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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洹词记事抄》（明）李鹗翀编 目录 小引 文敏公传 《洹词记事抄》《洹词记事续抄》《洹词记事抄》小引 《洹词》是崔文敏公侍郎铣编集的著作。文章都古朴峻拔，不像今天那些柔靡繁饰的文字。篇中涉及宋代事情和本朝前辈事迹的内容，议论取材和见解都超出其他典籍，可以作为评论时世、治理国家的一项助益，不应同一般应酬性的创作相提并论。时在庚子年秋天，白露前六日，屋檐上的雨水淙淙作响，吵得人耳朵难受。我偶然查检箱笥中的书，摘录下来，以便查找阅读。凡是不涉及记事的，都不予收录。录下这些内容是为了考证，先把圣人的生卒年月列为第一条。庄子说：“考察现在而明白过去，那么过去虽然遥远，也不会感到困惑。”我用来解释幽□的东西，大概就在这里吧？共计六十七则，合为一卷。寒露前三日录成，后学李鹗翀识。尚书崔文敏公传 海盐郑晓 崔公名铣，字子锺，另一字仲鳬，是安阳人。弘治十八年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授官编修。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九卿和辅佐官员都伏地拜谒下跪。崔公在史馆门口遇到刘瑾，却独自行长揖礼。刘瑾大怒，怒目看着崔公。后来有一天，众史官一同拜见刘瑾，又都行长揖礼，刘瑾更加恼怒，对张彩说：“翰林院那些白面书生多半轻薄，像崔铣尤其厉害。”恰逢《孝宗实录》修成，刘瑾假传圣旨，给史官升职，调到各部和州县去学习政务，改授崔公南京验封主事。刘瑾被诛后，崔公被召回翰林院。他上书给李文正公，内容是及时使君主醒悟、拯救百姓，荐举贤能、治理财赋，以及整顿军队，而不是徒然驱使军队去追逐狩猎、从事翰墨。正德十一年，任职九年期满，升为侍读。第二年请求告假归乡。嘉靖元年，被召回修撰《武宗实录》。第二年担任日讲，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崔公开诚相待，善于诱导，明确教条，端正文体，每天穿戴整齐坐在东堂，回答诸生的疑问。当时正在议论大礼，江南江北发生大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事。崔公上疏大意说：“近来主事张璁等人因为提出有关先后的议论，超格升迁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修撰吕柟、编修邹守益、监察御史马明衡等人，却又因上疏而被罢斥。监察御史叚续、陈相，吏部员外郎薛蕙被关进狱中。臣仰思皇上希望为本生父母完备礼制，确实是极为孝顺；然而也应详细考察礼制的本意，完全顺应人情。如果只任凭自己的意愿，又哪里会有止境呢？”奏疏呈上后，皇帝下令知道了。嘉靖十八年春，改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不久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都御史王暐说：“句容县朱家巷，是皇祖的故乡，坟址也在那里，况且已经重新表彰。”崔公独自坚持认为不可，说：“兴王建国的根基如果失实，就是欺罔之事。”事情最终被搁置。不久崔公因病退休，去世后赠官尚书，谥号文敏。崔公才华宏大、学识广博，喜好古道而且能写文章，平日操守清白，出仕或退处都没有污点。崔铣曾说：“我读元子《述时》《述命》《述居》三篇，大概讲的是保全生命、保守操行的道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从丁丑年到甲申年，在两京任职，不到两年；其余都是在山林中闲居自处的日子。抚念自身，观察时势，古今相距究竟有多远呢？”于是仍沿用旧题，编缀整理已经刊行的诡反经之作，赠给同好。文章大多没有收录，这些内容载于《吾学编·名臣记》第十八卷中。《洹词记事抄》孔子的生卒 核实朱家巷后回奏 记载韩魏公的事迹 杂记 议论宋代事情五条 晚年节操 明代臣子的十种节操 记王忠肃公翱的三件事 王端毅 李文达被起复 刘忠宣 周文襄 杂记九条 傅尚书传 吴尚书传 陈御史 空同子 罗圭峰 张仲修 讹传 两名武士 柴村录 王虎谷 孙少卿 蓟州盗寇 正德末年的祸乱蔓延 宁庶人 均徭规则 燕地耆老的记载 沈谏议 《震泽纪闻》梅损斋 孔子的生卒 孔子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年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出生，这一天按夏历是八月。鲁哀公十六年壬戌年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去世，这一天按夏历是二月。享年七十四岁。出生日期依据《谷梁传》，去世日期依据《左氏传》；把庚子日移到十月，并把己丑改为乙丑。《长历》可以作为依据。传授经书的学者，师承次第相互传授，何况这两部传记距离孔子的时代很近，而且孔子又出生在同一地方呢？司马迁生活在更晚的时代，所知疏漏浅陋，我难道还没有可以凭据的材料吗？宋濂说周代不改变时月，《春秋》把子、丑两月截取到前一年。史书本来就是记载事实的，难以凭自己的意思把它弄乱。国君在年初即位，周历则以子月为年首。《春秋》在正月记载即位，难道也是孔子把月份移改了吗？左丘明是周代人，正是按他亲历的历法记载。至于改动月份，是周代历法的错误。如果一定要说圣人替它掩饰，那么大辂、乐舞这些礼制，孔子为什么还要遵从虞、夏、商三代的旧制呢？核实朱家巷后回奏 十一月初十日，收到本部咨文，得知礼部咨文称：副都御史王暐上奏，句容县有一棵龙爪树，朱家巷是圣祖的出生之地，长期没有得到表彰，现在应当按照近来表彰尧母墓、修理臣下坟墓的诏书和事例，修建陵园，设置守护户一事办理；应当由南京礼部堂上官会同当地巡抚、巡按和提学御史前往查验。奉圣旨，命令查访核实后奏报。职于本月十一日离任，来到句容县，会同各位官员亲自前往该地。先从本县西门出发，走了十一里，经过两座小山，地名通德乡。那里有一个土穴，树根在里面，原本是栎树，四根树枝弯曲向上，枝头各有五个指状分叉，乡人觉得奇异，称它为龙爪，如今已经枯朽八年。土穴西面有一段田地，众人都说就是朱巷旧址。用弓丈量长宽，得到土地五亩；西距京城八十里，现在由百姓杨春作为产业。由巷基向西走一百五丈，有一段斜坡土脊，长着一株树，树下有一个坑，地方老人相传是朱皇帝家的坟墓。用弓丈量长宽，得到土地三亩，遍地长满荆棘，没有土丘、墓道或石碑。西北面有一座古庙，墙上画着神像，还写有“句容朱安”八个字样。石香炉上刻着“朱庆社二十八户置”共七十六个字。我们反复查看验明，前一处地方总不过是一片荒坡，地势倾斜。众人虽然说这里是某处巷址、那里是某座坟墓，却一点也没有可以辨认的遗迹；虽说是地方老人世代相传，也没有别的碑刻或典籍可以查证。臣等仰思皇上孝行超过历代帝王，仁德遍及四海；古代帝王的母亲、异代臣子的坟墓，尚且可以凭一抔土辨认，皇上还特地下发抚恤典礼。假如句容这个地方果真如原奏所说，那就是圣祖积累千百年福庆的根源，是皇朝亿万年兴王建国的根基。礼意深远，事体重大。臣等在十天之内竭力访查，只有前面所列的情况，仍未查得确实，哪里敢轻信附和、自作猜拟，和他们一起陷入欺罔不忠之罪？拟定应当会同立案，回咨本部查照，并具奏请皇上裁定。【当时为嘉靖己亥年】记韩魏公的事迹

译韩魏公一生不谈禅学，曾说：“我从年轻到老年，所实行的只是遵循《论语》，从来不敢片刻离开它。”晚年镇守北门时，年纪已经六十多岁。有一天他因病不办公，住在家中，有位亲近的客人到卧室来，看到案上只有一个唾壶和一部《论语》。崔铣说：“宋人记载韩公德行时，没有这件事。”我从小说中得到这个故事，唉！他们哪里知道韩公的学问呢？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显现出来，就是道。道的实际内容，就是五伦。君子安定自己的心来端正行为，行为合乎人伦，内心是否守正也就可以知道了。孔子的履践之道说：“孝悌的教导，以及文、行、忠、信。”如果厌恶贫贱而羡慕富贵，怨恨上天而责怪他人，这就是丧失本性了，还谈得上什么学习呢？韩公秉持正直而人们不怨恨他，建立大功而人们不嫉妒他，处理平常事务却能留下美好的声誉，行事出奇却不留下痕迹，也差不多符合《论语》的准则了吧？嘉靖癸巳年夏五月二日，在柴村农舍记下。杂记 王安国劝谏兄长王安石 李椿评论张浚在符离的事情 宋高宗知道张浚用兵不能成功 张浚轻视百姓的性命 张九成、陆九渊与禅学 陆九渊妄加议论，朱熹、杨简妄自改变本意 赵汝愚把权柄交给韩侂胄 吝惜给韩侂胄赏赐。把韩侂胄的首级交给金国。王安石耽误了振兴国家，张浚耽误了为国复仇。宋朝灭亡在道学大为昌明之日。王安国劝谏他的兄长王安石。洹野子说：“《宋史》太滥杂了！从哪里去考察事实呢？误国的臣子、淆乱真相的儒者，后来还有人称颂叙述他们；这样看来，道理是不明白了。那年未月治理庄稼，柴村白天下雨，我默坐时因而记下这些事，其他书中可以得到证明的，也写在篇中。王安石实行变法，他的弟弟王安国劝谏他，他不听，于是在景堂哭着说：‘我们家如今要灭门了。’大概是已经知道宋朝必定灭亡了。” 李椿论说张浚在符离的战事。张浚发动符离之战，李椿告诉他说：“为国复仇、讨伐贼寇，是天下的大义。但一定要先正名分、定职责，养成威势，观察敌人的可乘之机，然后才能谋划。如今议论不是出自督府，而是出自各位将领，已经成为出动军队的凶兆。何况藩篱已经破败，储备又少，将领大多没有才能，士兵弱而未经训练，节制也没有协调妥当，议论还没有确定。敌人安逸而我们劳苦，即使夺得土地也不能守住。”李公是洺水人，朱子为他撰写墓志，他是大力实行自己主张的人。宋高宗知道张浚用兵不能成功。张浚出兵时，与宋高宗约定日期收复中原。岳飞说：“宰相是在说梦话吗？”张浚于是嫉恨岳飞，陷害他致死。宋高宗对赵鼎说：“张浚筹措安排了三年，耗尽民力，损耗国家财用，什么时候收复过一寸土地？朕宁可亡国，也不用这个人。”张浚又上疏谈论军事，宋高宗说：“张浚用兵，天下人都知道。富平、淮西两次失败了，如今又在惹事。”于是下令把张浚谪往永州。史家都责怪宋高宗不任用张浚，这不符合事实。张浚轻视百姓的性命。《实录》说：“符离军队败了，张浚的鼻息声像雷一样。魏公有这样的镇定力量吗？果然是因为他轻视百姓的死亡，所以才敢使用欺罔之术。” 张九成、陆九渊参禅。周密说：张九成参究宗杲的禅法，陆九渊又向宗杲的弟子得光参禅。得光说：宗杲对子韶说：“侍郎得到这个霸柄，可以改头换面，把它说给儒家听。”陆九渊的门人詹阜民闭目静坐了半个月，陆九渊看见后迎上去说：“这个道理已经显现了。”张九成用禅语扰乱经学，陆九渊用禅定扰乱道德。陆九渊妄加议论朱熹，杨简妄自去除意念。陆九渊也读书谈论道理，却讥讽朱文公的言论粗浅；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嫉忌之心发作了吗？杨简想要去除意念，像这样攻击时文来取得官职，处理政事来建立功绩，除了意念，还有谁主宰这些呢？这两个人专门说大话来抬高自己，却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唉！宋光宗的病，使他的心到了子莅□，却还不知道，大概已经沉溃了。他不去朝见重华，并不是罪过。宰臣中有王曾、韩琦这样的人，就应当明白宣布皇上的病情，昭示百官，请太子监国，很快就可以确定下来。唐顺宪就是这样。赵汝愚把权柄交给韩侂胄。赵汝愚采用赵彦逾的计策，把权柄交给韩侂胄，招致国家的祸患。所以，中国宁可威势不振，也不向夷狄借兵；君子宁可事情不能成功，也不把权柄交给小人。吝惜给韩侂胄赏赐。唐朝五王失误，没有诛杀武三思，唐朝于是仍然陷于动乱。宋朝赵姓宰相吝惜给韩侂胄赏赐，宋朝也渐渐灭亡了。谋划的开始像转动弹丸一样容易，凶险的结局却像回转的灾殃一样到来。唉，能忽视这些吗？把韩侂胄的首级交给金国。宋宁宗听从楼钥、倪思的话，把韩侂胄的首级交给金国；大概是把自己当作边远小国，金国的尊贵已经天下无敌了。宋宁宗在位时，金国衰败，中国正有恢复的机会，却不自我振作，安于弱势。至于依法杀戮奸臣，这是各国的政事，和金国有什么关系呢？唉，宋朝难道还算有臣子吗？王安石耽误了振兴国家，张浚耽误了为国复仇。宋朝君主厚待臣子，臣子却辜负君主。国家有重大政务，不致力于审慎处理，却先发表抗争性的言论；不寻求把事情办成，却先追求保全自己的名声。宋神宗想要振兴国家，因王安石而耽误，于是向南迁徙；宋孝宗想要为国复仇，因张浚而耽误，于是请求议和。史浩以下，只是苟延眼前；留正以下，也只有逃奔而已。宋朝灭亡在道学大为昌明之日。谢枋得曾说：“宋朝灭亡于道学。大明之日，灭亡汉朝的有梁冀、曹节，但还有君子起来挽救它。宋朝被韩、史、贾、丁灭亡，却没有能够挽救它的人。这是因为汉朝以阐明经义来修养品行，宋朝注释经书却只是铺衍文辞。汉朝士人质朴，宋朝士人浮华；汉朝士人协力尽忠，宋朝士人争逐名声。” ○议论宋朝政事五条 弱势应当用强力来矫正。宋仁宗不善于任用人才，富弼急于求成，元祐时期的政事令人惋惜。宋太祖、宋太宗、宋仁宗、宋高宗、宋真宗、宋理宗的大略。论说张方平、苏洵、范仲淹的是非，各不相同。宋朝臣子的奏疏。弱势应当用强力来矫正。宋朝正处于英宗、神宗时期，难道正是由富足转为贫困、由贫困而变革的时候吗？宋真宗时的百姓，亲身摆脱了征战，李相以安靖来使他们获得生息，长期以来失于软弱；既然软弱，就用强力矫正，这可以。杨亿攻击对偶骈丽的文辞，割裂圣人经典，流变为律赋，文章因而衰靡了。王安石采用经义，确实是对的，但不应专门推行他那些固执而错误的训说。天子慎修德行，四方夷狄就会宾服；从未听说过收敛财物来向敌虏夸耀，还同他们叙定兄弟叔侄的名分。如果把那些财物转来供养戍卒，国家就会富足；把那些爵位转来激励守臣，臣下就会贤良。富足和利益归于我方，危亡就转移给敌方。唐高祖开始使突厥称臣，唐太宗把颉利可汗安置在宫阙之下，周世宗使用中原的军队，几乎恢复了旧日疆域。宋朝却把向内部输送财物、屈己求安当作安定，懦弱啊，懦弱啊！汉、唐同夷狄结交，是准备取得他们；宋朝只是直接害怕他们罢了。元祐时期的变故，如果说熙宁年间是当时解除百姓困厄的时期，这还可以；但仍然没有得到圣人治事的方法吗？宋仁宗不善于任用人才，富弼急于求成，元祐时期的政事令人惋惜。

