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卷二●卷三

译圣祖在位六十多年，每当优待、破格任用廉吏，都远远超出常规。最著名的是睢州汤文正公斌、仪封张清恪公伯行，而二人都曾用来治理苏州；略述他们的事迹，是为了显示廉明之臣辅佐国运，也可见我们吴地所受的恩幸尤其深厚。文正公巡抚苏州时，先后奏请免除数十万的积欠，并告诫司道、郡守，不得收受下属一文钱。当时大学士明珠正结党营私、招权纳贿，援引前苏州巡抚余国柱出任户部尚书。余国柱因为连年免除漕粮、缓征赋税，便向苏州藩司索取巨额部费，文正公坚持不答应。各位权贵对他的做法感到不便，催促他回朝，并百般进行谗害；幸赖皇帝眷顾，最终得以保全。不久，郭侍御【原文名“▯”疑为缺字或乱码】上疏弹劾明珠、余国柱贪污欺罔的罪状，请求加以严惩，皇帝下旨全部依从他的意见。郭侍御正是文正公所举荐的江苏廉吏。清恪公巡抚苏州时，极力坚持廉正，因此同总督噶礼不合，后来又因辛卯科场案互相弹劾。圣祖特意罢黜噶礼而留下张伯行，并且告谕朝廷群臣说：‘张伯行做官清廉，朕知道得非常清楚；噶礼的操守，朕不能相信。若没有张伯行，江南地方必定有一半会受到他的侵削。朕作为天下之主，像这样的清官如果不加以保全，那么读书几十年又有什么益处呢？’ ‘可是所有做清官的人，又能依靠什么来使自己安心呢？’当时听到诏书的人，欢呼声震动大地。直到现在，几位江南名臣仍把文正公和清恪公并称，称作“前汤后张”。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是圣祖五十岁万寿。王公大臣先后进献鞍马、缎匹等物，皇帝都不接受；群臣又进献祝寿屏文，他只留下册页，屏文也不接受。前些年汤文正斌巡抚江苏时，士绅和百姓在他的生日制作寿屏，汤公只命人抄录汪尧峰所撰的寿文，却退还了寿屏。仅从这一件事，也可以想见君臣同心同德。圣祖努力做到清心寡欲，使世道返璞归真，实在是一件盛事。圣祖在万机之余，潜心研究六艺，下至濂洛关闽之学，旁及历法、算术、声音等学问，反复钻研，贯通了各学的源流。这样的天纵圣明，大概是百姓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李文贞光地说：“孟子叙述尧、舜以来直到周文王，大约每隔五百年，道统就传承一次；孔子以后五百年到了建武，建武以后五百年到了贞观，贞观以后五百年到了南渡；自朱子以来又过了五百年。皇上应合王者兴起的时期，亲自学习圣贤之学，难道上天将要重新开启尧舜的盛运吗？”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确切的论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康熙三年夏天，山东兖州有虫子遮蔽天空，形状像蜣螂但稍小，颜色像金子。知情的人认为这是年成凶歉的征兆，称它为“苍诸”。雍正四年十二月，陕西、山东、河南、江南各省的黄河水变清了。各地守臣先后上奏报告，诏令交付史馆。按：汉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济北的河水变清；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变清；元顺帝末年，黄河变清。评论者有的认为这是变异的征象，但后世却把它夸说成盛事，大概不能一概而论吧。世间传说宪庙多任用任侠之士，但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只是曾经任用方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几个人，让他们在内廷行走，试验炼丹和修炼之术。然而只是把他们安置在西苑空闲的地方，起初并不让他们干预其他事务；乾隆初年，就把他们驱逐回籍，也没有什么奇异事迹可以考察。旁门左道迷惑百姓，往往在衰败的时代造成祸害。汉代的黄巾张角、元代的红巾刘福通，是造成祸害最大的人；如果是在盛世，甚至不用等到他们酿成祸害，也一定会预先把他们铲除。康熙年间有个朱方旦，自号二眉山人，假借修养炼气之名，所到之处煽动迷惑南方各地，甚至有大吏迎接跪拜他。经侍讲王鸿绪奏请惩治，不久便将他置于重典，他的党羽也按罪行轻重分别治罪。道光三十年有个薛执中，借行医招摇撞骗，妄言人的吉凶祸福，经给事中曹懋坚访查捕获并具奏，不久将薛执中处以大辟。跟随薛执中学习静坐的宗室奕纪，以及跟随他学习按摩的尚书文庆等人，也都被夺职降黜；这些都是在邪说刚开始萌发时便将其铲除。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匪徒发生变乱，大兴的林清、滑县的李文成为首领，在宫禁中发动事变，并在山东、河南得到响应。幸而擒捕惩治迅速，不到半年就平定了。这场乱事虽然已经发生，但很早就被发现，仍不足以成为祸患。至于乾隆末年的川楚教匪之乱，起初是安徽人刘松传习白莲教，以治病为名迷惑众人。他的党羽刘之协于是图谋不轨，继而聂杰人等在楚地起事，徐天德等在川地起事，势力越来越蔓延，经过九年征讨，才得以肃清。道光末年的粤匪之乱，洪秀全附会天主教，聚集众人起事，残破十六省，扰乱十五年，到同治初年才得以平定。这是由于对邪说疏忽玩忽而酿成巨大祸患，耗尽全国力量，拖延很久才得以平定。最奇怪的是光绪庚子年拳匪之乱。所谓“大师兄”的伎俩，比不上朱方旦、薛执中那样足以接近士人；其声势，也比不上刘之协、林清、洪秀全那样遍布中原。然而狂妄悖逆的载漪却想依靠他们来发动事变，昏聩荒谬的徐桐、刚毅等人也跟着附和，于是导致京畿地区动乱，挑起同强邻的衅端，加速了危亡局势。旁门左道迷惑百姓所造成的祸害，真是酷烈啊！

译满洲那些跟随太祖、太宗起兵的诸位俊彦，就像汉代的丰沛、南阳人士一样，所受恩遇最为优厚，但对他们的告诫也格外严厉。乾隆五十年，皇帝谕旨说：“一向以来，满洲中学习举业的人，文章义理本来就很浅陋；等到侥幸考中科目、列名翰苑，问他的文学修养，他却说：‘我的身份是满洲人，哪里能同汉人相比？’等到问他的骑射本领，他又说：‘我是词林官员，哪里能同武夫战卒相比？’在两方面都推托躲避，结果成为无用之人，这是朕深恶痛绝的。即使从前尹继善、鄂容安、钟音、观保等在翰林中都称得上出色，也只能按照常规办事，对于边疆的重要事务却不能从容办理。虽然其中鄂容安曾经承担军旅重任，但临危遇变时，也只知道以一死来塞责，究竟对国家大事有什么补益呢？”读这段话，可以看出太平日子久了，仕途上逐渐增多庸碌和滥竽充数的人；满人凭借身份侥幸得宠尤其严重，而君上本来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也不曾稍有偏袒徇私。自古以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必定把崇尚节俭、抑制奢侈作为要务。远考盛世，往往民间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事情也关系到宫廷，只是担心告诫不够详尽。观察世运的人应当把这些编录下来，以彰明美好的教化。乾隆元年，皇帝谕旨说：‘八旗是国家的根本，从前崇尚节俭朴实的风俗，最近于古代。’ “太平日子长久了，风俗渐渐趋向奢侈靡费。比如在外省任职、奉差办税的人，不守本分，任意花销，耗竭国家财物，使自己招致罪责。兵丁和闲散人员等，只知道穿华丽衣服、吃精美食物，挥霍钱财，彼此相沿成风，完全不知道悔改。今后务必严格遵守典制，谨慎修身、节约用度，不要追求浮华，不要沉溺游荡懒惰，这样才可以避免陷入困窘。倘若不知道彻底改正以前的错误，仍然重蹈覆辙，骄纵奢侈靡费，亏空国库、贻误公事，不但不再施恩，而且还将依法不予宽贷。这是告诫八旗的。”又有谕旨说：“使民众生活富足的办法，在于致力于根本而节约用度。朕听说晋、豫一带民俗多崇尚俭朴，所以家家都有储藏。只有江苏、两浙一带的风俗崇尚奢侈，往往家中没有一斗储粮，衣服却一定极其华美鲜丽，饮食也不肯甘于清淡。加上乡里之间茶坊酒肆如星罗棋布，少年人无知，游荡而失去职业。那里土地狭窄、人口稠密，正以衣食难以满足为忧，怎么能承受这样的风俗？百姓生活怎么能不艰难？朕怜悯百姓，希望他们富足，已经把历年的各项积欠全部免除。小民趁此手脚宽裕的时候，正应各自勤勉从业，崇尚朴实、去除奢侈，以防止贫乏。怎么可以习惯于奢侈靡费，互相仿效，一天比一天严重，积累成为风俗上的忧患呢？地方大吏以及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守令，都应当普遍进行教化引导；缙绅人家尤其应当节俭，作出表率。这是告诫江浙的。” 元旦发生日食，各朝都把它作为上天的警戒。乾隆六十年乙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都因为元旦日食而停止接受朝贺和举行宴筵。