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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曲阜林庙展谒记》（近人）陈沅著 饶平陈沅，字梅湖著 《曲阜林庙展谒记》序 过去读孙文定公的《南游记》，其中所说的孔林、孔庙之事大概比较简略。近来陈君梅湖拿出他所著的《曲阜林庙展谒记》给我看，书中叙述周代以来历代祭祀典礼的兴衰、圣人后裔封号的承袭，考证也极其详尽，不仅能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而且还可以作为考古的助力。孙氏的游记是为南游而作的，从离开都城登上泰山，登临衡山，越过洞庭湖，泛舟沅水、湘水，游览西湖、金华的胜景，并在桂林避暑；凡有所见便记下，曲阜林庙不过是顺路游览一次罢了。当时正值衍圣公入朝觐见，没能看到他的车服礼器，所以说得不详细。陈君专程为拜谒林庙而来，又承蒙衍圣公以礼接待，有人引导，因此连细微之处都一一记录下来；其中规模宏伟、景象壮丽，有些是孙文定没有见到的。孙文定南游是在康熙辛丑年，距离今天甲戌年已经二百一十四年了。经过雍正、乾隆数朝的修缮，遗址更加拓展，庙宇面貌更加壮盛，不能再以前书所记的情况作为例子了。不过，读陈君这部《记》，其中有些内容足以使人产生山河陵谷变迁、世事沧桑的感慨。《记》中说，孔庭的老人讲，改朝换代以后，公家的俸禄供应不上，大学院长蔡元培曾提议没收孔庭的祭田，幸亏有权势者出面争取，这件事才被搁置；否则圣人的祭祀就会断绝，宗族子弟也会挨饿。唉！蔡氏真的有过这个主张吗？还是传述这件事的人在胡说？民国初年，国会中有人想砍卖孔林树木来补助国用，辫帅张勋派兵驻守，说：‘谁损害孔林的一草一木，就格杀勿论。’这项议论因此没有实行，我也认为所传之事并不真实。获取财物自有正当途径，哪里至于要搬用古人卖上林苑马粪的故事，来玷污青史呢？从前十字军东征时，欧洲各国牺牲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战争祸乱延续了一百多年，最后取得的胜利，不过是到耶路撒冷耶稣墓前行一次礼拜罢了。如今科学发达，有见识的人都知道《新约》《旧约》中的说法并不正确，然而最终没有人公开主张废除它们，这是因为关系到国教，不敢触犯天下人所共同认为的最大忌讳。中国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来，确立孔学为国教，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虽然经历了五胡十国的战乱，取义成仁的人仍接连见于史册，终究没有发展到以夷变夏、率领天下人变成毒蛇猛兽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因为儒教的影响深入人心，而名分维护的力量又很牢固吗？蔡氏原是清朝的词臣，后来相继主持民国的教育部和大学院，长期受到诗书教化的熏陶。即使不能弘扬圣人之道、挽回浇薄的人心，又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拔除根本、堵塞源头的办法，难道他的见识反而还不如一个目不识丁的武人吗？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传述者的妄说。陈君的足迹遍及天下，北到幽燕，南到老挝、柔佛，所到之处都探访名胜，记载风土，著书多得装满箱子，而尤其是这部《记》，对圣教的功劳很大。想要了解历史上祭祀典礼的兴衰和林庙庄严的情状，何不把这部书作为夜行时的烛火、南行时的指南呢？甲戌年孟秋之月，普宁郑国藩晓屏在似园仰止轩作序 《曲阜林庙展谒记》序 陈子梅湖拿他的《曲阜林庙展谒记》来请求我作序。我只想到，陈子年轻时就渡过大海，走遍南洋诸岛；壮年又从事仕宦，饱经世事变迁，却能够不荒废笔墨诗文，随着年月一起进步，这是值得欣喜的。这部书是他在癸酉年赋闲时专程拜谒圣地所作，叙写情感、记述事情，曲折周详；其中有对时局的愤慨、对世俗的憎恶，也夹杂着诙谐的文字，读起来津津有味，令人忘记疲倦。唉！圣人的道统已经废弃很久了！国人不知道尊崇圣人，在今天尤其严重。陈子的这部书问世，使读者读了他的书而想到游览那个地方，游览那个地方便因而仰慕那里的人并追求他们的道，这就是此书对世道有所补益了。甲戌年孟秋，大埔温廷敬作序 自序

译我天性爱好游览，从小就是这样。对于先民遗留下来的住宅、坟墓，我尤其喜欢访求。每当登高远眺、凭吊古迹时，顿时觉得自己身处尘世之外，精神与古人相会，悠然自得，世间的事情全都忘了。有时又在悠然自得之中生出无限悲凉，大概是感情一旦发作，便无法自我控制。时间久了便成了癖好，兴致一来，往往停止读书，冒险出游；老师的告诫、朋友的规劝，始终都不听。众人都把我看作放浪不羁的人，但我实际上得到了真正的趣味。当时我刚到舞象之年，一个郡的山川胜迹已经几乎探访遍了；从此年岁一天天增长，兴致一天天增加，志向也一天天壮大。甲辰年，我前往赤土国，后来负责督理侨民学校，职掌当地的语言文字，住久了逐渐熟悉当地情况。于是向西逆流而上，经过红坡娃河、力抚里、滑兰，抵达那空氏、贪马叻。【“力抚里滑兰”等地名疑有OCR或断句问题，保留原文。】‘木排组成的村落，水上的集市；鳄鱼的洞窟，燕子的岩穴。烟雾山岚弥漫在大海般的水面上，是炎热荒远地区的奇异境地。’写成《木暹西部游记》。在侨戈辣，足迹所到之处，东边临近柬埔寨，西边到达缅甸边境，北边踏入老挝。‘居住在洞穴和巢居之中，风俗还像远古时代。身上刺青，梳着椎形发髻，以拔河为游戏。’写成《麟城风土志》。己未年，暹罗朝廷颁布苛刻条例，束缚华侨学校；我代表侨民进京陈述。当时三海还没有做到与民同乐，元首却优礼接待远方来客，特意派大礼官黄君锡臣陪同游览。‘太液池的冰已经融化，上林苑的花正在凋落。白头的宫中太监，哽咽着谈论开天辟地的往事。’写成《故苑鹃声记》。初秋，前往昌平，拜谒明十三陵；骑着一匹疲惫的马，翻过了几重荒山。‘寝殿幽深，地宫荒寂，白昼只有鼯鼠出没。西风吹过山岭树木，使人痛哭宁宗。’写成《天寿谒陵记》。出了军都关，登上八达岭。‘红叶与黄云相接，飞沙昏暗。传来胡笳声，映入雁影；征马发出萧萧的嘶鸣。’写成《关山鸿印记》。庚申年初春，游览武林天竺峰顶，吃雪水以滋润肺部。‘放鹤亭旁，咀嚼梅花作为点心。追念先辈的德行，深深惭愧自己不肖。’写成《武林游草》。癸亥年，寄居建业，探访小仓山的胜迹。‘七座坟冢并排相连，六位姬妾长久相伴。夕阳照在一角，依旧照着桃花。’写成《随园遗迹记》。乙丑年夏天，到达浔阳，登上匡庐山，住宿在白鹿洞。‘茂盛的野草覆盖空堂，提灯抚摸碑碣。清静的夜里流水潺潺，仿佛听到了弦歌声。’写成《鹿洞一宿记》。到栗里拜访陶靖节，居住在栗树岭，拜访元公的墓。‘老树环绕荒村，只剩下醉石。贤良的后代守护墓茔，仍然种植莲花。’写成《柴桑陶居周墓记》。沿江而上到达鄂地，拜谒先汉大义帝的陵墓。‘跨越时代的英雄，碑刻表彰汉族。鄱阳湖的一箭，决定了朱氏的天命和国运。’写成《鹄山霜露记》。丙寅年，向南乘船到星加坡，经过柔佛、马六甲、芙蓉、雪兰莪、霹雳、庇能、布厘、士吉礁等部落。‘亚、欧两洲的交通枢纽，六大洲相互贸易。客卿掌握政令，各部酋长沉醉宴饮。’写成《马来亚游记》。丁卯年，游览云间，寻找陆机、陆云、陆逊玄宰的遗迹。‘长谷中长满茂盛的草木，不知是谁在呼唤黄犬。困顿的云孙后代，只能拓印碑文换米。’写成《华亭访陆董祠宅记》。戊辰年，寄居琼台，在郡城西郊下田村滨涯五龙池，访谒丘文庄、海忠介两位公的墓。‘遗像上还戴着簪笏，展现奇异之地的精英。思陵殉国，忠臣牌坊仿佛滴血。’写成《海南丘、海二公里墓记》。秋天，前往润州，渡过长江游览广陵，在平山堂瞻仰欧阳文忠公的画像，在梅花岭拜谒史忠正公的墓。‘蝉声哀悼天子，山冈连接着醉翁。夕阳照着松树和墓木，令人悲伤地看着弓剑遗物。’写成《邗沟薄游记》。庚午年，到曲江祭拜文献祠，登上风采楼。‘开元年间的功勋事业，元祐年间的宏伟谋略。庐山、武夷山的芙蓉般风光，遗留下的风范仿佛仍在。’写成《曲江张祠余楼瞻礼记》。经过曹溪，参拜南华寺，瞻仰六祖、憨山、丹田三位禅师的遗蜕。‘袈裟映着佛影，亚仙护持佛法。不生不灭，记载于传灯之书。’写成《南华随喜记》。因公事前往苍梧，登上云盖山，探访金鸡岩；峭壁中有一个石穴，深不可测，传说舜的陵墓就在其中。‘重华死于荒野，九嶷山苍茫无际。环佩之声消失了，泪竹依旧苍苍。’写成《舜陵考赴戎城》。绕道高望村，寻找明端皇帝的陵墓。‘英才孕育，国运延续，却没有看到中兴。乱草丛生、茅草遍地，还有谁来进献麦饭？’写成《江村寻陵记》。秋天，游览端州，登上七星岩，进入鼎湖山。‘玉屏山上花朵悬挂，水月映照而僧人空寂。再也不能攀援龙须，面对天湖只能寄托哀痛。’写成《星岩鼎湖揽秀记》。辛未年，旅居澄迈。‘搜寻幽深奇异之处，征集、访求文献。

译风俗质朴，水木清丽。’ 写成《苟中小志》。总共三十多年间，我所经历的荒僻险阻、登临高峰危境，曾多次坠马，也遭遇过翻船、翻车和大象翻倒的危险。然而，我所见到的有本乡先贤李景龄、萧同野、李二何、罗庸庵诸先生题咏的碑刻；周子爱莲、韩雍遇仙的石刻；隆武元年所立的建桥碑，由此知道我郡在电光石火般的乱世中仍有营造；永历《丙辰同归所碑》，由此知道康熙十五年我邑仍奉明朝正朔；《青龙桥碑》，由此知道宣大边关的道路里程和地理形势，翁襄敏的《图说》记载得很详细；王承恩墓碣，揭示他曾总督天下援兵、稽察京营戎政，由此知道当年那个凶残的宦官也曾受命统辖、监察军务。其他如张文献的铜像、丘文庄的檀木像、董文敏的四面颧骨塑像，昌敦部的宣抚司印、氏萨棘的铁线桥、匹迈那座半埋在土中的红石寺，都是世人很少见到、简册中很少记载的事物。【“翻象”“昌敦部”“氏萨棘”等处疑有OCR或专名讹误，无法据文确定。】至于山川的奇异景观、风俗的怪异之处，更是难以全部说尽。正因为得到这些奇异秘境的真正趣味，所以把劳苦看作安逸，把险阻看作平坦；即使遇到满山的豺虎、埋伏在路上的暴徒，也不因此害怕。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意志战胜了环境。但我实际踏访过的，只记录了十分之四，没有记录的有十分之六；所记的稿件又屡遭兵乱、盗窃、水火以及白鱼、巴蚁侵害，保存下来的还不到一半。虽然知道先前保存下来的记述，对职方掌故略有帮助，也勉强可以公之于世，只是我本来资质浅薄，又屡次经历世事变乱，悲愤郁结，心灵受到遮蔽阻碍，偶尔有所抒写，大都肤浅而不成文章，恐怕读者误以为我想靠文章炫耀自己，那就和我的本意相差很远了，因此不敢交付刊刻。阙里是孕育圣人的乡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十多年间，我乘车马六次经过鲁境，最终都因事情牵累而未能前往瞻仰。癸酉年春天，我诚心前往拜谒，才偿还了长久以来的愿望；凡是林庙的兴废、孔庭的制度、曲阜的沿革，以及我所听到见到的，都采集记录下来，写成《曲阜林庙展谒记》，比以前的几部作品更加详细。回来后曾把它发表在报纸上，大概是想让尊崇圣人的人读了它，更加有所感发；让背叛圣人的人读了它，希望他们尽快反省。这样或许可以稍微尽到我辅助教化的责任。今年，我跟随茶阳温明经丹铭之后，协助编纂《通志》。丹翁两次劝我把这部《记》刻印出版，同事凤城杨文学世泽也多次催促。我的文章荒疏浅陋，丹翁、泽君都非常了解，却急于把这部《记》付梓，以扩大它的流传，作为辅助弘扬圣教的打算。至于我的文章粗陋不堪，实在来不及顾虑那么多，我难道敢不听从吗？读这部《记》的人，希望稍稍宽容我的文章，而体会丹翁、泽君的用意。民国二十三年甲戌立秋日，西宁山人、饶平陈沅在鮀江韵古楼作序 《曲阜林庙展谒记》跋 西宁山人游览曲阜回来，拿出他所著的《林庙展谒记》交付刊刻，嘱托树荣为它校勘。树荣接受下来完成了这项工作，于是起身说道：从前司马子长到鲁地，观看仲尼庙堂中的车服礼器，为之徘徊留连，舍不得离去。然而可惜他没有详细记载庙宇的面貌和规模，仍不足以引发人们向往的心情。山人不远数千里，前往拜谒林庙并亲自接受圣贤教化，他的景仰之情深厚，和司马子长恐怕没有不同吧？只是徘徊留连而不能不离去，是形势所迫。于是把耳目所接触到的一切，一一写进书中，以留下长久的纪念；并且使读这部书的人，即使不能亲自到达那里，也能悠然地在精神上追寻，仿佛跟随山人步行趋走、登阶下阶于东阶之间，难道不是激发感慨、振作兴起的一种帮助吗？近来文教失去宣扬，礼乐崩坏，一两个庸俗妄诞的大人物悍然倡导非议孔子的言论。新学的小生没有听闻大道，便随风而倒，逐渐发展到藩篱全部撤除、人欲横流，社会日益陷入弊败，却没有办法遏制；关心世道的人，没有不忧心忡忡地担心后果的。然而圣人的道经历困厄后又会通达，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那些非议圣人的人，也不过是自行断绝于圣道罢了，对于我们的道又有什么损害呢？如今掌握权柄的诸位公卿，已经醒悟到学术思想偏激的错误，认识到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迫切需要倡导和率先实行中庸之道。于是恢复丁祭、读经的议论，已经从言论逐渐落实到实际施行中。山人的这部书恰好在圣教复兴之日刻板出版，应当不会再给人留下迂腐的讥笑；然而山人又怎么会同世上那些曲意逢迎、迎合时尚的人一样呢？山人听后点头说：‘何不替我把这些话记在书卷末尾。’于是我写下这些话，把书归还给他。甲戌年仲秋上丁日后三日，姻亲兼受业弟子、揭阳杨树荣作跋。（陈端度恭请校习断句，山人斧正；寄生、老丑删削。） 《曲阜林庙展谒记》

