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译我在京师做官时，曾三次奉召觐见，都在乾清宫。当时德宗正亲自处理政务。第一次是因为京察列一等并记名。觐见时只问籍贯和履历，没有多说话。第二次是因为郎中任期届满而参加截取。觐见时问我在哪个司当差，我回答：“在考功司掌印。”又问：“考功司有几件案子没有覆奏？”我回答：“只有广东南海县潘泰谦的议处一案，不日就应当覆奏。”问：“议定潘泰谦作何处分？”我回答：“革职处分。”问：“为什么必须革职？”我回答：“这次参劾的案子，外面的情节都已经洗刷干净了，奏折末尾只以‘才具平庸’四字结案。部中的惯例没有规定对‘才具平庸’应作何种议处的专条，只有查照佐杂人员俸满甄别的条例，凡才具平庸者一律斥革。佐杂人员才具平庸尚且应当斥革，知县是正印官，如果才具平庸，自然不能从轻减免。因此拟照此例议处。”随后又略问了几句话便退下。第三次是因为简放为建昌府而谢恩。觐见时先问籍贯和履历，后来问在哪个衙门当差，问一句我答一句，答完便说：“你到江西去，好好安养百姓。” 于是我点头退下。等服满进京后，我被简放为苏州遗缺府，孝钦太后又重新临朝。谢恩时是在颐和园，召见则在宫中。觐见时，御座设在宫中西间屋的南窗炕上，面向北方；在园中时，御座设在殿厅东壁，面向西方。孝钦太后和德宗同坐一铺炕，太后在南边，皇上在北边。行礼完毕，我快步走到炕案的西北角，侧身面向太后跪下。过了几分钟，等气息稍微平定，太后才开始发问，大概是出于宫廷中体恤人的意思。开始问籍贯，后来问福建民教的情形，又问矿务能不能发展，接着又问我在江西几年、江西各府的情况如何；还追问当日拳乱时地方怎样受到骚扰，后来怎样结束。我连续说了几百句话，全部一一奏答完毕，太后随即叹息说：“中国自从海禁大开以后，对外交涉常常棘手。庚子之役，是我错误地听信了别人的话，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但当时大家争相谈论排外，闹出了乱子；如今却一味媚外，又未免太过分了。时局艰难极了！全靠大小臣工苦心应付，做到不过分也不不足，才能挽救这个危局。江苏地方的事情也不是好办的。我看你在外任职多年，对事理也很明白，好好去做就是了。”又说：“皇帝有什么话要说吗？”德宗只说：“你可以下去了。”于是我退出。我前后四次奉召应对，经历情形就是这样。我在京时，便隐约听到两宫之间有隔阂的说法。到了苏州以后，谣言日益分歧，更有说两宫之间尊卑高下已经十分悬殊的话。如今皇帝和太后都已去世，没有什么可忌讳的了，而我亲眼见到的事情中，确实有许多可以作为印证的。我只把大概情形叙述如上，不敢再多说一句。咸丰末年，文宗出巡热河。当时端华、肃顺窃取政权，想把京城仓库的米运到热河。宝老师恰好任户部侍郎，认为国家根本不宜动摇，竭力坚持不可这样做。于是得到圣旨，命令“宝某立即处斩”。后来文宗去世，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才改为授予五品官衔，署理户部侍郎。不久便受到重用，与恭忠亲王、文文忠公（祥）同心辅佐，形成了中兴局面，不能不说是一时的盛事。到甲申年越南之战，朝廷官员认为枢臣失职，纷纷上奏弹劾，于是让礼亲王出任恭邸的替代者，而宝老师也和同在军机处值班的诸公同时离开军机处。宝老师曾告诉我：“你的同乡陈伯潜弹劾崇礼说：‘识字不多，习气很重。’意思是说不应当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他只是不知道崇礼的来历。当洋兵焚毁圆明园时，两宫太后看重列祖列宗的圣容，传旨命我前往察看。到了园中，只见遍地灰烬，村里没有一个居民。当时崇礼以奉宸苑苑丞的身份独自守在官舍，我询问他洋兵的踪迹和连续多日蹂躏的情形，我们相对而泣。随后我告诉他我的来意，借给他随从骑兵，一同到各处寻找。两人奔走十多里，看见圣容散落在地上，残破不堪，惊惶失措。崇礼于是哭着说：‘圣容毁坏到这个地步，即使检拾起来也无法完整。如果把这些拿去复命，不仅徒然增加国耻，而且更加伤害圣心。依下官苑丞的愚见，不如将它们归于火中焚化，这样比较得体。’我认为他的话十分中肯，便嘱咐他寻找稻草点火，跪在地上将圣容焚烧。回来后以遍寻不见上奏复命。从此我很看重这个人，他便由苑丞逐渐升到郎中。二十多年间，按照资历和规定，得到一个尚书职位，似乎并不过分。如今说他识字不多，难道苑丞还能同太史公相比吗？” 但他是否明白事理，自然又是另一回事了。” 宝老师离开军机处后，过了几个时辰，两宫谒陵回来，五位军机大臣各自获得赏赐，准许穿黄马褂。第二天，老师告诉我：“昨天的上谕你看见了吗？你认为怎么样？”我说：“未免太滥了。”老师说：“兰州收复那天，捷报送到，穆宗召见军机大臣，分别赏赐黄马褂。那天恭邸请假，我作为首席军机大臣入见，推辞说：‘黄马褂是用来赏赐战功的；军机大臣只是承受圣旨、书写谕旨罢了，怎么敢冒领赏赐！’穆宗说：‘兰州收复，算是十八省全都肃清了，我实在高兴。军机大臣也不是没有功劳，你不必客气。’我坚决推辞，不能获准，于是奏说：‘奕▯（恭王名）今天没有上来，等他明天上来后再决定。’最终也没有奉诏受赏。第二天，恭邸销假，于是把这件事搁过去了。他们随从皇帝谒陵，不过往返几天而已，却得到这样的厚赏，未免太便宜他们了。”老师这番话虽然不免带有牢骚意味，但也足以看出先后任职者之间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洋兵焚毁圆明园以后，英国使臣巴夏礼进入京城议和，在礼部设宴。宝老师当时任军机大臣，亲自参与了这件事。我看见他和醇邸唱和追怀旧事，诗中有“剑戟如林免胄趋”一句，可见在城下请求结盟，受尽了屈辱。以当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作为证明，其中肆意谩骂的情形，也就可以想见他们当时的狼狈了。我看完诗后，略微询问事情究竟，老师只是笑而不答，随后用戏谑的话把它搪塞过去。

译宝老师退休后，醇邸遇到重大政务，一定来询问他，而且常常馈送食物。有一天送来蜜桃和西山毛菰两种东西。我正好在座，宝老师分出一半送给我。毛菰的形状大如灵芝，煮来吃，味道像肉，和鲍鱼相似；后来到各个城市遍寻，也再没有得到过。宝老师是丁酉年拔贡，我把他视为年长的前辈。老师最看重年辈情谊，所以对我尤其厚待。他退休后，我常常前去问候，每月一定去好几次。我们畅谈时局，追忆往事，我心领神会，得到的教益很多。老师在家居住八年，病重时并不很剧烈。临终更衣时，面色红润，确实算是善终。宝老师有一天将要散值时，先去出恭。恭王等了他很久，见面后便嘲笑他说：“你到哪里去撇宝了？”（“撇宝”二字，是京城中的戏谑语。）老师说：“哪里，我是去出恭。”恭、宝二字正好针锋相对。又有一天，恭邸从太庙出来，指着庙碑下的▯＜厂▯＞，对宝老师说：“你看这个宝贝。”老师号佩蘅，“贝”和“佩”二字读音相近。老师回答说：“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这可以说是很会开玩笑了。大概当时枢臣见面闲谈，多半夹杂戏谑的话，是担心一旦谈到正事，反而泄露机密，大概正是古人所谓不谈“温室树”的意思吧。清室诸王中，以恭邸最为贤明。他平日虽然有贪好财物的名声，但一定要等满员得到优缺，以及汉员由军机章京外放后前来馈送，才肯收受，据说界限分得非常清楚。我曾当面对宝老师称赞恭邸这个人，老师说：“恭邸的聪明才智，我比不上；但他生长在深宫之中，由保姆和近侍抚养长大，民间的疾苦终究不能全面了解。遇到疑难事情时，还是我们几个人替他主持。”这类含蓄的批评，只是在深谈时偶尔提到一次，不能多听到。恭邸仪表非常伟岸，很有高鼻隆准的相貌。我一向没有同他交往。简放建昌府时，他恰好在军机处，按惯例应当前去拜谒。见面后他没有回礼，但却送上茶，请我坐到炕上，还请我升坐到朝珠的位置，十分客气。谈了很久，他这个人很聪明，只是送客时没有走出房门。据说后来摄政王刚进入军机处时，见客人便坐在独炕上。光绪初年，翰林逐渐拥挤，而简放学政、试差时，军机大臣偏袒自己的门生，也不是没有可以议论之处。那些怀才不遇的人积累了不平，于是借法越发生冲突之机，把责任归咎于枢臣，接连上奏指斥朝政，人们把他们称为清流。宝老师曾对我说：“天下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局外人不知道局中人的苦处，只凭着虚浮骄矜的意气，苛刻地责备别人，对事情有什么益处？”然而清流后来也陆续被放出去任差，似乎有用美食堵住他们嘴巴的意思，旁观者多有私下议论。究其弹劾贪官奸佞、淘汰衰庸之人的结果，大多符合人心，不能说清流不胜过浊流。后来法事更加紧急，于是简▯老任南洋会办，吴清卿任北洋会办，张幼樵会办福建军务，意思是认为那些坐而论道的人，必须让他们起身实行。谁知任用不合其才，他们又怎么能够把事情办好？南洋有曾忠襄（国荃），北洋有李文忠，不受牵制，才得以维持局面。而福建并不小，宋制军（▯）魄力薄弱，遇事推让，于是导致马江一战全军覆没，张幼樵被弹劾而丢官。广西兵败，▯老因为先前保举唐▯ぁ、徐延旭二人，依照滥保匪人的条例，降五级调用，清流的气势也就衰落了。清流兴起时，有人说李文正和同在军机处任职的人意见不合，恭邸未免有所偏袒，势力孤单而没有援助，清流便因此出面支持他。虽然没有明显表现出水火不容的痕迹，但恭邸作为有功勋的旧臣和尊贵的亲王，最终还是因此被罢退，不能说不是清流取得了胜利。恭邸离开军机处时，先被派往东陵，代替恭王主持清明节祭典。这本来是闲散王公所任的差事，特意派给恭邸，大家便都怀疑其中另有原因。不久孝钦太后召见醇邸，在九公主府商议，拟定上谕，贬斥枢臣，并让礼亲王（世铎）代替恭邸担任首席。军国大事由醇邸一同参与，长白额小山尚书（勒和布）、朝邑阎文介（敬铭）、南皮张文达（之万）、济宁孙文恪（毓汶），于是进入军机处值班。孙文恪当时任侍郎，上谕的稿子就是由他拟定的。恭邸还没有回京，忽然就公布了这些任命，令人耳目一新，不能不说是孝钦太后果断。恭邸退居十年，直到中日战争以后才重新进入军机处，大概元气已经大受损伤了。我离开京城不过几年，恭邸便去世了。戊戌政变、庚子拳乱，他都没有参与其中，不能不说是以好名声终其一生。恭亲王和宝师一同经历患难，并共同促成中兴，后来又在同一天受到谴责，他们的交情自然格外深厚。宝师去世后，诏令将他入祀京师贤良祠，这确实是非同寻常的荣典。举行入祀典礼那天，我有幸观看了盛大的仪式。宝师牌位还没有入祠时，恭亲王就先去察看祭器和祭品，以表示深厚的情意。还没有行礼，他却已经离开不见了。我觉得奇怪，便询问满人，他们回答说：“皇子对于廷臣，不能行跪拜礼。”他来时重情义，离去时重制度，大概是两方面都做得合乎道理了。醇王的旧府邸，就是德宗出生的地方，按惯例称为“潜邸”。醇王去世后，把他的府邸改为醇贤王庙，就像世宗的潜邸后来改为雍和宫一样。我当时被派去查勘估算工程，看到府邸两廊的房屋自行晾晒煤丸，铺得满地都是，这种俭朴的德行实在无人能及。后来那些亲贵极其骄奢，不到几年就败亡了。由此可见，祖宗留下的基业，守住它很难，失掉它却很容易。

译孝贞太后举行大丧出殡那天，我进入东华门观看礼仪。前导并没有多少排场，除銮舆、卫士、伞和扇之外，只见捧香炉的人，有时十人，有时二十人组成一队，分成队列向前行进。队伍中夹杂着衣架、脸盆架，错杂排列。其余的金银锞、纸扎等物，陆续送来，和寻常民间举行大规模丧葬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品级和形制不同罢了。不一会儿，只见梓宫从景运门出来，抬杠和普通棺椁也没有很大差别，只有“和头作文点式”一项，远远望去像黄色绣花罩子。正在我走上前仔细查看时，忽然听见一个人喝道：“站住！”仔细一看，原来是恭亲王。德宗也随即到了，头戴白草笠，身穿白袍，脚穿青布靴。当时随从和观看礼仪的人有几千上百，人人都穿着白色丧服，上下几乎无法区别。只听说皇上穿缟素，靴子用青布；王公和近支宗室的服饰稍微减等，其他人都不能使用布料。这就是用来表示区别的。梓宫出城后暂时安放，停灵的宫殿称为暂安殿，派王公轮流前往祭奠；确定日期下葬，就称为“永远奉安”。当天的礼制是多么隆重啊！戊申年两宫去世时，我正在苏州，因此没有来得及亲眼见到。而德宗因为崇陵工程尚未完工，到辛亥年以后才举行奉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听说当时梓宫是由火车运送的，那么这段往事真是不堪回首了。咸丰辛酉年，洋兵烧毁圆明园，京师震动。文宗在热河去世。当时孝钦太后才二十八岁，端华、肃顺心怀不轨，醇亲王奉懿旨到肃顺的客邸逮捕他。当时天还很早，房门尚未打开，醇亲王敲门喊道：“有旨意！”里面立即回答说：“如果是母后的旨意，我也不接受！”于是醇亲王破门而入，将他擒获治罪。随后梓宫回到京师，穆宗于是继承皇位，两宫垂帘听政。这虽然有赖恭亲王和各位王公大臣辅佐赞助的力量，但遇到事情都请示懿旨，按照懿旨决定进退，也不能说孝钦太后完全没有主见。不过，孝钦太后虽然精明胜过孝贞太后，但刚开始听政，对各项事务终究还不熟悉。因此，当曾文正功成入京朝见时，她召见问答，不过敷衍了几句话而已。曾文正文集所记载的情况，并不是虚构。此后经历四十多年世事变迁，备尝艰险，逐渐通晓下情。我在宝师那里经常听到这些事。关于她召见大臣时的情形，我早已知道，所以甲午年我被调任苏州时，受到召见，便能从容畅谈。她英明的一面，不能不令人钦佩。只是她平日在宫中管束下属过于严厉，而且生性喜欢游览观赏。例如重修颐和园一事，宝师谈到时，也颇有微词。而且自从西巡回銮以后，由于宫中的旧物大多已经散失，不免喜欢接受进贡，虽然这也有晚年无聊的原因，终究不能不成为盛德上的累赘。然而，她四十多年支撑危局的功劳，不能因为一两件事就加以掩盖。德宗大婚的第二年，孝钦太后率领宫中眷属前往东陵祭扫，仍然称作“打围”，大概是因为清朝凭骑射取得天下，不忘记尚武的意思。按吏部惯例，本应随从护驾，我也随同前往。京城距离陵寝二百四十里，沿途铲平民田，修筑成御道，遇到水面就架桥，平整得像磨刀石一样。另有便道、便桥，供随从护驾的人往来。每天经过两个尖站，住一个宿站；各处原来都有行宫，规模设施都很完备。随从护驾的人每到一站，必须先行到达，以便站班迎接圣驾。百姓在道路两旁跪下迎接；如果是站班迎接，就不必跪下。圣驾将到时，必有一名骑马的人口头喊“二里”两个字，意思是圣驾距离这里只有二里。喊过“二里”后，大家必须在帐篷前肃立迎候；圣驾经过后，就必须拔起帐篷先行离开。到下一站迎候的规矩也是这样。路上只住帐篷，大家都铺在麦田里睡觉。到达陵寝后，各自寻找土屋休息；如果没有土屋，就仍然住帐篷。陵寝的行宫在山上，宫墙外提灯的人密集得像繁星。宫外一里左右，营帐连绵环绕。沿山上下大约数里，灯火明亮如画，确实是壮观的景象。在陵寝停留两天，礼仪结束后立即返回京城。沿途宫女购买花篮和食物，和普通妇女出游没有任何不同。车驾来往时，任凭人们观看，并不设置警跸，和普通大官出门也没有什么区别。古人所说的翠华巡幸，不知道是何等郑重；实际上亲自经历其情形，所见大概不过如此。陵寝在直隶境内，而以直隶总督作为地方官，就像督抚出巡时由州县办理差事一样。因此，前往谒陵之前，直隶总督必定先到京城请示迎驾，沿途随行，并在各站迎接。还记得抵达陵寝那天，圣驾尚未到达，李文忠就已经来到宫门口等候迎接，站在宫门附近。伯亲王（彦讷谟诂）竟然用手示意让他下去，意思是这里是王公站立的地方，不是地方官可以僭越的；文忠立即徘徊退下。规矩是多么严肃啊！等德宗的车驾到来时，驾辕上驾着一头骡子，高度和人一样，这是我一生从未见过的。我从旁观看，随口作诗说：“上相长身请驾来，骅骝道路一鞭开。人中称杰马称骏，等是天家首选才。”（文忠身材极高，我也并不矮，但和他并肩站立时，也只到他的肩膀。）这首诗只是如实记述。车驾到达后，大家一哄而散，文忠也乘轿返回住处。隆裕皇后后来到达，文忠在路上遇见她，却并没有下轿。我觉得奇怪，便询问溥倬云这是什么道理。倬云说：“臣和妾属于同一类。皇后也只是妾而已，大臣没有为她避让道路的礼制。”大概也是满洲重视女子、轻视妇人的缘故吧。