只有乾隆乙卯年还同时遇到元夕月食，第二年便立即禅位。当时和珅执掌国政将近二十年，天下骚动不安，上天理应有这样的警告。光绪丁酉年以后不久就发生拳匪之变，当然也应当算是先兆。同治三年，御史贾铎具疏上奏，内务府有太监演戏，把库存缎匹裁成戏衣，每演一天，赏赐费用几乎达到千金，请求下令禁止。两宫随后降下懿旨说：各省军务还没有平定，这件事按理说一定不会有；但传闻也必定不是毫无根据，难保没有太监等人假借名义招摇，着令内务府大臣等严加查究办理。一个享用天下珍馐的君主，演戏每天花费千金，而宫廷中的告诫又如此严厉，这自然是中兴的气象。自光绪中叶以后兴修颐和园，穷极奢侈华丽，慈禧乘舆临幸，年年纵情歌舞。虽然以尊养太后为说辞，但国家正处于艰难之际，游乐无度，实际上距离忧勤警惕的宗旨已经相差很远了。穆宗喜好出外游乐。相传他曾微服出行到宣德楼酒肆，遇见翰林王庆祺，听到他的歌声后很喜欢，因此擢升他为侍讲，命他在宏德殿行走。王庆祺得到宠幸以后，更加引导穆宗进行狎邪游乐，秘密进献春方、春册，淫秽放荡到了极点，穆宗因此得病。有人作对联讽刺这件事说：“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且喜词曹工词曲；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文辞虽然粗俗，也保存了事实。穆宗去世后，陈六舟中丞彝当时任御史，上疏弹劾王庆祺说：“侍讲王庆祺一向不是一个立品自爱的人，平日行为颇多物议。同治九年，他的父亲王祖培主持广东乡试，在江西途中病死；王庆祺听到丧讯后，忘记哀痛而贪图利益，又到广东去请求资助。前一年，王庆祺任河南考官，撤去帘幕之后，竟公然微服出游寻欢。举出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他的大概。至于街谈巷议中那些没有根据的话，臣不敢冒昧陈奏；但这也正是他平素行为不能取信于人的明证。臣考虑上奏此事已经很久，因为他是内廷行走的官员，关系到国体，所以犹豫没有发出，也希望大行皇帝圣明，日久之后一定会洞察此人。没想到突然到了今天，臣在悲号之下，半夜忧惧不安。嗣主年幼，实在需要身边前后左右的人辅导，不能不是正直的人来成就圣德。像这样的人如果再留在禁廷旁边，祸患不会小，应当立即屏退，以警戒在位之人。”奏疏呈上后，皇帝下旨，王庆祺立即革职，永不叙用，听到的人都感到痛快。大概因为诱导皇帝出游一事有些难以明说，这份奏疏措辞隐约而极为得体，京城人士多有传诵。

译同治中兴以后，曾文正、李文忠等人在外部辅佐，恭忠亲王则在内部秘密运筹，虽然外患逐渐加深，国事还没有立即败坏。到了光绪甲申年，恭王被排除出军机处，代之以贪婪庸碌的礼亲王，时局日益恶化，于是像江河之水不断下落一样了。（这一年三月有诏旨说：现在国家元气尚未恢复，时局艰难仍然严重，军机处实在是任用人员、推行政务的枢纽。恭亲王奕▯等起初还小心尽力辅佐，后来却敷衍塞责、只求保全荣宠；每当朝廷有振作图治的意图，他们便固执成见，不肯切实执行。言官多次上疏弹劾，有的指责他们蒙蔽皇上，有的弹劾他们萎靡不振，有的说他们礼器不整，有的说他们不懂得识别人才。本朝家法极为严密；如果说他们像前代那样窃取权力、扰乱政务，不仅是他们内心不敢做的事，也是法律实际不能容许的事，但仅仅以上这些方面造成的贻误已经很严重了。恭亲王奕▯、大学士宝▯入直军机处的时间最长，责罚应当严厉；现特别记取他们过去的功劳，使他们保全晚年。奕▯加恩，仍保留世袭罔替亲王爵位，革去一切差使，在家养病。宝▯按原品级退休。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和兵部尚书景廉，都革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恩准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诏旨记载到这里。）军机大臣全部遭到斥退，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事。同时，便任用礼亲王世铎、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侍郎孙毓汶、许庚身，一同进入军机处。明白内情的人认为，这是仲堪之举，是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孝钦自从斥退恭王以后，任用庸碌之人以便自己享乐；每逢万寿节，尤其铺张浪费。然而甲申年五十寿辰时有中法战争，甲午年六十寿辰时有中日战争，到了甲辰年七十寿辰时，已经是在庚子年播迁之后，但臣僚仍然特别用心进献礼物，争奇斗艳。有位公爵长期镇守边疆，每每吟诵“洛阳相公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两句，来借此自我解嘲。光绪甲午年，国家每年收入白银约七千万两；甲午年以后增加到九千万两，这些数字都见于户部的册报。到光绪三十四年，度支部上奏每年收入总数，竟达到二万万二千四百万两。政府每天把搜刮聚敛作为要务，竭尽各省的财力，全部耗费在没有意义的新政和新军上，而国家的危亡已经迫在眉睫。德宗因甲午战争失败而愤怒，求治心情很急切；戊戌年改革政事，锐意进行多方面变革，却没有完全符合人们的期望。孝钦习惯旧制度，第二次垂帘听政，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把皇帝幽禁在瀛台，意图废黜并另立皇帝。她秘密询问内外臣僚，以窥探群臣和各方面的意向。当时李文忠公鸿章在外任两广总督，即将离京，听到这一秘密谋划后，痛切地竭力阻止此事。刘忠诚公坤一当时任两江总督，电奏中说：“君臣的名分已经确定，内外众人的议论难以防止。”言外之意是坚决不接受诏令。老成持重、以国事为重的人，犹如中流砥柱，实际上都与文忠公相互响应。我写了一首感事诗说：“垂箔重烦王母筹，武灵英气黯然收。延宗纵有冲天想，景豫难承废立谋。岂有旧人如涑水，不堪明主亦房州。朝官老事谁生感，呜咽瀛池日夕流。”大概是记载当时的实情。《汉书·天文志》说：“妖星三年内不出现，它的下面就会有战争。”《晋书·天文志》说：“妖星又叫彗星，出现就会发生战争。”天象显示变异，其中的道理并非虚妄。嘉庆十六年七月，彗星出现，长五尺多。钦天监沿袭唐咸通五年的旧例，把它说成含誉瑞星，借此掩饰灾异。然而刚过两年，到癸酉年九月，就发生了林清之变。宣统二年春天，彗星出现，长约一丈。新学家认为，西方人哈雷早已推算出它的出现，与灾异无关；然而第二年辛亥年秋季就发生了革命。顺治初年由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宣统初年由醇亲王载沣摄政，似乎形成了前后相继的格局。醇王才干资质平庸低下，又正处在艰难危急的时局中，明白情势的人常常对此忧虑。他的妃子尤其骄横放纵、不加检点，曾经把京城东边德昌饭店的贵族游闲子弟聚集起来，昼夜饮酒赌博，舆论为之沸腾。辛亥年年末，我偶然和朋友到这个地方买醉，当时饮酒的人已经寥落，景物显得凄清。我曾写过二十八字：“无复薰天纵博场，樊楼歌管有沧桑。消残流水游龙地，更与清尊话夕阳。”其中的感慨，大概就在《小雅·十月之交》所说的忧乱之意。●卷二 国初礼烈亲王代善、睿忠亲王多尔衮、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庄亲王舒尔哈赤（一作齐），豫通亲王多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克勤郡王岳托都有重大的功勋劳绩，世袭爵位永不降等，俗称“铁帽子王”，见梁章钜《称谓录》。按：所谓“铁帽”的称呼，应当是因为世袭罔替而得名，但这种制度没有考据可知。明代封授功臣，有世袭爵位，也有递降爵位；世袭爵位颁发铁券，递降爵位则不颁发，所以铁帽或许由铁券而来。此后，只有雍正朝的怡贤亲王允祥以及同治朝的恭忠亲王奕▯，也享有世袭罔替的待遇。雍正九年，因为公爵位列五等爵位之首，便仿照古代封号的字义，赐给美好的名称，确定一、二、三等公爵的封号共十种，分别是褒绩、忠达、奉义、超武、雄勇、果毅、信勇、建烈、勇勤、英诚。乾隆十四年确定侯爵封号，共七种，分别是奉义、恭诚、顺勤、顺义、昭武、延恩、敦惠。伯爵封号共十一种，分别是翼烈、宣义、襄宁、昭毅、威靖、襄勤、诚毅、昭信、懋烈、诚武、勤宣。当时大概都是根据受封者本人来赐予这些名称的。然而年代久远之后，这些封号究竟属于什么人，一时竟不容易考查；大概是因为功臣死后往往获得改赐谥号的典礼，后人称呼他们的谥号，便不再称呼其封号。近代如称曾文正，就不称他为毅勇侯；称左文襄，就不称他为恪靖侯；称李文忠，就不称他为肃毅伯。追溯前代，功臣旧勋的封号就更处于难以辨明的状态了。清朝初年沿用明朝制度，仍然派遣巡按。到顺治十八年，才停止派遣巡按；地方事务则交由巡抚管理。

