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步里客谈》，宋代陈长方撰。●卷上 太祖皇帝出兵平定江南时，李煜派他的臣子徐铉前来，想凭口才取胜。赵普多次说应当选择馆伴，等到再次请示时，才由中书批示，从三班院名下差遣一名使臣前往。徐铉反复向他询问，那人只应声称是，说自己不识字而已。徐铉对此也无可奈何。富文忠公年轻时，有人辱骂他，他像没有听见一样。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恐怕是在骂别人。”那人说：“他指着您的姓名，说富某。”他说：“天下怎么知道没有同姓名的人呢？”（案：这一条载于《说郛》本，今收入。） 范文正公统帅西部军队时，当时的宰相担心他建立功业后入==，想堵住他的仕进之门，所以授予他邠州观察使一职，并再三以月俸优厚为由劝说，又派中使宣谕。文正公坚决推辞，以此挫败他们的谋划，终于获准罢免此职。不久，他因擅自答复李元昊的书信，被议论要依法施以最重的刑法，后来降为耀州知州。范忠宣公说：“江民表做小官时，就在做将来担任宰相时的事情。舜住在历山以及后来得到天下，仿佛本来就拥有这些一样，这是平素修养所养成的。” 魏泰假托梅圣俞的名义写成《碧云騢》，用来诋毁当时的权贵名公，连范文正公也未能幸免。书中说范公想依附堂吏范仲之，所以取名仲淹，是想与他结为兄弟。我曾在石氏士繇家见过这部书。邵康节的先天学，是从李挺之、穆伯长那里相互传授下来的。《墓志》中说：“推究它的源流，远古便有端绪。”其实是从陈希夷传来的。他曾说：“天下聪明超过常人的，只有程伯淳、程正叔；其次是章惇、邢恕，可以传授这门学问。”程先生问需要几年才能学成，他说：“二十年。”先生说：“我们兄弟没有这么多闲工夫。”章惇、邢恕听到康节的话后便前来。康节看着他们说：“章子厚、邢和叔心术不正，掌握这门学问后，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最终没有传授给他们。因此，先天学没有传下去。他曾为章子厚筮得一卦，说明他一生的事情，竟没有一字不应验。熙宁戊申年，邵尧夫听到杜鹃啼叫，很不高兴。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将有人从东南方起用为宰相，凭借文教扰乱天下；这场祸患不到六十年不会停止。”不久，王介甫从江宁被召回。王介甫所制定和阐明的经术、法令，到建炎戊申年才停止。徐翼之说，他曾听一位老堂吏说：司马文正公在朝堂处理日常事务时，有些地方与常人一样；但一旦遇到大事，便能使人心悦诚服。外祖林卿说，翰林学士赵彦若，是司马文正公所器重的人。人们从未见他私下拜访请教；有事就在公开场合说出，平时只是随着众人的进退而已。政和年间，范文甫在庐州提出建议，湖州取得周鼎，于是他持节经过宋州。事后刘器之向他请教，刘器之说：“您是富文忠公的外孙、程正叔的门人，叫我还能说什么呢？” 田腴承伯说：“做官若是由别人上奏推荐和征召，便不只是宾主关系，其中还含有君臣之义，不应轻视。” 刚开始谋求做官的人向刘待制安世请教，他回答：“清明和缓。”又问：“为什么说要和缓？”他说：“什么事情不是因为忙乱而办坏的？不过，这句话固然足以教导初学者；如果学习的人懂得其中道理，那么事情的缓急先后都不会失去分寸。” 刘道原刘恕曾当面批评王介甫。所以苏子瞻送他的诗说：“孔融不肯向曹操退让，汲黯本来就轻视张汤。”这句话大概是在讥刺王介甫。吕惠乡非常坚定地依附王介甫。司马公说：“因利益结合，必定也会因利益分离。”后来果然互相揭发。王介甫的儿子王简说：“不要让皇上知道。”苏子瞻改用颜渊的话铸成一句话说：“我听说，接见君子的人，问的是凋零的人，不是凋零的树木。”有人问：“人也可以凋零吗？”他说：“吕惠卿凋零了王安石。” 邢和叔遇到人就训诫教导，当时人给他取了“邢训”的称号。吕正献公起初很喜欢邢恕，听说邢恕到了京城，便到旅舍去拜访他。王伯虎王炳之从编修官升任帖职后，章子厚遍问堂中众人说：“是谁主张的？”吕正献公说：“伯虎按惯例应当得到这个职位，这是皇上的恩典。”