译宋仁宗的明察不能照见长远，仁厚却容纳奸人；明知王钦若是什么人，却仍任用他；任用富弼、范仲淹，却不能始终信任他们；和郭公相比，差不多没有多少不同。富公、范公革除弊政，使政治上升治平，然而他们的志向过于急切，规划过于宽大。急切就会像荆棘一样丛杂，宽大就会显得空旷。《易经》说：“包容荒远，不遗漏远方。”两位公大概还没有明白这句话吧？君子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才提出要求；孟子先使人心归服，然后才谈论政事，哪里会急于求成呢？元祐时期任用宰相的权力确实专在一处，然而天子年幼而且不英明，没有听说后妃掌权而能有大作为的。究竟是时势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本来就很难两全啊！宋太祖、宋太宗、宋仁宗、宋高宗、宋真宗、宋理宗的大略。宋太祖任用权术，而宋太宗则实行狡诈；宋仁宗容纳奸人，而宋高宗则因疏于防范而受制；宋真宗在喜好道术方面弄虚作假，宋理宗在崇尚儒学方面掠取美名。论说张方平、苏洵、范仲淹的是非，各不相同。司马光攻击张方平的奸邪，苏氏却称赞他的忠诚，这是因为各自偏爱其私交。王安石鄙视苏洵的学问，欧阳修把他比作荀子，是沉溺于文辞。吕荣公说苏洵浮薄，曾本中却效法他的文辞。欧阳修为范仲淹撰写墓志，能够替他洗雪仇怨；忠宣公却删削他的文章。因此，是非的缘由，君子应当慎重对待。宋朝臣子的奏疏。宋朝臣子的奏疏，文辞繁多而实际作用少，气势激烈而意旨放纵，南渡以后更加低下了。一定要像司马光那样恳切而得当，像程伯子那样条理通畅，像程叔子那样简明严肃，像范纯夫那样明白清楚，这样才可以从中看到忠心。○晚年气节 寇仲平能够决断澶州之战，却沉溺于天书；胡邦衡敢于攻击奸臣秦桧，却不能忍受黎涡。年少壮盛、意气强健时，慷慨激昂地树立气节；困顿到了极点、意气沮丧时，就低头垂首而顺从欲望。所以说：“志向不可自满，欲望不可放纵。”从前颜清臣年老而且困顿，却以顺从国家为乐；刘器之长期濒临灭亡，却退兵而成就了事情。秋霜般凛然严正，实在值得仰望。虽然如此，两位公还不懂得学习。如果只是私自接受了教化的末绪罢了；假如有学习孔子的人，他那浩然之气，谁能够改变它呢？○明代臣子十件有气节的事 我从童年起就喜欢访求贤士大夫的善行，先父赞许这件事，常常举出来告诉我。长大以后，我游历四方，又在两都任官，所听到和见到的每天都更加丰富。南昌东白先生张公告诉我的尤其详细。庚寅年秋季八月，收获禾稼以后，在渠边的夜晚凉爽少虑，于是选取其中没有疑问的十件事，写在篇中，都是传记和志书中所遗漏的。相台崔铣撰写。薛文清拒绝王振。曹吉祥、石亨这两个凶人陷害岳蒙泉。朱贤确定太子人选。李文达推荐叚坚。杨继宗在嘉兴以廉洁、明察而有治理功绩。陈克庵治理贪赃官吏，抗拒汪直。在众人各自援引私交、结交私党的时候，王端毅独自显露气节。刘忠宣说广东市舶司的宦官横行搜刮。章枫山超越陈罗庄。雍泰刚强果断，威严显赫。薛文清拒绝王振。正统初年，王振问大学士杨文贞公：“如今九卿中没有山西人，难道他们全都是不贤能的人吗？”杨文贞说：“佥事薛瑄就是这样的人才。”不久薛文清来到京城，王振派仆人送粮食给薛文清，薛文清坚决推辞。仆人说：“您怎么这样呆？各地方面官用千金求托关系到我主人门下都不能如愿，您反而拒绝他的馈赠吗？灾祸马上就要来了。我是在危害您，我是在危害您。”仆人回来跪着回答王振说：“大权在我手里，我没有厚待同乡，给他美官，反而只是送酒肉；他拒绝了，这本来就应该。”已经升任薛文清为大理少卿，又送礼，他又拒绝，也不去拜访王振。不久，薛文清获罪。曹吉祥、石亨这两个凶人陷害岳蒙泉。天顺初年，岳正先生以修撰的身份入阁。英宗召见他，问道：“你用什么来辅佐我？”岳正回答：“如今内臣、武臣的权势太重。”英宗点头说：“我已经知道了。”岳正退下后，告诉曹钦、石彪，命令他们向谢兵回到自己的宅第，否则皇上将会对他们起疑心。两个凶徒跑去告诉太监吉祥，吉祥到皇上那里，摘下帽子流着泪请求治罪，把事情的原委都说了。皇上说：“没有这回事。”于是召岳正来，责问他泄露言语。岳正说：“本来就是这样。我看这两家必定会谋反而灭亡，即使现在还没有可以按罪诛杀他们的罪证，我想保全君臣共同渡过艰难的情分，所以命他们及早自行打算。”皇上不高兴，两个凶徒于是陷害岳正，使他西行戍守，不久果然谋反而被诛杀。朱贤确定太子人选 天顺末年，进谗言的人说，宪宗在景泰年间曾被废黜，应当另立继承人。英宗心里也怀疑这件事，只有李贤不赞成。一天，皇上病卧在便殿，召李贤说明：“如今各项事务相当安定，只是国家根本反而动摇了，该怎么办？”李贤说：“这说的是国本，必须竭力陈说，不能动摇。”皇上说：“那么这个皇位最终还是传给太子吗？”李贤叩头祝贺说：“宗庙社稷真是幸运。”于是传旨召太子，片刻太子便到了。李贤说：“殿下的事情已经定了，快进去谢恩。”太子抱住皇上的脚相对哭泣，谗言于是没有实行。成化初年，李公遭逢父母丧事，皇上夺情起用他，确实是宪宗特别眷顾他。李文达推荐段坚 段公名坚，字可久，是兰州人。他任福山县令时，李文达公推荐他升任莱州知府，但两位公最终并未见过面。后来段公改任南阳，仍然重视教化；凡是属吏有违法行为的，立即查问治罪；百姓中无论善良还是奸邪，都根据情况训导治理。他结识了王凝斋尚书，也在他们卑微贫贱时发现了贡士张纯，亲自督促他们令其学习，二人都成为有名的儒者。百姓一致趋向礼义，有两名女子头戴丧服、为丈夫殉死，段公亲自前往祭奠。南阳至今还保留着美好的风俗。段公曾经因醉酒被杖打并拘禁，醒来后忘了自己为何被拘禁；从那以后，他饮酒便不再挨打。杨继宗在嘉兴廉洁明断，治理有成绩 杨公继宗任嘉兴知府时，把一个豪强治罪后又释放了他，这个百姓于是改过自新，闭门五年不出。后来他因事进城，经过知府衙门前的桥，杨公认出了他，派人把他召来，说：“你如今已经是我的良民了。”送给他一斛米。有权势人家的儿子通过医官谋求署理县令，盗窃了大量官府钱财，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杨公到任后，逮捕治罪，追缴赃金。御史巡行部内，想把他释放，便责问杨公说：“盗窃总有失主，失主是谁？”杨公说：“朝廷就是失主。”又问：“原告是谁？”杨公说：“知府就是原告。”御史惭愧地离开了。杨公过了壮年便独居，在嘉兴九年，只有一个老仆人，早晚各吃两碗饭、两碟蔬菜而已。夫人从家乡来，看了三天，催促他回去。任期届满回到郡里，住在客堂。蔡介夫赞叹他的清廉操守，只认为断绝欲望最难做到，常常歌咏杨公的事迹来激励自己。陈克庵治理贪赃官吏，抗拒汪直 陈克庵先生任都察院长官时，河南的守令如果使用非法刑罚，就把他们杖责后送交吏部；对于贪赃的官吏，他也不宽贷。不过，对于收受一百金贿赂的人，他只采用缓和的说辞，只列为收受六七钱。有人问他原因，陈公说：“污秽的人爱惜钱财，就像爱惜生命一样。如果责定的赃贿数额太多，他会拿着钱去收买有权势的人，那么法令就会被扰乱，罪人也难以清除。不过我这是权宜处理，等待适当时机，并不是正当法令。”太监汪直奉命巡察郡国，威势几乎和皇帝一样。他到了汴地，从都御史以下的官员都一齐参拜迎接，如同朝见皇帝的礼仪。只有陈公作长揖而不屈身。汪直命令左右把陈公扛起来，准备弹劾他，呼喊道：“内官竟然还要侮辱朝廷的大法司吗？”汪直惊惧起来，命令释放陈公。

译王端毅在各方都拉拢私人党羽的时候，唯独表现出节操。成化年间，政治清明，万物丰盛，臣下没有受到重罚。朝廷内部有宦官和外戚，朝廷外部有阁臣和各部官员，他们各自拉拢私人党羽，把他们安置在清要显贵的职位上。到了宦官汪直、官吏李孜省和受宠外戚万氏突然得到宠幸，又能任免大臣时，只有王端毅公表现出了节操。王公巡抚云南时，便被他们排挤到危险境地。王公举持大体，略去烦琐事务，打击强暴、扶助贫弱，即使是掌权的宦官也从心里仰慕他的治理。当地土官夷人对近处的事情详尽叙述，对远处的事情简略说明；凡是下达政令，只用一张纸，直截了当地陈述几句话，事情妥当而文辞简省。云南人至今还在传诵这些事。王公研究经学，便根据实际施行的事情加以考察，对旧有解释多有改易。他曾说：“宋代诸儒可以说很善于谈论德行了。”门人称颂、尊崇他的文章，未免有超过实际的地方。刘忠宣说广东市舶太监横征暴敛 刘忠宣公大夏任司马时，孝宗皇帝很器重他；皇帝常把他召到膝前单独询问，所谋划的事情即使辅臣也不能听闻。一天，皇上在内宫的空隙处张挂帷帐，屏退左右，召刘公问道：“朕遵守祖训，不敢越过职分，为什么渔民各省每年上奏说百姓贫困而死亡的人很多？”大夏叩头说：“臣在广东任职很久，请让我说说广东的事情。市舶司的一名太监，每年所搜刮的钱财，和全省大小官员的俸禄相当；稍一放纵，就又增加数倍，全部由百姓承担。”皇上说：“这个弊病已经长期造成祸害，只是我身在宫内，势力孤单，就像陈宽靖那样；李荣庸碌无能，不足以忧虑，只有萧敬熟悉旧事，我还要稍加防备，不能把权力交给他，所以这件事终究难以大改。不过，年老的人死去，或者因罪罢免，不再让其后人承袭职位，这样做也可以。”帷帐后有一个小宦官伏在地上偷听。不久孝宗去世，忠宣最终被戍守甘州。章枫山超过陈献章、罗伦和庄昶 成化年间，白沙陈献章学禅而疏略政事，一峰罗伦崇尚正直却直率，宋山庄昶好求名声而没有实际，三人都负有很大的声望。枫山章公懋质朴简约、淳厚雅正，暗中修养而默默成就，刚满四十岁便弃官回到郡里。贺谏议钦、郑御史已，都在陈庄公谦逊辞谢之后，责备章公的奏疏。白沙接受清贵官职而交游浮泛，一峰施行乡约却杀戮族人。庄昶晚年又出仕而失败。章公的德行没有瑕疵，起任掌管南京国子监，每天阐明经书训诫，劝勉士人增进德行，略去琐碎事务。常矩泰和人罗钦顺任司业，严肃方正而深沉缜密，能够辅助章公的教化。吏部尚书董玘称赞章公留心经世济民的事务，每制定一项政令，先考察古代典章，再参考现行制度，折中于道理而确定规矩。他家原来住在乡间务农，几个儿子亲自拿着农具耕作。县令来拜访时，几个儿子停止耕作，跪着迎接。在国子监任职时，他的儿子从金华调任别处，前来探望父亲，路上遇到巡检，被巡检杖打；巡检后来知道是章公的儿子，便来请罪。章公笑着说：“我的儿子穿着脏衣服、破鞋，你没有认出他，也是应该的。” 评论者说：“古人所说的三种不惑，章公都有了。” 雍泰刚强果断，威严严厉 雍泰字世隆，是西安人，刚强果断，敢于担当，他所治理的地方以威严严厉著称。许襄毅说：“世隆有平定乱事的才能，也有至死不变的节操。”宣府巡抚指挥李稽，是阁老西涯的外甥，倚仗援助横行妄为。雍公将要杖打并驱逐他，西涯偏袒李稽，反过来控诉雍公，雍公于是被革除名籍。正德戊辰年，刘瑾残酷虐待士大夫，有人劝他起用一位有声望的人，以压制反对者，于是起用雍公任南京操江，随后授任南京司徒。雍公愤懑不乐，有人问：“如今将要让您回朝，准备先办什么政事？”雍公说：“请先杀刘瑾。”听到这话的人都惊得吐舌。后来刘瑾怨恨雍公没有馈送谢礼，仍然照旧把他革除名籍。凡是在先朝推荐过雍公的人，都受到重罚。记述王忠肃公翱的三件事 不许仲孙凭印卷参加考试 掌管铨选，不调任女婿的官职 向太监的后人索回他所赠的珍珠 不许仲孙凭印卷参加考试 王公任吏部尚书时，以忠诚清廉受到英宗皇帝的信任。仲孙凭祖荫进入国子监，准备参加秋试，拿着有司盖印的试卷来告诉王公。王公说：“你的才学足以考中，我难道忍心遮蔽你吗？如果你侥幸被选中，就会妨碍一个贫寒士人。何况你已经有凭借祖荫做官的门路，何必勉强做自己不能胜任的事，妄想得到非分的机会呢？”于是把试卷列出后烧掉了。掌管铨选，不调任女婿的官职 王公有一个女儿，嫁给京畿附近某官的儿子为妻。王夫人非常疼爱女儿，每次女儿女婿来迎接她，都坚持不让女婿离开，因而恼怒地对女儿说：“你公公掌管铨选，把我丈夫调到京城任职，那么你就能早晚侍奉母亲了。而且把我丈夫调来，就像抖落一片树叶一样容易，你公公为什么偏偏这样吝惜呢？”女儿把这些话转告给母亲。一天晚上，夫人摆酒，跪下向王公说明此事。王公大怒，拿起案上的器物打伤夫人，出门乘车，住在朝房。过了十天才回到家中，女婿最终也没有调任。向太监的后人索回他所赠的珍珠 王公任都御史时，和某太监共同守卫辽东。那名太监也守法，和王公相处得很好。后来王公改任两广，太监哭着送别，赠给他四枚大珍珠。王公坚决推辞，太监哭着说：“这些不是靠贿赂得到的。从前先皇把僧保所贩卖的西洋珍珠赏给侍臣，我得到八枚，现在拿一半来送别您。”王公确实知道太监并不贪婪，于是收下珍珠，把它们缝在自己所穿的披袄里面。后来王公回到朝廷，找到那名太监的两个侄孙，慰劳他们说：“你们的祖父清廉，你们这些后人难道不至于贫穷吗？”二人都说：“是的。”王公说：“如果有什么经营谋生的事情，我可以帮助你们置办资本。”二人心里盘算，知道王公并没有具体可办的事，只是表示故人的情意，于是假意答应说：“好。”王公多次催促他们，一定要按约办理。二人于是伪造房屋契券，列出价值五百金，拿给王公看。王公拆开披袄，取出珍珠交给他们，封记仍然完整如初。正德年间，我从当时的学士吴郡徐缙、司业上海陆深二位先生那里听到上述事情，又从少傅守溪王公那里听闻，确实相信不是虚妄，只是担心这些事情会湮没，所以约请二位先生把它记下来。我又追记此文，附在文集中。嘉靖丙戌年三月己酉日，铣书。王端毅 耿文恪公任太宰时，很有声誉。有人说王公可以继承端毅的操守，文恪公说：“谁能和王公相比呢？”王公在任时，我晚上经过他的宅第，必定能看见一个苍头仆人出去买油。我的先父任延安知府，考核期满，考功郎中佐持着文书上报王公说：“他还没有完全表现出这个人的节操。”边地官吏大多从中牟利，这个人却约束自身、使百姓富裕，遇到年成歉收便停止征收，因此获罪停发俸禄，妻子儿女常常挨饿。王公于是亲自写下考语：“操守清白，政务明察。”第二天，先父到公堂辞谢说：“我是远郡的小吏，怎么会有幸蒙受您的了解？”王公说：“我的几个儿子留在三原，那里是邻郡，只有您没有给他们送过礼物。”秋日整理文书时，我读到王公的奏议，看到他打击奸邪、守持法令，哪怕一丝一毫也不动摇，于是把上述事情记下。唉！元老大臣的功勋声名，难道本来就不是靠巧言修饰行为而取得的吗？甲午年秋日，相台崔铣书。李文达守丧未满而起复