译明初废除中书省，后来设置殿阁大学士，官阶只到五品，权力很重而品秩很低，十分不相称。本朝康熙九年规定，满洲和汉人大学士都为正二品；雍正七年又把大学士提升为正一品，使品秩和职权都达到极高的尊崇程度。然而这一年因为西北两路用兵，在隆宗门内设置军机处，作为承受诏旨、办理机密事务的总汇。凡是公开发布的谕旨，都由军机处撰拟寄信；上谕也由军机处封发，于是内阁的职任便减轻了。此后，凡是内阁大臣不进入军机处的，一切重要政务都不能参与听闻，宰相只是徒有其位罢了。大学士制度起初没有协办大学士。雍正七年，授予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额外大学士的名号，但当时还不称为协办大学士。乾隆二十九年特设协办大学士，由陈文恭宏谋担任；汉人大学士设置协办大学士，自此开始。如今称大学士为“中堂”，人们习惯了这个名称，却没有探究它的含义。俞荫甫《茶香室四钞》说，大学士的座位设置在翰林院正堂中央，所以有这个称呼。清朝初年，各部院大臣以及各省督抚的职位空缺，都由群臣会同推举，仍然沿用明朝制度。到康熙十年，才停止廷臣会同推举。明朝末年党羽援引的弊病，到这时才一下子彻底清除。旧制度规定，每逢京察，在京的部院大臣和在外的各省督抚，都要上奏自陈不能胜任，请求罢免，并推荐贤能之人代替自己。乾隆十三年，因为吴同仁和周学健贿赂考官以求被举荐，于是废除了推荐他人代替自己的惯例。乾隆十七年又认为京察时按惯例请求罢免属于繁琐而无意义的文书，因此也停止了自陈不职的奏章。旧制度中，总督统辖文官、武官、军队和百姓，是一方的保障；巡抚只考察文官，遇到用兵则负责督理粮饷，两者的职掌本来并不相同。现在只考察直隶一省的情况：清朝初年，直隶、山东、河南各设置一名总督；康熙四年合并为三省总督；康熙八年裁撤总督，改设巡抚；雍正二年又改为总督；乾隆二十八年命令兼管巡抚事务。现在它的印文写作“直隶总督，管巡抚事，兼理河道关防”。大概最初在总督之外，还有河道总督；后来顺天、天津两名巡抚被裁撤，才由一名总督兼任这些事务。乾隆初年，命令各省督抚在年终给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等官员加注考语，密封后上奏，这就是年终密考的开始。这种做法大概类似宋代褒贬官员的奏报。道光十七年，因为江南河库道李湘ぇ的款目不清，而总督林则徐、陶澍在密考中却都写有奖励性的评语；在褫夺李湘ぇ的官职后，又加给林、陶两位总督降四级留任的处分，评论者认为处罚太严。到光绪十七年，浙江布政使许应熔因贪污渎职被罢官；当时闽浙总督卞宝第给他写了贬斥性的考语，浙江巡抚崧骏却给了优良考语。既然罢免了许布政使，却没有给巡抚以处分，这和道光年间的成案很不相符。明洪武二十四年，制定公、侯、驸马、伯爵的服饰，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涑▯，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杂职绣练鹊，风宪官绣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绣狮子，三品、四品绣虎豹，五品绣熊罴，六品、七品绣彪，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现在的衣冠都依照满洲制度，但公服上所绣的鸟兽大多与明代相同；不同的只有公侯绣斗牛、武官一品绣麒麟，略微改变了明代制度。这种绣有鸟兽的服饰现在称为“补子”，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福清人叶相国《向高集》中有“钦赐大红▯丝斗牛背胸一袭”一句。大概补子施绣在胸前和背后两处，称作“背胸”，这才是确切恰当的名称。有些事情典章制度中没有记载，但上下都习惯这样做，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例如满洲文武各官以及汉人武官在回答皇帝询问或上奏章时，都称自己为“奴才”；外官中知府以下以及武官中参将、游击以下的官员，凡是见到长官，都屈下右膝请安。谈论者认为这是满洲的陋俗，但考证古代，也有足以相类比的例子。“冯文洛是帝家旧奴”，见于《北齐书》；“百岁奴事三岁郎主”，见于《唐书·刘季述传》。可见古代也有“奴”“主”的称呼。佛教徒以右膝着地、合掌来表示恭敬，大概就是今天的“打ㄣ”；《字书》说：“ㄣ，就是单膝跪。”所以请安也是一种古礼。雍正元年，内阁和各部遵照诏旨，查得明代后裔、隶属镶白旗的汉军知府朱之琏等六人，将他们引见皇帝，封朱之琏为一等侯，从此世世代代承袭爵位，都称为“朱侯”。本朝对待明代后裔确实很优厚。张道陵的后裔被封为正一真人，历来承袭一品品秩；他的配偶则被封为玄君。乾隆三十一年，左都御史梅▯成请求加以裁抑；经内阁和各部会议，拟降为五品。奉诏加恩，按三品品秩对待，永远作为定例。真人世代居住在江西贵溪龙虎山。先伯爱杉公在光绪己丑年代理贵溪县政务时，曾同他往来，亲眼见过他施作掌心雷，把远道而来的妖魔降服，许多都放在瓶罐中。明代制度中，六科给事中隶属于通政司；我朝到雍正年间才隶属于都察院。我见过乾隆三十年的官版《缙绅全书》，六科排在大理院之后，似乎另行设置了一个衙署，应当是编纂错误。清朝初年，御史都从保举和行取人员中产生。乾隆八年，监察御史李清芳上奏说，选用御史应当把符合条件的人员集中考试，经过引见后录用。皇帝下旨同意施行。此后，言官便全部通过考试选用。不久前我看到最近的御史名单和考试题目，抄录下来以保存一种掌故。光绪壬寅年考试御史的题目有两道：“官尽其职民安其业”“论东三省善后”。策试之后奉诏，陈曾佑、蔡金台、朱锡恩、顾瑗、朱启勋、刘汝骥、张世培、饶芝祥、赵炳麟、叶芾棠、石长信、齐忠甲，都登记姓名，作为御史任用。

译军机章京从前没有规定名额。嘉庆四年正月，规定满洲、汉军机章京各十六个职位。嘉庆十一年才奏请通过考试选拔，由军机大臣带领考取人员引见皇帝，奉旨补授。考试时间限定为三刻钟，文章必须写满三百字，见姚伯昂《竹叶亭杂记》。我见过吴福茨中丞考选章京时所练习的拟作，是一篇短论。成庙时皇帝驾临圆明园听政，潘金枚当时在军机处值班，戏仿八股文体写了两段对偶文字：“寅初进入如意之门，在流水桥边，叫厨子取来衣包，煮一盏茶，点三枝蜡烛；两班公卿像木鹅一样直立在军机处，捧着朱批共同商议起草。午正射出归心之箭，窗外斜阳映照，频频催促先生合并奏折；随手写下几行字，用两张封皮封好，八位章京像蚂蚁一样在值房中往来旋转，交还金牌，约定一起赏花。”这虽然是游戏之作，也足以作为掌故保存。军机章京大多擅长书法，写作敏捷，状元、榜眼、探花常常出自其中。乾隆庚辰科状元毕秋帆沅、榜眼诸申之重光，辛巳科探花赵云菘翼，光绪庚辰科状元黄慎之思永、庚寅科状元吴肃堂鲁，都是这样的人。汉代京兆尹赵广汉被降一级官秩，注家说“秩”就是俸禄。现在制度中的官吏罚俸，大概就源于此。六朝人做官时，曾有以白衣身份担任职务的，多见于《南史》各传。现在制度中的官吏革职留任，大概就源于此。《北史》记载魏恺被放回，永远不必再收用；这就如同现在制度中官吏革职后永不叙用，也属于这一类。嘉庆戊辰年，翰林院散馆的庶吉士崇绶改任三等侍卫；同时，步军统领文宁改任侍郎。广兴所降职的编修中有一副对联说：“翰林充侍卫，提督作编修。”文官和武官互相调换，天然形成对偶。（康熙十三年开始设置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所以京城人也只称他为九门提督。） 词馆中的人员，没过几年就突然升任卿贰的，大多是因为在大考中名列前茅。乾隆五十六年，阮文达公元在大考中列一等第一，凭编修升为少詹事。没过几年，他出任浙江巡抚，由编修升到巡抚，只有八年而已。道光二十三年，曾文正公国藩在大考中列二等第一，凭检讨升为侍讲；道光二十七年大考列二等第四，升为阁学；过了两年，授任礼部右侍郎，由检讨升到礼部侍郎仅七年而已。然而，像开坊的翰林如果在大考中列三等，也会随之降职贬黜。嘉庆二十三年，彭宝臣侍讲浚在大考中列三等第三十名，于是降为员外郎。彭浚是嘉庆十年乙丑科状元，以状元身份改任部员，是前后少有的事。只有乾隆十三年，诸城人窦东皋光鼐在大考中列四等，却奉特旨升为中允，这是特殊的例外。过去各省主考和学政，都是由吏部从具有进士出身的部院各官中奏请派遣，并不先以文章技艺考试。雍正三年开始，将应派任职的各员先在太和殿考试，由皇帝亲自评定甲乙等第，密封收藏在内阁。每到按各省分派考官的时候，就把已经确定人员的姓名写在牙签上，装入金筒，在午门外设置黄案，命大学士会同礼部官员抽签唱名，请旨派为各省考官。乾隆年间，考试入选者会列榜公布，但不再采用写名抽签的方法；能得到差使的人，起初并不问榜上是否有他的名字。嘉庆年间，考试后由内廷抽取浮签，发给派任的大臣阅卷，录取者一并确定甲乙等第，进呈时不拆开弥封，录取与否都不得让本人知道。