章子厚于是默然不语。元祐年间，东坡起草吕吉甫被贬责的诏词，叙述神考起初任用他而后来弃置他的情形，说：“先皇帝求贤好像唯恐来不及，听从善言好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起初凭帝尧那样的聪明，姑且试用伯鲧，最终还是弃置了他；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不信任宰予。”又说：“高兴时就相互摩挲双足以表示亲近，发怒时就反目相视。”后来他对人说：“我做了三十年的刽子手，今天才算剐了一个有肉的人。” 元祐年间，顾子敦顾临任夕郎时，封还驳正诏令任凭自己的意愿。吕汲公吕大防向吕正献公谋划此事，正献公说：“升迁顾临吗？躁进的人会仿效他；责罚顾临吗？胆小怯懦的人将不敢做事。如今治河的议论还没有定论，应当派他去考察河道。”因此，赏罚都不是根据封还驳正来决定的。陈莹中《答杨中立书》说：“竟想毁掉这道白麻诏书，在殿庭上哭泣。”我认为，白麻是皇帝的诏命，不可以毁掉；天子的朝廷，也不是哭泣的地方。（案：原本分为两条，而上半段语意重复，应当本来就是一条，今合并。） 蔡京任翰林承旨时，陈莹中已经说过，天下治乱的分别取决于是否任用蔡京。蔡君济元康问他：“蔡京是小人，又特别喜欢结交宦官；任用蔡京和宦官而使他们得志，天下怎么会不乱？”靖康初年，蔡京被贬为分司官，同时下达授予陈莹中谏议大夫的命令。（案：这一条又见孙榖祥《野老记闻》。《记闻序》说：先人过去曾在陈唯室先生的讲席中学习，后来又见到与他交游的人，如和靖尹先生这一类，于是有《野老记闻》数篇，姑且记录大概。或许原本就是《客谈》中的话。） 崇宁年间，在宣和殿树立《元祐奸党碑》，蔡京把碑文书写后，又树立在各州长吏的厅堂中。事情过了不久，天上发生异常变化；一天夜里雷雨大作，宣和殿的碑石被震碎，于是各州所立的碑也一并拆除了。人心并不认为这是正确的，然而上天却作出了回应。天人之间没有比这更明显的相互感应了，仔细体察就可以懂得其中的道理。宣和殿所立的《元祐奸党碑》，把司马温公列为首位。元祐党籍中固然有很多真正的儒者和贤士，然而蔡京凭借权势和利害关系，使他们受到倾覆、夺职和禁锢。被牵连进党的人也很多，未必全都是君子。我曾在碑后题诗说：“同样列名于丹书，谁知品第有多少差别？毒蛇与蛟龙一同陈列在市场，玉石也一起沉入河中。人才都被摧残折损，岁月也这样消磨过去。祸乱的根源已经严重，借鉴历史不可蹉跎。”（“已经严重”，是说吕汲公的行事。） 游公定夫的儿子性情刚强，游公便给他取名为“损”，并说：“损，君子用它来惩戒愤怒、抑制欲望。”古代贤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效法。孙中丞有很多内宠，夫人把这看作忧患。那些内宠纵容其亲属行贿并冒犯上司，孙中丞无法忍受，便将他们逐去。由于这件事，几个人也都一起离去，孙中丞却没有察觉其中的缘故。

译靖康初年，金人订立城下之盟后离去。唐钦叟唐少宰援引唐朝自明皇以后屡次丧失国土又复兴的事例，说是因为君主在外，可以号召四方的力量来救援京师。应当仿照景德年间的旧例下诏，亲临洛京，以此号令天下，或许还能大振王业；否则也可以退回占据秦、雍之地，以图谋复兴。第二天，何■入朝应对，引用苏内翰《志林》的话认为：“周朝所作的错误决定，没有比东迁更严重的。”这项建议于是搁置了。●卷下 “《尽心》这一篇，真是合乎法度的言论。”这是孟子晚年的话。与《公孙丑》等篇相比，已经没有那种刚烈的气势了。《伯夷歌》说：“神农、虞、夏忽然消逝了啊，我将归向何处啊！”这是借古代之事讽刺当今，意思含蓄；这是太史公的文笔，并不是伯夷本人的意思。韩师德说，《史记》记载韩信的话：“我后悔没有采用蒯通的计策，竟被儿女之辈欺骗了！”“儿女子”指的是萧何、吕雉。班固把这句话略写为：“后悔没有采用蒯通的话，死在儿女手中。”这完全失去了原意。“水上军斗入”一句，班固也删去了，同样不对。司马迁撰写《武帝纪》时，如实记录方士和神仙之事，没有一个字加以讥讽，却使读者自己不由得思考这些事情，那么汉武帝的愚昧就显得很深了。