译李文达在守丧期间被夺情起用为宰相，从道义上说是不对的。但这出于新皇帝深厚的眷顾和倚重，并不是李文达自己求取的。罗氏劝皇帝顺从任用贤能的请求，本来就可以了，却又沿袭宋代士人诋毁严嵩的文章，用丑恶的言辞过分斥责他，这是什么缘故呢？永乐以来，南方士人掌握国政；李文达从北方出来，又从外任官员进入机密职位，长期积累了忌恨和嫉妒，难道罗氏也是被巧诈之人所利用的吗？丘文庄祭奠李文达时，称赞他的富贵；后来考察李文达的财产，不过和普通人相当。难道李文达一生之中，竟没有一件善行可以称道吗？唉！这可以用来鉴察众人的情态了。刘忠宣 孝宗任用忠宣，是天顺以后从未有过的事情。可惜忠宣没有办法用来回答皇上的清问、弘扬德政。我曾听说戴庄简因为执法而受到谴责，皇上问他：“古代有这种事吗？”忠宣惊愕无言，过了很久才说：“有皋陶执掌刑法罢了。”这只是预先拟定的说辞。如果皇上追问实际情况，他将怎样回答？何况各部门施行政务时受到阻挠，难道没有值得宣扬的事情吗？当时皇上也信任内阁，那三位大臣都善于偏私自利，更不能拿他们和忠宣相比。弘治时期的教化比不上古代，而孝宗的恩泽又断绝在太子一代，真可悲啊！嘉靖丙戌年仲夏，孤臣铣泣血记。周文襄 周文襄难道只是有精于谋算的才能吗？他不能和人谈论使百姓富裕的政事。百姓共同承担的正赋已经竭尽力量了，哪里还能有余力？把余米搜括起来却说是“减轻赋税”，不过是早上拿三颗枣、晚上拿四颗枣地愚弄百姓罢了。余米丰足之后，便拿去供奉显贵宦官，结交游乐，修建佛寺，滥费百姓的膏血。苏州人幸而暂时得到宽免，就忘记了这种祸害，后来还为他立祠祭祀。追究汉代臣子使民力充裕、劝民务农，以及唐代臣子创造财富、善于经商的做法，君子并不认为可贵。有人说：“君主不向百姓讲明大道，却只想使他们富裕”，这样只会助长他的奢侈扩张，就像汉武帝一样。何况周文襄，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随意记下九条 皇上步行进入九庙，遇雨也不撑伞 祝贺皇子出生，却忘记蒸热气的侵袭 百官都穿青衣、系角带，几乎难以辨认 张甬川评论张懋恭 “亢龙无首”的含义以及“龙战” 京师华丽住宅远远不同于成化、弘治年间 梁俭庵系托民众的声望 士人的风气是以沽名钓誉来求取利禄 佛是狡黠的胡人 皇上步行进入九庙，遇雨也不撑伞 五月十日，皇上到九庙告祭。臣铣应当陪同祭祀，先在子时入内等候。这天我头痛、身体疲倦，又遇到大雨，天气非常寒冷。皇上到了庙门，步行进入，又从太祖庙步行到睿宗寝庙。皇上的容貌恭敬严肃而安定，遇雨也不撑伞。臣下高兴地说：“这真是圣人啊！”片刻之间便忘记了自己的疾病。祭祀回来后，身体便舒适了。《易经》说：“洗手而不献祭，内心诚信而敬畏。”圣人用神妙的道理来设置教化，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祝贺皇子出生，却忘记蒸热气的侵袭 七月十日入朝祝贺。皇子出生时，阴云浓雾，昏暗蒙蔽。我向下拜礼后出来，才开始觉得蒸热之气逼人，难以忍受。《易经》说：“震动惊响传到百里之外，却不丧失祭祀用的酒。”内心正专注于恭敬时，外界的事物就不能干扰自己。百官都穿青衣、系角带，几乎难以辨认 一天入朝时，百官都穿着青衣、系着角带，小官还肩扛着显贵官员同行。等到辨认面貌，才惊讶地退让。若是在别的日子，穿绯色官服、衣上有刺绣补子，腰系金玉带，品级次序自然彰明，卑下者不能抗拒尊贵者。《易经》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解释者说：“有所变化却不刻意作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读圣人经典的人，如果不能在自身行为中实行，只是在纸面言语上反复校勘，就只会增加烦琐赘言。铣入朝时，有所醒悟，认识到这一点而记下。凡是求学，没有不是这样。张甬川评论张懋恭 有客人称赞张懋恭能够成就事业，铣感到疑惑，便询问张甬川。常父说：“张懋恭做坏的事情多，做成的事情少；做坏的都是大体上的事情，做成的仅仅是细小的事情。”铣认为他说得对。“亢龙无首”的含义以及“龙战” 有人问“亢龙无首”的含义，我回答说：这是《乾卦》上九爻的辞义。九五以下都是贤人的象征。上九所说的“群龙无首”，是说不以自己为首，如同尧询问四岳而得到舜一样。天很高，却一定要向下与地相交，万物才能生长；君主尊贵，却一定要谦逊地接待臣下，各种变化才能完成。九五以下都体现了天的德性。上九不能自居为首，乾卦中亢极的只有上九。九五以下都应当落实于实际。又问“龙战”，我回答说：阴气发展到极点而僭越，所以称作“龙”，指小人怀疑并对抗君主。下方五个阴爻，是良臣。通过交战将其攻击、铲除，就像晋代臣子讨伐苏峻、宋代臣子讨伐谢晦一样。月亮盛大而遮蔽太阳，臣子强盛而逼迫君主，称作“龙”，其实是在责备君主。说的是君主让小人长期假借权力，未能及早辨明，放纵到这种地步。至于阳道亨通，难道阴气能够亢盛吗？所以把龙看作阳刚之物，是错误的。京师华丽住宅远远不同于成化、弘治年间 成化年间，风俗俭朴。我先父任司马郎时，铣当时十岁，还记得这些事。先父租赁房屋，从深巷进去，向东转入土墙的小门，里面有三间房，用来喂马。又从土墙的小门进去，是三间卧室。东边三间是客厅，卧室对面有一堵墙和一道门，里面有两间小屋，是做饭的地方。弘治年间，官府修建的房屋逐渐讲究起来。然而西涯阁老的住宅，原来是尹天官的旧宅。尹天官又因另一个名目著称，后来因受贿败落；他的宅子在陋巷中，椽子、柱子都是朴素的小木材，只是稍微宽敞一些。如今我被召入京，显贵大官自行建造华丽住宅，用石料和有彩饰的椽子，屋脊相连，另有别院，价格达到万金的【李序庵宅】。有一次宴请宾客，酒喝到一半，拿出玉杯互相劝酒，连金银都不足以珍视。唉，奢侈享乐到了极点，难道不会有祸患吗？梁俭庵系托民众的声望 诏令召回梁俭庵司徒，徒人丐子相互说道：“今天真是天开眼了，把梁爷召回来了。不过司马入朝时，百姓挽留他，也是应该的。”西长安有一所房子，价格二百金，我嫌它破旧狭小。俭庵到后，就住在那里，只是打扫地面、粉刷墙壁，剩下的事我惭愧没有做到。然而我不能久留京城，所以只好借用官署，租赁民房而已。士人的风气在于钓取名声、求取利益。弘治以前，士人专攻科举学业，做官后就精通法律、勤于职守，很少有博览群书而且善于写文章的人。偶尔有这样的人，众人都羡慕称许他，必定会得到优厚的任命。自孝皇在位以来，朝政有常规，又优礼文臣，士人奋然兴起、意气高昂，有的模仿唐诗，有的沿袭韩愈的文章。阁老、洛阳人刘公厌恶这种风气，教人研读经书、穷究义理。弘治末年，士人颇为知道研习《左氏》《史记》了。如今士人著书，就自称继承周、汉；铺陈文辞，就自命为合乎《诗经》《楚辞》的风雅，但实际上都只是六朝遗留下来的习气。讲学时戒备相互沿袭，各自选择一个义理作为门户，铺陈演说，使其不可攻破。更有甚者，推崇喜好佛经，说老子的话比六经还精深，大体上不过是借此钓取名声、求取利益罢了。他们的行为还像普通人一样，但内心的奸诈，却无法测度。佛就是狡黠的胡人。

译我读《通典》所记西域各国的情况，看到其中所说的金花座，以及身体披挂宝珠，这就是佛书自我炫耀的内容；所谓幻术，就是佛书欺骗世人的荒诞说法。佛大概是一个狡黠而善于幻术的胡人，用合乎道理的话使他所在地域的人服从。中国士人把他同庄子、列子以及《文选》中所载的傅子并列，认为这可以说是高明的见识。【我过去的著述中，曾说佛是西方最有智慧的人；如今读《通典》，考察西域各国的风俗，才知道佛只是那个国家中狡黠的人，我过去的话说过头了。】○傅尚书传 尚书名叫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丁未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正德辛未年任吏部侍郎。宰相邃庵当时正获得声名，士人都趋附他。邃庵善于招揽拔擢人才，表面上号称秉持正直，暗中却培植私人党羽，又接受馈赠。傅尚书多次争辩，指责他的不公，邃庵不能忍受，越级晋升傅珪为礼部尚书，实际上是要疏远他。当时宰相李某与邃庵彼此结托，而李公的女婿任仪曹郎中。有一次，傅尚书遇到这位郎中，对他礼遇优厚，任凭他把“常”字写在自己的名字上，却不以官职称呼他。傅公于是查究他废弃法令的罪行，多次鞭打责罚他的胥吏，郎中很快调到闲散部门，借机躲开。皇上当时喜好佛教，自称“大庆法王”。外廷得知此事后，没有证据可以进谏，便借番僧上奏请求田地一百顷，作为大庆王的下院。傅公于是弹劾番僧说：“法王算什么，竟敢同尊号并列，这是大不敬，应当处死。”皇帝下诏不予追问，他妄自请求田地的事也就停止了。优人臧贤受到宠爱，能够抬高或压低士大夫的地位。士大夫中有人同他交好，臧贤因此请求改定牙牌制度，把群臣印文改为方形，傅公不同意。皇帝召来年老而熟悉事务的优人，傅公责问他说：“你一个优人，竟敢扰乱法令；你的宠幸能长久保持吗？即使放过你，给你留下的羞辱和祸患也无穷无尽。”优人于是收敛了，只请求把牙牌改为新的形式。盗贼刘六扰乱中原，势力十分猖獗。太监誾以侍郎身份率军讨伐，不能消灭他们，于是先给左右侍从赏赐，又赏赐宦官曹某，随后另立“监鎗”名目，打算派人统领军队，命令百官议论可否。众人犹豫不决，傅公愤怒地说：“如今士兵疲惫、百姓困苦，正是因为太多人冒功，失去了军心。贼患已经深入腹心，十分危急，百姓纷纷喧扰，想要作乱，祸患早晚会危及国家。我们这些人即使死了，也偿还不了责任，诸位还只是唯唯诺诺，要等到什么时候？”第二天，皇帝竟派监鎗者传旨，命令傅公致仕。我的朋友、中书何景明在内阁任职，得以看到各部门的奏疏。他对我说：“过去礼部上奏考核最简略，等傅公来后，特别繁杂地涉及五曹，因为没有一件事他不争辩。”史论说：我在南部任职时，曾同太常罗圭峰谈论内阁大臣。圭峰说：“能够割颈赴死，才称得上这样的人。”这是说能够为节义而死。我问他当今的君子是谁，圭峰说：“求其次的话，邦瑞就可以了。”我认为傅公只是个朴实木讷的人，圭峰这话大概是有意激励他吧。后来我才深深赞叹圭峰的智慧。○吴尚书传

