，难道只是迂腐儒生的陈旧言论吗？经历艰难才能有所知晓，正是老成之人的深远考虑。即使皇上偶尔起居失节、喜怒失调、处置不当、刑赏没有尺度，宰相不能使皇上改过正心，也或许可以由谏官加以显明直谏。如今动辄罚俸、降职、削籍，简直视同草芥，而宰相竟没有替他们调护，似乎有意摧折、打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节。爵禄可以归还朝廷，戴着角巾返回原来的服饰，士人哪里会不贪婪残酷，偏偏是谏官不能实行自己的言论，宰相也一定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试想，不戴冠、不入朝参见的，是汲黯吗？是公孙弘吗？把鹞子抱在怀中而死的，是魏征吗？是房玄龄吗？再试着想想，能够引烛焚烧诏书，能有这样的担当吗？能够发布檄文斥责弄臣，能有这样的作用吗？手里拿着法令、掌握符节，内廷却不许过问；借着宦官势力炫耀威权，外廷也不敢发言。于是谐臣媚子便可以举杯祝颂万年，志得意满、心神放纵，尽情享受漫长黑夜的欢乐，任意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有他们的话才听从而无人违逆。凭着可以成为尧舜的资质，却不接受使人明察、使人聪听的益处，少成即如本性，日积月累便形成这样，既无人匡正辅弼，又有什么办法改变呢？因此臣是替君主的德行考虑。又说：言路的通畅或阻塞，是天下最大的利害。但必须君主重视言官的言论，言论才会受到天下重视；也必须言官自己珍重自己的言论，才能使君主重视。那些议论兴革之事，关系到百年利弊，忽然停止、忽然施行，四海奉行承受，恐怕应当事先反复斟酌其是否适宜，不要事后又反复改变说法。这样，议论政事就不敢不慎重，措辞推敲，也会顿然减少官场中的浮华；一句褒奖借重，便会使岩谷间如逢春天；稍稍偏袒于左右，便足以使轻重失当，因此议论人物也不可不慎重。臣希望诸位大臣怀着天下国家之心，评议人物只论人物，不问其来自东西南北；怀着天下国家之见，议论事情只论事情，不问意见相同还是不同。用宽恕自己的心来要求别人，不要欺骗别人；以诚信来主持正直、断绝诅咒，如此或许可以不愧对暗室，也能在朝廷上公开说明。能够使君主受到尊重、使天下得到重视，根本一定由此而来。奉圣旨：这本奏疏中所说的，言路应当受到重视，言官应当自重，这些话很是正确。知道了。○八月

译八月初一日 南京广东道御史赵应期上疏说：挽救时局，关键全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奏疏中说：使者乘驿车四处出行，到各地招募士兵，按日计算有数十万人，勇猛的军队不愁不能聚集；而王象干精神矍铄，仍能骑马据鞍，熊廷弼慷慨再次出任，一时之间众望所归，朝廷中充满了人望，至于在帷幄中筹划谋略，也不愁不能精密了。然而扼守险要、占据要地，身先士卒，站立在箭石交加之下，难道只是将领一人的责任吗？必须有激烈忠奋、不惜牺牲生命的士人来监督制约他们，例如拱壁惠承芳、张键、何栋，以及王庭侯、龚文选、赵其杰这些人，胸中本来就有统兵作战的志向，宁愿死于战场，也应当把一路的责任交给他们；他们一定能够披甲执桴，鼓舞士气，设置奇兵伏击。至于台臣潘文龙的奏疏说：‘近来士大夫养尊处优于富贵之中，再没有刚强的意志和锐利的气概，就像妇人生长在闺门之内，到了担当关隘以外事务的时候，却又让白面书生来承担，还希望军队能够取胜，是不可能的。’这确实是知晓实情的话。又说：‘如所派节省和并入帑金，共有一千五十三万五千有奇。军饷达到这个数目，不能说不多了，但各处仍然缺乏，士兵不能经常吃饱。这样的话，即使有金丹点铁成金、上天降下黄金，也不够使用。’ 因此，能不能得到夷繇仲子的廉洁，让他主管物资出入，或许可以没有侵吞。像刘文征、倪斯蕙、杨楷、骆日升、岳具仰、余新民、毛可教、杨之彬这些人，面对四知之戒都能凛然自守，不取一介之财；如果让他们担任督饷的职务，一定能够做到一厘一毫都不差错，并且节省开支、积存余款。等到大军已经集结，就应当仗义执言，不要画地自守，徒然滋长怯懦。防守的地方太多，正如泥墙穿孔、墙壁破损的房屋，到处都要堵塞，事情纷繁聚集；只要有一个缝隙被攻入，就会成为心腹之患，无法挽救。不如趁兵将刚到、意气正盛时，派若干骁勇健卒冲击敌军锋芒，派若干人从间道直捣其腹地，扼守他们必经的道路，进攻他们必定要救援的巢穴。他们所占不过是汉地一个大州的地域，二十万军队就可以消灭他们的残余势力。邹元标、王德完难道不是早有祥麟瑞凤之称、为世人所郑重推重的人吗？澄清根源的事业刚刚开始，正为东山再起而高兴，却还没有完成对西部的收复，为什么就说要离去呢？王德完想走，邹元标一定不安，难道不是一次就失去两位众望所归的人吗？奉圣旨：这份奏疏中的各位官员，着该部斟酌议覆。王德完已经另有旨意了。初四日 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上疏陈述整顿大计中尚未办妥的事项：一是卓异官员的举荐应当公开；二是入朝祝贺的官员可以议定；三是司道的法规应当严格；四是考察官吏的方法应当详尽；五是驰驿的禁令应当严格；六是行取的命令应当尽早下达；七是免于朝觐的官员应当议定；八是水路行程的期限应当严格；九是王官的转任应当议定。奉圣旨：这份奏疏所说的有益于计典，着该部议覆。十四日 云南道御史王大年上疏说：宦官不得屡次参劾大臣，君主的言语不应轻易顺从中使。奏疏中说：南京机房太监李奉说有县官欺骗君主、玩弄法律、不肯供应夫役。这本来是臣下相互惊诧、认为奇怪的事情。凭着中贵人的气焰，又借助朝廷的恩宠，替皇上进献御服，黄金横带，白玉缠腰，出行时旌旗蔽日，坐着驿车前呼后拥，怎么会没有得到驿递供应呢？不供应夫役，询问驿吏就够了，召集邮卒也就够了。距离神京不过咫尺，若要督促，一早出发、晚上就能到达，何必因为这种琐碎小事，夸张其词，叩击九重宫门而烦扰皇上的听闻呢？臣私下妄自揣测，皇上看到这件事，一定会召来县官，对他说：‘现在秋风刚刚变得凛厉，京畿的百姓难道没有人没有夹衣、粗布衣服也不完整吗？你应当把衣服解下来给他们穿，使他们能够度过一年。我的一件章服即使迟些送到，又有什么妨碍呢？’又一定会召来中贵人，对他说：‘现在援兵从各处聚集，咽喉要地难道没有马匹疲惫、车辆破损，只好丢弃羁绊逃走的吗？你不要再反复骚扰他们，使这一方百姓更加困苦。各国进献的筐篚，又有什么难处，不能捆载送来呢？’ 这才是臣下的期望。等读到圣谕，却完全不是这样。对于中官的诉说，圣谕好像在挑动、激怒，言辞森严，既震怒又严厉。暂且不论措辞不文雅、有损君王言语的体统，它还让天下臣民清楚地看到，皇上最急切、最忧虑的，只有袗衣是否合身。难道没有想到古来圣君贤后厌恶华美衣服、甘愿穿着粗劣衣物的事吗？那些美好的规范明明还在，为什么却对在笋之物没有充足如此介意呢？又让人清楚地看到，皇上对一切毁谤都必定接受，对一切触犯都必定听取，只听左右近臣的话。难道没有想到古代明主，对自己一颦一笑都必定自我珍爱；这样的美善训诫明明昭著，为什么竟至于按照私人关系升降官员呢？袖中藏着弹劾文书，自有主管职掌，从未听说过让阉人代为执行的。有这种事情，是从皇上即位之初才开始的：先前陵监参劾道臣，如今机房又参劾县官。黑囊白简，山鬼般的伎俩渐渐增多；威福、赏罚和夺予之权，宦官群体的窥伺日益严密。皇上所任用的官僚，竟皱眉作刑余之人的属吏；抚按负责参核的职掌，竟拱手听任小人诋毁。岂不是辱没朝廷、羞辱当世士人吗？恐怕从今以后，十五道的监察使者，都可以用蟒衣换掉绣斧；而禁庭之内，也不妨设置青琐门来蓄养中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等到这些人养成了不恭顺的形态，掌握住威福的权柄，皇上日后即使想把封事交还外廷、把太阿剑握在自己手中，也可能不能自主，难道能不谨慎吗？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不得再来上奏烦扰。十八日

译广东道御史董翼上疏陈述城中差役方面的见闻。奏疏中说：郡县百姓只归属于一个府、州、县，统辖的门路并不多。长安城中，府有二县，此外还有各司、各监、各厂、各局以及五城，谁不能管辖他们？改名换姓、隐瞒实情、伪造借口，到处都可以递交诉状。外地的统辖为什么这样专一，而内地的管辖又为什么如此纷乱呢？京城百姓真是不幸啊！实在令人慨叹。公事会同报送，时时都有；但如果一定归属守土的专官办理，事权就能统一，经办的人才有所顾忌而不敢扰民。长安城中，这个衙门会同报送，那个衙门也会同报送；今天把事情接过来，明天又把它放掉；一个衙门推脱，另一个衙门接收。公事尚且没有明确责任，民间的膏脂却早已流入胥吏腹中，实在令人慨叹。刑狱案件不厌其烦地平反，而最初的案情已经查实，又怎么能容许故意释放罪犯来显示恩德呢？长安城中，原先参劾的文书动辄变成废纸，再审时往往枝节纷繁；事情一到权要之处，法网竟因私下书信而解开；权柄落到承办人员手中，案子就因货贿而立即翻转。歪曲法令、放漏奸邪，主管部门的法律究竟在哪里？实在令人慨叹。士大夫多有请托，公开行事而且仗恃势力的人，如果以公祖父母般的身份来对待百姓，也不能任意遂愿。长安城中，并肩办事的人，不是同乡、同籍、同官，就是知交故旧；有时甚至还有彼此相互弹劾的人。这类说情请托之事，在燕市中如织如网，不是一个郡一个县的乡绅可比。稍微有人主持其中，难道还会有真正的是非吗？实在令人慨叹。郡国的房租，由主管者收取；长安城的房租，却由县官收取。郡国难道不是王土、王民吗？为什么偏偏在帝都居住、经商，却不能得到宽免呢？连一厘一毫、房屋间架都要计算，最后却把余银交给深沟，臣实在不能理解。然而还说平民在官府任职，俸禄由此而出；既然如此，繁华的大市全都享受免除，陋巷茅屋却户户纳税，赋税为什么不公平呢？难道不应当听任巡视官查核，斟酌租额、支出，严格清理滥收滥支，酌量减少摊派数额，以惠及京城百姓吗？实在令人慨叹。朝廷收买物品，如珍宝之类，每件都定为数倍的价格；因此商人把奇货当作奇货，内帑和中官也把奇货当作商铺铺垫的惯例，过去尚且是十分之四，如今已经达到十分之六七了。商人实际领取的不过十分之三，真正货物的价值又只有十中三分之二；内帑花费万金，而实际只用到二十金，漏洞流失也太奢侈了吧？实在令人慨叹。国家征募上役，如土石、器械、车脚之类，每件事情的报价都超过实际工料；而这些浮出的价格，难道全都归于工役吗？工役所得仅占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则被吏、书、班、皂等人侵渔。近来甚至侵渔到额外款项，于是告发争讼之事就发生了。仅仅是一项工役，其他事务中冒领、破耗的情形也大多如此，实在令人慨叹。国家征集庄民，以备上供，例如鸡、鸭之类的物品，已经细微到极点，却仍然列入常例。当地的收入，难道在正供之外没有余剩吗？而余剩又能有多少，竟然都用来填饱役徒的肚子。一旦遭遇旱灾或水灾，靠什么支撑？即使是一件微小物品，也有重大的常例负担，类似情形还有很多，实在令人慨叹。京城夜间巡逻，归捕盗总管负责；但捕盗总管屡次被题参，因而像从前一样懈怠。起初辽、沈一带刚传入夜禁时，还常常听到金铎声；近来营官渐渐玩忽职守，巡逻士卒杳无踪影，京城已经没有夜禁了。劫杀的惨祸，各城往往都有报告；天子车驾所在之地，盗贼竟公然横行，靠什么来肃清重地、消除乱象的萌芽呢？应当责成主管衙门长期缉捕；只要发生失事，官员使用??乕惩罚，士卒使用鞭打。这也是从根本上预先整治，万万不能拖延的事情。奉圣旨：这份奏疏中的各项建议都有益处，城防事务着内外衙门一体严加整顿。二十日 南京湖广道御史李良栋上疏请求勉力挽留众望所归的人才，以便咨询谋划。奏疏中说：国家有老成之臣，是社稷之福，这是自古以来就有记载的。像佥都御史王德完、侍郎邹元标，这两位大臣是一时众望所归的人，海内盼望他们出任，其珍贵程度不下于祥麟瑞凤。如今偶然因为一件事情意见稍有不合，王德完便坚决请求离去。虽然皇上两次温言挽留，但王德完离去的意志也很坚定。王德完离去，邹元标难道能够独自留下吗？假如让两位大臣都离去，那么正值边事紧急之时，也正是老成之臣竭尽谋虑的时候，对于国事又能依靠谁呢？又说：原任辽东同知冐日干，是应当因战死而叙功的人。如今却安然居家，冠盖往来应酬，毫无避忌。本官原籍扬州府人，其原籍所属县的县官一查便知。首领已经保全，住宅已经聚集，显赫的恩恤典礼究竟名存何处呢？臣认为，仅从这一个大臣看，恐怕逃跑归来的不止一个冐日干；回来后仍列入叙功抚恤之列的，也不止一个冐日干。钦赐的抚恤算什么恩典？赏罚又算什么事情？对一个保全自身、逃跑回来的人，竟滥用这种典礼，岂不是欺骗朝廷、辱没国恩吗？请求皇上下诏给兵部：对于那些因战死而应当叙功的大臣，应当移文其原籍，查明确实死于疆场，并取得有关部门出具的甘结，然后才给予优厚抚恤。这样恩典才不会滥用，人人才会想着捐躯报国，功罪分明，不敢苟且偷生，这尤其是今天最紧要的事务。奉圣旨：邹元标、王德完各有职掌，没有看见彼此抵牾；况且王德完刚刚奉命简用，为什么预先议论去留，以致滋生疑议？同知冐日干是否还在世？着该部立即查明具奏。二十三日 巡按直隶御史冯英上疏请求表扬贞节，以激励风俗教化。贞女张氏，像镜中鸾鸟已然分离，还没有见过丈夫的面；在山头日光之下化去，仍然保持女身。她在不识不知的草野污辱中守住贞节，在无所依靠的岁月里保全生命。烈女苏香姐，正等待成年出嫁，夫妻尚未团聚，忽然听到变故，便投环自尽；河边还没有见到春风的面容，香闺梦中，甘愿随着夜月的魂魄而去。烈女杭氏，十二岁就坚定了从一而终的心志，四五年间独自坚持不改嫁的志向；她为尚未成婚而死的丈夫穿着丧服，公公仍把她视为杨氏妇人；她登楼后以改嫁叶氏为耻，立即舍生。烈女四人中，徐氏结婚刚满两个月，便知道从一而终的贞节；临终前以片言相许，于是坚定守节、不改嫁的志向，投缳而死，决绝无比；人们共同哀叹她的烈魄。她依梅舍命相从，人们都感叹她的贞魂化为望夫石。姜氏做了六年妇人，一心以身殉夫；丈夫死后七十天，她自信从容地赴义；舍生三次，人们都感叹她慷慨激烈地杀身成仁。金氏成婚才四个月，轻生难道是因为有私情？距离丈夫去世一年，她殉节实在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志愿。徐氏在堂前将要侍奉婆母，忧愁地看着明日驾鹊；到了地下跟随丈夫，却忍心作薙经之事。今夜她有超过杞梁妻哭倒长城般的悲痛，却没有违背同穴而葬的约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口〕

译节妇共有八名。汤氏既已守寡，家中又贫困，儿子还年幼，婆婆又双目失明；她毁容断发，仍坚定地守持苦节，甚至割取股肉、解衣侍奉，竭尽孝养之道。邱氏一人守节，贫困不堪，含辛茹苦地坚守，寒灯燃尽了整夜的魂魄，像弱草般漂泊度日，尘封的炊甑连着多日都没有烟火。金氏侍奉年老的双亲，作为妇人代替儿子尽孝，早晚孝养从未有所亏缺；她抚养年幼的孩子，作为母亲兼任父亲，督促读书从未因春秋四时而间断。束氏守寡二十年，抚养三尺高的遗孤，她的坚贞连金石也比不上，她的纯洁可与冰霜相比。莫氏年轻时便孤身守寡，直到白头仍保持贞心；她与丈夫共同生活不过一两年，却立志守如冰霜，历经五十多年。富氏承受着沉入深渊般的隐痛，立志保持抱石投水般的贞心；黄鹄因悲哀而哀鸣，她不以丈夫死去为难，愿随之同死；她又有和熊教子的志向，正想独自活着并与孩子一同存活。李氏早年失去相依为命的丈夫，又没有留下任何遗孤，便割发放入棺中，以报答结发之恩；她呼天号泣，哭得血泪纵横，其义行足以撼动天地。范氏年华尚盛便年轻守寡，年纪很轻就苦守节操；她甘愿吃粗茶淡饭，连粗劣的糟糠也不能充分供给，却凛然如冰霜，与母亲和儿子相依为命。奉圣旨：礼部知道。九月。九月初四日。广西道御史马逢皋上疏，认为皇上对向高的眷顾更加深厚，臣下所应尽的情谊也应更加厚重。疏中说：“向高在六月上旬已经报告了出发日期，八月上旬又报告说已经到了江西。果真是生病了吗？那么为什么到了杭州？果真没有生病吗？那么又为什么应该来却仍然不来呢？国家遭逢大丧，外面又没有强敌入侵，这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三场丧乱相继而来，半壁江山无法支撑，军队战败、将领死亡，土地被削、国家危急。当年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宫，也没有比现在更紧急。向高曾任元辅，如今又出来为国分忧，谁能说他不应当如此？可是他一封疏奏接着一封疏奏，既想前进又想退却，难道是因为听了别人的话吗？而那些提出意见的人，原本并没有苛刻责备他的意思。难道是因为辽东的惩罚吗？可是那些放弃辽东的人，仍然可以被议论任用。难道是因为认为苗功不应当滥受吗？对于贤明的君主可以进忠言，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陈说？凭苗功而论，辽罪而论，臣下不能承受；而对于臣下的赏赐、臣下的官职，又很难一概推辞。若以辞谢来表明国家的赏赐不可妄自干求，便不能轻率地接受；若以接受来表明君主的恩典不可轻易辜负，也不能轻率地推辞。既然要以两朝的眷顾来报答当今皇上，又要以当今皇上的眷顾为念，急忙来京任职，难道不是堂堂正正吗？可是为什么说要来，又凭什么理由离去？如果使言官都缄口不言，而君主不能发挥贤相的作用、解除东顾之忧，对时局就没有好处。” 臣下所说的忧虑国家就应当早日出发，正是这个意思。因此又说：‘退居林下的迟滞，是因为本性甘愿与鱼鸟为伴；途中踊跃前行，是因为切切盼望君恩。’如果人人都以此为榜样，最终全都成为解除职务、退避责任的人。没有事情的时候，好的官职由我自己选择；有事情的时候，却保全自身而退却。国家供养他们，却不能让他们借此贡献一臂之力。元老世臣将来要拿什么向九庙的神灵谢罪呢？”这就是臣下因向高蒙受恩命而上一道疏、以及奉行人敦促他速行的旨意，不能不有所感慨。奉圣旨：“元辅历经三朝的老臣，向来笃守忠贞。时局多艰，急需他匡正救济。赴程入朝已有日期，派官员敦促他速来，已经有旨了。有关部门知道。” 十六日。南京江西道御史李希孔上疏，请求整饬法纪、究问奸逆。疏中说：杨镐和李如桢不应当同时请求赦免，市井中的儿童都知道这一点。即使王德完一时昏乱错误，转眼之间也已经深深悔恨。即使爱护王德完的人，也不过是想替他公开洗清罪名，并无其他意思。又有人说他老成而深思远虑，恐怕会产生其他变故，好像其中另有一番苦心；但其大概也不过如此。况且王德完在意见已经惶恐之后，屡次上疏请求裁决，这岂不是如同日月重新变得明亮一样吗？即使有非同寻常的奸佞之舌，谁还敢说杨镐、李如桢应当赦免？科臣在这件事上已经可以无话可说了。又说：刘一燝、韩爌在中书任职还不到一年，他们同杨镐、李如桢的关系，不像方从哲对于利瓦伊翰那样，贪恋他参貂等物的惯常腥膻；也不像方从哲当年那样，有在马上催促交战的大错。方从哲当时势力已经形成，彼此相连如同被缚在一起的鸡；他害怕牵连追究、批击根本，祸患必将反复攻入内心，因此千头万绪，犹豫不决，不能自持。于是他宁可辜负朝廷，也一定不肯逮捕利瓦伊翰、周永春，不肯把杨镐、李如桢的首级悬挂在藁街。于是依照大法，向辽东左地数十万无端被断送的哀魂谢罪，果然正是他应当做的。假如两位阁臣原本没有辅车相依的情谊，也没有唇亡齿寒的【缺字】，为什么要舍弃君父而庇护前人，却去庇护这两个小人呢？” 又说：王德完奏章中有“府臣邵辅忠忧虑显现在脸色上”一句，而王德完关于大狱等三件事的奏疏，邵辅忠也有关于宫中、狱中的奏疏，二人同心所说的话，气味如兰花一样相投。这两方面为什么竟然如此互相契合？臣因此又跺脚大为惊诧，重新产生怀疑。臣怀疑误导王德完的人，就是邵辅忠。邵辅忠的言辞激烈，“宗子自立”等话出现在皇上大婚前一天，都是臣子不敢说的时刻、不忍说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祥了。然而邵辅忠直言不讳，仿佛是在说这两个人的诡谋已经很深，羽翼已经形成，发动变乱已经临近，此时前后左右无处不是危机。如果不是赶快宽赦释放他们，一旦突然发生变故，恐怕就难以支撑。即使想再宽延一天、再推迟一刻，选择时机再说，也万万不得已。忠贞之心明亮坚定，难道不是很有脱衣而论危局的风气吗？然而，借此清除肘腋之下隐藏的奸人可以，借此放纵犯死罪的人却不可以；出于忠诚爱护而保护皇上的起居、严密防范细微变故可以，借反间之名扰乱朝廷已经确定的案件、反而倒用权术却不可以。皇上虽然年幼，但聪明出于天性；这些纷纷而来的危言恐吓，恐怕早已被皇上看穿了吧。” 难道是臣胆大吗？臣实在愚钝，只希望邵辅忠能够尽力除掉君主身边的毒害，先从杨镐、李如桢开始。臣不希望邵辅忠等人倡导宽纵政令的说法，使奸逆在国内得到滋养，使奸人从境外被召来，幸灾乐祸地盼望国家迅速危亡，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话。臣正是把这些话作为对邵辅忠的忠告。奉圣旨：已经多次下过旨意了。有关衙门知道。十七日 京营戎政右佥都御史李宗延上疏，说明内使凶暴蛮横，殴打并打碎獬豸冠。本月十二日，皇上恭敬拜谒太庙，鸿胪寺告示辰时举行祭祀。臣在卯时初二刻入朝，到了承天门外，内使把门关闭。有都察院张都御史等十几名官员开门进入，忽然门开了一条缝，职官刚进去一半，内使便拿着棍棒，不分官员，一阵乱打，把臣的朝冠打碎，以至于朝簪和獬豸落到地上。臣寻找朝簪时，恰好吏部周尚书来到门前，臣等文武官员二十多人因此得以进入。当时臣已经打破了帽子，本想当面向皇上奏明此事，却被同僚挽留。后来把揭帖移送司礼监，却像把石头投入水中一样，毫无反应。内使高兴地庆幸说：‘即使有人参劾我，不过是发配南京净军；如今正值东方紧急，岂不是快活！’人们听到这话，才知道内使敢于凌辱大臣，原来是因为这个，并不是误打。内使还扬言说，这是奉皇上的命令让他们拦住宫门，以至于公侯中佩剑的、锦衣卫中执刀的，都被阻挡在门外，而公卿倒在地上，仆从却大声嘲笑。臣没想到皇上优礼群臣，而新近进用的内使竟敢凶横到这种地步。

译臣看到了王振、刘瑾、冯保造成的祸害，实在深重。然而防微杜渐，是君子所应当考虑的，难道会因为皇后的尊贵身份，就敢于诬蔑她吗？法司审问官员，竟敢阻挠两京科道官的弹劾奏章，竟敢把奏章压下不办，是因为内使杨正朝等人从中阻梗。今天殴打宪臣，可以说是大祸而不是小患，是明显发生而不是渐渐形成了。况且太庙丹陛门外有两榜面向南方，内使的欢笑声竟传到侯伯并列的位置上；十多个内使成群僵卧在地，极为不敬，完全没有臣下的礼法。他们侵削王府、残酷损害驿递、逼死？人、公开娶妻等事，臣暂且不论。奉圣旨：‘门禁应当严明，陪祀官员怎么能混杂在一起而加以拦阻殴打？值日守门的内官，由该监查明后奏报处理。太庙应当严肃，随侍内使不得嬉笑、坐卧；由该监一并申令训诫。’ 二十日 广东道御史晏春鸣上疏说：天下百姓的贫困已经到了极点，朝廷施行的德意应当普遍周全。百姓早晚劳作，手脚磨出了老茧，却不能满足一顿饥饿；昼夜经营桑麻，却不能准备一件御寒衣物。大概没有一时不在受苦。上奉养老人，下抚养子女，各种事情交相萦绕于忧虑之中；官府钱粮和私人债务同时压来，满眼都是泪。大概没有一件事不在受苦。父子兄弟不能彼此保全，妇女妻儿流离四方。大概没有一个人不在受苦。时令调和、年成丰收时，被迫低价卖出；年岁荒歉、时令不顺时，又因困窘而高价买入。又没有一年不在受苦。加上征发调度频繁不断，加派税额没有停止；灾害接连出现，没有一天空闲。因此，最了解百姓内心痛苦和实际状况的，只有各级有司。为什么却有严酷刑罚、重重惩罚，以鞭打、杖打、夹棍等手段当场打死百姓的；有用重金赎罪、逼供析产，立即使百姓破产的？刑罚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实在不浅。又有加重征收、横征暴敛的，有明面上增加、暗中更重，每两要耗费一二钱的；有巧立名目借加派之名，一次增加一倍乃至数倍的。税收给百姓造成的祸害也实在不浅。臣仔细考虑，认为禁止革除这些弊端是有办法的。应当设置循环簿册，在簿面上用巡抚、巡按的印铃加封，簿册中间由道、府加盖印章并封存。每季令州县到兵巡官那里更换。凡是一切杖责、赎罪的词讼，都令犯人亲自在册内供述。如果有州县私自设置供单，或者杖责、赎罪案件不登记入册，就应当立法稽查。这样或许可以清除刑罚方面的弊端。征收钱粮时，应当多颁发带有称量等级、判定标准和抚按额式的册面，并把规定的字样刻在秤锤上。每年令各地收粮负责人到分守官那里领取制作的器具。凡是钱粮出纳，都令百姓亲自使用标准秤称量。若有州县私自设置的等级和标准与收粮所用的额式不相符合，就应当多方稽查。这样或许可以清除税收方面的弊端。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湖广道御史刘芳上疏说：如今征召阁臣史继阶，在考选两部官员的时候，留下了章惇首先推荐他的讥议，科道官交相上疏弹劾，难道不是已经被弹劾而离职的人吗？如今却又要在梦中萦绕纶阁，还带着装束成为舍人，在春明门游览了。长安士绅共同惊诧，认为这是怪事。有人说，他当日垂涎大拜，想乘机攫取宰相印信；有人说，他钻营言论门户，厚厚地给予期许，想以宰相之位作为酬谢；有人说，他把邮传当作可以垄断之物，把要津当作可以任意占据的地方。近日科臣阮大铖因为他直言责备史继阶删去夏嘉遇等五人的考选，说他像占卜风向的草一样剪除门下兰蕙；台臣马逢皋也指责他坐等三台之位，说他顽钝。这种行径，还可以平章军国大事、代替上天发言来任用官员吗？姑且只就去留之间评论一下。他当初悻悻然离开国家，难道不是因为弹劾排斥接连而来，面目难以自处，所以不得不引退以回应众人的议论吗？按理应当像社树旁的绿玉、野地中的美玉一样离去，想来已经断绝进入黄扉的希望，不至于劳烦皇帝派使者携带行李来迎接。即使圣上顾全宰相的体面，不轻易赐给他离职的玦佩，也应当立即重申先前的请求，不给后世留下悔恨，不至于辱没皇帝敦促他进京的名声，或许还可在仕途末路受到惩戒，弥补先前的过错。如今为什么又来了？难道是为了金瓯覆地、崔相得名，还是为了凭绿银符迅速前往拜见邺侯吗？恐怕退隐也不能把鼎系在严陵之地，难道进用就能在东山施展平定淮地的谋略吗？有人说，像渐渐高飞的鸿雁、振翅的鹭鸟那样充满朝廷、阶前站满人，他出仕后不过是在中书省伴食，正好借此隐藏自己的拙劣行迹。他如果想凭借状元的身份树立私党，提出封驳和接受成命的说法，攫取相位又有什么困难？即使有金张那样的权势提拔，也一定不会有丙魏那样的微妙辅弼之才，这是可以知道的。又有人说，虎豹鸾凤隐居山林而游于朝廷，他出仕后可以寻找盟友和心腹，这也是扭转局势的机会。凭他的狠辣手段去铲除士人，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张开白马清流之网将其遗弃？即使有婺杞之忧，也不能阻挡江河的波澜，这是可以知道的。天下的安危、世道的治乱、人心的邪正，都关系到宰相，绝非小事，怎么能容许这种奸邪小人主持政务根本而辅佐天下呢？奉圣旨：辅臣史继阶，是皇祖、皇考所简拔任用的人，朕屡次下令敦促，正殷切地等待他来朝。刘芳为什么竟敢肆意横加诋毁，严重损害国体？姑且从轻罚俸三个月。有关部门知道。十月

译十月十一日 江西道御史王心一上疏，为科臣倪思辉、朱钦相申辩。疏中说：臣曾读《汉史》，读到汉文帝宠幸慎夫人，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中郎将袁盎把慎夫人的座席引到后面，文帝发怒，慎夫人也发怒。等到袁盎以尊卑有序来回答，文帝高兴了，并把这话告诉慎夫人，赏赐袁盎五十金。妃嫔与皇后的关系，宫禁又极其严密，袁盎以小臣身份直率进谏，尚且如此。汉文帝不但容忍他，而且赏赐他。也就是说，袁盎的本心在于爱护君主，本来没有别的用意；如果不是这样，君主的过失就没有办法让上面听到。何况我皇上具有天纵的圣明，具备尧舜的资质，哪里是汉文帝所能相比？近来科臣朱钦相、倪思辉上疏议论奉圣夫人客氏，他们的本心不过是认为圣明君主的谕旨不可不信，祖宗的家法不可不守，宫禁的防范不可不严，不过是希望皇上成为尧、舜，从而成就清明的朝廷罢了。他们还不如汉代臣子触犯妃嫔嫌疑、直指座席位置那样鲁莽。昔日唐高宗想立武氏为皇后，群臣苦苦进谏，只有李绩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为什么还要问外人？’终于导致祸患流及唐室。大体说来，佞臣的话往往就是这样。他们不知道，君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一家的事情没有不是天下的事情。那两位科臣忧虑深、考虑远，他们的话虽然未免过于激烈，但纠正皇上的家事，正是把对国家的忠诚用于皇上的职责。况且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难道不知道顺从谄媚可以取得欢心，违逆纠正却容易招致罪责吗？只是有些事情，顺从反而会相害，违逆却能够相成；在不得已时，宁可违逆，也要以顺从之心触犯君父的逆鳞。孔子说：‘忠言能够不加以教诲吗？’说的就是这两位臣子。奉圣旨：屡次谕令不得冒犯烦扰，王心一为什么又来激烈聒噪？而且奏疏中引用前代故事，悖谬不合伦理，十分狂妄，本来应当重重治罪，姑且从轻，降三级调往外任。有关部门知道。十二日 四川道御史焦源溥上疏说：黄克缵近年来的举动，已经使朝廷士绅非常不满，所以臣第一次参劾他之后，科臣董承业弹劾他的诡诈，孙杰纠举他营私，毛士龙参劾他违法，臣的同僚潘云翼弹劾他包庇奸人，杨新期议论他误国，王允成认为他阴险邪恶，如今却把前前后后这些事情毫无缘由地纳入三才的窠臼。又如邵辅忠，平生的行径早已多次被正直之士视为羞耻；他虽然曾参劾三才，原本只是巧言，当事人对王允成所说“尊荣”二字，也没有认真追究。李希孔错误地使人遭到贬谪伏罪，还可以掩面自容；近来破绽自知已经暴露，恐怕以后再也没有声望，于是巧妙地埋下众人拥戴的根基，也必然会夸张变换、牵强附会，把自己援引进三才的窠臼。这三才，既是清流的陷阱，又是奸邪的保护牌。凡是有触犯奸人的胆量、铲除邪恶的气概的人，都被推入陷阱之中；凡是难以摆脱的局面，即使遮掩的是丑事，也都逃脱出来躲在保护牌之下。臣每次读到黄克缵和邵辅忠的奏疏揭帖，心中不平已经很久；后来见他们闭门请求退休，便可以不再说什么。今天早晨在朝班中又见到两位臣子，臣不禁从内心有所感慨。两位臣子应当留任还是离去，他们自己知道，臣也不必过分挑剔毛病；臣只是感叹，近来做言官也实在困难。对上要承受皇上的责罚，对下又要应付被弹劾者的牵连纠缠。被弹劾的人直到死也不倒下，弹劾别人的人却像拔除恶草一样不断追究，难道节义廉耻的风气比先朝稍有逊色了吗？还是皇上近来驱逐科臣，含有厌弃、轻视言官的意思？两位臣子之前是否已经窥见了其中的细微变化？奉圣旨：近来议论繁多，对缓急事务没有帮助。以后议论人、议论事，都要指明事实陈奏，不得牵连引申、苛刻求全。黄克缵等人奉谕留任，已经有旨意了。有关部门知道。巡按直隶御史王安舜上疏，指控勋臣后裔恃强凌弱、强行接受投献、放纵盗贼而祸害百姓。疏中说：怀远侯常胤绪身处尧舜般的朝廷，内心却追逐豺狼枭獍般的行径。他倚仗权势、执意作恶，放纵盗贼、包庇奸邪，垂涎有主的产业，甘愿触犯不可宽赦的罪条，竟使那些头裹红巾、号称赤眉的徒众，在青天白日之下跳跃横行，强吞暴夺，真到了不夺取便不满足的地步。虽然说违背法令、投献财产，是杨天瑞作祟所致，但出役献纳在百姓，接受投献在我；假如常胤绪肯爱惜自己的名节，哪里难以用严厉的话拒绝他？即使不这样，又哪里难以用好言劝止他？他却不作此计，公然把这些财物当作自己的东西，派仆人愤怒争夺，以致党羽聚集呼啸，倚仗势力横行无忌；沐侯而加冠，是借老虎增添羽翼，视人命如草芥，蔑视国法如同弃置弁髦。甚至假称祖先名号拒抗官兵，海洋几乎变成战场，沙地百姓大多被登记入鬼籍。杨天瑞等人固然罪不容诛，但像驱使野兽吞食人一样作恶的，不是常胤绪又是谁？臣想，常胤绪一定会托词说不知道天瑞的猖獗。留都与护管等处只隔一水，杨天瑞等人在那里扎营树旗，劫掠财物、擅自杀人，江南江北有耳有眼的人无不惊叹为奇事，难道只有常胤绪一人没有听说吗？何况扬州兵备道臣和狼山营副总兵官杨应春已经各自写信告知了。凡有人心的人，此时正应羞愧得汗流浃背，急忙请罪以向地方谢罪；他却装聋作哑，借口收租，谈笑自若，摆出悠然旁观的样子，这明明是在替绿林党羽助长声势。争夺洲地、沙地的诉状纷纷同时呈上，杀人劫人的传闻众口一词、不断传说。问这边、问那边，回答都说是常府所为，仿佛出自同一张口。难道留都的勋臣后裔只剩常胤绪一人，所以济恶的名声才传得满耳吗？像这样的人，对朝廷就是乱臣，对祖宗就是逆子，对世袭贵胄就是败类；俯仰天地，哪里还有可以容身之处？赫赫的法令，难道容许败坏法度、扰乱纲纪的人侥幸逃脱天诛吗？奉圣旨：交该部知道。十六日。文书房传出圣旨，告诫纠仪御史所奏之事不真实，只纠弹高可久；五府首领官显然是在包庇所有人。锦衣卫把人拿来见，凡拿来的都带回去，把情况说清楚。二十三日。

译刑部尚书黄尧缵等会同审勘逆犯佟养真的罪案。此前，辽东巡抚王化贞、巡按御史方震孺上题参劾并审查辽东战事遭到破坏，指出只是因为逆贼一伙甘愿做臣虏，反戈向内，辽阳、沈阳相继陷落。逆贼接受伪职，窃据镇江，自以为有三处巢穴可退。于是毛文龙率军竞相渡江，以二百多名孤军奋勇直入，佟养真父子赤身受缚，随后杀死贼党七十多人。佟养真又说：‘奴酋没有多少兵，都是我方叛徒里应外合，开门迎接盗贼，于是终于造成兵祸相连。辽人被贼寇屠杀的惨状，流血成河，号哭之声使天地都震怒。他们又掳走辽人的家属，奸淫他们的子女，人人怒目切齿，恨不得与贼寇同生共死。’自从镇江获胜以后，贼寇疲于奔命，东顾西盼，左支右绌。那些成排被杀的贼寇，已经是被擒的老虎；至于螳臂挡车般抵抗的虏寇，也不过是锅中游鱼罢了。奉圣旨：各犯既经复审，情节属实，佟养真等三名立即会同官员凌迟处死；何国用等四名处斩；仍将已经故去的胡可宾枭首，传示辽东；其余各犯都依照拟定的罪名办理。二十五日。南京河南道等御史陆师贽等上疏，请求破格抚恤并录用原任户部右侍郎孟养浩。疏中说：孟养浩才气雄健，胸中充满天地之气；文采灿烂，早年便在青琐宫中传胪；文章宏大，气势如倒海，于是专门出使而成为皇华之臣，晋升为侍从近臣，所作谏草几篇，确实感动鬼神而使之哭泣。他主持福建乡试，以伦理为策问，默默触动了父子之间的亲情。他有义胆忠肝，宗社之事时常萦绕心头；真心亮节，对危局的忧虑显现在言辞中。想到太子培养德性的时期，这是宗社长久的计策，但太子迟迟没有册立，猜疑由此横生。于是他不惜舍弃七尺之躯，实行如四皓辅立太子的策略，终于因奏疏触怒圣上，降下不可测度的旨意，廷杖之后贬为平民。受杖者痛彻心肺，鲜血化作苌弘之碧；听闻者鼻酸，泪如杜鹃啼血。翰林院的名籍被削除了，但东宫的地位稍稍安定；孟养浩本人离开了，但皇祖的心意渐渐改变。因此，他虽然暗中怀有不轨之计，虽然动摇了皇帝已有的心意，最终却成就了盛大名声，使国本安定，俨然成为决定国策的元老，实在伟大。他像在虞渊扶日，离开国家后只有半榻琴书，再也没有入承明殿的梦想；居家时只有一帘风月，再听不到长乐宫的钟声。他时时焚香向上天祷告，愿百姓安宁、国家太平；闭门谢绝宾客，以投递名帖求见他人为可耻。他以石为枕、以流水漱口，懒得谋求田产、置办房舍；如豹子隐居已深，门前的雀罗也不再开启。近来先帝登极，首先颁下诏书，急忙录用有功于社稷的人，随即又下达赐还官职的诏令。他先升为常少，又两次擢升为中亟，官职忽在北方、忽在南方，内心既感动又流泪。他持节、佩斧钺，镇守钟山高地，吏治严肃、百姓怀德；扼守天堑要害，防务严密，江面风平浪静。正当兵戈长期平息之时，听到辽阳失守的警报，他批阅公文手不停笔，身体不曾贴席休息；询问长江要害，遍设侦察哨；察看地势险夷，谨慎巩固封守；搜集车辆、训练士卒，每天没有片刻闲暇。修筑器械、城池时，甚至废止一日三餐的常规；旌旗因之增色，壁垒也焕然改观。他劳累时自己没有察觉，过度劳累后疾病突然转为危重；又因为遭受杖刑，血气枯竭而不能荣养，长期忧劳，内伤伏藏而无法医治。家中只剩四壁，几乎没有置办棺椁的费用；清点行囊只有空袋，还要仰赖他人以麦舟相助。可怜那两位寡妇，哭声使峡中猿声都为之断绝；抚慰这两个孤儿，眼泪多得仿佛漫过湘江。神魂游荡在秦淮洲渚，夜月凄清，谁来作宋玉那样的辞赋？精忠之气直冲太白星，秋风飒飒，只能空自感叹绵上之田。他忠贞不二、孤立尽职，确实符合勤王报国的情义；他长途羁旅、寄身在外，确实是鞠躬尽瘁的臣子。三品以上按惯例都有优厚抚恤，像孟养浩这样的人，即使破例加厚抚恤也是可以的。奉圣旨：交该部知道。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上疏陈述当前政务。疏中说：要整顿考核官员的制度，应当严格禁止私下揭发，不能说铨选政务可以暗中随意决定。外任官员的政绩和操守，有巡抚、巡按的奏牍在；偶尔听到的传闻稍有不同，难道有藩司、臬司两司当面在场，还不能当面核实详情吗？这就是堂审的成例，应当遵守。假如说私下揭发绝不能废止，那么巡抚、巡按有的举荐、有的弹劾，难道全都是镜花水月吗？这样一来，大计之日就只成了奸人报复之日，而巡抚、巡按也只剩这个空名。要慎重考选，就应当尽快收取访单，不能只说盛典可以草草结束。循良官员的优良表现，有台省官员的公正评议在；偶有一两处意见相左，难道不能舍弃一人的非议而采用多数人的正确意见，立即定案吗？这就是行取的成例，应当迅速决断。假如访单一定要长期搁置，那么历朝随时召用、随时任用的人，难道全都是外表像虎、内里像羊吗？这样一来，考选之时就只成了舆论沸腾之时，历朝为什么从来没有这么多繁杂的议论呢？况且大木匠不会因为一寸朽木便抛弃合抱的大材，所以能成就大事；美玉不会因为微小瑕疵便降低价值连城，所以能成就其美。若是像赤子一样纯真、情有可原，何妨略去外在的过失？如果人情和物望都一致认可，就不必苛摘小过。他又说：大计与考选，分开来说是两条途径，合起来说则是一条原则。总括起来，就是要求官员廉洁安静、少有私欲。如今礼仪文书日益繁盛，礼节过于繁琐，掌管铜符、接受墨绶的官员一到回京朝觐之期，贤者便头痛皱眉，抛下家业来办理行装；不肖者则刻薄盘剥，搜刮积聚余财，用来求取知己者的赏识。只希望大冢宰严格实行访察，痛加裁抑，不要只凭纸面上的禁令，任由暗中索取搜刮，或许还能挽回万分之一的颓势。奉圣旨：吏部知道。二十八日。刑部尚书黄克缵等审定妖人武悟空的罪案。此前，总督漕运右佥都御史王纪上题，奉圣旨：‘刑部知道。钦此。’查得武悟空、骆玄机以市井妖民的身份，竟猖狂施行白莲邪术，呼朋引类，称为善友；像鬼蜮一样，聚集徒众、设置邪法，奸淫妻女，哪里是牟尼尊佛的教法？他们骗取钱财、掠夺财物，实在成了盗抢妄为的奸徒；妄称护法，胡乱标榜，人人共同尊奉。唐进忠是魁首，掘墩荒谬地指称三宝，一切都依照潘祖雄的做法；甚至伪造谶语、词文和印符，诱使道徒，所说的全像梦话；后来又妄谈衣甲兵器，借假星象惑众，和占卜风向有什么不同？这类首恶武悟空，应当依照妖言律处斩；其余党羽分别依法拟罪。奏报奉圣旨：武悟空立即会同审理后处决，其余都依拟定罪名办理。十一月。

译十一月二十日。江西道御史李时荣上疏弹劾弃城逃跑的遵义通判袁任。疏中说：近年来事事废弛，人心懈怠，败坏到极点的，没有比辽东战事更严重的了；而造成祸乱的首恶却长期置之不问，近来才有两道朝廷明旨，冒着日期限定派人拘捕；利瓦伊翰、郑之范也被拘捕了，足以快慰朝廷上下的公愤，抒发海内的正气。从前因循懒惰的习气，才稍稍显出精明振作、整顿刷新的机会，难道人们还会有创伤，却不至于把强悍的土地当作儿戏吗？哪里料到四川发生变故，又有人接踵仿效呢？袁任起初凭明经出身，被授为别驾，所受恩遇本来已经不薄。当时道员和将领远出，属官人员不足，便把郡县两级的事务一并交给他办理，实际上是把城池托付给他；他的责任实在重大。认为他的力量足以处理此事，是要让他成为一方的保障。等到蔺首首先发难，播地的祸乱煽动灾祸，逃亡的奸徒投奔前来助虐，营哨因此被杀散，军民纷纷逃亡，衙役全部逃走，谁来守城？然而臣子既然已经系印任职，身体便不再属于自己；城池存在便与之共存，城池灭亡便与之共亡，这才不失献身职守的义理。怎么能在贼寇尚未到达之前就先逃跑，城池还存在便仓促抛弃，甩手不顾，远远离去，仿佛把保住性命当作最好的计策呢？这样做若只是为了保全自身、远离祸害，或许还可以；但臣子的气节和国家的法度又该怎么办？这就是罪在不可宽赦之处。奉圣旨：袁任弃城先逃，着巡抚、巡按官派人将他拿解来京审问；该部知道。二十一日。刑部尚书黄克缵等上疏说：‘逆酋罪恶贯盈，一旦离开巢穴而被擒，应当依法拟定罪名。’据云南巡抚沈儆炌题奏称：‘大理府云龙州王舍叚进忠，不过是一个魔夷后裔，暗藏奸诈，像豺虎一样肆意施毒；只因为图谋夺取宗族官职，便一定要把嘉龙害死才肯罢休。他招纳亡命之徒，图谋发动战争，起初围攻云龙，后来再次袭击蒲甸，嘉龙于是遭到毒手，被割舌剜眼、剖腹取胆，杀害女子、奸淫妻子，这已经罪重必诛。然而他仍以制造祸害为乐而不悔改，改易土官制度并胁迫命官，官府前往勘问时又抗拒问官，甚至杀人焚掠、放纵贼徒分赃，使迤西一带几乎没有安宁之日。近来听说道、院正在征集兵员、筹措粮饷，他已无计可施，却仍然拥众窥伺关隘，企图先发制人。若不是两院早已筹划周密、各道方略完备，将士同心、罪人被擒，那么苍洱地区的祸患，难道会只像猛虎下山那样吗？’据此，叚进忠等所犯之罪，应依谋叛律处斩。奉旨：是。二十七日。掌河南道御史刘兰上疏，请求立即恢复行取的制度。疏中说：旧制被废置的很多，而应当首先恢复的就是行取。内而中行评博，外而知县、推官，积累俸资、按次等待行取，无不希望有一次机会来显示才能。只是行取这一环，专门是为了准备台省官员的候选人；台省重在风力，因此取士应以清廉自守、耿介特立、端正方直、诚实宽厚为主。忠诚质朴的人，应当另外优先授予清要官职；轻浮浅薄之辈，不应冒充而参与显贵的选任。应当抑制奔竞，集合众议而取其一人，精心选择、确实评议，不遗漏，也不滥取，所有门户隔阂都可以完全撤除。如今诏令广泛发布，早晚便可以得到旨意。行取一旦举行，咨访随即接续；候选人取齐后，考选就立即确定，不至于像过去那样拖延日久而疑虑滋生、时势变更、事情改变，只增加一番纠葛，徒然给后来留下口实。各官行取的期限，应当定在十二月截止。至于明年大计结束后，仍有俸资资序到期的人，也很难再让他们赴任。计算他们赴任的期限，转眼就是三月；到那时再回头补救已经晚了，只能徒然望洋兴叹。因此，三月以前还可以再行一次取选，以完成这一安排。行取制度既然贯通，今后的期限就容易等待，其余事情姑且等到下一次再举行。奉圣旨：吏部知道。十二月。十二月二十四日。御史江秉谦上疏说：‘皇上重新起用熊廷弼，授予经略之职，赐给节钺，难道不是认为辽东战事不能由中枢遥加控制吗？可是数月之内，经略苦于不能施展手脚、建功立业，天天呼号疾苦，辩驳的奏疏接连而来。他们所执持的题目，总是说经略与巡抚不和，王化贞想进攻，熊廷弼想防守罢了。熊廷弼并不是只说防守，而是说先防守然后才可以进攻。王化贞锐意进攻，即使进攻获胜，难道就可以不必防守吗？万一不能取胜，又将凭什么防守？这种事势和情形，人人都知道。然而他们一定要把一个人一下捧上九天，使他的话无不听信；又一下压到九泉，使他的谋略无不抛弃。难道真是完全没有心智、不明白进攻与防守的适宜吗？他们原本不是从战守问题开始议论，而是从王化贞与熊廷弼的关系开始议论。熊廷弼是统辖辽东、节制三方的经略，那么三方进攻还是退守，都应当听从他的指挥，听从他的部署。可是王化贞想进攻，就让熊廷弼上题后进攻；王化贞想退守，就让熊廷弼上题后退守。王化贞忽进忽退，又使熊廷弼进攻时不知道为什么而战，退守时不知道凭什么防守。因此，实际上是王化贞掌握并控制了熊廷弼的节钺之权，而经略从来没有节制三方的权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升〕 这样一来，经略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员：听命办事时没有权力，出了罪责时却要承担责任，国家又怎么能指望这样的经略呢？所以今天的会议，并不是经略与巡抚不和，而是厌恶经略的人彼此意见不合；也不是关于进攻、防守的议论不一致，而是支持进攻和支持防守的人彼此议论不一致。’奉圣旨。《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实录》卷之三，记载天启二年正月至六月。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编辑、校正：廪监生方至。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正月。

译天启二年正月初一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上疏陈述自己的愚诚，以辅助大计。疏中说：‘有人说，陛下初理政务，是百官革新之始，应当严格，使人有所畏惧而不敢犯法；有人说，陛下刚登临帝位，正是万象更新、解除罗网之日，应当稍微宽缓，使人能够自我更新。臣认为，这两说都不对。这个人果真可以宽赦吗？应当察明他的缘故、宽宥他的实情，怎么忍心用功名来换取自我奋勉，而把风力刻削到这种程度？臣等不敢这样做。这个人果真是自取其祸吗？应当惩罚一个而警戒百人，怎么忍心拿百姓的脂膏去滋长穷奇般的贪婪暴食，任其放纵？臣等不敢这样做。应当奖励多数、补益少数，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公平施行。臣跟随铨臣之后，只是为天下爱惜人才，为万世爱惜民命罢了。至于贪官可以惩治，逮捕审问时务必严加追赃；否则贪官不会以名声为耻，反而把赃物填饱肚腹，污浊的风气哪里会有止境？人才可以任用，改任教职的人必须退居数年；否则既毒害民社，又毒害读书人，将使学校蒙受耻辱，到那时后悔又有什么用？卓异官员中如有可以任用为边才的人，应当另行提出；这样既能得到良吏以安定内地，又能得到奇才以抵御外患，这是安抚百姓、巩固边疆的重要策略。’奉圣旨：‘看了奏疏，对大计有帮助。边疆需要人才，着令用心咨访，务必得到真正的人才。交该部知道。十七日。吏部尚书张问达上题陈述考察之事，逐项开列如下：贪婪残酷、提问追赃的官员五名：岢岚州兴县知县毛栢，吴县知县袁熙臣，汶上县知县辛我德，新宁县知县张尔恕，河州知州许伯鹏。因贪污而勘问追赃的官员二名：四川右参议徐逢聘，两淮盐法道袁世振。提问追赃的官员八名：原武县知县张廷桂，平度州知州于连跃，宜川县知县李云汉，禹城县知县王好贤，宁羌州知州阎庚，德安县知县倪有厚，九江府同知王恭己，衡州府通判陈允问。奉圣旨：这些贪婪残酷、危害百姓的官员，都革去职务，贬为平民；现在正应朝的时候，着锦衣卫拿送法司审问。其余各案，责令有关巡按御史严格提问追赃，接济边防，不得容忍放纵。还要给他们规定期限。二十二日。江西道御史高推上疏陈述“无逸”二字，提出十条建议：一是精心讲求学问，二是勤于处理政务，三是戒除安逸享乐，四是频繁召见臣下对答，五是亲自阅览图籍史书，六是审看章奏，七是体恤百姓的怨恨叹息，八是明确法度，九是爱惜人才，十是崇尚节俭。奉圣旨：知道了。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上疏说：考核整顿吏治，对内是各部院，对外是藩司、臬司，彼此相互配合，这是极其重要的权衡。然而各部院哪里能做到耳目遍及一切？考核院中百官，全都以藩司、臬司的意见为定论。臣近来同各位大臣共事，其中也有丝毫不差、挺立不屈、不徇私回护的人；也有想说却不敢把话说尽的人。在朝廷内如此，外地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前章奏考选，动辄多有滞留，于是天下逐渐形成了同一种风气。大概因为世间人情彼此影响，遇事都迁就，人人都躲避推诿。如今圣明天子刚刚登临万物之上，正是重新整顿、振作精神的时候。假如有人能够刚正不阿地为朝廷坚持法度，不妨破格升迁，以此形成风气。有人说，这正是振奋激励藩司、臬司的关键办法。世间常说依靠守令办理政令，可守令也有难以诉说的苦衷。近来催征赋税过于苛刻，辽饷又造成危害，上下之间的实情不能相互沟通，又怎能指望家喻户晓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难以言说的事情有第一：任职数年的人，如上疏续任、进京入觐等事，竟然千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够不给长安方面写信。难以言说的事情有第二：如今按理应当留任的就留任，满四年即可，不必过分苛求；没有留任的，应当早日赴任，留恋京城也没有益处。回去后拜谒各司道官，应当以诚心、正道相待，世俗套话和尘俗情状一概洗去，不要因此再到宪司堂上受辱。宪司中贤能的人很多，也一定会以接受这种做法为耻而不肯接受；否则，那里还有巡方御史的白简在。臣又想到，如今天下百姓已经穷困到了极点，处处皱眉，人人忧愁。辽东之事使天下骚动，要立即停止辽饷，确实很难做到。仔细思考救济时局的方法，只有赶快挽救风俗这一条。风俗败坏，没有比奢侈靡费更严重的了。俗话说：国家奢侈，就用俭朴来治理它。京城一天的耗费，就是天下百姓一年的耗费；士大夫一席宴饮，就是百姓一年的耗费。每件事都应节省，合乎礼制就停止。臣还有话要说：计偕入京的士子有四千多人，这四千多人，无论能否考中，都是百万百姓寄托性命的人。若他们的志趣方向不正，对世道有什么补益？如今对于这些士子中登第、做官的人，应先为他们树立标准，向他们显示节俭之道。可是如果一个进士竟然负债千金才走出京城，这怎么解释呢？这样还想成为清白的官吏，做得到吗？古人相互期望、相互成就，以报恩酬知，并不在于交际情分深厚，而在于道义情谊真诚。臣恭敬地特意表明，希望计偕入京的各位士子都有坚定的志向和坚定的力量。假如立足不稳，即使经历千生万劫、承受祖宗培植和父母教育而成就此身，取得一个进士，也会虚负一生，并且断送天下众生，实在令人十分悲哀。各位臣子中一定有人会认为臣的话像中流中的孤舟，但这绝不是梦话。奉圣旨：览读奏疏，言辞深切。吏治和士风的挽救，都是当前急务，都要切实遵行。有关部院知道。二十五日 山东道监察御史王一中上疏弹劾莱州府知府林铭鼎，疏中说：林铭鼎治理郡府两年，没有一点政绩表现。他刚到任时，妄自尊大，欺凌侮辱同僚，种种乖张暴戾，一时传遍。等到稍稍收敛职务上的行为，舆论才逐渐平息。然而他本来就嫌地方事务艰难繁重，一味贪图安逸、厌恶劳苦，叹息抱怨。适逢入京朝觐，他一定要借道南归。又对人说：“我这次出行一定要设法调转任职，再回来就不值一文钱。”于是得知臣主张留任他，愤怒至极，便制造事端、挑起争端，详细情形已经报到臣这里。他声称：监军、招练各道的职责在于军事韬略和兵事铃令，对于有司掌管的民政、刑名、钱谷事务，本来并不相干。虽然列在藩司、臬司的官衔之中，但其体制不同于亲临地方，职责关系也应有高低分别，不可以同守道、巡道的例子相比。何况副使刘国缙、佥事佟卜年，乃是为了抚安辽人、收拾逃亡迁徙之民，更与各道不同。一切礼节和公文往来，似乎应当酌情议定，以免有谄媚亵渎之失。臣随即移文咨问吏部说：“臣看登莱紧邻辽东，辽河以东已经全部沦陷，而登莱还保存着这一块土地，全靠上下同心协力，共同完成这项战事。

译如今偏偏有莱州知府林铭鼎，倡言监军、招练与该府互不统属，却要让守道、巡道代替该府承办事务；又说监军、招练前来管辖是非礼之举。这样势必会使分守、分巡各道代替该府办理事务，却不愿承担；又会使监军、招练二道因无人接受事务而无法施行。臣认为，仅凭这一句话造成的祸害就不小，对他加以弹劾处分并不过分。然而臣当时没有立即弹劾处分，是因为正值地方缺人的时候，留下一个官员，恨不得发挥一个官员的力量；如果能从中制止他的危险谋划，还希望他能够办理公务。哪里想到臣的详细公文还未等飞递上报，他却先行如此行事，竟使守道、巡道、监军、招练五道都因此停废了吗？林铭鼎想要谋求推卸责任，结果反而落得一个使一道府彼此构陷的名声而离去；竟然因为他一人离去，就使五道的事务全部荒废，这对军务怎么办？何况登莱本来就是不能只顾眼前、必须预先谋划的地方，如今更是每一分时间都值得珍惜。原本因为军务繁忙，守道、巡道两道办理不够，所以增设两道盐军道，已经分别划定信地、分派事务。难道可以让四五道的事务径直拖延十天而不办理，四五道的衙门也全都寂静地关闭吗？皇上把守卫边疆的重大责任托付下来，难道会为了一个知府而任由它败坏吗？像林铭鼎这样狂妄悖逆、放纵肆意，简直是想要抗拒君父、违逆君父，实在是大不敬，难道还可以让他一天不受两观之诛吗？奉圣旨：吏部知道。二十六日 湖广道监察御史林一柱上疏说：“陛下聪明圣知，通达上天之德，只是恐怕耳目还没有周遍，见识没有超出域外，扩充还没有达到，照察也只停留在宫墙之内。就以离陛下最近的地方向您陈述：陛下享用鼎食，陈列宴席，而郊关之外，流离失所的人遍道路都是，有的吃野草、刮树皮，有的跪在道路旁乞讨，连半粒粮食也不能沾到肚子里。陛下身处重重褥席之中，而京城之下，风吹雪积，有人赤身裸体，僵卧在路旁，直到天亮便已经死去。陛下在宫苑中优游游玩，而田野之间，背着犁、扛着锄，路上推车拉牛的人，有的一年到头不能得到片刻休息。陛下悠闲休息，而监狱之中，有人呼天却无人看见，受刑鞭打之下，想逃入地下也无门，有的人片刻之间就濒临鬼门关。就说锦衣卫奉旨审问的事，从前不时偶尔发生，陛下把它当作寻常事情，却不知道锦衣卫用刑，是先拷打后审问，不论有罪无罪、情节重轻，只要奉到严旨，便会拷掠备至；纵然后来能够申诉昭雪，这一天也几乎没有活命的希望。因此，除非事情确实极其真切、极其重大，不可轻易交付诏狱。以上这些都是陛下应当知道的事情，有的却不知道，是左右近习之人把它遮蔽了。陛下如果想要保全万物生生不息的机运，使上下流通而没有隔阂，就在于亲近贤能、采纳谏言罢了。”又说：“因此，被贬的理刑李献可，是癸未进士，因为任理官时抗疏直谏，铮铮有声，后来被削去官籍，居住乡里。这样一只朝阳之凤，直到今天忠心还埋没在荒草之中，臣私下为此悲伤。大概皇恩施及本来没有区别，但在世与亡故的人却有先后之分，由此可知天下的事情，凡是隔绝在耳目之外的，沉沦幽暗、受到压抑而不能见到天日的，也很多。如果不是臣说出来，陛下又怎么会知道呢？伏请敕令有关部门，立即议定赠官抚恤之事。这也是天地覆载之中不容独独遗漏的生养之恩，是春光之内不容独独迟后的恩泽。”奉旨：“朕虽然居住深宫，百姓的贫困艰苦却时时刻刻记在心上。对于贫穷流离的人，朕常常加以赈济；推举的各位官员，也都准许任用；言官的条陈，都交给有关部门议覆。即使有触犯忤逆的，也曲加优容。朕何尝不亲近贤能、采纳谏言？锦衣卫奉旨审问的案件，各自都由有关衙门参奏处分。林一柱不明白事情的体制，只是拾取套话；至于李献可既然是因为国本之事被贬，应不应该追赠抚恤，有关部门应当遵照屡次降下的旨意具文覆奏，怎么能因为同乡关系而冒昧陈奏？这次姑且不追究。” 二十九日 江西道御史高推上疏弹劾抚臣张之厚，说到杜文焕军功的一份奏疏，实在令人惊骇。杜文焕是个怯懦的武官，为了逃避东援，故意挑起西边的争端，擅自杀死临近边境的住牧夷人数人，导致虏兵彼此联结，接连不断地作乱。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都想吃他的肉、睡他的皮。抚臣不把他当作罪魁，反而把他列为功劳第一。抚臣说：“要问谁登坛发誓消灭大贼首，杜文焕就是。”臣却说：“要问谁挑起争端、谁真正造成祸乱，杜文焕就是。”抚臣说：“冲锋陷阵、斩获首级的是某些人。”臣却说：“听说贼兵气势嚣张，如入无人之境，想找一个骑兵、一支箭去追击他们，却没有这样的人。”抚臣说：“要问谁分兵布阵、夺取敌旗的是某些人。”臣却说：“听说虏兵攻城，向城下进攻围困了五日五夜，想找一个竖旗击鼓、开城出战的人，却没有这样的人。”抚臣说：“文焕不能披甲上马，听到警报紧急，便乘车带病出城了。”臣却说：“听说兵围延安时，只有推官叚飬度、卫弁孙弘业、萧伟等人关门受困，在城上射杀敌军头目以挫败贼兵锋芒，没有听说文焕如何调度、如何指挥，也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而抚臣还冒死为他叙报功劳。” 总之，这是利令智昏，一旦被文焕诱惑，便又掉进文焕的圈套。有人说张之厚收受了文焕的金杯玉壶，有人说收受了文焕的金银盔甲、珍珠貂皮等贿赂，因此想要有所作为却不刚正，件件替他包庇，事事替他遮掩。于是他暗中传令各道、府、县，以被杀掠的人畜数量酌情编造上报，官员们含恨而怒却不敢说话。前些日子所上报的情况，与臣所听到的相比，不过是万分之一罢了。奉圣旨：“该镇的虏情难以预测，张之厚要用心防御，不必过分苛求。有关部门知道。” 三十日

译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上疏说：近来边境各地，多任用乙科出身的人，间或有明经出身者，大多已经年老，既然衰弱疲惫，志气也低落短浅，百事敷衍应付，最终全都废弛。幸而得到稍微升迁，便把它看作惯例；铨选官员对远方没有青睐，于是使沿边一带竟然成了贬谪之人的聚集地。偶尔有贤能的人，独自饱受边地风霜之苦，得到调任也像平常一样，令人感叹知遇稀少。天高路远，无法询问，这大概就是边地有司的弊病，和有司大体相同。假如让这类人一旦遇到紧急警报，不是成为弃城的□客，就是成为黄泉下的死人。即使有千百人，也不能当作一个人使用。现在四川发生变乱，逃亡的官员种种，接连的城邑都成为废墟。像张振德那样死而殉职、翁登彦那样抗拒敌人的人，屈指可数。这也是有司庸碌衰老、不能尽忠的明显证据。臣认为，趁着如今大计考核之时，各地官员云集，贤能与否一目了然，应当下敕给吏部，选择甲科出身、任有司职务、年富力强、才气超群的人，挑选出来派往沿边各府、州、县，全部更换原有人员，不得混同于普通调简的规制。仍请明确责成他们训练乡兵，团结民力，修缮城池、整治器械，积储草料、储备粮食，使城池和社稷真正坚固如金汤。凡是能够称职的人，升迁调转的期限，仍比内地按半俸超额升迁。其中另有抵御敌人、建立奇特功劳的人，再按照军功不按常次破格提拔任用。各有司之中，难道缺少特殊才干、不同寻常能力的人，愿意错过建立功名的机会吗？何况有赏罚分明的制度，谁还敢怀有退缩逃避之心？只要使一座城能够守住，就足以胜过几万军队；每座城都如此，彼此联络便无忧患。这样既可以使地方安定办事、群盗暗中消失，即使突然遇到大的警报，也可以从容等待援军，聚集众人的忠义之气，形成内地巩固的形势。这确实是当前第一急务。奉圣旨：边方令其守卫，已经有旨意了。这份奏疏所奏之事，交给有关部门一并施行。○二月 二月初三日 都御史邹元标请求宽宥罪官吴国辅，上题为《犯罪赃完，恳怜援比，恩例豁生事》。臣查得，大同巡抚高第、巡按御史李九官各自奏请，想把罪官吴国辅改拟为立功，并让其子孙承袭一事。吴国辅监守自盗，按律没有什么可以推辞，应该处斩；姑且考虑到本人能够在期限内补完赃物，适宜施加法外的仁恩。何况多次奉有恩诏，又在沉重狱中多年，姑且准许他立功，以此鼓励他。既然已经经过抚按详细查问拟议呈报，现相应覆奏请示。奉圣旨：“是。” 初四日 吏部、都察院接到圣谕：朕看科道官屡次上疏，纷纷喧嚣，完全没有正当的议论。辽东既然到了这种局面，都是因为经略与巡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感惊忧。昨天张寉鸣慷慨地自请前往边地，充分显现了忠义为国之心。江秉谦妄言扰乱政事，已经从轻薄罚了。如今又结党上渎奏章，各自逞强坚持己见，不顾国家的急难，臣子的情谊在哪里？你们部院立即传告大小各级官员，以后务必虚心、同心协力，共同帮助宗社的大计。应当办理的事务要切实整理，不要从事空谈。以后如果还有像从前那样胡乱发言、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宽恕。特此谕告。十五日 浙江道御史徐景濂弹劾熊廷弼，认为对他的罪名拟定不当，疏中说：奉旨将王化贞械系治罪，这是罪罚相当；而对熊廷弼仅仅削去官职、听候勘问，却是不合刑法的偏平。替熊廷弼辩护的人常说，主张守卫而不主张出战似乎是对的。假如真是主张防守，就应当严令西平镇、武二堡坚壁固守，以使敌军疲惫；如果真是主张防守，就应当札令闾阳、大凌河二驿站修筑坚固营垒，以堵住敌军溃退的道路；即使不这样，拥集左哨五千人，收拢残兵万骑，退守右屯旧驻地，以观察夷虏的情形，日后还可以擒获孙、黄两名叛将，收复广宁的残城。这样一来，全部罪过都由王化贞承担，而熊廷弼却连夜像狼一样逃奔，几乎要破关冲入，这又是为什么？臣请问那些说应当防

译守的人：是防守山海关吗？是防守三坌河吗？如果仅仅关闭关门就叫防守，关门还在，似乎不能成为熊廷弼的罪过。但他先前撤走河西兵力，调回援兵；如今又率兵仓促逃奔，放入溃兵，这些情状都明明白白显示出他想放弃河西、杀害巡抚的心思，也和焚烧高邦佐尸体、毁灭贞忠之骨一样，都是同一种惨毒的想法，因此熊廷弼应当逮捕。如果一定要把河流划作壕沟，规定骑兵不能渡过，之后才说是防守，那么将领逃亡、兵民军马溃散，按军法本应当明明白白地用三尺剑在军中斩首；抚臣应当首先免冠谢罪，听候囚禁在军营门前，怎么能凭借节制调度的权力，拿着坚守的主张，在两昼夜之间踉跄奔走数百里？那么熊廷弼就应当逮捕。假如罗一贯没有死，刘征初坚持不战而亡、奴兵最终败退回来，熊廷弼肯亲自辞去首功，把功劳让给巡抚吗？又假如孟令勋、王朝玉没有向外勾结孙得功，黄进没有在内部叛变，??囗??虏兵前来援助，广宁安然无恙，熊廷弼肯亲自把功劳说成微小，把功劳让给巡抚吗？大概一次是遥望关门而夜间逃走，一次是放弃城池向西逃奔，合起来又加上总管所属官员一同逃跑，按法律将拿什么来告慰地下的袁应泰、张铨，使死去的高邦佐得以瞑目？又将拿什么来使被囚禁的杨镐、李如桢心服，并让新近被逮捕的利瓦伊翰闭口？奉旨：有关部门知道。十七日 广西道御史马逢皋上疏说：经略熊廷弼不诛杀逃亡的臣子，反而继续任用逃亡的臣子，本来就是把自己置于不死之地；不体恤忠臣，反而继续焚烧忠臣，又是把自己置于逃罪之地。辽阳、沈阳陷落时，经略袁应泰、御史张铨、道臣何廷魁都死了，只有高出、胡嘉栋等人逃跑。熊廷弼承受皇上特别的恩遇，按理应当首先表彰袁应泰等人的死节，诛杀那两名失节的人；但他对死节者始终没有一句话提及，对失节者却屡次上疏推荐。于是有了再次逃跑的监军，也就有了跟随逃跑的经略。做经略的尚且希望像那两个人一样再次被任用，又凭什么去死呢？臣认为，任用逃臣，本来就是自认为可以不死，这正是熊廷弼的真实记录。到了广宁溃败时，熊廷弼发檄文让监军高邦佐到松山，命令他向西逃走；高邦佐不听，他便捆绑高邦佐，又以此胁迫、杀害随行官员，高邦佐仍然不听。这是二十四日的事情。到了夜里，高邦佐对他的仆人高永、高厚说：“我承受国家恩典，按道义不能苟且偷生，发誓以死报国。你们好好收拾我的尸骨送回故乡，让我去见母亲，把我葬在父亲墓旁。死后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为国而死的儿子，我的香火不会断绝。”高永等人痛哭劝阻他，他仍然不听。于是沐浴、更衣、戴好冠帽，向西按礼拜祭，最终自缢而死。高永又对高厚说：“主人待我们恩厚，我不忍心让主人独自死去。没有使令在主人面前，你就背负我，不要辜负主人。”说完，也上吊自杀了。第二天，高厚按照他的话哭着向廷弼禀报。廷弼说：“你的主人活着时不愿进关，死后难道肯进关吗？”于是命军士用一千捆柴连同公署一起焚烧，烧了一个昼夜也没有熄灭。一代忠臣和义仆就这样都化成了灰烬。臣认为，焚烧忠臣，又自行制造逃避罪责的地方，这也是廷弼确实做过的事。廷弼平生没有一件善行。当初按察辽东时，曾因参貂之事逐斥杜松，后来又逐斥李怀信，使国家的精神受到损伤；又逐斥五名谏臣，使国家的元气受到损伤；后来又想逐斥臣，使朝廷显然不和，甚至说君主的威势不能??，国家的法纪也因此荡然无存。上面不知道有天子，下面哪里还会知道有抚臣，难道肯去援救广宁吗？臣认为，如果不斩廷弼，最终必将贻误天下。皇上是天下之主，为什么要忧虑这个逃跑的经畧？近来接到邸报，见到有革职听勘的旨意，这是什么罪重罚轻呢？如果抚臣王化贞也一同逃入关内，谁能庇护他？奉旨逮捕审问，本来就是合乎正理的。只是把逃跑者和经臣一同逮捕，又把经臣区别对待，也不是法律

译公平。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相关部门知道。二十日。

译湖广道御史马鸣起上疏，请求立即逮捕先行逃入关内的罪臣，以端正刑法；迅速登记因战事而死的道臣，以劝勉忠义。疏中说：??欺骗玩弄、蛊惑人心，先骑马入关的，是韩初命。关臣都不在，号令一发布，才知道经畧还没有到，军民也还没有到。韩初命先行入关，难道是排山倒海般的将士吗？难道是迷失了陵阴旧道吗？难道必须由韩初命充当田父来指挥吗？还是叩击关门、夜间渡过，连鸡鸣狗盗之徒的本领都缺少？难道必须由韩初命替他们推开关门吗？又说，高邦佐是替皇上保卫城池、替自己珍惜名节，所以不能死在广宁，却死在松山，这是什么缘故？活着时不肯受胁迫而入关，竟然连死后遗骸也难以保全，这究竟是什么因果？像义男高厚哀痛申诉的那样，在天阴昏暗的时候，身旁应当有厉鬼相伴了。死者被登记表彰，逃跑者反而立功，在宪典昭明的今天，难道容许这样颠倒是非吗？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把高邦佐主仆死难的事情和经过从公勘察清楚，破格给予赠荫；并与骂贼战死的罗一贵以及阵亡的各位臣子一并予以恤录，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心争相受到劝勉，也可成为保卫封疆的一项助力。奉圣旨：韩初命既然属于先行逃跑者，着锦衣卫派可靠的官员和旗校将他扭送来京究问；高邦佐的事情，有关部门看过后奏报。二十一日。巡抚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陈述督责州县官抚定地方、安定百姓的办法：一是妥善处置州县官。官员在地方上，如果百姓都称他们为父母，那么百姓就是他们的子女。父母对待子女，哪里会有召唤而不应、约定而不赴的呢？甚至遍查保甲却造成讹乱，编排行伍却引起呼喊喧闹，催征钱粮却引发喧哗阻挠，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平日处置失当，恩威没有树立。第一，征收钱粮时，实际减免秤头；第二，审理诉讼时，减轻科罚和赎金；第三，革除理长等人的馈赠贺礼陋规。这样根源就清洁，恩惠也显现出来了。二是同时训练民兵。州县有民兵，归有司管辖；此外还有乡兵，就是把他们附入保甲并普遍编列。请在州县原设的五事册中增加训练民兵、乡兵一项，并一并报告考核成绩，这样才能使言语不落空、事情能够求得实效，并垂范长久。三是保持警醒。如今充任州县官，谁敢说自己的州县一定无事？如果还没有达到无事，那么凭什么不感到恐惧？应当说，只有处置得当、恩威显著才有所凭恃。一个邑与另一个邑相邻，聚集起来成为群体；群体彼此牵连，便形成天下。国家像金瓯一样完整无缺的事业，正是由此积累而成的。这就是警醒之说。四是严加考核并予以黜夺。看他的政绩，钱粮没有拖欠，诉讼文书中没有含冤受苦、前来申诉的人，军民精锐警备足以编成一队，保甲乡勇像棋子一样分布；兴办大工程、动员大批民众时，百姓都像子弟前来效力；道路上到处流传赞誉，没有非议。这样，他的官守如何、才干如何，就可以知道了。五是实行戒饬。抚按奉天子之命考察官吏、安定百姓，如果不能按时向各部门提出戒饬，那么纲纪又在哪里？所以要把“戒饬”二字高高树立在这里，使尚未受到戒饬的官员想到今昔是非之间，又振作起一番精神，赶紧补救后来之事。六是重大奖励。臣私下考察往代史籍，郡邑守令贤能的，朝廷有增加品秩、赐金、颁发玺书嘉奖慰劳等办法，激励极为充分，所以官吏都蒸蒸日上、声誉隆盛。如今州县官如果才能和操守都完备，抚按上报命令到达时，不论俸禄资历深浅，大省应开列上报七八人，其次三五人，听候上报；再由上下部议定，可以请求赐敕奖励，使地方贤能之人因这种特殊恩命而更加奋勉。这就是激励他们的办法。七是打破资格限制。天下州县官中，十分之三四是科甲出身，十分之六七是乡科出身；乡科出身的人到行取时，二十人中才有一人能够获得；等到拟定官职，终究又另以一格对待，至于明经这一途，更不必说。皇上是创制立法的人，哪里难以放宽这条途径而 加以奖励提拔呢？今后应当少谈一些破除资格限制的问题。八是勉励师儒，九是彼此督责成效，十是发誓竭尽精诚。奉圣旨：这份奏疏深切关系吏治，有关部门立即议定回复并施行。二十三日。浙江道御史左光斗上疏说：“东师再次溃败，全国惊慌。皇上慨然同意廷臣的请求，任用孙承宗入阁；又任用解经邦为经畧。对外，封疆事务有人收拾；对内，机密政务有人辅佐，一时之间颇为可观。但是中枢之地还空缺着重要职位，没有人主持，在当国者或许自有说法。只是如今形势极其危急，却缺少最急迫、最重要的官员，人心汹汹，无法得到实际的依靠。景泰三年，于谦任本兵，同时任用仪铭。景泰七年，于谦因病告假，又任用石璞。过去曾同时任用两人，如今却一个也没有，偶然有人患病，尚且不能等待，何况连兼任官员也没有呢？臣私下认为，朝廷既然得到能够挽救时局的人，就应当最终发挥他挽救时局的作用。比如祖宗朝阁臣高拱出任吏部掌印，江渊出任工部掌印，按照旧例，此时应当命孙承宗掌管本兵事务，这样差不多就可以授予他职事、借给他权力。承宗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一日在阁，一日在部，参与谋划并专断决策，彼此也不会妨碍。挽救危急关隘、扬我军威，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请求敕令元辅早日决断，以确定大计，不要只授予名义而吝惜实际权力。至于职方郎中耿如杞，多次受到弹劾，按道义难以继续任职，也请求迅速给予处分，不要使人们更加议论而贻误国事。” 如杞在户部任职时，臣曾推荐他可以任用；如今他的罪责涉及封疆，臣确实不能替他隐瞒。奉圣旨：“兵部着阁臣孙承宗暂时掌管。” 二十四日。辽东巡按方震孺上疏说：“员外徐大化有奏疏弹劾臣，对臣罗织罪名、辱骂和诋毁，无所不用。如果交给部院审理，臣愿意安静听候，可以不说什么。况且封疆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一个人的微贱性命轻如鸿毛，也没有闲暇申辩。只是他竟说臣先行逃跑，以此作为民众失陷的原因，所以臣又不能不说。大化想杀臣，虽然有其渊源，但为什么不按察事情经过，反而轻率地说出这种话呢？别人上疏揭发，臣知道大化不会相信。抚臣王化贞已经到了都门，大化为什么不去向抚臣询问一番他的来历呢？第一是兵败，第二是城陷，第三是百姓逃散。只要有善于牵扯的人，能够把其中一个字牵扯到臣身上，臣甘愿受死。只是他们不知道，事变仓促发生，使人来不及思考。十万兵马在一刻之间败于西平，其所以失败的原因，抚臣自有活口可以证明。广宁一座大城在一刻之间不能守住的原因，抚臣也自有活口可以证明。百万生灵被催促向西撤回，经臣另有奏疏，抚臣也自有说法。这些事情的经过明明白白，大化却说臣先逃，以此作为民众失陷的原因吗？逃离战阵而导致战阵溃败，逃离城池而导致城池溃败，然后才能称为逃跑，再根据前后情形诛杀，这才是确定的法律。”

译“臣既不在镇武，也不在广宁；既未曾使城池失陷，也未曾把情形弄错；既未曾拥有一兵一马，却说臣的罪责不在经臣、抚臣之下吗？至于抚臣出城以后，派官舍到臣这里，叫臣不要向东走；抚臣现在就在都门，听说有文书发下抄录，大化又可以前去询问。万人都向西走，只有臣向东走，究竟向东走的是逃跑，还是向西走的是逃跑？广宁已经被贼军占据，向前无路，经臣、抚臣护送百姓向西撤回，已经没有可以存身的地方。二十四日，紧急派守备周一麟回关招集残兵，已经喧传说许其入关了。愿大化设身处地，再三思考。早知道不问根由，只把是否允许入关作为题目，当时臣只要在中前所驻扎几天，却写一份奏疏说：‘臣孤身作为屏障，难道不好听吗？’至于说臣欺骗君主、出卖朋友，臣自信过去谈论辽东之事没有一个字欺骗，只是不能迎合人意，从来不敢说我的兵力足以依靠、足以制服敌人，不敢说西虏确实可以倚仗，不敢说镇武可以不守，从来不敢说有机会可乘，便可以轻率出战。招致祸患的根源，确实就在这里。如果说塘报彼此不同，二十三日广宁已经溃败，原本就没有扎营的说法，不得不有所不同；原本就没有西虏出兵的说法，也不得不有所不同。各位臣子所报告的事情，大体都是真实的，只是时间前后偶有差误。臣随即上疏说明清楚，怎么能说是变幻无常呢？按臣不向各道将领取得凭据，又能凭谁呢？如果吴主事责备臣没有战死，他的道理很正当。但是贼兵当时还没有踪影，前卫至今也没有失陷，不知道那时应当死于贼军吗，死于守城吗，死于经臣、抚臣吗，还是死于百姓吗？或者返回广宁，死在孙得功手里吗？这里也需要斟酌妥当。奉圣旨：这样喋喋不休地申辩，究竟想干什么？张铨是什么人啊！” ○三月。三月初三日。山西道御史江秉谦上疏请求处理职方郎中耿如杞，疏中说：熊廷弼接受朝廷任命经畧的重托，负有调度三方的责任。出关以后，王化贞既然坚持不听命令，就应当坚持原来的主张，明确告诉皇上：按照这样的条件，广宁才能守住，臣才能竭力在军中办事；如果不是这样，广宁必定守不住，臣就立即辞去职务，让贤能之人得到任用。这样难道不是没有辜负任命和重托吗？为什么只是大声疾呼，却因循拖延日月？大军已经溃败，几千人的队伍，难道还能支撑吗？今天的事情，按照法令接受罪罚，廷弼还有什么话可说？王化贞徒有才名，原本不懂军事，只因当时敌人没有来，侥幸获得节钺，便趾高气扬，专门依赖西虏倒中反间；粮米腐烂了也不处理，兵器铠甲散乱了也不知道。等到等待西虏而西虏不来，使用间牌而间牌不起作用，恐怕被人看出他的计策穷尽、筹算失误，于是就在河上装点声势，扬言欺骗众人。试问五进五退，是谁阻挠他不让前进？试问敌骑长驱直入，究竟是谁真的望见敌阵便逃跑？西虏为什么在横枪宁前一带行动，不为我所用，反而被敌人利用？贼军尚未到达，他就弃城逃跑，御史方震孺的奏疏明明在此。王化贞即使有一百张嘴，恐怕也难逃斧钺之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张鹤鸣原本因为被弹劾而罢居黔地，后来因辽东事变，奉诏特别起用，却拖延数月不肯前来，臣已经不能理解。等到他到任后，占据中枢的体面地位，与廷弼意见相左，又被别人揭露了他的底细，于是更加肆意咆哮，任性刚愎，仇视言官，极力主张仓促出战。在无兵无将的情况下，使廷弼困守右屯，神情似醉似狂，却轻率听信化贞在三坌的说法。凡是他的复奏，没有不横加设置陷阱、暗中埋伏杀机的，可是还张大嘴巴发誓说自己丝毫没有偏执，这究竟是在欺骗谁，难道是在欺骗上天吗？中枢、经臣、抚臣，罪责完全相同。广宁失陷，中枢该如何解释？难道宣布捷报就受赏，军队溃败却可以无罪吗？这些都是明白易见的事情。至于职方郎

译中耿如杞，存心像狐狸般媚惑，性情像豺狼般凶狠；他平生的污秽行状，向来为乡党所不齿，只是他与化贞有深厚的香火情谊，关系牢固得像连环胶结，又窥伺到鹤鸣与廷弼之间存在嫌隙，便散布流言，巧妙地帮忙挑拨争斗。今天说有机会可乘，明天说是西虏，直到保护化贞如同保护骄子。今天说计谋在于夺取中枢，明天说是企图卸去担子，谋害廷弼甚于敌人。化贞即使桀骜不驯，如果没有如杞在旁边构陷挑拨，又怎么至于一定要同经臣作对呢？”}], “所以化贞失败，是中枢误了他；而中枢之所以悖乱，又都是如杞玩弄造成的。从古以来指鹿为马的奸臣，也不过如此。这种人难道还可以不赶紧依法正刑、暂缓上天诛罚吗？奉圣旨：张鹤鸣新近奉派出行边地，出都才两天，江秉谦怎么能轻率肆意地诋毁他？实在很不懂事体。现在正是多事之时，姑且罚俸半年。东边的事情正紧急，耿如杞着照旧用心供职。相关部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官邹元标等，为奉旨议处后回话，疏中说：议论认为，天下有一种出于极其公正、极其虚心，不容有丝毫人为力量夹杂其中的事情，那就是朝廷公议。如今要推举经略，诏命下达到吏部尚书张问达那里，他逢人便咨询，退朝后又让六科在宫门前公议，十三道在朝房集中讨论，大家一致推举解经邦，没有不同意见。人们正因经邦的声望而推举他，诏命催促他赴任，没想到他一篇又一篇上疏，直到第三篇还因言辞而受到谴责。张问达这样做就错了。臣子接受国家深厚的恩惠，不应选择便利，无论死生都只听命令。经邦既然可以持节经略宣府，难道偏偏不能经略辽阳吗？过去的经略，困难在于拥有辽阳；如今辽阳已经没有这片京畿屏障了。经略如果肯振作精神，从此勒名于彝鼎，前途不可估量。没想到他竟然退缩怯懦到这种地步，幸而宣府没有警报；万一有警，经邦将往哪里去呢？这实在辜负了满朝推举他的厚意和国家培养士人的恩德。如今应当按逃避艰难来论处，只是考虑到每个人都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也各自有独到的见识。人们知道经邦有才能，也许只是看到了表面；经邦自称不能任职，必定有他独到的认识。应当先考察清楚再任用，而不是任用之后才衡量。” 经邦辞职奏疏中的措辞没有选择妥当；晋虽不是用来教导敦厚的办法，但他的情形或许可以原谅。或许罢职，或许降职，只听皇上裁决。奉圣旨：会同推举的事情已经很明白了，解经邦已经有旨意处理；以后再有规避的人，严加治罪，绝不宽饶。初四日 河南道御史安伸分条议论边务，疏中说：一，严惩临阵逃跑，以振奋士气。臣子为君主急于应对危难，只看是否竭尽力量。如今敌骑长驱直入，前锋败北，中军在哪里？后军在哪里？竟然没有听说有一兵一卒前来策应，又怎么能说树立旗鼓、强固边防呢？那么经略、抚臣的案件，就不能不赶紧议处。一，清理禁地，杜绝隐患。俗话说，先平定内部盗寇，然后才能抵御外部侮辱。近来如科臣所弹劾的李选、邹体元、鲁梦豹等人，把大内看作四通八达的道路，把国法视为儿戏。而据道路传闻，又说南海子一带有人潜藏包庇，实在使人担忧。一旦他们突然逃散，再后悔也来不及了。因此惩前毖后的办法，不能不赶快筹划。一，留用冏卿资助保障。国家得到一个贤能的守令，胜过得到十万精兵。近来天津道刘策搜集车辆、训练士卒，营垒焕然一新；至于通州道周启元，才干卓越、谋略雄伟，足以大力挽救时局的艰难。是否可以让启元以太仆少卿的身份暂时办理兵备，等新推举的魏云中到任后，才让他卸任，这样东方或许还可以借助他的一臂之力，重要地区也可以因此暂时没有忧患。一，加快发放边饷，平定纷乱喧嚣。军队出动，粮饷必须随行；粮食充足，军队才足以作战，自古以来本来就是这样。即使

译是黄羊山、喜峰口等地方，也常常见到什差之人讲论赏赐、拥众跋扈；哱彦台吉每天窥伺，像老虎一样贪婪地注视，都是探听我们的胜败来决定动静，又观察我们的虚实来决定进退。因此边饷必须按时发放，尤其是今天最紧急的事情。一，登记褒恤愚直敢言的大臣，以鼓舞忠义。自古以来都说，持节守义而死的大臣，必定是正直敢于进谏的人。臣任河间县令时，和献县令刘重庆、任丘县令贾继春同时任职，见到他们清廉如风、餐雪而行，骨气如霜般刚劲；有的在芦苇丛中擒获大盗，使千村安宁，有的在道路上捉住响马，使百里之内没有尘乱。如今他们有的因进言而被削籍，有的因触犯宦官而被罢职。皇上虽然表面上舍弃他们，实际上暗中采用了他们的意见。如果鉴察到他们的苦衷和孤忠，立即下令起用，那么他们感恩图报的情怀，一定会比寻常情况强烈万倍。奉圣旨：周启元着办理兵备，等待接替者；刘重庆等暂且不必起用。初五日

译云南道御史董羽宸上疏说：“自从辽左告陷以来，各位大臣提出筹划防守御敌的方案，不止一项，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其中最紧要的尤其在于选用官员。请敕令按察关内、关外两道，对于那些不具备决胜御侮才干的人，不妨另行任用，不必勉强他们做力不能及的事，把国事寄托在万一的侥幸上。至于府、道官员，事情尤其紧急，也应一并依照这个意见综合考核，限期奏报，交给有关部门调换安置，不得顾惜他们的怨恨和劳苦，以免给边疆留下忧患。若查访其人，依臣所知，在籍的有王应干、赵邦清，尚未任职的道臣霍维华、运判韩万象、顺天府判杜应芳，现正在京觐见的官员苏万杰、赵廷忠、潘曾鋐、张福臻，以及平乐推官袁玉佩、南靖知县杨廷诏，都可以听凭吏部推举任用。道臣中，除邵可立、真宪时、贾之凤以外，臣都知道还有足以胜任的人；只有永平的朱本洽是臣的同乡，臣一向知道他没有审理乱事、平定祸患的才干，不如早些调换他为好。至于从山海、燕河、青山、建昌一直到冷口、喜峯、松棚、马兰、墙子、曹家、古北、石塘等各路中的关口，有的偏僻而来不及防守，有的地处冲要而难以抵御，有的台毁坏了，各处亭障几乎全空；有的是木市贡道，成为敌骑出没之处；有的则是抚弁和夜丁贪图掠取敌人财物，暗中放他们进入，长久地启发了敌人的野心。这种种破绽，哪一个不是奴骑借道闯入的路径？广宁城的赏赐如果断绝，哪一个不是西部敌虏分头要挟的门户？议论此事的人只是遗憾不能用一丸泥封住山海关，却不想想，竟然还有这样的敌虏，能使现成的道路也无法通行吗？”皇帝下旨，命吏部、兵部赶快复议施行。初八日。兵部、都察院接到并发出圣谕：“东边的战事正紧急，警备应当严密。京城内外，更应加倍安定整顿。勋臣、武职及各官募兵，本来是急公好义的行为，但必须确实有才略、懂军事、能够统率众人而又不扰民的人，才可以委任。仍要把他们分别派到京城四面远离城郭的地方，出去招募士兵，就地安置训练。应募的新兵要核查贯籍住址，彼此作保认领。溃散的士兵和流民中混杂着奸细，真伪难以辨别，不得混同收用。各衙门守卫内外城，如果官员严加盘问，凡穿军装、夹带兵器以及颜色异常、形迹可疑的人，都不许放入。有些人假称是各家的兵丁，三五成群，白天抢夺酒食，夜里偷掠衣物，占住民居和寺观，一律严禁。传播流言、张贴匿名揭帖、煽动迷惑听闻的，都是奸民，必须擒拿从重治罪。奉旨施行的城守、门禁、保甲等各项规定既已确定，有关的官员和差役也不得借查点之名任意骚扰。一切巡逻警戒事务都要刊布告示晓谕，务必使军民、商贾等各自遵循生业，保全自身和家室，安定巩固人心，以安定地方。”该部院随即通知巡视各衙门，一体遵奉施行。十九日。湖广道御史林一柱上疏说：任用人才，只应考察其实际才能。疏中说：天下名义与实际不相称的事情很多。臣姑且先从军务说起。名义上叫作兵，实际就应当能够御敌。如今养兵时只按册籍计算，用兵时却交给临时招募的人，这只是储存千千万万的粮饷去喂饱鼠雀罢了，国家难道要养鼠雀来使用吗？名义上叫作将领，实际就应当能够杀敌。如今养将时给以重任、授以端阃，用将时却从废置闲散的人中起用，这只是把推毂任用的荣誉送给土木偶像罢了，国家难道要养土木偶像来使用吗？名义上叫作边疆抚臣，实际就应当能够攘除夷敌。如今无事时扬扬自得地建牙开府，有事时却惴惴不安地办理军务，这只是把紫袍朱服的荣誉披在泥塑身上罢了，国家难道要用泥塑来办事吗？名义上叫作枢密大臣，实际就应当能够在帷幄中运筹、决胜于千里之外。如今历来推升为尚书的人，先前只凭见闻，后来却获罪；增设的侍郎，既放不下去，也用不着。这些荣显名位的外表，只是拿画饼充饥罢了，国家难道要使用画饼吗？任人贵在培养，培养贵在能够任用。如今所培养的是这一类人，所任用的却是另一类人。在朝廷中询问，过了很久也不任用；向民间谋求人才，仓促之间又不熟悉。唉，为什么这样颠倒错乱呢？又说：臣希望铨衡部门以公心衡量人才，宰执以果断主持政务，台谏以公平加以论议。任用人才，不只看时机，而要看形势，更要看其贤能。因为贤能而任用他，就不要轻易议论罢弃；罢弃人才，不只看时机，而要看形势，更要看其不肖。因为不肖而罢弃他，既已罢弃，就不要轻易议论重新任用。任用和罢弃虽分为两件事，实际应当配合为一体。圣明的天子从上面明察照临，使目光如电、威势如雷霆，从而使任用常合于公心，决断常出于果断，议论常归于公平；不要让蒙蔽君主的人只有平日的表面形迹，也不要让图谋国事的人没有尊奉君主的实际。”皇帝下旨说：“时局艰难，急需真正的人才，这份奏疏很有帮助。任用人才的事，吏部知道。” 二十一日。山西道御史江秉谦弹劾张寉鸣，认为其罪应当处分。疏中说：张寉鸣的罪过在经略、巡抚之上，法律不能宽贷；皇上特意因为他出行边疆、开拓新疆事务较为重要，只从轻处罚臣，以安定他的心，并没有说他无罪。如今简拔任用经略王在晋，接受职事、开始行事已经有些日子了，难道张寉鸣本人竟在法律之外，有两条罪状却可以不立即逮捕交给法司吗？况且张寉鸣不只是法律上无可逃脱，他误国的情状更令人痛恨。当初他一到枢堂任职，就把王化贞与自己相比，与熊廷弼互相抵牾；后来嫌隙日益加深，杀心顿时产生。他明知西部敌虏的间谍之说全是虚妄，却偏偏狠心蒙蔽自己；明知战守意见参差、难以协调，却硬要加以责备。一味糊涂，完全机械，只想着杀掉熊廷弼便可快意，即使连王化贞也陷害了，也全不顾惜。张寉鸣这种故意破坏边疆的情状，大概比贻误军机的罪过还要严重。为了改变局势、制造巧局，他既查究旧宰辅，也查究旧政辅，连皇上当日委任得当与否也一并查究了。张寉鸣为什么不早些具奏呢？他又说熊廷弼一斥责言官，自己便替言官助战，先埋下了为逃脱罪责而求救的机关，却不想言官所说已经应验，忧国的诚心反而被指为助战。” 圣旨曾经命令他查究言官吗？张寉鸣还要张口妄言来定别人的罪案吗？还是说张寉鸣本身有罪？那么耿如杞的罪，也可以逃脱吗？大概枢臣与边臣同属一体，耿如杞与枢堂也有共同关联。张寉鸣失策而败坏局势，全都是耿如杞的诡计阴谋。假如眼前的罪案不作定论，任凭他抽身离去，日后是非渐渐冷却，他还会蒙混而来。这样处罚对他丝毫无损，反而使他得以卸下担子、自在脱身。世上难道有这样的国法吗？”皇帝下旨说：“枢臣奉旨视察军队，尚未回报命令，而且还要会同查核功罪，独自承担责任，不回避嫌疑和怨恨，怎么能仓促苛求，来阻碍任用？”江秉谦想要申述先前的情由，仓皇冒昧地上奏，实在不懂事体，本应重罚，姑且调任外地。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二日。

译广西道御史马逢皋谨据代人上题说：臣不自量力，推荐才士许显纯，想专门任用他来察缉奸细。皇上已经采纳了臣的话，部议覆奏说许显纯素来具有肝胆，竭力能够辨察此事，这难道不能说是了解许显纯吗？只是许显纯相信才士能够徒步遍历[缺字]五吗？即使有数十名弓番，每月只得到粮一石，不加犒赏，能够使他们听命吗？在抢攘混乱之际，与各衙门文书往来最为频繁，却不给他官府印信以表示信用吗？如果这样却责令他擒获真正的奸细，和拿着马蹄去盼望丰年有什么不同？臣又广泛访求人才，像邵可立，清廉自守，甘于俭约，而且能够开垦水田，体恤驿递之地，得到百姓的拥护；像传梅，才思双美，却因平定国本犯下的凶锋，终于招致非分之祸；像张舜典，文武兼优，却混迹市井，不求闻达，早早营造隐居之所。正值如今万物显露、人才各有所见之时，谁没有出仕的愿望？但想要收用汗血马，却还吝惜购买骏马的钱财，这正是臣最不能理解的。”皇帝下旨，命部院从长计议，酌情议定后具奏复命。二十三日。河南道御史杨新期上疏说：巡抚徐绍言任职本省将近三年，真心实意地办理政务，政务简明，刑罚清明，调度兵饷，极尽苦心；为防备秋季敌情而冒严寒，直到岁末。臣到任较晚，不清楚张差一案的始末。然而有这样的巡抚，臣乡正要仰赖徐绍言获得安宁，却因为旧事牵连，使他不能安居原位。不过张差一案，原本有不可理解之处。听说当日原任刑部郎中因义愤激发而上书建言，随后称病引退，不能像王之寀那样任性放纵、逍遥延年。唉，实在可悲！如今王之寀因有人为他昭雪而恢复旧职，又因不平而自行申诉进言，升入京官品秩；李奉张廷却没有人提及，最终默默无闻地湮没了。忍心遂志的人，身在而名显；愚拙地为国事而死的人，身亡而事迹湮没，这也是世间的一种缺陷。”皇帝下旨说：“巡抚官必须与人品、地方相宜。徐绍吉应当升任巡抚，命他安心任事。张庭此前已有旨意，李俸也一并议定抚恤。”有关部门知道。提督雁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徐绍吉上奏，认为部臣追论京察之事，意在报复，谨慎陈述当日始末。疏中说：王之寀的奏疏中指臣任吏科时管理京察，曾经纠察拾遗王之寀，所列三人中臣是其中之一。万历四十三年发生张差之事，当时臣因册封晋府回朝，看见朝廷中的议论还持两种意见；王之寀也曾当面同臣喋喋不休地谈论前事，臣劝止他说：‘张差已经伏诛，刘成也受杖刑而死，如今宫闱已经肃清，作为臣子何必长篇议论呢？’王之寀也露出笑容，感谢臣的劝告后离去。到了次年丙辰，正赶上办理京察的时候，臣以科道官的资历应当参与此事。吏科的任命十一月才下达，发出名单征询意见并收回名单后，名单中见到王之寀的劣迹累累，贪赃徇私，声名狼藉。臣于是去询问刑部尚书李志，李志回答说：‘此人极其贪婪蛮横。’臣又去询问吏部尚书郑继之，他说：‘此人的官职本来就不称职，应当处分；但近来他挟制题奏，所涉及的都是大臣，很佩服他老成的见解。’不料台臣韩浚的条陈奏疏发出后，王之寀便想具疏弹劾韩浚，一时台省的公论沸腾，人人咬牙切齿，最终各自会同上疏，纠察王之寀。这就是当日考察处置王之寀的情形，没有一个字是文饰。于是皇祖震怒，削去他的籍贯，使他成为平民，并追夺敕命。其中的机括，难道是臣能够预料的吗？又难道是言官能够迎合的吗？总之，历来的京察，没有五年不翻动旧案的；官场浮沉、反复无常，自古以来就令人感叹。王之寀遭到这样的报复，有什么奇怪呢？况且臣子立身孤危，本来就容易受到非议；王之寀说臣统领三晋，图谋转任刑部，还想颠倒铁案、抹杀先帝实录，这种大话说得如醉如梦，臣实在无法理解。即使韩浚、赵士谔被论罪，似乎也另有原因，未必全是因为王之寀而离职。如今借此事来驱逐臣，却不知道臣如鸿雁高飞于幽冥之中，难道要等到射鸟的人准备好才起飞吗？”皇帝下旨说：“据奏疏已经自行说明，不必再置辩。巡抚是重要职任，徐绍吉应遵照旨意安心供职。”有关部门知道。○四月。

译四月初一日。刑部尚书等官王纪等审定熊廷弼、王化贞罪案，称：王化贞在军队败溃之际受任，广宁危如累卵，他一人勉力支撑，不到一个月，呕尽心血，耗尽力气，又有谁不怜悯他呢？但他生来只是个朴实的人，又完全不懂军事；任用敌虏反而被敌虏利用，使用间谍反而被间谍利用，甚至像孙得功一类的叛逆每天侍奉左右，他也没有察觉，认贼作子，其才能由此可知。他竟敢口口声声说要交战、要渡河，等到胡笳一响，风吹草动都被当成敌兵，铁骑和战鼓还在百里之外，却把广宁丢弃得像破鞋一样，单骑连夜逃走，仿佛有追兵紧跟在后面，直到如今惊魂还没有安定。可悲啊！王化贞有忧虑国家的心，却没有谋划国家的智慧；有吞并胡虏的气概，却没有消灭胡虏的才能，是天下热心的人，也是天下痴心的人。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还到哪里逃罪？应当处以极刑，以正其罪。至于熊廷弼，他才干、见识和气魄都很高，一生睥睨群雄；往年他镇守辽地时辽地尚存，离开辽地后辽地便亡，关系似乎非同小可。他再次起用为经略时，熊廷弼以卫青、霍去病自许，而人们也无不把熊廷弼比作卫青、霍去病。进京那天，连儿童和差役也相继焚香罗拜，为他的到来而喜悦，又为他来得太晚而悲伤。皇上赐给他宝剑、蟒袍玉带，又用金帛相助，以凡卿饯行，恩宠特别，都是近世未有的异数。熊廷弼要怎样仰答圣上的眷顾，来符合这千载难逢的盛大时机呢？追想他当初走出春明门时，立即求得控制山海关的旨意，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他无意于广宁。等到抵达关口以后，他却略有可观之处，如说我军不应轻率作战，西部敌虏不可完全相信，永芳投降的情况难以测定，广宁人心不稳，这些话句句都像握有胜券；他料事的智慧，难道不是远远超过王化贞吗？只是他刚愎自用的性情、虚骄的气势牢不可破，因为争论毛文龙功罪一事，便与王化贞结下嫌隙；双方水火不容的形势既已形成，黑黄之战于是更加激烈。今天上一道疏，明天发一份揭帖，笔锋和舌战不断相寻；而搜集战马、训练士卒、磨砺兵器、擦拭战马，凡是可以用来筹划防守的事，全都被他等闲置之。等到敌骑震地而来，他仓促失措，不知如何应对，急忙飞发檄文催促出战，仿佛在说：胜了可以成就我的名声，败了也可以证明我的话。假如敌情告急之日，熊廷弼能够仗义誓师，带着装备迅速赶赴广宁，手提一剑来平定祸乱，事情的谋划就不会是这样。一听到大军溃败，他便大声呼喊无人救援，先逃奔榆关。尚书平日是何等威风，一旦作出这种举动，难道不是辜负国恩、被天下人耻笑吗？即使有盖世的气概和料事的明察，也不足以赎偿丧失军队、丢失土地的罪过。唉！镇守边疆的大臣破坏了边疆，国家自有确定的法律，纵有百张嘴又能说什么？到了会同审讯的时候，他还喋喋不休。如果说不应当与王化贞同样论罪，哪里知道功罪本来是一体，圣旨已经明确，同样定罪而给予不同处罚，并不是刑法。两人都判处斩刑，皇帝下旨依议。浙江道御史陈保泰弹劾贪污秽浊的赞画官，认为其借故推脱、借题发挥。疏中说：何栋如在浙江招募士兵，早晚登山游湖，纵情歌唱、嫖妓赌博，还把富[OCR疑误]改作士兵，把[OCR疑误]船改作战船。何栋如难道不知道水战必定要用水兵，也必定要用战船吗？海船载重而且大，航行平稳却缓慢，怎么能改作战[OCR疑误]？人张栋、洪乔宇等三十多艘船，每艘价值千金，被送入后暗中放出，一一都可以提出来对证。如今国库空虚如同被扫荡一空，请全部追缴出来，以补助辽东军饷，实在是人心共同称快的事。至于招募士兵的粮银，由其自行收取、自行发放，数目难以稽查。有人说每一两兵饷扣下一钱，有人说将领把饷银倾出九成分发，有人说把总、千总用一百两或四五十两银子拼凑充作名目，有人说安家银、行粮只是虚列名册开销；又有人说士兵只有一千多人，却在河间、新城、通州沿途买来乞丐冒名顶替。种种烦琐纷乱的传言，实在不堪听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臣弹劾何栋如，只是因为他侵吞贪婪，军队没有实际着落。皇上专心筹办东征，想任用王在晋为经略，就一定不能任用何栋如作赞画。如果让他们同处关上，何栋如必定昏聩闭塞异常，咆哮得更加厉害，最终必然败坏事情，成为疆场上的忧患；前面的教训可以鉴戒。”皇帝下旨，有关部院知道。初二日。南京湖广道御史游凤翔条陈恩荫、起废两件事。疏中说：宋仁宗末年，任子之法从宰相以下无不削减；神宗初年，宗室中除袒免亲属以外不再推恩，因为时势已经到了极点，不改变就会失败。这是苏辙所说的话，正是医治当今时弊的对症药方。请皇上考察太祖、太宗以来以及其后十宗的情况，恩荫制度有像近来这样泛滥的吗？今天说荫一子给他做中书舍人，明天又说荫一子给他做上宝司丞。大婚有恩荫，襄助附和有恩荫，皇祖考妣陵墓工程有恩荫，延镇之捷有恩荫，贵州尚未收功也有恩荫，甚至品秩不到三品、俸禄没有奏报成绩、因弹劾而被罢职的人也有恩荫。他们难道不是像孟养浩那样冒死进谏、抗疏保护国本吗？仅仅因为破格抚恤录用，难道国家的名器还比不上韩昭侯的破旧裤子吗？这种恩荫泛滥，是今天最应当裁减革除的。至于起废这一项，它的滥觞又多得数不清。武则天时，补阙多得可以用车装，拾遗多得可以用斗量。今天起用废官，难道没有这种情况吗？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年轻力壮还是年老衰朽，因抗疏而被削籍的，因考察而被夺职的，有谁不被列入推荐名单呢？什么官职没有做到卿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几乎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这也是车连着车运载、用平斗来计量的时候了。节省钱财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减少官员。增加财用的办法，不过是除去那些耗费财用的人罢了。如今这些人接连不断，都是坐食国库储备、白白耗费俸禄粮饷，应该立即命令吏部停止任用，或者严加淘汰。起用废官的制度，不至于和恩荫一样泛滥，从而侵夺军需，也正是挽救时局的急务。奉圣旨：阁臣的恩荫近来多有辞免，其余冒滥的情况屡次下旨严禁，着令有关衙门遵照执行。起用的废官，大多是长期沉抑不得志的人，应当衡量才干斟酌任用，怎么能一概视为冒滥？该部知道。初三日 广西道御史马逄皋弹劾何荐可扰乱法纪、欺蒙公议。奉圣旨：何荐可轻率妄言，姑且降三级，调到外任。该部知道。初六日

译南道御史何荐可上疏说：国家把军事事务交给兵部负责，兵部的职责在于整治协调军士，使他们竭力奋战于疆场，调度兵马，使其能够随时发挥作用。至于关外的军事机宜，则完全听凭关外主将自行决定，只是使其不受牵制罢了。正因为如此，征讨有功时，关外主将的赏赐还没有颁发，兵部尚书却先受最高赏赐；如果疆土一有失误，罪责不只归于关外主将，而要先追究兵部尚书。这就是祖宗设置兵部的本意。如今兵部尚书张鹤鸣，究竟是怎样的人呢？自从做了大臣，完全不把君父放在首位，也不把疆场之事当回事。他即使与经略熊廷弼素来结仇，也不至于成为不可化解的怨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想要置之死地的那一派，在屡次战败之后，即便是儿童妇女也都知道不能再战。我先前有边疆危急如同累卵的奏疏，又有战守两方面都没有良策的奏疏。王化贞想要作战，熊廷弼想要防守，两人的意见不同，而张鹤鸣竟然竭力主战。如今后金倾巢入寇，难道不是前一天镇江的胜利挑动的吗？镇江的胜利像小孩子做游戏，完全没有安排，把疆场形势看得太轻，竟可一掷不顾。不知道王化贞为什么竟把它当作捷报，而张鹤鸣也夸说是奇捷。王化贞说：过河。鹤鸣也说：过河。王化贞说：用六万军队就可以扫平。张鹤鸣也说：用六万军队就可以扫平。王化贞说：借助西部虏族的力量，依靠海上运粮。大概张鹤鸣也说：借助西部虏族的力量，依靠海上运粮。两人一唱一和，就像击鼓一样应和，而熊廷弼的话却如同用水浇在石头上一样没有作用。如今熊廷弼和我的奏疏都在御前，可以查验。现在水落石出，才知道王化贞想要作战，已经采用了叛将孙得功为后金贼寇谋划的计策；熊廷弼的是非曲直，也已经昭然若揭，圣上心中自然明白。我认为按照同谋的法律，首先应追究出谋划策的人，其次才是实际动手的人。如今断送祖宗相传的疆土，抛弃百万生灵，使皇上的陵寝宫闱震惊，究竟是谁造成的？王化贞执迷不悟，是实际动手的人；张鹤鸣放纵并指示，是主谋的人。张鹤鸣巡视军队后回来，不知道还有什么脸面复命？请求皇上赫然震怒，大大发作雷霆之威，为宗社着想，逮捕张鹤鸣并质问他说：国家起用熊廷弼，你身在中枢，为什么使熊廷弼只有经略的名义，却没有经略的实际权力？又要质问他说：敕书原本允许他节制三方，你为什么谋议夺去王化贞的节制权？至于丧失军队、丢掉土地，应当立即把张鹤鸣斩于市朝，也许可以稍微泄除天下的公愤，使人人知道欺骗君主、贻误国家的人，决不会拖延处罚。这样一来，朝廷上下就会惊惧警醒，国威也会大振。我记得嘉靖庚戌年间，北方虏族入侵，肃皇帝因为军容不振，立即斩杀兵部尚书丁汝夔，一时人心战栗，皇帝的威权和恩威大振，虏族很快就退走了。祖宗处置兵部尚书的法令，就是这样严厉。如今使国家丧师失地，张鹤鸣的罪过比丁汝夔还要重好几等，斩他一次也不足以抵偿罪责。我又看到，过去众臣不肯开口，正是因为朋党过于强盛，各有门户，各有衣钵相传。言官中明目张胆主持公道、真心为国的人固然有，但相互庇护、关系深厚的人也不少，清明的天下被搅成一片糊涂。皇上明察却不能在万里之内公平赏罚，不能施行，都由此造成。我已经把性命和官爵置之度外，所以才敢披肝沥胆，把事情向皇上说透。至于巡抚王化贞、言官徐景濂、马逄皋和我，都是元辅在癸丑科所选拔的人。我与元辅是师生关系，与这些大臣则称同年、同门兄弟。元辅忠贞而愤激急切，想要平定东部寇患，报答皇上以及三朝皇帝的知遇之恩，以实现当年出仕的志愿。他听说王化贞说虏族可以遏止、用六万军队就能平定，当天就可以渡河；又听说镇江取胜，而门生徐景濂等人又是王化贞的同乡，这一定是极力赞成的。一个忧虑国事、心情急迫的人，突然听说六万军队就能平定长期的寇患，使圣主安享太平、使海内的征发输送得到缓解，怎么会不高兴、不相信呢？总之，是门生使老师误信了这番话。臣还有话要说：同样都是朝廷的臣子，同样是读章句之学的书生，为什么一个在边疆拼死搏斗，只求活着回来就算幸运；另一个在朝廷议论是非、任意推求而不停？公道在哪里，良心又如何安放？臣上完奏疏后，立即面向宫阙叩头，感谢皇上养育、拔擢我进入言路的鸿恩，从此就要辞去官职归隐山林了。奉圣旨。初七日 吏部、都察院接到圣谕：朕自登极以来，早晚谨守祖宗的法度，唯恐失坠。每每看到科道各官屡次喧嚣争论，先前已经下旨不许擅自发布私揭。昨天阅览奏报，又看到有人发布揭帖，显然是不遵旨意，完全没有为国为民之心，任意狂躁，喧嚣争斗不止，这成何体统？自从景自酋发动事变以来，征兵转运粮饷，军民已经苦难到了极点，都是因为偏见和党争，导致经略与巡抚不和，使辽阳一带土地全部失陷，至今没有看到恢复失地的奇谋，朕心中十分痛恨。新近进入官场的后辈，仓促掌管耳目之任，完全不秉持公心，专门进行报复，任意妄言，扰乱国政，本来应当杖责并削夺官职，姑且从轻薄惩。以后科道各官都要虚心尽职，共同襄助国事。再有结党排斥诬陷他人的，朕将遵守祖宗宪章，决不姑息。你们各部大臣不要畏惧流言的口舌，也不要徇私顾及情面，应当出于公心弹劾奏报，一定严加惩处，绝不宽贷。初八日 左都御史邹元标上疏，请求迅速实行阐明幽隐、起用被废官员的制度，广泛开辟拔擢人才的道路，彻底解除党禁之网。恭敬地想，皇上如同太阳高悬天空，奉行皇祖遗诏，使四海以内、偏远地区都沐浴在光明之中，可以说是二百多年中的盛世了。只是对于已经去世的人，已经加以记录、任用和抚恤；然而大半尚未得到抚恤的人，臣仍然诚恳地为他们申说。因为各省的查核还没有送到，如今各省文书已经到达。每次看到他们的子孙历尽艰辛而来，却空着钱袋回去，心中暗自悲痛。这些大臣，地位高的尸骨已经埋葬山石之间，地位低的姓名已经湮没尘埃；他们幽魂贞魄，至今还保有凛然如风霜的气节。假如生在今日，他们卓越的才干也足以成为国家重器，却一去不返，国家不能得到他们哪怕一半的效用，实在可悲。诸臣的痛苦，难道只是后代臣子的痛苦吗？即使现在追赠官职，也已经太晚了。与臣一同起家做官的有几百人，其中已经去世的，臣每次在朝班中看到那些大臣头发花白、稀疏萧萧，南北有三十多人，按照资历和年限，他们仍然应当得到三十年前就该得到的官职；臣却厚着脸坐在他们之上，真是惭愧得恨不得去死。爱惜人才、怜惜人才，像辅臣、家臣这样的人，应当怎样为起用这些被废黜的老臣作打算呢？开府的职位有限，南北三品官或许可以增加名额，这也是体恤遗弃人才的一种办法。如今有的人或许因为他们年老衰弱而忽视他们，却不知道现在的人摆设宴席时得到一件古器，宾客都会变色肃然，为什么任用人才反而不是这样呢？

译况且这些人眼看着世事荣枯，坐守贫困不得志的处境，不知已经过了多少年。希望当权者深思这一点。近些年来的京察，使满朝都感到不平，查究其中原因，是因为受到门户之见的禁锢。所谓门户，就是朋党的别称；汉、唐末世之所以使国家空虚衰败，多半就是因为这个。臣所听闻的，如胡桂芳、金士衡、章如桢、葛寅亮、杨廷筠、沈应奎、吴亮、吴良辅、吴尔成、贺烺、丁元荐、李炳恭、史记事、刘定国、沈正宗、韩万象、涂一榛、麻熺、王时熙、陈一元、荆养乔、张敬笃，都是门户中的人。这些大臣各自任凭意气发展，彼此激发而形成这种局面，也都是自取其咎。然而有人得罪君父，尚且可以曲意包容；一旦触犯世俗罗网，便沉沦不振，这却是诸臣不能宽恕的过错。有人搜求诸臣的隐私，用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却不知道人的品德优点和缺点本来就不能相互遮蔽；取其优点、略去其缺点，难道就能让他们老死在窗下吗？唉！用千金购买骏马，即便是死马尚且如此，何况活马呢？抚恤、记录死者，是为了激励活着的人；在今天重用活着的人，是为了补偿前日死去的人。总括皇上关于抚恤记录死者、召用生者的旨意，臣不过是进一步推演申说罢了。奉圣旨：各官的抚恤、记录已经多次下旨；南北三品京堂，准许增加名额，以疏通积滞，其余人员着令该部酌情叙用。十五日 浙江道御史陆献明上疏：朝廷应当扩大虚心纳谏的胸怀，言官议论政事应当持平。奏疏中说，利害和是非的关键，全在于通过争辩执守来取得定论。如果就事论事，皇上应当虚心听取并采用言官的意见。那些进言的人，难道都是为了颠倒是非、逞口舌之快吗？他们殚精竭虑地防微杜渐，难道可以杖责、贬斥吗？难道他们都是为了争强斗胜、求取胜利吗？他们竭尽思虑揭发隐伏、检举奸邪，难道可以一概斥责为触犯龙鳞吗？包藏疾病、容纳污秽，弊病在于过度宽容；不要专门庇护他人的短处，却掩盖进言者的长处，这样可以吗？吹毛求疵，妨碍集思广益；不要无缘无故蓄积怒气，再借题发挥、任意行事，这样可以吗？总之，不要因为成见而忘掉培养直臣的气节。古语说：鸟鸢的卵不被毁坏，凤凰才会来；诽谤的罪行不被诛罚，好的言论才会进来。把沙炼成金，把腋下的皮毛聚集起来做成皮裘，其中的旨趣值得反复思考。这样看来，进言所关系的事情是很重大的。有进言责任的人，怎么可以漫无选择地发言？如果关系到君德和善政，就一定要进言；如果关系到军国大事的利弊，就一定要采用。若要阻止倒行逆施、使贤能与奸邪的消长有所改变，就不能不发言。至于有一件事应当上疏建言，笔锋却飞舞不止，每每谈论可行与不可行，最后流于谈论爱憎；一个人本来应当受到错误的弹劾，言辞却锋利无比，竟把微小的优点说成孔子、颜回，把一点小过失说成盗跖。因此，本来的意图是主持正义、触犯邪恶，皇上却说成“攀折栏杆、撕碎衣服”，实际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一时或许只是听到传闻，皇上却说成“叹息流泪”，实际上并没有这种夸张的举动。这样一来，朝廷得不到直言的益处，正人君子也不明白如何施展才能；即使言论不因此受挫，进言的人难道不会因此被轻视吗？该部知道。十七日 辽东巡按方震孺上疏说：经略原本不主张作战，作战原本也不主张在河上驻兵，原先还说辽东将领不值得信任，如今他说的已经一一应验。臣也不敢深究，但经略是一军的主帅，不能嫌苦，不能怕难；对于可以自行主张的事情，本来就应当竭力担当；即使有人从中牵制，也不妨委婉曲折地互相补救，以期有益于疆土，然后他的职责才算称职。可是如今今天上疏，明天发布揭帖，这成什么用处？因为辽东而起用为经略，近来又连河西也一并失去，享受非常的恩宠，官位达到人臣之极，不知道拿什么来报答这种隆重的典礼和恩遇？臣不敢替他辩护。巡抚想要吞灭贼寇的心意，确实可以对天地、质问鬼神而无愧；但他未免相信了回乡人的话，轻视虏族，以为虏族害怕我们。他过分相信我军我将，真以为足以掌握敌人的生死。像臣前日直陈实情、请求访察的奏疏，已经先把这些说清楚了。巡抚的失策，在于把镇武、广宁的守兵全部撤掉，侥幸希望打一仗取胜。因为镇武撤兵，屏障就空虚；广宁撤兵，军威就败坏。臣离开广宁时，巡抚设宴对臣说：“今年三月正是大利之时，等你来进兵。”臣当即再三叮嘱巡抚说：“贼寇未必会来，即使来了也应当迅速赶到广宁，幸好还留有军队来巩固根本。” 才过了十天，难道就忘了吗？人心一变，贼寇还没有来，广宁却先溃败，前屯也瓦解了。至于出城那天，实在是因为辽东将领孙得功、黄进封打开火药、兵器、军饷等库，迎接贼酋；如果不是江朝栋先知道他们的阴谋，巡抚就难免遭难了。百姓不与他共同守城，巡抚又能怎么办？巡抚常说：“贼寇一旦过河，就绝对不能守住，所以才有坐着等死的奏疏。”他的确是想先置之死地而后生。然而一旦过河，孙得功、金砺等人恐怕也没有幸免的道理，臣不敢替他们宽免。至于督臣王象乾，力量达不到，自然可以免于议罪。至于各道大臣中，有戴罪受苦却没有功劳的，高出、胡来栋就是这样；听说广宁失守后随经略向西撤退的，韩初命就是这样；广宁人心已经改变，城内互相杀害，府道官员几乎不能幸免，随巡抚出城的，牛象坤就是这样；筹划救援广宁而广宁已经陷落的，邢慎言就是这样；因为西部虏族横行，百姓全部逃散而城郭还安然无恙的，张应吾就是这样。疆土既然已经丢失，就应当按照法律分别治罪，宁可严厉，不可宽纵。只要按照世宗的法令办理，又有什么可推辞的？正当生死存亡迫在眉睫之际，一方面请求死守山海关，不能以待罪为由卸下责任，等到各有替代者到来后再从容议罪；即使酌情选派一两个人来任用，也不是臣所敢宽免的。只是□道高，邦佐在松山慷慨自缢，可以说是一时的壮烈之举，抚恤典礼应当从优，这自然不用说。至于诸将中，祁秉忠扶病奋力作战，中箭而死，这是第一等的。刘渠据传从马上坠落，不知下落；近来征召他的家属，而且家属孤苦伶仃地向南返回，那么刘渠确实已经死了。又有贼寇攻打西平，一日一夜都没有攻下，炮火打伤贼兵六七千人，尸体堆得与城墙一样高。贼寇半夜布置十面云梯，发现无法攻下。贼臣李永芳知道守城的是罗一贵，想招降他；听说罗一贵在城中，便大骂道：“难道不知道罗一贵是好汉，肯向贼寇投降吗？”也竖起招降旗。李永芳从四面包围进攻，三次推进、三次退却，城中的火药用尽，罗一贵于是自刎而死，士兵也全被贼寇屠杀。昨天杨应显逃出，才得知详细情形，唉，真是壮烈啊！奉圣旨。十八日