（案：这一条载于《说郛》本，今收入。） 汉武帝也善于用人。晚年任用金日磾、霍光以及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之类的人，安排他们的职位都很适当。但在中年时，任用的宰相都没有慎重选择。太史公有侠义之气，所以为赵奢、穰苴、仪秦以及刺客等人作传时更加得心应手。因为他从未窥见圣贤的门径，所以五帝、三王、孔子、孟子的传记，虽然也缀辑补充了事迹，却仍不够完美。（案：以下两条都根据《说郛》本增补。） 西汉末年，文章与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略有不同；然而论及文物兴盛，没有比得上武帝时期的。难道是士气有盛衰吗？还是由于君主个人的爱好呢？《美新》不像扬子云的文章，他是因为害怕死亡而在王莽朝做官，不敢离去。后人于是用这件事玷污他，君子厌恶处在卑下的处境。范蔚宗所作《黄宪传》最好。黄宪起初没有什么事迹，范蔚宗只用他的语言来摹写叔度，描绘他的神态和气度，使后人能够看见这个人，这是最精妙的地方。其他传记中，冯衍、马援的传记较好，大概是因为得到这两人的文字相互映照，便觉得这两篇传记不同。由此可知，班固《汉书》不可企及的地方，也只是有太史公、司马相如、贾谊、董仲舒、晁错、刘向等人的文章作为底稿罢了。《五代史》没有为杨凝式立传，只记载他历仕梁、唐、晋、汉、周，后来因病请求退休。又没有说明他的本心。杨凝式曾劝谏父亲杨涉说：大人身为唐朝宰相，却把传国玺交给别人，那么他的心意就可以看出来了。杨凝式又不肯在五代做官，只以心疾为托辞；由此可知，他这个人贤明，气节高尚。我曾说，自我隐藏而与草木一同消亡的人，五代并不是没有；只是史书没有得到他们真实的情况，实在可叹。像杨凝式这样，始末清楚明白，史书却又不为他立传，执笔的人对善人的褒扬为何这样狭隘呢！陈师锡伯修撰写《五代史序》，文辞平平。起初苏子瞻把此事让给曾子固，说：“欧阳修门下的学生中，子固是前辈。”子固回答说：“如果子瞻不写，我算什么人呢！”两位公相互推让，始终没有决定，于是陈师锡奋笔为之写成。古人作诗断句，常常突然旁入别的意思，最为警策。例如老杜说：“鸡虫得失无了时”，注中说：“寒江倚山阁”就是这种写法。黄鲁直作《水仙花》诗，也采用这种体例说：“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到了陈无己说：“李杜齐名吾岂敢，晚风无树不鸣蝉。”就完全不像这种写法了。章叔度章宪说：“每次写下一句俗语，没有一个字是没有出处的。”这就是陈无己、黄鲁直作诗的方法。《阿房宫赋》只有篇末谈到秦朝和六国的地方写得好。至于“丁头粟粒”等话，连俳优也不如。我曾怀疑《三器论》不是韩愈的文章，又怀疑《下邳侯传》是后人仿作的。韩愈作《毛颖传》，只是用文章来开玩笑，正如伶人演戏，刚出场说了一句诙谐话，全场都笑；这句话难道是又重复出现了吗？《毛颖传》的赞语说毛颖有功却没有得到赏赐，年老后又被疏远，秦国真是少恩啊！这很像太史公的笔势。董晋的行状记载回纥、李怀光两件事，像是用左氏的文字作通解，不像韩愈的文章。其中“之乎者也”以下都不恰当，诬称为韩愈作品的地方太多了。秦少游说：“韩愈的《元和圣德诗》和《平淮西碑》，好像出自两个人之手。”我按年代考察，大概相隔十二年。然而拿《平淮西碑》与《郓州溪堂诗》相比，又好像是另一个人写的。《罗池庙碑》的古本，把“涉有新船”作“步有新船”，把“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作“秋鹤与飞”。欧阳永叔认为“步有新船”是正确的，而“秋鹤与飞”不对。有人据此认为这是欧阳修和韩愈文字上的区别，大概是确切的说法。我曾用三句话评论柳子厚的文章：“他的总体风格像纪渻子养斗鸡：在朝廷任职时，正是虚浮骄矜、依仗意气；到了永州以后，还只能听见声响、看见影响；到了柳州以后，看上去就像木鸡一样了。” 柳子厚的《先友记》，采用的是《孔子七十弟子传》的体例。至于《贞符》和《雅则》，则是以《尚书》中的《盘庚》《康诰》以及《诗经》作者的文章为祖法。