译吴廷举，字献臣，嘉鱼人。洪武年间，他的祖父戍守梧州，于是全家编入军籍。成化癸卯年，十九岁时参加乡试中举；丁未年考中进士，授任广东顺德知县。他清廉自守，如水般纯洁；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子女。他减轻赋税，平息诉讼，于是刻印《家礼》，并亲自实行。都御史屠滽传令吴公到督府，同他交谈，态度十分温和。吴公说：“廷举越境来听命，想来必有地方上的重大事务，请发布命令，让顺德暂时征用民力。”屠滽说是要修建家庙。吴公说：“守土官如果不是奉行旧例或承受新的恩典，一个人也不敢役使，分毫金钱也不敢动用。”于是辞别出来。屠滽便命令其他县完成这件事。市舶太监发给银两购买葛布，吴公就用这些钱买了两匹，说：“请把这些作为样品，如果不合您的心意，请把钱退回。”而且葛布应当是雷州出产的。太监大怒，拿回银两离去。御史汪宗器厌恶吴公，说：“他专门抗拒上官，在市舶司又能做什么呢？”吴公拆毁淫祠、妖观和寺院，用其材料修筑土堤、书院、贤馆以及学宫。御史进行查问，正好遇到他秉直办事，连竹木碎屑都逐一登记重量。乡里的大夫有两个儿子犯盗罪，都判处死刑。吴公让其中年幼的儿子活了下来，在他家门上标明“盗”字。后来小儿子改过自新，便哭着诉说：“公念及先人的廉直，所以留下我的性命；如今我家门上有盗字，实在是对先人的大辱，请让我去死。” 吴公替他撤去了门上的标记。御史郎某捕盗，命令盗贼自首并贿赂知县，于是毁掉门上的标记，却没有立即追究从前的事情。盗贼说：“盗罪判死是我应得的，我不敢诬陷廉洁的县令；即使加以严刑拷打，也不会改口。”这时吴公身穿囚服，双手戴着刑具，每天到诉讼场所陈述分析案情，所花费用没有一丝私心。盗贼的供状上报后，御史非常惭愧，命令释放吴公。弘治丙辰年，屠滽入朝任吏部尚书，吴公升任成都同知。一年后因父母丧事回乡，起复后改任松江知府，上疏请求整顿军政两件事。广东盗贼兴起，马端肃、刘忠宣推荐他升任兵备佥事，他征讨十三村的池水盗并将其平定，改任兼理盐法。正德己巳年，逆贼刘瑾正掌权，天下镇守太监肆意横行。吴公弹劾太监潘忠二十条罪状，又上奏说，有诏令征取省库钱财运往京城，都是不正当的费用；名义上说是进贡，实际上是司礼监用来打点、贿赂刘瑾的钱。又上疏陈述便宜行事之事，潘忠也把这些事列入奏疏。吴公被问罪审讯，但查不出罪状，只以违背正道为由，召回并械系在吏部前主事宿进等人的首领位置上。天官张彩取来查看他的多份奏稿，心中欣赏他的才能，便向刘瑾进言。吴公被械系十二日后，发往雁门充军；两个月后遇到赦免。刘瑾也被诛杀，吴公升任云南副使、江西参政，讨伐姚源贼。用兵已经多年，总制大臣多次更换，只是各自的私兵不能协同作战，军费以万计。吴公一向很有谋略，勇敢而不逃避困难，遇到盘根错节的事情，反而更加喜欢果断处置。他先前已经多次使用精锐部队取胜。这次却设置奇谋取得胜利，不使军队困于铠甲兵器；军队轻装出入，行动迅速。他下令斥责并遣散一批人，反而被贼军擒获。贼军把他带入巢穴，周密防卫以炫耀威势，劫持他来要求招抚。吴公像从前一样责备晓谕，言辞和神色都没有动摇。过了很久，他伺机了解到贼军内部的关键情况，于是利用其中力气大的人去责罚贼众，对稍微弱小的人许以利益，命令他们杀死贼人的仆人和妻女，终于擒获贼首；吴公也趁势出兵，一鼓作气将其平定。升任广东右布政使，制定番舶进贡和贸易的法规，整顿驿递徭役的弊病，其他忧患也随之消除了。岭西猺獞作乱，朝廷命他兼任兵备副使，经略湖南饥荒；吴公以副都御史身份赈济辰州，并调解土官之间的仇杀，立下盟约使他们和解。他又上疏陈述六件事，暗中防备宁王朱宸濠的变乱，但掌权者没有采用。朱宸濠叛乱后，君子们说：“如果采用吴公防患于未然的谋略，就没有忧患了。”朱宸濠曾派使者送黄金给天官陆完，并附信说：“应当赶快调换孙燧，代替他的人某某都可以。”吴廷举坚决阻止这些人前来。朱宸濠失败后，巡逻者果然将他们擒获。今上召吴公任兵部右侍郎，他上疏触犯辅臣，于是改任南京工部，又改任南京户部，升任右都御史，治理南畿。他打击豪强，扶助贫弱，禁止私自使用驿站，停止无谓的工程。吴公身材高大而消瘦，脸像削尖的瓜，衣服破旧，腰带都磨穿了；他不修饰文采仪表，却神采英毅，志向诚笃而雄伟。他说话做事必定相信自己的判断，很少有人能够改变他；他把财利看得如同粪土，即使妻子儿女忍受饥寒，也不计较有无便施舍给人。升任南京工部尚书后，立即上疏请求归家。回乡两年后去世。他居住的房屋低洼狭窄，门巷连鸡都不能飞过；城外没有田地和坟墓，只有十余亩寄放之地。他去世时没有衣服入殓，也没有棺材安葬。都御史姚镆替他筹办丧事，靖州土官带着金钱来感谢他的恩德，他却不肯接受。到这时，各地人士都来吊唁哭泣。吴公一生特别重视友谊，见到贤良之士即使地位低下，也忘记对方的身份而与之交往。罗玘四十多岁时，在太学南城靠资财捐贡入学，吴公喜欢他的文章，把他当作奇才，像兄长一样对待他。景鸣患痢疾，仆人又因疫病死亡，吴公替他煮粥，还背着他上厕所，一昼夜往返十多次。景鸣病愈后，与吴公同榜考中进士，对人说：“我四十岁以前，是父母生养了我；四十岁以后，是献臣再生了我。”在顺德，同榜进士邹智上疏揭发权臣奸邪，反被陷害，贬为石城吏目，死后吴公出资把他的灵柩送回蜀地成都，并刊刻他的遗文。顺德生员梁景行正直而有文才，吴公同他交好。宗烈放弃晋江知县一职，返回壶山，吴公多次向朝廷推荐他。嘉靖初年，吴公起复任镇江同知。大学士杨一清再次依附权贵入阁；杨氏族中留在当地的人有一千人，官府因此危害乡里，宗烈独自惩治他们，鞭打其奴仆。后来改任王府长史，他请求王府长史到苍梧察看葬事后，宗烈也去世了。嘉鱼人李承箕，字世卿，不做官，擅长写古文；平民李孔修，儿子李子长苦心攻读诗文，这些人都是吴公深厚交往的朋友。忠宣公在广东任职时，吴公在县里任职；吴公到省城，忠宣公在省衙接待他，书信中称他为“大夏”。吴公一向喜欢读书，没有什么不查阅探究的，藏书积累到一万卷。喜欢读文徵明及胡敬斋的文章，摘录其中的要言；作诗则仿效陈白沙。读到他文章的人，可以看出他的志向；他的书信文牍情理精密切实，规劝别人之处往往超过常人，没有阿谀之辞。奏疏草稿繁多而详尽，切实恰当，都还没有编次成集。去世时六十六岁。史论说：我一生颇能认识当代贤能的士大夫，像吴公这样真正有才华、品行清洁而行为厚重的人，坚定的操守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我曾对他说：“许友死后，还不知道您是否也能这样。”除此之外，吴公还把许友的事情办得很好。唉！吴公衣食上的施舍使许多人得到广泛的恩惠，但他的妻子儿女却不能维持朝夕生活。他从政四十年，百般劳苦、九死一生都经历过，却不能在朝廷安稳一个月。他推举贤能之士，不怕委屈自己，到死也没有听说有人报答他的恩德。孟子说：“这是命运。” ○陈御史 陈御史名叫茂烈，莆田人。他辞去官职奉养母亲，灌溉园地，种植蔬菜。太守怜悯他的劳苦，派两个差役帮助他汲水。过了三天，陈茂烈前往向太守说明：“这是让乡野之人平添事务，还增加口粮负担。”于是把差役退还了。评论者说：“孝行和清廉已经达到极点了。” 前任吉安府同知明允公恕，百姓为他建立祠堂，每年祭祀他。○空同子

译正德改元时，八名宦官横行。皇上外出宴饮游乐，阁臣、御史和谏官联合请求诛杀他们，没有成功。宦官于是被放逐斥退。众臣已经知道六部的奏疏确实如此，空同子赞成削夺他们的官职，于是被降为山西布政司经历，并辞官。戊辰年，刘瑾一定想报复从前的怨恨，便以其他事情为借口，把他械系押赴京城。人们都以为他必死无疑。当时刘瑾敬重礼遇修撰康子。康子对刘瑾说：“李生能够按照皇祖的法则作文，杀了他会大失天下学者的期望。”刘瑾的宠臣姜达也为他申辩。刘瑾于是认为空同子贤能。释放他后，又想起用他，交给选部办理。空同子以顽疾为由推辞，康子竭力请求，才得以免任。辛未年，刘瑾被诛杀，空同子起复为江西副使、提学。诏令允许他举发听闻到的重大事务，空同子整顿学校、管理士人，地方上大有改变。白台使和同僚认为他侵犯职权，痛恨他的所作所为；空同子认为他们败坏职守，于是双方各自起诉。掌权者一向忌惮空同子的才名，便削去他的官职，使他闲居。辞职时他说：“任官时不肯退让，便是如此。”听到的人笑他说：“难道这是拿虞舜的大臣来责备空同子吗？”宁庶人正暗中蓄谋异志，威胁劫持内省和臬司；他知道空同子不可撼动，便表面上把他降职。宁庶人叛乱被平定后，有人说空同子也有结党依附的嫌疑，掌权者又打算用法律陷害他。司法长官见素公竭力阻止此事。○罗圭峰 罗景鸣是个奇异出众的人。因此，他说话敏捷而异于常人，却吝于遵守典章；他的见识能照察细小的事情，却对大局昏暗不明。不过他能够自我约束，宏伟的言辞不被颓靡的习俗扰乱。从前西涯公身处刘瑾、张永当权的时期，臣子的气节已经无法谈论了。士人因为私情而得到好处，他还曲意宽贷、与之往来，几乎丧失了辨别是非的心。景鸣引用大义责备他，并削除了这些人的门人名籍。宁王朱宸濠将要叛乱时，派使者带着金钱到山中馈赠景鸣。景鸣知道后，一夜之间逃走，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唉，真是刚烈啊！○张仲修 张士隆，字仲修，河南安阳人。弘治乙丑年考中进士。正德壬申年，升任监察御史。朝廷大臣各自建立依从自己的关系，有的以门生相结，有的以乡里相联，所以都知道依附大臣。大臣利用他们侦察事情、掩护过失，曲意庇护并显著升迁。仲修厌恶这种做法。光禄卿李良一向谄媚侍奉少师、洛阳刘公，因此得到美好的升迁，又把女儿许配给少师的孙子。少师因进谏被刘瑾驱逐，李良便谎称女儿已经死了，其实是改嫁他人。仲修上疏弹劾李良，并说：“假使当今大臣知道这些小人最终一定会彼此背弃，为什么不早早同他们断绝关系，却还慌忙忙地延请正人呢？”李良最终获罪罢职。甲戌年，内宫发生火灾，仲修上疏说：“陛下前有逆贼刘瑾的横暴，后又遭遇蓟州盗贼的祸乱，既然没有从中警醒，反而起居没有节制，亲近不应亲近的人，把兵戎之丑事积聚在宫禁之中，在卧室里戏弄武器，彻夜宴饮游乐；外面看见烟火，内廷大兴土木，权贵豪强竞相追求奢华，亲信宦官向外界索取财物，又扣留军粮，都名义上说是进贡；织造龙帐，征敛侵扰没有止境，鄙陋猥琐之事不胜枚举。让这些人巡抚地方、收纳银钱，把政事交给指挥，盗贼潜伏而外虏又起，百姓困竭而军队疲敝。守法的御史如刘天和却被逮捕，张璞则死于诏狱。” 民间百姓的困苦、祸乱的根源正在积聚，朝廷却全都不知道。如今应当痛切惩治以往的弊病，更应当克制怠慢、断绝淫逸，早朝亲自处理政务；让讲官讲说经义，让师保论述治道，探究“精一”一脉的传授，考察历代兴亡的原因，以此彰显天下宽衣博带士人的雅正，这同市井中狡猾污秽的群体相比，哪个更好？居于高大殿宇、享受细旃之席的快乐，这同边疆险恶之地的军队相比，哪个更好？”皇帝没有答复。乙亥年，仲修巡按凤阳。织造中官史宣酗酒逞威，大肆搜括财物，带着黄色棍棒两根，说是皇帝赐的棍子；凡有拒不服从命令的人，都杖打致死，即使是都御史也不敢禁止。仲修上疏揭发此事，并列举他受贿若干。丙子年，仲修回到京城。守道官中有个叫张顺的人，是京城的大奸猾。他跟随中官镇守云南时，殴打门子致死，偷偷回京躲避。云南抚、巡两司发文紧急逮捕他，于是他出面自首，官府派两名差役押送他到桃源。他用重金贿赂两名差役，两人便偷取淮河一带生病乞丐的尸体，冒充张顺，杀死了尸体。两名差役报告张顺已死，查验属实后发文结案。过了三年，仲修查看案卷，对此产生怀疑，暗中查访，几个月后果然查出张顺杀害两人的罪行。当时钱宁深受宠爱，皇帝赐他姓朱，廖鹏依附于他。起初，廖鹏把中官廖堂认作兄长，镇守江南；廖鹏凶残暴虐，积聚金帛如山。廖堂失败后，廖鹏又把廖銮认作兄长，镇守陕西；廖銮的儿子廖铠掌权。廖氏二人的名声震动京师，他们倾尽财产招纳士人，甚至师保、元老大臣都同他们交接宴饮，有时一直饮到天亮。仲修率领同僚上疏揭发他们的罪行，并说：“廖堂来了，廖銮去了；兄长刚刚罢职，弟弟就接替。让廖鹏在内任用廖铠，在外则由其父掌握军政，而儿子专擅财利。廖鹏祸害河南，已经引起内部盗乱；廖铠祸害陕西，必然招来外部敌寇。朝廷难道没有其他人才，偏偏专用这一家人吗？两省又有什么罪过，要天天承受各种祸害吗？”廖鹏大为怨恨，仲修因此被罢职。御史薛凤鸣杀了人，成为大盗，被逮捕后，又在夜里亲手杀死两个婢女，把尸体放在朝门外，怀揣诉状申诉自己的冤屈。凤鸣一向侍奉逆贼刘瑾而致富，又凶残蛮横。负责审理此案的人立即退避，案件多年不能判决。都御史幸庵彭公把案件交给仲修和许御史完二人审理，拷问治罪，取得了口供。凤鸣知道事情紧急，便拿钱财买通钱宁，把自己的妻女送去请求他。钱宁接受凤鸣的申诉，替他向皇帝奏报，皇帝于是下令把仲修和许完关进狱中。过了七个月，仲修被降为晋州判官，许完被补任定州判官。○讹传 我听东白先生张公说：“景帝将要废黜太子、改立自己的儿子，命百官都署名上状。只有给事中、东安人李侃执笔大哭。给事中、闽人林聪退朝后对人说：‘只有我抗议了。’景帝听说后，改任林聪为太子司直郎，林聪欣然自负，以为得到了高选。如今各家文集的作者都称林聪忠诚，大概是因为林聪后来尊贵显达，所以阿谀之言流传下来了。”张公又说：“假使李公把悲痛之心推到署名奏状上，难道不就是毅然决然的大丈夫吗？当时进谏的人有三人：钟同死在狱中，章纶、廖庄后来虽然显贵，却都因贪黩财货而败坏了节操。景帝更换太子时，薛文清以大理丞身份到滇地办理粮饷，没有在署名奏状中留下公名。我亲自看过国史，然而谢理东岑子却讥讽文清，这是不对的。不过，本朝士人的气节不够严厉，稍微遇到变故，很少有人不谄媚依附。” 又记：【这属于重复记载，两处文字略有详略不同，所以一并录下。】