译清廷的家法，对太监管束极严，稍微有一点恶劣行迹，就处以杖毙。德宗亲政时，喜欢任用一个姓文的太监，他原是直隶秀才。此人面貌清秀，但气焰很盛，每天捧着奏折匣子，进出军机处。我入宫时，常常遇见他。但不到两个月，就被慈宫知道了，立即将他斥退；有人说他死在杖刑之下。京城中广泛流传说，李莲英就是“皮小李”，受到孝钦太后的信任。醇亲王巡视北洋时，曾派他前往侍候，人们便把他看作监军。然而，我自从担任掌印以后，因公事进出宫门，每月总有几天，在七八年间，却从未见过他一面。大概内府的满员知道他受到慈宫宠爱，便和他联络，逐渐开始招摇，这种事情是难免的。若说部院大臣公然和他往来、互通声气，那么对于毫无证据的事情，我不能随声附和。况且宫内有四十八处总管，每人管理一处宫殿，他们形容枯槁，衣服破旧，个个都和穷苦寡妇没有区别。我入宫查勘工程时，这些总管开门引路，必定恭敬谨慎。那些在御前侍候的人，虽然不能和这些总管相比，但听说人数也很少，而且实际上与廷臣完全隔绝，没有办法接触。我还记得多次受到召见时，曾在丹陛下面的板屋里稍坐，太监端茶、点火、吹烟，恭顺到了极点。赏给他们四千京票，他们便像高兴得不得了。我离开京城以后，渐渐听到他们专权受贿的传闻，但我始终没有深信。就拿我第二次进京来说，事情相隔十二年，所见也不过如此。我难道是不屑于替这些人隐讳吗？只是因为我是疏远的微末臣子，没有什么嫌疑需要避讳，所以特意如实记载罢了。我查勘估算宫中的工程时，看到宫中妃嫔每人各住一个院子，每个院子里必定摆放一百几十个饽饽，没有看到特别设置的厨房。其余宫殿楼宇很多，没有一处不供奉佛像。最高的楼名叫普明圆觉，楼上各层都供奉佛像。登楼向四面远望，只能看见黄色琉璃瓦。乾清宫后面的一进就是交泰殿，民间传说那是皇帝大婚时居住的地方。人们本以为里面一定有御床，于是窥看殿内中央，却仍然只是高高供奉着一尊佛像。而且殿内窗棂和门槛上的纸都是朝外糊的，和关外民房一样，大概是不忘本地风俗吧。两廊排列的仍然是饽饽，大概宫人的食物本来就把它作为日常品。不得宠的宫人，多半自己制作荷包，让太监拿到宫外出售，每套可以得到四两银子，针线工艺极其精致。宫女和普通人家的婢女没有什么不同，一律穿红布衫，用月白缎子镶边；我随驾前往东陵时，曾亲眼见过。由此可见，宫禁之中崇尚节俭，并不像世间富贵人家那样。德宗刚开始亲政时，内务府大臣立山新任户部侍郎，因为皇上怕冷，便制作了一扇玻璃窗，安装在殿门上。太后听说后大怒，把他召来训斥说：“文宗晚年患咳嗽，也非常怕冷，每逢引见时，就把貂皮放在膝上烘暖，是多么能吃苦！皇上年纪还轻，怎么会怕冷到这种程度？何况祖宗的制度极其严格，如果在殿廷上装起玻璃窗，成什么样子！你谄媚侍奉皇上，胆大妄为。你如今是廷臣（指署理侍郎），不能和奴才相比（内务府的人被称为世仆），我不能打你。但是你违背祖制，自己说该获什么罪？”他于是磕头如捣蒜，祈求太后饶他死罪。后来玻璃窗被拆除，这件事才平息下来。我第一次受到召见时，麟芝庵中堂告诉我：“太后对皇上有限制，规定一次召见，奏对至少必须达到十分钟。但皇上口吃，不能多说话。你上去以后，等皇上发问，就可以滔滔不绝，尽情畅谈。应付满十分钟，便可以下来，不必过于拘谨。”后来验证果然如此。每次召对时，一座殿内只有一张御案，绝没有一个侍从。殿前的太监遇到掀帘送入召见者之后，便立即躲到别处，等受到召见的人掀帘出门，才从对面赶来。大概宫中的规矩极严，绝不会有隔墙听见的事情。召对者是否合乎皇帝心意，以及他有什么奇特的形状举止，其他人都听不到、看不见。内务府的职能，就像衙门里的庶务部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账房。账房有折扣和虚报账目，已经处处存在弊端，而内务府比这更严重百倍。我曾听说宣宗极力崇尚俭德，平常穿湖绉衣服，裤腿在膝盖上方破了一块，也不肯重新制作，命内务府补缀，内务府却开账三千两。宣宗嫌费用太高，严厉追问。内务府的人回答说：“皇上所穿的裤腿，属于有花纹的湖绉。剪裁了几百匹布，很少有花纹正好相合的，所以才会这样昂贵。”后来不知道这件事如何收场。由此推想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德宗在书房里，曾和翁文恭师傅闲谈，问师傅：“早晨进宫吃什么点心？”翁师傅回答：“每天早晨吃三个果子（就是鸡蛋包）。”德宗说：“师傅每天早晨的点心，要用九两银子了！”因为御膳房报账时，一个鸡蛋竟要算三两银子。孝钦太后生长于寒门，民间的琐事没有不知道的，而内府蒙蔽欺瞒尚且达到这种程度。积弊如此深重，想要扭转真是太难了。孝钦是通过宫中册立成为太后的，本来不能按照通常礼节对待恭亲王。而且自从在热河共同经历患难，逐渐进入太平时期以后，她对恭亲王不能没有畏惧顾忌之意；即使是宝师、文文忠等老臣，她也不能随意颐指气使。当时颐和园大兴土木，舆论一片喧嚣。宝师曾经对我叹息说：“太后当时还想巡幸五台山，幸亏我们这些人劝阻，她才停止。否则，南巡的事情未必不会在今天出现。”仅仅这几句话，言外本来就包含着无限感慨。孝钦晚年喜欢学习绘画，召江南缪太太入宫。她又喜欢听外国风俗，召留学德国的裕庚之女入宫。不过两人不久都被放出宫去，并没有干预政事的嫌疑。后来因为国际关系，邀请外国公使的夫人进宫游宴；俄国公使夫人称赞程德全在变乱中抗节的美德，程德全于是由同知破格升任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任江苏巡抚时，心里还以亲近俄国为自豪。甲申年以后，宫中的限制颇为宽松，大概是慈宫敬畏醇亲王，对他的敬畏不如对恭亲王。就连广泛召优伶入宫唱戏，也以甲申年以后最为兴盛。这虽然是小事，却很有关系。

译穆宗去世时，没有皇子；而文宗这一支当时也没有皇孙。如果要立子嗣继承皇统，就必须从宣宗这一支的曾孙中寻找人选，孝钦太后自然有不愿意的地方，于是权宜地让德宗承继皇位。德宗是醇王福晋所生，福晋就是孝钦太后的亲妹妹。改年号为光绪，意思是继承道光年间的事业。当时廷臣还没有异议，不过对于穆宗究竟如何立嗣，原本也还没有议论。惠陵奉安那天，吏部主事吴柳堂前辈（可读）自行请求前往行礼。事情办完后，他住在蓟州一座小庙里，写了一道奏折，作了一首绝笔诗。奏折中只记有“今者惠陵永▯，帝后同归，既无委裘植腹之男，又乏慰情胜无之女”几句话。大意是指责太后不为穆宗立子，使穆宗断绝后嗣，是不恰当的。他的诗说：“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А土已成黄帝鼎，前星犹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处，五更风雨蓟门东。”州官飞马报知朝廷，全城轰动。朝廷于是下诏交廷臣议论，随即降旨说：德宗所生的儿子，就承继穆宗作为嗣子；当初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如今既然有了这道奏折，就立即明白宣布出来。这件事于是因此结束。当时清流人物竞相以气节自相标榜，于是集资建祠，私下祭祀吴柳堂。修建祠堂时，陈芸敏侍御（▯莹）告诉我：“我打算送他一副对联，写道：‘二三豪俊为时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我回答说：“吴柳堂以庶吉士散馆，经过铨选成为吏部主事，当时为人还很朴实忠诚。到了晚年感到悲伤，想要树立一节来表明自己，这也是常情。烈士既然以身殉名，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名声呢？”他说：“死者固然可以谅解，活着的人却未免太爱多事了。”他的意思大概是不太赞同清流人物，只认为建祠没有意义。清宫中相传有一套宫廷规制，饮食有一定的笾俎，起居有一定的时间，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如果驻跸三海、驻跸圆明园，就不受这些规矩拘束。因此从前帝后都把住在宫中当作苦事，夏天一定驻跸三海，名义上说是避暑。孝钦垂帘听政十多年，后来大难逐渐平定，便渐渐想要享受逸乐。她痛惜圆明园被洋兵毁掉，于是在圆明园附近修建了一座颐和园。大臣们颇有进贡，而且听说还有挪用海军开办费来资助修园的人。当时言官接连上奏劝阻，态度过于急切，反而激成了非修不可的结果。徐荫轩相国曾对我说：“这件事能够办成，阎丹初不能说没有罪。他自以为能理财，把库平减成发给（把库平改为京平，每百两可以节省六两，称为减平），每年可以省下数百万两，结果助长了朝廷的奢侈心。防微杜渐，按照《春秋》责备贤者的原则，不能说这种议论没有道理。”阎丹初质朴却近于矫饰，徐荫轩正直却近于迂阔；然而徐荫轩在朝廷上正色立身，毅然不可侵犯。直到今天回想，也不能说他不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典范。甲午年以前，李文忠上奏说海军成立，认为东南沿海七省的海疆可以作为屏障，话意未免有些铺张。朝廷于是派醇邸前往天津阅看，又派内监李莲英随侍，意在慎重对待海防。所派随侍，也是出于尊重懿亲的意思。到天津后，北洋大臣按照阅兵时王大臣的例规办理差事。阅兵时，李莲英只在后面伺候王爷，也没有为总管设置座位。于是言官纷纷上奏折，说阉人监军，恐怕会重蹈前朝覆辙。防微杜渐，这样说也自有道理。谁知中日战争发生后，主战者竟拿李文忠先前的奏折来逼他试一试。而赔款割地的祸根，也就由此开始了。甲午年六月，适逢德宗万寿，在太和殿赐宴，每个部的司官两人参加，我和溥倬云也在其中。宴席排列在丹陛上，一直连接到殿下东西两侧。两人共用一席，席地而坐。筵席使用几案，几案上摆着数层饽饽，又加放一层果品，上面还放着一盘完整的羊腿。有乳茶，也有酒（酒是光禄寺良酝署酿造的）。赞礼官站在殿陛上，听到赞礼者喊跪，大家就起身跪下，跪礼完毕仍然坐下。行酒的是光禄寺署正。酒略带甜味，与平常的味道不同。宴席上只有水果可以吃，饽饽和其余果品可以拿走，交给随从带回去。烈日当空，穿着朝服、戴着朝冠，盘膝而坐，还要不时起身跪下，汗流浃背；但允许随从在身后打扇。整个过程历时两个小时之久，行礼奏乐，唱《喜起》，歌舞都极为整齐庄严。宴席第二天，赏赐福字、三镶如意、瓷碗瓷盘、袍褂衣料、帽纬、白绫飘带八色。恭逢这样的盛典，深受特别恩宠，今天回想起来，仿佛已经隔了一世。宴席的座次，王公大臣坐在丹陛上，各官按照宪纲依次安排座次。西边最后的座位，是朝鲜使臣的宴席。朝鲜使臣穿圆领大袖衣，手持象牙笏板，显得格外恭顺。中日战争以后，朝鲜被日本吞并，殿廷上再也看不到朝鲜的衣冠了。甲午年十月初十日，是孝钦太后的六十寿辰。早在此前就设立庆典处，筹备典礼，准备得极为隆重。所以这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德宗万寿时，举行大规模筵宴，也是为了给这件事作点缀。当时中日和议破裂，筵宴那天，摩天岭已经传出开战的消息。大家议论说，甲子年三十岁万寿时，刚刚开始垂帘听政，而且大难还没有完全平息，自然谈不上举办庆典；甲戌年四十岁万寿时，正是穆宗去世的年份；甲申年五十岁万寿时，又因为中法战争，也都没有来得及举办。今年又遇到中日战争。可见太后办理万寿庆典，确实很不利。然而事情已经举行，各省前来祝寿的人也纷纷进京，只能勉强完成礼仪。到了日期，太后出宫，乘坐由六十四人抬着的人辇，经过各处时，各处都设置了景物，张灯结彩，陈设十分美观。人辇像佛龛的形状，扶辇的銮仪校都穿着五彩衣服。人辇走得很慢，德宗步行在前面引导；前面又有两位王公，各自手持一柄如意，低着头退后引行（凡是典礼所派的前引、对引大臣，都退后行走，不敢背对着正面相向）。整齐而庄严，很称得上是一时的盛典。然而人心不安定，也不过是粉饰太平、敷衍了事罢了。

译内务府郎中庆宽侍候慈宫，很受信任。有一天，德宗因为慈寿要送礼物，便告诉庆宽说：“我要送太后寿礼，你替我准备。”庆宽于是打造了四个金镯的样式呈上，说：“皇上要送老佛爷（清宫信奉佛教，内府称太后为老佛爷）寿礼，这里有四个镯子的样式，请下旨要哪一种，我就打造哪一种。”太后说：“我四个都要。”庆宽将这话回奏。德宗问：“四只镯子需要多少钱？”庆宽说：“价值四万。”德宗说：“这岂不是要把我的家产抄走了吗！”（传闻德宗私下积蓄四万，存在后门钱铺里生息。如今说“抄家”，与这句话似乎互相印证。）这是第一件事。庆宽办理太后六十万寿庆典时，设立了庆典处，所有所需器物都由他包办，几乎无不抬高价格、囤积居奇，从中取利。而且他的气焰咄咄逼人，旗人多半忌恨他。后来有满族御史秘密上奏，说庆宽家中藏有御座，举动不守规矩，又诬告他家产来路不清等事。奉旨派敬侍郎（信）查办，我和溥倬云充任承审司员。德宗召见敬侍郎时，一定要把庆宽置于死罪。查了好几天也没有查到确实证据，我对侍郎说：“查办必须事实真、罪责相当，不能为了讨好别人而杀人。”过了几天，皇上又召见侍郎说：“你说庆宽无罪，我不怀疑你，难道你手下的司员全都靠得住吗？”侍郎说：“臣所派的两名司员，都是京察一等、记名的人，怎么能信不过他们？”德宗又说：“他如果确实无罪，难道不算违制吗？”侍郎出来告诉我，我说：“违制按例应当革职。如果办到革职为止还可以，除此以外我不能奉诏办理。”后来便举出庆宽在门口设置下马石，说这不是郎中家所应有的东西，作为违制，照例革职复奏。奏折很久没有批下来，不久军机大臣张文达出来拟写批稿，我暗中问他，张文达说：“不要出声，刚才已经派中堂前往抄家了！”抄了几天，只查出三千多两银子，没有其他违禁物品，于是庆宽就以革职结案。后来太后再次训政，庆宽不知通过什么作用，又被部选为江西盐法道。这是第二件事。大概清宫家法极严，太后对德宗也并不多有宽假，而宦官之流窥伺意旨、搬弄是非，难免逐渐积成嫌隙。看上面所说的两件事，所谓两宫不和，确实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但真正有明确依据的，也只有德宗要严办庆宽的那几句话而已。其余都是从传闻中得来，究竟迷离恍惚，无法确切考察。中日战争中，翁文恭独自坚持主战，许多名士实际上在怂恿他，大概是因为拘捕大院君一事已经做过，不肯退让；而且认为海军可以依靠，怀疑李文忠卖国。可是李文忠估量形势、衡量力量，心里知道不能作战，嘴上却无法明说。即使皇帝严旨督责，剥去他的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他始终屹立不动。朝廷士人固然喧嚣得很，各路统帅也贪图功劳，跃跃欲试。吴清卿自请出关，却一边高歌投壶，自我欣赏，尚未交战军队就溃败了。日军步步深入，海军又在刘公岛被歼灭。军队失败、国家受辱，比甲申年严重十倍。甲申年虽然接连遭遇失败和挫折，但谅山一战中法军也受到重创，马江的战舰虽被毁灭，法国大将孤拔据说也被炮台发出的炮弹击毙。因此议和时，终究还没有赔款。此次战役海陆两军都失败了，李文忠亲自到马关议和，几乎被日本主战派刺杀。他裹着伤口订立条约，赔款二万万；割让台湾以及金、复、海、盖四州县。后来由于俄、德、法三国仗义执言，认为日本是岛国，不能占有大陆腹地，金、复、海、盖才重新归我所有，还有什么耻辱比这更大呢？从此以后，德国租借胶州湾，英国租借威海卫，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法国租借广州湾，不过几年之间，接连发生，大概列强也习惯于均势的局面，几乎形成瓜分之势。虽然这些事不直接属于这次战役，但哪一件不是由这次战役铺下的阶梯呢！中日战争期间，日军一直逼近奉天。警报不断传来，京师震动。主战的朝廷士人纷纷把家眷搬出京城。我是有实缺的一等人员，没有放弃职务、离开京城的道理；老母亲也主张慎重行事。同乡人大多把我家眷是否出京作为自己进退的依据。当时南皮张文达掌管部务，同时兼任军机大臣。我在拟写批答之余，暗中打听消息，张文达略有暗示，我于是决定不动。后来和议达成，心里才安定下来。当时其实也是冒险。甲申年时的清流，甲午年时的名士，都是翰苑中的高才。评论者说，当时如果军机大臣能够把他们收罗进来，那么这些才俊就不会产生怨望，没有不安然服从的，哪里会激成中法、中日战争呢？有人或许怀疑这话是在锻炼周旋，不知道霜降时看见初霜、坚冰将要到来，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开端极其细微、后来却造成无法估量祸患的。君子之所以可贵，就在于能预知事物的先兆。甲申年之役，推倒军机处，实际上就是革命的导火线，而这件事都是翰林院的人造成的。戊戌政变，则是由进士、举人发动的。范围越广，变乱的迹象就越急迫。唉，这大概是有天意吧。庚子年拳匪之乱以后，厉行新政，打算逐渐改变中国的旧法。到了丙午年夏天，袁项城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入朝觐见。当时我正进京等待候选任命。端午桥因为担任闽浙总督而留在京城没有出发，等袁项城来共同商议立宪，费尽心机谋划，后来改授为两江总督。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才开始发现“立宪”这两个字。

译两宫垂帘听政，枢务由恭邸主持。各位大臣中，选一两人作为主笔，其余人只供参赞。后来加入的人，被称为在军机处打杂，只负责拟稿罢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意见就会分歧，纲纪也不严肃。各部院的情形，大体也类似。主笔所写的就是当事人的意见，有时人们竟把主笔视为主持国政的人。光绪初年，文文忠（祥）、沈文定（桂芳）主持政务。文文忠去世后由宝师继任。沈文定去世后由李文正（鸿藻）继任。景尚书（廉）、王文勤（文韶）、潘文勤（祖荫）、翁文恭（同▯），先后入值军机。王、潘很快入值又很快退出。甲申年，则由礼亲王（世铎）代替恭邸，并命醇邸参与重大政务。我等其余人全部被免职，改由额尚书（勒和布）、阎文介（敬铭）、张文达（之万）、孙文恪（毓汶）接替。没过几天，许恭慎（庚身）因为以前担任过领班章京，熟悉规矩体例，也入值办事。张文达年老，阎文介很快退出军机，孙文恪便主持政务。后来许恭慎去世，徐忠愍（用仪）进入军机。甲午年，朝鲜事变发生，先命翁文恭、李文正参与军事事务。冬天，额尚书、张文达退出军机后，便命翁文恭、李文正入值。不久恭邸重新起用。孙文恪因病自行请求离职，文恭、文正重新主持政务，刚相国（毅）接替额尚书入值。丁酉年，徐忠愍退出，钱侍郎（应溥）、廖总宪（寿恒，后来升任尚书）交替入值。戊戌年夏天，文恭被罢免，不久恭邸去世，又召王文勤入值。当时同值军机的有刚相国（毅）、启尚书（秀）、廖尚书（寿恒）、裕尚书（禄）。八月政变时，荣文忠以直隶总督身份来到京城，立即命他入值；裕尚书出任直隶总督。己亥年十月，廖尚书退出军机，由赵尚书（舒翘）接任，当时刚相国也很掌握权势。庚子年，拳匪倡乱，载漪袒护拳匪、专权作势，把军机大臣视同奴仆，暴戾专横，军机处几乎被他践踏。皇帝和太后西行出巡，文勤一人随行，荣文忠从保定奔赴陕西行在，随即奉命入值并领班军机。各位大臣陆续到达后，礼邸便改任其他差事。和议达成后，勒令惩办祸首，启秀在京城被处死，赵舒翘在西安被赐自尽。事情平定、銮驾回京后，军机处不再由亲贵领班，而由文忠担任。我在丙午年到京时，文忠已经去世，庆邸接替文忠领班，鹿相国（传霖）、瞿相国（鸿机）、徐尚书（世昌）辅佐他。军机处大致具备了规模，然而庆邸已经公开接受馈赠了。辛酉年以后，亲贵纷纷崛起，纲纪完全松弛，军机政务更加分歧。唉，既灌礼之后的事情，我不想再说了。李文正主持国政时，虽然免不了有偏执的议论，但风骨品格端正严整，处理政务诚恳周到。我当时到部任职不久，就很蒙受他的青睐。张文达有名士风流，颇有不受拘束的气概，但他长期历任封疆大吏，很有见识。中日战争时，他正掌管部务，我在私宅拟写批答之余，和他谈论时局，他多有感叹，大概是知道自己不得志吧。他是老成持重的典型，直到今天我仍然对他怀有余恋。鹿文端在丙午年时与瞿、徐一同入值军机处。三人之中，文端最没有权力；他双耳重听，人们不免把他看作伴食的官员。其实文端是从地方牧令起家，颇有实际经验。我在京城等待候选任命时，约有三个月，常常前去拜访他。他门庭冷落，我每次到那里，他都放开来谈，毫不厌倦。他曾叹息着对我说：“中国百姓太愚昧，中间这一帮人又太奸刁，这可怎么得了！”我回去后告诉别人：“大家都嘲笑鹿中堂，虽然他做过外官，其实对外官的事情也不十分了解。如今看他说的话，是多么明白啊！”大概当时风气日益败坏，即使有老成的人，也只供人轻侮罢了。翁文恭有漂亮的胡须，风采焕发，忠于君主、体念国家，尤其喜欢选拔和荐举人才。甲午年主张作战，导致军队失败、国家受辱，这是无法讳言的，但当时皇帝对他的恩宠还没有衰减。恭邸重新出任后，对他深加倚重，也认为英雄不能以成败来评判。〔此处原文“爆直”疑有讹误〕超过四年，戊戌年四月被罢免。八月政变时，刚相国说他曾当面保荐党人，便剥夺他的官职，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这种严厉责罚，只是因为他当面保荐党人，受到别人谗毁。何况所谓政变，不过出自一个人的口中，政变终究没有成功；一群孩子似的胡闹，即使算作政变，又怎么可能成功呢？文恭即使没有离开职位，难道肯参与这件事吗？至于说两宫之间，他没有善于调和维护，不能说完全没有被离间的嫌疑。然而文恭身为师傅，处在难以处理的位置上，其中有许多难以明说的隐情，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文恭在宣统年间，奉明诏恢复官职，并追赐谥法。如今国事已经结束，这些没有根据的话，实在不必再分辨是非，只会徒然扰乱人心。我与翁文恭的侄孙▯夫廉访（斌孙）是同年，但从未到他的私宅拜访过。而且文恭在我身处京城时，从未到过吏部，我们之间也没有上司与属员的关系。有一天，因为查办仓案，部、司各级官员聚集在仓署，文恭却独自在人群中走过来和我说话，显得十分殷勤。我取得京察记名资格后，过了一年还没有得到简放。文恭多次向恭邸提起这件事却没有结果，大概是因为简放官缺虽然由军机大臣共同列名单，但拟定放任哪一个人，必须由领衔的亲王开口，其他人不能预先决定。有一天，建昌府出现缺额，文恭先在毓庆宫上奏。德宗说：“今天建昌府有缺，请简选某人。”于是召见我。军机大臣进呈名单时，不等恭邸开口，皇帝就亲自用御笔圈定了人选。我谢恩后前去拜访文恭，文恭详细说明自己替我抱屈的意思。我说：“这是皇上的天恩，我怎么敢不感激！”文恭肃然表示敬意。后来因为徐忠愍私下对人谈到当天的原委，我才知道文恭荐举人才的力量，确实是费尽了苦心。徐忠愍担任吏部侍郎时兼任军机大臣，对于部务却颇能主持。这个人非常通达，我和他最为投契。我当时显露出一些锋芒，徐忠愍告诉别人说：“这个人不能用私情来干扰他。”甲午年战后，我很急切地请求外放，而徐忠愍因为班次在后，爱莫能助，常常向我道歉，他的这份情意确实令人感动。我离京后，他在丁酉年退出军机。拳匪之乱时，他与许侍郎（景澄）、袁京卿（昶）一同遭难。和议达成后，才为他们平反昭雪，并追赐谥号，浙江人把他们称为“三忠”。这场无妄之灾，不能归咎于天道，哪里还用得着再议论其中的慨叹呢？