有些主持考试或出任学政的人，有的在召见时由皇上告知名次，有的由枢臣告知，然后才知道。例如嘉庆十三年戊辰科乡试，太湖人李振翥在考差中列第一，获得浙江副考官之职；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山阳人李宗▯在考差中列第一，获得浙江学政之职；光绪二十三年，元和人王同愈在考差中列第一，获得湖北学政之职，都是奉到皇帝当面谕告后才知道的。考差过去采用《四书》文两篇、试帖诗一首。嘉庆二十四年，改为考《四书》文和《易经》文各一篇，诗仍按旧例，此后便成为定例。后来又区别官阶：每逢乡试之年，四月中旬在保和殿考试编修、检讨、御史、实缺中书以及部属各员，称为“小考差”；四月底在上书房考试侍郎、京堂各员，称为“大考差”。凡是官阶符合大考差要求的人，即使不参加考试，也常常被简选任用。本朝用人既然重视科举，科举中也颇能选拔人才，因此把选用主考官的旧例杂取各家记载，详细列述如下。本朝沿袭明朝制度，采用八股文取士。康熙三年甲辰科会试时，曾废除八股文，改用策论取士，把三场改为两场，实行了两科。康熙八年己酉乡试仍采用八股文，按照旧例分三场反复考试。光绪庚子年乱事以后，厉行变法，壬寅乡试又废除八股文，改用策论取士：第一场论五篇，第二场策五道，第三场经义五篇，连续举行了数年，乡试、会试各举行两次，科举制度便由此结束。刘宋以前，没有以古人诗句作为题目的。沈约开始作《江禽生幽渚》诗，以陆机《塘上行》中的诗句为题，这是齐、梁以后形成的惯例。沿至唐宋科举，才开始用古诗句命题。那些科试中的作品，唐代在《文苑英华》中记载最详，宋代在《万宝诗山》中记载最详，其中都有足以流传吟诵的作品。本朝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会试，才裁去表、判，增加五言八韵律诗一首，并永久定为成例。此外，进士朝考、庶常散馆、翰林詹事大考以及考试选派差使，也都有律诗一首，名叫“试帖”，评阅文章的人很重视这种作品。科举文章中，这种文体颇为接近古体，乾隆、嘉庆时期的诸位老儒仍把它收入自己的文集。本朝进士出身最为奇特的有三人。第一人是杞县任暄猷，明末曾组织乡勇进行团练，以抵御流寇，后来归附南京，任后军都督。王师攻下江南后，他投诚，编入旗人。顺治壬辰年考中进士，却因磨勘被黜，又在乙未年考中进士。第二人是邵阳人吴芳，崇祯己卯年考中举人，官做到左都御史。投诚以后，希望凭科举出身求进，考中康熙甲辰年进士。第三人是五河人钱世熹，明末改朝换代以后弃官出家为僧，过了很久又还俗，参加考试成为诸生。康熙庚戌年考中进士，年纪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些事见于余德水《熙朝新语》。这三个人，确实可以看出明末士人的某种癖好和习气。

译王▯州叙述明代科举功名晚成的人，说唐代学士皋年五十八岁考中状元，金代司业达年五十八岁考中会元，最为年长。本朝则有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探花姜宸英，年七十三岁；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翰林裘琏，年七十二岁。两人登第都在古稀之年，比起前代，年纪更加高了，确实是词苑中的佳话，也是老年英才晚遇的例子。（姜、裘两位先生都是慈溪人。） 《李元度先正事略》记载甘庄恪公汝来的家事说：雍正丙午年，甘公任广西巡抚的那一年，甘公的父亲显祖、甘公的弟弟汝达以及儿子禾一同参加江西乡试。祖孙、父子三代同科中试，是古今从未有过的事。乾隆六年，扬州王氏张姓女子代替丈夫进入考场，因为她丈夫的弟弟告发检举，丈夫被斥责，张氏被谴责发配戍边。当时起初拟定判处死刑，后来因皇帝施恩的诏旨而减免。此事见于许嗣茅《绪南笔谈》。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会试，长洲人钱湘▯考中三元，赵瓯北作诗祝贺他说：“历朝像您这样的人共有十一人。”指的是唐代张又新、崔元翰，宋代王曾、宋庠、冯京、王岩叟、孙何、杨▯，金代孟宗献，元代王宗哲，明代商辂。此后继钱湘▯而考中三元的，是嘉庆庚辰科状元、临桂人陈莲史继昌。他考中解元时，榜上姓名为守睿，后来改名继昌。（按：《宋史》说，宋代进士从乡试中举到殿试，始终都是第一名的，共有三人。王曾、宋庠是著名宰相，冯京是著名执政，却没有提到王岩叟以下的各人，这应当是《宋史》漏载。赵瓯北学问广博，必定有所依据，容后再考证。）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乡试，萍乡人王清如太史景淳奉命主持浙江乡试。进入考场的那天，他手里捧着茶，委员高滋园乡培偶然失手，把茶汁泼到了王太史的公服上。王太史年少时便中科第，正意气旺盛，不免加以呵斥。谁知过了十年，高委员以佐贰末僚的身份，因军功升任两浙监运使；王太史恰好外放为浙江知府，心中不能忍受，于是请求开缺并捐资升任道员，只与高委员地位相当。我在光绪癸未年随任来到浙江时，高某已经死于任上；王太史因避穆宗讳改名景澄，仍以道员身份等待任用，年老而贫困，甚至不能置办车舆和官服。他仕途沉滞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感慨。道光四年，翰林院翰詹大考时，庶子鄂木顺额列为一等第三名。满员列入翰詹大考一等，从鄂庶子开始；同治四年乙丑科殿试，崇绮考中状元。满人考中状元，也从崇公开始。现行制度规定，殿试试卷文字有错误，就加贴黄签，不列在前面；然而相传连鼎甲魁首的试卷也有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状元庄际昌把“醪”误写成“▯▯”，被言官弹劾，于是自行称病辞官归乡。崇祯元年戊辰科探花管绍宁把“诚”字少写了一撇，皇帝亲笔为他补上，因此管绍宁取号“诚斋”。辛未科状元陈于泰把“阳”误写成“易”，榜眼吴伟业把“▯广”误写成“▯广”，都是鼎甲人物出现笔误的例子。光绪十六年庚寅科榜眼文廷式把“闾阎”误写成“闾面”，也被言官举发弹劾。这一次，读卷大臣都交由有关部门议处，文太史却因属于笔误而免于议处，也算幸运。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懿旨说珍妃、瑾妃习惯崇尚浮华，多次有请求之事，都降为贵人。按：珍妃、瑾妃两人都是志文贞公志锐的妹妹，过去曾跟随文芸阁学士廷式学习。这一年翰詹大考，文廷式列为第一，相传是因为两妃请他授学的缘故，懿旨或许就是因此而发布的吧？（庚子之乱时，珍妃赴井而死。文芸阁学士《咏月》诗说：“藏珠通内忆当年，风露青冥忽上仟。重咏景阳宫井句，菱乾月蚀吊婵娟。”大概是为珍妃而作。） 光绪乙未年会试，正值甲午战争以后，军队败亡、割让土地，朝廷内外都为此愤怒。这一科，骆公▯殿撰成骧在殿试策中，开头引用“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最后归结到“殷忧启圣”，言辞极其沉痛。读卷大臣进呈时把他列为第九名，德宗将他提拔为第一名。嘉庆、道光以后，殿试偏重楷书书法；骆成骧不擅长书法，却能获得这一名次，也是一项破格之举。南皮张文襄公在光绪癸卯年以湖广总督身份入京述职，参加两派特科的阅卷。他有《纪恩诗》说：“国势必须依靠杰出士人扶持，大科并不只是选取博学鸿儒。阮文达公兆武，我哪里敢当；忠孝之士，专门求取郑毅夫。”这大概是疆臣主持评阅文章的罕见事例。此前只有阮文达公在道光十三年以云贵总督入朝觐见，奉命充任会试总裁；以及吴雅文襄公兆惠在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年以定边将军奏凯回京，被派充任殿试读卷大臣，这些也都是特殊的任命。这一届特科，张公极力主张多录取并加以重用，但皇上受到流言影响，录取人数和任用情况大多没有达到张公的期望。本朝童试分为民籍、商籍，秋试分为民籍、官籍。内至部院九卿，以及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庶常；外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的子弟，参加考试的都称为官籍，另定中额。明代考试则分为官籍、民籍、军籍、监籍、灶籍、匠籍，见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进士录》。不知道户籍分类为什么会这样多？其中“匠籍”这一名称尤其奇怪。（按：王崇简《谈助》说，工匠吴敏德因文章受到杨士奇赏识，官做到都御史，这是工匠中显达的人。他的后代或许就是因此将匠籍作为著籍吧。） 外任官员出身的举人，尚未正式授职的，仍然可以参加春试。萨俭斋通政廉曾任浙江候补同知，后来成为庚辰科翰林；张燮钧侍郎亨嘉曾任河南候补知县，后来成为癸未科翰林。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光绪中叶。各省学政都驻在省城，只有江苏学政驻在江阴县，安徽学政驻在太平府，陕西学政驻在三原县。学政因为要考核武生，都兼有提督衔。大概是因为这三处地方都地势险要，所以设置大员在那里作为镇守的依托。明代把上下江地区合为南直隶省，如今分为安徽、江苏两省。起初安徽布政使驻在江宁，江苏布政使驻在苏州。乾隆二十五年起，增设江宁布政使一员，于是把安徽布政使移驻安庆，而江苏一省便有了两名布政使。