译饶平陈沅，字梅湖著 （一） 西宁山人近年来多病在家，换了好几个医生，始终没有见效。后来又遭到牵连，身体更加困顿疲惫；这副污浊顽固的身躯，渐渐显露出嶙峋不屈的傲骨。癸酉年春天，我迁居到香炉峰山麓治病，刀针并用，同时服用药液，过了一个多月便痊愈了，但精神颇为疲惫，医生嘱咐我稍作休养。当时我让一个矮小的童子扶着，拖着藤杖，戴着稿冠，穿着野服，往来于山巅水边，拜访年高德劭者和高僧宿儒，探讨儒、佛两家的深奥义理；有时又访求隐逸之民和逃世之客，谈论开天辟地以来的遗闻，兴致来了便夹杂诙谐言语，几乎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狂放还是迂腐。离开尘世的污浊稍久，身体一天天康健舒适。不久杏花凋残、梅花落尽，杜鹃刚刚开放，我因感触景物而伤怀，突然觉得居住海岛太过局促。想到耶路撒冷、迦毗罗、默伽等城，耶教、佛教、回教的信徒都跋山涉水前往，以能够参拜一次为荣耀。我自命为孔子的弟子，阙里又是至圣孔子诞生降临之地，却没有去过一次，难道不应遗憾吗？所以决定趁有空前往拜谒，借此偿还夙愿。把这件事告诉重远博士，他极力赞成我的行动。于是写信嘱咐家人，准备四百金作旅费，却只筹得一百零五金，不得已解下汉佩卖掉，这才得以成行。这块佩是从浔阳某个旧家得到的，已经十六年了，是我珍爱的物品，哪里舍得割爱卖掉，难道要像貂裘换酒那样吗？人各有自己的癖好罢了。临行前赶紧写信预先告知北方的朋友。三月十一日中午，登上海船。十四日早晨抵达黄歇浦，住进旅店休息。午后分别拜访郑雪耘、柯子乔、吴默庵的家，又去看大觉、无那两位顽僧和各位朋友。雪耘回籍尚未回来，子乔在东亚酒店设晚宴，寅兄翁子光也同席，相见后非常欣喜慰藉。五年没有来，海上的故交一半多已像云彩一样消散，所谓‘小小的变化’确实不是空话。十五日中午，默庵来会见我。门人、诸暨人张紫峰飞书送到我这里，请我前往蠡城，游览兰亭、禹穴、苎萝等胜迹，并告知泉唐方面，约定他的姐夫周君在枫桥等候；又预先嘱咐他的表弟屠君负责迎送。当日便写信回复，等南归时前往游览；晚上和大觉一起吃西餐，询问笠泽施杏翁的近况，得知他身体很好，心里暗自高兴。十七日早晨，冒雨乘沪宁铁路的火车到下关，再换乘津浦铁路的火车北上。车轮转动时，浦镇已经灯火满城。车上的乘客非常稀少，因为倭寇侵扰九边，渔阳的战鼓震动燕京，所以北上的车乘客少，南下的车乘客多，大家都害怕兵灾战火。同车有一位乘客，年纪大约三十岁，气度平和文雅，袍服鞋履朴素洁净。彼此交换籍贯姓名，得知他姓魏，名文翰，是析津人。他是留美法学博士，曾任法部参事，此次要到历下办理公务。他谈吐谦逊，没有留洋太史式的气派，令人敬佩。十八日天刚亮，抵达徐州。火车停下，等候避让南下列车，并办理陇海铁路客货转运。登上瞭望台，放眼四望；霜露还没有干，春山仿佛沉醉，燕子楼已经荒废，节度使的风流韵事也已遥远。往日劫乱留下的痕迹重新映入眼底，孤寂失意的征人因此感慨万千。七点钟，火车驶过沙沟站，快到临城时，车中两个外国人倚窗向东眺望，指着远山咕噜交谈。虽然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但大概是在谈当年孙美瑶在寒夜拦截火车、邀请外国宾客上抱犊山的故事。经过邹县时，特别快车不停站，像闪电一样疾驰而过。青翠的树林间露出城郭，随后又显出孟庙的屋脊。我仰慕孟夫子，目送着它，心中向往不已。中午到达兖州，停车添加煤和水，转运货物和旅客，通往济宁州的支路从这里起点。兖州距离曲阜三十里，前清时是府，曲阜隶属于它；民国时废府，改为滋阳县治。明代这里是鲁王开藩的地方，如今只剩危塔、断桥、颓坏的城门和残败的城堞，藩王府改成了道观，连路旁的王孙也已经不可复见。岳庙里也有秦桧夫妇的铁像，也是明代铸造的。明朝距南宋将近五百年，秦桧究竟怎样得罪了韩指挥，竟使韩指挥为他制作这种坏榜样，在杭州铸造铁像（杭州西湖岳墓的铁像，是明嘉靖年间韩某指挥铸造的）。兖州于是仿效此例。秦桧和韩指挥大概就是所谓结下五百年冤孽了吧！按照这个例子，在今天，秦桧像应当把铁改铸成铜，戴金色幞头，穿九章衮服，前面竖立贞石碑，题为：“宋丞相、御史中丞、封建康郡王、追赠申王、秦忠献王之像。”他的妻子应当梳凤髻、戴花钿，穿蹙金霞帔，佩黼领、緅缘，饰九翟重雉，配以褾襈、佩绶，才符合体制。寒冷的水流浩荡，尘沙昏暗。向西望着山阳故郡，仲宣在哪里呢？我倚靠在道路旁的杨柳上，不禁生出怀古的幽情。（二） 下午，抵达曲阜站。车站虽然很小，却有骡马车、小车和蹇卫车等候客人租乘。车站东面有曲阜宾馆，建筑完全遵循古式：有牌坊门、东阶，红色屋檐四面下垂，椽子和方木施以彩绘，颇为宏大开敞。宽阔的庭院中排列着松树和楷树，骤然看见，几乎疑心是祠庙。阙里在曲阜城内，距车站东北十八里，有大道相通，只是没有汽车。我想领略沿途景物，但大车有帷幔，左右顾盼不方便，于是租了一辆小车，任凭风沙扑面也不在意。道路非常宽，路旁全是麦田，经过霜打的麦苗刚刚萌发。平野延伸数十里，仿佛铺着碧绿的地毯，间杂着新柳和郁金，在霞光中摇曳荡漾，使人顿觉眼前充满生机，简直像预先替我作好了今天的诗。只是道路没有石块铺设，当时又是雨后，路面高处坚硬、低处泥泞，车行颇为颠簸。路上的人无论老少，都穿着宽大朴素的布衣，显出质朴鲁钝的样子。少妇穿红绫袄和袴，纤小的脚系着彩带，梳堕马髻，插金银簪，上面罩着黑纱巾，有的骑瘦弱的蹇驴，有的坐在车轮木车上，驾驭的人则是男子；鸡、车、马、狗混杂在一起，景象大致如此。在咸阳大道上遇到两个外国人，一男一女都穿着犊鼻裈，只遮住大腿的四分之一，跟着一个中国人。那个中国人挑着包袱和酒食器具，气喘吁吁地快走。我出于好奇，挡住他们询问，才知道他们上午前往游览林庙，打算当天赶下行火车返回上海。一路上的行人都盯着那个外国妇女的臀部和大腿看；裸着腿游览林庙，实在是亵渎。进入一个村庄，篱笆稀疏，槐树、柳树、海棠树和梨树之间，茅舍错落分布，间或有瓦房。短巷和小庭院都相当清洁。村里有三五条大狗，迎着车昂首吠叫，一个老妇人扬起芦秆制止它们。村子尽头看见土堤，堤中开有小闸，一股水向东南流去，有石桥横跨其上。对岸是一片沙滩，堤旁有两家茅店、两座小庙和三块高碑。我下车到茅店买浆水饮用，查看那些碑，知道这条水是泗水，碑是为修筑堤坝、修缮庙宇而立的。题名中很多人姓孔，姓氏上面又多冠以“廪庠生”。字写得固然不好，文章也不够妥当。庙墙上贴着省、县的文告，新旧文告交错重叠，其中有一份诫谕、一份催征钱粮的文告，都是白话文，使用了新的标点，署有官衔却没有盖印，这倒是以前没有见过的。

译水面宽十多丈，水浅不能行船。桥北的深沙陷住车轮和马蹄，只能徒步过去。一块龙首碑宽约三尺，下端埋在沙中，摸索得知是康熙年间的建桥碑；从上端截量，高度约六尺，如今已经埋没过半，由此可知沙土堆积得很快。考察泗水的情况：它发源于泗水县的陪尾山，四处泉水同时涌出，汇成一条水渠，又汇入各处泉水，向西北流出卞桥，与洙水汇合后向北进入曲阜境内。又向西流，绕过圣林，后来从西南方向流到兖州城东的黑风口，分出支流进入郡中；这条支流穿过城东的城墙，从城西流出，经过平政桥，进入济宁州境。又向西南流经杨家坝，沂水流来与它汇合，向南进入邹县，经过许家村，又进入济宁境内。再向西南与白马河汇合，由鲁桥流入运河。据《水经》记载：泗水发源于鲁、卞县北面的山，向西南流经鲁县，又向西流过瑕邱；漷水从东面流来注入它。又向南流过平阳、高平、方舆等县，随后转向东南，流过湖陆县南面的洧地；涓水从东北流来注入它。又向南流过沛县，转向东流经山阳郡，流过彭城；又向东南流过吕县、下邳，注入淮水。按照这些记载，这大概是泗水的旧河道；自黄河以南，泗水改道后，已经很久不再流入淮水了！刚走过沙滩，迎面看见一辆车，前面有两名武士引导。驾车的马又白又健壮，走得非常快。车后跟着八名骑士，其中两名骑在车的左右护卫；一人穿袍、戴毡笠，其余七人穿警服、背着长枪。车上有青色车幰和黑色车幨，明亮的车窗垂着络饰，车辕和车轭雕饰华美。车中人面容瘦削、留着长须，想来一定是显贵人物。那辆车过去后我继续前行，突然看见一株挺拔秀美的古树，繁茂的树荫十分宽广。旁边有一座古庙，形制很高大，戟门虚掩着。我停下车进去观看，只见主神是真武，旁边排列着诸位天君，有的面目狰狞勇猛，有的文雅秀美，塑像技艺极其精湛。甬道两侧古碑排列成行，偏殿中停放着棺柩，几乎充满阴森邪恶的气息，森然逼人。正殿后面有一座层楼，我从左侧便门出去，转入一条冷僻小巷，打算登楼看个究竟。将要走到门边时，突然听见一声长嚎，一条红色的大獒扑了出来，张口作出要咬人的样子，牙齿又尖又利，几乎碰到我的下巴。我惊恐至极，大声呼喊。一个大约十二岁的童子跑出来，穿着遮到膝盖的短袍，张口厉声一喝。獒虽然停止扑咬，却仍昂头向前吠叫；童子立即纵身跨到獒背上，双手抱住獒的脖子，獒这才停止吠叫。他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东粤陈某，来瞻仰圣地。”他又问：“这座庙离人家很远，小哥儿为什么独自住在这里？”童子回答说：“这里是社学，昨天放假，学生们都回去了，只剩我和獒留下来看守。”他恭敬地请我进去时，我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于是告辞了。从庙右侧的大道出来，路旁有一块黑色的蟠螭碑，是明万历年间鲁王为派任的乐陵府尹某人修庙所作的记文。读过碑文才知道这里是奄墟。考察奄国，商代时是侯国。商朝末年，奄侯帮助纣王作恶。周朝到了成王亲政时，奄被纳入周的统治；第二年，奄又与淮夷反叛，周公奉成王之命讨伐并灭掉了它。《尚书·多方篇》说：“王来自奄，即使地。”大概是成王从奄返回镐京，作《多方》来告诫各诸侯国。如果在这里四周挖掘，必定会发现宫城遗址以及瓦片、铜器和古代器物。另有奄里在鲁城东门，《通志》称它为商奄里，是另一个地方。又向东北走了约二里，远远看见林木雾气间金光闪烁，映照着斜阳，觉得十分奇异。再往前走，看见树林尽头有鸱吻高耸入云，碧色琉璃瓦光彩焕发，想来就是至圣庙。庭院道路两旁，村落逐渐密集，男女还在田野劳作，没有停息。稀疏的树林中，起初已经隐约看见城墙上的雉堞。稍微转弯，向北看见高高的土丘和茂密的树林，方圆足有数里，四周有长墙环绕。墙上有几段是新砌的，由此知道这就是圣林。车经过林东角时，一条水渠横在道路上，渠上架着石桥，桥名“普济”。水从林墙的闸口流出，桥北还有涓涓细流，桥南已经干涸，由此知道这水是洙水。泗水干涸、洙水淤塞，这是水道衰微的征兆，难道就在这里吗？据《阙里文献考》记载：“洙水源头在城东北五里的地方，名叫‘五泉庄’，向西流入圣林东墙的水关，经过圣墓后从西墙水关流出，又向西流转，绕过城西南，注入沂水，再通到泗水。”但考察起来，这并不是古代的洙水。考《水经》说：“洙水发源于泰山盖县的临乐山西南，到卞县注入泗水。”而《山东通志》则辨析说：“盖县在沂水西北八十里，距离卞县不下三百余里，重山叠岭，道路难以通行。” 现在洙水的源头，实际上在泗水东北的关山。关山是费县蒙山的山麓，费县境内有汉代华县的故址。我想“盖”字大概是“华”字的讹误。又据《泗水县志》说：“泗水的源头在南面，洙水的源头在北面。”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又《水经》说：“洙水向西南流经卞城，泗水漫流到鲁县东北，又分成两条水，水旁有一座故城，是两水分流汇合的地方。”洙水向西北流经孔里，这就是所说的洙水、泗水之间了！详细解释《水经注》可知，汉代时，洙水流经卞县故城北面，泗水流经该城南面，在卞城以西汇合。现在泗水从卞桥向北流出，随即与洙水汇合，大概已经在卞城故址以东了！至于洙水在卞城以北，水流仍然浩荡不竭，然而两水汇合后便不再分流。所谓流到鲁县东北又分成两条水，经孔里到高平注入泗水的那条旧河道，早已断绝，无法查考。乾隆八年，至圣第六十九代孙、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继汾，与他的弟弟优贡生继涑，想寻找洙水流经的古迹。在五泉庄北面找到一块古碑，上面有“浚复洙河”四个大字，没有年代和款识。他们就在当地挖掘，果然发现泉水混混涌出，后来才知道古人曾经有人修复过它；但旧河道终究无法找到，于是疏浚这处泉水，作为洙水的替代。过了很久，仍然逐渐淤塞，于是准备畚箕和锹，聚集民夫，沿着旧迹进一步深挖。引水经过圣林，由沂水流入泗水，这就是今天的洙水。但古代的旧河道终究无法再辨认了。又考察沂水，它发源于尼山的智源溪，向西北流经县城南面，又向西流到兖州府城，向东注入泗水。按沂水有两条，这不是《水经》所说发源于盖县艾山的那条沂水，大概是郦道元所说的“发源于尼邱山西北，流经鲁县故城南面，北面对着稷门，又向西流经圆丘北面，再向西在右侧注入泗水”的沂水。所说的“在沂水边洗浴”，就是这条水。（三）