译王文勤为人极其圆通，人们把他比作琉璃球；但他历任中外官职，老成持重。担任吏部侍郎时，处理事务敏捷果断，精神饱满。庚子年拳乱时，他恰好在军机处，以一名白发老臣的身份随同西行，辛劳贤能，到了极点。我在丙午年到京时，见他已经老态龙钟，与乙未年在天津节署见到他时相比，风采顿时大减；然而〔此处原文“▯▯”疑有讹误〕忧国之意，仍然充溢在言语和神色之间。他还对我说：“大家都在抱怨老太太（指孝钦太后）。你须防备老太太一旦升天，那么大事就更加不可收拾了。”话语之下，大概另有一番感慨。我到京城时，起初还不认识荣文忠。文忠是昆师母亲的从兄，风度翩翩，很有才干。光绪初年，他任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当时已经声名显赫，后来因事被削去职务。有一天，我在宝师那里听戏，和他同席而坐。钟杰人同年用闽语问我：“这个‘山查’是不是续燕甫？”（两淮运使续昌。）我说：“不是。续燕甫我见过。”荣文忠也用闽语回答说：“你们说福州话，我们也会说福州话。”杰人于是问他的贵姓和表字，他回答说姓荣，号仲华。我知道情况不妙，便移到别的座位。几天以后，昆师告诉我：“荣仲华告诉我，说你和杰人用福州话冒犯了他。”我说：“杰人问这个‘山查’是不是续燕甫。所谓‘山查’，是闽人对红顶子的称呼，并不是开玩笑。”老师听了大笑。后来我在老师那里多次见到他，便渐渐有了往来。后来文忠复出，任西安将军；他回京时，还曾送我一桶口外羔皮。大概正因为“山查”这两个字，我们才结下了交情。其实，文忠的先人曾任闽副将，后来以总兵身份死于粤匪之乱。当时文忠还年幼，寄居在饶提督（廷选）家读书，饶提督就是林赞老的岳父，所以他对闽人的感情格外深厚。我离开京城以后，因为相隔遥远，彼此并没有通信。戊戌政变时，文忠以直隶总督身份进入军机处，从容平息变乱，保全的人和事很多。拳乱时向西行进，他赶赴行在，维持国家大计，费尽了苦心，朝廷的局势赖此得以稳定，他的功劳很大。丙午年我到京城，可惜已经不能再见到他，想到这里不免悲怆。昆师性情耿直，喜欢评论人物，曾对我说：“福箴庭（锟大学士）哪里像样？昨天在朝房里，竟然骂人说‘麻烦’（‘麻烦’就是累赘的意思，是京城土语）。像这样的粗鄙人的口吻，怎么做得了中堂？”我听了感到惊惧。因为当时朝廷纲纪严肃，京官的体制本来就一点也不能马虎。他又曾讥讽恩中堂（承）说：“你看恩中堂，凡事都说是照例。他做中堂，本来就是照例；就连他的面貌，也像是照例的。”这是嘲笑他脸方，神态平庸，得享厚福。我仔细一想，不禁失笑。满员以笔帖式作为正途出身，通过科举出身的很少。各部院的堂官，并不全是科甲出身，其中也有才干杰出、值得指称的人，前面所说的荣文忠就是其中之一。又有吏部广少彭尚书（寿），办事通达，风度和操守严峻整饬。他兼任内务府大臣时，我每次看见他进入宫门，太监们都十分畏惧，不敢正眼看他。他在吏部任职时，和我也很投合，可惜相处不久，便死在任上。直到今天想起他，我仍然怀有余慕。溥倬云（兴）任主事时，和我同部任职、同时出差的次数很多。后来他升任尚书，因病免职。我被简派到建昌的同时，户部郎中有（泰）也被派任陕西知府；他的兄长玉岑尚书（良）告诉别人说：“近来任命了两位知府，舆论都替朝廷庆贺得到了人才。”他又替这件事解释说：“官阶上，道台尊贵而府官卑下；然而朝廷实际上重视府而轻视道，认为知府可以独当一面，能够办事。”这种说法虽然不是凭空捏造，宝师也曾对我说过，但实际上也只是安慰人的话。后来礼部奉诏保荐两名人才，我也在其中，领衔的正是那位尚书。端午桥任工部官员时，我和他共同办理工程的次数很多。后来他由霸昌道升任总督，不到十年便历任封疆大吏。丙午年夏天，我到京城，在庆亲王府和他相见，起初几乎彼此认不出来，后来他才告诉我：“分别多年，你竟然留胡子了（我四十二岁到建昌时，路人说太守年轻，所以特意在接印那天留了胡子）。当时你还只是记名候补，我还没有记名候补。你还记得吗？”这其实是在夸耀自己已经做了总督。不久他调任两江总督，我被简派为苏州知府，竟成了他的属官。不过，总督驻在江宁，苏州属于江苏巡抚的管辖范围，和他直接的关系还不多。因此，他任职时有盛行贿赂的名声，而我则一毛不拔；我虽然没有得到他的青睐，却也从未和他发生过什么冲突。他年轻时很不羁，自己是满人，却偏偏诋毁满人为不肖之徒。他鉴赏金石，在当时颇有声望。只是他求取权势太过热切，行事颠倒，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守。自从调任直隶总督后被罢斥，仍然谋求四川的差使，把它作为东山再起的计策，结果遭到惨杀；就他死于此事而言，不能说没有可怜之处。但平心而论，也不能说不是他自取其祸。

译同部的升吉甫主事（允）是汉军旗人，出身举人，分发到吏部候补，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中法战争以前，有一天，他递上一份条陈，请求代为上奏。当时万文敏公（青藜）任尚书，接过他的奏折。恰好我和戴艺甫（锡钧，后来被简派为大名府知府）一同去启事，文敏便对我们两人说：“这是公事，可以公开说。”我看他的奏折，大意是说洋人太蛮横，现在应仿照乡试放主考的办法，预先确定一个日期，各省分别派一名大臣，计算路程，让他们在同一天到达各省，把该省的洋人同时杀光，不能泄露消息，以免让他们逃走。按规定，司员代为递送封奏，应当保守秘密。文敏喜欢诙谐，却竟把公事当作公开的话告诉我们两人，也有调侃的意思。升、戴和我同事，天天见面，本来关系都很好。退堂时，戴质问他：“你知道洋人还有自己的国家吗？你杀了他们的人，能把他们的国家也杀掉吗？”两人唇枪舌剑，互相争辩。我用别的话打岔，争论才停止。我离京以后，升竟进入译署担任章京，后来又出洋，保留候补道员资格。不知他怎样升迁调任，竟由陕西藩司[原文“氵存”疑为人名或OCR误字]升任甘肃总督。庚子年西行避乱时，升在陕西迎接皇帝銮驾。太监沿途骚扰百姓，他极力裁抑制止，因此声名显赫。后来他又弹劾权贵，毫不留情，实在是满员中前所未有的人物。我离京以后，就和他断绝了往来。如今忽然记下他年轻时的逸闻，并不是要宣扬他的短处；士人分别三日，就应当以新的眼光看待他，我也深深佩服他在品德上的迅猛进步吧。我在戊寅年到京城时，当时外交事务还比较简单。京师设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略称作总理衙门，文言中称为译署。堂官称为大臣，司官仿照军机处的例子，称为章京，由阁部人员考选充任。光绪末年，厉行新政，于是把这个衙门改为外交部，并且置于各部之上。司官起初由阁部官员兼任，后来改为专任官员；起初选用科甲出身的人考选充任，后来则非出洋留学生不得参与。叔岳辞去叔耘副宪（福成）出使外国时，声望很高；在当时熟悉洋务的人中，没有谁超过他。我想跟随他学习，他说：“洋务终究只是偏才所长，政治家应当求得全面的才干，何必见异思迁？况且这件事没有二十年的经验办不好，不是仅仅懂得西文、熟悉西语，就可以称职的。”我虽然认为他说得对，但纵观当时的形势，对于外交事务仍然常常留意。中法战争尚未发生以前，陈[原文“▯”字形疑为OCR误字]老正在提倡清流，对洋务极力研究，曾借用译署历年的档案，交给我分头抄录。我于是得以熟悉过去的情况，看到咸丰、同治年间外国送来的照会，肆意谩骂，完全没有平等地位，和近来双方往来的文书大不相同。自从圆明园被毁、在城下乞求订盟以后，中国被外国人轻视。等到后来交际稍微熟练，表面上的情况才逐渐改变。当时讲求对外交涉的人都说“办洋务”，后来改说“办新政”，现在则直接说“外交”了。庆王进入总理衙门时，宝师叹息说：“[原文“▯”字形疑为OCR误字]贝勒只不过是做内务府大臣的材料罢了，怎么能够办理外交？”庆王名叫奕[原文“▯”字形疑为OCR误字]，原本是贝勒，后来加郡王衔；晋封亲王后，长期主持译署。拳乱以后，荣文忠因病出缺，庆王于是掌握国政大权，直到摄政王出现后才失去权力。回想老师当年说的话，越发相信国运和人才不能说没有关系。鸦片战争挑起事端，香港被占领。此后外交一次又一次遭受挫折，就不必说了。等到天津发生大规模教案时，正值普法战争时期，曾文正不了解外国情况，采取迁就的办法结案。当时外国人冒险侥幸，中国竟然被他们愚弄，也不能说不是外交上的昏暗。中俄订立条约时，崇厚违背训令、越权行事，几乎酿成大错。曾[原文“︱”疑为OCR分隔符]刚公使（纪泽）竟能凭借口舌之力，毅然改订条约，朝野都称庆，这是外交出现转机的一端。中法战争中，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起兵救援。无奈武器装备不精良，将领缺乏，黑旗军刘永福孤军无援，终于遭到败北。然而划定边界、议和时，还能做到不赔偿军费，这也是外交上的不幸之中带有的一点幸运。到了甲午、庚子两场战争，一次赔款二万万，一次赔款四万万，接着德国、俄国、英国、法国纷纷借地，形势近于瓜分，外交又彻底失败了。上天借给中国机会，欧洲战争大规模爆发，各国强国无暇东顾。这几年正是国家获得喘息的时期，却不知道抵御外侮，一心只顾内部争斗，竟好像外交是无须放在心上的事。瞎马走到水池边，时而跌倒，时而爬起，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同乡沈文肃公在己卯年以两江总督身份入京朝见。我向他询问时事，文肃说：“如今中外都处在得过一天算一天的形势中，中国人不必马上自己泄气。”话说得简要，却不烦琐，他的见识确实有过人之处。不久我读到王芍棠中丞（之春）出使俄国时撰写的各国情形记述，也不是一味颂扬。只是因为文笔比较平实，不能像曾[原文“︱”疑为OCR分隔符]刚袭侯、薛叔耘副宪的两部日记那样风行海内。然而，他对于欧洲战争的萌芽和党争祸患的蔓延，所说的话确实也不是没有影响。纯庙崇尚文学，想亲自领略科举考场的情形。有一次会试，他借用一个举子的姓名，领卷进入考场，坐在龙字第三号。还没有考完，就传呼开门出去。于是亲自作了一首七律，末尾有“从今不薄读书人”这样的句子，刊刻在至公堂的屏门上。我会试时恰好坐在龙字巷，看见第三号粉墙上写着一个“龙”字，靠近禁人就坐。上面有一株老树，枝叶高挺如伞盖，似乎是后来点缀上去的。既然坐号恰好打在“龙”字上，大概也是当时暗中通报消息了吗？不过，这一番佳话已经足以装点太平盛世了。

译考试试差虽然以考取名单为依据，但到了选派差使的日子，仍应由礼部开具完整名单，题请[原文“圜”疑为“圈”]出人选。编修罗（嘉福）参加考差时，没有考取在八十名以内。太后在题本中误将他的名字圈出，后来查看考取名单，却没有这个人。太后说：“我弄错了，这可怎么办？可以挖掉重补吗？”军机处奏称：“御笔既然已经圈出，自然说明这个人有造化；考取名单不过是一个标准，不必拘泥。”于是罗便得到这个差使。罗后来以太守身份告病，恰好当时大火烧毁了他的房屋，藏书全部焚毁；宝师因此把这件事讲给我听。由此可见，当时名义上是君主制，实际上完全是内阁制。从前殿试阅卷，虽然不是没有暗中托关系，终究不能公开坦然地这样做。因此三鼎甲的名次，必须以读卷大臣的官阶为依据；这种做法虽然是僵化的旧习，也足以显示制度上的防范。昆师多次参加阅卷，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总是痛切地对我说。某科殿试时，读卷官中有吏部、户部两位尚书。户部尚书得到一份试卷，评为第一，想把他定为状元。虽然受旧习惯限制，必须让宪纲所取的人排在首选，但这毕竟不是正式说法。于是大家商议，认为不能不把户部尚书所取的人定为状元。吏部尚书便生气地说：“只论这份试卷的字，不一定该做状元；即使论这个人，也不一定该做状元。”昆师告诉我：“试卷已经弥封，阅卷人怎么知道这个人该不该做状元？这个老先生说话，也太不检点了。”后来两人赌气争执了好几天，大家从中调停，最终还是把户部尚书所取的人列为第一。然而名次已经写在黄笺上并贴出去了，再更改很困难。又有一位最爱惹事的某尚书起身说：“如果要改名次，我倒带着刮刀。”说完便从袖中拿出刮刀改动。你想，参加考试的人带刮刀，难道阅卷的人也带刮刀吗？这种事真是无奇不有。还有一次殿试阅卷，榜眼已经确定了，但试卷中“闾阎”两个字误写成“闾面”。昆师和福中堂同在读卷官之列，福中堂挑出“闾面”二字，认为不合典故。有一位一向以文章著名的某尚书却说：“闾面对檐牙。古人的诗句中，记得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大家于是随声附和，不再改动。榜单公布后，士人议论纷纷。昆师举这件事告诉我，并深深怨恨福中堂的无能。又有一次大考翰林、詹事，昆师被派去阅卷，到南书房时特别早。太监拿出一张诗题纸说：“有旨意，要取这份试卷为第一。”昆师回答：“今天是尚书孙毓汶领衔，等他来后再接受圣旨。”孙毓汶到后，老师告诉他说：“我阅卷多次，从没有奉到过这样的旨意。今天由你领衔，而且你又是军机大臣，消息灵通，请你斟酌办理吧。”后来揭晓名次，人们议论不休，老师才把这件事的原委告诉我。因为当时馆选逐渐放宽，人员品流逐渐混杂，不免出现越轨的举动，彼此摩擦冲突，争得如水火一般。而那些诋毁科举的人，于是就有了可以借口攻击的地方。从前的京官中，以翰林最为清苦。编修、检讨的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望的只是三年放一次差。差使有三等，最优的是学差。学差任满三年，大省可以剩下三四万金，小省也不过一万多金罢了。其次是主考，做一次主考可以得到几千金，最苦的是广西，只有九百金。如果得到乡试、会试的房差，就主要依靠门生的贽敬；收入丰厚还是微薄，随着门生的贫富而变化，大体不过三百金上下，也只是聊以自慰而已。然而，所得最轻松的没有比房考更好的了。主考则十分劳苦，放差以后不过十多天就必须起程，整理行装，而准备送给各处的联[原文“Ψ”疑为OCR误字]最为忙碌。礼联、礼[原文“Ψ”疑为OCR误字]大多自行购买书写，到省后分送给官僚，用来作为送程仪的招牌。各省的督抚则按照缺分的肥瘠，预先派送。各省都有约定的数目，临行时全部汇齐。名义上说是馈赠路费，当然光明正大，完全看不出痕迹。至于从京城出发的路程，远的超过两个月，近的也必须走十天。冒着暑热快速赶路，不论晴天雨天，都不能耽搁，非得赶在八月初到达省城不可。到省以后，便立即闭入考场，埋头阅卷，一个月后才放榜，这时已经筋疲力尽了。出考场以后，稍微应酬一番，仍按驿道返回京城。省份遥远的，往返要辛苦半年。然而得到这种差使的人心满意足，即使回京时行囊有丰有俭，似乎也不太计较。学差则不同，官阶大小不一，省份肥瘠也各异；三年两次，走遍各郡，随身带着幕友、书役，竟有几十辆后车，跟随的人数以百计，气派很大。而且公费很难按照定额执行，供给取自各州县；关卡防范的松紧，以及索取和给予的严格、滥行，连提调的知府也说不清究竟。本人也并非没有感到困难，但在外表上却仪仗堂皇，仍不失为督学的礼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有一次科考分差，钦命的诗题是“尚贤兴功”，押“官”字韵。同乡们都不知道题目的出处。姨丈龚禹畴侍御（履中）曾以赀郎身份任职兵部，辛未年入翰林，这天也参加考试。他便对同乡说：“我在兵部时，记得司堂上有一块写着这四个字的匾额。兵部属于夏官，这道题的意思大概出自《周礼》吧。”同乡因为龚丈一向忠厚，当然不怀疑他是在欺骗大家，但总不敢轻易相信。周旭斋舍人（云章）于是以“人才贡夏官”五字作第一联，并押“官”韵。出场后，他对人说：“我在阁中的书命轻，第一联押‘官’韵，本来不合格；但如果果真合乎题旨，即使不合格，又有什么妨碍呢？”后来他果然得到一房差。而龚丈不但不敢使用“夏官”二字，连“周官”二字也不敢用，最终没有得到考差。仿佛神差鬼使，龚丈在兵部的经历专门是为周舍人效劳的，真是太巧了。由此可见，当时翰林把考差看作第二生命，确实足以使豪杰颠倒失措。