译湖广道御史刘芳上疏：关于司空任用陪推的人，应当任用符合条件者，不应让被推举者凭借虚妄请托。奏疏中说，我祖宗朝凡是选用大臣，都交付会推办理；在朝诸臣无不发誓秉公、谨慎办理，所以最终都钦点会推的首推人选。近来工部缺少尚书，九卿、科道不知经过多少次推议斟酌，才推举了素有忠贞声望、众人一致信服的孙玮，以上满朝都庆幸得到合适的人选。不久奉旨钦点任用陪推的姚思仁，圣明的确有深意；然而这既不是对待孙玮的办法，也尤其不是使姚思仁安心的办法。臣当即想上疏加以纠弹，却见姚思仁的辞疏情真意切，料想皇上一定会收回成命。静候数日，恭敬地看到明旨说：“朕知道孙玮资历深、声望高，推举他确实恰当。”既然孙玮蒙受皇上明察而特别知遇，姚思仁又因就近而被点用，足见皇上也留意工部事务，臣哪里敢再冒犯进言？只是孙玮是历经三朝的重望之臣、枢密和宪臣中的名臣，即使任司空又有什么比原先更优越，为什么反而故意压抑他？皇上不了解他而不任用，尚且可以；如今既然已经知道他的贤能，却只让他闲居在铨选部门，不让他在实际任事中效力。虽然臣下东西南北都听凭君主差遣，但“我鼎可爱，道难轻□”，这并不是使孙玮安心的办法。只是想到陵寝和军务眼前紧急，不妨暂时让姚思仁署理部务，何况姚思仁本来也是自行推举为工部尚书的人选，并非孙玮不可；而且他谦让说自己的才干、声望和资历年限都不如孙玮。既然圣上钦点陪推，又从姚思仁开始，正卿这一职位本来也是姚思仁应当得到的品秩，只是没有经过首推，人心难免过多猜疑。让一个自重自爱的大臣受到旁门引荐，难道是使姚思仁安心的办法吗？奉圣旨：就近任用人才，原本是为了救急，有什么可猜疑嫌弃的？如果照这样说，以后吏部推升人员就不采用陪推了。着令遵照以前的旨意执行。十九日 巡按直隶御史李时荣上疏弹劾内监任兆元，横行结党，借用名目聚集众人公然贩运私盐；被捕后事实确凿，法律上难以轻易宽免。奏疏中说，任兆元借着以牧养为名，纠集奸民彭泽等聚众私贩食盐一万余斤，公然肆无忌惮。他们的行为与喂养马匹毫无关系；至于被捕后妄加行事，借口说是役夫喂马，即使果真如此，也必须有部文，必须有数量，赴有关司署交易，并听从道府查验，也必定要经过臣衙门稽察，绝不会有私自到市场收买的事。他的行为是诬陷妄说，已经不辨自明。如果不加以纠弹、依法惩处，难道要任凭他们蔑视宪典吗？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该部知道。二十六日 三法司接到圣旨：如今天气炎热，三法司和锦衣卫审看在押罪囚；笞刑罪中没有干证的释放，流罪、徒罪以下的便减等拟定审理发落；重罪囚犯中情有可矜、可疑以及戴枷示众的，都写明送来看。二十七日。浙江道御史陆献明谨奏：要使民心相联，完全在于责成守令，恳请圣明下敕，命抚按督同监司，切实勉励郡邑官员体恤百姓，以整饬新政，杜绝祸乱的苗头：一是诏书应当遵行；二是苛刻刑罚应当禁止；三是火耗应当革除；四是衙门官吏应当收敛；五是驿递事务应当稽核。至于汉代严厉要求刺史纠举，唐代重视都督弹压，把权力寄托给上级官员，难道没有深意吗？如今监司应当确实在上下之间进行调剂，抚按应当更加仔细地考核官员廉洁和贪婪的情状。对于像汲取清泉的人那样的官员加以荐举，何妨超出常格；对于像歌咏《硕鼠》那样的官员加以吏议，不可过于疏忽。这样来收拾涣散的局面，消除并杜绝奸邪的苗头，或许能够有所成效吧？奉圣旨：军务兴起，骚扰纷乱，民间困苦不堪；你所奏请宽恤的各项事宜，立即移文抚按，切实举行。该部院知道。二十九日。左都御史邹元标上疏说：“臣一进入都城，便向人询问光宗皇帝在位一月施行的仁政，足以和尧、舜相比，汉文帝、宋仁宗远远不及，应该赶快载入信史。诸臣说：‘说到光宗皇帝的大事，就令人停笔；说到壬辰以后诸位宰相的事情，也令人停笔。谁敢承担这件事？’这部史书何年何月才能完成，谁知道呢？臣从此开始不能不对南方人所说的话产生疑惑。近来读礼部尚书孙慎行的一篇奏疏，使人精神和骨骼都感到悚然。即使未必存有那样的心思，当时在其中犹豫不决，既不申明讨伐贼人的大义，反而实行赏赐奸人的典礼，即便说他没有那种心思，也无法解除人们的疑惑。臣认为，这种大事姑且留待千秋之后评定。方从哲执政七年，没有听说他以什么方式辅佐宰相，只听说他有一天在马上三次下书催战，断送了百万将帅士卒，鲜血染红黄沙，使祖宗栉风沐雨取得的一片东土，全部归于夷人。试问，谁掌握国家政务而使先帝震惊？谁掌握国家政务而使张差闯入宫门？谁掌握国家政务而使豺狼占据道路？谁掌握国家政务而使小人扰乱政治？谁掌握国家政务而使潜藏的鳞介惊起风浪？方从哲将用什么话来回答？臣想到先皇帝承蒙先帝的神灵，在冥冥中加以庇护。” 祖宗的法度一向严明，新任辅政大臣应当竭力支撑维系；否则，国家大事的安危就在转瞬之间了。以上这些事情只要有一项存在，这颗心就无法向天下后世表白。陛下阳明刚健，哪里有幽暗之处不能照见？只是方从哲近在身边，群阴密布。臣一生投身山林，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默默自我检点整饬，以鞭策衰颓的晚景，岂敢过分苛求？只是方从哲的事情，臣身为九卿之一的宪官，名列会议之中，因畏惧祸患而缄默不言，势所不能。君臣之间的大事今天不弄清楚，以后再也不会有弄清楚的日子；臣的官职如果不发言，也再不会有发言的人。臣读学士公鼐的奏疏说：‘六七年之间，把谈及东宫的人当作小人，把不谈东宫的人当作君子。’这是怎样的情形？是谁实际造成的？又说：‘把天下的清流全部铲除，暗中剪除元良的羽翼。’这真是实录，真是史笔。大家都惋惜他被召回去了。有了一种官职，就有一种官职的职责，如六曹所属官员，谁不修明自己的职务？唯独国家设置史官，不只是为了尊崇其体面和地位，而是要他们执笔彰明往事、警戒将来，供天下后世观看。博学之士、著名儒者齐集玉堂，光宗实录由阁臣在上面主持衡量，词臣在下面分别办理，已有一个多月，难道还要另用他人吗？”},{ 否则，国史不记载，野史一定会记载。皇上之所以准备尚方的笔札以及大庖的供养，究竟是为了什么？各位词臣彼此推诿，台臣的奏章全都成了废纸。我认为这是阁臣的责任。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之所以受到惩戒，全靠青史记载。如今若失去这个机会，难道不是任凭岁月悠悠流逝，而用一只手遮蔽天下吗？我不知道世道究竟会走到什么地步。我不顾忌讳，并不是只为先帝一人考虑，而是为了陛下万寿无疆，为了天下后世的君臣，也是为了寒奸臣贼子的胆，断绝后世奸臣贼子的谋划。奉圣旨。五月。

译五月初三日。原任陕西道御史刘廷元上奏，指责奸邪之臣改换说法、欺骗君上、诬陷忠良。奏疏中说：臣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间巡视皇城，初五日忽然有张差闯入宫禁；第二天，内巡把总赵国忠的申文中有言语颠倒之处，说是因发狂等语。臣反复审讯张差，越审越见他神志昏乱；审讯臣自己时，则越发怀疑他凶险狡猾。而且他震惊宫寝，无论是真疯还是不是疯，按法律都不可赦免，杀他有什么可迟疑的？臣当即写好稿件，一面向圣祖申诉，一面参送法司。过了日期奏疏仍未奉到圣旨，臣又催促请求。臣本来是因为奸徒请求处死，从未因其发狂而宽免；即使司寇依法把奸徒处死，也从未因发狂而让他逃脱法网。如今却挑出“发狂”两个字来说，那么神宗、光宗的圣谕本来就是如此；当时章疏充满公车，每天都在称述此事，臣的奏疏何曾因为这两个字而怀疑臣的采？提牢官拿出的奏疏，也说臣的奏疏深谋远虑，是为国家根本考虑，何曾因为这两个字而责加于臣？况且之寀和微臣的封事，都曾在御前抄录传阅，也都在国内流传；即使有人非常喜爱，有人非常憎恨，谁能擅自删改它们？至于臣对戚臣郑国泰，只要有一面之交，就应当碎尸；臣对承办审问的官员胡士相、劳永嘉等人，只要有串通谋划，也应当公开处死。即使把当天奏疏中的言辞拿来对照评论，臣的奏疏对鼠辈和器物、路马等事愤怒激烈，气得怒发冲冠，恨不得消灭他们后再吃早饭。“东朝安定，六宫才安定”，这话是针对郑国泰说的。王之寀的奏疏中，只把过错归给老公，把案件分给三十六名人犯审理。如果说郑国泰已经得到解释，那么金帛珠宝又该满足谁的欲望呢？总之，张差一案，主张大赦，就是乱臣贼子；请求诛杀，就是忠臣义士。乱贼即使有一百张嘴、用尽两舌也装不成忠义；忠义即使遭受千锋万镝的贬斥，也不会变成乱贼。试看看自古以来那些大奸雄施展翻云覆雨的手段，运用弥天盖地的权术，眼前不是不能颠倒黑白；但一世的褒贬、千秋的褒贬，谁有功、谁有罪，谁贤、谁奸，最终都丝毫不会错乱。这样劳心而日益笨拙，又有什么益处呢？王之寀把一个人张差踯躅不前的行为，既当作护身符，又当作推举自己的凭券，那么谋求高官的愿望就几乎实现了。只是试问，当日张差的举止仪态，果真能确切地自信超过审查吗？过去那些喋喋不休的话，果真是从宸宫得到的见解吗？如今这些喧嚷的话，果真是出于对国仇的重视吗？他牵连各位大臣，果真没有夹杂私人的分别之念吗？那数百句娓娓道来的话，果真都以事实和道理为依据，没有违背本心、嫁祸于人的恶劣套路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深夜抚心自问，他一定不会感到心安理得。我私下认为，近年来以保护青宫为持论依据的人，直言进谏、委婉讽谏，不知有多少。他们大多心系储君，按道义保护王之寀；这满腔心事，路人都知道，他们必定很难把自己附会到贤豪之列。恐怕二祖烈宗在冥冥之中鉴察并降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臣已经写完奏疏，忽然传来王之寀请求恢复诰命、饮恨于察典之中的消息，事情又波及臣。王之寀先前的奏疏称臣是为了加重宫禁，如今却诋毁臣是为了掩盖奸谋，为什么前后不同？先前的奏疏把罪过归给内官，如今才开始指名郑国泰，为什么前后不同？请按照事实回答，这样或许可以平息浮言，使党争祸患暗中消除；对于国家安危和邪正的界限，大有裨益。奉圣旨：该部院知道。初七日。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上疏说：奸邪之事古今同样令人愤恨，关系到去留和治乱，请求敕令指明其人，以清除君侧的奸邪。臣私下看到刑部尚书王纪，认为有关官员每天只从旁喧嚣；他的一篇奏疏，是为了纠弹其属官徐大化而发的。之所以纠弹徐大化，是因为徐大化曾参论熊廷弼，并因此牵连各位大臣。只有他的奏疏中有一段说：“如今的蔡京，徐大化为什么不弹劾他？”蔡京确实是宋代大臣中的巨蠹，除了秦桧之外，首先应当屈指数他。韩侂胄、贾似道之流，还不足以窥见他的门墙。如今果真有这样的人，就是元祐党人再次被禁锢在朝廷中，靖康之祸又重伏于今日。王纪既然有所见，为什么不侃侃直陈，却这样半吞半吐？难道是对各位大臣已经说过的话感到痛快，于是从旁加以评定吗？还是要从尚未发言的大臣开始，使他们能够畅所欲言吗？还是姑且牵引而不明说，听任像蔡京的人自己觉悟、自己退避，随即自行引退吗？不是蔡京的人既然不会自知，像蔡京的人谁肯承认自己呢？假使他果真是蔡京一类的人，又将要挟君上、依仗宠幸、结党排斥异己；即使多方弹劾，也不愿离去，而只希望他见到苗头就行动、听到风声就逃走。这是什么缘故？可见对蔡京的期望太深，而对蔡京的估量太浅。皇上为什么不召见王纪，问他说：“你所说的当今蔡京究竟是谁？谁与蔡京相似，具体指的是哪些事情？”让王纪把这些一一说清楚。为什么却让穷凶极恶之人长期混杂在朝廷安宁之中，把忧虑国事、考虑长远的诚意藏在胸中，反而把明目张胆的事情交给所属官司处理呢？不知道像蔡京这样的奸人，是国家不应当有的。空泛的议论，哪里比得上明确列出的奏章？私下结交的朋友，哪里比得上直接告诉君父？王纪既然行使言官的职责，就更显出大臣的风范。臣希望他把话全部说出来，不要有所忌讳。奉圣旨：各篇章疏各自抒发见解，不必牵扯过多事情。交该部知道。初十日。三法司王纪等官会同勘问巡抚利瓦伊翰等人的罪名，奏称：利瓦伊翰，难道不是掌握国政而又被委以统领军旅的重任吗？敌人把李永芳当作心腹，我们却把兵权交给他而不追问；敌人把互市当作陷阱，我们却听任他们请求通关而不怀疑。假使维翰能够知己知彼，坚守营垒、巩固边防，还不失为中等策略。可是红旗一催，二三万无辜百姓便被利箭穿鼻，白刃刺入胸膛，惨痛悲伤，令人目不忍睹，实在不忍言说。大势一旦溃败，城池关堡相继被攻克，形势如同破竹；屈指之间，二百里山河拱手送给贼人。即使借口说军机处在远处、遥相控制而鞭长莫及，古人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人，究竟是谁呢？使军队实力堕败、名城丧失，究竟是谁造成的？维翰丧师失地的罪过，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为自己辩解。判处他重刑，或许可以惩罚首要祸首。至于郑之范，更加令人诧异。他把危急的辽东视为聚敛财富的金穴，把巡抚署道当作垄断之地；且不说剥削百姓、剥削军队，利令智昏，即使强大的胡兵压境，他也把一切防守和预备的策略全都搁置不讲，难道不是上天夺去了他的鉴察之明，使他加速走向暴戾吗？最可恨的是，他听从周永春的一纸亲笔信，把兵马全部放在村屯中；胡骑突然到来，即使想背靠城池拼死一战，又办得到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连狗和猪都不肯吃他的剩余之物了。应当在市朝公开处决，以快慰众人的愤怒。奉圣旨：利瓦伊翰、郑之范都依拟监候处决。郑之范贪赃舞弊的数额很多，还要严加追查，将财产变卖充作军饷，限期具奏。十一日。

译三法司王纪等会同勘问高出、胡加栋等人的罪案，奏称：辽阳失陷时，以身殉国的人，如张铨、何廷魁、崔儒秀等，前后相接，高出、胡加栋也都听说并亲眼见过了。怯懦的人仰慕义行，哪里不会受到勉励？何况两人平素都以才名自负呢？为什么却像老鼠一样逃窜、扬帆出海，在人世间苟且偷生？高出竟敢首先提出放弃广宁的主张，动摇人心，蔑视国法，罪过更超过胡加栋。一人被赦免而没有逮捕，一人被逮捕却没有诛杀，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国家没有法度了。不久，因为熊廷弼的推举，两人又厚着脸皮任职于辽地，仿佛白骨重新长肉；既然要报答恩情，就应当建立一点微小功劳来遮盖从前的羞耻。谁料事实却大错特错？唉！辽地陷落时，死难者接连不断；河西陷落时，死难的只有高邦佐一人。高出、胡加栋、熊廷弼、王化贞、韩初命携手一同逃跑，不知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见高邦佐？可是亲近的朋友何荐可反而称他们为忠义之士，难道世间另有一种逃跑的忠臣义士吗？如今既然已经开局修史，应当为这五人共同立一传，直书说：“这次战事，敌骑还在沙岭，五人听到风声便先行逃跑，丧失七百里土地，这是古今的大耻辱。” 一定要这样，才算成就信史，才可以给误国失节的大臣以警戒。否则逃跑的大臣不加重惩，恐怕人人都会效法。奉旨依议。十九日。三法司王纪等官会同审问，得知总兵郑增辉接受调令选募士卒，已经报告了出发日期，却单骑走在前面，故意摆出规避的姿态，说保定的粮饷还没有发出，安排自有有关官司办理；又说真定的军队还没有整齐，统领自有偏将和帅臣的文书催促他。进军时就像借口请粮而行动，先当将领却抛弃军队，哪有这样的道理？等到部檄催促他返回，他不加紧行军并催促发粮，反而坚卧不起，这是为什么？当广宁危急之时，真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援兵岂能近于谨慎而耽搁十多天？念在他的军务力量尚未凑齐，姑且免除他贻误军机的死罪；但按他怠慢迟缓、延误期限的过错，应当以未立即发兵之罪判处戍刑。奉旨依拟。二十日。三法司王纪等官会同审看，得知总兵官杨茂春在鸣镝声中胆落，在羽檄飞驰中魂消。何况战场事务紧急，正应挺身而出、枕戈待旦，怎么能在军旗之下畏缩不前，反而缩头称病？而且亲自检验他的体力还可以支撑，他却再三声称身体疲惫，躺在床褥上。他是习惯看见卸担的官员悠闲地住在家园，也习惯看见因病免职的人逍遥享受荣华。大将藏头不出，三军士气消沉，损伤战斗意志而使军队丧败，确实由来已久。整肃长期的玩忽职守，惩处长久的松弛，难道可以让他逃脱吗？按法律，盗寇滋蔓时，邻近卫所不立即发兵策应的，与擅自调发军队同罪，应当拟定革职，发往边远地区充军。奉旨依拟。又会同勘问督饷参政，初命刚刚奉到敕书，负责中路时，管辖区域自有明确的边界。后来随经略出了山海关，军事事务就都与他共同谋划。西平告急，镇兵前往救援，经略从右屯赶往闾阳进行策应，广宁只是其辖地而已。镇城已经溃败，巡抚秘密出逃；对于韩初命来说，本应磨刀整军，催促经略迅速赶去平定乱局，他却反而缩头缩脑、把头藏过膝盖，怂恿经略率众向西撤退。据称他三次派侦察人员到广宁，确知广宁不能守，这才开始商议撤退。然而沙岭战败以后，贼人仍然退回，叛将又献上计谋；广宁失守之日，正是贼人退兵渡过河东的时候。既然三次侦察广宁，是在巡抚失守之后才确定撤军计划，为什么不侦察一次沙岭，窥探敌兵是否已经退去，暂且停住奔逃的马足呢？他们共同逃跑虽然发生在同一时间，但到达关隘时却在各道之前，名义上说是先逃，实际上很难解释。即使称说山海关原是他的辖地，经略发给他谕帖，又怎么能够掩盖他欺骗玩弄的情状呢？这正是他逃难之罪。按临阵先退的法律，判死也有理由；按照守边巡抚导致城陷的条例，判处戍刑也并不冤枉。奉旨依拟。二十一日。广西道御史马逢皋上疏说：“臣进入朝班之后，就为先帝鼎盛之年第一次因张差而陷入危机、第二次又受崔文升毒害而愤怒；上疏请求诛杀那个以‘发疯’为说辞的人，就是御史刘廷元。对他没有加以谴责，反而使葛藤之计更加蔓延，前后奏章已经充满公车。廷元的良心还没有泯灭，听说王之寀所说的国仇尚未报、国法尚未伸张，他本应因一篇奏疏而惭愧至死，怎么还能放肆地发言抗辩呢？过去说是发疯，如今就不是发疯了吗？究竟是不同还是相同，何必等待勘问？谁有功、谁有罪，为什么不明确说明？”臣认为可以根据奏疏中的话来驳斥他：先帝在青宫时，曾濒临危急，幸赖宗祖神灵和神宗主持，才幸而无事。没过多久，张差就手持棍棒闯入宫中。六尺之孤身处五步之内，真是荆轲、聂政得志的时机。刘廷元巡视皇城，既不能慎重防备于事发之初，又不能在事后彻底追究；祸患突然发生，他却好像没有看见，功劳归给两三个老公，他也好像没有听见。第二天才得到把总的一份申文，又过了一天才得到公署的一次审问。这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竟然拖延到这种地步！廷元审问时说：‘话不合实情，言词没有条理。’按照他的行迹，似乎涉及风魔；考察他的相貌，却确实是狡猾。这是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竟然昏暗到这种地步！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常常凭借刀笔收受他人的阿堵物，巧妙地使重大案件脱罪。廷元所说的“貌”这个字，难道不是与此相同吗？用相貌取人，尚且会有失误；凭相貌杀人，法律难道有这种规定吗？他说张差相貌狡猾奸诈，明明白白；只要稍稍放宽，就差一点给他留出一条生路，何必说他是疯癫呢？人们大多以“风魔”二字责罪廷元，因为后来招供中有“风癫”，圣谕中有“风癫”，东宫谕中也有“风癫”，全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只以“风癫”二字责备他开创此例，只以“貌”一个字责备他庇护奸人。因为仅凭相貌，绝不可以置张差于死地。廷元预先知道法官一定不敢把这件事作为台省议论，于是替□者将会受到宽宥，而跟从他的人又会用哪种深文周纳的法律来陷害谁呢？这件事于是成了一个无法结案的局面。我所说的一个字使人免于死亡，就是指此事。幸亏提牢主事王之寀冒死陈述，说明张差并不疯也不癫，而是有心有胆；皇帝因此彻底醒悟，关系万世宗社和生灵长久安定的大计才得以确定。这是五月十日的事。此后，十五日陆大受上疏，十六日王士昌上疏，十九日姚永济上疏，二十日何士晋、张症又上疏。前后各疏没有一篇不是支持王之寀的。

译王之寀的功劳关系社稷，巡城御史却不能说一句话帮助他成事，反而暗中抓住他的短处。丁巳年考察时，他没有免于处分，这样欺骗天地神明，难道可以吗？如今还要出面上疏为王之寀说话，想要富贵，世上难道有不顾万死一生却能分享这种富贵的人吗？真正忠诚、真正讲义气的人，没有一个人看见王之寀，却反而指他为乱臣贼子。我所说的用千言万语掩盖他人功劳，就是指此事。大宦官把他们引入其中，三十六名都头布置在外面。先帝的处境危急得像一根丝线，却说什么行迹、相貌，好像与此事毫不相干。他这样对待先帝，难道还算忠义吗？皇祖早已知道先帝处境危急，又担心危害先帝的并不只有张差一人。有张差，就必然有主使张差的人；有庞保、刘成，也必然有主使庞保、刘成的人。皇祖迅速杀掉这三人来安定反叛者，也就是为了安定东宫。如果不是靠王之寀揭发的力量，假如皇祖早听廷元的话，张差就会漏网，而王之寀也会被粉身碎骨。后世将怎样评价皇祖这个君主？还说他忠于先帝吗？总之，张差一案，由王之寀首先揭发，十三司会同审理，司寇竭力坚持，才把它办成了铁案。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先帝的仇还没有完全昭雪，朝廷的法令也还没有完全施行。朝廷中的臣子们正在滔滔不绝地进言，正希望皇上把张差的党羽全部诛杀，并重用先帝的臣子。廷元害怕祸及自己，又害怕案件重新燃起而照出他的奸行，于是借口应对兵变和大难，竟指责王之寀热衷富贵，又说王之寀上疏是谄媚，内心不忠，难以自行归附贤豪。廷元自称要彻底追究奸徒，却忽然不知道自己已经归附到王之寀一边了。他长期盘算的就是翻案，把歪曲的事情用巧言修饰，却不知道前后已经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若使陛下听从自己的话，把王之寀交付法司审理，就是公然替张差等人报仇而忘记先帝。引导陛下忘记先帝，这难道是忠于陛下的人吗？既不忠也不义，却张口大谈忠义吗？我担心真正的忠义之士被斥退，而乱臣贼子接连出现，所以冒昧把他的三条不忠事实逐一陈述在陛下面前。这件事本来是皇祖无意深入追究的；廷元先是把逄先帝原本几乎难以保全的处境故意放纵，又竭力诋毁原本并不少的忠臣义士。当时被廷元驱逐的，难道只有王之寀一人吗？王之寀不顾自己势单力薄，揭发了他的奸状，廷元于是依据“十恶十赦”的条文弹劾他，不知道还要用什么法律来加罪？张差又要用什么法律来加罪？至于主使张差的那些人，明明是郑氏的幕宾，不得不设法使他们脱罪。张差一死，明明成了替张差遮护的护符，因而不得不授意劳永嘉等人增删狱词。廷元自称没有“翼戴”之名臣，于是这就说明廷元已经有了“翼戴”之实。试问，廷元起初把五十九份奏疏抄录参阅，其中有一份涉及皇城关系的奏疏，为什么不发下抄本？他的用意就可想而知了。二帝如果有灵，应当立即剜出他的眼睛，剖开他的心。做臣子却怀有二心，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奖赏善人、诛杀邪恶，是大明的政道；拔除恶人、为先帝复仇，是大孝；解除万众的疑虑，确定一代的刑法，是大决断。皇上英明，自然会对此有所处置。奉圣旨：交该部看过后具奏。二十二日。湖广道御史潘云翼上疏弹劾阁臣沈???，说他确实有一天也不能容留在我朝尧舜之世的理由。他还没有进京时，污秽的品德就已经不堪听闻；等到进入内阁以后，奸邪的行状更是接连暴露。我不必另举别的，只就各位大臣前后的奏疏言辞，再平心静气地对他加以参劾。相臣之所以可贵，一是能够选拔任用人才，使朝廷内外和合无间。只有众望所归，功勋事业才会盛大显著；沈???刚刚经过枚卜，不久就挂上了弹劾的奏章。种种事务都不能整治，簠簋也不能修饰，恶行已经昭然若揭；何况连乡里都不能容忍的人，更难以为国家所容。他平生的事业已经被人看透，断然没有光彩可言，那么还要这样的相臣做什么？这是他应当离职的第一条。相臣之所以可贵，全在于把忠君爱国作为念头。沈???向北进发时，担心发生意外，招募了三百多名游荡无赖，推举晏道士等人为谋主，名义上说是入京护卫，实际上是为了防身。这说明他看重个人性命，而轻视国家；并且盗弄兵权、买卖官爵，已经被公开奏疏纠弹，仍然张口逞强，敢于欺君误国，那么还要这样的相臣做什么？这是他应当离职的第二条。自古以来，同心协力、相互资助谋划决断的，难道可以任用异心之人吗？而沈???自从进入内阁以来，心思完全不在这些事情上，一味以逢迎取悦为事，把专权作为心愿，而且勾结内外，倾轧同僚。臣子侍奉君主，只应当振作精神意气，竭尽辅弼之力，再以忠贞相继承，尚且害怕不能胜任。他却每天忙于经营机关、罗织线索，用来迷惑视听、颠倒是非，那么还要这样的相臣做什么？这是他应当离职的第三条。自古以来，陷害忠臣、危害社稷的人，难道不是千百年来的明鉴吗？沈???受到弹劾以来，专门与言官为难，把正直的人当作仇敌；触犯他的人就遭到危害，抵触他的人就被罢黜。即使与这件事无关，也要借别的事情加罪；即使不在当时处理，也要留待将来追究。他滋养莠草而不灌溉禾苗，铲除兰草而不铲除荆棘。毒害虽然侵入善类，祸害还将遗留给国家，那么还要这样的相臣做什么？这是他应当离职的第四条。《书》说：“只有君主能够降福，只有君主能够施威。”臣子不应当擅自施福施威。沈???自知被正人所抛弃，于是暗中挖掘窟穴，到处求取进身机会。遇到在任官员，就一定说：“我将要办理某事，受到特殊擢升。”遇到已经罢职的人，就一定说：“我掌权执政时，是首先起用你的。”如今他暗中操纵赏罚，任意决定官员的升降取舍，闪烁其词的端倪逐渐显露，反复翻覆的势头也将形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如果最终不至于扰乱君主的权力、窃取国家的权柄而停止，那么还要这样的相臣做什么？这是他应当离职的第五条。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种纲维。沈???如今屡次受到纠弹，却全不理会，众人的唾骂好像没有听见；所说的辩解话，全是不加辨析的话，奏疏中的辞说，也全是不肯离职的辞说。他既借辽东事务催促恢复自己的官职，又假借招募兵士来护卫自己，真不知道天地之间还有礼义，活人之中还应有廉耻之心。如果不是内心曲折如九曲黄河，脸面好像披着千重铁甲，怎么会到这种地步？这大概是从蔑视臣子情谊开始，最终必然辜负君主恩德，那么还要这样的相臣做什么？这是他应当离职的第六条。奉圣旨：政务根本之地，论列必须有明确事实。如果是因仇恨而诬陷，难道是全国共同的公论吗？潘云翼不明白大体，姑且不再追究。辅臣留任的谕旨，已经下达了。二十三日。

译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上疏，请求广开言路、宽容言官，疏中说：江秉谦任职刚满一年，志向在于成为鸣凤般的贤臣；统率众人任职还不到一个月，却以像寒蝉一样不敢发声为耻，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但陛下曲意成全、宽宥了他，正是陛下的洪大慈恩。朝廷没有缺失事务，谏诤的奏书本来应该稀少。两个月以来，黄沙漫天，大风四起，这是上天显示警戒。鸿雁哀鸣，四海之内财物匮乏，这是百姓灾祸加重。广宁已经失守，胡马一声嘶鸣，意外来临却没有防备，这是剥肤之灾。唯独大难还没有平定，黔地首领又报告警情，楚地中部危急，这是震动邻境的忧患。君主在平常时期尚且应当侧身求言，如今天下究竟是危险还是安定？即使悬铃、设鼗，以振作敢于进言的气势，仍恐怕不足以清理疆土、支撑大厦，怎么可以每天驱逐言官呢？陛下即位还不到二年，已经多次驱逐言官。像冯三元、魏应嘉、张修德、刘廷宣，都是因为谈论辽东事务而被逐；如今辽东事务究竟怎样？应当赶快召回贾继春，郭巩也应当宽恕他的愚昧，以便让他施展才略。辅臣叶向高辅政八年，曾经处置过什么人？如今半年之间，被逐的官员接连不断。各位担任言责的臣子，似乎无论说话还是不说话都不行：有话说不行，没有话说也不行；说合乎法度的话困难，说不同于常论的话也困难。这样就使他们仰望九重宫门而迟疑不前，怀着天子的表章而踌躇不决，他们还应当遵从什么道路呢？君主的德行与相臣的道术互为表里，君德昌盛，相道就更加光明。衮职有所缺失，山甫来补救，似乎也没有理由再推诿给别人了。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该部知道。二十四日。山西道御史吴甡弹劾崔文升、李可灼、贾祥、沈???，疏中说：今天想诛除外部的敌人，必须先铲除内部的奸人；想兴师问罪，必须先整顿朝廷的法纪。像崔文升、李可灼这样的人，在先帝登临大位之初，先帝励精图治过度，哀伤毁损而成病，作为臣子本应加倍恭敬谨慎。是什么卑微小人，竟敢拿先帝来试药？崔文升误用泄药，李可灼误进红丸，先帝服用不久，便在鼎湖弓堕而崩。当时忠臣义士无不想吃这两个贼人的肉，以符合人人都认为应当诛杀他们的公义。皇上依赖祖宗庇佑，承继神灵之统，理应与他们不共戴天，首先诛除乱贼；可是漏网至今的，还有招募兵士的贾祥。他本是一个无赖的废弁，逃窜在江边，趁兵乱气焰炽盛之时，怀抱劫夺窃取的奸谋。兵部发给他札付，命他招募家丁；他却以奸邪之徒操弄兵权，不知申明命令加以约束，作为小人却持有凶器，于是竟敢假传命令、横行无忌。我本以为皇上必定赫然震怒，接连将他显著诛戮，没想到还要烦劳查勘，至今没有依法处决。至于辅臣沈???，尤其令人惊骇诧异；他的污秽行迹和奸邪谋划屡次被人列举弹劾，不必再重复。只是全国都知道他是奸臣，同乡也笑他没有廉耻；如果他还有良心，只有赶快离职才能堵住人们的议论，可他甘愿承受唾骂，贪恋权位而不停止。即使他不爱惜自己，又怎能不伤害国家体面呢？所以臣私下愚昧地认为：想让人人知道有君主和父亲，就请诛杀不知君父的崔文升、李可灼；想让人人知道有国法，就请诛杀不畏国法的贾祥；想让人人知道有廉耻，就请罢免没有廉耻的沈???。这是世道盛衰的关口、人心邪正的界限，也是天下治乱的关键。奉圣旨：对辅臣不得轻率诋毁，何况只是空话，有什么依据？其余事项都已经各有旨意了，该部知道。○六月。

译六月初二日。刑部尚书王纪等会同审看认为：内官监监丞徐进朝等，在坤灵宫崩塌之时，又正值梓宫发引之后，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他们却贪图微小利益，改换抬杠的木料，导致灵舆倾覆，确有原因；又任意贪取无底深谷般的财物，拆毁夫价升祔的大典，几乎因此误事，这难道可以容忍？即使处死他们又有什么可推辞的？但《简律》原本没有相应的正式条文，而且共同办事的人又多已被监毙；适逢再一次广施恩典，奉行酌情拟定的明确旨意，将徐进朝改充净军田，尚义、陈清一并减轻徒刑并发配。这样既符合律例，按情节和罪责也没有冤屈。奉圣旨：是。初八日。陕西道御史张慎言上疏说：“今天这场案件，核定罪责应当严格，处置刑罚应当宽恕；立论应当明白而直截，执行法律应当顾全国家体面、培养君主德性。请允许我进一步申说完毕：说核定罪责应当严格，为什么？辅臣方从哲一人独据政务根本七年，凭借什么如此圆滑狡猾、阴险奸诈？有人说：‘从哲是庸相。’臣认为，他既庸碌又狡猾；狡猾足以实行阴险的邪谋，庸碌足以成为藏身的窟穴。比如先皇帝病重将死时，李可灼本来并不懂医术，从哲却竟敢拿君父来试药。又如先皇帝虚弱怯惰的病证，崔文升却用攻伐之药治疗；崔文升的罪与李可灼相同，对李可灼严厉、对崔文升宽纵，是不合法的。臣子侍奉君主，就像侍奉父母；假如从哲的父母服用了庸医的药而死，从哲对此应当怎样呢？如果只是用温和的言辞、甘美的话语、卑下的礼节和丰厚的财物，把庸医送走，那么从哲就是没有人心。如今可灼奉旨回籍调养，又得到升遐五十两的厚重赏赐，这与用卑礼厚币把庸医送走有什么不同？庸医误害常人，其罪只是按常人的标准来说；如今不幸误害的是至尊，即使不加重治罪，却还让他扬扬得意地走出国门，从哲对此果真一点遗憾也没有吗？” 从哲身居执掌国政的地位，却把封后、移宫这些紧要大事，一件推给礼臣，一件要等台省诸臣强行坚持后才肯办。当日从哲推卸给礼臣，原本是认为争取成功就可以让阁臣获得名义上的功劳；如果争取不成而发生意外，就让礼臣承担祸患。至于移宫一事，是看到自己的羽翼已经形成，又料定皇祖的郑贵妃先行离去作为希望，从哲才敢具疏陈奏；这就是他又庸碌又狡猾的确证。至于张差一案，从哲的罪过更为严重。先皇帝在位三十年间，东宫孤危的情形，从哲是知道的。幸赖皇考仁慈宽厚、皇祖英明果断，才有今天。张差突然闯入大内，持械攻击东宫，幸亏祖宗有灵，逆贼被擒；万一击中太子的车驾，又该怎么办？等到东宫报告变故，票拟应当怎样严厉切实？从哲却姑且票拟说：‘交法司提审。’于是那些迎合风向、揣摩旨意的人，便以‘风癫’二字把这件案子草草结了。利用张差的人，并不是利用他的智慧，而是利用他的愚蠢。他的情状和始末，众位大臣已经揭发得毫无保留。神宗皇帝片刻之间驾临慈宁宫，召集百官，把张差弃置于市，处死庞保、刘成二人，不让群臣赞说一句，也使刑官无从插手，真是伟大啊！” 神宗这个庙号，确实没有取错。所以不穷究党羽，不用深文周纳的刑法，急于设法迅速了结这件狱案，是为了保全父子之情；但一定要揭发邪谋，追根究底地取得供词，意在暗中消灭奸人的魂魄，也正是为了彰明君臣大义。从哲却诱使各位大臣草草结案。陆大受是贤良的二千石官，王之寀已经超出原先的预料，李俸已经升任凤翔知府；从哲却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必定要用考功的法令陷害他们。等到应当封赏的人没有封赏，应当调任的人已经调任，从哲正夸耀这是自己的功劳，却不知道自己庇护奸邪、铲除善类、破坏边疆、混淆国家是非，实在太严重了。臣所以说核定罪责应当严格，就是这个道理。说处置刑罚应当宽恕，为什么？《易》说：‘内用君子，外斥小人。’君子和小人，关键只在内外的处置是否得当。是非既然已经分明，就姑且给予宽大的刑典。假如一定要用诛杀、放逐、流徙、窜逐等刑法处置，在事理人情上实在很不安。何况边疆事务繁多，蜀地的祸难尚未平定，滇、黔同时告急，二东又接连发生战事。多年来小人酝酿浑浊混乱的毒害，在一朝政治贤能奔走而又力量不足的时候爆发。所以说处置应当宽恕，就是这个道理。说立论应当明白而直截，为什么？” 答道：不要株连，不要牵连蔓引。比如辛亥年考察金明峕，确实只是有许多争议，查核处置就够了；为什么要定为要挟之罪？丁巳年考察，只严惩一个行为狼籍的徐缙芳就够了；却株连善类，几乎铲除殆尽。王图、萧云举都是先皇帝身边参与讲论的臣子，只因徐缙芳伪造书信一事，蒙受冤屈，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召用。按惯例转为察处的，如叚然、史记事、朱万春、陈伯友等，不可胜数。至于贺烺，竟使他终身禁锢，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罪。攻击熊廷弼的人，邪正各占一半。徐大化不能因为攻击熊廷弼，就被称为正人；周朝瑞、熊德阳、惠世扬也不能因为怜惜熊廷弼，就被诬为邪人。枢臣张寉鸣，是一位老成持重的人，在黔地战事中有声誉。近来周永春担任辽东巡抚，因为父母忧而离职。在周永春以前有杨、李二人，在周永春以后有熊、王二人。这四位大臣都被交付廷尉审理。周永春也多次受到纠弹。臣认为周永春负有守护边疆的责任，假使他独自脱身于事情之外，最终就没有办法堵住那四位大臣的口。然而一定要让他与四人同罪，难道不是过分了吗？所以说立论应当明白而直截，就是这个道理。施行法令应当维护国家体统、培养君主德行，为什么这样说呢？臣私下想到，即使是普通人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到了临终之时，也应当有始有终。古语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大夫有罪，就应摘下冠帽、解去缨带，亲自到宫门请罪，不忍心将他揪扯侮辱、捆绑拘禁，国家体统本应如此。近来却被小人颠倒是非，反而受到了过分的惩处。逐渐干预官位，已经安置大臣了。既然能够安置大臣，那么黜免升迁、诛杀赏赐，又有什么可以禁止的呢？台谏官从来没有因为年老而被嫌弃，言语涉及皇帝，尚且不断遭到黜逐，雷霆般的威严又接踵而来，这种趋势怎么能够长久呢？所以说，施行法令应当维护国家体统、培养君主德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奉圣旨：该部知道。十五日

译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锺羽正上疏弹劾方从哲。方从哲是国老，性情柔弱迟缓，能够容纳他人，称得上有宰相的气度；然而他遇事犹豫退缩，气节并不值得称道。他身负顾命大臣之任，在危机交迫、形势紧急之时，应当一力担当，善始善终，这难道不是大臣应有的道理吗？为什么却首鼠两端呢？关于进药、议定谥号、册立皇后以及移宫等事，臣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他既无谋略又无决断，似乎谄媚又似乎忠诚，难免使众人的心产生疑惑。难道要说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吗？也从来没有事情关系到君主和先帝，却可以轻率地说是因为错误而耽误的。这种情况若不议处，还要国家法度做什么？应当免去他的官职，放逐到外郡，使他因犯法而承担恶名，以等待良史记载，这样才算掌握了处置大臣的道理。沈???是国器，学识广博、见多识广而且富有才智，人们说他有宰相的才能；然而他盘桓拖延，气节也不足称道。他身居殿阁高位，是百官的表率和宗主，理应挺身自立，难进而易退，这难道不是大臣应有的道理吗？为什么却被讥讽为像山隅之虎一样呢？虽然关于他在内廷结交援引、招权纳贿的事情，臣没有见到确实证据，但他多事多言，行动时进时止，难免遭到舆论攻击。难道要说他是在为自己谋划，犯了过错却是为国家谋划吗？是忠诚吗？立身不坚定的人，从来不可能委曲一尺而伸展八尺。此事若不裁决，名节和道义怎么办？应当准许他告老休息，以德行爱护他，使他迅速启程，归老于湖山之下，这样才算掌握了对待大臣的道理。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该部知道。十六日 陕西道御史蒋允仪上疏说：十天以来，我看见张寉鸣所上弹劾群奸结党谋划的奏疏，肆意诬陷他人；而黄嘉善以捷报求取叙功，明明已经有成命不准许了。崔景荣也凭借捷报求取恩典，而且已经题请颁给诰命。掌握权力的人既然依仗权势助长气焰，应当受罚的人又冒领功劳来煽风点火，议论竟把功罪、赏罚颠倒过来，只是徇私顾及情面；臣忝居法官之职，怎么能默默地面对这种情况？谨就张寉鸣所谓“功罪在边臣中最为突出”一句来断定此事。自从接受款贡以来，天下已经很久没有边功了。那些所谓功劳，不是掩袭截杀零散敌人而夸大其事，就是捣毁敌巢、挑起战端，所得不能抵偿损失。就像张寉鸣在贵州时，杀戮盗贼，徒有虚名地处置事务，却没有长远策略；当日的事情，论罪已经超过功劳，今日的事情，将来造成的祸患又会如何收场？张寉鸣既然因功受赏，就应当因罪受罚；既然因斩获首级的微小功劳而三次受赏，就应当因丢失土地的大罪而承担不可赦免的罪责。然而他巧借巡视军队时的傲慢言语，等到事情败露、法网临头，才说自己的罪应当从轻处理。这固然是他一时吐露的话，也真正显露了他一向为自己谋求稳固地位的手段。广宁最初陷落时，他心中也惴惴不安，只是幸好黄嘉善、崔景荣的榜样在前，只要狼狈退回，保住性命在家中终老，便认为达到了最大的愿望。一旦赐给蟒袍玉带，罪过反而变成功劳，从此便更加像鸱鸟张翼一样肆意施毒。榆关相距七百里，他却用了二十多天才到达；畏缩不前，就没有男子汉的气概，傲慢怠慢，又没有人臣的礼节，而且还厚着脸皮、张口妄言，分别议论经略、巡抚的功罪，仿佛置身事外；又对经略、巡抚的判断任意褒贬，仿佛在附会有功之人。更奇怪的是，巡视军队时，特意请求让何栋、如王国梁二人同行，必定是真认为他们可以参与军机、充实边防，之后才加以任用。可是他一会儿称贤，一会儿称佞，全凭个人私意的爱憎；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一味听任他人摆布。他在边境外的举动如此，中枢的作用便可想而知了。可是他还肆意辱骂，言官甚至以同僚沈犹龙规劝讽刺他的话，他却强行认作是为自己掩饰粉饰的话，丧失良心、厚颜无耻到了极点。说话的人还借助援引、假托宠信，因此竟敢伏于草莽之中操持兵器；如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那么边疆的祸患就会同城社之祸相始终了。谋划国家的大臣，为什么不早些考虑一下，不能让一处法令养成奸邪、助长祸乱，以致遗患无穷？如今宰相巡视边地，中枢主持政务，已经有人承担，不要说还空着职位等待任人。至于延绥、固原滥行叙功，牵连到旧日的枢臣黄嘉善、崔景荣，不过是张寉鸣为自己谋求地位罢了。台臣指责，科臣参驳，难道是苛刻要求皇上吗？皇上可以试问张寉鸣：“你说本兵的功罪在边臣中最为突出，如今经略、巡抚都已经被论罪处死，你应当受到什么罪罚？”又可以问在朝诸臣：“张寉鸣说本兵的功罪在边臣中最为突出，过去的经略、巡抚也都已经被论罪处死，黄嘉善、崔景荣应当受到什么罪罚？你们一定不敢支吾搪塞、掩饰事实来欺骗皇上。”皇上赫然震怒，依法审究处理；人心或许能够因此震动警惕，边疆也或许能够因此振作整顿，尚可希望在晚年挽回局势，而幽囚在牢狱中的诸臣也将瞑目了。奉圣旨。●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实录卷之四，天启二年七月至十二月。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编辑校正廪监生员方　至。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七月

译七月初一日 佥都御史臣张我续上疏说：自从辽东有经略逃跑、巡抚逃跑，广宁这一片土地便沦于腥膻之地。自从西川有县官逃跑、州官逃跑，叛逆酋长挟持跟随作乱的百姓，挥军直逼省会。锦城被围困一百天，若不是内有忠诚专一的抚按在上面主持，文武百官在下面协同谋划，外有道府官挺身督阵，兵将鼓起勇气冲锋，蜀地作为蜀地，哪里还能有今天？现在先把那些守卫州县、承担职事以及临难而死的人，替我皇上陈述如下：比如合州知州翁登彦保卫合州并且兼而收复安居；比如真安知州杨汝升保卫真安并且兼而收复桐梓；铜梁知县吴弘保卫铜梁并且兼而收复大定；南川知县韩应龙保卫南川并且兼而收复綦江；安岳知县翟学程躲避贼军一天后便收复县城，并且兼而收复乐至；什邠知县谢奇举、遂宁知县曹元龙、彭城知县冉崟、中江知县钟文焰守卫各自城池，使城池安然无虞，又多有擒获斩杀。这九位臣子，胆略才智都远远超过常人。翁彦臣已经上疏题请超升为佥事。吴弘、谢奇举、翟学程目前正在行取，确实应当授予台省清华之职。杨汝升、韩应龙似乎应当超升为运同职衔，仍然管理本州县事务。曹元龙、冉崟、钟文焰似乎应当加升为府同职衔，各自管理本县事务，以使他们的功绩得以完成，也使百姓得到安定。至于兴文知县张振德与妻子儿女一同被焚烧而死；长宁主簿徐大礼一家四口服毒而死；灌县知县王顾辅守城抵御敌寇，力量不支而死；桐梓知县洪维翰被贼军夺去官印，坚守不屈而死；郫县训导赵恺手持刀在西门外杀贼而死；成都前卫指挥翟英在龙泉驿冲锋堵截贼军而死；成都后卫指挥韩应泰督率军队援救省城，在草堂寺与敌交战而死；建武指挥李世勋一听说城池陷落，便全家自焚而死；小河所镇抚都联芳在城西起兵与敌大战而死；茂州卫百户张羽率兵前来援救，在郫县交战而死；合州乡官、原任巩昌同知董尽伦率领众人杀贼，逃入重庆城，突然被四处埋伏的士兵暗中刺杀而死。这十二位臣子，他们的正气可以照耀日月，他们的孤忠可以使鬼神落泪；奔赴正义如同吃甘甜之物，面对危难毫不躲避，即使是古代那些刚烈的大丈夫，如睢阳的张巡、许远等人，又哪里能超过他们呢？他们与近来那些抱头鼠窜、听到风声便先逃跑的人相比，难道不是像天渊一样相差悬殊吗？臣私下认为，无论文官武官，不论官位高低，都应当依照成例给予抚恤、赠官、录用其子孙和荫庇，并建立祠堂，以此作为勉励臣下为国死难的典范。至于董尽伦保全并收复城池，他的功劳更大，那么用来报答、恩泽他的子孙的待遇，尤其应当隆重。夔州知府宋名世突然听到奢崇明叛乱，便借口入朝觐见而逃跑；龙安推官李元标假称有病，未经批复准许便逃跑；崇宁知县任复元把官印悬挂在房梁上便逃跑。可是大察时，只给宋名世、任复元定了“不谨慎”的罪，李元标竟然没有受到处分，恐怕那些为国死难的贤臣，也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扼腕叹息。成都知府刘弘宇，已经侥幸获得官阶，首郡的轿子已经抵达夔门，他却吓得魂不附体，掉头驾船，日夜兼程逃回；他自己称这是明哲保身，臣则直斥为逃跑归来。敕令下给吏部、礼部，再加以查核议处。奉圣旨：这些官员的擢用、抚恤、记录等事，着令该部迅速议奏。宋名世、李元标、任复元、刘弘宇，都着令各自原籍的抚按官提解到法司审究。初五日 南京河南等道御史臣曾熙丙弹劾辽东巡抚周永春，奏疏中说：辽东失事的诸臣，前后被逮捕审问，时间虽不同，所犯罪名却相同。除薛国用已经死亡、李如栢自杀以外，经略杨镐、熊廷弼，巡抚王化贞，镇臣李如桢，道臣高邦佐、嘉栋、韩初命，署道郑之范，都因丧失军队、丢失土地而拟罪。周永春难道不是辽东巡抚吗？难道不是四路出师会议的参与者吗？难道不是主张撤去铁岭防守的人吗？难道不是导致铁岭北关失守的巡抚吗？难道不是推荐郑之范代理道员的人吗？难道不是举荐袁应泰任经略来替代自己的人吗？总而言之，全辽沦亡的祸根在于北关没有巡抚，覆没的事变始于开原撤除防守。开原撤防的原因，是周永春的书信和手下属官的谋划，相关文书都在，杨镐的活口也还存在；但台省的参疏不能通过阁票，皇帝屡次颁发的明旨也不能落实到部院。杨镐等人在狱中相对流泪，周永春却在白昼炫耀荣华，同样的罪过却受到不同的惩罚，何以不公平到这种地步？臣等认为，国家法度不可不整肃。一份奏疏中弹劾周永春长期漏过吞舟大鱼的法网，应当追究。近来见刑科有奏疏，也再次奉到圣旨，却还说罪行有轻重；不知道周永春任巡抚时，姑且不论其他事情，确实是专门主持撤去开原兵马、因而导致城池失陷的人。他的罪情在杨镐之上，怎么能说应当从轻呢？这其中或许有权势极大的人替他从中斡旋，能够只手遮天，于是为了顾全他的体面而曲意徇私，不肯审问罢了。元辅刚进入内阁时，因为省臣奏疏末尾的几句话，便逮捕了奏疏中有名字的利瓦伊翰；又逮捕了奏疏中没有名字的郑之范，海内称这是出山后的第一功劳，为什么偏偏对周永春迟迟宽缓？不只是杨镐，连利瓦伊翰也不服，人人都抱不平了。奉圣旨：周永春已经多次奉旨，着令该部院参奏，为什么长久不题报答复？这次所奏的事情，着令限期查明后奏请处分，不得再拖延。该部院知道。十七日

译山西道御史樊尚燝上疏请求留住大臣孙慎行等人，奏疏中说：军国机要、宗庙社稷的安危，都依赖各位卿大夫主持其事，内阁大臣掌握其成效，共同向皇上效力，这样各种事务才能得到治理，众人的意志才能稍稍安定。没想到当时事势艰难危急、人心惊惶之际，十天之内，礼部尚书孙慎行因病请求离职，兵部侍郎张经世、陈邦瞻因设置镇守而请求罢免，刑部尚书王纪因审理迟缓而被革职。近来礼部尚书张问达又四???怜臣罢臣，次辅韩爌已经闭门不出，元辅叶向高也因力量穷尽、身体有病而上疏请求离职。太平无事时，尚且需要大臣主持大局；如今正是万分艰难、勉强支撑的时候，大臣们纷纷请求离去，导致冲主孤立于上，百官分散在下；如果有重大疑难，谁来裁决？如果有重大灾难，谁来安定？试着环顾朝廷事务、边疆事务和内地各项事务，当前所有紧急要务，如抚慰赏赐西部夷虏、剿灭平定东省、救援天南疆土人民，以及谋划取胜还是谋划失败，全都只在细微毫厘之间，事变就在呼吸之间；何况陵京重地，仅仅依托一线险关来寄托性命，我军装备单薄、力量微弱，风声鹤唳都令人惊惧，敌人趁着秋高气爽，突然骑兵冲入，祖宗传下的完整无缺的天下，恐怕将成为辽阳、广宁之后的又一场灾祸。想到这些，我肝胆都快要裂开了，这正是做人臣、做人子女的夜不能安枕、食不下咽之时。奉圣旨：这份奏疏说的是大臣，他们是国家所倚重的人，怎么能够高枕无忧、养病不出？何况国家多事，尤其需要他们协助扶持，都着令立即出来供职。王纪已经有旨意了，该部知道。十九日 巡按四川御史张论上疏弹劾太仆寺少卿刘时俊，奏疏中说：樊龙杀害巡抚、巡道以及文武官员以下的官民一万多人，即使让崇明献出首级赎罪，仍然是姑息；刘时俊却想带着他去援助辽东，这样狼子野心的人，又何必爱惜辽东的巡抚、巡道呢？重庆这一节暂且不说，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想让樊龙长驱直进，刘时俊无法辩解的第一条。重庆发生变乱以后，樊龙占据衙门，军民前来投降、请求发给票据的一万多人，匍匐在台阶下；刘乡宦的仆人拿着金银、书信和礼物，叩头祝贺，第二天回礼银四十两，这是众人共同看见的事实，刘时俊无法辩解的第二条。成都听到变乱消息时，刘时俊鼓动人们，使人们没有坚守的意志，乡绅全都逃跑；刘时俊仍亲笔写信给巡按，命他驾驶小船前往叙州秘密躲避。如果不是巡按坚持守城，那么一旦出城，必定会被俘，成都也会立刻瓦解，这是刘时俊无法辩解的第三条。五月初一日，樊龙等人从城垛上投下一纸诉词，并且流着泪大声说：“老刘误了我！”如今他竟做了赞画，诉词中说：“派他旧日持着密信到本司，立即派汉人把马匹、养吾馈赠的金刀等物送去，径直到了营昌，约定结盟兴兵。” 这些话出自贼人的口中。如今川中的乡宦很多，重庆讨贼的官员也很多，难道偏偏要用这件事来诬陷刘时俊吗？这是刘时俊无法辩解的第四条。刘时俊门下有二十多只兵船，日夜与贼人往来，运送米、盐和火炮，他不加禁止；各监道军在水庵亲眼看见，立即派人捉获，连同赃物一并押送来，刘时俊竟然大笑着把他们释放，这是他无法辩解的第五条。督臣派人拿着大字白牌，将刘时俊招募的兵全部交给薛总兵，并且请刘时俊到合州商议，只派陆兵，不派水兵；刘时俊也不前往合州，督臣不得已又发出白牌，说明如果再次抗拒不交，就把水兵中的官军带来斩首，以正其抗命之罪；如果再次吝惜兵力、不肯全部交出，就把赞画的公子锁来，必定斩首，以正其与贼人交通、出售米盐火药之罪。刘时俊明明还把水兵留下供给贼人，这是他无法辩解的第六条。臣又查考，刘时俊招募遵义兵的原始揭帖上说：“各兵早已听说技艺受到压抑，隐忍等待时机，于是感念知遇而奋发，发誓结盟”，又说张彤、罗华等人不能任职，出而被酋长任用之类的话；这与樊龙所说“结盟兴兵”的话，前后相互符合。至于“隐忍等待时机，发誓结盟”这样的说法，难道是太平时代所应有的吗？这是刘时俊无法辩解的第七条。揭帖中又说，几年来一心想着任职，变乱发生的当天，便投递名帖，想消灭贼人来为自己效力。几年来究竟谋划了什么，已经各自倾□了。变乱发生后不向别人投递，唯独投给刘时俊，为什么回应得这样快？这是刘时俊无法辩解的第八条。又说在躲避贼人的日子里，立即拿出重赏寻找健步，打听并持名帖传谕，又拿出所有资财、器物、杯子、尺头等物，共约三百多两，领取这些东西分给众人作为花红和牛酒，以坚定共同仇敌的意志。这样的尺头、花红，正与祝贺樊龙的话相吻合。这是刘时俊无法辩解的第九条。刘时俊奉旨任赞画的那天，臣的同僚臣张捷立即上揭帖说，他曾交往并劝说奢氏酋长去催促任官，日夜兼程来到川中；乡绅士庶人人痛恨他，生员认为他是奸细，乡绅惊惧地观察他的动向，臣无法全部叙述。这是无法为刘时俊辩解的第十条。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该部知道。二十一日 刑部署理部务的右侍郎等官杨东明等上题，议论的是擒获奸细一事。杜茂等奸细起初不肯服罪，连续用了两次夹刑，才招认曾拐带陶巡抚招兵银三百两，又亲手收受李永芳银一百八十两，这些一一属实，仅凭这两件事，便毫无疑问是奸细。等到提审佟卜年，追究杜茂所供的不法事情时，佟卜年喊冤不服，于是命杜茂当面对质。臣等逐条举问说：“你是受佟养志推荐，送佟卜年到任，住了四五个月，打听内地消息，并把消息传给李永芳，有这回事吗？”杜茂说：“当时我只到过泊头，没有到过河间县，原本没有住四五个月这回事。”又问：“佟卜年升任登莱道，你投奔到他的任所，他委任你为内丁千总，有这回事吗？”回答：“有。”又问：“佟卜年派刘登高、高永锡以及加衔守备刘应龙，先后到辽东传递内地消息；李永芳也派佟守禄、李凤到佟卜年任所投递书信、索取消息，有这回事吗？”回答：“佟世禄、刘凤这两个人我认识，但投递书信的事我不知道。”又问：“佟卜年把加衔游击阎正宗送到陶巡抚那里，又把游击王化漙送到刘招练那里，各自接引当差人，假称侦察敌情，从海上乘官船渡过去，向李永芳递送消息，有这回事吗？”

译果然有两只船。于是问佟卜年：“你有什么话说？”佟卜年说：“用船渡海，是因为要同经略往来传递公文；没有船怎么渡海？并没有别的事情。”又问：“你收受佟卜年银一百两，到处探听消息，有这回事吗？”回答：“杜茂收受李永芳的银子是事实，但佟卜年给银子的事确实没有。”臣等再三拷问，始终没有审出佟卜年涉及奸细的情状。臣等恼怒他奸猾狡辩，重重加以笞打，并给他戴上手杻、脚镣，但佟卜年仍像原来一样不服。臣等于是想，他不承认奸细之罪，却自有应得的罪，于是责问他说：“你和佟养性是同族吗？”回答：“是同族。”又问：“和奴酋是同族吗？”回答：“他是夷人，我是华人，怎么会是同族？”养性谋反于本族，按律应流放三千里安置；奴酋反叛本族，则应拟判斩刑。这就是佟卜年不承认与奴酋有关，却只承认与养性有关的原因。臣等私下想，养性已经犯了附逆之罪，他这样承认只是为了求生；辽东全境遭此局面，又想到天下的忧患，作为佟卜年，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向朝廷谢罪呢？奉圣旨：杜茂奸细的情形已经审问明确，依律定罪；佟卜年尚未审理归一，法司的职守究竟在哪里？罪行情节的轻重，仍须据实审明，拟定罪名后奏报。二十三日 南京河南道御史曾熙丙上疏说：刘时俊运米接济樊龙，原先只是听到传闻。过了几天，又得到重庆方面确实的消息，并传来总督张我续的奏疏稿，这才知道刘时俊以前曾给奢酋写信，暗中订约，近来又运送米、盐和火药接济。那里道将正在庆幸樊龙如同游在锅中的鱼，早晚可以擒获；又担心刘时俊给他一点帮助，反而留下了活路。谈论此事的人都说：从前奢、安二酋互相争斗时，刘时俊偏袒奢酋，奢酋感激他，从此往来不断。因此，刘时俊与樊龙相互交通，事情并非没有缘由；而且这次接济又是当面查获赃物，确有证据。刘时俊又贪恋住在荆州，假称在那里招募士兵，今天向勋抚具文请求军饷，明天又派儿子向留都请求军饷，强行借用荆州库银一万七千两，只招募了几百人来掩人耳目，军饷却全都装进自己腰包。刘时俊的儿子刘昱，先前在南京购买两船火药，说是要制造武器攻打贼寇，请求兵部印票作为通行凭证，臣当时还为他的举动感到振奋，却不知道他运送火药是为了帮助贼寇。刘时俊难道没有看见合州的董尽伦吗？他以在籍乡绅的身份招集义兵，挺身出战，九死而不悔，侠义刚烈的精神至今仍令人敬仰。他的儿子董三知为父亲报仇，设法斩杀降卒，一家忠孝，听到的人无不落泪。李大儒、金富联，不过是平民罢了，尚且能够倾尽家产供养士卒，为保卫乡土作打算；秦氏也不过是一名女子，却已经立定忠勤的志向，发誓不与贼寇同生。难道身为男子，见识反而还在妇女之下吗？奉圣旨：先前已经有旨意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八月

译八月初九日 四川道御史练国事上疏说：当年辽阳死难的人中，道臣有两位，即何廷櫆、崔儒秀。崔儒秀死难的情形，查叙记载得很详细；他本来就和何廷魁一样，都没有受辱于贼手，而是投环自尽。臣正庆幸嵩山、洛水的神灵有感，忠厚地生出这样一位臣子，用来壮大山川之气，激励怯懦之心。他过去所受的恩典，已经与何廷魁相同；如今如果因为没有人陈请，恐怕圣明一视同仁、褒奖忠臣的本意会有所不忍。科臣所引用的加赠先例，与先臣许逵相比，确实是正确的议论。许逵是臣的同乡，崔儒秀也是臣的同乡。崔儒秀正是仰慕许逵的风范而奋发起来的，他的精忠大节比起许逵来更有光彩；加赠、建祠的待遇却唯独对崔儒秀有所减损，怎么可以呢？况且臣乡近来人心越来越浇薄，国法也没有章法；牺牲生命的人，与祖宗时期相比，本应更受优恤，却反而比祖宗时期还差，这样还怎么用来劝勉人呢？因此，崔儒秀这次应获的新恩，确实应当与何廷魁一例办理。崔儒秀把死看得如同归家，连哇哇啼哭的一个孩子都来不及顾及，又哪里会在意死后的名声？然而报答忠臣的名额和制度载在法令中，明白如日月，谁敢轻率地增减呢？奉圣旨：该部知道。十二日 巡按山东御史王一中上疏弹劾沙沟营守备王文烨逃走回籍。后来听说抚按有逮捕押解他来京的旨意，他又回来投案，编造言辞胡乱辩解，种种行为违法，还大肆逞口舌之利，企图蒙骗人们。如今边疆多有变故，烽烟尚未平息，是因为领兵官怕敌人却不怕法律，只谋求自身而不谋求国家；有人借口生病以求保全自己，有人临阵退缩，这都是由于有人把这种行为当作值得崇尚的事。像王文烨这样，尚未遇敌便先逃走，抛弃营伍而不顾，逃走后还想保全性命，如果人人都效仿他，后果尤其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查得领兵官已经接受调遣，却不按期进发，因而贻误军机，法律有规定；军队已经到了敌境，却故意违期，法律有规定；主将不能坚守，法律也有规定。王文烨即使有一百张嘴，也必定有一条罪名适合他。伏乞敕令法司审究。奉旨：法司知道。十九日 南京湖广等道御史李良栋等上疏说：辅臣既然绝无继续立于朝廷的道理，全国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离去。疏中说，辅臣沈???臣等暂且不必评论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只看他未出仕时，就有人用正直的言论批评他；进入都门时，就有人用含蓄的话讽刺他；时间一久，公开的言论、公然的奏疏、联合上疏，接连成篇，台省上下、大小官员、亲疏各方，甚至与他有香火情谊的人，也都割断情面；与他同列台座的人，也不顾私情，有的题奏说他是奸邪，有的题奏说他是贼臣，说他是操莽、悙京之类的人物。这些都是臣所说的大恶。世上即使披着铁甲的人，谁肯用千重铁甲来承受这种重责？唉！一个人的名位爵禄可以毁弃，众人的清议更令人畏惧；一时的富贵难以忘怀，但千秋万代的臭名更难以忍受。哪一边轻，哪一边重，以此换彼，连儿童妇女都能分辨。难道说???竟然丧失心性，昏昧糊涂而不知道悔悟吗？一丘一壑都足以自得，拂袖离去，便可悠然高居，什么腐鼠值得拿来吓我？然而???却不是这样。???长期掌管中书，自古以来，有臣子听到劝告却不等候处分的吗？我朝二百余年来，有全朝廷、全国共同唾弃的大臣，弹劾他的奏章几乎塞满公车，却还不等候处分而离职的吗？即使事情只是涉及传闻，也应当姑且暂时辞职，等待议论最终确定；如今他既不闭门辞职，也不引退，反而扬扬自得地走在长安道路上，实在太奇怪了。有人说，???任凭别人唾骂，也一定不肯离去；想来???也是堂堂男子，不应当如此鄙陋。又有人说，???要等到有了适当时机才离去，那将会毒害缙绅；???已经位极人臣，良心还没有泯灭，也不应当如此偏狭。臣等的话说到这里，愿请圣上裁决。奉旨：辅臣多次奉旨挽留，言官挟带私情妄加诋毁，实在令人厌恶，着令降三级，调任外地。二十五日 山东道御史马鸣世上题说：筹划军事没有比防备变乱更重要的，军事事务没有比任用人才更重要的。疏中说：如今天下纷纷扰扰，事情很多了，起初只是辽东一隅，后来蜀、黔、齐、楚、冀、豫之间相继发生，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四方的大臣不知道考虑四方的变乱，而朝廷之上又不考虑任用能够筹划、应对变乱的人。古语说：“大臣应当考虑四方，不考虑这些，后面将怎么办？”这正是不可不振作精神、必须立即切实办理的事情。徐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地，应当设置重镇，驻扎重兵。台臣蒋允仪的建议可以说很切当，却竟然被搁置。至于经营南都，也同样悠悠忽忽地搁在一边，这是什么道理？南京是陪都和重要地区，凡是紧要衙门，都应当任用真正有才品的人。至于近日南京士兵鼓噪，白天关闭城门，几乎酿成振武营的变乱，究竟是谁掌握事权，竟激成这样的变故？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上报朝廷。贵州的事务十分紧急，增设偏沅巡抚是最急迫的事。臣认为这个官职应当赶紧选用有才望的人，不应当只按资历俸禄推排。卿寺中如熊明遇这样精明敏捷的人，外藩中如蔡复一这样熟悉练达的人，都是能干而有长才的，可以担当各方面的事务。至于申用懋，当初正是以知兵、熟悉边务而被起用的。边城紧急时不用他到关隘，贵州事务紧急时又不用他到贵州，那么所谓知兵的人究竟用在什么地方？这不仅违背了荐举他的人的初衷，即使是任用他的人，也未免失去了任用他的本意。愿掌管铨选的人认真思考这件事。中枢的一个职位，关系天下安危；而职方郎又是中枢的左右手。部郎中如吴羽文、顾大章、寇慎、徐日久等人，都很有才名，留心经国济世，应当选择任用。贪黩的将帅必须斥退，懦弱的将领必须淘汰；综合考核荐举文书，参照公正意见，求得仁义廉洁勇敢的将领，彻底洗除从前收受苞苴、依靠请托的习气，这对辅助中枢事务的帮助并不少。至于近来山林中几乎没有留下的良才、遗逸，都已有出仕的迹象；而有宏大谋略、能够经世治国、直言斥退权奸的王啚，为什么还迟迟不召回？早年学识已经著名、素来清修的叚猷，为什么还长期搁置他的启事？伏乞皇上下敕给部院，立即予以施行。奉旨：如今内外官员不是不多，真正尽心任事的人却很少。所奏之事，着该部复议后呈来。二十八日

译山西道御史樊尚燝上疏题请考察官员的制度应当公正。疏中说：君主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钝的，只有考察官员、升降黜陟的大权，主观意见不可横生；一旦任凭个人意见，就会偏倚于我，毁誉也不可偏私；一旦偏听毁誉，就会偏倚于人，官员也尤其不可依附门户；一旦依附门户，就会偏向某一方。只要有其中一项，考察制度就没有能够公正的。往事臣来不及亲见，只说丁巳年那次考察，据臣所听闻的情况，史记事、李炳恭、丁元荐、贺烺等人，有的在台省任职而建言不断、声势很盛，有的任县令而才名显著，有的独立不惧，决意退隐而甘于远避，有的持论偏颇，却任郎官时很有清廉操守。虽然这些人多有偏激之处，但各自都有可用的才能，不妨取长补短，明白瑕疵不能遮蔽优点。一次考察处分下来，竟使公论为他们惋惜，并且后来还多次出现在荐举名单中。这四位臣子突然以原官起用，似乎大大突破常格；如果说皇纲普及天下，却使有才的臣子也遭禁锢，这也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似乎应当以闲散官职降等任用，这样考察制度才平，人心才会服，也可以算是补偏救弊的一种办法。所以借考察之事临近的机会，一并提及此事。奉圣旨：考察大典，是朝廷激励贤能、黜退污浊的权力，岂能挟带私情、任意而为？这些年京察、外察常常因门户关系而产生意见，朕对此痛心已久。今后务必秉持虚公，消除朋党比附。史记事等，分别酌量叙用。该部知道。○九月 九月初六日 刑部等衙门的侍郎等官杨东明等议论认为：旁搜佟卜年的行为，又兼采众人传说，认为可以定罪的有三条。佟氏一族作乱的已经有六七人，作为佟卜年，即使不亲自弹劾族人、请求治罪，也应当弃官埋名；他却公然担任风宪官，处在嫌疑之地，这是多么轻视朝廷、藐视法度！这是第一罪。杜茂收受永春的金钱，作为内地奸细，佟卜年不将他擒拿依法处死，反而收为千总；即使不知道实情，也属于任用奸人，这是第二罪。养性已经反叛，按大义应当灭亲；佟卜年身任监军，自应当公开列举他的罪行，发兵讨伐，以此说明自己家门的不幸。可是他却装聋作哑，好像与此事毫无关系，那么佟卜年是谁的从侄？养性又是谁的从叔？这是第三罪。根据这三条罪，佟卜年的案件就可以斟酌定案了。如今佟卜年所犯的罪，虽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成文律条，但三条罪都在他身上，自然难以轻易宽赦；应当比照相关律例，在上下等级之间斟酌轻重，拟判安置二千里，这样既合乎法律的公允，也符合舆论的公正。不过，佟氏是逆族，佟卜年之所以没有随同族人沦落，是因为他有官职；如今官职已经没有了，能不产生失意之心吗？即使没有别的异志，又怎么能够免除嫌疑？所以反复考察律例，罪名没有可以再加重的；但考虑事情的起因和后果，又不能马上让他脱离监狱。姑且严格羁押，等待辽东的事情平定后再行安置。这样既不会使国家的法律有所遗漏，也可以防备意外，阻止本犯无聊生事的图谋，消除众人原本不一定会发生的忧虑。这一案件，或许可以说处理得允当而没有疏漏。奉圣旨：佟卜年既然属于逆族，为什么又用三条罪名来为他开脱？法司的职守在哪里？着令拟具奏报。初八日 经略辽东王在晋上疏说：臣刚一出京，就有奸僧石化远请求投奔听用。夏时疆任按院承差时，每天在臣衙门前探听消息，想要串通吏书，通过请托结纳，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恰好有回乡的人报告说，奴酋有四名奸细进入关内，臣大力搜捕他们，于是时疆聚集十人歃血结盟，图谋逃往□中，去向李永芳报效，幸而事情败露，被擒获。王正邦是原来经略的听用官，后来被革职，却假借臣的朱笔谕帖到处查验。三协的火炮是敌人所畏惧的，关键就在火炮；火炮稀少的地方本来就可以进攻，他却引导敌人入犯，意在欺骗，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假借，为什么偏偏要查大炮呢？王应龙非常阴险凶恶，多次犯法作奸，长期逃亡，不知逃到了哪里。近来西虏把他送来，问他到西虏那里几个月了，他说只有十多天；由此可知他在敌境中的情况。他说自己是从□酋那里来的，必定不会接纳；说是从西虏那里来的，必定会接纳。他许诺银九十两、马一匹，托西虏作为引进他的地方，西虏却反而被他欺骗，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作为酬谢。他的行踪变化闪烁，实在不可揣测。至于傅友功，他是孙得功家的家丁，头戴贼帽，手持贼旗，替贼寇传递消息，被小反青部夷人擒获押来，请求赏赐。各案的供词和情状谨呈给圣上阅览，其中有些案件涉及重大刑名，事情尚未查明，必须详细审理后结案。另外其中还有许多逃犯没有捕获，恐怕有漏网的奸人潜逃投奔敌地。伏乞敕令法司转行抚按，严加缉捕，审究治罪，依法正法施行。奉圣旨。初九日 天津巡抚李邦华上疏说：征东参将营大藩的中军守备杨应鼎到任后自己说，原来奉命督率军队出海，和毛文龙合营进剿；因为军队没有粮食而逃回，杨应鼎追捕逃兵，直接到了天津，主将大藩也随后赶到。臣问：“有多少士兵？”回答：“八百人。”又问：“逃走了多少？”回答：“全都逃了。”臣不禁怒发冲冠，厉声说：“你奉旨出发，却不奉旨回来，法纪在哪里？你的罪过没有可以赦免的地方！”立即将杨应鼎收监。同时发牌文给镇海前营都司孙应奎，迅速调拨水兵，拦住先前逃回的兵船，不许一条船离开，不许一个人上岸。同时大张告示晓谕：逃兵中有一人敢逃走，就斩首示众。等杨应鼎走出臣的衙门，果然有逃兵跟随而来；旁观的人看见杨应鼎入狱，彼此相对哭泣。杨应鼎神情沮丧，没想到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过了一会儿，臣又把杨应鼎从狱中提出来，详细审问他逃回的原因。杨应鼎写了一份揭帖，不下数千字，大致说去年十月到了朝鲜，整年没有粮食，士兵多有饿死，所以逃了回来。臣说：“为什么不派人请求粮食？”杨应鼎说：“多次上过申文，又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送到。” 聀说：“逃跑的将领应当获什么罪？”杨鼎只是哀求宽免而不说话。聀于是责问他：“你的罪本来必死；如果想求活，必须做到八百人中没有一人敢逃。我给你们粮食，让你们全部出海，这才有一线生路，你能做到吗？”杨鼎说：“饥饿的士兵都和我杨鼎同甘共苦，如果承蒙宽赦，我甘愿哀求他们，众士兵一定会保全一个人也不逃。”聀便命他在外面等候。大概聀知道杨鼎很得士兵拥护，所以先用威势震慑他的意志，然后用恩惠笼络他的心，使他为我所用罢了。当日又从都司孙应奎处发出米一百石，每名士兵到达后先发给米，暂时供给到本月初六日。管大藩也来会见，责问他擅自返回，他只说士兵没有粮食而逃走，主将不能强行留住，按法也难以自行逃脱罪责，实在是情势所迫、不得已，因此具文申报士兵长期缺少粮饷，一齐到内地申诉请求等事。聀看过后认为，管大藩出海，起初是为了防守三坌河；后来因为镇江取胜，便命他协助毛文龙共同出力进剿，所负责任极重。自广宁失陷以后，防守任务在榆关，敌军势力更加炽盛，我军更加疲弱，全靠朝鲜一支军队，稍微可以牵制敌军，使其顾虑后方。因此今天请求淮兵，明天催促福兵，无非是因为毛文龙孤悬在虎口之中，不得不急忙救援罢了。

译在内地的人正催促他们出发，难道在外面的反而放纵他们返回吗？管大藩身为主将，既然遇到没有粮食，为什么不早派一两个健卒渡海进入天津，发出告急求粮的呼声，却一天天拖延，以致各营士兵一过关就逃散，自己又跟随他们一起逃走。他只絮絮叨叨地说典当衣服、卖掉衣衫分给士卒的艰难，以及严冬中手指冻掉、皮肤开裂的困苦情状。然而古代有杀掉宠妾来辅助军纪的人，也有面中六箭而不动摇的人，管大藩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大概他把粮食长期缺乏当作借口，内心真正打算的却是早早摆脱东边的负担。又听说他和毛文龙彼此不相让，郁闷不平而费尽口舌；这样看来，他长期离去的意图本来就不是因断粮而产生的，而擅自逃跑的罪名，不过借无粮来解脱罢了。朝廷耗费无数金钱来养活将士，一旦有事，却连他们一臂之力都得不到，行动去留完全自由；像管大藩这样的人，正应当赶快处以重刑。杨鼎名义上是追捕逃兵，实际上是在送逃兵。但考虑到那里监军道臣梁之垣发给他带有印信的捉拿逃兵批文，和擅自离职还是有所不同。奉圣旨：这次奏请处置擅自逃跑的士兵、将领，各自都合乎实际情形，相关部门立即复核办理。初十日 巡按直隶御史梁之栋分条议论边务，其中说：“臣以东部抵达山海关一带，那里的情形已经分条上奏。东路从石门、燕建三路的逆折处起，途中经过太喜、松马，向西抵达密云四路，直接连接二行连口，绵延二千余里。当地人设置险要，地势也曲折蜿蜒。等到亲自走过各处关隘，内地平坦、外部直通而正当敌骑冲击之处，十处中常有八九处，这就是蓟门的地势。考察兵马，密云、遵化有很多健勇之士，器械齐备，技艺也熟练。密云车营的团练已经编成行伍，因为那里是督抚建立节制驻地之处。通州虽然草创，但士兵颇为强悍，精神面貌也很新，营官多有跃跃欲试之意。其次是各营、各路的家丁，兵器、铠甲和马匹还在整顿，不过也不是很多。普通伍兵则以乌龙、种恒为重，二者不相上下。最差的莫过于山海、喜峰，这是沿途的兵马情况。雕弓破旧，铠甲破敝，缺少斨和绣炮；即使是台、隍、关、隘上的兵器陈列，也最为零散，而且即便有，也不太熟悉使用，这是沿途的器械情况。将领中手提铮铮作响的兵器、自以为豪，伏剑请战、激励士兵、喂饱战马的人也很多；然而大半因循日久，积习尚未破除，仍旧是一种难以振作的气象和难以打破的旧规，这就是沿边将领的情况。” 粉饰太平有余，综合核查名实却不足。所有这些积久玩忽的弊病，起于下层；积久松弛的弊病，形成于上层。因此核查名实是当前救辽的关键：一是核实军队实际人数，以清理草料和粮饷，收拢人心；二是精选、训练士兵，以供作战和防守；三是申明功劳法令，以增强仇敌之气；四是修整险要关隘，以巩固我国边防；五是严格侦察探听，以使耳目灵通；六是核实抚恤赏赐，以加强内部防备；七是选拔善于作战的将领，以图谋进剿。”奉圣旨：有关部门斟酌议论后具奏。十二日 刑部右侍郎杨东明等会同查勘通敌奸细李大梁等人，认为整个辽东的失陷，都是由奸细造成的。□不依靠奸细，便难以到处取得成功；我们不擒拿奸细，便难以扫除祸根。然而其中逃跑的将领与奸细，情形各不相同，应当分别定罪。李大梁原来以材官身份应募，后来委任他巡河，又委任他收粮，这也是很隆重的托付。后来他侵吞斛面上的小利，受到监责后侥幸免罪，便进入京城献策，难道能免除逃跑的罪吗？令国威原来以白衣身份参与谋划，却手握许多兵力、掌有令旗，这也是被重用建功的机会。他既没有在帷幄中贡献一条计策，反而袖手旁观，坐视祸乱，最后单骑向西逃奔，难道能报答国家以国士相待的恩遇吗？至于张洪谟，他是广宁候袭指挥，在巡抚标下听候任用。广宁失陷后，他进入关内，领取文照，带着妻子进入京城，姓名已经登记编入民户。后来陈一魁出面指称他是奸细，便借恐吓诈骗来求取钱财。陈一魁先前既已剃发投靠夷人，后来又独自连夜逃走；考察他揭发奸情的各项说法，都难以凭空影来取信。只是张洪谟是辽东世代将领，受到国家厚恩，不应当先行离去，以此作为百姓的表率。至于僧人李魁吾，正月、二月间卧病在白衣庵，有同伴僧人扶持着往来宝塔寺，也被许多邻人共同看见；难道他另有分身之术，能够跟随张时渡过关隘，替他策划奸谋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月〕 只是他行骗有赃证，争斗逞狠、品行无赖，这样看来不过是佛门的罪人罢了。总的说来，河西失陷后，榆关争相进入关内的人，并不全是奸细，其中多是苟且偷生、逃难的人，能够守节捐躯的人很少，但也不能说其中全无奸细。而且挟私仇恐吓诈骗的人很多，替国家揭发奸细的人很少。因此，李大梁、令国威、张洪谟应当按逃官罪遣送戍边；陈一魁诬告、李魁吾行骗，也都应当判处充军徒刑。奏请的意见，奉旨依议。二十二日 南京河南道御史谭锴上疏说：赵世征是从广东任职，升为左辖，又升任巡抚的人。当他任左辖时，污秽行状广为人知，众人议论纷纷。等到他通过要挟而获得开府之职，又恰逢考核官吏的期限将到，深夜抚心自问，知道自己难以逃脱，于是施展鬼蜮般的智谋，倾陷同乡同僚，暗中广泛投递揭帖，把祸患嫁给别人以使自己脱身。有见识的人已经洞察他的内心；像这样的心术、这样的行径，真是猪狗都不肯吃他的残余，蜂蝎也无法比喻他的毒辣。省中奏疏说“暗伏戈矛”，臣等奏疏说“险于机穽”，都暗有所指，只是没有明说罢了。赵世征却絮絮说道：“我不敢凌驾于别人之上，怎么敢倾陷人心？别人不敢违背公议而结党，我怎么忍心辜负旧交而把自己处在刻薄人的地位？把飞语当作含沙射影，把流言当作暗中落井下石，人人都切齿痛恨我，是因为他们得罪名教，而我秉持正道、嫉恶如仇，和他们有共同立场。”至于他的种种污秽行状，都有确凿证据。如果想解释“重入轻出”的讥讽，就说钱粮都由堂官亲自验收，从不委托别人；然而他所谓亲自验收，实际上是用民脂民膏来滋润自己。若想解释“加二取羡”的讥讽，就说钱粮全都原封存入库中，并没有加封；然而他所谓存库，实际上是掩耳盗铃的计策。

译同样是掌管钱财的司帑，自己任内却有剩余钱银可以充作军饷，为什么前任官员交接时却一点余银也没有？这样一来，他垂涎钱财的情状就完全暴露了。同样是他的门子，在朱梦的胡须像戟一样时，他为什么却把十四岁的朱国受置于不顾而不说？这样一来，龙阳之爱就不是虚假的了。各宗都受到他的克扣，没有不含恨的，却还要装作安然无事。张仲寉借着他从中替人通学，喧传说不知道那是谁家的儿子；这些都是他想掩盖却反而更加暴露的事情。查考《大明会典》：凡因考察而被罢黜的官员，如果有人不依据考察事实而搜罗材料妄加奏报，就发遣为民。如今赵世征虽然没有正式上奏，却发布揭帖来试探，情形实在叵测，因此联合上疏纠劾。奉圣旨：有关部院知道。○十月 十月初十日 陕西道御史冯英上疏说：原任山西左布政韩策，长期整治边疆事务，筹划边事最为熟练。只是因为没有请求监临，竟导致盐臣苛刻追求责任。然而他一向怀有安定边疆、抵御外患的谋略，确实称得上镇守关隘的重托，应该赶快赐予环召，以承担冲要边境的任用。原任谕德愿天埈，在词林中本来就声名卓著，奇异的才华难免招来嫉妒；从他居家安静淡泊，也可以知道他任官时的清淡自守。他闭门不出，本来不在意世俗评价，但挽救时局终究还要依靠这样的人，也应当召还原职，以发挥他参与帷幄谋划的才能。原任开原道佥事韩原善，具有勇往直前的气概和长驱远驭的才能，曾议论守卫开原以联络北关，几乎可以形成唇齿相依的形势。不久金白灭亡，而贼势更加横行，可惜机会白白丧失；他又无缘无故遭受考察处分，舆论都认为不公平，也应当仍□任用他担任危急关隘的职务，以完成他的作为。原任差遣巡按辽东陈王庭，在□酋发动祸乱的初期，现任官员都不肯前往；陈王庭当时还在家乡待命，却立即从田间被仓促派往辽东，近三年来艰苦异常。他出境不到两个月，辽阳就失陷了。眼下辽东事务，哪里容易收拾残局；本官的苦情应当特别体察，因此应该赶快起补并题请差遣，以表示国家从未把劳苦功臣置于不顾。” 奉圣旨：有关部院知道。十一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上疏说：“臣有真实情况，不能不明白陈述；臣有苦衷，也不能不哀切呼吁。臣在神宗初年，和六七个人一同被遣谪，只有臣没有死，已经是非分的奢望。回头看过去的朋友，他们的精神和骨骸都令人凄清；如果还不知停止而留恋名位场所，并不是臣的心愿。审理奸细案件时，西台推举臣主持政务，尚书王纪依据清廉正直的原则办案；臣骑着劣马前往，尚且没有受到谴责，这并不是法律公正。过去光宗朝的事情，臣和慎行先后上疏，慎行因为明德之儒的身份离去，臣却没有被召见；几乎明白地判定，这并不是臣的福分。臣可以归去了。原本就是青山中的尸骨，今后将交付深山安葬。只求陛下成全臣最后的归宿，使臣能够不愧为士大夫，就是臣的幸运。”正在写这道奏疏时，又看到给事中郭兴治的一道奏疏，才知道是非未必需要分得明明白白；这些话是替冯三元传达的。臣的话已经说出口了。冯三元刚开始做官时来见臣，臣就告诉他说：“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他却说：“是非还是要分明。”臣说：“如今边疆事务，家家都只有一把锥子和凿子；越是讲究是非，越是弄不明白，不如忘掉这些话反而更好。”没想到臣想仿效他山之石的做法，竟然违背了浚恒之忧，是臣的过错。省臣说臣没有恻隐之心等话；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这不也是孟子的话吗？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是非从恻隐之心中流出，这才是真心所判断的是非；即使可以宽恕别人，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说熊廷弼丢失疆土吗？审理案卷都在这里。说冯三元过去离开国家吗？那么皇上已经赐予环召了。是非并不是从来没有明白，而臣所说不必分得过于明白，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万一只根据方从哲的一道奏疏，满朝荐便把毒酒作为说法，臣说姑且留待千秋后评说，这也是不必把是非分得过于明白的一个证明。如今熊廷弼所缺少的，只有一死。但如果尚书、侍郎、中丞、藩、臬、抚、镇等大臣，一个接一个倒在藁街，燕市血腥遍地，那将成什么景象？皇上刚登宝位，遵守成法的老臣主张议罪、缓死，并没有错。并不只是臣一人这样说，审理案卷最后的话也可以推知。至于张居正的事情，臣前一封奏疏已经说过，如今省臣又提起，臣敢把这个说法说完。臣最初的奏疏说：“张居正才华虽然可以有所作为，学术却有偏颇；志向虽然想有所作为，但自用太过。他所受到的各种责备，都是进言、决囚、言路等事情，并不是省中其他大臣所涉及的事情。” 当时上奏揭发的人何止几百？忠心激愤的人很多，听说还有闻风躲藏起来的人。臣的奏疏说：“从前称赞他像伊尹、吕尚，如今不同类的人却唾弃他；从前称他为恩师，如今却把他视为仇敌。”当时臣没有一个字揭发他的隐情，难道要到今天四十多年后还和一具朽骨为仇吗？表彰他过去的功劳，正是为了劝勉今天活着的人；后来的人都被给予特殊的典礼，难道唯独吝惜对张居正施行吗？虚名浮誉不过是空中的鸟影；世人不以大人长者宽宏有容的气度来教导臣，却希望臣像乡村樵夫、里巷老妇一样养成睚眦必报的习惯，这说明他们还不了解臣。奉圣旨：有关部知道。十四日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上疏说：邹元标、冯从吾因为讲学一事，多次上疏请求罢职，一时之间老成之臣接连引退避让，无不叹息感慨，彼此都为他们惋惜。臣只是小臣，不能强行挽留他们，哪里敢妄自援引他们离去的先例呢？只是臣居处困穷，曾经感慨近世以来，学术不真实，人心喜好奇异，士大夫喜欢做贩卖名声、求取声誉的事情，表面上划定界限，内心却藏着机巧，我私下对此很不以为然。近来看到两位大臣具有古人的心志和行为，志趣高雅而能率先为人。邹元标忠孝大节早已闻名天下，臣一向很欣赏他的著述，仰望他如同灵光；冯从吾专心亲身实行，言语合乎规矩，行为遵守法度，不欺骗暗处无人之地，不迎合时俗，这就是所谓古代诚笃的君子。恰逢他们利用公务之余会集讲学，苦于没有栖身之处，想在中城、西城选择一个离市区稍远的地方，修建一座讲堂。当时臣的同僚马逢皋、杨新期相继巡察西城，曾替他们找到一所房屋。冯从吾认为那处房屋靠近官署，不愿住在那里。恰好臣接任中城巡察时，偶然发现城中还有几间官房，尚未有出售的主人，臣便举荐给他；冯从吾不嫌狭小，出价补偿，于是命司务李克孝召集工匠改修。如今那所房屋还在，只有十多间，费用都由台臣出资。如今缁宫道院接连不断，像鱼鳞一样密集；酒社和榆盟交错纷杂，像锦绣一样，两位大臣却因为区区几间房屋就来指责我吗？唉！两位大臣修身勤学，几乎耗尽一生，哪里没有青山可以让他们自得其乐？而臣恰好在巡城时确实参与听闻了这件事。辅臣叶向高为此写了记文，也曾把臣的名字附在其中。假使两位大臣离去而臣不和他们同进退，那就是去留相违，也大大违背臣的本心了。奉旨：周宗建何必请求离职，着照旧供职。眼下时事多艰，把心力全部用在理学上，哪里比得上尽力于经世济民？虽然修养性命和建立事功并不是两条道路，但能够兼顾两者是很难的。各位大臣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意思。十五日

译云南道御史杨维垣题奏：百官都应当堵塞私人交往的门路，对罪臣尤其应当如此；国家应当严格禁止私人交往，在今天尤其应当如此。奏文中说：熊廷弼、王化贞等六七人败坏边疆，获罪于朝廷，本来应当立即依法处刑，却幸而蒙皇上没有马上施以斧钺之刑。臣料想熊廷弼等人一定会悔恨自己造孽的缘由，也害怕诛杀随时到来，应当叩头伏地、屏息收敛，以表明自己的怨悔。即使胜霸给他们讲授经书，也已经不合体统，何况还接交宾客、群聚痛饮，甚至传递犯妇而接续作诗，包庇狡猾囚犯并荐送妇人陪寝；酒器、茶炉在监狱中往来不绝，歌伎和长班挤满牢狱。唉！如今刀刃将要加到脖颈上了，还如此怜悯自己而不知道畏惧；当日在边疆之上，又怎能指望他们守节死于军中呢？监狱确实成了福堂，被幽禁反而真是得计了。难怪利瓦伊翰之后又有杨镐；高出一人逃跑之后，又接着发生第二次。况且如今京察即将举行，即使部院大臣也应当标明回避，排除嫌疑、断绝疑虑，唯独却让那些背弃公义、徇私的人不停交往；这样一定会鼓动传播邪说，颠倒是非，借此满足他们深深仇恨的人，庇护他们极其亲近的人，扰乱重大典章，最终无法遏止。佟养性罪恶滔天，没有容许逃脱的道理；此案已经由有关部门拟定处理意见，却三次蒙受严厉圣旨，难道不是因为痛惜三韩沦陷、万民相继残亡，仅仅安置他一人还不足以偿其罪吗？然而议论的人仍然轻视奸细之罪而昧于法律条文，不过是害怕顺藤摸瓜、追根究底，最终先处置熊廷弼罢了。他们不知道，即使熊廷弼没有任用卜年，他的罪行也自始存在，本来不需要等卜年出现才增加；即使卜年没有被熊廷弼任用，他的罪行也自始存在，怎么能因为熊廷弼而反倒减轻呢？奉圣旨：狱中的防范应当严密，怎么能容许外人出入？着令严加查禁办理。至于奏文中关于佟养性的一段，实在令人痛恨。佟卜年的请求已经多次奉旨不准，着从重审问拟罪。有关部知道。二十一日 原文“泄然绂应”疑有脱误，语义不完全确定；“鬪”“觧”“搃”“衘”等字形疑为异体或OCR形式，按文意处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原文“师贞之吉”疑引《易经》语，已按其字面和语境翻译。二十三日。原文“王?”人名缺字；“清流几至一纲一贺烺也”疑有脱误，译文按上下文作概括性处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六年、五人、六人、十年、三十年、七月〕 原文“李朴???官”有连续缺字或OCR错误；“韦张”“邵毛”等所指人物关系未明，均保留原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日、十人、百口〕

译这些都是人心感到不平的事情。又说：宁可过于核实，也不要轻易因循声名。凡是贪婪、残酷、浮躁、不谨慎以及才干不及的人，都必须有所指证：收受某人的贿赂，才叫贪婪；害死某人的性命，才叫残酷；做了某件事，才叫浮躁、不谨慎或才干不及。没有确实证据的，就暂且搁置；宁可采用公开的攻击，也不要使用暗中的讥刺。上一次京察，多半把矛头指向山人、游客一类人，这些人近来更加肆意横行。从前他们借逢迎权贵作为糊口的资本，如今却把妄加褒贬当作施威作福的工具；甚至有人收他们为幕宾，把他们奉为贵客，这是损害公平的最大祸害。应当严格驱逐，使尘垢全部扫除，门户界限全部打破，使东西南北混为一家。这样如果黜陟都恰当，即使有人怀有嫉妒之心，也会全部消除。否则黑白异色、各执己见而不肯改变，像倡议首功奇货之说的人那样，必然削夺主持此事的宰官，借此开启数年争执的局面；恐怕又会像先前争论王之寀那样，起来争论刘廷元。难道不可以持守中正、出于公心，成就同僚和衷共济的美德吗？奉圣旨：考察制度本应公平，近来却常常失于偏重，甚至小臣猜疑防范，大臣受到攻击而忧惧、退避，导致国事混乱，祸患流传不止。这份奏疏深刻切中时弊，其中有许多可采纳之处。本奏疏中提到的各官，分别叙功任用；刘重庆等人仍候旨办理。南京新推举的部院堂上官，着令迅速催促其到任。有关部门知道。二十四日。“贞”“弼”所指人物及“八议”具体语境未明，原文“羙官”按“美官”处理。原文“熊王一案”可能存在专名或串句问题；“就狱通书”具体行为语义略有不确定。有关部院知道。二十八日。广东道御史刘廷宣上疏请求专门任用辅臣孙承宗，文中说：“枢辅孙承宗当初出行边疆时，亲戚朋友向臣额手相庆说：‘相公来了，我们山海关可以幸免无事了。’只有臣不这样认为，说：‘如今的病根全在经略不肯做事。经略不更换，山海关终究会拱手送给虏众。’他们说：‘经略还不应该更换吗？’臣叹息说：‘经略从前并没有大的破绽，又有谁能更换他呢？’没过几天，另行推举经略的圣旨忽然下达，臣乡里无论聪明人还是愚人，都欢喜得像重获新生；为什么却要在更换经略这件事上横生枝节呢？等臣进入都城，听到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有人说王在晋有现成的功劳可以承受。既然有功劳可以承受，本来应当首先归于政府，其次归于大司马，为什么要把枢辅的尊位屈放在虎狼出没的险地呢？又有人说，这是因为私下与阎鸣泰有姻亲关系。阎鸣泰的资历声望并不浅，长期在边疆建立功劳，开府建牙，本来就是他应得的。即使他再愚蠢，难道不能凭借关系在内地谋得职位，却偏偏恋恋不舍地留在解经邦拼死也不肯就任的职位上吗？更有传言说他曾被围困而坠马，这究竟是梦话，还是呓语？堂堂宰相，亲自统率十万大兵，即使想出关，为什么不广泛挑选骁勇健壮的人随行？“□酋”原文缺字，未作猜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骑〕 二十九日。

译“不燃之灰”“难完之甑”等比喻语义较特殊，按不可翻案、难以挽回之意处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难道这三位大臣中有一个人能够独手遮天，使左右之人都只听从他的颐指气使吗？这三种情形，三位大臣必定至少有一人属于其中之一。只要有一种情形存在，就都是考察制度所以败坏、却没有人追究罪责的原因。往年主持考察制度公平的人，反而未必通达显贵；这三位大臣却一会儿成为清要卿官，一会儿掌握节钺，自以为计谋得逞了。臣认为，如果不重重处分这三位大臣，那么如今起用诸臣就没有名分。三位大臣的罪过，还有什么话可替他们辩解呢？”奉圣旨：“考察制度即将举行，你们每次都说要持平办理，却又苛求前事。而且当日部院堂上官都在哪里？连同经手办理的在任各官，也一概追究，难道成体统吗？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不必一一单独上本。仍着部院、科道各官在考察前先行集议，分条列出应办事项，必须统一执行。” ○十一月。

译十一月初一日。“分守道”“加衘”“孙学首”等制度或称谓的具体释义不完全确定；“□酋祖坟”有缺字，未作猜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两、一人〕 又不敢另行上疏，以免再次烦扰圣听，所以附带写在这里；审查确实后，再另行参劾押送。奉圣旨：傅应春等人着令依法处置，由法司审问追究；该城各官都应尽心巡缉，难道还要等到有人首告才发现吗？仍着通行申饬，不得像从前那样疏忽玩怠。有关部院知道。初四日。四川道御史张修德上疏，说明督臣张我续的心迹，并请求留守。文中说：张我续担任总督，兼统四省兵力，凭借三军的旺盛士气，依靠上天的道义和社稷的神灵，一战就解除了省城之围，再战就收复了渝州、川地；在城下挫败元凶，在军中擒获逆党，凯旋报捷，三川为之震动光耀，确实足以使上慰圣心，下慰蜀地父老之心，并洗刷他们的耻辱。然而祸根还没有除尽，贼人的巢穴仍然存在；张我续还滞留在川中，逐步加以扫除，正是为善后作打算。可是上天还没有厌弃这场灾祸，祸患反而更加蔓延：刚在黔地发生，转眼又在滇地构成。黔地被围已经半年，巡抚王三善带着勘定乱事的才能，怀抱过去雪耻除凶的志向，凭着锐气前往，挺身进军；等到在瓮城稍受挫折，便彼此抵牾，难以前进。田景这个白面书生，不懂军事机宜，只会摇唇动舌，白白前往讥笑嘲弄。于是夜郎王方鳌竟然自我夸耀说：汉人和我相比，谁更强大？这时云南危急，贵州更加危急；黔地的人焦急，黔、滇两地的人都焦急。云南恨不得插上马匹、立即解救重围，旁观者却喧嚷不止，争竞口舌胜负，非要杀掉张我续才甘心。唉！在国家财力枯竭、蜀地军队困顿疲惫之后，却想像楚国项羽那样渡河救赵、沉船破釜，一鼓作气攻下井陉，形势也实在难以做到。”}], 从前李广利征讨大宛，空手出兵，空手返回，其他私罪过失还很多，孝武帝仍认为这是万里远征，不计较他的过错，还封了两个侯爵来酬劳他。陛下圣明仁厚而英武，本来就远远超过他。然而试想今日的物力是否充裕，能和汉武帝时相比吗？武士和士卒是否精锐强悍，能和汉武帝时相比吗？各位将领为国死敌、毫无二心的气节，能和汉武帝时相比吗？即使如此，汉武帝尚且难以进行万里远征，只是略过罪过而论功；而我续率领孤军远征万里的蜀地，越过栈道抵达剑关，俘获九庙，功劳实在很大。可是议论者仍喧嚷不止，想用一杀了之来泄愤，轻视他如同草芥，驱使他如同奴隶，臣实在担心人人都会因此离心离德。不只是他如此：汴抚冯加会在妖贼刚刚萌发时就将其消灭，一刀尚未沾血，两河百姓便安静得像风平浪静一样；恒抚张凤翔在剧贼五次聚集、六次会合之际将其击破，战鼓刚刚敲响，三辅百姓便安然高枕；东抚赵彦左，左手执鞭，右边挂着弓袋，和众贼在邹、滕、峄山一带交战，大小战斗不下数十次，斩首不下数万，都是劳苦功高，古人也难以做到的。然而国家竟没有赏赐半两金、一缕丝，反而让讥讽诋毁的人喋喋不休。功劳很高却不赏赐，正如鸟尽弓藏，只会使淮阴侯韩信悲痛，并招来鸱夷子皮那样的讥笑。因此，臣认为如果要更换我续，就应当向天下明白宣布：我续长期在军中辛劳，风餐露宿，实在可怜；另选他人前往接替，事情结束后对功劳一体叙录。这样，功臣人人都会坚定自守。奉圣旨：历来封疆有事，如果议论过多，张我续又屡次被弹劾，朕想赶快救援危急的贵州，所以特意听从该部覆议。只是你所奏请的记录功劳、按礼遣送，也关系到大体。总督官一职已有旨意会同推举，我续曾经料理交接、等待替代；倘若援救贵州有功，并且平定蜀地，就从优议叙。张凤翔、赵彦、保安地方各自确有劳绩，都一并等待从优叙录。该部知道。初五日。

译贵州道御史梁之栋上疏，请求为死于蜀地战乱的诸位臣僚议定抚恤典礼。疏中说：巡抚徐可求、镇臣王守忠催促军队援救辽东，事变突然发生，白刃已经逼近。巡抚厉声痛骂贼寇，最终身首异处而死。道臣孙好古、骆日升、李继周负责监军督饷，有的肝脑涂地，义无反顾地死去；有的伸颈受刀，把赴死看得像吃甜食一样从容。又如李继周率兵冲出包围，听到事变后又返回援救，甘愿袒露身体受刀而死。再如循良之臣章文炳，死的那天，渝城子弟用身体护卫他，围绕在他身边有好几层。就连叛逆首领叩头膜拜时，也还有后悔杀害廉吏的话。他们清正刚劲的节操，甚至影响到了貊夷。又如同知熊嗣先、洪应科，推官王三宅，知县叚高选，尸体遭到践踏和淫辱，冠帽鞋履交错散乱地堆积在一起。可悲啊！犬豕白天嚎叫，伤害残杀将吏，腥膻之气遍地，却不以损辱冠裳为耻。诸臣的死，难道不是凛然可敬的风节吗？可是仍有人说，事变突然发生，他们不得不死，这只会使他们的魂魄在夜雨中哭泣，使栖磷的碧色徒然染上悲哀，使愁云惨淡地凝结，最终违背天地造化的和气。诸臣死得越苦，他们的内心就越值得悲悯。至于道臣孙好古、府臣章又炳，已经给予荫典和赠官了。这几位臣子，遭遇的事变相同，死守节义也相同，可是抚恤和录用的典章却不同，这样国家的法律就不公平了。何况还可以说，这是祸患出于意料之外吗？兼任督率援兵、临阵战死的，是灌县知县左重；联络土司、解除成都危难的，是推官郭象仪。他在梁州一举义旗，军威便大振；在江门以赤诚之心洒血，志节凛如秋霜。郭象仪先前的功劳尚未得到赏赐，后来战死就更加令人悲痛。又如慷慨杀贼的杨愈懋，与白日游荡的杜文焕相比，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假如还要责怪杨愈懋轻率进兵，假如危城一旦解除围困，援兵从叙泸进攻贼军的归路，那么贼人就可以被擒获；这样看来，即使杨愈懋捣毁贼巢，臣还要悲叹他行动得太迟。如今不责罚逗留不进，却责罚轻率进兵，凭什么使忠臣义士的内心信服？这样国家的法律就是不公平的。然而还可以说，他们负有守卫土地、把守关隘的责任。乡官董尽伦，并没有守城守边的责任。他倡导并率领义勇，竭力捍卫孤城，功劳已经在合州显现；后来再次救援重庆，最终死在叛贼手中。即使破格加以抚恤和录用，也仍不足以慰藉忠魂；难道仅仅授予一个外卫千户，就足以完全体现优厚特别的典章吗？奉圣旨：该部知道。十四日。湖广道御史徐卿伯上疏说：“自从总督张我续托人传话以来，便迟疑停留，把逗留当作观望，把君主的命令弃置如同弁髦，把死守的城池丢弃如同破鞋。一时之间弹劾他的奏章纷纷而来，几乎使他体无完肤。臣多次诵读明确的圣旨，这样的旨意不止一条。更换总督一事，因此已经刻不容缓了。”臣于初四日因献俘入朝，冢宰派人邀请臣到朝房，对臣说：“政府有不想设置总督的意思。”臣于是极力陈说总督不可不设的理由，冢宰也首先表示赞同，过了很久。后来他又问臣：“谁可以担任总督，谁可以担任蜀抚？”这些谈话言犹在耳，至今还可以记得。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政府表面上将顺从皇上，以丝纶之命赐予归还；暗中却秘密援助宰臣，以收回成命来贩卖权力，最终使皇上转移了赏罚予夺的威权，使吏部失去了任用人才的职掌，而主持评议军国大事的人，却拿封疆大事来顾全体面，把军事机宜当作儿戏。臣实在不能理解，难道各位大臣也不知道总督不可不设吗？贵州和蜀地是两个相邻地区，而安邦彦与奢崇明又形成三处巢穴。疆域幅员一带，则云南、湖广、广西西部各自承担一面；进攻和夺取时，军队与粮饷的要害也各有负责的人。那么，谁来为此发号施令、指示方略？” 谁来督促责成并听取成效？谁能使权力统一于一人，不致彼此争夺倾轧？谁能让命令在各条道路上都得到执行，如同指挥手臂手指一样？即使就目前所报告的广西狼兵、四川石砫兵来说，如果没有主将节制，又能安置在哪里？臣恐怕有功时谁也不肯居后，有害时谁也不肯居前，那就会成为最大的忧患。伏请下敕吏部，务必遵照屡次颁布的旨意，迅速选拔有才望的人接任总督。即使政府已经形成了决定，也应当明白说明不应设置总督的原因；否则，天下共同知道、共同看见、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的圣旨，反而不如两三个在私下促膝附耳时形成的私言，这既轻视君王的言语，又损害国家体统，臣私下对此深感痛心。奉圣旨：川贵总督一职，朕已经多次颁布明确旨意，为何久久不覆奏？封疆大计，难道能把拖延当作慎重吗？着令立即从长计议，尽快议奏。该部知道。” 二十六日。巡按江西御史汪泗论上疏推荐地方人才，疏中列有：吴道南、刘一燝、胡维霖、胡桂芳、饶景晖、刘曰梧、刘一焜、曾皋、卢逵、朱钦相、熊德阳、晏又辉、李管、王时熙、熊化、方应唐、魏光国、周应鳌、李廷谏、刘仲、谢诏、王民顺、熊宇琦、徐即登、陈儒、黄大节、袁业泗、吴撝谦、徐廷绶、贺沚、周献臣、舒曰敬。奉圣旨：吏部知道。二十八日。巡按江西御史汪泗论上疏，请求减免赋税以安定百姓，起用废置之臣以伸张言路。疏中说：臣巡行江西，驰驱三千里，亲眼看到百姓流离失所、形状万分凄惨；询问他们，便见他们哭泣，说近年来加征辽饷，搜刮得皮尽骨穿了。臣告诉他们，天子难道不怜悯百姓吗？只是军饷实在不得已才加征罢了。大体上说，江西百姓原本没有大的经营产业，小本生意也不能逐取什一之利，只能依靠几亩田地，终年辛劳来维持生活；他们背如龟、膝如鹤，身上能有多少肉，哪里经得起年年搜刮？臣私下认为，从前整个辽东征发军队，得到三四十万，如今辽东军队已经解散，只有关上的各个隘口还驻有士兵，可以按名册计算。如果按照兵数核定军饷，按照军饷数额供给军队，其余的就还给百姓；从前加征的七厘仍令他们缴纳，后来再加征的二厘，应当酌量减免。何况如今人心动摇，已经渐渐有瓦解之势；如果朝廷不广施大恩大德，凭什么鼓舞他们乐于生存的心？趁着这个万寿、好生的日子，能够解除一厘、二厘的负担，百姓就已经会欢呼感动了。如今我皇上天资聪明，听从劝谏如流水，正是真正圣明的君主与正直臣子的时代。近来被调处的两三位臣子，虽然言语过于直率，谁又能没有在宫门内进谏补过、拾遗纠错的赤诚之心呢？”},{

译况且臣仰观圣上的心意，知道圣上宽容言官，本来就没有成见。近来科臣魏应加等人、台臣张修德等人，先后获赐玦、赐环，天下都仰慕大圣人的气度，自古以来的英主也没有谁能赶得上。何况正值万寿节群臣山呼万岁的日子，大小臣工都欣喜地沐浴在光明之中，唯独有二三位言官困顿受阻已久，正想报效之心又开始萌发。请求皇上推行恩典，使他们一体均沾。这样，像前些日子吏部所奏叙的言官江秉谦、倪思辉等八人，也都能够等候召用，岂不是像上天一样仁厚吗？奉圣旨：这件事着该部知道。十二月。十二月初二日。巡按直隶御史林一柱上疏，请求赶快选任枢臣到任，并赶快谕令吏部慎重选官。疏中说：圣祖设置两都，同时建立各自的官属；南都的规模略逊于北都，各部门和署衙排列如星罗棋布，难道只是为了充数而耗费俸禄吗？这是为了综理事务、分派劳作、安定百姓生活并守护京城和国家。因此，有人历尽风霜从北方进入南都，把留都当作避难之地；有人梦中进入烟霞，借道南都回到故里，把留都当作旅馆；有人心悬魏阙，借南都之道改往北方，把留都当作传舍。臣所说的天下有最重要的地方，却反而把它看轻了，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留都的官职中，最紧急的没有比兵部尚书更重要的了。陛下试问，万里疆土由谁来防御控制？饥饿的军队和凶悍的士卒由谁来抚慰整顿？折断的兵器和钝坏的戈矛由谁来磨砺洗治？为万年长远的阴雨作准备由谁来筹划？突然发生的灾祸由谁来消除？何况现在是什么时候，怎么能空缺达一年，等待魏养蒙到任，而魏养蒙又以生病为由请求离职呢？如今又悬置这个职位，等待王在晋；王在晋又以生病告假。两位大臣都获准离去，其他大臣怎么能保证迅速到任？假如一年之后又再拖一年，兵部尚书的衙门长期没有兵部尚书，不仅没有他的作用，而且没有这个人；不仅没有这个人，而且连这个官职也形同虚设。枢部的事务难道经得起这样年复一年的耽误吗？臣所说的留都有最紧急的官职，却把它置于缓慢处置的地位，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又说：臣刚刚写完奏疏，接着得到报告说，沛县知县林汝翥捕获奸人二名李英、潘文成，从他们身上搜出夹带的令旗一箱。他们供称，龙华会、混元教主王普光的大徒弟王道元，正在招集亡命之徒，命李英等前往凤阳等地散发令旗，聚集群贼，等到来年三月接应北夷起兵。手里所说的王普光、王道元，有其人；所说的凤阳，有其地；令旗一百零八面，有其物；等待来年春三月，有其时。事情并非风闻，言语多有确实证据。陛下认为这些话是错误的吗？留都此时究竟是危险还是安全？留守枢臣一职究竟应当缓办还是急办？臣听闻这些事情，实在不能不心惊。奉圣旨：着该部知道。初四日。山西道御史吴甡上疏，论海内士人的风气日益败坏，各省学政应当整顿。疏中说：教化没有兴盛，激励风俗没有办法，以致蛮夷侵扰中原，盗贼纷纷而起，青青子衿竟甘愿成为戎首。四川的生员接受了伪官，山东的生员跟随了莲贼，辽左的生员迎接了叛逆首领。诸生本来都是诵读孔子之法、佩服先王之道的人，如今竟到了这种地步，风俗淳厚、人民少有忠信，难道已经到了极点吗？俗话说：父兄的教诲不严格，子弟的行为就不会谨慎；乱臣贼子的兴起，都是逐渐形成的。设置学政，难道只是把青紫官服作为酬劳吗？这是为了兴办教化、培养人才、改变风俗。可是今天为什么反而把学政看得不重要呢？臣又看到，督学的职任，只有两京派御史担任，各省都使用道臣，隶属于臬司，以便专门负责。这样重要的职任，难道不应当受到重视吗？向上仰承抚按，往往受到牵制；向下巡视郡县，各方都能够托人说情。有门第的人占据前列，寒门贫士失意落魄；善于钻营的人很快得到职位，厚实奉养、没有背景的人反而沉沦。甚至豪门宗族凭借势力在乡里横行，仗恃有靠山，谁也无法奈何他们。因此，攀附请托的风气增长，选拔人才的法典就会混乱；劝善惩恶的法令受到阻碍，教化率导的风气就会衰少。如今想挽回积久的习气，没有比整饬学政更重要的了。想整饬学政，没有比从职权上着手更好的办法。臣认为，派遣御史最为便利。御史的威势足以弹劾邪恶、指斥奸佞，谋划和咨询也足以改善风俗、观察民情。如果授予御史学政之职，对上与抚按平级，抚按不敢扰乱他的职权；凡是有关风化、违背伦纪的事情，都可以拘拿审问，否则就可以直接上奏弹劾。对下约束守令，使他们不得托人说情。才华异于常人、品行卓越而尚未显露的人，可以上报朝廷；品行恶劣、败坏同类并仗恶横行的人，可以直接查问。因此，这样做能够杜绝请托，体现最大的公正；整肃纲纪，关系极其重大；挽回风俗，使之归于淳厚；储备真正的人才，意义极为宏大；剔除弊病蛀虫，使政务清明。所以臣说派遣御史最为便利。这并不是臣的臆测。祖宗朝各省乡试，都命御史与按察司主持其事，内外台互相配合，实行了二百多年，直到江陵相执政时弊端产生，才开始议论改制。国家从来没有不把文事交给御史办理的。况且不只是这一件事，每逢乡试，像江浙等地这样的各大省，陛下必定命词林、给谏、卿寺、铨司共同主持考试，无非是认为选拔人才的大典应当采取隆重的礼制。可是提督学政一职却独独不肯如此，使各省御史不能与两京一样共同受到整肃清明教化的恩泽，也使御史不能与词林、给谏、卿寺、铨司共同增益文教的光辉。臣私下认为，这是熙朝的一项缺失的政务。近来候补科臣蒲秉权曾提出设置按臣、兼设学差的建议，奉旨议覆。臣也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朝廷纲纪和四海风教，关系极其重大，所以不顾自己的愚昧，直截了当地把内心的想法陈述如下。伏请下令给部院详细议论后具文回复：或者认为法制应当统一，将各省提学一律改派御史；或者认为旧例难以全部更改，那么姑且斟酌把江浙等地的各大省改派御史。选择资历深、声望重的人，按照两京学臣的先例办理，这样既能挽回士人的习气、清肃风纪，也是圣明时代文治的光辉。奉圣旨：近来士人的习气喧嚣凌厉，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份奏疏，着部院看过后奏报。初五日。巡按辽东御史梁之栋上奏，论辽东陷落之后已经更换守关之人，逐渐有了次序。疏中说：阁臣孙承宗慨然担当关防事务，刚刚任职两个月。他裁汰将吏，严格赏罚，训练兵马，催促办理营房，而兵民没有受到扰乱；指挥树立新的旗帜，而烽火没有点燃。试看如今办理边疆事务的人，谁能比得上阁臣？今天身负边疆安危责任的人，也有谁能比得上阁臣？如果边疆事务办妥了，或者入朝报告成功，或者出关整顿军队，不妨时常往来，但一定要始终责成他完成边疆事务。因此，臣认为让阁臣长期留在关上，是守关的第一要义。又说：毛文龙身处险境，在异域建立功劳，本来就是牵制敌人的紧要措施；但战事骚动，不能不对属国造成扰乱，而且有二三个反复无常的人乘机观望，这是海滨的一大隐患。如今既然明确责成毛文龙，不要参与奸人之事，以免有人牵制他；所有钱粮都专门责成登津部院及时接济，不要把毛文龙当作孤注，不要因扰乱严人而失去属国之心、破坏牵制敌人的布局。对内要保持镇静而不混乱，使畿辅不受扰乱；对外要使属国不变心，这样牵制敌人就有希望。应当一心守关，把它作为战守的长远策略。奉圣旨：辅臣亲自负责边疆事务，朕时刻挂念，等到有了次序，自然应当回朝。议论太多反而会妨害事情，以后不得随意陈奏；其余事情朕已经下过旨了，着该部知道。初六日。

译湖广道御史刘芳上疏，论国家的舆论应当明确，边防应当受到重视。疏中说：国家考察并黜退不称职官员的大典，没有超过六年一次的。向内考察采纳舆论，考核官员评价，以公正之心执掌此事，用鉴衡来评判，本来是为了斥退不肖之徒、清理仕进之路。这是最为公正的典制。谁知丁巳年的考察，却毒害善类，把一网打尽，公道昏暗，人人在道路上只敢以眼示意。到了如今，雨雪已经在见到阳光后消融，受考察的人已经共同显露光明，阴霾散开，重新放晴。负责考察的人应当后悔自己毁坏了云雾。徐绍吉是丁巳年负责考察的吏部都察院官员，如果还有良心，也应当惭愧而死。他喋喋不休地发布揭帖，这究竟是为什么？徐绍吉固然说：丁巳年的考察大典，并不是为了张差一件事而设置的。难道他唯独不说，丁巳年的考察本来就是为了张差一件事而设置的吗？如果说是按照官员评价处理周寀，而不是因为张差的缘故，那么提牢、揭发奸人，也只不过是表现他任官恪尽职守，怎么能作为定罪依据呢？先前把奇货元功之人互相唱和，必定要斥责、禁锢他们，不遗余力吗？线索通到深宫禁地，削职夺爵出自皇帝内旨，全国的人都有嘴，鬼神也难以欺骗。徐绍吉为什么昏昧到这种地步？根据徐绍吉所借口的，是当日的访单。他难道也知道访单是从哪里来的吗？自从出现妖书密揭以后，那些观望风色、依附权势的人，甘心逢迎权贵，狠毒地迫害正直之士；凡是不肯依附疯癫之徒的人，便触犯了他们的忌讳，遭到他们含沙射影、暗中打击。于是他们借山人墨客之手，制造名单，捏造访查，散布流言进行中伤。不制造名单，就不足以处置那些官员；不处置这些官员，就不足以讨好后台，而那些想陷害的人也就不能全部陷害。自魏云中、孙振基等二十人按年例被处置以来，直到丁巳年的考察，凡是被处置的人没有一个没有名单，凡是列入名单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是凭借捏造的事情来试探和观望。有人一天也没有任官，却在家闲居九年，有什么官声可以指责议论？至于敦请福藩就国、抗论代藩夺嫡的人，难道他们的官声都狼狈不堪，以至一代名流几乎全部遭到摧残吗？直到今天说起这些事，仍令人痛心疾首。臣巡视北城，亲自审讯那些奸邪之徒，陈治平、王一鹏构造名单陷害他人，亲笔痕迹写满数篇，口供也写满纸幅。臣怒发冲冠，当即上疏弹劾，送交法司审究定拟。如今还有人潜入春明，传递书信到留都，布置各地的局面，借用护身符作掩护，挥金如土地散发名单，往来纷纷，纵横交错。清客和奸囚都听命于他们，供其驱使，却还不知道他们将如何构陷煽动，而陈治平等人却安坐狱中，遥相呼应。监狱和市场是奸邪聚集的地方，这是古人所慎重对待的。如今让一个昏聩衰老、顽固迟钝的人来管理此事，署理刑部事务已经半年，却不能办结一桩案件的司寇之职，怎么能不成为纵虎食人的人呢？又说到疆场之事，呕心沥血献策的人，奏牍塞满公交车，难道全都没有一点有益于征伐之处吗？然而百闻不如一见。臣认为，没有什么比臣的同官刘廷宣《东事闻见一疏》说得更清楚的了。该疏把各种情形、各种谋划，真是描绘得如同图画。即使是其中关于召回督臣的一项建议，也可以使朝廷体现尊崇元老的体制，可以使铨枢部门等待和任用能办事的人，难道不是对国家体制和边疆事务的处置都很妥当吗？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实行，真令人叹息。唉！忠臣爱护社稷，就像爱护自己的身家一样。臣还记得去年四月，刘廷宣曾有力地驳破众议，要求赶快任用得力而特殊的人才。他的奏疏直说是替国家谋划，替国家选择人才，本应得到圣明旨意俯允，却最终没有施行。唉！假如这些话早些得到施行，辽水、辽山怎么会全都交给强悍顽固的经略和巡抚之手？这样一来，榆关一墙之外，岂不就直接成为异域了吗？奉圣旨：该部知道。初九日 刑部署理部务右侍郎杨东明为说明审决案件迟延滞留的原因，奏称：刘芳的一本奏疏中，说到陈治平、王一鹏把持丁巳年间的大计之事。如今这两个犯人安坐狱中，遥相招呼呼应。又让一个昏聩衰老、顽固迟钝的人来管理此事，署理刑部事务已经半年，却不能办结一桩案件的司寇之职，除了臣还能是谁？臣不能默默无言而一句话也不说。除去陈治平已经死亡，未曾安坐狱中的情况不论，查得王一鹏只是一个军犯，费一纸咨文送交兵部发遣，不过是吹口气的力气。臣即使年老疲惫、能力不足，辨明这件事又有何难？只是王一鹏是盖世巨奸，是清平之夜的大蠹虫；他在狱中开启贿赂之门，一个匹夫竟把持朝廷大权，百官贤能与否全由他抬高或压低，群吏的去留也随着他的操纵而定。他已经在丁巳年的考察中擅自专断，又想主持癸亥年的考核大典。就像御史所说，王一鹏构造名单陷害他人，那么眼前的考察大典究竟不知道要怎样煽动构陷？京察是什么典制？军犯是什么人？而王一鹏竟在其中欺骗玩弄，这还能够称为朝廷吗？臣想到这里，曾对主管官员说：“王一鹏是巨大的恶人，不如发遣他，以断绝祸根。”主管官员说：“放虎出笼，吃掉的人一定很多。” 前一次堂官都不敢释放他。臣说：“他在狱外难道就不做事吗？还不如把他发遣出去。”主管官员说：“只是在狱中做事尚且不能随心所欲，不如把他拘留起来。”因此半年来不敢议论发遣，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原因。此外也有半年没有办结的案件，那就是佟卜年一案。此案臣三次上疏，三次都没有得到俞允；随即想补写奏牍再次上奏，但卜年的口供中刘登高、庄文焕刚刚解送到部，正要同院、寺诸臣会同审讯，而堂上官还没有接受讯问，怎么能够早日结案？除了这两件事以外，说臣不能办结一桩案件，就是极其诬蔑臣了。奉圣旨：杨东明署理刑部事务、审决案件，怎么能因为别人的言论而求去？着令照旧供职，不准辞职。王一鹏既然被称为巨恶，还着令把拟议结果说清楚，具奏上来。十一日