译弘治乙丑年，东白先生张公对我铣说：“景帝将要改立太子，命百官列举情状署名，只有给事中东安人李侃流泪，却没有署名。给事中闽人林聪退下后告诉别人说：‘我是悲痛而没有署名。’景帝听说后，升林聪为太子司直，于是林聪便洋洋自得，自称这是高明的选择。林聪后来显贵，谄媚者便把这件事传扬出去，所以各家文集中都有称誉林聪忠诚的。先生又说：‘假使李侃把流泪时的心情推及执笔署名，难道不就是毅然决然的大丈夫吗？’我年轻时见过东岑子讥讽薛文清的随从。正德戊辰年，我参与修撰实录，得以看到国史。薛文清在正统己巳年起任丞大理，督运军饷，征讨猫族。景泰辛未年回朝，壬申年升任南京大理寺卿；署名列状时，薛公并没有参加，也没有留下职衔姓名。嘉靖己亥年秋，我寄居在詹事府后面，把这件事抄录下来，告诉各位同道。二位武士 杨埙为门达洗雪袁彬的冤屈 牟斌以镇抚之职庇护忠谏之臣 杨埙为门达洗雪袁彬的冤屈 英宗皇帝北行被俘时，勇士袁彬、门达确实随从左右。英宗复辟后，袁彬、门达都任都督，但门达受到宠信重用，派遣校尉在京内外侦察事务，凡被陷害的便家破人亡，受害的有几十家。皇上将要退朝时，向东顾盼就呼唤李贤，向西顾盼就呼唤门达，袁彬对此愤怒，曾出言责备。李贤多次上奏说门达横暴，门达因此深深怨恨这两人。李贤一向操守纯正，而袁彬没有政绩，不能以此成名，于是门达搜罗其他事情，准备以重罪陷害袁彬。内外官员都替袁彬冤屈，却没有人敢发言。锦衣卫勋卫军杨埙忽然租住在袁彬的房屋里，并买下他的住宅；过了一个月，杨埙上奏为袁彬辨明无罪，同时列举门达的大恶。皇上把门达交付审讯。杨埙哭着控诉说：‘袁公住在我那里，是我唆使并约定让他陷害您，事情成功后赐给我百金。’门达笑着回头对手下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件事。’随即入宫上奏，已经给杨埙戴上三重刑械，暴露在厅堂下面；退朝用饭后，门达签署命令把他押出，杖杀了他。杨埙大哭并且骂道：‘李贤、门达听见后，命人释放杨埙的刑罚并把他带进来。杨埙说：“袁公不识字，是李阁老起草的奏章。而且这两个人害了您的宠幸，您自己审问并放纵事实，怎么向天下解除疑惑？为什么不请司礼监大宦官在朝廷审讯这件事呢？只要这两个人被碎尸，您就会一向受到宠信了。”门达深以为然，把盘中的鸡肉都倒出来，把杨埙吃剩的鸡骨头藏在衣襟里。果然，太监牛玉出来审问杨埙，说：‘我怜悯袁彬无罪。当年皇帝的车驾留在虏廷，群臣中只有袁彬跟随，备尝艰苦；我愤恨门达辜负明主的恩德，失去天下人心，所以冒死为此进言。而且如果我不能逮捕袁彬、李贤，也不过是和死在沟渠里的人一样罢了。今天的圣明天子又怎么会知道实情？何况门达吃了杨埙的教唆，陷害这两人。’于是拿出鸡骨头，又说：‘如今朝廷内外都想让门达不得安睡、不得进食，只是还没有人敢发作罢了。’牛玉入宫上奏，皇帝立即下诏释放杨埙。牟斌以镇抚之职庇护忠谏之臣 牟斌字益之，正德初年掌管锦衣卫镇抚司事务。当时八名宦官窃取政权，驱逐大学士刘文靖公，削去韩忠定司徒的俸秩，谏臣刘茞、戴铣以下几十人，全都关进诏狱。牟斌减轻刑罚并安置他们，委婉地设法申救。御史任诺向同僚控诉此事，皇上命他上奏并署名。任诺当时正出外，牟斌说：‘古人以不能与党人同列为耻，您难道竟然因为忠诚而后悔吗？’刘瑾命牟斌重新起草奏章，删去戴铣奏章中首先指斥权阉的内容。牟斌对同僚说：‘保存这份奏章，各位的臣节就能彰明。以后听说宋代邹道卿因原奏遗失而被害，我们这些人不可只替自己打算。’奏章送入后，刘瑾大怒，又侦知牟斌确实庇护言官，于是把牟斌在朝廷上杖打，打得几乎丧命。刘瑾被诛后，牟斌又任镇抚。知府刘祥与横暴的宦官相互论奏，宦官贿赂张雄，让他设法把罪责归给刘祥，又贿赂牟斌，牟斌不肯接受。张雄陷害牟斌，将他安置到武昌，牟斌感病而死。牟斌再次起用时，长子已经去世，工部按照旧例给其官府抚恤三百金。牟斌指着尚存的两个儿子说：‘我牟斌掌管刑狱却没有行好正道，天降祸患使我死了一个儿子；如果接受这笔金钱，灾祸就会轮到他们了。’牟斌住着低矮破屋，穿着破旧衣服，遭受两次祸患，仍然安然自得，像是本来就应当如此。评论者说：‘正德年间，开始是刘瑾用惨酷手段施行毒害；中间是张永用巧诈掩盖他的罪恶；最后是张忠、张雄、钱宁、江彬凭愚蠢暴横肆意欺罔，士大夫的风气已经衰败了。’ 能够保全臣节的，是大学士刘忠、尚书傅珪以及牟斌，一共三人而已。柴村录 戊戌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到柴村收割麦子，夜里住在西斋。梦见三原端毅公来访，与他坐着评论当代名臣，没有一个人得到完全的褒扬。端毅公说：‘内心清白，做事自然会端正。’我铣回答说：‘清白，就是圣人没有私欲。成为圣人，就像天一样公正。’他又问：‘王应韶是什么样的人？’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端毅公说：‘这个人苛刻而没有谋略，对朴实的士人，即使有一百人也不顾惜他们的死。’我说：‘他的志向是可以取法的，如果再用王懋学那样的平和来辅佐他，就好了。’端毅公说：‘文清公辅佐大理寺时，王振召用他；如果他推辞不去，就胜过抗拒而招致祸患。’我听后肃然起敬，觉得这话很奇异，于是醒了。王公是古代的大臣，宽厚而乐于行善；晚年出掌铨选，选拔贤能作为属官。那些因忠谏而长期废弃不用的人，如王徽、黄仲昭、贺钦；那些因迂直而受到压抑的人，如周瑛、祁顺公，都被他征召任用。我铣认为，齐桓公、晋文公并称霸主，晋国在当代主持盟会，而齐国从此不能振作，是因为晋国臣子能够推让功善，齐国的权臣却彼此倾轧罢了。从前杨东里以荐士著名，却多半偏爱自己喜欢的人；古廉年老而不肯任用别人，能举荐什么人呢？王公不遗漏远方的人，也不结党援引；明朝兴起以来，只有这样一个人而已。王虎谷 王虎谷说：‘凤之气节操守，难道不是很刚强吗？后来却甘心接受张彩的造访，接受刘瑾的包容，又同刘瑾的宠幸孙聪交往，最终还是不能保持到底。古人说：“一株香草和一株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会有臭味。”即使面临危难、事情十分严重，也不能轻易授予他信任，何况平常时候呢？这个人究竟是什么心思？难道想同他们一起兴办学校吗？如今翰林院、国子监以秩序文章为事，清正而爱好文章的士人都羡慕得到这种职位，他却鄙视台省而去做属吏。树立气节、建立功绩、发表言论，难道仅限于官职守土吗？庾折刑如此勤劳，却不是忠诚的计策，反而在外面求取仕进而丧失内在操守，他怎么这样不思考啊！’ 孙少卿

译正德六年，四川盗贼侵犯汉中、略阳；略阳是汉中的交通要道。都御史蓝公章召集省台官员商议，认为略阳知县严顺懦弱，扶风知县孙玺刚毅而且有谋略，可以任用，于是发公文命孙玺前往修筑略阳城。扶风君到了略阳，正要下令，严顺以此为耻，教唆县里的人贿赂扶风君送金钱，请求不要筑城。扶风君不听，每天巡视各处勘察地势，安排百姓筑城，期限定为一个月完成。城墙尚未到期完工，四川盗贼突然到来；城墙三面已经建成，东门的墙垛才刚刚立起。城中士兵恰好调往别处，严顺说：‘这座城一定守不住，已经这样了，为什么不逃走？’扶风君仍不听，严顺于是故意下达这样的命令。城中人听说后喧哗着想逃走，扶风君抽出佩刀砍断座椅说：‘谁敢说逃走，就像这座椅一样。’于是把城中所有弓箭刀刃拿出来，命士人、商人、轿夫、差役拿着登城；把石块堆在城墙上像山丘一样高，用水浇湿毡毯披在外面以遮挡箭矢。每十名甲士设一名总领，每五十名甲士设一名总领；由官员和士兵分别统领五十名甲士：‘你守南城，你登记守北城，你这个典史守西城；东城还不坚固，只有我来守。’又说：‘你们这些士卒和甲士，假如贼人攻陷城池，就会杀戮你们的父子，霸占你们的妻女，烧毁你们的房屋，荡尽你们的积蓄；难道你们宁愿不为此伤心吗？’ 正义会产生勇气，有了勇气就无敌。又说：‘凡是我这个官员还活着，就要与城池的存亡共存；百姓怎么可以抛弃？天子命令官吏不可逃跑。’又说：‘你们这些士卒和甲士，白天传递食物，夜里点火、鸣梆巡更。你们执拿我的扇子传达命令，传递中断的就处刑。’有船夫违犯命令，打开箱子把东西搬上船，被发现后，便割去船夫的耳朵和鼻子示众。过了三天，贼兵攻打不下，正想离去，恰好贼人抓住前来告急的人并杀了他，从公文中得知城中困窘，于是集合全部贼众包围进攻。贼兵从辰时攻到晡时，始终攻不下东城；有一个强悍的贼兵戴着木制的案几冲到城下，被投下的石块砸破脑袋而死。不久严顺逃奔贼军，贼军攻陷南城并进入，抓住扶风君。扶风君辱骂贼兵，贼兵便把他割裂肢解而杀死。这一天是七月十四日。贼兵大肆抢掠三天后离去，严顺渡江回来，上牍报告说：‘我和扶风知县一同逃跑，扶风知县被水冲走，尸体也被冲散了。’都御史大怒，责令他寻找尸体。严顺十分窘迫，便与主簿商议，从江边找来一具尸体装棺，运回扶风君的家乡。他的兄弟、儿子和族人打开棺材查看，见尸体胡须很多、身体肥大，并不是扶风君。于是他们赶到京师投递匦书辨明此事。事情交给御史王廷相审理，终于查明实情并上奏。朝廷追赠扶风君为光禄寺少卿，赐祭，荫其子绍卿为国子生。唉，严顺并不是平日就怨恨扶风君，只是以自己的无能为耻。古语说：‘嫉妒怨恨之心比刀兵更惨酷，小的忿恨一定会败坏大的谋略。’ 扶风君死得确实壮烈。汉中并不是荒远边地，尚且要经过辨析核实；否则上下都会被严顺蒙蔽而不知道真相。自从四川盗贼兴起，到扶风君死时，已经过了几年。当时蓟州盗贼侵犯中原，桃源盗贼侵犯江西，北虏多次进入边境。恰逢天下长期太平，文臣缺少谋略，武臣缺少勇气，长吏习惯于逃跑。起初，枣强县城陷落，百姓在城下发现一具尸体，尸体肘部系着县印，知道是县令叚豸。朝廷开始表彰战死者，嘉奖他，追赠太仆少卿，荫其子为锦衣卫百户，世袭。后来我又听说，上祭祀县令霍恩、西平县令王佐、裕州倅郁采，他们的事迹与扶风君一样非常伟大。被逼迫而死、偶然遇害而死、因畏惧而死、因激愤高亢而死的人，尚且都有外力驱使他们。至于意志坚定，功业平素已经修成，气节在危难和安逸中都坚定不移，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啊！扶风君字廷信，是山西代州人。蓟州盗贼 起初，蓟州盗贼兴起时只有刘七等八人，后来增加到二十六人。辛未年，他们抢掠水冶没有成功，于是又向西到史泉，距离府城二舍。四面群山环绕，刘七等人都高兴得到这样偏僻的地方，认为可以尽情享乐了。他们虽然十多天没有遇到其他忧患，便放散马匹，松弛弓弦，把刀槊挂在墙壁之间，放纵饮酒歌唱，夜里召来娼女，酣饮而睡。民兵侦察得知此事，约定指挥某夜前往袭击。戊夜到达史泉以东三里处停下，贼人全都熟睡。当时每个人拿着木棒，本来可以把他们全部歼灭。然而穿甲的民兵贪图他们的财物，对指挥说：‘这些人坐着就能擒获；如果我们杀掉他们，反而没有利益，不如赶走他们，再俘获他们遗弃的财物，怎么样？’指挥答应了。天快亮时发炮，贼人大惊，于是借着酒力跃上马，拿着矛和箭冲出来，民兵全都逃跑，只有百户张世禄与他们交战而死。从此贼人不敢再肆意横行，后来集合数万人的大军才将他们攻灭。唉！没有法纪、没有畏惧，就不能统率军队；不贪图财物、毫不迟疑，才可以取胜。直到今天，长者们谈起这件事，仍没有不感到悲恨的。正德末年的祸乱蔓延 自从宦官谷大用等八人想要蛊惑皇帝，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又以游乐宴饮启用这八人，后来又进用刘瑾，使他震慑朝廷舆论，士大夫的祸患便惨烈起来。自从舆论想让司马刘公担任宰相，却攻击马公，党羽因此分裂。自从刘瑾驱逐少师刘公，相权便丧失；自从杖打言官，进言的道路便堵塞。靠贿赂迁升官秩、免除祸患，逐利之门便大肆敞开。朱宁进用后宦官的宠势衰落，江彬进入后皇帝巡幸之事兴起。官职轻贱而政事颓败，百姓贫困而盗贼强盛。那些心怀乱志、骄横的藩王，正窥伺机会而产生异心。刘瑾当权时，祸患猛烈如火，韩司徒、李梦阳对他的怨恨深入骨髓。众人都认为他们必死，却得以免死；罗侨的进谏、吴廷举的论劾，众人也认为他们必死，却同样获免。何塘只是长揖不拜，知县王勋不肯行贿，反而受到尊重。刘瑾失败后张永接替，张永失败后钱宁、江彬接替，天下的祸乱已经到了极点。刘少傅辞去职位，傅尚书抗疏进谏，宁王朱宸濠于是反叛。胡世宁、曹琥坚持法度，孙燧、许逵为义而死。唉，多么美好啊！有这些人，政事怎么会走到败坏的地步呢？宁庶人 武皇在位十年，没有继承人。群臣请求从亲王藩府中选取儿子入宫侍奉。宁庶人朱宸濠长期蓄积僭越的野心。到了这时，他便厚结宠幸钱宁，又优待外廷贤臣；大臣中有许多人同他私下交往，于是请求征召他的儿子朱拱栟，事情将要办成。朱宸濠自己【原文有缺字】。宁庶人实际上贪图的是钱宁的金银财宝，只是用空话来诱引他。到了戊寅年，朱宸濠坚持要求钱宁办一件事作为信物。内府的异色龙笺，只有赐给监国者才能使用。钱宁向皇上进言，说朱宸濠忠诚恭顺，应当给予特别赏赐，于是便用龙笺制作玺书。玺书中的谕词也沿袭通常的文辞，朱宸濠大为高兴。他又谋划窥伺皇上南巡，请求皇上临幸他的封国，前往泰和祈祷祭祀，并暗中贿赂左右近臣请求帮助；他整修苑囿，准备大量珍玩，以备皇帝享用。如果计划成功，就可以挟持皇帝的威势号令天下，皇位也有朝一日可以得到。己卯年，朝廷议定三月壬子日清道出发。群臣从郎中以下一百五十五人伏在宫阙前坚决挽留。皇上下令廷杖他们，有的罢官，有的降职，有的仍留任原职，但皇帝最终也没有成行。朱宸濠的计划既然受阻，谋反的形迹又更加明显，于是起兵北上，不久便被诛杀。群臣中受廷杖而死的有十一人。均徭规则