译苏州府附郭的首县，唐朝以前只有吴县，实际沿袭秦代设置。到了唐万岁通天元年，析置长洲县，与吴县分别治理郭城以内的地区。雍正二年又从长洲县划出土地，分置元和县。从此一座城便有三个县，这是各省都没有的情况。明天顺八年开始开设武举，成化十四年举行武乡试、武会试，仿照文科考试的例制。崇祯四年，又同时举行武殿试；本朝都沿袭实行。康熙三年规定武进士的出身和授官例：一甲第一名授参将，第二名授游击，第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备，三甲授署守备，并著为法令。康熙十二年开始举行武殿试，特别优待成绩优异者：第一名授副将品级，第二名授参将，第三名授游击。雍正元年，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甲授三等侍卫，戴孔雀翎，三甲戴蓝翎。然而本朝武职重视凭军功从军队中升用，武举出身的人很少能担任重要职务。本朝任用客卿、客将，大多取得了显著功绩。康熙年间，任用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修订历法，超过前代，并优宠授予工部侍郎，死后谥号“勤敏”。把卿贰这样的高等官职改授给外人，是罕见的典制，但施行在外国人身上，起初并不算滥用。咸丰、同治年间，任用美国人华尔、法国人法尔第福为副将，率兵助战，接连攻克著名城池。任用英国人戈登为总兵，统领常胜军二千人，会同程学启攻克苏州，立功尤其显著。到了光绪甲午之战，任用德国人汉纳根为提督，率定远军舰在鸭绿江苦战，也相当尽力。由于全局败坏，他的功劳最终没有显现。庚子以后，因和议成功，加总税务司赫德太子少保衔，赏给教士李提摩太头品顶戴。国威已经衰落，荣典却滥加，实在不值得一提。●卷三　本朝采纳古代制度制作御玺，材质有玉、金和旃檀香木。玉玺有白玉、青玉、碧玉，玺纽有交龙、蟠龙、蹲龙。太宗以前，玺文专用国书，后来兼用古篆。玺的大小从方六寸到二寸一分不等。乾隆十一年，皇帝钦定交泰殿收藏御宝二十五方：大清受命之宝，用来彰明皇统；皇帝奉天之宝，用来彰明奉行天道；大清嗣天子宝，用来彰明继承皇统；皇帝之宝，用来颁布诏赦；皇帝之宝，用来整肃法驾；天子之宝，用来祭祀百神；皇帝尊亲之宝，用来进献尊号；皇帝亲亲之宝，用来彰显宗族盟约；皇帝行宝，用来颁发赏赐；皇帝信宝，用来征调军队；天子行宝，用来册封外部蛮夷；天子信宝，用来任命远方之国；敬天勤民之宝，用来告诫朝觐官员；制诰之宝，用来谕告臣僚；敕命之宝，用来钤盖诰敕；垂训之宝，用来彰扬国家法宪；命德之宝，用来奖赏忠良；钦文之玺，用来尊重文教；表章经史之宝，用来崇尚古代训诫。巡狩天下之宝，用来遵从巡视四方之事；讨罪安民之宝，用来张扬征伐；制驭六师之宝，用来整顿军队；敕正万邦之宝，用来诰告外国；敕正万国之宝，用来诰告四方；广运之宝，用来谨慎封存和标识。盛京尊藏的御宝共有十方：大清受命之宝、皇帝之宝、奉天之宝、天子之宝、奉天法祖亲贤爱民、丹符出验四方敕命之宝、广运之宝；其中有些玺文也重复出现，但与交泰殿所用的御宝不同。杭州灵隐寺的五百罗汉中有高宗、仁宗两尊像，排列在罗汉之间，旁边竖立着曲柄黄伞，也许就是“舍身度世”的含义。想来一定是奉皇帝谕旨塑造的，绝不是寺僧随意指认的。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也塑有五百罗汉，高宗曾为此详细作记；我没有机会前往瞻观，不知道其中有没有皇帝的塑像。佛教关于轮回的学说，颇有一些证据和引证确凿的事例。罗两峰《我信录》记载前身、后身的事例两则，汇集列举了很多。我翻阅所及，也得到几件。惠天牧士奇出生时，他的父亲元龙梦见东里杨文贞公拿着名刺来拜访，因此说他的前身是杨士奇。孙渊如星衍自己说，出生时先人梦见伯夷进入屋中，于是取号“薇隐”，因此说他的前身是伯夷。邵荀慈出生时，他的父亲梦见冯开之拿着名刺来拜访，因此说他的前身是具区。周保绪出生时，他的父亲仁梦见一个疯和尚赶着老虎进屋，于是给他取名“济”，因此说他的前身是济颠。舒铁云出生时，他的母亲沈氏梦见一个和尚从峨眉山拿着桂花来到，于是给他取小字“犀禅”，所以说他的前身也是有宿德的人。袁简斋是点苍山老猿转世，陈迦陵是善权山听经猿转世，因此说他们的前身都是灵物。类似这样的事例还多得无法一一记载。高宗说程鱼门像西洋人，见《祝芷塘诗》的注释。按：西洋人大多眼窝深、鼻梁高，难道鱼门也有这种特殊相貌吗？前人有自己没有儿子而立孙子为后嗣的。徐健庵尚书乾学为他的舅父顾亭林，立从子洪慎的儿子世枢为孙，并引用宋朝荀ダ没有儿子、以从孙荀徽承嗣的典故作为证明。也有立从孙为儿子的：华亭王季友尚书鸿绪出继给从祖王廓作为后嗣，并引用宋相王球把从孙作为儿子的事例作证明。苏东坡诗说：“贵人金多身又闲，争着购买书画不计钱。已经把钅夷石冒充逸少，又把朱繇补成道玄。”大概书画家假托名人牟利，在宋代就已经如此了。本朝初年也颇有这种事：吴县人戴右岩擅长山水画，作品都假托唐六如的名义，以专门卖取高价；王荦所画山水纯粹仿效石谷，也常常假托他的名义以谋取利益；近人张尔康专门摹仿戴鹿床的山水，往往足以乱真，也属于这一类。王麓台因为应诏作画，来不及应酬，常常让宾客、弟子代笔，而自己题写款识。王蓬心有个姓沙的仆人擅长绘画，每次替主人代笔时，所题的真款也未必是真迹。王梦楼题写仇实父摹绘倪高士的写真卷说：“明代四大家的画，只有实父的最难辨认。这幅画秀润淡雅而古朴，文寿承在上面题字，神采奕奕。画和书写在同一张纸上，书法既然是真的，画怎么会是假的呢？我鉴赏画的能力不如鉴赏书法，大概因为我自己不会画，往往借助书法家的途径来曲折地通晓绘画，这一类就是如此。”读这段话可以看出，前贤鉴赏书画，是这样不敢妄自矜夸自许的。

译韩慕庐为《聩聩图》题写的诗序说，禹鸿胪画这幅图，是为了讥讽人！画中罗列着许多古器和卷轴，主人傲慢地坐在上面，神色自得。客人们捧持着古器、卷轴，摆出鉴赏的样子，有的用鼻子嗅，有的用耳朵听，有的用手摩挲，其实全都是瞎子。主人是一个瞎子，却召来一群瞎子；群瞎各自把姿态做到了极致，以此取悦一个瞎子，却都不知道自己是瞎子。于是为这件事写了三首欢笑之作，率意赋诗。诗是七言古诗二首，这里不全部抄录，因为序文已经大略说尽了。假如从另一层意思看这幅图，一定会有人哑然失笑，只是不知道这幅图如今归谁所有了。宋代真西山自己说本来不擅长书法，他写《萧道士序》时，托请王▯代为书写。后来归震川得到他的真迹，称赞说他胸襟气度高迈，落笔便自然不同；可见他仍然看重亲自书写的作品。本朝纪文达、卢抱经、法梧门诸公都负有当时的声望，却不会书法，应酬之作全都出自代笔。我所见家绍笙收藏的《河间诗稿》大册，信手写成，却无不疏放拙朴而别有情致。我收藏的《梧门诗卷》虽然不够精整，也同样纵横跌宕、姿态多变，那么熙甫所见的情况确实如此。官府文书使用“壹、贰、参、肆”等字，称为大写。陆容《菽园杂记》说，这种做法大概始于明初刑部尚书开济。然而宋代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已经详细谈到。再考察石刻，隋代《龙藏碑》有“劝奖州内士庶壹万人”等语；唐代《开元寺贞和尚塔铭》写作“开元贰拾陆年”，可见又不是始于宋代。大概官吏行文时，款项、年月中的数字若使用通常的字，奸人就可以盗改、挪易。使用笔画繁多的字，是为了使人不能随意增删，所以直到今天仍在实行；至于臣工的奏牍，仍然使用“一、二、三、四”等字。姚伯昂《竹叶亭杂记》说：“翁覃溪、钱▯石两位先生交情最为亲密。每次相遇一定谈论杜诗，每次谈论若意见不合，甚至会互相搏斗。刘孟涂开在江西时，和几位同学讨论道统，其中有两个人意见不合，开始时互相辱骂，后来挥拳相打。（以上是姚伯昂的记载。）这几位先生虽然免不了意气用事，但从学问来说，必定能持之有故；从交情来说，也还不失为正直之道。只是挥拳相搏，不能作为榜样。也可能是传闻有所夸大吧。” 叶润臣，名沣，任侍读时在京师听说翁覃溪的曾孙女流落混迹于市井，贫困得无法生活，便把她收作自己的女儿，选择名门子弟嫁给她，士林都称颂他的贤德。见张星鉴《怀旧记》。这件事和范传正优厚救济李太白孙女的用心正相同。把它记下来，是为了彰显古人的情谊。京师城门征收商税的胥吏苛刻勒索行旅，对进京的外官所索取的尤其过分。乾隆年间，吴江陆朗夫中丞陆耀以山东布政使的身份入京朝见，守门吏索要钱财，陆耀无法满足，于是把衣物、被褥放在城外，进城后到故人那里借宿。