译经过普济桥，向东南走；向东北角望去，只见苍翠的柏树高耸入空，从林南曲折延伸，连接到城北，间或显出高楼和高大的牌坊，气势极其雄伟，知道那是圣林的辇路。车经过恩荣坊，牌坊高约六丈，由白石砌成，分为三门，云龙花鸟雕刻得极其精细。不到二百步，进入曲阜城北门。城门外没有瓮城，城墙高约二丈多，用砖砌成，谯楼和雉堞都相当完整。城门内交叉街道两旁，小商贩直接在地上摆卖蔬菜、肉类和各种杂货，其中有一项黄粉丝，是以前从未见过的。街道很宽，没有铺石，泥土混合煤灰，呈褐色。微风一吹，尘沙立即飞扬，污物几乎到处都是，车马往来十分密集。城门左边的红墙剥落了一半，长约三十丈，高大的树木和高檐从墙内露出。刚转进东边的小巷，就看见一座朱红牌坊高高题着“陋巷”二字，石栏环绕着戟门，原来是颜子庙。又向南走，再转向西到旅店，卸下行李。旅店名叫“大通”。赶车的车夫引我到住宿处，店主人是亚圣的后裔，名叫宪桐，年纪和我相仿，待客十分恭敬，领我进入内院。院中有两幢很矮的房屋，茅草屋顶、泥土台阶，四周围着黄泥墙；矮墙周围种着梅树和柳树，地上铺着芦席，庭院里陈列着盆景，情趣颇为幽雅。坐了一会儿，店役捧来洗漱用具并拿着毛巾，我便洗脸漱口、拂去衣上的尘土，吃完茶点后，坐在胡床上稍作休息。过了一会儿，我向店主人询问仲光部郎家住在哪里。仲光名叫繁裕，是至圣的后裔，前朝的兵部主事，进入民国后不再做官，担任孔教总会会长。我过去曾通过文字与他往来，听说过他的名声，却没有见过他本人。店主人告诉我：“孔大人的府邸在城内东北角（北方人对仕宦仍旧这样称呼）。他年纪大而且多病，上个月长公子去世，他悲痛过度，如今将要瘫痪了。” 我立即命车前往。他家的宅第很宏大，我递入名片，不久阍者引我到厅事坐下。过了一会儿，一位扶杖的老人出来，面容丰满、头发花白，神情清朗温和，但步行困难。我知道是光翁，起身与他作揖，彼此寒暄，我又向他表示慰问。老人谦逊地回答，随即摇头叹息。不久我拿出重兄的书信，老人读后，竟转而询问重兄近来的情况。我看老人这副样子，略微询问了地方情形，便请求派人引导我拜谒袭公，于是起身告辞。随后乘车前往衍圣公府。衍圣公府位于城中央。车从东城大街向西行，远远望见高大的楼阁，上面覆盖着碧色琉璃瓦，重重屋檐四面下垂，檐端悬着铜制风铎，窗户四面敞开，雕刻处施以红色油彩，中央悬挂着云龙大画鼓。下面开着穹形大门，十分高大宽阔，可以让两辆车并排行驶。门内是广场，挑担的人和摆摊的人分列两旁，南北两边各有角门。门外院落鳞次栉比，笔直的小巷通向大道，是林庙百户宿卫居住的地方。再往里走就是高台阶，南面前方有粉墙遮挡，闶閞上竖着一块直匾，四周绘有景云，青色底面上饰金字，写着“圣府”两个大字。下车进门，门内左边是土地祠，右边是宿卫所。再进去登上台阶就是戟门，朱红门楣中央的直额上题着“圣人之门”四个字。门左右排列着石鼓和石狻猊。再进去是甬道，甬道中间是塞门，上面题着“恩赐重光”的匾额。甬道外是庭院，古树参天，气氛庄严肃穆，寂静无声；庭院外是公廨，黑柱、红栏共有十二楹。越过塞门，登上台阶就是大堂，屋脊上立着鸱吻，覆盖的不是绿瓦，形制比王府稍低一等。大堂有七楹，中堂设有屏风，屏风上绘着卿云捧日图。屏风前是座位，座位前是公案。从云屏左侧的门进去，经过穿堂，两边排列着四对丹棱素绢方灯，高约一丈，上面用朱笔写着“世袭衍圣公”五个字。二堂左边是启事厅，引导人请我进去。启事官起身迎接，由引导人代为说明来意，启事官恭敬地请我坐在匟上，又叫人送茶。我拿出名片，启事官接过后转交阍者递进去。过了一会儿，一个吏员拿着我的名片出来，向我鞠躬，说请我跟他进去。又经过穿堂，越过门槛，下阶向西转，进入阁门，再向南走，经过重门后转向西，进入垂花门。宽阔的庭院中种着花树，转向北面登上云石台阶；有一座院落面朝南，门窗雕刻精美，金碧色彩已有些剥落。院外排列着吏员，穿蓝布袍、外罩黑衣；见我登阶，便快步上前打开中门，引我进入院内。院子有五楹，中间一楹悬着金字横匾“忠恕堂”三个字。地上铺满花毯，正中设一座匟，匟上铺着红绒，坐垫中放着紫榆木小几；匟后是高几，上面陈设一只珐琅鼎，三只鹤作鼎足，高约二尺半，形制极其华贵；左右各有一只康彩螭耳罍，高度与鼎相同。左边又有一盘百果，右边有一把孔雀羽扇。两侧排列着楠木格橱，高约八尺，嵌着玻璃，里面陈列玉器、石器、瓷器、珀器等珍玩。匟前分列八张交椅，铺垫和匟相同，中间隔着小方高几。四张椅子后面展开一扇大画屏，靠墙放着一面照身大镜；门左边放着两把椅子和一张几案。北面承尘上绘着素色图案，悬挂着两对明角璎珞宫灯、四对彩绘琉璃灯和一对满堂红灯；中间一楹的两根柱子上悬挂着皇十一子聊……左墙是前任袭衍圣公庆镕楷书的《忠恕堂记》，说明此堂是第六十七代袭衍圣公、谥号恭悫的毓圻燕居之所；右墙是前任袭衍圣公令贻行书的《列祖谟训》。陈设布置极其庄严华美，属吏请我到宾客的位置就坐。不久，一个吏员进来禀报：“公爷到了！”我起身，看见一个少年跟着吏员进来，面色红润，容貌丰满，穿黑色绒褂、青缎袍，穿素袜、粉底黑缎方头鞋，神情十分端庄凝重，知道他就是袭公。行见面礼后，公在朝北的椅子上坐下；我起身请他到主位就坐，他以自己年幼为由谦让，不敢坐上位。随后对我说：“我不肖，不能发扬光大先圣的大道，还要劳烦老先生和海内的耆宿俊彦共同辅助维护，惭愧感激之情实在说不尽。”我用谦逊的话回答，随后谈到圣门的情况。忽然看见那位穿袍戴毡笠、护卫车辆的人匆匆赶来，他进来向我行礼，通报姓名；他是圣裔，名叫祥杕，字莲舫，是圣庙执事官。我询问他护送的是谁，原来是前浙江省主席张难先，从济南来拜谒林庙，准备乘中午的火车返回建业。莲舫为人颇为豪爽，与他交谈十分融洽。我向袭公请求拜谒圣期，袭公定于第二天早晨再作答复，并让侍者转告奉祀官，谨慎预先准备。我于是举茶告辞，公送我到阁门；我请他留步，公便命莲舫送我到大堂台阶下。

译回到寓所片刻，莲舫带着一名吏员捧来袭公的名帖，代表我回拜，并告诉我奉公爷的吩咐，请我搬到圣府居住，我恭敬地表示感谢。又因为刚才在府门看见悬挂的告示，署名官衔写作“圣公府”，已经判朱，却没有钤印，便询问莲舫。莲舫告诉我说：“公印早在民国十八年，就被教育部呈报行政院，命令省、县官府收去了！”莲舫告辞，我按礼节送他出去。（四） 按：袭公名德成，字达生，是至圣第七十七代孙。年仅十四岁，已经像成年人一样，气度端庄凝重，言语举止合乎礼法，不愧为圣门宗子。只是声音短促低浊，美中不足；或许是正处于发育期而产生的生理变化，也未可知。定公是第七十六代袭衍圣公，留下遗腹子，孩子出生数年后，母夫人和庶母相继去世。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已经出嫁，一个已经订婚。又没有同胞伯叔，父母去世后，由堂伯母负责抚养并代为主持家政；府中的事务，则由孔氏家族的老人共同处理。考察孔氏家族承袭的情况，虽然按惯例规定由嫡长子世代承袭，但自第八代谦以后（后来改名为斌，《史记》作慎，字子顺，辅佐魏国，封文信君），却由长子鲋（一名鲋甲，字子鱼，有时称子鲋，也称孔甲）承嗣。宋公一系：汉成帝绥和元年正月，下诏寻求殷商后裔，找到了鲋的后代。鲋的后裔吉被封为殷绍嘉侯。三月晋爵，封给公爵的土地方圆百里，建国于沛。平帝元始二年，改封为宋公。吉去世后，儿子何齐承嗣；何齐去世后，儿子安承嗣；到此已经是至圣至安第十六代了。光武帝建武五年，改封为殷绍嘉公；建武十三年，又恢复封为宋公。安去世后没有儿子，封爵于是被撤除。谦有三个儿子：鲋、腾、树。长子一支后来承继殷商统绪，中子一支后来奉祀至圣；若从血统来说，至圣到至安这一大宗已经断绝了。又考察《汉书·王莽传》，其中说：“改封殷商后裔宋公孔弘为章昭侯。”这又与阙里家谱的记载不相符合。第九代腾，是谦的中子。汉高帝十二年，经过鲁地时用太牢祭祀孔子，封腾为奉祀君。由腾传到第二十代完，袭封褒亭侯，去世后没有儿子。魏文帝以他弟弟赞的儿子羡承继封爵，这样，谦的中子一支奉祀至圣的统绪也断绝了。第二十二代震，袭封宗圣侯。晋武帝泰始三年冬十二月，改封为奉圣亭侯。传到第二十六代鲜。宋文帝元嘉十九年，鲜袭封奉圣亭侯，不久又改封崇圣侯。查考晋武帝泰始三年至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相隔一百七十六年，传承的只有四代。考察《晋书·孝武本纪》，记载说：“太元十一年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又据《宋书》记载：“晋明帝太宁三年，下诏供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祭祀孔子的费用，祭祀待遇依照泰始年间的旧例。孔亭的五代孙继之沉迷赌博，无节制，怠慢而不祭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夺去他的爵位。到元嘉十九年，又授予孔隐之的兄长之子孔熙，但孔熙先前谋反，又失去了爵位。元嘉二十八年，又以孔惠云为奉圣侯；后来孔惠云患重病，又失去爵位。孝武帝大明二年，又以孔迈为奉圣侯；孔迈去世后，儿子荼承嗣，因犯罪而失去爵位。这就是东晋到刘宋时期承袭的次序。《国史》的撰述必定有所考证，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记载；但按阙里谱牒，其中却没有靖之、亭、继之、隐之、惠、云、迈、荼这些人的世系。元嘉十九年被封为奉圣亭侯的，正史记载是孔隐之，阙里谱牒记载的却是孔鲜。同一件事发生在同一年，姓名却完全不同，可见当时关于世代次序的记载已经有了差异；也可能是大宗无人，于是取旁支代为承袭，后来由于朝代屡次更替，子孙又未能承嗣，家谱失传，大概就是因此造成的。到了第三十二代嗣悊英时，悊又因为中原实行土断，以及南北分宗的时代，封爵和承袭次序的记载全都失去了真实情况。第四十六代圣佑：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真宗东封泰山，远行到曲阜，拜谒孔林、孔庙，将曲阜改为仙源县，授圣佑为奉礼郎，当时他才十一岁。天禧五年，圣佑袭封文宣公，时年三十五岁。去世后没有儿子，于是由堂弟宗愿承袭。第四十七代若蒙，是宗愿的长子。神宗熙宁元年二月，若蒙袭封衍圣公。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奉圣公。元符元年，因事获罪而被废黜，由弟弟若虚承袭。徽宗崇宁年间若蒙去世，仍由若蒙的长子端友承继封爵。第四十八代端友，崇宁三年袭封衍圣公。高宗南迁后，建炎二年，端友前往扬州陪位，不能返回，于是寄居在三衢，去世后没有儿子，便由弟弟端操的幼子玠承嗣。玠去世后，由堂叔的儿子璠承嗣；璠去世后，又由玠的儿子搢承嗣；搢去世后，又由璠的儿子拯总承嗣；拯去世后，儿子文远承嗣；文远去世后，儿子万春承嗣。但这一支属于南宋光宗、宁宗时期袭封的所谓南宗。当时，搃的儿子元措又在金章宗明昌二年袭封衍圣公。哀宗天兴二年，授光禄大夫。当时元朝正在攻伐金朝，汴京失守。元太宗命令远在东平的孔氏后裔仍然袭封，主持祭祀事务。元措去世后没有儿子，便由弟弟元纮的孙子浈承嗣，这就是所谓的北宗。第五十四代思晦又由疏远的宗支进入承嗣。第六十一代宏绪去世后，改由他的弟弟宏泰承嗣。第六十四代尚贤去世后没有儿子，便由堂弟的儿子衍植承嗣。第六十五代以下都属于衍植的后裔；这就是孔氏家族的大宗，只是大宗断绝而后又续承的情况屡次发生。据孔继汾《阙里文献叙考》说：“宋室南渡，鲁地归入金朝，留下的人和离开的人，各自遵守原来的王官制度；南宗断绝，北宗也中断，嫡长子的传承没有延续。”又说：“大宗没有后嗣，宗庙祭器总要有归属。勉，是文肃一族共同推举出来的；虽然按惯例应当传给世嫡，但由于战乱和断绝，早已不是大宗一系了。” （五） 晚饭后，夕阳还在树梢上，于是步行走出寓所，浏览城中的风俗。街道相当平直，洋车的车身涂着黑漆，车轮用白铜制成，车篷边缘饰有彩色镶边，车身两侧的装饰都用珐琅制作，光彩耀眼，是别处没有见过的。房屋大多整齐，用水磨砖砌成，高墙长脊，朱红门户，台基高大，大概都是孔氏中显达人家的住宅。街上除了听到叫卖货物的声音以外，没有喧闹叫骂等粗野言语，确实美好而且任人保持仁厚，圣贤的教化还没有泯灭。行人里面穿着有花纹的丝织衣服，外面都罩着布袍；中等阶层以下的人，有的把青布裙系在袍子外面，大概是《礼记》所说“穿着华美的衣服而外面加上单衣”的遗意吧！