译官员的俸禄折合实物发放，是为了节省费用。宣德年间，又增加柴薪、马夫征收银两，是为了杜绝其他方面的侵渔。正德以来，各郡的官吏都乘坐车舆。唉！为什么皇上设置的禁令一天比一天严密，而臣下却只顾方便自己，这难道是善于谋划吗？燕耆志 燕耆就是茹叟文中，号时斋。他跟随父亲从无锡迁居到燕地，大概是在永乐初年，享年一百零四岁。茹叟性情坦率平易，所以不被险恶环境困厄；志向慷慨，所以不被世俗淹没。他通晓书史，与族人和睦相处，并由此推广到乡里。因此他的行止安稳；他所交往的朋友有的友善，有的显贵，而他远离财利，所以交友守正。天顺初年，茹叟已经一百零四岁。英宗复辟后，向天下推恩，凡庶民年满八十岁以上的，赐给冠服。有司把茹叟的姓名上报。英宗在便殿召见茹叟，听他说自己的情况和言辞。召见后赐给他冠、服、带、鞋，并在顺天府设宴款待。又命吏部尚书姚文敏公以下的官员到他的住宅祝贺。又过了六年，茹叟才去世。后来他的孙辈中考中乡试、成为进士的有一人，鸣玊考中进士的有二人，鸣凤、鸣金担任郡大夫。沈谏议 大臣仇视直言，排斥谏臣，是害怕谏臣夺走自己的宠信和利益。然而必须肆意欺骗、进献谄媚，取得皇上的心意，之后才能这样做。没有比汪氏更严重的了。当时谏官极力抨击他，而沈君正是针对其中一件事加以指摘，尤其详尽而切中要害。虽然没有立即把汪氏置于刑法之中，但他的奸恶之心和罪状已经悬在纸上，足以留给后世永远鉴戒。唉，汪氏的权势和利益如今在哪里呢？【指尚书汪鋐。】震泽纪闻 《震泽纪闻》大体已经考核过了，但仍有一些说法错误：说文达受贿，是诬陷；说徐文靖虚伪，是党同伐异；说薛文清被戍边，是讹传。文靖是内乡人，因行贿而被任用为翰林官。当时人品评说：‘金编修，画编修。’大概是说金钱不值得珍视，而应当珍爱古玩。其他败坏典章的事情，也可以由此知道了。所以采录材料的人要谨慎，要谨慎。梅损斋 金陵梅损斋去世后，他的儿子因贫穷而卖书来奉养祖母。损斋名纯，字一之，祖先世代担任指挥。损斋考中进士，授任知县，后来改任指挥，升为中都副留守；他不依附宦官，罢官归家闲居十多年后去世。他性情狷介，不肯随意与人交往，即使是一顿饭，也一定要选择同席的人，等对方以礼相待后才进食。他笃信程朱学派，不喜欢文章家的言论，所收藏的书全都亲手抄写、校订。我在封部任职时，怜悯他的劳苦，送给他一名史官代替他，他不肯接受。因此记下他的品行，给后辈看。嘉靖壬辰年秋九月己酉日，铣记。《洹词记事抄》【终】《洹词记事续抄》前一部抄录成于庚子年秋，转眼已经过去七年了。今年春天，我搜集本邑前辈的各种言论，编刻成书发行。打开箱子又得到前一部抄本，担心它或许会泯灭而不能长久流传，于是把它同杨宪副的两种记载合在一起，编成一帙。夏月偶然在藏书中剔除蛀虫，正好《洹词》在手，拿来重新翻阅，发现应当抄录的内容遗漏了不少，便边看边录，又得到三十六则。抄录还没有完成，旁边有人笑着说：‘你的抄录如今已经是第二次了，难道还要等到第三次吗？’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前一次抄录严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增补的，为什么还要再抄？如果这一次抄录宽泛，也没有什么可以增补的，那么许襄毅、孙忠烈的遗事为什么还要收入呢？至于书名叫《记事》，前面却收入“亢龙无首”这一条，就混乱了体例。书中本来要选取论世经国的内容，如今却收入杭守王琏的事迹，又怎么承载得完呢？由此本来就知道，第二次之后一定还会有第三次。’我说：‘贪多求全，是我的痼疾；张扬幽微深奥的事，也是我一向的偏好。襄毅、忠烈的事迹明明白白地展现在道路上，哪里用得着烦劳【原文有缺字】去搜集“亢龙”这一条？原来一并随意记录的内容，何况又有事例可以征验，怎么能片面抛弃呢？只是伊杭守曾任本邑旧令，我考察本邑县志，成化二十年只留下空名，政绩一点也没有。’ 想想碑记和官祠为什么没有建立呢？难道是因为百姓质朴，还是因为县令掌持其事？这里只不过把殿本中编录的内容姑且备作修辑邑志之用罢了。我以前本来就说过：凡是拟议中出自其他典籍之外的，都予以记录。至于论诗、论《春秋》，句句都辅翼经义，自然应当另行刊见。韩子不是说过吗：“记事的一定要提取其纲要，纂集言论的一定要探取其精微。”就这些话而言，提纲挈领，已经足够观览了。至于探取精微，则留待君子去完成。我怎敢不把问答之语全部编次出来，恭敬地听凭阅览者评定可否。李如一识。鲁庄公 申生 朋党 宋复雠 宋学驳 宋二张淆名实 程门弟子 象山学辩 杨简 南宋文 元儒 刘静修 元三儒　明四臣 国朝辅臣 杨田里 陈白沙 贺医闾 刘少傅传 王襄敏 副都御史马柳泉 南光禄卿张廷宾 李恭敏 副都御史朱公垂 少卿王宗哲 叚容思作士 副使李自愚 督学 弘治乙丑得士 相与诸贤 发廖鹏谋子中式 兵 青羊盗 落叶诗 诲言 论古文 杭州同知黄汝器 ○鲁庄公【驳赵伯循关于制服仆从的说法】崔子说：春秋记载文姜的罪恶，已经到了极点！庄公独自掌握一国的命运，却安然顺从她，这在古代从来没有过。评论者没有体察其中的实情而徒然铺陈辞说，还想制定制服仆从的办法，怎么能算是确切的论断呢？季友有祥瑞之才，庆父有才能，他们都足以做鲁国的君主。文姜行为失当，国人以此为耻，所以《敝笱》等诗篇相继兴起。齐襄公扶立庄公以显示自己的恩德，庄公借助舅父来巩固自己，文姜挟持齐国这个宗主国来愚弄自己的儿子、震慑臣下。她沉溺于淫邪之中，连丈夫被杀都不顾惜，哪里还会在意儿子被废？因此，庄公到禚地打猎、包围郕国、攻打卫国、把俘虏送回，等候齐女长大，主持王姬的婚礼，忙忙碌碌地甘愿受齐国役使。大概是因为襄公的威势太重，文姜的手段太狡猾，哪里还谈得上制服仆从呢？真正笃守义理的人，不会计较利害的大小；真正保全仁德的人，不会斟酌生死的得失；真正把最重要的事情专一看待的人，不会让亲疏关系扰乱内心。像庄公这样，不过是痛心于父亲之死而要报仇罢了，其他事情都无所顾忌。因此，他如果留着文姜，仍供给她衣食；责备襄公，断绝他的使者；睡觉时枕着兵器，身边放着盾牌；穿丧服，吃粗劣食物；向周王哭诉，请求同盟诸国援助；向鲁国臣民申明大义；整顿军队、蓄养精锐，观察时机向东进军，把自身置于天下的责难之中——这些才是一贯的做法。难道竟没有同情我的不幸的人吗？楚军因为一句话，士卒就如同身上夹着温暖的丝绵；秦国欺骗楚怀王，项羽尚且还能够借此利用他，何况父子、君臣之间彼此相为，正是人心所不能停止的情感呢！可惜庄公既年幼又愚昧，也没有石碏、子犯那样的臣子来辅佐公子，只是观察事变，慢慢图谋其中的利益，侥幸求得暂时的小安，竟忘了这桩大仇。可悲啊！○申生

译我读《左氏传》读到申生因谗言而被杀时，没有一次不流泪。等看到后人责备申生的过错，我又低回叹息，深深怜悯他的不幸。唉！幽王昏庸，所以褒姒能够逐走宜臼；卫灵公庸碌愚昧，所以南子能够使蒯聩逃奔。那晋献公，实在是奸人的首领。他欺骗虞国去攻打虢国，一举便成功，简直像制服鸡犬一样容易。齐桓公以信义在列国施行政令，尚且不能使他前来，难道一个姬妾的智谋就能欺骗他并驱使他吗？大概是由于他沉溺于邪僻的宠爱，废嫡立庶的谋划，早已在内心决定了。佩戴金玦，穿着偏衣，以及两次出兵的行动，国人都知道世子将要遭遇危险。骊姬告诉优施说：“君王已经答应我杀掉太子，立奚齐为太子了。”申生已经登上东朝之位，是全国所属望而归心的人。重耳、夷吾只是庶出的公子，不能合法地主持国政，所以只要这两位公子逃亡，申生还活着，晋国最终就不会属于这两个孽子。因此献公一定要杀掉申生；即使申生背负恶名出走，献公仍想满足杀他的心愿。像宋国的冯受攻伐、长万因受贿而被擒这样的事，父亲的罪恶越来越明显，而自己死后又成为逆臣，哪里比得上接受君命自行裁决，既恭敬又安稳呢？反常之祸，言辞很难说明；想要快意泄愤的情绪，实情也很难完全说明。世子的思虑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他的内心纯粹出于仁德，不可以轻率地加以非议。○朋党【汉、唐、宋】王者施政，贵在公正平等罢了；所以不公，必然产生心怀异志的民众；不平，必然形成互相攻讦的风气。三代以后，汉代有钩党，唐代有牛李党，宋代有潞党、蜀党、朔党，都是在末世昏君当政、政事偏颇、命运混乱时产生的，仅此而已。当国家强盛时，君主和宰相贤明忠诚，风俗教化浑厚质朴，贤者一定得到提升，奸佞一定被贬抑，人人共同遵循正道，怨恨无从自行产生。国家衰败时，君上不加省察，反而结交小人与臣下为敌，于是形成“香草与臭草同焚”的局面，各自依照类别聚集，或相互牵制，或彼此争斗，全都崇尚势力、竞相逞强。汉代的党争，根基形成于和帝、安帝时期；窦宪、梁冀敢于僭越，杨震、李固遭到杀戮，君子私下忧虑国家将要灭亡，想凭借自身正直和清议来挽救国家。唐代的党争，积累于德宗、宪宗时期；在陆贽、裴度之外，皇帝却宠信延龄、璠吉一类的人，小人窥伺权力和利益，结交朋党，互相倾轧。宋代的党争，出现在熙宁、元祐相承的时期；王安石、吕惠卿售弄奸邪，许多贤臣投递弹劾奏章后逃避，学者各自护守本派学业和方法，权衡胜负，宦官和奸臣又各自利用鹬蚌相争的局面，任意让渔人取利。汉代的君子忠诚，却不明时势，所谓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守；唐代的小人贪婪，却忘记自身安危，所谓只顾安危而贪图祸患。说汉代是朋党，是在欺骗天下；说唐代是朋党，是在为他们增誉。小人一旦利益得逞，就争相残害自己的亲信和腹心，安然自得，哪里还有什么党争？宋代诸臣中，洛党、朔党的操守，可以作为后世的鉴戒。难道他们是想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独自壮大起来，以此使人服从吗？《易经》说：“在宗族内部结党同人，必然有吝。”难道能够避免吗？通晓天命，叫作德；推求而贯通它，叫作道；把它施行到百姓身上，使百姓得到适宜，叫作功；在裁制不同的情况下实行同一制度，叫作教化。道路曲折、港口狭窄，却想迅速驾车划船；勉强自以为独自明白，期待与他人完全符合，未曾有过成功的。党人碑立起来就停止了，金人却把它践踏了。到了南渡以后，这种风气更加煽动，士人的议论还没有统一，宋朝的社稷已经倾覆。忘却国家的大仇，只辨析字义训诂；舍弃我们本来固有的东西，只专门尊奉师承；最终流于空谈，毫不考察实际功绩。孔孟之道，竟然如同老庄虚无之说一样荒诞。唉！政治的偏颇，开始于满足自己的快意，最终导致天下丧亡；学术的偏颇，起源于任凭自己的主观，最终误害国家。小人的祸害，如果不与这种偏颇区分开来，难道可以不害怕、不警戒吗？○宋复雠 崔子说：宋高宗南渡，实在令人痛心啊！父兄被拘禁，母亲和妻子被俘虏；据守险要却失去了险要，依靠军队却使军队溃散。取得天下，靠的不过是顺应人心罢了。宋朝自从王安石掌权，接着又有章惇、蔡京，小人的祸害，古代从来没有这样严重过。他们钻营求进而假装退让，图谋私利却援引经义，倡导邪说却自称任道；他们以君子为仇敌。君子活着时使其陨落，死后还要攻讦；排斥其余党，又要毁灭其学说；捏造其罪名，又把罪状刻在碑石上，公然宣扬于朝廷。碑刻尚未完成，便因公议而流泪恐惧。《易经》说：“包里没有鱼，会招来凶险；没有民众却想渡河，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样说来，宋朝难道就不能复兴了吗？孟子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顺势而为。”当金人攻下汴京、灭亡宋帝时，中原人本来就有驱逐金人的志向，而百姓刚刚遭受金人的暴虐，都想把他们驱逐出去。金人立张邦昌、刘豫为帝，随即退兵回到大漠。高宗如果能够任用李纲主持政务，把军队交给宗泽，再以韩世忠、岳飞辅佐，联合两河的忠义之士，国仇是可以报的。这叫顺应人心。岳飞、朱仙镇的胜利，使金人震慑、百姓喜悦。高宗如果能够在内任用赵鼎，兼听谏诤，招抚携离之众，以恩惠使人归服，明确刑罚、端正法典，国仇也是可以报的。这叫乘胜而进。为什么却让汪伯彦、黄潜善从中离间，秦桧胁迫君主，以致大臣自身都不能保全，对国家又有什么帮助呢？后来金人的谋划已经完成，伪豫政权再次被废除，策士和有才能的大臣即使竭尽力量，中原收复的胜算又哪里容易看得到呢？况且要使灭亡者复兴、振兴衰败之业，收复土地、拓展国家，必须有一定的规划来包容全局，有真实的德行来充实它。说到较低一层的例子，子产辅佐郑国，诸葛孔明建立蜀汉，王朴振兴后周，他们都在帷幄之中筹划功业，最终使远方荒服地区归附。宋朝君臣任用人才，忽而用邪，忽而用正；处理政事，忽而昏暗，忽而明察；议定制度，昨天认为对，今天又认为错。即使有一两个大臣，张浚失于欺罔，陈俊卿失于懦弱，赵汝愚失于疏略，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实在没有足以依靠的。奸人和奸相，刚刚罢免就又出现，好比延伸的藤蔓和丛生的荆棘，蔓延牵引，根株滋长，没有人能够剪除。儒者迂曲争辩，疑心彼此学术争胜，反而成为小人的敌手，于是小人借机建立禁令来排斥异己。直到宋朝灭亡之后才停止；然而那些大臣仍然瞪眼反对和议，挽起衣袖，声称要承担复仇之任，不过徒然成为简牍上的赘言罢了。○宋学驳 周朝衰微时，人们各自施展技巧，所以秦国因此变得暴虐；宋朝衰微时，人们使自己的学说彼此驳杂，所以胡人因此得以入侵。游定夫、张九成、杨简讲经而杂以禅说；陈傅良、叶适讲道而杂以法术；陈亮强调功利和实力；王安石推行以政事求利的学说。他们背离孔孟之道，却袭用儒者的名号；扰乱程朱之学，却树立自己的士人标准。○宋二张淆名实 名义上正确而实际内容错误，这难道不是天下的大祸吗？小人内心存着邪念，君子则整饬自身。所以张商英触犯蔡京，便被混入党籍。学说属于异端，名号却是圣贤，所以张无垢拜宗杲为师，竟被列入儒林。后人看待今天，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呢？奸人已经取得富贵，所以树立一种操守来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偶然因为侥幸际遇而窃取名声的人，大概很多。○程门弟子