译他的职责和操守，例如管关通判卲宗周、乐亭县知县刘松的贪赃罪迹已经败露，舆论沸腾，袁崇焕不能事先察觉，已经属于失职。等到臣亲笔写出他们的姓名索取材料，并列出事情的款项索取材料时，袁崇焕都能够逐项报告，臣还可以稍稍赎回他先前耳聋眼瞎的罪过；没想到他竟然昏昧无知，仍然强硬地置之不顾。臣多次索取，只有知府药济寰、推官李乔仑寥寥列出四款来应付，而袁崇焕竟然一个字也没有，臣于是不能再替袁崇焕解脱了。臣查阅巡抚大臣的会稿，污秽罪迹满纸，难道这些内容是出自知府、推官吗？为什么报告巡抚大臣就详细，报告臣就简略，难道是出自道臣吗？为什么报告巡抚官而不报告臣？臣因此更加不能替袁崇焕解脱了。最奇怪的是，乐亭知县刘松奉旨逮捕审问，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臣发牌督促，急得如同星火，可是他却把公文搁置高阁，半年不给答复，眼里甚至没有明旨，又怎么会知道有臣呢？袁崇焕以边疆才干自命，臣对他倚重很深，期待也不浅，却懈怠、疏忽、昏乱到这种地步，还能指望他察知三军的情况、壮大岩关的保障吗？奉圣旨：念在袁崇焕关门府官各自都有开报，姑且都免于追究；倪应春既然因索取事情款项而被治罪，已经先行察觉，不必引咎，该部院知道。十五日 巡视直隶御史李思启上疏论述妖贼郑振明等人，奏称：郑振明利用妖祖的煽动鼓惑，制造诈骗的局面，而奸棍候德实际上是谋主。上天厌恶他们的罪恶，一旦事情败露，郑振明被擒获并死于狱中，而同党刘万山等人直接吐露先前的实情，历历有据。至于改换年号为二年，妄称一统，以及旗帜、印信、刀剑等种种物件，更是逆谋的确证。但候德虽然被易州道悬赏捉拿，然而据口供报告，南北会众不下千群，而且声称丁益庵等人曾前往凤阳等地，事情关系重大，应当先行报告皇上知悉。奉圣旨：都察院知道。十六日 刑部右侍郎杨东明题奏：关节生员钱千秌一案。查得钱千秋、儒林、贾子文，暗中窃取文章，不书写圣贤的真正精神，妄自假托鬼神的虚妄梦境，把科场作为升迁的阶梯，把科场作为奸徒谋取利益的场所。刚开始入仕就已经出卖朋友、欺骗君上，将来必定祸害百姓、危害国家，应该罢黜革职、发配戍边，以端正士风。至于徐时敏、金保元这两个奸徒，胆大包天，应当枷号示众。他们的主考钱谦益、房考郑履祥，虽然尚未查明他们有交通关说的事实，却不能察觉弊端，也难免有防范奸邪不力的罪过，应当一并处罚。奉圣旨：钱千秋等人都依照拟定罪名发遣；钱谦益、郑履祥因疏于察觉，各罚俸三个月。十九日 广东道御史刘廷宣上疏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评议和任用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挽救时局。要依靠才干挽救时局，想求得能够办事的人才，必定要从历任内外官职的人中选取。难道是说词林中的诸位贤者对于经国济世的学问考订不精、核查讲求不够透彻，却只说“百闻不如一见”吗？如果不亲自尝过滋味，终究只是画饼充饥。重耳不过是一个霸主，只因为亲自经历了险阻，完全了解人情真伪，便足以使荆蛮胆寒，使子玉丧魂。因此历来每次枚卜宰相，便清除一批陈旧的人选一次，朝廷内外一同推举，不拘泥于词林的请求，几乎已经成为惯例了。然而每每得到俞旨，也几乎成了徒具形式的旧纸，最终从来没有内外一同推举、一同任用的情况，规矩竟然难以打破到这种地步吗？可是先臣杨一清、张孚敬等人的旧例，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不过是词林诸臣冷淡地做了二三十年官，只有这一条重要仕途，不肯让给别人，于是办事的人便顺从他们罢了。唉！如今天下都变成了一个讲情面的世界，世局中的情面和官场套子，能够驱使天下贤者与不肖之人各自归入一个门户；清流白马之祸，将来恐怕有不忍说的事情。臣曾对人说：“‘党’这个字，君子万万不可说出口。” 这是说，‘党’是宵小之人的罗网，正人君子实在不应替宵小之人推波助澜。皇上试试看这次枚卜的事情，难道不是很美好吗？然而其中必定有拥护和扶持某些人的人，也必定有替他们奔走的人。于是他们用含沙射影的蜮虫来实行偏袒，用有形有声的犬吠来帮助攻击，用元黄之血混淆黑白、搅乱是非。结果使有才干的人未必得到任用，得到任用的人未必有才干。这一次枚卜，竟只成为廷臣培植私人交情、传授衣钵的工具。这就是门户，这就是朋党。希望参与会推的诸臣先打破“情面”二字，以辅助倾覆旧局的盛举，这样思考就已经完成过半了。奉圣旨：该部知道。二十九日 巡视直隶御史倪应春上疏说：“臣是皇上的耳目，监司是臣的耳目，这也是历来彼此守望的规矩。从来没有不肖的有司官员贪赃已经败露，却仍然蒙蔽不报，像道臣袁崇焕这样懈怠昏乱的。臣巡视永平时，袁崇焕假托关外官员考评之名，这并不是事实。臣有什么可求取的呢？既然接受山右道的委托，一切官员贤能与否都应当明白地记在心中；有所听闻，就秘密揭报，并发文索取囊中材料来答复。自从云南道御史王大年上疏说：‘周永春身为辽抚，辽东事务败坏，难道能够脱离责任吗？’在这些是非之外，言官进行弹劾议论，本来就是职责掌管之事。可是兵部复奏时，动辄拿杨镐等人的罪例来衡量他，不也太过分了吗？周永春任职所承担的事务，本来就不同于杨镐；如果把不属于他的罪过加到他身上，恐怕无法使他心服口服，也无法堵住他的申辩之口。当后金的气焰正盛时，田间任经略之职已经开始，一切战守的机宜和地方的责任，本来已经全部交给经略臣承担了。后来又因为西虏蠢动，诸臣才再次议设巡抚。兵部的复奏专门针对西虏，敕书的内容也着重在防备西虏，这是诸臣共同知道的。周永春任期结束时，后金的马匹虽然骄横，辽阳这个重镇却仍然屹立存在；三路军队虽然溃败，李光荣的一支军队营垒却没有受到惊扰。他在敕书所规定的职责上，似乎没有什么严重的失误，为什么竟突然把他和杨镐等同看待呢？臣认为，周永春不是与杨镐承担同样的政务，而是与薛国用相同。薛国用有袁应泰，就像周永春有杨镐一样。接纳叛军、招降敌人，薛国用固然可以推给旁观者慷慨主张；但是丧失军队、损失将领，难道是周永春在数百里之外遥相牵制，使其无法任事，并替他设置兵符的吗？可是薛国用在辽阳失陷之日，吏部仍把他升为经略，兵符方面也没有听说议论处罚；周永春在服忧制归乡之后，却想把与祸首同罪的罪魁、同类的人拿来一并看待吗？奉圣旨：着令该部按照问罪和公议办理。”

译●大明熹宗达天闱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实录卷之五。天启三年正月至七月。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编辑、校正廪监生方至。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正月 天启三年正月十一日 湖广道御史温皋谟题奏追究贻误国事的枢臣，以彰明国法，奏称：黄嘉善在抚顺发生变乱之时，仍然在道路上徘徊，已经引起舆论非议；后来任用李如柏而导致失败，又任用李如桢重蹈覆辙，满朝都对此怀疑。科臣李奇珍还上疏争论，本官竟然为李如桢大力推荐，人们说他接受了李如桢向后金输诚的授意，想求得眼前敷衍塞责，却不惜拿国家作试验。如今李如桢已经被判死罪，任用李如桢的人难道可以不追究吗？崔景荣在三路败退之后，作为援将却停滞不前，再也没有法纪；后来主张袁应泰接受投降，又勒索贺世贤来激怒他，满朝都进行争论。巡抚薛国用也已经上疏陈述，本官却只相信刘保的话，于是执意违背众议、亲近敌人，动不动就说没有事情，仓皇失措而不知道被奸人出卖了。如今逆贼刘保已经被肢解处死，相信刘保的人难道可以不追究吗？张鹤鸣在经略和巡抚意见不同时，不能决定战守方略，凭什么担任中枢？后来巡视边地又拖延不前，兵马器械一切弃置不管，满朝都责备他。科臣熊德阳受到他的牵累，本官却一味把罪责推给经略大臣，放肆逞强辩解，不知道经略不能包办兵部事务，正如巡抚不能包办经略事务一样。如今经略、巡抚的罪案已经定了，构陷经略、巡抚的人难道可以不追究吗？枢部与督抚、镇臣，胜利时同享功劳，失败时同负罪责。向来每当叙录边功，枢臣便接受赏赐；如果到了将领死亡、军队丧失、城池陷落的时候，枢臣却竟然置身事外，这是什么法令？如今追问开原、铁岭失陷，黄嘉善有什么话可说？追问沈阳、辽安阳失陷，崔景荣有什么话可说？追问广宁、右屯失守，张鹤鸣有什么话可说？不论他们历来受到的纠弹，单说罪状也难以掩盖；即使只举出大概，也都没有可以置之不问的理由，可是他们仍然身居卿阶，佩带犀角玉饰，得意扬扬地出入乡里。大概黄嘉善懦弱而昏暗，崔景荣庸碌而昏聩，张鹤鸣夸诞而刚愎，本来就不是担当重任的器材；一旦身处不适合自己的位置，像折断车辕、跌倒小牛一样造成失败，本来就是必然的。朝廷要追究尸位素餐官员的罪责，实行误国之人的惩罚，这三位枢臣正应当首先议罪。奉圣旨：该部知道。二十五日 刑部右侍郎等官白瑜为惊闻异常揭帖，依据四川清吏司的呈文奏称：关于尚宝司丞刘时俊此前的事情，查得刘时俊一向抱着喜欢办事的心情，任凭独断的意图，前去告变，离开时又去赞画，完全都按照他所请求的办理。福分开始的地方也就是祸患的根苗，前后截然不同，并不是诸臣想从刘时俊那里多求取什么。根据督、抚、按诸臣的奏疏讯问此事，刘时俊劝说按臣乘坐叙南的驾车，自称是因为意见不同；至于宽免樊龙、重庆的诛罚，又推说自己记忆不确。刘时俊的言语和行迹，他在当地耳目面前无法解释，已经明白可见；即使是卖米而笑着释放一事，在与监军对质时也同样无话可说，根本来不及回避。既然如此，难道刘时俊行军时就有独自专断的权力，而统率部下时又不应当运用明察的智慧吗？至于派遣贺通去联系夷人，城头诉理的话不足凭信；渝关收复一事，其中的疑点也可以解释。即使是督臣、监军，也都已经替刘时俊作了宽解。应当依照原先拟定的处置，不枉屈也不纵容。刘昱、刘暹原本在军中任事，所以更加招致许多议论；这等于借给寇贼兵器、送给盗贼粮食，使老虎吃饱后再吃人肉，震惊耳闻目见不小。但监军认为没有确凿证据，按照国法也难以就这样悬置不决。应当听凭当地的抚按根据实际情况题奏结案，这样才可以使事实无从逃遁，也使人知道国家有法。奉圣旨：“刘时俊既然没有勾结夷人的事情，姑且依照原拟办理。” 二十七日 刑部右侍郎等官白瑜等题奏揭发大奸，查得郑养性是戚宛的大蛀虫，是当今被点名指斥的人。大概因为他的父亲郑国泰在宫廷中挑起争端，几乎动摇社稷，而且权势倾动朝廷内外，毒焰熏天，神人共同愤恨。所以三十年来，凡是有血性的人，谈到郑氏无不咬牙切齿、痛恨至极。如今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人物已经死亡，但遗留下来的祸孽仍然存在，祸根还没有断绝，满朝都睁大眼睛忧虑，担心郑养性成为潜伏草莽的兵戎，也担心成为身边的祸患；只要有一日不除去，就有一日不能解除。群臣所怀疑的，先前寺臣邹德泳上疏议论郑养性时曾说：‘郑养性自行其是，不应当把自己置于众人共同指斥的危险疑惧之中。陛下替郑养性考虑，也不应当让这个为众人共同怀疑的人秘密接近禁近之地。’这话很有意味。等到奉有回籍自行上奏的旨意时，这已经是皇上替郑养性考虑得曲折而恳切周到了。可是悠悠半年过去，郑养性蔑视圣旨，又使许多弹劾首章纷纷兴起，奏章交相论劾郑养性。到了这种地步，他还能够安然如故吗？试想今日夷狄和奸宄交作，朝廷内外惶惶不安，我确实触犯了全国的疑虑，自然不能夸口说自己内心坦荡，不在此时决意辞官归去。万一奸人在其中构陷煽动，借我的事情发动变乱，即使想悠闲地回到故乡，难道还能办得到吗？” 所以，今天要保全郑养性，没有比让他离开更方便的办法了；这不仅是为君王身边除去隐患，实际上也是替郑养性谋求善后。我等参看得郑养性长期蒙受宠幸，平素又与天道的盈亏相关，罪恶累累而不知悔改，更加导致人情怨恨聚集。京城是什么地方？捏造是非的人尚且能够无风起浪，何况他本人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夷狄的气焰又有什么可说的？与他交通的人全都长了腿会逃走，他为什么还要自己筑起疑忌之城？前一份圣旨既然已经解网放鸟，却下令应奏请而没有奏请；近来的圣旨又把鸟雀放出笼子，皇上已经施恩，他却忍心辜负皇恩。如果想保全自己和家人，就应当赶快避开言论和是非，迁居到近处不如迁到远处，刚刚辞去爵位不如赶快离开国都。至于王忠梁所首告的事情，审查其与奴才交通，并没有真实证据；张应登作为王忠梁党羽的辩护之词，又支吾其辞，只是因为怨毒伤心，不知不觉就把仇恨和诬陷从口中横冲出来。应当分别判处他们应得的罪，使之都符合情理和公正。我等是斟酌各项国法，仰体皇祖、皇考以及皇上养育万民的仁德和继承先志的孝心，才这样拟议。恭请皇上命令郑养性迅速返回原籍襄阳，永远居住在那里，这样天下后世万代都会无穷无尽地歌颂皇上的英明决断和仁孝。奉圣旨：郑国泰在先朝曾有嫌隙，中外都知道；幸赖皇考宽恕包容，并且给予优待，其仁孝至德，千古罕有。朕已经仰体先帝遗意，不想深究。他的儿子郑养性自然应当感恩；他与夷狄交通的情节，按理必然要查明。你们既然已经把他的罪行审问清楚，就都依照拟定的意见办理。郑养性着令在外地远处寻找合适的地方居住。王忠梁既然属于诬告，就按照惯例发配，不许缴纳赎金续赎。这件事已经处分完毕，以后不得牵连再行烦琐奏报，也不得让奸徒乘机诈骗加害，以免辜负朕意，违背【原文“违的??丸治”疑有脱讹】。

译湖广巡按舒荣一并举劾方面官员，举劾吴士奇、马谏、杨楷、张以谦、潘澜、苏进、卢瑛、田张孝、周■〈火鼎〉、胡一鸿、关守箴；又弹劾原任左布政俞维宇。他的官秩已高，身为岳牧，却奉行仓巡司的规矩，亲自用调任来掩饰应当听察的过失，不能树立声望，只会给后来的人留下【原文“收再??致”疑有脱讹】。潘澜任职虽然只有【原文“□半年”缺字】半年，却抗拒圣旨，实在冒犯了大忌，应当按照浮躁官员的条例重重降级，以示惩戒。又弹劾原任荆州府知府熊秉鉴：此人本来就不磊落，任职期间随波浮沉，衙役气焰嚣张；不但十里之内都能听到【原文“蟪声”疑为讹字】的声响，亲朋故旧还像蚂蚁一样依附，争着想在一方之内染指牟利。武昌府推官胡允恭，才华其实空疏浮夸，心地却深刻刻薄，任意施展权术、驾驭他人，上下官员都受到他的笼络和控制；他借树立威势来制约别人，贤能与否全由他的颠倒判断。奉圣旨：吏部知道。○二月 二月初一日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赵彦上题：优恤为国死难的知县姬文胤。查得滕县知县姬文胤，在【原文“天天二年”疑为年号讹误】二年五月十七日，忽然有妖贼倡乱，前来侵犯县境。姬知县立即亲自登城，点集士兵守城，防守到当夜一更时分，妖贼前来攻城。姬知县率领守城兵役拼死抵抗，一直坚持到五更，城池失陷。妖贼进城后，将姬知县的家僮等役冲散。姬知县以及门役魏显照、家人李守务跟随本官，被贼人锁住脖颈逼迫投降，他不肯。妖贼把文胤等人围在后宅，文胤不断痛骂。三天不吃东西，只求以死尽忠；于是写下一纸冤状和一颗县印，交代门役魏显照收藏。姬文胤自缢而死。魏显照、李守务向贼人索要棺木，贼人只给了布匹收殓尸体，埋在县宅莲池里面。魏显照把县印交给他的父亲魏国臣，把冤状交给他的岳父高登士，诗稿、图书交给李守务。后来贼人捉住魏显照，逼索县印，显照对贼人不停大骂，激怒贼人，被杖打致死并砍杀等情形。查得姬文胤天生具有孤忠，性情中自有大节；新近才负书佩剑，正叹息年少时竹马相迎而今已老去，忧伤如同金城尚未修缮，然而一处突发之变尚未被蛛网染黑，重重城门已经陷于【原文“搀报”疑有讹误】。他作为臣子有忠诚之心，面对六方【原文“主有诚观六”疑有脱讹】，无处不受战乱阻隔，最终困守疆界，难道这不是仁义吗？他平生只欠朝廷一死。于是三辰已经运行多时，百般摧折反而更加坚定；他题诗续写正气之歌，衣带上留下文山绝笔。穿着朝服面向北方，仿佛佩玉而从容不迫；在中庭正色而立，俨然像结缨赴死那样慷慨。遥望紫微宫于半空，远远仰望天日；白绢在屋梁上闪动，连鬼神也为之哭泣。不要说死后就完了，他以成仁取义，一缕生命系在纲常两个字上。为什么活着时有所不为，死后却能尽孝尽忠？一个念头便能留存于千秋宇宙。人心不死，世道就能长存。哪里只是把光辉留在史册上，也足以培植国家的命脉。要安定危局、消弭祸乱，就应当尊崇祭祀并给予荫恤，以树立风教。应当按照条例追赠官职、给予荫叙并优厚抚恤，以表彰他的节义。门子魏显照舍弃生命保护主人，家人李守务竭尽全力周旋，使县印、诗稿和图书没有落入贼人手中，更是义烈可嘉，也应一并加以抚恤赏赐，以奖励他们的忠勤。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初四日 福建道监察御史周宗建上疏，请求剖明前后事情和案件，以此接受公论。疏中说：国家自从发生辽东事务以来，多次任用官员。起初任用利瓦伊翰，抚顺便被攻破；接着任用杨镐，三路军队覆没；又任用熊廷弼，他被弹劾而离职；后来改用袁应泰，河东于是失陷。这是辽阳前一阶段的案件。辽阳失陷以后，在广宁任用王化贞；又任用熊廷弼为经略。两人因为战守意见不合，奴兵一到，叛将便迎接投降；一个弃城逃跑，一个望风逃遁，河西于是陷落，而两位大臣被议罪。这是辽阳后一个阶段的案件。前后两案的区别，判若天渊。臣在辛酉二月十八日上疏，疏中涉及的事情，起初从未专门举说熊廷弼一人。后来群臣屡次提到熊廷弼，屡次奉到明旨。臣查阅吏部的覆疏，其中所述很多，却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臣的奏疏；这说明臣的奏疏长期被搁置在高阁，大概也就略过而没有采纳。后来熊廷弼重新被任用，皇上的恩遇也加重，臣才私下叹息朝廷对他的礼遇太重，并且认为熊廷弼声势正盛，理应远远避开，始终没有说过一个涉及熊廷弼的字。如今涂世叶反而说后来任用熊廷弼的议论，都是以臣为定案。如果果真把臣的奏疏作为定案，又为什么偏偏遗漏、不载世叶的奏疏？把条陈末尾的议论，竟同派遣勘察者亲眼见到的事实相提并论，岂不是更加荒谬吗？何况同一个人，前期看出他的才干，后期又看出他的过失；起初得到谋算，后来又失去谋略，这种事情本来就屡见不鲜。即使是荐举他人的人，前期因之得功、后期因之获罪，古代也曾有过。就如近年来荐举维翰、荐举杨镐、荐举如桢的人，辽亡的祸根就在这三位大臣身上，却没有听说有人指出荐举者的罪过。如今却想单独把熊廷弼指为陷阱，把各位大臣逐一推举他的事情全都牵连起来，把几十个人罗织成一案；而且不考察王化贞与熊廷弼两人导致失败的原因，却混用“封疆”二字来激怒圣上，想把一切罪责一网打尽。这正是近来群臣设谋陷害人的计策，正准备借此替旧辅刘一燝构成一个无法了结的罪案；世叶为什么这样糊涂，竟落入他们的计策呢？至于朱童蒙，素来与臣互不相识；只是近来因为讲院一事，童蒙恨臣入骨，曾想找机会中伤臣，于是想把臣和同类之人一并诋毁，怎么会这样昏昧？臣看世叶的奏疏，好像没有别的意图，只是看见郭巩的奏疏已经发出，来不及察看其中的用意，觉得这是一个新题目很可喜，姑且拿来拼凑罢了。恰好没有查阅以前抵报以及该部当日覆奏任用的奏疏，却错误地把误举的罪名加在臣身上。世叶议论臣，虽然非常不合情理，但臣也体谅他只是心思过于疏忽。至于世叶发起弹劾，既然是考察官员之典，臣就请从考察之典说起。所谓考察之典，是朝廷砥砺世道、磨炼昏庸的一项大权。总括考察六年间臣子的品行，辨明他们的操守，核查他们所掌的职务，以此作为尺度决定去留；这是祖宗二百六十年来不变的制度。如今却想舍弃职掌不论，舍弃操守不论，只借熊廷弼一人为题目，来满足一时的欲望，谄媚一时的权势。看见有触犯宦官而极力扶持正道、挺然自立的人，唯恐他们离开得不够快；想把自己谋求结交固宠、进身发展的计策，借此作为见面礼。于是排斥压抑一代正直之人，诋毁当时的道学之士，剪除挡在门前的兰草，广泛播下荆棘。奸邪如亓诗教、赵兴邦等人，反而想极力保全；忠良如杨涟、周朝瑞等人，反而想极力排挤。皇上有赐环召还的恩德，且将施及侯震、熊德阳等人，他们却预先加以阻绝。皇上拥有任用和罢免的大权，常常希望天下共同听见、共同看见，他们却暗中加以把持并发号施令。

译类似这样的事情，数也数不完。根本性的忧患，将来会更加严重。世叶生长在道义之乡，不能替臣主持一次公道，反而推波助澜，想借助小人的力量，扫除清靖天下的公理。可惜世叶没有看到这一点。臣性情愚直刚强，得罪世人已经很多；第一次上疏弹劾魏进忠，第二次上疏请求与邹元标、冯从吾一同离职，以及申叔文、震孟等人的事情，全都是臣忠于皇上的一点微薄心意，却没有想到人情会因此忌恨臣，专门拿这些事来对付臣。如今世叶明知人情，却想借臣作为送给魏进忠的见面礼；那么世叶自己后悔失言，应当不必等臣把话说完就已经明白了。奉圣旨：有关部院知道。初七日 河南等道御史胡维邦等上疏：遵照条例纠察京堂官员。疏中说，有原任詹事府詹事范醇敬，贪婪得把脸面丢尽，奸险得横使锋芒；曾被弹劾的保定巡抚靳于中，手执节钺却不能取信于人，任用调动军队而大损国威；添注右通政于伦，浅陋得令人惭愧，优游闲散却坐享越级升任银台之职；添注太常少卿王绍徽，险僻不合众议，已经被清议所不容，都是可以不用的人。除逐条陈列以上各人外，又访得原任兵部尚书黄嘉善，品格如同木偶，才干只够修补，临机犹豫，全无退敌制胜的谋略，昏聩地决断事务，重重造成失陷之罪。回籍的兵部尚书崔景荣，已到晚年，像无用的樗栎散材；代理中枢事务，只凭他人之手升降官员，宽纵驾驭将领，指挥失当而败坏军心。回籍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徒具蜂声豹威，狼心蝎口；专擅中枢而误国，不曾听说胸中有韬略兵法，反而设置陷阱使人共同怨恨，内心藏着鳞甲般的险恶。告病的湖广巡抚徐兆魁，是混浊的庸俗之流、险邪的污秽之品；昏昧而只求居于乡里，聚集经营货利的声势，投机逢迎时势，任官时显露出贪利的姿态。回籍的福建巡抚王士昌，器量狭小如斗筲，贪欲深如溪壑，招揽权势、收受贿赂，任官时积有污名，一生只会窥测形势、望风而动，全无刚劲节操。回籍听勘的登莱巡抚陶朗先，才小却善于修饰欺诈，大节上越过界限；他在藩司、臬司任官时颇多被荐举的记录，凭虚名骤然越级成为中丞，却完全没有经国筹划和壮大谋略。南太仆少卿郭一鹗，居心狡猾，禀性贪婪残酷，善于钻营经营，机巧如同三窟之兔；有深厚靠山便甘心献媚，妖邪如同九尾狐。奉圣旨：王士昌着令在籍听用；徐兆魁、【原文“鹑郭一鹗”疑有衍字或讹字】郭一鹗着令致仕；陶朗先等候勘察明白后议处；其余人员已有圣旨。吏部知道。十三日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上疏，弹劾科臣横行放肆，使恶毒言论更加滋长。疏中说：郭巩牵枝攀藤地拼凑罪名，已经没完没了。他既想因为一个熊廷弼牵连几十个人，又想从这几十个人中追溯臣所陈奏的奏疏，披枝搜叶，言语全不合乎事理。他动不动就以封疆为题，臣就同郭巩谈封疆之事。辽阳卫所的土地方圆千里，都是封疆；利瓦伊翰、杨镐、袁应泰等人，都是丧失封疆的臣子；亓诗教极力主张催战，赵兴邦贿赂收买边官，也都是误害封疆的臣子。假如郭巩果真是因为封疆而发怒，那么除袁应泰以身殉国之外，其他人都足以令人痛心切齿，难道熊廷弼反而应排在他们之后吗？为什么不见郭巩公正而愤怒地发论，并请求一并诛除他们？即使郭巩因为恩怨而发怒，不得不放过其他人而专门攻击熊廷弼，那么攻击一个熊廷弼也就够了，又何必把几十个人全数列入，设置保举之罪的陷阱而一并攻击呢？况且如果郭巩果真想严格保举之法，那么荐举杨镐、荐举利瓦伊翰、荐举袁应泰等人，也都是保举者。为什么又看不见郭巩瞪眼竖发地斥责他们，反而像是在替他们宽解言辞？况且郭巩不是曾经查阅奏疏中荐举王化贞的人吗？当时群臣看到王化贞据守广宁，都认为他的志向可嘉，谁不是异口同声地赞许他？等到后来他相信叛将、迎接投降，弃城逃窜，这不是人力所能预先料到的。假如果真如郭巩所说严格追究保举，那么又要把哪些推举王化贞的大臣全部拿来，重新织成一案？这样不又会有几十个人吗？难道一朝之内，能把所有保举条款都罗织进去吗？郭巩为什么昏昧到不加思考？至于最为奇怪的，是杨涟拥护冲圣皇帝，有什么罪过，却想用旧日宦臣的罪名处置他？周朝瑞首先承受召还的恩典，他的名声难道不好吗，却想用保举贼人的罪名加在他身上？熊德阳、江秉谦等同为被逐的大臣，正要共同请求起用，却想让他们终身禁锢？刘一燝身为宰辅，因为什么就要指称他属于逆族？周嘉谟也曾承受顾命，因为什么就强行给他安上机关陷害的罪名？毛士龙被放逐已经很久，为什么还要刻骨仇恨地对付他？王安的帷幕已经不存，怎么忍心还要顾惜他来谄媚权势？至于理学有什么仇怨，竟要诋毁它为糜费俸禄？讲学有什么罪过，竟把它说成盗贼聚集之处？方震孺在进关之战中，既然已经重重责罚他未能战死的罪过；而陈王庭在三路失败、铁岭失陷之时，友人却想为他拟定越级赏赐的檄文。这些全都是郭巩颠倒错乱、无法解释的地方。【原文“颠??致”有缺字或讹字】不知道郭巩自从被召还以后，有什么凭借，竟然狂躁而不知收敛？到了这种地步，郭巩又是何等愚蠢啊？恭请圣旨。奉圣旨：熊廷弼的罪案已经定了，不必再争辩。言官议论政事，应当依据道理直截陈述，是非自然会显现，不得蔓延牵扯，失去敬慎。这份奏疏朕知道了。有关部院知道。十八日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上疏：“为巨宦巧妙借助凶恶锋芒，铲除善良之士。”疏中说：“臣日前议论科臣郭巩，措辞含蓄简约，是为了提醒他的良心；宽解劝谕、委婉开导，是为了替众人解除冤屈束缚。刚刚奉到明旨，不得牵连纠缠。臣以为郭巩或许会悔悟，停止新的杀机；哪里料到郭巩又重新起来喧嚣争辩了。然而郭巩究竟凭什么放诞轻慢、无礼至此？臣请求借郭巩一事，直接揭出郭巩的根本缘由，冒死为皇上陈述。‘内臣魏进忠，本来就是如今京城之下人人望见便震惧的人。处在魏进忠的威势之下，他吐气唾沫都可以形成风云；估量魏进忠的才力，他一呼一吸都可以驱使神鬼；穷尽魏进忠的关系线索，可以使喜爱的人升天，使恼怒的人坠地。可是臣内心为义所激，去年曾指名弹劾他。臣当时已经不知道死在哪里了。幸而蒙受圣恩，只给予薄薄的结责处分，未能满足他的愿望。臣听说在文华殿停止讲读之后，魏进忠咬牙切齿地恨臣，摘取臣奏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识’两句话，喋喋不休地辱骂争辩，直到愤怒激烈的声音直达皇上听闻。当时正扣住科臣章允儒的奏疏不下发，辅臣向高委婉劝解、曲折譬喻，情辞恳切悲苦，魏进忠的怒气才稍稍消解，章允儒也得以幸免。’

译这件事在朝廷群臣中没有不相互传说的；担忧臣的人都说，臣后来一定会遭到无端中伤。臣当时就想请求告退来保全自己，但因为当时事务很多，于是暂且中止了。‘然而魏进忠的心，确实没有一天忘记臣。后来臣的堂官邹元标等上疏，请求召还那些议论政事的臣子，于是承蒙圣恩，传为美事。诸臣既然蒙受赐【原文“赐□”缺字】而开始得到任用，唯独郭巩平日在京城专门同内廷宦官亲近。魏进忠认为能够中伤臣的人，除了郭巩再没有可以托付的。于是趁郭巩入【原文“入□”缺字】之际，天天急忙到他门下询问、馈赠，喧嚣着要倾陷臣以及倾陷其他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郭巩于是暗中接受指使，捏造“新幽”“大幽”的说法，把持考察之典，编列几十多名大臣，汇成一册，又呈报给【原文“交单”疑有讹误】。几天以后，又伪造匿名文书，罗织五十多人，投在道路旁边。对外廷，以刘弘光为首，牵连到周朝瑞、熊德阳以及现任科臣等，想把他们一网打尽；对都察院，则以方震孺为首，接着牵连江秉谦以及现任台臣等，也想一网打尽。臣就是网中的一人。’‘既想罗织群臣来满足自己报复的私欲，又想单独中伤臣来满足魏进忠的私欲。’ 郭巩想借考察来陷害人的意图，大概是经常傲慢地对人说起，并且曾把各位大臣的姓名贴在墙上，仿佛要树立一块党锢之碑。假如果真像郭巩所把持、设法陷害的那样，那么所有被郭巩罗织罪名的正直之人，都应当列入被考察的名单，又为什么唯独只有我一人呢？这样看来，这考察制度不是朝廷的考察制度，而是郭巩的考察制度，也是魏进忠的考察制度，是匿名文书的考察制度。这是要使天下人只知道有郭巩，而不知道有诸臣，不知道有宪臣，不知道有考功的法令，甚至不知道有皇上的威福。如今只是正直之道还在，正气还在伸张，一个人私自编造的册子，终究不能混同于六垣十三道公同送上的册子。所以，魏进忠经营一年的谋划，以及郭巩等人几个月来在幕后策划的计谋，最终都不能掩盖在公论之下，郭巩这才计谋失败、劳心费力，后悔也来不及了。难怪如今这些刺骨的奸臣借事排斥我，动不动就拿熊廷弼作为陷阱。况且我正恨郭巩等人堵塞断绝赐环的道路，甘愿成为被名教抛弃的人，把这看作郭巩的一项罪状；郭巩反而谬称不明白，喋喋不休地辩解，仿佛想借别人来遮掩自己，又激怒圣上来趁机中伤我。郭巩的一切混淆、拉扯和纠缠，大多都像这样。竟然又有胆战心虚、冒认而加以阐述的人，这是什么缘故？难道进忠门下有很多同类，除了郭巩之外，又有一个郭巩吗？至于郭巩说我提到王安，讥笑我和王安有什么瓜葛，我要说：郭巩如果不提王安也就罢了，既然郭巩提到王安，那么皇上也知道这件事。王安为什么死？王安死时身首异处，肉被鸟鸢吃掉，骨头被扔给黄狗，这是古今从未有过的惨状。王安活着时就很毒辣，事情虽然已经十分严重，但彼此都如此惨毒，人们没有不怜悯他的。郭巩即使内心亲近进忠，又何至于做出背弃公义、泯灭天理的事情？现在他还余怒未消，甚至牵连刘一燝、周嘉谟、杨涟、毛士龙等人，把他们全都指为善于结交王安。这种讨好进忠等人的行为难道还不过分吗？他把人世间的廉耻看成什么了？把自己这个人又当成还有良心和肝胆吗？我看先朝的汪直、刘瑾，他们虽然都是凶残之徒，但幸好当时言路清明，所以没有多久最终就失败了。如今却有郭巩这种人，彼此勾结、胶结在一起，取得圣旨，像过去那些权势宦官一样进行报复，反而借言官来伸张；而言官的声势，反而压过了宦官。几个月以来，先后斥退熊德阳、江秉谦，斥退侯震旸，斥退王纪，斥退满朝荐；罢去邹元标、冯从吾，逐走文震孟、郑鄤，最近还想阻止孙慎行、盛以弘任职，并且借此摘瓜抱蔓，正直之人都战战兢兢。这种内幕，满朝的人没有不知道并且痛恨的，只是各自爱惜性命，没有人敢公开说出来触犯他们的锋芒。然而郭巩却更加横行，奸谋也更加深了。我如果还顾惜自己的微贱身躯，不把这些事情揭破，那么朝廷内部有进忠替他指示选择，旁边有客氏替他操纵，中间有刘朝等人掌握兵权、出卖威势，下面又有郭巩等人像蚂蚁苍蝇一样依附聚集，内外勾结，驱逐善类，那么天下的事情还怎能忍心说下去？○三月

译三月初三日 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上疏说：有罪之臣自有应得的罪责，有功之臣自有应当记载的功劳。疏中说，巡按周永春，力量足以扛鼎，钱财足以通神，我难道不知道、害怕他吗？只是审问定罪长期拖延，恐怕最终会漏过吞舟之鱼，使这一代留下无法了结的局面，所以我才敢再次说出来加以折驳。所谓有罪之臣自有应得之罪，判决文书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说的就是这件事。国家灾难接连不断，内外纷纷告变，东部两省和京畿之间几乎没有安宁之地；巴蜀、黔、滇的变乱，几乎到了沦陷的地步。张凤翔、李邦华、赵彦等文武臣僚具有雄才大略，只要略加指示，妖氛就会经常被扫除；朱燮元、薛敷政、王三善、史永安、张我续修筑城池、誓死守卫，经过多年才使夷狄的气焰荡平。这些功劳还没有得到叙录、刻石记功、表彰于旗常，我料想这不是朝廷所吝惜的。只是筹划虽然在抚臣、按臣，执行却要依靠道府；操持控制虽然在上司，实际支撑全靠守令。远处的事情未必能全部知道，像徐淮、归德等地保卫疆土的功劳，难道不能一一列举吗？邹充城被攻陷，夏镇遭到掳掠，南面的徐州、豊沛，西面的商丘、永城、汲县，都危险万分。抚臣冯嘉会、李养效力，而实际出力的是施天德、汪心渊、林汝翥。三位大臣竭尽力量设置防务，夜里都不能合眼。施天德有长远的谋略，刚强果断；他预先清除城内的妖人，竭力抵抗河上的强寇，告急的文书急迫得如同迫近肌肤，请求援兵的檄文悲痛得如同秦庭之哭。天德在前面提挈统领，心渊在后面艰难支撑；没有这两位大臣，就无法保证徐城不被攻陷，无法保证二陵不受惊扰，也无法保证留都不发生混乱。八月间妖人还没有到达河岸，天德已经吐血数日，颖州道魏士前曾对我说得非常详细。但他仍然等到河上的妖气完全消散以后，才带病离去，这就是他的病情；他因为劳苦而得病，又在贼寇退去以后才离开。近来有人议论，应当提升汪心渊为徐淮道，以安抚残败的士民；又议论应当征召林汝翥，以酬报他遵循卓异标准的贤能。如今正是酬劳功臣的盛典，应当委托有关部门迅速办理。施天德应当如何处置呢？如果施天德还活着，就应当从优升擢；如果施天德已经去世，就应当从优抚恤、定议，不应当因为他因病离职而抹杀他的功劳。宋与兖陵人遭受池鱼之殃，争相求取逃避之路，捧着棰杖的手，杨天锡等人挺刀横行，聚集的党徒不止二千人。混沌教的孔文光等人挽起袖子准备起事，纠集同类难道只有千百人吗？所依靠来捍卫并消弭这些祸乱的，是道臣周士昌、署府推官张养晦、商丘知县孙博庭。周士昌主持任用孙博庭，说：“孙博庭提出守卫河道的建议，后来又在永城调度，随即保障商丘。周士昌和孙博庭等大臣奔走于河岸，从仪封一直到砀山河口，露宿夜行，号令极其严明，器具没有一样不齐备，彼此分角相援，隐然如同坚固的金城汤池。后来妖贼决堤溃散，从徐州沿河而上到胡李口，焚烧抢掠，满满地沿着水带蔓延，却不能因此进入古宋的废墟，最后偃旗息鼓向西逃奔，随即被擒获，这都是周士昌、张养悔、孙传庭的功劳。何况还擒获了攻打夏镇、抢夺龙袍的吕呌韵，将他依法处置，使中州不受扰乱，他们的功劳多么伟大啊！”奉圣旨：该部知道。十二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南星上奏：为申明宪职。疏中说，我没有别的职务，就是以各位御史的职责为职责；各位御史都称职，就是我称职。那些穿绣衣、持抚斧，出巡各地的人，如果能使百城遵循治理之道、万民安乐谋生，就是一方的太平；积累起来，就是天下的太平。实现这一点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举荐和弹劾都恰当而已。举荐和弹劾之所以不恰当，是因为人们都致力于卖人情，却没有人肯承担怨恨。过去御史巡行各地，事情办完回朝复命，所举荐的都拘泥于旧有定额，本来就不能完全恰当。后来俸禄没有按期发放和升任的人，都有提荐；提荐以外还有揭荐。昔日西汉有很多循吏，班固史书所记载的也只有六人。流传后世的人和挽救时局的人，本来就不同，然而循吏、卓异之臣也不应当多到这种程度。循吏如果这样多，就应当有良好的治理；那么百姓为什么仍然贫穷、困苦、忧愁、懦弱，有的成为鬼桀，有的成为盗贼呢？按我所听到和看到的，天下难道没有循良之吏吗？但贪污暴虐已经形成风气，无法用办法禁止，这并不是上级官员全都不知道，也不是他们全都知道却故意蒙蔽本心。只不过是说：这个人是我的同乡故旧，不能置之不理；又说：这个人是权要所托付的，能够报复我，不能弹劾。” 不弹劾就必须举荐，又放纵他而过分称誉他，所以称誉和弹劾都不恰当。人们都致力于卖人情，却没有人肯承担怨恨，这也就是极其不忠了。我请求以后巡按任期届满通报时，把他们所举荐和弹劾的人，令河南道发出名单，各道逐一详细访察，按照考察的规例，分类送交堂上官，必须举荐和弹劾都恰当，才算称职；否则就按不称职论处。臣想保全禄位，和别人并没有不同，哪里会乐于这样承担怨恨呢？实在是因为不这样做，百姓就不得安宁；百姓不得安宁，社稷也就不得安宁。我希望陛下发布明白的德音，使管理百姓的官吏知道贪婪残酷绝对不可为，使巡行各地的臣子知道贪婪残酷的官吏绝对不可荐举，使提荐、揭荐绝对不可实行。所荐举的人绝对不可只说溢美之词，被弹劾的贪婪残酷官吏绝对不可只拟定降职调任。从此以后，他们都警惕地猛然醒悟，惭愧悔恨，齐心改变心意而归向正道，共同谋求百姓安宁，使我没有可以承担的怨恨，而各位大臣的功名日益提高，爵位也随之提升，声名和实际都纯美光荣，并惠及子孙，难道不是做官之人的最大愿望吗？奉圣旨：御史回道考察复核，记载在令甲之中；近来却把它看成具文，巡按所属各官的举荐和弹劾失实，贪婪残酷之人漏网，到了任满回朝复命时，也不论称职与否，一概议定回道。于是便徇私情、卖人情、躲避怨恨，以致吏治日益苟且，百姓贫穷而产生作乱的想法，关系难道还小吗？这次所奏请的任期届满、举荐弹劾、访察、考察等事项，都依照所议办理。卿以公正忠诚履行职责，申明宪纪，作表率并加以整顿，各官遵守规例，考察官吏、安定百姓，人们都想着尽职，有什么可嫌疑、可怨恨的？仍然著为法令，载入宪纲，永远遵行。该部知道。十八日

译广西道御史方大任上奏，题为直言纠弹勾结宦官的科臣。疏中说：郭巩对于救援熊廷弼的人，全都在文书中罗织罪名，给他们加上党羽、贼人的名号；对于救援王化贞的人，却全都置之不论，甚至想专门杀死熊廷弼而故意放过王化贞，以成就他偏袒一方的说法，这是什么心思？我所说的，就是借公愤来发泄私愤。至于文理应当贯通、奏对应当有体，郭巩却凭科举出身说出荒谬言论，而且在君父面前说出污秽亵渎的话，长安士人没有不共同嘲笑、憎恨他的。不过这些还可以说。至于勾结魏进忠一案，近来我的同僚周宗建说得似乎有确凿证据。我看见进忠在京城内外壮丽森严的府第连片，美好的田园遍布各地，估计不下数千百处。我昨天清明日奉命监礼昭陵并巡视诸陵，回来的路上顺便游览西山碧云寺，看见进忠预先营造葬地，规模宏伟，器物精美，不仅仿佛诸陵，有的地方甚至超过诸陵。墓前用美石雕刻狮子、大象等各种兽像，成行成列，与帝陵的制度没有区别；又排列文武二臣的像，侍立在左右：武臣像使用铠甲头盔，文臣像使用朝冠朝服。进忠不过是一个宦官，设置武将侍立，或许还说得过去；哪里会有身穿朝冠朝服的文臣呢？不知道进忠将来想居什么职位、登上什么品阶，才使用这种规格？我私下猜想，郭巩看到周宗建的奏疏，应当有一种羞惭得仿佛无地自容的感觉，应该立即上疏，逐项辨明洗清，而且应当效法周宗建，直陈进忠的罪恶，说明自己已经与进忠断绝往来，再慢慢说明周宗建弹劾进忠并不是实际弹劾进忠，而是借此名义来倾陷自己，这样郭巩的心迹自然明白，周宗建也必定会屈服。为什么他迟疑了很久，最后才上疏，却不敢用一个字触及周宗建和进忠；又不能逐项辨明，只是抓住‘风闻’二字狂妄诋毁一番，还想杖责周宗建，不过是借责罚周宗建来替进忠泄愤。既然如此，郭巩勾结进忠难道不是真实的吗？进忠是猛虎，郭巩给他添翼，使他飞起来吞食人。这份奏疏一旦发出，不知道自己会死在什么地方了。奉圣旨：该部院知道。十九日 巡按贵州御史侯恂上疏：为黔中大臣竭力保卫狐城的功劳。疏中说，在守卫边疆的功劳方面，抚臣李橒、按臣史永安守卫贵阳的功劳尤其显著。叛酋安邦彦蓄谋反叛已久，突然逞凶发难，在他眼里，贵阳简直就是砧板上的肉。从二月围城开始，一直延续到一年，排列栅栏、设置营寨，意在一定要攻克。李橒与史永安督率文武各官以及各路兵民协力防守，发誓与城池同存亡。四月间，总兵张彦芳冲杀突进贵阳，天天和贼寇交战；瓮河一战失败后，贼势更加张大，贵阳军民的士气被夺。于是收拢兵力登上捭楼。八月间，城中粮食吃尽，搜查有米的人家，平均分配以供养士兵；后来已经没有粮食可以搜查，于是人们互相吞食。可是两位大臣的意气更加激励，防守更加坚固，歃血结盟，忍死拒敌，等待援军。昨天我与他们相会，他们谈到围城期间各种惨毒、各种困苦憔悴，真是有鬼神为之饮泣、天地为之变色。唉！自有史籍以来，曾见过聚集数十万的边疆贼寇攻打一座空城，却经年不能攻下的吗？曾见过固守一座空城，城内没有粮食，城外没有援兵，却经年没有出事的吗？所以我认为，解围之日，凡是贵阳的兵民凭借城墙据守的人，凡是贵阳的文武各官分守城垛的人，功劳都不能埋没。然而问是谁督率，问是谁弹压，那么李橒与史永安的功劳尤其无人能比。近来皇上垂念劳苦之臣，已经将李橒升为兵部侍郎，将史永安升为大仆寺少卿，报答功劳的意思也并不薄。但我切实认为，这还不足以彰显皇上特殊的眷顾、昭示特别的恩典。如今东征西讨，天下多事，正要依靠熊罴一样勇猛的将士、忠贞不二的臣子，施展谋略、竭力效命，共同建立显著功劳。皇上只要以这两位大臣作为表率、树为目标就可以了。奉圣旨：这次保卫城池、叙功升擢各官，已经有旨意了。该部知道。○四月

译四月初七日 勋阳巡抚蔡复一上疏说：有关部门应当对官员实行长期任用。疏中说：‘善于治理的人，运用精神而不依赖法令；但精神确实必须依靠法令才能保存。人心的玩忽，是一种无形的弊病；无形的东西虽然看不见，却应当在有形之处设法挽救。’臣请提出这样的法令：专门追究州县不遵行者的责任，就追究知府、推官；知府、推官不能察看、不能严办的，就追究守道、巡道；责任追究到监司，就不能再推诿。我更加凛然，不敢再自行推诿了。然而必须先有合适的人，之后才能施加责任。有关部门官员职位空缺而临时替代，事情就会废弛，弊端就会滋长；监司职位空缺而违背制度，力量就会分散，官吏就会玩忽职守。官员配备齐全了，如果升迁过于迅速，那么即使想追究责任，也来不及看到治理的成效。刚进入房屋的人是新来的，刚刚暗中操弦的人起初技艺生涩，即使有超越常人的见识和能力，也一定要三个月以后，地方人才能看清他的根源、情形和曲折。如果□幻甫批示四牡迅速起程，官吏习惯于把它当作不必实行的命令，百姓感叹这是无法完成的功业，反复迎来送往，劳民伤财。本官的施政如果没有结果，下属官员稍有行动就会受到牵制，这实在可惜。臣认为应当坚定地实行长期任用，凡是守道、巡道，以二三年为任期；对官员个人来说似乎有所屈抑，但对地方却非常便利。有志之士、忠贞之臣，难道会急于求成，却不考虑怎样亲自施展才能吗？人的精神寄托在自己所熟习、所从事的事情和长期亲近的事物上，突然舍弃它们，就会怅然不乐，何况是治理一方土地、养育一方百姓的人呢？治理措施还没有成熟，必然会回头顾念自己正在治理的地方；兴革之事还没有完成，必然会认为自己的精力被白白耗费。做官却把长期任用看作屈抑，那么这个官员的品格也就可想而知了。宋代的宰执，往往出任监司，或者治理州郡。本朝刘忠宣大忧时辞去太仆卿，去担任参监司、郡守，难道这些官职是可以轻视、厌弃的吗？臣想到天下所有艰难重大的政务，无论政事、兵事、狱讼、盗贼、徭役，没有不是从州县开始办理的。州县官都尽职，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情况缓和时可以教化，情况紧急时可以守战。而能够倡导率领、综合考核各州县的，完全依靠监司、郡守这两类官员。不从这里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绝没有达到太平的道路。臣希望铨部重视这些官职，而担任这些官职的人也谨慎自重，不要悠闲地占据职位，最终又敷衍塞责地离开。奉圣旨：这份奏疏深切合于当前事务，其中所说长期任用的办法应当从巡抚开始，尤其说到了关键之处。着令该部院记住，其余各项都一并覆核施行。二十一日 巡按四川御史张论上疏弹劾戴君恩侵夺军功、滥受名位。疏中说：如今升任参政的戴君恩，是一个贪婪险诈的小人，诡诈如狙公，闪烁如鬼蜮。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伎俩、有什么功劳，忽然因为押解囚犯的差事，张口夸耀、侵夺功劳，竟受三品崇贵的升秩。不知皇上为何因此重用这个匪人，君恩又用了什么办法来打动皇上。据奢酋叛乱一事，樊龙、张[缺字]盘踞重庆九个多月，各道臣在城下竭力作战，当时各有六人露宿行间，共同勤王。幸而上天悔祸，将士们同心协力：副使丘志克协同总兵薛[缺字]，三天交战三次，奋力夺取佛[缺字]关，使贼军的陆路陷于困境；副使徐如珂在十一月就抵达渝城，同将官金富廉等扼守贼军下游，使贼军的水路断绝；参政卢瑛田率先渡过大江，在南城坪奋力作战，使贼军的援兵全部断绝。贼军此时进退无路，粮食吃尽，援兵断绝，自认为投降也是死、不投降也是死；不投降只能坐等死亡，投降还可能万一求得一生。然而各道将领整天谈招降、谈用间，都是捕风捉影，茫然没有要领。幸亏总兵薛[缺字]到达后，有指挥孔文成与张彤素来友善，入城招降，贼军才投降。出城那天，张君恩请求两道臣渡江来迎接，于是他才跟随按察使杨述程，前后迎接张[缺字]、樊龙于水月庵。这不过是一时江边的事情，难道就可以夸口说是“进入虎穴探取虎子”吗？先后招降的，是督抚两位大臣以及我本人，都有谕帖；杨述程、丘志克、薛总兵、余同知也都各自派人，难道一定是君恩的功劳吗？况且君恩既然自认招降，为什么不在丘志克、卢瑛田等人到达之前招降，偏偏要在夺关杀援之后招降？为什么不在贼军粮食充足、周鼎尚未救援时招降，偏偏要在一斗米价值万钱、贼军一个不剩之后招降？援兵尚未到达城下时，贼军为什么偃旗息火来欺骗我军；而我军一旦布阵野外，他们就点燃火把，白天也能看见火光，并射箭放炮来抵抗我军？君恩说可以让家人进入城中。那倪乡宦的家人入城、孔大成入城，以及余同知派遣的吏员姜泰交、王起和入城，难道只有一个人吗？君恩说熊亲自渡江引樊龙出来。杨述程亲手牵着樊龙出来的事实，难道可以抹杀吗？况且各道派人入城，明白正大，毫无疑问；而君恩却拿家人入城来作为放走贼人的说法，索取无厌。樊龙在城上大声叫道：“某道官接受了我许多金银，答应护送我回蔺州。为什么银子已经到手，又不送我？城内城外，没有人听不见这句话。这难道不是在虎穴中得到的虎子吗？”至于君恩文书中的诡诈，都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陷阱；他前后的手段，全是贪污无耻的行径。我驻守省城时，他递给我一份禀文说：“张[缺字]已经在五月初五日辰时投到本道的船上。”上三司都在我这里，便都起身互相驾驭争功。到了第二天，他又递来一份禀文说：“昨天五月初五日午时投降的不是张[缺字]，而是黑蓬头。不知此事是否属实，还是只是据报有此事？”三司都说：“这不过是知道他想投降，争先报功，以嫉妒各道罢了。”没有人不鄙薄他的为人。刘时俊被樊龙控诉的一件事，始终没有向我报告。我因督抚两位大臣会同拟稿，不得不在移文中弹劾并责问他。他曾说我衙门有“赘龙”之语，最终却无法答复，及时被逮捕入狱。皇上最终也听从我的意见，当面责问他；请示之后，君恩又改口推诿。我不知道君恩的心肠究竟是什么心肠，面目究竟是什么面目！

译此外种种污秽的行状，不能全部说出，以免玷污圣德。至于献俘一事，我当时认为君恩反复无常，不宜把事情委托给小人，便把这些意见告诉了督臣。督臣随即回信给我说：君恩为人并非光明正派，但押解囚犯也没有更重大的任务；其余各道都想留下他去捣毁贼巢，应该让此人押送，等日后回任时再弹劾他。这件事可以问督臣。君恩的任命下达、传入四川后，当地官员都忍声旁观，捂着嘴议论说：“君恩尚且升了三级，我们这些人更要加倍提升了。”叹息的人说：“君恩反而先受赏，国家已经没有典章了。”君恩不知道自己羞惭，四川人却替他羞惭；四川人都知道羞耻，我才不得不出面说话。还有一点，是我不敢不把话说尽的：威权和福泽，是皇上亲自掌握、用来磨砺天下的；赏罚，是天下人仰望皇上、认为最为公正的事情。近年来不考察实际功绩，却考察毁誉；不相信荐举和弹劾，却相信浮夸之辞；挽袖争先的人得到优先，安静退让的人反而落后；真心办事的人得不到奖赏，剽窃功劳、四处宣扬的人却一定被记录。臣不谈其他事情，就以奢贼一案来说，督臣朱燮元、前按臣薛敷政守卫百日的功劳，皇上只是按照惯例升为一名佥都和一名问刑冏卿；右布政使林宰、副使胡承诏协同守卫的功劳，也只是按资历升为一名佥左布政、按察使，都只升一级。至于副使戴燝也一同守城，而且松潘各路兵马都是由他调度谋划，任职满三年才升为参政，从未得到丝毫优待。督臣张我续收复重庆、肃清内地，轻则被议论驱逐，重则被议论斩首。按察使杨述程、参政卢瑛、田副使徐如珂、丘志克、张孝等人，有的因病归去，有的离职而去，从此杳无声息。唯独君恩凭着检壬的肚腹、鼓动熟软的舌头，平白超升三级；一个人忧劳而出人之上，远方诸臣对此咬牙切齿、痛心疾首，却无法理解其中缘故。奉圣旨：该部知道。二十三日 南京浙江道御史曹汝兰上疏，请求破格提拔任用贤良。疏中说：原任职方司郎中余大成，骨格孤高，精神沉静坚定，刚正宏大之气充塞天地，品格超出庸常之流。我读了他所写的《守官言青》一疏，知道他与刘一燝不合。看他居间所写的书信，语气似乎不是旧辅臣所写，或许是门下厮养之人假托，也确实无法知道。然而边事败坏，大多是因为将官向权贵行贿，托请兵部卖情；余大成这篇奏疏发表之后，后来那些想向兵部关说求情的人，也不是天下公论所认为应当及时起用的人。又有原任太常寺卿毕懋良，清正和厚而挺拔特立；原任江西参政朱万春，端庄严肃而宏大；原任浙江参政钱春，沉毅雄健而贞正耿介；又有心如水、骨如玉、明鉴虚空、权衡公平的人，如原任南京考功司主事程国祥。朱万春按察四川时，海内都称他为名御史。当时四川已经发生白运之祸，万春多方驱除，很快予以解散；万春也闭口不谈自己的功劳。等到他被调任外地时，人们都为他惋惜。他却不这样认为，说东西南北哪里不可以亲自见到真正受人祭祀的人，又把自己比作云间独鹤、天际孤鸿，认为卿佐之位大概也敢于希望得到。他大概具有古人的心肠和相貌，除了铅粉、树叶、饭食和饮水之外，一丝一毫也不取；名声自然传播开来，那些不仁的人都远远比不上他。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奉圣旨：吏部知道。南京浙江道御史曹汝兰上疏，请求召回大臣邹元标等人。疏中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什么比任用人才更紧迫；任用人才的要道，没有什么比任用辅臣更紧迫；任用辅臣，又没有什么比体察辅臣的心意更紧迫。齐王尚且足以任用孟子行善，孟子不忍心离开。何况天下有一位这样知遇自己的君主，怎么忍心离去呢？既有师命不能请求，东西边境又接连告警、人心动摇，怎么可以离去呢？内心不忍离去，时局也不允许离去，而元辅却有离去的意向，其中原因值得思考。大臣用道义侍奉君主，事情不可行就停止。元辅已经反复筹划成熟，那么今天的离开，一定是看到了皇上有哪些地方不可辅佐、有哪些事情不得不停止；皇上应当思考如何尽量改正，以达到可以继续辅佐的地步。如今只见皇上用温和的诏旨挽留，却没有看见皇上因此明确醒悟。所以我不得不替元辅说明他希望皇上理解的心意。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正是元辅所称许的人物；他出山以来，发誓要同心协力、鞠躬尽瘁，辅佐我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原任刑部尚书王犯，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郑鄤，难道不是元辅所称许的、同心同德、共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吗？正心诚意的学问，不是这些人就不能阐明；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功业，不是这些人就不能承担。如今邹元标离去了，辅臣本来就有离去的意向。不久冯从吾又离去了，王纪也离去了，文震孟、郑鄤也离去了，元辅更加决意离去了。皇上试想，元辅来到这里，是为了谋求富贵吗？还是想有所表现，以流传不朽呢？皇上把与自己同心、共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全都赶走，唯独留下元辅，这就不是真心想留住元辅。正因为如此，元辅才认为不能留下，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得不停止辅政。如果皇上无意于天下，元辅离去也就不必挽留了。倘若认为天下一刻也不能忘记，那么挽留元辅就是当今政务第一要紧的事情，怎么能忽然只在意那几位大臣呢？奉圣旨：该部知道。二十九日

译巡抚贵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述中上疏弹劾周世匡等人监军时使援兵逃跑。疏中说：广西监军副使周世匡，统兵参将王慎德、守备苗宗琦，这件事有很值得奇怪的地方。自从贵阳发出告急文书以来，粤西巡抚何士晋急切地整装救援，分发汉兵五千名，分别交给周世匡、王慎德等人统领，作为援黔兵马。奉有明确旨意，围困解除后进入贵州。没过多久，三千八百名士兵竟在一夜之间私自逃跑。我秘密派遣健[缺字]壮勇前去侦察，在[缺字]江西岸[缺字]将其擒获。又报告说沅江西岸停泊着几只船，我于是命令严加缉拿，船中果然有逃兵。将领王慎德以及逃兵七名同时被捕，其余逃散的官兵有的从陆路行走，有的先后登船，连夜行动，难以查核。不久，监军副使周世匡也到了。众人都说愿意招回原来的士兵以赎罪，于是我命辰沅、督粮两道提供赏银，保举差官，携带皇上新颁发的令旗、令牌，押同王慎德、苗宗琦分头追赶。过了二十二日，据监军道周世匡申报，参将王慎德带回震威营官兵马一千二百四十三名匹，守备苗宗琦报告追回宣武营官兵马八百零八名匹。与在城外扎营时的数目相比，仍然逃失了一千七百九十负名[疑字]。我因此反复思考：自从贵州用兵以来，不知已经多少次出现招募后逃跑、逃跑后再招募、招募后又再次逃跑的事情。法纪败坏，到今天达到了极点。没想到粤兵都被认为悍勇可用，竟不把精神用来杀贼，却只习惯于巧计逃奔，这成何体统、成何法纪！王慎德、苗宗琦一逃再逃，逐队成为苟且偷生的鬼魂；一次又一次被召回营中，成为勉强求生的凭证；即使把他们置于重刑，也不算冤枉。不过姑且念及他们跋涉万里前来救援，营中官兵马匹还可以抵挡一面，我已经发檄文命令他们前往副总兵龙万化营中，防守乌江一带。王慎德应革去参将，苗宗琦应革去守备，各自革除职衔，充任军官，戴罪立功，赎回原职；如果不能奏效，前罪一并论处。至于副使周世匡，身居宪职，承担监军督兵、救援的责任，却没有听说他发射一箭来杀敌，反而甘愿同卑贱的武官一样逍遥自在，这成何体统！众议沸腾，我本来还不敢深信；但按臣留下的亲笔信说，粤兵逃散是因为周世匡不愿前进，暗中唆使他们离去。即使周世匡有一百张嘴，他能辩解清楚吗？奉圣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援兵逃散，完全没有法纪。周世匡身任监军，不能约束部众，甚至暗中唆使他们离去，情节和罪责更加明显。着令贵州巡按官严加提审追究，具奏。王慎德等人，着革去职衔，戴罪立功；如果再次违抗、玩忽职守，一并从重惩治。该部知道。○五月

译五月初二日 巡抚四川右佥都御史朱燮元上疏弹劾戴君恩冒领、滥受军功。疏中说：当初收复[缺字]，戴君恩碌碌无能，不过是借助他人成事，督臣也一概替他查核叙功。唯独对于他大肆夸耀自己招降一事，我实在不能理解。试问君恩算是招降吗？是把两个贼人活捉送到宫阙之下了吗？仓库没有损失吗？连云密集的房屋还剩下一间吗？哭泣的女儿、啼哭的孩子，他救下了几条性命吗？薛来胤已经被砍了一刀，只是侥幸逃脱；君恩却立即躲避危险、侵夺功劳。我已经十分鄙薄他的为人。如今蒙皇上不等勘察议定，立即升他三级，这是小臣罕见的隆重际遇。可是他辞别皇上已经数月，却悠闲游荡、不肯前进，忽然在三月初九日向我呈禀说：“湖广容羙宣抚司土官田楚产，积极请求我发檄文调他前来救援，并且自愿在荆州、卢州之间筹集粮饷供给。”君臣难道不知道四川正用兵吗？又难道不知道土兵难以使用吗？秦良王一向以忠义著称，距离忠州很近，调他前来也必定要半年才到，何况田楚产远在洞庭、湘水以南，彼此相距遥远，根本无法及时到达！大概是因为他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已经获得显赫名声后，还想进一步增加实际所得。从前土官、汉官馈送的财物，以及仆人、婢女所侵夺的东西，他还认为像江海清泓一样远远没有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我不加衡量地给他这些东西，那么从今以后，凭借檄文，子侄婚姻都可以让将帅替他安排，衣甲费用也可以随意支用；依仗土官作为牟利的市场，把四郡搜刮成自己的钱袋，借着题目高坐其上，正如过去援救成都的各位将领那样。四川侥幸取胜，就说“来意十分良善，费用无法追究”；四川不幸失败，就说“不应该急于进兵，本来应当等我”。唉！四川军队饥饿，百姓困苦，早晨还不知道晚上能否活下去；监司从林宰以下，有的为转运艰难而心力交瘁、呕心沥血，有的迎合上意、指挥抗敌，连家中灾难也无暇顾及，历时数月、经年累月，不敢诉说困穷。唯独君恩不说一句实话，不做一件实事，只是计谋得逞、气焰张扬，于是张口欺骗皇上，轻视抚臣、按臣，一再说“臣等”。以后柴薪和工役等[缺字]，难道能使将臣不离心、士兵不灰心吗？至于他治理州县时贪赃污秽，言辞仍然喧嚣；控告逆贼时反复游移，甚至把胡须眉毛都剃掉，跳跃着治理败坏的部众，自以为极其巧妙，我实在感叹他的愚蠢。奉圣旨：该部知道。初六日 南京江西道御史陈必谦说：祖宗的法纪，绝不可败坏；士大夫[缺字]申之廉取，绝不可抛弃。疏中说：褒奖贪污太庙的吴应琦，他被贬谪的情况并不与王心一、刘重庆、熊德旸等人相同。为什么不因廷臣荐举，也不由部推，最终却能恢复原官，迅速得如同随手取物？祖宗朝有这样的法令吗？陪推而蒙皇上点用的姚思仁，昨天经过内计，南北各地的奏章交相弹劾，贪赃罪迹满案。为什么忽然升任宫保这样的荣职，竟把弹劾奏章当作催促升官的凭证？祖宗朝有这样的法令吗？至于辱人贱行的孙杰，三次被夺职都还算轻，按例推究难道有什么冤枉吗？况且他离任以后，没听说有舆论推举他，怎么忍心又有传命任为京堂？祖宗朝有这样的法令吗？至于近日辅臣史継阶的自处方式，更有无法理解之处。継阶平生没有别的学问，只是推戴郑氏，在牧卜之列滥竽充数。既然各位大臣已经议论纷纷，継阶还蒙着脸上朝，自取苦恼。如今聚集钱财、倡导作乱的，是谁家的儿子？从前章皇帝对待士奇，追究他的本心而治罪他的儿子；肃皇帝对待相嵩，诛杀他的儿子而牵连他的父亲。継阶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些事，却还喋喋不休地争辩，蔑视君父而庇护逆子吗？我又不知道祖宗朝是否有这样的法令。奉圣旨：辅臣継阶辅佐治理，勤劳有功；他的儿子的事情已经辨明，为什么还要牵连扩展、求取更多罪名？姑且不再追究。该部知道。十五日 御史宋师襄上疏说：我私下认为，刘朝本应判处死罪，宦官珰在深夜帮助他逃脱监狱，他日夜同沈[缺字]密谋。为了巩固宠幸，便[缺字]以招募士兵作为朝外的护卫，以朝内操练作为[缺字]的内应。一时间忠贞尽责的士人寒心齿冷，而兵权掌握在手，于是谋划前往边地。当时朝廷内外都只知道有刘朝，不知道有皇上，形势危急到了极点！幸而上天保佑圣明，皇上一旦发觉，便把他屏退到留都，天威立即震动，都城人都举手加额庆幸。但我私下所担忧的是：刘朝不过是一个轻佻险恶的奸邪小人，他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大概是因为招揽权势、结党营私、引类呼朋，在朝廷内外深相勾结。如今刘朝虽然离去，但他所蓄养的三千虎旅在哪里呢？这三千人，难道任由他们没有统属吗？还是另派一名提督？接替他的人如果不同他们同心，自己就危险；如果同他们同心，那又是另一个刘朝。况且刘朝私下豢养的死士、亡命之徒，也不下数千人。由此说来，刘朝虽然离去，实际上却还没有离去。皇上只知道除掉一个刘朝，以为祸害已经消除，却不知道尚未除去的刘朝，忧患才更大。世上哪有一个蓄积怨恨、深怀愤怒的人，暗中布置在身边，而能保证他始终不成为祸害呢？今天的办法，只有把他们分散开来。至于平日里亲手偷窃、触犯权衡法度，却专门准备伺察并报复仇怨；口头上奉持天子的法令，实际上明目张胆地在市井间施恩作威的人，其中究竟是谁在教猱助虎？如果不把这些人一个个点破，那么朝廷即使立刻治罪，他们尚且不会服气；即使侥幸不治罪，又凭什么让天下人服气？毛士龙被严厉下令抄家参劾，差一点就中止了，难道不是朝廷所痛恨的吗？郡辅忠遂乘机陷害他，于是被削籍了。皇上还没有接受朝廷的重大建议，朝廷却把它像鼠窃一样窃取过来，以至于小人像蚂蚁一样依附。因此，执掌法纪的王纪、讲学的邹元标和冯从吾，相继有人被削籍，有人被罢去。朝廷却对人说：“是我剪除他们的。”公正而发愤上书的文震孟、郑鄤，持守正道而不阿附的熊德阳、江秉谦、侯震阳，无缘无故地有人被调任，有人被贬谪。这样正好迎合了他的愤怒。朝廷对人说：“是我使他们遭到我的愤怒。”甚至连署名列在奏疏末尾的阁臣也主持考试了，陪同推举的司空也得到铨选任用。这是政治体制的变乱。朝廷对人说：“是我任用他们的。”奉圣旨如此。十九日

译山东道御史周汝弼上疏说：阎鸣泰应当议论改置内云关。臣阎鸣泰出身于废闲之中，骤然??斉节钺，受到圣恩厚重，应该怎样报答？边塞就是榆关这样的地方，巡抚是这样的官职，如今又正当这样的时刻，他却突然上了一道奏疏，请求撤掉赘抚，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台省官员交相上章指责他推卸责任。我们正聚集议论，斟酌他的去留，而巡关潘云翼的奏疏也参劾了他。根据潘云翼耳目所及的情况，他所听到、看到的最为真实；合镇所加以指摘的，以及枢辅屡次告诫涉及的，各种罪状都是辜负君主恩典，并且辜负枢辅恳切协力济事的心意，难道可以不议论改置吗？至于说他贻误军国大事，应当先令他回籍。奉圣旨：阎鸣皋着令回籍定勘；有缺额的职位，着会推真正堪任的人来，吏部知道。六月 六月初二日 巡按山西道御史徐扬先上疏陈述三晋的要务，其中说：一、增设总捕官。山西苦于盗贼很多，一是因为高山便于盗贼盘踞聚集，二是因为黄河便于越过渡河。臣认为太原、平阳二府更为辽阔，鞭长莫及，应在马腹冬增设总捕官一员，与各处原来设置的一员分划辖区，共同督察管理。一是缉捕窝藏盗贼的人。盗贼窝藏在普通百姓家中，容易缉捕；窝藏在倚仗势力的人家中，就难以缉捕。比如武卿有程嘉宾、程祚南等人，专门窝藏大盗，臣所以常常指出他们，希望境内各个有势力的家族都思考缉捕盗贼正是使百姓安定的办法，而使小民安定尤其就是使大家族安定。此后州县正捕、府总捕官如果有徇私而不举发的，有能力清除盗贼巢穴的，从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才能品级。监司应指名转报。二是选择府佐。知府、推官之外的府佐，往往被视为多余的负担，但山西却不是这样。那里人员本来就少，事务却非常多。例如总捕官肩负地方的重要责任，管粮官负责边粮、王粮的收支出入；三关各设一名府佐，钱粮收支、文武官员的考核、刑狱审问判决、巡阅查盘兵马虚实，以及边地修缮废置等事务，都要依靠此人来任用、查办和管理。如果主管铨选的人稍不留意，像其他省份任用捕官那样泛泛处理，得到一个庸人，荒废懈怠就会非常严重；得到一个不肖之人，其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到了现在，赶紧选择有风力的科甲出身者，并确定应当出任的管理人员，或许才能稍稍有些起色吧。一、三关设置武学。臣巡历中路、东路和西路，材料优良、善于射箭的人固然有；武生、武童中体貌魁梧、拳术勇猛、奋力跳跃、擅长弓箭的人，也往往不少。他们又常常拥挤在前，请求通过考试来获得博取衣巾荣誉的机会；可是询问这里，却全都没有武学。督学道臣常年不能来一次，等待考试的人好比盼望黄河水变清；已经选取的人又漫无考核督责，这使求取功名的心灰冷，也挫伤豪杰的志气。如果确实各自建立一所武学，听任各道考较武童技艺优异者，发给衣巾，充任武生；每月有考课，每季度分别评定优劣，以实行赏罚，那么杰出人才接连出现，将来一定有能够充任大将人选的人。奉圣旨：该部知道。初六日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永光上疏说：“今年又应当进行内计，幸而已经办完。臣等询问舆论，大家都说这次澄清淘汰，南京和北京都能共同做到公平，臣等可以庆幸免于罪责了。只是臣子不避劳苦和怨恨，以襄助盛典，朝廷也不吝惜爵禄，以表示激励劝勉。南北官员同样都是王臣，却有的人荣耀、有的人劳瘁，这不是平衡人情的办法。近来看到传报，吏科魏应嘉升任少常，掌道胡继升升任仆少，考功程正已升任仆少，南考功涂一榛升任光禄寺丞。唯独留都科道官执掌弹劾，府中有怨，却与北科道一样议论劳绩而升迁，唯独对南考功中意见不同的人采取不同标准；从正体制来看，似乎还没有统一。何况南都一向被称为清议之地，难道执掌清议的官员可以厚待期望而薄待回报吗？他们虽然居于这个职位、从事这个职务，诸臣原本并没有多少侥幸之心；但困穷就会求变，求变就能通达，朝廷应当有统一的政策。有人说：‘南中科道还没有因管计而升迁的，恐怕难以创始。’却不知道北科道、南考功的升迁，也是万历以来的近例，并不是祖制；既然那些可以创始，这里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创始？况且南科道大多升任南京五品官，比起通常的仆少还相隔云霄，原本并不是奢望。” 伏请下令给部院斟酌议论。”奉圣旨：“该部院知道。”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上疏说：国纪废弛，国法应当严明。其中说：如今的南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令人惊异的事情？青衿生员喧嚷并挟持侮辱，掌管风纪的官员竟然对此感到奇怪；旁门左道兴起并肆意煽动，出现了所谓“蛇山”的称号，令人奇怪；捏造刊刻诽谤书籍，巧妙地投递到斋宿之地，令人奇怪；执掌中卿寺，却诡称飞递请剑之章，令人奇怪。而其中尤其奇怪的，是凭借外戚后裔打开纷纷弹劾的门户，凭借曹郎争夺台官的权柄。像近来刑部郎中范得志议论御史王允臣的事，臣因此感慨世风不振，又私下叹息，振兴世风并不是没有在人。自从辇路不清以后，像王一鹏这样的狱犯，尚且能够挥动锋利的笔，戏弄缙绅；可是孙玮一到，朋党就死在狱中，于是消除了一桩奇异的妖孽。自从士人仕进的道路日益混乱以后，像李大元这样作奸犯科的人，尚且能够记??贝鼎而冒充太学生；可是姜逢元上一道奏疏，诸多伪冒者必然感到危险而自我矜持，于是知道有所顾忌。自从碑训不严以后，像赵维清这样的神棍，尚且能够逞利口而凌辱执法者；可是蔡毅中发布一纸告示，群邪全都在成均肃清，于是知道有法度榜样。至于政坛上的虎狼正酣，幸亏臣堂官赵南星上一道奏疏，巡方顿时肃清；盗乱正盛，幸亏臣卿抚臣周起元张贴一榜告示，私下议论便消失了。既然如此，法纪的败坏，是有人使它败坏；败坏在什么人身上，仍然可以凭借什么人来振兴。皇上如果确实想在今天求得振作整顿，难道竟然会始终没有奉行法律、遵守纲纪的人，可以说跌倒一次就永远不能再起，混乱一次就永远不能再张扬吗？可是近来皇上降旨贬谪验封司官员，臣又不能没有疑问。臣听说司官徐天相一向以抒发忠愤、为我皇上守法自任。他任验封司官时，听说遇到各项陈乞奏疏，都极其慎重；驳回而不办理的确实很多。却偶然因为先朝薛蕙请求赠恤一事，突然触怒圣上。薛蕙的忠直，千古之后仍然芳名流传；圣世表彰的典制，本来与一朝普遍施恩的惯例并不相同。只是对二者的分别说明得不够详细，使皇上突然怀疑这是近来陈乞的旧例。如今听说铨臣既已申明这个道理，便足以说明这项请求并非一开始就滥行。如果因为他一向能够守法的高尚心志，反而使人因奉法而遭受不可预料的罪过，臣恐怕那些能够守住官职的人反而会害怕了。奉圣旨：该部院知道。初八日

译御史李时荣上疏说：臣等不了解范得志平日的品行作为，但他的父亲范醇敬在大察时，南北台省诸臣交相上章弹劾，指责他倾险阴毒、贪污污秽、凶狠残暴，其中大半出自范得志之手。范醇敬已经受到处分，而范得志还属于宽待之政；然而他败坏人伦的明显事迹，早已不为人所齿录。虽然侥幸漏过了吞舟之鱼般的大罪，恐怕最终仍会像死灰复燃一样，只是他担心公论不会长久容忍，便借清议来发泄愤怒而不肯宽贷。品味他前后的奏疏，半吞半吐，若露若藏，借其他事情开头，归根到底其实另有所指。请先把他所列的各项略加折驳一番，再真正揭发他的始末，可以吗？监禁犯人索取钱财，被告发后提解责问，也不算过分。范得志身为法官，不能约束此事，却因此怨恨他人，这是他的第一个悖谬。御史为人伸冤理枉，这是他的职责；批评城、厅官员，轻则责罚治罪，重则参劾押送，哪一项做不得？范得志同为法官，意见不合，不妨互相参劾，为什么说是把持？根据他的情状，竟写成一套套的套话，随口诬蔑。王允成一向被称为刚直拘谨的人，必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无须置辩。臣等也不必替他辩解，只是说刑曹可以询问查核，他却动辄说这是庇护，动辄说这是凌辱，这是他的第二个悖谬。这就是范得志借事倾陷他人，并借此为自己博取名声。可是臣等私下已经看出了他的隐情。他作恶的情状，自己知道公论不能容纳，于是与其做一个被唾弃的恶人余孽，不如做一个铸币炉中跳出的首恶；与其低头伏罪而坐受排斥，不如张牙舞爪来控制别人。据说他滥竽充数留在衙署，已经十四年，按资历也可以量移，却不知道台省弹劾的奏疏已经参破了熊轼中式的荣誉；既然不能遂愿，铸成奸恶的怨恨又无处容纳，难道不是要背城借一地施展一番颠倒天地的手段吗？从此逐渐铲除挡在门前的兰草，从此逐渐驱逐聚集在梧桐上的羽族，从此满足一己的私怨，从此扰乱大公的重要法典，给国家留下祸患，使毒害流布宗庙社稷，难道会有尽头吗？奉圣旨：该部院看过后奏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郑三俊上疏说：薛蕙应当优厚给予恤典，徐大相被斥退应当恢复职务。其中说：世庙时，考功司郎中薛蕙先因进谏劝止南巡，几乎死去；接着又因申论大礼，被幽禁在诏狱，随后被放逐山林，抱着未实现的志愿终身而死。这正是所谓正直节操始终不二的大臣，承负天地间的正气；不论他有没有陈乞请求，都应当表彰，直到今天才议论赠恤，已经太晚了。验封司员外臣徐大相，臣一向听闻他挺拔刚直。上月偶然在邸中遇到宪臣赵南星，看见他拿着一份阐明幽隐的单疏，与科臣程注的意见相异??；程注也偶然来到，单疏中记载多人，不能全部说清，也各自根据所知保留大概情况。虽然当时把薛蕙列为议论恤录的首位，彼此都感到快意；但大相退下后又重新核查，认为薛蕙在诸臣中是第一流人物，不应草率略过而不表彰，于是特意专门上疏；又认为像窦子你等人那样品行孤高清正、政事卓越的人，与诏令或许不相符合，便徐徐准备补充奏牍。他就是这样慎重。没想到皇上认为薛蕙年代久远，未及仔细察核，于是严厉施以冒滥之罚，徐大相也被斥退。薛蕙忠诚耿直，出于天性，本来就不计较是否有今日的待遇；只是搜求记录遗留的忠臣而遗漏薛蕙，政务上已属缺失。徐大相正在替皇上促成表彰大典，以抒发长久郁积的忠愤之气，培育将来的忠义之心，可以说充分履行了职责，却反而因冒滥而被斥退。普遍施恩中冒滥的情况确实很多，并不在薛蕙。像薛蕙这样的人，即使过了千百世仍然会有余留的芳名，正怕因为年代久远而被遗忘，不能因为年代久远就说是冒滥。如今徐大相因为薛蕙获罪，确实是他自己甘愿承担；但皇上临朝以来，事事都如尧舜一般，今天阐明幽隐的诸臣已经???矌恩，却唯独遗漏了百折不回的薛蕙，还斥退了一位表扬忠直的徐大相，实在使大典不够光明。这一天，左都御史赵南星也上疏营救徐大相，叙述薛邦瑞替其祖父薛蕙陈乞。上述各事都奉圣旨，已有旨意了，该部知道。十九日 南京河南等道御史曹汝兰等上疏参劾抚臣唐世济的罪案，原来的确实情况从他自己的揭帖中更加清楚。其中说，唐世济在揭帖中亲自承认，曾称赞李如桢廉洁谨慎、很有声望，辽地人士无不归心。唉！我国家金瓯完整，全是因为无端的李氏兄弟贪图功劳而挑起事端，导致战争相连、祸乱不断。辽地人士痛恨他们造成祸害，无不想吃他们的肉、睡他们的皮，怎么还会说归心呢？这正是应当罢免斥退他的理由。有人说：李如桢把金钱送给唐世济，是因为他不敢指望唐世济推荐他。李氏兄弟的恶行种种，已经罪恶贯盈；乱臣贼子的诛罚，人人都为之愤怒。况且军政上的问题已经暴露，前面的锋刃如同刀剑，后面的祸患尚未预料，李如桢为此忧虑，所以用数千金来免祸。唐世济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李如桢，于是就作了这番推荐。科臣中有知道实情的人，不肯全部写入奏疏，大概是鄙弃这种行为。如今唐世济在揭帖中亲自承认有隐瞒未尽之人，那么这类事情也确实存在了。这正是应当罢免斥退他的理由。赣兵鼓噪时，臣等还以为只是传闻；如今他也亲自承认，放炮、呐喊、杀马确有其事。杀死马匹，把马头悬挂在军门，放炮呐喊，并向众人号称：‘不和我唐世济同心而杀掉唐世济的，就会这样。’马匹尚且知道不把冠帽和鞋履倒置，不把天地更换位置，难道还能这样吗？唐世济却心甘情愿、面色安然地说：‘这是喧哗，不是鼓噪。’以这种被人吐唾沫在脸上、还要等它自己干掉的气量，处在节钺之位，岂不是不称职吗？这正是应当罢免斥退他的理由。臣子奉职在外，哪怕平民男女有怨言，也一定要上报；一草一木、一禽一兽有异常，也一定要上报；一座山、一条河、一个星辰有警示，也一定要上报。哪里有军士杀死马匹，把马头悬挂在军门，地方受到震动，却不上报的道理？难道对安危缓急漠然置之、毫不相关吗？这是眼中没有皇上。应当罢免斥退他。浙江募兵使者当日已经奉旨，忽然反被污蔑，人心惶惑。部臣对人说：‘只是因为“人地不相宜”这句话出自唐世济，所以才停止。’所谓人地不相宜的话，果真没有私情吗？科臣为什么在揭帖中说有徇情私交、存在隐情呢？因为徇情而使皇上受到反污之罪，罪当万死，到了今天还不认为歉疚，反而直接承认说：‘人地相宜，确实有这句话。’“擅”这一字，二百多年中很少见到这样强硬的行为，已经在揭帖中显露出来了。应当罢免斥退他。奉圣旨：唐世济已有旨意了，该部知道。二十八日

译都察院右都御史赵南星上疏：为此感慨而抒发忠心，以赞美圣代清平光明的治理。其中说：近来看到南道御史张继孟过了很久才上了一道论列时事的奏疏，末尾自述他任县令时有功，甚至说百姓没有走邪道，蝗虫不进入境内，却因为不行贿赂而被投放到南道。等到奉圣旨，命令他指名具奏，他才说只是听闻而有所感触，不平则鸣，写了一道奏疏。奉圣旨说：既然没有指实，怎么可以逞发愤怒而亵渎奏报，姑且不深究，着令前去到任。该部知道。钦此。臣等参与听闻考选之事，不能使张继孟心服，反而使他混杂亵渎天听，臣等不能没有罪责，怎么能无话可说？治理天下的人，应当调和人情，不应使人有所偏重。有所偏重，人就会心怀觊觎；有所觊觎而不能得到，就会产生失望；有了失望，就会产生异议。这固然是由于人情日益浇薄，也是掌握权柄、执掌枢机者的过失。如今天下也确实存在很大的偏重：进士出身的官员受到重视，而举贡出身的官员受到轻视；京官受到重视，而外官受到轻视；北科道受到重视，而南科道受到轻视；甚至科道官中，科官受到重视而道官受到轻视。因此才有御史蒋允仪的奏疏，形势一旦发展到极重就无法挽回，助长了长久奔竞的风气，消磨了正直的气节。这是有见识的人共同叹息的事。但张继孟因为没有得到北道的职位，就说孔方兄有神力，公道没有权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南道正是他修养美好、恬淡自守的真实所在，又何必让别人玷污它呢？况且士大夫甘愿清苦，就像普通人不去做盗贼一样。做官而履行职责，就像受雇舂米的人按时完成工作一样，哪里能把这称作盛大德行、夸耀特别功劳呢？颜渊所在的地方，陋巷也因此增添光彩；杜甫游历之处，山谷也可以放声高歌。如今却把祖宗丰镐之地的尊重、豸冠和马??马的荣耀看得如此轻薄，那么部属之官又应该怎样呢？这是人情偏重所造成的，习俗会改变人，贤者也不能免除，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陛下责备张继孟逞发愤怒、亵渎奏疏，却没有加罪于他，实在深得情理与法度的适中。臣等尤其希望陛下因张继孟的话，思考偏重的弊病，命令下达吏部，竭力挽回，以平衡人情；这样，张继孟的话对于他自己虽然不明智，但对于任用人才的道理，并非没有益处。奉圣旨：朝廷设置各类官职，各有职业，怎么能过分区别轻重？看了奏疏，完全看出你们感慨时事、挽救弊病的用意，知道了。该部知道。七月

译七月初一日 巡按四川监察御史张论上疏议论佥事越其杰说：越其杰从前在荆州时，能够收集援辽后遣散的士兵，进入四川援救重庆。刚到时打了一次败仗，报告损失士兵二万多人，并且让遵义各部士兵进入城中，同樊贼往来交通，出卖阵地而反攻，几乎造成大败。后来幸亏他跟随各道兵马之后，共同歼灭周鼎应援的贼寇，收复重庆。所以先前督臣张我续传令让他带兵驻守泸州、合州，以观察他日后的作为；功劳和过错本来可以一并论定。无奈此人对褒奖好像充耳不闻，竟然毫无回应，只知道今天上一道揭帖，明天呈一张票拟，议论浮夸，争强斗嘴，甚至只是请求粮饷、躲避推诿而已。有人说，此人的部将唐天贵同首领相互勾结，所以故意拖延不进兵。又查访得知，此人包庇士兵冒领军饷，种种事情都有证据；这样的人在法律上不能容忍，如果不加以纠弹参劾，便不足以警戒后来者。该臣会同考察后认为：越其杰一身披挂，满纸锋芒，摇唇鼓舌，常常在平地掀起风波；但这种心术并不专一，所谓上校吁之术、身先之义又在哪里？按照马逃揆之纪法，即使削夺两级官职也不算过分。只是想到他曾经有一点微小功劳，不能一下子全部抹杀，应当重重降职调任，以此作为戒惩轻率、浮躁、贪婪、鄙劣之人的警告。奉圣旨：吏部知道。初二日。广东道御史李元上疏，题为“直指古今第一穷凶之人”，其中说：臣斗胆直截剖析历来的案件，以代替盖世的谋略，并使全天下的迷惑得到醒悟。人们知道熊廷弼败坏边疆，却不知道在当初审查他时，有人多方庇护，想收为己用，借鹬蚌相争来收取渔利的人，就是姚宗文。人们知道姚宗文通过钻营担任阅事官，想实行心中的私意；等到廷弼不肯受他利用，便暗中流露不满，使这件事没有办完就离去；又不明确直截地参劾廷弼，反而使廷弼得以再次审查、再次起用，最后一败涂地，成为即使按八议也无法宽赦的人，这也是姚宗文造成的。人们知道王化贞断送广宁，却不知道阅事时，文武将吏没有推荐一人，唯独推荐王化贞，致使他滥受节钺，假称进兵作战，轻率妄动而误国；凡是因此犯下应受刑罚且难以赦免的罪过，也都是姚宗文造成的。人们知道刘国缙盗窃军饷，却不知道他把恩师看得重、君父看得轻，既不查钱粮，也不查兵马，致使一逃了事；后来又在登莱骗取官职和钱财，任意施舍、克扣，这也都是姚宗文造成的。人们知道刘翘巡行边地是为了树立威势，却不知道他暗中指使死党陆宗以线索交通、机密权术，广泛散布，以微薄资财收买人心；还借讨要解送的皮张，因而唆使刘朝替自己谋求关抚之职，这也是姚宗文造成的。人们知道西虏的要挟没有止境，却不知道姚宗文信用心腹王猷，接受西虏赠送的参、貂和名马，许诺给他们增加赏赐；等到台省官员参劾此事、查出藏在船中时，直到今天王猷仍不知下落，这也都是姚宗文造成的。人们知道邵辅忠串通刘朝，毒害善良之人，却不知道姚宗文暗中指使死党孙杰等人，对外结交监禁中的犯人，对内结交受宠的宦官，为毛士龙参劾王猷之事报仇，最终使毛士龙被削籍离去，这也是姚宗文造成的。人们知道贾继春因做人轻率而受误，却不知道有人暗中挑拨激发、散布流言，名义上说是优待选侍的礼节，实际上是为解除郑贵妃亲戚的危难；名义上说是保全皇帝孝道的大事，实际上是借机使刘朝得以活命，致使贾继春被传闻误导。直到现在，获罪的宦官又被安置到救局转所，仍有希望得到节钺之职；有人又想借此作为猎取厚禄的阶梯，这也是姚宗文流毒所造成的。最可恨的是，先帝在一个月内显现出尧舜般的君德，这些事情全发生在他尚未登极的三天之内：发放内帑、征收税赋、起用废官、下令考选等重大政务，姚宗文竟在朝班中大声说：“太子不应办理天子的事情，应当赶快把这些诏令缴还，而且应当催促阁臣把它们缴还。”如果不是内官王安，先帝成就的美德将无从流传于万世。姚宗文的心肠也太毒了！臣因此感到恐惧，斗胆逐一列举他的奸恶，希望使小人的肝胆改变，也使后来狂妄迷惑的人醒悟。臣愚昧的愿望到此为止。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初四日。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上奏，认为台省官员纠察弹劾十分公正，而部臣却独独怀怨报复，格外狠毒。奏中说：范醇敬穷凶极恶。范得志一向倚仗父亲的势力，刻薄放肆，曾谋杀举人高守垣，奸淫他的妻妾，抄没他的家产。四川巡抚入留都时，曾对臣说得非常详细，而臣厌恶范得志的感情，或许已经表露在言语之间。范得志有了声望以后，曾多次托请他的卿官父亲的贤名为自己解释。今年考察时，南京台省收到的名单中，多有关于范醇敬父子的恶行；都门会审名单中，分省中善于学习孔等人据实纠弹参劾，虽然删去了范得志的姓名，但奏疏中所说的让男仆以焚烧抢掠所得的俘虏杀死他的长子、轮番奸淫他的妻妾、图谋夺取生员张继昌的田地、暗中害其前程、怀疑梁乡官同高举人暗中通信、创伤并夺取其家眷等事，都是范得志所为。至于范得志任南京太仆寺丞时，凡是各马州县过解、说分上缴的一项，所谓仆臣丞正是指前任官员，按例本应投入刻录；但他不愿就此罢休，接受他人唆使，巧妙地罗织番案，于是借臣下台作为离开京城的机会。臣平日厌恶范醇敬父子，临时随众议论纠察弹劾，怎么敢说是出于怨恨？但像这样反过来反咬，将使二百五十余年的察典成为可以废弃之物，也会使元恶大憝令人不敢追究。奉圣旨：有关部院知道。十三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南星上疏参劾张素养巡按地方时滥行举荐。奏中说：广东道御史李元曾经参劾原任太常寺少卿姚宗文、原任顺天府丞邵辅忠、原任陕西道御史刘廷元，认为他们都是邪恶奸党，获罪于先帝，其中姚宗文尤其是首恶。南道御史李希孔的奏疏也参劾姚宗文等人，要求发交史馆直书其罪。而浙江巡按张素养所举荐的姚宗文等三名大臣，都是欺骗君父、出卖社稷、获罪于天下万世的人，致使南北台臣交相上章论劾；张素养却一定要歌颂他们的功德，这实在是一件大怪事。况且张素养的奏疏使全国震惊，有人说，他所举荐的官员，如绍兴府知府齐琦，名义上万事都入朝答对，实际上却让群妾出外寻找饮酒下棋的人，纵情豪饮、行为狎昵；奸吏冯时来前来通报并送上贿赂，他从袖中取出。张素养入都以后却没有丝毫想要弹劾他的意思，那么他所举荐的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题荐、揭荐，都是近半年形成的陋习，已经有禁令了。然而陕西的高弘?、山西的徐扬先、河东的刘大受、宣大的李思启，仍然有提荐；这就像鱼和熊掌不能同时舍弃一样。大体说来，这一时期的人就像宿醉刚刚稍有醒意，还处在半梦半醒之间，不宜过分责备。

译张素养举荐三名大臣，刚听说时确实可恨，慢慢思考后又觉得他的愚昧值得怜悯；他的行为实在配不上绣衣御史之职，谁还应当躲避他的骢马呢？至于高弘?等人，暂且不论他们所举、所劾是否恰当，但轻慢诏旨、借机邀取恩惠，本来已经不能说没有罪了。奉圣旨：举荐和弹劾本应出于公心，而且已经奉有明旨，为什么不遵行？姑且分别予以罚治，其余按照拟定意见施行。吏部知道。十五日。巡按直隶御史林一柱上奏，题为“枢辅说离去并非真实，辽抚幸而离去也不合乎法”。奏中说：主上的势力孤弱而国事危急。皇上如今对于枢辅，难道感情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吗？孙承宗为什么要以有病为由请辞呢？当广宁残破、百姓和军队溃散折损之时，朝廷议论逼迫王在晋，让他出任辽东经略。王在晋竭力料理，事情也渐渐有了头绪。孙承宗捋起胡须请求说：“非臣不可。”皇上壮大他的志气，嘉奖他的忠诚，亲临殿前为他送行，以剑玉优礼他，以三公孤卿之礼宠待他，奔驰传送貂张以赏赐他，打开府库中的器物供他使用。臣认为皇上对待承宗已经很有礼遇了。国仇尚未报答，主上的恩宠一天天加重，这正是荆轲、离侯焚毁家室、沉灭宗族，聂政刺杀而毁面剖腹的原因。承宗为什么反而要以有病为由请辞呢？难道是认为只有自己劳苦，而朝廷大臣都已有还朝的打算吗？这样说的人只知道有枢辅，不知道应当从皇上的情面着想。臣希望承宗不要听从这种说法。又难道是认为布置已经完成，可以借此结束报效朝廷的事情吗？这样说的人只知道有枢府，不知道有军国大事，也是只顾情面的说法。臣希望承宗不要接受这种做法。如果让臣直截了当地说，那么肝胆是君主所能接受的，躯体生命是忠义之人所轻视的。年轻的天子为了边疆而舍弃自己所爱的人，黄老之臣却辜负期望，把自己所轻视的事情看得比你还安全吗？臣所说的，就是始终以情感来打动枢府。至于阎鸣泰，他是怎样的人呢？不过是沟渠中断裂的饰物，靠金银黄白之物夸耀一张嘴；又是张谦一方的毒牙恶旗，并且因一味骄纵而招来一片弹劾奏章。他善于攫取巡抚之职，又善于推卸山海关的责任。阎鸣泰的离去，不过是一线之隔。臣曾说过：有人骑马跃然归来，杀人放火，遇到巡抚便嬉笑，遇到关臣便侮慢；廷弼的逃走，是逃走而又豪横。有人踉跄出走，眼泪鼻涕不断；化贞的逃走，是逃走而又狡猾。若阎鸣泰侥幸进入榆关，那么熊廷弼、王化贞也可以进入囹圄；如果熊廷弼、王化贞不应当走出囹圄，阎鸣泰也不应当侥幸进入榆关。他的过失同样在于误国，应当把他绳之以法，关入请室，等待处分而已。奉圣旨：辅臣督师，原本因为无人可以任用，实在不得已，才出而担当。林一柱何必多说？阎鸣泰已经有旨意了。有关部门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十七日。巡按山东御史陈九畴上奏，题为“言官有功于国本，应当起复，却仍未能满足舆论”。奏中说：原任浙江巡抚、如今居家待命的高举，当先帝还是太子时，正任列西台御史。当时诸位大臣请求册立太子，而圣祖还没有答复；甚至有人被逐、被斥退，路上前后相接，脚跟相连。在这个时候，忧虑深重、反复思考的人，难道不都闭口卷舌吗？唯独高举同各位言官一起，明目张胆、毅然上疏论列。当时还担心灾祸不可预测，但最终诏旨还是下发给有关部门。即使后来不免又延宕了几年，当时那片精忠苦心，本来已经被皇帝内心所鉴察，也足以面对千古了。有这样的大臣，确实可以作为国家应急时任用的人才。如果任由他保持高尚品行，终老于山林岩穴之中，那么我国酬答功劳的典制又该如何解释呢？诸位大臣中已经去世的，已经得到恤典；而高举如今闲居园林，应当怎样对待呢？诸位被贬斥的大臣，已经蒙赐召还；而高举有幸获得皇帝允准，却仍未起用，应当怎样对待呢？臣的同僚上疏建言，已经得到显著升擢；而高举还在草野之间，应当怎样对待呢？恐怕这不是平息舆情、彰明盛大典制的办法。奉圣旨：有关部门看过后奏报。二十一日。江西道御史田惟嘉上奏：法纪不严肃，怪异之事接连发生。奏中说：臣进入台班以来，不到三个月，所见到的人中怪异者已有四人。第一是南京刑部郎范得志，他种种恶行，南北官员交相上疏，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偏偏他倚仗恶父的威势，放纵穷凶的本性，竟敢颠倒天地、扰乱大典。把朝廷的察典看得如同弃置的冠帽，把执法的正直大臣肆意诬蔑。这个蠢笨的逆子不畏天日，难道不是宇宙间第一怪物吗？第二是北兵部主事卢承业。卢承业参加考选已经很久，年过耳顺之年，只因考选偶然不合条例，拟授兵曹，便认为大大违反常典、使自己受到委屈。他却在众人中咆哮，难道没有看见前次考选中常有青年甲科进士升任府同知吗？即使是明月夜光，也早应当自行发光。可曾有一个人因不平而鸣冤吗？卢承业仍敢扬臂大喊，行为如同市井之人，这不也是一个怪物吗？又有南道试御史张继孟。考选本来是清慎严明的典制，科道官又都是清要之班。南道御史究竟有什么对不起张继孟的地方，他竟把南道御史鄙视得像丢弃一纸公文？英雄本来不能因为洁身自好而自取其辱，却被诬陷为受贿；如果不是部院上疏说明，几乎使士人含冤受辱，使大典蒙尘。这还不能称作怪物，也实在说不过去。尤其严重的是章兵举人鹿之麟：上天降下麒麟，巡抚、巡按查明钱粮，他却敢于诬害县官；以奏疏上达天颜这样的大事，他却敢于行贿让人代写；凭自己打破的饭锅，却敢于拖别人下水。广泛蓄积私揭，扰乱京城。不仅眼中没有县官，而且眼中没有巡抚、巡按；不仅眼中没有巡抚、巡按，更不知道有朝廷。奸诈超过鬼蜮，凶恶超过梼杌，难道不是怪物中的怪物吗？万物出现怪异，必定由雷霆击灭；人出现怪异，必定由天威震慑消除。这关系到纪纲，也关系到风俗教化。奉圣旨：有关部院知道。巡按四川御史张论为考察之事查得，应当提拿审问并追缴赃物的官员，是四川布政司副使徐逄聘。奏中说：臣从治理吏治的事务中得知民间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加???最苦，而尤其苦的是属下官吏肆意教唆贪污，使百姓的困乏更加严重；从驿站事务中得知驿递的事情，没有什么比驿兵最苦，而尤其苦的是那些虎视眈眈的官员使其一时助虐，使百姓的困乏更加严重。近来科道官屡次条陈，屡屡烦请明旨申令整饬；对于考察官吏、安抚百姓、清理驿递等事务，没有不是家喻户晓的。可是像徐逄聘这样明知负有重资、却全无忌惮的人，难道还可以容于清明之世吗？臣还没有查清他任官时的具体情况，只听说他的家眷带着五十余抬行李、八匹驮马，被台臣傅宗龙亲眼看见，傅宗龙为之叹息，早已在心中鄙视此人。伏乞皇上下敕给有关部门查议。奉圣旨：徐逄聘应当提拿审问，却不肯赴审，实在违法；着令该省巡抚、巡按官将他拿解到法司审究，不得再违抗。有关部门知道。

译●《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实录》卷第六。记载天启三年八月至十二月。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编辑、校正：廪监生方至。八月。九月。十月。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八月。天启三年八月初三日。巡按直隶御史左光斗上奏，题为“应当让去职的大臣恢复官职，苟且免职的微臣应当离去”。奏中说：臣曾经跟随科道官惠世扬等人，上疏参劾沈???、刘朝、郑养性等人。当时形势如烈火投毛，自知难免获罪。不久，上疏的人有的告假，告假的人有的休假，熊德扬、江秉谦于是被贬谪了。后来原刑部尚书王纪继同臣等人，以公正激愤之心在朝廷上疾声呼喊，于是蒙受严厉谴责；侯震旸也两次上疏、两次受谴。幸而上天启迪圣明，不久沈???因谋划出兵边地而败，郑养性因勾结妖人而败，如今又因谋划驻兵杭州而败。诸位大臣的话不幸一一应验，他们对国家又有什么辜负呢？不仅如此，先前一年之内，先帝去世、皇位继承等大事接连发生，臣同杨涟竭力争论移宫，亲眼看见皇上的孤危和移宫时的险难。当时以宗庙社稷为重，臣等只知道有皇上，哪里还顾得上其他？皇上没有前往乾清宫，却到慈庆宫取臣的奏疏亲自阅览，因而发下阁票，微臣才得以保全生命。当时臣宁愿做褚遂良，也不愿做许敬宗，已经下定决心。后来宫闱肃清，臣仰求皇上对选侍仁至义尽地给予恩礼。有一疏现存御前，正好同贾继春的揭帖在同一天奉发。臣应当奉明旨受到诰责，旋即蒙受恩宥，而选侍所受的恩礼却日渐隆厚，事情本来就到此为止。后来贾继春因借用之事受到挑拨构陷，纠缠不休，最终受到严厉谴责。本来是一件事，却强行分成两个题目；本来是一种心意，却硬说成两方面袒护。等到杨涟离去，贾继春也离去，两人彼此相对，既不能在言语上相通，也不能在心中相合。当时科臣中所谓借贾继春来攻击杨涟，因而又借贾继春来攻击贾继春的人，正是这种情形。直到今天，两次赐令召还，唯独你们被远远遗漏，难道圣明的雨露也有偏私吗？拂逆人情爱憎，至于过分爱护贾继春，实在如此。至于花济世，平生端谨，既不能借助别人，也不接受别人利用，只是错误理解了人们的话，认为自己误伤了贾继春，于是剖白内心来说明自己，并向济世谢罪；贾继春原本在借用之外，而济世又不知不觉陷入被利用之中。臣所说的，是既惋惜贾继春，也惋惜花济世。至于词臣文震孟、郑鄤，传述经义、抗颜论争，使一代节义增光，却使天子门生在元年所代表的国体大为受损；寺臣满朝荐、科臣毛士龙、铨臣徐大相，有的臣未曾见过其面却私下想象其为人，有的与臣同办其事而极其敬重其义；他们同样都是殷商纲纪应当迅速解除、汉家冠冕应当赶快归还的人。奉圣旨：移宫之事，朕已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月〕 多次论说清楚了。各位官员的争辩，也都已经有旨意，是非自然明白，何必再烦琐地说？以后不得再烦渎上奏，听候追究。有关部门知道。江西道御史霍锳上疏说：“寺臣显然犯了名分大义，还大肆发表诡辩之词。其中说范济世的一道疏、三次揭帖，难道不是因为其中另有隐情吗？他既然知道选侍是先帝宠爱的一名嫔妃吗？她的名位本来就还没有确定。只要能使她平安无事，就已经属于皇上的仁德了，何况皇上对她恩礼有加，天下没有不称颂佩服的。圣上的孝道已经尽到了人伦的极致，这本来就无须范济世多此一举地插话。可是他却急切地请求加封、请求移宫，试问范济世这样做，关系到什么重大典礼？关系到什么大伦常？在风平浪静、事情早已平息几年之后，他还恋恋不舍地抓住这一题目不放，这是什么见识？大概范济世平生自视庸碌无奇，恰好有中伤罪宦的贿赂可得，便借安置选侍的说法，把它作为倾陷忠良、解脱大奸的把柄，于是神飞色舞，急忙插足其中，把这当作安身立命之地。他又不肯自己出头，依附于一向负有清正声望的人，如贾継春，千方百计地进行蛊惑，使他陷入自己的圈套。自己却缩着身子坐观成败。等到贾継春悔悟，出疏自我申明，义胆忠肝一下子昭示于天下，奸人的内情才完全败露。这对善类造成的流毒，已经可以看出一斑了。从此邪说横行，是非颠倒，等到毛士龙一案处理之后，正人受到阻挠摧残，世道几乎不知道将归于何处。” 幸而社稷有神灵护佑，圣上受到上天启发，黄克缵、卲辅忠等几个大奸逐渐被退斥驱逐，近来刘朝又被处置，中外都感到痛快，朝廷之上渐渐显得清明，正人君子也渐渐扬眉吐气。可是范济世又在这个时候出来自我表现，实在很不像样。于是他心里盘算着：如果我不把从前的局面重新提起，就不足以衡量今天的是非；如果不把自己从今天众多正人的道路中区别出来，就不足以树立来日群小的旗帜。他存心积虑，行径就是如此。难怪他把加封、移宫说成美谈，喋喋不休而不怕麻烦。良心已经完全昏昧，出卖朋友、欺骗君上，更令人痛恨。奉圣旨：移宫的事已经有过多次谕旨，范济世已经离职，何必再争论？言官应当以国事为重，以后不得再烦渎陈奏。交有关部知道。” 初四日 山西道御史吴甡上疏说：削夺大臣的官职爵禄不合适。疏中说，刑部尚书王汜生来没有媚骨，卓然有担当，历任内外官职，都显露出大节。陛下采纳舆论，任命他掌管司寇之职；王汜执法如山，务求把恶人铲除干净，片言便能裁定边疆案件，多次上疏震慑奸佞的??鬼。他以孤忠报国，把鼎镬看得像甘甜食物一样。骑着跛马向西归去，形单影只，仿佛一片落叶。询问他获罪的原因，起初并没有大过错，只是因为慎重对待刑法条文，反而蒙受削职斥退。即使圣上的度量如天，终究会有召他回来的那一天，但他长久郁结于情怀之中，令人共同兴起真正之道的叹息。自去年夏天以来，多次奉到温和的诏谕，凡是因言获谪的人，都承受了特殊恩典，难道对大臣却独独吝惜吗？可是赐还官职的举动至今仍杳无消息，这是圣上还没有记起这件事吗？臣对此深为感慨。如今时事多艰，任用人才最为重要。有清望的臣子，会被大义激发而有朴被之行；才略浅薄的人，却甘心昏昧糊涂，贻误军国大事。像王汜这样的臣子，不可以始终弃置不用。况且听说王汜因忠直鲠言，过去被宦官刘朝构陷，人心愤懑，已经不是一天了。只是因为有齿马之嫌，臣不敢直说。陛下既然已经察知刘朝的奸恶，刘朝的罪状也和众人一样被弃绝，天下仰望称赞圣明，至今仍拍额庆幸。” 既然能够勇于除掉奸人，怎么还会不愿意任用贤才呢？臣私下认为，赐还官职这一盛典，应当从王汜开始。奉圣旨：交有关部知道。

译刑部尚书孙玮等上疏说：国事的是非本来明白，人们的议论却自行混乱。疏中说，近年来张差一案，几乎要用疯癫的说法来改变揭发奸谋的奏疏；事情关系到国本，哪里是容易议论的？那个人手持棍棒而来，不到其他宫门，偏偏独自进入东宫，殿中情形可想而知。疯癫的人会这样做吗？幸而皇祖赫然震怒，立即杀死两个宦官，以保全宫闱的体面。然而皇祖临幸慈宁宫、召见百官时，御史刘光复厉声震动人心，暗中夺破奸谋，这也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所以追究张差一案，毕竟应当以揭发奸谋为正确，以疯癫说为错误。这件事可以传给信史。移宫一事，各人持有一种说法，几乎形成聚众争辩。臣私下认为，在君主年少、国家疑惧之时，忽然有垂帘听政的举动，会使人惊疑。万一出现牝鸡司晨的情形，凭借先帝遗命，任意施行她所想做的事，那么即使有忠臣想仿效夹日虞园的旧计，也已经晚了。哪里比得上排闼而入，像杨涟等人竭力请求移宫那样，见机得早呢？等到宫已经移了，嫌隙已经堵住了，还要不停地追论，吹毛求疵，那对圣德不能说没有一点损害，而且还会伤害先帝的明断。只有我皇上很快改变想法，丝毫没有执着滞碍，可以说是善于处理宫禁之间的事情了。” 贾継春的一道疏虽然不免过于激烈，但主要是为了曲全圣德，使皇上追慕大舜的孝道，成就千■〈礻冀〉的名声，这也是忠诚爱护皇上的深心，只是忘记了自己的刚直罢了。当日移宫是正确的，那么顺从移宫的人就是错误的；信史的褒贬删削难道可以轻率吗？至于经抚一案，罪状已经清楚，有什么难以辨别的？可是旁观者偏偏要分左右、表明袒护，以实行他们结党营私的谋划，这是什么心肠？法司会审时，丧失军队、丢失土地，都是抱头鼠窜，又同样犯罪，怎么能有不同的等级？这个案件像山一样确定，不容改变。主要应当让经抚同罪；这样看来，分左右、相互袒护的人才是错误的。朝廷设置法司来掌管审判，又分设刑垣来掌管参劾驳正，凡是犯法之事，都应当请求明白裁决。立枷并非常规刑罚，只是暂时用来惩治大奸，难道不是人人称快吗？但如果轻率使用而导致犯人立即死亡，能没有一两个人喊冤吗？如果不经过法司详细审讯、刑垣复核奏报，恐怕有人会借用立枷来发泄睚眦之怨，诱使无知之人投身于必死的妄举，这种人正不会少。这样会伤害天地的和气，也会损害尧舜的仁德，实在值得忧虑。奉圣旨：准奏。” 十一日 巡按浙江御史冯三元上疏说：罪臣郑养性比先前南来时，装载着许多人，沿河停泊，不肯交卸。据该道参看得出：郑养性倚仗宠幸、纵容恶行，任意行事而毫无顾忌。先前他乞求恩典，滥行承袭适职，在武选司署理事务时，曾经因为违反制度而强行争辩，幸蒙神祖息怒，稍稍减轻了滥袭的等级。无奈他日益骄横，圣朝待他不死，他仍不悔罪。粮船关系国家大计，臣昼夜竭力催促，只恨不能飞渡，以救济京城和边疆的急需。郑养性竟敢私自包揽许多船只，装载许多人，长久滞留江边，不知在干什么勾当？眼中难道还有国家法令吗？臣主管漕运事务，怎么能坐视不管、默默不言呢？臣请求皇上如果要为保全养性打算，就不如把他送回襄阳；养性如果要为保全自己打算，也不如回到襄阳。为了全国大计并安抚人心，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假使养性留恋杭州不肯离开，而皇上又不愿驱逐他，臣私下恐怕两浙的祸乱就要从这里开始了。奉圣旨：已经有谕旨了，交有关部知道。十四日 江西道御史田唯嘉上疏说：“陕西左布政使沈演，先前经巡按御史高推复命弹劾此事，已经奉旨交有关部门了。假使沈演稍有顾忌，本应反省自身、悔改罪过，安静听候处分。可是他看了邸报，竟气愤地上疏，逐条进行辨驳。对于御史所弹劾的事情，他反过来弹劾御史，皇上还可以依靠什么？这样的持斧之臣，难道是用来压制一方的吗？宪体不严肃，豪强官吏横行，藩权日益加重，朝政日益衰弱，世道的混乱就更加严重了。人谁没有过错，只是苦于不知道自己有错罢了。沈演果真这样纯洁无瑕，而按臣的弹劾全都涉及虚假吗？臣没有时间详细说明，只看他反过来弹劾按臣这一点，便已经是横行放肆、没有人臣礼节了；由此也可以大体看出沈演平生的为人。况且他的疏中又说：‘乘机中伤我的下属官吏，捏造名单诬陷污蔑我的奸民。’臣也不知道他所指的是谁。但就这几句话剖析来看，被按臣弹劾，是因为不能得到上级支持；被下属官吏中伤，是因为不被下属信服；被奸民诬污，是因为不被百姓拥护。作为一方大吏，上下官员和百姓没有一个认可他，他却孤零零地自称：‘只有我一个人贤能。’谁会相信他呢？” 总的说来，他年纪已经大了，性情却更加急躁；事情已经到了破罐破摔的地步，也不再有所顾惜，向上攀附、向下牵连，一定要玉石俱焚才痛快。仅凭这一点，也可以完全看出沈演平生的为人了。”奉圣旨：“交有关部院知道。” 二十一日 刑部等衙门尚书等官孙玮等上疏，题为“施法应当公平，用人贵在恰当”。疏中说：做人臣的义务，应当与边疆共同生死存亡。康应乾的城池被攻破后，他逃身苟生、贪生怕死，调兵到三岔河截击敌军，虽然不是先朝所托，却借故远出；乘坐一叶小舟渡海，显然是临时暗中逃避藏匿。虽说军队调动、百姓逃散，空城难守，但试问固守城围、保卫疆土、守土尽责的是谁？即使有转运物资的功劳，也难以抵偿失守、逃跑的罪过。既然已经望风而逃，就应当依照逃亡之罪论处。新律明白规定，发遣戍边是恰当的。牛维曜城破而身存，活着确实惭愧，死去也很惭愧；然而监军的职责并不是守土官的职责。他出城时奉着红旗督战，并不是为了脱身；冒险冲出包围时被刀刃重伤，几乎死去。他既没有航海逃跑，也没有进入关内。若责罚他没有尽到一死之节，刑部覆奏认为可以不处死；若责罚他逃跑，他始终未曾逃跑。况且他所监领的四名将领中，梁仲善、童重暌死节于战场，侯世禄捣毁敌巢后复官，毛文龙在海岛建立功勋。维曜不能论功，也可以用来赎罪。但他毕竟是失职的官员，又是被逮捕的臣子，姑且拟处杖刑，以示侮辱。奉圣旨：姑且依照所拟。巡按直隶御史曾熙丙上疏，题为“贪鄙的道臣不能担当重大职任”。疏中说：宁太兵备副使王隆德已是夕阳西下，却贪恋钱财；作为统率属下的官员，毫无声誉可言；自身的防范大为败坏，奸役借此聚集成群，尸?丙官奔走如市。在江左多事之时，哪里能成为道臣积聚污秽之地？伏望敕令有关部门查明他的贪污积弊，从重处分，以作为道臣贪鄙枉法的警戒。奉圣旨：近来已有谕旨，责成司道司官考核吏治；如今司道官自己先贪污，怎么能率领下属？着令参劾并从重治罪。该地方的道、府官，都着令加紧办理，限期到任；如有违误，着令抚按官一并参奏处置。交有关部院知道。” 二十七日

译巡按四川御史张论为钦奉敕谕上疏说：指挥李世武、张世爵等都承蒙委任，却没有尽到恭敬勤勉的职责；有的屯田粮食拖欠，导致额定军饷亏缺很多；有的稽查疏忽、才干平庸，任由侵吞搜刮而没有察觉；器械大多钝坏，毫无整顿修理的成绩；士兵和战马大半逃亡，队伍还有什么用处？加上城墙倾塌破败，军粮匮乏，即使全都偷安懈怠，存心如猫鼠般作祟，也难以逃脱失职的罪责。奉圣旨：交都察院知道。二十九日 左都御史曹于汴上奏：冯从吾是素来享有崇高品德声望的旧臣，微臣却错误地蒙受了皇上点用。奏中说：冯从吾与臣一正一陪，本来经过冢部衡量，也经过许多官员反复推敲。真正看起来，从吾的德行远胜于臣，从吾的才能也远胜于臣。就像骏马走在前面、劣马跟在后面，并不是无缘无故这样排列的。如今臣忽然凭浅陋越过他而占据前位，承受圣上宠眷，内心不能欺骗自己，哪里能够安心呢？考察从吾，他从翰林起任，担任执法柱史，因忠诚正直被贬居林下三十多年，勤勉修养德业，对得起独处时的良心。皇上登基后，他刚刚赴召回朝，每每提出策略来匡正时局，希望尊奉君主、维系世道，只过了一年多，就请求退休离去了。他离去时，人们无不惋惜他，而且更加推重他；离去以后，人们无不思念他，而且纷纷推荐他。因此如今的推举，没有不欣喜赞叹的，都希望承受皇帝的选用，使景星再次出现、麒麟重新归来。怎么可以不用这样的人呢？皇上任用臣掌管吏部，本来就是要让臣鉴别流品、推举贤能。从吾和臣等人的等级，本来就有分别。臣一旦越过他而占据不应占据的位置，流品混乱就从臣开始了。过去臣忝居风宪官的末位，不能推举从吾，已经心怀惭愧。” 如今又冒犯铨选制度的空缺，使他仍然隐居草野，那么臣进入吏部任职之日，也就是埋没贤才之日。恳请圣上明察，仍准许起用冯从吾，使他成为铨部的榜样，必定会有杰出伟大的树立建树，以报答圣恩。奉圣旨：曹于汴品德声望一向显著，特意简选为左铨，着令依照新的任命到任，不准推辞。交有关部知道。刑部等衙门署理部务的侍郎等官白瑜等上疏，参劾并处分逃亡、贪婪放纵的将官。奏中说：袁应兆领兵援辽时，忽然在塔山为何观望？忽然到了山海关为何马上称病？既然说要招募浙兵，重金收募精锐兵员，却又招募辽兵，暗中补充浙兵的数目。每月粮饷从军士身上扣除，已经榨尽穷军的骨髓；以战士名义侵吞的钱财，也已经耗尽。这一个罪犯，爱钱已经到了极点，又兼且贪生怕死，算计钱袋已经装满。议定发遣，并限期严追赃款，使贪婪者知道警戒。奉圣旨：依照所拟办理。○九月 九月十一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赵南星上疏弹劾无知的按臣。奏中说：张素养巡按地方时，在人才方面推荐姚宗文、卲辅忠、刘廷元，在有司官员方面推荐齐琦。他的名声已经被臣弹劾处罚，没脸再入朝班，因为母亲年老、自己有病，请求退休，确实可以说是安分了。等到读他的疏，才知道他为所推荐的姚宗文等人辩解，说都是依据道、府的开报，是遵循旧例。至于齐琦的姓名，前任按臣从来没有打算弹劾。近来接到巡盐御史傅宗龙的禀帖，说齐琦的名声是被狡猾官吏冯时来暗中操纵的；按臣巡行部内时，已经查究革职，但像冯时来这样的左右之人，难免又暗中窃取权力。冯时来被查究革职，难道素养还没有听说吗？至于奏疏中称呼臣，只写堂官的姓名，素养却把揭帖投给臣，自称‘职’，竟然直接写臣赵南星的姓名。这些旧规，也不难知道。陛下尚且不直呼臣名，素养却直书臣名，似乎有意侮辱臣，以发泄他愤懑不平的怒气。然而臣最终认为他只是无知。当今天下风俗败坏，法纪衰落已经很久了；不知道有朝廷，哪里会知道有大臣？没过多久，高推弹劾沈演时，他又替沈演辩解；张论弹劾戴君恩时，他又替戴君恩辩解。这样的人做按臣，已经很难办了。臣都为此加以驳正。素养推荐举人所必定不会推荐的人，又弹劾本来不该弹劾的人，南北两台交章纠弹他，他却不容臣说一句话。作为总宪，不也很难吗？臣实在怜悯他的无知，认为不值得严加治罪；但恐怕奸黠之徒都假装无知来逃避法网，那就会立即造成大乱，无法收拾。奉圣旨：张养素荐举不当，已经由堂上官员参劾处罚，却又擅自烦渎辨解，风纪官怎么能自己触犯法纪？前后纠弹之事，关系到宪体，难道只是为了一个人吗？着令有关部从重议处。二十七日 福建道御史彭际遇上疏说：国事艰难，应当忧虑并设法挽救，实际的政务应当修治。奏中说：近来的治理之道因循敷衍，士大夫风气浮躁竞逐，已经造成了一个彼此顾全面子的世界。如果不整顿法令、整肃纲纪，就无法振作内外官员长期积习的懈怠。伏愿皇上果断独断，举用纲纪法令，一一加以振作整饬；严格明确行政，用人一一考核名实。敕令内外大小臣工，不要相互沿袭敷衍的旧套，只以成文法制为遵守对象。这样或许能够使克服艰难的念头相互警惕，安定疆土的功绩也可以很快建立。臣又认为当前的急务，只有兵饷。要使兵饷充足，没有比屯田更好的办法。近来太仆寺臣董应举以经世济民的深心，经营屯田的良法，前后收获高粱、屯麦，不止四万余石。将来屯种逐渐扩大，稻田也逐渐成熟，告匮的军储可以借此得到补充。如此急切的事务，确实应当交给有诚心、能任事的臣子，赐给他节钺的新衔，以加重他的事权，使屯政没有受牵制的忧虑，国家获得屯粮的利益。至于各边，都像是没有粮食，屯政都应当修治兴办，及时筹划、清理，以督促考核开垦的责任；把这项责任交给各边道臣，务必使屯政大为兴盛，使边地储粮得到补益。” 这就只在于主管此事的人赶快筹划罢了。奉圣旨：屯政应当提高事权，董应举着立即交有关部门议覆。各边开垦，仍然一体加以申令整饬。元辅即将出朝辅佐襄助，已经有谕旨了。交有关部知道。○十月

译十月初四日 浙江道监察御史陆献明上疏，题为“治理首先要把握大体，用人贵在疏通正气”。其中说：近来陪推人选经皇上点用，从人选本身看未尝不恰当，但从制度体例看终究有不便。李三才是先朝老成之臣，如今又久病，不能保证任事，暂且不论。冯从吾任漕运于汴地，余懋衡等三人，都被称为大贤，都足以担当大任。即使有正推和陪推之分，也没有高下之别。皇上点用陪推人选，也已经明白告知大臣了。谁不称颂圣上裁决的公正？难道会因此虚无我等吗！只是任用陪推者，后来反而因点用陪推而离去；勉强留任、后来不得不留下的，也都说是因为点用了陪推。由此可见，点用正推是常规，点用陪推是非常之举。圣明君主以常道治理天下，又何必使群臣不得安宁，徒增一层情绪呢？依臣愚见，曹、冯二臣的任用先后，实在并不相妨。冯从吾在汴地应当一心任事，不要辜负皇上的眷顾倚重；应当赶快召来任用，不要听任他求安自便。仍请谕令有关部门，今后会推时，一正一陪，照旧选用品望相当的人充任。使点用正推者成为今日的先导，安排陪推者成为将来的首选。即使是审慎选择，也必须召集阁部大臣当面赐予[缺字/疑误]确，不能固执成见。皇上点用一位大臣这样的大事，可以不计宫府之间的异同，也可以平息台省的议论。如今铨臣张开达坚决请求归去，难道仅仅是为了停止这一项任命吗？所以应当坚持的大体原则很多，而会推只是其中一项。至于覃恩不应过于泛滥，群臣纷纷进言，皇上也严旨说明：这是庆赏大典，施行和停止自有时节。至于先朝正直之臣如薛惠，应当有今日的表彰，本来就不能同滥施恩典相提并论。皇上一时斥责司官，群臣的言论也无法挽救，不过是姑且借此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罢了。若说这样竟然吝惜恩典，使忠义湮没，那么又凭什么彰显刚劲的节操、为后人树立劝戒呢？因此，薛惠的特恩、徐大相的环召，都应当有益于名教，不应吝惜。像王纪这样执法明刑的部臣，像文震孟、郑鄤这样敢于犯颜直谏、勇决进言的词臣，像侯震旸、江秉谦等这样守节不屈的台省官员，去年因抗章触犯圣旨而被斥逐，已经一年多了。诸臣长期困顿于逆境，圣明君主也不可能终身怀怒，为什么要使盛世的麟凤之才饱受山林烟霞之苦呢？臣愿圣上留意，怜惜人才，详察众议。奉圣旨：都已经有旨令了，着令有关部门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初七日 巡按陕西监察御史臣高推上疏说：微臣弹劾奸臣，是有根据的。奸藩横行狡辩；所谓布政，是掌管一省财政的官员。此处贪污，则全省不能清廉；此处松弛，则全省不能振作。沈演却是擅权的辅臣，他的胞弟又与他兄弟同恶，表里勾结为奸，同其他省的布政使更加不同。他们贪婪如豺狼，毒害如蛇蝎，真是难兄难弟；人们传说他们是盖世之奸，在三秦之地无法无天、独自作恶。两人伸手入囊，搜刮无厌，从不顾及军民；把腹中搜刮来的财物剖开来看，又有多少能藏得住？哪里知道他们的同僚搜刮到数万青蚨，躺卧在残红之中，直到日上三竿，于是对封疆事务毫不关心，把大酋长的危难看作秦越之人的事；考核官员优劣的权力还没有交卸，却迟疑拖延，耽误回复命令的期限。把辽饷视为等闲，百万生灵有什么罪？把正务当作故事，像“五日京兆”那样敷衍是不合适的。臣为了百姓而除掉残害他们的人，沈演却凭借三处藏身之所，肆意妄为。有人还说臣只抓住一个而漏掉一万个，沈演反而倚仗权势，翻云覆雨；他表面上每日遮掩自己的行迹，实际上却是在把持天子的耳目。奉圣旨：着吏部知道。初八日 山西道御史吴甡上疏，题为“安定百姓必须先选择官吏，京城尤其应当得到合适的人才”。其中说：京师五方杂居，各种逃犯法奸之徒，都把这里当作逃亡藏匿的地方，往往凭借神奸之人，造成种种祸害。追究起来，他们的恶行上通于天，祸患则危及国家。只有五城御史掌握捕盗除弊的权力，像臣的同官梁之栋擒获刘保，方震孺擒获庄士元，刘芳擒获王一鹏，夏之令擒获王天授等人，行动如霹雳雷击，揭发奸弊如有神助，冷面而忠肝，为国家铲除大蠹；直到今天，奸宄都收敛踪迹，畏惧他们的风采。由此可知，国朝设置五城御史来缉拿奸徒、揭发弊端，法令是最完善的。近来有五城改差一年的说法，或许也是注意到这一点了吧？至于亲自承担牧养百姓责任的，责任在守令；府尹的权力最为重要。如今却不是这样，体制上虽徒然尊崇，实际事权却不重，往往厌烦案牍，刚一接受职事，随即就迁调离去。这属于卿寺官员的范围，臣姑且不多说。只有宛、大两县是京畿首要的县邑，似乎应当重视其职任，特别留意选拔，长期任用并优先升擢，使之成为天下有司的榜样。然而如今任县令的把县衙看作传舍，把精力用来谋求升迁调转、结纳权贵，对百姓事务冷漠无情。他们任职才有多久，已经上报升迁了。臣亲眼见到宛县、大兴县两县县令报升，有衙官来臣这里办理公事，臣上前问他，他说：“如果诉状落到衙官手里，小民就要哀号了！”臣询问其中缘由，才知道有两种苦处：一苦于衙役需索，二苦于店禁的[缺字/疑误]羁勒。臣常常出示文告严禁，稍微能够实行严厉禁令，但这些弊端沿袭已久，不容易全部革除。如今四郊多有战事，祸乱的苗头接连出现，京师是国家根本之地，如果不早作巩固，凭什么能够无所畏惧？这是长期任用县令的责任。近来吏部有一份奏疏，要求选用甲科进士任职满三年后行取，不应只对天子脚下的首邑吝惜这项安排。奉圣旨：京师是国家根本重地，小民尤其应当加以安抚。这份奏疏所说宛县、大兴县衙门蠹虫和店禁等弊端，着五城御史严格实行禁革；关于选用甲科进士，着有关部门立即酌情议定。府尹是重要官职，着推用精明能干、善于办事的人，不得频繁迁转而滋扰地方。初九日