译城西南部保存完好，东北部却已经坍塌毁坏；这是民国十九年冯阎之战时，中央军夏斗寅的部队被围困十一昼夜，凭借城墙坚守，援军到达后包围才解除的结果。城东北部有几处被大炮轰坏，谯楼、城墙上的雉堞毁坏过半，到现在大多还没有修复。商业店铺的规模很小，因为这里不是交通汇集的地区。考察曲阜古县，原来在城东约二里处的古城村。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因为这里被认为是轩辕氏的诞生地，便把县名改为仙源，县治迁到寿邱，在今天城东八里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旧县。历经金、元、明三代，到了武宗正德七年，流寇刘七侵犯阙里。第二年，山东按察使司佥事潘珍上疏请求改建今天的城池，城周长八里三十六步，高二丈，厚度为高度的一半，护城河深一丈、宽一丈。城门共有五座：东门名为“秉礼”，西门名为“宗鲁”，正南门名为“仰圣”，东南门名为“崇信”，北门名为“延恩”。至圣庙在城的正中，庙基就是古代的阙里。《水经注》说：“孔庙东南五百步有两座石阙，所以称为阙里。春秋鲁定公二年，雉门和两座观楼遭遇火灾。（注：两观，就是阙。）”又据《史记·鲁世家》说：“焬公修筑茅阙门，大概所谓阙里，就是阙门之下的里。”《论语》又说：“有阙党，阙。”荀子则说：“仲尼居住在阙党。阙里、阙党本来就是一回事。” 庙的东面是衍圣公府，再往东是鼓楼。从鼓楼出来向北转弯就是陋巷，巷子北面是颜子庙。阙里坊东南面是学使和校士馆，再往东是南池，有人说那里是灵光殿的旧址，有人说就是鲁僖公的泮宫；第六十一代衍圣公宏绪曾在那里营建别业。清高宗乾隆二十年，第七十一代衍圣公昭焕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山东巡抚白钟山，便在原址改建行宫。圣庙西面是四氏学，四氏学东南面是矍相圃，西面是曲阜县学，县学西面是曲阜县衙。这些就是曲阜新城的建置，以及城内和附城古迹名胜的大致情况。天黑后回到寓所，仲光部郎来回拜，由一名仆人搀扶着他进来。谈话之间，圣府司库马君来送请帖，袭公约我明晚在府中设宴招待我。我看了宾客名单，按姓名询问马君，名单上的人都是曲城的士绅。马君又传达袭公的命令，坚决请我搬到府中居住，光翁也一起劝我前往。我以寓所外出方便为由，请马君代我恭敬辞谢。马君离去后，光翁也告辞回去。同住一寓的书商赵君是燕地人，年过五十，是一位风雅之士，常来曲阜搜集古籍。谈到地方志时，他说：“边远地区的志书更值得珍视。”夜深后就寝。黎明起床，洗脸、梳头完毕，吃了牛酪饽饽。庭院中的柳树刚刚萌发新芽，梅花花萼也刚开始绽放（北方气候寒冷，花开的时间比南方晚），我站在台阶前欣赏它们，心情格外舒畅。马君来请我去拜谒孔庙，于是我换上礼服前往。经过东鼓楼，走过圣府门前，登上层层台阶，进入毓粹门。两名警士分立左右，门面三间，覆着绿瓦，屋檐高翘，柱子和栋梁涂着朱色。下台阶就是庭院，古树交错成荫，立有十多座碑亭，其中唐、宋、金、元各一座，其余是清代历代皇帝祭告和修建孔庙时撰制的御碑。向北转弯就是大成门，门面五间，面向南，丹红的楹柱、朱红的门户上装有泡钉和兽形门环，门楣和门框饰以金色，层层台阶，飞翘屋檐，排列着二十四支戟。中间楹柱上悬挂清世宗御书对联：“先觉先知为万古伦常立极；至诚至圣与两间功化同流。”两侧的门，左边名为“金声”，右边名为“玉振”。我从中间偏左的门进入孔庭，奉祀官和十多名乡老都穿着长袍大褂，脚穿青鞋，头戴黑帽，分站两旁，肃立行礼，我一一回礼。门内放着一张长案，排列着八张凳子，马君引导我坐在案子的左侧。庙役送茶完毕，奉祀官拿着钥匙走在前面，开启动殿门。下台阶就是宽阔的庭院，台阶旁有几十株柏树，姿态盘曲挺拔，直冲云霄。庭院东南角有一株古桧树，传说是至圣亲手栽植的。考察可知，手植桧原来有三株。宋代时大成门内有御赞殿，其中两株在殿前，高六丈多，树围一丈四尺；左边的一株树纹向左盘绕，右边的一株树纹向右盘绕。另一株在杏坛东南角，高五丈多，树围一丈三尺，树枝盘曲如龙，世人称为再生桧。晋怀帝永嘉三年枯死，隋恭帝义宁元年重新生长；唐高宗干封二年又枯死，宋仁宗康定元年又复生；金宣宗贞祐二年春正月，孔庙毁于兵火，三株桧树都化为灰烬；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又重新萌芽生长。后来三氏学教授张頿把它从东庑废址的空隙中移植到原来的地方。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孔庙发生火灾，又被烧毁。清世宗雍正十年，孔庙工程完工，桧树又长出新枝；现在高约二丈，但已经有一半枯死了。庭院北面是杏坛。考察可知，杏坛在宋代以前本来是孔庙大殿的旧址。宋真宗天禧年间，第四十五代孙道辅负责监修祖庙，把大殿向北迁移；他不愿毁掉旧址，又因为《庄子》中有“孔子游乎缁帷之林，坐休乎杏坛之上”的话，于是清除地面筑成坛，四周种上杏树，命名为“杏坛”。石刻“杏坛”两个大字，是金朝党怀英用篆书书写的。（按：怀英字世杰，是故宋太尉进的第十一代孙，冯翊人，金世宗大定十年进士。他从莒州军事判官逐步升任翰林学士，承旨，后来在卫绍王时期退职；大安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谥号文献。怀英擅长篆籀，也善于写文章。《辽史》尚未修成时，他便退职了；退职后，章宗下诏任命他为直学士，由陈大任接续修撰。见《金史·文艺传》。） （六） 杏坛的东、西、南三面古树茂密，都是生长了一千几百年的树木。杏坛北面是大成殿，大殿九间，高约八丈，红墙覆盖着黄色琉璃瓦，重檐高脊，屋角和藻井都有华丽装饰。正中的门楣上方有一块直匾，金字书写“大成殿”三个字。栋梁、窗牖、门棂都雕刻镂饰，朱漆彩绘，金碧辉煌，阳光照耀下十分耀眼。台阶前的台基进深约三丈，宽度是进深的两倍，四周围着白石景云栏。四角有白石雕成的螭首，盘龙向外伸出约六尺；白石巨柱由交花纹的武夫承托，柱础雕琢极其精美。正面的台阶分为三道，中间的御路镶嵌着团龙纹，铺有一方白石；东西两侧的台阶各有一道，也用白石雕栏防护。我从东阶登上去，向北转弯就是正殿。殿门共有五扇，中门已经完全打开。我肃敬地进入，门槛相当高。大殿进深四楹，地面铺着方形炼砖，天花板为方格形，蓝底绘金色团龙，间隔环绕着白色交错莲花。椽、桷、棼、棁、梁、栋、楹、欂都涂成丹红色，楹柱上刻有青金色彩饰，粗度超过两围，下面承托着雕花大柱础。

译正殿供奉着至圣塑像，高约六尺，手持镇圭，头戴十二旒冕，身穿十二章服（各县学宫的圣像大多戴九旒冕、穿九章服，海阳学也是这样）。塑像面向南坐在匰中，匰高约二丈，朱漆上盘绕着金龙；塑像后面是屏风，黄色帷帐卷起一半。匰前是一张长案，红漆金边，没有铺案衣，上面陈列着爵、豆、香炉、烛台和靠具等，一应俱全。我询问清朝颁赐的周代铜祭器，回答说因为时局动荡不安，已经移入圣府收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卷〕 案前排列着三只俎，全部涂红漆。左右两边供奉四配和十二哲的塑像，他们手持躬圭，戴九旒冕，穿九章服，上身穿玄衣，下身穿纁色裙，端坐而面向东西两方。圣贤塑像极其庄严，但色泽暗淡，像是很久没有重新彩绘装饰过。大殿枋上悬挂着清代历代皇帝的御书，两个匾额之间悬挂清世宗御书对联：“德冠生民溯地辟天开咸尊首出；道隆群圣统金声玉振共仰大成。”清高宗御书对联：“觉世牖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奉祀官点燃香，铺开拜席。我在至圣像前行三跪九叩礼，随后向四配、十二哲行礼，然后走出殿门。我从西阶下去，前往东西两庑。两庑供奉从祀先贤、先儒的木主，木主上端削成圆首，下端有底座，朱色底面上写着金字。案上陈列着供具，我上香，按礼跪拜叩头。随后又进入左翼门，拜谒崇圣祠。祠堂五楹，祭祀至圣的太高祖肇圣王木金父公、高祖裕圣王祈父公、曾祖诒圣王防叔公、祖父昌圣王伯夏公、父亲启圣王叔梁纥公。祠堂后面是家庙，家庙五楹，供奉至圣始祖、第二世和第三世祖先，以及中兴祖先的木主。祠堂前面是庭院，庭院右边有一口井，是至圣的故井；井的右边是鲁壁，也就是《尚书》被发现的地方。庭院南面是诗礼堂，堂屋也是五楹；堂东面的庑是礼器库，那里各有一株唐槐和宋代银杏；堂南面是承圣门。行礼完毕，我走出左翼门，经过大成殿前，进入右翼门，拜谒启圣祠。祠堂五楹，供奉至圣的父亲启圣王叔梁纥公；诸王的塑像，冠帽和服饰都符合制度。祠堂后面是寝殿，三楹，供奉启圣王夫人颜氏的木主。祠堂前面是庭院，庭院南面是金丝堂，明代迁移重建，堂屋五楹。西庑是乐器库，堂南面是启圣门。行礼完毕，我走出右翼门，从大成殿东角门前往后殿，也就是至圣寝殿。寝殿七楹，规制比正殿低。匰中供奉至圣夫人亓官氏的木主。考察至圣年谱可知，孔子十九岁娶亓官氏，二十岁时儿子鲤出生，六十七岁时夫人亓官氏去世。行礼后，我抬头仰望寝殿，发现栋梁前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孔洞，便询问马君。马君说：“这是民国十九年围城战役时，被炮弹打穿的，炮弹落到地上却没有爆炸。”随即指着地上的一块碎砖告诉我：“这就是被炮弹击中后落地摔碎的砖。”假如那天炮弹爆炸，寝殿就毁掉了！这大概是神灵在呵护它吧？从寝殿向左往北走，经过重重宫墙，进入朱门，到达圣迹殿。殿有五间，收藏着圣像以及圣迹图、各种石刻；里面有一尊孔子行教像，是晋代顾恺之所画。宋太祖和真宗为它们题赞。传记说：“家庙收藏着夫子燕居时所穿的衣服，颜子随从而行，称为‘小影’。最为真实的，是唐代刘禹锡所撰新州庙碑中所说的‘尧头禹耳，华冠象佩’，从邹鲁取得的那一尊，就是小影。” 又有一尊凭几像，是唐代吴道子所画，并有题赞；前面的记载说：“家中收藏着唐代吴道子所画的一幅像，先君夫子扶着几案坐着，十位弟子跟随在后，也称为‘小影’。其中站立的颜渊，侍立在旁的称为‘行教’。现在已有石刻本的小影，只是辗转摹刻流传，担心年代久远后失真，如今也把它刻下来，希望借坚贞的美石长久保存，不失原貌。”又有两尊司寇像，都是摹刻吴道子的画。又有两尊燕居像：一尊是吴道子所画，宋代米芾题赞；一尊失去姓名，明代陈凤梧题赞。又有一尊乘辂像，穿司寇服，乘坐安车，一人执车舆，一人策马，十位弟子随行。又有圣迹图一百二十幅，都没有署名题款，全部被世人视为珍宝，尤其是清圣祖御书“万世师表”四字，每字大约二尺，刻在石上。石头呈古铜色，显现云霞纹，金光四射。初次看见时，人们都以为是镂刻在铜上的，实在是稀世珍宝。每块石头都有木座，外面又加木框，嵌在玻璃罩中，并且上锁，只能观看而不能触摸。圣迹殿左边是神庖，再向左是后土祠，右边是神厨，再向右是瘗所，各有三间，并有廊道。再往北是弄堂，弄堂北面是高大的墙垣，墙垣东西两端是角楼，重重的望楼和飞檐相接，拱卫着圣域。转向南边行走，经过大成殿，徘徊了很久。出了大成殿右门，下了台阶，向西出观德门，转向南沿着庙墙走。墙上的赭红色涂料剥落，走到曲阜城正南门，就是仰圣门。仰圣门长期关闭，另在东南角开了一道门，名叫“崇信”，用来沟通内外。仰圣门内是金声玉振坊，牌坊南面距离仰圣门不到一百步，牌坊北面是石桥，桥下是拱形洞，上面有石雕护栏。水渠已经淤塞，桥两端也陷入土中，大约四五尺。北面是棂星门，门外左右排列着下马碑，门内正北是太和元气坊，左侧是德侔天地坊，右侧是道冠古今坊。再往正北是至圣庙坊。再向北是圣时门，五间三洞。门内是三座璧水桥，桥左侧是快睹门，右侧是仰高门，两门各三间。正北是弘道门，再向北是大中门，两门各五间，左右两侧都有角门。再往北是同文门，形制和大中门相同，汉、魏、隋、唐各代的石碑立在门下；左右不设围墙，甬道两旁排列着明代前期四位皇帝的御碑。再往北是七间的“奎文阁”，恭敬地收藏着前朝历代皇帝的御笔手迹。‘奎文’这个名称，是金明昌五年由章宗命名的。阁左右两侧的夹室都有门，门左右的值房各有五间，是庙庭主管官员斋戒住宿的地方。它的东南院旧时是衍圣公斋戒住宿的处所，恭逢皇帝驾临时，阙里人都在这里驻跸。门向西，里面正中的斋室有五间，恭敬地设置宝座，左右厢房各三间。进入奎文阁向北是广阔的庭院，庭院北面是大成门。从庭院东边再次出毓粹门。从棂星门到奎文阁，古树排列成行，约有四百株，从南向北望去，树木茂盛，幽深秀美。各座牌坊、桥梁、门和楼阁都高大雄伟，庄严得难以形容。圣庙占地约二大顷半，比燕京太庙还要宏伟。

译出了毓粹门，再进入圣府，会见袭公于忠恕堂，请他观看周代铜器。袭公说，铜器确实收藏在内院，约在晚宴时请我鉴赏。随后同袭公和莲舫在忠恕堂的云石台阶前合影，作七律一首来记载这件事。坐了一会儿，告辞回到寓所。（七） 考察圣庙的起源，原本是因为那里有至圣的旧宅，周朝末年就在他居住的正堂建成三间庙宇，并收藏他平时乘坐的车以及几案、席子、宝剑、鞋子等遗物。汉明帝永平年间，鲁相钟离意拿出私钱一万三千，交给户曹孔▯修治夫子的车；这辆车在献帝时期被焚毁。魏文帝黄初二年春正月，下诏命鲁郡修建旧庙，设置秩禄百石的官吏守护。西晋发生战乱，阙里遭到寇乱，庙宇荒废。孝武帝时，清河人李辽因奉表经过阙里，看见庙庭倾覆破败，上表请求免除并恢复丁户，以供洒扫之用，并延请留宿的儒生讲经，孝武帝没有省察采纳。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下诏修缮先圣庙。魏孝静帝兴和三年，兖州刺史李珽命工匠雕刻素色的圣容像，旁边侍立十位弟子。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夏六月，下诏命鲁郡按时修治孔子庙宇，务必使其崇高焕然。隋炀帝大业七年，曲阜令陈叔毅修缮孔子庙。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下令在兖州建造宣父庙。高宗干封元年，下诏命兖州都督、霍王元轨大规模修缮文宣公庙。玄宗开元七年，兖州刺史韦元圭同三十五代嗣褒成侯璲之再次修缮。代宗大历八年，兖州刺史孟休鉴修缮庙门。懿宗咸通十年，天平军节度使、濮郓曹等州观察使、三十九代孙温裕上言：“兖州连年灾荒歉收，文宣王庙被淤塞、坍塌，全部废毁。请允许我修造营缮，派人从镇中携带钱物材料前往兖州，依据庙宇毁坏倾塌的地方进行修葺，不烦扰州县所需的物资。兖州不属于我的辖界，必须上奏请示，恭请皇恩，准许我的请求。”朝廷答复准许。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下诏命大将作准备材料、召集工匠，又命两名内侍主管工程，大力营缮修葺。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冬十一月，向东巡行经过鲁地，下令刻意修整祠庙。天禧二年，四十五代孙道辅上奏说：“祖庙低矮简陋，不相称，请求加以修缮扩建。”下诏命转运使用官钱修葺孔子庙，并命道辅监督工程。天禧五年，道辅又请求取得封禅行殿的剩余材料，大规模扩建旧有规制，扩大殿庭，廊庑共三百十六间。仁宗嘉佑六年，赐御书飞白体殿额。神宗元丰元年冬十月，下诏命兖州用节省下来的钱修葺宣圣祠庙。元丰五年冬十一月，赐度牒三十本，调派本路军队和工匠，命四十七代孙、新泰县令若升监督修缮。哲宗绍圣三年，命转运使用节省下来的钱三千贯，又加以修葺。徽宗政和四年，颁赐御书“大成殿”匾额。金熙宗皇统三年，命行台拨钱一万四千贯，修葺圣殿。皇统四年，又从行省拨钱一万四千五百贯，调发南京八作，拿出已有材料帮助工程，到皇统九年，正殿才建成。废帝正隆二年，又用结余的钱修缮庙廊。章宗明昌元年，拨钱七万六千四百缗修缮孔子庙，命干臣主持工程，于明昌二年春天开工，明昌五年秋天竣工。金朝末年发生丧乱，庙宇又残破毁坏。元太宗九年，命五十一代衍圣公元措主持修缮，官府供给费用。因军务兴起，只恢复了后殿，用来供奉先圣及十哲的画像。世祖至元四年，恢复修建奎文阁。至元十九年，同知济宁路总管刘用募集百姓修筑庙墙，种植松树和桧树一千株。成宗大德四年秋八月拨钱修缮，大概是因为工部提出了请求。秋八月开工。冬十二月，下诏停止不紧急的工程，于是中止。第二年，又依从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的建议继续修缮。再下一年秋九月竣工，殿宇共一百二十六楹，费用十万贯有余。文宗天历二年，命济宁路拨出官钱五万二千缗修葺。至顺二年，五十四代衍圣公思晦请求依照前朝旧例，在四角修建角楼，仿照王宫的形制，诏令准许。拨出山东盐课以及江西、浙江的学租来增建。顺帝至元二年竣工，至正元年树立石碑记载这件事。元朝末年，圣庙又逐渐坍坏。明太祖洪武七年，五十六代衍圣公希学上奏请求修治；洪武十年召集工匠，十一年竣工；二十年又谕令工部重新修理。成祖永乐九年，准许工部的请求，调发囚徒二百三十名，派行人雷迅监督开工修缮。永乐十二年春正月召回雷迅，改命法司拨出囚徒一千名，交给孔氏子孙亲自监督修缮。大概到了冬十二月，才谕令工部说：“孔庙是最应尊敬的地方，让囚徒施工践踏，很不合适。”于是命山东布政使司派一名官员，率领民工和工匠三千人前往修缮。永乐十五年夏五月完工。御制碑文记载竣工之事。宣宗宣德九年，工部侍郎周忱因公务经过曲阜，捐出俸禄修缮金丝堂，又在庙外西南角建造三间堂屋，作为更衣处。英宗天顺四年冬十月，重新修建启圣王寝殿。天顺八年，下诏命巡抚山东副都御史贾铨重新修建阙里先圣庙。宪宗成化二年竣工。成化十六年，皇帝采纳六十一代衍圣公宏泰的请求，拨内帑扩建庙宇规制，正殿扩为九间，其余建筑全部更新，成化二十三年工程完毕。孝宗宏治十二年夏六月甲辰，庙宇发生火灾。下诏命巡抚都御史何鉴亲自前往勘察规划，拨内帑银十五万二千六百两有余，重建正寝以及各殿、金丝堂、奎文阁和各堂阁、大成门、大中门。宏治十三年春二月开工，十七年夏五月竣工。皇帝亲自撰写碑文记载工程成功。穆宗隆庆三年，巡抚都御史姜廷颐等人用香税和罚锾一千六百两营缮修葺孔庙。神宗万历六年，巡抚都御史赵贤拿出香税和罚锾，再次修缮。万历二十年，巡按御史何出光在庙内创建圣迹殿，立石刻成圣迹图一百二十幅。万历二十二年，巡按御史连标等人又用香税、罚锾以及库中结余银三千两重新修缮孔庙。万历二十九年，巡抚都御史黄克缵倡议藩司、臬司捐银二千两，又一次修缮。万历三十六年，济宁兵巡副使王国桢等人捐银三百两修缮两庑。熹宗天启六年，曹州州同某人捐资修缮大中门。