译嘉庆、道光年间，考选学政、主考时，阁部大臣也一同简选任命，并不专属于翰林。咸丰、同治以后，翰林人数拥挤，这类差事便大多归给翰林。阁部大臣能得到试差、房差的，十人中只有一二人，而学差则完全没有了。我在癸巳年时，因为甲午京察已经没有希望，颇想在考差时争一争胜负，也有一种见到猎物便动心的兴奋。于是练习白摺，学习试帖诗，每月都有固定功课；字虽然写得不好，诗却合格，兴致也还不浅。没过多久，忽然调任考功掌印，甲午年可以得到京察，实在出乎意料。于是便不再抱有得到考差的想法，考差时草草写成文章，不到刻漏便交卷出场。几天后，阅卷人传出诗句，得知我的卷子已经在陈侍郎（学▯）手中，取列第七。同乡太史们一起向我道贺，认为我一定会得到宽阔的差事，其实也有一半嫉妒的意思。我于是想到，这次之所以想考差，是因为这一届不能得到京察；如今既然已经得到京察，本来就没有必要再得考差。何况名列第七，别人或许能够凭借关系，当然可以得到大差；如果我安静不动，所得不过是一房差罢了，我要它做什么？于是到了顺天乡试和会试进题本的时候，我都预先请假，以表示自己无意同别人争夺。不过，我当时也还有别的感触。凡是放试差，五月初一先放远省，以云贵为第一批；陆续放到七月，以近省山东为最后一批。八月初一放学差，初六放顺天主考、房考差。当时有一首打油诗讥笑没有得到差事的人，说：“自从云贵盼山东，盼到山东又落空。学政乡房都过了，团▯家宴月明中。”它开玩笑讥刺得也实在刻薄。我在乡试、房考差公布后请假，便开玩笑对人说：“我考差耗费了半年的工夫，如今请假，免得被打油诗奚落，还足以自我夸耀一番。” 乡试、会试以及朝考、殿试的各类试卷，都交礼部入库保存，每经过十科便焚毁一次。我在京城时，正好赶上焚烧试卷的期限。当时郭春榆在礼部掌印，我托他把原卷取出来。同乡熟人的试卷也取出互相传阅，其中有些文字写得好，浓圈密点，各有可观之处。只是试帖诗中有很多笑话。因为馆阁看重试帖诗，大家都是考中翰林以后才开始练习，平时专门学习八股文，对试帖诗没有时间下功夫。陈伯双侍御（懋侯）作为有名的翰林，屡次主持文衡，字写得不算好，但试帖诗却写得很佳。于是我看他的癸酉乡试试卷，诗题是“月过楼台桂子清”，诗中有一联：“玉露涓涓冷，金风阵阵轻。”他以自己会作诗而得意，每当他高谈阔论时，我一定吟诵这两句来取笑他。伯双归道山已经三十年了，回想当年一起谈文饮酒、交往相从的乐趣，不禁感慨万分。福建俗谚说：“进学靠文章，中举靠命运。”这句俗语流传已久，人们习惯了便不再考察，却不知道它实在很有道理。学政选取秀才时，试卷比较少，幕友又多，考场中当然难免遗漏遗珠。然而，被选中的试卷，总有一篇文字写得稍微妥当；而且笔迹的优劣，也比较有标准。乡试、会试却不是这样。试卷用黑格书写朱字，本来就令人眼花缭乱；时间又紧，卷子又多，一个人的精神，一天看几十篇文章，已经会神昏目眩，何况三场十四篇文章呢？用十多天的工夫，每个人必须看几百卷，统计起来就是几千篇文章，哪有不颠倒错乱的呢？俗话说朱衣神点头，考官实际上只有听命于朱衣而已。我在赣地时，曾考过五次府试。当时精神多么旺盛，刚开始看二三十篇文章，还容易斟酌判断；等看过五十篇，字便认不出来，题目也随即记不住了。屡次考试都是如此。何况乡试、会试考场的繁杂程度是这个的十倍呢？凡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那个处境，大概很难知道其中的艰苦吧。京师考场的弊端，始于大学士柏▯（原名柏俊。因为刑例规定，凡是伏法犯人的名字中有字面好听的，必定加上偏旁，使它不成字）。他被正法以后，功令因此严肃起来，几十年来各种弊端全都消除了。然而，弊端虽然绝迹，阅卷时力量和时间不够的问题却无法改变。何况每科总裁必定有一位年老的中堂或年老的尚书。曾听说有一位满洲中堂担任总裁，临场不耐烦看卷，只把荐卷排列成一圈，把鼻烟壶放在中间，转动烟壶，壶口朝向哪一卷，就录取哪一卷。虽然这属于荒谬的举动，但倚老卖老、任意胡闹，像这样的人应当还不少。即使宝师担任总裁时，也说：“我只看诗，诗写得好，文章就没有不好的。”宝师喜欢作诗，所以才这样说；由此可见，他看文章并不上心。而且听说房考阅卷也不是逐卷批点，不过像走马看花一样，选择那些看起来顺眼的取出推荐。其余落选的试卷，则预先拟好空泛的批语，如“欠警策”“未见出色”之类，贴在卷上，再在文章中补点几处，这卷便算阅完了。那些落选卷上批出具体毛病的，都是推荐之后没有中式，或者原拟推荐却没有推荐的卷子，重新加批，并不是初次阅卷时就这样精细。还有的房考生性情懒惰，把补批、补点的事情交给家丁办理；家丁中也有请朋友冒充的。房考生多年受国家培养、精力健壮的人，怎么会荒谬到这种地步？实在是因为时间仓促，形势逼迫他们这样做。有一科考试，有个举子落第，取来看他的落卷，里面批着“火腿一支”四个字。后来查出房考是他的熟人，他便带着试卷去找房考理论。房考仓促回答说：“大错了！这是给供应所取物品的条子，他们怎么误贴到卷子上了？”举子于是大闹说：“好，好！你们做房考，只知道索要火腿，把我的卷子不看，交给他们来贴批语。他们是什么人？明明就是你家的家丁。”房考说：“我因为和你是熟人，所以才对你说实话。你何必摆起官腔来？”举子说：“我辛苦了三年，文章却不能劳你看一眼，你还说什么熟人？”房考说：“如果打官司，凭我们的交情，你一定不忍心；如果论赔偿，这件事又怎么赔得起！我是穷翰林，这一点你最清楚。我马厩里只有一头骡子，你牵走就是。”举子说：“算了。”于是牵着骡子离去了。这也算是考官因坐受惩罚的一桩重大公案。

译前面说过，乡试、会试的试帖诗向来不受重视。现在再记一件事，可以作为证明。某省某道员任海关道，家产颇为富有，大吏又器重他的才干，很多人因此嫉妒他。某科考试中，他的两个儿子同时中式，人们说他的儿子本来不通文章，而且两个儿子又同榜中式，显然有考场舞弊。言官上奏弹劾，奉旨查办。我任承办司员，开始便把调阅试卷作为首要事情。三场文章都十分平庸，试帖诗中有“落日照桑摊”一句，尤其奇差。大家商议后认为，单看这些文字，肯定不是枪替；但除此之外，又找不到其他关节或破绽。如果只凭这句诗指责文理荒谬，而乡试、会试的试帖诗又不能同朝考相比，历来并不苛求；况且“桑摊”二字，怎么知道不是另有偏僻典故呢？实际上，大家也不愿重新兴起大狱，于是便从宽处理了。《制艺丛话》广泛引用许多证据，把文章说得多么有价值；如今却说考场衡量文章毫无凭据，这两种说法难道不是互相矛盾吗？却不知道，披沙拣金，既然拣出了金子，自然就有价值；如果是金子却没有被拣出来，或者不是金子却误认为金子，其中自然有朱衣神在起作用。丁丑年，昭兄和我一同参加会试。第一场的诗中，“痕”字误写成“浪”字，属于失黏。当时检查出来，怀疑也没有立即改正，于是匆忙交了卷。出场后急着想回家，认为自己一定很难侥幸中式。没想到发榜时竟然中了，拜见房考，看原卷时发现“浪”字果然没有改。认为磨勘时一定会因此罚科，于是告殿回去，等待下科补殿（中式后没有参加殿试，叫作告殿；下一科补试，叫作补殿）。后来磨勘，居然没有出事。有人说，考场结束后，房考必定重新校阅一次，完全可以设法改正；有人说，磨勘也有查不出来的时候，这些都无法确知。这又是科举考试中不能用通常道理推断的一件事。传胪那天，我随着班次行礼。皇上将要登殿时，丹陛上有一把曲柄黄伞，皇上便扶着它起身。殿下盘着一根巨大的绳子，长达数丈。起初我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忽然听见殿上赞礼官喊：“鸣鞭！”有一个人手执绳头，抖动着抽打地面，声音震动殿瓦，像这样做了三次。然后皇上才登殿。先引导一甲三名到前面跪下，接着引导二甲一名，再引导三甲一名，向前跪下。随即鸣赞行礼、奏乐。等礼仪完毕，各自散去，三鼎甲从正阳门出去，骑马回去，礼官送他们到及第处便返回，这就叫作及第。二甲以下的人则从旁门出去，没有人过问。鸣鞭的制度，凡是登殿都如此，并不只是传胪时如此。民间燃放爆竹叫作放鞭，大概就是取自这个意思吧。我的试卷从卷库取出后，由粹弟收藏，最近已经散失了一大半。现在所记得的，会试首场题目，第一题是“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两句，第二题是“而世为天下，则三见贤焉，然后用之”。诗题是“露苗烟蕊满山春”。第二、三场的题目已经记不起来了。乡试首场题目是“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一章，第二题是“不大声以色”，第三题是“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诗题是“南飞觉有安巢鸟”。第二场《易经》题是“为布为釜”；《书经》题是“弗询之谋勿庸”；《诗经》题是“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春秋》题是“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僖公十有九年）；《礼记》题是孔子说：“我观察乡里的礼俗，便知道王道是很容易实行的。”第三场策题也没能记下来。乡试、会试覆试以及朝考的题目，苦苦思索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保和殿有一道诗题是“雪白蔷薇红宝相，终难定其为何场”，也不知道究竟属于哪一场。会试中二百十一名，试卷是钱师录取的；乡试中六十一名，试卷是孙师录取的。文章水平不高而名次靠后，本来没有什么奇怪；只是乡试第二场的五经文，被选取进呈御览，却是值得奇怪的事。按照惯例，主考复命时，必定有乡试录，从中选择最优秀的文章进呈御览。第一场多采用元魁的文章，第二、三场却没有固定限制，但从来没有取第六十一名的试卷进呈过。由此可见，考场中阅卷多么匆忙，文章的取舍又多么没有凭据。如今科举已经停止，我以亲身经历的生员之事来说，距离现在还不到六十年，尚且不能把题目记清楚；再过些时候，更不会有人过问了，所以琐碎地把它记下来。京师史馆很多，我没有资格参与修史的事情。当时《会典》正开馆编修，我担任协修一职，因为吏部这一门，必须由吏部司员起草。我分到稽勋司三卷，原稿还有很多疏漏，便随意修饰一番，几天就交卷了。同时部中没有文笔好的人，我以为馆中的总纂一定还要斟酌一番。谁知只是照着原样依葫芦画瓢，全书就完成了。我还因此得到升阶保案。向来编修官书，不过是聚集翰苑中的才士，分别担任纂修、协修的职务；作品精粗、纯驳，全看各人自行处理。总管成书的人，一半都是年高位尊者，习惯于不亲自处理细务，只大略看一下意思，随手批阅，便交给刻工刊刻。书一流传到全国，人人便奉为准则，以讹传讹，贻害无穷；等到有见识的人指出其中错误，已经没有办法补救了。这也是文字所涉及的事情，不能用通常道理来推断，只是人们习惯了而不加察觉罢了。●卷下我在京城时，多次查办重大案件。凡是陵墓、庙宇、仓库营建和考查之类的事情，我大多参与其中。年头久了，经历的事情逐渐增多；加上中间经历了甲申、甲午两次战役，以及多次外交纠纷，更有许多阅历。名义上我是部属，但对于国家大事，也颇能掌握其中的大要。前人有《郎潜纪闻》一书，现在所说的事情，有一半都是我亲眼亲身经历的，并不只是道听途说。正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惜这些年来记性急剧减退，只能记得其中十分之一二。

译从前京师的最高机关叫军机处。军机处在乾清门东侧，房屋只有三间，旁边有一间小屋作为茶房。堂官兼任军机大臣的，不能经常到军机处办公；有事必须进内面陈，司官们大多在茶房稍坐。那里低洼狭窄，连面对面坐着都很困难，也是军机章京办理事务的地方，俗称南屋。我考选军机章京时，进入那里画到，看到房屋小得像船一样，十几个人低着头写文书，蜡烛都快烧到尽头了，情景和寒窗苦读没有两样。然而，那里戒备极其森严，平时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踏入门内。其他如内阁、户部、刑部、都察院各衙署，我也都因公去过；虽然各自有大门、大堂，但办理事务的地方没有不狭窄的，都是几十个人聚在一间屋里。刑部司堂尤其简陋。当时人们早晚在公，公务自然没有荒废；而身处其中的人，也特别安然自得，习以为常。我每次到军机处启奏事情，廊下必定摆着几盘烧饼、油扎▯果，是准备军机大臣召见下属结束后用来作点心的。古人所说宰相在公堂用餐，也绝不会像这样节俭。当时的军机大臣，似乎还保留着羔羊素丝那种遗风。大学士名义上位居宰辅之首，如果不兼任军机大臣，几乎和闲散官署没有区别。然而，名位不可轻慢，所以大学士大多兼管某部。京官都是一满一汉，分东西两边坐，不像外官那样一定要坐在堂中。只有兼管部务时，才在部中增设一个正座，两旁由满、汉尚书陪坐，满、汉四位侍郎则在下方分坐两旁。因此大学士俗称“中堂”。后来不管部的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也沿用“中堂”这一称呼。御史是朝廷的耳目之官。国初，曾有因在州县任职清廉有能而被选取为御史的人。咸丰、同治以后，则专门从翰林编修、检讨以及各部郎中、员外郎中考选，按次序补授。其实，翰林中一等考得京察，或者积累资历后开坊；各部官员中考得京察一等的，也都希望外放任官，所以都不愿意考御史。因为御史辗转任职一二十年，也不过得到道员、府官的职位便离开。因此，御史只是二等人才而已。至于满洲御史，更是不得志的人才去做的，偶尔有所建言，大多是受人请托。孝钦太后每到冬季便对宫人说：“一年将尽了，满御史又该说话了。”这是因为她听政日久，深深怀疑其中有出卖奏折的弊端。李文忠长期任封疆大吏，常常受到言官指摘。我经过天津时，他对我咬牙切齿地说，非撤销都察院不可；他是因为自己受到激怒才这样说的。可是御史喜欢卖弄笔墨，咄咄逼人，确实有令人厌烦之处。不过他们也是瑕瑜参半：有的人遇到事情敢于直言，不怕权势；有的人平时闭口不言，遇到重大政务，却能独自排斥众议，侃侃直争。这些人都无愧于“拾遗补阙”四字，不能说御史这一官职竟然可以完全裁撤。他们之所以招来人们的非议，过错在于朝廷以权力来鼓动和奖掖他们，却没有赋予他们真正的权力。从前，给事中、御史按惯例可以根据传闻上疏议论政事。六部和九卿的堂官，也都可以专门上摺陈述时政、弹劾违法邪曲的官员。翰林院、詹事府中担任讲官的人也一样。其余如编修、检讨、各部司员、内阁中书等官员，如果有事情要上奏，必须由堂官或都察院代为上奏。我刚到京城时，正好俄国大臣崇厚擅自订立有损主权的条约，京官纷纷写摺子参劾他。直隶总督张树声的儿子张翰卿，联合六部司员，联名上奏。当时恰好吏部缺少一人，便托王可庄来对我说，摺子已经写好，要我领衔。我说：“这件事关系到国家体面，那些位居高位的诸公自然能够据理力争；我们这些初入仕途的寒士，何必越过职分议论政事？”话还没说完，我就把口水流到摺子上了。可庄说：“不列你的名字就是了，何必糟蹋摺子？”我说：“流口水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我要上奏政事，必须由我自己作主；如果是别人写好摺子，叫我领衔，我虽然初出茅庐，也不能这样糊里糊涂。”这件事于是搁置了。甲申、甲午两次战事时，议论尤其多，风气也尤其盛行，但我绝不轻易发表一句话，这就是所谓我没有言责。只有马江战败一事，同乡们参劾张佩纶贻误战机，因为属于乡里之事，我不能不列名，并非出于本意。从前国家有重大事情，就交给大学士、六部、九卿共同议论。六部就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尚书和侍郎；九卿则是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堂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的各位堂官。名义上是共同会议，实际上主管衙门早已拟定了一份稿子；有时主管衙门需要回避，就另推一个衙门主持起草。在内阁会议中同意的，就按稿签发；不同意的，有时单独署名上奏，有时由几个人联合另行上奏，但这种情况终究少见。而且议案虽然采取会同议定的形式，最终仍以主管衙门的意见为重。比如从祀孔庙的案件，即使有人提出异议，最终也必须交由礼部作主。总的说来，那时纲纪整饬，没有什么权利可以争，也没有什么意气可以逞，公事容易按照公议办理。从前改换谥号的制度限制很严，朝廷大臣如果没有功勋和声望，不得获赐谥号。后来恩典逐渐放宽，大学士、尚书死后大多可以获谥，但督抚获谥仍然十分严格。李文正的父亲曾任督抚，死后没有谥号。后来文正以师傅身份入值军机处，边疆大吏特地根据士民共同呈递的请求，上奏请赐谥号。孝钦皇太后看完摺子后，对军机大臣说：“李殿图如果确实应该获得谥号，为什么当时不办理，反而过了多年才开始上奏请求？”恭亲王立即回答说：“李殿图就是李鸿藻的父亲。他任职时确实有政绩，士民长久没有忘记，呈请督抚请求恩典；督抚根据实情转奏，并没有冒滥请恩。”孝钦皇太后说：“你们早不说，差一点就让我得罪人了！”于是特地下旨准许赐谥。文正当即磕头谢恩。这次召见问答虽然免不了夹杂一些私下的话，但王道并不超出人情。当时文正受到的恩宠之深，以及君臣之间如鱼得水的融洽情谊，京城中传为美谈，没有人对此加以非议。只是中枢机密之地，言语稍微涉及私事，便难免传播出去，也足以看出当时朝廷纲纪的严肃。天子的车舆服饰，旧制崇尚黄色。但皇上平常临殿，多穿蓝袍，不穿补服。不是逢五日、逢十日，并不悬挂朝珠。坐垫只用蓝缎，殿内陈设也很少用黄色。而且宫殿的春联竟用白纸黑字。宫门都是朱红色的门，没有见到所谓的黄门。这大概是因为把黄色看作俗物，嫌它破坏兴致吧？还是因为黄色是正色，不能轻易用来亵渎御用之物呢？然而外间一遇到御用的字样，就没有不拿黄色来装饰的。