译贵州道御史胡良机上疏说：老臣高雅退隐的志向，应当成全，并为其保持清白的名节。空缺处非[缺字/疑误]，其中说：臣观察朝廷，朝中没有空缺职位，必定是因为在野之地很少有遗贤。于是翻阅仕籍，如少卿王宗蓁等人，臣年轻初入仕途时就听说过他们的姓名；等到臣列名仕籍以来，偶尔问及朝廷士绅，他们都说一二十年未曾见过这些人的面容。这些人真如苍松翠柏，不愿在官署楹柱之间向风争鸣；又如景星庆云，怎么能够总是同银河一起照耀、让众人快意瞻仰呢？诸臣的经历，臣年事已晚，不能全部知晓，也不必详细列举姓名，以免拘泥于一己的私意；但应当陈述他们的年岁经历，以记载其清高淡泊的本性。燕京尘事纷扰，怎么忍心让这样的人长久处于昏昧之中？对于他们，应当优厚地加以恩恤，准其致仕，以酬答他们一生的操守，不必再让议论者反复争论。令人感慨的是，如今重视内任而轻视外任，正是长期积渐造成的。京堂官员建立衙署、掌握实权，十人中有九人如此；即使藩方大吏，也还要经过一次转任。这样一来，在舜门四面开辟、广纳贤才的时候，也不能不加以区别安排。至于曾经两次考察，仍然回到原有职位；甚至内外三次考察，反而每日升登显贵阶层。也许他们年纪越高而德行越盛，但毕竟宠遇过度，精神自然会受到惊扰。为什么不把正当的名位还给当事本人，把清明的风气还给仕途呢？奉圣旨：恬淡退隐者本来就应当奖成，但起用各官原本是为了考察和发挥他们的才能，有关部门仍应酌情议定推擢。王宗蓁一事，着令查核回复。江西道御史刘璞上疏说：仕途表面上似乎清明，实际上却很滥；弊端表面上似乎缓慢，实际上却很紧迫。没有什么比调官一事更明显了。奏疏中说，守令应当长期任用，明旨责成此事，不止三令五申。关于调官，也曾有人指出过，但还没有专门上疏陈述其情状，臣现在就为皇上陈说。如今参加选官的人，地方稍微不合心意，便说“我请求调任”；主管选官的人也安慰他说“调任”。只把官职看成可以调动的东西，把调官看成可以执掌取用的权力，所以人人争相惊动，志向也无法安定。更改调官令，不知始于哪一代；到了今天，实在太泛滥了。己未年，科臣张延登上疏，请求把铨选归于本部，调官听从抚按，双方不得侵夺权力。奉行了三年，到辛酉年大计时，本部忽然调动有司官二十人，全都是因为正官出现紧缺。被调的各员扪心自问，却不知道缘由，于是那些逃避困难、逃避边地的人，竟然请求留任而不赴调。外地请求调任的，因此比以往增加了一倍多，每省几乎占到一半。看来吏部同抚按各自争着树立调官的旗号；由吏部调任的人，恐怕会被上司责怪，更加不便，而吏部调官的权力反而受挫。只有由抚按调出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无不趋之若鹜。为什么呢？每调任一次，就等于举荐一次，下级官员的进身全都系于此，似乎就是如此。只是没有想到，设置官职本来是为了百姓，为什么不根据民情来体察呢？选官文书一发出，迎接的人、等候的人都擦亮眼睛盼望，希望得到贤能的守令来使我们终身受惠；任期满了就离去，百姓还有什么话可说？席子还没有坐暖就更换，众人必定不能安定；事情还没有熟悉就把他摘调，百姓的感受必定不甘。人情所共同期望的，是得到好官，谁没有同样的心愿？舍弃这里而去那里担任百姓父母官的人，必定不会这样漠然；但把这个人夺走而换成另一个人，难道不是完全不顾百姓、只顾官员吗？这种漠然就更加严重了。唉！不是升迁，也不是朝觐，却无缘无故开辟这条道路，供署理官钻营。因此，调任正官成了大兴作，委署偏官成了小兴作，这还不止。调官对百姓是小劫数，委署对百姓是大劫数。委署的害处，臣不必全部详细陈述，但有搜寻百姓细小毛病、借故勒索的，有强行合并期限征收的，有白天公然抢夺、夜晚也毫不畏惧的。州县佐贰官讨好权势、剥削百姓，其毒害甚至超过这些，大概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法令。所谓统一的法令是什么？也就是把这一切全部停止罢了。停止这些事有几项好处：节省州县迎来送往的费用，这是第一项好处；断绝抚按徇情顾面的苦害，这是第二项好处；坚定有司谋求职位的心，这是第三项好处；满足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这是第四项好处；归还本部铨选迁调的权力，这是第五项好处；免除贤能与不肖混杂调任的讥诮，这是第六项好处，只是对那些在仕途上惯于钻营的人不方便罢了。奉圣旨：着有关部门酌情议定具奏。江西道御史刘璞又上疏说：考察所涉及的事情非常重大，考察官员不应当仓促推用。其中说，纪纲中最重要的事情，哪有超过黜退幽隐之人的典故呢？外察、京察的名单都列入其中，即使人才能力可惜，也不妨另行补用。然而补官的惯例，在京官和外官之间不同；外地小吏可以随考察随即补用，京堂官员的补用却必须拖延三五年，以等待评议确定，从而培养恬静的风气。从来没有见过纪纲的废弛，反而出自主持纪纲的人，陆卿荣补任南太常少卿就是如此。问是谁补用他的？就是铨[缺字/疑误]李逄节。铨[缺字/疑误]为什么有此见解，急急忙忙地补用他呢？难道天下人都可以欺骗，而铨[缺字/疑误]真有这样的权力吗？二月考察，十月推用，六年后才放弃他，却一旦之间立即起用，这种举动难道不令人惊骇吗？何况旧太宰是主持考察的人，车辆刚刚准备好，尚且还要等十日；新太宰是主持爵秩的人，等候命令却不到一个早晨。即使稍微忍耐等待，听取老成之人的权衡，也未尝不恰当；但为什么启事的文书却像来不及办理一样？难道要让桃李之才全都进入私门，让参苓之材都装在笼中蓄养，然后心里才感到痛快吗？这样看来，铨[缺字/疑误]的伎俩也暴露了一斑。范得志扰乱考察制度，手段也十分险恶；因为事情明显，所以人人都能纠弹他。如今借口说可以补用，便接连全部补用，使那些应当推用而没有瑕疵的京堂官员，与那些仓促推用、受到议论的京堂官员，纷纷同时并列，难道考察制度反而成了推用官员的凭证吗？难怪那些一考、两考而侥幸滥用的人被人指出后，仍然在长安道上扬扬自得，毫无顾忌。纪纲，是天下的纪纲；情面却只有一个。一个人的情面，便因一人而徇私，扰乱考察制度。这样追究考察制度，它若不是磨砺世风的工具，反而成了顽钝不明的东西，那么对于考察以前交章申饬、考察以后交章纠拾的人，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奉圣旨：考察调任各官，迟速向来没有固定条例；以后着令查核议定，酌情施行。李逄节不必苛求，着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二日

译福建道御史李应升上疏说：治理的法令和治理的人相互交相弊害，皇上振肃纪纲，就会片[缺字/疑误]如雷霆；大臣破除情面，千里之外也能运掌自如；台谏官任意纠弹，百司都会战战兢兢。如今动辄议论增设官员，为人营造钻营的窟穴，纷纷迁调，名实都很乖张。自从登莱增设巡抚，盗饷、费饷达一百余万；增设招练监军，又浪费十余万。其他如淮海的招买、两淮的疏理、边蜀的赞画，前后侵耗也各有数十万。关城将领像蚂蚁一样遍布，钦依遍地剥削军费粮饷，又不知有几十万。增设总督，只增加纷纷的议论；增注京堂，日益造成谗邪纷扰。枢贰增设了，几时能够慷慨地出行边地？司空增设了，几时能够节省费用来储备军器？总兵增设数人了，只见他们制造祸乱、放纵逃犯。礼部、兵部司属增注二三十人了，谁是储备边防人才、精通典礼的人？更严重的是，滥开边俸的快捷门路，使灰烬燃起，则吏治一天天败坏。平民也能扬袖而起，邪人进入幕府，则奸弁充斥。臣愚以为，可以从圣心决断，全部停止。如果因时势稍有困难，革除弊端需要逐步进行，那么卿等所增注的缺额，先裁减三分之一，作为明年全部停止的基础，可以吗？改设守备，全部革除新设官衔；从前滥发的咨札，全部由抚按追回并焚毁，可以吗？事情下交部曹后，如果一千九[缺字/疑误]寝阁，则有关科道注明注销，每月奏缴，以严格纠察审核，可以吗？骄兵倡乱必定有纵容放任的人，那么悬榜明示，确定诛杀正领兵将官，可以吗？锦衣卫旗尉有一半归附权贵，徒有虚名却冒领粮饷，那么像京营旧例一样派官巡视，可以吗？卫官袭替、比试不严，污秽泛滥已经到了极点，那么暂且停止借职，以节省虚耗的粮饷，可以吗？将领蚕食逃兵、不予上报，私自招募乞丐，瓜分其中一半粮饷，那么尽力裁汰千总、目把等官，归并到团练，可以吗？穷民被敲打催逼，号哭充满庭院，奸猾胥吏却侵夺欺骗、安坐福堂，那么侵盗边地和腹地财物达到四百两以上者，照旧按真犯死罪的条例申明执行，可以吗？才力不足的，不妨改调；如果贪婪残暴、罪恶几乎贯盈，经过纠弹后特别议定降职处理。贪官污吏破坏公事，如鹰一般伺机攫取，那么应当定为条例，不得升任京外府推官以及知州、知县，以防止他们肆虐，可以吗？奉圣旨：着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三日 巡按四川御史温皋谟上疏，请求赐予优厚抚恤以慰藉忠魂，并议定升职补缺以安定地方。其中说：遵义道参议赵邦清，有贯日凌霜的节操，有轰雷掣电的才干。进入四川以来，慨然把讨贼作为自己的责任；一到綦江，就斩杀伪总兵袁文绣；又督促侯粮柱、陈一龙进兵，斩杀首领石良三父子。于是人心振[缺字/疑误]，逐渐前来招降；先在松坎营建营寨，继而在桐梓营建营寨。凡是被胁迫的旧民，如安銮、罗安良、赵国玺等，都携家前来，共有一万多人。近来又发兵攻打蔺地，招徕西目、新疆等处，诸项事务渐有整治，他的功劳实在不小。不料六月初九日，他亲自进入郡城，触染腥瘴，病势沉重；抬出桐梓后，药饵无法送到，只能每天喝几十碗冷水，最终竟未能起身。这固然是本官的不幸，实在也是四川的不幸。查《大明会典》条款，外地文武官员不论品级，凡以死勤事者，抚恤典礼由皇上裁定。又查得监军佥事刘可训，忠节如千仞峭壁屹立，才干如万壑泉流；成都解围以及叙南恢复的功劳，都已经由督、按二臣奏报叙明，原在优升之列。后来他竭力抵抗强寇，攻取永地、进捣蔺地，勤劳干练，完全不顾自身，建立的功绩很多。应当加升为参议职衔，填补守北员缺：一方面使地方得到人才，另一方面军旅整顿也有所依赖。理应具题。奉圣旨：着有关部门知道。○闰十月

译闰十月初六日 山西道御史樊尚燝上疏，题为“留都重地，突然听闻逆谋”。其中说：齐庶人睿勾结监生陈鼎相，竟敢招纳亡命之徒，希望图谋大举行动；又妄言星变，煽惑民众，多方盗窃，导致沿江上下彼此呼应，金陵、毘陵之间人心汹汹、受到震动。若不是操江御史熊明遇谋略神妙、秘密筹划，立即擒获首领；常镇兵道杨弘、常州知府曾樱、推官吴麟瑞深沉有谋、见识卓越，早早察觉并揭发，那么大江以南又将成为山左的后续了。奉圣旨：留都逆党擒获，已经有多道旨意，着法司迅速议定处理，以安定地方。京师防御等事关系重大紧要，着有关部门立即议覆。浙江道御史袁化中上奏说，荡平妖贼的功劳应当叙明，放走妖贼的罪过却难以赦免。奏中说：保足抚臣张凤翔捕获妖贼于弘志。于弘志供称，滦州石佛口的王好贤是闻香大教主门下，有徒弟数十万人，原约燕、赵、秦、晋、齐、鲁、徐、豫各地的党徒，都在八月十五日一同起事。不料山东方面因其他事情受到刺激，提前起事了。我现在听说师傅有难，想前去救他们。张凤翔秘密审讯后，写了两封札文，一封投给顺天抚臣李瑾，一封投给按臣倪应眷。两位大臣收到札文后，立即秘密写票，投给永平道岳和声。此时如果岳和声没有私情，看到票文后亲自掩捕王好贤就可以了。贼首除掉，永平、蓟州一带就可以平安无事，难道不算有功之臣吗？为什么岳和声把好贤的富有看成奇货，又把密票当作行骗的手段，派人把好贤叫到屋檐下说：‘如今有人胡乱报告说你是妖党，你怎么办？这么机密的事情竟然先泄露了，这是为什么？’老虎已经进了笼子，却又让他回去收拾行装，到第二天才派千总孙继先带四名家丁去拘捕他。孙继先到了他家，收受五百金，住了一夜便在早晨回来。假如岳和声没有私情，看到孙继先空手回来，必定会气得头发直竖，再派人严加拘捕。岳和声竟置之不问，以致王好贤捆载财物，率领家丁等人杀人后离去。这是怎样的叛逆，尚且不赶快派人飞驰捕拿，却还慢慢发布告示，真是太好了！王好贤已经逃走后，有人议论孙继先应当重处，岳和声却说：‘妖贼既然已经离去，地方没有受到扰乱，还应当计算孙继先的功劳，怎么反而要把他定罪呢？’唉，岳和声的心思，人人都已经知道了。他既然收受贿赂、放走贼人，还把这当作功劳，那么景武的削平、邹、滕的歼灭，难道不会被讥笑为罪过吗？人的性情怎么会同别人不同，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没有别的原因，是被利益蒙蔽了。奉圣旨：巡抚是疆土上的重任，不得因为一件事情便追究；王好贤仍着令严密缉捕，务必擒获。有关部门知道。初七日。总督两广佥都御史胡应台上奏：广东省的乱民喧嚷殴打郡守，侮辱甚至牵连按臣。奏中说，据广东总兵官崔天赐派人传鼓禀报：四月十五日，省城百姓因为连续多日米价昂贵，把责任归咎于白艚贩运粮食的人，一齐聚集到城隍庙，歃血盟誓，商议攻打白艚。恰好广州府程知府入庙进香，乡民跪下申诉，于是激起众怒，把轿子打碎。当时按院开门，知府进来作揖，乡民聚集数千人，突然冲入院内。程知府急忙进入后堂，翻墙躲避，凶徒找不到知府，便强行侮辱按院，把衙门毁坏。按院步行出来，到了布政司前，司道官员见乱民没有得到收束，担心库藏受到危害，不敢开门。从辰时到未时，各官一齐站立护卫，凶徒却越来越猖獗。本职秘密命令坐营官祝世爵率领教师、选锋以及四百多名士兵，用轿子护送按院到公署休息，事情就是这样。臣听说后十分惊骇，立即写大字告示，宣示朝廷法纪森严以及眼前祸福利害，劝慰并晓谕良民，使凶党解散。一面发牌令司道、总兵官保护按臣，并秘密擒拿首恶，押解审究；一面责令南海、番禺二县的掌印官招抚百姓，恢复米价，严禁抢夺，以疏通小民的粮食供应之路。臣当时正抱病，从肇庆勉强乘一只小船赶赴省城，几天之内，先行赈济并安抚百姓，然后严厉督促岭南巡道，限期命府、县掌印及督捕等官查找当天真正倡乱的首恶，擒获十多人，批令司道官员再三会审，查得确实后，选出最凶恶的董亚六、卢亚九、王亚扁、李百奇、丘声秋五人，押赴市曹斩首示众。这次变乱，铺民殴打知府，已经属于犯上无等之罪。何况堂堂绣衣，是奉皇帝命令澄清一方、足以使山岳震动的御史陈保泰，却还时时忧国、事事为民。他主持考察官吏、执行法令、清理奸弊；就白艚一事而言，臣难道不应当会同按臣再三申令禁止吗？按臣难道不曾严令里海总哨官兵缉捕，每十天具结查考吗？即使白艚聚集在海上，又与按臣有什么关系？百姓却竟然像这样虎视眈眈地憎恨他。所有参与此事的文武官员，臣都应当分别参奏。广州府知府程光阳，素来很有才华，也颇有英名，只是心中多有忧虑和疏忽，不能在事情发生前表现出体恤民众的心情，调停办法又不足，反而因一句话酿成极大的血腥祸患，成为祸乱的开端，过错将归于谁呢？程光阳已经离任，按理应当从重议处。南海知县罗万爵，任职艰难四年，臣并非不知道他的劳绩；番禺知县张国维，新任不过数月，臣也并非不知道他的清廉勤勉。然而在全国仿佛发狂、众声喧嚣如沸、纲纪扫地、白昼昏暗的这种时候，不论舆论对此不平，即使两位大臣扪心自问可以自我解释，也应当或调任或处罚，听凭有关部门酌情议处。至于广东布政司右布政使饶景日?，刚刚转任右辖，到任虽然才十多天，突然遇到非常变故，本应当有良策；他心中只忧虑管理库藏，行动上却似乎迟缓于披挂出兵，整天闭门不出。直指官的危急已经十分严重，群凶又在侧目窥伺，这对藩司长官的体统也有损害，理应加重处罚。岭南兵巡道右参政赵日亨、分守道副使冯盛典、盐法屯田道兼管海道右布政使戴熺，志在因循守常，才力不足以应对仓猝之变；平时既疏于销除祸患、杜绝事端的谋划，遇到变故又缺少解决纷争、排除困难的办法，应当一体酌量处罚。镇守总兵崔天锡手握军队，何难乘机出奇制胜，却考虑过多，未免错失时机。都司佥书郑维城、广州府捕盗通判李廷操，听到变故后惊慌失措，既没有防备之术，后来挺身出来护卫，纵然焦头烂额，又有什么功劳呢？

译掌印指挥使阮滋、行陆即光、王宗翰、黄祖荣，巡捕指挥使沙见璧、马邦奇、武乙禄、高为石?等，因偷懒怠惰逐渐成为风气，遇到紧急情况全都不足以依靠，必须加以严厉惩治，或许才能医治沉疴；应当分别处罚、惩戒。其余清军、理刑等官，都是佐贰官，原本没有专门责任，姑且免于一概议处。这次乱民猛烈变乱，侮辱并冲犯制??田刂?使，与平常的鼓噪不同，全城大小文武官员都应当叩头待罪。只是变故发生得突然，事先无法料到，何况岭海一带多有忧患，处处都有蠢蠢欲动之势；倘若一概依法严惩，使他们都闭门辞职，看来对偏远地区不便。因此不得已，只能在情理和法度之间稍微区别等次，恭听朝廷议处。至于武职一概从轻处罚，是因为事端并非由他们任内所引起，责任属于有关官司，这仍然是法度的公允，并不是凭个人意愿随意加减。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巡按直隶御史游凤翔上奏：按照惯例举劾方面官员，其中陆梦龙、魏士前是应当荐举褒扬、以备优先升擢的人。又查宁太道副使王隆德，当初听到别人议论时，臣毅然不信并替他辩解；时间久了，也不能不相信，便无法再替他辩解了。因此仓臣曾熙丙、按臣林一柱、屯臣王允成相继论列他，已经说得非常详细。大体说来，这位道臣行事过于宽疏，防范不足；用人时过分信任，完全没有疑忌；遇事时优柔徘徊，十分缺少决断；又不避瓜田李下之嫌，在暗中与人交往而留下讥议。该道也是自取其咎。奉圣旨：吏部知道。初八日。原任巡按贵州御史、今太常寺卿史永安上奏，请求申明核实叙功定罪的原则。奏中说：近来议论纷纷，都是因为提学道刘锡玄被臣弹劾，而抚臣却给他叙功；近来南科臣又为他申辩救护。都司佥书黄运清先前被卿官御史王尊德弹劾，臣却仍然给他叙功；臣给他叙功后，如今按臣又弹劾他。守备尚宗袭也曾由臣叙功，近来南科臣又检举弹劾他。弹劾和叙功互相参差，可能使奖劝惩罚失去依据，因此不得不再次申明臣核实叙功定罪的大意。刘锡玄在围城八月以前，确实有守城之功；但到了最后，见形势困窘、难以守御，便改变心志、丧失气节，致使整个黔地几乎丧失在他手中，那么他的罪又超过了功。臣只是因为此事关系疆土，不是普通的官员品评；如果徇私，就无法明确奖劝惩罚，也因为职责在于执法，不得不弹劾他。黄运清为人机智，难以测度；臣之所以给他叙功，特别是因为他初期赴援勇敢，最后防御勤勉，对守城有功。虽然已有卿官御史王尊德弹劾他，但臣为疆土考虑，不得不根据事实给他叙功。而且核实叙功是依据司厅呈报的册籍，再参照自己的见闻；如今按臣所核查的贪钱情状，都是呈册中没有开报的。即使按臣也说不忍抹杀他的功劳，却不敢宽免他的罪过，可见他的罪与功并不妨碍同时陈述，只在于等待朝廷核实事实后处置。如今南科臣所检举的守备尚宗袭，也是自己遵照议定前去赴援省城的人。根据他列举的罪状，即使臣看了也恨不得亲手杀掉他；只是他驻守南门次门，调度全由老成之人负责。到了十月，有人报告说他把箱笼搬到城头，臣怀疑他想投降贼人，便叫来盘问。他回答说住宅被焚，不得不把东西搬到城头，但臣始终怀疑他。到了十一月，他倡议众人凑钱举行饮血盟誓，臣察看他的意图颇为真诚，于是准许了。臣为疆土考虑，又不得不根据事实给他叙功；至于他的功和罪，也只能等朝廷核实事实后处置。又有人说他指使杀人、吃人；八月以前，民间确实有吃人的人。后来粜米的钱拿去买兵器，钱用尽而粮食也空了，不能突围出去；当时只有臣与徐推官张总镇还能够依法查究。但吃人的人无穷，能够逮捕的人有限，无法全部查究，也是形势所迫、无可奈何。至于题请抚恤一事，臣在核定功劳的奏疏中已经说过，卿官周思稷一人，是指明姓名 并询问他，之后才得以把他列入题请抚恤的人中。至于知州朱正寅，臣已经忘了他的姓名，如今只记得想写作《北关孝传》来纪念他。像这一类人物，实在难以全部列举。臣所说的那些平民男女，天生具有忠义之心，事变时有的自缢，有的在粮食吃尽后自焚，都应当议定抚恤。至于像影子一样难以全部表彰，又能怎么办呢？总之，守城的功劳和罪过，本来分明；之所以引起纷纷议论，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起于那群主张献城买路的奸人，他们痛恨文武官员发誓死守而不肯同意。那些已经谋划此事的人羞愤成怒，想尽办法倾陷守城官员；二是起于出城的士民，他们不大谈论兵将抢掠的罪行，没有办法掩盖自己投奔贼人的过失。大体说来，臣之所以违背众议而独自决断，必定要这样做，只是把疆土大局作为根本，不顾自己的身名。假如当初臣在围城时唯唯诺诺，也只是听从邪说罢了；那样必定不会招致奸人的忌恨，也会放任人们投贼，为他们制造先行投降的条件；同时也必定不会招来士民的怨恨，只是恐怕城池一定不能守住。假如当初臣核定功劳时唯唯诺诺，随他人意愿而升降，也不难粉饰出一个完整无缺的局面，装点成流传千古的美谈；只是恐怕奖劝惩罚失去真实，向上会获罪于疆土大局，向下又会在独处时感到惭愧。臣还说什么呢？奉圣旨：这份奏疏所奏功罪，着令部院一同议论后具奏。史永安守城劳苦并有功，着令立即前来任职，不必疑虑阻拦。初十日。

译广东道御史李玄上奏，认为铨选政务关系极为重大，长期积弊应当尽快革除。奏中说：臣近来观察，近日谒选的人员，无论正途还是杂途，人人都站立不定。有靠山的，托人居间说情；没有靠山的，便行贿钻营。打点周全的，才上第一次卯便可以得到官职安排；没有打点周全的，即使经过多年仍然照旧等候。臣略举近来一两项弊端，并献上一点愚见。例如举人、贡生、监生听选，必须先行考核，严密封存试卷，一律按照科场的规矩办理；再参考身、言、书、判，充分发挥各自长处，考核是否称职，使品秩等级清楚明确，像一尺幅纸一样不容逾越，那么祖宗的法度就多么森严完备了。近来有人说，考试题目可以预先泄露，关说可以暗中相通；授意吏胥，按着疏略的试卷，得到哪一份卷子就录取哪一个人，反而使文章失去作用。这样还想让人不求情、不通贿，必定做不到。是否可以在考试当天把各官员一齐召集，当堂请堂官出题；堂官收卷时，邀请各司官当堂分头阅览，呈给堂官，随即确定品级，并把文章传刻在长安，使人知道朱衣点选显然不是钱神有灵，可以这样做吗？这还只是小事。比如掣签定缺，实行已经多年，先臣制定这一制度，苦心在于至公无私；总括五方人的才性和各地情形，普遍采用三等权衡的标准，任人抽取签条，各自安于命运，即使说签法永远不会败坏也可以。自从出现预先制作签条的说法后，每一个优缺都可以预先安排；一个筒里只放一支签，另行分成几次，让人伸手抽取，手指没有不同于当面授受，从袖中取出也难以掩盖旁观者的耳目。如今议论的人把责任归咎于签法不完善，那么也是因为使用签法的人不够完善。是否可以在选官以前，先总计现有空缺，再分别统计南、北、中各有多少；府佐、州县以及仓、攒、驿、递等各类缺额，各自编为一束，分别放入一个筒中，让谒选者抽取。此类选完后才轮到下一类，一个筒抽完后再进入另一个筒，就像抽签猜谜一样无法预料；即使有急于求进、脚程快的奸人，也无从利用，又有谁能另走门路巧取呢？这还只是表面上的弊端。自从实行事例开纳以来，吏、丞的缺额就困难了；自从各衙门咨送的人太多，吏、丞的选补更加壅滞。头绪杂乱，便可以任意提高或降低标准，门路百出，主选者无法亲自掌握尺度。有的人一两次考选就能选上，有的人三五十次仍不能选上；有的人排在几十人之后可以选到顶头缺，却也有人始终不能选，挑着担子走在道路上，守候在京城宫阙之下，逐渐 熬白了两鬓，潦倒一生，难怪忧郁而死的人纷纷出现。这都是所谓作序之说造成的错误。是否可以按照册籍仔细查考，把所有候选人员依照资格斟酌，排定顺序，某一类跟随某一类，确实固定不变。又在各类之中，按照任职年月的深浅、点卯的先后、捐纳的多少，确定次序，像泰山一样不可移动。取选时依次截取，如今选到某人，下一次选取就从某人开始，周而复始，丝毫不改变、不逾越，使谒选者清楚知道名次先后和截取日期，回家安静等候，按需依次赴京，可以省下多少盘费，减少多少钻营，消除多少壅??之弊；即使主选者，也可以少受许多劳苦和怨言。这是确实可以实行的办法。奉圣旨：这份奏疏对铨政有帮助，着令有关部门酌情议定施行。十二日。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上奏，直截了当地检举贪婪暴戾之人，请求部臣清理仕途，以安定军民。奏中说：叶大受，是武选司郎中。他性情固执，操守又贪污，行事极其乖张，选用人员多凭贿赂，全由于他天性龌龊，终于使舆论长期沸腾，应当赶快三次夺职，以清理武选。胡继先，是即将升任河南封府知府的人。他言语清廉而行为污浊，外表严厉而内心怯弱；远看还很魁梧，仔细考察却极其鄙陋琐屑。这两位大臣中，叶大受原本属于京察拾遗的对象，由掌道分单送给臣起草奏疏；后来查照兵部惯例，只有一人，因此暂时搁置，等待另行写疏弹劾。胡继先早已有贪婪暴虐的名声，人人都侧目而视。臣因差事期满，核查屯粮完欠，外面哄传总巡厅卖限免比，议论纷纷，不得不具疏检举参奏。臣一向弹劾别人，绝不敢没有根据便污损人的名节。先前臣弹劾袁世振贪赃数十万，至今虽然违抗圣旨，案件仍未结。淮扬?民和乡绅急于裁撤疏理道衙门，却主张运司仍旧保留；虽然臣认为疏理道应当裁革，但袁世振贪赃的事情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心，所以一谈到老虎便变了脸色。奉圣旨：叶大受等，着令有关部院参奏并传来审问；袁世振的赃私应当如何处置，也一并查明具奏。十五日。江西道御史杨建烈上奏，题为“直陈抚臣失职的情况，以惩治贪婪冒滥的风气”。奏疏中说：顺天巡抚岳和声，平生凶狠狡诈，一味贪婪；这种人冒充滥任节钺之职，只顾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损害威望而放纵寇贼，搜刮民脂民膏来充实自己的囊袋，种种污秽行径，罄竹难书。我对此在心中愤慨很久了，谨逐条列举出来为皇上陈述：有人说，岳和声还未任永平道时，就招来南兵五百人，全都是乌合之众和游荡无赖；有人说，顺天出现缺额时，他千方百计钻营，托人结交权要，虽然科道奏疏已经指责，他却毫不在意，竟然挥臂而争夺这一肥缺；有人说，白马关发生事故，大批敌虏拥入内地七十里，纵横蹂躏，惨状已经不忍说起。岳和声当时正在登临畅饮，听到警报后吓得胆裂，急忙发出几支令箭，从聚精所调兵自卫；敌人杀掳人民三千多人，他却授意斩杀守关的达贼首级四颗来报功，几乎把军机大事当成儿戏；有人说，他指荐将领人才，上疏列举高应魁、练谟等二十多人，其中一半是富豪、武官和巨商大贾混杂在内；被荐之后前来拜见的，各自馈赠二三百金以及珠宝珍玩，多少不等，几乎把官爵当成了市场；有人说，他假称裁减守备，却接受富豪清客袁麟五千银的贿赂，竟然上题授予游击职衔，使其身挂横金、身穿紫服；军队中有许多虚报冒充，官员则成为虚设冗员，而禁城之外抢劫公然进行，完全没有巡逻缉捕，甚至奉旨拿问的陈正，他仍然包庇藏匿、不予发出，几乎把法纪等同于弁髦了。其中最可恨的是，吴震元不过是一个落第举人，未经部考，竟直接咨送滦州知州，叫他凭借城池和地方势力，大肆招致物议；从按臣彭鲲化的纠弹中可以看出，难道五马端城只是供相识之人捕猎取利的吗？更奇怪的是，柯仲烱不过是一个卑鄙而满身铜臭的人，不知凭什么缘故，竟改调为永平府通判，任其剥削军队、祸害百姓，横行放肆地贪食民财；从关臣潘云翼的奏疏中也可看出，难道半剌黄堂只是用来酬答私交、进行夜间请托的吗？奉圣旨：京畿附近是重要地区，又时常有边境警报，岳和声正竭力任事，怎么能轻率地加以指摘？已经有旨了，该部知道。二十二日

译南京山西道御史张锡命上奏：天下事变日益增多，朝廷中老成持重的大臣却渐渐减少。奏疏中说：如今事变中最大的一件在榆关。自三位将领败退以来，从未发射一箭给予援助。近来接到邸报，毛文龙屡次取得奇功，如果果真如邸报所说，这与班定远凭三十六人横行西域有什么不同？但也只是让狡猾的奴虏因一点小胜而轻慢我朝，反而更加骄纵罢了。因此，对他应当赶紧奖赏以激励其士气，同时申明告诫以严密防守，并命沈有容与他同心协力，以壮大枢辅在关上的声援，这些事刻不容缓，不可错失。不过，山海关不是泥丸可以堵塞的，守备就难说了。大体上说，人心本应稳固，但现在似乎还没有做到；羌官还未吹响号角，征发的士卒已经先行逃散，敌虏正要叩关而来，我们却已经开门作揖。不知道山海关之外，还有几处山海可以遮挡隔绝；这是最大的危急形势。西南的残余贼寇还在逞强，如同游魂，黔地的困难更比蜀地严重一倍。听说水西想要让蔺有为出任抚治，并且请求恢复播州遗孽；他们这样悖逆、轻慢、狂妄放肆，眼中还知道有天子的威灵吗？黔地士大夫聚集在一起哭泣说：“水西接受招抚，我们这些人这一生回到家乡的希望就断绝了！”抚臣王三善单骑解围，智谋深沉，一定能够辨明此事，斟酌采用剿讨还是招抚，自有权宜处置；但不能轻易放弃四省会剿的部署，改口轻易谈论招抚，使西南各部酋长轻视朝廷而助长其骄横之气。红夷不是我族之人，横行占据海滨；过去还只是一叶小舟行驶在水中，如今却已经高高筑起城垛，甚至以互市相要挟，驱使役使百姓，并同日本人往来勾结。现在如果不早作处置，恐怕兴化的变乱就在眼前，到时不知道如何收拾。这里从事占星望气的人实在很多，潜伏的盗贼又借助门窗和城墙乘机而动，还要费力将他们解散。石头城下，难道是可以高枕无忧躺卧的时候吗？皇上看到这样的情形，究竟是危险还是安定？用人这件事，究竟是紧急还是缓慢？如今像神交逢比一样的邹元标，却没有被召用；像直逼皋陶一样的王纪，也没有得到赐还。近来因为点陪的缘故，余懋衡离去了；曹于汴请求离职也很坚决。一番会推，推举的人越来越多；一番勇退，老成之臣还有多少经得起这样沦落？至于冡臣张问达，已经离去了。冡臣的职责在于任用人才、表彰幽隐，即使身为大相却不能挽救局面。辅臣叶向高请求离职，却没有得到准许。辅臣的职责在于票拟、传宣内诏，却不能封还。臣私下认为，如今皇上即使不再把用人的权力交还给张问达，也可以把票拟的权力留给叶向高。叶向高留下来，邹元标、王纪等人也相继被召用。这样将会看到老成之臣在朝，众多正直之士排列任职，安定与攘除的谋略互相补益，计策和决断相互资助，祸乱就不足以平定了。奉圣旨：该部知道。二十四日 四川道御史练国事上奏，题为“万万不可错失的时机，恳请圣明迅速施行一两项重大政务，以符合上天的心意”。奏疏中说：皇上即位三年以来，首次举行郊祀，是皇上长期积累的诚心感通了上天，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臣认为，敬天的要点没有比先求合于天心更重要的；而政务中最大的事情，没有比任用人才更重要。如今仕途混乱极了，庸碌无能、不堪任用的人，即使受到弹劾也不肯离职；忠贞而有作为的人，即使屡次被荐举也不能起用，这不是天心。政务中另一件大事，没有比理财更重要的。如今百姓的民脂民膏已经被剥削殆尽，有用的钱财，想要得到的只能成为画饼；没有名目的漏洞，取用起来却像取泥沙一样容易，这也不是天心。皇上如果趁着这次敬天的时机猛然深思、毅然独断，那么为什么要让执法直谏的大老骑着跛马走出都门？为什么要让披肝沥胆、奉公执法的直臣沉沦而甘居困顿？为什么对于战争中已经取得的功劳，接济却还要拖延？为什么国库已经极度匮乏，滥行赏赐却还一定要取足数额？这些在任用人才、治理财政的方面，或许还没有完全做到，所以各位大臣才纷纷进谏争辩。有人说，被削籍的王纪、满朝荐、毛士龙、贾继春等人应当起用；有人说，被降职调任的文震孟、徐大相、侯震旸、熊德江、秉谦等人应当起用；有人说，四川、贵州的军饷和毛文龙的捷报应当迅速接济；有人说，太仓、光禄寺、太仆寺的赏银必定不能超过一半。这些都是忠言。皇上或许认为，这些建议即使实行，也不过是任用人才、施行政务的通常事务，并不认为上天爱惜人才、爱惜民脂民膏的心意专门系于此事。奉圣旨：这份奏疏中所说的各位官员，已经多次下旨，自当遵行。练国事为什么又来烦扰？以后若有违背的，依法追究。该部知道。勋阳巡抚蔡复一上疏说：有司应当实行责任明确、长期任职的制度。奏疏中说：“善于治理的人，运用精神而不依赖法令，但精神实际必定要依靠法令才能保存。人心玩忽，是一种无形的弊病。无形之物看不见，但一定要在有形之处加以救治。臣请制定这样的法令：州县有不服从的，专门责成知府、推官；推官考察不严的，责成守巡道；责任追究到监司，便没有其他人可以推诿了。臣也更加凛然，不敢自行推诿。然而必须先有合适的人，然后才能加以责任督促。各有司官员空缺而由人代理，事务就会废弛，弊害就会滋长；监司缺员而从远处控制，力量就会分散，属吏也会玩忽。官员配备齐全了，但升迁选任过于急促，那么即使加以责成，也来不及看到成效。进入屋中的人是新来的，刚开始暗中操弄琴弦时还很生涩；即使有超越常人的见识和能力，也一定要三个月以后才能洞察地方人情的根由和曲折。任命刚刚批下，四匹马便迅速奔驰赴任，属吏习惯于认为命令必定不能实行，百姓也感叹这项政绩不可能完成，而迎来送往又劳民伤财。本官所作的安排如果没有结果，下属办事就常常受到牵制，这实在可惜。臣认为，应当坚持长期任职：凡守巡道以三二年为期限，封推以四年为期限；即使是调任、简任后再次任用，也可以以二年以外为期限。”

译这样做在人看来似乎笨拙，但对地方却非常便利。那些有志之士、忠贞之臣，难道会急于求成而不考虑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吗？人的精神寄托在自己所熟悉、所长期亲近的事务和事物上，突然舍弃离开，便会怅然不乐，何况是治理一方土地、养育一方百姓的人呢？抚摩治理还不熟悉，必然会回头顾念那些受苦的百姓；兴革之事还没有完成，必然会自我耗尽精力。做官却把长期任职看作耻辱的人，他的为官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宋代的宰执，往往出任监司，或者治理州郡。本朝刘忠宣大夏辞去太仆卿，出任参监司、郡守，难道这些是可以厌弃轻视的官职吗？臣想到，天下艰难重大的政务、军事、诉讼、盗贼、徭役，没有一件不是从州县开始办理的。州县官尽职，百姓自然安居乐业；事情缓慢时可以教化，事情紧急时可以作战守备。而能够倡导率领、综合考核各州县的，完全依赖监司、郡守这两个官职。如果不从这里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绝没有达到太平的道路。臣希望铨部重视这两个官职；担任这两个官职的人也应当谨慎自重，不要把它当作优游闲居之地，也不要敷衍蒙混地离开。奉圣旨：这份奏疏深切合乎当前事务，其中所说长期任职的办法，应当从巡抚开始，尤其切中要害。着令该部院记住，其余各项都一并覆奏施行。” 二十六日 浙江道御史刘世端上奏，题为“司官有绝不可沿袭的陋规，冡宰有绝不可推诿的职权”。奏疏中说：近来如李逢节推补陆卿荣一事，大大违背舆论。臣的同官刘璞已经驳正了此事，但他所指出的不当人选，还不只是陆卿荣。比如舍弃自己、徇从他人的吕纯，凭什么见解而得到优先推用？京兆难道是追念他当年一夜之间所受的屈辱，想要替他伸冤吗？或者是因为需要等待节钺任用的人吗？当税监激起变乱、地方官遭到劫持而请求救援时，像吕纯这样的人如果真有在仓猝之间平定事变的才能，就应该单骑前去解散哗变的百姓，不必等到救援抚臣，便已经能够使他脱离危险了。为什么他没有想出这个办法，只是一味仓皇行事，最终丢下车轿徒步行走，在全国之中低头坐在角落里，处在税监旁边？这对营救抚臣有什么益处，只是损害国威罢了。他竟然拿自己代替抚臣，形势像拉朽木一样；被幽禁整夜，简直如同囚犯，这算什么营救抚臣！难道没有想到自己也是天子任命的臣子吗？宁可被杀也不可受辱，狼狈到这种地步，今后又凭什么昂首立身于仕途？将来如果有镇守一方的职责，一旦发生意外变乱，他的本领便可想而知，所误的事情绝非小事。因此不得不趁现在把这件事指出来。又起用治水没有功劳的金元嘉，不知依据什么见解而急于给他升迁调任？难道是因为他有疏浚水道的功绩，所以表示酬报吗？还是因为找不到让他卸任的门路，于是给他开了一条路？总之是私交情面深厚，终于流于徇私而自己还没有察觉。至于科臣所说的这种陋规，也非常不合政体。既然如此，司属官员怎么能不自行寻求避嫌的办法？部堂又怎么能不预先作好防范的打算？如果在这里再使用本衙门内部相传的旧规，议论就不会停止。因此，与其不用本衙门的办法而另行访察，恐怕议论也未必能一致。臣愚见，援引人才仍应责成有关司官，但不能完全凭靠该司在内外兼任推举；务必扩大人数，环列姓名，呈给冡宰，再由卿与二面相互品评题定，精心比较，不论是不是特别推荐，总之不要预存成见，只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人。冡宰执笔裁定。这样，属官有荐举贤能的名义，却不是偏私某一个人；宰相有独断的实权，却又不是自行任用；职权仍归本部，实际上是与天下人共同处理公事。这样不也就使堂官和属官各得其体，并且永远杜绝议论的端由了吗？奉圣旨：该部知道。二十七日 巡按山东御史游士任上奏，题为“有心尽忠、办理事务却没有成效”。奏疏中说：圣恩没有立即治臣的罪，反而命淮扬抚按勘查军饷，并命科臣勘查兵员；其实勘查兵员也只是为了核看军饷。明旨不是说过，兵员确实到位，军饷便不算虚耗吗？如今抚按的勘查奏疏和科臣的勘查奏疏都极其公正公平，臣的心迹已经表白了。近来又奉旨有户部的覆奏，臣的心迹也再次表白了。况且已经蒙受圣明鉴察了。进言的人自行进言，任事的人自行任事，勘查的人自行勘查，覆奏的人自行覆奏，总期望的只是忠于君父罢了。这一点血诚之心，都是共同急切关心封疆大事的；皇天后土实在可以鉴察，何况皇上的光明照察呢？唉，抚今思昔，令人悲痛。时势变了，事情变了，局面自然完全不同；假使当时汹汹的情势也像今日这样从容，臣也只需招募几个体面人物来完成招募事务，名目既好听，事情也容易完成，岂不是很好吗？可是臣的痴心痴肠实在没有想到这些，这确实是臣的罪过。任事过于积极而不顾自己的才能，直往前冲过于勇猛而不顾后果，求取人才过于急切而不顾费用，怎么能说不是罪过？然而，兵员已经一名不缺，既然没有虚报，那么所募兵的银两总应当还在；此外，船在，便说明造船的银两还在；铠甲在，便说明造甲的银两还在；器械、火器在，便说明器械、火药的银两还在。除将船、铠甲等各项逐一说明现有的数量和分拨之人，送交该部之外，臣也自行怨责、自我悔改。臣的问题在于“熟心”二字，以至于任用没有成效，臣确实有罪；还怎么能再开口谈论天下事务呢？奉圣旨：该部知道。湖广道御史吴之仁上奏，题为“盗臣盗饷一案已经勘查明白，丧心病狂的言论只是白白聒噪圣听”。奏疏中说：“国家太平日久，妖异之事开始萌生。东方出现了一个奴酋，辽东死去的人以亿万计；内地出现了一个陶朗先、一个何栋如，被侵吞的财赋也达到数十万。大概这三种凶恶之事本来相互呼应，因恶行而彼此助成。若没有奴酋发动祸乱，朗先、栋如就必定不能借题发挥、寻找借口来滋长自己贪得无厌的图谋；若没有朗先、栋如的侵吞盗取，即使得到数十万军饷来供关兵使用，也不至于出现捉襟见肘的祸患。朗先已经奉旨，抚按将其押解来京审问，不必再重复说。至于栋如，关臣梁之栋已经查明他盗取军饷八万二千六百的事实，确实入奏告发，并奉旨将他提到山海关，天亮后追缴赃款。何栋如所应做的，只是低头思过，听候关抚根据事实具题；准备把原有赃款退还官府，听候法司依律拟定罪名。然而臣昨天阅读邸报，看到他喋喋不休地强词争辩，识见之人由此看出他的狡猾，同时又暗笑他的愚蠢。自辽东丧败以来，各位大臣奉旨招募军队的也不止一人，但他们都是因为才望被推举，强撑着起身、不得已之后才应命。”

译“而何栋如是凭谁上疏推荐的呢？凡是他想要的事情，件件都顺心如意，前后领取银两十九万多，收入囊中，任意挥霍；沿途嫖娼赌博，一掷就是数千。请何栋如自己想想，自军队兴起以来，负责招募军队的使者可曾有过这样的……放纵办法吗？可曾有过这样挥霍金钱的行径吗？当时舆论中列举这些事情的人，早已料定何栋如招募的士兵一定不能按数到达关口。后来经关臣梁之栋仔细查核，按照何栋如开报的官兵虚数计算，兵粮、马料、器物等项已经虚报三万九千六百多两；按照何栋如到达关口的南方官兵三千九百六十五员的实际人数计算，安家、行粮等项又实际冒领四万三千多两。这些都是关臣驳回查问到三兵道将官之后，他们才不敢不按实数回答；关臣也据实上报，并没有在其中增减什么。像何栋如这样的人，良心已经死了，厚着脸皮说大话，就像失身的女子还要谈贞节。至于六慕义勤王赔偿过银三千五百九两，却声称自己出发那天军民哭着送行、脱靴相别，这些说法有南北各方的舆论和以前经臣王在晋的奏疏为证，臣不屑于再逐条驳斥了。奉圣……”。旨意说：陶朗先已经有旨处理了。何栋如等候关臣、抚臣具奏。该部知道。二十八日 广西道御史宋师襄上疏，题为《直言纠察应当离任而不离任、不应来任而冒然来任的官员》。疏中说：谁是应当离任却没有离任的人？熊尚文、周应秋、袁可立就是。以熊尚文来说，他在扬历间颇有清正声望，任事也显得正直诚实；但疾病长期缠身，身体支离，行动颠踬，虽然有报效君主的心愿，却已经没有保全自己的办法了。应当立即批准他离任，以成全他的高尚志节。以周应秋来说，他性情似乎平和，外表也谦逊委曲，但生来没有刚劲的骨气，很有机变权术，却全无大臣的气度，特别像妾妇的姿态。若再把他的丑行一一列举出来，终究不免使他平生的名声完全丧失，因此应当立即批准他离任，以彰明正道。以袁可立来说，他在海上的钱财已经充足，在军门中却全无才干。科臣方有度、台臣李乔仑参劾他时，他才手忙脚乱，开始报说毛文龙的功劳，以掩人耳目，却不知道海上即使有功劳，也难以掩盖冒领军饷的罪过。至于平定妖乱，与袁可立有什么关系？而袁可立□□□□□□，竟然如此。周之彦由县令改任教职，不久越级任工部曹官，又向刘光复献上千金，借此钻营调任礼部；又因使用医士张君山出入从中斡旋多年，王封任意满足其贪欲，厚贿陆卿荣，借二王婚礼之名，使陆卿荣升任光禄寺官。台臣贾继春参劾他，几乎使他体无完肤，公论不能容纳他；他抱头如鼠般逃窜，难道因为被参劾后居家，仍可以屡次请求按资序升俸，厚着脸皮再次出仕吗？他不应当来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些。纯如曾因税监的倾害，使窦子偁忧郁而死，至今公论仍不平。当时在闽中共事的各位官员没有不知道此事的；江北乡绅替窦子偁请求谥号的公揭，读了应当使纯如羞愧而死。他不应当来任的第二件事，就是这些。奉圣旨：大臣的去留全部听候皇上裁决；言官议论人物，应当顾全大体，不必连续上章反复攻击。有关部门知道。○十一月

译十一月初七日。南京湖广道御史游凤翔上疏，题为罢免软弱衰老的大臣、包庇属官而违抗圣旨。疏中说：偷铸铜钱司的官员毛可教、马士英，奉旨应当由堂上官指名参劾处置，唯独尚书张辅之至今没有听说受到追究，反而替他们包庇。有人说，司官被参劾后，拿出六百两银子，派家人直抵砀山地方迎接张辅之，请求他设法解脱罪责。这件事必定不是毫无根据。否则，为什么户部已经参处，而工部却单独置之不问？难道是有人满足了他的欲望，使他神智昏聩吗？我看张辅之年轻时还像个正常人，年老以后多半不明事理。他形体衰弱、骨瘦如柴，正当墓木已经合抱的时候，灯油将尽、钟声将鸣，却甘愿招致夜行不止的讥诮。他身居九卿之列，没有听说天子有诏令让他遵守寿数；享年八十，所喜爱的只有钱财。对属官的情谊深厚，便使皇上的旨意显得轻微；包庇的谋划精巧，却使君臣之义显得拙劣。他耳目昏聩，步履迟疑。狐狸将死还不忘记头朝故丘，可惜没有听说他有这样的情怀。马士英年老了还留恋槽中的豆料，难道还不能停止吗？奉圣旨：张辅之正奉简命留在工部铸钱，怎么能轻易指摘？有关部门知道。初九日。巡按江西御史谢文锦上疏，题为荐举地方人才，所荐有刘一燝、邹元标、吴仁度、饶景晖、胡桂芳、朱世守、熊德阳、熊化、徐大相、李廷谏、刘伸、王民顺、周着、熊宇琦、江和、徐即登、陈登、黄大节、袁业泗、舒日敬。奉圣旨：吏部知道。四川道御史李乔仑上疏，题为贪污的巡抚强词遮掩辩解，微臣据实详细剖析。疏中说：邸报中看见袁可立的一份奏疏，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解，却说我是错误的，说我的话是听到的传闻，说我把“贪”字加在他身上，他至死也不能接受。我听说，士人的操守如同女子的贞节；女子失去贞节，便不能谈节操；士人失去操守，便不能谈品行。我难道曾经错误地议论袁可立的政务吗？只是担心袁可立攫取军饷以肥私囊，聚敛百姓的膏脂而酿成祸乱，只凭一己的富贵，误了皇上疆域广大地区的大事罢了。我的奏疏说，登州旧额兵员中有虚冒一千多人，军饷没有妥善安置；这又为什么不明白地销除，而要影射推诿、含糊应付？是我错了吗？没有错吗？我还说，青州、登州、莱州三府的兵额拖前盖后，积弊多得无法穷尽，以至军饷有余而士兵不足，人数既归于乌有，文册也有遗漏。是我错了吗？没有错吗？应当操练的兵员已经有一百多人是虚冒的了。朗先在每名兵员名下增加新饷九钱，却暗中把原额三钱二分扣入自己囊中。袁可立知道这些人应当裁革，便只裁革了这些人罢了；却一定要拖延到今天，这真是舍弃短尺而追求长寻的曲巧权术，简直像毋算子的奇谋。登州土地断裂而处境危险，外表却如冰玉般端正；袁可立即使不肯承认贪污，我难道还能替袁可立隐讳吗？奉圣旨：袁可立已经有旨留用，不必再争论。有关部门知道。巡按江西御史谢文锦上疏，题为考察官员之事。疏中说：我看九江府同知王恭已经心术污浊，遇事迟疑周旋，身任二守之官，却不顾“四知”的畏惧。他管理关税、渔猎的手段已经十分熟练，代替署理县政时，搜刮削夺的声名传遍四方；对百姓的财物丝毫不放过，又收取一半的火耗，怎么能承受出纳吏轮流承办？在一百次公堂审理中又没有留下无故侵取的痕迹。这两件事已经大大玷污了官员的名声，至于其他赃物，难道可以归结为捕风捉影吗？但经过道、府会同查验，达到两次、三次，巡按院和有关司又复核，既没有冤枉也没有放纵，拟判徒刑、追缴赃物、剥夺官职、遣返回民籍，足以惩罚他的贪得之罪，也足以给贪官以警戒。奉圣旨。巡按贵州御史侯恂上疏，题为政事和刑罚长期失去公平，实情已经难以曲意迁就。疏中说：御史蒋允仪上疏，说旧巡抚李橒逼迫水西取得金盆；该司遵照旨意，会同布政司上报详文到我这里。我看水西凭借险要地势，背叛疆域，长期蓄谋作乱；加上贵州武备单薄，每次征调兵力，都不得不借助他们的兵力，因而更加被他们轻视。所以他们一旦乘机，便狡猾而放肆地妄为，想要收复罗甸国土，难道是平素没有叛乱意图，只因一时愤怒才仓促发难吗？凡是说他们因受到激变而起兵的，都是凶悖之人的托词；至于说旧巡抚李橒逼取金盆，则只是道路上的流传之说。旧巡抚身为掌握节钺的重臣，一只小小金盆值多少钱，哪里会为了它毁掉平生名节而徇私？况且如果真有此事，人们都有嘴，谁能掩盖得住？贵阳的士人百姓又为什么没有听到有人提及一句？所以，像旧巡抚这样的人，若按安抚平定的职责考核，他的责任难以推卸；若按守城的功劳考核，他的劳绩可以记录；但若给他加上贪污的罪名，加罪的人就是诬谤，传说此事的人就是道听途说。奉圣旨：李橒正因为守城而叙功；金盆一事既然查明属于诬谤，当时参奏有什么凭据？着令蒋允仪据实回奏，把事情说清楚。有关部门知道。十四日。陕西道御史蒋允仪上奏，题为遵旨回话。疏中说：臣于前年冬月入京朝见皇上，当时安酋刚刚发难，贵阳被围，危急就在旦夕之间。众人纷纷传说，有人说安邦彦尚未叛乱时，每逢朔日、望日和节日，必到抚院参谒，曾经送给李橒一面金盆。李橒嫌盆小，挥手斥退他，安邦彦不安，于是又制作大盆，连同先前的小盆一起，托□□官焦瑞麟送入。又有人说，按臣每巡城一次，各酋长望见无不罗列跪拜；至于抚臣，则有人极力辱骂。有人说这是逆酋传布的谩骂文书；有人说其中有“生擒中丞送回朝廷”的话；有人说李橒曾派心腹指挥叶天植带着数千金向酋长求和，叶天植于是投靠了酋长。这样看来，李橒本来就是千人所指的对象。正好臣的同僚刘征参劾副使邵应桢索取贿赂、挑起事端，奉旨命抚按官逮捕解送。臣于是起身叹息说：抚臣李橒尚且有收受金盆的议论，凭什么还能厚着脸皮站在道臣之上，去逮捕并解送别人？所以臣在《政刑失平》疏中点出几句话，说李橒贪婪庸劣，臣确实有凭据。长安城中众口喧传，以及李橒平生的恶劣行状，并不是臣凭空臆测。李橒幸亏与按臣共同经历患难，保住这座空城，姑且可以用此赎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如果要论功劳，那么贵州的事情正难以收拾。近日又报告失利，国家耗费百万金钱，都说是这些事情造成的。追究最初制造祸端的人，终究难以漏过法网，恐怕不能借“道听途说”来堵住天下人的嘴。按臣侯恂的复疏说：凡是说因受到激变而起兵的，都是凶悖之人的托词；至于说旧巡抚李橒逼取金盆，则是道路上的流传。这明明说明确实有这种议论，却把传说此事的人说成道听途说，为李橒留下一线余地，这也是按臣与他前后共事的情谊。只是按臣所依据的，是两司会同勘查的结果；两司与旧巡抚有上下相临的关系，哪里敢直接揭发此事？这正是所谓不用辩解便自然明白的事情。唉，关于迁移国家、保存疆土的议论，是谁强行提出的？不就是李橒吗？旧日按臣亲眼看见的事，难道也可以归于道听途说吗？对于皇上的金瓯江山，却把它视为破鞋；对于区区金盆，却撸起袖子强取李橒，这正是肝肠不同的人的表现，难道能说他俨然身为开府大臣，便懂得自爱吗？如果说这是捕风捉影、诬谤抚臣，是安邦彦借此掩盖叛逆罪行，那么为什么他能诋毁抚臣，却不能诋毁按臣呢？天子车驾所在之地，公论尚且明白偏正；贵阳城中却唯独禁止人们说话。难道真是夜郎偏处天涯，另有一个世界，所以特别善于隐藏事情吗？奉圣旨：有关部院看了这份奏疏，议定后再来奏报。十九日。福建道御史周汝玑上疏：题为重地重臣误害贵州、误害国家。疏中说，督臣杨述中是庸才而胆小，以推诿塞责误了整个贵州；南工臣张辅之昏昧，到了暮年仍不明事理，以衰老疲惫误害国家。任用杨述中督理贵州，本来就不应与抚理贵州的人相比。贵州该安抚还是该征剿、该进军还是该退兵、成败利钝的关键、兵力物力有余不足的数量，哪一样不是督臣应当总揽并熟筹的？然而负险固守的贼人骄横自得，抗拒教化的人也甩手不答；杨述中无故倡议安抚，以至酋众袁绍等来时侮慢嘻笑，离去时拍掌扬长而去。这种安抚尚未成功，已经把弱点显露给敌人，使我三军的士气受到削弱。至于征剿进军，一切都推给抚臣，自己先驻扎在平钺，远远观望，从未听说他筹划一条策略、说过一句赞助的话，仿佛把成败全都置之不问。这样误害军国边疆之事，应当迅速议定罢免他，以保全贵州。至于张辅之，他本来只是掌管工部的官员；铸钱牟利、通□□惠农、供应军队、供给士卒，是区分官府与民间利益的办法。对于私自铸钱以争利、私自售卖以牟利的事，张辅之明明知道；皇上已经严旨切责，他却接受贿赂，受属官请托，收受贿赂庇护司官，拿别的说法支吾搪塞，虽然是赫赫明旨也不遵行。至于科道诸臣屡次参劾驳斥，张辅之也置之不问。现在才知道，铸钱的是张辅之自己铸，售钱的是张辅之自己卖，借公门流通私人财源，另开孔道攫取市场利益，唉，也实在太卑鄙了！奉圣旨：杨述中、张辅之都已经有旨意处理，不必过分苛求。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一日。河南道御史刘大受上疏：题为吏治日益败坏松弛，整顿务必求得实际成效。疏中说：天下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钱粮更重要的；拖欠钱粮的消息天天传来，这不只是贪官造成的，更多也是庸官造成的。他们征收钱粮没有办法，弊端和漏洞丛生。臣认为，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应随即咨文吏部更换官员，不要让他们长期留任原职，以免败坏到一塌糊涂而无法收拾。至于才干品行出众的人，在大坏大败之后接任，应当放宽对他的约束，容许他施展才干，不能拿过去的拖欠来责令他在一朝一夕之间补交，希望这样才能逐渐理清头绪，有望完纳。如果一概按照考成法整齐划一地要求，恐怕这个地方终究没有可以任用的人，这些钱粮也终究没有能够完纳的日子。这正是为钱粮打算，而不是为本官个人打算。我又看到文书往来的烦琐，到了今天尤其严重。按臣耗尽心血，有司却把它看作故意□□互相驽钝，等到按臣巡临时，才暂时悬置。臣到任以后，立即查阅前任按臣的文书；凡是对地方有益的，已经实行的就责令遵守，尚未实行的就责令修订，以免案牍烦扰，也使各部门的认识和听闻保持一致，希望精神不至于旁骛，前后都能相互照应办理；在减省事务之中，实际上包含着振作整顿的意思。这也是今天对症下药的良方，救济烦扰以苏醒百姓的困苦，正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若先后任用抚按之臣，却只让充斥的马匹来往如织，放出老虎离开笼子还说不要害怕它撕咬，这一定是办不到的。臣核定额定的承役人数，只留若干人供应传递奏章，其余全部放回，等候当差，遇到缺额再抽调补充，永远作为定规。凡是一切可以裁减的差役，都一律减省。这些人既然减少，驿递事务便不待整顿就会自行清理。臣等自己严格要求，借故请托也不待禁止便会自行停止。对于一切增加的□□帮帖，从此永远杜绝，也就可以不必再无故纷繁更改了。至于州县发给粮饷，多半不能按时发放，而且还有抽扣；各处之间又有协济钱粮，却完全不予解送发放。这些似乎应当与考成法一并实行。臣又看见火耗极其危害百姓，禁令并非不严，可是加一加二甚至二十，官府竟取其九成，这是什么缘故？是上面多取，给下面开了口子。大概有司层层解送，有添搭，有使费；等到解送京师时，每次还要定额多收若干钱；官府改换铺递、投入库中，每差遣一次，往往就搜刮一千多金。有司即使不想索取火耗，这些泛滥的源头难道是从天上降下来、从地下涌出来的吗？不过是被拿来作借口罢了。如今必须自下而上彻底清查澄清；凡是有司官侵害百姓，以及上级官侵害有司的，都一体逮捕审问、追缴赃物。这样或许可以使猫鼠不至于同眠，也可以永远杜绝馈赠贿赂。奉圣旨：这份奏疏中关系地方事务的内容，还要着令实行。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三日。

译巡按贵州御史陆献明上疏：题为死难抚臣的公论已经明白，应当从优议定恤典。疏中说：抚臣王三善死于军队溃败之中，起初传闻说是坠马后被害。大概这一天抚臣本来可以不遭此难，只因陈嘉谟在后山遇到贼人，抚臣勒住马转身去救他，反而被陈嘉谟勒马冲来，抚臣因此坠地。当时他自知不能幸免，急忙把印交给家人，嘱咐他们护送回省；随即从袜中抽出小刀，自割颈部要害，已经割破，随从夺下他的刀。于是贼人像群鬼蜂拥般聚集，斥骂他，贼人便割下他的头颅离去。后来溃逃回来的人越来越多，粉饰附会的说法也越来越多。有人说，众贼用刀加害，抚臣自称“我就是王抚台”，贼人因此簇拥着他离去；有人说，初十日收到战败消息，他愤懑疲惫而不进食，到十三日便死去；有人说，贼人把抚臣押送给各个头目献看，最后献给奢杜辉，而奢杜辉把他放在一个洞中。只是抚臣一生气概豪壮，叱咤风云，意志刚强，连神鬼都能使之退避，难道肯在贼人手下苟且求合吗？哪里有这样的道理？还记得督臣杨述中发牌文告知奢杜辉，命他送还抚臣，而奢杜辉的禀帖极力声称这里根本没有王抚台。大概贼人以伤害抚臣为忌讳，所以这也正说明抚臣当时已经遇害，不能活着到大方了。臣因此相信抚臣，难道还要等到今天吗？只是担心众说纷纭、混淆真相，姑且再次查问，所以不敢立即上报。到今天为止，询问所得已经很多，公论难以磨灭，知道抚臣当日斥骂贼人而被害，确实是事实。伏望迅速照张铨的事例，给予应得的恤典，并下令议定覆奏，批准施行。臣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天启二年，贵州省城被贼人围困达十个月，当时登城坚守、困守城池的，是抚按以及学臣刘锡玄。抚按的事不用说了；学臣只是一介书生，却意气严厉地巡视城防，同时筹措文武所需的银米，任劳任怨，以至凶恶的杀人者把白骨卖得高过城墙。当时在任事者中，确实有人议论要弃下学臣而不顾，也有人想出城逃生。学臣的志愿一定要把全城保全后交还皇上，仆妾都甘愿饿死；他一人亲自寻求死路有三次，正是决心死守，才得以等到□□臣的兵马到来而解除围困。只是因为得罪了按臣史永安，所以当事者长期没有替他分别处理。奉圣旨：据奏，王三善死难之事属实，忠烈令人怜悯，着令立即议定恤典；刘锡元准予起用。吏部知道。二十七日。南京山西道御史张锡命上疏说：冡臣接任后，铨政就要更新，特意指出日前败坏铨政的大弊端。其中一件，是李逄节补任陆卿荣为大常卿。李逄节说，这是因为堂官访察人才时首先举荐了卿荣，而且舆论也都这样说。以个人独知的契合，竟说成众口一致，谁会相信呢？有人猜测说：故人的笔荐，自然是同乡交情；前后相互扶持，也不过是代代传授的衣钵。拿这两点去质问李逄节，他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只是尤其不知道卿荣为什么做官这样急迫。他若说自己没有意图，就是李逄节误解了卿荣；若说自己有意，就是卿荣自误。听说有人指摘他，过几年就可以退居闲处；应当明察考察法典的严明，却突然补任重要职位，这样一来，人言可以被用来谢罪，而考察法典反倒可以被视为无足轻重了。更可奇怪的是，南冡臣何熊祥回籍的一道奏疏，竟把愤怒的内心写成呓语。考察法典施行将近一年，他还拿更换考功官来说事。不知道当日是谁主持的？是谁执笔的？前考功郎涂一榛，有定见、有定力，坚定不移。考察法典一经发布，天下都一致称快。冡臣所谓碌碌无为、凭借他人成事，如今忽然对这件事表示后悔，满纸都是令人作呕的污秽之语，机心锋芒暴露无遗。大臣的举动，怎么可以这样？李逄节身为铨司之臣，却首先败坏铨选规矩；何熊祥身为主持考察的臣子，却自行推翻考察法典。一时之间出现这两件事，实在十分惊异。如今忠臣赵南星，清廉忠正、端庄明达，刚刚接任，必然会整肃衣冠、振作精神，有一番表现，以辅佐朝廷成就推明贤能、选用公正的盛举。近来见苏州府同知杨姜，被织造太监李寔无端诬告。杨姜在苏州任职九年，清廉操守和耿介气节冠绝三吴，抚按自然能够查明实情并具奏；织造太监竟以此干预抚按的权力，纲纪几乎倒置。因私人愤怒污蔑强干有才的官吏，有关部门却没有任何惩罚和劝戒。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杨姜仍交给??旡按奏报审问。○十二月

译十二月十一日 江西道御史刘璞上疏，指斥两三个冒滥任用的人，其中说：京堂官员的冒滥，人人都在议论，圣意也深深厌恶这种现象。姑且举出一两个容易处理的，使他们懂得安分知足；否则高鸿渐的羽毛就会像手掌一样张扬。詹事府礼部尚书萧云举，是北斗般的人文人物、西粤的杰出英才，历经三朝而声名显赫的老臣，是一代耆旧的典范；但他向来也是纠察拾遗的中等人物。若想登上宰辅之位，玉盌的储备并非虚有其名；若想长久担任秩宗，饮河的容量也已经满了。哪里比得上周应宾、王图上疏辞职而不出仕，那种高尚风操值得仰望啊！又如光禄寺寺丞秦聚奎，他一生的败政，即使吴江之水也洗涤不掉。按命数他该死，即使孙丕扬那样善于考察，也只能轻轻驳斥他的内心，究竟是谁替他牵线？多年观望，难道突然都集中到这里了吗？楚地有许多正直之人，像这样的人尚且得到任用，把满朝荐举的人置于何地？他应当辞去俗务，恢复原来的身份。又如衰老的桂有根，应当加衔让他致仕；潦倒的曾用升，应当自行引退、安守本分。这样或许可以唤醒一时猿鹤般的隐逸之梦，大大整肃当代夔龙般的朝臣班列吧？臣的奏疏将要写完时，听说有工部主事陈明晰，因为批查?人之事，严刑拷问，索取陈友金二百两、李厚庵六百两。这简直是在白天抢夺，闹得长安沸腾，难道还能让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一天吗？这就是所谓指斥两三个冒滥任用的人。奉圣旨：萧云举历任两朝讲官，确有勤劳，仍令他前来供职；其余人员交有关部门议覆。十七日 南京福建道御史陈本上疏说：祥麟出现，天下共同庆贺；凤凰降临，诏令遍地施行仁爱。其中说：滕地有数千人回到家乡，有关部门却仍苛求他们过去的欠项，许多人死在杖下；而吏胥从改价中获利，田土一概不许按照旧例办理，数千人于是挥臂离去。他们难道都乐于享受郊野的安适吗？哪里知道不会重新萌发作战之心？应当再次发布招??旡的命令，放缓改价的措施，使流离失所的民众有期限恢复生产，这似乎也是恩泽急切应当施及之处。黔、蜀的灾难中，金帛、子女连家庭都无法保全，而乘机抢掠，最残酷的莫过于将官；门庭内外挤满的，都是别人的骨肉，甚至把子女互相馈赠。即使是不肖的有关官员，也收取乡宦周思稷的妾，并一并占有他的儿子；这种悲惨情状亲眼可见，难道就没有良心吗？应当下令宽免收受掳掠人口的罪行，听任他们带着子女赎回；这也是哀怜孤苦者必须优先办理的事情。诏令已经允许免除久远年份的拖欠，百姓都盼望恩泽；而且说连拖欠的赋负尚且得到体恤，我们加???却不能得到一分宽免，这恐怕是因为不加???就不足以充作军饷。但臣认为，要充足军饷，也不必拘泥于加???。难道不能清理旷役吗？营兵、精兵、民壮，哪一天没有事故？哪一天不扣除粮饷？仅军官用于渔猎的器具，既然有扣除，也都进入办事官员的私囊；不如在发粮的衙门按季度总计旷粮的数目，以便听候临时调发，这是一条便利的办法。难道不能清理税契吗？产业的价格多属于富裕之家，征税往往对富裕之家宽免；价格达到百千，却只申报一文。如果买卖双方随买随纳税，那么买方不会有漏报的弊端，卖方也免受压低价格的困扰，这是公私两利的办法。与其在额外项目中向百姓索取赋税，不如在额定税额内清理?税，这样税收不伤害?。他们一定会权衡税费来确定价格；在所属衙门仍发给印簿，令纳税人自行登记，季度末汇总申报，有余数全部登记入公帑，那么从?中取得盈余，自然可以使财富藏于国家。还有最应当怜悯的，请求放宽立枷之刑。这种刑罚不是国初所有，原本比枭斩轻几等，却比枭斩更加惨酷；枭斩尚且要经过法官多次审讯才定罪，而且有时拖延数十年还不能执行，这种刑罚却让人用肩膀承受三百斤的重量，把脖子套进木囊，像磨、像割一样，怎么还能站立？遭受这种刑罚几天，就会被列入鬼籍。只要没有图画把情形呈告给君上，尚且没有人不会悲悯，更何况是妄自攀连仇报、殃及无辜呢？应当规定，凡有犯罪都必须经过法司审讯，按照轻重公布处理；立枷之刑应当停止而不再使用。科臣曾汝召从前已经提出过请求，臣现在再次申明。奉圣旨：交有关部门看过后奏报。二十一日 山东道御史黄尊上疏说：向来就是今天这种积弊深重、难以振作的病症。如今臣工处在这样极其危急的时局中，本应无不洗心革面、竭力为国效命，可是精神气象却日益松弛。总括来说，就是顾念公事的心少而心胸偏狭专断，用来压制同舟共济的人；料事的见识昏暗而猜忌心盛，用来制造私下嫌隙。甚至有人因徇私而废弃官职，于是辽东的经略被废，黔地的总督被废，蓟门的总督也将被废。沉船坠马的前车之鉴明明在眼前，但协力恭敬、和衷共济的事却一点也没有。看到先前总督可以裁撤，竟然只凭枢辅的血诚强行承担到底；又如病根深重、难以拔除，选将的困难又坏在借师之上。如今那些谈论韬略兵法、骄傲于刀枪的人，大多是乡野腐儒和江湖上的游荡棍徒。他们拍掌谈论时事，便自比孙武、吴起；但到了眼前，往往连鼠腹都已经装满，鼯鼠般的技能也已经用尽，便一起甩袖离去，没听说他们发射一箭、杀死一个贼人，金钱却已经耗费无数，黄带已经横系在腰间。从古以来的名将，没有不是从军队中起家，熟知士卒的艰难，也亲自面对箭石的锋芒，而不是在两军对垒时抱头躲避。所以山东各将亲自经历战阵、杀敌已经熟练，如今正在叙功，难道不能举荐任用他们于蓟镇、关上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如今流弊不断趋于下行，东边军队一兴起，内帑就空虚了，民力也枯竭了。增加一番兵事，就引起一番骗局；发放一笔钱财，就多出一个泄漏钱财的漏洞。凡是召募、布置、车辆、大型器械等各项事务，没有不是表面上借口急于奉公，暗中却用来满足私欲。到现在，抚将王牧、民王之栋等人，指十说成百，指百说成千，借军队为自己填充欲壑，使枢辅不能追究各道将领，而各道将领又彼此结成藏身之所。许多通官贪婪成性，廉耻荡然无存，败坏人家国而不顾，俘虏遗弃君父而不忧。他们不知道性命和钱财哪个更紧要，陵寝、京城和夷虏哪个更重要吗？如今祸患看似缓慢，实际却很紧迫。近年来水旱灾害接连不断，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官吏催逼，妇女哭泣，只要可以施以敲扑，就不遗余力。那些催收赋税不足的地方，不是田地荒芜，就是十户中有九户空了。又加上加???，接着实行革职，有关官员谁肯用自己的一个官职去换取百姓的性命？形势必然使百姓走上如乳虎、苍鹰般凶猛反抗的一条路，也必然使他们走上砍木为兵、揭竿而起的一条路。恐怕以后在绿林中树旗、追随黄巾脚步的，基本都是衰世的征兆。有外患而没有内患，还可以勉强支撑；

译等到内外交相发作，国家元气就会枯竭，国运也会因此衰败。臣认为，要去除积弊，应当使用和平的药剂，确实核查功劳和罪过；朝廷中辅佐大臣之间的争斗，不可让它开启。要铲除深重的根病，就只能从行阵之中选拔，确实寻求有膂力的人；那些说客的空谈都可以屏弃。要挽救日益下滑的局势，就应当严格掌握赏罚的权柄，使标准归于统一；中央内部的奥援，不要让它改变原则。要处理紧急祸患，就应当把它看作心腹之忧，稍微放宽细微的负担；而对于外任官员的考核成效，也应当斟酌办理。奉圣旨：交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二日 江西道御史田惟嘉上疏说：紧急事务不应当慢慢看待，制胜贵在掌握先机。其中说：自督臣王象干以艰难为由上报后，议论者纷纷而起。枢辅以自身承担天下重任，连续两次上疏剖白，确实切中机宜。是否应当设置督臣这样的事，是国家大事，不是小臣敢于凭空议论的。然而近来恭敬地推究圣旨，似乎又有不想废除蓟督的意思，为什么直到现在计划还没有确定？省臣周之纲、台臣周之弼，都有司马出征边地的建议，却最终奉明旨挽留。圣意深远微妙，似乎是想让他居中调度，不愿轻易劳烦重臣。大司马的声名传遍天下，假如他肯毅然前往，就会使西虏心寒，使奴酋胆战，威震四夷，功绩流传后世，关键正在此时。如果等待另外出现机会，只怕推举的人未必能得到合适人选；即使得到合适人选，也未必能早晨出发、晚上到达。天下的事情危险而紧急，还能从容等待吗？等到大敌临门，只怕胸中百万兵甲也难以立即施展。蓟与燕相距不远，如果由一人承担，或许还可以两全。难道天下一心报国的人，只有一个枢辅吗？奉圣旨：关于总督官，已经多次降旨；本兵调度各边，怎么能因为一方有事就议论让他出镇？言官任意逐条陈述，不顾全局，也是因为有关部门迟迟犹豫、不予答复，才导致各方纷扰；仍令他们尽快具奏。二十四日 河南道御史胡士奇上疏说：关于按察辽东的勘问奏疏，事情早已明白。其中说：自辽阳发生战事以来，历经这四任按臣，推究起来只有张铨死于战难，其他如杨一桂、陈王庭、方震孺，至今都没有结论；可是议论者都想把张铨的责任拿来责备他们。广宁之战，方震孺的职责是监军。奴酋渡河以后，假如震孺当时先在广宁，他将把自己置于何地？难道会在草野间求活吗？还是会投降贼人吗？这件事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解释。然而震孺并不在被围的城中。又假如奴酋渡河的消息已经传到，震孺借考察为名巧妙脱身，这件事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解释。然而震孺在正月初八日离开宁远，直到二十二日收到?报才知道消息传来，相隔十多天，有什么神奇法术能够预先知道呢？又假如?攻破西平，我军战败，震孺没能救援广宁，这件事又有百张嘴也无法解释。然而西平战败不到一天，震孺当面同宁前道张应吾洒泪催促出兵，驰返塔山，报告贼人已经攻取广宁、事势已无可挽回；这才开始为守护祖大寿，率领数万人驻守觉华岛。震孺冒死出奇计，亲自前往觉华岛，与祖大寿洒泪登舟，召回数万兵卒、千件火器、数万斤火药，牛畜米粟也都以万计；若不是震孺的力量，又是谁的力量呢？这还只是议论事情发生之后的情况。辽阳被攻破时，京师震动，人人都认为辽东成了陷阱。震孺的资历和序次本不应当负责按察辽东，却独自上疏请求亲自犒劳军队。这时亲朋哭泣、儿女牵衣，震孺难道不是人，也没有人情吗？但他毅然不回头，众人的心因此得以安定，广宁也逐渐有了收拾的可能；若不是有血性的男子，能做到这样吗？镇武堡是必须守住的要害，罗一贵有大将之才，震孺多次推荐他；经抚??旡到来后，城中杀人，一贵目不转睛。假如救援一到而??旡一辆车轮也没有返回，最终结果还未可知；这说明他选择将领、判断事势的才能，确实远远超过常人。有人说经抚之间不和，震孺不能调和，这是对的。和衷共济的道理，没有比君命更严的，也没有比满朝的笔谏更迫切的；可是经??旡却把它看得极其轻蔑，一个监军又能拿他怎么办？又有人说，经??旡应当明确纠察，不应当从中调停，这也是对的。但不知道王化贞的拙劣愚钝、熊廷弼的气魄，至今仍各有长短。当日广宁迟延丧失一年，尚且是震孺苦心调停的力量；如果明确纠察以便让两人推卸责任，那么现在难道不会说两人彼此制造危难，实在是震孺构成了祸患，并使他们陷入灾祸吗？至于疆土封域方面，震孺今天又不知道应当以什么罪名来定他的罪了。这就是枢辅在朝廷上不能主持，却单独责备御史；经抚不能办到的事，又从旁责备监军，形势或许本来就不适合亲自承担、不必以死来定罪。这确实是设身处地、把两端都拿来权衡而取其中道。奉圣旨：方震孺等既然已经勘查明白，着令部院迅速具奏。二十五日 福建道御史李应升上疏说：奸邪之臣已经供认吐露，公论已经明白，公道终究难以掩盖。再次上疏纠弹驳斥，听候圣上裁决。其中说：范得志是应当接受考察的人，却仇视主持考察的官员，并且是主谋吗？何熊祥的一道奏疏，自己供出了弹劾文章，竟只牵涉到闪烁其词、藏头露尾的王永光，只有轻微讥刺，却没有明显纠弹。到王永光上疏称病时，按照推算日期，他应当已经见到臣的奏疏，却假装不知道。徐?布筭昨天才再次上疏申辩，也可以看出臣并非牵强附会、深文罗织。只是他装聋作哑，不涉及奸邪诬陷，反而推卸责任、巧为经营，错误地攀附公论；既然已经无处藏身，于是张牙舞爪地噬咬别人。比如御史王允成，南方一带颇有物议，原本想先考察处理；他的议论并不一致，后来开年例，如果北方不实行。范得志所说的掣肘，确实是掣肘。这种密谋，只有王永光与何熊祥知道。范得志不过是一个冷清部门的曹郎，并不掌管斥退、升迁的大权；如果不是半夜进入幕府，怎么能够窥见其中内情，替他发泄愤怒呢？查考王永光揭帖中的事情，正是范得志奏疏中的话，此外没有听说有一字不同。而且王永光所坚持的如果是正确的，连泰山都撼动不了，难道可以听任别人决定其行止吗？

译如果他所坚持的是错误的，那么他自己已经有欲言又止、不愿上报的心思，为什么还要希望别人慷慨代替他去做杀人的事情？臣前一疏所说想援引北道考察事例，是因为他的杀机早已发动，幸亏铨宪二臣没有听从他的话。王永光不但不感激他们相互成全，反而心怀不满。臣难道不知道御史不肖，就听凭台长处分吗？但必须是御史确实不肖之后才能处分，也必须是台长贤明之后才能处分。御史不肖，如元成与李希孔，原本都是建言铮铮有声、南北号称贤能的人；范得志的奏疏一出，一时公论都替他们感到不平。这难道可以只凭声色笑貌就冒然处理吗？难道王永光所谓的不肖，恰恰就是他们建言铮铮有声吗？如今王允成已经离去，李希孔也郁郁而死，王永光的怨恨还没有得到满足吗？况且王永光自认为是什么样的人呢？朱敬修是阁臣朱赓的儿子，从礼部郎中调任吏部，这是何等显赫炽盛？王永光作为朱敬修的同门，乞求怜悯、依附于他，钻进吏曹，竟然多年谋划与越抚互相呼应，这是何等善于钻营？长垣令孔荣宗的任命关说不行，便阻挠他使其离去；士人百姓攀着车辕、卧在车前挽留了两个月，前任按臣因强有力的人物不容纳他，姑且向士民辞谢的那一天，这是何等凭借卿位的威力，而??还扬扬自得地说参处御史是自己的职掌啊？这正是当年都御史陈炌因讨好江陵而弹劾御史赵应元的故技。奉圣旨：王永光已经获准告病，不必深究。交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七日 福建道御史赵延庆上疏说：为直接弹劾盗用并抚恤未发赃款的事。疏中说，旧任登州府的陶朗先，贪赃枉法、行为狼藉，已经由科臣李春烨秉公查明。只是打造器械一事，计算东省各州县共有一百零四属，每个州县都要花费五十多金。原文所说用过的钱粮，随后补还，也并非没有堂堂正正的名义，似乎符合节钺体制。当时周县深知陶朗先的行径，原本不敢妄自要求赔偿。陶朗先却借此作为开支名目。仅这一项，实际所得就有五千二百多。况且打造器械一项混杂开支，还有超过这个数目的。东省府、州、县官员入朝觐见时携带打造的盔甲器械，陶朗先没有上疏请求留存，却把这些也作为开支的掩饰凭据，所得几乎是前项的两倍。只求皇上下令东省抚按，转令所属州县逐一清查有案的打造钱粮中尚未补还的部分，这样众人的口供也难以掩盖。开支数目明明载在册籍中，吞没大量钱财究竟落入谁手，更难用众人的口供掩盖。至于疏请留存盔甲器械，明旨森严，陶朗先竟敢借公事营私，攫取钱财增加利润，蔑视圣旨、欺骗君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有关部门知道。山东道御史黄尊素上疏说：为恬静退处的风操值得提倡，而老成之臣不可不珍惜；人才声望应当储备，而顽钝之人不可不除去。疏中说，近来协理京营都御史余懋衡、吏部右侍郎曹于汴，在陪推时蒙受点用，接连拂袖而去。这两位大臣，难道不是清廉恬静、操守耿介、在朝廷上直言不讳的人吗？可是中旨一下，不仅没有收纳他们的新效，还连过去的武功也一并失去了。于是太仆寺少卿刘洪谟、刘宗周先后恬然引退，工部侍郎萧近高随后坚决请求退职，飘然离开京城，高尚的风操感染人心。只是皇上登极至今三年，卿贰之官更替反复，公孤大臣接连更换，任用他们来得突然，罢免他们又像飘风一样；任用时如发弩机，抛弃时如丢弃衣服，这样的人不止数十个。其中固然有琐屑鄙陋、因被弹劾而离去的，难道就没有敢于直言犯颜、像骑驴出都门那样离去的人吗？难道就没有因讲学而遭谗毁、离开国都时行李萧然的人吗？所以老成之臣不可不珍惜。至于牛应元，资质本来平庸，同官李应升已有弹劾他的奏章；丁启浚，品行本来琐鄙，周官、周汝弼也曾有刺议。牛应元因新近被弹劾，踉踉跄跄进入都门，使人以为弹劾奏章足以像匕首一样置人于死地；丁启浚凭借过去媚事邪佞的行为，竟扬臂而希图节钺之职，使人以为巡行考察风俗反而成了制造困难、解嘲取笑的工具。这些事情全国都知道。至于有些人污秽行迹已经显露，却更加巧妙地掩藏；表面谦恭礼贤，内心用意却难以察知，礼部侍郎赵秉忠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气量狭窄而自满，急于成熟地追求功名，背负极不清白的名声，却忽然领掌史局，装出大有作为的样子，想借此煽动、诱导众人的心。如果一时有人被云雾蒙蔽，错误地把他收入内阁，这将成为圣明朝廷的累赘，难道还小吗？所以顽钝之人不可不除。奉圣旨：牛应元、丁启浚已经有旨意了。赵秉忠一向才华声望优秀，正在讲筵任职，不得轻率议论。各位官员中恬静退处的，就予以起用。吏部知道。二十八日。河南道御史庞尚廉上疏，论两位巡抚被弹劾已经很久，去留之志尚未决定。疏中说，登抚袁可立、蓟抚岳和声的情形实在奇怪。他们受到台省官员的交相弹劾，几乎已经体无完肤。袁可立的污秽情状，见于臣同官李乔昆弹劾他的奏章，证据确凿，不必再引用来彰显丑行。有人说：西部敌酋屡次来报，海上牵制有效，登抚不可裁撤，袁可立不可轻易罢去。登抚确实不可裁撤，难道袁可立竟始终不能罢免吗？袁可立离去而没有登抚，难道就没有别人了吗？为什么要把‘不可裁撤’的说法作为护身符呢？岳和声的污秽情状，见于臣同官杨建烈弹劾他的奏章，传闻与事实相符，也不必再引用来宣扬污垢。有人说：敌情声息正恶，抚赏一事正急，总督不可缺人，蓟抚不可轻易罢免。总督确实不可缺人，岳和声不能胜任蓟抚，难道却能胜任总督吗？岳和声离去而没有抚蓟之人，难道就没有别人了吗？为什么要把‘抚蓟’的说法暗中作为攫取资财的资本呢？近来迟钝昏庸已经成风，幸进之门没有堵塞，大臣的防范难以完全维持，小臣的贪婪争竞更加严重。又有光禄寺寺丞秦聚奎这样的人，任县令时长期以贪婪闻名，被弹劾后调任简用；有人建言，他接受秦聚奎的意旨，竟以死来讨好他。如今那个幕后纵容指使的人在哪里？

译而替他奔走、如臂使指的人竟敢冒充窃取功劳，由此可知其险恶而谨慎。又有工部主事董仲行这样的人，一个人同时承担两项差事，怎么能分身东西两处、把两份差事集中在一身？不过是左右逢源谋取私利，修理郊坛时吝惜不发银两，甚至同官到堂上禀报，他还斥骂而不以礼相待，由此可知他的贪婪和凶横。又有工部员外马明瑞这样的人，任德州守牧时吸尽百姓的膏血，搜刮驿递，连驿卒的鸡和猪也计算在内；用瓦金之类的财物上下弥缝，钻营奔竞，骤然跃入清班，由此可知他的贪婪和机巧。又有原任归德府推官、现升任兵马司挥的张养晦这样的人，任县令时又经营府署，代理县印后又经营府印，舍弃清淡而追求浓厚，出卖考语，甚至牵连佐领，剥削属下以肥己；逐渐谋求京官品秩，逐渐谋求进入某部任职，由此可知他的贪婪和谨慎钻营。奉圣旨：袁可立、岳和声已经有旨意留用，其余人员着吏部议覆。福建道御史周汝玑上疏说：黔省的变乱，危险得如同累卵，起初不能采取妥善安抚的策略，后来又牵制了进剿行动。如今幸而三次以捷报相闻，并不是借助皇上的威灵就能达到的。可是孤军深入，敌人的仇恨没有消除，处境如釜中之鱼、笼中之鸟，已经危在旦夕。万一军饷不能接续，怎么能不挫败敌人正盛的锐气，反而使已死的敌酋重新得到生机呢？这些都是任用非人的结果，也是监司失职的表现。像贪鄙险恶的李叙元，平生没有一件善行，到处都听到他的污秽声名。用这样的人办理黔省军饷，必定不能以办理军国大事的精神使用它，而只会营私，怎么能不积欠军饷而贻误黔省呢？又如庸懦而没有回旋余地的邵可立，驾驭下属完全不能防止犯法，平时自身也多有疏漏。如今谋求调往大同，必定不能以消极阻滞的意气振作方伯的威权，怎么能不接连罢免以示惩戒呢？至于漳南是闽海重镇，形势与黔、辽没有不同，而程再伊以本道身份讨好座师，并且把这种讨好扩大到座师的亲族；偏听副总兵张嘉策，勾引红夷，擅自收受金宝，欺骗禀报抚台，准许他们开市。等到夷船到来而争端发生，又怎么能不贻害地方呢？因此我想到，既然知道一个人没有才干而舍弃他，为什么选择有才干的人时反而不加重用呢？试问哪里能够得到郭尚友这样的人：任工曹时节省二十万，掌管计部时节省四十万，声名特别显著于井陉，希望在中原更加彰显。这样的人难道不可以掌握节钺吗？又哪里能够得到徐如翰这样的人：才干已经足以熟习韬略，见识尤其老练于边防谋略；关于辽东的奏疏独到明晰，几乎预先察知忧患，对国家更加显露出苦心。这样的人难道不可以担任重任吗？又哪里能够得到梅守相这样的人：主持开凿泇河七年工程，疏通漕运三百里的水道，节省数十万金钱，使万艘船只在一条水道上通行。直到今天享受他的功利，却抛弃这个人，又凭什么表彰有功劳的大臣呢？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九日。巡按直隶御史刘芳上疏，论道臣私自贩盐确凿，圣旨处分却不明确。疏中说：盐法长期壅滞，皇上已经明察。如今如果真想消除壅滞，就不能不是先加以整治而使它重新疏通；如果不严惩私贩，盐法就会更加败坏。自今以后，田一井以一……互宪牌远行鬻卖，即使委派官员张国桢等扬旗联船，假借公事进行私市，也不只是一个衣冠之人，而是大规模为之。臣知道而不上报，就是失职。臣听说，陛下已经命令有关部门，考虑到盐政不可衰败，应当赶快列出他们的罪状，援引条例加以处分，作为玩弄法令者的警戒。然而有关部门含糊覆奏，只说酌量议处，把责任推给吏部，实在是把官员考核视作儿戏。吏部所掌管的事务没有越权之处，但此前缺少军饷时，本部不是常常明确正法处罚那些大臣吗？难道处罚可以施用于缺饷，却不能施用于私贩吗？难道军饷关系军国重务，而盐法就不是军国的重要事务吗？大抵是顾惜情面，不愿成为众怨所归；像百足之虫一样的弊病便没有人能够使它倒下。鉴于以前处理缺饷大臣时的过失，如今任凭情势发展而不加责怪，他们含糊其辞、犹豫不决，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只处罚张国桢，而对各道臣置之不问，那就是纵容，罪过更大。臣掌管监察法令，却使盐法的败坏从臣开始；败坏法令的大臣竟然得到宽免，不论奸邪之徒如何蜂起，臣对于荒废职守的责任又怎么能逃脱呢？奉圣旨：四人一并立即议处。有关部院知道。《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实录》卷七。天启四年正月至四月。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编辑校正：廪监生方至。正月。二月。三月。四月。○正月。

译天启四年正月初七日。河南道御史梁之栋上疏弹劾奸邪官弁韩宗功，疏中说：刘保一案中，刘保最初供出韩宗功是奴酋的间谍，并供称此人记录相关事情，有同党和亲属，勾结有罪官弁，联络奸佞宦官，隐藏着严重的忧患，有些事情不是臣子忍心深说的。幸赖皇上震怒，除掉凶恶之徒，立即杀死刘保，释放受牵连的奸徒而宽赦其余党，稍稍泄除了神人共同的愤怒。可是有一两个反复无常的人，想替叛逆党徒解脱法网，百般搬弄是非，却不说臣揭发奸徒及时，反而说臣除凶过快。且不论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诛杀；煌煌明旨出自圣裁，与臣有什么关系？他们却想找机会中伤臣。幸而朝议清明，这种说法没有得逞。于是广宁的塘报接连传来，说韩宗功追击李永芳，被创伤打断左腿。这一塘报被传抄，载入奏疏，大家都听到并看见了。可是，像封豕长蛇一样的奸邪官弁，反而被说成背城借箸、出谋划策的美名；把作奸行谍的野心，假借露布羽檄的巧妙手段来表现，神出鬼没，究竟想干什么？当时只有有识之士知道，逆谍煽惑，不过是想动摇臣所审理的案件，为韩宗功成为其党羽而担忧罢了。如今李永芳安然无恙，韩宗功又再次出现，那么当日的塘报凭空捏造、欺骗圣上，究竟始于什么人？果真出自李永芳一伙之手吗？那可能是卷土重来的谋划，也可能是奸党逃脱法网的计策；根株尚在，正应当追问。然而从广宁到山海关，再到神京和泥关，暗中传递银鸽、秘密封送，恐怕作奸的恶徒不只在边疆，也在京城，更应当追问。如果只是为了嫉妒臣吗？黑白难以颠倒，罗织的罪名又有谁会相信？即使臣一人的名声节操不足珍惜，也还可以这样说。然而线索相互贯通，机关巧妙呼应，心腹之贼还盘踞三处巢穴，那么反戈的李永芳、扛亭的孙得功、持挺的张差一类人，并不是没有，不能不说。臣早就想上疏详细请求追查，只因韩宗功尚未擒获，没有凭据与之当面对质；如今他已经伏诛，其余党羽韩宗仁等人还可以捕获审问。奉旨：法司知道。御史胡士奇上疏说：臣认为，自辽阳发生战事以来，共有四位按臣，只有张铨为国死难；其余杨一桂、陈王庭、方震孺，至今尚未结案。然而议论的人都想拿张铨作为责罚的标准。张铨死难，只是因为他在城池被围时就在那里；又因为他与袁应泰一同赴死，所以不得不死。假如贼人在辽阳而张铨在广宁，他肯奔驰前往送死吗？即使同在一座城中，假如袁应泰先逃，张铨能够独自死守吗？知道张铨为何而死，也就知道三位大臣可以不死。广宁失陷时，方震孺更有理由得到宽宥，怎么能说方震孺本来可以不死呢？难道因为他的职务是监军，不如经略、巡抚、道员那样守卫疆土吗？可以这样说，但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奴酋渡河以后，假使震孺先在广宁，他将如何自处？难道就一定要问路求生吗？还是一定会投降贼人吗？即使有百张嘴，又怎么能替他解释？然而震孺并不在被围的城中。又假使奴酋渡河的消息已经传到，震孺却借考校之事脱身，这即使有百张嘴，又怎么能替震孺解释？而震孺在正月初八日出巡宁前之前，经略、巡抚为他饯行；奴酋的消息传到时，相隔十五日，按路程计算有四百多里。诸生奋力作战正酣，贼奴的铁骑却已经渡河了，有什么神奇方法能够预先知道呢？又假使奴贼攻破西平，我军在镇武战败，战事拖延日久，震孺来不及到达广宁，这即使有百张嘴，又怎么能替他解释？然而西平的战报不到一天就传来，他一面与宁前的张应吾流血奋战、抬运兵器，驰回塔山，报告贼人又已经攻取广宁；而经略、巡抚二位大臣已经并马在闾阳相遇。唉！按臣将要死，是经略大臣吗？还是巡抚大臣将要死？是望着广宁而死吗？既然已经无计可施，才开始谋划收拾残余力量。祖大寿拥兵一万多人在觉华岛，徘徊观望，似乎有反复投降贼人的嫌疑；这是继李永芳之后的又一个李永芳。震孺冒死出奇策，前往觉华观察形势，与祖大寿洒泪登船，招回兵卒数万人、火器一千件、火药数万斤，牛畜米粟也都以万计；这不是震孺的力量，又是谁的力量呢？当时如果不招抚祖大寿，祖大寿就会转而归附奴贼；招抚而他不听从，震孺就必定会先被押送给奴贼。震孺没有死在海滨，也没有死在贼人手中，只是上天保佑罢了。怎么能用成败来评论一个人，轻易抹杀他的功劳呢？本兵、辽抚多次上疏勘查说明事实，而枢辅却说：‘方御史进入辽东，起初是勉强任用他，最后却深深追究他。’ 朝廷为什么要让人承担‘深深追究’这三个字？枢辅斟酌之后审慎处理，固然如此；但这样就可以让任事有功的大臣长期困居家中、靠吃家粮度日吗？奉圣旨。初八日。江西道御史田惟嘉上疏请求召回因言论获罪而被贬谪的诸位大臣。疏中说：我皇上登极以来，敬重大臣，体恤群臣，没有做到的地方；尤其对于言官进言，顺从得像转动圆环一样迅速，即使是虞廷的盛况，也不过如此。然而臣私下战战兢兢，仍担心言路逐渐萧条。考选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以致行取的诸臣低头等候，而在任避嫌的人进退都没有依据。不过还可以说没有空缺可以补充；如今空缺也逐渐出现了。臣本来知道皇上的批准不会远了。只是科道中被贬谪流放的臣子，如毛士龙、侯震旸、熊德阳、贾继春、江秉谦等，年久以来还没有蒙受召还。他们在臣下竭诚请求时，如果说是沽名，就会被说成借机求名；如果说是求恩，就会被说成买恩。不请求，又看不到召还的恩旨，难道要让这些大臣困顿在山林洞穴中，什么时候才是蒙受恩典的日子呢？何况近年来广施恩典，普遍施行，没有地方不施加，没有官员不被恩及。这些朴实忠诚的大臣陈述诚心，既不能使君父相信他们、怜悯愚昧而宽宥过失，也不能得到君父的恩典。在阳和之世，天下正当和暖，他们却独自抱有幽谷般的凄惨，这难道是体恤群臣的圣明君主忍心看到的吗？奉圣旨。十一日。

译贵州道御史张矿上疏，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覆议，以保障边疆。疏中说：应当裁撤新增设置的官员，没有比兵部两位侍郎更应裁撤的了。近来督臣王象干因父母忧患而离职，总督一官，难道不是天下人视为关系安危、片刻也不能耽误的吗？可是推举、斟酌两位大臣担任枢贰，竟没有一个人出来担当。如今虽然奉旨停止推举，但总督一职必不可裁撤；暂时停止，终究还要推举，那么就不能不预先慎重选择，以便日后任用，当事者不可不预先谋划。枢贰之臣不妨反躬自省：如果自己能够胜任这个职务，那么枢贰一人，宗社就依赖他来保障，百姓就依赖他来安定，即使增设两名官员，臣还认为不算多；如果才干不能胜任，力量也不敢承担，那么司马难道是可以悠闲自处的官职吗？拯救溺水者难道是可以旁观等待的时机吗？国家难道是供人领取俸禄养老的地方吗？李瑾飘然远走，未必不是隐藏短处的高明做法；而解经邦接到命令便推脱卸责，可惜醒悟得太晚了。希望枢贰诸臣认真思考。又说：应当增加差官，没有比楚省更应增加的了。臣在楚地任县令时，看到楚地州县众多，山川遥远险阻，钱粮数额庞大，案牍纷繁复杂，藩封像棋子一样分布，苗夷在四周环伺；与各省直相比，尤其难以治理。巡按使者往往还没有走到，消息和监察也不能周全覆盖。况且云南、贵州、四川的疆域相连，近来因贵州军饷缺乏，才商议临时设置督饷御史，但事情紧急时设置，事态平定后便裁撤。臣认为，苗夷的性情反复无常，土司势力凭险固守，难以使其服从；如今虽然暂且荡平，也不能保证日后不会再次暗中发作。因此应增派一名御史，巡历荆州、岳州、长沙、宝庆等八府，驻扎地点或在长沙，或在常德，再从长计议。无事时则整治地方、澄清吏治，有事时则扼守要害、指挥取胜；即使邻省有事，也可以同心协力共同应对，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何况南直隶十四府尚设置三名巡方御史，难道楚省十五府反而只能设置一名御史吗？”奉圣旨：“该部知道。” 十三日 河南道御史庞尚廉上疏弹劾工部员外郎马鸣瑞。马鸣瑞家中有一个姓叶的家人，长期在他门下奔走效劳。叶家有一女已经成年，被马鸣瑞奸污。叶因怨恨淫辱之事，刺伤其女后将她舍弃，并带着自己的女儿南逃。如今在贼人中捕获的叶兰谷，就是这个家人叶某的亲属，平素颇有绿林之徒的作风。叶某既把马鸣瑞淫乱邪恶以及家中私藏的事情一一秘密告诉叶兰谷，又让他纠集贼人，劫杀马鸣瑞，以发泄自己的怨恨。这样看来，马鸣瑞既是淫夫，又是贪官，还是盗贼，一个人兼有三种罪恶。国家处于艰难时期，不但不能得到这些臣子一臂之力，反而被他们借作侵夺盗窃的途径。陶朗先还没有依法处死，便有何栋如仿效他的做法；何栋如还没有依法处死，便有刘国缙承袭他的恶行；刘国缙还没有依法处死，如今又有马鸣瑞效法他们。如果马鸣瑞还不迅速依法处死，那么继他而起的人继续沿袭他的卑劣行为，哪里还会有尽头？国家的财力物力有多少，能够承受这些奸人的侵吞吗？奉圣旨：“该部知道。”巡按直隶御史潘云翼上疏，按照惯例举荐兵备官员，推荐张朴、钱士晋、徐腾芳、袁崇焕、叶震生、乐济众、来斯行、刘复初、张春、刘诏、邵可立、卢宇等人。奉圣旨：“吏部知道。” 十八日 应天巡抚周起元上疏说：臣任职以来，负责织造事务，奉命报告钱粮款额，并为府佐杨姜无罪而遭诬陷一事辩白，所说每一个字都是实录，不敢粉饰偏袒。自从再次上奏后，皇上降下严厉旨意，臣实在想不出其中缘故，又担心本官过去曾任执掌斧钺的使者，可能有几十人推荐而越级升入京城，于是再三询问访查，想求得他的劣迹，最终却一无所获，反而听到他的贤名。各州县官员都为他愤懑，出面揭发，士人百姓也各自递上呈文。他近来掌管府印三四个月，京城和边地的钱粮都按期催收完毕并起运解送；考核童生时，对孤寒士子一视同仁，人人称颂他的公正清明；发放兵饷时，严格杜绝克扣侵吞等弊端，这也是他清廉操守的一方面。询问他所以遭受诽谤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不善于求取容悦，例如曾与李实争论照例办事，各监按照旧规行事，不肯带头推行属礼而已。如今本官敬畏天威，约束自身等待治罪；至于要求臣弹劾、查究轻重，一切听凭皇上裁决。这固然是臣子敬畏的一片心意，情真意切；但臣始终不敢抹杀公论来欺骗圣明，更不敢违背本心来禁锢下属官吏。杨姜不过是一个小吏，呵斥他、责罚他，哪里值得可惜？臣唯独痛惜从此贤者与奸者混淆，法纪从此颠倒。凡是请求没有得到满足的人，都可以挟带私怨、心怀愤恨，使他人遭受不可测的灾祸，这实在不是圣明时代应有的事。臣尸位素餐已经多年，官员考评却还没有确凿依据；屡次烦劳皇上下达严旨，是因为臣任官不能迎合织造监的意愿，不能满足他的欲求，反而小心翼翼地讲明料价，以致被诬告弹劾，牵连纠葛难以断绝；这又是臣治理吏务无能。因此，臣不称职而应当罢免，没有谁比臣更合适。臣被罢免后，考察官吏、安抚百姓，自然会有贤能的巡抚，不至于把这种事情遗留给近在耳目的官员，反而让深宫中的人得到。只是织造一事，在先帝时已经全部撤回，后来李实承领此差事，因此又重新派遣。如果肯像孙、刘、吕三监那样，依照两府料银数额编定的数量，按运送批次解给，不窥伺其他项目、截取解往京城的钱粮；又如果肯遵照旧规管理两府袍缎，不总管十郡每年的缎匹，不创立从前没有先例、却要江南官民赔偿的扰民做法，那么奉命出使的天使和臣等，哪里会不愿同心协力，反而故意制造枝节，彼此分权争斗，造成水火不容的局面呢？又希望皇上和执政大臣考虑怎样为社稷谋划。先臣端毅王恕巡抚江南时，上奏请求停止织造；臣的才干不足以仰望王恕万分之一，而先臣杨廷和在内阁时没有起草织造敕令，这难道不是盛世的事情吗？奉圣旨。十九日

译左都御史孙玮上疏陈述五件事，其中说：旧例是由本科御史一人专门办理十三道的奏章，这一规定载在宪约中，后来改为归河南道办理。河南道职掌繁重重大事务，哪里有余暇兼顾这件事？应当仍由众人推举一名通晓政体的人，专门办理本科章奏，按中差待遇，任期届满后优先用作南北学差，以酬答贤能辛劳。至于各项差遣往返，原本都有钦定期限，超过期限便弹劾处理，这是既定条例。虽多次经都察院申令告诫，仍然屡屡逾期。即使其中有些情况不同，总的说来，既然不符合急公办事的本意，那么所谓畏惧这些公文期限，又在哪里呢？除臣再次发文催促外，应当等命令下达之日，通知该道以后按照吏部、户部奏准的条例办理：凡超过期限的日期，考满时不准通算，俸禄粮饷从逾期之日起停止发放，以便多少保存台纲。这是第一件应当严令执行的事。五城巡视，在祖宗时期法令严明、事务简少，不过是捕捉喧闹滋事者，所以更换人员没有固定期限。如今是什么时候？欺诈和伪乱的事情极多，横暴悖逆之事层出不穷，如假印、假官、神奸、神棍、大盗、大把，甚至暗中传递线索、泄露国情，像金鼎、巨庄、士元、傅应春、韩宗功之流，哪一个不是依靠巡视官禁捕、侦缉、揭发的？所以先前请求颁给印信，改为中差，专门责成办理，这样整肃京城法纪是最好的办法。不久又改为按季度轮换，重视人情而不重视地方事务。应当仍改为中差，除按照公文所列事项执行外，如果司坊官贪污暴横、肆意逞强，以及房号侵吞钱粮、城中书吏长期作奸犯科，都应随时弹劾送交依法处置。任满一年时，就应允许举荐该城兵马官，以示鼓励；册籍、结文和报告轮换情况也如此办理。这样或许官员会有坚定意志，下属不会存有侥幸之心，地方也可以依靠他们保持安宁。如果借故规避，明文条例都在这里，应当竭力整饬，务必实行。这是第二件。近年来战争接连、灾祸不断，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当今政务还有什么比保全民众更紧急的？先臣都御史孙丕扬提出保民五事，巡方总约中也载有访察民间隐情、剔除衙门弊蠹、严格举劾、禁止科罚、预先储备物资等事项，应当切实修订施行。至于滥行交际、搜括赎金等有损宪体的事情，更不是小事。其中品行光明刚正、如峭壁高立的人，臣当然不敢说一个也没有；但实在不敢说人人都能这样。如果真能痛下决心清理陋规，端正自身作为榜样，那么风气清正、弊端断绝，百官自然会因保全民众而敬畏戒惧，哪里会做不到呢？这是第三件应当严令执行的事。除非奉圣旨会同荐举，不得滥行举荐来博取恩惠，这是旧制，也是明文旨意。近日冢卿赵南星又上了一篇剖白良心的奏疏，已经反复详尽地说明了。过去由于朝政闭塞，三五个败坏群体的人借事争权、乘机谋利，有的替他们洗刷疮疥，有的假借名义为他们增添羽翼，有的把他们捧上云霄，有的又把他们摔入深渊。香草和臭草不加区别，雅正与庸俗任由上奏，而没有人敢违逆他们。如今已经不同于过去了。后来的人如果不深入察看过去的恶行，反而把从前的坏规矩当作美好规范继续沿袭，难道可以吗？台省清议，是清正议论产生的地方；天地之所以没有毁坏，所依靠的正是清议。有一次失当，小则使是非界限混淆，大则使天地昏暗；这关系到世道人心，实在不能轻视，难道可以漫不经心地去做，也漫不经心地听任吗？这是第四件应当严令禁止的事：平息盗乱、防范奸人，没有比保甲更好的办法。即使在偏远乡村，也应严格实行，何况都城中各方人口错杂居住，奸邪之徒聚集，真伪难以辨别，踪迹没有常规，在这种时候，保甲怎么可以一天都拖延呢？近日御史许其孝上疏说：责成五城，使每一坊各立一册，把本坊居民的姓氏按次序登记，写明以什么为生、与什么人同住；十家编为一牌，轮流值日，互相察看监督。还必须由巡视官亲自督促办理，司坊官逐家登门查验，减少随从，防止诈骗勒索，不惊扰愚民，不扰乱众人。如果总甲诈取钱财，罪责归于该坊；该坊管理不慎，罪责在印官。印官受到议处，御史的弹劾文书也会随之而来，责任重大。如今时事多艰，各官正应当竭尽力量、同心协力，以报答国家恩典，当然不能因为事情琐碎而轻视，漫不经心。这是第五件应当严令实行的事。奉圣旨：“这份奏疏对于宪体很有裨益，着令严加告诫，务必实行，以振作松弛怠玩的风气；有故意违犯的，指名弹劾处理。该部院知道。” 二十四日 云南巡抚闵洪学上疏请求奖赏贤能和辛劳者：曲靖兵备王锳酌情晋升一秩，使他长期任职曲靖，以完成善后谋划；并甄选提拔真正经过血战的能干武官王聘、选沙如玉、吕元扬、张云鹏、郝太极、吴必奎等，授予实职守备，以酬报他们先前的功劳，并鼓励日后的效绩。奉圣旨：“该部知道。” 二十五日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上疏弹劾蓟抚岳和声，其中说：“据岳和声的奏疏，也称王好贤是莲妖中的大恶首，罪词牵连六省，并说铨选政务中有许多功劳。这正是岳和声刚刚睡醒的时候。知道如今捕获王好贤是功劳，就应当知道先前释放他是罪过；知道先前释放他是罪过，就应当知道那些弹劾不应放走贼人的人，是在尽忠劝告。只是最令人震惊的是献俘告庙一事。王好贤虽然是贼首，但终究不是应当等到叛乱后才捕获的人。如今既然擒获了他，消除了隐患，就应当在外面斩首示众，以瓦解余党，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和另外两名囚犯一样，迟迟押送，以此自我张扬功劳呢？如今把奏疏送到长安，想要拿自己同赵彦在东省、张凤翔在畿南相比，一时之间传得沸沸扬扬，几乎令人笑倒。不知道赵彦曾经卖放徐鸿儒，张凤翔曾经卖放于弘志吗？尤其可鄙的是，借夷人的禀报来保护自己。我国家抚养各夷二百余年，讲求招抚已经三年，他们尚且背恩负义，乘机要挟。不知岳和声对他们有什么未能割舍的恩惠，竟使他们对他留恋不舍，反而想让他们再闹几年吗？这也是小人患得患失的心思，什么都做得出来。当时听到这件事的人，几乎恶心得要吐死。世上难道有一个堂堂的开府官员，被整个朝廷共同抛弃，也被百姓衷心憎恨，却只凭借犬羊之人的一句话，就足以作为护身符吗？”

译更令人痛恨的是，他竟然挑拨激怒枢辅。臣如果不把这件事说出来，他的奸谋就无法揭破。辽东自从广宁接连失守以后，人们很少再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朝臣没有一个人敢向东而去。枢辅孙承宗身居端揆之位，却亲自请求前往边地，他满腔的忠诚，天地和祖宗确实都能鉴察。两年以来，奴贼竟然畏惧屈服，不敢面对关门前进一步。虽然这是皇上的威灵，实际上也是枢辅调度有方，中外对他的倚重十分深厚。只是裴度长期劳苦在外，如今没有人能够替代，臣等常常为此忧虑。近来岳和声职守全盘崩坏，遮掩缝补的痕迹全部暴露，接连受到众人指责，已经无计可施，于是便与私人中书姜云龙谋划，说枢辅是朝廷信任的大臣，自己必须得到枢辅一句话，才可以借此自我托庇。枢辅是正直之人，他又必须写一封信，使枢辅产生疑心、激起怒气，然后他的依托才能稳固。姜云龙本来是岳和声举荐的二百名边材中最先被推荐的人，于是依照岳和声的意思起草了‘先剪除挡在门前的兰草，才是驱逐高阳之人的办法’等话，封好送给岳和声。岳和声假装自己有所听闻，秘密把信转交给枢辅。这些话一经传播，人人都听到了。臣考虑枢辅见识清明、意志坚定，看到这些话未必立即产生怀疑；但是弹劾岳和声的人，正是臣。” 臣一听到这件事，就惊骇万分，万一这种挑拨激怒的行为不停止，便会从各方面迷惑正直之人，使正直之人在局中争论是非，而小人却在局外坐观成败。整个朝廷都认为这件事值得痛哭流涕，而岳和声等人却拍手窃笑，眼看着我们落入他们的计谋，这对国家将会怎样呢？奉圣旨：“这份奏疏所说倚重督师辅臣之事，知道了。岳和声已经屡次奉旨留用，王好贤也已经擒获，不必再深究。该部知道。” 二十六日 四川道御史李乔仑上疏请求司属恢复长期任职的旧规，其中说：选司虽然号称清要之职，也被称为弊端丛生的地方。奸猾的胥吏，如果不是世代子孙都能做官，就把选司看作可以随意离开的旅舍，等同于传舍，怎么能从中掌握其中的空隙而随意挥霍呢？何况六选事务办完后，好的业绩还没有远去，如今应当仍恢复任职一年的旧规，这样或许能把重要事务办到底，任职久了更加熟练，积弊久了更加容易剔除，官员的任用和罢黜自然都会妥当协调。司功官职责任重大，本来就应当同掌选官相抗衡，不要只在内外两方面考察，还要借此彰明善恶。凡是上疏言事的人屡屡被检举，如果不是妨害贤能、危害国家，就是徇私植党；既然被公论抛弃，弹劾他们的奏疏就会接踵而来。奉旨勘察议处，却长期拖延，区别处理又从何谈起？劝善惩恶又如何能够分明？官员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能够整肃？如今应当完全依照文选司的条例，规定任期一年，提前按期题补，这样可以使任官者各有专责，权力之间不会互相推诿，弊端自然会被揭发，也才有风纪裁断。两司长官主张实行长期任职，本来是对的。只是，如果有像海岱那样清正的士人，却没有难以驾驭的强干吏员；有像奸邪一样精于按月铨选的强硬人物，才会有不依附权势的时任权臣。如果不择取有才干、有声望的人，仍然只按资历次序轮转，那么铨选政务的败坏，终将接连不断。如今应当在资历和俸秩相当的人中大力选拔，必须选得像山一样有力量、像镜子一样明察、像干将一样果断、像冰玉一样清白的人，掌管选官和考功，特别从中简拔任用。其他人的品德和才干各有长处，遇到具体事务都可以各自发挥作用；只是就本司内部逐级转任而言，勋郎、封郎都可以成为功名达到顶点的职位，就像六省官员不必全部转任吏垣、十三道御史不必全部转任河南道一样。奉旨：选官事务繁杂困难，不必轻易产生疑虑和议论，其余事项着令该部议覆。” 二十八日 掌河南道事张泼弹劾贪污秽乱的管仓主事阎暖，其中说：该仓素来号称弊端丛生，除了主事焦源清之外，能够做到一尘不染的人不可多得。然而过去也从未有在一斛之外再加八捧的，出现这种事，是从阎暖本人开始的。所谓‘捧’，并不只是两手合拢成一捧，而是张开两袖，伸入米堆，满手捧出，两只袖子里也全是米；按八捧计算，约有官斛一斗六升。解户眼泪像雨一样流下，阎暖却安然坐着，毫不在意。不仅如此，过去掣取的米归解户所有，如今却全部倒入解官名下，美其名曰‘渗米’，不再给解户。不仅如此，发放粮米时，每斛剖出三升，形成收进较多、发出较少的做法。掣取、渗米、出放三项合计，每收米万石，可以得到余米四千三百余石。但这还只是说阎暖本人。至于衙役索取钱财，每交米千石，就索要白银一百七十七两；一千石如此，一万石也如此。由此可知一处如此，处处都会如此。实在想不到，在百姓贫困、财力枯竭的时候，上面竟有这样的盗贼鲸吞侵夺，下面又有这样的狡猾胥吏吞食民财，真是奇怪！奉圣旨：“交该部参看后回奏。” ○二月

译二月初二日 四川道御史谢奇举上疏请求预先训练经督，其中说：经督专门统辖全边，责任重大；道臣分任一方，责任较轻。由生疏逐渐变得熟练，所以今天的监司最适合加以训练。将来任经督时，虽然藩司、臬司按例不能在朝廷推举，但沿边道臣不妨在会推大臣中破例一并推举。应当各自陈述见解，该留任的留任，该更换的更换，不论是在朝任职还是在籍闲居，都酌情考察推用，破格提升以资鼓舞。趁现在枢督还能够总理事务时，让他们历经各种艰难，磨炼胆识。凡是兵饷中的弊端，狡黠敌人的情况，关隘的险要和平易，统帅和副将的勇敢怯懦，都应当明了得如同指掌。这样使有胆识的人越来越充实壮大，使有见识的人越考察越精明。等到应当接替经督之职时，便会熟悉道路、驾轻就熟，人人都可以任经、任督，取得这些职位就像从手边取物一样容易。奉圣旨：“该部知道。” 初四日 保定巡抚张凤翔上疏，特别举荐畿南第一清廉官吏、真定府元氏县知县臧尔令。奉圣旨：“吏部知道。” 初五日 巡按江西御史田珍上疏，请求打破积久形成的套习，以涤荡污浊的风气。疏中说：自古以来都说百姓是官吏的考核标准。试试看，衙门每天来往出入的人，无非都是百姓；既然没有什么不可以询问的，那么耳目已经能够从旁相互通达，对官员贤能还是不贤能也就应当有确定的评价了。即使所掌事务繁多艰难，但关系到国家大政，不能推诿给别人。如果在这一点上失实，怎么能据此注明考核等级呢？这样一来，府、道官员所承担的责任就很重了。各道分别主管一路事务，而一路的利弊，就是他们自身的利弊。谁来代替他们兴办应办之事、革除应革之弊？也只是说应当做到奖劝和惩罚适当罢了。方面官不是徇私情的官员，百姓也不是用来作人情的工具。况且做到这个官职，通常多有爱惜名节的要求；如果贤能与否不能考察清楚，就属于失职。府官是全郡的表率，郡属官员的清廉或污浊，就是他本人的清廉或污浊。这样一来，官员的优劣难道不是应当看得清清楚楚吗？但弊病在于偏袒包庇；包庇残害百姓的人，就不能做百姓的长官。至于刑官专门负责对官员进行考评，臣认为地方治理得好坏，关键全在这里，而堕落于旧日套习的也不在少数。臣私下认为，混淆清官与贪官的区别，就会损害明察；沾染瓜田李下的嫌疑，就会损害操守；接受不合正道的请托，就会损害品行。这三种情况怎么能容忍呢？对此如果不严加追究，那么官场风气必然不能清正，地方也必然不能治理好。至于臣约束自己并约束他人的原则，只有这一条公道。所有官员的考评和政绩考核，不论资历，都按照百姓的愿望，不按照请托，并且同司、道等官员相互验证；同时，也依据这一原则一并约束司、道等官员。凡是要举荐的，就揭帖注明所管辖的各官员某某共同报告其为贤能，或者某人报告为贤能而某人认为不贤能；凡是要弹劾的，就揭帖注明所管辖的各官员某某共同报告其为不肖，或者某人报告为不肖而某人认为贤能。这样一来，负责考察的人和被考察的人，其优劣、公私都无法逃脱全国人的注视。如果有不肖之徒混在其中充数，或大恶之人漏网，就下令削夺其资格，并查究原先上报的各官员，权衡轻重，分别治罪，作为那些做臣子却失职者的警戒。我之所以不怕烦琐地这样做，原本是为了使贤能与不贤能分明，从而使奖惩得当，借此打破他们的倚恃，荡除贪婪的风气罢了。如果负责考察的官员先因受贿而闻名，那还凭什么训导别人？对于这种人，应当立即按照白简弹劾办事，绝不能苟且徇情。奉圣旨：吏部完全掌管官员考评；如果上报贤能与否失实，凭什么进行举荐、弹劾、惩罚和奖劝？这份奏疏中要求责成司、道、府、厅各官揭帖注明并查究参劾等事项，着令立为规条，严加申饬，务必实行。着该部院知道。初七日。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上疏，认为应当清理滥加官衔的开端。疏中说：南京鸿胪寺卿刘文征，具有冲天的刚劲气节，保持坚贞的操守，长久以来不肯被优厚爵禄所羁绊，退居林泉之间；他的品行确实足以使贪婪者廉洁、懦弱者立志。应当加授太常寺正卿职衔，准其致仕，以彰显崇尚德行的盛典。南京太常寺少卿余启元，竭力摒弃纷华，心神游于宁静，已经飘然拄杖曳履，悠闲度日；此人也不愧为年高而老成的人，应当加授光禄寺正卿职衔，准其致仕，以彰显尊尚年长者的盛典。南京太仆寺卿赵健实，效力为官已经很久却没有声名，仍旧留恋官场；五官的作用既已衰退，就应当到十亩田地之间安适度日，难道不应照本官职衔，让他得以按照礼制致仕吗？至于南京□常寺卿朱一桂，升任已经三年，竟然没有赴任，难道是援引义理自我裁断，保全自身而退隐吗？还是因为自我检点有所惭愧，故意停留观望呢？朱一桂放纵善类所遭受的毒害，树立邪党的旗帜，既然已经为正人所不齿，怎么能滥列于崇高的官秩之中？南京光禄寺卿林欲栋，做官一向有贪婪的名声，任卿寺官更是滥竽充数，任职没有多久，竟然就回到原籍；他是想凭借原籍的俸禄苟延下去，图谋重新燃起那种觊觎之心吗？这两位大臣，应当立即罢免斥退，以表示惩罚和警戒。同为皇上的臣子，哪里分什么南北？南京各卿寺中有愧于自己职任的人，臣不难直指其名，以澄清仕进之路。然而其中才略卓绝、品德声望隆重的人也不乏其人，恳请皇上对南北一体看待，按照次序等待擢用；这又是圣明宽宏、破格施恩的巨大恩典。奉圣旨：着该部知道。巡按直隶御史潘圣翼上疏陈述说：敬谨根据查阅关内事务所得的真实见闻，疏中说：杨一桂巡按辽东时，抚顺的变乱发生了；关于查勘地界的说法，直到现在仍然令人怀疑。臣曾听关内熟悉此事的人说，他们认为奴酋早在孤山杀人的那天就已经蓄谋；在两年内不加责罚之前，这同查勘有什么关系？何况巡按臣的职责是巡行察访，不是查勘。只是因为封疆大臣想掩盖自己的罪责，反而诬陷巡按巡历之人，说是查勘激成变乱，以致边防日渐松弛，奴酋的气焰日益炽盛罢了。如果相信这些话，那么不但朱一桂没有什么可等待查勘的，而且根据他同旧日巡抚阎鸣泰、河上的谈话，以及他同获罪的巡抚利瓦伊翰往来的文书，如果能够把这些话全部说清楚，稍微在清渖以及子河、化石岭一带预先筹划防备，怎么会到了今天才后悔已经来不及呢？说起来只能徒然叹息，这就是朱一桂的苦心谋略。陈王庭巡按辽东时，四路军队战败，辽东监军的责任，谁能替他解释清楚？只是考察过去的间谍报告，其中有主张作战的、轻视敌人的，以及临敌时更换将领、贪图放纵而放开军队的；权力既在内部相互胶着，事情又在外部沸腾，似乎很难把责任全推给巡按地方的使者。旧日巡抚的勘语说：王庭在四路出兵开始时，忧虑已经显现在脸上；