译清世祖顺治十二年，山东巡盐御史王秉干捐出银二千两，并劝所属官员共同捐资修缮奎文阁。提学佥事戴京曾、施闰章等人先后又略加修补。圣祖康熙二年，分守东兖道参议张弘俊等人重新修缮圣迹、奎文等殿阁。康熙十六年，六十七代衍圣公毓圻继续修缮诗礼诸堂以及各门、廊庑、牌坊和桥梁。康熙二十八年，毓圻上疏请求重新修缮。下诏命内务府广储司郎中皀保、工部营缮司郎中寿鼐前往阙里估价勘察，不久又命皀保会同工部虞衡司郎中阿尔稗监督修缮。康熙三十年夏四月开工，三十二年秋八月竣工。共修缮殿、阁、堂、庑二百零六间，使用内帑银八万六千五百两有余。皇帝亲自撰写重修孔庙碑文。世宗雍正二年夏六月癸巳，孔庙发生火灾，朝廷派工部侍郎马腊会同山东巡抚陈世倌、布政使博尔多勘察规划重修，并下诏命陈世倌与藩、臬二司共同监督工程。工程于雍正三年秋八月开工，八年秋八月完工。重修后比以前更加高大辉煌、宏伟宽敞、坚固精致而壮丽，御制碑文记载了工程竣工之事。这次工程共耗用帑金十五万七千六百两。高宗乾隆十九年，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重修棂星门，改用石材；此后又陆续进行过局部修缮。进入民国后，建筑不时有坍塌毁坏，政府不拨帑金修葺，孔氏后裔又无力兴修，因而日益残破剥落、倾斜颓败，实在令人忧虑！阙里圣庙是兴盛儒学的地方，也是孕育圣人的邦国，四方之人都来瞻仰敬礼，国内外都关注它，难道能任由它荒废毁坏吗？（八） 午后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知道赵君长期居住在当地，便和他商量租两匹马，一同到郊外游览。我们从城西的宗鲁门出去，只见平坦的田野和宽阔的道路上，车声辚辚、马声萧萧；柳树成庄，麦田成垄，男女都在勤劳耕作，呈现出一派和乐安宁的景象。西南有一条道路直通滋阳（滋阳县以前是兖州府治所在），来往行旅尤其多。转向南行，麦苗泛着一片绿色，远处一直连接到云气和树梢的东边。赵君用马鞭指着东南方远处树木高密的地方，说：“那里就是尼山，距离这里六十多里，在邹县境内。尼山书院在山中五老峰的山脚下，近来有盗匪聚集啸聚，不能前往一游，实在是很遗憾的事。”颜母山还在尼山东面三里处，山上有颜母井和祠堂遗址。又向东走，我询问东山、龟山在什么地方。赵君说：“东山相传在这里东南几里的部娄，也就是所说的‘登上东山就觉得鲁国变小了’的地方；这或许只是圣人的寓言罢了。至于龟山，我没有听说它在什么地方；以前曾向本地父老询问，他们也不知道。” 又向东南行进，我侧身眺望东北方，只见烟云缥缈，于是心神已经飞驰到岱宗去了。我们在平野上纵马奔驰，快乐得忘了返回；回头一看，太阳已经逼近崦嵫，于是放慢马缰，沿着柳树夹道的小路走去。池水清澈深广，人和马的倒影映在水中。赵君回头对我笑着说：“这样的情景，简直可以画下来；老哥如今真像五陵的富贵少年，骑着骏马，穿着华服。” 当时我戴着貂冠，穿着狐裘，外面披着棕色驼绒大氅，戴着茶晶叆叇，面貌颇为肥壮；又因为习惯骑马，所以赵君用这句话来称赞我。我转头看赵君，只见他穿着羔皮褂和厚絮裘，系着枣红色丝带，扎着绛色绒结，戴六合皀帽，穿褐色绒雪靴，仪表魁伟，便笑着回答：“如果我是五陵裘马，那么您就更像三河少年了。”赵君说：“兄弟我年过大衍，老哥拿三河少年来比我，未免不合伦类；不过兄弟是燕人，如今还能够吃、能够跑，也勉强可以算是幽燕老将。”我说：“您是燕人，便想做幽燕老将；我是粤人，难道就是南方蛮夷的大首领吗？”赵君听后放声大笑，几乎从马鞍上跌下来。暮色苍茫，昏鸦聚集在树上，我的肚子也渐渐饿了，于是我们并马进入南城崇信门，回到寓所。一进院子，就看见府吏已经在庭中等候我，请我赴晚宴。我立即洗脸洗手、换好衣服，和府吏一起快步前往圣府。我们从大门经过仪门、塞门、大堂、二堂，在三堂下走入庭院，转向西边经过大圆门，又是一座庭院，院落朝北，粉墙高窗，窗门镶着素色玻璃，里面衬有通花银纱帘幕，明亮的屋檐和整齐的台阶，显得十分爽朗开阔。袭公和光翁已经在台阶前迎候，我们互相作揖，进入内院。院内三间房屋承尘上绘着素雅图案，四壁涂白，十分淡雅；地面铺着彩色花砖，器具兼具中西风格，盆中的花草非常奇异而且芳香。向南开辟着一座小庭院，砌成的坐凳都是花纹石，中央种着梅树和杏树，花蕾含苞待放。庭院南面是围墙，墙下种着竹子，竹竿修长、叶子青绿，株株都拂到屋檐；可见这座院子正是为接待中外贵宾而设置的。院子左边红墙高耸，墙内松树和桧树直插天空，那就是圣庙左面的“崇圣祠”和南面的“诗礼堂”。座中除了莲舫以外，还有五位陪客，仪表严肃整齐，都已超过知命之年。大家互通姓名，原来都是曲阜任职官员中的老前辈。喝茶片刻后，袭公起身，请我进入内堂参观周代祭器。莲舫在前面带路，我们出圆门向北走，莲舫指着西面一座轩，说：“这座轩是公爷预备给先生住宿的地方。”我对此深表感谢。我们沿着台阶登上堂屋，只见红色栋梁、青色窗棂，极其壮阔而朴实。转到西面的一间厅堂，那里有屏风和几案，布置得古雅。厅堂中央横放着三张紫木长案，上面铺着绣花坐垫，十件祭器陈列在案前。每件器物后面各有一只木匣，里面衬着古锦，锦里又夹着棉絮，按照器物的形制制成相应位置，用来藏放器物。匣子有盖，盖面刻着器物名称；每件器物前面还陈列着一幅仿制图本，大小约为原器的五分之一，形制和色泽都与原器完全相似。每件器物都有一页题字，听说这些题字和祭器同时由内府颁出，却不知道出自谁人之手，真是神来之笔。在我之前到达的有三个人，衣服鞋履都整洁。我询问他们，原来是城中的读书人，听说圣府宴请远方宾客、观赏重要器物，便请求获准进入孔庭，借此盛会随同观看；由此足见这些器物平日收藏严密，不肯轻易拿出来给人看。器物全都是铜铸的，高约一尺半上下，共有：（甲）木鼎、（乙）亚尊、（丙）犠尊、（丁）伯彝、（戊）册卣、（巳）蟠夔敦、（庚）宝簠、（辛）夔凤豆、（壬）饕餮甗、（癸）四足鬲，共十件。铸造工艺极其精妙，经历二千多年后，气质发生了变化，器物上杂有浮现的碧绿、绛红、深蓝等颜色，宝光四射。抚摸观赏一番后，顿时生出与古人为友、和古人相伴的想法。

译参观完毕回到客座，座中有一位孔庭的老人令熙翁，字熙斋，年纪已经达到杖国之年；他凭前朝乙科出身，历任守、牧等职。我向他询问府中的情况，他回答说：“自改朝换代以来，公府俸禄不能按数得到，祭田的租息又短缺，府属的掾吏、卫役已经大幅裁减遣散。田租用来供给祭祀、充作俸粮，还不到原数的一半。几年前，大学院长蔡元培甚至还有没收孔庭祭田的主张；如果祭田被夺走，那么圣人祭祀将断绝，孔氏宗子也会挨饿了。”座中尤君澍岑接着说：“蔡某如果真有这种举动，真是想不到啊！” 我听后长叹不已，私下想：我以一个没有考中科举的秀才身份从政，近来想来，除了熟悉图籍之外，连一间屋檐也没有可以庇身，按理本应奉邓通、石崇、鸱夷子皮为师法榜样，怎么竟然不自量力，甘愿做一个呆傻之人，反而以孔孟为师法宗师呢？朱注在“明明德”一章中说：“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虚灵而不昧的本性，能够具备一切道理并应对万事；但被人的气质禀赋所拘束，被人的欲望所遮蔽，就会有时昏暗不明。”我沉溺于官场，确实难免受到气质禀赋和人的欲望的拘束、遮蔽；虽然有时昏昧，也有时明白，但终究不像那些庸俗之人，长期处在昏昧不明之中。鹤卿作为前朝的才俊和词臣、民国的秩宗祭酒（元培，字鹤卿，前清时由举人贡士出身，光绪壬辰科补入殿试，入翰林散馆，授编修。民国建立后，掌管教育，任部长兼大学校长），曾穿襕衫、补服，戴爵弁，服九章，面向庠序、辟雍，在至圣像前行过不知多少次三跪九叩礼，竟然倡议没收孔庭的蒸尝祭产，这究竟是怀着什么心思？何况全世界公认的四大世家，是罗马教皇、日本天皇、孔衍圣公、张真人。教皇和日本天皇的尊贵，在当世少有匹敌。我国的两个世家，进入民国后，贵溪真人府被掠夺三次，袭真人甚至流落海上，寄居在外国人篱下。仅仅孔庭的名号还像告朔时保存的饩羊一样，竟然也想把它废除。张真人府的世袭产业曾被查抄，袭真人的封号曾被取消，并被指责以符箓迷惑世人，这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衍圣公既没有教皇的尊严，也没有日本天皇的权威，更没有可以借祈祷符咒惑世骗人的地方。这里延续着哲学的宗统，守护着诞生圣人的地方，自古至今都受尊崇，国内国外都加以仰望。掌管文教枢机的人，应当加以尊崇保护，使之成为众人的榜样。回想十年前，重兄博士前往欧美，宣扬孔教。耶稣教、佛教、回教各教的领袖和信徒，以及各国朝野的名流，都迎接并尊敬地奉他为上座。重兄头戴章甫冠，身穿白色襕衫，手执玉如意，登上讲坛，讲演圣人之道；听众有万人，同心向往仰慕，足以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争光。鹤卿亲自到过海外各国，难道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吗？民国八年，我因中暹缔约的事情作为代表进京。旅京华侨学会在社稷坛的“来今雨轩”欢迎我。鹤卿当时掌管北廱，也参加了欢迎会；他戴着高冠，穿长袍褂，脚穿黑布靴，胡须飘拂，俨然一位有道之人，还对欢迎者说：“陈、刘两位代表长期居住外国，却没有沾染外国习气，值得尊敬。”原来我和刘君俊轩都是穿着国服来参加会议的。拍照时，鹤卿坐在我身旁（那张照片现在还保存在我这里）。后来他娶门生中的某位女士为继室，竟然剃掉胡须，发式采用华盛顿式，服装改穿巴黎式了。这大概是把《四书》倒过来读了：道一变而至于鲁，鲁一变而至于齐，齐再一变就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吗？幸亏当时有人出面争取，又得到南宗令裔、民国元老孔庸之部长的力量，祭祀产业才得以保存；否则圣庙就会沦为荒废的祠堂，孔庭也会降为卑贱的田院了。（九） 考察孔庭的爵位品秩和属官，从汉高帝十二年冬十一月经过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开始，开创了推恩的先例，但当时还没有世袭爵位。元帝即位后，赐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关内侯爵位，号为褒成君，并下诏把他所得食邑用于祭祀孔子；从此子孙世袭，开始有了世袭爵位的宗子主持祭祀。东汉和帝永元四年，改封孔损为褒亭侯。魏文帝黄初二年，封孔损的曾孙孔羡为宗圣侯。晋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孔羡的儿子孔震为奉圣亭侯。江左政权沿用这一封号，后来北魏兼并鲁郡。孝文帝延兴三年，封孔羡的六代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太和十九年，封孔乘的儿子孔灵珍为崇圣侯。到了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孔灵珍的曾孙孔长孙为恭圣侯。后周宣帝大象二年春三月，下诏追封孔子为邹国公，并让孔长孙的儿子孔晋承袭。隋炀帝大业四年冬十月，改封孔长孙的儿子孔嗣悊为绍圣侯，食邑一百户。唐高祖武德九年，封孔嗣悊的儿子孔德伦为褒圣侯。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于是加封孔德伦的孙子孔璲之为文宣公，并兼任兖州长史；同时确定至圣的名号和宗子的爵位。到此时，封爵才传到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共有十二代承袭封爵者。宋仁宗至和二年，直集贤院祖无择上言，认为不应把先祖的美谥加给后代，请另行确定封号。于是下诏改封孔宗愿为衍圣公，这是衍圣公获得封号的开始。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孔宗愿的儿子孔若蒙为奉圣公。孔若蒙去世后，由他的弟弟孔若虚承袭。徽宗崇宁三年，又改封为衍圣公。历经金、元、明、清直到民国初年，一直沿袭而没有改变。世袭爵位的品秩是：汉代关内侯，爵位为第十九等；褒成侯、褒亭侯，爵位为第十二等；魏代宗圣侯，爵位为第十八级。刘宋奉圣亭侯，品秩为第五品；陈代奉圣亭侯，爵位为第八品，品秩相当于千石。北魏崇圣大夫，品秩为从五品中；崇圣侯，品秩为从二品。北齐恭圣侯，品秩为第三品；唐代褒圣侯，地位相当于三品。文宣公，地位为二品。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夏六月，赐给文宣公五品官服。宋元祐年间，规定衍圣公的地位在寺监长官之下，另列为一班。金熙宗皇统二年，授予衍圣公文林郎的阶官。章宗明昌二年，特命衍圣公按四品官对待，晋升为中议大夫。明昌六年，议定礼仪位次，衍圣公位在寺监长官之下。元太祖二十年，赐给四品官印。世祖在位时，改为五品阶官奉训大夫。仁宗延祐三年，又恢复为中议大夫。泰定帝四年，升为三品阶官嘉议大夫。文宗至顺三年，改赐三品官印。顺帝至正八年，晋升为中奉大夫，品秩为从二品，改赐二品银印。