这些事都见于他的年谱。阳湖赵味辛怀玉在乾隆己亥年进京，守门吏索钱，直到把箱子里的东西都搜刮一空；从《有生《斋诗注》中也可见此事，可知这种弊端由来已久。从前秋审时，押解差役常常唆使囚徒沿途横行，把它当作牟利的机会。乾隆十四年，陈勾山太仆兆仑当时以翰林身份在家守丧，从杭州前往淮地，为河库道何▯胃教导子侄。船停泊在丹阳时，突然有押解差役带着囚徒闯入船中，殴打太仆，抢走船里所有东西，把箱子也搜刮一空后离去。太仆向县令申诉，仓促之间无法指认那些人。县令按照人犯过境的惯例，必须到县里点验查问，便安排他们站成一排，按照名册指认，果然查出若干人。江苏巡抚得到详报后，具奏请求制定并施行严厉的惩处。过了两年，太仆起复回朝，高宗仍然问起这件事，还笑着说：“你为什么不说，鸡肋这样的东西不值得承受尊贵之人的拳头呢？”见《陈太仆年谱》。因为这是皇帝亲口说的有趣话，特意记下。京师巡城御史出行时，遇到街道泥泞，便命令当地商户出来修整。有不服从的，有时甚至施以鞭打。《北梦琐言》记载，陈会郎中家以临街卖酒为业，因为没有打扫街道，被官吏殴打；可见这种做法从唐代就已经存在了。有司平日完全没有规划，不知道修整、治理道路，一旦出了问题便仓促责令商户承担，这不合治政的体制。从前北魏把人迁到河南，都让他们改从华夏风俗，把三字、四字的姓名改成单字姓名。例如把叱邱改为吕，把力代改为鲍，把羽真改为高，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清。满洲人士入关已久，也有许多人改用汉姓，按照元魏的先例，本来不必因为顺从汉族风俗而感到嫌疑。

译道光、咸丰年间，石埭人周太谷星垣在扬州讲学。他的学说尊崇良知，重视实践，在陆学方面较为接近，又兼通老、佛诸家学说。弟子记录他的遗言，名为《太谷经》，所以世人又称其学派为太谷教。仪征李晴峰、张石琴，福建韩子俞，安徽陈子华，是他的高足。太谷去世后，把道统传给晴峰，世人称他为龙川先生；龙川先生又传给泰州黄隰朋葆年。后来黄葆年在苏州讲学很久，受业门下的人中有许多显贵通达者。咸丰、同治年间，张石琴在山东讲学，四方来归附的人很多，他居住的黄崖山俨然成了一座城市。他的门徒穿着古代衣冠祭祀孔子，流言因此大肆传播。巡抚阎文介公敬铭发布檄文召张石琴，并且说：“你若不来，就要出兵讨伐。”张石琴流着泪，辞谢遣散求学者，想独自出山申明情况，但众人拉住他，使他无法出去。官府追究得越来越急，他于是和门徒关起门来，自杀而死。官兵到达后，死者有数千人，当时称为奇冤。光绪三十二年，泗州杨文敬公任山东巡抚，奉到密寄谕旨说，有人奏报同治五、六年间黄崖山教匪一案，直到今天人们的说法仍有不同，请下令查访等语；于是命杨士骧把此案的详细情形确实查明后具复。文敬托我起草奏折，大意说：此案的始末都载在官书中，按照奏报的文字，几乎已经成为铁案。采集野史所记，确实有不同说法；但是一次杀戮士民多达千百人，在当时自然关系到审判是否确实。至于在四十多年以后为疑案平反，如今只能取决于舆论；如果不考察事迹、推究本心，了解人物并评论时代，大概就不能议论这桩案件。同治初年，山东捻乱正盛，黄崖山在肥城西北，是贼寇踪迹不到的地方。张积中，也就是张石琴，从省城迁居到这座山，躲避战乱，自得其乐，弦歌诵读从未停止。一时之间，东南士绅，下至贩夫、厮役，因为遭逢乱离而相互依附，聚集了几十至上百家。张积中和他们一样都是寄居者，料想不过是偶然相遇，不应当有什么结党勾结的谋划。后来匪徒王小花在潍县被捕，冀宗华在益都被捕，两人都供称有与黄崖山勾通的事情；虽然审讯没有确实证据，但事情确实可疑。当时前任巡抚阎敬铭在东平州督兵，正急于剿匪，对此案不能不严加查办，于是有了向黄崖山飞檄传令的举动。山中居民本来是为躲避战乱而来，平时增加市场、购置兵器、训练团练和习武作战，也都是为了防御盗寇。聚集的人既然很多，成分自然不可能一致；等听说大军突然到来，众人情势急迫，其中强悍而不服管束的人，便产生了铤而走险的念头，于是发生了黄崖山匪徒抗拒官府的事情。张积中住在黄崖山时，很有德望，阎敬铭也深知这一点，多次派人招请他，实在不忍看他混入匪党而使良莠难分。张积中自信没有其他问题，起初也打算挺身出去申明情况，但山中众徒以死相留，使他无法独自出山。双方相持日久，猜疑和忌惮交相滋长，张积中陷入叛逆之罪而遭到歼灭，官兵进攻，死伤者多得无法计算；于是张积中几乎被加上“黄崖匪首”的罪名。此案的详细情形，经过广泛访问、周密咨询，隐微曲折之处大体已经具备。总的说来，黄崖山确实有抗拒官府的举动，但张积中确实没有悖逆的表现。听说他当年为躲避战乱进入山中，悠闲地讲学，人们都把他比作魏禧居于翠微峰、孙奇逢居于五公山；他的声望至今没有消退。即使他阐发性理、尊崇良知，也是以儒家先贤陆王之学为宗旨，不能和以邪说惑乱百姓相提并论。拟请准许按照原奏，为张积中洗清并革除叛逆之名，以顺应舆情，替受压抑而不得申明的人伸张。奏稿写好后，我自认为还算公允；文敬心地忠厚，因为案情牵涉重大，担心会使文介死后遭受非同寻常的谴责，便把奏稿搁置没有发出，枢府也没有催问。（按：原奏是京卿乔慕萱树楠所上，荣华卿相国主持此事。） 大觉寺在圆明园西面，是金代的清水院，如今仍独占林泉之胜。江安傅沅叔任学使时，就僧寺旁边的偏舍加以修葺翻新，把它作为休息游览的地方。凉爽的秋季九月，红叶满山，携杖登山、穿木屐游览的人尤其多。城子山脚下有一处地方名叫水塔寺，那里有一座园林，起初是傅东山部郎的别墅。英竹泉少司寇、英煦斋相国先后做过园主，后来归成哲亲王所有，取名西园。如今侗厚斋将军是成哲亲王的后人，为避开喧嚣常住其中。我在辛酉年秋天游览大觉寺后，回程便拜访这座园林，坐在樾馆里饮茶听泉，只觉林木山谷空旷幽静，胸襟情怀幽雅舒适，实在不只是对佛寺短暂留宿的眷恋了。忍草庵在无锡惠山第一峰的东面，林木泉水幽深。清朝初年，几位老先生常常在这里饮酒吟咏。庵左有贯华阁，尤其以景色优美著称。纳兰容若任侍中时，常和顾梁汾登楼赏月，相关图画和诗咏在当时广为流传。后来经历战乱，名胜古迹便湮没了。近年杨味云京卿把它修葺一新，并作图征集诗咏。四明二老之阁，因为阮文达而重新焕发光彩；秀水曝书之亭，依靠吴和甫而重新矗立，杨京卿的这番举动与前贤相契合。我填作《法曲》，奉献给仙人，押石帚的韵，词中说：“旧月飞泉，素云栖阁，逸爵苔綦；寻处水阅书，岩境回香，界词仙倘契，芳俎认鹤，戏黄公涧。春星几来，去暗游顾。涌沧波正淘文藻，凭雅宿觚墨勒移，烟舞主客，又新图定。遥闻佳士心许，晚唱飘钟向山。灵幽贽冷，句引松苓，诗梦一棹，笛横▯雨。”同一时期的赋作和诗咏都很美，这座佳妙的茅庵，又增添了一重高雅的掌故。农谚说，年初一恰逢立春是百年难遇的事；朱竹▯为宝▯《会天历》作跋时曾引用这句话，但这种说法很不确实。宋理宗宝▯四年，年初一恰逢立春；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也逢年初一立春，两者相距仅三十有八年。乾隆十九年年初一立春，到乾隆三十七年又遇到一次，只相隔十八年。嘉庆十五年年初一立春，过了十八年到道光九年又遇到一次；又过了五十七年，到光绪十二年再次遇到。我已经遇到光绪丙戌年年初一立春，如今又在甲子年遇到，两次相距三十八年。世事如沧海桑田般流转，也正如从宝▯年间到至元年间再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样。

译王梦楼文治在乾隆己亥年十月十六日过五十岁生日。前一天，他在杭州天长寺受灌顶、摩顶并受具足戒，回来后在北郭外宝莲庵中修建无余阁，从此长年吃素。他的《素食歌》说：“爱惜生命、厌恶死亡，人与万物都一样；率领人吃兽肉，实在很不公平。这个婆娑世界本来就低劣，吃毛饮血的被称作裸体之虫。圣人为此忧虑，制定礼节，去掉过分和极端，以疏通困穷。没有缘故不杀生，其中有很深的道理，是想逐渐用方法引导盲聋之人。浅陋的儒生借圣人之名反对圣人，巧妙地为杀生打开曲折的门路。不顾血肉脂膏染污刀和几案，刑杀不过是为了摆上盘席。古人说万物之中人最尊贵，确实是因为人的本性能够使万物归正。问问那些对万物有什么功劳的人，一双筷子竟然公然残害数条生命。回想我在临洮寄居僧舍时，借翻阅《龙藏》消磨冬夜。翻到《楞伽经》的《断肉篇》，惭愧的汗水像雨一样流下。回来后发誓持守菩萨戒，从此谢绝累世的杀生因缘。闲暇时用慈悲的目光观察众生，愿旭日和风与天地的大化相协调。”读这首诗，很足以作为对贪食者的警诫。天下没有不贫困的士大夫，关键只在于痛切地自我磨炼罢了。乾隆、嘉庆盛世时，士人中显达者彼此以清白节操相望；即使隐居山林的人，也多能安于贫困而以求道为乐，俨然自有可以传于千秋的价值，他们的风骨气概至今仍使人怀念。近来读冯山公景、王惕甫芑孙的文集，知道他们的学问和品格，都是从贫困艰苦中磨炼出来的。摘录两封书信，权且作为拯救沉沦者的筏子、医治迷惑者的丹药。冯山公给弟弟又程的信说：“我曾经自认为一生有十件大幸事，只有一件不能忍受。