译等到三路溃败之后，后悔之意又表现在言辞中。又说：虽然担任监军这一职务，有些责任难以全部推给别人，但尚方所任用的人确实难以由一个人独自控制。这话确实如此；而且他任职不到一天的四台，几乎经历了王庭年间辽东事务的全部滞留，艰难险阻也都尝遍了。这就是王庭的苦心谋略。方震孺巡按辽东时，广宁城被放弃；对于经略、巡抚的说法，谁能替他们隐讳？只是设身处地想想，这件事也谈何容易。把全国都无法平息的喧嚣，想凭一己之力排解，做不到；在倾覆辽东、众人共同争夺的道路上，想像砥柱一样挡住山洪冲击，也做不到。处在两排牙齿之间，想谋求一舌保全的办法，他的用心实在艰苦，谋略也实在奇特。这是巡抚勘语所说的。朝廷所不能坚持的事情，却单独责备御史；经略、巡抚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又从旁责备监军，这种形势或许并不妥当。自身没有死罪可据，这是辅臣勘语所说的。臣的同僚胡士奇却认为，王化贞的拙劣愚钝、熊廷弼的气魄，直到今天仍然各有长短。如果把是非明确纠正，恐怕会导致彼此推卸责任。唉，这些都是当年实际发生的情形，也是事后持平的议论。臣先前到达关门，再向熟悉这件事的人询问，没有人不佩服方震孺的识见和任用人才的能力。方一桂的一份奏疏，以及招致祖大寿的一件事；方一桂守卫西平，直到今天人们谈起这件事仍然令人凛然生敬。方震孺的气势可以遏制奴酋长驱直入的意图，鼓舞各将领拼死守卫的心志；祖大寿曾经只同臣见过一面，却感激方震孺，激动得几乎落泪，从前观望反复的念头几乎完全消除。直到今天，他仍被枢辅委任，在觉华屯田筑城，在宁远简选搜罗，以便慢慢筹划恢复、拓展并扫荡的举动，这未必不是方震孺的力量，又怎么可以轻视呢？当初他主动请求抚恤赏赐，以便在动乱之时收拢人心，在军队溃败之后磨砺士气，满朝没有不称赞他的。后来他承担别人不肯承担的责任，收拾残余力量，在众人观望之际招来祖大寿，在已经抛弃的数万斛粮食中挽回损失，关门一带没有不称赞他的。他又做了别人不肯做的事：在宁前听到贼情后，同该道张应吾连夜催促军队迅速前往救援；第二天就听说经略已经到宁远、巡抚已经到杏山，差官冷继祖前来阻止，这才在八里铺徘徊，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这就是方震孺的苦心谋略。奉圣旨：各官巡按辽东的事情，既然说已经查勘清楚，着该部立即议覆。初八日。浙江道御史刘之待上疏，弹劾部、寺中贪婪的官员：太仆寺少卿顾际明、工部主事张廷玉、吏部员外李夔龙等。奉圣旨：着该部知道。江西道御史周昌晋上疏陈述保泰和致治的方略，疏中说：圣明的皇上独自裁断，任用和罢黜亲自决定，臣下没有能力仰承辅助；但雷霆和雨露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而且在威势震慑之后，群臣的心情还没有安定，巧于钻营的人观望不前，怯懦的人畏缩退后，同心同德的气象仍然有所欠缺。臣希望皇上虚心任用人才，收敛威严而听从阁臣、部臣的意见，并对言官加以优厚礼遇，以振作他们的气节。正如台臣潘士良所说：不要因为某个人可以轻视，就认为人人都可以轻视；不要因为某件事有可疑之处，就认为件件事都有可疑之处。这是确切的论断，也就是上下相交的道理。为政之道贵在合乎天理，确实能够产生人才；如果只是树立党羽、背弃公义，就会出现空虚的局面。如今朝廷之中难道没有栋梁之材，民间也难道没有硕果般的人才吗？想要挽救时局的艰难，就应广泛搜罗人才，使天下人的才能为天下所用，不要固执成见，把私党全部遣散。白发苍苍的老人，可以发挥他们的老成经验；强健而有壮大谋略的人，足以资助处理事务。但只要不受东西南北各种关系的牵缠，真正的人才自然会涌现，百姓的赞誉也必然会上升；这就是拔茅茹的道理。为政之道贵在宽广。天下的事情就像秤一样，稍微偏低或偏高一点，便会相差千里。各位大臣以偏执取胜的心态，面对已经形成的局面，制造出许多纠葛，只是徒然增加话柄。例如议论移宫，移宫本身就够了，却又加重说成垂帘听政，进一步说成阿党，于是竟称为定策的功业，光照千古。即使说自己不居功，事实上也已经有了这些事情。又如议论进药，只应说负责进药的人处置不够详慎，却给他加上弑逆的罪名，又说有人在背后主使，援引经书来断案，把古代案件附会到当今之事上，连先帝正常终寿的道理也因此不能彰明。对这两件事进行文饰罗织、锻炼成罪，偶尔有人一开口就立即遭到排斥。今天召回贾继春、徐景濂、王志道等人，众人无不称快，但还有尚未完全昭雪的人。可是臣认为，一个官员的升降，在各位大臣看来是小事；国家的是非，关系到千古，却是大事。过去的事情姑且不论，但信史中的一段记载，决不能曲笔附会。家庭父子的人伦关系已经妨碍了人的功名，青史上褒贬严明的笔法又反过来增加人的嫌怨。现在不把事情剖析清楚，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应当明白宣布，以确定不可更改的案件结论，这就是崇尚中行。为政之道贵在公正，人心因玩忽日久而不能振作，因涣散日久而不能团结。比如枢辅自己请求回朝，就是把边疆事务当作儿戏。所幸圣旨明白地制止了这种做法。在位的各位大臣，普遍像没有系缆的船一样漂浮不定，是因为顾及情面太多，所以缺少担当的骨力；私下争斗的念头太重，所以很少有为公家的精神。玩忽日久就形成松弛，积累的□□就形成倾轧，私人的局面牢不可破，国事日益被侵蚀败坏。如今应当迅速振作鼓动，重新振起一番精神，整顿政治，筹办军饷，支撑这个纷乱动荡的天下，不要习惯于安坐堂上，最终导致众人一同沉溺；这就是艰难而守正的道理。为政之道贵在不安逸。奉圣旨：这份奏疏所说的是从前扰乱朝政的人，朕已经把为首的罪魁斥退，其余的人姑且一概给予更新，擢用人才。当前的急务，应当依次办理。移宫、进药的事情，事实本来明白，应当交付史馆据实记载。你们每一位大小臣工，都应秉持公道、守正不阿，振作起长期玩忽的风气，辅佐中兴。着该部知道。初十日。

译掌河南道、浙江道御史张泼上疏，认为对劳臣的甄别叙功还不明确。疏中说：自从辽东、四川、贵州接连报告变乱以来，人们畏惧困难甚于畏惧死亡。于是有预先逃跑的冯盛明，有巧妙推卸责任的解经邦。他们认为只要削去我的官职，罪责就不至于死刑，宫室、妻妾的供养仍然同以前一样。国家惩罚警戒的法令，似乎有时也会穷尽。所能依仗的，是在立功之后破格表示奖励，希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谁知有功于社稷，回报却只属寻常？像矢永安、梁之栋等人，虽然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功劳，却没有得到破格任用，有见识的人对此忧虑，认为这样将无法激励世人、磨砺庸钝。史永安奉命巡按贵州，并没有守土的责任。城池被围而告急时，他刺血明志，自料万无生还的道理，幸而没有死，真是两世为人。然而捷报上奏以后，仅仅以太常寺官职酬报，臣子相对叹息，都认为国家酬报功劳本来就这样微薄。不久又发生学臣刘锡玄反唇相讥的事，使事情的体统大受损伤。假如被参劾的人个个都像这样，哪里还用得着御史呢？只是守城一事确实有共同劳苦，虽然当时仓皇急迫，见识上难免有不同。后来事情平定、功劳确定，优厚记录功劳本来难以舍弃任何一方。当他们同守一城、共同受难时，经历万死一生，难道不是在尽力吗？难道不是在尽力吗？万一孤城能够无恙，他们都应当得到君主的恩惠。哪里料到到了今天，反而又遭受这样的困顿？旁观的人尚且不胜扼腕，不知道如果身处其中又会怎样？恐怕将来再有大难，也没有人肯为朝廷拼死守卫疆土了。奴 ○奸细无处不存在，而刘保是其中罪行最大的人。如果当时不能把老虎提住，反而让它回头咬人的梁之栋，这个人和这个官职的关系也正在于此。如今罪人已经捕获，却仍像以前一样被搁置；他虽然有预先防患、转移柴薪的功劳，却没有得到头部烧焦、额头烧烂那样的报答。即使梁之栋本来就有谦让退避的美意，成全了自己的高尚品格，但国家酬报功劳的典制又该怎么办呢？又说：自皇祖登极以来，各位大臣因进言而获罪、以至家族遭受祸患的，潦倒郁结，几乎没有生气。自皇考加意擢进人才以后，才稍稍振奋有为。过了多少时候，王纪被罢免了？邹元标、锺羽正离去了！盛以弘、孙慎行、余懋衡、张问达、曹于汴等人又相继离去了。中途获赐召还的，只有南方御史冯从吾；而一代人所敬仰的邹元标，议论起用留在铨选之中，却又没有得到选用。由于采用方便的话语便能迎合上意、容易被接受，各位大臣已经皱眉蹙额，重重叹息举起大山般的艰难，正直之道难以容身。各位大臣又抬头踮脚，共同回忆转动巨石不知何日，等待黄河澄清也难以实现。人的寿命能有多长？即使皇上将来忽然醒悟，想要重新得到这些大臣并任用他们，恐怕也有人已经老死，无法再被起用，到那时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呢？奉圣旨：史永安、梁之栋的事情，酌情议定具奏。其余事情朕已经有旨，了结，着该部知道。十一日。巡按浙江御史杨维垣上疏，陈述盗贼擅自杀害掌印官的事情：本年正月初一日三更时分，长兴县官石有恒等人一起起身庆贺元旦，忽然被数十名强盗持械盘头冲入，从头杀到里面，抢劫库房，劫放囚犯，放火掳走县印；石知县身首异处，巡捕主簿徐可行也被杀死。已经捕获吴野樵、王召魁、孙奇、许国兴、董瑞、吴山，随后又捕获谢光亨；此外还有从监狱逃脱的姚良彦、陈天相，都是外乡人。这是地方上的重大变乱。拟将临海县知县郑觐光调来补任处理此事。奉圣旨：盗贼团伙抢劫并杀害县官，造成地方重大变乱；已经捕获的首恶吴野樵等，审明后依法处死，其余人员着令严加缉捕，务必捕获。石有恒和徐可行，查照条例优厚抚恤。郑觐光的额定俸饷既已发完，准许立即补任。着该部知道。巡按江西御史田珍上疏，认为应广泛访求名贤。疏中说：江西是道学的渊薮，士人生长在其中，本来就像蓬麻一样挺直，也受到兰芷般的熏染。品德高尚的人多得数不清；根据臣咨询访求而认为最确实的，有南昌县布衣朱试。他早早辞去荣华仕进，平日的志向在于安静隐居，浩然正气充塞天地；他与直养天人之蕴奥齐名，心性明朗通彻，没有一点遗漏；对于性命的真正精微，他长期沉潜钻研。他修养自身，举止都合乎准绳，行走也不离正道；他努力治学，言语能够阐明《易》卦爻的义理，所说的话足以成为经书；他敦厚地处理人伦关系，孝心出于天性，甚至捐出财产抚养庶弟，这还只是他德行的余绪；他教育造就人才，叩击起来像洪钟一样，循序诱导后进，所讲的全都超过浅陋的理解。年纪已达到七十岁，学问修养将近随心所欲的境界，确实可以挽回浇薄的风俗，而且对圣贤教化也有功劳。查得天顺年间临川处士吴与弼、万历年间布衣特荐诏授职的人，朝廷本来都因他们坚辞而下令有关部门每年发给粮米。朱试这位布衣与这两位贤人相同，臣怎么敢不遵循过去的成例而提出请求，以追继先朝的盛美呢？奉圣旨：着该部知道。山西道御史王祚昌上疏说：蓟门的总督绝不可议论裁撤，陪都的冢卿也绝不可长期空缺。疏中说：蓟门是京师左面的辅卫。国初因其地处兀良哈降服的夷人聚居之地，分别设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每年朝贡、互市，永远作为藩篱。后来部落日益繁盛，夷情诡诈，往往转而依附道北的蒙古。嘉靖年间，蒙古军从古北口入侵，直接逼近城下，蓟门才开始被称为重镇，于是增设总督，各镇军队入卫，修筑墙台，春秋两季防守，比其他边地更加严密。它的重要性大致如此。既然总督设置在蒙古军逼近城下的地方，其中的缘故已经可以想见。这个设置沿袭已久，如今却突然议论裁撤，恐怕不是祖宗设立它的本意。况且自奴酋起兵以来，救援危急、解救灾难，急需用人，即使天津、登莱也增设了两名巡抚，何况蓟门原有的官员又正值危急之时呢？如今还要加以裁撤，岂不是把蓟门置于累卵之危吗？议论裁撤的原因，只是因为枢辅一片报国之心，独力承担此事。所谓方叔这样的元老，能够大力成就其谋略，说的近于实情。但恐怕告急的羽书接连而来时，会因鞭长莫及而无法应对。枢辅纵然才略盖世，怎么能在仓促之间，东奔榆关、西奔蓟门呢？

译陪都冢卿本来就是掌管衡量鉴察之职，也是清议由此发出的职位。近日朝廷推举原任左都御史邹元标来担任这一职务，满朝官员都弹冠相庆，说：“国家有老成之臣，是国家的福气。”可是圣意似乎十分慎重，冢臣赵南星催请不得，阁臣叶向高揭帖请求也不得，台省诸臣共同请求也不得，满朝相互惊愕地说：“竟有这样的事吗？圣上竟如此吝惜给元标任用机会吗？”等到恭敬地研读圣旨，不过是说元标年老衰弱，行礼困难罢了。光明正大的天子言语，从来没有不顾念老臣、赐给他安逸的。只是元标行礼困难，确实另有原因。当初他初入仕途时，就上疏抗议，公开斥责权相，被廷杖并遣戍，几乎不能活命，以至筋骨拘挛、步履蹒跚，这大概是体力不能随心所欲，并不是他甘愿处于行动困难的状态。以皇上如天一般的仁德，正应当因为他行礼困难而赞赏他当年的一片忠诚，使他充任南铨之职，为什么反而吝惜不给他任用呢？况且行礼困难只是元标一方面的缺点，而清廉耿介、端正方正却是南铨不可缺少的条件。皇上舍弃他的短处而录用他的长处，不正是尧舜询问众臣、急于任用贤才的美好法则吗？奉圣旨：蓟镇总督员缺一事，督师辅臣先前的奏疏已经说明，为什么又屡次分条议论？着令吏部、兵部赶快移文会同辅臣确实议定，具奏上来，以便交接，其他事情我已经有旨意了。十二日。巡按直隶御史潘云翼上疏勘察户部郎中传国，并参劾何栋如。疏中说：传国负责向辽东供应军饷以及留任河西，节省下来的钱财和剩余的实际数目，既不是侵吞者所能得到的；再考察他入关时的情由，以及原籍接近孤苦凄惨、贫乏萧然的状况，又怎么会是贪污者也能与他相同的呢？此外，把边疆大臣的失机与拟议饷臣的不肖相提并论，那么典当衣冠，势必怎能相及？至于生死关头尚且不能从经略、巡抚诸臣那里得到支持，又何必再论饷臣呢？如果一定要以资助盗贼、没有限度为罪名，责备他没有及时果断用兵，那么皇上的赏赐、犒赏本来并不是由他掌管；饷银中断时，他又曾竭力请求向经略借用赏金，难道有多余的军饷却不发放吗？况且他当日所提出的战守方略并非没有道理，揭帖中的话多有切中要害之处，逐条陈述军饷应当核查，文书也都很有可取之处，可见本官也是很有心计的人。至于何栋如盗饷一案，已经由前任关臣梁之栋查勘清楚，卷册明白，为什么长久没有结案定罪？只是因为旧司农与他有香火情分，罪案因此拖延，直到今天还继续滋蔓，分辩求脱，难道是因为不能从按关者那里得到好处，便想从抚关者那里得到吗？治国如果只是想营求苟安，破甑破裂，名声已经扫地，如今还更加滔天，声称听候勘察、前往关口，却又横行恣肆，欺骗诈取，各营将领被他吞噬的又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样一个臣子，怎么能让他在关上一日停留？应当尽早追查他八万多的赃款，查实后用来充作军饷，并依法正法。奉圣旨：传国既然查明没有侵吞军饷的弊端，着令有关部门议复。何栋如一案，已经多次下旨查核，还着令巡关御史会同山海巡抚官，限期查勘明白，具奏上来。有关部门知道。十三日。巡按直隶御史崔呈秀上疏：为荐举方面官员，推荐郭士望、士晋、魏士前、熊膏、赵谦、宋统殷等人；又上疏荐举地方人才，推荐方震儒、张鹤腾、万崇德、赵一韩，均奉圣旨，吏部知道。十四日。山东巡按御史陈九畴上疏：为荐举方面官员，推荐程启南、曹尔桢、贺万祚、张国锐、谭昌言、孙毂、徐从治、孙朝肃、李天经、熊文灿、黄兖、王継羙等人；又荐举地方人才，推荐锺羽正、吴崇礼、公鼐、许维新、董国光、高举、董可威、杜承式、李应荐、苏述、马从龙、张中鸿、岳万阶、杨洵、冯瑗、陈载春、丘志龚、张文炫、邢其任、高锵、任彦棻、张新诏、车从衡，均奉圣旨，吏部知道。十六日。南京湖广道御史张継孟上疏说：言路本来不应堵塞，议论务必要使它省察自身。疏中说：我国家自东事败衄以后，不经过数年生聚就不能恢复元气，也不经过数年训练就不能振作雄心；边臣不齐心协力，就不能取得较大的成效；边臣不独断独行，就不能确实有所主持。然而谋划整顿还没有多久，逞一己臆见的人便从旁献上奇谋；整顿刚刚开始，专门寻找瑕疵的人又在后面苛刻议论。所献的未必奇特，却已经被浮言扰乱；议论紧随其后，又被牵制束缚。于是使当局者因不能自由施为而行动，产生退缩回避的想法。即使有弱冠之年便请缨出征、主动推荐自己的人，也会犹豫自畏，深深产生隐居山谷的念头。这难道不是因为议论过多而误了边防筹划吗？如今腹地的优厚官职，人人都挽袖争相前往；边疆的重大任职，却唯独裹足不前而畏惧。以至于蓟、辽总督长期难以推举。难道朝廷臣子只能享受安逸的职位，却不能效力于捍卫国家吗？难道国家大事反而不如情面重要吗？阁臣广泛访求天下英豪，袋中难道会没有合适的人选吗？可是拖延到今天，还让身带麻衣、手扶杖的王象干主持军队。即使督臣以孝道作为忠诚，难道就没有想到哭泣之余，百事都会荒废吗？在交接替代之际，诸人却心存玩忽。军旅之事，怎么可以交给那些懒散、使亲人忧伤的人去办理呢？若不是督师辅臣孙承宗极有担当，亲自承担这一职务，将空缺不予补充，那么大事又能交给谁呢？这固然是当事者决断不明，但归根结底也是因为众人喋喋争辩，所以满朝没有人承担这个过错。如今主事谭谦益把不懂兵法的宋明诗错误地荐举出来，假如让他得到验证并载入史册，就会使天下后世说今日用兵的邪术已经不是我堂堂天朝正正当当的作风。何况如果不能得到验证，消息传遍中外，岂不是要让夷虏笑破嘴巴，大大损害中国的威势吗？把大事当作儿戏，这是犯了欺君之罪。道臣胡良机说法律一定要执行，确实是对的。像这样下去，成什么法纪？这难道不是因为议论过多而误了用人吗？况且用兵属于阴谋，也是诡道。设置险要、修缮器具，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办好的。本来就应当在事情发生前做好准备，而隐藏机宜、埋伏奇兵，必须随着形势变化才显出妙处。怎么可以事先拿出来谈论呢？其中有九地九天，神鬼难以测知，虚虚实实，连父亲的书信也不能拘束它。这种用兵最为神妙，这种方法最为秘密，机密绝不可泄露。近来有人谈论东边战事，说某处应当增兵，某处应当设伏，某处应当怎样布置，某处应当怎样进取。

译这样的考虑确实深远，议论也确实适当；但早朝上刚刚把内容写入邸报，马上就被抄录传发了。我方的准备还没有设置，狡猾的敌人已经听到了。韩宗功等人的奸细，无论如何已经有事实根据。更不用说那些把泄露机密当作寻常事务来做的人，已经把我方的虚实暴露给敌人。即使徐徐有所准备，将领的出没我也未必能够知道，而我方的行动却会先被敌人察觉。这样长篇大论，只是显示文人的文章，反而把言语和实情暴露出来，等于给夷虏指示道路。这难道不是因为泄露议论而误了军机吗？奉圣旨：这份奏疏说的是近来的条例繁多，以及任意荐举、勘察之事，着令通行申饬。兵事不得抄录传布，着遵照屡次圣旨严禁。蓟镇确议总督一事，反复倚重督师辅臣，都已经有旨意了。有关部门知道。十七日。贵州道御史徐吉上疏请求迅速简选黔抚，以挽救残破的疆土。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有关部门知道。十八日。福建巡抚南居益上疏弹劾提学副使锺惺，说他百般行为越过法度，五经教育被他弄得一团糟，把读书人变成摇钱树，桃李门生都感到羞耻；延请商贩坐在讲席上，门墙之间变成市场，公然抛弃名教而不顾，甚至在承服亲丧期间还出游作乐，疑心他已经疯狂丧失理智，哪里只是交游者说他没有品行而已？兵备道曾舜渔，耳目像被堵塞，精神仿佛昏聩，既然掌握纪纲，怎么能容许群小暗中作奸？他负责军事，却没有看到营垒相连、军纪肃然的景象；根据道路上的传言，总怀疑他暗中窃取兵器、左右逢迎，实在有很多放任失职之处。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巡按直隶御史刘芳上疏荐举方面官员，推荐张朴、钱士晋、来斯行、徐腾芳、袁崇焕、王庭梅、叶震生、乐济众、刘复初、张春、刘诏、赵谦、程启南、熊文灿、曹尔祯、徐从治、贺万祚、张国锐、谭昌言、黄兖、孙毂、王从义、郭尚友、焦馨、余炼、潘文、王瑊、郑茂华、田生芝、周士昌、何应瑞、张梦鲸、唐焕、孙朝肃、李天经、吴从诚、胡佐、邓??羙等人。奉圣旨：吏部知道。十九日。巡按直隶御史李玄上疏弹劾方面官员，弹劾开封府知府方道通、保定知府魏尚贤、兖东道徐从治。奉圣旨：吏部知道。二十一日。浙江道御史张纳上疏请求慷慨发放国库银两接济黔地军队。疏中说：贵州用兵以来，转运军饷一年到头没有安宁之日；楚省已经竭尽全力供应军需，川省更是带着严重创伤来厚力援助，而督臣杨述中从中筹办，多方设法解决，即使挖空心思、艰难筹解，也耗尽心血，幸而没有缺乏。到了如今军队疲敝、财力匮乏之时，仍有十万军饷押送大方，为什么却全部交到抚臣王三善手中？一次溃败以后，全军尽没，王三善本人也被俘。他刚愎自用、轻视敌人而缺少谋略，有见识的人早就预料他必败，这姑且不必论。只是这一批军饷，耗尽几年经营，汇集数省积蓄，经过几千里牵挽运输，却轻率地抛给寇盗作为资助，这是朝廷上下最为痛恨的事。此时督臣即使退守贵阳，但那座斗大的孤城，残存军民已经死伤殆尽；贮安想收集合余部，作背城一战的打算，却赤手空拳，怎么能使那些在重伤和死亡边缘苦撑的士卒重新振作起来？只有粮饷充足，才可以果断地使空腹之人恢复生机，才可以集合败军而振作其士气，存亡只在呼吸之间，片刻也不能耽搁。奏报送到已有数日，皇上既然也已悲悯震动，紧急改派勋臣抚臣蔡复一前往救援，可以说是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和任用。只是筹措军饷这一点仍没有实际着落。昨天催促解送楚饷，特意命令管钱粮的官员以一年为期限；可是催解黔饷，不过拿已经解过、可以留作抵充的数目来敷衍应付；至于川饷，则连数目都没有上报。缓慢的时候尚且如此，紧急时还能依靠什么？现在的办法，只有千恳万求，急切希望皇上发放国库银两；无论多发还是少发，终究必须发放，实在不如早发。趁督饷按臣丘兆麟出都之日，给他数十万金，让他带着出发，使他作为派遣将领、调动军队的费用，修缮铠甲、磨利兵器的资财。这样既有军令文书在前，又有厚重财力在后，即使省去押解运输的烦劳，也没有误期的忧虑；对外可以壮大新任抚臣的声势，对内可以解除督臣及诸将吏倒悬般的困境，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又说：皇上慰留首辅，已经两次三次，希望他立即出任辅佐政务；但看首辅所恳请的，只有这一件事。皇上如果确实依从他的话，危急的贵州就可以转败为功，首辅也自然会转而离去，投身于关系宗社安危的大计，这实在比什么都重要。奉圣旨：元辅已经多次晓谕，自然能够体会朕眷顾倚重的深意。请拨帑银一事已经有旨意了，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二日。南京山东道御史刘??羙上疏请求尽早明确赏罚，公开显示劝善惩恶，以整肃人心。疏中说：长兴知县石有恒死在吴野樵手中，而我直截了当地说，他其实死在叶朗生一党手中。叶朗生图谋叛逆，石有恒首先揭发他的奸谋，正是所谓对石有恒深恨而想报复他。因此吴野樵等人从来没有劫掠府库，只是杀掉知县，说明他们的意图不在府库。而且叶朗生一党难道只是鼠窃狗偷之徒吗？近来有从宜兴、真州直窥金陵的说法，虽然已经没有活口可以作证，但开天元师的三方印信确实还在。如今转而编造抽豊之说，不过是其党羽推卸责任的言辞罢了。我想叶朗生的叛逆，并不比东省的妖贼轻。东省诸臣等待他们发生变乱后才将其击败；石有恒却在变乱发生前就谋划对付他们。等待变乱后取胜的人能够受赏，事先谋划对付叛逆的人却不予记录，难道石有恒的死竟是自取其辱、招致贼人杀害吗？看他挺身辱骂贼人的样子，那几句堂堂正正的话，足以面对天地日月，正应当加以特别恩宠，以振作忠义之气。所以说，这是不能吝惜的恩典。至于贵阳督臣杨述中，当抚臣王三善奋不顾身、直入虎穴，捷报传来时，满朝都为之增色。

译假使杨述中能够与王三善同心协力，成功本来很容易。可是援兵没有发出，军饷也没有转运；军饷没有转运，河上的船只也没有准备。王三善怎么能用空腹的疲惫士卒，同吃饱喝足的猡猡交战呢？杨述中不能推说自己不知道这些事。更不用说正月初就已有流言传遍南都，而杨述中自己也说已经很久没有塘报了。难道没有塘报就可以坐等不管吗？假如王三善果真被陈其愚诱骗而失败，那么各道将领本来都安然无恙，难道只有他先觉察而回师吗？大概王三善料想督臣一定会接应自己，所以不再考虑其他方案。也就是说，王三善希望督臣另作后续谋划，二人共同取得功劳；而杨述中却拘泥于最初的计划，任由王三善独自应付这场变故。况且黔中的督抚，就像辽地的经抚。辽地是在我军失败时萎缩退避，黔地则是在我军取胜时嫉妒掣肘。失败时萎缩退避，是不敢抵抗贼人；取胜时嫉妒掣肘，则几乎等于帮助贼人。所以说，这是不能宽赦的罪法。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有关部门知道。二十四日。督理川、湖、贵粮饷御史丘兆麟上疏弹劾湖南道程寰、上湖道钱时俊、下湖道潘澜。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五日。云南道御史李先春上疏参劾词臣翁正春、赵秉忠。疏中说：先前我的同僚刘璞有一篇《遵祖制酌时宜》的奏疏，其中说词臣萧云举已经任职满足，却以知足止步的道理讽劝他，于是萧云举果然听从意见回到家中。翁正春平生长期不为公论所容，其情形比云举更严重，我即使不必引用言论，也只看他的资历和职位，本来就与云举相当，难道云举不能出任，翁正春却可以出任吗？先前的翁正春不能出任，如今又为什么可以出任呢？翁正春已经担任秩宗，尚未登上的官位只有宰辅之位。前些年枚卜七人，却没有翁正春，难道其中没有原因吗？那么翁正春一生早已断绝进入内阁的梦想，这次出任究竟想做什么？赵秉忠蒙着脸前来，我的同僚黄遵素直刺他的隐情，使他羞惭得心胆几乎坠地。他开始时出示揭帖为自己辩饰，后来又大谈榆关之事来自我炫耀。譬如丑妇被人掩鼻躲避，却反而多施脂粉，希望讨人喜欢，有见识的人早已讥笑他了。他最可鄙的地方，尤其在于污辱别人、委曲求容，几乎使听到的人想呕吐；内心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骨力可言？或者说，他的做官欲望为什么这样强烈呢？与周应秋、顾际明等听到劝告便坚决离去的人相比，究竟怎么样呢？皇上对于讲读诸臣所做的事，能够虚心听取接受，改变容色以礼待他们，是因为他们进言合乎礼、退处合乎义，对风骨气节十分谨慎。可是，一个年老疲惫还奔波千里，一个遭弹劾而脸上带着十重羞惭，皇上又何必看重这种潦倒顽钝、无礼无义的臣子，难道还能指望他们有感化君心的益处吗？又说：督臣推举李瑾离职了，高第也请求离职了。枢贰并不是用来养俸的官职，难道他从前一直在做梦，到现在才醒吗？如果边疆事务人人都这样规避，最终将由谁来担当？况且自从有辽东事务以来，至今还没有见过杀身之祸，为什么几位督臣动不动就怕死？臣认为，不推举督臣也就罢了；既然要推举，就正应当任用高第，使他把思念家乡的心，坚定地转化为替君父守卫边疆的心，不应当明白听任他离去。又如寺臣林熙春，臣看见他入朝后不停喘息，行走艰难，现在正是辞官归乡、与松菊为友的时候了，可是熙春却从未说过要离职。在雍容尊贵、待遇优厚的场所，却怎么也驱逐不走；在事务繁忙、经营劳作的地方，却召他也不来。国事所倚重的人没有了，仕途上几乎没有坚强有骨气的人。这是近年来举国徇私灭公的风气，已经沉积成痼疾而无法医治，难道不应当大张明断，明确显示进退的标准，用来振聋发聩吗？奉圣旨：大臣各有品望，刚刚经过选用，而且既然任官就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不得凭空言暗示驱逐，交该部知道。浙江巡按御史田唯嘉上疏弹劾嘉湖道王继曾，奉圣旨，交该部院知道。顺天巡抚右佥都御史邓??羙上疏参劾蓟州兵备道邵可立、密云道叶震生，奉圣旨，交该部院知道。二十八日 山东道御史宋祯汉上疏说：登莱巡抚袁可立受到指斥，几乎已经体无完肤；尚宝司少卿曾用升也被加上许多责备。可是两次承受温和的诏谕之后，竟然一直没有听说他上补牍陈述，任凭别人讥笑辱骂，徘徊留恋官位，这不是太羞辱节钺、玷污清华官职了吗？至于部属马鸣瑞、刘继孔、陈明晰等人的贪赃踪迹已经败露，证据明显可靠，却还没有看到依法处分；不是彻底追究到底，就是让他们凭借四牡遗缺而逍遥，或企图得到一线留任的机会，士人都感到羞耻，官场中的邪恶又怎能得到警戒？臣所说的铲除邪恶，方法应当迅速。抚按掌握着黜陟扬抑的权柄，如果一方官员妨害政务，就应当及时立即参处，不必等旁观者揭发，以启发当局的明察，这才是维护法度。哪里像近年来这样，每每听见舆论已经在长安喧闹，而当地还拖延不办？官员姓名既已列入白简而受到考功法的处置，地方上却还没有封存惩治奸恶的奏章。考察官吏的地方，抚按最为接近，却不早早纠正，到了现在反而让相隔很远的人先行揭发，这在事理上似乎颠倒了。统率属官的权力，抚按最重；有权力却不谨慎掌握，竟让居中的人替他们代为行使，那么他们的事权反而转轻了。应当严加申饬一番，使他们多方秘密访察，按月精细核查，或许才不愧为奉行纲纪的官吏吧？臣所说的，纠察参劾的职责应当明确。如今缺少一位蓟督，筹划犹豫了一个多月，没有人可以替代，竟以停止推举暂时结束此事；再次缺少辽抚，现有许多人选，却没有人肯担任，竟起用数千里之外的旧辽抚来应付。这就是说，所排列的官员都把自己置于不能补救缓急的人地位上，国家从哪里得到他们的一臂之助呢？至于中枢是何等重要的地方，枢贰是何等尊崇的职位，而那些因怯于任事受到讥评的人接连卸下担子逃避离去，声望素著而新近推举的人又没有听说驾车前来共事，以致军情紧急、文书飞驰之际，一切机务全靠一个人勉强支撑。不仅独自劳苦值得怜惜，还恐怕一个人的思虑难以周全。因此一旦缺少一员，就应当赶快就近选择有谋略、有声望的人推补，或许能够早晨奉命、晚上就办理事务。臣所说的，急公奉国的情义应当受到重视。奉圣旨：交该衙门知道。三十日

译云南巡按御史罗汝元参劾提学副使林士标，奏文中说：“林士标以五、六、七言诗自负，认为具有晋安的风雅；对于生员的上、中、下等第，也自以为能够在天南主持鉴别。只是心胸过于宽大混融，未免许多事情都由旁人代办；对香火情分过于厚重，所以众人用轿子和瓢等礼物趋奉；对佞幸之徒的门路失去防范，所以群小互相依附来操持政务。近来就有两件事很可怪：滇南各地生员在青楼宴饮，转眼之间便打砸抢掠，席卷财物而归；有人用红轿迎亲，众人争相围观，以抛砖、嘲弄取乐。像这种轻薄败坏群体的人，正应当诛除，不应与他们同类。听说今年考取入学的人，比过去多得远远超出常数，难道真是培养人才的成果，还是良材和劣材根本无法辨别？难怪外间议论纷纷，都说学宫龌龊；为林士标本人打算，也应当以辞职来回应众人的议论。”奉圣旨，交吏部知道。浙江道御史房可壮上疏议定黔地军队失利的案件，奏文中说：“文臣衰弱，武备衰败，黔地事务已经坏了却更加恶化；军队溃散，粮饷断绝，救援黔地已经困难却更加困难。问谁掌握边外的谋略？就是王三善，他有垂涎上等赏赐的念头，却不能把谋划周密地用于自身；问谁主管朝廷内部的调度？就是杨述中，他有排挤同僚的心思，却不知道灾祸将遗留给国家。” 所以评论这一次的挫败，王三善虽然有罪，却不能因此掩盖他的功劳；评论三年来的劳绩，杨述中即使有功，也不足以赎清他的罪过。然而总的说来，从前辽东的经略、巡抚不和，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过去；如今黔地的督抚不和，竟至于全盘失败，重蹈覆辙，纲纪法度荡然无存。恳请皇上独自掌握乾断，立即申明国法，特别颁发严厉敕令斥责督抚、道、镇等官，暂且分别降级并戴罪立功，等到有了成绩，才准许恢复职位。”奉圣旨：已经多次下过诏旨了，一概等候勘查报告后另行议处，交该部知道。○三月 三月初一日 四川道御史谢奇举上疏说，先朝遗留下来的奸邪动摇国本，助长恶党余孽，亲手玩弄中枢机要。奏文中说：先帝长期迟迟没有册立太子，诸臣先后上书，都被留在宫中。万历十九年，工部主事张有德以册立仪物为由请示，神宗震怒，廷臣竭力争辩而不能改变。首辅申时行借故不入阁，表面上附名，次辅许国、王家屏公开上疏申救，而暗中投递密揭，自以为与众不同。宫中有大臣每当看见诸臣有人提及此事，便立即劝止他们。臣在内阁时，同僚也从未提及，臣也说过“还不可”之类的话。当时，整个朝廷的意见很轻，而申时行的意见很重；整个朝廷一百个赞成，也抵不过申时行一个“不可以”。“不可以”这三个字，与唐代奸臣所说的“陛下家事”有什么不同？申时行的心思，哪里还忍心说呢！幸亏神宗圣明，把他的密揭发下交礼科。申时行心中焦急，唆使亲近的胡汝宁，想趁密揭尚未发出时抄录并取回。胡汝宁派家监宋九假装说好话，骗给事中罗大纮拿出来观看，随后藏在衣袖中带走。给事中非常愤怒，胡汝宁又从外面进来，拍着他的背说：“太仆少卿难道不是好官吗？”给事中更加愤怒。于是，揭发密揭的人中书黄正宾被杖责了，攻击奸邪的人言官罗大纮被削职了，邹德泳几乎也被拟定杖责并削职。像这样忘身犯颜的君子，次辅王家屏已经五次上书请求罢归。申时行内心惭愧，看到满朝都在攻击自己，已经没有脸面站在朝廷士绅之上，于是请求罢职归乡。回去后又担心留下后患，便重新刻印他的密揭拿给人看，真实情形更加暴露。唉！使先帝迟了十年才册立太子的，不就是申时行“不可”的这两个字吗？然而迟了十年最终能够册立，不也是依靠诸臣共同攻击而使申时行离去吗？假如申时行不离开，大事还真难以预料。如今申时行如果还活着，有什么脸面去见皇上？即使现在已经死了，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是非不能同途而行，功劳和罪过也不能同时成立。那些因攻击密揭而

译被杖责、削职的诸臣，既然已经牵涉到国本之争，那么制造密揭的人，难道不应当按倾覆危害国家来追究吗？这关系社稷，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挺击、进药两案，已经作出处分，忠臣孝子仍然不断追论。像申时行这样倾覆危害社稷的人，却任由他窃取恩荫、盗取谥号、承袭庆典、承受恩休；又任由他不成器的儿子申用懋，让他玩弄机巧、施展神通，这还算有国法吗？申用懋因其父事情败露而被论罪，回籍后藏匿在吴门，本来不在建言官员之列，难道还应列入起废之列吗？他巧妙攀缘出山后骤然升进，现在这个职位，先前是用三千金买通一名科臣推荐的；事情暴露后，大计考核和众多议论使他无处容身，只好逃窜躲藏在南都，受到清议共同唾弃。近来又假托名义，携带贡物奔走钻营，垂涎于节钺之职；求取节钺的门路断绝、钻营的计谋穷尽后，竟倒行逆施，妄谈边疆事务，想借纸面上的空泛言论，越级取得掌握军权的重要职位。筹划边防半生、亲身经历百战的人，尚且担心奇正变化难以预先设定，哪里有口中厌食美味、身上穿着华丽衣服、脚未踏过边地、眼未见过敌人，仅凭虚构臆断和道听途说，就足以成为万里长城呢？就是申用懋，也不是不知道自己没有辨别能力；只是因为秘密揭发的事情暴露了他的恶行，他时时怀有牵累家族的忧虑，如果不把自己置于显要位置，就无法神通广大地安排办事；如果不借谈论边事，他立足也不稳。奉圣旨：辅臣的名望品秩早已确定，岂能再追论并轻率诋毁？申用懋的才干如果有可用之处，也不必苛刻求全，交该部知道。初二日 巡按直隶御史刘重庆上疏参劾大名兵备王应干，说他心中荆棘丛生，全身像披着铠甲鳞片，险恶如山川，狠毒如蛇蝎；拖泥带水时，就轻蔑能写金玉之言的文臣；露出爪牙时，就嘲笑执掌法令的绣衣御史。他一遇事情便气势汹汹，千方百计图谋表现自己，这也只是他多余的伎俩罢了。奉旨，交吏部知道。初九日 贵州巡按御史陆献明上疏陈述进入黔地后败坏的所见所闻和情形，奏文中说：巡抚王三善愤恨安酋违逆天朝、残害百姓，于旧年十月歃血誓师，穿上戎衣，击鼓集合军队，一时拥有雄兵十余万、道将数十人；军队受到忠义激励，接连听到取胜的消息，招降抚顺，斩杀敌人、擒获首领，烧毁贼营，缴获龙袍等僭逆物品。安酋以及奢社辉母子都放弃巢穴远逃。巡抚进入大方时，只有一座空城，看不见一个人、一件物品。他随即担心中了计谋，驻在水西宣慰衙门，释放被拘留的田景猷，慰问陷入困境的师儒、杨明楷等人，派人把被俘的男女送还亲属，召降并释放戎陈其愚等人，不诛杀帮助贼人的猡猓，烧营后各自散去。巡抚只是一味飞檄报捷，并且盘算把这片地方设置为郡县，认为安酋不过是锅里的鱼、笼中的鸟。贼人一面号召各苗族，一面派人把巡抚困住，使他安坐其中而无法设法脱身。这就是屯兵大方的情形。自十一月十九日军队抵达贼巢，四面都属于贼人的营垒；事情拖久后发生变故，贼人纠集各苗族包围我军，彼此隔绝，粮食吃尽、士兵饥饿，数万人心中只想着逃散。巡抚这才明白事情已经不对，到了正月初三日才定计突围出去，却不知道贼人已经埋伏等待。根据总兵张彦芳的手本称：抚院在初三日移营，准备从鸭池河返回，哪里料到安贼纠集镇雄、乌撒各土司的数万兵力，从四面阻截；初十日到达地名化竹宅吉的地方，贼兵势力强盛，全力进攻，放火焚烧并逼近，官兵溃散逃窜。抚院中枪坠马，被贼人抬走、拥走；曾、马二总兵、统兵的杨佥事、监军尹参政、向参政等都逃回省城。以上就是班师溃败的情形。后来查得贼人的心腹陈其愚，于十五日从贼人那里来到省城，这一定是贼人用来拖延我军的诡计。溃兵三万多人也在同一时间到达省城，全都饿得面黄肌瘦，不成人

译形。于是人心汹汹，害怕贼人长驱直入，米价飞涨，一斗粮食涨到银八钱，人人都想出城迁徙。幸亏督臣杨述中晓谕并安置百姓，才免于成为一座空城。随即快马加鞭催运粮饷，招募士兵，布置防守。臣刚到地方，顾不上询问其他事情，立即严格督促道、府实行运输粮米的办法，向卫所、营哨征调兵力，并防备那些乘着风向响应的各苗族。大体上，督臣在西面整顿，臣在东面整理，彼此呼应，以巩固边境。

译这就是失利之后紧急危迫的情形。巡抚大义凛然而不顾自身，气势足以吞灭贼人；他的忠义、勇敢和担当事务，哪里是寻常人所能相比的？只是既不设置援军，却以孤军深入，能说是万全之策吗？拥有十余万兵力，却只因□贼巢可□稳着吗？亲身进入虎穴，共计五十日，却没有算到狡猾首领的谋略，后来难道不能说是骄傲而疏忽吗？至于精锐全部归巡抚统领，省城没有兵力可以派遣，大方的消息又无法传通，旁观者不能及时救援，督臣固然有不能推辞的责任。等到派遣叚伯炌等分三路进援，也已经后悔无及。只是当时在阵中的各道将领并不少，事情成功就分功劳，事情危急就应当合力。可是巡抚孤军悬在外面而中了计，却没有听说各道臣竭力争辩、坚持劝谏。贼人驱赶数千妇女来迷惑军心，各军兵将心怀恋慕，完全没有斗志，也没有听说各道臣按军法整肃军心士气；那么他们所监领的究竟是什么军队？巡抚穿着青衣、戴着小帽，冒着包围冲到前锋，却没有听说各位将官奋不顾身地冲出拼死作战。遇到贼人的士兵很少，没见到贼人的却很多，人人都甩手裹脚，站在那里眼看巡抚一人受敌，也没有听说将官督促率领并加以护卫；那么他们所统领的究竟是在做什么？被俘的各自被俘，逃跑的各自逃跑，把数万兵众在片刻之间丢弃，使本来可以成功的功业在一天之内毁掉，严重损伤威望，助长奸邪、酿成祸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奉旨：总督官应遵照圣旨戴罪任事，视时机进剿或防守；新任巡抚着令迅速催促到任，交该部知道。十三日 宣大总督右佥都御史王国桢上疏推荐方面官员，推荐萧丁泰、李得中、王家宾、贾克忠、昝云寉、周太峙等；又推荐地方人才王纪、卫一凤、刘敏宽、曹于汴、李瑾、李楠、张泮、荆养乔、史学迁、杨一桂、张蒙礼、马谏、张尔基、李如桧、耿好仁、张晓、王桢、张三杰、王点等，均蒙圣旨，交吏部知道。十四日 陕西道御史梁元柱上疏请求皇上明断，以彰显国家法象，消除逐渐萌发的祸患。奏文中说：一是议论实在太多，成功的日子太少，反复沿袭的弊病不可不改变；二是铨选叙用的办法使官场邪气更加炽盛，积累已久的情弊不可不打破；三是时运多艰，匡正救济需要人才，被遗弃的孤雏不可不收还；四是根本之地已经凋残到极点，抚恤民众的政事不可不讲求；五是战争兴起已久，三空四尽，清查核实的办法不可不严格；六是首善之地，奸棍流寓其中，积弊聚集的渊薮不可不创惩；七是辇毂之下，法纪日益衰败，养成祸乱的渐变不可不振作。奉旨：这份奏疏所说的多切中时弊。近来议论太多，而且多有挟带私心、徇私曲情、阻挠铨政的行为，着令严格申饬。凡有请托升迁选用的，该司官一经发觉就立即参处。各衙门参送的奸犯重情案件，着令依法彻底审究拟罪，不得轻易放纵；并对核查兵员等事情一并申饬，交该部施行并知道。十七日 广西道御史宋师襄上疏陈述“力行”二字，奏文中说：整天筹划边疆事务，却始终不能在边疆实行；整天整顿吏治，却始终不能在官吏中实行；整天谋划民生，却始终不能在百姓身上实行；整天设法平息盗贼，却始终不能对盗贼实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台谏以进言为职责，条陈一送入，便说职责已经尽到，至于条陈是否实行就置之不问；部臣以题覆为事务，看议一经上呈，便可以了结事务，至于看议是否实行也置之不问；阁臣以裁决政事为职责，票拟一经确定，就算形成诏令，至于票拟是否实行也同样置之不问。即使皇上励精图治、凝神勤政，每天阅览章奏、每天颁下严旨，但某件事能否实行、某件事尚未实行，又有谁向皇上回复报告呢？臣恐怕今天的祸患不在□虏，不在水蔺，而就在数百年来休养生息所养育的百姓之中。积病的根源不只是七年蓄艾的办法，确实应当在今天果断解决，所以应当毅然革新、奋然力行。臣只敢把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哪里敢同时把责任归于群臣呢？又说：在事例这一途径中，赀郎中贤能的并不少见；但群集的不肖之徒，一旦官职到手，便千方百计剥削百姓，其祸害比盗寇更猛烈，灾祸比夷狄更惨烈。朝廷所收取的不过是极少的钱财，小民所支付的却已经超过巨万。这本来是想权宜处理以筹划国计，实际上却是在残害国家的根本。何况缴纳的人越多，候选的人越拥塞；自从请求恩典破格选用的条例一停止，人人都拍手称快，私下庆幸可以挨年等待选用，却哪里知道守候在京城宫阙之下的人，几十年也未必能全部得到铨选呢？这样看来，所谓事例，原本就是上下相互欺骗，只不过最终把毒害流给百姓罢了。还不如一概停止，等两年以后果真发现没有事例便不能办理国家事务，再商议恢复，也还不算晚。奉旨：知道了。请求恩典破格选用已经停止，事例仍照旧施行。有关部门知道。十九日 福建道御史李应升上疏，细述百姓的隐忧，请求切实实行宽恤政策以巩固国家根本。疏中说：如今四海之内，稍稍保有安宁、能够供给数百万军队储粮的地方，犹如九鼎悬于一丝，全在东南半壁。假使东南发生事情，即使想征调转运漕运的粮食，哪里还办得到呢？所以今天安定天下的关键，没有什么比体恤内地百姓的生计更重要的了。百姓生活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说要兴利，利未必能够兴办，不如暂且替他们除害：徭役一天比一天沉重，贫富不均，这是第一害；长吏贪婪残暴，严刑重罚，耗费严重，这是第二害；因一家涉案而牵连查访，株连无辜、诬陷欺骗，这是第三害；马户、河夫被役使，以至倾家荡产，这是第四害；盗贼充斥，邪教相互勾连，这是第五害；田地抛荒、虚报粮额，百姓还要赔补丁口所欠，这是第六害；里甲承办修理事务，粮长又承担辅助办理，这是第七害；庸俗官吏妨害农事，不按时催办、比核，这是第八害；白役下乡，乘船骑马扰民，这是第九害；有势力的人投献占夺，私债侵吞掠夺，这是第十害。又有五种反常情况：国家设置预备仓本来是为了百姓，如今却让粮里佥派买粮来虐害百姓，有关部门甚至还想括取平价出粜粮食的一半，那么郡国靠什么防备水旱灾害呢？这是第一反；祖制设置保甲是为了平息盗贼，如今却设置汛地捕役来教唆盗贼，而议论的人还提出招募乡兵的主张，那么百姓的耒耜难道不会全都变成斩木为兵的器具吗？

译这是第二反；侵吞欺骗、拖延案件，却攀扯指认平民来补足赃款；预先发放工食，又搜刮征收百姓欠款来抵充解送，这是第三反；惩办贪官没有法度，反而让土官借此晋升官阶；查察官吏明知有过仍不悔改，却还让他们在州县肆意施毒，这是第四反；诏书已经下令停止，丞尉的朱票却仍纷纷飞来；讼师横行，而南院十件诉状倒有九件获准，这是第五反。臣听说：养马的人要除去害马的东西；这些弊害不除，百姓生活的困苦就永远不会停止。又说：百姓正剜肉补疮，连天启年间的现征钱粮都来不及缴清，怎么能够缴清万历年间的旧欠呢？有关部门明知这样做没有益处，姑且免于参劾处罚；然而朝廷既没有蠲除欠额，百姓却天天受到追逼骚扰。州县的狡猾官吏乐于借机株连索取，营、干司、府粮房发下一纸催征文书，便纷纷张贴佥差，每张牌子卖钱数贯，虎狼四处出动，鸡豚也被搜刮一空；公家没有得到丝毫，胥役的肚子却已经吃饱了。皇上试想，前面所说的旧欠，与其空挂一个虚名，百姓感受不到恩德，年年列入账册却始终没有完结，何如下达一道诏令，明白宣布蠲免，以感通天意、收拾人心？如果这样还不能使人振奋起来，终于办完事情来缴纳现征钱粮，臣不相信。如今四方多事，议论可以权宜处理，不如查核州县正官，凡官评没有污点、俸禄任期尚未届满的，一律留下，免去朝觐，及早题明，免得他们在数月以前就忙于准备行装和馈赠的费用；既可以资助地方安抚百姓，也可以省下长安方面的书帕费用，难道不是安定民生的急务吗？奉圣旨：体恤百姓、为百姓除害，全在于有关官员尽职。着令按抚官严格申令告诫，仍要不时纠察贪吏，以示惩戒警告；蠲免欠征，并留下免于朝觐的正官。这些事情有关部门立即议覆。直隶巡按御史彭鲲化上疏，推荐地方人才，推荐礼部右侍郎张卯纪、御史陈王庭、武德道白养粹、开原道韩原善、佥事马思恭、郎中贾惟钥、知府徐九章、同知□梦齐。奉圣旨：吏部知道。二十日 贵州道御史张矿上疏，请求逮捕那些观望退缩的大臣。疏中说：贵州巡抚王三善带着孤军深入大方，轻信陈其愚诈降的计策，遣回川兵而不使用，在宣慰司修筑木城，最终军队疲惫、财力耗尽，事情拖久而发生变故，他受伤落马，在途中被擒。唉！他的昏暗糊涂和疏于谋划，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王三善的罪过不用再说了。只是当时的总督、镇、道诸臣，平日享受国家厚恩，位居高牙大纛之下，掌握符节、分镇一方，俨然承担军旅重任。倘若功成奏凯，将来还会把名字刻在钟鼎上，蒙受封爵荫袭，接受非同寻常的特殊宠遇。那么大方深入之后，为什么二十日都没有音讯，前面没有侦探，后面没有救援？又为什么在猡猓蜂拥而来时，进不能催动锋锐、陷阵杀敌，退又不能舍身赴难？总之，这些大臣顾念自身家产富贵太重，而除凶雪耻的念头太轻。杨述中把水火之患看成彼此无关，在鲁钦、马烱那里，平日纪律松弛，临难时只有退缩。至于张彦芳托病规避，罪过更超过两位副将；尹伸等人抱头鼠窜，将来又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见梁思、太方、明栋呢？诸臣的罪案，台省已经上论列奏章很多，臣似乎不必再赘述。但是，圣旨对镇、道各官一再说“查明具奏”，又说“戴罪立功”；对于杨述中，一再说“策励救援”，又说“责令调度”，似乎认为诸臣的功罪还没有确定，杨述中的才力还可以再次鼓励发挥。那么为什么不拿辽东的事情来观察呢？宁远失败时，王化贞轻率地挑起事端；他委任孙得功，就是相信陈其愚的旧有计策；他摩拳擦掌声称要作战，就是郡县、大方的旧有计策；他不修缮守城器具，就是遣回川兵的旧有计策。何况王三善亲自再次进入戎阵，直捣敌巢，一旦意外发生，身陷囹圄，虽然他轻敌导致失败，功劳也难以赎罪，但拿他同王化贞望风奔逃相比，仍略有不同。可是王化贞被逮捕后，熊廷弼还受到“控制无方”的圣旨；如今如果王三善被擒，而杨述中仅仅削去官衔、交付听勘，难道总督没有控制失当的责任吗？还是说抚臣被擒，而督臣的控制仍然算得上有方吗？这样不但无法对王三善有所交代，恐怕也无法使天下人心服。如今新任巡抚蔡一复此时估计已经入境接任，皇上应当立即派缇骑逮捕杨述中，把他押送到宫阙之下，按照司寇之法治罪。至于镇、道诸臣临难时已经没有坚守的意志，将来又怎能指望他们效忠？罪不可诛，哪里还能立功？胡家栋等人的覆辙就在眼前，为什么不一并逮捕治罪，以此警戒那些只想保命全身的人呢？即如靠空话欺骗谋取官职、靠伶牙俐齿推卸责任的阎鸣泰，解除职务本来就不算过分，可是竟听任他解下官印回籍，逍遥自在地享受荣归，以致说鬼说梦的曹郎借事偷偷扬名，企图把已经熄灭的灰烬重新点燃。又如陶朗先、刘国缙的赃银，已经由户部题准用来抵还军需，但如果不严厉责令按抚官追究，恐怕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又如何栋如一案，关臣梁之栋查勘已经确实，为什么还没有看到作何追缴解送？如果这样下去，必然导致朝廷的赏罚失去权威，言官的纠弹失去效力，上下相互蒙蔽，养成顽固迟钝的世界，天下的事情还能够有所作为吗？奉圣旨：贵州省形势孤危，事情难以从远处推测，新巡抚官还没有到任。杨述中策励调度，以及镇、道各官戴罪立功，都已经有过多次圣旨了。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一日 陕西巡按御史刘廷宣上疏，推荐方面官员，推荐史文焕、张九德、邹遇、宋盘、梁应泽、杨邦宪、叚猷显、陈应元、李养冲、刘广生、刘文琦、吴养源、贾鸿洙、徐绍沆、马人龙、吕逊翁、汝进等；又推荐地方人才，推荐张问达、盛以弘、樊东谟、解经邦、李应策、王绍征、史记事、刘九经、米助、王建屏、焦源清、李元吉等。俱奉圣旨：吏部知道。二十二日

译左都御史孙玮上疏，遵奉圣旨再次申令告诫。疏中说：“先前巡按御史温皋谟等各自请求宽限，圣旨明确规定一概不准实行。如今冢臣赵南星遵奉申令告诫，认为请求宽限是养俸的手段，急于为公是拙劣官员的操守。至于要求像鹰鹯攻击那样行动，却反而迟疑不前，即使贤者也难免如此。因此臣提出在期限之外停发俸禄的意见，以折服他们拖延期限、谋求养俸的念头。如果宽限不能变成借告病自甘退缩，停俸而造成缺员，那么或许确实有不得已的情况。不过近年以来，考察前后所采用的事例并不一致：有覆准告病却没有题报回道的，有已经告病却仍然题报回道的，有咨询访察后称职、先题报回道而后发札催促到任的，也不止一种。臣私下详察考察之法，旧例重在咨询访察，用来考核激扬官员的是非，众口一致，公论便难以掩盖。即使告病归休，也没有容许规避的余地。只是既然接受诏命就应当前往，办完事情就应当回来；按照祖制，不经过本院而直接到御前复命，难道只是入朝报告事情办成了、表明臣下恭敬勤勉，也将借此接受咨询访察，传达民间的疾苦。如今皇上近在咫尺，又不是神祖穆清高拱、觐见陈述无路的时候，却傲慢地违抗命令，这在名分义理上说得过去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请从今以后，考察后回道的，一律定在御前复命之后；超过期限两个月以上的，遵照会典，交付会点参劾处理。关于告病的禁令，过去没有申明清楚；然而阴阳失调的疾病，壮年男子也不能避免，忙碌奔走劳作，是古人所感叹的。请从今以后，各差遣御史患病，如果仍在地方，就遵照会典，由巡抚代为题报，交本院查勘属实，再咨报有关部门题复；如果已经交代完毕离任，就遵照京官患病的事例，具呈本院查勘属实后代为题报，不得径自具奏。臣等将察看病势的深浅，考量时地的远近，斟酌能否办理，不敢徇私。有托病逃避事务的，从重参劾处理；确有真病、经臣等查实后覆奏的，请皇上立即准许并予以□恤。其私奉旨，卿振扬风纪，整顿实行旧章。前一疏已经知道了；这次差遣期满复命、考满以及告病查实代为题报等事，都依照议定的办法施行。御史是执掌法纪的官员，应当替朝廷守法，怎么能先自行违背呢？还要严格申令告诫，务必实行。以后仍有不遵守的，着令严加参劾处理。” 二十三日 浙江巡按御史杨维垣上疏，请求褒奖抚恤节烈之士。长兴知县石有恒、主簿徐可行奉圣旨：石有恒和徐可行已经有旨优厚抚恤，仍着令该省巡按官迅速查勘覆奏。有关部门知道。二十六日 甘肃巡按李若星上疏，请求推荐监司官员，推荐郭之琮、王佐才、冯任。皇帝下旨：吏部知道此事。二十七日 宁夏巡抚李从心上疏，推荐方面官员，推荐陕西布政史文焕、宁夏兵备张九德、学道吴文企。奉旨：吏部知道。○四月

译四月初四日 南京山西道御史黄公辅上疏，认为边疆局势日益决裂，督臣的罪过难以逃脱。疏中说：巡抚王三善发誓不与贼人共存，设置奇谋、奋勇作战，多次以捷报传来。又率兵深入，立志消灭敌人后再吃早饭。这是一段忠贞英勇之气，可以对质鬼神。所依赖的同舟共济、立誓接应策救的人，不就是杨述中吗？无奈两人刚要图谋不同，柄与凿便无法相合，眼看将成的功业，一旦之间毁于一旦。抚臣被俘，大大损害了国威。臣所看到的邸报，还说是非各占一半。等到看到抚臣家属的揭帖和道路上的传言，便有这样的说法：王三善将要出师时，杨述中立即发牌调移到沅州，把贵阳城置之度外。王三善强令他收回原牌，留在省城固守城池。杨述中于是大为恼怒，在饯行那天，甚至形色和声音都显露出来；又有人说，他送别抚臣后，便闭门高卧。为什么不运送粮饷？为什么不派侦探？为什么把后续援军等一切事情都置之不问？又有人说，正月初七日军队到达鸭绿池，三天没有粮食，士兵自己采食草根和野蒿，众人于是离散瓦解。各道将领大多在鸭绿池渡水逃入威清，只有都司蓝补衮不见他向军门投奔西去寻找。粮饷接济不上，策应也没有到达。贵州事情的失败，是杨述中使它失败的；王三善被俘，是杨述中使他被俘的。他的这一罪过，大概也断送了辽东战事的后续。臣因此对功罪不明、赏罚颠倒有所感慨。东事发生时，问是谁挑起事端？就是受贿开市的白养粹，以及接受奴仆和人质、断绝北关利益的利瓦伊翰。利瓦伊翰已经被逮捕，白养粹为什么还能优游自在、享受富贵？蜀事发生时，问谁是首先发动战争的人？就是李达明时举，而李达尤其严重。为什么却都从宽处理？贵州事情中，问是谁酿成祸患？就是贪受贿赂、擅自安杀的李澐，以及挑动激怒军民的刘锡玄。他们不但苟且偷生、夸耀功绩，还肆意吐出含沙射影的话，来中伤那些尽忠、拼死守边的按臣。这就是陈良训因此扼腕叹息、许誉卿因此明确指斥的原因。文臣失守封疆，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已经被逮捕。可是总兵刘孔胤出城先逃、李光荣临阵规避，为什么不和麻贵、李如柏一同写入罪案呢？按臣没有守土之责，也没有必须战死的道理。张铨之死，是为了成全仁义、取得道义。至于方震孺，在辽阳刚刚失守、全国畏缩胆寒的时候，毅然请求前往镇守武堡，举用罗一贵；这些都是在事情发生前预先防备。他招来祖大寿，安置数十万辽民，都是凭一己之身在后面支撑。这种人却同庸弱无能、一筹莫展的杨一桂相提并论，实在不伦不类。为什么因为他平日秉持正义、嫉恶如仇太过，就想用文辞罗织罪名陷害他呢？这正是潘云翼、阮大钺愤懑不平、替他剖白心迹的原因。骗取官职、盗窃军饷的人确实有一批。像郎中传国，掌管辽饷两年，节省不下数十万，洁身自持、奉公办事的，只有这一个人。可是郭兴治因为马绍芳与他有甥舅私情，便罗织他的罪名，最终以考察不合格罢去，难道不是使真正的人才被废弃吗？朱燮元歼灭气势嚣张的贼军，保全危如累卵的城池，即使晋升高阶并世袭荫封，也不算过分。当时同他一条心、协力共患难的，是李仙品、戴燝、丘志充。李仙品已经执掌节钺，戴燝和丘志充难道就不能一并优先提拔，以鼓励他们效力的心吗？军功和边俸，滥用的开端导致官阶迅速升至华贵显要；而归德、徐州沿河防守的诸臣，也都竭尽力量、拼死效命，这些都见于按臣的叙述中。为什么竟然从中阻挠，贬抑这些有才干、能够任事的人呢？正值用兵之时，兵部本来就是储备人才的地方。王三善确实看出部下刘起、刘时敏勇敢有谋略、功劳很多，因此替他们咨请加官衔。这是什么时候，却还百般索取，吝惜不肯给予？是谁主管职方，竟这样背公营私呢？至于顾大章、王道元、吴尔成，都是兵部中有才干、有声望、可以承担重大任务的人，为什么竟受到谗邪之人的诬陷，长期滞留在郎署呢？以上这些，全都是所谓功罪不明、赏罚颠倒的情况。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初七日 南京河南道御史曾熙丙上疏，认为惩治贪官的法令还不严厉。疏中说：并不是没有讲求清查军饷，但像陶朗先等盗窃军饷的人还没有见到严厉追究，恐怕以后效法他们的人会更加泛滥。也曾商议追究贪污受贿、枉法的官员，如袁世振之流，竟公然违抗圣旨，拒绝逮捕提解，用二千金贿赂蕲州署印薛通判，谎称前往淮地听候查勘，如今还优游于乡里，富贵可比王侯，甚至纵容他的儿子杀人，而有关官员也不敢过问。谋利的孔道越开越多，危害的孔道也越来越大；百姓的脂膏已经耗尽，贪官的钱袋却越来越饱，百姓怎么能不贫穷而逃亡呢？整天禁止贪污，贪官却未必遭祸；整天说要追赃，贪官什么时候真正见到追回一文钱？假使天下贪婪之徒轻视名分，嘲弄法纪，彼此相率跌入金钱的坑堑，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就是主事王行健在九江关暴虐行事的原因。九江一向是利益汇聚之地，洁身自爱的人在那里正战战兢兢、如临污秽；王行健种种贪婪暴戾的行为，令人听了都要掩口。量船本来有一定的丈尺，王行健不论大船小船，都在通常数额上加倍征收。每两税银加收明耗四钱，又加收暗耗三钱；还派家人遍走江岸，侦查船只，诬陷船户漏税，便掳掠他们的货物，夺取他们的财产；有不服从的，连船一起放火烧掉。况且还和他的同党一同坐在堂上，亲眼看着收银钱；每天使用四名强壮家人，施用酷刑来显示威势，关津上的利益被他攫取无数，百姓唾骂之声，实在不堪入耳。更奇怪的是，娼家王凤儿每天往来衙门之内，通宵不出，廉耻丧尽，官场纲纪荡然无存。这真是江上的臣鳄、含香的腐鼠，应当赶快夺去他的官职，追缴赃款充作军饷。皇上奉行旨意惩治贪官，屡次下旨申饬，却没有见到切实执行；这份奏疏交给该部参看后再来奏报。初九日

译掌河南道事袁化中上疏弹劾贪婪鄙陋、污秽不堪的大臣徐缙芳，疏中说：徐缙芳任御史巡按两淮时，我还任泾阳知县，并不了解徐缙芳的行径。偶然在邸报中看到科臣刘文炳弹劾他贪赃营私、罪行累累，都是别人从未有过的事情，心里暗自惊讶。后来查问泾阳县淮?百五十家，借着方便之时询问盐法的利弊，他们都说：盐法到了徐缙芳手里，可以说等于没有法律；称掣的先后，只看贿赂多少；河下的公子、门外的清客，全都是替人寄存货物的人，甚至娼妓、优伶和小唱，也能随时通融说情。我一听到这些，不觉想要呕吐，叹息说：竟有这样的事吗？玷污西台而使士绅蒙羞，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后来看到勘查报告结案，赃款有数万，听说包庇他的人还想用贿赂脱罪，幸好上下执法同心，一秉公办，立下了这个公案。我又叹息说：法律不向巡按地方的官员宽贷，国家还算有法。不料徐缙芳直到如今突然提出奇异的冤情。根据徐缙芳那篇摇尾乞怜的奏疏，说当日的赃款全是诬陷冤枉。如果徐缙芳果真没有贪赃营私，为什么不在审问他的官员面前直陈，直到今天才开始喊冤？前后次序完全颠倒，是什么使他迷乱错谬到这种地步？赃款原数有数万，却一分一厘也没有归还，如今的豪宅田园仍被称为金穴；这真是抗拒违背明旨，竟想借着恩诏来欺骗皇上。不仅徐缙芳自己无法解释，即使有善于包庇他的人，也不能替徐缙芳解释了。奉圣旨：交给该部院参看后再来奏报。十九日 刑部、都察院接到圣旨：如今天气温暖炎热，两法司和锦衣卫现押的罪囚中，笞刑罪犯凡没有干证的，释放；徒刑、流刑以下的，便减等拟定审理发落；重囚中情有可怜可疑以及戴枷号令示众的，都开列写明送来看。山东道御史周汝弼上疏弹劾文选司郎中谢升，疏中说：谢升受到皇上特别提拔的恩典，受到冢臣破格任用，兼程飞驰而来，前面不担心被逼迫，后面不担心被超越。人们虽然对此怀疑，却还对他抱有希望，认为他是急于报答国恩、报答知己。不久他来到朝廷，不过超过十天，进入吏部却一件事也没有办理，突然从袖中拿出书信，说母亲病危，甚至流泪哭泣着对冢臣说，请求归去。母子之间是天性至亲，疾病又是人所常有的事，若不是无情之人，怎能不感到牵挂？况且冢臣任用谢升主持选官，所凭借的正是这点真心。如今事情弄乱了，怎么能替冢臣代写题本而离去呢？这既是人情，也是形势；谁知谢升在部中却不能停留片刻，到了城外反而不妨停留三天。面对堂官时，不知他的眼泪鼻涕从何而来；面对亲近之人时，却不妨碍他谈笑自如。如果母亲没有生病，却诬称她生病，这是忍心伤害亲人；母亲没有生病，却诬称她生病来欺骗皇上，这是欺君；母亲没有生病，却诬称她生病来感动冢臣，以便突然获得职位又突然卸下担子，这是出卖朋友。世人有话说：谢升是韩浚一伙的余孽。在没有得到简命任用的那一天，他想要辞官退隐、断绝仕途，以此置身于圣明之外，那就无法向君父交代；以君父之心，恨不得剖腹剔肾来献身清朝，却又没有办法报答私交。因此才有前些日子的到来，因此才有今天的离去，因此才有家中的书信又转成袖中的书信。他的肺腑心肠像鬼魅一样，行径忽阴忽阳，反复多端，瞬息万变。到如今才知道，他还没有走出门庭时，就早已在谋划脱身了。然而更有奇怪的，就是破甑的邹之麟。邹之麟本来就是败类中的大恶人，圣明的君主以任用他为臣为羞，正直之士以同他交友为羞。去年考察典例之前，他不畏惧明令禁约，在长安散布书信，以一个不载入名教的人，却毅然谈论世间教化；以一个被清议共同唾弃的人，却悍然任意诋毁褒贬。真是咄咄怪事，足以让人嘲笑；处处显露机锋，没有什么可以比拟。他吓唬腐鼠而希望死灰复燃，污秽聚集一身，还可以说；他张设邪恶的帷幕而蓄谋图害，遗祸一世，就无法说了。况且韩浚的后人，尽有韩浚那样的；邹之麟的后人，尽有邹之麟那样的，而谢升正是他们后身中的一个。倘若他们埋头藏尾，彼此结交勾连，结成羽翼，暂时谋求蛰伏，慢慢等待像鸱鸟一样张狂，伤害善类而祸害国家，忧患就太大了。奉圣旨：该部知道。二十一日 江南道御史潘士良上疏，认为前任宰相破坏考察、包庇私党，巧言强辩反而更加张扬。疏中说：从前万历乙巳年的考察，诸位大臣发誓秉公谨慎，都按照惯例分别处理。于是奸邪的辅臣沈一贯包庇私人，忽然有了钦命留任的命令。当时被留用的诸臣迫于公议，没有容身之地，各自引退，没有一个人列入仕籍。唯独洪瞻祖还厚着脸皮入列，所以我在条陈疏中点缀了几句话，希望使他醒悟，却没想到他反而喋喋不休地置辩。据洪瞻祖说：‘乙巳年考察处理的，都是主持考察的正人。前吏部大臣杨时乔、都察院大臣温纯、河南道吴达可，都是我替他们竭力争取，却不得已而已。’洪瞻祖果真是正人吗？那么就不应被正人考察，为什么还要等人争取？况且这三位都是当日主持考察的人，一切处分都听由三人办理，又是向谁竭力争取？以身在局中的人，反而向局外的人争取，还说竭力争取而不得，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他又说：‘钦命留任，是辅臣沈一贯自己包庇私党；如科臣钱梦皋、道臣张似渠，一个人被留任，我等的姓名也跟着他们，不能剔除出来。’沈一贯既然想包庇私党，那么凡是被留任的人一定都是他的私人。洪瞻祖果真不是沈一贯的爪牙，果真同他没有深交，那么沈一贯还来不及把他剔除出去，何况当日被考察的人又很多，为什么不一概都留任，偏偏只有这几个人足以充当相府的药箱呢？沈一贯既包庇他所偏爱的人，又收留他所忌恨的人，按照情理，似乎不应如此颠倒。这又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他说：‘辛亥年考察以后，吏部大臣孙丕扬、都察院大臣李世达等，我又按照惯例分别题明。料臣钱梦皋、道臣张似渠，把我等按不谨处分；又认为我浮躁浅露，不及等而处分。’假如洪瞻祖前次被考察处理果真是无辜受诬，那么孙丕扬等刚正之人一定会竭力为他洗雪冤屈。如今既然已经考察，又只在处分轻重上较量高低，难道不谨慎的人受到处分，而浮躁浅露的人反而没有受到处分吗？两次都被吏部议处，却说不是那些正人考察处理的，谁会相信？洪瞻祖顷刻之间便进入兵部都察院，虽说是朝廷侍从之臣吗？在被考察的那天，料想不能一呼一吸之间直达帝座；钦命留任突然成为二百年来破例的事情。如果洪瞻祖没有参与，那还可以；既然洪瞻祖参与其中，却说不是借助奸邪辅臣的庇护，又是在欺骗谁呢？’

译奉圣旨：该部知道。二十二日 掌河南道事袁化中上疏弹劾稽勋司郎中崔淐，疏中说：崔淐在乡里和任官期间违法的情状，笔墨无法全部写尽，谈论他的人都鄙视他。至于他不孝敬父母、不友爱兄弟，以至于头发已经花白的母亲每天匍匐在官署长官面前悲哀哀求，家庭伦理因此败坏，人人都把他看作恶鸟恶兽。我起初听说此事而弹劾他，科臣章允儒接着又弹劾他。言官弹劾别人，本来就是职责所在，何况弹劾他是因为他的母亲年老而疼爱小儿子；崔淐不应因为傲慢对待弟弟而伤害母亲的心，这正是崔淐家的真实事情。弹劾者不过是依据大义来指责他罢了，同崔淐有什么仇？对崔淐的弟弟有什么私情？如今他为什么反而这样愤愤不平？现在崔淐的弟弟是谁的儿子？是母亲的小儿子。母亲控告崔淐，正是因为崔淐不能好好抚养弟弟，竟忍心让人用绳子捆住弟弟的脖子，押着拘票到县衙，非要把他打死才痛快。这正是不顾念母亲养育子女的悲苦，极不友爱弟弟；这样处理，难道能说对父母的心意合顺吗？能说得通吗？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儿子，崔淐究竟处在什么地步？何况弟弟和母亲本来不分离，母亲的爱又独自集中在弟弟身上，那么弹劾弟弟的人，就是弹劾母亲；他实际最大的不孝，正在这里。如今他反而放肆辱骂他人，在至尊面前也毫无退让回避，这不只是忤逆不孝，也没有人臣应有的礼节了。崔淐说，我因为家庭祸难迁居穷僻山谷二十年，是为了躲避弟弟，与母亲无关；却唯独不想想，母亲不带着他一同来，就已经二十年失去了膝下承欢的欢乐。崔淐的母亲已经八十岁，奄奄一息地等待终尽，他怎么忍心让她不能得到甘美的供养，也听不到儿子早晚的问安？在清静的夜里自己反省，他难道不感到面对母亲有惭愧吗？他最为世人所不齿的，是忍心烧毁父亲的尸体，偷偷挖掘采石场的旧坟，盗取尸骨附葬其中，后来被人发现，几乎酿成大变。若不是司李主持把它迁走，那么崔淐的皮骨还能保存到今天吗？奉圣旨：该部知道。山东道御史黄尊素上疏陈述当前有三件大不法之事，疏中说：徐缙芳过去巡按两淮，污秽行迹和贪赃营私已经勘查成为铁案，却突然在十年以后想让死灰复燃，援引赦免条例为自己文饰，并把旧日赃款说成毫无踪影。他不知道，前案可以翻案，但亲笔书信必定不能涂抹；审问官员可以作证，但民间口碑必定不能消除；可以攀附名贤，但必定不能欺骗孩童。这是第一件大不法之事。同时有崔淐，在乡里贪暴横行，却在朝廷巧言饰辩；轻蔑并残害母亲和弟弟，却对言官叫骂。四维不能张立，五伦全都断绝，却还说‘我是在呼唤父母、呼唤天地’。父母天地，难道容得下你吗？崔淐心里一定认为‘我只是在家中做得不好’，有谁知道呢？难道还不知道他为了觊觎神器而挖掘采石场的坟墓，通学中有人揭发呈报吗？难道还不知道他诬陷盗窃来充实私囊，邻里有人递上冤状吗？难道还不知道他征用民夫建造私宅；芜湖旧令已经实行征取，他又遭到白简弹劾，正是因为擅自调拨民夫这一件事吗？种种无礼行为，宦游此地的人谁不唾弃他，他竟敢狂妄地自我逞强吗？这是第二件大不法之事。同时还有利瓦伊标，也投递揭帖到京师，希望图谋辨明任用。维标怀有狼子野心，罪恶累积已满，乡人共同想把他像鱼肉一样处置官吏，见到他就像畏惧蛇蝎一样。即使按照他自己的供词，占夺产业、杀害人命，屡次被发配戍边，难道是为了泄愤才这样做的吗？况且他有哥哥维桢，被逼得不能相容，寄居留都，天下谁不知道他有逃避哥哥的丑状？弟弟却说‘是替哥哥触怒，是替哥哥降官’，他的丧心病狂到了什么程度？维标即使还没有成为王官，也毕竟是天朝进士；后来竟接受援黔总督的札付，权授贵州贵阳府推官。天下有给武弁加衔的，现在竟然有权授的推官；授予者和接受者都严重违犯法纪，难道可以这样吗？维标如果遇到妖贼安酋，给他伪丞相、伪将军等官职，他也一定会欣然跪拜接受，忙着手舞足蹈了。这是第三件大不法之事。奉圣旨：交给该部院参看后再来奏报。二十三日 左佥都御史左光斗上疏弹劾科臣传櫆，疏中说：汪文言得以昭雪，是前司寇、前总宪；题请授予中书的，是如今的阁臣。我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我对于山人墨客，一向绝迹不与往来。我的官阶已经很高，不需要借助他们传播声誉，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引为心腹？我因此知道传櫆的心意了。传櫆认为考功司对自己不利，有邹维琏；认为铨司对自己不利，有程国祥；又认为吏垣对自己不利，有魏大中。一个要把他赶走，一个不希望他留任，一个不希望他到任；又害怕我稍微主持清议，于是想把他们一网打尽。邹维琏砥砺操守十八年，我虽然没有推荐他任铨司，也常常极力称赞他的才干品行。程国祥清正冷峻二十年，我曾跟随同乡诸臣之后，发出激励访求人才的名单，虽然不曾期望他一定被任用，却不敢蒙蔽自己的良心。魏大中的为人，不论亲疏都无可非议，我同他不过是疏落交往罢了。这些人都是海内有清望的人，科臣为什么一定要同他们结仇？难道他的性情与众人不同吗？还是有神奸之人播弄捏造，每天在其中鼓噪，以致他不觉侧目而视、内心不安，终于手忙脚乱了吗？人们说科臣曾弹劾清正端方的大司农汪应蛟，公论不予许可，于是便向新安人求取更多好处；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科臣一生都在同清正之人为难了。希望科臣谨慎地想一想。奉旨：左光斗凭借清正的声望协助维持风纪，这份奏疏已经表明了他的心迹，着令照旧供职。该部知道。二十五日 甘肃巡抚李若星上疏议论增设知府以资助保境安民，疏中说：辽东、甘肃只设置卫所，不设置府县，把数百万军民交给武弁任意鱼肉。武弁只顾吮吸屯田余粮的膏血，施行残酷暴虐，造成怨恨聚集之地。屯田军民深恨武弁的欺凌压迫，怀有反叛之心，酿成祸乱的根源，甚至不愿居住在中国，五凉几乎要成为夷人聚集的地方。总因为没有守令抚恤安抚他们的疾苦、保护他们的妻子儿女，于是他们喧嚣着丧失了安居乐业的心志，挺身逃走投奔敌方，扬长而去，不再顾念。直到如今，人们谈到此事仍然闻虎色变，这就说明知府这一官职不能不增设。近来仰仗皇威，人心稍稍安定，虽然有克免一战以及金痍创死，渠酋又在阿土?霜、青羊水交战，只有少数被擒获剿灭。然而海虏的支派繁衍，今古六三保台吉兄弟等很多人拥兵讲市，屡次想大举进入□成亲孙，屡次聚集在沙岭侦察消息，猖狂地逞强报仇。这样一来，甘肃的形势危困动荡，几乎像叶上的露水一样。难道这是将士们放下战鼓、老虎安睡的时候吗？难道这是臣工悠闲旁观、不急于增加治理的时候吗？处理抵御强胡的冲突，紧急的是增设将领；处理凝聚军民的心志，紧急的是增设知府。奉旨：吏部知道。二十七日

译广东道御史刘廷佐上疏请求：‘温和的诏谕不宜屡次烦扰，驾驭宠幸之臣也不应没有节制，内中屡次加恩，尤其如此。魏忠贤侍卫勤劳，素来承蒙皇上宠爱。假使他的名号和实际都真是忠贤，皇上对此深知，外廷也共同看见，皇上至多一两次奖赏他就够了。如果到了皇上频频降下言语、皇恩密集反复的地步，岂不是显得轻率而亵渎吗？关于魏忠贤先前所叙的功劳，正值臣请求告假居家，不敢一概评论。如今奸徒伪造制钱，自取罪责。魏忠贤将其缉捕归案，皇上命令送交有关部门拟定罪名，这是通常的法律程序，也是魏忠贤察捕奸人的本职，并不是盖世的特殊功勋、绝代的伟大业绩，怎么能说是奇功呢？况且皇上把这看作精明，魏忠贤难免更加专务于显示精明，这还是在助长他任事的气势；皇上把这看作奇功，魏忠贤难免更加谋求奇功，我私下担心会滋长他好大喜功的念头。我恐怕求取声誉、喜好功名的心意占了上风，而怜悯百姓、审理得情的念头减少，将来祸及无辜，株连疑似之人，时时造成意外惨祸，那种遗害怎么说得尽！’奉圣旨：‘京城奸盗充斥，缉捕的责任不轻。况且拿获伪造制钱的人，按例属于奇功，褒奖赏赐以激励劝勉，都是旧有制度。你应当详细考察典章，不得为了沽名而烦扰奏报。该部知道。《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实录》第八卷。天启四年五月至十二月。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编辑、校正：廪监生方至。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五月 天启四年五月初二日 山东巡抚王惟俭上疏弹劾横行肆虐的府臣孙朝肃，与同日巡按魏光绪会同弹劾，疏中说：孙朝肃力量可以移山，权术能够使鬼。巡抚弹劾官员，他却动辄发文责问藩司；请求军饷，他便立即怒气冲冲地互相嘲讽。恼恨学臣不接受请托，便写信侮辱辱骂，人人都咬牙切齿；怨恨道臣与自己不合，便到处丑诋，听到的人都为之伤心。大概从抚按司道以下，没有一个人不在他的凌辱操纵之中，而他竟敢用这种手段对待抚按，实在是无礼到了极点。奉圣旨：吏部知道。初三日 湖广道御史刘芳上疏请求立即杜绝纷纷更改政令的端倪，疏中说：“我见鸿胪寺起草的类奏中有内廷传出的圣旨，说魏大中和传櫆互相参劾，事情还没有查明结案，怎么能到任接受皇上的当面恩命？今后有这类事情，鸿胪寺不得开列、起草朝仪类奏。”钦此。大小臣工面面相觑，惊愕不已。魏大中到任，是皇上命令的；首垣的印务不能长期空缺，他奉命而[缺字]办事，也是因为天威近在咫尺，不敢逾越。因此，到任接受当面恩命，是尊重皇上的意思。如今皇上先以当面恩命抑制他，又责备他到任，这在相隔不到一日的时间里，为什么自相矛盾，前后竟然彼此抵牾呢？皇上明白显赫的诏令，简直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却早晨更改、晚上又改变，难道不就是以不可信的命令来号令天下，使臣下无所遵循吗？况且臣观察到，今天意见纷纭，彼此逞口舌之胜，喧嚣凌辱、相互谩骂，已经酿成世道的忧患。加上内廷诏旨频繁传出，外廷无法理解，于是互相妄加猜测。所依靠的，是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只有朝廷之上发布统一的政令，堵塞猜疑的孔隙，才或许能逐渐使喧嚣争执转为协和。我曾读过明白的诏旨：‘各官总是意气相激，有什么关系？今后不得纷争、亵渎而扰乱朕。’ 那么，皇上已经清楚地向百官表明要平息争端了。如今各位臣子的血气渐渐平和，言辞的锋芒渐渐收敛，争端刚刚趋于宁静，却又颁布两道命令，我私下恐怕议论又会从此开始，嫌隙的门户也会由此打开；人心不能醒悟，国事不能确定，臣对此非常害怕。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该部知道。’ 初五日 山东巡按魏光绪上疏陈述勘查邹胜事件的始末，并议论安置辽人，疏中说：妖民应当

译诛杀，妖民的产业应当保护，这本来是确定的。臣原本想把流亡迁徙的人全部招抚回来，编入户籍并分给余下的产业，判令他们与妻女团聚，清理狱中囚犯。但是兖州府的官员硬要加给臣‘翻局邀功’‘包庇妖民、激发变乱’等说法。臣当即严守三尺法度，丝毫没有畏惧阻挠。然而属官全都是孙朝肃的私人，臣就像一个后姑驾驭一群强悍的媳妇，谁肯替臣尽心办事呢？臣因此反复思量，想使此事从头到尾条理清楚、安排妥当，固然非用得其人不可；而所任用的人，又必须是真心爱护百姓、耐心办事、虚心观察变化的人，完全改掉从前急躁草率、受蒙蔽的习气，然后才可以。臣见东昌府知府曹文衡，只接受臣等的檄令，便单骑巡行，逐家逐户查访，招出一百多人，并且安置处理，曲折周详，几乎没有遗憾。唉，只是不能得到文衡这一类人而任用他们罢了，难道还要担忧乱民吗？至于辽人的事情，巡抚臣劳心竭力地处置，道臣谭昌言也极力承担。除去辽籍宦官、辽籍士兵有供养资助的，以及出海、赴关者不计在内，其余现今安置在登莱州县的，共有三千六百多人。臣等与道臣商议，借银[缺字]千两，在登莱两处置办土地、修建房屋，分散安置他们；资财和路费充足的，愿意前往各处者听其自便。又严禁当地居民不得欺凌压迫，不得扣留勒索，也不得散布谣言、挑动激变。道臣把辽民当作子女，把辽民的事情当作自家事情，勇往直前，丝毫不退缩，知道一定能够把这件事办好。奉圣旨：吏部知道。直隶巡按刘重庆上疏推荐地方人才，推荐祁伯裕、盛以弘、马从聘、王家相、郭士吉、陈其猷、杨槚、郭佳镇以及锦衣卫同知梁慈等人。奉圣旨：吏部知道。初十日 山东道御史杨方盛上疏说：吏治不清，是由于私交把持、滥用职权，应当严加整治。他说：禁止火耗的法令充满了各级官员呈上的奏疏，但搜刮剥削的风气更加炽烈；关于赎锾的参劾条文堆满栋梁，但诛求钱财的欲望更加奢侈。这难道是因为官场如腥膻臭味，苍蝇趋附，火光一张开飞蛾就扑来，而廉洁的官员果真无法做官吗？不是这样。有司从知府以下，直到典史，在选任之日就借贷许多钱，编造履历，出入京城大店，购买求得谁能为他们周全关说的门路。凡是作为到任前资费的，不只一项。他们还没有到第二年春天，京债就已经堆积满了，于是早已种下不得不取之于民的根由。等到临任地方，就迎新送旧，有初次见面时的馈送；有辞别时的馈送；有岁时伏腊的馈送；有喜庆生日的馈送；有馈送以耗尽规诫廉耻的精神，巧意制造交欢的内心。更严重的，就奔走于权贵门下以成就名声，结交显要以扩大声誉。除了公事往来之外，另有私下往来；进京考察之前，问候送礼的事情也很多。这些繁重的花费，难道是各级有司慨然捐出家产，只为得到一个好官职而不向民间取用吗？还是各人都掌握了点石成金的法术，足以应付周旋呢？不过是拿地方的财力充作衙门的用费，一层层追逐、一层层征收，哪一样不是百姓出的钱？这样一来，百姓怎么能不贫困，盗贼怎么能不起，天下又怎么能不乱呢？又说：禁绝馈送有四项好处。约束官员而使百姓富裕，损害上面而有益下面，留下财力不尽之处以宽解民间，这是第一项好处；去掉浮华而趋向实际，消除竞争而归于安静，省去繁琐文饰以免钻营刺探，这是第二项好处；长官不吞取各属官送来的诱饵，廉洁自然会产生清明，贤能与否也必不会颠倒，这是第三项好处；有司不受上官索求的困窘，名义常在，骨力自然强劲，法度操守也必不会衰败，这是第四项好处。在如今看重情面、徇私用人的世界里，洗涤污秽的内心，这是挽救时局的第一要义。难道还可以说这是交际往来、接待礼节、彼此治理和相互熟习，而对贿赂公然流行置之不

译问吗？奉圣旨：这份奏疏所说的有司馈送、收受等弊端，内外各官着令部院以及抚按官严格实行禁治；选官时揭发、发放官债的事，也着令设法普遍禁止革除。该部知道。十一日

译山西巡按御史李日宣上疏陈述河东改设府的四项便利，疏中说：从前曾有人议论把河东改为河中府，取其地处两河夹流之间，名义十分恰当；随即把解、蒲两州十县隶属其中，对于交通要道、人情政体所归向之处，区划也十分周密，这一地区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既然议定了地方，就必然要议定官员；但增加官员又担心过多，所以议定让运使兼摄知府，运同兼摄清军，运副兼摄管粮，运判兼摄理刑，这里仍可见四项便利。其他州县所办理的仅仅是民事，只有两州十县还兼办运务；既隶属于运司，又隶属于府，无论是文书、簿册和约期会集，官员往返一次就很困难；即使只是解送、勾摄、兼摄和隶属，也仿佛要让五百人奔波疲劳。如今归并于河中府，减少周旋往来的虚文，责成他们整顿办理实际政务，那么精神既可节省，手脚也不受牵制，民事和盐政由一个衙门承办，这是第一项便利。运使是三品官，按体制原本不低于郡守，只是由于限于运务，权力反而不及郡守的佐贰官。如果让他兼有权力却废弛职务，就只剩下空有郡守的体制，又有什么用呢？如今只要让运使司兼有专断统辖之权，就能居中指挥，既不必担心受到旁牵制约，全面整顿清理，也会觉得如同登高一呼般容易。并且凭借新增加的气象振作原来的委靡，再用前途的光彩磨砺他们勇往直前；这样把从前各种像狐鼠一样钻营的隐蔽弊端和牙行陋规一举廓清，并不困难，这是第二项便利。从前因为捞采之事引起州县与运司互相猜疑的嫌隙，所以运司无奈只能设置捞丁，改为自行捞采；然而自行捞采对于缴纳赋税方便，对于实际办理[缺字]却不方便。又因为臣这些年来办理修墙工程，很难要求州县严格督责料丁之事，臣也无可奈何，几乎想放弃土筑而另议砖砌；但砖砌只能把问题拖延十年之久，不能满足一朝的需要，这两件事本来都是盐池上紧要的事情。如今让州县与运使成为一体，那么捞采、修筑都由各州县自行负责；不但眼前包揽、卖放的弊病容易除去，即近来民丁、盐丁议论中那些涉及内部利害的事情，也可以借此得到疏解，这是第三项便利。至于平阳一郡三十四属，处处都是山岩，奸人藏匿、盗贼横行，没有时间、没有地方不需要侦察防范。如今除去解、蒲二州十县以外，其余二十二处仍称作广阔的人口之地；只要使他们不再把心力耗费在彼此相距遥远、鞭长莫及的地方，而能够合力投入芦苇丛生、情况难以预测的地区，或许也会使那些拮据积聚租税[缺字]的人感到不舍。难道他们会不爱惜吗？那里正处在秦、梁杂处的边界，是政务转运所能施展的地方，也是丛生荒莽盘结之处。并且五马可以从容驰骋，这也就是从前臣上疏所说增设永乐镇的原因；同知的政务可以移到隰、赵、绛、稷之间，异志和暴行就会不加整治而自行消失。这是第四项便利。奉圣旨：吏部知道。十三日 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上疏说：“台臣彭鲲化复命时的一篇奏疏，读后令人面面相觑、惊愕不已。没想到在圣明的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背弃公道、培植党羽，像按臣这样推荐奸臣辅弼方从哲的事情呢？方从哲得罪于先帝，也得罪于四海。我皇上天赋神明，洞察他的内心，早已清楚他的奸邪情状，自然不会容许他蛮横放纵。万一侥幸使阴谋通过夤缘得逞，那么一定会有人起来撕裂延龄的麻，也会有人愤怒地请求赐给张禹之剑。不要急着说天下没有这样的人。去年按臣张养素因为情面，推荐奸臣刘廷元、姚宗文等人，当时总宪上疏驳斥，天下人都称快。申明整饬台规的法令依然存在，何况方从哲是怎样的流毒？有怎样的罪状？彭鲲化为什么偏偏心胸不同于众人呢？至于推荐通敌夷人的白养粹和败北的陈王庭，那又不值得玷辱臣的弹劾奏章了。臣对近年来人情偏好私交而不知公义，深感慨叹。又有巧为参劾、暗中依附的吴应琦，因为极度不敬而获罪于宗庙，忽然得到官职，忽然又失去职务，他怎么敢厚着脸皮列于朝班？还有贪污财货、败坏法纪、被追赃的徐缙芳，海内之人都恨得咬牙切齿，却忽然被正法，忽然又蒙恩赦免，他怎么敢张口上奏乞求呢？” “又怎么能责怪侵吞克扣的沈棨，自从被论劾以来，竟然善于弥补掩饰、巧于推脱卸责呢？”奉圣旨：“旧辅在家居住，有什么可以窥伺的？南京御史同时上了许多奏疏，明显是朋党共同谋划。至于复命时的推荐举荐，前次的抚按也都是这样，为什么不驳斥奏疏中的这一点？又牵连指斥各官，都是挟带私心、任意逞臆，暂且不追究。该部知道。” 左都御史孙璋上疏参劾深州知州马体元，疏中说：“马体元贪图财利，凭借残酷和放纵行事，长期积成他的奸邪。他张开乳虎的爪牙，煽动饿鹰的羽翼。明里暗里加派搜刮，用来充实自己的口袋，无非是盗跖一类的人；四处侵吞，仿佛长了四只脚在飞奔。施刑压迫，像屠伯一样残酷；剥夺他的官服官帽，使他与编户齐民同列。这是谁的过错呢？缴纳赃款和赎金，依照法律处置，受到鬼薪刑罚，正是他自找的忧患。创立惩治侵渔的办法来警戒官吏，或许可以使严肃如霜的法斧更加清明。追缴润锾归还官府，更能振起如雷轰电照般的威势。”既然已经经过按臣参问并报送前来，就应当依照拟定的处分办理，请恭候皇命下达；本院将发文告知抚按衙门，追缴马体元应完的徒赎、赃银，发回原籍充当平民。奉圣旨：准奏。十五日 云南道御史洪如钟上疏说，老成持重的臣子离职实在可惜，疏中说：此前离开朝廷的人，都已经无法挽留了。直到如今，元老大臣又再次请求离去。这是什么时候啊，为什么都说要离去？向高等人又是什么样的臣子啊，怎么可以轻易说要离去？过去离去的人一个接一个而不能返回，留下的人也几乎要携手同行。国家失去了这些人，还和谁共同治理呢？圣心也自然感到悲恻，多次颁下慰留的诏旨，情意恳切而委婉，并且说老成人不能不珍惜、不能不挽留，这在给林熙春的旨意中可以看出。为什么各位臣子一点也不体察皇上的眷顾，想离去的人却纷纷不断呢？人臣必须安于自己的职位，然后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如果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也就不能保有自己的官位。所以皇上今天挽留各位臣子，不在于谕告慰留的空话，而在于任用上的实际措施，使各人都能得到自己的职掌。比如挽留元辅，就应当让他负责论思、票拟，归于内阁，不使明旨出自中途裁决，诏令不经过政本之地，这样端揆的职掌就得到了。比如挽留[缺字]臣，就应当把举荐贤能、黜退不肖归于铨衡，不使官员任用升降受浮议动摇，事权被旁人干扰，这样统均的职务就得到了。比如挽留宪臣，就应当把整饬纲纪归于兰台，不使匡正扶持的大节不能伸张，纠察弹劾的正气稍受挫折，这样风宪的职务就得到了。

译既然已经得到应有的职掌，还回去做什么呢？况且元辅即使屡次上疏请求放归，也常常是想借事进言、效忠国事；而冢臣等人一片拳拳报国的诚心，自然流露在言辞之间，谁肯漠然决意离去，而不留下来辅佐我们的君主呢？奉圣旨：该衙门知道。十六日 山东道御史黄尊素上疏说：孤高耿介的铨臣，诚信直言有余，而适应世俗不足。疏中说：邹维琏调任司官一事，直到现在纷纷议论仍没有停止。当时臣把维琏当作老师，不愿多说；但私下叹息古道难以实行，又害怕公正的是非标准逐渐泯灭，所以道义上不能不发言。邹维琏进入铨部，正值公道昭明之后，又遇到冢臣破格任用之时。如果他不贤，那么源头必然不清；既然考察他而已经知道他是贤能之人，那么事情的原委本来就很分明。如今对维琏的议论，不过是有人过分看重吏部，轻视当世，认为这种结果难道会无缘无故到来吗？又有人或许过分看重当世，过分推重维琏，认为此举必定另有用意。只是他们不知道维琏平生的大节：他愿意辞官来[缺字]，因为推重窦子偁的贤能而不肯顺从抚台罗织罪名；敢于缴还檄文来阻止袁一骥建祠，而不肯依附监司献媚；宁可失去考选，也不接受有权势者的招呼；宁可触犯权贵，也不考虑与妖人结党。他早已把一官的得失置之度外，进退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而且维琏还和乡人共同立身。过去当权者以利禄诱惑他，他不踏入对方的篱笆；如今清议之士都以贤能之名讥讽他，他也不屑于和他们以你我相称。他平日曾引用苏轼的话说：‘假使今天被贬斥损抑，难道年轻时就应该迎合王安石以求取进用吗？’那么，他的刚直自负、坚强不屈的骨气，也已经清楚地表现在天下人面前了。与他共事而了解维琏的，有郑三俊、周顺昌、方震孺、赵时用等人；在外地见过他，或者没有见过面却了解维琏的，有李邦华、朱吾弼、郑宗周、解学龙等人。选择朋友端正，那么这个人必然端正；维琏一生的操守，更足以使自己无愧。奉圣旨：吏部知道。二十一日 陕西道御史贾毓祥上疏说：举用人才的制度虽然宽广，铨选官员的法度也必须斟酌变通。神宗时，人人谨守法度，不敢逾越尺寸，前后共五十年。近来因为边疆多事，急需人才，五次咨请归于一致，废置的秩次一并起用，不得不改变原有规定，于是有了破格用人的议论；又不得不改变规定，于是有了增注京堂官的议论。这不只是人事，也是天运。只是官职秩次有限，而等待任用的人无限，增注就会成为严重问题。增注的办法只限于京堂，京堂以上再没有增注，那么增注也就走到尽头。家家感叹积薪，人们都想着越级求进。一有空缺的消息，人人都像追逐鹿一样争夺，还不知道最终落到谁手里，实在令人扼腕。比如皇祖时期被废黜的建言诸臣，都是伏蒲折槛的老臣英杰。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幸存的人，远的也有三十年，近的也不少于二十多年了，仍然困顿不得志。他们在金马门与新进之臣争先后，在内不得一个卿贰之职，在外不得一个开府之任。即使俸禄不能达到推[缺字]，他们也不以俸禄为意，难道不正是失去了圣朝优待崇重骨鲠之士的本意吗？又将用什么来昭示后世呢？臣认为遇到官职空缺时，应当先考虑这一类人，以显示忠诚没有不获报答的，又用来彰明群臣谦让的美德，不也是可以的吗？这本来是按照资历和声望来排列次序。内而部、寺，外而藩、臬，以及郡县的守令、佐领之类，都有相同的俸至期限，都按照同一套次序考核，但升迁转调却有迟有速。这究竟看的是声望，还是俸禄，能使人无动于衷吗？依臣愚见，这不但对各官不方便，对铨部也不方便。铨部的风波，十分之九是由情面和纠葛引起的。手中握有升降之权，身处容易招致猜疑怨恨的部门，却不考虑使升迁迟速的等级整齐：忽然加速一个人，让天下人看见他升得快，从而助长人人求速的念头；又随即拖慢一个人，让天下人看见他升得慢，使自己责怪他迟升的原因；这样对别人和自己都造成损失。臣认为，各官的俸至次序已经载在文书上，这次名次列在应升人员的末尾，那么下次就应当列在应升人员的首位。每一季清理一次，装订成册，送到大堂，在两廊张榜，并通知都察院、吏科，使这一情况明白地与有目共睹的人共同看到，也就可以了。奉圣旨：吏部知道。二十九日 湖广道御史赵延庆上疏揭发奔走钻营、令人厌恶的风气，疏中说：一、府尹董光宏，素来以清廉闻名，我未尝不赞赏他的清正高洁。只是他听闻不明，坐视奸人作乱。从他任职以来，例如行户滥？？？差役横行，道路上众口皆知，怎么能够平息呢？如今竟不自量力，妄想节制军权，奔走谒见不停，而且对善地心生艳羡，向淮上询问路径，又到楚津打听消息。以大僚身份甘受折腰之苦，以苍老面容修饰年轻姿态，实在既劳苦又卑下。卿等闲暇之时，自然有办法处置光宏。光宏不如径自裁决自己；如果不这样做，在边境战事尚未平靖、征调纷乱之时，却凭借从未听闻有军功，滥竽充数地站在高牙大纛之下，这是贻误封疆大事。二、洗马曾楚卿，素来以文章著名，我未尝不羡慕他的华美文辞。如今承受诏敕，词林中挥笔作文，实际上是代替皇上宣布诏令。可是他竟借此说讨好人的话，雕琢辞句，不仅不像王言，与寻常四六文相比反而更加华丽，更加冗长。议论此事的人早已认为他失去体统。如今宾兴考试即将到期，主持考试虽是美差，然而中秘之中难道没有确定的次序吗？他竟越位争抢，先写得意之文投献给阁臣，又转而摆出盛气凌人的姿态对待同僚。

译而且他主持南部进呈的叙稿，已有风声传诵开来。我私下想，南都所培养的人才，虽然在海内被称为独占优势，然而选拔人才这一重大典礼，怎么可以交给不称职的人？况且又借助浮华之人，少有真实才干者，这关系到士人的风气，不是小事。楚卿既然文章多得充栋，就应当自成一家；主持程士之职，万万不能交给他。三、锦衣卫骆思恭，贪赃枉法、声名狼藉，我姑且没有时间一一列举，以免污辱弹劾官员的奏章。只是奇怪思恭当初由会试中举起家，不过是个穷困狡猾的人罢了。如今却连续登上高第，荣耀一时，侍妾侍臣围绕左右，日夜歌舞，只因这些事而自鸣得意，完全不知道南北交战，圣上早晚勤政，财尽民穷，满朝大臣都忧虑万分；这已经是没有人臣之礼了。何况历来选拔武臣，必定要选择勇武强健的人，年老和有病的都在淘汰之列。思恭已经白发高龄，却不肯援引惯例退职，这还算懂得知足止步的道理吗？况且他动不动就以有病请求退避。这样踉跄的病体，哪里承受得起接近御前？他仍想把侍卫职位当作游戏，把金吾卫当成不可撼动的依靠，把摇尾乞怜当作便利的策略，终身也不肯改变。年老与疾病兼具，思恭确实万万没有再入朝班的道理。何况他贪婪暴虐、邪恶淫乱，长期逃避弹劾，还应当被清议唤醒；像奄奄一息的鸡肋一样，不必再勉强试探他剩余的气力。奉圣旨：这份奏章中指摘各官，都是揣测苛求，没有实际证据，着令各官照旧供职；挽留元辅和宪臣的事，已经多次下过旨意了。有关部门知道。六月。六月初三日。左副都御史杨琏上疏弹劾倚仗权势作威作福、专擅权力扰乱政事、欺骗君主蔑视法律的逆阉魏忠贤。疏中说：太祖高皇帝最初制定律令，规定内官不得参与外廷事务；他们在内廷只供差遣，做洒扫等杂役，违犯者法律一概不赦。因此，内官只以谨慎守法为贤，圣子神孙世代遵守，不敢有所改变。即使有骄横放纵的人，如王振、刘瑾，也很快就被诛杀。所以，只有在圣明君主居上时，才敢有人肆无忌惮，搅乱朝廷，欺瞒皇上谋取私利，倾害善良之人，损害皇上如尧舜般的美名，酿成宗庙社稷无穷的隐患。像东厂太监魏忠贤这样的人，使满朝都被他的威势劫持，没有人敢指名道姓地弹劾他，我实在痛心。我以前任兵科给事中时，亲自接受先帝的命令，辅佐皇上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这话还在耳边。如今如果因为害怕祸患而不说，就是我自己辜负了最初的忠义，也辜负了掌管风教的职责，辜负了皇上把我从田野中起用的特殊恩典，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在天上拜见先帝？谨将他最明显的大罪撮举二十四款，向我皇上陈述。忠贤原本只是一个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后钻入内廷，并不是能够通晓文理、从文书司礼等处起家的。皇上念及他服役时微薄的劳绩和卑贱的出身，给予他恩宠礼遇；他原名进忠，后来改名忠贤，改这两个名字，难道不是希望他顾念名字、思考其中的意义吗？忠就不敢作奸，贤就不改作恶。可是他起初还虚假地装作朴实忠厚、稍有谄媚，以求邀宠，后来竟敢作大奸大恶之事来扰乱政务。祖宗的制度，是把票拟的重任托付给阁臣，不仅是让他们静心参酌，更是因为权力不能分割，正要让他们一力承担，使责任无法推卸。自从忠贤专擅旨意，多次传达内廷传奉；传奉的旨意即使只差一个字，抑扬之间也会有天壤之别；如果传奉的是伪旨，又有谁来辨别？近来他甚至公然三五成群，动辄逼近讲论政事的朝堂，几乎变成了闹市。甚至有直接以内批下旨而不与外廷照会的；假如半夜写下半纸诛杀某人的命令，皇上不知道，阁臣来不及过问，造成的祸害难道还小吗？以至于阁臣郁闷不堪，坚决请求离去，破坏祖宗二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大罪。旧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都是同受顾命的大臣。刘一燝亲手捧着皇上的手制定大计，周嘉谟带领百官在松棚下义正词严地斥责郑养性，立即停止皇后封号以清肃宫禁，皇上难道竟忘记了吗？忠贤勾结孙杰

译，议论罢免刘一燝，急于剪除自己的忌恨对象，使皇上不得不改变对先帝旧臣的任用，这是第二大罪。先帝登极仅一个月便驾崩，在进御和进药之间，天下实在有深沉的遗恨。秉持《春秋》讨贼大义的，是礼臣孙慎行；彰明万古纲常重要性的，是宪臣邹元标。忠贤一方面逼孙慎行以有病为由退职，另一方面唆使言官弹劾邹元标使其离去。直到如今，孙慎行请求到南部任职，连一席之地也不能得到；反而那些袒护党羽、以气势殴打贤母的人，却曲意周旋，全部加封蟒袍玉带来为他们送行。这是同乱贼有什么亲近，又同忠义之士有什么仇恨？竟然还不容先朝有过痛念和哭号的老臣，这是第三大罪。王纪、钟羽正，早年对国家根本有功。王纪任司寇时，执法如山；钟羽正任司空时，清正自守如鹤。忠贤一方面让人在朝堂上喧嚷，侮辱并逼迫王纪离去；另一方面又同洗？？？相互勾结陷害钟羽正，使他被削职夺官而去。直到如今，他们请求恢复原职、起用，也不能得到照顾；反而那些柔媚善于依附的人，却破格起用，骤然加至一品后让其荣归。这就是把与自己交好的人都当作善人，把与自己作对的人都当作恶人，不容盛世有神色端正、立于朝廷的正直之臣，这是第四大罪。国家最重大的事情，没有比推选宰辅更重要的了。忠贤一手把持决定，竭力阻止此前推举的孙慎行，又盛称弘更，另写说辞来禁锢孙慎行的奏书，难道真是想要让自己的门生做宰相吗？他妄想插手金瓯覆字的占卜，图谋把貂座变成自己的私情之物，这是第五大罪。朝廷授予爵位，没有比廷推更重要的。去年南太宰、北少宰的推选，都点名陪推一人。因为推选、点名、陪推的案件，一旦重新起用逆党奸臣，便使当时的名贤都不安而一同离去。颠倒一向有常的铨选政务，玩弄不可预测的机权，这是第六大罪。圣政刚刚更新，正需要忠直之士。可是满朝荐举文震孟、郑鄤、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等九人抗议论奏，稍微触犯忠贤，忠贤便传奉旨意，全部令其降职斥退。多次经过恩典赦免，最终仍阻止皇上赐环召还。长安城中都说，皇上的怒气容易消解，忠贤一怒却难以宽饶，这是第七大罪。然而他还会说那些只是外廷的臣子。去年皇上在南郊祭祀那天，传闻宫中有一位贵人，因德性贞静而得到皇上宠爱。忠贤害怕她揭露自己骄横跋扈、暗中谋害的私心，便假托她突然得急病，立即将她秘密杀死。这是连皇上都不能保全自己宠爱的贵人了，是第八大罪。还可以说她没有被册封。裕妃因为有孕而传令册封，内外都欣喜相告。忠贤因为她抗拒、不依附自己，便指使自己的党羽捏造她没有身孕，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不让她见皇上一面。从前尧出生时母亲怀孕十四个月，假如当日裕妃能够活下来，怎么知道她不会成为尧的母亲？这就是皇上又不能保全自己的妃嫔了，是第九大罪。中宫有喜，已经确定是男胎，凡是在内廷的人，应当怎样保护他？可是绕电流虹的祥瑞，忽然变成飞星坠月的惨祸；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确实参与了谋害。皇上既然因麒麟送子而开启祥瑞，何妨让这个男孩将来成为百子之首？而忠贤竟这样包藏祸心，这说明连皇上也不能保护自己的第一个儿子了，是第十大罪。至于先帝在青宫四十年，费尽心力忧虑祸患，和他一起保护孤危、威胁不能使其动摇、利诱不能使其改变的，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登极一个月，王安不能说没有微小的功劳；皇上仓促受命，在拥卫防护之中，王安也不能说没有微薄的忠诚。即使他有罪，也应当听凭皇上公开正明其罪，使天下共同看见。然而忠贤因为私愤假传圣旨，在南海子秘密杀害王安，使他身首异处，尸肉被狗猪吃尽。这不仅是仇恨王安，实在还敢于仇恨先帝的老奴和皇上的老乳母，而且毫无顾忌。从此以后，内臣还有谁肯做忠义之人？其余大小内臣无罪而被擅自杀害、驱逐的，不知有成百上千人，这是第

译十一大罪。于是他又想扩大顾宠奢侈之事，今天讨要爵位，明天讨要祠额，无休无止地要挟，屡次亵渎王言。近来又在河间府毁坏百姓住宅来修建牌坊，？？楼雕龙，直冲云天，酿成怨恨，百姓含恨忍声；这还不止于坟地，而且擅自使用朝廷官员的规制，僭越仿拟陵寝罢了，这是第十二大罪。

译今天荫授中书，明天荫授锦衣卫、金吾卫的职位；这些人的乳臭尚未脱，进入诰敕之馆，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例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以及外甥、野子传应星等五侯七贵，还有什么人能比得上这种待遇？不知道忠贤有什么军功、有什么宰辅功业，却如此亵渎朝廷的名器，这是第十三大罪。于是他越来越放肆大胆，使用立枷之法来显示威势，前些年已经枷死皇亲家人一类的人了。他给家人上枷号，是想牵连陷害皇亲；牵连陷害皇亲，是想动摇三宫。当时如果不是阁臣竭力维护、言官极力纠正，椒房中的亲戚又要兴起大狱了，这是第十四大罪。然而他还可以借口说是在禁止平民私自开采税矿。良乡生员章士魁即使另有过失，自有提学官处理；他却说章士魁争夺煤窑、伤害了坟墓地脉，假托开矿之名将其杀死。假如有人盗取长陵一杯土，该如何处置？赵高可以把鹿说成马，忠贤却把煤说成矿，这是第十五大罪。王思敬、胡遵道侵占？？？地，果真是小事，交给有司处理即可；大事则交给抚按、学院处理也就够了，他却径直将二人抓入黑狱三次，拷打得全身没有一处完好。皇上崇尚文章、尊重道统，秋爽时又幸临学校，而忠贤却把士人的性命视同草芥，使青？？赤壁先？？于璧宫泮藻之间，孔子的神灵将不会感到怨痛吗？这是第十六大罪。还不止如此，他又把监视诽谤的禁令明白悬挂在台省了。科臣周士朴弹劾织造监一事，本来是主管工部便谈论工部事务，忠贤竟停止他的升迁。假如让吏部不能掌管铨选任免，让言官不敢掌管封驳，奸险之徒便会借机偷换手段，调动官职、改动升迁次序，致使士朴最终困顿离去，从而成就宦官的尊大权势。这是圣朝怎么可以有的名目，是第十七大罪。还不止如此，他又要向缙绅开启罗织罪名的毒网。北镇抚司官刘侨不肯杀人媚人，本来是在刑狱之中谨慎用刑；忠贤却以他不善于锻炼狱情，竟令其削籍。明明是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却成了忠贤的律令不可不遵守；他将要布下罗织罪名的钳制和严密法网，然后才感到快意，从而彰显忠贤的威焰。这对国家命脉来说，怎么可以尊崇这种积蓄的毒害？这是第十八大罪。还不止如此，他又要把移天蔽日的手段伸到诏令之中。科臣魏大中到任时已经奉有明旨，鸿胪寺报单却忽然传来责问；等科臣回话，台省相互议论，又再次亵渎王言，几乎变成了训斥诘难。不必说他把言官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连煌煌天语也任意提起、放倒，随手随心地处置，让天下后世把皇上看成什么样的君主？这是第十九大罪。最奇怪的是，东厂本来是用来察访奸细、缉捕非常之人的，不是用来扰害平民的。自从忠贤掌权，鸡犬不得安宁，而且专门用来快意私人恩怨、施行倾险之事。野子传星、应星等人为他招摇引荐，陈居敬替他鼓唇摇舌，传继敖替他投石击网□□□□，于是驾帖立即下达。比如近日逮捕中书汪文言，不听从阁票，不让阁臣知道，也不理会阁臣的营救；而魏应星制造阴谋、编造秘密，仍然日夜不停。如果不发展到兴起同文馆之狱、刊立党锢之碑，当年西厂汪直的横暴，恐怕还不足以同此事相比。这是第二十大罪。更令人害怕的是，东夷尚未平定，内外戒严，东厂还要侦查缉捕什么？先前韩宗功潜入长安进行打点，实际上往来于忠贤司房的住所之间，事情败露后才命令他赶快离去。假如上天不愿终止祸患，宗功作为奸细的事情成功，一旦突然逼近城下，忠贤本来就是奴酋获得首功的主人了。他又发给银七万两，另外修建肃宁、新城，实在可以作为郿坞那样的深藏之所。却不知道九门内外的百姓将安置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二十一大罪。更加可恨的是，君王的防守在四夷，祖宗制度不蓄养内兵；即使设置四卫，也不操练使用，本来有深远的用意。忠贤谋同奸相沈？？？创立内操，不仅使亲戚党羽相互盘踞其中，而且谁知道其中没有大盗、刺客，以及东酋、西夷之人借名寄居在内臣家中？倘若他们伺机谋乱，从肘腋之下突然发动，智者来不及谋划，勇者来不及抵御，明白此事的人无不寒心。忠贤又倾尽钱财厚待并结交他们；刘瑾曾招纳亡命之徒，曹吉祥的弟侄曾竭力结交达官，忠贤大概把这些都兼有了，不知道究竟想要做什么？这是第二十二大罪。近日忠贤到涿州进香，铁骑簇拥如云，蟒袍玉带之人追随，光彩耀日；惊动御驾的传呼声四起，清扫尘土铺垫道路，人人都以为皇上幸临涿州。他回来时，因为车夫走得迟缓，竟驾着四匹马拉的羽车？？，覆盖着青色车盖，车夫和护卫又分列两旁，这已经俨然乘坐御舆了。其中进入帐幕密谋、叩马献策的人，实在有不少。忠贤此时把自己看成什么人？想来只恨自己还屈居一人之下，却不知道还会生出什么念头？恐怕泰山之神一定会在暗中降罚于他。这是第二十三大罪。我私下想，宠爱到了极点就会骄纵，恩宠太多就会形成怨恨。听说今年春天在御前赛马时，皇上曾想射死他的马，只是已经宽免了忠贤不死，圣恩已经很厚。忠贤不自行伏罪请求处死，反而听说他进见时面有傲色，退下时口出怨言，早晚都在戒备，心腹之人一个个都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加以打点。皇上如果确实有这件事，那么历来乱臣贼子，只在一念之间；一旦放肆起来，最终就会发展到无法收拾。为什么还可以把这只猛虎和毒蛇养在肘腋之间呢？这又是把忠贤切成寸脔也不足以偿其罪的大罪，即第二十四大罪。以上这些叛逆的端绪，都有抵罪的证据，招供案卷以及长安城中共同传闻、共同看见的事情，并不是凭空猜测。忠贤背负这二十四项大罪，害怕内廷揭发他的奸恶，便该杀的杀，该调换的调换，身边的人都害怕他，不敢说话；害怕外廷揭发他的奸恶，便该驱逐的驱逐，该禁锢的禁锢，外廷的人也都观望而不敢说话。更有一种没有骨气、苟且图谋富贵的人，有的依附他的枝叶，有的投靠他的门墙，有的暗中结交供其居停的人，有的投充为门客；迎合他所喜欢的，挑动他所恼怒的，无所不用其极。内廷有授意，外廷就替他发作；外廷有所呼应，内廷就替他响应；当面和背后反复变换祸福的标准。间或内廷奸情败露，又有奉圣夫人客氏替他弥？？，迎合他的罪过，遮掩粉饰他的回衣？牙。因此，宫禁之内只知道有忠贤，不知道有皇上；都城之内只知道有忠贤，不知道有皇上。即使大小臣工也被积重所转移、被积贽所趋向，不知不觉间也变成只知道有忠贤，而不知道有皇上。每当内外有紧急而应办理的事情，或有应当起用的人，必定说：‘要同内边的人说一说。’有的人不能起用，事情不能推行，也只说：‘内边不肯。’

译宫中和府中，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不是由忠贤专擅处理的。即使奉上奏疏，反倒让人觉得皇上只是名义上的主宰，忠贤才是实际的主宰。比如前些日子他已经前往涿州，一切事情都必须连夜赶去请示他的意思，票拟也一定要等忠贤回来后才敢批发。唉，皇上的面容近在咫尺，却不随便请皇上裁决，反而赶到百里之外去等候忠贤的意思。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皇上的威严和神灵还尊于忠贤吗？还是不如忠贤呢？天下到了这个地步，究竟还有没有天日？还是已经没有天日了？奉圣旨：朕自从继承皇位以来，日夜战战兢兢，谨慎地遵守我祖宗的成法，唯恐失坠；凡事都申明旧有典制，不敢擅自越格施行。各衙门玩忽拖延已经成了风气，纪纲法度十件中没有一两件能够实行。这份奏疏却把从前奉旨办理的一切政事、朕亲自裁决的事情，全都说成是旁落。至于中宫、贵妃以及裕妃的事情，宫禁本来就严密，何况又没有确实证据，外廷怎么能够知道？奏疏中说内廷有人毒害中宫、忌恨贵妃和皇子等话，都是凭空猜测，这是想排斥逐走朕身边的人，使朕孤立在上面，难道这叫忠诚和爱护吗？杨涟被弹劾后回籍，后来越级擢升为现在的官职，本来应当尽心尽职以报答恩典。为什么还要寻找借口来沽名取直，本来想逐款追究到底吗？想到当前正多事，朝廷中不宜再分裂纷扰，暂且不予追问。今后各级官员，无论大小，都务必要恪守自己的职责，不得随声附和；如果有抗拒违背、不遵守的，国法宪典都在，决不姑息。该部知道。山西巡按李日宣上疏，举荐本辖区的官员，推荐萧丁泰、耿好仁、李淂中、王家宾、贾克忠、张国瑞、王弘祖、昝云寉、周泰峙、史文焕、张九德、宋盘、杨邦宪、叚猷宪、邹遇、刘广生、吴飬源、吕逊、徐绍沆、马人龙、翁汝进、郭尚友、焦馨、潘文、王瑊、郑茂华、田生芝、何应瑞、石维屏、张法孔、朱汝器等，并弹劾汝南道黄鸣乔。奉圣旨：吏部知道。巡按山西道御史徐卿相上疏，举荐本辖区的官员，推荐萧丁泰、贾克忠、耿好仁、周泰峙、李淂中、王家宾、张国瑞、孟南、昝云寉等。奉圣旨：吏部知道。又上疏举荐地方人才，推荐王纪、卫一凤、刘敏宽、曹于汴、李瑾、李楠、张泮、荆飬乔、李迁、王允成、景昉、张崇礼、马练、李嵩等。奉圣旨：吏部知道。浙江道御史张讷上疏弹劾铨……胡维琏，奏疏中说：历来铨局中被调任的官员很多，胡维琏却自己惊疑，动不动就要花费先达的力量来为他调停吗？调入铨司而到任的官员很多，胡维琏时而想进、时而想退，完全要靠堂官来安排吗？寄居在别人篱下，却在当场任意摆弄，谋求走捷径，像骛鸟一样飞奔。他把言官当作仇敌，有时标榜名教义理，发出毫无感情的呻吟；有时依附清流，拿自己的去留来迎合他们；有时挑拨、激怒阿家翁，强行争些无谓的意气；有时向门下士哀求，堵住别人心中的非议。臣寻找这样的人却找不到，只好姑且称他为“跃冶”罢了。谁知道这会得罪冢卿呢？任用一个人而使群体议论越来越多，为什么不退一步追究议论从哪里产生呢？任用人的人，是以言论作为衡量标准的；只用一句话就使言路丧气，为什么不虚心听取群情自然发出的议论呢：“扬汤止沸，不如抽薪；捧土阻挡水流，不如堵塞水道。”胡维琏难道没有听到这些吗？他竟把自己看成借虎威的狐狸，纠集、挟制他人，使人不敢过问；又让冢臣像对待骄子一样奉承他，使那些狡黠的婢女彼此相帮，成为难以割舍的宠爱。以堂堂男子汉的身份，却工于施展妾妇般的媚态；身居统摄均衡的重要职位，却表现得像老婆子一样热心。这是一个人才济济、师表云集的朝廷，却自己开出一条相互噤声、彼此诋毁的道路。这样下去，朝廷中充满廷前振翅的白鹭，却全都变成不飞不鸣、昂首而立的神羊，人人都习惯于同声附和。这样一来，言官竟然可以废弃，天下的事情也只有掌握大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了。奉圣旨：冢卿秉公任用人才，怎么能从旁加以侵扰？张讷不明白事体，念在他是言官，而且昨天已有烦琐争论，阻挠部院参处的圣旨今天才下，姑且不追究。该部知道。初六日 巡按直隶御史曾熙丙上疏，举荐本辖区官员，推荐钱士晋、熊膏、传淑训、朱童蒙、宋统殷、杨弘备、魏士前、赵谦等。奉圣旨：吏部知道。初七日 巡按直隶御史张鲤上疏，举荐本辖区官员，推荐李如桧、卢维屏、张晓、王家桢、张三杰、王点等。奉圣旨：吏部知道。初十日 顺天巡抚邓??羙上疏弹劾骄横傲慢、贪婪放纵的道臣叶震生，奏疏中说：叶震生这个人，外表修饰得像狐狸一样媚人，内心却像狼一样贪婪；遇到大事一味糊涂，只有小聪明，偏偏善于粉饰；作为赞画没有一点长处，只是徒然装饰黔驴、庞犬那样的外表。他负责监督已经一年了，白白留下尸位素餐、如硕鼠一般的讥评。他放纵强悍之徒出外抢劫，反而私下迁怒于巡逻士卒，这是道臣中逃避责任、聚敛罪恶的首恶。他侵吞虚报的军饷来充实自己的钱袋，完全不顾国家的财政，这是鼠窃狗盗中的头目。六条罪状已经足以废黜，三尺法令还有什么可辩解的？近年来国家多故，苦于缺少能够任事的人，以致像叶震生这样浮躁的人能够乘机窃取名利；没有……，等到查验弓……的实际情形，那么镇守军民只听到怨声喧嚣，听不到振作整顿，究竟对时局的艰难有什么补益？奉圣旨：该部知道。十八日