译明太祖洪武元年初，授予正二品资善大夫，班次仅次于丞相；后来废除丞相，便命其位列文臣之首。洪武十七年，赐给与一品相同的诰命。景帝景泰三年，改赐三台银印，待遇如正一品；戴八梁冠，穿织金麒麟袍，袍、带、佩、绶都使用玉，笏用象牙。熹宗天启二年开始，晋升为公孤衔。清世祖顺治元年，题请批准封爵一如前朝，品阶为正一品，班次列在尚书之上。顺治十三年，按惯例授予光禄大夫。顺治十六年，改赐清、汉两种文字的三台银印。高宗乾隆十四年，又改赐衍圣公清、汉篆文一品三台银印。清朝整个时期，世袭爵位和品秩都保持原样。这就是孔庭宗子历代爵位品秩升降、承袭的大概情况。其中陈代最低，清代最高。到了民国以后，这一制度就废除了。至于衍圣公世子的恩荫，则始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穆宗即位后下达恩诏，授予文宣公一个儿子官职。武宗会昌五年、宣宗大中元年、僖宗干符二年，都因举行郊祀而推恩，使文宣公的一名儿子获得出身。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题请批准衍圣公世子穿麒麟袍、系犀角带。庄烈帝崇祯二年，加赐玉带。清世祖顺治二年，经题请批准：嫡长子年满十五岁，授予二品冠服；遇到重大庆典，还蒙受赐荫。起初，衍圣公为正一品官阶，而荫补的儿子仍按正二品办理。圣祖康熙六十一年，开始按正一品大臣的规格办理，荫补一子为五品官，定为成例。逊帝宣统二年，资政院在各省成立。除选举产生的议员外，又设有衍圣公、海澄公、毅勇侯等席位，其中衍圣公的席位在海澄公之前。公府所属官员有：翰林院五经博士十五人，品秩正八品；太常寺博士一人，品秩正七品；国子监学录二人，品秩正八品；国子监学正一人，品秩正八品；孔、颜、曾、孟四氏学教授一人，品秩正七品；四氏学学录一人，品秩正八品。圣庙执事官四十人，其中三品二人、四品四人、五品六人、七品八人、八品十人、九品十人；世袭六品官一人；孔庭族长一人，没有品秩，由衍圣公从孔氏后裔中选择年长、辈分尊贵而有德行的人担任。后来通常兼任执事官，林庙中另设举事一人，原授八品冠带；后来族长兼执事官时，另设司乐一人，品秩正七品；奎文阁典籍一人，品秩正七品；圣庙启事一人，品秩正七品；屯田管勾一人，品秩正六品；守卫林庙百户一人，品秩相当于卫守，正五品；知印一人、掌书一人、书写一人，品秩都为正七品；奏差一人，品秩正六品；随朝伴官六人，品秩正七品；奉祀生四百三十六名，没有品级。另外，在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以前，曲阜县知县也由孔氏后裔拣选补授。乾隆二十一年以后，山东巡抚白钟山奏请说，曲阜知县这一职位在外地拣选时不必限制为孔氏族人，诏令准许，于是停止了拣选补授的惯例。此外还有林庙、书院中负责洒扫的各类丁户。乾隆二十五年，编审时登记在册的现存户数为一百零三户，丁口四千八百五十人。民国以后，官属丁户不再补充，也不再编审；林庙护卫改为警察二十名，体制大为衰减了。又考察孔庙祭田：秦代以前，鲁人按时节祭祀孔子，至于主持祭祀的人以及圭田制度，已经无法详细考察。汉初，才开始由宗子主持祭祀。汉元帝时，才开始有封户。汉平帝时，才开始有国邑。魏晋以后，直到宋初，有封爵却没有胙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才开始赐给祭田百顷。宋哲宗元祐元年、八年，各增加赐给祭田百顷。此后沿袭金代及元代，又有增加拨给。明太祖洪武元年，规定拨给祭田弍千大顷，其中作为屯田的有五处，分别叫“郓城”“鉅野”“平阳”“东阿”“独山”。作为厂的有四处，附属于各屯；其中东阿缺少作为官庄的田地，曲阜有十八处，邹县有十二处，泗水有二处，每年收取这些田地的租税，以供庙祀。其余全部作为衍圣公的廪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岁〕 明成祖永乐五年，又赐给田地七十三大顷。清世祖顺治元年，顺天府所属东安等五县的八十二顷田地中，有七十六顷被圈入旗地。顺治十年，诏令按照数额以山东德、鲁二藩的庄田补给，合并作为尼山、中庸、洙泗、圣泽四书院的祭田。统计荒田和熟田，除去孔氏庙宅 基地三顷二十七亩五分、颜氏庙宅基地九十二亩五分以外，现存田地共二千四百一十一顷七十四亩一分四厘。其中合称“孔孟例地”的有九百四十余顷，庙宅基地四顷二十亩，免纳粮税。其余田地虽然征收赋税，但比通常赋税特别轻；不过所收租额也比通常租额特别少。现在每年收取的仅有三万余元，用来支付祭祀、廪禄、办学、洒扫等费用，仍缺少十分之四。这就是这些祭田顷数及收益的大致情况。我又就圣府建筑的年代和规制向熙翁询问，他回答说：“圣府在明代以前，屡经丧乱，多次遭到焚毁，因此失去了可以考核确定的资料，规模也很简陋。到了明太祖洪武十年，才奉诏命下令营建，规模扩大，符合爵位制度。孝宗弘治年间，府第发生火灾。弘治十六年，下令重新修建。历经清代直到民国，遇有倾圮，就按照规制修治。如今时代已经变迁，爵位停止世袭，租税收入减少，此后废弃败落，必定没有能力恢复旧日面貌了。” 府第的规制是：大门外为广场，广场南面是照墙，东面是辕门，门上建有鼓楼，西面是圣庙，通往圣庙的门叫毓粹门。大门以内向北进入仪门，仪门又叫塞门。塞门北面是站台。站台北面是正堂，正堂共有六进，每进五间；各门左右有公廨、廊庑，各堂东西两侧又有堂院、轩舍。东北角有高大的楼，楼东是花圃。后面是重墙、角楼、堂宇和公廨房舍，共二百六十多间，比燕京太仆寺街的圣府大约大一半（燕京圣府是明代赐给的宅第）。以前尚且不够使用，如今大多空闲，府第也时有兴衰变化。（十） 八时开宴，袭公手持酒杯，恭敬地请我上座，陪客依次坐定。我离席拿起酒尊，斟酒到公的杯中，向他回敬。菜肴丰盛而厚实，酒过数巡，袭公和陪客起身，举杯斟酒敬我；我起身回敬。

译尤君刚从塞外回来，又高谈阔论，把那里​​的形势、风俗谈得十分详细。当时院内外点燃了八盏大型汽灯，光亮如同白昼，更助长了谈兴。他清脆响亮的谈论，极大地触动了我的听兴。我一向有志于前往塞上，始终没有如愿。龙堆、狐口，只能在一夜之间游览，也算是一件快事。尤君是凭借担任牧令起家，接连升任到监司，在塞外做官近二十年，因此对当地的情形非常熟悉。熙翁熟习《左氏春秋》，阐发其中精义尤其透彻，又告诉我说：“公爷已经读完《五经》，而且能够领会其中意义，书法也很值得观赏。”我听后起身，举杯向公以及各位师傅、耆老祝贺。陪客中有人向我询问南方的风光，我挑选其中重要而有趣的事情告诉他们，众人都侧耳倾听。此外所谈的无非是阐明人伦、辅弼正道的事情。酒宴将尽，我作了一首七律，随后告诉袭公明早要拜谒孔林，公嘱咐莲舫陪同。宴会结束后，又喝茶交谈了一会儿，便请辞。公和陪客把我送到外院，又另派差役送我回住所，这时已经敲响十一更了。因为上午拜谒孔庙，下午游览郊外，晚上又参加宴会，身体觉得有些疲倦，吃了几颗葡萄，喝了半杯开水，便脱衣睡下。（十一） 早晨起床，天气温和，穿着絮袍也不觉得冷。洗漱刚完，莲舫已经到了，说已经托人代为准备了车子。我让旅馆的役夫叫摄影师一同前往。七时，从北城延恩门出去，经过平桥。平桥原是为城隍沟所设，但城隍沟已经淤塞。桥北是恩荣坊，坊北是通往孔林神道的地方，有一座白石拱桥，曾经名叫文津桥；左右有石栏，水道已经堵塞，两端都陷没在土中。桥北古柏夹道，苍翠茂密，树干大的有三数围，小的也有两围以上，靠近桥的地方有几株已经枯死。道路宽约三丈，多处塌陷，车辆难行。沿道路向左走约一里，横跨道路有一座石牌坊，匾额题着“万古长春”，高约五丈，下面有重重台阶。牌坊左右各有一座碑亭，顶部覆盖绿瓦，并施以红、青等彩色；四周有石雕栏杆和亭子，亭中立有碑，没有时间停车观看。再向北是至圣林坊，牌坊北面是三间林门，碧瓦朱檐，东西两侧筑起红墙，向正北连接观楼，也就是圣林的内门楼。楼有三层，下层开有拱门，上层匾额题着“至圣林”三个大字。高峻的屋脊、飞扬的屋檐、雕刻的窗棂和彩绘装饰，极为壮观。门内正中是辇路，两旁种着柏树，枝叶茂密遮蔽阳光，满眼翠色仿佛要滴下来，香气袭人。靠近楼的地方有两只石角端，昂首相对。从北城延恩门到孔林有五里多路。林门外左右有人家，大约一百户，有茅屋、竹篱和随风飘拂的垂杨，景色十分清雅；这是守林人家族聚居的地方，就是记文中所说的孔里。进门后转向西走，到下马碑前下车，经过洙水坊。牌坊北面是洙水桥，桥分为三道，桥下浅水映出人的面容，里面多是枯草和干叶，飘积堵塞了水流。桥北有二十多座碑，高低不一，时代各异，文字中有些很俗陋。走一百多步就是陵门，陵门有三间。东侧偏房是思堂，共三间，左右厢房也是这样；另有一间门房，面向南的正堂，是宗子和众子孙祭陵时更衣、享用祭余之处。门内甬道宽约十二尺，道路东西两旁矗立着石华表，角端、翁仲各两尊。翁仲左手拿笏，右手按剑，高度约有一丈；甬道中间靠近享殿处放着一只石鼎，高六尺多。登上台阶进入享殿，殿有五间，黄瓦朱梁，金碧色彩还很鲜亮。正殿中有朱红色的匰，里面供奉至圣神主的匰；前面有一张长案，陈设香、鼎、烛、檠等祭祀用具，沿着殿的东西两侧向北相接。红墙环绕，方圆约一里，用来护卫圣陵，称为内林墙。从殿左侧的屏门向北进入，走下台阶，台阶左边是子贡亲手种植的楷树，树干大约两围，可惜已经枯干，树身半朽，像被劈开一样裂成几部分，只得用铁板框住。楷树北面有一座亭，面向西，就是楷亭。台阶中间是甬道，地面下凹一尺多。道路左边是明廊，护林警察驻在那里。他们看见我们到来，肃立行礼。一名警长迎接我们进入廊中央的客座，请我们坐下等茶，休息了一会儿。从林门到这里，道路两旁的古柏约有四百株，密密匝匝不见阳光，阴冷的气息凛冽逼人。走出明廊，沿甬道向北，明廊北面有四座驻跸亭，最前面是清高宗的，后面是清圣祖的，再后面是宋真宗的。另有一座清高宗驻跸亭，亭中有御制诗一首，御书刻在石上，嵌在亭壁中（高宗在乾隆十三、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七等年南巡经过鲁地以及回銮时，都曾拜谒孔林、孔庙）。道路右边是沂国述圣公子思子的墓，坟丘高出一丈多，前面矗立着丰碑，碑前排列着两尊翁仲，高度超过一丈，戴幞头、手持笏板，形貌雄伟。墓的南面在内林墙上开了一道门，通向外面，进出不必经过享殿甬道。正北面是泗水侯伯鱼子的墓（宋徽宗崇宁元年春二月，封孔鲤为泗水侯。宋度宗咸淳三年春二月，封孔伋为沂国公）。向西转行约五丈多，至圣陵就在这里。甬道为什么不能直达陵墓前面？因为受到沂国公墓的阻碍，大概是孔林陵墓的修建在沂国公受封为侯并下葬之后。至圣陵碑高约一丈，宽约四尺，上端削成圆首，刻有蟠龙纹，石质晶莹润泽如白玉。碑正中用篆书贴金题写“大成至圣文宣王”七字。碑下承托的石趺高约五尺，石趺下设坛，纵横二丈有余。碑前陈设铜鼎一只、烛檠两具，洒扫得非常洁净。陵墓高约一丈五尺，南北长约六丈，东西宽约七丈，上面生着矮树，荆榛杂草还没有割除。向陵墓前行礼完毕，我和莲舫在陵前拍了一张照片。陵墓右侧稍向南，是端木子贡守墓庐居的地方；如今就在这里建了三间房屋，中间供奉子贡的神位。陵墓西面是至圣曾孙、沂国公子思的第四代宗子孔白、字子上的墓；墓南面是子上的曾孙、第七代宗子孔穿、字子高的墓（箕子）。内林墙以内共有五座陵墓。我和莲舫登上小土丘向四面眺望，除了神道、辇路、甬道两旁的柏树和桧树，以及陵殿四周枝干舒展、树荫繁茂的楷树之外，其余乔木很少，形成一片稀疏的树林。下小土丘走出驻跸亭，左边墙门内是土地祠，祠堂东面是神厨，神厨后面是祭孤坛。