最尊贵的是生为男子，这是第一幸；没有成为商人，这是第二幸；父母慈爱、弟弟恭敬，家门内和乐肃穆，这是第三幸；生在山明水秀的地方，这是第四幸；天性爱好读书，喜欢写文章，这是第五幸；别人有形体残疾，而我的身体完好，这是第六幸；别人有恶疾、体弱或残废的病，而我天资刚正，又健康无病，这是第七幸；生在太平时代，这是第八幸；所服事的都是贤能的公卿，这是第九幸；存心救济他人十年，上奏陈情使一千多人得以活命，数也数不清，这是第十幸。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贫穷饥饿。我即使一件幸事也没有，老死在翳桑，也是命运，仍然会安然接受。何况不能忍受的事情很少，而幸运的事情很多，我怎么能因为忧虑的小事，就改变我所快乐的大事呢？况且古来有啮雪吞毡的苏属国，有尘土满甑、锅中只有鱼的范莱芜，有三十天只能吃九顿饭的陶彭泽；他们的饥饿已经接近死亡，但他们的死亡并不是因为饥饿。” 而赵主父、周条侯、淮南厉王、邓大夫之类，本来完全可以不挨饿，却最终饿死。至于其他那些贪食美味、像豢养牲畜一样过一生、最后和草木一同腐朽的人，则多得数不清。人贵在能够自立，贫穷饥饿又有什么妨害呢！”惕甫给彭允初的信说：“在长安道路上出门没有仆人和马匹，衣服、容貌不如别人，却只是凭借文章求见权贵，人们往往把我当作笑话。在冷落的旅舍中，身旁只有切碎的蔬菜和瓦罐，早晚所需的一切都没有，但我在困顿中向学的志向反而更加坚定。我想到圣贤的事业无不从收回放纵的心开始；而已经放纵的心，如果没有忧患、创伤、挫折从外部逼迫它，就会有所执着，不肯回归本心。至于慎独的工夫还不够周密，那么树立诚意、约束行为的力量，必定会在仓促之际失败，因自欺而自己还察觉不到。古人培养德行的方法，上等的是用良师益友来培养，下等的是用佩玉、琴瑟、鸾和等物来培养。上天或许是要把我琢磨成器，使我成就事业，所以赐给我像先生这样的良师益友，又赐给我忧患困苦，用来规范、约束和防护我，作为我的佩玉、琴瑟、鸾和之助吧？”

译世道衰败时，上下相互带动，竞相奢侈靡费，每天都在走向灭亡。各种欲望等到积聚起来，大乱便会兴起；挽救的方法，只有依靠士大夫回心向善。读冯敬亭先生所撰《果育堂记》，其中有足以使人深刻反省的内容。文中记载：“康熙年间，水月禅师看见我乡虎阜塘的歌声和画舫彻夜不断，叹息说：‘一百几十年后将有大难！这难道是它招来的灾祸吗？’从今天算来，果然应验了（指发匪之事）。而且并没有因为乡里多有善举就减轻灾祸，议论者说，恻隐之心是善气感召而来，淫逸奢侈是戾气孕育的根源。戾气蓬勃兴起，善气无法胜过它，所以最终不能免于灾祸。近来寇贼就在城墙之外，逆乱滔天肆虐，海边一隅的土地（指上海）孤独悬浮，勉强维持。这正是有志之士披甲枕戈、卧薪尝胆的时候。然而旧日沾染的恶俗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滋长。洋泾一带举国若狂，凭着刀兵余生，挟着焚烧劫掠留下的余烬，穿鲜衣、炫耀华服，饮酒吃肉，弹瑟跛行，游荡谄媚于富贵人家。父兄的教诲没有先行，子弟的行为没有谨慎，衣冠旧族与无知的商贩同流合污，一同变化。唉，这是什么时候啊！《礼记》说：‘国家疲敝，车就不雕饰，几案和铠甲不加织锦装饰，食器不雕刻镂饰，君子不穿丝绸，马厩中的马不经常喂饱。’” 今天的情形，难道仅仅可以用民生凋敝来概括吗！纵横千里以内，人烟稀少，城邑乡里荒芜，道路沟渠间，断ㄕ绝膑的残骸暴露在外而无人收拾；孝子、悌弟、鳏夫、寡妇的哭声呜咽，几乎发不出来，这就是陷入贼军占领的郡县百姓的苦难。苏州、松江附近有叛贼出没，时间没有规律，早晨还不能保证活到晚上。贼军兵锋所指，人们扶老携幼四处逃走，匍匐在火光枪炮之中，魂惊胆裂。有的从山崖岸边跌落，有的在崎岖道路上僵倒；侥幸逃脱后，又漂泊在异乡，衣食断绝，只能以树荫供自己睡卧，以草根充作饼食，寒暑无法抵御，疫病时常导致死亡。十家之中有九家患病，这就是避难百姓的苦难。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各路官军白天扛着兵器奔驰冲杀，夜里倚靠营垒呻吟。一天之内多次交锋，一个月之久都不能解除铠甲。他们顶着风雨，冒着霜雪，饥寒从内部侵袭，箭石从外部逼迫，走上九死一生的道路，只希望取得一次胜利，这就是出征将士的苦难。谈到这些，只要稍有人心的人，试想一想：他们为什么偏偏要独自受苦，而我却独自享乐？也一定会听到欢乐而感到伤心，面对酒杯也无法饮酒。《易经》说：“君子以节俭的品德来躲避灾难。”又说：“君子因恐惧而修养反省。” 又说：“震雷到来时，▯▯，因恐惧而获得福祉。”《诗经》说：“上天正在施加暴虐，不要这样嬉笑欢乐。”《左氏传》说：“把忧患当作快乐，忧患一定会降临到他身上。”虎阜的旧事，就是不远的殷鉴。在这种时候，只有坚忍刻苦、奋勉自励，反省过失、承认罪责，或许才能感动上天的意志，挽回灾祸的命运。豪奢挥霍的行为，仗义慷慨的行为，只在一念转变之间。把用于缠头的金钱改作义浆仁粟，救济之物就不会匮乏；停止秉烛夜游的时间，用来读书和谋生，就会有余裕。还有什么善事不能做，还有什么福气不能招致？愿把这些告诫给关心世道的本国人士。（这篇记文到此为止。）如今的兵乱使人流离失所、受伤死亡，与赭寇造成的灾祸相比，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所谓士大夫中，有谁把“以俭德避难”“恐惧修省”的文章和告诫熟读反复过呢？自古以来中外交涉，借助那些无知的译员从中经手，没有不损害权力并引发事端的。同治二年，李文忠公鸿章上疏请求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大意说：中国同洋人交往，必须先全面了解他们的虚实、真伪，然后才能取得权衡事物、平等施行的效果。如今官员绅士中精通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极少，凡是交涉事务，无非雇用通事来往传话。这些人不外乎两种：一是广东、宁波商人的伙计子弟，轻佻放荡、游手好闲，此外没有其他职业的人；二是各国义学招收的贫苦儿童，给他们衣食并教导他们，这些市井小儿、乡村莽童，来历难以查知。这两种人，大都愚蠢卑鄙，除了声色货利以外什么都不懂。遇到事情，只会借助洋人的势力，挑拨搬弄，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比如会办防堵事务时，同通晓汉语的大酋长交谈，尚且不太违背情理；但琐碎事务势必不能一一当面商议，于是经由通事经手，便相互勾结、分肥牟利，索取无度。洋务是安抚远方、招徕外人的重要政务，却把其中的枢纽交给这类人掌握，结果一切真情假意都被他们操纵，始终不能达到目的；其余的弊端更不必说了。这篇疏文对于通事的诡诈习性，揭露得明白透彻，好像燃烧犀角照见幽暗一样。后来所培养的学生中不乏才俊，但任用得过分，也有许多人借助外国人谋取私利。士大夫竟有这种变化，是李公当初所没有料想到的。光绪丙申年，俄皇举行加冕礼，任命李文忠公为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致贺。当时李公已经七十四岁了。他的谢恩折中说：“谨按《礼记》所说，大夫七十岁还要出使四方；孔颖达疏解说，这正是指远赴异国聘问而言。如今五洲强大地区合在一起，俨然如同战国七国纵横的局面，是历来未有的情形，实在应当重视交际。俄国本来就是最早同我国互通聘问的国家，加冕又是异族最崇高的礼仪，只要有益于邻国交往之道，我怎敢畏惧越国远行？只有勉力竭尽愚诚，宣扬德意，希望永远敦睦和好，借此仰答皇上的恩遇与知遇。一息尚存，万里之程也应当前往。即使阻隔比山海还深，也没有改变我驱车登邛坂的心意；即使梦中觉得宫阙近在咫尺，仍存有活着经过玉门关的愿望。”大概这是于文安公代为起草的手笔。文章典重，并有沉着高远的意味，符合文忠公的身份。当时在东边战败之后，多少依赖俄国的力量归还我国被侵占的土地，这次出使确实没有白费。相传潘次耕耒聪颖异常，过目就能成诵。曾拿《时宪书》给他试读，他读过一遍就能背诵，首尾一个字也没有遗漏，人们都对此感到惊异。近人于文安公也颇有这种奇异的禀赋。我还记得光绪乙未年夏天，到孤山的巢居阁拜访于公时，于公正席地而卧，案上放着几部《日知录》。我随手拿来翻阅，其中如田赋、水利等条目，繁琐冗长；我每读出一句，于公立即把全文背诵出来。由此可知，他一定是过目不忘，绝不是有意预先背诵的。于公风度清俊刚健，文辞宏大华美，自称如同再生的盛唐文章，不让于燕、许敬宗一流，世人也因此推重他。这固然由于他好学，也确实因为他的天赋胜过常人。