译山西道御史喻思恂上疏，论说议论越来越多、是非无法确定，奏疏中说：近来冢臣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特别选拔人才，却被只用一司的眼光来评判，所以终于导致议论频繁兴起，是非始终不能统一。近来幸而奉到明确圣旨，要求一并勘察议论。凡是参与此事的臣子，也已经警惕用心、竭尽心志，闭口倾耳，安静地听取而不喧哗了。勘议二□，关系到当前并不小；一时黑白的是非关口、一代喧嚣或安宁的根脉，是迷惑还是觉醒、应当还是违背，都取决于这次举措。恳请皇上再次告诫负责勘议的诸臣，务必保持一点虚心，主持一番公道，追溯是非产生的根源，默察议论最终的归向，依据事理彻底追究，割舍私情而独自裁断；用一个字判定重如山的案件，用片刻时间平息斗穴般的争执。这样或许能够使事迹清白、内心光明，像冰消雾散一样澄清。小臣不会因自我修饰而妨碍协同恭敬，大臣得到职位也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有利于宗社，也能保全自身名节，这些益处都很大。至于佥臣左光斗，才干、品行和学识都为士绅所仰望，如今却闭门疏告，实在使舆论和众望感到孤单。请皇上试想，风纪应当寄托在哪里，辅佐风纪的人又应当是哪位臣子？那么在如今满朝相继请求退休的日子，更应颁赐温和的诏谕，命令他赶快出任，不要让他眷恋家舍而终于改变最初的心愿。这尤其是今天辨明是非、平息议论的第一步。只希望我皇上赶快留意这件事。奉圣旨：此事已经有旨，交给众人公议处理。奏疏所说的内容一并斟酌议覆。该部知道。十九日 河南巡抚冯嘉会上疏，举荐本辖区官员，推荐郭尚友、焦馨、王瑊、郑茂华、何应瑞、张梦鲸、石维屏、张法孔，弹劾汝南道黄鸣乔。又上疏举荐地方人才，推荐杨东明、文球、靳于中、侯执躬、边有猷、郭显忠、梁克从、马之骐、郭如星、高节立、贾継春、王聘、杨之璋、卢传元、杨尧华、李士登、乔进璠、王以悟、刘任、余思明、张宁、许鼎臣、艾维新，以及永平府知府赵彦复、淮安府同知朱明德等。奉圣旨：该部知道。二十日 陕西巡抚孙居相上疏，举荐并弹劾本辖区官员，列举杨邦宪、梁应泽、李飬冲、邹遇、刘文琦、陈应元、刘广生、吴飬源、李飬质、马人龙、冀懋中、吕逊、徐绍沆等，弹劾清军道邓云霄。奉圣旨：该部知道。二十四日 御史房可壮上疏说：近来满朝请求斩杀内臣魏忠贤，奏疏中都指称有人与他交通。满朝臣工自己并不怀疑，唯独科臣传櫆独自怀疑。况且满朝臣工不怀疑别人，却偏偏怀疑传櫆，这是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承认的宗兄传継敖替他招认了吗？实在没有料到，仅仅这一句话，就使传櫆口中吐出、心中忌讳的事情无法忍受，他急忙把自己列入邪党之中。既然说是邪党，那么传継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传櫆为什么要与他结党？又说职因这件事看透了櫆的肺腑，也不过是想替自己找个脱身的地方罢了。那为什么不仿效佥书陈居恭过去的办法，从袖中拿出弹劾奏章，猛烈攻击传継敖来向天下谢罪？说什么：“从前的事情，是教猱升木；如今的誓言，是洗胃饮灰。”难道一定要兴然与居恭相合、符合义理，才算是不受辱的烈士吗？为什么不想出别的办法，却动不动就说“邪党”“邪党”？诬陷两个人以及众人，只凭台省交相参劾的奏疏得到列名的机会，便夸夸其谈？难道没有想到，既然列了名，那么他内心不愿列名也就可以看出来了。自己作下的罪孽，难道还要怪别人吗？唉！江右本来就是君子之乡，我一直向往那里，也曾多次侍奉各位大君子，接受他们的教诲。我亲眼见到那里的人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文质彬彬的礼学；他们所看重的，都是侃侃而谈的节操气节。传櫆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将来仕途显达、游宦归来时，还有什么脸面在乡里强作应对，面对他的卿相前辈和长者呢？奉圣旨：此事已经有旨，不必彼此争辩。该部知道。巡抚周起元上疏说：臣奉命巡抚所属地区，苏松兵粮道右参政朱童蒙近来以患病为由告假回籍，臣不敢仅凭道路上的传言就据此贬抑他；但臣只见他以兵粮道的名义任事一年，吴淞、青村、南汇等营有五个月没有粮食，有六个月没有粮食，甚至有十个月每月都没有粮食，几乎使士卒解散。该道每月上报给臣的循环粮册，只听凭中军吊取，或听凭快手吊取。又如捕盗张松等兵，从正月起就卖闲，到现在还没有到汛地；又滥派沙船、唬船捕盗，张德等多条船超过二十里，船头船尾相接，驾驶到济上，各营士兵都扣除工食作为行粮，整个营都叫苦。至于行道时驱逐百姓，虽说是宪司的体制，哪里至于动辄鞭打几十下，接连笞打多人？正如传闻中申家庄、胥门等处，有时渡船可以隔河相望，偶尔没有躲避，便一时并列责打，打得血肉淋漓，死者竟以十余人计算。凡是车船所到之处，必有一班替他追打穷人的恶棍跟在后面。这样的举动到处使人惊骇，传闻不止一端。八月间，郡城中有陈龙、林景这一对郎舅，亲属关系，流寓租房居住，都靠煎银为生；偶因一点小怨，便被诬告殴打，拘禁起来。这本来不过是郡邑小吏打一杖就可以结案的事，该道却派捕官带健卒包围捉拿，这已经错了；之后又错误地听信捕役先入为主的话，不看诉词、不加审理，反而因他们呼喊冤屈而更加恼怒，责打六十板，重枷在府衙前，仍拘禁其家属；凡是给他们送饭的人都责打一百板，致使陈龙直死在枷上。全城士民都为之痛惜叹息。该道只是因为恼怒陈龙喊冤，便失去刑罚的准则，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臣当然相信他没有杀死陈龙的心，但他任意施加刑具，不顾人的性命，臣无法替该道解脱，也不能不自己承认这是过失。又怎么能怪近来南道对他的指责呢？奉圣旨：二十六日

译陕西道御史贾毓祥上疏陈述考察官吏的□，以此加重巡按方面官员的职责。奏疏中说：御史必须先自重，然后别人才能尊重他；御史受到尊重，朝廷的体统才更加尊严；体统尊严，朝廷的法令才能伸张。然而，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放荡逾越、内里腐败败露之后，才会失去自身的尊严。凡是心中藏有一丝周旋情面的念头，就像捂住耳朵偷铃铛一样，都足以使人轻视、使人侮辱，不能称为自重。如今世人所称的好官，并不是因为有不可见、不可闻的功劳，不过是因为他能够征收租赋而没有亏欠，便称赞他；能够审理狱讼而没有冤枉，便称赞他；能够清除盗贼，使左右使门之内、门之外，善人得到安宁而恶人感到畏惧，便称赞他。这几件事，万人的心意合成一心，一同畅快、一同称赏，万人的口舌合成一张口，一同举荐、一同宣扬，有什么难办的呢？然而这只是百姓所称的好官。在百姓之外，还有上司所称的好官；在上司之外，还有长安所称的好官。每逢大计考察，外面认为是对的，内里却认为不对；外面认为不对的，内里却认为是对的。根据风闻来考察，弥补外部考察所遗漏的固然很多，但其中难道完全没有爱憎吗？这就是长安官员评价纷纭、难以统一的原因。臣因此特地把这些话禀告在君父面前：凡是臣有所举荐或弹劾，必定以臣亲眼所见为主要依据；亲眼所见，又必定以剔除弊病、安定百姓的实际政绩为主要依据。像前面所说的那些事项，有的可能属实，有的可能不属实；如果确实有明显事实，即使上司开报的情况彼此不一，也应当保留下来而不加议论，更何况其他事情呢？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谁没有情面？谁没有朋友？谁不想用施恩、卖誉来使自己便利？然而这样做，就还算能够自重；不这样做，便是甘愿堕落而自轻。轻视和自重，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为自己还是为别人而造成的轻重，也没有必要再作计较。臣又何必手里拿着方册和文书，脚却东奔西走呢？然而这只是臣对自己的要求。假如让臣能够安居职位、施展志向，那就不是臣自己敢于保证的了。御史是朝廷的耳目之官，承担风纪的职责；朝廷使负责耳目的人受到尊重，那么陛下的臣属就受到尊重了；使掌管风纪的人受到尊重，那么陛下的风纪就受到尊重了。上面对他们尊重，下面自处时就一定不敢轻慢；下面自处不轻慢，然后才能不辜负上面所要求完成的重任。奉圣旨：该部知道。三十日 直隶巡按御史吴之仁上疏陈述巡视关隘的情况，奏疏中说：“广宁沦陷以后，人心溃散，关城百姓有一半离开故土，军队占据民房，抢掠扰乱十分严重。如今军队已经回到营房，百姓也返回旧居，将士除买卖之外，不敢同百姓相互干涉，号令竟然这样严格。因此市井依旧，百姓安居乐业，几乎觉察不到这里曾经是军队驻扎的地方。所以说榆关被军士蹂躏、百姓没有安身之处，是过分了。大将由枢辅特别提拔，观察他的器量见识，自然没有辜负知人之明。偏将、副将以下，虽然未必个个都具备吞胡的气概和颇桓的勇猛，但自从旧关臣甄别以后，所有被议论弹劾的人，枢辅都已经斥退得差不多了。再加上枢辅赏罚严明，贤能者得以显露，不肖者有所畏惧而不敢过分放纵。如今参将、游击中间偶有不守法度而赃私尚未显著的，也暂且留下来观察其后续表现；所以说关门将领全都是靠欺骗升迁、盗取军饷而不任用，也是过分了。关中和南海口的兵马共有二十四营，约四万多人，其余分驻关外，兵力达到十万。虚报冒领的弊病，即使孙武、吴起担任将领，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然而先由道臣查核，臣又在后面仔细复核，大体上虚报的占十分之一，实际的占十分之九。” 实际的详细分类，容臣另写奏疏报告。那么说关中官兵大半都是虚报冒领，也同样是过分了。枢辅车营的制度，确实是抵御胡虏的长处，训练已经很久了。因为他们把全部精神都集中在这件事上，将士也无不尽心尽力，使它达到完善。臣检阅操练时，看到他们分合变化，节节相承，又层层制约；骑兵、步兵和火器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完全看不出行列混乱、队伍喧哗。再加上胆气壮、内心坚定，临敌时自然可以勇往直前。因此说关兵完全没有训练，只是在白白耗费钱粮，同样是过分了。但是臣也有不能替关门隐讳的地方：兵丁未必全都强健，马匹未必全都壮实，铠甲器械未必全都充足。兵丁每月支取本色一斛，折色一两四钱，并不算少；只要按时发放，就足以使他们在困厄时填饱肚子。近来京城解送的粮饷不能接续，到了六月还没有领到五月的军饷；借贷没有门路，典当出卖也没有东西，有的两天才吃一顿饭，有的采蒿草充饥，形容像鹄、面色如菜的人，十人中常有六七人。臣又检阅营房，见一间房子大得像斗一样，五军挤在里面；天亮时还席地迎风，阴雨天一定上面漏水、下面潮湿。”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月，即使强壮的人也应当变得瘦弱，何况起初未必强壮，又怎么会有能够投石、跳远的样子呢？臣拜见枢辅时，也说关内士兵能够使用的，只有西兵和四部中的壮丁，这是显而易见的。关门的瘦马，四、五、六、七、八等月放牧吃青草，每天供给银四分；九、十两个月，每匹马每天给采来的青草一束；十一、十二、正、二、三等月，每天给谷草一束，另外还给料豆。这样也足以使马匹成群而肥壮了。无奈关门牧地树木少而杂草多，茅草被马吃掉，却不能使马肥壮。加上结算草料的月份，奸诈的军人多与解户私下勾结，径自把干草折价侵吞，实际进入马腹的十成不到五成。又怎么能怪马匹少有腾跃之力，而骨架高、毛发长的却比比皆是呢？盔甲器械，只有中部所的披甲兵装备较为齐全，其余地方有的盔甲只配给骑兵而步兵没有，有的只有头盔没有铠甲，又有盔甲虽全而兵器大半腐朽钝坏。近来枢辅请求从京城运输，皇上慨然发给，又增加五局一同赶制，足以使军容改观。但据臣亲眼所见，实际情形就是这样。这就是关门以内的情况。至于关外，臣出关经过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中右所，到达宁远，距离关门二百里。

译这个地方在河西沦陷以后，已经成为瓯脱之地，腥膻之气逼近寝榻，荆棘遍布良田。枢辅毅然把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责任，对西虏兼用剿杀和抚绥，恩威并施。从前暗中占据卫所、在道路上横行的人，如今也在关外接受招抚。于是为他们修缮城堡，明确戍守，招来辽地百姓，开垦屯田。如今五个卫所都像金城汤池一样坚固，垦田约有二千五百余顷。时常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青苗遍野，计算收获来充作军需，足以抵补内地转运的一半。五城居民恢复旧业的越来越多，士兵有一半借用当地人充任；他们虽然是流离迁徙的余民，却深切怀有共同抗敌的志向，这种士气可以鼓舞。臣看五城全是壮丁，远非关门可比，再加以训练就会成为精兵。马匹除了中右所稍显瘦弱，其余都肥壮，足以披甲驰骋。虽然当地地势空旷、牧草肥美，与关城不同，但马政的整顿，大概确实不可抹杀。因为副将赵率教、满桂，参将鲁之甲、杨应干，都是真心任事，不避劳苦和怨言，而且才干足以推行这些事务，因此军民预先归附，乐于为他们效力。即使西虏偶尔进行零星盗掠，也时有斩获，可见关外已经呈现出蓬勃振作的气象。这一切哪一样不是枢辅再造之功、道将赞助辅佐之力呢？奉圣旨：这份奏报把关门内外的情形说得很详尽，督师辅臣的调度也都有条理，正应依靠督促统率将领和属吏来完成。奏报的功效足以宽慰朕东顾之忧，派官员前去宣谕并视察办理事务。已有旨意，令该部知道。○七月 七月初三日 刑部尚书乔允升等上疏，题为“献俘以彰显上天的讨伐”。奉圣旨：这些叛逆罪犯奢史都等，着令立即会同官员处决。罗亮洪斩首，奢崇辉锉死并枭首，鲁仲贤等人的首级锉碎；仍将各犯首级传示各边，以昭示天下，其余依议办理。初四日 勋阳巡抚蔡复一上疏，推荐地方人才，包括礼部尚书刘楚先、户部尚书陈大道、右中允马之骐、大同兵备邵可立等；又上疏推荐方面官员杨楷、刘观光、刘宇烈、徐时聘、顾起凤、徐人龙、郭尚友、黄鸣乔、何应瑞、石维屏、邹遇、刘文琦、陈应元等，都奉圣旨，令该部知道。初六日 巡按直隶御史练国事上疏，题为漕运迟误又遭严重灾害，文中说：“地方多事之时，如果不是贤能之人就不能胜任；法令因循拖延之后，即使补救也很难迅速见效。如今在内地的官员虚度光阴，常常苦于增加注补；在外地的官员甘愿违背凭限，又常常苦于官员缺额，实在是怪事。像苏州、松江数百里之地遭受大水，水势漫天，人心汹汹，救援溺水者尚且来不及，难道正是大吏闭门不出的日子吗？况且松江知府自有公论，只因一纸保留，就使抚按两位大臣都不能安居其位，恐怕这不是科臣抄参的本意；既然如此，又何必嫌弃其出任呢？粮道本来就不能长期空缺，押运粮食经过淮河，这是重任。如今越过楚地两个大藩镇，都把代替办理此事的人当作得意之事，难道没有人发出‘北山’之叹吗？像应安等郡，辖境已经极其空旷，却让道臣传淑训一人代理，如今又将让蜀地的观察官前去任职，难道完全没有掌管关锁钥匙的人吗？至于长官和副职官署空缺，也还无法一一列举。在江北，扬州道尚未到任，徐州道没有补任，淮安道又报告升迁，千里河道冲决，宪衙白天都关闭。臣只得分拨信兵加以防护，把拽溜作为反复叮咛的要务，谁能和臣共同应付这样的缓急呢？督臣顺应舆情挽留淮安道官员，难道是得已而为之吗？” 至于经过淮河以后，河道通塞以及河官勤惰，都要依靠督河使者来治理。如今重运粮船刚刚到达，河臣却已经离任，那么临清、济宁以北由谁来弹压呢？这些都是臣所遭遇的时运不济。忙碌时被雨阻隔，只能徒然增添对已经溺亡者的哀思；重要地方缺少人员，又没有同舟共济的帮助。情势困窘、事态紧迫，在这里已经到了极点。”奉圣旨：漕粮关系极其重大，立即令抚按等官催促积聚，完成运输；地方上推补并留用的各官，也严令催促其任事。总河官员缺额很多，着令尽速会同催办。令该部知道。直隶巡按御史刘大受上疏弹劾贪婪奸巧的两淮运同谭天相，文中说：“这个官员把钱看得像性命一样，不顾百姓的怨恨叹息，以吏书为心腹，任凭他们牵线提携，亲狎亵慢没有限度。做官却像演戏一样，贿赂公然流行；自己已经失职，却反过来把责任归于别人。即使把他逮捕革职，也还算晚了。”奉圣旨：令吏部知道。初十日 福建巡抚南居益上疏，推荐海道孙国桢、水利道葛寅亮。奉圣旨：令吏部知道。十一日 福建道监察御史李应升上疏说：近来朝廷内外满庭请求诛罚，依凭社稷的力量也难以熏陶感化，孤独的愤懑日渐消沉，日月星辰仿佛也黯淡受蚀。原任工部郎中万燝因为陵工之事补上奏牍，于是触犯了皇上的威严。然而恭敬诵读圣旨，一处说“从轻”，一处说“为民”，由此可见皇上圣明，认为万燝的罪过不至于死刑，廷杖也必定不至于打死。臣原以为万燝活着走出国门，编入原籍百姓之中，长久做皇上的太平之民。如今他却死了，尚未报效国家就先填沟壑。六尺高的孤儿环绕膝下，八十岁的母亲倚门盼望；尸身客葬无所归，游魂仍眷恋宫阙，群臣含泪饮泣，道路上的人也叹息不已。然而没有人不共同认为，这并非出于皇上的本心。当时群宦横加攻击，血流混乱，神魂飞散；监刑杖责张扬威势，伤痕十分严重，加上倒拖逆拽、踢踏摧残，种种折磨使人无法支撑，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如今却使皇上损害好生之德，背负杀害进谏之臣的名声。臣因此来不及替万燝申冤，却深深替皇上感到冤屈。又说：人不是奴隶，法律也不是审讯囚犯的刑具，罪行并非死罪，性命也不是草芥。使用廷杖这种重刑，实在大大失去士人的人心。动用廷杖一天，尚且是前所未见的事。况且因为说是杖责从轻，实际执行廷杖的人，必定是想让卫士畏惧威势，把朝廷官员当场打死在杖下，然后才感到痛快。替左右近臣考虑，这样做也许得计了。可是皇上的圣心怎样才能自我昭明呢？皇上的圣意难道不会受到严重伤害吗？只等上天之心悔悟，天刚亮时才产生怜悯，死者已经不能复生，受伤者也不能恢复如初，到那时再治罪左右近臣、抚恤死者、录用孤儿，又哪里还来得及呢！奉圣旨。十二日 延绥巡抚翟凤翀上疏，题为推荐监司官员以激励边臣，推荐兵备宋盘、杨邦宪、刘广生、徐绍沆，右布政使文焕，关西道贾鸣洙等。奉圣旨：令吏部知道。直隶巡按御史李玄上疏陈述东部巡行时的见闻，文中说：“东部两省最苦、最应当赶快谋划解决的，只有驿递这一件事。臣负责巡察驿递事务，按例应当察看其中的疾苦。每次召来驿官、马户追究根由，他们都说各驿有马匹倒毙、人员逃亡，归根到底都是站银缺乏；而站银拖欠不能及时发放，又都由于协济迟延。协济一事，邻近属地的痛痒与其无关，考成时的参罚也牵涉不到它，所以一天拖一天。有过了季度仍不解送的，有半年不解送的，有一年还不解送的。[此处原文有乱码，语义不明。]小民怎么能承受这种到老还要服役的负担呢？假使把协济改归京边，刑罚祸害直接关系到自身，他们自然不会有不缴纳的正赋。就在本州县领取站银，彼此甘苦相关，自然不会再有延误发放。这只要作一番变通，地方所受的好处就多了。”奉圣旨：令该部知道。十六日

译南京山西道御史黄公辅上疏陈述对大比、大计的浅见，文中说：过去听到关说请托的传闻，必定惊讶地认为是奇事。近年来一人凭空钻营，百人闻腥而至。幸而得到职位，便取之如同随手携带，又错误地把它看作衣钵相传；不幸没有得到，便把它当作凭券保存，还希望晚年能够有所补偿。[此处原文疑有缺字或讹误。]甚至事情已经昭彰于远近，姓名也列在弹劾奏章上，却仍然奔走经营不肯停止。虽然最终难逃国法，但与其在收受请托之后再行革职，哪里比得上在请托尚未成功之前就使其销声匿迹呢？如今各经房考核仍然是弊端滋生之处，因此请求临近考核时调换经房，另行翻阅，并用抽签决定经房次序，不再拘泥于品级、资俸来排列先后。这样或许能使揣摩钻营的道路走绝，使奔竞求进的风气自然断绝。这是今天禁止关说请托的第一要义。过去关于门户的说法，也曾被惊为异闻。自从前些年奸邪之徒得志，势焰高张，家喻户晓。只要向权要之家送一次贿赂，官场评价大概就一概不再追问。甚至有应当提问查办却得以保全的，有应当革职却反而得到升擢的。虽然最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与其在下一次考察之后再追究，哪里比得上在黜退昏庸之日就依法处理呢？况且今天的外察，就是日后考选的基础。错黜一个廉吏，日后便少一个正人；漏掉一个贪吏，日后便多一个邪人。那么，扬清激浊的典章，也就是抑制邪恶、扶助正直的方法。只要一味敞开心胸，公布公道，严格要求司道、抚按精细核察，杜绝请托馈赠的钻营求进，只把任官期间的实际政绩作为考核官员的定案，就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今天打破门户之见的第一要义。奉圣旨：令吏部知道。巡按直隶御史刘大受上疏，题为捕获谋逆妖首，文中称：妖党马永、陈用、沈贵以“建九云”的名号假托支干，蒙骗众多愚民，妄言图谶；与磔刑礉生为徒党交游的，原本就是邪流，依附王道玄谋生，联结更多异类，阴谋已经很久，应先公开处死。黎锐、金科、妖赞等有书信、会单可以凭据，其从逆情形已经确实，按骈斩之法应当严办。杨玄、杨文龙、沈有北曾向其北面称臣；马永亲自受业于叛人，心向普光，秘密把经书藏在箱子里，称佛称祖，都是使用诡异名号、勾通妖党和首领，确有实证，应当加重处以死刑，才足以整饬刑法。张科自称是贾槐的高足，声援之声几乎遍及四方；[此处原文多有疑误或缺文，以下语义不确。]沈贵的邪谋猖獗，何止像夷虏一样？明知触犯上命仍甘愿赴死而不推辞，结党追随凶徒，发誓一往无前、绝不悔改，都应当歼灭，以廓清妖氛。牛思庵、史之元虽然属于同党，却没有共同谋划，应分别发配，如此或许足以遮蔽罪责。奉圣旨：这些擒获的妖首逆党，着令立即覆核后依法正法；并严行缉捕逃亡者，务必捕获。有功各官立即查明，分别叙功录用。令该部知道。二十日 山东道御史杨玉珂上疏陈述亲近贤臣、远离奸邪的道理，文中说：大宦官专擅权力，朝廷内外沸腾。臣的堂官杨琏作为受顾命的重臣，把肺腑之言上奏，事情核实、道理正当，忠诚恳切之情洋溢其间。然而南北各位大臣身处不同地方，接连上章，像出自同一张口，只希望挽回天意、扭转日月，消除瑕疵、安置祸患。圣主本来可以听取忠言，群阉或许也可以自行改过效力。没想到那些宦官执迷到底、毫不悔改，凶恶的气焰反而更加炽盛。万燝所弹劾涉及陵工，并不是敢于谈及皇上的事；可是群宦把他揪送宫阙，疾声呼喊，严酷挺杖，仿佛割除草芥一样。林汝翥任职掌管巡察，也不是敢于触犯皇上；可是他们在长安大肆搜捕，把他交付杖刑之下，仿佛拧杀羊猪一样。刚直忠诚的人有话藏在心中却不能自行进献，逢迎依附的人则辗转苟安。君主的权力日益削弱，国家的势力日益孤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私下认为，草野之人因此萌生异心，四方夷族听闻后窥伺时机，内乱外患，国家将会发生什么就难以预料了。又说：忠贤一天不离去，朝廷内外的疑惧就一天加重。皇上一天不除去忠贤，国家的弊乱就一天加深。只要忠贤仍然存在，他为自己打算，凭借城池、依靠社稷，把自身置于油火煎熬之中，这不是明智。主动认罪、推让贤能，退居私人茅舍，最终安享晚年，享有已经达到极点的富贵，这才是明智。站在皇上替忠贤考虑的立场上，多加收藏、厚待亡故，把忠贤看作刘瑾、冯保的后继者，这不是恩典。解除他的权力、撤去他的职柄，把他安置在闲散之地，曲意显示宽宥覆盖之德，以酬答他过去奔走效劳的辛劳，这才是恩典。站在诸臣替皇上考虑的立场上，模棱两可、唯唯诺诺，畏惧权势，表面上托言调停，实际上遗留君父身边的忧患，这不是忠诚。深谋远虑，斩钉截铁，扫除君主身边的危险和疑患，使君主安置在安稳之中，这才是忠诚。即使皇上自以为是在替社稷打算，重视内廷而轻视外朝，排斥正直、铲除贤良，以小小的不忍之心，承受酿成大乱的实际后果，也不是福。防微杜渐，戒惧履霜，除去一人的不祥，使千万人的安泰得以实现，这才是福。哪一种更重要，哪一种是得到、哪一种是失去，哪一种有利、哪一种有害，这些道理普通人都能分辨，难道皇上聪明圣哲，反而看不到这一点吗？奉圣旨：已经多次下过旨意了，为什么又来牵扯滋扰，显然是抗拒违背、不肯遵行。本来应当追究治罪，姑且从轻处罚，罚俸三个月。令该部知道。河南巡按御史梁之栋上疏，题为举荐和弹劾方面官员，举荐郭尚友、焦馨、王瑊、田生芝、何应瑞、张梦鲸、石维屏、张法孔等；弹劾分巡河南南道朱汝器。又上疏，题为推荐地方人才，推荐杨东明、文球、靳于中、侯执躬、边有猷、郭显忠、梁克从、郭如星、高节、贾继春、王聘、杨之璋、卢传元、杨尧华、乔进璠、王以悟、余思明、许鼎臣、艾维新以及永平知府赵彦复等。奉圣旨：令吏部知道。二十一日 掌河南道事务的浙江道御史袁化中上疏说：大计考核期限将到，考察事务繁多冗杂，请求敕令大臣、小臣赶快办理，以免耽误这一重大典制。奉圣旨：大计考核的事务要提前办理，部院堂上官是否得人，正要依靠澄清吏治。总宪已经有旨，着令立即出任视事。吏科、河南道所条陈的事项正在集议，魏大中着令遵奉圣旨任事，不得耽误大计典制。令该部院知道。二十二日

译江西道御史刘璞上疏说：旧辅已经离去，宰辅之位应当清理内部。臣曾经认为，旧辅留心政务，具有唐代李长源转移时局的作风；作为朝班领袖，又有宋代文潞公的气度，所以诸臣请求挽留，臣也附和。及至看到宦官中许多人拥护并控制宫闱中的地位，这才知道让他离去未必不是好事。但是宫府之间的隔阂，本意在于调停，却在权宦之间委婉周旋，称其为功臣而比作大臣，这种比拟并不相称，足以惊骇听闻。出山任职一场，最终空手而归。过去汉代张禹凭借通晓经学和品行高尚成为皇帝之师，尊崇无人能比，满朝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然而他对王氏势力依违两可，最终遭受折断槛栏的耻辱。如今辅臣离任，作为三朝元老，一旦离开宫门，陛辞那天，朝臣都为之变色。臣正在纠察朝仪的班列中，也觉得凄然。第一点血性，终究不能说旧辅解除了绕朝之策、使朝中无人，只是赠送给他而已。即使非常了解旧辅的人，也不惜旧辅离去，只是幸喜沈[原文缺字或疑误]之死，为什么呢？首辅一生砥砺，尚且是正人，未必能够成就天下大事，却还没有达到危害天下大事的程度；如果[原文缺字或疑误]仍在，内有奥援，外面布置机锋，乘新旧交替、人员去留之际，又不知道会采取什么举动了。即使一……便使天下毙命，难道要让天下没有……吗？如今像鹰隼一样潜伏在京城、积蓄毒害等待发作的，是……的影子；如今暗中相互联络、树立私党并加以扶植的，是……的阴谋。万一有人能够通天，提出绍述之论，援引旧辅臣的故事，把匪类从宫中扶起，使宫中内外相互勾连，扰乱朝政，那么从形迹和苗头观察，已经有了端倪。难道不知道当年催促出兵，断送三韩；贵妃受到尊崇而存心观望；一时急于进献红丸；千右留下烛影之疑——这些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呢？他们早已为公论所不齿。皇上天资聪明，不会受他们迷惑；但只怕他们结党已深，难以斩断，那么原本应当平定的风波将从此无法平定，已经残破的疆土也难以再受摧残。即使纷纷撕裂诏书，又有什么益处呢？奉圣旨：元辅已经有旨处理了；起用、罢免辅臣都毫无影响，怎么能妄自烦渎上奏？暂且不予追究。该部知道。二十五日 右佥都御史毛一鹭上疏论圣谕等事，内称：犯官汪文言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市井狡猾之徒，却窃据要津，在群臣舌下掀起波澜，简直想要翻覆仕途；暗中穿针引线，终于奔走于缙绅之间，这确实是盛世的妖孽、清朝的奇耻大辱。然而，如果进身没有门路，魑魅魍魉凭什么作祟？假如让我朝鼎鼐之臣爱护他们，鬼魅又能同谁争光？无奈有人首先起事、替他经营三处藏身之地，如黄正宾，趁王珰入幕之机，推荐他成为私人，只知香火私情，完全不顾弥天大罪；受贿结交已有证据，遣送他还要说什么？无奈又有一些随风附和、贪图糜费而不怕四知的人，如毛士龙，接受淮抚的重金，极力为其推举，甘心接受小人的诱饵，自己却标榜清白；根据赃证审问并判处戍罪，三尺之法已经确定。仪曹既然因此请求获得出身阶梯，何必人人都要经过铨曹？那么夏嘉遇通过夤缘改任部职，又有什么不同？既然说是声气偶然相合，但远避奸人的知交关系也就疏远了。酌情削夺已经享有的俸禄，用来征收……北方盗匪造成的损失；郡佐应当凭借才望任用，难道能逐一营求吗？那么陈景源钻营求取官职而得胜，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既然说行贿不多，但干请之法却很严。若不招追原追赃，怎么能加重惩戒急于进身的鄙劣行为？应当一并拟处城旦之刑，才大致可以相当于他们的罪过。至于盛世承用一个因病废弃、只剩残喘的人，忽然晋升为京卿，难道会没有缘故而自行发生吗？他当年像长松上攀附的藤蔓，尚且借助葭莩亲戚的荫庇，那么今天要追究根本，怎么能自称远离瓜李之嫌？赃物无法追缴，杖刑也难以执行。至于姜志礼，以长期滞留的臬副身份而内调为玺少，似乎也另有缘故；供词牵连之事，只奉旨免予处分，已经承受圣主的宽宥；而行贿确实没有证据，又参考南星的招供，虽然审问已经进行到第二次，法律也难以苛求，似应免于议处，以扩大汤网的宽大范围。这一案件，以供词为确实证据，以赃私作为实物证据，多次驳回、反复审理，已经没有遗漏的情节，各犯也都低头服罪了。奉圣旨：毛士龙发往边卫充军，其妻一并编入军伍；夏嘉遇行贿求官，口供十分确实，依律充徒，不准纳赎；姜志孔削去名籍，作为平民，追夺诰命；其余各犯都照拟办理。该部知道。二十六日 刑部尚书乔允升等上疏说：都御史闵洪学题奏滇地盗寇首领叛乱一案：叛逆犯妇安氏设置方术，役使鬼狐，在瘴疠之海中聚集枭雄，谋图篡逆；于是杀戮同胞，战祸从闺席之间兴起。她放纵淫乱，亲疏之人都与之同寝，把腥秽流布于妇女之间。她竟敢肆意谋逆，自称千岁，杀死守备，驱逐县令；杀戮与暴虐的火焰一同扩张。她据守沾益，逼近靖城，城郭、村社一并屠毁，众人惨遭杀害，鲜血流淌，几乎遍及千里。祸乱发生已经四年，若不是……残余力量，连夜调兵，怎能进入幽密的箐林，捆缚盘踞险地的老虎？应当立即依法磔杀，罪有余辜。李贤倚仗牝鸡而装作有神灵，逞其狼臂而争斗取胜，发号施令、暗中指使，名城和村落接连被摧毁。他参与决策、筹划军务，恶胆与杀心相同，也应称为李明遇。凭借杀伐之徒的小才，煽动华锋的大恶；摇唇鼓舌，使各部苗人像暴风般蜂起、像鸱鸟般张狂。窥伺空隙、乘人之危，使各部烟尘四起、行动迅疾。罪行应当分等，分别处以磔刑、斩刑。奉圣旨：全部依照拟定办理。○八月

译八月初八日 山东道御史杨玉珂上疏，弹劾部臣昧着良心出卖朋友、沽名钓誉。疏中说：先前部臣交相构陷程国祥的去留，任意违背上面皇上用人的旨意，下面使群臣任事的信心受到打击。因此上疏陈述此事，说程国祥好像惊惶失措，随众进退，把这个官职看作传舍，谁来替国家辨别良才？如果轻易抛弃这个官职，谁来替朝廷品评忠臣和奸佞？等等。程国祥因此心中怨恨。后来见到我，假意道谢说：‘我不能符合众望，被人排斥，如果不是您的话，我怎么能够蒙受恩遇而入朝？’我回答说：‘我们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朝廷中忠正之士充满，应当同心协力使天下太平，为什么要自己制造枝节？我上疏是为了朝廷，并不愿接受您的谢意。’于是他才心服。有一天我偶然经过他的住处，他说：‘近来的弊病没有比吏员更严重的了。机巧的人超越他人争先，拙钝的人迟缓落后。请替我转到贵衙门经厅，索取清册，以防事务壅滞。’我见他态度诚恳，便对他说：‘四方多事，用人最为重要，所以对于人才的聚散、邪正的消长，我时时关心。’程国祥拱手谢道：‘谈到这里，真是社稷之福。’ 程国祥曾任我家乡的县令，我乡里有人称赞他的美德；我缺乏识人的鉴别力，误以为他是正直的人，于是同他结交。这个月初四日，我从东边来，偶然经过程国祥的门前，差役说：‘这是程吏部的门首，应当下马拜见。’我下了马，恰好有一个平素不认识的人，穿青衣、戴小帽，亲自拿着手本跪在门外，哀求说：‘选官之法壅滞不通，小人们在京城已经很久，不能得到出身。’我回答说：‘各人都有自己的职掌，你到别处去说。’我坐在那里听见谈话的语气和内容，因而想起程国祥关于壅滞的说法，误以为他是在推诚求言，便用忠言告诉他说：‘选官之法已经重新整顿，外间仍然有怨言。’程国祥问是什么缘故，我回答说：‘刚才有一个拿着手本的人，哭泣着向我诉说。’程国祥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回答说：‘没有仔细看。’于是命人把手本拿进来，这才知道他是汤聘莘。看完手本后，程国祥说：‘这类人曾经效力，如今因为吃亏，请允许我同选司说一说。’我回答说：‘选司是新任的，我还没有见过他；贵部的事情，向部官说明就可以了。’程国祥把手本放入袖中，便同我告别离去。事情的始末就是这样。我私下认为，御史是负责议论政事的官员。国家任用人的得失，应该得到便加以纠察；官署行政的通畅或壅滞，应该得到便加以驳正。言官尽情进言，本来并不是越权，只是偶然触及、偶然谈论，统统不是有意为之。没想到忠言逆耳，此人心胸狭窄、拒绝劝谏，坐谈之间忽然动了杀机。我仔细揣摩他的心意，他一定会自以为：‘我平日主持开列年例，幸而免于外调；如果不做一件奇事，就不足以压住众人的议论。如今弹劾一名身绣獬豸的御史，以博取风采，这是最强的办法；背弃一个交好的朋友，以掩盖群臣的议论，这是最巧的办法；败坏一个人的名节，成就自己终身享用不尽的利益，这是最方便的办法。’他的心像豺狼一样惨毒，机心像蛇蝎一样狠毒，于是损人利己的计谋、假公济私的奏疏就出现了。奉圣旨：该部、都察院一并参看，具奏。十三日 内阁传达圣谕：今天御门朝见的仪礼不严肃，左班官员大声咳嗽。六科奏事的声音低，御史纠仪出班奏事时站得太远，声音低而听不清。今后传令肃静以后不许咳嗽；凡奏事、谢恩、辞朝的各官，都要让字音高亢清楚，以便传达。负责纠仪的官员出班，走到六科奉事处以后，要高声清楚地奏请旨意。外朝官员由左右掖门引进，不得高声说话。各官平常朝见都穿青色锦绣服装，不许使用天青、明绿等颜色。着鸿胪寺传示各衙门，一并遵照执行。十四日 福建道御史师众上疏，请求申明整饬内外，彻底查究尚未穷尽的变乱和刚刚显现的苗头。疏中说：阁臣评议军国大事，是天子也要改容行礼的人；近年以来，既然还偶尔有传宣，便还保留着国家体统。近来却仗恃口舌御前，招呼同类狂呼喧闹，如同聚众，再也不是替皇上聚集股肱之臣了。执掌国政的官员尚且如此，又哪里还会有司空？又哪里会有……而不受凌辱、驱逐呢？轻慢积累到这个地步，即使有稚圭这样的人，能够凭一纸空头敕书担保守忠吗？假如遇到非常变故，却要让多疑多惧的人承担补天浴日的责任，势必不能做到。这是重臣所应当培养的。言官的责任在于批逆龙鳞，是明主停下车驾亲自接受的。去年以前，既然还偶有谴责斥退，也承蒙赐还原职；近来因为诏令以及权珰夺去俸禄没有停止，继之以杖打羞辱，再也没有人为皇上爱惜耳目了。言路尚且如此，又哪里还会有词臣？又哪里会有部臣而不把他们禁锢、杀害呢？摧折积累到这个地步，即使有无礼之人，能够撞断常侍的柱子来补救张设吗？假如这种气节不再恢复，却养成不鸣不跃、顽钝无耻的风气，便不是天下的福分。这是士大夫风气所应当培育的。法律对于国家，就像秤砣对于秤一样，应当不徇私情地衡量轻重。自从封疆大吏失职出事、布置陷阱以求弥补过失以来，幸而审理案件还算得当，没有造成严重决裂。近来又因为罪犯宦官而杖打御史，因为执法而斥退曹……；那么当道的恶狼，是谁放纵的？升上城墙的鹰隼，又是谁替它张弓射击的？如果诡诈窃取之事不停，恐怕祖宗的法令不能用来惩治奸邪，反而被用来修饰过错，怎么能不早作整饬呢？百姓对于上位者，就像皮肤附着于身体一样，痛痒没有两样。多年来不断加重……，形势已经严重到剥肤；幸而年成还没有大灾，勉强支撑到早晚。近来又有冯夷在东南制造阻碍，旱魃在西北造成灾害，那么转眼之间沟壑中的百姓处处可怜，首山一带呼喊饥饿、起而为兵的情况也值得忧虑。如果……不早作收拾，恐怕国家的祸患不在夷族首领，而在萧墙之内，怎么能不早作筹划呢？奉圣旨：该衙门知道。十六日

译直隶巡按樊尚燝上疏：请求设法议定并实行抵补办法，以勉力遵行皇上旨意，曲折地救济时下的困难。疏中说：按照规定，每年应缴纳的数额原本只有六十万两；后来因为增加边银五万千六两以及杂项银三万余两，于是每年解送的数额接近七十万两。也就是说，原来正额之内已经包含了增加的……。近来又议定增加新饷银二十一万两，这是加上之后又再加。其内七万两是灶户折价，七万两是许……带盐前盐。臣房可壮等没有具题，也是因为部里可以清理豁免，不必上烦圣听。自从臣今次承受职事以来，积存的辽东仓钞，元、二、三等季补行勘札已经来了四次；接到催解新饷增加……七万两的勘札，也已经来了三次。以八镇七十万余引的年度额数，原本已经在本季……足额，突然又要补行外加十九万一千七百余引，盐运怎么能不壅滞？以七十万两加……十四万两，已经都按期完解，尤其是完全没有着落的七万两，又怎么承担得起？盐运壅滞，国家赋课也会随之受损；这是臣战战兢兢忧惧的原因。因为关系重大，不敢轻率提出一个办法，只是每当捧读部檄便热心如火，接到……文书便皱眉欲泣罢了。等到水……每次巡行海滨的事务办完，返回扬州后，我日夜积虑思考，逐步进见各……，用大义开导他们，用时局艰难劝说他们，并劝他们多方变通，说：‘你们每年扣留的引，难道不能停止让行吗？’各……唯唯答应说：‘你们每年提取附带的引，难道不能停止让行吗？’各……又唯唯答应。于是把天启三年的辽钞作为天启五年的正行，又把天启三年的辽钞作为五年、六年各……的让行；另外让内……诸人认行五年的边……，吴茂等人认行六年。应解给部里的钞价六万三千九百余两，都限定在今年秋天完解。又把今年缴纳的、不属于正解类别的余银，用来抵补明年没有着落的七万两增加……。这样引额没有增加而课额增加，既可以运用三年的辽钞，又可以抵补七万两的增加……，确实是一举而有两利。臣还有话说：从来各边的钞额都没有重复……行用的事情，中钞边……也从来没有作为内……的道理。总之，只要把三……分途办理，国家赋课就不会亏损，这才叫转运。如今重新……辽钞并让边……行盐一年，都是臣万不得已的办法，各……也万不得已，勉强听从臣的意见。这是为了共同救急边防需要、仰答皇上明旨，只能试行一次、绝不能再试的办法。还请求皇上命令部议定：……万的额定钞，不许在额外增加，以免造成正盐壅滞的祸害。淮地有额……，不得把……万作为内……，以免开启各……争相扰乱的门路。只要每年一百万盐课不缺，所得已经很多。至于没有着落的七万余两，前两年臣无法知悉；从今以后抵解两年，臣的苦心已经用尽，筹划办法也已经穷尽。等到天启六年东边的战事料想可以平安，海内增加的……正盼望皇上恩准蠲除，那么这七万两没有着落的增加……额，希望特别赐予恩免，以宽缓百姓性命，使正课得以保全。奉圣旨：这次解给部里的钞价以及抵补增加……银共十四万两，设法用来帮助军饷，足见急公奉公。但重新……辽钞以及……行盐，都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不得作为成例，不要因此造成亏损正课。该部立即覆奏办理。十九日 广西巡按贾毓祥上疏陈述理财、用人的实际办法，内称：商人缴纳商税，是古代的制度；按照货物计税，漏税者按罪行轻重分别处罚，也是古代的制度。如今各关口、溢口、津渡，虽然征税使者像棋子一样遍布，却不知道进入公家和损耗蛀蚀于私人手中的，究竟哪一方多、哪一方少。奸猾的掮客私下勾结，出卖给权势和要人；张旗设卡而难以查问，恐怕所……的分类还不到一半，而泄漏的分类却已经如此之多。假如确实得到适当的人才，统筹处理堵塞漏洞、填补空隙的事务，以现成的制度收取本来应得的利益，那么所得应当不会少于过去所蠲免的旧有类别，而且又没有增加税名。如今不严查奸人造成的漏税，却削减差役的工食；不禁止权势豪强盘踞，却甘愿实行搜刮吸取的苛政，这就像丢弃山中的铁而去削针头，是臣最困惑的地方。盐，是土地不吝惜宝藏所产之物，用来养活万民并资助国家用度。不要说浙江、直隶、秦、晋产盐的集中地，即使广西不过弹丸之地，转运东省的盐来充作军饷，每年除去工本外所得利润一万五六千，也还不够大邦一个中等商人筹算所得。然而，除去岔路上的私盐不论，盐商还常常多带盐船，多带广肇准带的引目，淮地带来的过客，私自带领差役，私自带着大势豪强；又成为贩夫亡命之徒的主人，而这些人像苍蝇趋附、虎狼窥视一样聚集其中。如果确实得到这样的人才，逐一盘问，全部依照成法办理，不枉费所获得的利益，所得难道只是一万五六千吗？无奈只要委任的官员稍微严格，诽谤之言就纷纷而起，反而不如隐忍顺从、沿袭旧有套路；名声和利益两方面都得到，人与我都方便，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近来部里札文有增加盐引的说法。然而额定盐引已经处处壅滞，处处达不到额数，还要增加到哪里去呢？而且，假如肯大力请求查禁私盐，盐引不用等到上面增加，就自然会有增加；却舍弃名正言顺的事情不做，去做未必能够得到的事情，这是臣最困惑的地方。近来上疏陈述的人，往往说应当长期任用边方、减俸行取。任期本来就应当延长，那么长期任用所办的事情，难道会反而少于任期短的人吗？边方本来就应当减俸，那么减俸所办的事情，难道果真都多于深俸者吗？何况一旦开此先例，还会有人没有边方的艰苦，却借边方之名谋求利益，不可不加考虑。臣认为，从今以后，每有一名官员到任，就应当令抚按官查核他在本地方本职范围内有几件大事，并分别发给一份札文：守令以钱粮各类事务为主，刑厅以查盘和审理诉讼旧案为主，捕盗、管粮、清军各以捕盗、催征、清理军籍为主；至于琐碎而属于职掌以外的事务，不列入其中。年终令巡抚逐项列报。上报部里的巡按御史，年终复命时，也逐项列报。假如有事情废弛、钱粮拖欠若干两，盗贼未捕获若干起，旧案积压若干件，即使是四年富庶之地、边方地区，我认为也应当按照史臣的议论办理，哪里还能指望身及芬华、享受荣显呢？奉圣旨：这份奏疏有益于时务，着令该部、院看过后具奏。二十七日

译掌河南道事御史袁化中上疏说：“川、贵战事中立下的功劳，已经显著很久了；天津督运粮饷也很辛苦。贵州被围困十多个月，城中粮食吃尽，甚至到了无法捕雀、挖鼠的地步，已经危急到朝不保夕。然而百姓宁愿相互残食，也不忍心反叛，这难道不是因为百姓饮戴皇上的仁德吗？于是按察臣史永安以大义激励他们，双方又因多种原因和乡土之情，能够延续残命，等待外援到来。一时议论此事的人没有不怜悯他们的，有人认为这是张巡、许远两位大臣未能做到而这里独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围困尚未解除时，就给以[缺字]；在王门生还之日，又加以太常[缺字]。似乎是为破[疑误]之侍从施行盟誓，季余的皮肤渐渐生长，须发渐渐长出，四肢中的风温之邪也已经逐渐平复。这正是国家难以得到的贤才，为什么不称赞其强健，立即授予卿二使[疑误]，让他施展安定国家的事业呢？川难刚发生时，[缺字]，抚道厅将等官员全都身受重伤。估计附近州县无不望风逃跑，失陷的城池数不胜数。只有按察臣薛敷政、王守守城抗击贼锋，历时三个月之久。” 薛敷政每逢月夜都在城头准备防御、抵抗攻取，无不竭尽心血。到围困解除时，不过只得到一个仆少的官衔。如今已经过了三年，竟没有一句话提到他。难道保全全城的功劳本来就是贤者应当承担的，而国家酬劳功臣的典章只是时局紧急时给予，事情平定后就算了吗？况且薛敷政一同咨报的诸臣，大多已经按次序升迁，清卿至于被排斥，九死一生也只得到[疑误]。这样又将用什么来劝勉贤能呢？蜀贼势力强盛时，远近震惊，朱燮元还只是方伯，便拿出库银犒劳士卒，多方筹办剿贼，使贼军不至于顺流南下，这是朱燮元的功劳。等到他担任节钺，号令严明，广布间谍，又夺回已经失陷的州县，荡平贼巢，使贼军无家可归、无穴可藏，只能逃入深山密林。即使元凶尚未诛杀，蚕丛、阆渝一带已经听不到鸡犬受惊的声音了。他清剿疆域的功劳，关系封疆大计，难道不应立即擢升为正卿并给予延世之赏，以酬报他的功劳吗？天津督运粮饷的户部右侍郎毕自严，于天启元年受命任事。他转运本色粮时，心神随着万艘船一同飞驰；召买粮料时，发放之快如同千仓同时开满。这样艰难地供给军队，已经四年了。” 亚卿的俸禄，南北两地都没有第二份可比。即使一时部堂人才济济，也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为什么不赶快给他加官衔，以酬劳他的辛苦呢？”皇帝说：“这份奏疏中所说勤劳有功的各位官员，着令优先议定擢用。大僚自有品级声望和封疆重任，多数是巡抚官，仍应急于任用有才略的人。相关部门知道。” ○九月

译九月十一日 御史袁化中上疏说：本月初五日在中军都督府审验夷人，初六日在朝阳门外审验等级，臣任掌河南道事，也参与其中。一个个把夷人叫到堂上，仔细察看。豹败等五人，面貌像鬼一样狰狞；他们说话[OCR疑误]，其中有人是夷官，有人是夷军，有人是在战阵中被擒获的。事情的真假，全都无法知道。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真夷，应当同叛逆贼人一样押赴西曹，以伸张国法，快慰长期积累的愤恨。只是其中有幼童四人、幼妇女四人、老妇一人。把他们叫来时，只见他们颈上连着绳索，像是贯穿在一起；驱赶他们起身时，彼此发出像鸟儿相互呼唤的声音，类似群鸦。臣不禁心中凄恻。臣对诸臣说：“看这些卑微幼小的男女，原本不是在地方作恶的人，不过是居住山中的夷民，被我军掩捕带回罢了。他们全无知觉，都是皇上的赤子。杀了他们，或许会伤害天地的和气；宽赦他们，更能彰显圣上的仁德。况且只诛杀他们的首领，不正如古代帝王解开捕鸟之网的恩德吗？”诸臣都认为有理。从前贵州献俘时，杀死一个幼童，行刑者和旁观者也聚在一起哭泣，说这是忍残而不是仁德。何况这是九条性命呢？臣查考法令所载：凡叛逆家族，男子十五岁以下，妇女不论年龄，都免除刑罚，交给功臣之家为奴。如今杞托等四人，正是十五岁以下；革[疑误]占等五人，虽然年龄不一，也都属于不计年龄者。事情与法律相合，恳请皇上大大发扬好生之心，施行救护微小生命的恩惠，将这九人全部免于刑罚。这样不但能使慈祥之德上达天意、召来和气，即便四夷听闻此事，也无不说：中国所不赦免的只是反叛之人，我们并未反叛，华夏自然不会杀害我们。天下所有穿毡裘的国家，有谁不会归心向化呢？”皇帝说：“准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口〕 十二日 刑部等衙门尚书乔允升等上疏说：献俘审验已经明白，拟定将夷酋豹败等押赴市曹，会同官员处决；犯人托猛哈利等，全部交给功臣之家为奴；又将已经死亡的竹世害、灰害戮尸，并分别凌迟、斩首；各犯首级都咨送兵部，传示九边；还将审问后招认罪状而被处决的图像张榜天下。皇帝说：全部依照拟定办理。二十四日 左都御史高攀龙上疏说：臣刚进入都察院，正好看见两名御史回道，一名是江西巡按谢文锦，一名是崔呈秀。臣心中惊讶说：“奇怪啊！两位御史同时回道，一个清廉，一个污浊，清浊分明。臣若不辨明此事向陛下说明，就是最大的不忠。”于是发交河南道考察。皇帝说：“谢文锦着回道管事。”钦此。过了二十天，袁化中才把对崔呈秀的考核结果呈上来。袁化中大概有难以启齿的话。臣去年奉命出差，今年复命入京，往来淮扬之间，所见淮扬士民无不说，自古以来巡按御史从没有像崔呈秀这样贪污的，他是地方上的大害。每个应当逮捕的犯人收受三十两金子，便立即释放；查访到危害地方的犯人，收受千金，也立即释放。不肖官吏中，许多有关部门都以贿赂应付他，没有不被荐举的；应当被荐举的人，也多是用贿赂获得荐举。各御史出巡，常有节省公费以帮助国用的，崔呈秀到处透支，竟达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不胜其苦，这在地方上明明白白，不能掩盖。臣当时因为不属于本职掌管的事情，不敢查问具体是谁。” 至于考核失实、使贪酷之人漏网的事，两淮运司同知谭天相，就是崔呈秀所荐举的。崔呈秀刚离开地方，盐臣刘犬受就已经列举他的赃私上报了。又有霍邱知县郑延祚，也是崔呈秀所荐，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还揭发他馈送财物，皇帝已经下令提问。这就是受贿荐举的实证。臣曾私下感叹：臣子辜负国家，实际上也是自取其辱。受到国家怎样的宠荣，却不做值得荣耀的事，反而流于极度耻辱。御史巡方，宠荣已经达到极点，像崔呈秀这样辱身辱国，究竟如何呢？臣听说他知道谭天相贪污，想要弹劾；谭天相知道他容易对付，送给他千金，请求免于弹劾，最终果然免了。谭天相更加知道他容易对付，又送给他千金，请求荐举，最终果然被荐举。这样足以撼动山岳的威势，只供他收受贿赂、贪图金钱使用；而一个来自坟间、垄断卑贱之事的人，竟然冒充主持弹劾奸邪、指斥佞臣的官员。臣所以说这是极大的耻辱，应当从重处置，以彻底洗刷巡方御史的耻辱。”皇帝说：“准奏。” ○十月

译十月初九日 吏部、都察院传出圣谕：近来封疆多事，兵饷不足，盗寇侵扰和灾荒时常上报。朕每次阅览文书，都深感忧惧。因此想到朝廷设置官职、划分职责，要依靠他们各自效力、分别谋划。如今大小臣工遍布朝班，忠诚勤勉、任事尽责的人，难道说没有吗？但怠忽职守、旷废官务的，确实也不少。至于章奏条陈，往往争相写得冗长，批阅都来不及；对重大利害，每每谋划不前，对小嫌小疑却动辄攻击不止；又各走门径、意见不同，因爱憎而毁誉，彼此附和、互相排挤。大臣顾惜自身名誉，动不动就想引退；小臣窥测风向，犹豫敷衍以求保全自己。如此不修职掌、不理政事，国家堕坏，无法救济当前的艰难。朕想你们蒙受爵禄，理当谋求效力、勤勉办事，为什么并肩立于朝廷，却不想同心报国？应当是由于纲纪败坏、结党营私，才导致如此。特意谕告告诫你们，从前的过错全部予以洗涤。你们应当各自涤除杂念，深思改过，改弦更张。当前军国大计、安内攘外的长远谋略，都应当尽心提出明确意见，协同谋划、补助赞成。使内外真正有心办事的大臣能够专心施展，随事奏效；使百姓困苦逐渐复苏，乡里安定，夷狄的气焰平息，疆土清肃。” 这样朕就可以稍稍舒解日夜忧劳，你们也可以建立、显扬功名。如果仍然积习因循，不知惩戒悔改，结党同伐异，徇私灭公，以至人才受到沮丧废弃，国家政事日益错误，那么岂只是自己玷污一生，也还要辜负君父。朕奉行祖宗成法，照实察看而不偏私，罪状既然明确，贬黜羞辱绝不宽贷，决不姑息。着令吏部、都察院向各衙门传谕，一体严格申饬，不得把它看成具文。特谕。初十日 福建道御史李应升上疏弹劾阁臣魏广微，其中说：“大学士魏广微，当他仰卧高睡、不拜正朔时，直到日中祭祀完毕，才闯入庙门。科臣以无礼弹劾他，这正是自作之孽，能怪别人吗？皇上极其仁厚，已经赦免他而不追问，只姑且用‘敬慎’二字表示对金钱而感到惭愧之意。魏广微闭门反省过错，也应当羞愧得无地自容，没想到他却因为礼科诸臣的话，愤懑地托病，猖狂叫喊，好像拔剑怒视来恐吓诸臣，并要封住他们的嘴。臣不知道魏广微的品德足以使天下信服吗？才能足以匡救社稷吗？还是军旅功劳足以铭刻鼎彝吗？三者没有一项具备，他所高傲自负的，不过是说罪过只到失仪而已。行礼有差错，起初称为失仪；臣谨按《大明律》：失误朝贺，笞四十；祭享失误，杖一百。魏广微应当处在什么罪名上呢？他还可以厚着脸皮重新进入中书之堂吗？而且他还说这是‘违时’。臣听孔子说：‘侍奉君主竭尽礼节，别人也许认为是谄媚，即使违背众人意见，我仍然遵从礼义。’孔子所谓违时就是这样，难道魏广微轻慢君上、无礼才是对的，而那些头戴星光早起、挺立恭候、捧璋疾走奉礼的人反而错了吗？” 国家设置言官，称为皇帝的耳目近臣；言及皇帝，天子就会改变容色；议论关系朝廷的事情，宰相就应当待罪。魏广微的父亲曾任言官，公正激愤，得罪阁臣而离职，声名流传至今，魏广微难道独独不想起吗？为什么把他们比作道路上的人，斥责为这一类人？当今圣明天子在上，贤能公卿在下，魏广微有什么亏心之事，以至于清夜抱惭？稍微受到指摘，便惊慌失措，好像十手十目要揭露他的隐私。最可怕的是，他身为宰相，已经位极人臣，仍因得不到好官而怏怏不平，难道还会有其他想法，却公然说出这种话告诉皇上？这还具有人心、具有人臣之礼吗？”皇帝说：“尊重大臣是为了尊重朝廷，关系到国家体统。这件事朕已经多次下旨说明，为什么又借题发挥加以轻侮？况且引用律条，以后大小官员误失朝参、祭祀，是否都应依此通行？”李应升十分放肆，不懂大体，本来应当重罚；念在他是言官，姑且从轻，罚俸一年。相关部门知道。十九日 江西道御史周昌等上疏说：圣上的宽容固然在于优待容纳，但明确的诏旨仍应慎重。近来晋升巡抚谢应祥时，铨部掌握权柄，吏科、河南道赞成其事，后来因台臣陈九畴的弹劾，部臣夏嘉遇、科臣魏大中又因为“[缺字]谋”一句话而加以辨论。最近皇上忽然颁下严旨，降职处分三位大臣，圣意深远，小臣实在难以窥测。臣等[缺字]惊愕，难道可以没有说明就这样处置吗？天下的事情，议论者和任事者不同：议论者作为旁观者，根据传闻议论，本来应当知无不言；任事者处于当局，根据其平生考察，为什么不能放心任用？会推之举，是内阁大臣作为当局者所主持的；即使是内阁大臣亲自说的话，也是出自南星之心、出自南星之口，难道肯替别人承担过错？况且魏大中任长吏垣，掌管考核，严禁馈赠，使京城仕途清明，难道肯替别人买通私情？会推始末，相信所信任的人，称作独知之契也可以，称作师锡之公也可以。只是因为[缺字]谋，争论胜负，互相攻击不止，终于造成喧嚣，这才是三位大臣的过错。霜雪雨露本来没有私心，官员的进退、给予和剥夺，总属于天生成全。” 只是这次举动，阁臣不能参与其议论，部院不能主持其议案，台省没有地方安置自己的意见，而迅雷霹雳般的诏令又片刻不停；旁观、沉默、听任其事，难道不会引起意外的猜疑吗？这关系到国家体统和人情，实在不是小事。流传到天下后世，人们将怎样评价它呢？”皇帝说：“准奏。” 二十三日

译吏部、都察院传出圣谕：朕承继大统至今已经四年，正值军旅骤起，封疆未安，又接连遭遇天灾，五谷不熟，以致海内萧条、民生困苦。所希望的是君臣一体、上下同心，进用贤能仁厚之人，讲求军备粮食，使中国安定以抵御夷狄，修治人事以补助天工。朕每逢饮食睡眠都不得安宁，焦虑劳苦而无暇顾及自身，仍未能得到安内攘外的方法。如今你们大小臣民，只希望享受国家的报偿，却不怀念君父的忧患；内外勾结，呼吸相应，占据要害，把持道路关津，一心营私，颠倒是非，诛杀排斥众多正直之士，结党作奸，欺负朕年幼无知，毫无顾忌。近来你们肆意妄为更加严重，忠臣贤臣都被离间瓦解，明哲之人全都想着保全自身，竟要使朕孤立以后才满意。你们欺骗君上的心，难道还想让人人闭口，然后满足你们没有君上的愿望吗？朕先前已经特别下谕，说明得极其详细，为什么大小群臣却把它看成弁髦，完全不遵守相信？幸而上天启发朕心，使朕豁然醒悟。近来御史陈九畴令看议书，关系国家大计，却任凭私情轻重其间；关系法纪，又错误地加以调停。统均之道[疑误]，既已败坏风宪，又失去据此反省从前所作所为的机会，全都是欺瞒，只图谋营私，不顾内心真实意见。” 如今元凶已经释放，群小尚未安定；有的公然结党营救，有的妄自散布猜疑，本来应当连根拔除、彻底澄清。但想到玉石一时还不能辨别，雷霆之威哪里能够突然施行？谕告你们这些人，姑且给你们一次更新改过的机会，洗涤心肠，脱胎换骨。如果果真改弦更张，仍然留用；如果怙恶不悛、积习成恶，嫉恨善类，甘愿成为受人指使的鹰犬，不顾留下后患，朕将大力施行祖宗之法，决不再实行姑息的政策。凡是各位大臣，都让你们知道。特谕。○十一月 十一月十六日 广东道御史李蕃上疏弹劾枢辅孙承宗，其中说：“自古以来，手握兵权在外、恐吓朝廷的人，如王敦、李怀光等，不过是来去自如，不遵从朝廷诏旨罢了。枢辅一腔忧愤，历尽辛苦，而在嫌疑之际却全不顾忌，臣实在为之惋惜。”道路上的传言说：“枢辅这次来，是有人招他来的；如果让他占据政务之地，不仅枢辅自己有瓜田李下之嫌，前一份奏疏已经说明，即使根据道理推测，也不能相信。为什么呢？奴酋灭亡、封拜可期，即使有皋陶、夔这样的贤臣，谁还能处在他之上？如果还不能如此，恐怕出将而无功的人，或者入相而无颜面。难道枢辅饱读万卷、冠绝百僚、统率六军，智慧却达不到这一点吗？”枢辅的意思不过是认为朝廷议论太多，所以想亲自朝见皇帝，压服众口，再和群臣从长计议，亲自面对面权衡，以求同心、希望事情能够顺手办成；事情确实是这样。何况蓟门距离京城很近，所以可以便宜行事，随时请示皇帝。假如身在蜀、黔，远在天边，将怎样进宫叩见皇帝并办成事情呢？枢辅在这件事上，未免心意深远而言语艰涩。”皇帝说：“准奏。” 二十七日 原文“功???一举”“高文律咖口?览氏”等处有明显乱码，部分专名及句意无法确定。○十二月

译十二月初八日 原文宗禄数额前后存在疑似抄录或OCR矛盾，且“十八万九千八百之类”“三空四尽”等处文字残缺，未擅自改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九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五年、一岁、二月、二十日、一年〕 原文极多缺字、乱码及典故异文，部分人物事迹无法完全释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岁、四年、五十年〕 “上一”“拾翠”“万载?民”“军峯”等处疑有OCR或断句问题，部分孝烈事迹存在缺字。至于归还金钱、埋葬暴露的尸骨、救济荒年、和睦邻里，人人都说这是传记中所载孝子的美好行为，确实符合公众议论，应当给予褒奖表彰。皇帝说：礼部知道。十一日 原文“例转降斥”等官员履历表述可能有省略，按上下文作直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月、九日、二十八日〕

译“候缺填补”等职衔安排保留原文制度表达。十三日 广东道御史李蕃上疏弹劾元辅顾秉谦，其中说：“元辅今天固然俨然是内阁首辅，在这个月以前不还是次辅吗？岁月很快过去，前日之事应当牢记，圣谕仿佛还在昨天，那么关于次辅的严旨更应当记住，不必等臣把话说完。”臣说：人心没有死，廉耻仍然存在；只说‘次辅’两个字，辅臣就可以猛然反省、突然醒悟。黄扉是什么地方？首揆是什么官？票拟是什么职掌？律食依违是什么品级？难道可以披着衣服就前去，捂着耳朵就离开吗？为什么如此不肯引咎？辅臣一定会说：‘我在这里竭尽精力，博取今天的官位已经多年。我寻找经书，低声下气，弯腰沿墙而行，周旋时极其恭敬；捡拾桓公的竹马来自夸，依傍别人的天下求生。几经呕血剖心，才到了今天。万一像蒲州一样一再上疏，便准许离职，不就会有性命之忧和父母之丧吗？’臣认为，身为辅臣却不能自我开脱，若感到厌恶和轻视，辞职也就算了。如果一筹莫展、百般污垢聚集，却仍然恋栈不去，终将在粉墙旁枯竭。万一因循前代臣子的旧例，臣恐怕两位辅臣会有掩耳盗铃之患：想逃避，反而显得软弱；想遮掩，恰好使事情更加显著，岂不是又给国史增添一条笑柄吗？” 皇帝说：“准奏。” 十八日 原文“暗中摸索”“白徒之星术”等处可能有OCR误字，部分制度术语含义不完全确定。“属木”“除书”等处文字疑有讹误，已尽量按制度语境直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岁、十年、六年〕 “刑???何关世用”“功???久建牙”等处缺字，无法确定完整语义。欺骗蒙蔽到了这种地步，真是没有天日了。

译本句极长，含多处制度术语、讹字和疑似串句，译文按原有层次尽量保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两人〕 “三禠”“两辅臣迯□之知盗铃”等处存在字词残缺或异文。梁梦龙已经被礼部官员驳斥，却还要怎样徇私求情？显然是徇私。他又遇到一个美缺，动辄索取千金，贪赃营私，狼藉不堪，充斥归途。这样的罪状，即使削职夺禄也不过分。如今冢臣刚刚到任，正应赶快彻底革除污秽政务，尽力消除偏党，以辅助中兴。吏部知道。二十日 浙江道御史张讷奉旨答复，文中说：所谓察典一事，就是吏部奉旨催促补授官员的一篇奏疏。南星自己说：“我朝二百五十余年，历次大典，若不是丧心病狂，谁敢擅自举行？然而竟然起用了史记事、李炳、恭丁元荐、贺烺、沈应魁五个人，真是擅自举行了。”尚未到任的人看着样子就行动，已经到任的人则咆哮着向前，兴风作浪，实在有一帮烦人的徒众；这些是可以指名的人。还有人借着恩诏的名义，一概起用不应起用的人，趁皇上没有察觉，触犯天下人最痛恨的事情，例如吴尔成、王元翰、毛士龙等，丑行确实显著，势力通神，内外呼应，卷土重来。又如手既更羊?束的[疑字]，以及孙鼎相，琐碎支离，突然升为正卿，骤然出任[疑字]巡抚，一年之内九次升迁，没有比这更快的了。如今谢应祥既然已经乘隙而入，难道孙鼎相还可以担任节镇吗？这些也是可以指名的人。每次推升大选、急选，其中的弊端和金钱交易之处，不能一一列举；但最不能使人信服的，例如潘一凤以白头无赖的身份得到官职，周卿凭借青囊术效验而得到提拔。即使[缺字]佐只是低级官秩，却分布在京畿附近，彼此吹嘘通气，招摇诈骗，怨恨和责骂积聚满盈，全都寄居在王锺、庞[缺字]的寓所，由赵洪扬操纵；这些琐屑小人，哪里值得拿来上渎天威呢？只要铨司把这些事情一笔勾销罢了。这些是可以指名的人。至于会推中列名崇抚而升任卿贰的，不一定都是凭借他们的引荐，有的或许是附会名理[缺字]人望，以解除群疑；有的或许是假托怜惜人才，录用偏锋之士，以供一时之用。唯独奇怪的是，南星把用人的权力归给这些人，亲近汪文言、许念敬这样的奸小和被谴责的余孽；每当侍郎、巡抚出现空缺，就一定要凭借他们的推荐保举，才能得到首推。因此李邦华、魏允中之流都通过这种捷径得到升用；假如不是汪文言的事情败露，施天德也就唾手可得地建立牙旗、出任方面大员了。这些也是可以指名的人。况且汪文言由门子出身为库吏，凡是施天德克扣犒赏军银、剥削徐淮百姓财产的事情，都经他的手办理。他事情败露来到京城后，又包揽、收敛扬州富商的盐课，不止数万两，于是招呼当时豪强，交通阁部，和张邦经结为生死之交；禁密之事竟公开进行，把持朝政。他诈骗杨镐十万多两金钱，直接装入私囊，又简直想要卖国犯法了。可恨他已经被下诏狱，却凭借神通巧妙逃脱，反而因受廷杖而向人炫耀，难道不应迅速逮捕并追缴赃物，以稍助军需吗？至于许念敬，两手空空进入幕府，却带着巨万家财回家，靠卖官缺、买官职牟利。

译两年之间从京城抵达外地，他诈骗的事情不计其数，而且还扬扬得意地挥霍金钱，奔走于要害之地，像野鸭一样迅疾，也应一并逮捕，不容轻易放纵。奉圣旨：张讷答复所说的是许念敬，着锦衣卫派得力官旗将他扭解来京审问。潘一凤、周卿、王锺、庞赵洪阳，着当地官员提解审问。《史记》事、李炳、恭丁元荐、贺烺、沈应魁，仍按照察典革职回籍。吴尔成、王元翰，给以冠带闲住。毛士龙照旧革为平民。李邦华已经准许因病休职，着闲住。孙鼎相、魏云中、施天德，都回籍听候勘问。张经邦革任闲住。其余暂且不再深究。有关部门知道。●《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实录》卷之九，记载天启五年正月至七月。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编辑、磨对：廪膳生方至。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正月 天启五年正月初五日 原任河南道御史、现听候勘问的崔呈秀上疏说：这次蒙受特别恩典，内心惶恐得无地自容。臣奉命前往淮扬，事情办完后回到道署。堂官高攀龙偶然听到道路上的传言，弹劾臣贪污，臣也具奏剖析辩白，蒙皇上颁有明旨，准许从公勘问后具奏。这个月，臣忽然接到邸报，看见礼科给事中李恒茂的奏疏，其中说畿辅是重要之地，并有一款涉及臣，认为透支是接管中的通病，不应论罪。到此又奉圣旨说：“御史崔呈秀的事情显然是诬蔑，不必进行勘问，着回道管事。钦此。”臣见到后不觉骇然惊惶，但又忧惧不安，想到皇上如天地雨露般的恩泽滋养臣下，臣怎敢自外于皇上如日月般的照临，怎敢甘心处于昏暗之中？只是诬陷臣的人，所加的不白之罪，关键就在“透支”二字；臣的堂官上疏弹劾臣，受道路传闻迷惑，也在“透支”二字。若“透支”二字不弄清楚，几乎就会把私人的赎金当作公帑，把尚未追缴的存留款当作已经耗尽无余，说臣透支了。那么臣以前有巡按吴之皞，他的公费难道也透支了吗？臣以后有巡按刘大受，他的公费又是从哪里透支的呢？如果确如科臣所说，这件事一定要从公勘问一次，臣的心迹才会明白。如今煌煌圣旨，一处说“事情显然是诬蔑”，另一处又说“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臣反复思考：如果不回道任职，就是辜负皇上对臣的特别恩典；如果不勘问便回道任职，那么臣的心事仍然不能明白。伏乞皇上[缺字]回新命，仍令淮安抚按官从公勘实具奏，使臣的心迹得以剖白。奉圣旨。初十日 河南道掌道事潘士良上疏，弹劾拾遗，以整肃考察制度，访得：太常寺卿刘复初居心不正，多方染指；陕西肃州道右参议房楠，善政少有听闻，贪名颇为显著；大名府兵备道叚猷，年老将衰，心存机巧；广西参议邓云霄，恣意妄为，内心阿谀，以财物迷失本性；以上都听吏部查明后处分。又访得：陕西右参政施天德，谄媚权贵，深有私情，任官毫无善政；云南右布政吴从诚，暴横掠夺钱财，用尽竭泽之计；四川右参政翁登房，狡猾奸诈，乘机贪婪，污秽不堪；山东右参政苏宇，天性乖僻，操行超过简约[疑义]；云南副使张允登，碌碌无能，却孜孜以求私利。伏乞敕令吏部照例处分。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二月

译二月初三日 陕西道御史何廷枢上疏说：考察之事刚刚结束，用人之事才开始，谨列举意见，全部请皇上采择。一，巡抚会推应当议定。如今的卓异官员，就是将来的巡抚人选。过去只疏通京堂官员的壅滞，因此藩臬官员中被推举的只有十分之一。前面的筹划还没有借以任用，后面的人员又积压下来。比如资历深、声望重的郭尚有、魏浚，有的等待推用，有的即使被推举也太晚。现在应当使内外任用均衡，凡是藩臬长官中曾被举为卓异的，遇到空缺就优先推用。一，京堂添注应当议定。巡抚内外都可以推举，而巡抚空缺不多，方面官员中资历和声望都高的还很多，势必不得不转任卿寺。何况国家用来激励臣工，只凭激劝的大权；如果有劳绩而不记录，有功劳而不酬报，人人都乐于安逸地领取俸禄，谁肯尽心做事？似应在南北卿寺各衙门酌情增添一二名官员，以解决内外升迁劳绩升用的困窘。一，方面官员甄别应当议定。如今司道官员刚到地方，就忙着经营馈送，才换了几次衣裘葛衣，便想着升迁。边方尤其畏缩不前，长期如同五年中的同一天；朝廷能够宴劳那些劳苦功高的人，又能有多少呢？至于边方知府，关系尤其重大，无奈不是年老就是有病，满眼都是这样的人。臣认为方面官员的任用，都是依照成例转迁，似应如科臣薛国观所议，考满、差满分别列为三等，咨送处分；年老有病的勒令致仕。一，考选通融应当议定。科道官的选任，是为了广开耳目；防止滥选一事已经奉旨办理。考选名额限定在四十人以内，但三年才选取一次，这类人才实在太少。臣愚意认为，新咨送的诸臣三个月考核一次，就应足够四十人之数；再次考核时不妨酌量增加名额。因为是国家因官职需要人才，不是为了人才而设置官职。一，州县调繁应当议定。考察行取以后，州县官员出现空缺，酌情议定调任，也是根据地方选择人才。应以抚按为主，确实看见地方果真冲要、果真有事，必定要依靠此官办理，然后咨送铨部复核调任。有营求请托、隔级请托的，一概停止不办；违者按规避论处。一，代理掌印考核应当议定。近来议论州县官缺额，由邻近的正官兼摄，确实是良法。但南北地理不同，州县相距一二百里，反而不如委派一名佐贰或教官，仍有专责，只看驾驭使用得怎样。如今行取、调繁以后，缺官很多，除府佐、州县官外，应选择人员委任，列入交盘考核项目，如考满一样起送两院，严格考核；如有贪赃，就准许恢复原职，否则立即斥退。一，教官推升应当议定。教官虽然属于清秩，实际上却是冷清的职位。我曾见刀笔吏中狡诈的人，冒滥充任佐贰官，必须参与民政事务；而教官中有些年资尚浅、才干优良、可以担当一方事务的人，以及守着青毡教席直到老去的人，似应慎重荐举奖拔。内中如果有受奖次数较多的，查明其任职年限深浅，逐级升任州县佐贰等官，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干，这样既可庆幸民政得到合适的人才，也不会使人才受到阻塞。一，举劾考核应当虚心公正。曾见抚按举荐、弹劾官员，每每只凭道府官员；而道府所开的荐举名单，不是亲近关系，就是权贵援引；所开的弹劾名单，不是孤立无援的人，就是意见不合者。今后举劾应当秉持虚心公正；倘若失实，允许部院官员纠察参劾，而道府官员更应从重处分，这才是合宜的。奉圣旨。○吏部接到圣谕：朕阅览各省试录，发现湖广、山东、江西、福建的策问中措辞粗野狂妄，任性放肆，还有诋毁朝政、讥刺朕躬的内容，逞说诡谲之词，是非任意颠倒，放纵信口雌黄，诬蔑而毫无顾忌。这都是因为当时大臣专权纳贿，在朝中主持操纵，所以各省考官揣摩圣意、察看风向，在外附会迎合。朕想到辽疆尚未收复，黔省尚未安宁，正是朕居处臣位、励精求治的时候，也是士子抒发忠心、吐露真情的时候。舍弃实际政务而不询问，只是一味取悦凶恶之人，破坏造就人才的盛典，丧失祖宗的美意，实在令人痛恨，难以姑息宽宥。传谕吏部：立即将正考官、副考官八人全部降三级，调往外任任用，姑且保留一点解网宽仁之意，也作为革新政治的开端。特此谕令。初八日 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上疏说：“考选的名额既然狭窄，考选的方法就应当精审。朝廷说考选一事，是鉴于过去滥选的开端，所以不惜使现有名额稍微超过。然而总的名额既要南北分配，又要在八月和三月分配，还要分为前次咨送和本次咨送，便与政体人情很不协调。但既然这一类[缺字]，那么这种办法似乎更应加倍严格。倘若再让一个坏人混入，就不免遗漏一个真正的人才。若高継元也冒充进入华选，那么今天考察处理的，为什么仍然是过去作令时的事迹？当年让他滥竽充数的人是谁？这确实是过去应当惩治的事情。惩治这类事情，只有发誓公正、发誓谨慎罢了。只是人人都说自己秉公办事，难道不会有夹带私心的公正意见一同出现，而又难以辨别，足以被旁人借用却不为人知吗？最贻误事情的，尤其在于此时心中没有坚持前人的意见，却还保留着前人的做法。大概是残梦难以继续，而旧日的醉意又没有立即醒来。近来听说有些人已经进入圣鉴，却因为旧宰的缘故，仍然要费心敲打他们；臣愚昧，万万不敢相信。倘若真有这种事，那么徐景濂、汪庆佰、徐扬先、徐卿伯等十余人，既被旧宰排斥，未能进入言路，如今又代替旧宰被排斥。” 这样一来，皇上虽然明面上废黜了旧宰的职位，人才却暗中仍受旧宰毒害。当权者表面上是为皇上用人，实际上却暗中为旧宰用人，难道不是误事吗？请将徐扬先、徐卿伯赶快召回。奉圣旨。初十日

译巡按陕西蒋允仪上疏说：巡视考察事情办完后，依照成例举荐弹劾。其中举荐李春茂、张尔基、宋盘、杨邦宪、王家桢、梁应泽、闵梦得、李养冲、刘广生、徐绍沆、陈应春、储显祚、王浚初、裴玄等将领；又举荐马允升、汪济民、王承运、郑光先、王庆麟、赵天允、解国重、路忠、左光先、吴三畏、叶廷时、神光显、董献策等，弹劾总兵王杲、参将吴登泰、游击高见、侯体干、高青等。在镇臣中，原任延绥总兵官、现调任保定的萧如勋，以及现任总兵官杨其例，应当赏赉。在抚臣中，原任陕西巡抚、现升任总督漕运左侍郎的吕兆熊，原任陕西巡抚、现升任兵部左侍郎的孙居相，是应当加以荐扬、以表示优异的人。原任延绥巡抚、现已病故的余自强，应当荐扬，以等待恩恤。奉圣旨。十六日 广西道御史刘廷佐上题说：臣愚昧固执，自取贬斥；圣明应当宣示宽容。文中说：臣昨天看见皇上处理各省试录，因为其中策问有任意铺陈、毫不知忌讳的文字，便颁下圣谕，命吏部拟定正、副考官八人，方殷年等一并降职调任。这八位大臣确实有罪，试录中的措辞涉及过激，指斥得过于明显，因此获罪，原是他们自取。然而皇上认为这是诋毁、讥刺，他们内心原本并不敢有这种意图。古代帝王悬旌设铎，只怕人们不能把话说尽；工诵、瞽箴，也只怕过失不能上达。皇上圣明而不自以为圣明，政治尚未达到大治，更应有包容缺点、接纳污秽的度量；至于士人传述、百姓讥谤的话，从今宣谕以后，卿士会试录大概不敢再走从前的老路了。像这八位大臣，皇上姑且稍作惩戒就够了，何必重重摧折？臣私下对此有很深的期望。况且近来情形似乎多以言语为忌，饮露的寒蝉接连不断，朝阳的凤凰却很少发声。如今又因为语言文字方面的事情而斥逐摈弃，岂不是更加阻塞想要进言的心，震慑敢于说话的气概，而使圣上的宽宏气度有所减损吗？皇上宽宥这八位大臣，哪里还要等臣把话说完？至于举人谢锡贤等人，刻下的姓名并不是他们所作的文章，罪情尤其可以原谅，愿皇上连同免除科场处罚，使他们能够进入皇家的选拔范围，不至于堵塞他们初次进身的阶梯。” 刚才还畏惧雷霆之威，随即又沾受雨露之恩，天下士人百姓都欣喜祝颂，皇上真是尧舜一样的君主。奉圣旨：考官在试录文章中肆意妄为，已经降职处分以示惩戒；举人也都从轻处罚了。刘廷佐为什么突然来替他们结党营救？而且奏本中引用的文字故意触犯皇祖的御讳，十分不敬，本来应当从重处罚，姑且降三级调往外任任用。吏部知道。十九日 云南道御史陈以瑞上疏说：“词臣长期玷污清议，奸雄巧妙逃漏天网。现任少詹钱谦益，是汪文言的交游，也是缪昌期的心腹。汪文言因获罪而死，缪昌期因结党被夺职。玉河桥畔的事情，谁不知道？钱谦益和汪文言、缪昌期表里相依，即使钱谦益在清静的夜里自我反省，也应当感到惭愧。他们共同怀有奸诈之心，首先成为祸乱的根源，在尧舜之世不应容许，为什么偏偏还在长安城中懈怠自得，在翰苑里扬扬自夸？幸以鸡肋般的职位无恙为得意，又夸耀共同攀登龙门。行为柔媚，言辞顺从，心怀毒意[缺字]。当初在浙江主持考试时，钱千秋用“一朝平步上青天”七个字巧妙地出卖关节。若就此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败坏历代的科举制度？你为什么抗拒全国的纠弹？你为什么挽救当代的功令？’那么即使他的党羽凭借神通百般撑持，钱谦益也无法辩解了。还有现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沈正宗，初任官时就有很多恶劣表现，考察处理后又钻营美缺。如今正值将溃败、士卒奔逃之时，难道还能缺少讲习军务、筹划作战的方略吗？即便这些职位都是靠从前的奥援经营得来，臣也因弹劾钱谦益而一并说到他。” 奉圣旨：钱谦益从前因暗中交通关节、贿赂买通举人而招致纠弹，却又倚靠邪党，把持朝政，侥幸越级得到现任官职。沈正宗靠奥援钻营求取，考察处分后又被起用。二人都着削去官籍，革为平民当差，仍追夺诰命。二十三日 巡按湖广杨新期上疏，请求表扬节烈和孝行，文中列举：烈女张廉姐，许配给徐造为妻。丈夫死后，她听到讣告，号哭得几乎昏绝，暗中登上楼阁，甘愿割断脖颈而死。烈妇陈氏金玉，是鸣妻[疑字]，丈夫去世后悲泣哀痛了四天，趁众人熟睡时投环自尽。孝子施文是，自幼敦厚地奉行孝悌，曾经冒着狂风烈火抢救父亲的灵柩，又像祈求雨停那样祈求天晴，以协助办理安葬之事；在墓旁结庐守墓，睡在土块上受苦，白鹤曾飞翔在他的头顶，达三年之久。奉圣旨。吏部尚书、掌都察院事李延宗等上疏，请求查处贪官弃事潜逃。文中说：建宁府同知关振宗，近来奉大察之前已经逃亡，革职为民。天启元年，都御史牌行司道会议，选择委任关振宗督造援辽募兵所用的划船，随即将造船工料银八千一百二十两交给关振宗，分别委派官员召募。后来因大察离职，等熊同知督兵到达时，他以为可以卸下责任，有人趁夜逃走，也不顾察看记录的官员。关振宗资质本来浅薄，任事更加疏忽，督造无能；既然接受委任，却辜负职任，反而张皇推卸过错；又凭险自保，伤害朋友，导致士兵在队伍中哗变，同船的人全都成了敌国之人。天降灾祸，盾牌和大橹全都付之东流。查究他侵吞冒领的行为，没有一件不涉及；其蝇营狗苟的污垢，加上庸弱败事、工程未完的困窘，既然制造不精良，按律应当赎罪。奉圣旨。二十五日

译巡按直隶御史刘大受上疏说：关于擒获谋逆妖首、审理龙华一案，妖党蔓延，叛逆阴谋难以测度，结连达到六七省，猖獗将近二十年，竟敢肆意无视君上，共同图谋不轨。问谁是首恶？就是马主沈贵，后来又捕获蒋忠，监故金科[疑义]。问谁是羽翼？就是陈用、杨文龙、沈有、黎锐、杨玄、张科等。此事起于大奇人的教法，后来以五攒山的宗门衣钵相传，以谶符递相授受。于是黑虎遍地钻营，逢人秘密散布；透天经到处暗中处理，分成许多支派，动辄说天魔下界，称佛称祖，假称直主正在兴起，列举四十二天，极其遍及晋、秦、梁等地，以及京城之下，全都成为潜伏的叛乱之地。又聚集六十二会，遍及江淮吴越，以至衡湘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不被妖党[缺字]。有人新近从口北过来，说有南岸、北岸，竟敢把守土分疆，齐赴龙华会。又说有混水、清水，并且引夷狄来扰乱中华；制作历法、编造书册，竟有《上元》之册，把一年说成五季、十八月、十八时，这怎么能容忍？擅自僭称年号、国号，又有“天运”的称号；制作印信、勘合、执照、符箓，究竟想要做什么？这实在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神人共同愤怒的事情。依照利用妖书妖言传播蛊惑众人的律法，将他们全部斩首，确实应当。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二十八日 刑部等衙门署理部务的侍郎饶伸上疏，请求首先诛杀第一凶奸，议定如下：陈其愚是叛逆首领的心腹、狡猾凶恶的渠魁，起初是安邦彦的密友，后来成为安邦彦的谋主。他伪造檄文来指斥至尊，设置阴谋陷害、杀害王[缺字]，使亿万余人的生命都遭到杀戮焚烧；二百余年的坟茔，也全都遭到挖掘。等到他长期居住贵阳时，仍然充当水西的耳目，暗中施行反间计，秘密写信引诱宋小么等人。口头和当面证据都证明是陈其愚，于是他低头接受杀戮。祸乱的根本已经除掉，确实斩断了安首的一条手臂。奉圣旨。○三月

译三月初十日 江西道监察御史焦源漙上题说：官民都陷于困境，补救又有两难。吴越一带像发大水，江右一带像遭旱灾；山东、山西两地兵灾和荒年一同到来；三楚地区旱灾水涝交相发生。再加上海工、黔中、蜀中等处军饷缺额不下十万。难怪使百姓困苦的地方只好解送折色，使担忧军储的地方则议论解送本色，这也是万不得已。司晨之臣为此忧虑，商议经国之策。臣愚陋，认为能够使公私两便的，是俵马一事应当议定。每匹俵马，官定草料费用银三十两，每次选择一匹有身家的人解送马匹，地方上也已经这样很久了。即使改折的建议，也多次提出，却总是不能改变，理由是事情紧急需要马匹，仓促之间难以办理，不如预先蓄养更方便。却不知道一匹马一年可以使用二十年，近十年来寄养的马匹不下数百万、上千万，难道不能供应缓急之需吗？不如将俵马的州县暂时改征折色八九年，以救济边饷，等事情平定以后再恢复旧例。至于事例一项，也应当精细核查。卖爵这一途径很不是良法，但如果确实能得到金钱使用，也还可以勉强采用。没想到假印、假官越查越多，铨司有屡次选取仍未处理完的官员，而大内却没有多少人官的金钱来核验，原因是没有专门负责的人。太仓银库的正官事务头绪如麻，精神难以周全照料。不如由陪库官员专门负责登记印信交接的簿册，严格防范；以收纳银两的先后作为除授官职、选任官员的先后，年终将已经收纳的银两按各项详细报告御前，并向天下晓示。这两件事也并不新奇，只要切实实行，或许积累的困窘可以稍稍缓解，钱财不至于被中间侵吞，军饷也可以稍有补充。奉圣旨。十九日 广东道御史崔呈秀上题说：国家要寻求保全春季[疑字]的办法，首先要讲求抵御侮辱、抗击外敌的策略。蓟城倾颓已经三年了，在那里任官的人并不少，谁肯为百姓造福？直到去年秋天参政王継谟到蓟，才捐出俸禄商议修缮。不然人心惶惶，大半想携家离去，谁替我皇上守住这片强土？更可恨的是，肃宁一城倾颓，比蓟城更加严重。监臣魏忠贤捐资重修，而知县刘贵卿一味贪婪，百事荒废，丝毫不加管理。他难道不知道城池是朝廷的城池，刘贵卿是奉朝廷命令来守城的人吗？他不但不修，反而还想垂涎修城的资金，只因不能侵吞据为己有而感到不满，这究竟是什么心肠？至于罚谷，动辄百石；枷赎每名往往两[缺字]，狼吞虎噬，无所不至，百姓没有不想吃他的肉、睡他的皮的。国家怎么能任用这样贪官，应当从重夺职斥退。滁州知州汪心渊冒领、侵吞各项银两十九万，参议赵廉已经逐项清查，有确凿依据；而庐州府推官徐日曦受贿枉法，为他开脱销账，竟把十九万两赃银说成子虚乌有。臣下违法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他有三尺法度吗？奉圣旨：这篇奏疏说的是选将、淘汰士兵的事情，着有关部门具奏。魏忠贤捐资修城，急公好义值得嘉奖，着与王継谟一并叙录。仍令魏忠贤在本县建坊，赐敕旌奖；荫弟侄一人为督佥事，赏银三十两、纻丝二表里、羊二只、酒三十瓶、新钞三千贯。盐、屯、铸钱等事，听凭有关部门复核施行。汪心渊着当地抚按严加提拿追赃；刘贵卿、徐日曦都从重夺职斥退，以警戒后来者。枢辅的去留关系重大，九卿科道会已经议论，已有旨意。二十日 圣谕：朕想到辽土尚未平定，叛逆首领像猛禽一样蛰伏，仍未迅速平定；筹划功勋、寄托希望，朕日夜不得安食，只依赖你们文武大帅竭尽力量、耗尽忠诚，设置奇谋、制胜敌人，希望平靖夷乱，以洗雪国家耻辱。如果不颁给丰厚的军饷，凭什么激励纯一的忠诚？你毛文龙率领孤军，驻扎在荒远海岛，屡次出奇制胜，常常听说使叛逆首领顾忌回望、未能放肆张扬，已经三年了。你所做的事情，朕确实嘉奖赞许。又想到各位将士在战场上尽力，风餐露宿、劳苦良多，朕从前已经赏赐过督师辅臣。现在派内臣司礼监掌管文书内官监内监王敏政、忠勇营副提督御马监大监胡良辅，携带俸诏前往朝鲜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路过皮岛，特赐你银一百两、大红蟒衣一袭，以表示春季酬劳。随你出征的将士，擒获、斩杀敌人功劳很多，忠诚勤勉值得记念；朕从御前搜括银四万两，各样蟒衣、滕襕、叚纻一百二十疋[疑字]，给你作为赏功之用。你应当更加发誓施展壮略，秘密筹划胜算，联结属国，奖赏率领三军，养护我军前锋，制敌于死命，使封疆得以收复。那时即使以山河为誓，朕难道会食言吗？你应当仰体朕意，恭敬执行。特此谕令。云南道御史王大年上题说：圣治正在革新，久被淹滞的爵禄应当振兴，谨慎地举荐遗漏的人才，以备皇上采择。原任大理寺少卿范浚，在谏垣任职十年，一向以刚正敢言著称；历任寺卿，也已经三年多了，等待次序任用，本可担当大任。他因感激而任事，曾慷慨上疏议论移宫诸案，争辩十分详尽，只想把自己的言论流传千秋，所以不惜把功名置于身外，上疏以后竟飘然远去了。如今徐景濂等人已经召回，像范浚这样忠诚愤激、足以济世的人，难道可以让他长久埋没在山林中吗？又如原任南京大理寺寺正谢启光，他在铨司任职时，早已有清正通达、简明扼要的声誉；隐居以后，也有召泰山乔狱的声望，而辞官退隐，已经多年了。他刚毅的精神，正可用来弘济艰难，为什么任由他隐居长林，使国家不能[缺字]得到人才的效用呢？至于外任的藩臬诸臣，也有不能终身置之不理的。例如原任湖广按察使岳骏声，臣曾经和他共同办理漕储。他第二次督运时，正遇妖贼发难，在血战和白刃之中，最终能够使全部船只登上大庾岭，他的功劳不能磨灭。国家纵然不能以隆厚恩典、特殊等级酬答臣子的肝胆，又怎么能因为他曾涉及鞠讯张差的旧案，连同原有官物一并夺去，而保全他辞官离去呢？

译这也是人情所共同称许的。又如原任湖广布政俞継宇，长期任职于臣的乡里，臣熟悉他的统帅风范。只是他性情刚直，不合时俗，甘于退处，十年五月便因忧患归乡；如今蒙受议论，按说他应得到的官职本来还在，难道不能恢复他的原官，考察他熟悉而有实践经验的经国才干吗？又如蓟辽总督吴用先，身负重任，却懈怠筹划边防，沉迷歌儿舞女，任意游乐，饮酒赌博，效法高阳的嗜好；对下属的剥削日益严重，将领渐渐离心，抚恤之事无人过问，士卒因此离散。蓟辽是什么地方，总督是什么官职，怎么可以拿不适合的人和地方来试验呢？事情关系到边疆，有所听闻就不能不上报。奉圣旨。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上疏说：会推中有驳议，谨慎陈述详细情况，请皇上明断。文中说：会推中有总理河道这一职位，有关部门想以四川总督朱燮元作为正推人选。这其中有关部门一定自有理由，但臣愚昧地想到，蔺酋之所以远逃而不敢立即行动，全靠总督朱燮元的威望加以镇服。一旦督府换人，而蔺酋卷土重来，那么黔地的祸患还未终结，蜀地的灾难又将发生，西南半壁江山靠什么支撑？又知道从来没有侍郎节制尚书的道理，黔地军队刚刚溃败，朝廷没有夺去他的旧衔，只责成他以后的功效，已经是把他当作可用之才了。如果再升任新的品秩，也无法使四省人心信服。臣私下估量冢臣一定会对此有一番斟酌处置，所以敢于平心静气地详加驳议，略微说出同类意见。大体上与如今冢臣奏疏中的话相同，当时九卿科道中也颇有赞同臣的人。因此总河这一职位暂时中止，等待再次议论。臣方才私下庆幸自己的意见得以采纳，又私下佩服冢臣虚心接受意见。不料他[缺字]在本疏中与上大夫谈论，法理上应当正直争辩；臣自知有过，应当把自己交付国人的公论，恭听朝廷谋议。奉圣旨。○四月

译四月初一日 河南道御史李应荐上疏说：臣下的精神状态应当使人信服，外在行迹应当加以教化；恬静自修的应当奖赏，急躁争竞的应当惩罚。恬静自修为什么应当奖赏？例如原任福建道御史潘汝祯，正气冲天，直节震世，大小差遣共十一次，到处都有威名；资历和俸秩深厚，已有十五年，从来没有急于进取的念头。近来皇上征召所及，山林也为之增色。像潘汝祯这样资深望重的人，难道还可以蜷伏草莽而不急于登用吗？急躁争竞为什么应当惩罚？历来小人功名心重，一定要在权门前自我投靠，得到际遇后，必定通过走捷径来求取报效。争竞者不惩罚，恬退者就更加郁闷。例如原任刑部福建司主事、升任关内道副使的顾大章，在乡里品评中不被看重，在西曹任官时又大坏官守，其他事情暂且不论。只说辽左失事时熊廷弼逃避一事，卿寺、台省交相上章论劾，法案清楚明白，谁敢替他开脱？唯独顾大章趋附权势，从中阻挠；虽然凭三寸不烂之舌不能改变铁案，但已经花费了许多经营谋划，于是不久就升为兵部官，未过多久又升为礼部官，再过不久又升为宪副。竟把朝廷的法度当作三千两的香饵，只是不知道当权者究竟看中了他什么，竟使奸神凭此帮助他取得功名、把功名视若囊中之物？近来斥逐所及，奸党已经失意，像顾大章这样靠营求执法功名的人，难道还可以让他列名仕籍而不赶快夺职吗？奉圣旨：朱燮元已经改用到黔中，那么总理河道的拟议原本没有错误，不必苛求。潘汝桢即予起用；顾大章已经有旨处理。初五日 北镇抚司上疏，报告汪文言因病死亡的旧事。奉圣旨：“汪文言此前并未报告有病，怎么突然就死了？以后监犯务必切实防范，有病的也必须医治。有关衙门知道。” 初九日 巡按直隶洪如锺上题说：关门将领长期缺饷，恢复之事还要烦劳朝廷筹划。辽东不过一块土地，做臣子的应当想到枕戈待旦，洒泣庭之泪，才希望早晚消灭奴贼以求恢复。所谓恢复，不能靠空洞声势恐吓敌人，必须多方筹算、设置奇谋，经过一场大战才可以实现。只是我军屡败之后，已经没有胆气，凡是击鼓进军、筹划决胜、指授方略，都只能依赖大将军。只有将领选得合适，才能胸有成算，眼中不把敌虏当作完整强敌；可以据地防守，尽力谋划巩固边防，也可以观察敌方破绽而行动，大举发兵问罪。如今的将领怎么样呢？从军开始时就不知道选择，豪贵子弟、市井健儿，都撸起袖子、捋着胡须，请缨自许，人人都以为自己可以做大将。一旦执斧拥旄，便气骄志满，只知道享用甘美食物、亲近歌舞，谁知道自己是三军的司命呢？今天关门诸将中，只有赵率教在寨下稍强于人，但也不敢相信他就能平定贼寇。尤世禄已经以病告退。王世钦是纨袴子弟，徒有外表，以无能的将领统率未经训练的士兵，能办成事情吗？大概近年来奴贼不能忘记我们，正如我们不能忘记奴贼一样。只是奴贼趁我方常常疏密失当，步步都很稳妥；我方料敌却常常粗疏，每一步都出差错。此前辽阳、广宁之战，难道不是贸然逆战而失败吗？就像近来毛文龙驻军海上，逼近敌虏巢穴，以为奴贼有所畏惧而不敢行动；谁知敌人突然出其不意，直接捉住张盘，又攻陷施顺，如同摧枯拉朽，没有人敢与之争锋。中原军队强弱优劣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了。臣私下担心关门诸将未必比毛帅贤能，偏将以下的将领，难道就能远远胜过张盘吗？如果不衡量敌我实力，不审慎决定进退，看到奴贼不来，就认为我军可以出击，妄图侥幸实现万一的恢复，这不是各位升任官职的人所能理解的。所​​以今天的事情，应当扼守险要，精整器械，磨砺兵力、喂饱战马，淘汰冗员，巩固营垒，等待我军力量完备、胆气壮盛，然后从容大举进攻；不要张扬恢复的名义，也不要忘记固守的策略；把简选将领作为第一要义，那么王世钦和尤世禄确实都不能不议论更换。奉圣旨。十四日 广东道御史崔呈秀上疏说：言官议论政事都有原因，圣上应宽容优待，以便扩大内廷的称誉。科臣张惟一上了一道《士子嚣凌军伍缩朒疏》，其中所说的当事者没有真心救援，或许确有他的见解，原本并不是苛责登抚的意思。即使登抚在疏中直陈失误的情形，把责任归于风高水动，也自有根据，更没有追究科臣的意思。奉明旨：张惟一降一级，调外任用。张惟一身在局外，事情本来不是亲眼所见，确实不可以错误地凭远处推测。皇上治他的罪，是对的。但考察科臣议论政事的本意，他与张盘有什么恩德？与登抚有什么仇怨？只是深深痛恨逆酋覆灭军队、辱没国家，格外怜惜海外孤军抵御敌人，深切希望当事者同心体念同舟之谊，迅速运送粮草来救重献残余的军队。如今听到的是缆断桅折，明天又听到船迟火灭、随浪漂流，事情与本心相违，忠愤之情横溢而出，自己也没有察觉言语过于激烈罢了。所以如果以科臣处理政事的深谋来衡量，那么远在千里之外、迁调途中，怎能洞悉情势并说中要害？如果推究他忧国的隐衷，那么这片真挚的心肠确实可以对天地、质证于神明。况且张惟一从前做过县令，长久以来声誉贤能，如今任职掖垣，颇属端正品行之人，只是偶然有片刻不确切，便立即被斥责。皇上自然有自己的明见，而张惟一只是遇到风声，履行言官采纳风闻的忠职，也不过是为谋划边疆；皇上也一定能够谅解张惟一。奉圣旨：张惟一既然是依据风闻议论，着令照旧供职。十五日

译福建道试御史汪若极上疏说：时局正紧迫，谨陈鄙见。一是经略之任应当议定。如今所说将领应选、士兵应训练、粮饷应清理，都是切中要害的意见。我认为这些并非可以交给普通人的任务，而是经略的职责。如今榆关、蓟门的安危迫在眉睫，却让轻佻的马世龙、箫如勋担任统帅，将帅们难道没有考虑过吗？既然如此，寻求经略人选，能不及早议定吗？任用经略，能不及早确定他的谋划吗？难道不吸取前车之鉴，要误了大事吗？一是赏罚应当取信。辽东自从奴贼侵扰以来，一败再败，总是由于赏赐过滥而刑罚迟迟不能决定。如今黔军溃败，统兵将领曾钦、刘超、黄銊等，既已败军，又责怪他们反复、昏暗、怯懦，国家百万金钱、无数生灵，全在一天之内丧失。为什么还要吝惜这些人而不立即斩首示众呢？军队溃败，祸根全在乱兵；负责监军的人，则应斩杀其中为首者。既然按军法办事，就应先斩他的首领，却还姑息迟延。蔡复一昏聩鲁莽，丧师辱国，罪责无可逃避，却只让他听候审勘，悠闲地待在家园，恐怕监狱中的人又有借口了。至于原任巡抚李橒，凭一门一命，绝食坚守孤城，与按臣史永安竭力保全，差不多可以与张许相比；如今却没有人提及他死守的功劳。只要在一份奏疏中提到他，已死的巡抚王三善，亲身冲入重围浴血奋战而死，却还有未定的议论，因而耽误了表彰抚恤的典礼，这样谁肯踊跃赴敌、捐躯赴难呢？奉圣旨。十七日 江西道试御史吴裕中上疏，题为“铲除弊病要从根源入手，积久习气应当破除”。其中说：近年来忧虑得触目惊心的，是兵和财两件事。军队不是骄纵就是羸弱，不是逃跑就是溃败；财物不是不在官府，就是转到百姓那里；不是耗损于私用，就是增加到公用。主管大臣忧心劳神，几乎呕心沥血，究竟还是军队不肯效命，财政更加困难。国家不得已征收的赋税，仍有一半落入贪婪者手中，直到如今仍牢不可破。为什么呢？大致说来，武职这一途，只认金钱有用。参将、游击与监司、总戎结交，向抚按献媚，便把这些当成功劳。其次，明夤缘可杜，余大成，究竟是什么人呢？该部若能坚决主持，不开一条缝隙，然后武官无不拿资财打通关节，获得首功，来整肃三军。抚按以下，谁不互相把这种做法当成规程呢？所以要铲除军务上的弊病，必须先从兵部开始。财政匮乏，是因为事例繁多兴起，甚至搜括僧道和典当铺，这种情形不应让四方夷人听到。与其如此，何不从各处税收和物料上专心查究？常见外地有批委，悬赏以满足有势力者的要求，使司府佐领的钱袋饱满，而公家却没有得到多少……一钱的收入，难道户部各项差遣也有这样的榜样吗？应当使他们等候差遣时，不必先花费千金来希望得到厚重报偿；又要使他们真心自我约束，不主动留下可被后人议论的缝隙，那么一切交际应酬都可以废除。如今却只是徒然经营缝隙，使人半夜在梦中也无法回到清适安宁的境界，这究竟是为什么？如今正是群臣洗心革面、筹划国事的时候，大家应当振作奋发。该部的谋划一定要从北方出发，使外界有所遵循，也各自把节省下来的余款在年终报给该部，未必不是点滴的资助。这类事情大概是可以触类旁通的。所以要铲除财政上的弊病，必须先从户部开始。或者我还有更深的感慨：朝廷不应吝惜爵禄；不是为了充数占位，就必须选择心术光明、年力强健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报效国家。清秩崇班，难道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吗？可是礼部侍郎蔡毅中此人心地险恶、行为污秽，依附权势，一年之内接连升迁，长期为舆论所不齿。又如南京太仆寺卿朱吾弼，顽固愚钝而少有羞耻，年老体衰，实在可怜。癸丑年劝驾的一道奏疏，几乎揭破长安权贵的嘴脸，为什么还要凭衰老之年，想把它作为求取进身的资本？这两位大臣，应该立即罢免斥退，或者姑且命令他们退休，以便澄清仕途。奉圣旨。二十日 山东道试御史袁鲸上疏说：圣明焕发，更新谋略，臣子应当追求实际成效。其中说：边疆战事交相告急，兵饷困顿，议论……竭力设法，办法穷尽后又日夜忧劳，辗转谋求安定平息，却没有办法。议论者认为，这是启发圣上隐藏的忧虑，也是千古明君贤臣有所期待的地方。我却认为，议论多而成效少，满腔挥洒还不真实，为什么呢？从前赵充国详细规划，经营筹划历时多年，胸中有成算，眼中没有完整的敌军形势，最终仍能控制先零的命运。当今皇上正处于励精图治的开始，本来应以一片真心与大小臣工反复熏陶、彻底沟通。试想朝廷中是什么人，镇守封疆的是什么人，训练军队的是什么人，清理粮饷的是什么人？应当每天与二三位元老切实讲求，把他们的姓名写在屏风上，真正取得实效的，不吝给予优厚尊崇；虚有其表、弄虚作假的，难以逃脱公开斥责。大小臣工也各自拿出一片真心，一定能使鬼神都避开锐气，使山川为之改观。我常说：议论政事的人不必连篇累牍，任事的大臣也不要空谈左谋右划。只要一个月之中，真能为皇上提出一条意见，就把这一条意见发挥作用；一年之中，真能为皇上办成一件事，就等于汇集成百事之功。积少成多，积余成闰。如果年年东西不安，而安定平息之策仍不能达到，我是不相信的。奉圣旨。二十三日 贵州道试御史周维持上疏，题为“仕途不可不清，国是不可不定”。其中一条，在于辨明品格以澄清仕途。自古以来在朝廷授予爵位，是彰明至公之道。最可恨的是“情面”“门户”四个字，把人的一生全毁掉，也把人的心术禁锢殆尽。门户衰败以前，不属于门户的人设法钻入门户；门户衰败以后，属于门户的人也可能排挤门户。一堂之上，爱憎横生，恩仇交错，成什么样子？君子立身行事，自有始末。因此臣私下愚见，希望诸臣洗去情面，断绝依门傍户的念头。如果还有邪恶怪僻之人，厚着脸皮列于官班，也不妨直接指明其人，把他屏退驱逐。至于端正方直、正直明亮的臣子，有尚未推举升用的，应立即明白奏告。如不迎合时局的韩炳衡，被贪横的杨玉珂排击，甚至断绝仕进之路；首先驳斥淮抚的吴殿邦，遭卑鄙的樊王家惨害，几乎灭门。这两位大臣，在惊风骇浪之中都有屹然不动的气概。公道既已明白，应迅速擢用，这样品格就能辨明，仕途也会清正。一条，在于昭明罪案以确定国是。自古有爵禄赏赐，就必然有刑罚威严。

译从前因奸邪之人掌权用事，培植党羽、煽动惑乱，祸患几乎蔓延到缙绅，罪行不容于明教。幸而皇上赫然震怒，明白地加以削夺斥退。但臣仍担心诸奸获罪的缘由没有全部向天下昭示。他们见东林以讲学之名失败，未必不会连皇上禁止道学也一并怀疑。不知皇上过去所削夺斥退的，哪一个不是败坏官场纲常的人？都是臣下自己招来的罪过，怎么知道皇上严厉斥退邪党，正是为了尊崇道学呢？臣曾恭读钦定敕令，其中有一款，不许另行创办书院、聚集党徒。伟大的王言，应颁示内外。并且将党人过去凡是倡议建立书院的，不论省、直隶、州、县，立即改毁。已经奉明旨，改作忠祠，只是迟延了几个月，匾额还另有缘故。因为巢穴一旦堵塞，党徒自然离散，奸人无处藏匿，邪党也无处肆意鼓吹，那么罪案就能昭明，国是也就确定了。奉圣旨。二十六日 山西道御史刘弘光上疏，题为“圣治日新，各项政务都应整饬”。其中说：原任吏部左侍郎李腾芳，此人的一生姑且不论；往年通过钻营请托谋求入阁，天夺其明察，后来因丁忧离职，这本来可以停止了。他却仍然千方百计谋求加衔尚书；尚书是北斗般的喉舌，竟被他当作长安送礼的器具。难道不应严格禁止，以堵塞非分希求的门路吗？我认为名器不可不慎，正是这个道理。人事进退关系国家治乱，至于堂上卿贰，也仍应谨慎整饬。近年来奸邪之人接连晋升，有的曾被参劾处置，又经论列，仍然留恋高位、备车等待，几乎要被任为礼部左侍郎蔡毅中了。蔡毅中一生自称依附道学，反复教训别人礼义，实际签押却很不严谨，行为卑鄙，屡受众人讥笑。他署理国子监，不见有教范诸生的成效；晋升为礼卿，又留下许多讥议。这样一来，清理翰苑的地方竟成了庸劣之人的巢穴。难道不应立即罢斥，以免混淆清正仕途吗？奉圣旨：李腾芳负责酌量陵工，蔡毅中纂修实录，不必苛求。该部知道。二十七日 广西道御史田景新上疏，题为“勾通夷人、出卖国家的奸臣不诛，放纵军队、丧失军队的刑罚便不威严”。其中说：张我续以考察处理的官员身份，内里依附王安，外面结交刘一燝、周嘉谟。起初贿赂出卖河南巡抚，后来又钻营谋求川贵总督之职。如今应当怎样趁势建功，以赎其侥幸？可是奢焰正盛时，他该进兵却不进；奢贼逃匿，该追击却不追，以致水西、蔺州相互联合，直到如今蜀地祸乱未平，黔地灾祸更加严重，究竟是谁负这个责任？只因我所了解的还不够，粤抚何士晋便也仿效而行。当史永安九死不回之时，假使何士晋能因岑兵的忠诚、麻镇的义勇而出力，王三善也不会死在大方。可是奢彦派人假充贵州催兵的人役，送来金钱十万，道臣周世匡从中调停，何士晋还以收到十万金为喜，竟然按住岑兵不发兵；他的罪行不在张我续之下，应当一并逮捕追究，把钱充作黔地军饷，以发泄黔人的冤屈。奉圣旨：张我续由该部查核追究，何士晋已有旨意。二十九日 广西道御史顾宗孟上疏，题为“天下尚未清平，军务更应严加整饬”。其中说：枢臣赵彦、职方郎中方孔照，实在令人惊异。枢臣杀害良民、筑成京观的事，早已广为人知。今道路上喧传，说他父子相互开设经手关节的门路，堂属各自给随门武官定价；这件事已经被台臣在第六次奏疏中揭发，而枢臣却充耳不闻。方孔照如今投身东林，贪婪邪恶而不顾法纪，应当一并削夺官籍，以警戒官场邪恶。至于赵彦的儿子赵昌胤，长安有称他掌管……柜的说法，也应削职驱逐，以澄清京城。奉圣旨：方孔照着削籍为民，养马当差，并追夺诰命。三十日 浙江道试御史庄谦上疏：题为“枢辅的去留应当变动，卿寺官员的澄汰应当清楚”。其中说：有心术险恶、行为乖僻、依傍门户的人，甚至像鸟一样鸣叫阿附权奸、不被人类所齿笑的陈以闻，难道还要厚着脸皮列于朝班吗？稗草不除，嘉禾就不能生长；奸邪不剪除，禄位就没有光彩。因此必须立即澄汰，以期卿等更加受到重视。将来任用他们建牙秉轴，都应是有益于宗社的大臣；这样小人就无从滥窃名器，邪党也不能污染朝班。古代英明君主宁可舍弃百万费用，却吝惜一个……之邦，意思也就在这里。至于清正自立的人，黄克缵、徐兆魁、周应秋、范济世已经被起用并优厚叙用；还有端正清廉、正直明达、通晓国事的许弘纲，长期隐退东山，尚未蒙受皇上宠召，这是天下尤其称述仰望的人。皇上若特别加以优厚擢拔，正可以吐出正人的一口气。奉圣旨。○五月

译五月初四日 河南道御史李应公上疏说：镇守要地的重任不轻，留下的荆棘应当铲除。其中说：浙江巡抚王洽这个人，我难道能缄口不言吗？王洽一向的行为，全国都熟知。试问他过去掌管铨选时，进用了什么君子，罢退了什么不肖？至于竭力铲除善类、取悦小人的事，他倒是做过。如今蒙皇上召还的，例如不顺从王安、而被奸党痛恨的孙杰，难道不是狂澜中的孤砥吗？不依附淮抚、而被奸邪侧目的李嵩，难道不是众人皆醉而独自清醒吗？为什么二人却同时被驱逐？因为壬戌年春季的年例考察，实在是王洽主使的。他让别人出手，自己却操刀。忠贤既被排斥，奸谋才感到快意。不久便把孙杰改报为太常；刚满一年，又用开府之职厚加酬答。试问王洽凭什么资历、有什么声望、越过了什么职位，又凭什么担任节镇？不慎重选择盛世的贤才，反而急于饲养权臣的鹰犬。听说浙江巡抚缺出时，两浙乡绅都不敢专门拟议。魏大中独自扬声说：“只有王某可以在外任，若在京中则应当概行退让。”满庭议论，原来还没有露出端倪。表化中捋着胡须威胁众人说：“舍弃王某，还能保谁？任用谁？我就把你们全都参劾。” 于是浙江乡绅全都沉默，无话可说。可叹啊！会推的大典，竟凭一两个强有力的人，便把它掌握来成就一个私人吗？至于陕西巡抚宋盘，按例转任南台，突然升入幕府，很像五穷之鼠，原本却是百足之虫。他既与王洽沿着同一途径一同升迁，就应当与王洽一同削夺衔职、罢黜，全部等候朝廷分别处理。因此我尤其还有隐忧。铲除蔓枝不如砍掉根本，堵塞源头才可以避免决口。恳请皇上再次立下铁案，使他们以后不能借此获取名声。如果只是削去官职而不明确正其罪，那么暂时忍受今日的一次斥退，恰好会成为日后祸及九边的阶梯。高攀龙凭一介行人起家，被贬为典史三年，为什么听到此事后便突然登上总宪之堂？奉圣旨：这本奏疏说王洽掌管选任、抚治浙江，既然违背众议，着令戴冠带闲住。宋盘策励供职，该部知道。初五日 福建道御史李灿然上疏说：国家大运正焕然更新，仕途上的人才应当汇聚而来。过去赵南星掌政，凭主观意愿徇私行事，一批没有见识、没有骨气的人妄想攀附，竟把这种依附看作泰山般稳固；而明亮的太阳一出来，冰山顿时消融。赵南星的品行，难道还要等有见识的人才知道吗？近来圣明独断朝纲，邪秽全部清除，立即起用徐兆魁、王在晋等大臣，真可以说都是端方卓越的人品，足以担当朝廷栋梁。天下臣子无不举手加额称庆。然而仔细追究今日诸臣，除了已经起用的，还有公论已经传播而尚未起用的人，也有隐居泉石、饱经风霜而尚未昭雪的人，难道可以让他们永远安处薖轴、长久困守蓬茅，而不出现征召贤才的气象吗？依臣所拟，许弘纲忠贞而有大节，竭力砥柱中流，甚至家徒四壁；天下士大夫都知道他有品格，这不正是清正的声望、坚贞的气节，可以树为表率吗？何熊祥秉持正道、嫉恶如仇，是后世人伦的永鉴，只因在癸庚年间掌管财政，想铲除三省群妖，便遭到他们纵火般的报复。如今三永光已经起用，而何熊祥还滞留乡园吗？李橒死守贵阳，等待援兵解围，他的功劳难道能任其湮没吗？像这样艰苦劳苦，仍然遭到金盘记载的错误，是把性命看得轻而把贿赂看得重吗？剿抚相互施行，是为了开启攘夷之后的局面。周祚的筹划，费了多少苦心；况且内计毫无异议，赵南星却因私人怨恨处置他，难道朝廷考察官员的法典竟成了铨选掌权者报复的工具吗？潘汝桢以耿直敢言闻名，竭力斥责李三才，尤其受到惩罚；怎奈因为“过庭训考语”四字，竟把两位大臣一并驱逐。姚宗文素来风采著称，熊廷弼的罪案既已明确，姚宗文却仍因得罪门户而永远被禁锢在深渊。林一柱执掌缰绳、澄清吏治，却因为徐晋芳查赃的旧恨，竟被调往外地。劳永嘉治理郡县循良有声，却因王之釆、张差一案意见相左，便被迫离职。难道黜陟官员的权力只是用来替私门消除怨恨吗？陆卿荣、蔡奕琛掌管铨选时清澄如深潭、明察如水镜，却因违逆时势而被罢逐，于是没有人推举任用。朱一冯、樊良枢整顿考核清白如玉壶，最终却因孤介而受到冷落。任用人才的制度，难道应排在清正坚贞之后吗？近来沈正宗自知获罪，竟向名教望门投递揭帖，哀求怜悯；他已被那种狠毒心肠、毒辣手段所驱使，自甘成为匪类很久了。如今谁会听他的呢？比如前些日子南京有“二王”的称号，说的是王允成、王象春，他们关系通神、凶焰逼人，皇上已经作了处分，人心都称快。沈正宗的罪状，正与王允成等人相同。比如“大司马一小司马”的谣言，实在值得捧读。把他与赵南星父子相比，差不多可以比肩接踵了。就如王珙所指控的收受银两、批呈开鞙一事，目前许武元、陈献谟等六人已经戴着枷锁等待死亡，众口一声地呼喊；如果赵扪心自反，难道不应羞愧至死、钻入地下吗？像这样的贪婪大臣，即使判重罪也不算过分；或者顾念他是大臣，勒令退休，但仍应重惩他的儿子赵昌胤，以警戒官场邪恶。奉圣旨：本内所荐列的人不免有滥荐，该部分别酌情任用。言官的职责在于纠察弹劾，不能忘记举荐而邀取恩宠。初七日 山东道御史袁鲸上疏说：高级官员不应被隐匿姑息、迅速升迁，国法应立即大力惩治贪污。其中说：礼部尚书翁正春、陕西巡抚宋盘，这些人对国家究竟有哪怕一分一毫的用处，却只是徒然占有名器呢？又有南京太仆寺刘宪宠，掌管江南驿地，那里水陆交汇，且征调频繁，官吏百姓都已被榨干；河道冬季冻结，吴越咽喉之地反成商贾聚集的场所。每当官粮船经过，便争相冲打河道，船只退尽，财物和性命都令人怜悯。癸亥年十月，刘宪宠装载沉重货物的官船三只，假称载有女眷哭泣的家属，连船横断水中，使千人困顿。奉圣旨：翁正春已有旨意；宋盘屡次被指责，着令退休回籍；刘宪宠革职闲住。以后坐船装载客货的，由地方查明，没收入官充作军饷，本官一并治罪。

译陕西道御史门克新上疏，题为“世道开始澄清，天意开启长治久安的策略”。其中说：过去凶人结党，官场污秽。蒙受皇上日月般的明察和雷霆般的决断，追赃逮问，穷究治理受贿的大臣，料想奸邪的阴谋再也没有敢于逞强的人了。然而邪根既深，同类又多，听说此时他们藏头露尾、反复翻覆，魑魅仍在跳梁，难道可以坐视吗？至于辽东失利，终于使三韩陷落。皇上以经略的重任、蟒玉的恩宠，再次选用熊廷弼，托付给他重大职责。百官在路上设宴饯行，万姓焚香相送。送熊廷弼到关门一步，也希望他能把奴酋捆来献于宗庙。即使不能如此，保全自身和残破的疆土，也不行；再不然战死沙场，更不足以报答君父万分之一。怎奈一进入榆关，每天只与王化贪谈论、辱骂他人，以别人的失败为利，未见一名骑兵，也未接应一支军队，白天像老鼠一样逃窜，把疆土丢弃得如败絮浮萍，毫无畏惧和忘忧之意。可叹啊！熊廷弼难道不知道自有军法吗？他只是认为皇上年少冲动，欺骗他而不敢杀自己罢了。又有右春坊右庶子叶灿，声音像蛇、狼性毕露，不避讥露。当元凶魁党收受贿赂、招权纳势、独乱朝政、权势炙手可热时，叶灿作为其幕客，明里唆使、暗中过错，污秽满身。他积累的恶行已经很久，怎么还可以妄居清要官班？又有光禄寺卿钱春，奸邪诡诈、巡按地方毫无政绩，因而调往外地，却只是依傍门户，父亲作势、儿子承袭，卑劣地越级占据清贵卿职。听到赵南星事败，吓得心胆落地，抱头逃往南方长安。有“赵钱孙李”的谣言。又如遵化道按察使张光缙，畏缩卑鄙、贪婪平庸，大肆夸说关隘功劳，连续升任三道，也只是依傍门户，兄长倡导、弟弟附和，突然占据重要藩镇。况且当张光前掌管选任时，张光缙的爪牙全都张狂撕咬、肆无忌惮，边庭挑起夷人、剥削军队的怨恨，至今仍令人切齿。这类人若不迅速加以摒斥，五鬼造成的祸害就无法扑灭。奉圣旨：这本奏疏说的是朝政更新，应当防备潜伏的祸乱，战守事务应预先筹划、迅速缜密安排。至于熊廷弼欺君误国，罪不可赦，仍等秋后正法。叶灿结朋比附凶恶之类，钱春仇视奸党邪人，张光缙兄弟共同助恶，都着削籍当差。初九日 江西道御史卢承卿上疏说：仕途已经显现清明，铨选政务尤其应当斟酌。其中说：原任兵部侍郎孙居相、现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徐梦麟，实在不值得擢用。孙居相初入仕时便受恩令，贪婪残酷闻名，依靠南台奥援，冒滥任用不久，又谋求改调北方，死心塌地地保护邪党。后来负责河道监察，专门排挤正人；还没有再次起用为京堂官员，便突然受任节钺。拥有二百里的山河险固之地，却没有听说有安边攘敌的功业；把百姓当作小城中的良民，忍心把他们作为邪党首级，越级进入台省，务求满足私意；其势如鸱鸟张扬，忽然崩溃，冰山于是抱头鼠窜。然而他仍在深谋，尚且希望卷土重来、死灰复燃，难道不应严加警戒！衣……却放纵他漏网。徐梦麟一生圆滑柔顺，满腹矛盾，随世浮沉；等到终南取经，便因而突然攫取卿职，实在可恨。近年来他依仗门生王象春，谄媚邪党；王允成作为邪党爪牙，明里主持坛坫，暗中操弄机关，心地险恶、手段毒辣，与孙居相相互抗衡，这样的人难道还能在尧舜之世容留一天吗？奉圣旨：府、州、县及监司升转时，差遣、朝觐、赴任迟误的，着该抚按参劾处置。赐环起用的诸臣，奉有特别旨意，不必一概要求迅速升迁。部、寺、司的官员壅滞已经到了极点，确实应当疏通。今后姑且准许考选部员，一概由新进士除授、添注。其他外官应当升迁的，不妨让他们长期任职，等有缺额出现，才准许推升。孙居相不必深究，徐梦麟着令戴冠带闲住。广东道御史崔呈秀上疏说：国家财用和人才都匮乏，应搜求整顿、澄清裁汰，而且应先从内廷开始。其中说：前一疏所奏张鹤鸣、许弘纲，以及他们所举荐的姚宗文、刘廷元、卲辅忠、孙杰，虽然奉旨起用，却还没有推补。还有操江抚臣徐必达、大理寺寺丞李飬志、台臣林一柱、余合中、苏琰、徐卿伯、张唯任，以及臣部吴淳夫等，向来富有刚劲骨气，又都砥砺清白操守，只因触犯邪奸的凶锋，按例调任、考察处理，全部落入一网。如今圣明创制，万物都能看见更新，贤才充满朝廷；被举荐的大臣固然甘愿成为高飞的冥鸿，而我却想到圣明之世还有未被罗致的麟凤。因此不避讳忌，多次冒渎圣听。奉圣旨。初十日 陕西道御史石三畏上疏说：奸臣结党、邪恶欺君，祸害将要空耗国家。其中说：还有甘愿做熊廷弼门下走狗的人，即丁忧中的吏科都给事中刘弘化。他鄙劣而善于欺诈，横行以助奸，早就是熊廷弼的死党。他把黄白之物交给刘弘化处分，用来贿赂党羽，那么刘弘化所得就比周宗建多得多了。刘弘化竟不惜性命替熊廷弼出力；因为痛恨旧枢候弼出阁，便诋毁他是凶恶的枢臣；因为痛恨科臣议论熊廷弼传首而未决的奏疏，便诋毁科臣是凶锋。并且他竭力维护奸细刘一巘，不让他在众人面前招供成案，恐怕熊廷弼通夷的真情会全部暴露。熊廷弼已经入狱后，他还纠集众人出揭帖，想替他开脱；以藏头露尾的险恶谋略，施展翻天覆地的手段。并且还承认说：“揭帖虽由我同心之人发出，实际上不是出自我的手。”不知道熊廷弼有什么功劳值得刘弘化这样用心，为什么与这份揭帖同心？可叹啊！刘弘化的良心已经死了。他所谓相同的，只是包藏祸心罢了；却说偶然不是出自他的手，难道不是说不出手是偶然，出手才是常态吗？仅凭这两句话，难道不是欺骗皇上年少无知、危害正道，而且还不止于此。辛酉年主持山东乡试，从黄河回乡，因嫌弃雍……血台臣曹守勋船只不整，便想落井下石。等到考选时，最终还是被公论压倒。恰逢赵南星以考功郎连续升任总□，曹守勋曾说过升迁太快的话。刘弘化因为与赵南星有宗族关系，便借题发挥，分别转移话题并杀人邀媚。这个人的心思，大概是想为宋平效力；至于依附权势、钻营求进的李腾芳，简直想立即升入揆路，这又是小人招权结党的常态，不值得评论。竟然还有依草附木、摇尾乞怜、像仆役一样的人，那么如今的南京太仆卿吴炯，难道不是玷污清贵官职吗？吴炯过去任光禄官，自己并不是言官，时事与他有什么关系，却主动投身东林，为其护法□□。顾宪成发出豺狼般的声音，横行撕咬；虽然他说的话本身无足轻重，但他的用心是借此献媚，实在可笑。近年来正人隐退，东林流祸尤其惨烈，那么依附其上的魑魅，确实是清明世界片刻也不能容留的。奉圣旨。