译林东北角，是第五代宗子孔求、字子家的墓（白子），以及汉泰山都尉孔宙之后第四十三代宗子孔仁玉、字温如的墓（孔庭中兴祖）等坟墓所在的地方。北面是空墓，西北面是历代宗子墓，东南面是第六代宗子孔箕、字子京的墓（孔求子），西南面是唐代谏议大夫孔戣等人的墓。这些墓的方向参差不齐，没有形成行列，碑碣有的已经倾倒，仿佛是一处杂乱的丛葬地。希望孔庭子孙赶快修缮，以使景观庄严整洁。外林墙周围约十五里，面积四十有二顷。林中的树木在民国十九年那场战事中，因北军凭借树林作战，有些被砍伐；墙也有几处被炮火轰毁。现在虽然已经修复，树木也长出了新枝，但劫难留下的痕迹仍然清楚可见。从前至圣陵上常常生长蓍草，凋谢后又重新变青；茎有八棱，象征八卦，叶有五个尖出，象征五行。以一根长有五十茎的最为珍贵，因为采集的人多，实在不容易得到。林中还出产灵芝，有黄、红、紫等不同颜色，绚丽得像彩色织锦，大概是因为林中古树繁多，气息蒸蕴，所以生长出来。宋代王钦若曾经采来进献，把它当作祥瑞，这就成了阿谀奉承。林中有山药，坚实、细长而柔嫩，形状像地黄；用来入药，胜过河南怀庆所产的。林中楷树很多，纹理坚密，有的削成手杖，有的制成棋盘，有的剖开树节制成饮器，都十分美观。楷树叶子刚长出来时，按照焙茶的方法采制，清香可以用来烹茶。又有一种草叫文草，叶子细小而蔓生，冬夏都不凋零，深秋结实，具有五种味道和五种颜色。有一种虫叫文虫，形似蝉而较小，二三月间就在树梢鸣叫，仿佛琴瑟笙簧合奏一般。又到廊下稍作休息，临走时拿出银币二枚赏给接待我们的林警，并告诉莲舫顺路去拜谒颜庙、周庙。（十二） 考察至圣去世时，弟子们把他葬在鲁城以北一里多的地方（指旧鲁城而言），墓背靠泗水、面向洙水，墓地不过百亩，坟丘不过三版。历代不断为他加高坟墓、增植树木，墓丘一天比一天宏伟华丽，封土形如马鬣。林中的古树相传是各位弟子亲手栽植的，也有人说是奇异树木；树有百种，鲁人却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名称。如今树上没有鸟巢，树下也不生荆棘和刺人的草。考察圣林的规模，它起初仅有一顷宽，子孙都附葬在那里。虽然鲁人世代按时节祭祀孔子墓，但规制和守卫尚未完备。到了东汉桓帝永寿三年，鲁相韩勅修整孔子墓，在墓前建造一间神门，在东南面建造三间斋厅，又把旧祠坛改用石材修复。还拨给若干户人家负责洒扫，制度才逐渐完备。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丙申，诏令说：“尼父的道德足以表率众民，功业惠及百代，但坟墓荒芜，荆棘也不修剪，可以免除墓旁几户人家的赋役，让他们掌管洒扫，并种植松柏六百株。” 元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夏四月，皇帝巡幸鲁地，亲自祭祀孔子，下诏命兖州为孔子修建园林，栽植柏树，修整坟墓，建立碑刻，以褒扬圣人的德行。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冬十一月，皇帝巡幸孔子故宅，免除墓地附近五户人家的赋役，让他们长期负责洒扫。周太祖广顺二年夏六月，皇帝巡幸曲阜，拜谒孔子墓，下令禁止砍柴和采伐。宋真宗景德四年，增加拨给守护坟墓的二十户人家。大中祥符元年，皇帝东封经过曲阜，拜谒孔林，又拨给附近方便办事的十户人家供奉墓地。宋徽宗宣和元年，命工匠制作石制仪卫。宣和五年完工，矗立在墓地。宋高宗建炎二年冬十月，金国左副元帅粘没喝攻陷袭庆府，军队抵达阙里。有士兵想要挖掘孔子墓，粘没喝问通事高庆裔：“孔子是什么人？”高庆裔回答：“是古代的大圣人。”粘没喝说：“大圣人的墓怎么可以挖掘呢？”那些挖掘泗水侯孔鲤墓和刑部侍郎宗翰墓的十二名士兵，全都被斩首。元文宗至顺二年，第五十四代孙、曲阜尹思凯开始修筑周围的围墙，建造重门。明太祖洪武十年，鲁地百姓居文约等人以五十六亩土地增扩林田。明成祖永乐二年，第五十九代衍圣公孔彦缙担心思堂基址和规制狭小，于是加以扩建，又修建墓门三间。永乐二十一年，林墙倾塌损坏，第五十五代孙、曲阜知县孔克中重新修葺并扩展，使周围达到十多里，又重新建造铺舍，让巡卫居住。明英宗正统八年，孔彦缙又分别为文宣王墓和泗水侯、沂国公墓增立墓碑各一通。明孝宗弘治七年，第六十一代世袭衍圣公孔宏泰重修驻跸亭、享殿、林墙和门楼，修建洙水左右两座桥，栽植柏树、桧树数百株。明世宗嘉靖二年，御史陈凤梧重修洙水桥，修建石牌坊和庐墓堂。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巡按连标、巡抚郑汝璧修葺享殿和齐室，建石阙五楹，题名“万古长春”，又建碑亭两座，栽种神道柏树数百株。明庄烈帝崇祯七年，兖东兵备佥事李一鳌修葺；十六年，六十五代衍圣公衍植又修葺，前后再次加以修筑。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冬十一月，皇帝到鲁地向圣林酹酒祭祀，特命扩充土地十一顷一十四亩九分，免除这些土地的租赋；六十八代衍圣公传铎扩建新的围墙，把它环绕起来。清世宗雍正八年，皇帝谕令内阁说：“皇五子到阙里文庙致祭，典礼完成后回京，奏称孔林享堂的墙垣年久倾塌，确实应当修葺。”于是命钦天监五官挈壶正李廷耀前往鲁地勘察估量。九年夏五月，又命负责修理庙宇工程的巡抚陈世倌等估算并监督修建。陈世倌等会同估算后上奏，并请准许享殿使用瓦色，以及按照衣庙工寝殿的制度修建，皇帝下诏准行。十年九月工程完工，共用帑银二万五千三百三两有余。清高宗乾隆年间又修葺过一次。民国以来，林庙虽然已经颓败，却没有见到政府拨发帑银修治；只有华洋义赈会曾拨出赈款，修葺林墙和林门一次。（十三） 又据《阙里文献考术》说：“《志》记载：林内外的古迹，还有冢壁、白兔沟和丹书坊。” 这段记载说，先圣墓北面有五间空墓，都是用石头修成的。先圣去世时，告诫弟子要修建空墓。后来果然遭到秦始皇发掘，挖出了石壁，上面有文字说：“后世有一个男子，自称秦始皇，登上我的堂屋，跳上我的床，饮我的酒浆，颠倒穿着我的衣裳，到了沙丘就死了。”又有一只白兔从墓中跑出，秦始皇追赶它，追到曲阜以西十八里的沟中，白兔死去，鲁人因此称那条沟为“白兔沟”。

译所谓丹书坊，是说汉代鲁相钟离意拿出私钱交给户曹孔▯，修整孔子的车身；进入庙中擦拭几案、席子、宝剑和鞋履，又让男子张伯清除堂下的杂草。张伯在草中发现七枚玉璧，私藏了一枚，把六枚交给钟离意。钟离意命主簿把玉璧安放在几案前。堂下床的尽头有一个悬挂的瓮，钟离意召孔▯询问，他回答说：“这是夫子的瓮，背面有丹书。”当时没有人敢打开。钟离意说：“夫子留下这个瓮，是想把它传给后人。”于是打开瓮，得到一卷白绢书，上面写道：“后世修整我的书，董仲舒保护我的车、擦拭我的鞋、打开我的书笥；会稽钟离意有七枚玉璧，张伯私藏其中一枚。”于是立即召来张伯询问，张伯果然认罪。后来把丹书埋藏起来，建坊作为标志；遗址在城北门外。这些事情都是荒诞无稽的传说，大多是纬书附会而成。从林门向东南走，约二十里处望见一片丛林中的土丘，树木茂密，映着阳光。向莲舫询问，才知道那是启圣林，也就是至圣的父母合葬之处。南面以防山为界，北面靠着泗水；东南方数步远，是圣人的兄长孟皮的墓。宋代以前的规制已无法考察。金章宗明昌五年，五十二代衍圣公元措（元措是金朝所立的衍圣公，即北宗；又有五十二代衍圣公万春，是宋理宗宝庆二年袭封的，即南宗）开始树立墓碣、石仪和神道。明成祖永乐年间，五十六代孙、曲阜知县希范重修墓地，并为圣人的兄长立墓碑。清圣祖康熙十年，六十七代衍圣公毓圻修建享殿、墓门和墙垣。清高宗乾隆二十年，命令七十一代衍圣公昭焕改建享殿三楹、林门三间，装饰华美的椽梁承托屋檐，屋顶覆盖碧瓦，一律仿照崇圣祠的制度。再次走到万古长春坊，坊西一里多的地方有一堆土，草木缭绕，相传是周公望父台（这里所说的周公指伯禽）。进入延恩门，向东转入狭窄的巷子，下车拜谒颜庙。棂星门外是长台，台基高约三尺，台前用石栏杆围护。台中有一口井，上面覆盖着石圈；旁边有一株古桧，树身俯偃曲折，像龙一样盘绕在井上，传说是复圣亲手栽植的。那口井则相传是复圣居住在陋巷时汲水饮用的井。守门人打开左侧门，我们进入殿内；庭院、廊庑的瓦片断裂，墙垣颓败，满眼荒凉，还担心危墙倒下压人。正殿五楹，复圣塑像头戴冕旒，身穿元服，胡须长长地垂拂下来，不像三十二岁的人。神龛上先用竹子支撑，又覆盖笪来遮挡雨水，防止漏雨；寝殿也有一半倾斜。古柏在风中摇动，还有的斜倒在墙上。这座庙在民国十九年的战事中正处于冲击之处，所以遭炮火轰击，残毁得十分严重。在共和盛世，竟把圣贤的林庙当作内战战场，这哪里是平庸之人所能料到的呢？我在塑像前行礼后立即退出。风一吹，倾斜的梁和残缺的屋脊遥遥欲坠，不敢久留凭吊。出庙时，守门人鞠躬行礼送行。我赏给他一枚银币，莲舫说：“太多了，给三五枚毫钱就够了。”我说：“不要计较了。” 从东城秉礼门出来，只见车马喧闹，贸易相当兴盛。过了濠桥不到半里，有几十户人家；向北转过一座不太高的石牌坊，牌坊北面是辇路，宽约一丈，铺着砖，因日久失修已经颇多坍陷。再向北走一百步就是周公庙。大门高敞，上方直悬一块朱地金字匾额，写着“元圣庙”三个大字。庙宇面貌颓败，门下上着锁。莲舫呼喊守门人，一个老妇人拿着钥匙从庙左边的矮屋里出来，打开锁后站在旁边，请我们进去。我给她一枚银币，她道谢后退下。大门外贴着一张东野氏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为春祭习礼发布的告示（东野是复姓，伯禽的幼子名鱼，采邑在东野，因此以东野为氏），告示中间盖着博士印；在颜庙也见到颜氏同样的告示。查考颜、曾、孟、闵、颛孙、东野等圣贤后裔世袭的五经博士，都属于孔庭的属官。如今衍圣公的爵位已被废除，印信也被收缴，属官已经没有可以依附的对象；但五经博士的官职和印信仍然照旧，没有听说当局追缴。这和以前取消清室的位号，而满、蒙王公的爵位等级仍然保留一样，都是同一种畸形状态。庙门有三间，里面是甬道，两旁碑碣如林；夹道的古柏高耸成荫，殿庭东西两侧是庑房，空无一物。甬道直向北面是正殿五楹，规模低小简陋；中间的神龛供奉元圣塑像，头戴冕服，手执圭，眼睛巨大，眉毛浓重，鼻梁高隆，颧骨突出，须发斑白，神态庄重雅正。殿东有一座面向西方的神龛，塑像也穿着冕服，身材高大，胡须修长，我以为是伯禽，莲舫说是鲁共王。殿西有一尊少年塑像，眉目秀美，头戴束发紫金冠，系玉带，穿白龙袍，站在地上。莲舫告诉我：“这是金人。”（考察：周公旦虽然受封于鲁，但留在京城辅佐成王，始终没有到封国去。伯禽到鲁国就国后，淮夷、徐戎一起反叛，他率军平定了他们，安定鲁国，并作《费誓》。他在位四十六年，按理应当配享于庙中。至于汉代鲁共王刘余，他继位后大肆修治宫室，还毁坏孔子的故宅来扩建宫室，从未听说有什么恩惠施及鲁地百姓。如果以对百姓有功作为祭祀他的理由，这个例子仍然不相合；何况他不是姬姓后裔，功业又远远比不上伯禽。当时主持庙祀的人为什么缺少伯禽，却把刘余附祀在这里呢？实在令人无法理解，不知道是不是莲舫说错了。应当再详细考证这件事。我们恭敬地在元圣像前行三鞠躬礼。行礼完毕，从左廊进入寝殿。寝殿三楹，四壁剥落残破，屋顶也将要倾塌；斋舍、廊庑有的已经倒平，成为瓦砾堆。四周的红墙多有缺口，也遭受民国十九年的战事，被炮弹击毁。官府不拨款修缮，子孙又日渐衰微，也没有力量修葺。莲舫对我说：“据老人传说，周庙是由鲁太庙改建而来；按照地势推测，这个说法应当不是假的。”到了庙后高地，放眼四望，满天景物都收入眼底；附着城墙的这一带地方，以周庙为最高处。向西俯视曲城，炊烟和人家历历可数；向北眺望圣林，仿佛就在脚下。东北七里是云阳山，那里有少昊陵；此外还有穷桑城、奄里、舞雩坛、斗鸡台等古迹，只因路途稍远，没有能够前去游览，实在遗憾。东南方山冈土丘起伏不平，夹杂着田庄；外面有高低起伏、曲折绵延的地势，大土丘彼此相连，蜿蜒十多里，就是古鲁城的遗址。偏东有一点青丘，相传是季氏宅第的基址；稍北的一座土丘，则是武子筑台的地方。面对华屋山丘和世代世家留下的高大树木，不禁令人感慨古今。（十四）

译考察曲阜，是上古帝王的都城。《尔雅·释地》说：“大陆叫作阜。”《应劭》说：“鲁城东面有一座土丘，曲折绵长七八里，所以称为曲阜；按星野分野说，降娄是其所属的星次。”《禹贡》说：“这里属于徐州之地。” 《左传》说：“鲁国有大庭氏的库。”孔颖达说：“大庭氏是古代天子的国家。鲁城内有大庭氏的遗址，人们在遗址上修建了库。”《史记》又说：“神农氏在陈建都，后来迁都曲阜。” 《帝王世纪》又说：“少昊从穷桑登上帝位，迁都曲阜，死后葬在云阳山。曲阜在殷代称为奄，在周代称为鲁。战国时鲁国被楚国灭掉，土地于是并入楚国。秦统一天下后设置郡县，鲁地属于薛郡。刘邦、项羽共同起兵诛灭秦朝，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称王于梁、楚，并占有鲁地。汉王五年，刘邦在垓下击败项羽，逐步平定楚地；鲁地坚守不降，汉王率诸侯军北上，把项羽的首级给鲁地父老看，鲁地才投降。” 考证：《史记》说：“汉王按照鲁公的礼制把项羽葬在谷城。”谷城就是今天的东阿县；而曲阜城东北的汉下村有一座古墓，民间称为霸王头，相传是安葬项羽首级的地方。又据说，汉初设置鲁县，隶属豫州部；吕后时封张偃为鲁元王，就以鲁县作为王国治所，不久便废除。汉景帝二年，又把儿子淮阳王刘余改封到这里，这就是鲁共王。鲁共王喜欢修治宫室，建造了灵光殿。遭逢王莽之乱后，王国被废除，只有灵光殿巍然独存。光武帝初年，改属任城郡。建武十九年，废太子刘疆为东海王，命他依托灵光殿的遗址，仍以鲁地为都。魏、晋废除王国，设置鲁郡，就以鲁县作为郡治。刘宋把鲁郡的治所迁到邹县，以鲁县作为属县，改隶兖州部。北魏仍以鲁县作为鲁郡的治所。北齐把鲁郡改为任城郡。隋文帝开皇三年，废除任城郡，鲁县隶属兖州；四年，改县名为“汶阳”；十六年又改名为“曲阜”。隋炀帝大业二年，重新设置鲁郡，改隶徐州部，而曲阜仍然属于鲁郡。唐太宗贞观元年，曲阜县被省并；八年又恢复设置，仍属兖州，鲁郡隶属河南道。又考察古鲁国城，相传城门有十二座，正南门叫“稷门”。《水经注》说：“沂水北面对着稷门，春秋僖公二十年，新建南门。”杜预注说：“原名稷门，僖公把它加高扩大，所以称为‘高门’，又叫‘皋门’。”《史记》所说“齐国人把女乐送给鲁国，陈列在鲁城南面皋门之外”，就是指这里。南面的左门叫“章门”，右门叫“雩门”。《左传·庄公十年》记载，公子偃请求攻击宋军，从雩门偷偷出城，披着虎皮先行冲击，在乘丘大败宋军，说的就是这里。正北门叫“圭门”，北面的左门叫“齐门”，右门叫“龙门”。正东门叫“建春门”。《国语》说：“有一种海鸟叫爰，停留在鲁城东门外三天。”怀疑说的就是此门吧？东面的左门叫“始明门”，又叫“上东门”。《左传·定公八年》所说“公敛处父率领成人从上东门进入，在南门之内与阳氏交战”，就是这里。东面的右门叫“鹿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说“臧孙纥砍断鹿门的门闩，出奔到邾”，就是这里。正西门叫“史门”；西面的左门叫“归德门”；右门叫“麦门”。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因为轩辕黄帝降临延恩殿，又认为黄帝出生于寿丘，而寿丘就是曲阜之地，于是在曲阜修建景灵宫供奉黄帝，把县名改为仙源，并将县治迁到寿丘，曲阜城于是废弃。寿丘在今天城东八里处，就是现在所称的旧县。金太宗天会七年，又把仙源改为曲阜，仍以寿丘为县治。经历金、元两代，到明武宗正德七年，流寇刘七侵犯阙里。第二年才改建今天的城池来保护圣庙，县治又从寿丘迁回阙里。（十五） 中午回到寓所，饭后休息；下午太阳偏西时精神恢复，前往各家书店寻找购买古籍，却没有买到，只得到一部乾隆《金乡县志》，于是读了起来。金乡在古代是甲父国，殷代是缗国，周代是茅国。后来属于宋国，是缗、防、梁丘三邑的土地。秦代设置缗县、昌邑县，隶属薛郡。汉代先后为稿侯国、山阳王侯国，又设东缗、昌邑二县，隶属山阳郡。晋代为高平国，治所在昌邑。刘宋撤销昌邑县并入金乡，设置金乡郡。北魏废除金乡郡，以金乡县隶属高平郡。隋代属济北郡。唐代属兖州。五代属济州。宋、金沿袭旧制。元代属济宁路。明代属兖州府。清代沿袭明制，后来改属济宁直隶州。民国时期属济宁道。汉代的彭越、张匡、丁恭、王畅、范式、张俭、仲长统、刘表，魏代的凉茂、王粲、满宠，晋代的向秀、王弼、虞溥、郗隆、王宏、郗鉴、郗超、郗愔，南北朝的檀韶、檀袛、檀道济，唐代的郗纯，宋代的张肃，元代的马绍等人，都是金乡人，可以称得上是人文荟萃之地。又看到《职官表》记载：“杨守道，海阳监生，嘉靖年间任教谕，列祀名宦。”我以为这里的海阳是山东的海阳。等看到《宦绩门》记载：“杨守道，广东潮阳人。任教谕。为人温和谨慎，与士子相处，融洽自然。置办学田三顷，死于任上，士民都思念他，列祀名宦。”这才知道他是我郡的前辈名人。可是表中传记说法不一致，一说是海阳，一说是潮阳，实在不敢断定。