译程子的门徒，大概就是刘绚的平正、尹焞的刚强坚毅吧？他们确实守护圣人经典，异端无法迷惑他们。尹子大概可以称得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评论者讥笑他没有用处，难道是另有见解吗？○象山学辩【他文集中书信夸张、愤激暴戾，不是有德之人的言辞，学者学习它，不是会增长轻薄、助长放荡吗？】圣明的君王在上，诸臣应当致力于实际的德行，以辅佐太平治理。如今却尊崇陆氏，标举“鸣冤”的名目，难道不是欺妄之言吗？泰和整庵罗公斥责象山的谬误，用一句话概括说：“把心当作性。”方伯可泉胡子把这件事指示给我看，渭崖霍氏的辨析逐章考订、逐句剖析，然后陆氏是异端这一点便无从逃避了。圣贤著书，是为了救治、排斥异端学说，开启百姓的迷惑罢了。诸侯放纵恣肆，所以孔子作《春秋》；处士横加议论，所以孟子述说七篇。秦仪使国家倾危，陈平在前，蒯通仍借此扰乱汉朝；庄子、列子的荒诞之说，何晏、王衍又借此导致晋朝灭亡。宋人的话说：“不要因为学术而杀害天下士人。”这句话的旨意多么正确啊！我曾反复研读陆氏的篇章，他的谈论雄健，所承担的责任重大；然而关于性是什么、求学的方法是什么，却茫然无可寻索。他不是展示谱系却藏起针锋吗？而且还把这种学说传授给门徒。杨简以觉悟本心为说，詹阜民以明白义理为说，这些都足以令人惊骇而感到怪异。颜子经过钻研仰望圣道的劳苦，才能达到卓然自立；曾子随事体察，才能领会一贯之道。所谓“卓尔”，是说他站立而确立了定理；所谓忠恕，是把自己与他人贯通起来。难道靠半句话、单独一句话就能完成修养功夫吗？难道要把觉悟引入阴界，和禅僧同流吗？○杨简 从前魏尚浮华，晋代崇尚清谈，中原失去正道，夷狄便占据了它。姚兴谄媚胡人的神祇，翻译他们的文字；梁衍被因果报应迷惑，学习他们的法门。达摩、曹溪所讲的转相传授之道越来越切近简便，宋代大慧把它传授给张子韶，他的门徒又传给陆子静。杨简，是陆子静的门徒。杨衍的说法夸张张扬，越来越肆无忌惮，只要不合他的心意，即使是圣人也加以斥责。不久这些说法都断绝而不再流传，近年却忽然把他的书刻印出来，士人中尊崇推尚它的，甚至把程朱看作已经腐朽的东西，使它重新成为道学的蛀虫。他是什么人呢？整庵公排斥陆氏、杨氏的谬误；对于陆氏，渭崖加以辨析；对于杨氏，甘泉加以辨析，都逐篇摘出、逐条列举。如果没有这三位公，中原又要被夷狄占据了吗？我曾经考察杨氏的书，它的主旨有两点：一是说心就是道，二是说要消灭意念。他援引儒家的一句话是：“心的精神就是圣。”只要剖析这三点的错误，他的书就不值得辩论了。人在独处时，不善的念头会污染他的心；见到君子而显露其善性，善性却不会泯灭。就像珍珠混杂在污浊之中，它自身的光芒仍然会发出。心的专注和谋划叫作志，心的经营和筹谋叫作意。志向正直而意念分歧，这些都属于心。没有志向，凭什么立身？没有意念，又凭什么做事？志向凭道而安定，意念凭道而端正。心如果没有意念，难道将要成为枯木吗？孟子说：“心的职能在于思考，这是上天赋予我的能力。”子思向孔子问道：“事物有形状类别，事情有真实虚假，审察它们应当依据什么？”孔子说：“依据内心。心的精神就是圣。”推求数理、探究义理，不因外物而产生疑惑。这大概是说心的妙用无所不通，所以没有什么不能推求的。能够贯通的是神明，所贯通的是义理，哪里像杨氏所说的那样呢？杨子的父亲说：“承奉的人遇到事情不乱，听到盗贼也不害怕，大概是因为习惯于禅定。”这一家的学说，想凭借它改变天下，却穿儒服、称儒名，只是借用类似圣人言语的东西，用零碎的词句装饰自己，不考察其完整旨意，改头换面，说成儒家的话，这就是大慧的教法。放纵意念，是普通人；使意念真诚，是君子；没有私意，是圣人。所谓“无”，是说不以自我私意为主。那个杨子，攻读科举考试以求取官职，穷究典籍以求博闻，替白功相申冤，争取恢复被贬儒臣的地位，周旋迎接使者的礼仪，筹划适宜百姓的政令，发动思虑、构建谋略，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意念，谁来主宰呢？他轻率诋毁古代贤人，超过了我所喜好的程度；任凭异同来决定取舍，又随着取舍产生喜怒，这就是所谓“心就是道”吗？如果顺着这种说法推演下去，就接近孔子所说的一句话足以丧失国家、以自己的心意任意创作，几乎要成为兴灭天地的力量了。既然如此，杨子是无意为之的吗？恐怕只是自己在为自己辩解吧？大概是因为他没有诚意。○南宋文 金元之际，中州的文章气势雄健而文辞倔强刚劲，想要陈述义理，却不能识察人物；可以与之共成事业，却不能长久维持，所以国家容易倾覆。譬如秋壑、霜厓，孤峭而奔放决烈，并不是适合寄托生命的地方。南宋的文章气势浮薄而文辞细弱靡丽，所以国势更加衰弱。更严重的，叶水心的诡谲，周平园的漫无边际，陈止斋的驳杂，秋扬的浮华，也不过是更加彰显其索然无味罢了。○元儒 许鲁斋是实行的儒者，刘静修是以志求道的儒者，吴草庐是博闻的儒者。草庐精于考证索隐却失于驳杂，正好反过来；秋象山只是直接把同类之学都抚育并推崇起来。你们元人称之为陆学，难道不是借此来赞誉他吗？○刘静修 刘静修痛恨元朝讨伐宋朝，于是作《渡江赋》。他的门徒申明说：“这是在哀悼它。”他题咏梅花说：“西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处士家。”又说：“恐怕江南的春色已经减少了，这仍然是赋诗罢了。”有人讥讽他替元朝效力，也有人尊称他为“病宋”。许鲁斋没有陈述讨伐宋朝的谋划，而想修明德行来使宋人归附【见欧阳玄碑文】。丘仲深也曾责备说：“不考察事实便放肆地凭臆断贬斥，不也是冤枉吗？” ○元三儒　明四臣 耶律晋卿敢于进谏，弑许平仲兴办学校，刘梦吉不肯出仕夷狄，这就是元代的三位儒者罢了。方希直的志节，李时勉的正直，薛德温的清廉，王公度的不屈，这就是明代的四位忠臣罢了。○国朝辅臣

译皇祖赋有睿智圣明的才德，从平民中起兵，运筹统制六合，开创之功如同神明造化。群臣即使有刘基的智慧、宋濂的博通，也都俯首接受成命。继位的君主临朝处理政务，急于咨询群臣，六部分别掌管事务，各自胜任所掌之职。因此皇祖废除左右丞相，设置六部。神宗建立内阁参预机务，难道不是顺应时势、通达权变的办法吗？永乐初年，让翰林史官入直内阁；后来一定等到他们地位尊贵显达，才让他们担任简拔平章之寄，俨然如同周代的宰辅和国卿。因此，削去丞相的名号，却收取丞相的实际功效；任用比从前更加重要，今天更应当慎重；平素要培养声望，困厄时要坚守操守，凭诚实彰显才能，从众人中选拔杰出者，特别以礼尊崇他们。出身品流不可以限制人才，历来考察的情况也不足以作为依据。英皇复辟后，亲自擢用三位贤臣【薛瑄、岳正、李贤】。正德年间，逆贼刘瑾窃取政权，囚禁戍遣元老，把端揆大臣当作奴仆，却仍然尊重内阁。刘文靖、谢文正所受的怨恨，也只止于被削夺俸禄。只是近世选用人才，往往只说要淳厚、宽和、周详，恪守旧习常规；这只是妇女的笼槛，是亲身做卿大夫和平民百姓中少有过失的人，哪里能够担当重大事务呢？所以，约束自己而谦让善待他人，像唐代的卢怀慎，这叫作德；忘却死亡、以身殉国，像宋代的文天祥，这叫作忠；防备细微变化、谋划重大事务，像汉代的张良，这叫作才。否则，就会被君主轻视，被六曹卑视，毁坏国家纲纪，败坏士人风气。从前汉文帝固意宠信邓通，却一定要彰显申屠嘉的正直；钱若水感念自己被王旦轻视，立即辞去职位离开。有君主的深厚托付，有臣子的自我尊重，还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吗？○杨田里 在宣德、正统年间，难道正是君子有所作为的时候吗？那时百姓朴实，君主能够任用人才，奢侈淫逸的风气还没有萌发，赏罚能够施行而没有喧闹争吵。东里公却每天只和同僚嬉游宴饮，钻研并炫耀《晋书》和唐律。孟子说：“国家安闲无事，应当趁这个时候明察政令和刑法。”诸位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哪里会有己巳之变时的被俘、庚午年更换太子、丁丑年幸功邀赏这些事情呢？○陈白沙 我私下思量，儒道在我朝衰落了。前辈如文清公、吴康斋、胡叔心三人，造诣各有不同，但都笃志学习、修养自身，差不多可以称为儒者。成化年间，陈白沙从岭峤兴起，在科场失意，便拾取异学的余绪，以此炫耀自得，白首隐居山林，坐享很高的声誉。近来效法他的人，纷纷发生奇异偏激的主张，安然无所顾忌，散布荒诞言论和虚伪习气，禁锢并损害人心。其讲论的悖谬，已经不值得与之争辩了。○贺医闾 贺医闾名钦，笃实行义，深沉文雅，坚定而不改变，难道也是管幼安一流的人物吗？他教人只以小学为主，通达而有条理。陈白沙说他没有见识，劝他读佛书；难道名教之外还另有传授吗？○刘少傅传 少傅名忠，字司直，是河南陈留人。成化戊戌年考中进士，授任翰林编修。少傅性情严峻而少与人周旋，正直而少有合得来的人，一介不取，因而得罪了追逐竞争的人；他自处常常过于抗直，贵人也竭力压制他。他在翰林将近三十年，才授任侍讲学士。正德初年任讲官时，常常依附经义规劝皇上纠正缺失；后来因讽谏时政而不得志，在内廷传达旨意，升任南京礼部侍郎。巳年，中贵人知道少傅一向节操高尚，进升他为南京吏部尚书。南京各部大多闲散安逸，任官者自称为吏隐；少傅却俯身遵守礼法、结交同党，仍然坚持风纪裁断。越地、闽地的胥吏中有人以钱财买通关系而革除差役，县吏便把名字窜入吏籍，上报各部时往往冒充官员逃脱。少傅命四名主事查核这些名籍，按年按月逐一核对，彻底追查牵连，凡革除罢免一千人，即使已经做官的也追究论罪、除去名籍。属官任满后进行考核，必定按照实际情况评定。某御史依仗权势骄横，人人都害怕屈服，少傅却评他为下等。某郎中是刘瑾党羽张彩的私交，少傅评语说：“操守自身违背士人舆论，行事也违拗人情。”从此各司有不整饬者，都惴惴不安地收敛放纵行为。少师焦芳多次称荐少傅贤能，刘瑾传旨征召他入翰林；两人一见面便不相合。刘瑾被诛杀后，少傅才被推举进入内阁。当时政权掌握在宦官刘永手中，改而侍奉刘瑾的大臣又去侍奉刘永。少傅临政时持重守法、申明法令，同僚因此嫉恨并排挤他。刘永命其党羽廖鹏来拜访，少傅以对待仆人的礼节接待他，又拒绝他的馈赠。少傅害怕内外怨恨聚集，任职不到三个月，便请求致仕。同僚害怕他获得美名，从中阻挠；他于是托言祭扫请假，才得以归乡。此后闭门不与世事往来，共十三年后去世。评论说：铣刚入翰林时，在高坡的私宅拜访少傅，少傅慨然说道：“古代被拘系的人和普通士人，即使身处流离困顿、走投无路的境地，也不取不义之财，何况是享受俸禄的人呢？” 许襄毅公评论当世人物，唯独推重章公懋、雍公泰。襄毅对铣说：“你初次做官，要谨慎办事；翰林大夫中，只有司直一人。”他受到名流如此重视，就是这样。○王襄敏

译襄敏公于弘治戊午年十二月一日在边地去世。铣年轻时听先父称说，公有文武大略；后来进入翰林，许多人却因为嫉妒公的才能而诋毁他。正德初年修撰《孝皇实录》，得以看到国史，考察到公守卫边疆的功绩非常伟大。那些嫉妒功劳、妒忌人才的人，内心惨毒如同戈戟。公名越，字世昌，是浚邑人。景泰庚午年在京城乡试中举，第二年会试未中进士，授任监察御史。左都御史寇公性情严厉，处理属吏苛刻急切；公能够符合他的心意，便越级授任山东按察使。天顺癸未年，大同有警报，英皇从公担任御史时就认为他相貌伟岸，等到他奏对流畅明朗，于是任用他为右副都御史；他果然能够整饬军队，击退敌虏。成化丁亥年，召入掌管院事。庚寅年奉命从延绥出塞到崖窑川，擒获贼人四十人，斩首一百级，升任左都御史。又因斩虏的功劳，再升为左都御史。起初敌虏居住在沙漠，以黄河为界；河水结冰时便进入，冰将要融化时便离去，边民只防备秋、冬、春、夏四时，其余力量用来垦田修城。后来敌虏进入并居住在河套，河套就是黄河的曲湾之地，方圆数千里，草木花卉丰茂，所产禽兽肥美。前代以及国初，多次修筑城垒，设置军队戍守；后来防务松弛，敌虏于是占据居住，出没没有固定时间，边地因此陷入极大困境。癸巳年，公侦知敌虏正在外出抢掠，把老弱留下在房舍中；于是选拔一万多名精锐骑兵，亲自出塞，携带七天的粮食。军队白天潜伏、夜间行进，每隔二舍便埋伏数百人，让他们休息并行军四天。天还没有亮就到达敌虏营帐，万名骑兵一齐践踏冲击，借着火光边打边射，斩首三百级，夺取其马、牛、羊和器械，数量无法计算；将其盘踞的巢穴全部焚烧，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到了中午，敌虏从外面奔回，哭声震天，使尽全力追击我军。公布置阵势缓慢前行，殿后的军队与敌交战；等到前方伏兵出动，又与敌交战。敌虏再次遭遇伏兵，知道我军早有准备，极为悲痛，渡过黄河逃走。从此边境二十年没有发生祸患。甲午年，加授公太子少保，增加从一品俸禄，掌管院事。公直言将士功劳很大而赏赐太轻，请求把自己的官俸转给他们作为补偿，没有得到答复。丁酉年，加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庚子年，与太监汪直一同出兵大同，袭击攻破威宁海，擒获敌虏男女一百七十人，斩首四百级，封为威宁伯，仍兼任都御史。辛丑年出兵宁夏，又佩将军印，充任总兵，镇守大同；后来移镇延绥，按功劳加授太子太傅，每年增加俸禄四百石。内阁万学士嫉妒公的功名过盛，台臣迎合他的意思，弹劾公在夷狄之地制造事端、作诗表达怨望，于是罢免公为民；公恰好居住在安陆。弘治初年，公上疏诉说冤屈，诏令允许他回到浚邑。甲寅年恢复左都御史之职。丁巳年致仕后，陕西三边发生大规模骚乱，诏令加授公太子太保，总制宁夏、甘肃军务。入朝觐见时，孝皇给予他丰厚优厚的礼赐。公又出塞袭击并斩杀居住在贺兰的敌虏一百人，带回被掠去的人口、牲畜和兵械。加授少保兼太子太傅。公又进言说：“哈密是我国屏障，作为外部防线，先前被吐鲁番攻破，于是使其国王得以逃走。如今吐鲁番认罪，献还所侵占的土地，应当册封原来的国王，让他守卫那里。”此事尚未得到答复，公便去世了。后来西夏不安定，直到许襄毅攻克并收复哈密才平定，正如公所谋划的那样。享年七十三岁。公的仪表英俊奇伟，长期担任统帅，亲自经历战事；边地险易、敌情真伪、将领品行和士卒形势，都能在胸中判断清楚，谈论起来如同指示掌纹；不论平庸者还是有才智者，柔弱驯顺者还是强悍者，都乐于被他任用。他又精通吏事，审理案件、批答章奏，能够口述授予史官，曲折详尽地符合事理和人情。他作诗跌宕爽快，能说出人心中想说的事情。在都察院任职时举荐御史屠滽、佀锺、杨守随、王浚，认为他们可以大用，后来都声名显著。○副都御史马柳泉