译八旗制度分为正黄旗、镶黄旗（“镶”有时写作“厢”）、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平时习以为常，并不仔细考察，只是称某旗、某旗而已。到谒陵时，各旗分别穿各自颜色的服饰：正黄旗都统穿黄色马褂，正蓝旗穿蓝色马褂；正白旗竟穿全白的马褂，正红旗竟穿全红的马褂；至于镶黄旗等旗，则用红色镶边，镶红旗则用白色镶边。旗帜颜色整齐鲜明，十分好看。入关时骑射队伍的盛大，大概也不过如此。《圣祖庭训》在光绪初年重新刊印，京城各衙门的官员都分别领取一卷。我领来读了，书中全是道学方面的话，其中“暑不挥扇”一节，意义尤其精深。仁庙晚年圣学更加纯粹，六十年文治的成就，确实是有根本渊源的。纯庙继承仁皇帝的事业，倡导和弘扬文化，书法极其精美。我在京师法源寺看见碑刻的御制《游法源寺》诗，笔势飞动，神采焕发，似乎是历代御笔中最出色的。只是其中诗句与御制诗集略有不同罢了。大体说来，御制诗文集有的由儒臣润色，有的由儒臣代拟；皇帝日理万机，空闲时间很少，不可能一一亲自完成，也正如皇上赏赐的福寿字、对联、匾额，大多由南书房恭敬代写，并不全是御笔。当时的儒臣中，纪文达最受皇帝优待。南巡时，皇上驾临白龙寺，正好寺中钟声响起，皇上便展开纸张作诗。刚写下“白龙寺里撞金钟”七个字，文达就大笑起来。皇上发怒说：“我的诗虽然写得不好，你难道也能当面大笑吗？”文达回答说：“臣不敢笑。只是因为古人的诗中有‘黄鹤楼中吹玉笛’一句，我多年来一直苦于找不到相对的句子。今天看到御制的这七个字，恰好是天然的对偶，不觉高兴得失笑了！”有一天，皇上到南书房写字，手上带着一件玉制的▯，上面刻着《兰亭序》，字刻得极其细致。文达侍立在旁边，因为近视，便凑近斜着眼看它。皇上笑着说：“我出一个对句，你如果能对上，就把这件▯赏给你。” 皇上于是指着玉刻中的“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十一字，让他对句。文达应声回答：“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对答庄重得体，前所未有。皇上非常高兴，当即脱下玉▯送给他。当时天下太平，君臣彼此和悦，这种情形确实不是近世所能梦见的。发捻之乱尚未平定时，满汉大臣仍然不断闹意见。宝师曾经告诉恭亲王说：“我们满洲不过是一个洲罢了，即使有人才，怎么能同汉人的十八省相比！”这话是他的侄子世兄景月汀将军（星）与我闲谈时说起的。当时天下太平，满汉之间逐渐没有界限，而月汀还这样说，可见满族中明白事理的人，早就把排斥汉人看作应当戒除的事情了。从前，近支王公的子弟都被命令到上书房读书。我带人去引见，进宫时天还没有亮，就看见小王公们纷纷放学。儒者本来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说法。所谓三更灯火，如今才刚刚上课；到了五更鸡鸣时，却已经回家休息了。这是王子不能和普通人一样，读书时间既短，师傅对他们又不免客气。大概清朝凭骑射取得天下，本来就重视武功而轻视文治。即使满洲大户人家教育子弟，每天雇一名教读先生，每月的聘金也不过几两银子，少的只有二两罢了。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满人出身仕进容易，不必学问优异才可以做官。因此满族人才缺乏，也误在“何必读书”这四个字上。在京的满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等：第一等是一品、二品大员，年纪大、地位尊贵，各自持重，待人接物一味和蔼。即使有人闹意见，偶尔用冷言冷语讥刺别人，也绝没有乖张暴戾的样子。平心而论，他们比汉人还更多一些平易近人的气质。第二等是卿寺堂官以及出色的司员，稍微有些才干，便免不了意气用事、自我矜夸；但一涉及文章学问，没有不心甘情愿退让的。至于平常交际、饮酒吃肉、相互宴饮，如果遇到有汉人在座，反而免不了稍微拘谨。第三等是普通司官、笔帖式，一个个都是不讲原则、但求不得罪人的乡愿，只求没有争执和冲突而已。我私下揣摩满人的心意，他们也知道自己平时已经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同汉人相比，所以见到汉人往往很讲礼让。而在京的汉人，大多是客居，只看到满人可交往、可亲近的一面，反而有把他们看作本地地主的意思。这些都是我在京城十九年间，饮食往来、日常接触的人和事，确实历历在目。满人祭神时，必定要具备请帖，名叫“请食神余”。至于祭祀的是什么神，说法并不一致。天还没亮就举行祭祀，祭品是整头去皮后蒸熟的猪。天刚亮时，客人聚集在堂屋，把方桌摆在炕上，客人都上炕坐着。席面上摆着糖蒜和韭菜末，中间放一盘切成白片的肉，接连端上来，不计算盘数，以吃饱为限。旁边还有几种猪肺、猪肠，都用白水煮，不加盐和豆豉。最后有一盘白色的肉末和一碗白汤，用来下老米饭。客人吃得越饱，主人越高兴，说这是为了取得吉利。客人离开时不能道谢，道谢就犯了主人的忌讳。满人请客，把这种宴席看作大典，但不是富裕人家办不起。我非常喜欢吃这种肉，因为整头猪去皮后蒸熟，味道同平常的猪肉很不一样。凡是有人邀请，必定早起赶去。我在京城十九年，只遇到过三次。宫中祭神时，也多次有赏赐吃肉的事，大家席地而坐，用自己带的小刀切肉。大概都是内庭供奉以及武职侍卫参加，其他人没有这种口福。王公大臣按规定可以乘坐四人抬的肩舆，有的用蓝呢，有的用绿呢，彼此没有多大区别；不像外任官员，必须到三品才可以坐绿呢轿。但也有人不坐轿而坐车，车必定要用红套围起来，不是堂官却不许僭越。总的说来，坐轿还是坐车，是按照贫富而论，不是按照品级来分。因为坐轿，必须有四名轿夫，还要准备两班、三班人轮换，后面还跟着一辆大板车，前面有引马，后面有跟骡，一年计算下来，最省也要八百金才能办到。若坐车，除了一辆车外，前面一匹马，后面有时再配两三匹马就够了，一年费用即使最奢侈也不过四百金。两者相差一倍，京官只能量入为出，不能不精打细算。我刚到京城时，一直雇车乘坐。几年后，才用二十四金买了一头骡子，雇一个仆人每月需要六金。后来因为公务比较繁忙，又添买了一头跟骡，每月也只花十金罢了；但在同僚中的汉族官员里，这已经算是很特别的了。因为当时京官的俭朴，实在是由于俸禄微薄。

译清室王公拥有很多庄田，其中田租由直隶各州县代为征收的相当多。听说入关初期，为了褒奖功臣，准许他们骑马圈地，凡是马蹄所到之处，就作为所得的田地。这就是说，把被征服地区百姓的田地变成了功臣的采邑。可是王公把田地租给百姓，又设置庄头管理，再由王府中的管家、家人统辖。年代久远，子孙不知道田地究竟在哪里，册籍也难以查考。层层侵蚀，年年消耗，结果庄头和管家富了，主人却穷了。我记得在户部任职时，八旗地租如果州县因为催征不力而被议处，常常只是办理公文应付差事，至于百姓所欠的租税是真是假，也没有办法追问。溥倬云曾经对我说：“我王府的庄田只是有名无实，如果按照原定数额收租，我家怎么会窘迫到这种地步？”大体说来，皇族贵胄凡事都推给管家办理，就像民间富贵人家把财产交给别人经营一样，传不过几代没有不衰败的，这是形势使然。王公和闲散宗室按规定不许离开京城四十里之外，也不许担任外任官，更不许他们经商，这就是所谓爱护他们，希望他们尊贵。满汉两项俸饷合计二百余万，汉人得到的有十一万多。发捻之乱以后，俸饷减成，光绪初年又恢复旧额；这样算来，满人的俸饷仍占汉人的十分之九，并不是不能使他们富裕。谁知俸禄粮饷虽有定数，而人口却日益增多；既不经商，又不务农，只靠这些俸饷生活，怎么能供给得过来？我曾看见满员到衙门办公，其中一半以上是步行来的；他们怕官帽沾上尘土，就用红布罩住，拿在手里走。每逢朝祭，寒冷官署中的堂官所穿蟒袍，竟然有用画纸做成的。而且闲散王公十分贫穷，甚至有人替别人挑水。虽然勋戚世胄中也不乏生活优裕的人，但贫困者终究占多数。可见享用俸禄的人不少，而创造财富的人不多。最初优待满人的制度，反而正好损害了他们。钟杰人（英）是我的乡试、会试、殿试同年。他从户部先通过京察，被派往湖南岳州府任职。他本来是福州驻防旗人，他的老本家仍在京城，所以到了京城就认作本家。旗人最看重科举出身，因此两家往来十分密切。载公（澜）是▯王的儿子、端王的弟弟。澜公同杰人的本家有姻亲关系，经常同杰人来往。我偶然同他相见，他便拉拢交情，请我喝酒、送我礼物。他又喜欢结交外任官员。李畲曾通过工部捐得知府，分发到江西任职，他便替李畲曾写信给德晓峰。后来李畲曾送给他瓷器，他对我说：“李畲曾居然送我瓷器，未免把我当外人了。”实际上也是嫌他送的礼太薄。杰人到岳州以后，澜公多次向他借钱。当时王公确实有穷困时就想滥用关系求取财物的意思。清朝制度禁止王公同外臣结交，历朝谕旨都极其严厉。到了光绪中叶，防范逐渐松弛，像澜公这样的人，实在不止一个。杰人又有一个亲戚名叫惠某，是庄顺皇贵妃的内侄。庄顺是醇邸的生母，惠某就是醇邸的表弟。他在兵部任笔帖式，年纪刚满二十岁，为人十分恭顺。我问他说：“你也算是皇亲国戚，为什么只做一个笔帖式？” 他说：“我同醇王是至亲，同▯王也有亲属关系。但醇王很穷，悼王尤其穷，哪里比得上恭王掌管军机时还有一些进项。我住的房子每月租金十二两，▯王出五两，醇王出七两，此外伙食费用由他们随意补贴。两位王爷都没有权力，我怎么能不做笔帖式？”后来我见到同部的郎中恩灏，问他说：“惠某是醇王的表弟，贫穷到这种程度；你是慈安太后的内侄，为什么也不富裕？”恩灏说：“不要说了。我家每年本来有宫中给的二千两银子补贴，慈安太后去世后，还给了一两年。后来因为法国交战，慈禧太后说国用极度匮乏，除了我家以外的外戚也一概停止发给，这项补贴于是结束了。去年我娶亲，给了我二百两，此外一点好处也没有。至于年节，我们倒是要送礼，鞋子、针线等物，花钱却不多，宫中也用饽饽等物作为回礼。但太监来往，每次都必须花四两银子应酬。”我同杰人来往非常密切，所以对王公的情形知道得比较多。把这两个人的话合起来看，也可以相互印证。如今因为后来权贵亲戚贪污货利，便不体谅他们族人平日贫困的苦处，这也不是公道。丁丑科同年盛伯希祭酒（昱），是宗室中的名士。他为人十分不拘礼法，看不起满人，却喜欢同汉人交朋友。他常说：“穷奢两个字，实在可以作为我们满人的写照。越穷越奢侈，越奢侈越穷，这两个字就应当这样解释。”他是豫亲王的后代，家中有庄田，后来家境也并不宽裕，他这些话自然是有感而发。但他喜欢购买古玩，也不能说不是奢侈，只是这种奢侈不流于庸俗罢了。从前京官专门讲究资历，本来是为了抑制侥幸升迁。后来仕途拥挤，那些有才华却怀才不遇的人，便倡导打破常格、寻求贤才的说法，用来耸动当权者，同时为自己脱颖而出寻找机会。当时京城中于是流传着“下诏责问别人，破格任用我”的笑话。谁知权贵亲戚营私舞弊，正好借“破格”为名，方便他们颠倒是非、广泛招揽。于是掮客突然跻身显贵，皂隶也混入士大夫行列。甚至姻娅▯无仕手握兵符，竟然任由他们弃城潜逃而不治罪。这样一来，国家的爵位、俸禄、刑罚、赏赐，没有一样不被破格办理。人心瓦解，神州沉沦。哪一样不是由“破格”这两个字酿成的呢？所谓种族主义，不过是它的名称罢了。京师前三门，中间的叫正阳门，东边的叫崇文门，西边的叫宣武门。喜欢谈论谶语的人说，清太宗天聪十年改年号为崇德元年，确定统治天下的国号为“清”；清朝以崇德开始，以宣统结束，“崇宣”二字，正好应合崇文、宣武两座城门的匾额。而且明朝因崇祯而亡国，清朝因宣统而逊国，也是一种谶语。何况顺治由摄政王辅佐而兴起，宣统又因摄政王而失败，这也是一种无意中形成的巧合。然而同治改元时，发捻之乱尚未平定，人们就有人怀疑顺治、同治将成为始终相应的征兆，后来终于没有应验。这究竟是谶语，还是恰好遇上了这种情况呢？

译我到吉林查办案件，临行前，宝师告诉我：“这次事情两面受敌，很不容易处理得恰到好处。但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你必须牢记：凡是办理案件，都必须脚踏实地。奏折中的每个字都要有根据，不能凭主观臆断；如果后来翻案，才站得住脚。”我恭敬地接受了教诲。到吉林以后，我用尽一个月的力量，检查了几十箱案卷，将千头万绪逐条分析，拟成五十三开稿件。事情办完后复奏，没有异议。此案是吉林将军长顺与绅士、台湾藩司于荫霖互相参劾揭发，中间又夹杂御史卖奏折一事，情节复杂，舆论纷纷。起初派钦差大臣，很多人都借故不去。后来才任命本部敬止斋侍郎（信）和工部汪柳门侍郎（鸣銮）负责此事；我因具有掌印资格，被派作随带司员，于是便与同部的溥倬云同行。工部派出的是何主事（乃莹）、丁主事（象震）二人。另有刑部王郎中（鹏运）、徐主事（谦）二人，因为审案必须使用刑曹人员。钦差虽然分为满、汉两部分，但主意多出自汉族大臣；官阶虽然分为堂官、司官两级，但办事终究以司官为重。我虽然是满族大臣派去的，但主稿却是汉族大臣推举我承担的。除了审案专属于刑曹以外，其余事情全由我一人负责。此案是双方因为互相争强斗气而起的，也就是所谓把小事化成了大事。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绅士议处，将军则附片请旨申斥警戒；至于御史卖奏折一事，审问后没有确实供词，请求交刑部就近重新审讯。平心而论，官厅的案卷很难保证没有遮掩弥缝之处，而绅士控告案件很多，并且他所揭发将军的事情，情节又有许多超过事实之处。就事论事，势必不能完全不加区别地偏向任何一方。昆师和我很合得来，每次见面都畅谈几个小时。有一次，礼部仪制司司官因为收取地租时没有详细查核旧案，导致乡民到礼部递状申诉，这本来是件小事。当时昆师和李文正公同为尚书，钱子密的姻亲叔父任侍郎，三人都认为司官所说是对的。满族侍郎启秀独自持不同意见，于是单独署名上奏。朝廷便派徐荫轩中堂（桐）查办。我充任承办司员，检查旧卷，知道礼部司官办理此事确有不当；但事情并非发生在一年之内，官员也并非只任职一任，于是请旨将堂官、司官各员酌情议处后复奏。奉旨说：既然事情不是发生在一年之内，官员也不是只任职一任，所有堂官、司官的处分，着即加恩宽免。查办尚未复奏以前，按例我应当回避，不能和昆师见面。事情办完后我去见他，他说：“皇上还给了恩典，你何苦要做恶人？但公事公办，我不怪你。只是启秀本来就是个无行的小人。这件事的发生，有人说是他受人贿赂托请。我与高阳、子密三人极力坚持不可这样说，他却散布谣言、兴风作浪，竟然因为这件小事单独署名上奏。军机大臣也把小事当成大事，立即请求查办，实在是件怪事。” 我只能找些话敷衍过去。按规定，侍郎单独署名上奏，本来是制度所允许的；但朝廷完全可以命令其他堂官明确复奏，根本没有查办的必要，这一定是启秀当时耍了些手段。启秀也是翰林出身，由盛京侍郎调到京城后，突然升任尚书，进入军机处，最终因袒护拳匪，被外界指为祸首，依法处死。看这个人的始末，就可以知道当日同在一个部门共事，邪与正确实很难相容。京城中招摇撞骗的风气最盛，谣言也最多。御史根据传闻上奏言事，没有什么避忌，偶然牵连进去，便很难脱身。居住在长安，不能说不是危险之地。赞老上奏弹劾陕西考官丁维▯嘱托太监买取差事一案，奉旨查办，我参与了承审。这件案子的事发非常激烈，众目睽睽之下，很难马虎，而弹劾奏折只说是听到的传闻，更难着手调查。审查一个多月，才得到事情的头绪。原来丁维▯（记得是山东人）与江西人饶士腾，都以编修身份参加考差，两人住在一起。正好有一个他们平素认识的古玩店伙计来到住处，说：“我有太监方面的门路，可以买取考差。”丁家有钱，饶家贫穷，丁似乎有默许的意思，饶也没有加以阻拦。等到四川试差放榜的前一天，古玩店伙计又来，说已经说定可以放任四川，议定价格为四千金。其实是否有确定的约定，审讯时没有得到确实证据。第二天，四川差事公布了人选，与丁没有关系，这样店伙计的话就没有应验。不几天，丁被任命为陕西主考，店伙计又来索贿，丁置之不理。等丁任满回京后，太监天天到古玩店吵闹，街头巷尾纷纷传说，于是弹劾案件便形成了。最初审讯时，提来饶士腾审问。饶从外省押解而来，一到公堂便以不知情回答，当时没有问出要领，只好散堂。谁知饶回到住处后便自尽了，大概是一时愤懑惭愧，恐怕无法为自己申辩，于是寻了短见，实在令人怜悯。随后提丁维▯到案，他一概不承认。提古玩店伙计到案，他也一味狡辩抵赖。其实太监是真是假、姓什么叫什么，都没有可以查考的姓名。再三审讯，才供出一个直隶秀才和一个剃头匠；原来店伙计受秀才指使，秀才又受剃头匠指使。秀才非常狡猾，一到公堂便说确实有托人说情的事，却说行贿尚未成功；至于太监是什么人、怎样索贿，则推给剃头匠，说自己一概不知道。原来这个劣生熟悉例案，知道即使认罪也不会判得很重，还可以免受眼前的苦头。剃头匠则一口咬定不承认，连续多日熬审，跪练深入肉中一寸多，经过三个钟头，却仍然毫无结果。问丁维▯，他便说：“他卖的是四川差事，我放的是陕西差事，本来互不相干。即使说我放四川时曾答应过，究竟有什么证据？”问店伙计，他的说法也含糊游移。经过多方面相互印证，才知道店伙计当日确实进行过说合，而丁确实没有严词拒绝。严厉追问丁维▯，丁又说：“店伙计当日不过是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我当即用正理斥责他。事后他来索取酬金，不过是京城人惯用的讹诈伎俩，怎么能据此定我的罪？”我便告诉他说：“攻伐国家尚且不问仁人。店伙计敢于冒昧来到你面前，必定不是毫无缘故；况且你当时就应当检举他。后来他来吵闹，你如果问心无愧，也应当立即把他送去审究。”这种责备虽然是呆板的官场话，但既然已经成为弹劾案件，官场话又怎么能不说呢？他这才无话可答。后来以他不知约束检点，议定革职。其余人犯因为撞骗没有成功，分别拟定流刑、徒刑，结案了。