译云南道御史陈以端上疏说：圣治焕然更新，偏私党派渐被屏除。从前诸臣所指的王业浩、汪庆伯之外，还有原任工科给事中孙国桢，竟只在三月便调往外地，这一年的例行调任为什么这样快？至于原任海防道曹履吉，此人有匡救时局的宏大抱负，四方应对都不会匮乏，怎么能只用佥道的职位掩盖他的才干？又如现任宁前道袁崇焕，此人胸中熟知甲兵，能够保聚危急关隘，怎么能不等待以大任用他？至于现任户部主事李孔度，作为任子却留心节省，可以称为能臣，怎么能不破格擢升以优待他？至于原任登州同知宋大奎，与陶朗先共同盗窃了数额巨大的兵饷；如今陶朗先已经因四十余万获罪，而宋大奎凭明经入仕已有三十年，家资巨万，却只因五十金获罪，用来敷衍法律，难道不是太宽纵了吗？奉圣旨。广西道御史赵胤昌上疏说：圣明统治天下，大运焕然一新。其中说：有些人外表粗鄙、器量狭小，生来没有正直骨气，总靠别人提携，走旁门小道，甘心低头仰视，以求迎合世俗。像协理詹事府、礼部尚书翁正春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让他长久玷污官场纲常，垂涎于凤治吗？又有虚浮骄横、刚愎暴戾、手辣心毒、举动虚张、腹中诡计横生、在舌端闪烁其词、惯于玩弄攻讦手段的人，如太常卿霍守典，难道可以让他潜伏在容台、节钺之位吗？这两个人，一个像恋栈的马，叹息自己负担车乘而蒙受羞辱；一个像正在炊煮揉捏的虎，正蹲伏着等待行动。如果不赶快削夺官职、立即斥逐，不知将来会使国家受到多少无形伤害，给天下酿成多少祸根。否极泰来、泰极否来，令人万分忧虑。奉圣旨：世道更新，封疆多事，选拔贤能、治理铨选、选将练兵以及枢辅、冢卿等事，着令督抚各有方略。翁正春是纂修大臣，不必轻率诋毁；霍守典着令回籍听候审勘。十三日 福建道御史汪若极上疏说：应当彻底削除邪秽之臣。其中说：协理詹事府、礼部右侍郎李标，此人不是从前馆选中的人吗？文章义理庸俗，已经足以供人笑谈；而操守行为奸险，更足以令人羞愧。如今又升入高阶，垂涎于入阁拜相。谁知道他不会再让自己去教习庶常呢？这样的人能做诸生的榜样吗？李标依附赵南星，素来有门墙关系；他的线索可以曲意为司牧，他的辣手可以立即成为屏障，于是甘愿做依附权势的鄙夫，不顾获罪于名教。去年主持南京乡试，舆论喧腾，发言的人……脸色，听的人都咋舌；若说他埋没真正人才、败坏赋贡，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难道还能让他在清贵官位上多留一天，而不加重削夺，以平息当世的愤恨吗？至于巡抚的任职，既重大又艰难，怎么能让一向有舆论非议的人钻营滥居？又有知延绥巡抚翟凤翀，此人是地方上的祸害，众人都共同憎恨他，还不必等我详细列举。癸亥年大察时，众人都知道他不能幸免，却凭借权要从中说情，侥幸漏过考察法网，已经是幸运了。如今突然执掌节钺，若不是在暮夜乞求哀怜，怎么能这样快地获得升迁？奉圣旨：李标、赵南星虽然依傍门户，却完全没有受到沾染，怎么能妄加议论？翟凤翀屡次被人议论，着令削职回籍听候审勘。二十四日 贵州道御史智铤上疏说：邪气虽然逐渐清除，奸贪之人仍有许多漏网。其中说：原任礼部侍郎徐光启一味迂腐，处处钻营，热衷于功名利禄，对国家没有帮助。他的品行心术，在正人君子之列中不被齿录，我就不详细说了。至于练兵这件事，轻率冒失、没有对策，至今还被传为缙绅中的笑谈。以翰林而兼任河道官，从来没有这样的官衔；以词臣而出掌兵权，从来没有这样的职掌。然而假使他能像细柳营那样训练军队，果真有周亚夫的纪律，那么这支受节制的军队能够作战、能够防守，把奴酋的首级系到宫阙之下；即使说是凭笔陈述便能扫荡千军，也没有什么不可。可是他做不到。听说他将领不知兵，士兵不知将，三军每天都在逃亡，而他不加约束。又听说他发布檄文，清查勾连海内，骚扰百姓，使百姓恨之入骨，而他却置之不闻。有关官司奉行此事，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户丁受到牵连，不知承受了多少赔累。臣不知道徐光启训练的是什么兵，成就的是什么事。听他说话，似乎满怀热忱；核查实际，却满腹机巧，无非是骗取官位、盗用军饷的谋划，把朝廷数万的金钱供自己逍遥儿戏。这正是应当立即斥退、用来惩治奸邪的人。吏部验封司郎中冯时来依附邪党，钻营吏部铨选，污秽的情状多得难以尽述。原任婺源县知县汪文言，原名汪守太，收受贿赂、上下交通，馈送的多是新式金银器皿，器皿底部刻着“犬马劾劳汪守太”七字；本官竟在宴请宾客时拿出来向人夸示，这已经是天地间一件大奇事了。又有人说，冯时来掌管选任时，凡举劾以及急缺、大缺等二选州缺，要一千两；县缺要七百两；至于县丞、主簿的好缺，则二三百两不等，全都由汪文言按期送交。又有人说，凡同乡赴选的生员，约定送银七八百两至一千两不等，在家中交给票据后才起身赴选。至于他的胞弟冯侍行，目不识丁，却改名冯昌运，冒充增广生员，收受益府长史的贿赂，这简直是猴子戴帽、冒充人了。他的亲侄冯当世，并非三科武举，却钻营取得狼山水寨把总之职，依仗势力克扣剥削军伍，没人敢过问，这就像老虎添了翅膀。最可恨的是他的姑表兄王应期，任由他出入并替人通贿，毫无忌惮。长安有“王吏部”的谣言。后来拣选王应期为平南知县，他又替自己的儿子捐纳监生，以酬谢王应期的功劳，真可说是白昼抢金，只见金钱不见人。奉圣旨。二十九日

译云南道御史卓迈上疏说：仕途如此昏愚；“积薪京卿，法难藏垢”这一句，原文层次和文意已难确考。疏中说，太仆寺少卿孟习孔，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气势骄横自负，依附邪党，成为藏匿奸邪的〔缺字〕类，借助权贵援引作为越级求取显达的阶梯。他一旦被派出任地方长官，完全是窃取虚名；屡次升任藩司、臬司，终于显露出本来面目。他在大名备兵时，听不到他抵御敌寇、解除外患的作为，只看到他大肆讲究帷帐和厨房陈设，前面的人全都拖曳罗绮，连脚凳也铺着洒线；稍有不合意，便杖打县里的佐贰官，几乎要把人打死在杖下，这是多么残暴、浪费啊！而且还谋求加衔，遭到士绅唾弃，于是才改调秦中，这难道不是“得陇望蜀”的老办法吗？他在中州掌理宪司时，听不到他端正自身、率领属下的作为，只是一味急于谋求内调，希求取得建牙之职，结交袁化中一党的势力，投入赵南星的罗网，没过多久就突然越级升入冏寺，简直像是从怀中取物一样容易。这个人半生奔走钻营，全都是营求私利的谋划；余烬尚可复燃，难道会忘记那种贪婪窥伺的心思吗？为什么不把这种恶人彻底罢斥呢？”南京太仆寺卿赵健，性情本来圆滑软弱，见识又昏暗浅陋，入仕登记将近五十年，做满一任官职，历经仕途沉浮，活到八十多岁，心中始终挂念得失。他统辖黔中时，听不到他如何承宣布政，只知道甘心趋附献媚。试问国库中的金钱，究竟是谁负责收支出纳？难道可以任由抚院支取，而漠然置之、不闻不问吗？即使说他从未染指其中，但失职的讥评，难道能够逃避吗？他入朝掌管光禄寺时，不问应当怎样节省酒食费用，只是一味含糊敷衍。试问禁地戒备森严，谁敢窥探其中一足？难道可以放纵僧人进入衙门，而安然不觉得奇怪吗？当时既然已经受到弹劾，那么守门稽查的疏漏还能掩饰吗？这个人闭门想要被扫地出门，已经呈现老迈衰弱的样子；但登鞍上马、回头顾盼时，仍然留恋鸡肋般的荣名，那么为什么不责令他以年老为由引退，暂且宽免他呢？又有曾任巡抚、已经受到指摘的翟凤翀，他的才干和品行两方面都不相称。皇上特意因为他没有犯下大罪，命令他奋发自励、供职任事。作为翟凤翀，正应当听到命令后更加惊惧，早早自行引退或自裁；却还蒙着脸、厚着脸皮留在高牙大纛之间。封疆究竟是什么地方，节钺究竟是什么官职，难道可以让这种顽钝无耻的人占据吗？奉圣旨：孟习孔贪婪横暴、结党邪僻，赵健昏庸暗昧、谄媚奸邪，有损京卿官员的名望，都着令戴着官帽、束着官带闲居。六月。

译六月初一日。吏部尚书、掌都察院事李宗延等上疏称：“犯官郑延祚因为此前会试时原有书籍寄放在会馆，便派家人郑贵、郑明赴京取书。他凭借官场中的交游关系，同原任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谈论天下官员的贤能与否，魏大中曾称许并提及延祚。等到延祚感念这种知遇之恩，便写具禀帖，并拿出俸银五十两，交给家人郑贵携带送去。由于〔‘遗等’原文疑有讹误〕没有查问门禁，竟迎到马前投递，以致本科将延祚题名参劾等情。”吏部查阅后认为，原任霍邱县知县郑延祚，家世以儒学修养为业，身负治理百姓、主持地方政务的职责，却不肯用心劳苦地抚育百姓，反而眼热于富贵荣华。他进入金门、登临紫闼，只知道钱财万能，却不知应当严守三种畏惧、敬畏四方知情之人。〔“冏恤行已之竿”原文疑有讹误〕，他的污点文书传到长安，连有志之士尚且感到羞耻；贿赂从昌邑流出，做官的戒律又在哪里？虽然他在地方上的劣迹尚未显著暴露，但奢侈竞逐的面目已经难以掩饰。赎免杖刑并不苛刻，降级处分也并非〔“不柱”原文疑有讹误〕。奉圣旨：是。” 初二日 山东道御史陈睿谟上疏说：“周延光以前任金华知府，继而升任学政，已经不止一次贪婪窥伺，把两浙视为金银窟。等到转任左辖，利权掌握在手，便任意妄为而毫无顾忌。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委派知事纪明德携带解送的茶蜡等物，嫌所加的一扣银还不够，又强行索要铺垫银而不发放，导致至今钱粮拖欠、无法交纳；有人说，他委派断事曾光购买铜，先收取准差银一千两，后来又加收一扣，扣留铜价三千三百两；这些话出于怨恨不平，反而被他拿来揭发部属恶劣、转授王官。又有南京太常寺少卿蔡梦麟，年事已高，形貌如同木偶。据说他任闽地官职时，已经显出步履蹒跚、不能支撑的样子，难道到了如今十多年后，还能让他冒充清班官员而妨碍贤能之路吗？”奉圣旨：“做人臣子的，一心以公事为急，凡事节省；对于财用，哪里只是能够产生财富，而且还应当经常充裕。今后内外各衙门务必一体奉行。周延光、蔡梦麟，着令有关部门分别议处。” 初四日 巡按直隶宋师襄上疏，论荐举地方人才之事。奉圣旨：“盛以弘进讲时讲说不清，却钻营谋求大拜之职，朕已有明旨处理。宋师襄因为乡曲私情，徇私滥行荐举，本应从重处置，姑且降一级，调到外任使用。”有关部门知道。初七日 广西道御史田景新上疏弹劾次辅朱延禧贪污卑秽、横行放纵，纲常法度全都崩裂。他借助私党张凤翔的资力，多方暗中窃取权势，想在大拜之初就取得地位，以浮沉升降来延续自己的声誉。近来趾高气扬，暗中埋下祸患，各种迹象已经显露。宰相应当端正自己，再端正他人，如今却看到他的儿子解开囊袋、骑着骏马，潦倒于东西两院之间；这究竟是以绣衣骄人，还是在招呼朋党、收受贿赂？宰相应当以人才辅佐君主，而不是用来酬报私情。次辅从前受过张凤翔的恩惠，等到凤翔巡抚保定时，假借缉捕妖匪之名，妄杀良民。听说有一个村庄一千多名百姓被他剿杀洗劫，竟无一人幸存；如此欺罔，应该诛杀。次辅反而夸大此事，粉饰他的功劳，把他援引进中枢，而且还垂涎兵部尚书之职。次辅难道不知道那些收复城池、驱逐贼寇的诸臣吗？那些在外地攘除敌寇、建立功勋的人，尚且不能早早得到有功之臣的封赏；这个在内地妄杀百姓的人，反而要蒙受有罪之人的奖赏。倘使一千多个冤魂得以申诉索命，次辅和凤翔将用什么来偿还？又听说去年邪党盘踞之时，次辅百般设法向其献身，必定要进入其门户才感到快意，并借张凤翔作媒，替他牵线勾连，踪迹十分明显。请在清静夜晚仔细思量，次辅和凤翔又将凭什么面目见人？” 小人树立援助、培植党羽，自古以来就是祸患。次辅难道不知道忧患吗？比如逮捕杨琏、左光斗一事，如果确实不该逮捕，次辅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求皇上裁断？等到奉旨逮捕后，次辅却常私下对人说：“我的意思本来是不逮捕，只是没有办法，人人都想逮捕。”仅凭这一句话，就是把恩德归于自己，把怨恨归于君主，而且把祸患嫁给他人。今日留下这种冷言冷语，异日就会开启大难端绪，时间还不久，难道他能承受这种暗设的陷阱吗？奉圣旨：次辅朱延禧从前因为才干声望被选任入内阁，勤劳值得嘉奖，正要切实倚重。田景新不明白事体，动辄捕风捉影地猜疑，实在多事；考虑到他是言官，姑且不追究。张凤翔已有旨处理。初八日 福建道御史余文火?普上疏，论结党有根源，法律难以偏漏。疏中说：“皇上错综严密的法令，比雷霆还严厉，拘捕、削职、夺爵从来没有少宽贷。若不是汪文言狡猾地利用金钱，暗中沟通线索，本不至于这样。汪文言固然死有余辜，但试问任用汪文言的人是谁？不就是前任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吗？叶向高承受历朝恩宠，却没有听说有丝毫善行可以报答。皇上还把他当作耆旧，从田野中起用，托付他裁决天下事务；用人行政，哪个不是他的任用对象？可是他一味贪鄙，凡事模棱两可。汪文言只是发配戍边的余孽，难道他不知道吗？他却甘心同汪文言亲近，收钱替人说事，赃私狼藉；受汪文言逼迫后，又贪收重贿，替他代拟题本，使汪文言的势焰炽盛得不可接近。私党凡是进入都城的，无不把求见汪实光作为第一件事，全国像发狂一样奔走追逐，只知道宰相门下有人说话，却不知道还有皇上。科臣传櫆揭发他的罪状，即使是最不肖的人，也应当怎样悔改、避免灾祸？所以即使左光斗还推托给叶向高，而叶向高却倚仗台省重臣的尊位，不顾清议，不畏国法，公然两次替汪文言代写奏疏、代为申辩。如今汪文言供词中牵连的诸臣，该逮捕的逮捕，该掌印的夺职，不使一人漏网；而替他代拟题本、代为申辩的叶向高，却仍旧蟒袍玉带，恩荫反而增加。” 难道法律真的在权贵面前穷尽无能吗？在皇上看来，不过是想优容大臣罢了。只是叶向高亲近坏人的污秽行状，如果不明白地向天下公布，使天下共同唾弃，那么即使禁止党人，附和这种说法的人还会拿汉代党锢、宋代伪学来作口实。难道龙门、仙舟之中也常有发配戍边的人吗？那些濂、洛诸儒，难道曾经受人牵着鼻子走，甘心把自身变成藏污纳垢的沟壑吗？至于陈一元，已经两次受到考察处置，又重新起用，难道还会再度燃烧吗？只因为替相府看门，一天之内便升任京兆，暂且借留都来藏污纳垢，于是府丞也能成为侥幸取得的职位了。陈长祚早已被废弃，只是一个年老的藩司而已；仅仅因为给座师设宴一年，便越级转任司空，而且以宫保之衔赠行，那么尚书也可以成为用来卖恩的官职了。其他依附权势、滥冒官阶的，不可胜数。仅这两位臣子，便是天官任用私人之一证，也应一体削职夺爵，以彰明公道。奉圣旨：汪文言托靠左光斗钻营求进，怎么能轻易诋毁？免去辅臣陈一元的职务；他既经考察处理，又突然越级升入清华之职，革职回籍。陈长祚不必追究。初十日

译广东道御史陈世埈上疏说：馆选应当考虑最终表现，整顿兴革必须严格把住开端。疏中说：“协理府事、礼部右侍郎公鼐，起初凭借奥援经营钻营进入清要之职，依仗虫吟般的小才，擅长狐媚般的丑行。整天呼卢饮酒，大事糊涂；连夜依倚歌妓，亲近女色，一生衰颓昏昧。为争馆长职位几乎挽起袖子动手，他凭什么向众人自我表白？血气已经衰弱却不知道戒止，凭什么向人表示俭约？不久前尚书柳佐去世，刚刚蒙受皇上念及勤劳、给予恤典；公鼐却独不怜悯他的孤儿，任由贪横之子强占田产，鱼肉欺凌，无所不至，使尸骨未寒的卿贰在九泉之下饮恨，使呼天喊地的孤儿到京城申冤。邪恶污秽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玷污詹事府和礼卿之职吗？这也是馆选不慎造成的；此外还有散馆留下的祸根。例如太常寺少卿麻僖，做权门的幕宾，谋求成为玉堂中的贵客；既因恣意暴戾而散馆授为黄门，又凭残破文书越过闲职。丁巳年考察处理过他，奸邪火焰已经再次燃烧，冷灰又复燃。一个知事，两年之间，忽而任兵曹，忽而任司丞，忽而任宝少，忽而任常少。他与惠世扬结为死党，收受贿赂、招揽权力，幸而法网漏掉，还垂涎节钺之职。” 邪恶污秽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差遣京堂官而辱没太常寺吗？奉圣旨：纂修事务需要用人，公鼐不必苛刻求全；麻僖既是邪党，着令革职听候审查。周希圣一向以清廉谨慎著称，岂能仅凭传闻就多加追究？庶吉士散馆后，科道和部属各部门都可以通用。十一日 山西道御史陈朝辅上疏说：枢臣刚刚接受任命，枢臣的副职却邪恶险诈，应当斥退。疏中说：“兵部左侍郎张凤翔任官以来毫无善行，铨曹中全靠攀附钻营，本是门户的传递头目，自然是东林的帮手。正直之人被排斥后，死灰复燃，突然升任奉常，随即越级出任开府官。吴亮马?已经处置了，亓诗教也已考察。试问这一类人，近年来谁掌握大权、处在要津？如果不是声气相通，怎么会升迁如此迅速，像拾取报纸一样容易，竟到了这种地步？最可恨的是，巡抚保??挥臂夸耀功劳，难道不想想武邑平定妖寇，半数都是百姓之功；而景州战役中，曹思诚飞书报告变乱，来斯亲自置身行伍，从辰时到酉时，贼寇已经被擒。凤翔军队到达时，已经在平定之后，只是炫耀军威而返罢了，有什么秘密筹划、乘胜取捷可说？而赵彦与他一呼一应，滥给荫职于金吾。张凤翔登上兵部尚书之堂，实在如同进入幕府的门客。即使近来代理参议，不能说没有勤勉可诵之处，但推升叶深资任奉常，谁能不扪心自问而惭愧？所以我说，赵彦的贪婪，张凤翔在助长；兵政的败坏，张凤翔也在助长。” 让这样的人做旧枢臣的副职，勉强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罢了。旧枢臣既已被驱逐，本应焕然改变看法，却还听任他在道路上施展欺骗伎俩、颠倒黑白，这就像把挣扎的人拉回来又投入枷锁，和同船航行却资助敌人一样。至于他倚仗赵南星作为坚定盟友，依靠袁化中作为荐主，从草拟的奏疏中看得清清楚楚；破格任用邹维琏，却一定要借张凤翔之名；徇私援引谢应祥，也一定要把张凤翔牵扯进来。他结交、迎合私人，扰乱铨选政务，已经明显昭著，还有什么可以掩盖的？难道不该想到伏兵给仕途带来的祸患，以及背叛群体给家乡带来的过失吗？奉圣旨：张凤翔面对群凶的气焰，不能早早奋起自拔，反而甘心纵容勾结。武邑之战，功劳半数属于百姓；贼已被擒、军队才到，怎么能算有功？他竟然在枢臣署中辅助办理，随意推举奸邪之人。着令削去职务，贬为平民，押解追夺诰命，并削除荫职。十二日 广西道御史梁炳上疏，直斥贪婪争竞的奸邪之臣。疏中说：“尚宝司司丞孙善継，原任上科都给事中时，曾因贪污卑劣被弹劾、考察处理，罢职为民。十五年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操守，却从南屯起复，由司主事刚任一年，没听说有什么建树，便升任北尚宝司司丞。他四次主管科差时，剥削军役，怨声已经充斥众口。比如包庇同乡侯知县，收受贿赂，按照所收财物分配祸福，已经传遍百姓。庄第楹联写道：‘东省无出其石，田占各县齐民，各被其吞。’最可笑的是，花园土木营造，尽让文绣、姬妾、倡优杂居在襦??之中；为什么奢侈淫乱到这种地步？现在还打算运送金钱行贿结交，以便逐步谋求节钺之职，这也是贪婪而受到指摘的人。又有刑部员外李腾蛟，先前任沧州知州时，搜刮百姓的羡余、赎金和耗羡，已经无法计算；甚至砖河驿站的钱粮也侵吞不发，驿丞哀求，他却动辄发怒责骂，逼得驿丞弃职，在大路上揭发罪状，实在可怜。他专门任用衙门蠹虫，欺凌压迫士绅，已经十分可恨。又如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不是一般小人，他沉溺于书画，衡地士人喧哗，居乡时乡里也争相记录议论；即使略有长处、曾经任职，长期以来也没有善行，纵容家人受贿生事，依傍权势，旋即升任卿臣。我实在爱惜他的才华，然而此人确实违法。” 奉圣旨：董其昌凭借往日声望被简拔任用，出任南京官职还没有多久，怎么能轻易诋毁孙善継、李腾蛟？着令有关部门查议后奏报。十三日 巡视南城的四川道御史倪文焕上疏，直斥贪暴的监司。疏中说：“山东右参政王维章，年事已高而仍贪恋权位，金钱和私情浓厚，竟把监狱妄指为福堂，哪里还顾得道路上到处都是刑具和囚徒？哪里知道鹰??且鸟?的哀鸣不如鸾凤，竟因贪泉而沉醉，淫乱之心急切地要在高窗之上射杀隼鸟，或许还可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伏乞皇上将王维章因贪婪之重罪加以削职斥退。”奉圣旨：王维章贪婪横暴异常，草菅人命，着令削籍为民，当差服役；以后巡抚、巡按官严令监司、府、州、县，不许滥受百姓诉讼，不许越境勾连牵挽，以免因此加害百姓。

译四川道御史李乔仑上疏，论贪婪险诈的科臣挟带私心、妄加攻击。疏中说：“潘士闻在奏疏中说我依附惠世扬、赵南星，又上疏评论周应秋、吕纯如，并首先列举我的历任官职和污秽状况。我任永平司理时，为地方事务奔波，像牛马一样劳苦，面对天日发誓，原本不甘心成为污秽之人。况且钱粮各有主管机构，我又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贪污的念头？如果我参加考选时，惠世扬还在乡里，我从哪里依附他？惠世扬又从哪里向赵南星推荐我？我能够进入台班，是因为各位上司怜惜并器重我。当时巡抚岳和声、督臣王象干向吏部推荐有资历的文官；即使九卿、科道向吏部荐举，也有访查名单；总宪不过把这些交付公论罢了。如果因为我进入台班就说我是依附南星，那么同时考选进入科道的许多人，又该依附谁？况且我资质浅薄、力量单弱，不仅不能拥戴南星，南星也不需要微臣拥戴。潘士闻如果确实看见了这些，为什么不把事实逐一据实告诉君父，却用隐晦的话吓人，究竟想做什么？至于我当日的参奏，不过是说周应秋为本部衣袄钱粮增添一点装饰之类的话，随即就忘了。吕纯如则与此风马牛不相及。” 于是把“周应秋应当离职却没有离职，吕纯如不应当来却来了”这件事捏造成我的奏疏；历来含沙射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唉，以弹劾奏疏呈到御前，尚且可以诬陷到这种程度吗？然而潘士闻任北直隶县令时，我正任北直隶司理，早就听到他的贪污卑劣行状；等到进入京城，逢人便把这些事说破。这只是我言语不谨慎，也因为我的职责在于攻击邪恶，应该让全国都知道罢了。没想到钱神竟有灵验，滥竽充数地挤入台省班列；有良心的人尚且应该抚胸自惭，他却妄图施展鬼蜮蛇蝎般的计谋。若说圣明时代最厌恶的是门户党争，那么如今想用来驱逐我的计策，没有比牵扯门户更好的了，却不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源和始末。潘士闻两次任县令，都秘密亲近赵南星：开始结交王允成，成为南星早期的门客；后来又暗中托付汪文言替南星之子转交财物，以钻营求取吏部职位。不久赵南星事败，谋划没有成功，他却被说成是门户中的人。进入台班之后，他唯恐自己的行迹暴露，所以先向旧日有怨的人下手，把他们作为遮掩自己的涂面之物。总之，潘士闻钱多势大，而我以乙榜出身的刑官孤立地处在台班，处于孤危境地而触犯虎尾，自知无力挽救。奉圣旨。十四日 广西道御史刘廷佐上题说：“满朝虽然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言论，但罪大恶极的宦官岂有容留的道理？近来太监魏忠贤罪恶满盈，臣下中堂官杨琏已经把他的罪状列举出来，天下都听见、看见了。随后大小臣工联合上疏，单独上疏也不避斧钺刑罚，接连多次上奏，无非是想除掉君主身边的恶人。臣静静听察多日，以为皇上圣明，必定自有处分；为什么昨天面对阁臣的奏疏，仍然顾念忠贤，漠然不作改变？忠贤过去确实为皇上效过劳，诸臣难道不知道吗？皇上让他掌司礼监，又把东厂的事务交给他，富贵奖赏超过制度、溢出常格，这已经是厚重报答了。忠贤不谨慎守法，反而胆大妄行，这是忠贤辜负皇上，并不是皇上辜负忠贤。况且皇上如今正值盛年，难道还像襁褓之中那样需要忠贤护卫吗？皇上如今虽然安定却不忘危险，难道还像从前那样处于深重忧患和险境吗？伏乞皇上顺应舆论，立即果断处理。既然不忍忘记忠贤今昔的劳苦，也应当让他悔过反省、交卸职事来接受处分；即使不能大举正刑法，也不至于完全把缰绳交给他。这样内外人心或许稍可安定，朝纲存续的希望或许稍得安慰，士气也可在三鼓之后重新振作；这对于宗社和世道的关系，实在非常重大。” 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不必重复陈奏。有关部门知道。四川道御史曾应瑞上疏，论操练军队违反法令而发生变乱，阅看大臣用粉饰之辞掩盖罪责。疏中说：“南京兵部左侍郎岳元声，心术倾险，官品卑劣，只因为早先充当邪党的传递头目，忽然之间一年三次升迁。然而像养痈一样拖延时日，偶尔让他试用一次，便看见事情溃败。试按他奏疏所述的阅视情形，分明描绘出一片鼓噪喧闹的景象。陈师整军、训练诸军时，实际上怀有二心，瞪眼怒语、难以相处，事情开始求取祸患，计谋也已经败露。岳元声自知失职，却想把罪责完全推给去任官员。正因王象春奏疏中言语多有牵连，破绽立即显现；惊魂未定，言语支离，又有什么奇怪呢？”奉圣旨：岳元声一向谄媚邪党，突然越级升任枢臣副职，却又养痈遗患、治罪忠良，推卸罪责、窃取功劳，姑且准许回籍听候审查。王永光立即派人催促他到任，有关部门办理。十五日 山西道御史王际逵上疏，论元凶未除、根本未清。疏中说：“有勋阳巡抚毕茂康，是东林的高足，群党势力极盛；他曾极力上疏保荐李三才，也是拥戴李三才的人。凭借攀附钻营得力，接连位列美官。即使他任勋阳巡抚时，遵义何曾再次失陷，却因听见风声鹤唳便惊慌失措，仓促入朝报告，使满朝震惊迷惑。后来接连上报蜀中的声援奏疏来替自己解脱。开府官掌管什么职务，军情又是多么重大，胜负关系到一呼一吸之间，却昏昧糊涂到这种地步；仅此一事，他本应惭愧得无地自容，哪里还有脸面站在军民之上？即使因此责罚茂康、削职斥退他，料想他也一定服罪，不会再有其他辩词。又有原任吏部左侍郎李腾芳这个人，心如毒蛇，机心藏着狼虎。他被考察时，朝廷舆论都支持他；后来却极力主使诽谤，重新获得声誉，不到一年，突然越级升任少宰，不知究竟有什么神通。他最可鄙的地方，是任太常寺少卿时仍掌管司业，却突然夺取同官的印信，使人讥笑他如饥虎入市。等到他升任南京祭酒，又拿住国子监的印信，使人讥笑他成为‘南京祭酒兼管北司业’。而且他在家中公然淫乱，乡间指为奇丑；出卖朋友、休弃妻子，人伦都把他视为不祥，已经大大玷污了士大夫。” 至于他最令人惊异的地方，是母亲的讣告到了京城，他却迟迟隐匿不报；没有听说他钻营谋求枚卜，却过了很久才败露。这样的人难道还可以列入士大夫之林吗？应当立即削除他的名籍，以断绝他重新出仕的念头。奉圣旨：毕茂康依附党羽邪臣，凭借攀附巡抚，妄报军情，职责操守在哪里？李腾芳被考察后又起用，越级担任??斉佐铨，听闻丧事又加衔，这些做法出自什么典章？都着令削籍为民、当差服役，仍追夺诰命。二十四日

译山西道御史刘弘光上疏，直斥邪党的根源，并弹劾结党为邪的臣子。疏中说：“顾、李在同舟之中挑起争端，林、王则投机合为一体。朝野一同趋向西南，彼此袒护；又因为急于经营大拜之职，终于使旗鼓大张。当时甚至有‘先入关为王’的话。唉，做人臣子的，竟使人拥戴到这种地步！试问当时的情形，天日还有吗？听说有一两个孤立的英杰，不随波上下，却被人写信散布流言，巧妙地加以中伤。这次辛亥年考察，至今仍留下遗恨。于是嚣张凌辱更加严重，议论和颂扬越来越多。天下的事情从此还有谁真心挂念？这就是祸害的阶梯。后来正直之士相继出现，狐媚之风逐渐消退，邪党的首领也退居林下。谁料上天并未悔改所降的灾祸，邪焰又重新燃起。自赵南星等掌握事权以来，仍旧沿着旧巢寻找踪迹，假借起用废黜之人的洪恩，为私人树立旗帜，几乎一手遮天。难怪刚离开???署的程正已，便首先接受节钺；资历声望深厚的人，竟不敢同他争先后。最奇怪的是，改迁王?尊登上八座。上天也知道他的声望很轻、恶行已经显著，难道还敢萌生枚卜的妄想？只是因为他是党人的首领，不得不把他推上崇高位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如今科臣已经列出弹劾奏章，也已经准许他退休，似乎可以不再说什么了；但想到前任阁臣刘一燝、家臣周嘉谟，同出一个源头，同上一道疏???，刘一燝等已经受到明显斥责，而?却侥幸保全，难道不是党羽真的有九灵之护，罪魁却竟置之不问吗？大奸已经逃脱，群小仍然存在。像早已被公论抛弃的赵昌运，以及在门户中潦倒的彭遵古，既不是清白之人，只是玷污清班，也应当立即罢斥，以警戒官场邪恶。奉圣旨：王?、程正已、赵昌运、彭遵古潦倒依附门户、属于邪党，着令都削籍为民、当差服役，仍追夺诰命。二十五日 原任河南道御史、副使、致仕田一甲上疏，直陈自己当日的一番议论，以求圣上鉴察，并备作纂修史书之用。疏中说：“我曾上疏攻击孙玮，孙玮大概是门户的护法；曾弹劾李三才，李三才大概是门户的渠魁；曾弹劾涂一榛，涂一榛大概是门户的飞莺；曾弹劾李朴，李朴大概是门户的走狗。至于门户中那些满腹戈矛、到处施展蝎尾毒刺、全身披着鳞甲的人，整天都有拥护他们的符命。例如太常寺少卿胡忻，我曾弹劾他买通孙丕扬的李朴，孙丕扬看到偷窃名单，因此造成辛亥年考察，至今仍有遗议；我曾弹劾他与朱光祚彻夜相会，大大开启受贿端绪；又指责他骗取王元辅的资财，以及政史学迁之事的揭丑。这些罪状??娄??娄地点破，但还没有说尽其万分之一。当时我的奏疏一上，人人都替我担忧。幸蒙皇祖准许我回籍；然而奸邪谄媚之徒虽然一时被摈斥驱逐，我仍担心他们万一脱逃法网。如今正值纂修实录之时，像胡忻等这样最险恶、最横暴、最贪婪、最卑鄙的人，难道容许他们逃过史书一字的斧钺吗？”奉圣旨：“这份奏疏所说的事情，着令宣付史馆，按照事实记载。” 朱光祚早先与胡忻勾结收受贿赂，任新官后把所有事情都粉饰一番，完全没有实际政绩，着令削籍。田一甲一向正直明亮，长期滞留不得升迁，着令有关部门考察后升任京堂推用。二十八日 贵州道御史周维持上疏直斥贪污卑劣。疏中说：“冢臣崔景荣公正忠诚、端方明亮，朝廷内外都推重佩服；又得到清正的司官范景文、白储昭等共同勉励羔羊般的操守，一时之间铨政焕然更新。没想到范景文等离任后，竟有刘行义这样贪狠而不知羞耻的人，实在太令人惊讶。至于刘行义本人，暂且不论他的生平，只说他署理选官这一件事，就丧尽廉耻，把钱财看得像性命一样，占据要津进行垄断；上负圣主的简拔，下负堂官的委任，竟公然同他的同官王任杰大开贿赂之门，赃私狼藉，京城人士无不鄙视辱骂。他的亲侄和儿子现在还在宿娼滋事；他的族兄刘五改名张泽花，居中说事、转交银钱，有时寄放在手帕胡同的衙门，有时转放到山西厂真武庙，有时引本官亲自会见；会见时给他福建绢帽，假充光禄寺家人进入内宅当面交付。又有人说，王任杰署理选官时的种种污秽行状，都是刘行义在旁协助造成的。”奉圣旨：近来铨司常有邪党盘踞，所以升迁选任制度中，凡是堂官照顾不到的地方便容易生出事端。以后选择文选官员，务必清查甄别，不必拘泥资历。刘行义赃私狼藉，着令革去冠带，听候审查；王任杰准许闲住。○七月

译七月初一日 浙江道御史庄谦上疏说：仕途虽然逐渐肃清，邪党仍有许多隐匿的行状。疏中说：“南京刑部尚书胡应台，起初也浮泛地仰慕善类，归根到底却是一个察看风向、窥测气势的人。后来见党人势力强盛，便侧身其中，因此越级担任总督、巡抚、刑部尚书。历任官职中的恶劣行状，来不及一一列举。例如东粤沿海郡县，向来苦于澳夷为患，他却放纵其作奸，毒害地方，至今士民还对此咬牙切齿。”奉圣旨：胡应台依附勾结邪党，越级取得显贵厚禄，着令革职回籍。初十日 广西道御史刘廷佐上题说：直臣惨死，权宦逞志，应当堵塞这种内患。疏中说：“台省大小诸臣共同议论太监魏忠贤的罪恶，奏章充满公车。工部郎中万燝负责陵寝事务，按照职分进言，也并非分外之事。皇上如果因万燝攻击忠贤而恼怒，就罢斥万燝来发泄忠贤的愤怒，这还说得过去。为什么要因为忠贤而杖打万燝一百杖？皇上杖打万燝，还可以说得通；皇上为了忠贤而杖打万燝一百杖，就不可说了。忠贤得到皇上旨意而杖打万燝一百杖，更不可说了。忠贤得到皇上旨意，又命令群宦官、恶宦官从万燝住所把他捉到午门前，一路拳打脚踢，衣服破碎、皮肤破裂；还没有正式廷杖，他的魂魄已经先行游离，这尤其不可说了。唉！忠贤不顾皇上将成为怎样的君主，使皇上背负杀害直臣的名声，传给后世和夷狄，写入史册，成为皇上盛德的巨大污点。这种极恶大罪的浮现，超过二十四款罪状。皇上还可以继续亲信他、倚任他，而不赶快诛杀吗？忠贤既然得志，杖打了万燝；万燝的同僚王体干也想要得志，去杖打林汝翥。即使是不肖的读书识字之人，难道不知道普天下没有不是王土，君臣大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怎么敢做亡命之徒呢？” 他说，当时如果出去，就会被揪住头发、赤脚行走，拳脚一齐落下，身体没有一处完好，也会成为万燝的后继者；所以暗中逃避，自行拘系在苏州，请求抚臣邓渼先为他申明冤情，然后再回来等死。皇上的雷霆和雨露并行而不相悖，听到万燝死去，想来也会突然怜悯悲伤，想用抚恤来安慰他的忠魂，同时痛恨忠贤成为祸患的根源。奉圣旨：朕何曾不优待言官？只是因为皇子去世，小臣无端妄言，难道能不加意惩戒吗？林汝翥的事情也已经有旨意了，不得再来烦扰陈奏。有关部门知道。十三日 浙江巡按刘之待上疏说：已故元臣忠诚勤勉而令人怜悯，圣明君主的褒奖抚恤应当优厚。疏中说：“已故大学士朱国祚，器量高雅而镇定，虚心应对事务。殿试时策问应答，卓然是举世无双的国士；在军帐中讲论经义，确实是名贤中的第一人。主持文衡考试，使风云激荡，入选者都是合乎标准的英雄；参与讲席，阐发日月般的道理，一心以圣哲为取法。神宗特意选拔他，不只是感叹苏轼的奇才；今上颁诏任用他，也果然应验了齐贤留任宰相的旧事。偶然遭逢纷乱，国事在惊涛骇浪中仍不动摇；于是遇到英明圣主，使大明升上九天。因为他精诚忠心出于天性，淡泊自守出于本性，历经两三朝，节俭朴素始终如一。四十年宣扬谋略，忠心常常寄托于九天骏望；正当宏大的谋划尚未完成，应该立即端揆并进而成为擎天之柱，却没想到休假之后突然成为地上的神仙，即去世。查照祭葬、易名的典制，该县似乎有先朝故相申时行的先例，可以援用。此事由有关部门主持，恩典由朝廷荣宠。”奉圣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十四日 山东道御史邢绍德上奏说：君主圣明、时局清明，不应容取经营私利的党徒；志同道合者可以共事，难以容忍怀有二心的臣子。疏中说：“太仆寺卿韩策，有一件极为奇怪的事。韩策做小臣时，与谁相处，暂且不必详论；当他任山西左辖时，经过首藩、首臬等职位，却没有见到他整肃僚属、保持端贞操守，也不知道他怎样担任屏翰之职、保卫地方、承宣布政。乙卯年那场考试，他竟置百姓类别不问，只查问士人名籍，甚至想借提调之职充当监临，只急于照顾门生桃李，因而越权行事而不顾一切；这真是一大怪异。尤其还不止如此，他急于谋求仕进，转而精通经营旧日关系，欲望没有止境。不久又经营谋求起任山西左布政，难道是前一个背负罪恶而离去的人还没有到任，蒙面羞惭、内心有愧；如今攀援起用的人却已经扬眉吐气了吗？而且投机取巧的手段越来越熟练，内卿的荣耀也足以令人羡慕。不久又钻营推升为太仆寺正卿，却不实际体察牧养孳息的政务，反而在考察肥瘠虚耗之间粉饰自身，洗净肺肝也没有表现出奔走效力。总之，难道可以借助权要而不忌惮巧妙经营吗？可以从三处谋求功名，又有什么难以竭尽力量的？请将韩策立即罢斥，以警戒官场邪恶。”奉圣旨：韩策已经有旨处理，有关部门知道。十六日 山东道御史袁鲸上疏说：“东西各地骚动已有时日，环顾四方却没有人安定、攘除祸乱，难道不是因为招揽权力、培植党羽的风气酿成了颓废不振的局面吗？幸而皇上锐意廓清，并且彻底澄清。赵南星已经削职，难道还要替南星说话吗？引荐延揽他的人，韩策凭借外藩身份巧妙越级登上上卿之位，污秽已经在奏章中暴露。赵南星却曲意为他辩护，并且互相称为莫逆之交，还刻印散布在长安，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门客；难道他独自不惭愧地自我废弃吗？汪文言已经死了，与汪文言同宗共利的汪先岸，却占据清班，暗中滋长经营结交的根本；他既然已经典当自己，辜负了死党关系，仍然乘驿传游历，遍历各地。谁不是汪文言留下的贿赂之徒？难道还可以跻身冠裳之列吗？”奉圣旨。十八日 四川道御史倪文焕上疏说：上天启迪皇上，使京城内的奸党都被屏逐；然而他们像狐狸一样潜藏、像猛禽一样蛰伏，实际人数很多。今天是漏网之鱼，日后就会煽动毒害，颠覆政局。据臣所见所闻，还有这类人。原任兵部右侍郎李邦华，是东林党的得意门生，过去曾与李三才等人结为死党。辛亥年一次考察中，他倾害善良之人，使被禁锢在长林丰草中的人不知有多少，以至如今清流气馁，贞士寒心。当年号称“五鬼”之首，如今四鬼都逃窜了，只有一鬼仍能通行无阻，潜伏在草莽之间，这是人心尚未感到痛快的地方。况且李邦华的侄子李日宣，任御史时结党营私、残害正直之士。凡是邹元标等人所喜爱、加以亲近，或所厌恶、加以倾陷的人，都是李日宣暗中出谋划策；他在长安招摇过市，必定要等计谋办成后才慢慢出面。明年春天，他假装回避，而李邦华就来了。李邦华又与赵南星、魏大中等聚族密谋，计谋狡诈，心肠险恶，手段狠毒，善类又因此被清除一空。所以李邦华有李日宣，就像老虎添上翅膀。如今他们虽然偷偷苟延性命、蒙受余荫，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勾连南北、号召党徒，向长安传递消息，暗中施展翻云覆雨的手段呢？

译至于原任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起初任福州司理时便肆意伤害上官、倾陷同僚，几乎被吏部议罪。只是因为极力依附东林党，才得以升任吏部，并与魏大中结党结盟。他恨科臣朱童蒙上疏抗论邹元标讲学一事，便按惯例把朱童蒙调任苏松道。当时周顺昌居住在乡里，朱童蒙是他的管辖对象，于是便与魏大中南北联络，谋划如何除掉朱童蒙。他首先煽动乱民捏造诽谤揭帖，使朱童蒙不能安居其位而离去。况且去年汪文言救回南方客商，住在仪真时，曾驾一叶扁舟在姑苏阊门之间与周顺昌会面，谋划倾覆宰辅之路，往来文书迅速传到京城，彼此消息相通。后来汪文言被逮捕，周顺昌托人营救他的使者接连不断地在路上往来。即如近来又听说周顺昌在姑苏邀魏大中饮酒十日，魏大中把一个孙子托付给他，周顺昌则把女儿许配给魏大中的家人。他们这样做究竟想干什么？大概眼中已经没有皇上了。原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林枝桥，形貌平庸，毫无一件善行，只是依靠奸党奥援。有人说他的继子林尧世在正阳门外私藏魔观???银立票；有人说江东主簿赖乎崇托吴大房送银一千五百两，因此升任河阳知县。东林诸人，污秽的已经不堪听闻，奸诈的又如此深不可测；况且皇上常常准许科臣的请求，把邹元标等人讲学的书院改为褒忠祠，这本来已经大快人心了。如今匾额虽然更换，石碑却仍然竖立，难道不会迷惑人心，反而给假道学留下一个火种吗？奉圣旨：李邦华是东林党的得意门生，又与李三才结为死党；他和侄子李日宣共同施展狡计阴谋，倾害善类。周顺昌极力依附东林党，经营谋求进入吏部，贪婪横暴异常，又因仇恨驱逐朱童蒙，使其不能安居其位；他厚结汪文言，彼此消息相通，又与魏大中结党结盟；经过姑苏时逗留十日，把女儿许配给人，婚事中完全不知国法。林枝桥改调署理文选，只听说他收受贿赂；继子林尧世私藏魔观???银，卖官之事证据确凿。都着削去官籍，成为平民服役，仍追夺诰命。内中有赃私狼藉的，还着抚按提审追赃，充作军饷。他们私自创办的书院，匾额虽已拆去，碑记仍然存在，着礼部立即毁碎，回奏此事，以作为禁止徒众聚党之戒。十九日 贵州道御史张枢上疏说：宰相辅佐治理国家，责任并不轻；枚卜选取宰辅，途径应当扩大。臣愚见认为，卜选宰相时，官职不必齐备，关键在于人品；不必拘泥于资格，只看是否适当。因此，有司马耆英、潞公那样虽年高而精神矍铄的人，年高德劭者不可遗漏；也有年轻学士、黑头宰相，英俊奇妙的才俊也不可缺少。何况头发短的人未必心志不长久，贤明的谋略都可能出自元老；聪明敏捷的人可以期待成为王佐之才，怎么能说国家大业唯独吝惜于年轻人呢？所以为今天枚卜宰辅考虑，只论才干谋略，不拘泥于资历俸禄；只凭品德声望，不问年龄。老成之人有经世济民之才，即使年老行动迟缓，又何必嫌弃任用？过去的少年若具备辅弼宰相的器度，即使特别简拔，也不妨从各处访求。奉圣旨。二十日 陕西道御史石三畏上疏说：仕途中的沉冤应当洗雪，铨选授官应当公正。疏中说，原任兖州府知府孙朝肃，在妖贼发动骚乱时不顾身家性命，每天整治军事、振作军纪，设谋用间，贼人才被擒获；协助他共同抵御危难的白鲲，已经升任户部员外郎。原任同知白鲲，专门负责各门巡守，昼夜住宿在城头，箭石交加，近在眉睫；他的功劳都关系社稷，后世仍将依赖他的功业。魏光绪只是因为害怕而利用招抚的美名，几乎造成攻掠的实际灾祸，这怎么能够劝勉后来、激励众人的志气呢？至于原管九江钞关主事王行健被诬陷一事，仍有可以说明的地方。王行健是个痴直之人，自从管理仓库时不接受赵南星外甥减银、援绸的请求，就已经埋下祸根；后来又不依从王允成等人包揽关说，他们便捏造无中生有的事件弹劾王行健。王行健已经具文申辩，却被权党压制，不能上达。原任稽勋郎中章光岳，清廉耿介，颇有声望。邹维琏甘心依附传櫆，正逢传櫆丁忧，无法下手，便把怨气发泄到光岳身上，因为他是传櫆的姻亲，于是把光岳调任外地。原任天津道副使王弘祖，廉洁自持，明察以御下，正因为看到此事弊端很多，想要整顿纠正。等到他被属官唆使当权者驱逐并调任时，所有承受这种遭遇的人没有不安然接受的，而造成这种溃败的人却不能不忧惧。正值仕途清明之日，难道还可以再次出现这种昏暗蒙蔽的局面吗？奉圣旨。二十三日 原任御史康丕扬上疏说这是当今圣政焕然一新的大事。奉圣旨：康丕扬过去是沈一贯的鹰犬，邪曲谄媚、贪婪残酷，多次被列入弹劾章疏，已经受到考察处理；如今又借题发挥上疏，希望得到起用，着九卿、科道官员公正会同议论，参看核实，具奏。陕西道御史石三畏上疏说：为了提挈邪党的关键人物，明确黜免升迁的定案。疏中说：辛亥一案，祸端始于李三才结党；顾宪成操纵翻覆天下，王图谋求大拜，凭一纸伪书，使偏听、意气用事的孙丕扬受其影响，于是只手遮天，布下弥天大阵，彼此倾心依附。曹于汴因为能够串联胡忻，便拼死保护王元翰、王淑汴，掌握了定局。因此，即使已经升任常少也不顾，即使已经负责外察也不在意。汤兆京、王宗贤朋比为奸，当时正直之人如乔应甲、刘国缙，以及堂官王绍徽等，全都被驱逐殆尽；许弘纲刚想调停，便遭到排挤。徐兆魁多次上疏纠正，反而受到嘲弄。南方依靠丁宾、董可威等人主持，才不至于倾覆。幸而丁巳一案，有一世景仰、海内师表的李鋕、郑继芳在上主持衡量，徐绍吉、韩浚、赵士谔等贤臣在下分理，掌管南察的人又得到于纶等协助，全都称为公平允当，众多正直之士充满朝廷。一时宵小如“五鬼”等人抱头鼠窜。到了癸亥一案，他们从千方百计中拥戴一个穷凶极恶、罪恶滔天的大奸赵南星，拿贪污赃银收买人；在局外的人遥控权柄，局内的人不得参与，流毒播散，虐害四方，使天地日月都仿佛变黑。

译南察中陈升掌管王允成等人，私下谋划调任外地，却突然加以察处；一边涂抹，一边丛生荆棘，与王象春所操纵的局面发展到这种地步，正像病人的虚火焦灼，实在到了炫月?冥的极点。俗话说：“擒贼要先擒王，胁从者不治罪。”那么，对从前建立门户、鸣鼓张旗、把正人当草芥铲除的人，如果不明确正其罪，怎么能使那些尚未死去的奸谀之徒胆寒？况且正当枚卜阁臣、会推冢宰之时，如果不冷静看破，不用慧剑斩断，只按资历评论俸禄，万一党人逃窜混入，势必卷土重来，难道国家的祸患不令人寒心吗？奉圣旨：这本奏疏所参劾的邪党李三才、顾宪成、曹于汴等诸臣，已经去世的，着追夺诰命；现在在世的，着削籍为民服役，仍追夺诰命。那些坚持正道而遭受冤屈的人，酌情推举任用。有关部门知道。刑部等衙门太子太保、尚书等官李养正等上题，说明遵奉圣旨答复一事。福建司呈称：太仆寺少卿何栋如，起初授任湖广襄阳府推官，因为触犯税监，被逮捕并革职为民。天启元年辽阳失陷，承蒙皇恩起用何栋如，加升为太仆寺少卿，赞画并奉命招募。何栋如却不加节制，任凭尚未到任的官中军王国贤、陈万言等侵吞银两，因此被科道官员交章弹劾。等到巡关御史梁之栋上疏参劾送到部里，经查得何栋如招兵支销军饷一事，已经多次查核覆议。最初根据何栋如册报，领取银两一十八万六百七十七两二分，用去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两三钱一分六厘；两相比较，在原有军饷之外，何栋如还捐出家资多用一千三百七十六两有余。随后关、抚转交道员查听，多次驳回、多次查验，几经澄清淘汰。第一次驳查，减去皮甲、买马、聘请等项目，何栋如仍多支用了五十余两；第二次驳查，减去船价，何栋如又转而欠下四百二十九两有零。这并不是前后互相矛盾；细究何栋如为人，是热心而才疏，忘乎所以而行为放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八万一十五百三两〕 他结交别人、以施义举为名，有时损耗家产、散尽钱财；他豪爽行事、挥霍忘情，未???国士之用，本来并不是沾沾自喜地谋求充实自己的钱袋，但往往也滋生出滥用的弊端。如今只按法律论处，那么耗费在无用之处的，即使家中一贫如洗，也不能抵销；耗费在不合规矩之处的，即使是公帑中的一丝一毫，也应当补偿。除去木料价格抵还之外，还欠二百六十三两六钱有余，本应按类别追缴赔偿；并且既涉及赃款而定罪，就有难以逃脱戍边刑罚的罪责。至于逃亡后补募的人员，查验□北音者一千七百九十名，共冒领安家银二万五千六十两；逃走一名便再补募一名，所耗军饷更加加倍，而名义上说是浙江人，实际却不是浙江人，这与最初招募的意图不符。这不是何栋如一人所能周全处理的，而是郑??亟畧、家鸿儒两个头目分管的。这两名将领若按鼠雀侵盗财物之罪论处，则赃私还未清；若依牛羊刍牧之律，责任确有归属，应当分别在各人名下追缴逃兵所冒领的银两，归还官府。其他如奸棍唐一龙等人，借招募之名任意鲸吞，拿了许多钱却肆意逃脱，情状尤其可恶，法律难以宽宥。凡是□准许开销的款项，都算在何栋如名下。如今，下而原■〈马匡〉的人坐拥厚利，将要使自己落入奸人的圈套；应遵奉明旨，命抚按严加提拿，追究并依法治罪，使国法得以伸张，也让奸徒知道警戒。奉圣旨：何栋如，等追赃完毕后另行回奏，以凭发遣。郑??亟畧、宋鸿儒所领取的银两，都由何栋如发给，不得分作两件事办理；还着严加提拿，追究正法，以便结案。刑部等衙门太子太保、尚书等官李养正上题，说明奉旨指名答复一事。河南司呈称：詹事府主簿许念敬的供状称，原任吏部尚书、现奉旨削籍的赵南星，过去曾任汝宁府推官，与许念敬已故父亲举人许妥??是通家往来。天启三年七月，许念敬进京授职，恰逢赵南星升任吏部尚书，许念敬便想借宰相的名头谋求依靠、骗取财物，于是以旧日相识为名，投拜到赵南星门下。前情送到部里复核，查得许念敬把自己经营成谋利的场所，行迹接近权贵之家，拾取汪文言的残羹冷炙，任凭他颐指气使；又仰仗王锺庞的鼻息，只知道选择便利之处从中说情。即使是半道圣旨，也关系到官职名器，岂能任其滥用，何况以大量金钱作为公开行贿，更不应该沾染；他把言语当作兴风作浪的手段，自以为能使冷灶复燃，反复翻覆便能造成云雨，顿时使权贵势力遮蔽光明，难道不想想国家颁授爵位、俸禄的门户，岂能容许群小把它当作谋利营官的途径吗？他的伎俩不过是垂涎于从中窃取剩余的利益，他的猖狂恐怕会导致大权旁落。本应依照诈取财物的法律，处以流放刑罚。奉圣旨：许念敬，等追赃完毕后另行回奏，以凭发遣。《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实录》卷之十，记载天启五年八月至十二月。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编辑校正廪监生员方至。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八月

译天启五年八月初三日 南京浙江道御史李时馨上疏，直陈不可欺骗的道理，用来警醒怀有二心的大臣。疏中说：毛文龙的功劳在于擒获佟氏，而熊廷弼却仇视他，并且想用斧钺杀害他；刘一燝的罪过在于逼迫奴酋，而熊廷弼却依靠他，还曲意庇护他。把罪过当作功劳，把功劳当作罪过，史书多得写不完，只令人愤怒激越、无可奈何。这难道不是强词夺理、敢于自欺以混淆功罪，并且欺骗朝廷吗？陶朗先自任登州巡抚时，游士任何栋如任职募兵，怎么忍心把外府的脂膏和内帑的钱财，各自拿来满足他们盗窃侵吞的一念？那么审问盗贼的人应当先诛其心，追究赃物也应当计算确定其数量。这难道不是陶朗先等人自欺欺官，并且向上欺骗君父吗？红丸一事，罪责在于用药不慎，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推究到弑逆？以至于让先帝的心愿不能在宾天之日得到满足，又想把它同挺击的荒诞说法、移宫的线索并列，借此邀功、借此定策，更借此培植党羽？这样的是非能说已经清楚吗？然而直到今天才开始明白。这正是当初先欺骗自己的议论，用来欺骗皇上并欺骗天下后世。汪文言把那些因罪应受徒刑、流刑却可以趋附权势的人在其中颠倒混淆，而任用人员、施行政务只听信他的花言巧语；最先揭发汪文言奸恶的人正是传櫆。诽谤已经纷纷聚集，他害怕自己不能免罪。左光斗没有成为传櫆在吏部的孤忠之胆，反而先曲意施行庇护他的计策，那么趋附或回避能说是正当的吗？然而直到今天才开始纠正。这正是当初先欺骗自己的心术，用来欺骗皇上并暗中混淆国家大是非。初四日 南京浙江道御史罗万爵上疏，敬陈缜密谋划根本大计，以辅助中兴的盛运。自从甲子年水灾、饥荒等灾祸普遍发生，沟壑都被尸体填满；自从和巢盗贼兴起、抢掠成群，草野便受到警戒。自从喜好生事的熊明遇挟持闪烁不定的权术和智谋，盛气凌人令人难以忍受，台纲便衰坠；自从丘?小元包养祸患，炫弄卸责取巧的图谋，骄横放肆无法禁止，营政便松弛。自从京堂官员自陈之后，皇上严旨接连下达，南北先后如此，却形成不痛不痒的局面，最终交给那些不闻不问的人情处理。若不是皇上立即斥逐险恶之人，召起年高德重者，使他们在留台总理纲纪、在司马之职重新整顿军务，事情恐怕有不忍说的后果。臣希望皇上深思国家根本，询问灾民中遗留下来的孤儿寡妇：水旱灾害造成的荒歉，应采取什么救济政策？询问京畿重地：整顿军容、严格考核军队，应有什么办法？询问高皇帝时期：百官勤于抚恤百姓、炫耀武威，有什么制度？臣认为，奖赏廉洁、整饬法纪，是平息盗乱、奠定根基的关键。至于应天府府丞陈一元、南京光禄寺少卿谈锴这两个人：对于陈一元，人人早已知道他护持法纪；对于谈锴，臣只是想考察他的平生。然而陈一元却逃往武林，为什么不剥夺他的京兆官服官籍，长期留下这个被暂借的职位？谈锴则在菟裘匡彝，为什么竟敢逍遥度日，巧妙隐瞒自陈之事？奉圣旨。江西道御史安伸上疏说：欣逢圣治更新，谨陈愚见一得。又想到像邵辅忠这样揭发奸恶的大臣，不可长久埋没在长林之中；又像田生金这样善于结交匪类的大臣，不可长久处在显贵职位上。汪文言本来就是邵辅忠所揭发的汪守泰。在邵辅忠那里，是揭发他的奸恶，以铲除盘踞聚集的奸党；在田生金那里，却把他比作匪类，把毛里沐猴推在首位。这两人的贤能与不肖究竟怎样呢？揭发奸恶的人因为没有多少人附和，便断送了直上云霄的仕途梦想；结交匪类的人却因众人扶持而留恋冏寺的职位，这也是清明朝廷的不平之事。所以特意指出，等待皇上明断。奉圣旨：马如龙已经准许策励，不必苛刻追求；关门不许???降已???者，酌量分散安置，不许聚集滋生奸乱。当今百姓贫困、财力耗尽，又遇水涝和旱灾相继发生，全靠抚按督促各级官员，及时安抚安置。贪污浑浊已经成风，长久以来难以改变，内外臣工要赶紧图谋磨砺自己，朕也乐意共同革新。徐缙芳、袁世振的赃私很多，为什么还没有结案？着有关抚按严加追缴。助工李扑于玉立，有什么功劳、什么操守，死后还滥加赠官？一并追究收回。邵辅忠首先揭发大奸，田生金结交匪类，应当受到什么处分？交吏部办理，迅速议定后呈报。初八日 巡视中城兵马司御史张讷上疏说，书院既已改为忠臣祠，应当通行天下全部拆毁。奉圣旨：书院改作忠臣祠，已经有旨令议定办法；中城兵马司坊官立即把首善书院的匾额、对联拆下，将碑石毁碎；大小房间逐一封锁，责令总甲等人看守，等待有关部门回奏。至于应入祠的忠臣人数、改建祠庙的规制以及请赐祠额，等有关部门依题办理。臣私下查得，书院的房屋土地原是中城大时雍坊的官房，先前宪臣邹元标、冯从吾聚集徒众讲学，占作书院；又聚敛三厅十三道的公费银二百余两建造，据辅叶向高碑文所记，正值广宁失陷之后、川贵告变开始之时，也是山东妖寇猖獗作乱之际。皇上忧虑，臣下受辱，稍有血性的人都应当想到卧薪尝胆、拯救将要沉溺和焚烧的国家；可是他们却昂首阔步，建立门户、划分派别，占据都城要害之地，悬挂高大标榜，征集文章刻在石上，俨然把自己与孔子、孟子相提并论。他们不切实际地谈论废事，对国难置若罔闻，在内外局势危急、众人惶惶不安之时，还夸夸其谈、冷眼旁观，其中幸灾乐祸的意味很多；这也是无父无君到了极点。幸亏有谏官诸臣，如朱童蒙、郭久厚、郭兴治，公开直言极力排斥党魁，使其解散；但三位大臣随即遭祸，他们结连的势力和党羽的繁多，已经布满重要地区。从此以后，他们盘踞聚合，私下交结，掌握考察任免，把持重要职位，任意攫取利益，而这一切都以书院作为招聚徒众的地方。考察天下书院，最兴盛的有四处：东林、关中、江右、徽州，并不少了。然而这些人认为，分散在民间不如聚集在朝廷，可以击鼓登坛，任意号召，所以实际上逼近这里，与皇上争夺统一大权。幸而如今皇纲大振，圣明照临天下，得以斥逐邪党、禁止私门；臣内心仍有感慨，不敢不将此事上报。如今的邪党虽被斥逐，但南北各处的党魁仍彼此顽固扶持，如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三大头目，仍不知羞耻。东林书院由来已久，是李三才聚集东南财赋、竭尽百姓膏血为之修建的，良田美宅价值不下数十万金。孙慎行、高攀龙等人盘踞其中，结交要津、收受贿赂、营谋私利，都是这些人的事。比如租佃户高转逊编朴千余人，一向强硬拒不缴纳租赋，近来又借口灾伤拖欠，欠得更多。

译有关官员不敢过问。辛酉年乡试中，他们贿买举人，用《洪范》文字暗中传递关节，而顾氏、高氏的子弟却并列在贤书之中；如果这样都可以做，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呢？关中书院原本是监税梁永设置的私宅。梁永撤职后，冯从吾占作书院，并把梁永侵占的官地、民田共一千三百余亩全部卷走。如同河东巡盐按例不得进入陕西城，昨天却有人借会讲之名进入，长宁两县耗费达到二千余金，道路上怨声四起。徽州书院则都是富家巨商奔走聚集、供给钱财，费用更多达巨万，并由余懋衡主持。近年来郑三俊、毕懋良等人升迁进入高位，都从中得到助力。至于江右书院，历史更久，原本是理学一???清议的发源地；自从邹元标出山失意，反而借助东林的声势，依靠西北方面的援引。刘一燝掌权误国，搅乱政局而不能澄清，党羽也稍有涣散。书院虽然有几处，但脉络总归是一条，南北相距不知几千里，却能兴云吐雾，尺泽也可以行天。他们的成员除缙绅外，还有武官、举监、生员、儒士、吏员、星相家、山人、商贾、各类技艺之人，甚至亡命罪徒，无所不有；他们所做的事，则有遥控朝廷、掣肘边镇、把持有司、武断乡曲，无所不为。凡是朝廷内的弹劾章疏、建言，朝廷外的举荐、条陈、书信、揭帖、公文，机密重大之事以及词讼细故，没有什么不加以关说的。几年来，百姓不能安居，边疆不能安宁，朝廷不能任用正人，也不能接受有益的嘉言，难道不是这些人的祸害吗？而且还不只是这样，他们巧借重大题目，每天用来钳制舆论，使善类清除一空，如“指击指”、红丸、移宫等事，竟敢挑起宫闱争端，首先制造大难；一时聚众争辩、反复翻腾，请世界直豪两庙以不白而损害皇上的孝思。如今虽然已经改正实录，应该传布给史官；但当日礼部卿官滔滔数千言，污蔑先朝，难道可以置之不问吗？奉圣旨：这座都城书院改作忠臣祠，早已有旨令议定办法，至今却还没有具文回复。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一切书院，全都着拆毁；一概将田土房屋估价变卖，催促解送所得钱款以助工程。本疏中列名的邹元标，年轻时享有忠臣声名，出山后却失意；他本人虽早已死去，但巨奸依势而为的恶行仍然存在，着削籍，并追夺诰命。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名义上借助理学，行为却与市井之人没有不同：有的通过关节而居之不疑，有的亲自窝藏罪犯却厚颜无耻，甚至假借神仙之说迷惑世人，吞噬谋害孤弱。读到这里，今天的人都会指责发怒。这三个人都着削籍为民，仍追夺诰命。郑三俊、毕懋良依附腥膻、追逐污秽，附和同党共同上疏，暂且准许保留冠带。关闭河东巡盐御史衙门；他既然按例不得进入陕西，却独自借会讲之名进入，浪费公私财物。等他回道后，特交都察院考察弹劾，以示惩处。初十日 江西道御史徐扬先上疏说：为世道庆幸，如今正值清明之时，铨选部门仍有奸人残留。疏中说：臣过去在朝班中，遇到凶恶之人魏大中包藏祸心，借考选之机钻营。臣一见便嫉恨他，所以他刚进入科道，臣就上疏首先弹劾。后来竟然不幸被臣说中了。自从这份疏上奏后，群小都侧目而视，天天想着加害臣。等到臣屡次感慨时事不平，争论大奸重新被任用，触犯的忌讳就更深；外任期满回来后，又多次显露杀机。赵南星就是把魏大中当作鹰犬使用的人。吏部司官谢上选，生来一副鬼相，平素也有鬼心，从南京户部骤然调动，未听说有什么众望。他奉党人为盟主，艳羡其多金，于是按例调转就更改。到了八月初，手忙脚乱地更换姓名，缮写奏疏时完全不顾天日。资历俸禄不按外升办理，实际上却是外降；官阶大多足以败坏他人前程，只想取媚于人。冰山既然倒塌，推卸罪责唯恐落后。一会儿说是赵南星命令推举的，一会儿又说是袁化中命令更改的。他们不想想，堂官肩负铨衡之责，怎么可以这样听从他人、奉行命令、供其驱使呢？奉旨：交吏部酌情议定，具文回复。十二日 江西道御史安伸上疏说，冏臣蔑视圣旨、任意妄断，口舌横行而暗藏锋芒。疏中说：田生金被袁化中弹劾，反而上疏弹劾田生金，这是偏袒门户的人。门户中有超过刘一燝、孙慎行的吗？又有超过左光斗、冯从吾的吗？臣用三份疏章弹劾刘一燝，用一份疏章驳斥孙慎行，天下的大根本就已经确定了。臣说了一句直话，深深触怒左光斗，公道却没有得到彰明；一份疏章又深深触犯冯从吾，叶向高于是杀人以媚人，而以严厉执行廷杖加以斥责，难道还说臣不是因为触犯邪恶而被罢黜吗？至于赐环复职的恩典，出于皇上的特别恩意，即使臣不敢奢望达到李嵩、徐扬先等人的万分之一，但田生金乞怜、同籍、向乡绅献媚的姿态，已经够可鄙了。奉圣旨：传谕内阁。圣谕说：朕自去年以来，屏逐凶恶邪党，廓清朝廷，励精图治，诚心希望中兴。想到国运艰难，怜悯百姓日益困窘，朕早起晚睡，忧心劳神。然而东部大臣没有人肯替朕分担谋划、共同忧虑；况且军队告急缺饷，应当斟酌采取什么办法？疆场还未安宁，应当采取什么安攘策略？至于杨涟、左光斗等人参与移宫一事，都是先帝深谋远虑，却把朕陷于不孝。

译又如熊廷弼丧失辽东、使国家受辱一案，即使把他寸斩也仍有余罪；而杨涟、左光斗等人各自收受他的重贿，工?竟然还设法求得文书为此事脱罪，这都是天地所不能容忍、人臣所切齿痛恨的。即使五刑也不足以伸张法纪，九死也不足以抵尽他们的罪过，应当陈尸于市朝，以彰明法典。可是朝中大臣贪图俸禄、豢养交结，徇私避祸，只顾子孙的打算，不谋求社稷安定。朕正遵循旧有章法，他们却说朝政日益混乱；朕正以尧舜为法，他们却说远远不能相比。以至于言路各官迎合风气、窥望圣旨，闭口结舌，没有人敢于直言指斥他们的罪过，国家培养士人，究竟还能依靠什么呢？你们可以传示内外大小官员，从今以后务必改过自新，共同维护国家大是非，扫清门户，专心致力于边疆。以后如果再有人暗怀观望，暗中玩弄机关，或者巧借题目借机报仇，或者捏造流言妄图翻案，朕将按照祖宗所立的江牌，统统以说谎欺骗的罪名治罪，绝不食言。杨涟、左光斗等三人，活着是贪婪卑贱之人，死后是对君主不忠的叛逆鬼魂。如今他们虽在狱中，身体已经死去，但残害忠良、同恶相济的人还在；等追赃完毕后，写明判决文书，公布他们的罪状，传告远近，载入史册，垂示后世，作为万世人臣不忠的鉴戒。特此谕示。广东道御史陈世俊上题：危急边疆不能容有喧嚣之兵，重臣不能离开重要地区。疏中说：入春以来，枢辅出关，请求军饷、请求军队，边疆事务逐渐涉及锦州、义州，广宁已经在望。臣认为，枢辅巡行时，自己身为前锋，谁来担任中军，谁来巩固后方并推动军务？马世龙长久以来骄纵贪婪，志得意满地安坐堂上，只听说他招权纳贿、攫取利益；如今枢辅又以军饷问题向他发出喧嚣的告急。马世龙最终因屡次奉旨策励而被留任。军队已经饥饿，六月发放军饷的解送究竟怎么办？军队既然饥饿又喧闹，几年来的训练整饬又有什么意义？而且他又在枢辅出关以后、巡历北方之时制造喧闹，也不能只用军饷来安抚。这时枢辅若用军法惩治他，恐怕逼他铤而走险、冲破约束；若羁縻安抚他，又担心养成祸患。今天巡视中前，明天巡视宁远，后天巡视锦州、义州。枢辅固然为国忘身，但此时又有奴酋将兴兵十万的报告，有移镇沈阳的报告，有暗中联结西虏的报告，有渡河向西侵犯的报告。万一乘隙袭击，如旅顺的旧事，饥饿而呼喊军饷的士兵，能列成山一样的阵势吗？进退无所凭据，能整顿出细柳营那样的军营吗？万一敌人资助我方粮食、断绝我方归路，或者长驱直入叩关，或者从喜峰口取得道路，枢辅、关抚能够整顿军队抵御吗？关内的将领能够坚守营垒等待援军吗？骄纵、懦弱、贪婪而无能的马世龙，能够统率游荡的棍徒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吗？考虑到这些，枢辅难道可以离开关隘一天吗？皇上应迅速议论枢辅，限定日期入关料理秋防；并严令枢辅、督抚、道员、镇守等大臣，务必协同用力、同心和衷，共同发誓履行人臣之义。马世龙应迅速议定替代的偏将，一并策励。奉圣旨。十七日 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李养正等谨题：贪官触犯法律，谁能替君主假借军饷？据贵州司呈称：高阳县知县唐绍尧横暴放纵，动辄违法。有本县居民冉世魁，是已故冉太监的亲侄子，现任鸿胪寺序班，告假回籍。唐绍尧常常借取他的杯盘银器使用，又命在官快手郭君枉向他借银一千两，未能如愿，便怀恨在心。天启四年二月，有在官生员冉东星，是冉世魁的族弟；又有冉应期，是冉世魁的族侄。两人一向贪图冉太监的财产，与冉世魁不和。等到冉东星捏造争夺财产、驱打尊长的情节，具状告到县里，唐绍尧见到状词，想发泄先前的怨愤，便准许差遣快手郭君柱拘拿冉世魁及其儿子、监生冉历甲到县，以卑幼欺凌殴打尊长论处；把冉应甲责打十板，暂时保释在外。唐绍尧暗中派人索要重金以及珠玉奇物，才肯释放，事情就是这样。查得高阳县知县唐绍尧冥顽不灵，任性妄为，审判定罪不合法，操纵案件似乎另有私图，任意播弄刑威福祸。因此权力旁落，最可惜的是：他作为龙飞首科所??宋之士，又是身在京畿千里之内的近臣，却没有听说有仁爱之行，白白辜负牧民之托；既然科举名声有污点，哪里还谈得上为军国效力。依照法律正法，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奉圣旨。十八日 尚书臣李养正等上题，说明缉拿罪犯一事。山东清吏司呈称：本部解送到案的犯人蒋应旸，越过关隘来到京城，通过关系由兵部考取为将材，咨送辽东，投入原任经略熊廷弼部下；后来又擅自逃到京城，拿着一张监票，假充熊廷弼的家人，托人买?，以虚假情由常到刑部监狱探望；还搜出写有尺?田?图样一份、妖书一本等情。查得蒋应旸老奸巨猾，起初便通过关系投到熊廷弼门下，巧妙施展机关，结下知遇之谊；等广宁失败后，便潜伏在京城，诡秘手段很多。札付、执照算是什么东西？种种私藏，只借口说是旧纸，实际上却是奸诈地盗取官府名器。弓、马、枪、刀又是什么器具？他时时操练这些假身武艺，难道不是更加证明其欺诈伪装吗？犯官在禁，竟敢援引亲人入视的例子，带着他的儿子往来；又偷偷携带短刀，敢在贯城肃法的场所放纵出入，轻视禁令，私自藏身进出，按丧失土地的罪名已经明确，属于不可赦免；而蒋应旸又是熊廷弼的爪牙，搜出的各类书籍已经不是用来豢养交结的问题，妖图尤其属于咨送兵部、准备不时之用的物品；鼓铸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的铁钱，怎么可以流通使用？邵辅忠等人已有旨起用，亓诗教等臣，着有关部门酌情议定，具文回复。八月不必举行考选，着遵旨施行；边疆官吏如果确实能够称职，应当加衔并长期任用。二十九日

译河南道掌道事务御史李嵩上疏说：小人的手段，暂时困窘君子的任用，尚未追究。疏中说：宰亥之役中，宋一桂首先冲击凶锋，奋力攻破日?皮局，筋骨高耸如千寻之山、躯干坚硬如铁，却最终未能免遭朱光称的毒手；还让他在冷僻官署中空守奇才之名，把高雅的声韵埋没在幽岩之下，这哪里合乎人情？牟志夔在奏疏中刻写“光禄狡猾”四字，为什么深深触犯忌讳，竟暗中指使私人，终于按照考察条例排斥他？但顾其仁的英明谋略和长远考虑，本来不可缺少；蜀地祸乱仓促，他倡议募集义兵，歼灭伏兵于城下，按臣温白?亲手拟写疏文推荐，完全可以看出他的功绩。只是他沉迷读书成癖，藏书几乎堆满屋宇，出都时带着许多书箱，以致增加了锦衣卫等方面的负担，这也是人们不满的地方。亓诗教意气用事，自负旧资格，不免有棱角；确实有人说他多刚愎而少宽容，但他有扭转狂澜的定力，文章雄健，能够驱逐鬼魅；在议论纷扰之日，正是直言激切、忠诚正直的谋略。道员李养质凭四十年甲榜资历，是梧木?夜旧臣，历经冲塞，劳苦功高，这本来是万世公论。因此，接连有人把奏疏递上，揭发盗用皇木一案，使李三才痛恨而暗中排斥，十多年后才被起用到秦边；如今计算俸劳又过了一年，王兵以文书证明他的劳绩，难道不应当优先提升他吗？奉圣旨。奉圣旨。○九月 九月初七日 湖广道监察御史贾継春上奏说：逆臣既已伏法，但不可赦免的罪行尚未彰明，借题发挥的奸谋应当揭破。恳请皇上早日定下判词，向内外宣布，使天下人免于听闻混乱，也使万世史册光明。回想先帝升遐时，皇上以太子身份继承大位，康妃自然应当避开正殿而居于侧室，何必还要移宫？只是王安怀有报复旧怨之意，倡议移宫，又亲手把揭帖交给杨涟、左光斗等人，于是他们昧着良心说谎，甚至说出垂帘听政之类的话，竟敢借此侮辱先帝、欺骗皇上，罪行已经不容诛戮了。王安明知皇上当时在慈庆宫，却蒙蔽圣听，假传命令，立即驱逐康妃，引起众人喧闹殴打抢掠。杨涟等又在宫门辱骂叫嚣，在大内挥臂咆哮，使康妃和皇妹踉跄步行，备受惨辱。从前首先发难、怀着孤愤之心，难道曾经与杨涟等人有何仇怨吗？可是杨涟等人一定要先置其于死地，后来又设法加以禁锢。幸亏圣明如日，逮捕了杨涟等人。如今杨涟、左光斗以及魏大中都已死于狱中，而黄克???、范济世、徐大化、高弘图、张论、徐景濂、王志道、周昌晋等人，前后坚持正义、毫不阿附，互相揭发说明了这些事情。中天科臣霍维华又上了《三朝慈孝疏》，臣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臣又想到，杨涟等人应死的罪行，没有比结交王安、毁谤诬陷先帝、损害皇上圣德、逼辱康妃更严重的；至于夹持皇八公主并受贿，还是较小的罪，追赃也只是余罪。去年科臣传櫆、流发、汪文言、左光斗等人朋比为奸、扰乱政事，即使没有提到杨涟，杨涟也在其中。杨涟、汪文言、左光斗、魏大中四个人，实际上是一人；四颗心，实际上是一条心。杨涟见汪文言被捕，知道左光斗、魏大中必然不能幸免，自己也不能幸免，于是先发制人，策划遮掩，而左光斗等人实际主持其事，因此弹劾内臣的奏疏紧急上呈。弹劾内臣只是他们借用的题目，杨涟却并不是适合弹劾的人。况且当他们弹劾汪文言、左光斗等人时，事情即将败露，已经心神悖乱、魂魄惊惧，正是手忙脚乱而不自知。然而杨涟等人依附王安、得罪先帝，罪恶重大；如果只因纳贿追赃而处死，那么他们应死的罪行仍未彰明。正如近日圣谕所说的“定爰书，布中外，昭史册”，实在不应拖延一日；判词一定要使天下万世都明白，杨涟等结党、纳贿的罪固然重大，而移宫犯上的罪更加重大。要使朝廷明白昭示天下万世：杨

译涟等人虽然因结党受贿而令人愤怒，但更令人痛恨的是他们不守人臣之道、没有人臣的礼法。这样，天下万世才会明白，皇上诛杀的不过是四名凶徒，更能显出皇上具有尧舜之仁，生杀处分都准依五刑，从而彰明皋陶的法度。恳请敕令有关部门，把移宫事件的始末，以及臣等奏疏揭帖中所揭发的罪行，冠以圣谕，刊刻成书，颁发给各官以及郡邑学校，使没有人不明白；这样，我皇上数年来的心事，也就能够畅然舒展，在二祖十宗面前有所交代了。奉圣旨：先帝升遐，朕继承帝位，父子承继，正统相传，臣子有什么资格居功？杨涟、左光斗却妄想争定策之功，串通王安，倡议移宫，捏造垂帘听政等话。王安奸恶异常，乘机报复旧怨，内外交结，党羽众多、势力强大，不让康妃从容奉旨，反而逼迫她踉跄出宫。先帝遗体尚未冷，遗言仍在耳边；杨涟等人即使有权势，毕竟也是人臣，却抛弃礼法、忘却君主，违背义理，行事不道，竟到了这种地步。若不是贾継春等人在前面上疏揭发、明确斥责，使上天启发朕心，后来又使朕警醒补救，朕将始终受到蒙蔽，恩礼有所亏欠，也就不能对皇考做到纯粹的孝道了。即使把杨涟、左光斗等人碎尸万段，又怎么能挽救礼法之事？何况他们还与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相结盟，招揽权力、接受贿赂，欺瞒皇上、营私舞弊；熊廷弼败坏封疆的铁案已经确定，他们仍贪图重贿，极力为他开脱，托汪文言在宫内探听消息，暗中操弄机关，到处树立私党，又布置在各处津要，败坏法纪。等到汪文言事情败露，奸谋全部暴露，他们自知理亏，便巧妙更换题目来掩盖罪行，剪除所忌惮的人，肆意施展凶恶；他们相信世人会被诬陷蒙蔽，却不知越想掩盖越暴露。朕想到这些，深感痛恨，已经把熊廷弼处决，并传示九边。杨涟等人虽然已经追赃、死于狱中，但顾大章是同恶之人，应立即送交法司，把前后事情逐一审查，取得供词，从重拟定罪名，限十日审结，仍送镇抚司追赃。爰书完成后，依照这份旨意，将诸奸罪状以及守正诸臣历来的奏疏揭帖和近日屡次明旨，都交史臣编辑成书，颁告天下，垂示后世，彰明朕的孝思；应据实直书，不得回护，使善恶邪正如日星般分明，也使党羽不能借文饰奸、混淆是非、惑乱众人。至于那些传记、小说，就令礼部通知抚按等官严加禁止。从今以后，除非有部文，不许擅自刊刻书籍；违犯者，交缉事衙门缉拿。有关衙门查获后，以妖言惑众之罪论处，绝不宽饶。初九日。辽东山海关等处巡抚、副都御史臣喻安性谨奏：哨将巡河陷没、大将调度失宜一事。臣先前在右屯时，前锋营副总兵鲁之甲、左辅参将李承先拜见臣于搨，说前锋各将应当按惯例向东巡哨，便可以接应渡过辽河的人；而且贼军有从张义站向西来的消息，应当从柳河口牵制。臣在病中只以旧约告诫他们，总兵官马世龙来后，臣仍这样告诫。忽然在二十九日，前锋都司吕应蛟口头报告，鲁之甲、李承先在二十五日抵达柳河，派人渡河探听消息；二十六日发生了……事情的险恶难测，即使有横谋窥伺，也未曾亲眼看见明确的逆谋。那些接受、授予谶书的人，谁能曲意宽宥？兴废变化画在纸上，变幻全在笔端。自古以来，流弊和蠹害国家的祸患都由细微处开始，所以惑世诬民的刑罚必须及早从严。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经拟定大辟；此外，蒋应阳照样编造妖书、散布传言惑众，依法斩首。奉圣旨：熊廷弼败坏封疆的铁案已经确定，法网难逃。蒋应阳私交亲昵、凶恶已极，听凭指使，竟在牢狱中手持刀刃公然行凶，私下接受妖书，图谋不轨，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蒋应阳审讯属实后，立即会同官员处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二十五日。

译内阁传出圣谕：朕自登基以来，日夜兢兢业业，思图恢复祖宗的封疆，奉行祖宗的法度。朕对二三位大臣以及百官反复申令，已经十分恳切。自从逆奴入侵辽左、实行戒严以来，我朝祖宗特意从田野间起用熊廷弼，授予他经略之职，赐给尚方剑，又赐蟒袍玉带，宠信达于人臣之极，按义理应当尽心竭力。熊廷弼却欺负朕刚即位，开始时便推脱疾病、卸下责任，推荐袁应泰，结果辽阳失陷；后来又刚愎不仁，望见敌军声势便先行逃跑，导致河西失守。当时不知耗费了国家几百万金钱，丧失军民几百万性命。征调西蜀兵马，西蜀便发生变乱；听到山东有风声，山东便发生动乱。如今黔中还危险未安，他的罪行可谓难以一一列举。等到法律已经无法逃避，他又想尽办法钻营求脱。更有周朝瑞十日内上四道奏疏为他营救，顾大章妄称其罪情可矜，又托奸徒汪文言在内探听消息，出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的门下，嘱咐他们写遗书请求宽解。这些奸人所受贿赂动辄数万、数十万，又哪里还会过问祖宗的疆土和法度？朕深感痛恨，已经把杨涟等人交付法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前些日子八月二十三日，文华殿日讲结束后，卿等五名官员当面献上一册刊行的、有图像的《辽东传》，从袖中取出，并共同奏称：“这是熊廷弼所作，掩饰罪过、夸张取巧，企图脱罪。”朕亲自阅看后，怒发冲冠、咬牙切齿。这大概是因为熊廷弼的奸谋不能在朝廷施行，如今又敢在民间以流言惑众；况且他心怀不轨，辱国丧师，罪恶满贯，罪不可赦，又刊书惑众，情理更加难容。何况言官郭与治、门克新、石三畏、周洪谟等已经多次在奏章中揭露弹劾，反复加以抨击，甚至请求施以两观之诛，希望能大快万民之愤。卿等已经拟好圣谕送来，其中充分体现了献书的忠诚恳切之意，朕十分赞许。卿等立即传示刑部等衙门处决，以此作为人臣辱国偷生、欺瞒皇上而不忠者的警戒。特此谕示。二十七日。福建道御史蔡国用上奏说：眼看当前时局，臣忧虑不胜。自从东林门户兴起，臣子的全部精神都用在争论口舌上，谁还替皇上考虑封疆之事？三十年来始终与门户相始终的，有旧辅臣叶向高；若他能竭力救援、作证，怎么会使祸患严重到这种地步？他不但不能救援，反而树立旗帜以聚集门户势力，又把衣钵传下去以增强其后继力量，那么还要这样的辅相做什么？自赵南星掌握权力以来，于是设置五个陷阱来陷害贤者：攻击李三才的，定为辨；挺击案的，定为驳；移宫案的，定为破；红丸案的，定为纠；熊经略案的，定为兹。虽然后来逐渐起用了一些人，但被沉抑的人仍然很多，哪里敢逐一列举，以免被说成借机邀恩？至于无故受到考察斥退而尚未昭雪的，如开诗教、赵兴邦、李征仪等；已经奉旨起用但题请迟迟没有结果的，如邵辅忠、姚宗文等；受到无根据的排挤而为公论共同惋惜的，如章光岳、涂国鼎等。由此推论，应当搜求、招致的英才还有多少！新任宰辅若能公正无私，兼有才干；选出的郎官若清廉耿介、深沉细致，一定能够用心推求，多方延揽，把人才聚集并提升，使其足以胜过群邪。臣的同官石三畏论述枚卜的一道奏疏中，有“守正而受屈者，酌量提升任用”的旨意，可见皇上不愿在盛世禁锢人才。承担统筹、均衡之责的人，怎么能不急切地体察圣意，却把这事平常看待呢？奉圣旨：辅臣以救时济事为一项职责。朝政虽然已经清明，还应仔细考察调停，并纠正根本源头。逆酋尚未消灭，枢辅长期劳苦，能够担任经略的人才，确实应当预先储备。选将不拘泥于将门，也不限定各督抚官员；要尽心访察，有智勇兼备的人，七日之内以渔船七只发往辽地。人约百名，都是在耀州盐场归正的人。马世龙抵达河边，鲁之甲没有等候兵船，只用七只渔船往来渡人。到二十八日早晨，调渡两营炮手，在东岸扎营，以防贼军追击。忽然有约百名贼军放箭，李承先当时正在船上的兵中；那时鲁之甲、李承先两将的火炮尚未准备好，贼军突然掩袭进攻。鲁之甲登上竹筏，仰天自恨，投水而死。李承先下落不明。鲁之甲、李承先是臣任用的前锋将领。李承先原本不想出行，是鲁之甲强迫他；结果既害死自己，又害死同列将领，还使许多士兵丧命，已经没有什么可责问的了。只是马世龙是臣任用的大将。三年间本来相安无事，却突然发生兵陷将没，显然是军心士气全都消散，调发失措，以至号令不能执行。既然如此，前锋将领为什么不能按期前进？水营的船为什么迟到不来？这样看来，兵士和将领的陷没，就是马世龙导致的陷没。只是前锋锐气受挫，几乎全军覆没，后来还要重新振作。马世龙虽然是负责封疆的臣子，怎么能逃脱责任？奉圣旨：马世龙轻率进兵、丧失军队，罪责无法逃脱。喻安性与他共同负责封疆，怎么能推说不知道？暂且令他自我策励、继续供职，尽心防御，等查勘清楚后再处分。兵部知道。十五日。云南道御史卓迈上奏说：对于巨奸施以典刑，既然已经端正忠邪的品流，就应当分别处理。自从熊廷弼凭借奸邪的心肠和刚愎的性情掌权以来，当他声势正盛时，三处经营退路，众多党羽作为辅助。上疏推荐他的有周朝瑞等人，但不止周朝瑞；与他结交的有杨涟，但不止杨涟；攻击、诋毁、参劾他的有姚宗文、冯三元等，但也不止姚宗文、冯三元。那些推荐熊廷弼而尚未完全伏法的，有杨寉、江秉谦、夏之令；这些人在当时争相发言，不怕被讥为鹰犬，如今却像大鱼漏网一样，难道不应作为潜伏祸患的警戒吗？那些排斥熊廷弼而尚未得到推补的，有苏琰、余合中、林一柱；这些人在当时慷慨持论，不怕进行殿廷争辩，如今仍像明珠沉入海边，难道不应逐渐使其显达吗？臣私下认为，熊廷弼没有死时，同类臣子的升降还可以说悬而未决；熊廷弼死了，那么袒护熊廷弼的人，难道还可以姑且宽免吗？而攻击熊廷弼的人，难道可以闲置不用，使他们不能在明君贤臣共济之时发挥一份作用吗？奉圣旨：熊廷弼失陷封疆一案，已经传示。

译周朝瑞、杨涟因受财结党而被捕，目前还在追赃。杨寉、江秉谦、夏之令曾有据可查地推荐、营救熊廷弼，既然属于同恶，本应从重追究；姑且从轻处理，削去籍贯、贬为平民，仍差人追夺诰命。苏琰、余合中、林一柱因触犯凶党锋芒而遭排挤，都令其以原官起用。郑国桢从重议处。十六日。御史杨维垣为哨将陷没之事上奏，皇上惊闻辽东失事。奉圣旨：储备人才以待任用，确实是今日的急务。所推荐的阎鸣泰，酌情议定起用补任。十七日。刑部尚书臣李养正等谨奏：直指奸邪大臣的奸污罪行，剖明微臣的心迹。署四川司员外郎刘士涟等审得：犯人赵魁原在工部虞衡司郎中徐在中处克扣当班皂隶，有在任官沈允庆（即金全）以及现任官沈惟禄、许志升、田尚、未及、朔官娄栋、在一、清王奇等，在万历四十六年等年间，应当为工部领取铜料款项购买铜料，却侵吞、欺骗而未上缴等情。查阅鼓铸事务，本来并非可以不办；侵吞、挪移之法，必在惩处。监司发给的银两既然没有亏空，容?页官?负责运买，为什么反而依仗后势？沈惟禄领取的粮食、银两等名目，给众人的数额很多，而缴纳铜料却很少。许志升离开后借来抵押木料，明显是不足以交纳铜料。按照完成与亏欠的区别，斟酌轻重，分别发戍。总之，是要揭破他们在物资支出上推诿搪塞的诡计，务求把钱粮一事彻底查清。至于借机敢作孤鼠之行，赵魁的罪过难以掩盖；他进入幕府而不避瓜田李下之嫌，即使按九如的拟议也没有可辩之词。一匹马、五盏灯又能值多少？张镇却不接受钱财，想要借甲求乙，也只是徒劳。良弼等人尤其有逐项行私、敲诈推诿之事；全案的曲直既已查明，自然应当分别处理。徐在中应听候吏部、都察院另行勘查复核。奉圣旨。十七日。御史倪文焕上奏说：君子的道路正在增长，应当接续其盛势；小人的道路正在消退，也应当防止其重新滋长。近日皇上批准群臣请求，一时之间选定四名辅相，朝廷内外无不举手加额，庆幸辅弼治理得到人才。又任用王绍徽、徐大化居于宪职，批准言官请求，起用姚宗文、亓诗教、赵兴邦、李征仪等，授予原官，众人也无不举手加额，庆幸众多正人都得以起用，又将重新见到维新之治。然而臣认为，天下的治理，众多君子扶持也还不够，一个小人败坏却绰绰有余；所以如果不把小人的党羽全部驱除，就不足以保全君子的职位。臣听说同样是君子，为什么首先提到攻劾淮抚的邵辅忠、竭力抵制东林的刘廷元、上疏参劾张凤翔的卢谦，却长久没有登上启事呢？邵辅忠等人已经列入推荐名单，皇上批准的旨意主要涉及卢谦；他在台班任职多年，能弹劾奸邪、指斥佞臣，只因钭泰、张凤翔又督理畿辅，不接受赵南星的请托，于是便援例把邵辅忠等排斥出去。直到现在，只听说有人在户部著书，连一个字也不能进入长安；这种隐遁的人，东林的史书记录了；计谋陷害毛文龙的夏之令，如今也没有听说被削夺官职。不只是这些。户部主事李孔度从前曾陷害故辅沈?，如今又亲近邪党，竟在尧舜之世漏网。现在听说东林党人以数十万金钱收买李孔度作奸细，暗中图谋颠覆政局；如果事情果真如此，世道哪里还会有清明之日？近来听说奸人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图，往往把事情托付给私下的揭帖、流言来煽动，扰乱人心，这又不能不严加防范。不仅如此，中书吴之瑞本是邪党，表面依附正人，暗中探听消息；他的叔父吴世科由吏员出身，靠贿赂升任海运通判，把一个官职兼作其他官职之事，贪婪狼藉。他们贪赃所得几乎都窝藏在吴之瑞家中。凡是这类事情，都是旧宰崔景荣的罪过。崔景荣原是东林一?，从前任兵部尚书时，依靠奸细刘保，把他当作心腹。若不是梁之栋发觉并揭露，京师将立即陷入倾危，辽东也会被断送。他却承受吏部在皇上面前所认可的人而不用，反而任用东林所拥戴的人；正人君子共同推举的他不肯用，邪党所诱导迷惑的却误加任用，清明的朝廷几乎变成黑暗的世界。奉圣旨：崔景荣是东林的?，倚靠奸细刘保作为心腹，削去籍贯，贬为平民，仍追夺诰命。李征仪此前没有奉旨，不准起用，仍交有关部门查核具奏。李孔度比附、亲近邪党，削职为民；夏之令极力诋毁毛文龙，几乎误害封疆，强令锦衣卫派官员捉拿押解来京审问；吴之瑞、吴世科冒领、滥用兵饷，令锦衣卫拿送镇抚司追赃助工；一切私自记录、私发揭帖并粘贴在通衢大道上的，令缉事衙门严加捉拿审治。二十一日。贵州道御史智铤上奏说：小人暗中埋伏的祸患值得忧虑，君子郁结的情绪应当得到舒展。小人虽然退去了，但仍有未完全削除的，如礼科给事中解学龙、翰林院编修侯恪。解学龙相貌狰狞，心肠叵测，招引同类、互相吹捧，甘愿做东林的鹰犬，凶狠毒辣，确实是当权者中的豺狼。试查他的奏疏，例如《直陈清贞干济之臣》一疏，竟把穷凶极恶的刘宗周举为清贞之臣，把骄横不检点的王象春举为干济之臣；他把邪说说成正道，哪里只是指鹿为马的奸诈？他说王之宷持有挺击一案的节操，具有安定社稷的功劳；这种荒谬狂妄的言论，难道要把户部的事务变成万世不能解决的疑案吗？他阿附坏人，使君父之间产生嫌隙，可以说是不忠中的大罪。他的原奏还在御前，可以考察核实。何况他像三窟之兔一样善于经营退路，又像百足之虫，虽然不僵死，通天的手段当不在王之宷及诸人之下。如今他虽自知根基不稳，踉跄回乡，但将来颠覆天下、翻转乾坤的，必定就是此人。诸臣都已奉旨处分，而解学龙仍俨然列于青琐台班，不但不足以快天下人心，又怎么能使王之宷等人心服呢？

译侯恪善于察看风向、揣摩气势，东边吃饭、西边住宿，言论似乎清正而实际污浊；他能够媚悦君子的外表，却软化其内心，也容易同小人开始交结。汪文言引荐魏大中，结为死党，滥用私人势力，中伤善类，一时气焰熏天。等到靠不住的势力已经失去，他仍不计后果，暗中侦察长安的消息，动辄写信给姚希孟、缪昌期等人，私下传递线索，暗中操弄机关，为日后翻案、改变局势作准备。他尤其可恨的是，三月考选时，同乡泾阳知县苗思顺、寿光知县王抒各自借刀杀人，使两人都不能得到一个清华京职，因而有一箭双雕的名声。他的心地险恶奸诈，令人无法比拟，真是小人中的小人。君子已经进用，但仍有尚未完全登用的，如原任辽抚阎鸣泰、原任浙江道御史曹守勋、陕西按察司刘泽深。奉圣旨：解学龙、侯恪甘愿作东林鹰犬，都削籍为民，仍追夺诰命。新近推荐的阎鸣泰、曹守勋、刘泽深，令吏部酌量擢用。前旨所说各举所知，专指关门、径督等职，预先储备任用，不得借此把荐举变成邀恩的媒介。赵一鹏交有关部门降职处置。刑部等衙门尚书臣李养正谨奏：奉行圣旨。河南清吏司呈上案件，本部送交锦衣卫北镇抚司的手本中说，已将犯官顾大章送到刑部，其供状称：顾大章曾监视故都御史杨涟，平素与杨涟交好。杨涟考选为给事中后，与御史左光斗、袁化中、给事中周朝瑞，以及后来选任的给事中魏大中等人，彼此不合、不遵守职守，结成一党。汪文言曾被监禁，原来充任休宁县门子，因犯罪革职逃到京城，后来经亲属、原任中书黄正宾推荐，在内监王安门下往来熟悉，拜王安为义父，常常采访外面的事情，探听宫内消息，沟通贿赂，妄图干预朝政。到了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乘光宗皇帝去世，宫内只有王安掌权，便作威作福，不肯让李选侍、今封康妃叩头，捏造将要垂帘听政等话，写成文书，暗中交给科臣惠世扬以及杨涟、左光斗，在内直房商议，务必迅速命令移宫。一时之间相互传播，杨涟、左光斗因看到各部九卿等官员正在会议，便不合规矩地首先倡议以移宫为名，企图巧取功名，又暗中安排王安与宫禁内部沟通的线索。后来周朝瑞随时附和，汪文言从中煽动；趁皇上在慈庆宫，王安假传圣旨逼迫驱逐，使康妃带着皇八公主踉跄出宫。杨涟等又在宫门呼喊、辱骂宦官，还迁怒于随同押送的人，诬陷他们盗窃内府宝物，牵连数人，借此擅自施行威福。此后这些人自以为建立奇功，得意洋洋；同党得到升迁，异己受到贬抑，威权日益盛大，朝野都倾心依附。袁化中、魏大中敢作敢为，都是他们的爪牙。魏大中尤其迅速升任吏科都给事中，横行作恶。顾大章不合适地同这些人往来亲密，互相援引等情形。会同审看，顾大章与已经死去的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汪文言，都因狂妄悖逆而窃取、依附权势，惯于欺瞒皇上以沽名钓誉，助长奸恶并谋取私利；朝廷宫室没有发生变故，哪里有资格妄言定策？社稷既有君主，哪里可以托付给人垂帘听政？自汪文言暗中沟通线索，导致王安等内监突然掀起风波，往后每天都令人担忧。杨涟说：移宫应当立即进行；他们在内直房秘密策划，行动快如风雨，使康妃仓皇失措，不知道灾祸从何而来。宫禁之内传呼奔走，势如强盗突然袭来；即使皇室女子号哭悲恸，也令人怜悯，却没有一句话可以申诉。他们趁皇上服丧初期，得以肆意实施中官报复的阴谋，把自己的欲望向外煽动众人；听从宫内而背弃先帝遗言，惊扰先帝在天之灵，损害皇上的孝道。有这样的臣子，按法律足以反复诛杀，却还要摇旗招摇、造势标榜自己有名望。他们斥责异己的贾継春，片言便刺入骨髓；提拔同党的周朝瑞，三番两次承受恩宠。问谁来负责拘拿押解，便说袁化中、魏大中勇武有力；问谁来供其驱使，便说顾大章能被任意操纵。他们各自树立门户，旁开路径，彼此吐纳气息、互相掩护。既然馈赠财物之日，便能来势汹汹、左右风云，甚至升降官员都掌握在手。最可恨的是，封疆大计也被他们视为等闲。罪行已经确定的元凶，他们还想加以保护；对于熊廷弼，不惜把所得钱财当作续命的灵丹；对于诸奸，也不难凭借残余的口舌显示金钱的力量。有的写信求情，有的接连上奏。一心图谋形成百万羽翼，只希望法网漏过自己。这些人既像溪壑一样贪得无厌，也都是门户势力招揽而来。总之，结党者一定先假借移宫一案作为获取名望的名目，于是群邪纷纷归附；掌握权力者还要树立党羽，以营救熊廷弼来帮助自己，把这作为隐藏的意图，而把国法视为草芥。难道他们没有想到，先帝遗体尚温，正是臣子思念哀痛未平之日，皇上刚开始垂衣而治，哪里是群邪跋扈、任意妄为的时候？如果不是很快洞察真相，几乎要给万世留下讥议。五年拖延而未诛的罪犯，已经按两观之诛正法；虽然难逃一死、同鬼录中的人一起先行列名，幸而罪证仍在。罪行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法律拟定也应当公正。奉圣旨：杨涟、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都是凶恶小人，目无法纪，平素与内侍王安互相勾结，妄图取得定策之功，首先倡议移宫，借机作弊，串通上奏，威逼康妃，损害朕的孝德。又与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结成一党，扰乱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不可赦，竟敢贪图他的重贿，共同设法为他开脱，巧言请求免罪，暗中收买人心。幸赖九庙神灵，罪人才得以诛杀。按法律核定，情节确实属实；即使已经瘦死于牢狱，也应当在都市戮尸示众。姑且从轻采用刑典，以表示法外之恩。尚未缴完的赃银，已有旨令抚按官严令其家属追缴，等全部缴清后，再对他们从宽不捕。惠世扬与恶人互相帮助，不能独自宽免，令锦衣卫派官员捉拿押解来京，从重审究治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两〕 这份供词、审问和拟罪都写得详细明白，情节与法律相合，依照议定执行。仍遵照圣旨，多次交付史馆刊行天下，以彰明朕仁慈、孝道、公平、清明的治理，使天下万世人心信服。二十四日。

译湖广道御史温皋谟上奏说：圣明之主锐意革新，但臣工习惯苟且玩忽，风气还没有振作。自从门户相互排挤陷害以来，公忠正直的人几乎都被斥退。有的人才望最为卓异，却故意阻碍其进用；有的人资历俸禄本应入京，却被排挤到外任。如今朝纲振作，众多正人都得到起用，如王志通、张捷、章光岳等，或以京堂职起用，或以原任起用。霍维华资历俸禄最深，与孙杰此前同上奏疏，并且都奉有推用为京堂的明确旨意，已经将近四年。如今孙杰已经起用为京堂，而霍维华仍守原来的秩次，未免像积薪一样有先后倒置。肇修、吴光龙品行最为端正，受到门户憎恨，因有按年例由藩臬升转之事，沉沦多年。如今门户既已破败，两位臣子却仍被阻止登上启事，几乎成为飘落的枯叶。群奸当权时，众臣尚且不怕屈身隐忍；现在公道已经昭明，如果仍使正人受到压抑、弃置，怎么能让正人扬眉吐气呢？奉圣旨：这六人的议论大略已经详悉，有关部门立即复核办理；霍维华准照孙杰的先例，加注京堂。二十五日。山西道御史刘弘光上疏说：东边的事情令人忧虑，任用贤才应当赶快。近来屡次奉到严旨，二月、八月间得到升任京堂的只有一人，台臣只有二人。若说这是按资历循序升迁不足，倒也未必；至于赐环起用的诸臣，恐怕还没有完全做到。假如这些赐环起用的臣子不是因为门户之争而受害，本来都应当逐级升迁，最高可以做到卿贰，最低也不会失去卿职，怎么会仍然作为七品小臣，排队分行呢？臣不暇逐一列举，如科臣陈胤丛、霍维华等，台臣潘汝祯、王雅量等，都深受挫折压抑，饱经风霜。他们的骨干足以擎天，谋略足以震动天下，谁不能寄托大任、承担重大责任？只是被拘泥于资格限制罢了。即使诸臣安于退处、自甘沉默，不替自己申说，群情郁结又怎么办？例如霍维华，先前皇上已经批准科臣郭巩的请求，与孙杰一同奉有优先升任京堂的旨意；如今孙杰已经登上卿寺之职，而霍维华独自落在后面，这在盛世能称得上公平吗？奉圣旨。二十六日。广西道御史赵胤昌上奏说：国是渐渐清明，彰善惩恶应当赶快并行。门户的首领、奸邪之士、兵乱之首，如侍郎李瑾，怎么可以置之不问？李瑾由耳聋眼昏的科臣出身，在废病之后不到两年便越级取得卿贰之职，他有什么功劳、采望可以凭借而如此升迁？难道不是因为暗中援助坚固深厚，又借助坛墠势力太多吗？试着把他一生的事迹与张国儒相比，转而总是偏袒保护到死。张元房等人的考选，当时曾经愤怒地旁观喧嚣；他凭感情爱惜，以黑为白、信口评论，又受贿包庇十年逃避考察的李教，被李养志偶然揭破后，便终身怀恨。过了几年，又唆使翟学程无端陷害李养志，使他郁郁而终。唉，李瑾的罪恶到这里已经多得无法诛数。至于一世名贤，如张至发这样的人，品格高峻、操守贞正；群阴当权时，竟不能让他在朝廷上立足一日，天下人急切盼望他为百姓出力。为什么山公的启事还要迟延，臣实在不能理解。臣又查得，六月间臣的同官陈以瑞上疏弹劾刘茂，奉旨已经半年，拖延到现在仍没有查核题覆，这是什么缘故？言官以弹劾为职责，大臣受到公论重视；是非可否，都不妨明白处理。如果该决断时不决断，借口调停，最终一定会流于绍述，天下的事情哪里经得起再次退让？想来冢臣端方正直，应该不会这样；莫非官府中仍有人陷在那片云雾之中，顾惜情面而难以下手吗？奉圣旨：李瑾、刘懋是门户首领，一个脱身后三次受到削夺，一个部议复核长期拖延，都削籍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张至发守正不阿，令吏部酌量擢用。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七日。贵州道御史杨春茂上疏说：机要事务应当尽早决断，吏治虽然已经下令整饬，却似乎还没有真正整顿。我家乡的父母官龙文光，昨日调任繁剧的新建县，刚到任便查出皂隶三百多人，如今只使用八十名；书手原有二百名，如今只用六十名。裁减人员后，节省的费用很多；冒领的工食，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作为天下各衙门的榜样呢？臣又因此有所感慨：壬戌年南方发生事务时，调换考功官员，便察用何早来代替王允成。何早臣从未见过他的面；如今王允成既已被削职斥退，何早难道甘心替王氏受死而不感到压抑吗？又记得魏大中驳回陈子贞的恤录，任凭私意，抹杀南方绅士的舆论。陈子贞曾经抚守关隘、防御海疆，勤劳而死于王事；臣曾任他的属吏，亲眼见过他，与死后归葬故乡的人不同。按籍册难道没有可以援引的先例吗？为什么不为他昭雪一次？奉圣旨。○十月。

译十月初一日。福建道御史李灿然上奏说：圣主忧勤深切，边疆事务应当赶快振作整顿。奉圣旨：王国桢受任后超过一年，查明他没有赴任，把国事看得漠不相关，削籍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储备人才、选用将领，兵部为什么还不具文复核？户部、工部既然已有收纳的成例，成例不可再次开启。有关部门知道。初九日。直隶巡按潘云翼上疏：弹劾不称职的方面官。查访得知，山东参议王继美存心立异，刻意标榜奇特，加上性情未能圆融，常常提出不合适的规条；到处把扣留财物说成节省，时常以征发钱粮来显示锋芒，不知道体恤下属。威严仪态难道一定要表现得声色俱厉吗？面对百姓，执法的体统怎么能轻易动用拳脚？这个官员居心不正，办事多有乖张，失去官员衣冠应有的法度，招来簠簋不饰的讥议，已经被写入弹劾奏章，仍然受到众人议论。河南副使方道通任凭喜怒处理事务，以致刑罚失去公平；加上财利的门路没有封闭，向来根柢就不干净。例如在小滩扣留米价，民间传说有七百之数；在各集追征粮食，折算银两多达二千。这个官员严刑峻法，琐碎声名惊动四方，行事像鹤舞一样疏略，眼界空阔而防范纲纪长期废弛，应当议论改弦更张，使他知道改过。山东监军道田一井，颠狂是他的病根，孟浪是他的本性。食盐有固定的运输路线，历来已久，为什么要驾驶船只出大津？或者是为了图谋厚利吗？盐臣的纠参，实际上是自取忧患；出海不得私自渡行，明令禁制十分严厉，为什么还要驾船游历各岛？或者是为了博取名声吗？中军索取、欺骗之事已经确实查明。这个臣子秉性乖张，遇事学识疏浅，涵养全无，满是孩子气；一旦当权便任意横行，完全没有宪臣的风范，人人都有怨言，老天怎么会假装看不见。河南副使侯国才本来就是庸常守成之人，却又狼狈地拥护两位熊姓人物，趋附权势、追逐利益，只知填满自己的欲壑；使一家人据险自立、登高占势，撕裂防务纲维也毫不顾惜。他任此官职，才力碌碌，心思营营；面对成堆事务毫无筹划，临到用人却百计疏漏，精力用尽、精神枯竭，实际上只是钱袋充盈、财货满贯。山东副使徐从治承受一方重托，长期在东海宣劳，究竟是谁牵制他？又因什么而伤心？他动辄把这个官职看得如破鞋一般，竟把三尺法度视为弁髦。天下没有能够任官退处都自如的臣子，也没有对去留一概不问的王法。职方只就他去留这一点，因而弹劾方面官员时一并涉及他。奉圣旨。十二日 湖广道御史贾继春奏称：这是麒麟祥瑞、凤凰历数，天意人心都欢悦。自杨涟、左光斗被处置后，天下才知道有朝廷；自熊廷弼被处置后，天下才知道有法纪。所谓诛罚四人而天下都心服，实在可以与尧、舜相比。然而我皇上削夺诸臣的官爵，并非出于不得已。那些人结党营私，招权纳贿，对亲属是不孝，对君主是不忠。皇上以雷霆之威震击，以斧钺般的严刑处置，已经算是轻的了。被削夺官爵的人都是自作孽，确实不容逃脱。但一切追夺诰命，也会牵连他们的父母，实在值得怜悯；对于永久赐予的恩典，也应当使其情理得到舒展。近年来有一份拔擢幽滞的奏疏，得到明诏，即已起用谢启光、倪思辉、郭允厚、李春烨等诸臣，他们都是正直之士，应该大加任用，这些无需再赘述。至于史孔吉的一份持平奏疏，迅速使毛士龙受到攻击并被排挤到外藩，已经有台臣徐扬先行奏荐，奉旨后部议覆，却为什么拖延？李际明因为揭发凶犯，反被赵南星排斥，阻止其考选，已经有科臣郭兴治奏荐，奉旨后部议覆，也为什么拖延？张梦鲸节省二万金以资助辽饷，李宗延从前任司农时，就有奏疏再次请求，奉旨记录功劳并优先擢用，部推又为什么拖延？奉圣旨。十三日 广西道御史王珙上疏说：治理军队、筹办军饷，全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任用正直、斥退邪佞，不能有遗漏。奏疏中说，经略官接受边务后，司农应先替他筹措军饷，司马应先替他储备人才，都要同经臣相互配合、首尾相应。而经臣应当诚心任事，首先应该慎选将领，千万不能像从前那样偏听偏信而骄纵他们。还要考察他们的才干，核验他们的谋略是否确实在军队中有效，然后才任用，决不能像从前那样勤于征调而疏于考察训练。必须选拔体力强健的人，以步法训练他们，使他们只知道畏惧我军而不畏惧敌人，然后才可使用。专门任用的大臣还有一件事。南京尚宝司卿传宗皋结党东林，在南国肆意作恶。查得有梅振祚强奸徐氏一案，传宗皋收受千金贿赂，又唆使熊明遇访拿、责罚、禁锢，后来再索取千金，才替他解除罪责。又有部臣吕浚任上海县令时，狼狈不堪，已经被台臣余合中论劾。不久他百般钻营，贿赂魏大中代为谋划，奏疏荐举并依照惯例转报，竟又得到批准。此人是奸邪之徒，显然可知。张醇儒代理任职时，姑且不详论他的吏治究竟如何；他担任屯司主事，却与书办潘鹤龄等串通，擅自破坏九一之规，分取利益以肥己。等到他任监督，又偏袒任用积年胥吏，侵吞诈骗了很多钱财。这样贪婪奸邪的异类，反而窃据鹓班。御史何早端方耿直，确实是当世的典范。如今正值公道彰明之时，他却还被治罪；而党人长期被禁锢在窗下，不能一吐胸中之气、施展才干，实在可惜。奉圣旨：经略重新简选将领、训练军队，必定要有一番振作。本兵、司农务必消除异议，同心协力，首尾相应，不得擅自议论升迁。吕浚任县令时狼狈不堪，被余合中弹劾并揭发其行贿买通魏大中、钻营谋职，奸邪罪状显然。姑且念其正在督办工程，着令戴冠束带闲住。传宗皋结党东林，在南国肆毒；张醇儒与书役分利肥己，都着革职为民，追夺诰命。他手下的积棍潘鹤龄、钱烱、游照勋、岑端石等，都是包庇张醇儒的同类，着锦衣卫严加逮捕审问。御史何早端方耿直，即以原官起用。十六日

译巡按直隶洪如钟题奏说：关门的军队确实没有成效，河上的败辱实在应当振作。奏疏中说，设置关抚，正是枢辅用来运转臂指、应对缓急的安排；抚臣喻安却俨然开府，难道就可以说无事可做吗？我任职榆关时曾询问辽事，有人说从前的失败都是经略与巡抚不和造成的。如今枢辅、抚臣固然号称同心同德，但意见也略有不同：如果任用枢辅，似乎不必再用抚臣；如果任用抚臣，似乎也不必劳烦枢辅。各部臣、镇臣、道臣没有不这样说的，这就是我所依据的事权不统一。比如柳河失守，抚臣说自己完全没有参与，事情已经显露了。况且文官与文官、武官与武官之间，其中不免有各自偏向东西、左右袒护的；甚至明知这样做没有用，表面上却相互附和，想求将士同心，是不可能的。先前饥军鼓噪，竟敢凭一群士卒凌辱主将，而当事者有的拥兵不救，有的缓颊求情以市恩，这难道不是彼此倾轧、互相猜忌的一个证明吗？如今大凌河左辅的军队固然没有祸患，宁远的满桂、前屯的赵率教也久无忧患，或许可以成为保障。山海关也是一座雄镇，又有梁桂朝守备旱门，再得到杨麒控制海口。听说李秉诚精于大器、长于凭城，仍应留用。关门应当随时操练，使大家振作精神，每天都像敌人将要到来一样。假如奴酋果真入侵，凡是加强防守、侦察敌情、阻遏其进入、疲惫其军队、攻击其疲弱之处的措施，都应预先谋划。既有毛师用以牵制，又联合西虏使其离心，奴酋即使狡猾强悍，难道还能再次得志吗？职方因此对关内文武诸臣，敢于仿效责备贤者的义理。对于枢辅，有人把裴度的功业期望于他，有人以诸葛亮的标准要求他；皇上又屡有明旨责望，不能说不深切。对于抚臣，也有查明处分的旨意。可是这两位官员却动辄称病，动辄请求归乡。职方听说刘诏任知县三年就升为臬司，刘永基任主事一年就转为佥宪，也是因为有边才，所以特意起用擢升；如果有边功，还应当优厚叙用。无奈一旦萌生离开任所的念头，营求官职的心思必然忘却。正值危急关隘需要人才之时，谁不希望借用寇君这样的贤能之人，怎么可以离去呢？至于马世龙，皇上姑且命他戴罪立功，他自己也应知道如何图报；但职方最终还是有不能沉默不言的地方。如今人心惊惧，文臣武将都急于谋求镇定，应痛切自责，救助伤者、吊慰死者，弥补散失和残缺，因而采取破釜沉舟的办法，以降服…… ……凶恶之敌，雪洗耻辱，并且可以与孟明争辉了。不知道世龙是否已经这样做了？奉圣旨。十七日 浙江道御史张讷奏称：皇嗣出生应期，应颁布诏书施恩，以迅速施行封建帝王的恩典，恩典应从亲属开始。听说王府第宅已经开始营建，应当命令他们迅速报告完工，使各自恪守藩服，并成为屏障辅佐。一是敦睦耆旧，许弘纲、何熊祥、祁伯裕都可以接受简拔任用，只是承受明诏艰难，似乎应当依次召见宣用，以完成大任。至于四朝有名望德行的老臣，如刘楚先、李鋕二人，他们的功劳在先帝，应当派使者慰问，以光大庆典。一是奖赏勋劳。关门粮饷虚冒的情况很多，士兵没有隔夜饱饭，如今经臣新任，应该迅速发给犒赏，以收拢涣散的人心。其次，海外的毛文龙，一旅孤悬，以及西南文武将吏，也应赶快论功升赏。那些文武官员守住成都的，如周着、戴燝；守住贵阳的，如李橒、史永安，有的应升擢，有的应赠恤，都应使他们蒙受破格恩典。至于督臣朱燮元，功劳独冠三军，声名光耀远方，地方延颈等候这项举措已经很久了。一是对言路和科臣亓诗教、赵兴邦，台臣潘汝祯、牟忘□等，应酌情增补名额，擢用这些有负明诏、应受特别恩典的人，使他们早日沾受恩宠，这也是推恩类及的最大仁德。一是宽宥被斥逐的臣子。近来被废斥、谴责、闲住的诸臣，虽然多是自己招致，但一旦终身禁锢，人情郁结，似乎应当重新加以降罚，同时留出一线生路。例如喻思恂，念及他为边疆事务辛劳，功业即将完成，恳请暂且给予优容，责令他完成事务，随后再考核弹劾、议定处分，把允许改过的意思寄托在意外的恩典中。一是拔擢淹滞。像在铨曹持守清正、孤高挺立的胡东渐，作为一堂卿长久滞留京城，又没有多少知交，应该优待他，比较适宜转任使职后觐见皇上。又如起用的部臣周士显，刚劲正直而触犯时忌，因文字获罪，被赵南星撕碎；凭借原任部臣刘国英，起初任长清县令，不加……却完成辽饷，受到户部首先举荐以示天下；后来却被程正已京察处分，似乎都可以恢复原职。一是重视武科。昨日兵部发单咨询各地将领和村卒，难以得到合适人才，实在是由于预先没有储备人才，任用时又不得其法。如今武闱一开，仅仅录取百人，其中骑射擅长、骁勇争先的，有的安置到京营，有的分布到边镇，不要让白徒游棍冒充名色，这是朝廷谋划中最紧要的事务。奉圣旨。十七日 广西道御史梁炳奏称：从前像熊廷弼那样的人，结交腹心党羽，对上没有君父，对下没有同僚。堂官徐大化早已看出而直言弹劾，如今得到他的奏疏，仍然谆谆说明他是可信之人。蔡思充在公开奏疏中保护党邪、诋毁正人，即使说平日谨慎时是被人逼迫哄骗，如今也已经自行悔悟了。但他胸中没有主见，能够不与周朝瑞、惠世扬同类，也已经算幸运了；还有什么脸面与徐大化一同站在朝廷之上呢？奉圣旨：新任经略到任后，自然会施展才干。如果金冠耽误事务，公论难以逃脱，怎么能事先用烦琐言辞牵制他？梁炳姑且不追究其奏疏中涉及的蔡思充，着令有关部门议覆。十八日 浙江道御史潘汝祯奏称：微臣有幸遇到清明的时运，谨摘发遗漏的奸邪，以彰明公道。奏疏中说，东林遗留的奸人如米世守，崔景荣为什么推举他为刑部侍郎？米世守与朱光祚闪烁其词、不可捉摸。朱光祚已经削籍，米世守有什么经世济民的才能，竟起用升任秋官之长？难道不是因为他一向是邹元标的一个……，想暗中引他来恢复讲学的名位？还是因为侍郎掌刑威而能宽宥，想借此逐渐张罗罗织人的工具？否则，陆卿荣保护正人、极力斥责邪枉，为什么长期冷落在南都？也没听说崔景荣有特召他的举动。王大智清正有标格、刚劲有骨气，竭力发出清亮之声，为什么反而把他置于林下？也没听说崔景荣有荐用他的奏章。崔景荣被削夺并不冤枉，朱世守难道还可以厕身仕籍吗？然而职方又因米世守而摘发两个遗漏的奸人。一个是大理寺丞杨一鹏，一个是养病的兵部侍郎刘策。杨一鹏任成都司理时，原本没有善政，只因凶恶的惠世扬任华阳县令，二人结交援引，使他冒入铨曹；因此他倚靠赵焕的声望，傲慢自得，不与人商议，完全任凭自己的心意。

译己未年春季考选，本应背弃公道而任用虚妄之人；姚若水持守正道、不阿附，极力攻击李三才，何况科俸已经七年，声望已经推至礼部，却最终外调并升任副使，而夺取其丈夫参与铨选事务的职位，颠倒错乱大多如此。杨涟借请假出任司职，原本没有掌管选官名籍，却使自己的声势顿时升到京堂；如今又借差事抽身，难道不应赶快剥夺官职斥退吗？刘策一进入台班，就与同乡的清正之士张至发发生冲突；他结交邪党攻击徐兆魁，弹劾韩敬以讨好孙居相，操持南台的线索，并黜退许弘纲。何况他暗中结交赵焕，使一代声望之士不能列入名册；而壬戌年以副使升任京卿，忽而巡抚，忽而侍郎，都是其儿女亲家袁化中争夺攘取的力量。等到袁化中被逮捕，他却闭门不顾，因此袁化中怨恨他背义忘恩；这本来就是门户中的渠魁。如今虽潜逃藏伏，不久还会像鸱鸟一样张扬，难道只能让他投闲置散吗？不过，门户中那些潜伏在左右的人，也应当大力澄清淘汰。在外任职的藩、臬官中，也不是没有这种人。布政陆完学，任官越地、闽地，颇有声望，出身东林，实际上是一个行动迅疾、手段老练的人，一旦发作，必然残害善类。如今正是他俨然像无耻之徒、依靠权势得志的时候。即使是陆完学，凡是在外官转任京秩的，也不可不慎重选择。门户给言路造成的祸害，固然曾经为他们昭雪；但在外任职的官员也常常受到这种祸害。张素养巡按浙江时所荐举的绍兴知府齐琦名，任官不过一年多，司、道官员都称赞他，认为他的荐举并不滥。赵南星夺去巡方的权力，径直给他降级；抚臣又讨好赵南星的奸邪，再加以不谨慎的罪名。张素养应该出疏叹息他的苦处，却也受到牵连。即使只是齐琦名一人，在外任官受到牵连的情况也不可不昭雪。奉圣旨：朱世守、杨一鹏、刘策、陆完学都是东林遗留的奸人，岂能混迹仕途？都着削籍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有关部门知道。十九日 浙江道御史徐卿伯奏称：特意弹劾奸险贪污、逃避法网的巨恶之徒。过去门户邪党遍布朝廷，近来惩前毖后，已经处置了莽撞的戎臣，却没想到有人身体虽退而势力未退，如晋抚臣刘策；法令似乎施行却没有真正施行，如旧任黔督张我续。刘策结交五鬼为密友，奉李三才为主盟。许弘纲在辛亥年京察时，还能努力坚持公道，把驱除之祸减少到十分之一。刘策进入署任时，就用丑恶言语诋毁同台官员，已经十分惊异。不久他给南台送了一封信，于是便有了宋盘的弹劾疏。徐兆魁、李三才暴露出古今第一等的贪污，众人发议论称快。替李三才充当前锋、向徐兆魁下刀的，正是刘策。职方读他的奏疏，句句替李三才鸣冤，字字替李三才抱痛；他结党邪恶、诋毁正人，有识之士都以与他同朝为羞。后来他阿附赵南星，骤然升到卿贰之位；仇视赵焕，阻止为他改换谥名的典礼；又主使袁化中施行一网打尽正人的计谋，导致时局一败涂地。他先抽身逃走，想求得旨意保全自己，暗暗期待再次回来，这就是所谓吞舟的大鱼漏网。张我续受命援助黔地，却不直进用兵，反而退走江陵，在辰、常之间迟滞，纵兵杀掠，所经过的地方如同遭受夷虏侵扰。黔省盼望救援，望眼欲穿，百万生灵全被断送；这项罪行比丢失土地后逃跑的熊廷弼还要严重。奉圣旨：刘策已经有旨处理了。张我续援黔时迟延，糜费军饷百万，奉旨查勘已经半年，为什么停搁不报？据奏报，他蓄养妖僧，究竟想做什么？着令该抚、按迅速查勘明白，具奏以凭处分。二十二日 广西道御史顾宗孟奏称：圣明施行仁政贤政，使许多人布列朝野，但仍有遗漏的奸人。奏疏中说，山西巡抚柯■〈日上永下〉济任职治理军务不过三个月，为什么忽然调任易州？如果没有权势援引，能够这样吗？易州宪副任期还不到一年，为什么立即转任宝卿？若不是钻营，断然不至于如此。自从掌握节钺，操守就大坏。又如河南巡抚程绍，开府两年，没有一件善政可闻，众人议论纷纷，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来依门傍户，没有用来考察官吏、安抚百姓，其他事情就不详说了。比如去年奏进王玺的一份奏疏，无缘无故把门户中的诸臣几乎全部荐举赞扬，奏疏就在御前，可以复核。那些臣子难道只是地方人才吗？土非升迁复命令，程绍在清静夜晚扪心自问，也应当以自己这种鄙陋的人竟可侍奉君主而感到羞耻吧？还有原任尚实司司丞张键，起初任麻城县令时，与梅之焕结为生死之交，借助他的声势，考选进入兵部，动辄称颂李三才的功德。丁巳年考察处分后，死灰复燃，又升入清贵官秩，咆哮更加厉害。奉圣旨。○十一月