东坡辨说《黄楼赋》不是苏子由所作，这就是所谓越想掩盖反而越显露。《却扫编》记载，徐州黄楼是东坡所建，子由为它作赋，东坡亲自书写。韩退之的《画记》，东坡认为像甲乙账簿；秦少游却仿效它写成《五百罗汉记》，人心各不相同就是这样。喻子才说，王侍郎刚中曾说：“文章能使人击节赞叹，不如能使人肃然起敬。”（案：这一条根据《说郛》本增补。） 张文潜看富郑公的《神道碑》，读到评论赵济的地方，说：“您的文章固然奇妙，但想增加一个‘一’字，可以吗？”于是改成：“到了英宗、神宗时代，富公已经老了。他的功劳在史官，德泽在百姓。北方的敌人、西方的戎人，都看富公的进退来判断中国的轻重，而一个赵济竟敢动摇他。”这个“一”字，确实是文章的关键。

译我近来看到喜祐年间一份《罢茶盐法》的诏书，读了几十遍仍舍不得放下，常常叹息，认为这真是皇帝的言语。后来读《欧阳文忠集》，才知道原来是欧阳修的手笔。欧阳修的文章温润，尤其适合用作诏令的文辞。其中有这样的话：“私自藏匿、盗卖茶盐的人，实在有很多。施以严刑重罚，是我感情上不忍的；但这等于在江湖之外数千里设置陷阱，使我们的百姓陷入其中。” 《东坡志林》说：“我曾想仿照《盘谷序》写一篇文章，最终却不能写成。文章的姿态如同风云变幻消散、水波随势成纹，本来就是因形势而自然形成的。如果一定要抓住某一时刻的痕迹，以此确定文章的固定体式，那就像想系住风、捕捉影子一样。” 我曾问王子世：“苏氏所作的是纵横家的学问吗？”他回答：“有这种情况。”当时案上有一篇《庄子庙记》，其中说：“只在这篇记中，就说庄子对于孔门，表面上排挤，暗地里却加以帮助。”这句话也是纵横家一类的说法。自古以来被称为齐名的人很多，实际上未必真是这样。例如姚崇、宋璟，宋璟的守正就不是姚崇可比的。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四人，出仕或退隐以及正邪也各不相同。人们常说刘禹锡、白居易并称，但刘禹锡的诗文也胜过白居易。至于近代的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苏子瞻的文章远胜黄庭坚；黄庭坚的诗律，苏轼也赶不上。内制、外制两类诏令官，以润色皇帝的言辞、向天下发布告示为职责，一个字的轻重都关系到国家体面。皇帝高兴时就把人捧上九天，发怒时就把人推入九地，这是什么道理？总要在褒贬之间表现出惩戒的意义。比如骆宾王诋毁武后，读到其他地方只觉得可笑，到了“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处，才说：“宰相怎么能失掉这样的人才？”连武氏尚且知道这一点，何况天下有识之士呢？江淮地区在春夏交替时多雨，当地习俗称为梅雨，大约在夏至前后各半个月。有人怀疑西北地区不是这样。我认为东南是水泽之国，春夏之间天地之气交汇，水气向上蒸腾，所以多雨，这是合乎道理的。有人说月亮接受太阳的光，到了望日光就充满，这不对。日月内部都包含阴阳，月中的阴气有时消长，阳气也随之变化。因此月光有圆有缺，到了望日，月光自然充满，恰好与太阳相对，并不是接受太阳的光。沈存中说：“世人多把脾指为黄庭，说它有名称却没有形体，是一种冲虚而无定形的东西。”他又说：“肾有左右两枚，所以对应坎、离。坎离相交，就滋养五脏，如同乾坤生出六子。”我说：“知道脾不是黄庭，却说坎、离是两肾，这同把兄长的手臂砍断，却说姑且慢慢来，有什么不同呢？” 太平时期，茶酒班殿侍身上系着四五层不同颜色的裹肚。此前，京师用竹子盛装五色线，拉扯它来作游戏，称为“变线”。后来又因为殿侍所系的裹肚与它相似，所以也称为“变线”。如今不再系这样多的裹肚，只系几条义带罢了。（杨宜之侍郎说，他的继母吕氏的舅舅曾有人做过这种裹肚。） 古人常常使用“转蓬”一词，我一直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外祖林公出使辽国时，看见蓬花的枝叶相互连接，团聚在地上，遇到风就旋转。他询问这种东西，当地人说：“这就是转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