译光绪庚子年发生动乱，由于东南共同保卫疆土，才没有使全局糜烂。辛丑十月，各地疆臣一同接受丰厚的奖赏。张文襄《谢赏宫衔》折说：“我伏念自去年以来，北畿受到骚扰，南畿受到震惊，以致两宫播迁，经过一年才安定下来。臣才力微薄，仰望京城而心神飞驰，既不能击鼓举兵收复京城，又没有得到执持羁▯勺守卫边圉的机会。对外惭愧，对内自疚，有罪而无功。至于遏制豫境的妖氛，消灭长江的叛党，安抚接纳宾旅，向中朝显示我军没有滥杀无辜，向友邦宣告深宫中有睦邻修好的情谊，这些事情无非是谨慎遵守圣明旨意，仰承皇上的神圣谋略。如今钟ね依然存在，威严仪容重新得见，既举行了居行之赏，又兼顾了甄别薪突之劳。恭逢国事昭明，哪里料到宫廷属官竟滥加附会。这些全是我皇太后功德施于百姓、我皇上信义使万国信服；只是上天的心意并不疏远，于是恢复故国，使形势由危转安。元▯年间手书说历经多难却不忘百姓，兴元年间的赦诏责备自己而曲加奖赏臣僚，我怎敢把上天的功劳贪来作为自己的功劳，实在是如临深谷而更加恐惧。臣只有经营荜路，休养穷檐，在整顿军队方面求得补救已失的成效，在兴办学校方面借着秉烛夜读来谋求功业。范文受赏，何曾有征伐齐国的功劳；管仲接受规劝，希望不要忘记自己曾困居莒国。”文襄公对于各种文体都极为讲究锤炼，这一篇尤其用心。它典雅深厚，在宋人的《播芳文粹》中，也确实可以推为上乘之作。王令听到《安公子曲》便知道隋炀帝不会回来，宁王听到《凉州曲》便知道将有安史之乱。声音的规律同世道运势的消长相互贯通，感应往往并非虚妄。光绪初年，京城盛行陕西梆子腔，声音急促，演出粗俗恶劣，没有一点高雅之处。旦角演员中有名叫万人迷、十三旦、水上漂的，放荡亵狎到了各种程度，令人无法忍受。张子青相国无缘无故地喜欢这种戏，逐渐发展到士大夫集会中也登台演奏，评论者认为庚子年西行巡狩的灾祸大概就是在这里显露了征兆。李爱伯侍御寄给陶文冲的诗说：“京城门中广泛演奏百种伎乐，九条大街上的车马奔驰，车声拥挤填塞。念奴的新声早已失传，昆仑乐器也无人传承。哪里来的边地曲调夹杂西方鄙俗之声，音调尖细，气息急促，步态轻佻翩跹。四座沉溺于欢乐，万人陶醉，伴着乱▯橐和繁密的弦乐。我听到这种曲子就忧愁叹息，难道不是哀伤淫靡，足以使师涓忧惧吗？”这首诗作于甲戌年，本来很早就惊叹这种音乐已经变成了变征之声。阎百诗说：“天下人没有比苏州人更柔和的了，但其中确实有刚强正直如弦的人。”我拿本乡名士的言行来验证，知道他的说法确实没有错。太傅陆文端公润庠端正公允、平和宽厚，本来就是他的天性；从韦素到台衮，他从来不夸耀高峻严正的气度，也不追求显赫的名声。唯独到了光绪、宣统年间，眼见变法措施急切粗暴，逐渐足以招致危亡，便多次上抗疏据理力争，丝毫不回避忌讳。他曾上《慎用学生》一疏，大意说：“法政这一门学问，各国彼此不同，都是根据本国的人情风俗来制定制度。因此施行到中国，常常彼此不合；留学学生在实业等事情上学成归来的人，寥寥可数。并且所学与所用不相称，其中最多的就是法政一科。那些学问有根基、彻底了解本国情况的人，还能精心选择其中内容，取其精要。其余年轻气盛的人，有的连本国的圣经贤传都没有读过，对中国的风俗道德几乎一无所知，逐渐发展到毁弃古籍，排斥旧日儒者，甚至废弃家族伦常的道义，把父兄同路人看成完全一样。接受民权革命的学说，把国家同君主判定为两条道路。而那些包藏祸心的人，还在同类中散布这种思想，暗中充当谋划者。各部院大臣认为朝廷锐意变法，如果不重用这类学生，就不足以仰体圣意。于是邪说果然盛行，遍布京师，时间一久必然会导致根本动摇、百姓涂炭。”他又上《请将新政酌量停办》一疏，大意说：“今天的祸害，首先是由于督抚没有权力，逐渐发展到朝廷也没有权力。国库储备困难、盗寇到处充斥，还是其中显而易见的情况。设立镇兵，所用的都是没有经历训练的学生；他们的言论只是纸上空谈，实际作用只是徒具形式，甚至还有不许攻打同胞的荒谬说法。中国一旦有事，不仅督抚不能调遣军队，而且军队还可能反过来兵戎相向，他们不能使用是明摆着的。因此不如停止办理镇兵，仍然整顿巡防队。设立审判制度，所任用的都是从未审理过诉讼的法官，结果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那些善于断狱的老吏，督抚不能任用；州县捕役又哄然离散，司法、巡警都没有能力缉捕盗贼。如今审判厅的设立，不过限于各省省会和通商口岸几处，盗贼日益猖獗，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若将来各府、州、县一律办齐，必然会导致盗贼遍地，因此不如停止办理审判，仍把审理案件、缉捕盗贼的事务归还原有机构。设立州县咨议局，所选的都是不熟悉掌故的议员，任意狂妄议论，钳制当权者，督抚也无法禁止他们。更严重的，有人借筹款之名鱼肉乡里，盗用自治的名号私下建立党羽援助。去年资政院开会讨论，竟然到了指手画脚、谩骂不休的地步；他们藐视朝廷，把辩驳诘问当作通达才干，把横加议论当作舆论，众说纷纭，无法追究清楚。因此不如停止办理国会，仍把进言论事的责任归给谏院。设立学堂，所聘请的都是不读古书的教习，沿用的教科书只够启发蒙昧儿童，严重的还倡议废弃五经，其祸害等同于秦朝焚书。禁止偏僻乡里的私塾开办，又毁坏同郑校，使血气尚未稳定的子弟结党作恶，使贫寒而聪明的士人没有进身之路，因此不如停止办理中小学堂，仍然采用经义策论取士。以上各事都同财政有关。以臣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它们的祸害已经出现在眼前，实际的好处却不知道哪一天才会出现。我私下担心，如果变本加厉，最终将发展到朝廷无权、大局无法收拾。”这篇疏文上奏后，大多没有得到答复；其中所论述的各种弊端，后来全都如他所预料，而且有许多还比他说的更加严重。当时新进之人狂妄荒诞，任意妄为，频繁更改；亲贵没有见识却盲目跟从，朝廷官员庸碌昏暗而阿谀附和，几乎把新法看成不可更改的经典、神圣的经书。即使有洞察幽微、能够预见长远的人，也大多顾惜情面、爱护自己，闭口不敢发声。唯独陆公坦荡直率地陈述意见，像孤独的光芒照彻一切；如果不是具有刚强坚毅、百折不挠的气概，又怎么能够像这样排斥众议，把所有话都毫无隐瞒地说出来呢！我把这些事辑录在这里，既是为了阐明潜丘的说法，也是为了让人看到，末世的台阁之中仍然有这样一番正直的议论。

译日本讲习宋学，从藤原惺窝开始，由林罗山完成。惺窝名肃，罗山名忠，都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人。日本讲习汉学，从伊藤仁斋开始，由物茂乡完成。仁斋名维桢，茂乡名双松，是本朝康熙年间的人。俞曲园先生所记载的日本学派源流就是这样；他们得到我国学术的余绪，直到今天仍然保持不衰。我国旧学是数千年来圣贤留传下来的，却有人敢公开宣扬要毁弃它，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比拟，只能看作人在发出畜生般的叫声罢了。校勘家必须广泛搜集著名刻本，把它们作为辨正讹误、补足缺漏的依据。如果只是为了读书明理，就有顾不上这些事情的人。近人周伯进太史锡恩《检书诗》说：“迂拙的读书人像老▯覃一样，在四部书中营造洞窟。藏书三百箱，还不觉得京城书籍已经穷尽。心里只求广泛阅读，至于刻板纸张并不以精工为贵。嘲笑那些目录家，他们的技艺同厂商小贩相同。这件事勉励人专心致志，难道是为了求取口耳之学的丰盛吗？”由这首诗可知，讲求版本，确实不是读书最紧要的事情。（周太史并不字伯进，我因为避家讳，才用同音字改写。）」 德清许周生宗彦有“书价比珠▯”的诗句，这是乾隆、嘉庆年间的事情。如今世事又多次变迁，四面环海的交通使书籍流传到域外，便有异族来购买搜求；藏在箱箧中的书籍，则有豪门大户将其束置收藏。奇书秘籍如麟角凤毛，想像从前那样在冷清的书摊上用钱购买、到荒棚中访求书籍，已经不可得了。合肥李季于观察曾经收集水鸟的皮，制成皮裘，轻便而温暖，是从未有过的东西；它的颜色近似元狐，只是绒毛更加蓬松罢了。考察罗愿《尔雅翼》说：“▯▯，是水鸟，属于雁类，皮可以制裘。又名▯麋，是说它的颜色青苍，像麋一样。”用形状来验证，所制皮裘无疑是用▯▯皮制成的。自司马相如以后，长期没有再见到这种制作，虽然是仿照旧制，却也是新近创制的成果。天津附近一带，水{扎鸟}成群，捕鸟人把它们当作日常食物。西餐中屡次遇到这种东西，查证《本草纲目》，它就是▯▯▯。但味道很不美。李时珍认为烤着吃非常美味，这个说法并不确切。潘纶恩凭道听途说说：“四川的吐寿鸡也是吐绶鸡一类。但吐绶鸡的绶带五彩斑斓、形成纹彩，吐寿鸡则从口中喷出并垂下一枚‘寿’字，红艳如锦。虽然出自天然，却宛如人工制作。”俞曲园先生《茶香室四钞》既记录了这条说法，又引用李日华《六研斋二笔》记载的滕昌▯《悬寿鸟图》，认为所谓悬寿鸟，只是有人把刻成的“寿”字悬挂在鸟的颈上，并不是鸟吐出来的。因此认为潘纶恩的说法是妄说。然而，白栗斋观察廷夔曾经走过蜀道，亲眼看见鸟吐出似隶书又似草书的寿字，姿态颇为生动；他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我。由此可知，万物的道理无穷无尽，即使是学问深厚的旧学者，也有尚未充分了解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