译京师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他的军队沿用绿营体制，俗称京营。他手下有侦探，称为“番役”，人们多加以诟病；然而他们认真办公时，也确实有值得取的地方。我承审贿买考官一案时，查办大臣是福中堂（辊）、徐中堂（桐），福中堂兼任步军统领。审案时，番役头目先到公堂听候差遣，站在门外听审。遇到犯人供出其他罪犯，公堂上若追问其籍贯、住址以及平日职业，并且特意深入追问，番役头目便知道其中的意图，立即纷纷下乡。第二天再审时，就已经把那个人带来了。问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他们说：“昨天从这里坐着板车，飞快赶到乡下，装扮成挑担卖油的人，以做小买卖为名寻找线索，找到后就把人带回来。”原来步军捉人，向来不发出票据，只由番役头目（类似管带一类的人）用草纸写下数字，便可以行使职权。他们镇压、控制地方，暗中的势力确实很大。薛云阶尚书（允升）持身廉洁朴素，熟悉刑名，是法家中的泰斗。当时有一个候选人，是捐得官职的六品官，喜欢结交权贵，与薛公子来往。后来他招摇的行为日益严重，御史说他与薛公子游荡嬉游，还牵涉托请办理诉讼之事，便封奏章弹劾。奉旨查办，派出的查办大臣是吏部和都察院的堂官，我参与了承审，在都察院集中审讯。御史根据传闻上奏，本来没有证据。那个捐职官员上堂，只喊“革员冤枉”四个字，坚决不作供；而且烟瘾很重，跪到一点钟，头上冒出的热气像蒸笼一样，几次晕倒，实在难以继续熬审。薛公子是内阁中书，上堂递交了一份亲自供述的口供，没有什么可以再追问的。提来他的仆人，供词更加游移。连续审了几天，毫无头绪，同台御史竟指责查办者有意徇私。当时台谏官打击折辱大员，被视为快事；一次攻击没有成功，其他御史便再接再厉，逐渐形成风气。承审者中也有他的同台之人，更感到左右为难的痛苦。恰逢有一天复审，薛家的仆人大发烟瘾，当堂顶撞，于是打了他二十板，但案件仍然毫无头绪。于是同朝大官纷纷发出不满的议论，说查办过于急切，最终以查无实据复奏。平心而论，薛公子冶游之事并非完全没有嫌疑；但事情已经过去，环境也已改变，苦于没有证据，不能据此定案。然而当时台谏官的党派成见已经很深，声势气焰尤其炽盛，如果不责打薛家的仆人，就无法找到转圜的办法。我和薛尚书平素没有来往。有一天，我们一同被召见，在板屋内稍候，见面后互相说了仰慕已久的话，殷勤备至。并且畅谈《大清律例》和《处分则例》（因为我任考功官，所以谈到了这些），彼此相互印证，丝毫没有不合之处。谈得兴味盎然，完全没有介意，可见大臣的风度，远非一般人所能比。那时朝纲还没有败坏，各项政务还算清明，即使是细小的嫌隙，也难以逃过严厉的指摘。如今想起这些，不禁令人神往。京师有十库，其中银库占三处。一处是紫禁城内库，存款一百二十万，供城门关闭时日常使用，永远不动用；一处是内务府银库，专门储藏金玉珠宝，不存银子；只有户部银库专门收藏白银。我在京城十九年，奉派随同查库四次，每次库存白银最多不过一千一百万两，少也在九百万两以上。当时聚集全国的精华，现银也不过这个数目。我在苏州任职六年，省里有藩司、粮道两座库，每年首府都奉派查库一次，而且还有前后任交接，一年不止查一次的情况。但两库所藏不过百万。苏州是财赋之区，而库存不过如此，中国不富裕到了极点。然而当时政务不繁杂，赋税不重，虽然没有大量借用外债，国计仍然可以勉强维持。京师银库防止弊端极其严密。库中设置管库大臣一员，由户部侍郎兼任；设置郎中为司员，下面有库书数人、库兵十二人。库书不进入库房，进入库房的只有库兵。外省解送饷银到库，每一万两听说必须缴纳解费六十两，但这并非明文规定，不知道库书、库兵如何分摊瓜分。不过库兵入选之日，在户部门外一定先有十几个掮客替他们保人担保，防止他们被绑架勒索赎金。库兵的身价如此之高，似乎不是区区部门费用所能养成其廉洁，因此他们必定是靠偷窃获利。库兵进入库门时，即使严冬也必须脱去衣裤；库内另有衣裤，也不能穿着出库。出库时，库门设一条板凳，他们要跨过去，以表示两腿之间没有藏银；而且还要把双手向上一拍，口中喊“出来”二字，以表示腋下和口中也没有藏银。然而他们偷银的方法有出人意料的，就是把银子藏在肛门里。做法是用猪网油把八十两的银锭卷成圆形，大小正好可以容纳。平时便到东四牌楼一家秘密药铺买药服用，据说男子肛门里也有一块交骨，服药后骨头可以松开。但油卷很大，银子的分量又重，塞进去后只能容纳半个时辰，时间稍长便会自行排出，弄得一团糟。我起初怀疑这种说法，同事告诉我：“你没有查过内库吗？内库的库兵从来不脱裤子，因为库里收藏的都是大元宝。”我听了这话，也无法反驳。到了冬天偷银子，又有一种调换茶壶的办法。茶壶出库时，必须倒过来打开检查；冬天结冰，银子冻在茶水里，即使倒过来打开也不会掉出来。其他办法则是把重的换出去、把轻的换进来，在天平上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弊端。不过无论怎样，账面大数不能相差太多，查库时还必须设法相符，可见他们偷取的数量也很有限。实在可见当日库兵的愚笨，但也不能不感叹当日库兵的可怜。孙师以户部侍郎兼管三库。我刚被派去查库时，前去询问情况，谈完后，老师对我说：“今天是太老师的忌辰，供桌上有菜；你留下来吃饭吧。”我以为一定有丰盛的菜肴，等入座后，六个簋里全是肉类。于是问道：“供桌上的菜，只有这些吗？”慕韩说：“浙江人家平时吃素而且节俭，这就算丰盛的了。”又有一天下午，老师留我吃点心，竟拿剩饭炒鸡蛋招待我。户部堂官在场面上算是阔绰，但家中饮食不过如此。老师的俭朴品德，足以使当时那些花八十金吃一碗鱼翅的人感到惭愧了。

译缎疋库也是户部三库之一。名义上叫缎疋库，实际上御用缎疋都收藏在内务府的缎库中，这里所收藏的，只是准备赏赐的缎疋以及官用的粗质布帛。库中有楼，楼上堆积的尘土不许打扫，尘土厚了就加铺芦席。这样积累了二百多年，不知道加过多少次席子，脚踩在上面柔软得像棉花，而灰尘则飞扬得非常厉害。查库时，堂官带领十多个司官，分头上楼查点。每一项往往有几千、几百匹，有的每二十匹左右捆成一捆，有的几十匹捆成一捆，根本查不胜查，只能抽查一两捆，清点数目而已。有一天，我上楼查三线罗，楼上排列着几百捆，捆得高高的，直抵屋梁。我指着其中最高的一捆，叫人取下来检查。库役沿梯子上去，高高举起布捆，倒着扔到地上，尘土顿时像坟土一样扬起。当时正值盛暑，汗流如雨，脸和眼睛都被弄得黧黑，大概是库役嫌我检查得太苛细，故意恶作剧。溥倬云埋怨我说：“谁叫你多事，弄得自己遭这种罪。”我说：“要认真查，就不能不上这个当。”两人一笑了之。三库之内，另外还有一座颜料库，收藏的东西尤其杂乱。各种材料都齐备，檀香堆成一堆，散落在地上，却没有人敢捡拾。宣纸大多是几十年前的东西，堆叠得像墙一样，听说其中有蛇在里面打洞居住，每次查库的人都不敢过问。年年贡品用也用不完，日积月累，多得几乎无法计算。按月核查、按年汇总，册籍清楚得像列在眼前；实际上偷漏、抽换等弊端，当然没有办法一一查究。京师十库，我全都查过。除内库、户部三库之外，还有内务府六库。六库中，银库在弘义阁（太和殿有东西两厢，东边叫体仁阁，西边叫弘义阁。因为“弘”字属于避讳字，所以不设大学士，因此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名称）。库中最贵重的是蓝宝石，约有两指大，只有三片。大如青果核的金刚钻有两口袋。其余不过是金玉珠宝，满眼璀璨而已。磁库中收藏古磁器，如宋、元、明所制，排列在几十个架子上，各种颜色样式都齐全。至于南薰殿茶库，所藏字画尤其多而且值得观赏。历代帝王画像，有盘古、有汤王、武王，唐、宋以下的比较齐全，间或也有皇后画像。此外还有徽宗、钦宗二帝以及李白、杜甫的小像，各有十多幅。徽宗、钦宗的画像画的是活着时的样貌，脸上蒙着尘土；李白脸白而胡须稀疏；杜甫脸黑而身体肥胖。又有吴三桂斗鹌鹑的小像，都很有特色。听说其中还有王右军的墨迹以及许多古画。因为大雪天气寒冷，难免有轮班偷闲的时候，因此可惜没能全部观赏。其他如缎库、皮库，前面记载的还有一座颜料库，收藏都比外库优等。京仓和通州仓共有十七座。京仓的粮食日积月累，米色红黑腐朽，名叫“老米”；六品以下官员的俸米和军粮，都从这里领取。米色较好的，就储存在通州仓，供宫中使用以及五品以上官员领取俸米。京仓的米已经腐朽，京官领米时不能挑拣，只能交给米铺打折出售。兵米却不是这样，每次发放兵米时，八旗都统必定派人先去查看仓米；如果这座仓的米色不合格，就改换另一座仓。若这座仓里的米个个都不要，仓监督就一定会被查办。于是请托行贿，种种弊端一齐发生，实在想不出办法，只能在米上亏损。亏损越来越严重，竟至于有人放火自焚，说是米受潮能够生火。仓场的弊病越严重，讹诈仓官的人就越多，仓监督形同傀儡；而从中把事情办妥的，都是仓书。总之，领米的人不可能领到好米。八旗官吏、那些因仓场弊病而被动弹劾的御史，以及仓官和仓书，都能从中得到钱。我记得癸巳年仓场亏空案件被揭发后，奉旨查办；表面上说的是官场话，实际上其中尽是黑幕，哪里真是为了公事？米的数量当然应当查点，但数百座仓廒，怎么可能全部查遍？只是给它装饰一个名目，说成“抽查”罢了。只是到了仓场时，看到每座仓廒外面的空地都统一铺着席子，和缎匹库楼的情形相同。席子上米粒散乱，到处都是，结成饼状米团，几乎和粪土没有区别，任凭人踩踏而过。这样暴殄天物的情形，直到今天想起来，仍然令人痛心。

译我掌印以后，本部堂官有时派人勘察估价、承办修缮各项工程，我多半被派去任监督，这也已经习惯如此了。各种工程中，以陵寝工程最为重要；其中有另案工程，也有专案工程。所谓专案，就是特别修理的别称；所谓另案，就是岁修的别称。东陵和西陵中，东陵有昭西陵，是世祖章皇帝（顺治）的母后陵；太宗昭陵在奉天，后陵在遵化州，是说它位于奉天昭陵的西面；还有孝陵，是世祖的陵；景陵，是圣祖仁皇帝（康熙）的陵；裕陵，是高宗纯皇帝（乾隆）的陵；定陵，是文宗显皇帝（咸丰）的陵；惠陵，是穆宗毅皇帝（同治）的陵。西陵在易州，有泰陵，是世宗宪皇帝（雍正）的陵；有昌陵，是仁宗睿皇帝（嘉庆）的陵；有慕陵，是宣宗成皇帝（道光）的陵。近来德宗的崇陵，也在西陵之内。宣宗原本在东陵的宝华峪修建万年吉地，后来因为龙须沟出水，所以改在西陵修建慕陵。凡是皇后在皇帝死后去世的，都另行建立陵寝，并根据帝陵所在的方向来命名。例如孝贞、孝钦显皇后的陵寝，都在定陵的东面，所以现在都称为定东陵。不过两座陵不能没有区别，因此特别称为普陀峪定东陵、普祥峪定东陵。我所说的某东陵、某西陵，也可以依此类推。至于帝后生前建造的陵寝，称为“万年吉地”，并附上某某峪的名称。万年吉地下葬后，就改称某陵。东陵是我去过的地方。第一座是景陵，陵前有九空桥。桥的北面有宫门，进入宫门就是隆恩殿，东西两侧各有一座配殿。正殿后面有铁门，打开门进去，前面排列着一排石五供。后面就是宝城，上面有宝顶，形状像城楼，左右有女墙，下面就是隧道。宝城前面左右两侧，排列着十多个红土堆，圆顶像僧人的坟墓。向守陵人询问，他说这就是妃嫔的坟墓。妃嫔的坟墓称为园寝，上面覆盖绿色琉璃瓦，规模相当大；只有这里单独附列在陵内，不知是什么缘故，守陵人也说不清楚。第二座是裕陵，宫门外的石人、石兽最多。它和其他陵寝不同，前面还建有一座圣德神功碑亭；碑亭下面的▯＜厂▯＞项长达一丈有余，这种形制可以说十分巨大了。这种碑只有有武功的皇帝才为他建造。西陵我去过的有泰陵、昌陵和昌西陵。昌西陵只有一个圆顶，谈不上什么宝城。东陵的孝陵树木葱郁茂盛，一眼就能看出有王气。至于惠陵，则显得开阔暴露，一览无余。听说西陵的慕陵最为简朴，宫殿都不上油漆，宝城的形制也缩减了。大概宣宗一向崇尚节俭的德行，宝华峪出水以后，又格外爱惜物力，所以改建时一切从简。两处陵寝的地势，以东陵为雄伟壮阔，西陵则较为平坦开阔。我承办东陵另案工程时，其中有景陵东配殿，列在应当修缮的项目中。到了陵上查看，殿内不过只有渗漏的痕迹；西配殿的檐瓦已经破损，油漆也暗淡，却没有申请修缮。仔细追问其中缘故，才知道西殿的保固期限还没有届满，不能申报；东殿的保固期已经届满，不肯不申报。然而即使申报修缮两陵的工程，每年也各自不能超过一万两。各陵提出修缮的案件，只要一过保固年限，便编造理由提出要求。勘估大臣斟酌款项，在各陵之间勉强分派，于是难免有迁就的意思。但由于这样敷衍，裂缝和漏洞得不到修补，日久便倾塌毁坏，酿成专案工程，那时没有数万两经费就办不成；这也是形势逼迫所致。陵寝的岁修，项目不能说不大，但节省吝啬到这种程度，可见从前的度支和部章限制极严，确实从来没有把钱财当作泥沙一样随意使用。我所办理的工程中，以祈年殿工程最大，工费将近一百万两。祈年殿，就是上辛祈谷坛上的殿。坛被雷火击中，整个建筑都毁了。有人说，守殿的人在殿额后面生火割蜂蜜，以致失火大意；但事后无法追问清楚。殿柱本来使用楠木，近来没有这种材料，便用洋楠木代替；木柱横放在地上，人在对面都看不见，可想见它的直径有多大。殿顶用金子镀饰，从库中领取了六百两金子。殿内可以容纳几十人，规模实在宏伟。京师贡院在我参加会试时就已经破败不堪。号舍末排的座位离地只有一尺，号舍的墙壁崩坏剥蚀，桌板无法安放，只好常常用带子把木板悬在梁上，用来放置笔墨砚台，可以说苦不堪言。遇到雨天，漏水滴个不停，更加难以忍受，所以每科考试都必定要修缮。我想到过去经历的苦处，承办修缮时，曾经在应修的号舍中各捐一斤石灰来补益它。谁知工匠奸巧滑头，改用石灰水，把所有号舍的屋顶一律刷过，致使无法复查验收。他们偷工减料、遮掩敷衍，结果越修越坏。后来贡院经过整体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我也参与了这项工程。在尚未改造时，人们说明季因为修建贡院而亡国。有清一代彼此告诫，不敢改造贡院，好像保持原样才是妥当；当时很多人把这种说法斥为迷信。谁知国家还没有灭亡，科举却先被废止了，也真是奇怪。

译从前钦差奉旨乘驿马疾行查办事件，以及随带司员一同乘驿疾行的，出京时，兵部发给勘合，作为乘驿的凭证。兵部仍然奉旨行文通知督抚，督抚随即转告首驿，由州县接递驿站，迎送钦差、随员和仆从。按规定都必须乘驿马疾行，但钦差和司员，县里一定要供应车轿，因为驿马根本无法骑乘。沿途每天的饮食，由县里领取款项预先准备，列入正常开销。按照官阶大小，规定膳食费用多少，每天不过几钱几分而已；但县里却一定要用酒席款待。若拒绝，便什么饭也吃不到，不能故意矫情。只是每经过一站，仍应取得地方官的印结，注明按照规定供应夫马，没有额外索取的字样。县里没有出具印结，便不敢启程，因为按规定对额外需索有处分。规定本来十分严格，实际情况却相反。每次钦差出京，沿途州县办理差事，总要闹得亏累。钦差回京后，必定有人说他滥受馈赠。有的满载而归，甚至因为滥索供应而被列入弹劾案件。但出差的人却说，长途奔驰，经历寒暑，每天两餐一宿，想求稍微合乎人意，实在很难，而且一路上还有种种行路的艰难。阅历稍浅的人，难免偶尔有动怒的时候，而旁人常认为这是脾气太大，不能体谅他。因此，熟悉出差事务的老人，必定用“忍耐”两个字规劝他们。双方各自坚持一种说法。我起初也是半信半疑，直到从吉林回来，才弄清了究竟。现在姑且拿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吉林之行，我随同节使前往，上下吏役约有三十二人。七月暑气还没有消退，路上仍然炎热，于是奏请搭乘官轮，从天津到营口后改走陆路，可以省下十二天路程。谁知到了营口，雨后道路泥泞，车轿都被阻住了。只好勉强雇小船沿河曲折而行，但船走了二百四十里水程，经过八天才到奉天。途中，伙食船跟在后面一同前进；暑天穿行在丛生的芦苇中，野虫横飞，围着刀砧乱扑，和鱼肉搅在一起，吃得难以下咽，每天只能熬粥，用盐菜佐食。到了奉天，军队出来迎接，张灯结彩，把我们迎进公馆。馆内陈设却有一半假一半真的字画，还有几盆丑菊，房舍倒还洁净。不一会儿，将军和五位侍郎送来燕菜席，每个人不止一席。按例菜肴没有味道，大半都被糟蹋了。休息了两天，整理长途行程的安排，抽空拜访客人，忙得没有一点闲暇。出发时，将军派出一营士兵护送，气势也还算堂皇。只是住宿时，军营围守行馆，按时击鼓敲钲，扰人清梦，也是一个苦处。从奉天到吉林有八百里，按驿站急行，将近二十天才到。每天早晨起床后催促夫马集合，没有到辰正时刻不能启程。中午到了尖站，以为吃一顿饭就可以继续赶路，谁知又要催促夫马，拖到申初才开始上路。各站之间的里程长短不同，竟有迟至初更还没有到站的，几根火把暗淡无光，过桥过涧，经历了种种危险；也有站程较短，太阳还没有偏西就停下来的。有一次，命令赶前三十里，到达时却连吃饭住宿等一切都没有准备。这就是行路不能自由的苦处。尖站、宿站，每站都必须设置行馆，大肆张挂标榜，美其名曰“行台”。所谓燃灯结彩，就是在门前挂四盏红色洋布宫灯，屋顶或墙壁用五色洋布幔遮蔽，不过姑且遮人耳目罢了。甚至有卧房后面就是牛栏猪圈，只用竹篾棚隔开。若遇到较大的市镇，有民房可以借住的，也非常少。只有便溺用的器具，必定用红布装饰，或者使用红呢，这就是用来表示敬意的。至于早晚两餐，按例是八大碗、八小碗，而且酒席大多隔一天预先准备，完全没有新鲜的。路过锦州时，希宝成太守（贤）留我们吃了一顿饭，比较能够填饱肚子；其余时候只是半饥半饱，一天挨过一天。这就是沿途饮食住宿的苦处。到了吉林，文武各官前来迎接，将军在接官亭跪请圣安，随后径直进入行台。封闭行台办事，每天只开门送进水和蔬菜一次，严密防守，回避一切外事。膳食费用奏明后由省库按照部定数目拨给，再由当地代为办理，事情结束后结算账目。到达下马的那天，送来一次满汉席。其余日子自己准备家常便饭，还可以勉强吃饱。吉林出产人参和皮货，价格很便宜，门役有人拿来出售；同行的人没有钱，不能多买，也因为回程要经过崇文门，担心被查验后遭人非议。办公一个月结束，复奏、拜摺后开门，将军仍然送来一次酒席。差遣人员来送行，钦差随员每人赠送《太上感应篇》一部，不敢馈送路费，只借此表示心意罢了。第二天出城，到接官亭时，将军寄托我们代请圣安，礼毕立即上路，仍然按驿站行至奉天。奉到批复的奏摺，照批示办理后，便按正式驿路进入山海关到京。计算往返时间，恰好满一百日，也可以说把辛苦全都尝遍了。人们说钦差到了地方，供应如何奢华、馈赠如何丰厚，这自然完全是大错特错。可是法令规章森严，对奔驰赶路的束缚很多，实际上难免只是徒然滋生弊端。平心而论，出差的人明知沿途的供应已经属于例外，即使稍有委屈，也一定不敢再苛求；州县办理接待差事，只求把事情办完，更绝不肯闹出是非。但办理差事的家丁看穿了这一点，于是从中大施手段。饮食车马等事，常常借口说是京城仆人的苛刻索取，来欺骗本官；而他们对待京仆，也有“过山礼”“门包”等名目。据说京仆出京时，必定抄有一份底账，办理差事的人一定不肯痛快照数支付；京仆如果催逼得紧，他们就用不给印结来抵制。双方相互摩擦牵制，似乎都把“夫马不齐”四个字作为中间借口，临时费尽周折。这次途中，我每晚都换穿便服暗中查访，却没有发现公开争论规费的事情。至于临行时夫马迟速如何，事情发生在白天，无法暗中查清。