译十一月初一日 南京云南道御史梁克顺奏称：承蒙恩典得到简拔，谨竭尽草野之见。奏疏中说，赵时用、梅之焕这类人聚集在门户之中，唆使经略。在梅之焕与刘引化等人联名揭发、保举熊廷弼时，必定不是没有缘故。至于甘愿牺牲身家来与之相殉，在赵时用、周朝瑞等人各自奏疏荐举熊廷弼仍可任经略时，特意借解经邦为端由，弘化之局于是被驱逐，朝廷的正气也随之衰败。如今难道还可以让赵时用、梅之焕潜藏草莽，暗中射出含沙之箭，而不赶快剥夺官职、斥退他们，以堵塞这个漏洞吗？臣的奏疏刚写好，就见到科臣陈序有直言弹劾大奸、肃清潜伏奸党的奏疏，梅之焕已经奉严旨削夺官爵。臣如今补充奏牍，似乎可以不再提他。但读科臣的奏疏，梅之焕的大罪虽已概括列举，而综观其一生，还涉及郭士望、周士显以贿赂升任吏部，梅之焕居中说情，因此收受周士显银子千两，似乎应当严厉追缴，以助工程费用。梅之焕之外，还有陈以闻，先前已经被台臣庄谦等论劾，但旨意下到部中议覆，才仅仅降级。臣据廉访得知，陈以闻平日依托门户，交通奸佞，以杨涟、左光斗为年契，以汪文言、黄正宾为死友；听从高攀龙讲学，竟敢编造虚妄言论，列入座师名下。他任县令时肆意贪污，因索取贿赂而使翁启杨丧命；在部中任职时宣淫，还因争夺妾室与张应辂发生揭发争端。尤其可恨的是，他已经被考察处分，又没有服满丧期，就偷偷逃往徽州，与黄正宾、贺烺共同谋划，钻营依附高攀龙，从赵南星那里骤然起用为工部官员，才四个月就越级升为京堂。到任后，日夜与杨涟、左光斗等人在汪文言寓所聚会，互相诋毁又互相吹捧，代替同党议论异同、结党比附。汪文言下诏狱期间，他又凭借杨涟、左光斗的声势，托请有司官刘侨主持。如今又有余城被拿问，难道仅仅降一级处分，就足以掩盖他的罪行吗？臣又曾看过梅之焕等人的揭帖，赵时用奏疏中的言语显然有报复之意，切实认为应当重新起用吴玄，重重处置赵时用等三人，这对今日朝政实在最为急迫。奉圣旨：驿传方面屡次奉旨申饬，又悬示赏罚，使负责挂号应付的人凛然畏惧法令，或许积久的弊病可以清除，钱粮法令也可以实行。然而必须吏部与户部同心协力，凡是被弹劾处分过的人，不得登上显贵仕途，这样考核成绩才会有实际效果。吴玄满怀忠义，一心孤守贞节，应当赶快破格起用。梅之焕已经削夺官爵，再着抚、按按照原来的弹劾提拿审问，追缴赃物。赵时用与周朝瑞结党。熊廷弼仍可任经略，陈以闻任县令时贪暴而被考察处分，又以贿赂结交高攀龙，由高攀龙引入赵南星一党，越级升任工部，并且日夜与汪文言一起代替同党议论异同；仅仅降一级，难道能够完全抵偿罪过吗？都着削籍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初六日 山东道御史邢绍德奏称：辅臣公正忠诚的行为没有被听闻，反而一味偏爱私人。奏疏中说，周如盘三十年来，清贵职位一旦被简拔登用，登上揆席后，既褒崇他的先人，又宠爱、荫及他的后嗣。把人臣终身都未必能从君主那里得到的东西，一朝集中赐给一个人，这是何等的恩赐、何等的宠遇！按理说他应当感激图报，公而忘私；即使损伤身体，又哪里还知道忧喜之情，哪里顾得上父母妻子，哪里还会想到家庭呢？谁知他过分看重闺房之爱，独自忧虑家庭，却对国家大庆装作不知道，把君命置于不顾，安心放纵自己的心志，甘食安睡，巧作没有疾病的呻吟，故意装出关心的痛楚。如果说他拘泥于夫妻情深，万万不能割舍，那些说话的人便说他是为了逃避日讲的劳苦。隆冬盛暑，谁不爱惜自己？可是身负补衮之职，又有谁敢自我安逸？清晨天未明便起床，辨明天色就上朝，皇上尚且不以为劳，难道辅臣反而以为劳吗？听到鸡鸣就起身，戴着星光出行，入内启奏政事，出外辅佐赞襄，诸位辅臣都不以为劳，难道唯独这一位辅臣以为劳吗？至于庸碌伴食、碌碌营私，居于官位而像孔穴一样空虚，一味贪婪，大事小事都一味糊涂；在长安公论之日，职方又不敢全部说尽，以免损伤雅道。奉圣旨。初九日 南京浙江道御史李时馨奏称：想要清理吏治的源头，应先清理荐举选拔的成绩。奏疏中说，奉命总督的人是张我续。他治理军饷，反而侵吞军饷，数量达到十万左右；剿灭夷人，反而与夷人交通，还用军饷供给他们重额贿赂。应当迅速查勘结案，正其罪责，不要让他逃脱。因练兵而留在任上的人是湏之彦。试问他训练的是什么军队？他依靠东林而骤然越级升为巡抚，练兵有什么功劳？又窃据职位而不自行引咎，也应当削夺官爵，以惩罚冒滥，不应听任优容。张我续的罪状越想掩盖反而越明显；湏之彦的阴险邪恶，也足以罢斥。至于根本所在，更是隐患。像京仓、营关，本来应当举荐或弹劾，诏敕告谕十分严厉。自从熊明遇任差方官，御史不徇党、不迎合他的意思，竟敢题奏弹劾，而诏敕却徒然悬挂，举劾之法废弃，以致今日仓储都已空竭，营政积弊懈怠。更奇怪的是，他在禁湖之山修建游观场所，竟借修筑之名，放纵填满欲壑。明知违法，直到罢职后才拆毁。像熊明遇这样的人，使邪党横行，风宪的体面荡然无存。即使削籍，也不足以完全抵偿他的罪过。奉圣旨：张我续已经有多道旨意，命令迅速查勘具奏。熊明遇属于邪党而蔑视宪法，削籍还不足以抵偿其罪，仍追夺诰命，着该抚、按查问并追缴赃物。湏之彦一向有边才，徐光启练兵时曾具疏荐举，但没有被任用。后来因两朝登极、赞襄大礼之事，将要起升尚宝，又被东林弹劾，于是称病不出。如今才到京，便随差事离去。言官只是听风闻而论，未必属实，再着吏部秉公斟酌议处。二十三日

译广西道御史田景新奏称：圣明忧虑深切，想要安定边疆、攘除匪人，却有人企图侥幸。奏疏中说，唐世济冒充鹰兵部右侍郎的官职，难道当事者没有听说世济在南赣引发鼓噪的事情吗？一隅之地尚且不能安抚整治，何况中枢关系天下安危、应对四方缓急，唐世济能向左边投靠就使左边得到重用，向右边投靠就使右边得到重用吗？即使把唐世济作为夏加遇的盟主、左光斗的先锋，离间我方君子的交往，助长小人的势力，显然是有意营造自己的巢穴、无心报国，难道还能自以为南北诸事都可取用、随意处置，于是遮蔽上天、欺骗天下士大夫吗？唐世济如此，像唐世济这样的还有别人。王惟俭因为在枢曹纳贿而被罢斥，按例本不应起用；他任县令时曾与朱延禧有利益交往，等朱延禧掌权，王惟俭忽然任京职，又忽然出任巡抚，忽然升为南卿，又忽然改任北职。人们所说朱延禧一千、张凤翔五百，并非虚语。如今朱延禧已经罢职，张凤翔也被逐并削夺官爵，难道还可以让王惟俭扬扬得意吗？况且衮东的余孽又没有剿灭，也没有谋略，每天只以歌舞为生；刚进入部中就被荐用，任职还没有完成军饷事务，就被冢臣当面斥责，说他利令智昏，王惟俭难道不应当羞愧至死吗？王震孟是什么人，最终竟任用他为左通政。孟震贪暴残忍，没有不做的；乔应甲揭发其败类行为后，他便投身东林，充当护法，如今果然越级升到银台。至于藩、臬官，更是天下郡邑正邪的表率。广西布政李守俊贪滥异常，事情多得无法尽数；他在东粤得到一颗明珠，竟公开陈列在陈于廷面前，又尊高攀龙为讲学领袖，因此历任藩司长官，不久还将窥伺内廷要津，始终没有人揭发他的踪迹。江西参政蒋谨平生没有一件善行可称，专门以作诗和讥讽为业。如徐清在黔地乘叛乱之机，掳掠人财物以万计，纳取人妻女以百计，甚至强夺一名缙绅的爱女为妾；她的父亲忍辱含羞，不忍明言。贵州抚、按奉旨题请，江西抚、按已经将所掳妻女追回，并发檄令蒋谨迅速发还，让徐清起程；蒋谨收受徐清银子二千两，竟把妻女……留下，连徐清也不解送。他一向又与缪昌期是莫逆之交，如今还在京城钻营宪长职位，并向别人替缪昌期鸣冤。这是什么行径？始终没有人揭发他的贪婪、残忍、诡秘，所以一并提及。奉圣旨：唐世济把夏加遇当作盟主、把左光斗当作先锋，已经有旨处置了。王惟俭依附当权者，蒙混屡次转任，着冠带闲住。王孟震巡城时不检点，居乡时凶横。李守浚贪滥异常，蒋谨贪婪残忍而行事诡秘，都着削籍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有关部门知道。二十五日 四川道御史王时英奏称：直言弹劾奸臣，以清理仕途。现任浙江道刘可法，性情执拗，蒙蔽昏聩，出任松江、徽州守令时，以滥用刑罚逞威，把百姓性命视同草芥。至于他树立援党、徇私忘公，既然把浙江廉宪彦升为福建右辖，他却贪恋优厚利益舍不得离开，借助赵南星的势焰，又改回浙江；即使奉有成命也不顾。如果三年特举卓异，朝廷优厚奖赏的典礼，刘可法不在其中，他本应反躬自省，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可是却托密友许誉卿极力荐举赞扬，长安都惊讶为怪事。难道旧日属官的香火情可以完全掩盖，能胜过公论吗？况且即使不论他作为抚、按时的无状，假令门户党羽已经销声匿迹，刘可法难道还能安坐其位吗？原任吏部验封司郎中唐晖，此人狡猾亲昵、贪婪淫纵，无所不为。初入仕途任中州司理时，放荡越轨的情状难以逐一列举。他借查盘作为傲游的资本，随身带着本卿的梨园班子骚扰地方，并且让所属官员到处送礼，任开封府署印时侵吞火耗余款，钱袋已经装满，却完全不知道官箴为何物，仍然凭借钱财的神力，依靠门户的奥援，把铨选职位看得如同囊中取物。他的污秽行径至今仍在人们耳目之间，像这样的人竟侥幸逃脱幽禁和斥退，造成的祸害实在不小。至于工部右侍郎胡世赏，更有可奇怪之处。有人说他长期任浙江监司，与朱国祯最为亲密，对地方官的评议一任颠倒、受人嘱托。等到朱国祯有幸登上大拜之位，二人更加结为心腹；胡世赏还曾有人托请他谋求亚卿职位，强迫同乡司官王任杰，因王任杰不从，便逢人辱骂。圣驾来到北郊，这是何等的大典！胡世赏职掌太常，却抗拒违背、拖延期限，极其没有人臣之礼，事后还不反省，把罪责推给别人。被科臣陈序在弹劾文书中揭露后，仍然怠慢而无所顾忌，必定要谋求亚卿。这样的好官，既然自己招来任用者的唾骂，难道还能让他悠然居于显要职位一天吗？奉圣旨：刘可法原先结交赵南星而越级升为浙江巡抚，唐晖贪婪而不检点，依靠门户庇护，把铨选职位视为唾手可得，都着削职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胡世赏钻营谋求亚卿，既已被弹劾揭露，着冠带闲住。二十九日 河南道御史梁梦环奏称：经略职位的储备，应当扩大对辅弼人员的选择，务须慎重。奏疏中说，像唐世济这样反复无常、闪烁其词、倾覆危害的人，仍然安然占据这个职位。用人不怕没有才，只怕没有骨气。唐世济的才干，臣并不了解；唐世济的骨气柔弱脆薄，却是天下共同看见的。正当夏加遇不参加考选时，他也是众多正人共同抛弃的人。会推名单和注授官衔时，唐世济也没有不参与其中。等到夏加遇暗中布置邪党局面，想要拥立何宗彦为盟主，指日登上揆席、掌握魁柄，于是夏加遇毫不犹豫地冒险狂噬，排挤陷害正人。等到台省公开奏疏弹劾驳斥，以保存国家大是大非，唐世济便显露出自己的肺腑，设法回避，不与当时共事，反而把这些人当作怪异之物。不久，弹劾赵兴邦的奏疏到了。后来凡是依附何宗彦的邪人，见到影子便随声吠叫，都是夏加遇替他们做的，而由唐世济促成的。唐世济一定会说：“我也弹劾过李三才，也弹劾过孙居相等人。我难道也是东林党吗？”皇上试问唐世济，夏加遇是什么样的人，唐世济却默默地辅佐他。夏加遇既是邪人，唐世济还能成为正人吗？

译皇上再问唐世济，赵兴邦是什么样的人，唐世济却喋喋不休地诋毁他。赵兴邦既是正人，唐世济难道不是邪党吗？哪有夏加遇受到谴责、赵兴邦被召起，而唐世济还想用团扇遮挡、用长袖蒙住头脸的道理？况且唐世济起初补任南京刑部侍郎时，那个缺额本来是周应秋的。周应秋因陵工加级的旨意，部议覆还没有上奏，刑部尚书之位便属于周应秋。崔景荣急于等待唐世济来扭转局面，竟等不到周应秋转任，就径自任命唐世济。当时有一缺两侍郎的谣言，使守正不阿的周应秋去留无凭、进退两难。臣愚昧，不知道这是什么选任办法，但崔景荣公然这样做，唐世济也俨然接受。这样还知道天地间有名义、朝廷有法纪吗？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死党袁化中和张泼仅仅任满一个中差，掌管河南道才十天，便迅速升迁、越级成为冏卿，画锦逍遥，至今仍漏网？又有什么可奇怪的，首谋扭转局面的徐如翰，以大同道外吏的身份诬劾辅臣，窥伺风向、望风投降，直到今天仍在要路津门钻营谋求升转？天下的形势，只有邪正两条道路。近日崔景荣的事情，可以作为鲜明的鉴戒。如果任用这类人镇守封疆，就等于让李永芳重新出仕、让熊廷弼再次活过来。奉圣旨：唐世济阴阳反复，闪烁其词，倾向……正人、结盟邪党，钻营求取，崔景荣无缺也为他补官，严重败坏典制，按理应当重重处置；念及部堂官，姑且着冠带闲住。张泼是袁化中的死党，洗涤勾连徐如翰，向门户献媚，奸谋不可测，都着削职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刑部尚书等官李养正等奏称：懦弱的将帅没有心肝眼目，赎救国法不能长期拖延。据御史温皋谟会同审问所得：麻镇任将领的，听到命令就不再顾念自己的家，面对敌人就不再顾念自身。麻镇起自废闲，作为……的将帅；黔地围困尚未解除，他已经离开粤地而到达某处，却又自行游玩后返回粤地，借调兵之名作为退缩自身的计策。督、抚、按臣交相上疏弹劾，已经奉明旨逮解来京审问。督臣杨述中开脱麻镇，说这是给他立功、洗刷罪责的机会，或许认为麻镇的过错还可以利用。等到抵达黔地，半年没有防备，一箭也没有射出；在威清不能扫除苗患，在普定还迟延了两舍。鲁钦所到之处都能取得胜利，麻镇却全都经历了艰苦危急；由此前面起用时盼望他而不来，可以知道他的胆量；后来戴罪在身却无心自我赎罪，可以知道他的才能。当事者不应考虑他侥幸成功的万一，而应担心这种风气相互沿袭。如今黔地的案件尚未结案，如果人人都像麻镇一样，西南半壁江山还能依靠谁？应当赶快申明执行先前的旨意，以彰显国法。奉圣旨：麻镇着监候处决。○十二月

译十二月初三日 贵州道御史张枢奏称：直言弹劾京堂中的邪类，以惩治冒滥、疏通壅滞。比如太常寺卿陈伯友，他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职方不敢断定；只是问他任中省官两年，为什么服丧期满后补任原职，随即又按惯例转任？为什么按惯例转任不到两年，便升为大参？不到一年又升为仆少，随即转任常卿？这是因为陈伯友是袁化中、周朝瑞的卿亲，二人合力提携他。大理寺寺丞萧毅中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职方也不敢断定；只是问他为什么初授贵州道御史，就有宣太巡差？为什么回籍才两年，便重新起用为山西道御史？不到一年又径直升为大理寺官？这是因为萧毅中是左光斗、顾大章的年契，二人同心吹嘘扶植他。这两位臣子，一个因败事反而成为功劳，骤然升至通显；如果当年不按惯例转任，也未必会如此迅速升迁。这难道不是所谓翻天覆地的手段吗？奉圣旨：陈伯友倚仗袁化中、周朝瑞，骤然升至通显；萧毅中借助左光斗、顾大章的援引，立即取得清贵职位。都着削籍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初四日 湖广道御史曹谷上疏，称仕途日益清明，但遗漏的奸邪之徒仍应屏退驱逐。疏中说：南京兵部右侍郎霍名宦，是惠世扬姻亲中的至亲。他最初因【原文缺损】官而降职，庚申年忽然起任刑部郎中，人们私下都对此感到疑惑。辛酉年忽然升任光禄寺丞，随即升少卿，又随即升任顺天府丞，一年之内三次升迁，他有什么功劳竟到了这种地步？壬戌年即升右通政，癸亥年即升光禄寺卿，三年间列任九个职位，又有什么神通竟能达到这种地步？总而言之，他是依靠惠世扬、用谄媚张问达的方式得到这些职位的吗？而且，他还同王之宷、周朝瑞、张慎言、杨惟新等人歃血结盟，把姓名刻在酒杯上，每人各自报数，隔几天聚会一次，就拿出酒杯饮酒，使他们早晚都能看见彼此的姓名。后来见到局势发生变化，便转而投靠崔景荣，升任南京兵部尚书而出任南京。此人起初办事快捷得像捕蝉一样，后来又机巧得像挂角一般。如此行径，怎么还能安然无恙地留在枢要之地，占据一个席位呢？至于杨惟新，如今已任太常寺少卿。他在散馆时，已经受到很多物议；进入都察院后，一心随从腥膻之流，委身于死党，巧言惑乱政治，颠倒是非，惯于说骑墙观望的话，把它当作滥居内阁的地步。这确实是小人的故伎，不值得详细论说。只是对刘一燝、周加谟等人已经施加了明显惩罚，却还想拥戴刘廷元等人；在大案即将真相大白之时，又一定要加以倾陷。有罪恶而不铲除，本来就属于容纳大鱼的议论；有品行却未得到表彰，有功劳却未被记录，也不免有像盆覆在地上那样的【原文缺损】。例如原任户部主事洪启初，管理计墅钞关，除额定解送的税款外，把其余万金归入八公钱库，这样的品格怎么样？又如原任工部【原文缺损】聂心汤，筹办瑞王府邸第，在正阳门前修建楼房两项工程，节省了数万金；又办理门工、殿工，储备物资，多有才干。他查办李三才盗木占厂之事，请旨裁夺，这样的功劳勋绩怎么样？可是二人都受到考察处分，至今没有得到昭雪。既然是公道昭明的时代，怎么会这样呢？奉圣旨：郝名宦、聂心汤已经有旨意处理；杨惟新曾在工科任职时有声望，不得仅凭传闻苛刻索求；洪启初不必议论起用。该部知道。初五日。广东道御史陈世俊上疏，称奸臣侥幸进用，潜伏的祸患值得忧虑。疏中说：南京兵部右侍郎郝名宦，行为像利剑一样锋利，满腹机关，污秽声名很多。他在职方司任职时又有许多恶劣表现，罪行败露后降职处置三十多年；他结交十六名邪党，把姓名刻在酒杯上，郝名宦列在首位。每天轮流由一人主持，举杯聚会，于是同那些首领结为姻亲，又因谄媚旧宰相而奉其为靠山。并非因为上书建言，而是糊里糊涂地起用废官；一个典吏忽然成了主政，一个主政忽然成了丞，又忽然成了通政、光禄寺卿。他连旌旗是什么颜色都分辨不清，张问达却推荐他去边方，难道真是想让他掌管北门锁钥吗？不过是借助他老奸巨猾的手段，把他作为后备力量罢了。另一人是太仆寺少卿罗汝凡，他以邪党嫡【原文缺损】、工于护身的灵符为凭借，进入台班后，漫无建白，却串联徐良彦等人的线索，把它作为通事。一项差事尚未办完，便用贿赂打通袁化中，占据了京卿职位。王元翰的污秽恶行熏天，他与王元翰声气相投，特意上疏推荐，奉行其【原文缺损】。像这样凶焰嚣张，岂不是将要扬扬得意地进入长安了吗？难道可以任由他翻云覆雨吗？另一人是光禄寺少卿王国瑚，依附权门，献媚求进；他原任行人时居乡，却升到巡抚院，按理应当拟议重罪。他历任延平知府，赃私杂乱，实在不堪听闻。西虏深入五百里，席卷财物无数，捆扎装载后运走；他又用尚未到任的副使职位贿赂转任光禄寺，这又是何等迅速的升迁！奉圣旨：郝名宦结交邪党，把姓名刻在酒杯上；水山既然倾覆，南枢又善于恢复旧状。罗汝凡当时作为党人进入都察院，完全没有建白，一项差事尚未任满，就越级升为京卿。王国瑚献身求进，离开辅佐职位而任府职；其任延平副使时赃迹狼藉，不久便以贿赂转任光禄寺。都削去官籍，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该部知道。原任南京湖广道御史李良栋上疏说：“邪党残害正人，公道应当昭明。”疏中说：臣巡历地方尚未结束，恰逢癸亥年京察，同僚王允成临近考察期限时突然推荐涂一木【原文缺损】秦担任考功官，以臣难以任用为大臣为理由，反而把臣评为浮躁，这是什么处理办法？臣只是考虑到自己一生固守拙朴，羞于依傍门户，性情过于率直，不善于迎合特定局面，这些确实存在；但没想到报复的祸端竟突然到了这种地步。臣请求详细说明：原任侍郎邹元标与淮抚李三才，都是东林党的教主，而王允成则是他们的鹰犬。邹元标与佥都王德完因议论李三才一事意见相左。王德完虽然坚持自立，多次上疏请求离职；臣认为不能任用一个人而又任用邪臣，于是想让一名简用的直臣离去，实在对此感到不平。原本并没有伤害邹元标，只是因为王德完离去而李三才出任，关系到世道，并不是另有私怨。原疏还在御前，可以复核查验。但疏中有“德完离去，元标难道能独自留任”一句，邹元标于是对臣恨之入骨。不久他借弹劾朋党、树立朋党的一疏，点名参劾臣。臣认为邹元标是大臣，若同他争辩反驳，反而会加重他的罪责，于是只发布一份公揭向天下说明，只是略微解释“党”这个字，却因此结下了无法解开的怨恨。

译臣常听说邹元标在京城门下对人说：“官职虽小，胆子却大，逢人便唾骂。”臣本来就知道自己难免遭祸。后来王允成在公署中果然说：“你只要一提到任用李三才为淮抚，就变了脸色，为什么？”臣回答：“我从未变脸，只是可任用的人很多，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人？”于是他更加坚定了要处分臣的意图。奉圣旨：涂一【原文缺损】、王允成把持考察典制之事，着令有关部院查验后上报。李良栋身为言官，应当听从公正考察和各官的评议，不许借题发挥而轻率上奏，以致引起侥幸之心。初七日。陕西道御史鲍奇谟上疏，称东、西方面的局势尚无定期，朝廷的谋划和制度也没有确定的办法。疏中说：自古以来夷狄造成的祸患，没有不是从内部争斗和外部侵扰开始的；因此多年来界限横分，用人与罢黜颠倒。比如京卿本来是储备巡抚的人选，马孟祯有什么才能声望，却俨然迅速升迁，至今还要让他久任吗？读屈一疏，便知道他一生拥戴的只有于玉立，而只是凭借于玉立作为靠山罢了。不然，为什么像刘宇烈这样孤立无援的人，竟不能免于被排斥在外？又有南京户部郎中叶成经，臣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只听说他在临清榷税时，白粮船到达后，不论船上有无携带货物，每只都征银八两。直到现在，白粮解户仍怨声载道，说是因为他的索取，常常留难二十天才放行。白粮本来是供给皇上的珍贵粮食，催促运输还唯恐不快；为了私利而废弃公事，却还说这是恭敬之情，这难道不是关市中的大蠹虫吗？奉圣旨。初八日。湖广道御史王业浩上疏，称微臣仰蒙皇恩。疏中说：臣在庚申年冬天承蒙皇上提拔，任职西台；区区一片赤诚，只知道有君父，不知道有私人交情；只知道有朝廷，不知道有门户。臣抒发胸中所想，严重触犯了凶邪之徒。第一疏是为了压制朋比之风，参劾刘一燝；皇上安然无恙，而刘一燝与安憾臣。第二疏因移宫一案，请求扩大宣扬圣德，与旧科臣李春烨联名上疏陈述，驳斥杨涟、左光斗，于是杨涟和左光斗憾恨臣。第三疏感慨时事，直斥各个奸人，触犯了迁易应昌、袁化中等人，于是应昌、化中等人也憾恨臣。各个奸人在内外上下争相想要置臣于死地。臣将这些事详细奏报皇上，奸党便在一疏中假传圣旨杖责臣；幸而蒙皇上明察，奸计没有得逞。他们又借其他人的奏疏假传圣旨责备臣督促回避，又因贾继春上疏，假传圣旨暗示臣称病辞职。臣当时正好与疾病相遇，请求急速回乡休养。两年间，我废止遵照旧例转请休假之事，因而使奸党得以借机行法，责备赵南星，赵南星也因此憾恨臣。臣奔波万里，才到广东接受职事，随即被迫转往四川，后来又在乡里闲居两年。幸而皇上镇定明察群凶，雷霆震怒、电光扫荡，使四名罪人服法，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皇上一怒便使天下安定，而微臣又蒙受深厚恩典，得到大臣交相推荐，得以恢复旧职，再次朝见宫阙。这些年来，受排挤最深的只有微臣；臣开始保全微薄的生命，最后又恢复言官职位，前后承受的皇恩也特别深厚。从今以后，年年都是损身尽力以报答皇恩的日子。臣看如今皇上在上面励精图治，群臣在下面竭尽忠诚，经筵顾问、平台召对等事都按次第施行，这是千古以来的盛治。上下和谐，偶有间隙也能屏息不论是非，邪正分明如黑白。朝中的朋党已经除去，边疆的虏贼也自然消灭，这是千载难逢的盛世。然而仍有二三个邪魅之徒，渐渐显形又藏匿踪影，企图实现自己的意图；这难道是阳气增长、阴气消退之日所应有的吗？如原任太仆寺少卿马孟祯，内心如蛇蝎，性情如虎狼，是王图的爪牙、史记事的心腹。辛亥年京察时，他任意颠倒是非，自称部院提塘，人们称他为混世魔神，确实是门户党的首领、仕途上的祸害。易州道参议韩万象在江南任职时卖身投靠门户，转眼便因被轻视而心灰意冷，得志后又暗中报复；凭借【原文缺损】的强势行动，逞其鹰一般的目光而不知收敛。应当像驱逐虎狼一样处置他，岂能让他把守虎豹关隘？原任吏科右给事中方有度，不知忧国，惯于使用机谋，结党营私，把善良之士全部排斥。这些都是舆论所【原文缺损】、人们深为愤恨的事情。奉圣旨：马孟祯结交权党，倾陷正人；韩万象初入仕途便在江南卖身投靠门户；方有度巧设三处藏身之窟，共同抛弃国家赖以维系的四项纲常。都削去官籍，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该部知道。初十日。山东道御史陈睿谟上疏，称上天应施行肃杀之令，大君应严格振作肃清之权。疏中说：吏部稽勋司郎中刘廷谏，此人最初是一个刑【原文缺损】，却由刑部改调稽勋司【原文缺损】。自从赵南星欺骗皇上、徇私行事、结党乱政以来，不仅旁观者听闻都感到震惊，就连当时铨司的同僚也无不面面相觑、惊愕不已。直到圣怒屡次降临，赵南星回乡，刘廷谏才从藏匿中脱身，仓皇请求休假，却仍奉旨留在京城超过一个月。请问如今赵南星在哪里？赵南星破格提拔的那些人又在哪里？这里正面对雷霆，那里却安然如磐石，难道可以吗？又有原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现已降级的孙必显，借亲知冯从吾撮合，惠世扬从中周旋，钻营求入吏部，像泥丸封闭关口一样阻塞通路，却还招摇过市。他主持选官时尤其严重，因受贿而受到皇上诘责，姑且以公事错误认罪，只降一级处理，这等于让欺罔皇上的首恶仍然漏网。至于大理寺少卿添注韦蕃，更加奇异。他先前年曾竭力阻止黔中报捷，说边疆尚未平靖，不应由督抚称功。到了昨天，却因旧宰相的关系图谋起用；不到一两年，忽然任主政、光禄寺官，又忽然升为丞、卿贰，这样的人为什么升得如此快？今年春天，他借总河职位空缺、需要资财贸易之机，倡议调走四川总督朱燮元。假如他的主张实行，因而迷惑国家的是非，贻误边疆大事，难道危害还小吗？明旨责备他反复无常、扰乱政事，科臣弹劾他行迹闪烁卑劣，可以说正击中要害。可是他仍得以保全，逃窜潜伏，却还冒用卿的头衔，这是为什么？奉圣旨：刘廷谏依仗权党，把刑部郎中改调吏部，属于破格任用；孙必显世代投靠门户，欺骗皇上、徇私行事；韦蕃反复乱政，越级登上显贵职位。都削去官籍，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该部知道。十三日。

译四川道御史倪文焕上疏，称任用人才是朝廷第一要务。疏中说：冢宰李宗延，并不是皇上特别选定的人，却把用人的权柄交给了他。只是看他近来推升的一两名官员，便不能不产生疑问。朱世守是东林党的首领，天下人都知道。为什么违背众议而推举他为亚卿？金世俊是左光斗、魏大中的私人。既然他抱头鼠窜而离去，却又急忙让他担任常少，以此补偿他。这两个人明明是邪党，李宗延不知道而任用他们，是不明智；知道却敢任用，是欺骗皇上。李宗延居于什么官职，竟【原文缺损】如此。况且该部司官庄钦邻，曾被科臣弹劾，奉严旨削夺；但李宗延在认罪疏中却说庄钦邻操守洁白，仿佛是在说皇上的明旨不对，并替庄钦邻解脱。臣因此对任用人才一事更有感慨，又怎么能不谨慎呢？江南按察司米万锺，是赵纲的至亲，又出自李三才门下。山西右参政王继谟，是王之宷的私党，贪婪一向著名。总之，他们都是门户中的私人，难道应当让他们藏在外任职位上，放纵他们施行【原文缺损】的计谋吗？奉圣旨：朱世守已有旨意处理；金世俊是左光斗、魏大中的私人，卖官的赃迹有证据；赵纲盗取代皇陵的神树，已经处分；米万锺是赵纲的至亲，又出自李三才门下；王继谟是王之宷的私党，贪婪一向著名。着削去官籍，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金世俊由当地抚按提审追赃，以资助大工程。该部知道。陕西道御史石三畏上疏，称应选用端正之人以修史，斥退庸劣之徒以振作士风。疏中说：先帝时的挺击、红丸、移宫三案，都是把本来没有的事情反而造成罪状。这不仅像巫蛊之祸、烛影之疑一样。然而即使有人含沙射影，难道当时就完全没有人走直道、使世道丧失吗？有旧科臣范济世等，以及台臣徐景濂、杨维垣、贾继春等人，顾不得自身家业，扶持朝廷纲常于一线之间。虽然各奸党恨不得把他们粉身碎骨，但他们有幸遭逢圣明时代，皇上都下诏交付史馆记录，天地祖宗确实可以凭此作证。臣愚见，史书是用来辅助人伦的，现在正是修史的时候。但首先应当慎选修史馆的人，例如协理詹事府、礼部右侍郎周炳谟，不能说他没有文章才学自许；然而王之宷推举他作为秉笔之人。衡量起来，凡是王之宷所举荐的人，必然符合王之宷所谓的正直，却未必是百姓所认可的正直。如果这就是他所说的正直，那么能让这种人掌握文辞和权力吗？词林中这样的人并不少，这就要靠有关大臣详细选择了。如今的仕途风气，几乎已经淘汰干净了。然而有南京工部尚书沈儆炌、大理寺右寺丞张廷拱二人，情况却很奇怪。沈儆炌任云南巡抚时，曾发兵救援四川；但逆安与逆奢相互勾通，祸乱延续至今，结局仍未解开，所造成的祸害难以数计。他这样的罪过，竟还堂堂占据司空之位，可以吗？张廷拱与王之宷同门，同属一条关系线索；姑且不论他与陈以闻、濮中玉等五人谋划考选、以此求取公论之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陈以闻等人都已受到处分，张廷拱却依凭靠山，扬扬得意地留在长安，甚至想谋求开府，这可以吗？关于庄钦邻的物议，已经沸腾很久了。如今冢宰的奏疏却一再流露出惋惜之意，说他不顾劳苦和怨言，又说对他的处分也许过重，还说他操守洁白、丝毫没有沾染。总之，冢宰老成持重、推诚置腹，每次见人都说：“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庄钦邻全都知道。”庄钦邻知道后便骄傲起来，自以为是，反过来辜负了冢宰。圣旨下达那天，朝廷内外都相互庆贺。如今冢宰用意过于偏袒，难道不是沉溺于大臣的体面了吗？奉圣旨：周炳谟任讲官已久，却错误地被王之宷举荐，准许令其退休。沈儆炌搜刮钱财资助营建，也有一点微小功劳，着令保留冠带闲居。张廷拱钻营考选，舆论沸腾，却突然越级进入京堂，全凭靠山，削去官籍，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该部知道。十四日。直隶巡抚洪如锺上疏，称道员应当裁减，已有充分依据，明旨令有关部门议处。原奏奉圣旨：刘永基居心不正，浮泛言论而偏于机巧，突然冒充家丁，倾轧同僚；喻安性受其陷害和媚惑，结党作奸。都削去官籍，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申用茂荐举不当，着保留冠带闲居。该部知道。江西道御史卢承钦上疏，直陈当今的急务：对外整饬边防，对内清除邪党。像原任大理寺卿曹珍、原任右侍郎董应举这样的人，难道还可以仅仅按照闲居的例子，厚着脸皮列在保留冠带的官员之中吗？王【原文缺损】性情孤僻，同邹元标轮流主持京城讲席，已经成为北方士人的罪人了。等到红丸案的弹劾疏失败后，他还借题发挥、如鼠逃窜，希望侥幸保全性命，这是什么观望态度？董应举是个昏聩的人，却同徐光启激烈谈论边塞宏图，已经足以列入孙武、吴起那样的优异事例了。等到掌握铸钱事务的权力后，却仍然肆意鲸吞，侵扰盐政，这是什么心肠？又有兵科给事中李遇之，推荐史孟麟、孙居相、马孟祯、李若星、邹元标等人，称颂他们的功劳品行，难道不是转身投靠门户、向东林献媚吗？以上三名大臣，有的已经受到白简弹劾却没有完全承担罪责，有的尚未处分仍旧保持原来的状态；这都不是用来服人心、整肃国法的办法。江南道御史施探有一疏题为“国法久弛”，因此获罪于旧辅刘一燝，又得罪于旧礼臣孙慎行，在台班任职两年，最终被以浮躁处理。当时受到考察处分的开诗教等人，都蒙恩得到昭雪，只有【原文缺损】仍抱着压抑，未能伸张，难道不是使一人独自面对墙角吗？再把东林的势力一一说尽：除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这些首领之外，其中像王图、孙慎行、高攀龙等，称为副帅；像曹于汴、冯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等，称为前锋；像李朴、贺烺、沈正宗、丁元荐等，称为敢死军；像孙丕扬、邹元标等，则称为【原文缺损】的几名大臣。有的人已经退职，却不严加限制他们退居，便无法堵住后来进用者的空隙；有的人已经死亡，却不追究其死后的罪责，便无法使活着的人受到警戒。奉圣旨：奸党应当清除，调停之举应当戒止。这本奏疏所说的曹珍，亲近并主持邪恶盟党；董应举假借盐政之名加以扰乱；李遇之推荐坏人，向东林献媚。都削去官籍，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

译至于所有党人，不论过去是否已经处分，都着令有关部院会同九卿、科道，秉公查核确实，集中议论后上奏，请将姓名、罪状以及历次明旨刊刻成书，张榜告示于海外，留给后世借鉴，以求长久治理。十五日。刑科给事中潘士闻上疏，称仕途上的邪正既已分明，铨选和任用必须慎重。疏中说：太理寺左少卿吴之皞依附门户、主持讲学，已在会推之日成为舆论所不能容的人。又有人说他在家乡倚仗豪强恶人，萧康侯设坛传教；巡按四川时偏听巨奸，余新民肆意贿赂，种种污秽行迹，为什么不用脚走便能传遍长安？又有四川道御史舒荣都，他接受老师传授的符箓，奢侈淫逸、败坏法度，为士人所羞于称道，已经难以逃过按察属官的议论。又有人说，他复命时推荐卿贡，有关官员都在座师李腾芳那里接受旨意询问；众人都说由于推荐而受到举劾，因而共同感到不平。临行时，他索取各项赎罪银以及所属各道送别的敬礼；到家以后，除感谢荐举的礼物外，有的收受二三倍，有的只退回原来送来的礼物却仍然收下。再有原任山东御史郑宗周，当今【原文缺损】时发生盗窃库藏记录之事，调任唐山县之后，又钻营考选西台，在候命之日便参劾辅臣以向东林献媚。还有新升工部员外郎何显宗，他任遵化县尹时贪污污秽声名极著，被考察降为长芦知事后，转身投靠门户，结党害正，刚升经历，随即用贿赂买通选司而转任缮【原文缺损】。像这些人，个个追逐奔竞，像苍蝇一样趋附、像虎一样贪视，彼此由一条线牵合，声气相应、互相求取。如果不把小人的党羽全部清除，难道能够不立即败坏君子的群体吗？何况还有品行孤高、难以合群、慷慨担当的莫在声。当河西失守、熊廷弼放辽人入关时，众人无不随时附和，而莫在声独自抗拒众议，明白陈说；对缓办经抚逃案之事，丝毫没有差错。又如山公启事中的田仰，当时正值邪党开始张扬；他因为张光前有一点小过节，便想剪除自己所忌恨的人，以致按惯例转任后，被魏大中故意拖延，凭借期限加以阻挠，沦落七年，冤屈无法申雪。幸而如今功罪昭明，奸邪服法。这两位大臣，为什么不破格优先升用，召回朝廷任职，以振作众正之气、显示劝善惩恶的功效呢？吏部开设科书，辨别颜必显者，此人经营藏身之窟十二年，专擅权力、谋求私利，每每触犯权贵便囤积居奇，货物和赃私杂乱，家产累积数万。近来铨政一直得不到整顿的时机，这个祸根确实是祸害的阶梯。奉圣旨：吴之皞依附党人而居卿位，不应推用；舒荣都奢侈淫逸、败坏法度，又在荐举中收受钱财；郑宗周是邪类的先锋，钻营有据；何显宗贪污污秽声名极著，转身投靠门户。他任都察院经历时，阿谀奉承张慎言，扰乱差遣次序。都削去官籍，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莫在声、田仰，酌情叙用。积弊深重的颜必显，着锦衣卫捉拿送镇抚司，严加审问，追缴赃物，具奏上报。该部知道。十七日。四川道御史汪裕上疏，称要清除铨选制度中钻营求取的弊端，应当收回选司专擅的权力。疏中说：庄钦邻到任后，实际上是在招揽权力、收受贿赂。冢卿李宗延受到他的欺骗，反而误以为他是在主持公事；姑且举一两件事来概括其余。张所望被补为湖广按察司官，尚未到任，忽然升为山东左布政，外间议论沸腾。冢宰听说后当面责问，他竟公然以两人是关系深厚的同年作答。刘国缙与本堂官王绍徽、吏部左侍郎徐兆魁等人，是首先攻击东林、也首先受到东林迫害的人。臣的同官石三畏有一疏辨明邪正，蒙准许酌情任用，却没有看到起用的批示。有人说：因为没有书仪往来，最终被禁锢而不能任用。奉圣旨。十八日。广西道御史赵昌胤上疏，称朝廷谋划的审阅关系重大，绝非轻微之事。主持朝政的人应当确定方针。其中说：辅臣丁绍轼慷慨陈述谋略，认为边疆危险、战事失利，敢于提出任用人才的意见。这一疏说得对吗？辅臣关心边疆事务，也确实如此吗？边疆安危，全系于是否用对人。大将马世龙手持尚方剑，身负专守一方的权力，本来就与关门安危有密切关系。何况如今水势坚固可以渡过，战马到处嘶鸣，关于慎河的报告称，虏人已经有蠢蠢欲动之心。那么在重重关门之外，用来阻挡狂风、挽救【原文缺损】残局的人，谁能担负把守关隘、制伏虎豹的责任？辅臣对此确有真知灼见，幸而皇上注意边疆，亲自下旨询问，这显然是要辅臣决定马世龙究竟可用还是不可用。辅臣如果确实认为他可用，就可以任用；确实认为不可用，也可以弃置。为什么丁绍轼听到关中的公议，从未曾认为马世龙可以任用；即使私下向皇上报告，也未尝不认为不可用；等到再次承受询问时，却忍心含糊其辞地说：“如果去留由皇上裁决，臣哪里敢知道。”这实在表现出反复游移的态度。奉圣旨：次辅尽心任事，商议确定可否，朕自有鉴察，言官不得苛刻求全。该部知道。二十四日。云南道御史陈以瑞上疏，称贤人和奸邪不能并立，用人和罢黜贵在坚决执行。疏中说：太仆寺少卿、现今养病的刘兰，是周加谟的爪牙、张问达的心腹。壬戌年祭祀之事中，他参与一网打尽。吏部郎中、现今请假的吕维祺，假借父亲的名义吞噬财物，以至于上部虞衡司郎中吕克孝进入张问达的幕府，呼朋引类，确实党羽很多。最可耻的是，他把汇兵安书送给叶向高，叶向高又把回信转送给他，当时人们有“阁下通政”的谣言。南京户部郎中童述先用银二千两钻营，使杨涟、左光斗升入北户部；等到物议沸腾，才把他调到南京。最肆无忌惮的是，杨涟和左光斗的缇骑经过各地时，童述先各赠百金作为行李费用，真是多情啊！这四位大臣，已经甘愿被斥为坏人，长期被公道所唾弃。比如原任光禄寺少卿蔡献臣，刚直严厉，在朝廷内外很有声望；至于他论述楚事的奏疏，更以正直谋划、卓然独立、不阿附权势而著称。于是被门户党所排斥【原文缺损】，如今却在林泉间以麋鹿为伴、以松楸为乐，为什么不及时起用？难道要等到死后才用来彰显山林之光吗？

译又如原任工部绍兴府知府齐琦名，显然是一位循良卓异、被称为贤能的人，却被同乡左光斗陷害，赵南星又因此加以诬蔑；他忌恨按臣，因而受到牵连，解职回乡。后来同僚潘汝祯、张素养曾为他昭雪，因为他们深知这种横暴的危害与一般受诽谤者的情况大不相同。奉圣旨。山西道御史刘弘光上疏，称圣朝邪正已经分明，但仕途上的黜陟还没有完全落实。疏中说：应天府尹谈自省琐碎无能，钻营求进有证据；幸亏程国祥多方调停，他却安然做了南京兆尹。京兆是什么官，留都是什么地方，怎么能容纳这种人混在其中？刑科给事中赖良佐，任宣城县令时贪污声名遍传；借四年以外的吏员冒充清白政绩，如果不是李日宣极力周旋，怎么会违背五年四月的旧制，逐渐让他奔走进升呢？南京礼部主事张笃敬，是王图倚为心腹的人，又成为五鬼的爪牙。丁巳年京察时，人心大为痛快；但邪焰既已张扬，竟使死灰重新燃烧。如今他和彭惟成并列任职仪曹，没有人不说这是“恶鸟与鸾鸟并翼，香草与臭草共处一器”。至于自许孤忠的邵辅忠、百折不回的姚宗文、赤诚无私、如砥柱中流的刘廷元，他们都有珪璋鼎彝般的品格，拥有如景星庆云般的声望，已经多次列入推荐名单。他们都已列入起用的名单，只是何时登上起用批示、何时整顿仕途，还不知道。远远听到风声便只是奔走追随，为什么不赶快进入鹓鸟般的朝班，却还依依不舍地像鸿雁栖息一样留在外面？奉圣旨：谈自省凭借程国祥的姻亲关系，滥居南京兆尹之位；赖良佐凭借李日宣的死党关系，冒列清华之职；张笃敬是王图的心腹，助长邪焰。都削去官籍，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邵辅忠、姚宗文、刘廷元起用已经很久，着令催促他们迅速到任；其余事项由该部知道。二十六日。广西道御史王珙上疏，称贪奸积弊应当清除，忠贞刚毅的真正人才应当记录起用。疏中说：国家的粮储，是军民的命脉。每逢漕运之年水旱频繁，仓中一粒粮食，百姓听说也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次催促、推转漕运，不知历经多少辛苦，才送到京城粮仓。使农官为此忧虑，已经不是一天了。然而守仓官仍沿袭旧日弊端，盗卖粮食以肥私囊。假如不是厂臣严密执行缉盗之法，怎么能够揭发从前积累的弊蠹，堵住后来流失的缺口呢？奉圣旨：魏忠贤筹划国事勤勉，缉捕奸邪有办法，不逃避劳苦怨恨，积累的功勋值得嘉奖。以后内外衙门凡涉及钱粮的，都着一体整顿辅助，以清除侵耗。方大任贪婪残酷凶恶，方学周、汪应高、王弘诰靠行贿取得官职，都削去官籍，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方大任由当地抚按提审，追缴赃物后具奏。袁崇焕、王新民，着令有关部门议覆。云南道御史邱兆麟上疏，称铲除奸邪多次烦劳明旨，更加说明过去邪党势力过于强盛；如今正气应当联合。疏中说：自辛亥、己未以来十多年间，党羽根株盘结，直到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横行肆意、专擅权力，竟使这种局面达到千古以来未有的程度。当时有同道对臣说：“这些人的罪恶已经满盈，盗贼应当让他们翻转局面。”臣偶然回答：“满朝尚书以及侍【原文缺损】等要职，无不是邪党所依附的；像豆荚一样一触即碎，哪里有可以翻转的空隙？”但近来弹劾的章疏又塞满了公车，削职夺官的事情屡屡烦劳圣谕，难道不是各奸人在得势时敢于侵犯、敢于专擅，在失势时又善于隐藏、善于依附吗？他们敢于侵犯、专擅时，人人都能指出他们是小人；但他们善于隐藏、依附时，人人又都把他们拟作君子。因此，臣长期对此感慨于心的，还有两个人：一是原任礼部侍郎赵秉忠，一是原任湖广道御史、现升任四川副使的刘芳。赵秉忠任卿时不合资格，平生不得正人认可；当时臣曾亲眼见他亲笔写信给候选官魏光【原文缺损】，却仍同他殷勤交好。后来他借房可壮的谋划，得到机会排挤前任官员，于是觉得依附党派很有好处，便扬扬得意地发布公揭说：“我平生一向仰慕东林，至于攻击东林一党那些素来被我憎恨厌恶的人，只恨不能请求皇上赐我尚方剑。”刘芳才器鄙陋，一心听从左光斗、袁化中的指使，剪除正人，后来又钻营改任应天学院。如今正值公道昭明之日，党人没有不被削职夺官的，而刘芳还占据藩臬之位，这就是留下余孽、豢养奸人的表现。奉圣旨：赵秉忠长期玷污卿官的品评，依附权奸，越级升任端尹；刘芳委身邪党，剪除正人，仍然盘踞藩臬之位。都削去官籍，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该部知道。二十八日。江西道御史吴裕中上疏，称朝廷的恩礼并不薄，辅臣的意气应当融洽。疏中说：次辅丁绍轼以经济之才自任，这在他入阁的奏疏中已经显现，大体意思是人人都欺骗官府，事事都趋于堕坏，有题目而没有文章；臣因此十分折服，对他期望极深。近来同官赵昌胤有所议论，他便上疏请求离职，这也算是知止的明智。可是到了第二次、第三次，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恼怒，使人怀疑他的言论轻率、其人也轻浮，进而轻视朝廷辅理政务的官员。这对他个人来说是小事，对宰相体面来说却是大事；对宰相来说尚且是小事，对皇上礼遇宰相的体制来说更是大事。明旨中“中心直口快”四字，姑且替次辅解嘲，已经很顾全体面了。或者是认为皇上的过失还不算深，图像也还不够肖似。奉圣旨：次辅在皇祖初次选用时，熊廷弼就首先加以议论。如今熊廷弼已经恢复罪名，神人共同欣喜。吴裕中却凭借卿戚儿女之间的私情，竟敢乘隙报复，放纵狂悖，诋毁侮辱大臣，显然与熊廷弼是同样的心肠。与熊廷弼还有什么区别？像这样扰乱政事，本应从重审讯，追究根由，与熊廷弼一同诛杀。姑且从轻，着锦衣卫捉拿到午门前，实实在在杖打一百棍，革职降为平民当差，并追夺诰命。该部知道。●《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实录》卷十一，记载天启六年正月至六月之事。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编辑、校正者：廪监生方至。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正月。

译天启六年正月初四日。江西道御史李九官上疏参劾阴险的按察官张师绎。疏中说：张师绎任官屡次失败，难道也正是他阴险奸诈、没有才能的明证吗？至于铅山县的何其偀是否贤能，臣实在不能完全知道；但根据张师绎的考核，金来在夜间被捕一事显然已有主犯，他却用含义难明的字样结案，文章义理已经不通。假如确实是案件逃脱了许多囚犯、涉及人命和强盗，审查详情必定要经过多名官员，怎么能由一人掩盖并定案？如果是在期限内捕获，原本也没有损害循吏的名声；这件事必定仍要交给抚按查明，具奏以后，才可以决定何其偀应当降黜还是升用。臣因此还有一层意见：抚按接连不断地弹劾，赃私狼藉，明白告知君父的人，大多得到降职调任或平调；唯独表册、察册以及季报等文书，只要有一两句贬语，甚至考语只是平常，就用王法将其终身禁锢。虽然这是沿袭已久的旧例，实际上却使天理、人情、王法都不得其平。这尤其是留心铨叙的人应当另行斟酌、推求升降公平标准之处。我正担心，像张师绎这样的监司不会只有一个，而像何其偀这样得不到公平对待的人，也不止一人。奉圣旨：官员的品评应当有确实依据；同一官员的举荐和弹劾互不相同，怎么能使人信服？仍然交给有关方面秉公查核，具文上奏。有关部院知道。初五日。御史赵允昌上疏弹劾阁臣丁绍轼，其中说：丁绍轼本是阴险邪僻的庸俗之流，凭什么钻营攀附而进入内阁居于宰辅之位？我心里暗自对此感到惊讶。后来详细考察他的所作所为，熊廷弼被依法处死，他却说这是英明君主的作为。丁绍轼对人说：“他赞成皇上的决断了。”难道内阁中自有主张吗？汤宾尹、李征仪不用人的缘故，我也不知道其中内情。丁绍轼又对人说：“他倡议这件事了。”难道汝南自有品评人物的标准吗？如果从此洗心革面，真正肩负起为国家专心办事的责任，那么有什么职务不能和他一起承担呢？这种说法真是荒谬。不久发生马世龙一事，我于是不得不稍稍尽忠进言，规劝原本并不是想对丁绍轼要求过多。如今试着拿他前后的奏疏来读，开始说“二次请求”，接着说“皇上传下来的”，又说“已经撤去的”，这究竟是反复无常，还是不是反复无常？是推诿，还是不是推诿？皇上心中自有真正的鉴察，天下人也自有公正的评价。我本来可以不说了。只是我本来是从封疆事务中起家的，哪里对不起丁绍轼？如果他尚存一点夜气良知，何必如此深地仇视我？为什么偏偏放纵自己的嘴巴横加辱骂，连话音也不加选择？我个人不足以可惜，皇上不妨让丁绍轼自己反省一下，二百年来是否有过这样的关系？唉！天下自有明眼人，难道丁绍轼以为出场后胡乱骂人，就足以堵住当世忠直之士的嘴吗？至于他引李廷机为例，我听了不觉想呕吐。李廷机的意见稍有偏差，就不被允许以宽厚从容的态度处事；但他立身端正、骨气凛然，在风气衰颓、人心随俗的环境中保持操守，差不多足以成就一种人格。丁绍轼想要攀附李廷机吗？不妨在清静的夜里扪心自问，能不能像李廷机那样，从做秀才一直做到入阁，穿粗衣、吃蔬食，淡泊地过清寒俭素的生活？能不能像李廷机那样，家中四壁萧然，只能遮蔽风雨，却不置田产、不经营房舍，也不侵吞乡里百姓？能不能像李廷机那样，抚养孤儿、救济寡妇，无所欲求、无所经营，连半纸文书也不向有司求取，乡里甚至不知道有李阁老这个人？如果还做不到，谈起来岂不是太容易了？我听说，先正李廷机被横加攻击，侨居佛寺时，人们正想把他从这里赶走、从那里驱逐。丁绍轼也唯恐他离开得不够快，有识之士说，李廷机离去、仓促离开国家，是因为东林党门下的士人出了一臂之力。不久丁绍轼还拿出一纸假书，张扬地揭示出来，甘愿为东林党献上首功。这些机关算尽的伎俩，有识之士早已看破，连一文钱也不值。如今他竟把这当作得意之事吗？这又是自己写出了一幅反复无常的图像。十一日。福建道御史姚祚端上疏，说应当庆幸时局更新的盛况，其中说：大奸臣赵南星嫉恨我不加入他的门户，在我服内艰尚未期满时，就想破例把我外推任职，还嫌这样做有可供指摘之处。同僚魏光绪迎合、窥探赵南星的意旨，于是拿出一篇挺节的奏疏，把我的名字插进去，诬陷我逼死属官。赵南星于是就抓住这件事作为借口。近来看到会推巡抚大臣，都是声名显著的人物，长期被称为一时的人望。皇上把郭允厚、孙杰等几人留下，准备作为京卿任用，这体现了圣明的眷顾，正有深远的用意，哪里是臣下愚昧所能窥测的？但臣认为，巡抚建立衙署、主持边镇，统领各司，镇压一方；地方一旦有事，事情的缓急全靠巡抚决断。与京卿养尊处优相比，巡抚虽然似乎稍微劳苦，却是为国家效力、谋划政事，最为紧要。从前宋代王尧臣上疏议论军务，因而说韩琦、范仲淹都有忠义、智谋和勇略，不应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地，于是朝廷才有安抚、经略、招讨的任命，最终使西方贼寇胆寒，功劳关系到国家社稷。这难道不与今日的形势相类似吗？奉圣旨：郭允厚、孙杰已经有旨，着令留在京卿任用。姚祚端为什么不遵从，又来烦扰，难道可以说是有廉耻吗？暂且不追究。十四日。皇上传谕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寀、周宗建、张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以及已经去世的陶朗先、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的家属，奉旨命令当地巡抚、巡按提审并追缴赃物，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回报？显然是违抗怠玩，着令行文各省直，限定期限迅速解送，以帮助大工程。圣谕说：朕认为，君臣、父子，是人道的大纲；慈爱、孝顺、忠诚、恭敬，是古今共同的道义。有国家的人遵循这些就能治理，扰乱这些就会发生祸乱；做臣子的、做子女的遵循这些就是正道，违背这些就是邪道。自古至今，从来没有能够改变这一点的。竟有人在宫廷仓促变乱之际，怀有倾覆国家、陷害他人的阴谋，构成谋害朝廷骨肉亲属的嫌疑，把它作为求取富贵功名的机会。这样的乱臣贼子，哪里杀得尽呢！惟有我皇祖神宗显皇帝，早早确立太子，以此端正国本，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原本没有隔阂；可是奸人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等，竟借挺击之事来求取首功。我皇考光宗贞皇帝在位一个月，千秋之后仍应称圣；他因哀痛而得病，纯孝更加彰明，可是奸人孙慎行、张问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圣、沈惟炳等，竟借红丸之事来发泄私怨。

译等到皇考去世，朕承继帝位，父子相承，正统相传，可是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之事贪求定策之功，并希望得到非分的福分；他们将皇帝临终的遗言抛在草野，把本应受封的宫眷视为仇敌。臣子之间的名分究竟是什么？忠敬的道义又在哪里？幸亏上天启发朕的内心，朕仰承先帝遗志，对康妃和皇妹加厚恩礼；而守持正道、凡是因三案受到诬陷的诸臣，都依次赐予环佩，使他们恢复官位，嘉言得到采纳，朝政肃清。特准部院、科道诸臣的请求，把历次明旨以及诸臣的正论编辑成书，颁行天下，使三朝的慈爱孝道灿然大明，让天下万世没有疑惑。全书的凡例和体例，一概仿照《明纶大典》的旧例。现在新春开馆纂修，特命辅臣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为总裁官，施凤来、孟绍虞、杨景辰、姜逄元、曾楚卿为副总裁官，徐绍吉、谢启光、余煌、朱继祚、张翀、华琪芳、吴孔嘉、吴士元、杨世芳为纂修官，乔伟、秦之垣、李桐为誊录官，郑崇光、姜云龙为掌管官。你们接受这项委任，必须同心协力，精研详思，搜集周全，持论明辨核实；凡属于公论的，一律订正保存；对于群奸的邪说，也酌情摘录，最后加上史馆的断语，以彰明是非的真实。务必在早日完成。书成之日，命名为《三朝要典》，用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灵，来副合朕显扬先烈的心意。敬慎执行！特此谕告。二十三日。四川道御史曾应瑞上疏说仕途应当清正，其中说：尚宝司少卿范凤翼，本来就是张问达提拔的人。范凤翼由知州改任教职，又设法进入铨选，掌管钱财而贪赃营私，狼藉不堪，曾经被弹劾。丁巳年考察处置时，全国都称快。可是忽然又把他召入鸠部，而掌玺卿至今仍占据清贵职位的一席之地，这能说黜免升迁公平吗？又如南京吏科给事中升任大理寺丞的姜习孔，以及现任吏科给事中的孙绍统，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考察他们的条奏，没有别的谋划，只是一再分别推荐孙慎行、毛士龙、张慎言等人，简直像一张嘴唱、另一张嘴和，彼此吹埙箎，南北之间如同符节相合。孙慎行诬蔑皇考，毛士龙任官贪暴，张慎言侵吞国库财物肥己，其余的人也都是拾人唾余、随声附和、欺世盗名之徒，根本不值得一提。俗话说：“不了解一个人，就看他推荐什么人。”这足以判定这两位大臣的一生了。况且姜习孔又和涂一榛、王允成等人共同主持南察，排挤陷害善类。涂一榛已经被斥逐，姜习孔却独自安然无恙，他拿什么向舆论交代？又如户部云南司主事傅梅，最初出仕于登封，任职时不整饬财务，因重金贿赂汤京兆，汤京兆竭力为他引荐，使他获得传廷评议的机会。不久他因考察被挂名处理，却又设法谋求起用，向冯从吾等人自荐，再次得到荐举和吹捧，越级转任户部。如今仓库钱粮的出纳，仍然沿用他任县令时的旧伎俩，真是钻营刺探通神，不怕天眼监察的人。又如户部陕西司郎中吴鸣虞，原本是东林的派系；看到高攀龙等人最初失败时，在私宅里捶胸顿足、愤怒咆哮，几乎把国门内外搅得天翻地覆。后来看到公论已经确定，知道自己难免罪责，每次见到正直之人便乞求怜悯，有识之士都以他为耻。他竟谋求调任甘固粮储，作为进入秦地埋伏戎兵的计划；譬如毒蛇猛兽潜伏在山林草莽之中，一旦伤人必定很多，难道可以不赶快剪除吗？至于当日为党羽王之寀辩护、竭力帮助孙慎行等人立论的人，本来就心术不正，交相为祸、手持斧钺的人实在很多。现在史馆大开，纂修刚刚开始，各官正在议定单疏草稿，邪说也都保存其中。即使这些人夜深扪心自问，想来应当羞愧得无地自容；姑且把他们拈举出来，留作史馆的断案。奉圣旨：范凤翼、姜习孔、孙绍统、傅梅、吴鸣虞既然属于邪党，都着削去官籍，成为平民听候差遣，仍追夺诰命。有关部知道。陕西巡按刘其忠上疏说边境形势日益危急，戍卒饥寒值得怜悯。其中说：国家西顾边疆藩篱的重任，所依靠的御敌而不致忧患的办法，无非是精选士兵、制造器械、修整武备。臣独自认为，今天甘肃外有三强，内有三虚。三强是什么？就是松虏、海虏、哈罕之虏。三虚是什么？就是民虚、兵虚、饷虚。并不是没有百姓，而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在于粮食。土地少而不能耕种，天气寒冷而不能播种，田地荒碛而没有收入，可供屯居耕作的地方本来就有数。扛戈的士兵不从事农业，每天行走百里，百姓居住处不过几家。稍微遇到旱灾荒年，就远迁而流离，即使有土著百姓，也没有真正土著的实际，因此说是民虚。并不是没有士兵；过去甘肃是天下强兵聚集之处，近来因为从榆关抽调兵员，精锐几乎调空了。一个士兵离开，必定带走一匹马。兵额虽逐渐补充，但新兵不如旧兵。加上四面设防，营堡一天比一天增加，甚至有一座堡垒驻军不满几十人，因此说是兵虚。并不是没有军饷；本色和折色兼支的办法由来已久。本色粮食即使每年按额交足，也只够支用半年，剩下半年都要依靠京运、民运两项供应。这些年来积欠的数目哪里只是千万？臣一进入辖境就发檄文给各道清查欠数，河西五道上报，五年以内民运共欠七十七万有余，京运共欠六十九万有余。册籍送到已经很久，臣还没有上报朝廷。这累计数百万的欠额，哪一项不是军士按日等着吃饭的粮饷？一旦接济不上，巧妇也难以无米做饭，所以说是饷虚。民虚还可以加以抚恤、招集，责任在司牧官；兵虚还可以训练、补足，责任在主将；即使民运拖欠，责任在郡县，仍可发檄催促。责令后仍不执行，有查办弹劾的办法，只是臣不敢因此烦扰圣听。至于京运，则万万不得不恳请皇上解决了。况且这只是就河西而言；臣所辖的临洮、靖虏都迫近虏穴，自从虏酋南下放牧以来，临河、洮岷等处尤其处在冲要。厉兵秣马，每年没有一天空闲。据临洮、巩岷、靖虏三道册报，京运在五年以内各自积欠二十五六万有余。臣巡行临洮时，每天看见拥挤在衙门前讨要的，无非是军士嗷嗷待哺的声音，不知有关部门有什么办法答复吗？奉圣旨：有关部知道。二十四日。直隶巡按胡士奇上疏推荐方面官员，推荐张三杰、王点、李栖凤、张宗衡、仙克谨等人；又上疏推荐地方人才，推荐按察使张尔基。都奉旨，吏部知道。二十八日。

译山东道御史陈睿谟等上疏陈述修治防务，急需办理的有五项：宁前的援救应当加急；一道间隔道路的防守应当周密；京军的操练应当务实；武器、火药的试制应当预先进行；冻粮的收集应当赶快办理。奉圣旨：条陈的各项内容有益于城防和营务，着令有关部门酌情议处；运输冻粮，要根据缓急办理。○二月。二月初一日。山东道御史李懋芳上疏，说明直推玩忽职守、贻误国事的原因，其中说：我朝从未有宰相带兵出边，始于枢辅孙承宗。大概孙承宗一生口头谈论边务，句句都有确凿依据，所以当时正值东林党掌权，彼此拥戴，让辅臣兼任枢密，赐给蟒袍玉带，又赐尚方宝剑，恩宠超过其他臣子，无人可比。他奉命后最初上疏，推究失败的原因，指出贪误的事实，似乎想勉力承担责任，谋求报效。等到真正掌管关隘，却碌碌无奇，而且完全背弃最初的奏疏，以迎合赵南星的意旨。赵南星等人失败后，他竭力要求卸下责任，尚未奉明旨，便擅自召还并离开驻地，朝廷内外惊疑，几乎与唐代藩镇跋扈无异。如今虏酋已经直抵宁远，抚顺、开铁的败仗，数年之后还追究当时负责的人，逮捕治罪，难道枢辅刚刚脱卸责任，就可以把自己推到局外吗？况且柳河之战，贼寇窥见关外没有防备，所以才敢狂妄深入；这不是枢辅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尤其可恨的是，如今百姓贫困、财力耗尽，皇上日夜忧劳，司空仰屋叹息，开办事例、广泛搜括，搜刮得像针尖铁片一样，什么都做到了。如今全国加派总共不过三百万，连同事例和搜括所得的解纳，也不过一百多万。枢辅一人耗费的金钱，每年达到数百万，经历壬、癸、甲、乙等年，计算军饷几乎达到一千多万。用这些钱来修造守城和作战的器具，本应使人人获得衣被和酒食的慰劳，人人都成为义勇之士；搜集士卒、整顿车马，事事都有纲纪；使用间谍、设置奇兵，处处都有埋伏；修筑台堡，棋子般罗列、星辰般分布，榆关一带本来可以抵挡万里金城。可是柳河一有行动，就屡遭败仗。如今敌势猖獗，犒赏、修筑等费用姑且不问；单说兵员，臣记得过去邸报称，关上兵员有十四万，枢辅清查裁汰到十二万，去年十一月又奉命上报为十一万七千有余。臣以为这一定是实际数目，所以军饷用得如此多，还或许说得通。昨天看到经略臣高第的报告，才发现士兵仅有五万八千，而且新旧交接不过两个月。那么少掉的五万九千多名士兵，究竟在哪里？多年支出的五万九千多人的军饷，究竟归到哪里？明旨说：“平日索取军饷时就说有兵，临敌时却没有兵。”过去治理关门究竟做了什么？这真是明察万里，揭露了关门积弊，也彻底看清了其中虚报冒领的情形。臣读到这里，更不觉愤懑填胸，说：“竟有这样的事吗？枢辅欺君误国竟到了这种地步吗？” 况且现在下令议论调兵，首先就担忧筹措军饷。自从辽东发生战事以来，招募士兵、买马、购置器械、造船骗取军饷的事情，数也数不清，都是因为行贿而没有被发觉。自从皇上显然震怒，追缴行贿的赃物，治办结党附逆的罪行，加重贪墨禁令，揭发侵吞冒领、盗卖军需的奸弊，天下肃然，知道奉行诫令，整顿财务，不敢染指一丝一毫。为什么成千上万的金钱竟任由他们含混不清地开销，却完全没有实际依据？于是也不加查核。十几两银子可以养活一个士兵，追究贪墨侵克的一家，就可以抵得上贫民加派的千百万户。如今五万九千多名士兵数年的军饷，不知道可以养活多少士兵、救活多少贫民，却被一个人耗蚀，供一家人的歌童舞女、神号鬼哭之用，竟然还不许再追问，只是让人从早到晚焦虑劳苦，到了做饭时却没有米。搜查这些鼠窃狗偷之徒，彻底追究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呢？又说：王化贞丧师失地，与熊廷弼同罪，依法应立即斩首。如今熊廷弼已经死了，王化贞却还活着。从前听说王化贞在广宁时，联络西虏，很得到虏人的信任。如今命王世忠前去抚慰虏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王化贞以妻子儿女替代自己，并下令朝廷诸臣，有谁愿以自身担保王化贞，就让他和王世忠一同前往，以义理激发西虏，使他们出兵击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户〕 ○贼寇，立功赎罪。事情成功就免除死罪，事情不成功就接受杀戮。如果他不能完成，又应当立即伏于斧钺之下，以向天下谢罪，不应长久羁押在监狱中，滋生观望之心。奉圣旨：关门兵员的多少，众目共睹，尚且有负责管理的各官，如何能只追究一人？等虏人退去后，再查核枢辅的责任，自然明白。王化贞失陷封疆，与熊廷弼同罪，已经是铁案，轻易议论保释他出来，难道是言官应有的体统吗？着令按此办理。山西道御史高弘图上疏陈述时务五策：一是申明整饬都门防范奸人的办法；一是休养、培养京营战马的力量；一是广泛推行朝廷用人的本意；一是暂时替代日坛祭祀的典礼；一是体察皇上日夜忧劳、勤于政事的心情。奉圣旨：高弘图多次上疏条陈，都不恰当。如今又阻挠庙祀大典，而且运输木材、石料、冻粮，各有专人负责，怎么能因为辽东事务就妨碍这些事情一并举行？暂且不追究，有关部知道。初五日。左都御史周应秋上疏，依照职分申明宪纲：一是巡抚、巡按追缴赃物应当严格。自去年犯官陶朗先、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赃私动辄数万，已经写入爰书，到今天已经很久，却杳无消息。各犯家产并不贫乏，这些案件容易结案；即使有难以办完的情节，负责此事的诸臣也应当设法处理，限期上报。为什么一切都拖延不办，催办的人嘴唇都说干了，承办的人却把文书高高搁置？这把明旨放在哪里？臣拟定办法设置两本循环簿，发给巡抚、巡按，按照路程远近，远处约定四个月缴报一次，近处限两个月缴报一次，簿内写明已经办完多少、没有办完多少、已经解送多少，这样案件就有归结，赃物也不会沉积搁置。一是封事的条议应当确切。在朝诸臣面对君主，自有应有的体裁；立言以表达意思为主。如果一定要夸多斗靡，只是装饰视听，不仅不能尽到不欺骗君主的诚意，反而会使皇上厌烦。从今以后各衙门的章奏务必明白简易，条陈不必重复，议论不必冗长烦琐，这样上奏时便于成文，皇上听取也容易省览。一是恢复建白旧例。臣的衙门处理事务，原有一面建白牌，由十三道转运传递，用来明确职掌、防止推卸责任。

译臣自从进入衙署以来，查找牌规，发现已经拖延很久、沉积搁置。今后凡是建白文书送到本道，遇到重大机务、重大疑难，务必发出公疏，随即送交下属办理，不得滞留；这样人们就不能观望推诿，旧制度也能重新议定统一。一是巩固边防的长远策略应当周密。虏酋大举渡河，进攻宁远，几乎震动京师；幸亏仰仗皇上的威灵、袁崇焕的方略以及将士奋勇出击，贼寇身负重伤逃走。狡猾的虏人过去轻视我们，如今却害怕我们。轻视我们还可以抵挡，害怕我们却不可掉以轻心。应当一面发兵关门遣将追剿，一面命令巡关御史严令各边道将领加意防守。华觉岛与宁远相对，并不遥远，应预先驻扎重兵以备堵截。至于宁远，必须预先在城中配置一万多名士兵；或者让关上挑选，或者让袁崇焕招募土著。这样关门以内的神京才可以凭借它而不必恐惧，辽疆恢复也有了基础。奉圣旨：近来法纪渐渐明确，但人情仍然怠玩；这份奏疏所陈四项，深深有益于宪纲。陶朗先、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赃银，立即给各巡抚、巡按官限定期限；路远的限文书到达后四个月以内，路近的限两个月以内，限期奏报销案，违者弹劾治罪。封事最应简明切实，不应烦琐重复。建白牌是历来的旧规，怎么能轻易废除？选练民兵、招募土著，确实是巩固边防的长远策略，一体整饬施行。有关部知道。初六日。陕西道御史石三畏上疏说：为了使中外人心振作，取得恢复疆土的胜利，没有什么比周密筹划更重要。袁崇焕固然是奇伟男子，总兵满桂、赵率教也都是刚烈丈夫。袁崇焕如今已经升任巡抚，可以充分施展才干，不再有受拘束的忧虑。至于满桂击挫强敌、赵率教奋勇歼灭西虏，应该给他们加授都督职衔，使功劳一视同仁，或许足以酬答浴血奋战并激励众心。至于难以振作而容易松弛的，是人心；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势。文臣武臣经过这番辨别，可用之人经过这番讨论，兵额、饷额经过这番核查得出实际数目，正应当就此认真计算，步步紧凑，不因悠忽浮泛而坐失时机，这是应当尽早议定的。经略臣高第经略六十多卷，每天守住这一块土地来归还朝廷，可以说幸运而没有获罪。他没有出兵援救宁远，固然是过于谨慎，不能审察形势、随机应变；也可能是兵力不足，恐怕向敌人显示了软弱。幸好没有达到倾覆大局的地步，功罪都可以不再议论；他的去留不宜轻率谈论，应听任他审察自身、量力而行，再由圣上裁决。袁崇焕一向推重、佩服枢副阎鸣泰，阎鸣泰也内心认可袁崇焕，两个人谋划决断互相资助，士卒预先归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阎鸣泰如今暂时抚治蓟镇，是否能充分发挥他的长处？督臣王之臣一向声望卓著，密镇是神京的肩背，应该命他回镇镇压北虏。遵化道臣王弘祖有治理赋税的才能，志在吞灭胡虏，应赶快催促他到任，帮助他分理事务。至于兵科都给事中罗尚忠，每逢塘报便有条陈，却失口称其谋划如石、胸中满是经国济民之策。职方郎余大成一向负有品望，更擅长筹谋；这两位大臣的资历俸秩都应立即升等，恐怕难以继续提升，应该优待授予卿的职衔，借重他们的筹策。关门兵员据报告有五万八千，如果数目果真只有这些，那么冒领军饷的罪行岂能逃过斧钺？如果数目不止这些，那么夸张虚报的情状反而足以扰乱人心。因此必须严格核实实际数目，确定今天的罪案，也借此确定日后的饷额。虏人丧失王子，怒气一定很重；虏人丧失大批丑类，怀恨也正深，那么卷土重来的计谋必定更加阴险。此前毛文龙没有听说起到牵制作用，杨肇基又因冰封坚固难以渡过；今后这两处正应磨砺整顿以待战事，彼此呼应，岂能只盗取虚声？奉圣旨：条议轻率，荐举不当。石三畏着削去官籍。有关部知道。十三日。山西巡抚何■〈日上永下〉会同巡按安伸审问得知：张慎言秩位晋升柏台，却扶助邪党赵南星；赵南星本是大贪之中的极端人物，而张慎言横加出面，这是什么居心？张光前本来就是执拗到了极点，却唆使他摘发，更违背公议。考察他们投身钻营、营造巢窟的情状，几乎如同插翅欲飞；根据他们剖腹藏珠的行径，和同流合污有什么不同？他们染指的事情很多。鼎既倾覆、足已折断，永远戍边也难以减免，案件已经判定得像山一样确定，即使有三尺之舌，也无法推辞。奉圣旨：张慎言结党邪恶、残害正直，逃避差遣、钻营差事，罪行难以尽数列举。如今只以监守自盗之罪，永远戍边，暂且依照拟议办理。周宗建的赃私，有关巡抚已经很久没有回奏，任由他逍遥无忌，成何法纪？缪昌期已经削夺官职，却仍穿补服、戴黄盖，开设宾馆招揽宾客，越发显得放纵；立即命锦衣卫派可靠的官旗，将周宗建、缪昌期押解来京审问。有关衙门知道。直隶巡按御史贾毓祥会同巡抚毛一鹭查审左光斗原发款单，其中收受杨镐、熊廷弼脱罪银二万两，这是有确定数目的。至于考察以及管理屯田、提学等项所收谢荐银，原本没有确定数目；臣谨据到道、到县详细结案的数目，以及臣反复驳查的言词，上奏请皇上裁决。至于盛世臣、黄正宾二人，原来已经命令究问，现在正在驳审，另应具结供状。奉圣旨：据奏，左光斗前后变卖家产所得银二万两，着令严限解送入京。那些谢荐银一定有亲信家人经手，怎么能说没有确定数目？也着令严加提审究问，务必全部追还，不得徇情隐匿。有关部知道。十五日。直隶巡按贾毓祥上疏推荐地方人才，推荐汪应蛟、罗应鹤、杨材、俞奇、顾起凤、陈万善、濮阳寿、柏守相、姚履素、史孔?、马人龙、阮自华。奉圣旨：汪应蛟年纪已经老迈，只适合在山林中休养，为什么又登上推荐文书？所推荐的人不当。有关部知道。十六日。

译南京江西道御史徐伏阳上疏揭发门户中遗留的奸邪，其中说：一是原任太常寺少卿曾汝召，竭力主持邪说，阿附党人，与杨涟、左光斗结成奸党、相互唱和。他作为移宫事件的羽翼，甚至说在皇帝年少、国家艰难之时，有垂帘听政之举，这岂不是给千古留下疑案吗？闯宫一案已经消失得毫无痕迹，正因为彰显了先朝的慈爱孝道，曾汝召却一定要证明那是谋逆，为什么？他只知道谄媚奸党，却不知道有父亲，曾汝召在这件事上已经没有人臣的礼节了。如今那些夸耀定策、煽动邪说的人都已经被夺官斥逐，难道曾汝召反而可以独自遗漏吗？一是浙江藩司参政魏士前，他任县令时贪污污秽很有名声，家产几乎败露，全靠熊廷弼竭力庇护，才侥幸逃过考功法的处分；周嘉谟又因为姻亲关系收受贿赂，为他援引。没多久升为佥事，又没多久升为按察使。风纪要地，岂能容纳这种龌龊之徒混杂其中？如今熊廷弼已经被诛，周嘉谟已经被夺官，而士前的罪行也已经水落石出，他却仍安然享有优厚官职，凭什么给外任官员作示范？一是奉旨降调的郝土膏。郝土膏的气焰已经扑灭，灰烬也冷了，臣何必再深究？但考核他平生的罪状，有些降职处置并没有尽善。听说他任芮城县令时，赃私狼藉，县邑中怨声四起；天性刻薄，有人说他把父亲安置在寺中，却把父亲赶到衙门外，他的父亲愤怒辱骂后离去。郝土膏长期积累恶行，道路间到处流传；有人说他营造宅舍，占用佐贰官署的土地；有人说他强行霸占奸生、夺取强官的房屋；甚至威逼县官罗世彦交出银八百两，又以保全署印为名受贿，得到陆县丞银五百两。乡民刘养蒙、张镇和等受害者联名具揭，列出清单，接连张贴遍长安。有这样的臣子，简直是穿着衣冠的盗跖，罪行狼藉，尤其不能不审问一次。奉圣旨：曾汝召阿附邪党，作为移宫的羽翼，希图定策之功；魏士前倚仗熊廷弼、周嘉谟，肆意贪婪，突然升任按察使；郝土膏任县令时不仁，驱逐亲父、虐待父亲，主持考试时在策文中讥讽皇上、诋毁君主。连同先前降职处置的方逄年、顾锡畴、丁干学、熊夺渭、李继贞，都着削去官籍，作为平民听候差遣，仍追夺诰命。董承业文气稍微平和，暂且照前旨办理。郝土膏赃私狼藉，仍命有关巡抚、巡按提审，按照数目追缴赃物，以帮助大工程，并据赃物数目从重拟定罪名。刑部等衙门尚书等官徐兆魁等会审，认定惠世扬生来面貌凶恶，惯于使用奸谋，舌下翻弄风浪，狡诈尤其突出，奸猾之心充满胸中，仍没有悔改之意。他在监狱中奉党人命令作为主盟，投身党门已有名册，又通过捐纳进入其中充当幕客。他颐指气使而不知羞耻，穿青衣、戴小帽，暗中沟通，散布于长安街头；还擅自进入禁内直房，并有供词说明商议日期。他们所说的称制临朝、图谋上公，已经记载在罪犯的供状中。听说他也曾蒙受顾命，却丝毫不为之动心，哪里还谈得上人臣之义？移宫为什么不在第二天就明白处理？他深深嫉恨阁臣的公正言论，限期驱逐只在一时之间，且纵容自己口出恶言，辱骂贵妃，几乎逼得她投缳，甚至使帝女将要投井。这样的行为还能忍受吗？妇女的簪珥都被说成赃物，随后又把她们全都当作窃贼。对女子怎么能如此安置？宫中零落，哭声凄厉，虐焰在半夜再次降临，寂寥的呼号中，母子因悲伤而哭尽了眼泪。当时天日也为之惨变，风雷显示出异样的惩罚。可是惠世扬又和杨涟等人夸耀自己在定策中的首功，司寇据实抗争，御史倡议发言加以辨析；惠世扬却唆使周朝瑞等人继续诬谤正直之臣。他们竟敢用这种事实来逼迫康妃，又怎么能和天下端正的正人君子相比？他们竟敢无视先帝，又哪里把皇上的社稷封疆放在眼里？他结党邪恶，当然是因为鼓动、滋长贪污之风的赵秉谦、形貌如鬼而性情偏邪的刘宗周、以巧言欺骗上天的王之寀、大胆抛弃军队的熊廷弼，都被他当作亲近之人，屡次推荐、屡次营救，必定要把他们提升到显要职位，保全他们的性命。他残害正直，也理所当然是因为挺身主持考察的史继、与憨直敢于触犯我的刘国缙、心肠老辣而执法的沈???、甘心忧国的徐大化，都被他视同仇敌，屡次弹劾、屡次攻击，必定要夺去他们现有的职位，禁锢他们将来的仕途。三案中以公正、虚伪为名的名流，没有一个不含沙射影、肆意螫人；一群偏私横行的势力，顿时沸腾遍地、熏灼上天。大概如今杨、左、袁、魏等人的凶心，常常隐藏而不显露，又兼有汪、顾、周、熊等人的毒手，总是借刀杀人。惊动举发之时，只有惠世扬、左光斗的言辞暂时掩盖污秽形迹，等羽翼养成以后，便轻视宪职而不再顾忌。到了如今，他们又彼此推诿，只呈现反复无常的姿态，直到山穷水尽，才稍稍知道先前的错误，却仍说是差错、愚昧，讳饰旧事而说成误失。该死的愿意死，却仍以虚假当作真实。试着诵读明旨的煌煌文字，不能不感到天威的赫赫震怒。明旨一说：惠世扬与同恶之人互相帮助，不能单独宽免。第二条说：他结交王安，倡议发动移宫之事，与同恶之人互相帮助。第三条说：“借汪文言结交王安，擅自进入内直房，听从他的指使，威逼康妃，眼中没有先帝；而且结党邪恶、残害正直，罪状不止一项，惠世扬还可以从轻减免吗？”考察汪文言的供词，与镇抚司的供述相互印证，审查已经确实，应当从重拟罪，便以杨涟、左光斗等人的罪名治罪。他在移宫以前所说的事情，法律条文中没有记载；但只凭其中一项罪名，已经足以处置他未尽的罪行。奉圣旨：先帝去世那天，惠世扬与杨涟、左光斗同恶相济，编造垂帘听政的说法，希图定策之功，以至康妃母子仓皇失所；先前经黄克缵、贾继春论罪，罪状非常明白。又查出他串通汪文言进入王安的内直房，穿着亵衣秘密谋划，这就是离间亲亲，大恶已经齐备。判处大辟完全恰当，依照拟议办理。二十日。

译南京江西道御史徐伏阳上疏陈述最后的意见，其中说：一是党根应当拔除。京师讲院，问是谁创始的？就是所谓合掌念诵弥陀的人。近来科臣建议，以真正的忠义来破除虚假的道学，改定那些因词案而死难的诸臣，难道不是非常痛快吗？但臣反复忧虑，想到这涉及熙明禁地，觉得有不便之处。与其议论改掉恶名，不如议论迁移。倘若只议改而不议移，附祀的牌位虽然容易改变，坛场的形貌仍然存在。邪党经过这里，一定会说：“这是某位道学先生的旧址。”营垒不拔除，仍将成为后患。臣愚见认为，不如迁建到城外，赶快命工部或司坊中能干的人，选择一块空地改造，以便祭祀，不过是搬运的劳苦罢了。况且京师一旦迁移，天下的书院谁敢不毁？一定这样做，潜伏窥伺的阴谋就可以杜绝。一是滥加赠官应当夺除。邪臣王允成迎合窥伺，奏请给若干邪党追赠官职。是什么卑微人物，想吹旺已经冷却的灰，竟使早已枯死的骨头复活？以至于邪党鲍应鳌等人被追赠太常，陈大绶被追赠太仆，这不是亵渎天朝的名器吗？类似这样的实在还有很多。现在活着的奸人尚且被削夺官职，九泉之下的枯骨反而蒙受宠荣，恐怕还不足以使奸雄的魂魄感到羞惧。应当下敕给有关部，查出前面所说庸碌邪党中滥受赠官阶的人，分别革除、削夺，以快人心，使人知道一旦涉入险恶邪道，即使死了也不能宽宥，这也是今天铨选衡量官员的第一要义。一是审勘案件应当结案。保定巡抚郭尚友会同题奏审勘结案赵南星一案，不久奉明旨戍边惩罚。赵南星身居冢宰之位，一旦触犯法律，尚且不难判处戍谴，何况那些在他手下办事的人呢？近来吏部曾开列名单题奏催促，仍然拖延不报。应当再次简选出来，催促审问官结案上报，以了结旧案，斩断纠葛。否则连进言的人反而会自己疑惑，而朝廷的大案恐怕也不能因为不是民间普通诉讼，就可以随意搁置不结。一是坚持既定局面应当坚定。明旨屡次担忧局势翻转。臣认为应当首先坚持既定局面；赵南星倡导邪局以后，崔景荣又因调停而使局势失败，前车之鉴并不遥远，所以坚持局面就在今天。能够坚持，内部就能稳固，何必忧虑外部寇盗侵扰？内阁主持调度的地方，应像斗杓树立北极一样稳定；然后由堂长维持各曹的局面，由职守维持议论的局面，由今天维持将来的局面。听说各奸人暗中埋伏机弩，每天谋划卷土重来，如果不竭力控制和坚持，一定会有乘机窥伺、等待我们漏洞的人。把各种情况都盘算周全，把全身心力都用上，这在于当事者及早筹划罢了。其一，议论铸钱应当斟酌。钱币流通，是为了疏通物资不足；鼓铸钱币，正是为了疏通上下的利益。偏于一方就容易壅滞，均衡则可以互相补益，这是不变的道理。近日阅看邸报，秦抚乔应甲题奏本省铸钱有五项便利，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救济时局的良策；而科臣潘士闻提出各省分铸的建议，权衡其中的关键，那么讨论铸钱之法，应当以这两位臣子的意见为准。可是董应举昏聩无知，亲近信任奸棍吴建庵，用所谓六利六害的说法煽动众听。该部知道他的意见不可行，便逐条驳斥，一一加以纠正，大概是想堵住奸人的嘴，为国家保存铸钱的利益，而不让国家承受铸钱的害处。无奈驳斥的人在北方，而相信他的人却在南方。近日阅看南户部侍郎区大伦逐条陈述的末款，他独自偏袒应举关于一钱权的主张，而且想停止新厂，迁就荆州。京师是天下的根本，铸钱厂掌握着宝源，难道宁可聚集财货于外地，再运回京师，岂有舍弃京师而迁就外地的道理？况且该部驳正的意见既然正确，那么大伦偏袒的意见就是错误的。也有人说大伦由于门户关系而起官，彼此气味相投，臣不敢断定；我只是针对他的奏疏加以纠正，随着事情分别剖析如下。其一，交接任务应当迅速。我私下看到，边疆战事尚未平息，盗寇之地多有警报，所希望于巡抚臣子的弹压责任，比过去更加重大。如今新近推任的紧要地方，如顺天、宁夏、登莱以及广西等处，有的要从外部抵御敌人，有的要在内部急切抚慰安定，一天也不能缺少。这是请重臣下令新近简选的诸臣限期上路，赴任接管，以防地方发生不可测的忧患。因为旧任巡抚已经因受人议论而辞职闭门，事务必然被搁置，地方人心也已经离散而互不依附了。万一发生警报，只能追究他们的罪责，难道还可以不赶紧办理交接吗？奉圣旨：书院改作忠臣祠，圣旨已经明白昭示，谁还敢再萌生异心？不必把鲍应鳌、陈大绶迁作邪臣，王允成奏疏中请求追赠，显然是在结党为恶，立即削除一切。奉旨议论勘问罪案，该部及抚按官立即迅速办结，有迟延的参奏来处治。关于维持局势应当坚定、铸钱应当斟酌、交接应当迅速，都要一并申令督促施行。该部知道。二十一日 直隶巡按刘之凤上疏陈述防患的要务，其中说：当今之世，防备旱灾没有比修饰武备更重要的了。修饰武备的要务，远处招募乌合之众，不如就近训练本地百姓。近来各位臣子条陈议论的内容，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无奈守土官平日懈怠，不讲求训练的方法，等到突然听到警报，计策穷尽、束手无策，不过是飞檄请求援兵，叩宫门请求户部军饷。谈到本地百姓，便突然把他们委弃为脆弱而不可使用的人。却不知道这些本地百姓，一向只在田间劳作，身体没有经历过战阵，眼睛也没有见过旌旗；让他们用来摧毁坚垒、攻陷敌阵，虽然未必是制胜的高明技能，然而把乡里百姓联结成伍，每人拿一件兵器，让他们凭借城池坚守，谁不能抵御外敌、保卫内部呢？何况他们依靠乡里，粮饷可以不必劳烦外部而自行防卫；关系到自身家产，抛弃它们也是他们所不忍的。与从远方来的客兵相比，哪一种更耗费？哪一种更节省？哪一种容易溃败？哪一种不容易溃败？愿意为地方[缺字]者，招募本地百姓和借调援兵的办法，就从今日实行，不必预先为此忧虑，只应把训练本地百姓作为急务。应当在卫所每天检阅所属军队，其余地方则由有司每天检阅保甲，按时训练，这样遇到紧急情况自然就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奉圣旨：预先训练乡兵以防备意外，确实是良法。但要责成抚按官督促守令切实举行，不得用空文敷衍塞责。该部知道。二十三日 直隶巡按刘之凤上疏推荐方面官员，推荐大宁兵备张大猷、徽安兵备彭克济等。奉圣旨：吏部知道。三十日

译直隶巡按洪如锺上疏说：逆酋虽然退却，内部防备应当严密。奏中说：一是修缮城池，二是整利器械，三是训练军队，四是饲养战马，五是安抚蒙古，六是任用将领。又说：骗取官职、侵吞军饷的人，像鸭子一样争相奔向关门，其中一半属于请托谋求，真正诚心任事的很少。如果不彻底打破情面，换尽心肠，仍像从前那样懈怠，将来要到哪里安身呢？古人说：“兴办一件有利的事，不如除掉一件有害的事。”除害，正是兴利的方法。如果从现在起休养生息、教练整顿，逐步布置，等待征伐，那么即使袁崇焕亲自承担此事，也不是微臣所能比拟的了。奉圣旨：奏疏中所说的修城、利器、充足军饷、练兵、养马、安抚蒙古，以及[缺字]息归于任用将领，都是守关的急务。但历来骗取官职、侵吞军饷的人，争相奔向关门，未曾有真心任事的。如今应当彻底打破情面，洗尽心肠，把这些事项切实举行，努力扭转前人积下的弊病，才足以做到万全制胜。该部知道。应天巡抚毛一鹭上疏说：圣明的治理幸而已经焕然一新，但邪党仍有许多隐藏潜伏的。奏中说：会同直隶监察御史徐吉参看，周宗建操守简慢，举止多有乖张，招引同类、呼朋结党，把建立私交作为宵小的旗帜，营造巢穴、树立壁垒，把讲院构成门户的招牌，这些都是舆论所以抑制他的原因，也是官箴所不能容载的。先前皇上光明严厉的圣谕，已经洞察清楚他的心肝。如今他战战兢兢伏罪，也自然难以隐藏首尾。只是他原任浙江时，需要凭关文核覆赃私，过去没有确数，十分费力推求。直到如今勘问驳正了几次，才发现根株全部剖露，而周宗建有些事情终究难以自解。他分别任职两县，只凭浮名在当世滥窃名位，却不思胡乱挥霍千金，污秽行迹难以在后世遮掩；例如滥发皂快役，狐鼠般的消耗全都是民脂民膏；例如交结乡绅，玉帛杂陈，哪一样不是公帑？却把钱财任意抛入沟壑，任凭销毁放纵，以文书掩饰，耗费两年就达数千。若以节省钱财的道理考察，难道算得上循良吗？若以清淡俭约的操守绳责，他不是一个不称职的贪官就太过分了。应当追缴他历年的俸薪和赃款，罪证昭然，怎能逃避擅自征敛的城旦之刑？至于他在京的房屋，也应当照价追缴没收。既然已经复核，应当一并具题。奉圣旨：周宗建的赃私狼藉，为什么只追缴一千多两？还要提解他的家属严加追问罪名，等押解来京审问，再另行议处。该部知道。刑部等衙门尚书等官徐兆魁等会同审问，认定方震孺本性贪婪好色，行事多躁妄，窃居宪职，对于补救时局没有一点建白，蔑视台规，一味含糊两可而玩弄世事。辽东军队溃败时，告急之事震动圣主，使皇帝日夜忧劳。即使边材急需，哪里是轻率无当的人所应当尝试的？何况军事艰难难以遥测，即使平日自负的人，也还害怕承担责任。方震孺的勇气并非终军那样，想仿效终军弃繻求见而侥幸遇合；才干又惭愧不如毛遂，却敢希望像毛遂一样脱颖而出以求功劳。假如他能够振作自己的风采，使三军振奋，再更加坚持自己的气节，即使一尘不染、没有大功，也足以挽救过失。无奈他一筹莫展，却孜孜不倦地只求货贿；又千方百计经营私利，逐逐然甘心接受贿赂而不知整饬。方经略与抚臣不和，本来应当赶紧倡导大义加以调停，却看出战守两方面都空虚。为什么不奉行公文去参劾？以致招来祸患，最终导致军队载尸而归。经略、巡抚逃走时，逃跑的魂魄丧失在风声鹤唳之中；经略、巡抚入关时，也把自己的踪迹混在败卒逃军之中。尤其可恨的是，在战马奔忙的时节，哪里有空闲给顽童装饰华服？在生死只在呼吸之间的时候，仍然贪恋阿堵物，把它作为归装。甘愿丧失气节、败坏名声，竟敢欺骗君主、触犯法律。有这样的臣子，将来还能任用他做什么？初次审问时还有没有吐露的赃款，再次审讯时已经全部查出他厚藏的污秽。应当立即发配戍边，严格限期追缴赃款。奉圣旨：方震孺与熊廷弼同罪。屡次奉有明旨，司官为什么不遵行？况且他赢取、负欠貂参，数目不计其数，追缴五千两银子还没有抵尽他的赃款。还要另行拟定严厉追缴，不得轻易放纵。○三月

译三月初一日 御史倪文焕上疏说：“诸位臣子，是百姓的表率；大臣，是小臣的表率；内臣，是外臣的表率。如今阁臣顾秉谦等捐助以千计，厂臣魏忠贤等捐助以万计、以数千计。况且他们严密缉捕奸细，远方侦察敌情，无非是忧虑皇上的忧虑，爱护皇上的社稷。谁不是臣子，谁不可以用忠义相互激励？大臣如此，小臣怎么敢爱惜自己？内臣如此，外臣怎么敢爱惜自己？诸位臣子如此，小民又怎么敢不仰慕义举、自我勉励呢？”奉圣旨：“这份奏疏说的是内外诸臣捐出俸禄、乐意助饷，共同救济军前，十分值得嘉奖。各衙门能够一体急公，不必等待申令督促。魏忠贤捐助尤其多，侦察探报也尤其严密，应当特别加以奖励劝勉。” 初二日 南京掌河南等道御史游凤翔等上疏纠察武职中遗漏的奸邪，纠察蓟镇东协副总兵倪宠、榆林总兵官秉忠、福建总兵谢弘仪、延绥总兵宋伟、大同总兵姚世卿、保定总兵李承爵、南京掌左府事成山伯王国柱等。奉圣旨：着兵部分别议覆。初八日 刑部等衙门尚书等官徐兆魁等会同审问，认定户部主事李柱明行为像跖、蹻一样，仿佛沐猴戴冠。本来是科甲出身，却不知道爱惜名节，甘愿做衣冠之盗，一味贪婪。侥幸滥充仓储差役，便在其中任意搜刮。每逢发放粮食的月份，惯于实施任意卖粮的奸弊，把长班、攒运视为心腹，效法狗偷而不知满足。把脚夫和歇家当作寄存之处，填满鼠腹仍然贪求，不念这些仓储积存的粮食全是民脂民血。何况军国所需日益紧迫，而度支的困窘日益加深。你难道是冥顽不灵，侵蚀消耗几乎没有一个月停止吗？谁负责主管守护，你却侵欺钱粮，完全不怕人发现。耳目众多，难以遮掩；腹中满藏的赃物立即暴露。自身和名声都已败坏，对刑罚还有什么可推辞的？王大年知情而不揭发，姑且从杖责警戒。奉圣旨：李柱明着监候处决，其余都依照拟定办理。十一日 掌广东道事江西等道御史牟志夔等上疏，说明共同献议，以求辅助朝廷谋划。奏中说：内臣镇守边地有祖制，辽东的情形十分明白。先朝也曾派大臣巡边、科臣阅视，后来也都报告停止。因为边疆安危所系，设置或裁撤，都要看当时情势如何。关门近在咫尺，神京的安危就在顷刻之间。关城狭小，皇上是知道的。既然文武各衙门都驻扎在那里，就没有多少空余地方。再加上内六衙门，怎么能够扩充容纳？如果再分别驻扎到其他屯卫，那么那里的军力比关城还要令人寒心。内外臣子，都是皇上的股肱心腹。过去大负委任之责，三尺之法也不能逃避。近来诸臣鉴戒过去、谨慎将来，必定会在疆场竭尽力量，发誓消灭敌人。有人或许没有体察到，皇上是因为惩治骗取官职、盗窃军饷、嫉妒功劳、妨害成功，才有此次派遣；反而揣测圣上厌弃外臣，这一点完全不值得相信。将来行间的忠勇之心一天比一天寒冷，就不会再有坚定的志向了。这六位官员是皇上选择派遣的，必定各自发誓秉公办事，一切听从敕谕。然而东边战事八年以来，经臣、抚臣、道臣、将臣纷纷互相参劾、争论倾轧，祸害于是遗留给边疆，以至于今天。从前宋庆历元年，元昊的势力更加猖獗，皇帝询问攻守的策略，韩琦主张进攻，范仲淹主张防守，两人都是名臣，但意见于是不同了。恐怕多头官员共同处理政务，关于战守的拟议会更加烦琐。内臣将领之间如果意见不合，那么内臣六员心中偶然产生分歧矛盾，出现[缺字]也是不可避免的。又恐怕无赖棍徒投充到左右近侍之中，跟随放纵任性而不知收敛，内臣没有及时察觉，而关中的诸臣又像河南南阳之事那样不可过问。奉圣旨：已经屡次下旨，为什么不遵行？如今又来[缺字]渎扰，姑且不追究。该部知道。十二日 大同巡抚张扑上疏推荐地方人才，[缺字]又上疏推荐方面官员，推荐冀北道仙克谨、阳和兵备窦可进，都奉圣旨：吏部知道。十四日 掌河南道事御史王业浩上疏陈述紧要事项，以整饬漕运规条：一是应当杜绝预借库银。通济库每季将轻赍银两按规定收支，不得徇情预借，以致临期发生掣肘。到粮食运完、核销账目时，暂存库中的二三万两银子，是用来准备春运的；其余有刺银的，就解送太仓。比如漕粮还没有运到而仓库积粮正满，不得已势必预借，但也应当随借随还，不得彼此扣算，以致混淆。一是官旗的参罚条例应当更改。连年负责兑运的各官，守法奉公的固然不少，但损害国家、耗费储粮的也不少。有的因为私囊念头太重而任意侵蚀，有的沉溺花酒而竟然嫖饮，所以根据他们侵费的数目，已经多得无法胜数地挂欠。又因为议单上的款项使国家得到虚名，官员却窃取实际利益，于是欠款的继续欠款，离任的自行离任。今后凡是在坝上发现欠款，必须责成该坝委官严格督促各官旗逐名按数追补，全部补足后，才允许过坝到桥，不许含糊其辞地进仓截收。如果确有挂欠数额太多、监追无从着手，只许一面发文到原籍变卖产业缴清，不许徇情纵放、逃脱追究。一是各仓积久的弊病应当革除。各仓监督、司官遇到粮食到达之日，应当严格约束，不得纵容各役索取勒掯。若仍像从前那样肆意妄为而不悔改，重的参奏处治，轻的审究责罚。各仓官不能揭发奸弊，故意隐匿的，应当以知情连坐。一是各仓席木应当折价。竹头木屑哪一样不是民脂民膏？与其白白耗费金钱，放置在无用之处，哪里如稍加裁抑，还可以帮助公家的需求？不如将天启六年应当解送的五年分京通粮仓板席，或者暂准改折价钱充作新饷，或者由各仓监督在新旧席木之间铺设时加以节省，每年实际使用的席木定出若干数额，减少派征，命各省直按数额解送京师，务求够用即止；其余全部改为折价，这样折去一分，国家就得到一分利益。一是部里报来的余米应当放宽。领运官旗从水次到达关口，不知要耗费多少，哪里承受得起额外增加的数额？而支领粮米的官军按月盼望石米养家，又怎么能承受按例削减？虽然各仓以此报告羡余之名，但那些人先已经遭受实际损害，评价全不在于此。今后各仓监督无论出纳，都务必做到公平允当，即使升合不能增加，也不能少一颗一粒；至于[缺字]的部里报告，不妨只据实说明多寡，使官旗内外都能含恩，这是臣对诸位臣子的期望。

译一是应当严格管理发出的余米。在外地领运的官旗，每石粮运到粮仓，耗费很多；而京仓空虚，每石粮的时价又再次上涨，以致数百万百姓嗷嗷待哺。臣常常痛恨运输粮食没有妨害雨粟之意，却没有办法，怎么能让已经运进来的粮食又被发出去呢？今后凡是运官缴纳剩余的粮米，查出有旧欠的，仍从三成中留作抵偿；如果没有旧欠、应当全数发给，或者应当发给七成的，各监督、司官酌定价值，调拨转移，曾经登记而没有与通济库动支轻赍银两的，按数收买，以备发放。并且按价发给官旗，使他们便利，早日回到南方，不要让升合粮米发出后落入群奸之手。一是天津截留裁减之事应当整饬。天津每年应当截留的粮数，与随带运输辽粮原有历年成例，只因连年有一些奸猾武弁贪图天津近便，故意包揽客商，拖延过洪、过闸，每次[缺字]截留天津，都争着殿后；即使前方竭力运到天津，也像青蛙爬行一样停滞不前，只知道谋利，甘心等待结冰，完全不顾急公，京师和边疆的事务一天天耽误，实在令人痛恨。今后应当严格申令督促，通漕卫所的官旗都要加紧剥运挽运，依限前进，不得仍像从前那样希[缺字]殿役、营求截留，以致滋生征敛等弊病。一是剥运所用车辆、车脚和车袋应当配足。国家以漕粮为命脉，而漕粮依靠船只、车袋来挽运输送。然而近年来，关船以及里外河剥运船虽有名额，却没有实际船只，关键在于钞关和通粮厅的两位大臣另行整顿刷新。船只应当迅速修理并配足数额，杜绝冒名顶替；粮袋应当按额坚固制造，杜绝挪用；车辆、驴匹和夫役的脚价，应当及时雇觅，并考察其迟速。又每一囤粮都必须全部剥运完毕后再轮到下一囤，责成委官严格禁止剥运船偷盗，不得让粮食日益侵减；每天稽查，划定区域追赶，这样才会运输迅速，旗军也能早日返回。奉圣旨：漕运规条日益败坏，军务日益迟误，多年积弊急需整顿刷新。这几项都对国家财政有益，应当严令内外主管衙门切实遵行。户部知道。十五日 山东道御史李懋芳上疏说：明主在任用人才方面应当审慎。奏中说：皇上锐意中兴，起用忠直之臣，列于在位者中，也有许多可以寄托心腹、作为股肱的人。然而往往有人才却不能得到任用，原因在哪里？一是法令不能施行，二是小人加以陷害。法令不能施行，这是从前积下的弊病；使失职误事的人获罪，追问侵吞冒领的人，那么一旦振作起来，并不困难。只是陷害别人的人，就潜伏在耳目之前，混杂在君子之中，暗中操戈攻伐君子一党。舆论纷纷，都想在他腹上加刀，而我所知道的职官中，便有马世龙、亓诗教、赵兴邦。马世龙料敌的智谋短浅，却很会策划祸乱，诋毁成事者、伤害有才能者，骄横放纵而败坏事情；如今已经给假回籍，我姑且置之不论。至于亓诗教，起初也自负为君子，并且依附正人。可是他当日掌权办事时，公然行贿受贿，任意颠倒黑白，凭感情排斥攻击他人；他的贪婪横暴，我在任县令时就已经听说过他的名字了。他蒙恩召回，正当否极泰来、重新振作的时候，经历了困心衡虑之后，本应当恭敬正直，辅助光明的政治；可是入朝后上呈的第一份奏疏，却推荐祝耀祖，参劾魏应嘉。魏应嘉的奏疏是论劾熊廷弼的，皇上一向鉴察他的忠心；亓诗教因被查处，便反过来挥戈攻击魏应嘉，报复之意十分明显。至于祝耀祖赃私狼藉、污秽行迹显著闻知，中外之人谁不知道，而亓诗教却公然上疏推荐，这是什么心思？幸而皇上洞察一切，说他举荐不当，他才惭愧而停止。如今又要借祝耀祖来援引祝耀祖的私人关系，株连蔓引，盘踞充斥，其祸害哪里说得尽呢？颠倒错乱到这种地步，即使亓诗教在深夜独自思量，也应当无地自容，又何必等我用弹劾的笔锋去刺他呢？赵兴邦被召回入朝，还没有可以指认的贪邪实际罪迹，但两人的声势本来互相倚仗，情趣如埙箎相和。追想四路军队丧师、抚顺失陷时，正是赵兴邦在兵科任职。当时失事的人都已经逮捕治罪，赵兴邦难道能安然享受优厚的官职吗？前科臣潘士闻上疏论劾曹钦程，满朝共同称快，而且说先前参劾他的吴国华有辨别奸邪的明察，因为是非确切而公论协调。然而曹钦程不过是鄙陋的小人罢了；如果亓诗教、赵兴邦一旦得志，越级占据津要职位，便想自居于坛坫，残害天下豪杰，翻弄整个世界。倘若皇上听从我的话，除去这两个人，满朝大臣拍手庆贺，又会怎样呢？奉圣旨：马世龙已经奉旨回籍了，亓诗教戴着冠带闲住。该部知道。十七日 江西道御史牟志夔上疏参劾冢臣张问达。奏中说：旧铨臣张问达毫无廉耻，一味贪污。前院臣乔应甲上疏论劾张问达，说他手握铨选大权，货利迷心，列举他的污秽罪状十一款，这些事情现在都已在皇上面前被听闻。王之寀想越级升迁，张问达索取千金才准许。凭王之寀无赖撒泼、同乡亲近顺从的情形，尚且不肯放过；其他不是素有品望、资历俸禄应得的人，所索取的东西必定无所不至。近来分给几个儿子的金银有十万，却仍没有满足。借发伙计，让他们到四方贩卖，收取利息而不嫌多，他的猥鄙竟到了如此地步。近来被罪臣王之寀吓得代为赔赃一万两，按数责令交出，随后却反复无常；这本是小人的情态。王之寀收受之后，又奉送三百两作为寿礼，以杜绝他再次索取。他和南星、王之寀结党作奸，混乱朝政；对于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不是反复改口，就是躲闪藏身。虽然蒙受正法薄惩，但如今鼎建工程繁多，东西二酉的费用没有减少，军兴费用匮乏，需求正迫切。南星、王之寀已经追缴赃款，而张问达需索贪污尤其厉害，却独自拥着金穴享乐，这不是依法公平处理。奉圣旨：张问达已经削夺官职，不必再提起追究。但根据奏疏所说的结党贪污情况，所奏数额很充裕，姑且准许他捐资十万以助军兴，银子交给该省抚臣解送进京。明朝时曾举荐李达招募军队而激成变乱，流毒祸害无穷，直到今天四川的灾难还没有结束。竟然因为乡里私情而错误地加以荐举，难道是言官应有的体统吗？该部知道。十八日

译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上疏陈述所闻所见的实情。奏中说：区大伦和董应举，本来都是冢臣张问达在庚申年一同起用的人。区大伦、董应举年近暮年，却想把财货更多地填入深沟大壑。加上董应举总理钱法，想从新纳中取得铸钱本钱，在荆州开设铸钱局；明知盐商可以借此得到便利，改变途径蒙蔽耳目，于是把船移往南方。每天与区大伦[缺字]确，区大伦于是上疏说国计应当周全，极力赞成私谋，希望邀得明旨。不想本部新厂本来就是用来帮助国家所需的，荆州在西江开铸，怎么应付紧急需要？内外结党阿谀徇私，像苍蝇依附，究竟是什么利益和权力，竟敢擅自作出这种更改？而且听说有许多人染指其中，竭力为幕后援助者辩护；就是司农这一职位，也靠钻营刺探而得到。魏说柔媚没有骨气，贪污污秽却声名在外。如甲子年提调科场，生员、监生的油烛饮食以及题旨等项，都实行折减，约计侵吞银一千余两；仍听任吏民进银一百两，任意编号，互相勾连造成混乱。奉圣旨：区大伦、魏说都是邪党漏网之人，都削除官籍，作为平民服差役，仍追夺诰命。该部知道。直隶巡按徐卿相上疏，请求逐项严加申饬，以加快漕运。一是改折之事，部里的复议应当迅速；一是回空的期限应当严格；一是南粮贴船之事应当议定；一是委押的府佐官应当加重责任；一是河官的委任设置应当禁止；一是剥运所需船只、粮袋应当预先准备。奉圣旨：户部知道。十九日 山东道御史李懋芳上疏纠察贪横邪臣。奏中说：“我昨天上疏论劾亓诗教、赵兴邦，他们本来就是一向所称的四凶，极其贪婪、极其邪恶，人人都痛心切齿的人。若要列举他们的罪行，实在是我所知道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二；每件事的赃私都不下千百，我全都隐去而不说，只说他们在兵科时丧失封疆的一件事。因为事情属于过去，不想把话说尽，以免伤害朝廷的雅意，所以只摘取其中较大的罪过，使他们自知罪责而自行裁处。赵兴邦还喋喋不休地置辩，说自己不曾与亓诗教附和，不是同党。亓诗教不与赵兴邦共同作恶，那么四凶的称号为什么会相同呢？”我论劾亓诗教，是因为皇上曾说他所参劾的人不当、所举荐的人不当，我只是依据明旨略加点明。如今赵兴邦却替亓诗教阐明他的论点，说：“祝耀祖受到的舆论非议还在高涨，怎么可以推荐？魏应嘉不能不参劾。”赵兴邦也知道祝耀祖不应当推荐，说明他对于好恶之间极细微的差别，似乎还没有完全泯灭。可是他因私人怨恨而参劾魏应嘉以报复，皇上明明说他参劾不当，赵兴邦却偏说应当参劾。还说赵兴邦不与亓诗教同党吗？赵兴邦自以为参劾李元等人，是为了澄清世道，是为了依附正人，以便妄想得到皇上留用。评论人物应当合起来观察他的始终和本末，所以孔子说：“听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如果因为他参论东林党，便把他当作正人；假使共工、驩兜参论东林党，他们也就高然自附于正人之列了吗？尧舜难道肯让他们和皋、稷、夔、契并肩共事吗？曹钦程难道不是不应当参论东林党的人吗？又说：“赵兴邦是科臣，专门掌管纠察举劾，与封疆事务没有关系。”我当时听闻[缺字]酋振兴，警动赵兴邦，才推任他为吏科。皇祖因为封疆事务重大，奉旨停止推升，那么兵科和封疆本来就不是泛泛地毫无关系。推升转任尚且不允许，赵兴邦却又谋求入帘担任考官。四路报告战败时，赵兴邦还在帘内，这是违背明旨、贻误封疆的罪过，还是他后来的事情。奉圣旨：“已经下过旨了，该部知道。” 广东道御史刘徽请求中外臣工共同竭尽赤诚，以考核实际成效。奏中说：自从东林邪党借道学之名，空谈性命以来，什么时候曾经引荐过一个正人？借肮脏之名的人空谈节义，什么时候做成过一件实事？像欺骗君主、误害国家的熊廷弼，口头谈论三方布置的主张，[缺字]警报刚刚听到，就只有仓皇逃跑了。像欺骗君主、盗取名声的游士任，在淮扬招募军队时挥臂号召，耗费帑银数十万，最终却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使用。追想过去的事情，实在令人痛心。近来塘报紧急，逆[缺字]的奸谋不可测，文武诸臣难道还能够懈怠地用空文敷衍了事，而不责求实际成效吗？近日恭敬奉读圣谕，皇上洞察近年来欺隐、虚冒的弊病，派遣内六员出镇，足见圣上如此急切地挂念边疆。即使内侍之臣，原来也不缺少真心体国的人，如厂臣魏忠贤，缉捕奸邪、除去暴乱，节省费用、抚恤[缺字]，革除盗窃储粮的积弊，以清理仓库府库；擒获逆贼的细作，以消除祸患的根源。至于[缺字]臣仰承特别简选，发誓尽心报效，自然也不会薄待自己。然而大小诸臣共同叩请宫门，特别担心事权不统一，恐怕开启互相推卸的趋势，他们为边疆考虑，确实深远。已经屡次奉有明旨查核兵饷，并没有受到掣肘，断然一定会实行。各位内臣查核完毕后，圣明自有深远的裁决。只是希望内臣到达关门之后，一举一动都能体察圣心，务必不要有涉及掣肘的嫌疑，一心把查核之事承担起来，随后把战守的机宜归给经略、督抚大臣办理。皇上选择派遣内臣，使他们竭尽忠诚办事，这才相称。奉圣旨：游士任赃款追完后发遣，已经有旨了。东边战报紧急，守城的各项事务自然应当严加防备。内臣出镇专门负责查核，敕书中写得十分明白。魏忠贤平息奸乱、收敛暴行，节省费用、抚恤[缺字]，革除积久的蠹弊，以清理仓库府库；擒拿逆党，以清除祸患根源。假使人人都这样真心任事，还忧虑什么安定和攘除祸乱不能达到？该部知道。二十三日 总督河道李从心上疏请求限期免除履行新任的手续，推荐陕西方面官员，推荐徐云逵、杨邦宪、张国瑞、李得中、李养冲、张国锐、关守箴、陈应元、陈升、吕逊、王顺行、王应楫、曾廷彦、冀懋中、马人龙等。又上疏推荐地方人才，推荐牛应元、樊东谟、李应策、刘九经、王建屏、李元吉等。都奉圣旨：吏部酌量升用。○四月

译四月初一日 江西巡抚郭尚宾题奏说：会同江西巡按张汝懋参看，认定犯官熊明遇任职风宪，行动越过防范界限，擅自改变法令而喜欢更张，提出所谓“大干清议”，猎取虚名而擅自造作，妄费篇幅列举弹章。论及他先前已经受到汪文言供词牵连，不过是馈送礼仪；考察他失于与邪人亲近，并没有货贿沾染，所以只稍加蒲鞭责罚，罪状就已经尽了。如今根据南台所列罪状来究明熊明遇的过错，尤其是请求京营差事，改为参罚，使举劾几乎废止，敕谕徒然悬置，这些事情已经在众人见闻之中，不必逐一具论。至于他支取芜湖、应天、江防、东城等处的赎锾，以及节省木槎等银，使人能够指认这些钱是填入沟壑的资财；熊明遇只说是供将作之用，却夸耀自己的意气和奢侈。宪臣担心费用不能节俭，难道可以不经审查吗？至于在山后建造一座亭子，以壮大人们游观之意，这项建亭建议难道是凭空传说吗？罪由自取，碑刻费用四百两，追究起来竟加倍至三倍，足以用来严明国法并警戒臣工。按律应拟徒刑，追缴银两，连同差官数目一并解送，以帮助大工程。奉圣旨：熊明遇结交汪文言，私下通行贿赂，造作罪孽多端；任职南台以后，又支取赎锾填补自己的欲壑，耗费公帑资助游观。宪官犯赃，应在通常刑罚上加一等，拟定徒刑还不足以尽其罪责，还要依律问罪发遣，大大彰明国法。赃银一千二百两，立即追缴解送进京，以帮助大工程。该部知道。初四日 江西巡抚郭尚宾上疏陈述奉行圣谕等事。奉圣旨：黄龙光在甲子年请求缓刑的一份奏疏，是为失陷封疆的臣子求脱罪，眼中没有朝廷；这与非常受财、枉法之人相同，着令定罪发往边远地方充军，登记其妻编入军伍。邓渼、邹维琏、徐良彦结交汪文言，罪恶多端，徒刑、杖刑都不足以尽其罪责，都从重发遣戍边。黄龙光、施天德的赃银五千两，立即追缴解送进京，以充军饷。该部知道。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徐[缺字]上疏，说明民情令人惊骇、事情异常。奏中说：本年三月十五日，因削职为民的犯官周顺昌奉旨被逮捕，连夜谕令苏州知府寇慎，责成吴县知县陈文瑞将周顺昌拘捕到案，发交该县用心防备，等候日期宣读圣旨。随即据钦差锦衣卫千户张应龙、文之炳约定，于本月十八日午时宣读圣旨。臣等一同前往公所，沿途看见士民像墙一样拥挤，车辆拥塞不能前进，气势汹汹、嘈杂混乱，无法分辨说的是什么。进入公所，正在宣读圣旨时，士民纷纷呼号，一拥而入，声音急促喧闹，事情突然发生。臣等用身体遮挡护卫，率领府、道、县官向他们说明名分法令，以祸福警告他们；无奈其势如奔雷掣电，几乎形成砍木为兵、揭竿而起的形势。当时心力和口舌都已穷尽，智谋和勇气交困，凌厉呼号、冲突撞击，情势十分决裂。谨慎地将犯官周顺昌仍旧拘获，等候解送；此外这次仓促发生的异常变故，情景令人惊骇。除了一面安抚人心、查缉倡乱者，等待另行上疏报告外，臣等立即在公所共同具疏上奏。奉圣旨：周顺昌被逮捕进京，朝廷自有斟酌处分；小民无知，怎么能聚众呼号，几乎造成鼓噪？法纪在哪里？如果像今天这样解散人群，姑且不深究；再有玩忽违抗的，带头者一定逮捕审究，依法处死，并且加重本犯的罪责。抚按官另行上疏奏闻。该部院知道。十三日 福建道御史畲合中上疏，说明崇尚廉洁、黜退贪污，以辅助新政。奏中说：科臣陈维新、阮大铖，台臣崔呈秀、卓迈、王珙，不认为臣是不肖，交相上章推荐提拔。蒙受圣天子嘉奖采纳，并赐环召回。臣是久被弃置之身，承受了新恩的需要。一进入都门，伏读圣谕中的褒奖，以及皇上的眷顾关注，看到有洁身自守、急公奉职的人，在内保护国家；有立志端正谨慎的人，在外辅弼朝廷。名声清正、敢于直言的人才，光明地等待朝廷征召的文书，遍布田野。仕途清明于朝廷，嬉游安乐于市井，办事敏捷，亿万年登临盛世之堂，不日即可实现。多么盛美啊！臣跋涉长途，遍访民间疾苦。本以为起用废弃官员的诏令已经施行，被遗弃不用的人会很少；追缴赃款的法令已经施行，磨砺操守的人会很多。可是甲子年春天，按例转任了很多人，已经全部召用，唯独对旧福建道御史周汝玑吝惜恩典；他如今任淮扬海防道佥事，又转任参议。臣经过淮扬，看到淮[缺字]疲惫到了极点，感念周汝玑，众人的说法如出一口。因为他清正真诚、简约能干，能够仿效疏理旧政；梅守相在泇河任职七年，辛劳而节省百金，运输船至今还依赖他的功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历年来部臣、抚臣、按臣，都相继把他列入推荐文书，说应当遵照圣旨优先叙用。只是因为得罪邪党，才被弃置在藩臬之间。既然被邪党排斥，就应当被圣明时代收用，一视同仁，这样对皇上才会有所期待。又臣经过宿州，那里的城池过去一向号称荒凉，近来田野开辟，[缺字]百姓安乐。环视四方之内，顿然不同于往昔，于是知道知州晋承忠的功劳。晋承忠曾任涿州知州，等到了涿州，百姓思念旧任知州，如同失去了父母。由此可见，才能所能惠及的地方，恩惠所流布之处，随地都适宜，哪里分什么涿州和宿州呢？后来到了徐州，只见[缺字]漫滔天，城池已经变成沼泽。闾巷之内十室九空，白发老人和黄口小儿，没有不怨恨的。那就是管仓郎中张璇的所作所为。他长期被人纠察参劾，却贪恋膻腥、依附权势，不赴考核，以养病为名离去。难道这是崇尚贪婪、养肥富户来给关吏作榜样吗？通州在京城脚下，知州刘三顾用酷刑杀死的有一百多人，春天征收春粮，夏天征收夏粮，秋天催逼秋税，冬天又催征冬税，各种货物任意索取，一文也不偿还。通州百姓说他广泛收受贿赂，倚靠墙壁堆放，怨声载道，不比徐州百姓的怨恨少。张璇确实是南星的外弟，所以有所倚仗，已经在彭城搜刮猎取三年之久了。如今功令严明，搜查剔除奸邪蠹虫，天下谁不加紧参与革新，以仰承皇上励精图治的心意？然而仍有这两个人，竟敢曲解法律来苟且求生。乡里百姓受到祸害，是尧舜之世也必不宽宥的。至于长途一带，南北两方，所谓乡兵从来没有设置；矿山禁令也从来没有真正禁止。烟台坍塌，仿佛没有城墙；有缺损却不修补；火炮虽锋利，实际上只有生锈折损的器具；城门常常可见裂缝。当此时局危急逼迫，难道没有像燕雀处堂那样安逸自乐的时候吗？如果不趁此时逐件申令告诫、逐层整顿，怎么能说是先内而后外，使内部顺治、外部威严呢？这是臣深深忧虑并回头顾念的事。奉圣旨：厂臣魏忠贤清白自守、奉公办事，尽心保护，朕一向看得很清楚。周汝玑不依附邪党，梅守相在泇河有功，都应优先提拔。晋承忠、张璇酌情分别劝勉或惩处，刘三顾暂且不追究。有关部门知道。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