译后来查阅《潮阳志》，没有这个人。《海阳志》只在《仕宦门》中记载：“杨守道，翰林院五经博士。”没有记载他在金乡任教谕，也没有记载他的监生出身。《金乡志》又漏载了他的五经博士身份；查考《郡志》，则记载：“嘉靖元年贡生，任金乡教谕。”但没有说明属于恩贡、拔贡、岁贡还是副贡。等到阅读《澄海志》，其中记载：“守道号敬斋，嘉靖年间贡生，是下外都人。授任海门训导，升任金乡教谕。他留心教化，士人舆论都称赞他。他在海门任职时，置办学田三百五十亩，用来供养求学者；各位生员感念他的恩义，请求把他列入名宦祠，并从祀乡贤祠。”他的墓在中外都华富西山。至于他的监生身份及五经博士官职，记载都很简略。查考澄海是在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设置的，杨守道由贡生、监生出身而入仕，是在嘉靖初年；当时下外都还属于海阳，而《海阳志》除了记载五经博士之外，其余内容都缺失。《澄海志》记载置办学田、祀奉名宦的事情是在海门，没有提到金乡的事。又考《明史·职官志》，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品秩为正八品，教谕、训导属于未入流，后来改列在杂职之上。守道死在金乡，难道是由五经博士降为训导或教谕，或者因某事被贬官吗？各地方志记载有详有略、互相参差，都是因为年代久远、道路遥远，修志时没有充分征访考察。以各地方志互相印证，守道本来确实是海阳人，后来下外都划出设置澄海县，于是也成为澄海人了。我曾读清穆宗同治《番禺志》，其中记载：“梁允瑜，任山东诗礼堂启事。”却不知道诗礼堂原来只是附属于圣庙之内的机构，也不了解孔庭的制度；圣庙中只有一名启事，品秩为正七品，梁允瑜当时大概就是圣庙启事官。当时《番禺志》的总分纂者是史宫允穆堂、何赞善石卿、陆教授磬石、陈学录兰甫、金监丞芑堂、陈司马古樵，都是博学通儒，却仍然难免疏漏，何况其他人呢？三长之难，实在太严重了！（十六） 晚饭后，我让馆役拿着名帖，分别前往圣府和光翁那里，告知明早北上，请他们原谅我不能当面辞行。正和赵君闲谈时，袭公派来的莲舫代表到旅馆来，请我多留几天；光翁也驾车赶来，请我暂且停留。我以还要登泰山、赴燕地拜访师友为由，答应以后再会。光翁说，如果能在圣诞日再次驾临，他将尤其感到欣喜。二十二日早晨七时起床，清点行装，付清旅馆费用，并嘱咐馆役租车。八时，莲舫代表袭公前来送行，我谢绝说不敢当。九时离开旅馆，旅馆主人以及莲舫、赵君远送我，随后道别。到达车站时才十一点钟，北上的车要到中午才来。我进入候车室坐下，先到的有十几个人。不一会儿，只见一位扶杖进来的病老头，向衣冠整齐的人下跪，请求施舍；人们给他的铜币有一两枚不等。有一个穿缎袍的年轻男子，带着一个小皮囊，里面装的铜币鼓鼓的。老头走到这个年轻人面前，跪了三次，磕了几个头，求他给一枚铜币；年轻人吝惜不肯给，座中人都露出鄙夷的神色。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客人靠近我，低声说：“这是谁家的小伧？竟然这样吝啬！”我微微一笑，答道：“杨家的儿子。”客人听出我的口音，知道我是远方来的客人，又问：“那个小伧是本地人，先生怎么知道他姓杨？”我说：“假如不是本地居民的后代，怎么会舍不得拿出一文钱来帮助病老头？他就是不肯这样做。” 过了十二点，火车从兖州开来，稍停片刻便开动了。我于是登车向北行进，靠着车窗眺望阙里，恋恋不舍；直到林木隐入渺茫之中，才退回车厢坐下。不到一刻钟到达大汶口，看见寒冷的河流向东流去，斜阳向西斜照，不禁感叹季氏的“孔多怅”，怜惜闵子骞已经不再出现；我还没来得及再次等待什么，自己已经到了汶水以北。过了汶口继续向北走，知道离泰安已经不远。车里的乘客很少，于是我昂首阔步，在车厢中来回踱行，舒展腿脚，预备接着到至圣登临泰山之巅、俯视天下。（十七） 附录四：四氏学的建置始末 古代国家设有学，术设有序，党设有庠，家设有塾。如今孔、颜、曾、孟四氏学虽然设置了学官和教师，地位相当于郡国之学，实际上却是孔氏的家塾。孔子去世后，子孙就把住宅改作庙，收藏车辆、服饰和礼器，世代以家学相承，自行互为师友；鲁地的学生也按时到他家学习礼仪。魏文帝黄初二年，下诏命鲁郡修建孔子庙，又在庙外建造屋舍让求学者居住，这就是孔氏家学仿照建立的由来。西晋发生战乱后，各项制度废弛，一百多年间再也没有讲习诵读。宋文帝元嘉十九年，下诏给鲁郡，恢复学舍，召集学生并加以荐举。但经过战乱荒废之后，不久又废弃衰败。沿至隋、唐，没有值得记载的事情。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孔子第四十四代孙勖任知县，奏请在家学旧址重建讲堂，聘请教师授业，得到诏旨答复准许，从此开始有了“庙学”之名。干兴元年，孙奭任兖州知州，又加以修葺。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在孔庙东南角改建学校，设置教授一人，命他教导孔氏本家子弟；乡邻中愿意入学的人，也听其入学。不久又把颜、孟二氏的子孙列入其中。另拨尼山附近的田地二十顷，作为庙学生员的膳食供给，并赐《经》《史》《书》各一部。四年，增设学正、学录各一人，教导奉圣公的后代。金章宗明昌元年，下诏修缮庙学，命孔氏子孙中已经学习词赋、经义的人准备参加考试，按照兖州府供养士人的条例，每人每月发给官钱二贯、米三斗；小生减半发给。兖州管辖下的进士愿意跟随学习的，听其入学。曾经得到府学荐举的，参加终场考试；举人免试。入学人数仍限定为二十人为额。元世祖中统三年，下诏说：“孔氏、颜氏、孟氏的家族都是圣贤的后代。自从兵乱以来，往往失去学习机会，甘愿成为平庸鄙陋之人，朕对此十分怜悯。现在任用进士杨庸教授孔氏、颜氏、孟氏子弟，务必严格加以训诲，使他们精通经书义理，以继承圣贤的事业。” 至元三十一年，又拨给曲阜土地九大顷五十亩、沛县土地五十大顷，作为学生的学田。文宗至顺年间，沛县的学田被豪民侵占，孔子第五十四代衍圣公主持办理此事，使学田得以恢复，并又开垦扩充。宋元祐年间，所拨给的尼山学田中有荒地一顷五十亩，每年收入粟米四十八石，用来供养师生；此后陆续开垦，到明代才恢复二十顷的原定数额。明太祖洪武元年，把庙学改名为“三氏子孙教授司”。七年，裁撤学正。十年，重新修建学宫。

译英宗正统九年，孔子第五十九代衍圣公上奏说：“三氏子孙起初只是在学校读书、学习礼仪，并未确定生员名额。如今学生日益增多，有从京闱考试中获得荐举的，有从府学考试中获得荐举的，也有以儒士身份获得荐举的。请依照郡县学校的条例，设置生员名额，听任提学官考选，参加山东布政使司的乡试。”诏令同意了他的请求。宪宗成化元年，孔子第六十一代衍圣公奏请并获准颁给三氏学印，又说在学校读书的子孙不少于二三百人，如果只由科举这一条途径进取，难免有人长期滞留，因此请求依照各府儒学的事例，设置岁贡名额，议定每三年贡举一人；从曾经参加科举并经考试、通晓经书、平素品行端正的人中选取。孝宗弘治十一年，兖州知府龚弘向巡抚、巡按请求，重新修建三氏学，规模制度比旧制有所增加。武宗正德四年，生员颜重礼和本学教授先后上疏，都以贡举名额不均为理由。礼部议定：先贡孔氏三人，此后当年同时贡颜氏一人；孔氏再贡三人，此后当年同时贡孟氏一人，把它作为定例。世宗嘉靖六年，山东巡抚刘节上奏说：“三氏学生员历来只按入学先后排列岁贡次序，并没有考选的条例，因此求学者没有受到劝勉或惩戒。请制定考选办法。凡是在学生员，先分别列为廪膳、增广、附学三种名目；廪膳生、增广生可以各依府学四十名的数额，也可以各依州学三十名的数额，附学生不限定人数，全部命提学官考核；成绩上等的为廪膳生，次等的为增广生，其余为附学生。廪膳生有缺额，由增广生收补；增广生有缺额，由附学生收补。至于岁贡，不论入学时间早晚，只按照廪膳生的名次确定，不许插队超越。”礼部议定依照州学为例，设置廪膳生、增广生各三十名，按廪膳生的名次开始贡举，每三年贡举二人。十九年，开始给生员发放廪米。二十年，山东巡抚李中奏请获准，把泗水县泾府原有的绝户禄米中，每年拨出三百六十石作为三氏学廪膳生的供给。二十三年，又因泗水路途遥远、发放不便，改为拨给曲阜县应缴纳给鲁府的禄米三百七十三石。神宗万历十年，孔子第六十一代孙、世袭职务的知县宏，因学舍夹在公府、藩司和臬司的衙署之间，地方狭窄闭塞、规制不完备，于是迁建到按察司的东面。十五年，采纳巡按御史毛在的请求，把曾氏子孙增列入学，改名为四氏学。二十八年，巡盐御史吴达可在城北蔡庄置办学田三顷有余，又在泗水县城西临泗的两个庄置办学田四顷五十四亩有余，作为科举和贡举的费用。三十七年，巡盐御史毕懋康在城西北春亭庄置办学田三顷二十六亩有余。四十年，兖州知府陈良才在城西北贺庄置办学田五十八亩有余。这一年，提学道陈瑛对巡抚、巡按说：“四氏学设有教授、学录，和国学相比虽然略低，和郡学相比却较为尊隆；廪膳生、增广生的名额数目本来应当比照郡学。过去因为人才还不兴盛，所以旧额只有三十人。如今圣贤后裔繁衍，入学的有三百多人，而廪生名额仍和过去一样，这不是尊重圣贤后裔的办法。应当把四氏学廪生增加十名；府学的增广生员数额如果增加，四氏学也应照此办理。廪膳和伙食费用从学田收入中支取。儒童参加岁试、科试两次考试，录取入学四十名；岁贡每年贡举一人。”巡抚、巡按据此上报，请求批准。四十二年，孔子第六十三代孙、世袭职务的知县贞丛，把四氏学迁建到孔庙西面的观德门外，就是今天的学宫所在地。中间是三间明伦堂，左右厢房各五间；东边叫“启蒙斋”，西边叫“养正齐”；后面是“尊经阁”，左边是教授署，右边是学录署。外面开设重门，门外是泮池，池上架桥，桥前是状元坊。四十五年，兖州知府张铨在城北大庙庄捐资置办学田五十亩。熹宗天启元年，云南道御史李日宣请求：除山东省原有的中式名额外，每科再从孔氏后裔中选取一二人，贡送到朝廷，以观察新政。礼部议定准许。孔氏后裔另编入“耳”字号，列入榜中；再全面查阅各经房的试卷，如果孔氏没有中式者，就把孔氏的试卷集中起来当堂公开阅看，录取其中一人，加在山东原有名额之外；但不必拘定只能一人，以免因此造成更多妨碍。连续五科都录取二人。后来到庄烈帝崇祯七年，鲁宗学分去一名，于是停止录取两人，只录取一名，国朝沿袭此制。世祖顺治十四年，提学道施闰章向山东巡抚缪正心陈述，经上奏批准，将原有的两个名额归还四氏学，不限定孔、颜、曾、孟哪一氏，凭文章录取。世宗雍正二年，又增加一名，共为正式名额三名。恭逢我皇上登基，乾隆元年，在恩科扩大名额时，在三名之外又增加一名。儒童入学的人数，顺治初年裁定为十五名，不久又增加五名，如今定为二十名。武生的设置始于圣祖。康熙四年规定，每逢岁试考取十五名，永远作为定例。学官的俸禄，明代从瞻庙田地的收入中支给，规定每人每月发俸米五石，后来逐步裁减为每年发银二十四两。本朝按照百官品级俸禄的规定，从曲阜县正项钱粮中每年发给教授、学录俸银五十六两九钱六分，斋薪银各十二两，马草银各十二两；岁贡生的袍、帽、伞盖银十三两九钱七分，以及斋夫、门夫、斗级等各项杂役的工食，也准许从县里的正项钱粮中开支。另外，原有廪生三十名，每人发米十二石，闰月增加一石，从曲阜县存留的粟米中支领；后来增加廪生十名，应增加米一百二十五石，从本学学田的收成中供给。不久又把米改为银，折算廪银三百七十两，随后又裁去三分之二。乾隆二年才恢复原来的数额；学宫年久失修，逐渐倾塌。乾隆二十四年，提督学政、内阁学士谢溶生倡议捐出俸禄重修。（摘录自《阙里文献》，考学校第八之一。） 清末科举废止后，学校随即废弃。原址改办学校，教授四氏子弟；其他氏族的学生有愿意入校学习的，也一并收录。（陈端度恭敬地学习断句，敬请老丑、吟鹤山人斧正。）

译祖父陈沅，字梅湖，号光烈，是广东潮州府饶平县隆眼都南溪堡大巷人，清末秀才。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秘书室主任、陆军中将、大元帅府大总统府咨议官、靖国军统领部顾问、粤军司令部参议、两广盐运招收使、行粤军招抚使事、饶平、大埔、澄迈县长、广东通志馆编纂、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九区统率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东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国务院简任职存记、驻暹罗中华学校监督、汕头回澜中学、友联中学、工读学校董事长、潮梅自治总会会长、饶平陈氏家族自治会长、粤东公路局长、广东高等法院东区分院长、分陕道尹、梧州市公局安代局长、汕头市警察局局长、火宅僧、汕头密教重兴会理事长等职。他著有《广东通志列传》《广东通志资料》《南澳县志》《饶平县志补订》等五十六种著作。现在将祖父五十多年前至九十多年前从未发表的部分诗文，陆续提供给读者阅览。诗词著作的一部分收藏在广东汕头韵古楼、隆都大巷招抚第，以及诸暨县枫桥镇原属下学生张宗骞少将和他的内兄骆雨迨家中。这些作品能否保存于世、经历灾难劫变流传到什么时候，听凭造化安排。（作者原意注） 陈梅湖公的孙子陈端度恭敬地摘抄整理，并恭敬地代为转贴于山西太原。《曲阜林庙展谒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