译督抚、主考、学政按规定乘驿疾行。但主考官官阶较低的，受委屈的情形最严重，回京时绝不肯告诉别人。潘耀如太守（炳年）曾经担任广西试差，我和他谈到驿站的情形以及规制束缚的苦处。他说：“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我到过一个县，仆从因为挑剔供应，知县竟然翻脸不给印结，我只好向他赔礼后再走。其实像这样的人，一个就已经如此了。”而每科考试中闹出冲突的，肯定不止一个人。学政的幕友、仆从人数较多，沿途的情形一定不能周全妥帖。汪侍郎曾经担任广东学政，他所说经过各地的情形，也不免长吁短叹。广东尚且如此，其他省份就更可以想见了。至于督抚，威权比较大，似乎州县没有不加意奉承的。然而我在南安时，陶子方制军（模）到广东任督抚，路过南安，由大庾县办理差事。我按例送他到大庾岭行馆，那里冷清得和旅店没有区别。我没有馈送路费，他却赠送我一部文集，作为答谢东道主。由此可见，督抚经过地方，也并不全都惊天动地。后来轮船通行，督抚、学政多次奏请自行准备资斧，改乘轮船。由此可见，“驰驿”二字，实际上是官员的一件苦差事。中国人中有许多人不了解中国的事情，只会随声附和，一味盲从，大多都是如此，说起来真可笑。值日的制度按照八旗确定，因此六部、内务府、理藩院也各值一天，并把九卿所属各衙门附列其中。例如初一日是吏部、内阁、翰林院三个衙门，省略文字称作“吏内翰”；初二日是户部、通政司、詹事府，简称“户通詹”；初三日是礼部、宗人府、钦天监，简称“礼宗钦”；初四日是兵部、太常寺、太仆寺，简称“兵常仆”；初五日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简称“刑都大”；初六日是工部、鸿胪寺；初七日是内务府、国子监；初八日是理藩院、銮仪卫、光禄寺。都把两三个衙门省略为三个字，叫起来熟悉，容易记清。此外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新设的，而且关系到外交，遇有要事应当随时陈奏，不受值日限制。凡是遇到值日，各衙门所有奏摺就在这一天呈递，堂官也递上绿头牌请安；如果皇帝召见，就留下牌子；不留下牌子，就不召见。这是正常的值班。若有要事，不等到值日也可以加班；递牌、递奏摺的方法，与正常值班相同。平常只有这八班，值日循环往复。若遇到节令、庆典以及特殊事故，就把值日班次顺延一天，并提前传旨说：“某日推班。”第二天仍然接着原来的班次轮值。各司官遇到值日时，有紧急重要的公务文稿，以及带领人员入宫引见的，都在这一天丑时、寅时之间入内。散班时，冬天不过黎明，夏天不过日出。至于皇帝前往谒陵，仍照常值日、奏事；在路上行进时，改在辰时办事；一到陵上的行宫，仍旧在丑正时分递牌。清朝勤于政务，确实超过前明。孝钦太后重新出来训政后，引见拖到黎明，已经隐约显露出厌倦政务的意思了。清廷仿照《周礼》六官的制度，设立六部，名称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民间俗语用“富、贵、贫、贱、威、武”六个字来分别对应，大家都认为十分吻合。不过，吏部地位尊贵，户部掌管财富；兵部体现武力，刑部掌管威刑，这些都很容易理解。工部专门管理工程，职务琐碎低微，被天下人视为“贱工”，也算相当贴切。只有把礼部说成“贫”，颇费解释。京官的俸禄很少，本来没有所谓贫富之分，所能依靠的补贴，是外省解送来的照费、饭食银，由各堂、各司平均分配，略作补助而已。各部之中，户部待遇较好；礼部尚书一年一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这就是所谓“贫”。如今六部改为十部，礼部先改为学部，后来又改成教育部。各部的办公经费比清朝以前多了几十倍，听说还有另外的收入。教育部的待遇却较差，恐怕也免不了“贫穷”。吏部有四个司，人们用“喜、怒、哀、乐”四个字来概括它们。认为选拔官员、补授缺额，是“喜”；议定处分，是“怒”；官员为父母服丧，是“哀”；获得封赠，是“乐”。与各司的分工恰好相合，真是精妙绝伦。太平时期，闲散部门没有什么事务，谈吐文雅，回想起来仍令人神往。我曾经读过《处分则例》和《大清律》。刚读第一条，就合上书思考说：“遇到这样的情节，应当这样处置；如果犯了那样的情节，又应当如何处置？”不久读到第二条，原来那种情节果然有相应的处置办法，紧接着就出现了，丝丝相扣，毫无差错。由此可见，当时逐字斟酌，费尽心力删改审定，绝不只是一个两个人起草的功劳。我刚到吏部时，按惯例应当学习三年。学习期间，所任的差事以“当月”为最多。“当月”这两个字，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值宿”。每天满员、汉员各一人，满员早晨起来到内阁送题本，大多不住宿；汉员则住在衙署，同时负责监看用印。住宿的地方就叫“当月处”。房屋只有两间，外间摆着一张公案，是用印的地方；里间设有两铺炕和一个印柜，各堂、各司的印箱都集中在那里。各司要用印，就另拿一块牌子来领取印章。这就是当月的公务。房屋十分狭小潮湿。每天接班后，晚饭只有一碗菜、两碟小菜，第二天早晨再吃一顿。第二天下午有人接班，就可以离开衙署。夜里整个衙署寂静无声，没有一个人。要等到接到主稿时，才能摆脱这项差事。回想当年清苦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不过从前京官按资历、按规定逐步升迁，丝毫不能通融，人人都安守本分，习以为常；生活虽然清苦，内心却确实很安定。

译部务虽然分为满、汉两套堂司，但实际的事权终究属于汉员，而且尤其以汉司员为重要。麟芝庵相国（书）喜欢动笔修改公文，常常喜欢改我的稿子。有一天在朝房，他想动笔改奏稿中的两个字，我不由得大声呵斥他说：“不能改！”他于是放下笔停了下来。溥倬云出来对我说：“即使是汉掌印，也不能这样专横吧？”我说：“奏稿不能敷衍，刚才也是因为时间紧急，来不及选择措辞。相国与我交情深厚，应当不会怪我。”相国为人圆通，遇事很喜欢通融，常常低声同我商量；我说不可以，他也不敢强行坚持。我多次拂逆他的意思，但他最终仍与我相处融洽，大概是因为他的气度谦逊宽厚，实在无人能及。平心而论，满员得到好处，固然占了便宜；但主持公务时，没有不让汉员作主的，汉人本来也并不软弱。我年轻时记性还好，部中的条例只看过两遍，其中重要的大条，常常引用，这自然不用说。即使是琐碎的条例，以及近十多年形成的判例，也都能掌握大意。可是书吏往往搜集琐碎的条例和判例，在文稿末尾挑出几句话，以“例有处分”四个字，查出官员姓名，议定处分；同时又写信给外省官员，恐吓敲诈钱财。外省官员哪里都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情况？往往一动就落入他们的圈套。我担任掌印以后，熟悉了条例和判例，年力正强，也颇有一目十行的能力。因此每天四五百件例稿，凡是需要我批阅的，都能在一小时左右处理完。遇到这种在稿尾故意挑剔、查找问题的笔墨，我一定拿出来勾掉。书吏常常拿着简要记录争辩，我就说：“你只是想写信罢了。我在这里，难道能容许你把它当成做买卖吗！你说我违法，那我就违法给你看又怎样？执行法律应当领会法律之外的实际意义；这些零碎条例并不关系轻重，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所以在我任职期间，部里的书吏中有不少人叫苦不迭，要求退职。然而十多年来，外省官员免掉冤枉花费的钱，不知道有多少。我在吏部时，曾经担任司务厅掌印。司务厅本来管理全衙门的书吏。当时广西提督冯子材，因为部里的书吏写信索贿，上奏参劾此事。皇帝秘密下旨，命令吏部堂官捉拿办理。天快黑了，徐荫轩尚书（桐）、许筠庵侍郎（应▯癸）还在衙署没有散去，于是把“沈锡晋”三个字告诉我，说：“这就是廷寄命令捉拿的部吏。”我说：“部吏写信索贿，绝不会用真名，在衙署里很难捉到；必须知道他的住址，才有可能办到。”尚书于是又写出“炭儿胡同”四个字。我又说：“一个人不能单独行动，必须和满掌印一同办理才行。”于是我同满掌印惠树滋（森，后来任浙江运使）一起出城，去找北城的坊官，却没有遇到。不得已，先回寓所吃晚饭。不久，坊官来到寓所，说明了事情经过，坊官极力推托。我告诉他：“坊官没有不认识部吏的。这是廷寄交办捉拿的人，你难道敢抗拒吗？”坊官说：“炭儿胡同确实有两个姓沈的人，但不知道哪一个是部吏。”我恼怒他欺骗，于是严厉地对他说：“你既然知道有两个姓沈的，哪一个是部吏，你难道会不知道吗？” 我不能替你指明实情，你自己判断；如果收受贿赂把他放走，我就治你的罪，绝不赦免。”临走时又告诉他说：“这是钦犯，必须带一个稳婆前去。如果本人逃脱了，可以把他的家属带来。”在当时，这也不过是故意说的严厉话。谁知坊官前去包围房屋搜捕时，那个书吏竟在家中，躲藏在内室不敢出来，稳婆钻到床下才把他找到。第二天覆奏，皇帝非常高兴。原来前几天户部也发生过类似案件，上面传谕户部侍郎秘密捉拿。侍郎一个人到户部，下车后坐在车凳上，堵住门口，禁止人员出入，同时派人进入衙署搜捕。最终因为不知道犯人的姓名，导致他逃脱。当时京城到处传说，于是有了“户部堂官不如吏部司官”的说法。我说：“这也只是偶然办成了。堂官固然笨拙，司官也未必就十分机巧。” 吏部的书吏有两种：一叫经承，一叫贴写。经承就像店铺的东家，贴写只相当于伙计。贴写专门办理公务，而且必须熟悉条例和判例；经承却不是这样，专门管理纸张以及贴写的工食。官署中纸张和工食的费用，每季度每科不过十多金，而每科一个经承，却必须雇用几十个贴写。公费不够，就要由经承赔补。不过经承的缺额出现后，必须由贴写抽签才能得到。贴写一旦当上经承，房屋、车马、衣服，全都有人替他置办。人们说经承可以借写信的机会索贿，但索贿能否得逞，以及司官精明不精明，也要看经承的财运如何。因此有人一旦当上经承，反而弄得倾家荡产。这并不是说部吏就可以公然舞弊。而且京城里人品才能不一，还有人借书吏作傀儡，从中饱私肥。这也不是说部吏就能独自得到好处。世人不加考察，于是说部吏没有不富的，又说部员没有一个清白的，都是瞎说。我曾指着衙署匾额上的“清吏司”三个字说（凡是部都设有司，司的匾额一定称为某某清吏司）：“书吏贪浊而官员能够清正它，官员贪浊而书吏也能够清正它。可是，书吏贪浊而官员糊涂，仍然会有不能清正的时候；官员贪浊而书吏总是明白事理，就绝不会有不能清正的时候。”这是说书吏也能告发官员。后来书吏全部裁撤，文稿改由司官办理，最终却出现了司官收受贿赂的案件。这就是所谓只知道一面、不知道另一面。

译从前办理命案、盗案的处分极其严格。命案限期六个月，盗案限期四个月，作为初参；延长一年就是二参；再延长一年就是三参；再延长一年就是四参。盗案尤其严格，初参、二参、三参不过是停发俸禄、降职留任的小处分，到了四参，就降一级调用。有品级可以抵销的就抵销，否则就实际降职：知县降为印官，典史降为捕官，印官和捕官承担同样的责任。因此，担任知县、典史的人，必须事先积攒加级，以备四参时抵销。曾有一名四川典史，任期内有三起四参案件，而加级也有三次，正好可以抵销。可是部里却把它作为四起案件，认为不足以抵销一级，议定实际降一级调用，实际上就等于革职另行补缺。后来典史不服，向四川总督申诉，由总督咨文吏部诘问，吏部便列明某案、某案，说明某人被劫，列成清单咨复。那名典史又申诉，由四川总督说明：吏部清单所列“王曾庆被劫”一案，四川并没有此案。后来详细复查，才知道前一份清单所写的“王曾庆”，其实是把“曾庆”误写成了“王曾庆”。因为部里抵销加级时，只凭书吏写的一张浮签，写明某人为事主、被人劫掠，四参应当抵销一级。只要原稿封存成册没有错误，便把浮签贴上，再由负责看册的司员加一个红点，就算办结。这起案件中，典史原本有三级加级，足以抵销三起案件，但书吏故意把“曾庆”这个名字连写上去。事主的“主”字被看成了“王”字，于是“曾庆”一案就变成了“王曾庆”这一另案。这固然是看册司员糊涂，但也是因为案牍太多，以及书吏善于作弊。书吏写信恐吓敲诈，当时一定是这个典史自恃加级恰好足以抵销，不肯花钱，于是书吏便设计陷害他。后来书吏被革职查办，典史恢复原职，但已经吃了不少亏。部里的案件很多，不能逐一盖印，大多以司官的红点为凭据。部吏舞弊，只能抽取、藏匿文书，却不敢伪造红点，因为一旦伪造就必然会导致案件败露，这大概是出于一种迷信。然而，这种办法我早就不以为然。等到发生这件事后，我便筹集公款九百金，改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册，这样弊端就无从产生了。军事平定后，朝廷评定功劳，实行赏赐。阵亡、殉难的人，都可以分别申请恤典。凡是赏赐世爵的，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赏赐世职的，有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等不同等级。阵亡者在承袭次数用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不愿承袭恩骑尉的，准许改为文武生，同样参加考试。平定发捻之后，凡是平常剿匪时阵亡、殉难的人，也可以陆续申请恤典。官阶较高的，无不随时给予恤典；官职卑微、品秩低下的，必须等督抚调取宗图册结，报送吏部后，才准议定恤典，原本是为了防止弊端和混乱。时间久了，积存的文牍越来越多，部里只凭督抚的咨报便进行查验；内阁抄出的清单上有名字（督抚汇总案件申请恤典的原奏，奉旨交部议办后，由部里向内阁抄出，称为“阁抄”。另有清单，列出官员的衔名），就不能驳回不议。这件事专门由验封司主管。我担任掌印以后，照旧办理，起初没有在意，后来却发现这类事情越来越多。查考它们的年月，大多在二三十年以前，而且验看阁抄和清单时从来不盖印，我也怀疑其中有抽换文书的弊端。如果内外书吏相互勾结，使这类恤典源源不断地发出，将来冒领滥用，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步。于是我查检档案，发现当时阵亡、殉难而尚未议定恤典的人，竟有八千多名。我想到，这些已故官员既然已经有申请恤典的案件，只因为宗图册结还没有咨送到部，便停止议恤，对于死者来说不能不有所遗憾；而且因为悬置等待图结，反而使冒名申请恤典的人能够借机作弊，实在是两头都失。于是决定，对图结尚未送到的八千多人先行议定恤典，仍然等图结送到后，再准许其承袭。这样，死者没有遗憾，活着的人也不能冒滥承袭。否则，验封司来一案议一案，每议一案，至少就是一个云骑尉，便可以把一个人改成文武生；这样一来，验封司掌印的权力，简直不止相当于一省学政了。于是我同徐荫轩尚书商量，他皱眉说：“一案就准许八千多项世职，未免太宽了。”我说：“放宽这八千多项世职，总有办完的时候；如果不放宽，案件接连发生、循例办理，就可能泛滥到八万以上。看起来是宽，实际上是从严。”我反复剖析说明，他始终犹豫不决。后来又同徐忠愍侍郎商量，他一听就明白了。我说：“这原本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举措，正堂的意思在于犹豫不决。我们不如把其中的弊端逐条说明，改为请求皇帝下旨；上面如果有疑问，临时就可以详细回答，不至于碰钉子。”侍郎认为有道理。不久我又同各位堂官逐一商议，他们也都表示认可。奏折上报后，便准许按照所请办理，几十年积累的弊端因此一扫而清。由此可见，司官办事只要没有私心，不必担心没有权力。

译京察每三年举行一次，以子、午、卯、酉四年为固定年份。每到应当办理的年份，吏部把在京的尚书、侍郎、都御史、内阁学士、副都御史以及盛京侍郎列为一册，把在外兼有京官衔职的督抚列为一册，编写简明履历清单，请皇帝裁定。三、四、五、六品京堂，以及内阁读学、翰林读讲学、庶子、府丞，编写简明履历清单，合为一册。上奏后，一、二品大员由皇帝明发谕旨决定升降，京堂等官则带领入宫引见。有奉旨议叙的（议叙加一级，从优加一级，记录二次），有照旧任职的，有按原品级退休的，各有一番升降进退。五品以下的翰林、詹事、科道官，以及各部和内阁、府、院各衙门人员，还有小京官、笔帖式，先由各堂官填写守、政、才、年四项，分别写上“一等勤职”“二等称职”“三等供职”等评语，并把应按六法议处的人员造册密封，送交吏部以及都察院、吏科、京畿道，限在封印前送齐。开印后，吏部定期通知吏科、京畿道封门核对，吏部则在考功司封门核对。核对完毕后，吏科、京畿道前往考功司当面议定。事情办完、开门后，再由吏部堂官会同大学士、都察院堂官、吏科、京畿道进行考察。事先通知各衙门人员到吏部大堂，依次过堂唱名。属于一、二、三等的，过堂时书吏唱“应留”两个字。过堂结束后立即定稿，把应当留任的官员按照考语等第编写黄册，进呈皇帝。填写了六法评语的，也按照原册依例议处。奉旨后张榜公布：一不谨慎以及罢软无为的，都革职；年老有病的，都退休；才力不足的，降二级调用；浮躁的，降三级调用。有些人年过六十却没有评为一等，就归入老人班，另行引见，或者照旧任职，或者按原品级退休，临时听候皇帝决定。至于引见，先把京堂官员全部引见，其余人员则分期分班带领引见。如果引见时出现差错的官员，还要再次带领复核一次。被记名后奉旨按道员、知府任用的，由军机处遇到缺额时请旨简放。三年考核官员的政绩，决定升降，黜退昏庸、擢用贤能，这大概还算是在实行古代的办法吧。每次封门考察时，我担任帮印，办理过两次。丙午年我有幸列入一等，按例应当回避，所以没有参加。有一次京察，我负责带领老人班。有一名钦天监官员（官阶和姓名如今已经忘了），年龄报为九十五岁，精神强健，只是步履稍差，每经过一道门，必定蹲下来休息一会儿，才能继续走。等到引见时，他背诵履历，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只是起立时跌了一跤，几乎出现双脚朝天的姿势。御前侍卫立即想走下台阶干预，我用尽全力急忙扶住他并退回来。当天奉到圣旨，仍准许他照旧任职，真可以说是皇恩深厚了。这类老人之所以留恋官位，是因为依靠俸禄和俸米来养老。当时政治风气还很宽大，每次强令退休的人很少。这位老人第二天就步行出城，到铁门寓所来道谢，也很感激我扶他的那一下。德宗性情非常急躁。有一天，他带领京察笔帖式进见。此前宫门传抄通知，说明日寅正时刻看版（祭祀前一天查看祝版）。大家都以为，进见一定在寅正看版之后。我因为掌印，必须预先准备，于是丑正时分前往；到了外朝房，徐荫轩尚书、敬止斋侍郎已经到了，正在着急，说：“太监已经来催了两次，说今天先进见，再看版。大家都认定了时刻，不肯早来，这可怎么办？”我说：“暂且进宫再说。”等进入东华门一查，参加进见的人倒来了不少，但负责带领进见的人却一个也没有。所幸担任小差事的笔帖式还有几人。我只好勉强分派：原来由两人带领一班的，现在先让一人管理一班，到临近时再设法调配。刚安排妥当，皇上就升殿了。众人在昏暗中尽量迁就，好在参加进见的都是京官，熟悉情形，所以总算敷衍过去了。刚进入东华门时，我完全没有头绪，只得一个人在乾清门和东华门内外奔跑，道路约有数里，来回多次，气喘吁吁，肠子仿佛都要断了，必须蹲下来歇一会儿，才能继续走。后来我才明白，当年那位老人班老人过门时蹲下去一次，他的苦况也就是这样。

译各部院办理公事，一向都按部就班，不许稍有借口变通，否则弹劾案件随即而来。我记得甲午年京察时，翰林院保送的人员已经过堂，当天就必须咨送部院汇总题报了。可是掌院忽然听说，所保的一等人员中有一个湖北人，已经被弹劾，便想换人。麟、徐两位掌院都是吏部堂官，麟于是到徐的私宅，约我一同前往。当时已经申初，寒暄几句后，麟就提到翰林院京察，说：“我们想临时换一个人，怎么样？”我说：“翰林院京察，昨天听说已经过堂了，怎么还要再议换人？”麟说：“过堂毕竟还没有宣布，难道不能容我们斟酌吗？”我说：“不是这样。保送一等的堂官，必定是经过真正了解、明确判断的，怎么能在一两天之间忽然动摇？况且过堂虽然还没有把等第明白宣布，但考语已经填注，等第很清楚，书吏难道会不知道？书吏知道了，就同公开宣布没有区别。若要更改，必须指出事实才可以；如果只是凭意愿行事，似乎不合适。”麟说：“这个人被保送出来，颇有妨碍，怎么办？”我说：“中堂所说的，难道是指某人被弹劾的事情吗？” 这件事我也有所耳闻。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还不能确定；即使确有其事，查办是否属实，也还不能确定。如果只根据传闻，就把一等人员换掉，将来会有更多麻烦。”徐说：“保送人员本来就要慎重，临时改正，自然也是慎重的意思。明知故犯，哪有这样的道理？”我说：“不是这样。慎重是指平时而言；如今既然已经过堂定案，却因为别人的话而突然动摇，明明是在规避责任，怎么能说是慎重？况且如果今天改正后送到部里，过几天又听说一等人员中还有人被弹劾，难道还能把文书取回再改正吗？”我们站着谈了很久，始终不能决定。这时已经点灯，我急着出城，便直率地说：“依愚见，今天的咨文必须送到部里。将来这个人如果确实因被弹劾而获罪，就是翰林院滥保一等；如果有人上疏弹劾，两位中堂就应照滥保的条例降二级调用。不过以中堂的身份，必然会加恩，改为降级留任，或者改为革职留任。若一定要临时更改，将来被人参奏，那么‘规避’二字完全属于私罪，按例应革职；即使加恩，又将用什么来替自己辩解呢？” 况且京察只是按照目前的资格分别等第，本来没有可以徇私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强行设法，就是本来无私却做成有私了。请两位权衡两种做法的利弊吧。”两位中堂都认为有道理。于是传呼院役，立即用印发文，我便急忙骑马出城。后来关于那个湖北人的弹劾案件，也没有见到明确文书，只是在进见时不再记他的名字罢了。由此可见，当时部院办事是何等郑重，哪里能遇到事情就一定有黑幕呢？京察，就是考察京官。考察外官，则称为大计，在丑、未、辰、戌年举行，也是三年一次。到期时由吏部上题请求，通行各督抚、府尹办理。藩、臬二司由督抚考核，缮写履历清单，咨送吏部汇总题报；运使、道、府以下各官，则由督抚把应当举荐和应当弹劾的人员分成两本，送交内阁具题。奉旨以后，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考核并题覆。其中被评为卓异的，由吏部调来进见，所拟定的旨意，就是加一级后回任，等待升迁。属于六法的人员，则由吏部分别开缺。这种制度也是古代考核官员政绩的意思，但实行日久，举荐的人多而弹劾的人少；被弹劾的人固然应当去职，而被举荐者等待升迁却只成了空话，稍微失去了黜免和升迁的本意。我在江西曾两次获得卓异，在苏州又获得一次，本来属于资格老的守选官，但三次都没有进见，也没有蒙受“候升”二字所代表的恩典。凡是任命官缺、派任差使，都必须由军机处进呈名单，皇帝亲笔圈定；如果名单中没有名字，就不能任用。有一天，上海道员出缺，皇上要任用鲁伯阳。军机大臣说：“名单中没有鲁伯阳，不知道是怎样的人，似乎不能任用。”皇上说：“你们再查一查。”第二天，军机大臣上奏，回答仍和先前一样。皇上说：“鲁伯阳是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举过他。”军机大臣说：“既然是江苏候补道，就必须发电询问两江总督刘坤一，再作决定。”后来刘坤一的回电到了，说确实有这个人，于是当天就特别简用他。军机大臣出来后，不免有一番议论，话也就传了出去。于是舆论纷纷，有人说他是用二十万两银子活动得来的，有人说他目不识丁，而御史的弹劾奏章也上来了。不得已，只好命令把他送到吏部考验。凡是吏部考核政绩的事务，都属于考功司。“考验”二字与“考绩”相近。鲁伯阳到吏部后，就由我和满族掌印惠树滋带到军机处考验。后来以候补道的身份发往直隶，交由李鸿章差遣委用，上海道的缺也就被开除了。同时又任用了四川盐茶道玉铭，后来也因为资格不相称，被弹劾而开缺。这时德宗亲自执政，珍妃得到宠爱，听说有暗中互通声气的事情。虽然没有确实证据，但没过几天，珍妃就被黜退；珍妃的哥哥、志伯愚学士（锐）被派往乌里雅苏台任参赞，有人说这件事被慈宫听到了。京城里的好事者作了一首七绝，开头两句是：“自从珍妃失宠以来，伯愚去了乌里雅苏台。”这是隐约讥刺这件事。由此可见，破例特别简放的只有这两个缺，后来就都因被弹劾而开缺。当时御史并不是没有威势，而且在专制时代，军机处也并不是没有权力。

译状元三年才有一个，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世俗总是羡慕状元。状元拜客、分发殿试试卷，博得人们欢迎；习俗能够改变人，即使贤者也难免。有一科的某位状元到了上海，拜客游宴，不免超出了范围，经御史上奏弹劾，奉旨查办，交给有关部门议处。当时考功司掌印是盛蓉洲前辈（植型），帮印是李小砚前辈（端遇）。掌印有意保全他，说：“条例中没有专门条文，很难重处。”李小砚说：“携妓饮酒，按例应革职，这有什么难办的？”盛蓉洲说：“查办覆奏中没有‘携妓’字样。‘游宴’二字，怎么能立即断定为携妓？”李小砚说：“无论如何，如果不议处革职，我就不画稿。”争论了几天仍不能决定。有一天，我到宝师家中画稿，谈话间，老师告诉我：“你们考功司的掌印、帮印，因为状元的事情发生争执。你认为谁有道理？”我回答：“帮印也不能说错。”老师说：“司官设置掌印、帮印，本来就是为了相互牵制。帮印如果坚持简明的处理意见而争执，堂官也拿他没有办法，何况掌印呢？而且帮印说这个人玷污了清班，不值得顾惜。” 他说得也自成道理。但开国以来二百多年，从未处分过状元，大家是想顾全朝廷体面，并不是有意徇私。只是我当时主管部务，凡事应当让正堂主持，起初并没有成见。我那时还没有担任帮印，不便自己惹出是非，到司里后就不再提起。不知后来如何调停，竟援引‘不应为而为’的私罪，按情节较轻者罚俸九个月，加等议处为降一级留任，而状元被保全了。事情过后，我和戴艺甫（锡钧）在司里开玩笑说：“不应做却做了的私罪，律例有两条：情节不应重的，降三级调用；情节不应轻的，罚俸九个月。如今把‘不应轻’加等议处，是不想重办却又不敢轻办，说成‘不应中’也可以。”李小砚听见后大声说：“你不要讥笑我。我当时没有担任掌印，只能算我倒霉；但议到降级留任，还是顾全了帮印的面子，有什么可说的！”李小砚是山东人，平素性情直率刚强，这次争论，清议大多认为他是对的；后来他升任太常卿，多次掌管文衡，未必与这件事没有关系。当时朝中的大官，实在被“状元”两个字迷住了，造成了这样的错误举措。如今再想起来，有人清白地爱惜状元，可以说仁义已经做到极点，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从前劳绩保举案件，必须交给吏部议奏，吏部一定依照条例准许或驳回；督抚仍然上奏请求恩典，如果仍交给吏部议奏，吏部也一定仍然驳回；如果再三陈请，得到圣旨命令照所请奖励，吏部便不再驳回。但遇到条例规定虽然已经奉旨准许，仍应请旨更正的情况，就又不能不更正，吏部只是遵守条例罢了。醇邸当国时，孙文恪一度很有权势，想削弱吏部的权力；凡遇到保举案件，常有特别圣旨直接准许，而按照吏部条例本应请旨更正的案件，竟批示说无需更正，可以说是枢臣极端专断了。于是枢臣和部臣之间就不免产生意见。卢栗甫前辈当时充任考功司掌印，正好处在冲突中心，于是以覆议御史屠（仁守）的处分过于宽纵为由，交都察院议处，而卢栗甫丢了官。枢臣的意思是：卢某平日议处其他案件多从严，为什么唯独在这个案件上从宽？况且卢、屠都是湖北人，显然是在袒护同乡。这样的说法，直是在迁怒并设法包庇罢了。然而这类冲突不过是暗中的风潮，没过多久就渐渐平息了。因为当时朝纲严整，主持公道的人也还是有的。从前文职保举案件，归吏部核定准许或驳回，由文选司、考功司分头办理；保举捕获盗匪有功的案件，则专归考功司办理。案件刚到吏部，检查本人的履历是第一要点。查完后就按照固定呆板的条例办理，毫无出入。我每遇到一件案件，多的有一百多人，少的也有几十人，通常在两三个时辰内亲手批定；如果有差错，再由同僚复核一次。绝不假手于吏胥，也不耽误时间。那些被驳回的案件，往往是因为叙述情况不清楚，或者被本人蒙混申报；也有督抚因为只是寻常劳绩，却坚持请求按异常劳绩办理的。文书往来，只是徒然增加繁琐。我又亲手制定保举捕盗人员的奖励章程，通行各省，详细说明，使人容易理解。因此定案非常迅速，书吏即使想靠写信撞骗，也来不及了。从前吏部费用的名目在外省广泛流传，仿佛部里的书吏手眼通天，竟然能够颠倒是非。即使在京的京官，也还有一半相信、一半怀疑的。部吏靠写信撞骗为生，这种事确实存在；但只要犯法必定惩处，一旦有所牵涉，就送交刑部，毫不宽贷。不过其中也有已经成为习惯、不能彻底严厉革除的事情，虽然不能说是弊端，终究免不了给人留下口实。这无非是因为纸张和工役原定的办公经费还不到实际费用的十分之一，法制不完善，才产生了这样的流弊。以吏部来说，领取凭证有费用，领取照票有费用，进见也有费用，有时几两，有时一百几十两，隐约也有一定规矩。而费用最重的，是卓异人员进见道、府官，竟有达到三百六十两、二百四十两的。不过这也有原因。因为每逢京察大典，费用极其浩繁，部里领取的经费只有三百两，书吏赔垫不起，所以办完京察后，就用办理大计来补偿。形势所迫，而且认为与弊端无关，实际上等于默认罢了。其余还有补缺一项，补缺索费与进见又不同。补缺是否合乎条例，很难分出高下，吏员可以借此索费的办法，就是故意拖延。什么叫拖延？因为补缺必须使用题本，题本必须经过内阁和吏科转递，阁科还要磨勘；只要满文或汉文稍有错误，就驳回另换。换一次又换一次，几个月就耽搁过去了。外官情急，于是补缺便有按照缺位分别花钱的做法，很多要花到几百两银子。一花钱就不会出错，不出错，核准就快，这就是因此显出他们神通广大的原因。其实外官中狡猾的，不肯花钱；那些不愿意补任苦缺的，也不肯花钱，拖得更久，最后即使不交费，也一样会核准。我曾经告诉文选司的同僚说：“这类弊端，似乎可以一下捅破那层糊纸。明确规定办法，岂不是痛快！”他回答说：“题本的事情关系到阁科，被驳回重换，明明是官场上的说法，怎么能把它指为弊端？况且阁科的书吏也没有钱办公。如果从根本上解决，不是把纸张开列报销、给书吏发放工食，就没有办法着手。”

译部吏作弊，无非就是撞骗。有一年，同一个月里有六个知县缺出，应当进行制签。其中广东两个缺，云贵两个缺。部吏于是向候选人索要三千两银子，说花钱就可以选广东；如果不花钱，就一定选云贵。有一名候选人是文选司掌印的至亲，于是把这件事告诉掌印。掌印说：“制签怎么能作弊？是谁索贿，我可以办他。”他的亲戚说：“书吏说不能告诉第二个人，告诉了就一定选云贵；你千万不要坏了我的事。如果选云贵，盘费也要三千两，我非花钱不可。”掌印没有办法，只好告诉他说：“你可以再向同一个候选人询问一下。”他的亲戚说：“他说不能告诉第二个人。”掌印于是笑着说：“书吏又不是你的亲戚，为什么偏偏厚待你，要让你花钱？”他的亲戚便向同一个候选人询问，果然人人都被索要三千两银子来选广东。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所谓天晴吃猪头、下雨吃羊头的伎俩。我刚到吏部时，京官的俸银还按六成发给。六品官一年春秋两季应得六十两，六成只有三十六两，再七扣八扣，只有三十二两。过了几年，改为发全俸，但一年也只有六十两银子；京官可以领取恩俸，正俸、恩俸两项补缺之后，就是两份六十两，升到五品就有两份八十两。俸银之外还有米，六品给老米，五品给白米。老米大多不能食用，折价给米店，两期只能得到几石好米；如果是白米，就还可以不兑换。俸银之外还有印结银，福建每年约二百两左右。吏部有查结费，由同部的同乡轮流按年领取，约为印结银的一半。此外就是饭食银，饭食银每季度只有两三两罢了。担任掌印以后，还有解部照费，每月可以有几十两，但每司只有一人能得到；没有担任掌印的，一文钱也没有。当时部员生活如此清苦，仍安分守职、秉公办事，并没有因此喊饿。从前吏部的寓宅门前贴有告示：“文职官员私宅免见，一应公文由衙门投递。”（兵部则说“武职官员”，科道则说“文武官员”，也是表示关防之意。）但归根究底也只是表面文章。我担任掌印以后，经常参与查办事务，渐渐显露才能，猜疑忌恨我的人很多，所以不得不更加谨慎自持。平常宴会不轻易赴席，杂人一概不见。公务退下后没有别的事情，就只邀请同乡作击钵吟。下雨天，如果客人没有车，就套车接送。当时经常聚会的只有张珍午、郭春榆、曾幼沧、郑子瑜、陈征宇几个人。吏部官员夏天都是辰正时入署，未初时散署，冒着暑热回到住处。白天很长，又没有什么事，玉苍借给我《十朝圣训》阅读。我每读完五本就更换一批，读了超过两年，二百多卷才全部读完。《圣训》就是历朝皇帝的上谕，其中具备行政规章。书中分门别类，我逐行逐字耐心阅读，无论巨细大小，没有一句遗漏。不过合上书后便再也记不住了，当时也只是姑且把它作为消磨暑日的办法罢了。王子恒的表叔、可庄的父亲告诉我：“你很像林文忠。文忠在翰林院时，每天阅读六部的则例，就是这个意思。”我谦逊地谢绝说自己并不聪敏。谁知这两年涉猎之后，从容涵泳于其中，后来遇到同僚争论、大政咨询，我都能流畅判断，而且很能切中要害。不能说这不是无意之中产生的效验。我在京察中被记名后，过了一年仍没有立即外放。当时内阁侍读学士出缺，按轮次应由一等部员升补。我在吏部名次第一，按例应当顺次升任。可是由于中东战后，各省停止解送照费，津贴没有来源，而且内升更加清苦，因此我提出了不求外放道员、只求外放一个南省府缺的请求。谁知我离京后，内阁侍读学士出缺，吏部一等记名中无人可用，便以户部一等记名的葛振卿（宝华）升补。按照资格和资历递升，过不了几年就升任尚书。可见当时京官的升迁转调，还是有一定资格可凭的。至于我，却一经授任便出守地方，谈不上什么资格，沦落天涯，颇有白居易被贬江州的感受。而从今天看来，就不只是如浮云般过去罢了。道光、咸丰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离京时有“别敬”。同年、同乡在别敬之外，还有“团拜项”，意思是每年同年、同乡之间有一次团拜。咸丰、同治、光绪以来，冰敬只有总督、巡抚送给军机大臣时才有，其余只送炭敬罢了。金额从八两起，到三百两为止。沈文肃每年送给军机大臣的只有三百金，但军机大臣中也有人不收。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深浅作为标准。后来逐渐看重官阶而轻视交情了。大概普通京官，如果没有交情，就不能得到炭敬。别敬则比较普遍，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到京时，除了朝廷显贵之外，像同乡、同年，以及在其任职省份做官的京官，大多会普遍馈送，金额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到六金的。然而京官日益增多，外官所费已经非常可观了。我到京以后，收入来源逐渐枯竭，每年所得不过百金，但也多少有些补益。光绪、宣统年间，贿赂公开流行，专门看重权贵，地位低微的闲散官员就更加难以得到馈赠了。所谓炭敬，就是馈送年节礼物的意思；信中不写明数目，只用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来代替，例如四十两就说“四十贤人”，三百两就说“毛诗一部”，何等儒雅。权贵当政时，有人送给涛贝勒一千金，信封上还写着“千佛名经”四个字，也还不直接说破。可惜涛贝勒不知道其中的意思，拿给别人看；后来拆开信封，才知道里面是一千两银票。

译京城东、西两座庙，每月有两次集会期，陈列古董珍宝。琉璃厂每年正月一定陈列到上元节，称为“厂店”，盛况比两座庙更加突出。雅人喜爱古物，俗人喜爱货物，没有不争相前往的。我在京城十九年，从未踏进过那里一次，这是同辈中绝无仅有的。只有斜街土地庙的选菊会，我的嗜好才没有与别人不同。后来即使遍查十库、饱览珍宝，我也绝不以眼福自豪，因为这并不是我性情所亲近的事。盛伯希曾对我说：“我用一百金买了一只碗，把肉放在里面，三天都不会坏。”我说：“我每天买一斤肉，三天不过三斤，只要三钱银子，何必用这只碗呢？”可庄也不认为古董家有什么可取，曾讲过一个笑话：一群爱好古物的人，有一天相约聚会，各自带着家中的珍宝赴会。有个醉汉拿着一锭元宝参加，众人都嘲笑它是俗物。醉汉说：“这可是雅物的根本。”众人听了都默然失笑。旭庄却不是这样，他常常责骂我说：“你一毛不拔，到底钱袋里还能剩下多少钱？”我说：“不，不是这样。上天生下我这么一个人，本身就已经是多余的了；如果在自身之外再有多余的东西，岂不是更加多余！” 这几句话虽然近于滑稽，却也很有道理。京官带着优伶、带着妓女，按规定都是不允许的；不过带优伶还可以通融，带妓女则会被人鄙视。妓院在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妓女聚集在一处，地方极其低湿污秽，稍有自爱之心的人绝不敢去。优伶却不是这样。优伶以唱戏为生，唱青衣、花旦的，容貌美得像好女子，人们称作“像姑”，因谐音又称为“相公”。他们最出色时，大多在二十岁以下。他们应召时穿便服、着小靴，唱曲助酒。他们的住处称为“下处”。所谓下处，是京城对下朝后休息之所的称呼，所以借来作为名称。如果到他们家饮酒，就准备十二碟以下的酒菜，酒后喝粥散席，名叫“排酒”。酒钱付京票四十千，另外给下人十千，按银价计算还不到四金。有时在他们家请客，名叫“吃饭”。吃饭比排酒郑重，一席的费用，多的二十四金，少的也一定在十金以上；给下人的赏钱，则随着席面的丰俭而定。菜肴比普通酒馆的更加特别。我曾应龚蔼人方伯之邀，在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家吃饭，其中以真珠笋这一味最为美味。那是取蜀黍刚刚吐穗时的嫩穗，大小像珍珠，摘下来烹煮，鲜嫩脆美，非常可口。我在苏州、江西宴请客人时，因为官署后面有菜圃，常常仿制这种食物；但是做一盂所需要的嫩穗，已经踩坏半畦蜀黍了。京官生活清苦，大概只能把排酒作为消遣。因为下处非常清雅，夏天有清凉的竹席和稀疏的帘子，可以观看下棋；冰碗、冰盆尤其适合用来享用雪藕、浮瓜。冬天则围炉赏雪，一室暖意融融，座位四周摆着唐花，清香扑鼻，进入其中人人都有乐而忘返的意思。像姑有的擅长绘画，有的通晓书籍，有的能谈论时事，有的熟悉掌故，各有所长，所以学士、文人都乐于同他们交游，并不只是因为他们能唱曲而把他们当作知音来欣赏。不过这些事都是闲散官员和年轻人所做的；如果官位升到卿贰，年过六十，仍然会屏绝这种往来，以避开舆论非议。我曾听说潘文勤平时最喜欢一个擅唱昆曲、同时又精于绘画的朱莲芬，等到他任侍郎后，便不再与朱莲芬接近。但莲芬在年节前来叩门祝贺时，文恭一定把二十金的银券放在袖中，出来亲手交给他，见面即分别，直到老年都没有改变，京城人把这传为风雅之事。这是因为优伶的风雅远胜于妓女的妖冶，所以禁令虽然相同，但遵守和违背的情形不必一致。后来下处逐渐消失，而妓院却车马盈门，毫无顾忌，这也是世道变化相互因循而造成的结果。我自庚辰年以后，才开始结社创作折枝诗；不到两年，便改作击钵吟（《十一集》就是我选编刻印的作品）。晚上为了排遣烦闷，便约同乡三四个人到住处小聚。如果是大型聚会，就在榕荫堂。榕荫堂就是福州新馆的客厅，窗明几净，饮酒赋诗确实足以怡情。我一向有寇准的癖好，春夜常常花一金买蜡烛。旭庄家中擅长制作喷墨字画纱灯，灯光大放，尤其增添吟诗的兴致。堂前堂后种了八株松树，本来是想给后人吟诗准备的。谁知癸丑年到京时，榕荫堂已经被不作诗的人占据，松树也一株不剩，这也算是诗事中的黄粱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