译公名卿，字敬臣，号柳泉。他的祖先从临清迁到林虑。刚满十七岁，便考中弘治乙卯年河南乡试。两次参加春官会试都没有成功，最终在太学完成学业。祭酒方石先生谢某认为他的文章奇异，恰逢天下名士在关中讲学，其中山右有马理、秦伟、吕柟；同省有寇天叙；还有方镗、张士隆、田汝耔。铣也有幸与公交游，主张以六经为根本，同时综合研究史书，亲身践行、务求实际。乙丑年会试中式，入朝在大廷对答，策问涉及道理不能实行、法令不能遵守的问题。公回答说：“政事的权柄掌握在司礼手中，刑法的权力转移到了厂卫。”这确实切中当时的弊病，于是赐为三甲进士。大学士刘文靖公复核试卷，认为他的回答奇异，选为庶吉士。正德丁卯年，授任户科给事中。辛未年任会试同考官，榜单尚未公布，礼部移文告知内帘主考靳学士的奴仆把试题泄露给常州某举人，收受千金。主考刘文肃公查验试卷字号，发现一人中式，等到填榜时便黜退他，说：“用此来戒止贪财受贿。”考官出院后，公上疏请求追究此事，说：“即使事情不实，也不能让大臣在四方人面前受到侮辱。”最终以奴仆有罪论处，把一名举子充任吏员，靳公深感惭愧。令人遗憾的是，吏部于是把公调任大名知府。他从工科左给事中任上前往。当时蓟地盗贼大乱，中原的大名是午达的交通要道，军队和战马充斥，又正逢灾荒年。公到郡后磨砺兵器、招募士卒，大力明定赏罚，百姓都想着奋勇效力。东明这个小县城被贼军围攻十二天而不能攻下，贼军于是离去，并相互告诫不要进入郡城。刘瑾曾经增加大名的赋税，赋税已经交给官府，公便请求把它作为下一年的定额。辽东的寗杲从御史破格升为佥都御史，后来已经被除名，却暗中居住在京师，重金贿赂宦官刘永，求他恢复官职；捕盗后，刘永便暗示谏官推荐他。公在工科任职时，同僚中有人提到此事，公挥袖说道：“世上果真无人了吗？难道宁可任用像寗杲这样的驽劣之人吗？畿内难道可以再让他来败坏吗？”不久传旨恢复寗杲的佥都御史职务，巡抚真定，并讨伐各地群盗。寗杲一定想用严酷的法律陷害公，到了大名便搜寻公的过失，带着威胁的言语侵凌公；公不为所动，他也无从找到空隙，于是命令公缴纳军需二千金。公说，必须取得印信，公文才敢上报，最终按公所要求办理。御史张某前来巡按，与公同年中举，多次暗示索取贿赂，公不接受。张某无事可做，便多次愤怒责骂公；有人传说张某其实是刘瑾的党羽，借此陷害公，以便报复怨恨。不久，寗杲和张某二人都败露，真定知府以下的官员也都获罪罢免。公因此更加声名显著。乙亥年，升任浙江按察副使，负责温处兵备。孝丰汤氏发动叛乱，没有人能够平定；公到任后上奏说：汤氏自己知道罪大不可赦，没有一天不想着拼死一战，所以防备必定十分严密。凡是孝丰在官府任职的人，都和他们相通。我方有所行动，他们一定会知道。如今粮饷运输不到孝丰，是汤氏造成的。豪强大族名义上说要讨伐他们，实际上想保存他们，以便自己获利。何况法令松弛、纲纪衰败，百姓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汤氏，却把官府看得像羊一样软弱。远道袭击别人，情势一定会先泄露。山路险峻狭窄，如同老鼠在洞穴中争斗；林木遮蔽，可以设置伏兵。他们安居等待，而我军竭力进攻；如果遇上连日阴雨，形势难以长久维持，这些都是我方所忌惮的。然而推测他们的形势，败亡的条件也很多：凭借险要坚守，聚集而不分散，就可以图谋抗拒命令；他们苟且偷安、多疑少决，就可以劫取；他们平素虽然桀骜不驯，但没有见过大敌，就可以威服；收召豪杰，拉拢结交与汤氏有仇的人，明白告示利害，公开施行刑罚和赏赐，就可以采用榜文、劝说、间谍离间和赦免诱降等办法。他们的威势既然已经受挫，便会想办法自我脱身，就可以使其离散。这些也都是他们所忌惮的。用兵的人，不以自己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而以自己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那么两军尚未交锋，胜负就已经决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当时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第二年丁丑年，改任山西提学。晋溪司马的弟弟考试落第，自称出身门阀，最终仍被施以朴刑。晋溪当时正受权臣宠信，平素又喜欢报恩复仇。己卯年，升任参政，亲自招募民兵，平定陕西回贼的侵掠，想把他们引到河边歼灭，同僚害怕，便制止了他。后来晋溪的国家发丧并安葬。妖民张钺想乘虚袭取会城，竖起旗帜、发出号令。公预先知道此事，已有防备，张钺不能发动。御史后来巡行部内，被张钺的党羽攻击，几乎不能脱身。于是大举搜捕贼人，愤怒之下将要大肆杀戮；公又从容地释放无辜者。嘉靖癸未年，升任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张志聪、吴勋在杭州铸钱，擅自控制利权，又放纵行头收取色料；所收色料既不合规格，却积欠金钱，十年仍未完成工程。公到任处理此事，才追究到底。御史欧珠协助公裁减压制色料价格，把全部色料改由商人供应。杭州守查仲道按平价办理，此外没有参与。中官上奏说公和查守抗拒违背新命令、轻慢忽视钦差，诏令逮捕公和查守，交诏狱审治。受到审讯时，公和查守各自承认是自己的罪过。欧史上疏营救他们。公被贬为鹤庆知府，查守、欧史都被调往外地。到了云南，公见到中官而不回礼，站着说道：“我不过是再次被拘系罢了。” 中官改变脸色，向公道歉。土官凤朝文和安铨叛乱，有人指出公可以从小路逃脱。公严肃地说：“大丈夫不为国而死，却为保全自己而死，这成什么样子？”丽江土官木公的妻子，是凤朝文的姐姐。众人害怕丽江兵强悍，都看木公的顺逆来决定是否服从。公约集援兵完毕，便对木公晓谕说：“你的军队确实精锐，但依赖的是历朝累积的恩典和任命才有今天。你叛离朝廷，难道军队就不能背叛你吗？你接受厚恩却忘记它，军队受到你的恩惠，以及你所受朝廷的恩惠，厚薄不必比较；一旦反过来吞噬你，又有什么困难？丽江人想得到你所占之处的，哪里会少？只是顾忌朝廷的威势镇压罢了；况且凤朝文既然不把他的君主和兄长放在眼里，对你这个亲戚又会有什么情分？即使事情成功，他难道还能容许你处在他之下吗？难道你要面向北方侍奉内地的行台吗？”木公感动流泪，出兵三千前往援救会城。滇人说：“丽江的兵一向很难调动。”因此两名首领失去援助，很快便瓦解了。戊子年，升任云南布政司参政，再升任按察使，负责考察平定蛮夷的功过，务求符合事实。御史刘臬推荐公应当赶快召回，辅佐六部；巡抚大同蔡天祜推荐公代替自己，说：“您的气量可以消解反复，才能谋略可以处理纷乱纠葛。”升任福建右布政使，再升任南京太仆卿，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

译壬辰日，服丧期满，起任光禄寺卿，随后晋升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地方。公回到相台来访我时，忧虑憔悴得很。我说：“如今做官的，以总督漕运为外任中最荣耀的职位，您为什么忧虑呢？”公说：“水流和天运，同是变化的机制；河川源流的变迁，时间久了还会恢复原状。河道是值得忧虑的。器械钝坏，船只破旧，财力匮乏，工程粗劣，工事是值得忧虑的。军队没有休息的期限，疲惫不堪而且不断损耗，又放任携带私货；禁止它就会生乱，军队是值得忧虑的。贿赂形成势力和援助，罢免他们又做不到，人心各怀异志，谁来承担利害，官员是值得忧虑的。盐徒私自贩盐，收取巨大利润而官盐滞销，国课不能充足；船快江阔，便利时就肆意掠夺；凭借险要盘踞藏匿，官府又有谁敢把他们怎么样？僊芝巢诚焉，知道这里没有人，地方是值得忧虑的。”国家显露出如此突然的忧患，而君子却倚仗它以为安稳如磐石吗？卿正因此自接受任命以来，忧虑已经到了极点。公到淮地督运后，果然发生堵塞，议论的人纷纷说应当恢复海运，开通济汶水道。公说：“六月没有漕粮，京师就要困顿了。”姑且缓解眼前的急务，和松石刘公养和一起，仍然疏浚黄河旧道并加固堤防，不让河水奔流外泄。不久，因漕运有利，赐白金、彩缎；上奏请求免除淮扬军余无田者的粮税，共若干两；又上疏请求将余盐和钞关银用于赈济，事情刚办完公就去世了。公治学以古人为期望，立志于经世致用；六经之外，卜筮、历算以及仙佛之术也都通晓。他曾说，韩子的《原道》、胡子的《崇正辩》，正是为了排斥世俗僧人和狂妄道士，哪里是老子、佛陀的本来面目？在翰林院时，他与穆伯潜及铣同在一处学习。每当打开书卷，我和伯潜正在积蓄疑问、深入思考，公便指出其中的大义，领会言语之外的旨趣。伯潜笑他说：“您就像奔跑的马看花，怎么能得到花的香色呢？”后来我们二人有所领悟，却都超不出公所见的范围，可惜他任官时间很长，来不及把这些写成书。公在鹤庆时，把文章给诸生看，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志向：【他告诫诸生说：古代求学的人，首先学习六艺，这是切近事务的学问；接着学习六行，这是实际的操行；至于六德，则是考察其成就。如今学习应付考试的文章，只把取得志向看作目的，把官禄看作成就；等到侥幸考中一科，连捕鱼的筌和捕兔的蹄都全被丢弃了，这叫作举业的弊病。堆砌辞藻来作文，讲究对偶来作诗，拾取古人的残余弊病，一生的力量也不足以覆盖瓦缶，这叫作诗文的弊病。南宋末年的浅陋儒生，疏浚发挥伏羲的卦画，转而解释濂溪的图圈，不反求自身心性，只求在纸笔上逞强。如今又咀嚼他们的糟粕来迷惑自己，这叫作理学的弊病。宋代的四位大儒，造诣精深，都是实学。如今却忽然诋毁张载，贬斥邵雍，尊崇陆九渊，贬低朱熹，把怪僻之说肆意抬高，却忘了自己的实践卑下；这种人就像经过门口却不进去，我并不以此为遗憾。有些人自己已经不学习，专门以非难他人为能事；对于别人的长处，总是曲意解释成机巧，还诋毁诸生，说他们能够像古人那样学习圣贤，仿佛拾级而上就可以达到。举业是资助，诗文是技艺，性理才是根本。天下一切善的事物，都是我的老师。○南京光禄寺卿张廷宾

译张公世代是山东单县平堽里人，名宾，字廷宾。成化戊子年，三十岁时考中乡试；乙未年考中进士；丙申年授任睢宁知县，因父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金坛知县；甲辰年升任监察御史，奉旨到宁夏清理粮饷，巡视山海关，并巡按真定。弘治庚戌年升任湖广按察佥事，因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山西按察佥事；戊午年升任浙江按察副使；乙丑年升任江西按察使。正德丁卯年升任南京光禄寺卿，第二年廷臣推荐公任大理卿。刘瑾掌权，因恼怒公没有馈赠，便以内批命公致仕。公身材魁梧，气度宽宏，质朴正直而谦逊，不说虚饰的话，不做虚伪的事；凡是同他交往的人，无不远离过失和吝啬，完全折服于他。任睢宁知县时，正逢大水灾，他开仓赈济饥民。有人劝他等候上级批复，公说：“粮食是为百姓积存的，如今为百姓发放，罪责由我这个县令自行承担。”金坛又发生大水，他按全部受灾上报，都御史发怒说：“你这样做是为百姓，难道我就是祸害百姓的人吗？”如果按你的报告征收赋税，赋税从哪里来？于是命其他官员核验实情，才上报为九成灾情。公直言说：“百姓重遭水淹，却把灾情隐瞒，是不仁；上报灾情不据实，是不忠。百姓将要饿死了，还谈什么赋税？公仍因误报灾情而获罪，被罚交粮食。” 任御史时，弹劾太监蒋琮砍伐山陵树木建造房屋。蒋琮是皇帝宠幸的臣子，奏疏递上去却没有得到答复。湖广有个知县一向谄媚，得到上官宠信，后来被人告发，都御史交给公审理，并且说：“这个官员贤能，应该治告发者的罪。”公最终罢免了他，都御史大怒，公因此长期没有得到调任。宁陵御史乔恕巡按江西时，办事严厉而能决断，省、府官员都害怕他，用礼节巴结他，说奉承的好话。公到任，将要穿着獬豸服拜见，有人劝他换一件衣服，公说：“这是我的命服，若是面见君主，我又该穿什么呢？”每次与御史议事，御史一转换话题，公就起身，请求把事情全部说完，御史很不高兴。同僚探问公御史的意思，公说：“礼节贵在尽到，我也曾任御史、任按察司官，先后经历三省，礼节做到这样就可以了，难道还要以过分恭敬来求取他的欢心吗？”有一天御史因事情鞭打拷掠省吏，有人把这件事归咎于公，公说：“吏员自有罪过，而且我的耳目只有一个人，难道能保证他们不触犯法律吗？”布政使林某拜见御史，趋步向公行礼，御史立即制止他说：“怎么能以藩司长官的身份，却效法驿站小吏呢？”过了很久，御史轻视林某而认为公贤能；公被推荐给朝廷后，御史每次谈到他都称赞。公掌管刑狱很久，明察决断；而乔恕在句容有一宗积压了十五年的案件，每次上报重要囚犯都不服罪。此后囚犯向御史申诉，御史□下令金坛知县审理，处死后也没有怨言。御史说：“他不属于我的部下。”囚犯流泪说：“其他官员喜欢受贿，所以使我的冤屈无法昭雪，如今江南的清官只有金坛知县一人。”御史于是转而说明情况。另一位御史把案件交给金坛审理，事情果然得到公正处理。江西最难处理的是诉讼，一件诉讼往往要逮捕几百人。他们编造言辞、罗织事情，诬陷善人、伸张枉情，得到利益后又自行承认，反过来治罪。公一概用公平宽恕的原则审理，观察诉状、辨察神色，交互参验以查明真相，弄清实情，区别轻重等级，然后依法处理。当时宁庶人依仗才势、挟持欺诈，把三司视同车夫和奴仆。他的属官因事获罪，请求公从轻发落；又以威势相逼、用手段钳制，公始终不屈。宝鸡人张抚任湖广按察使，张抚字安世，操行廉洁，穿布衣、吃蔬食。公的俸禄仅够生活，便把多余的收入都交入官库，有时送给宾客和亲戚。天下称他为“青菜张”。但他喜欢采取奇异的行为以求名声，徼求名声的君子称高他的节操，却歪曲了他的本心。副使俞振才和同僚都嫉妒毁谤他。焦少师芳任佥事时，只有他赞同张抚，自己不依附任何人。曾有两次在事情得到释放之后，张安世大为醒悟，握着公的手流泪致谢。江西副使蔡清、林廷玉都是践行道义的人。有一天两人互相辱骂，想要相互殴打，便到公府请求裁决。见到公后，两人后悔惭愧，不敢再说话而离去。襄城人张淮任御史时，巡按睢宁，看到百姓呈上的状词，称赞公的善政，公便撕毁状词遣散百姓。御史正好看见，猜想他是替告发行贿的人说情，便召来百姓审问实情。公的孙子谢罪说：“这是一个市民献媚讨好，只求日后得到庇护罢了。”做县令的应当担忧没有政绩，不应担忧没有名声。御史感叹说：“这个县令真忠诚啊！那些刻石立碑表彰的人，难道不是在劳累百姓吗？”山西省城北面十里，方圆百里没有水，公勘察地势找到了水井。王鸿儒公想为此撰文记载，公不允许。在湖广时，公在刘家隔修桥，又修了一座度蚁桥，百姓为他建造“张公德政坊”，公看见后便将它毁掉。在浙江代理长官入朝觐见时，副使赵某对他说：“您空着口袋进京，拿什么去拜见那些贵人呢？”公的乡人、知府于凤喈听说后，想有所馈赠。公没有接受；他一向贫穷，却能够不胡乱取财。尚未成年时，他夜里读书，邻家女子来接近他，他呵斥让她离开。显贵之后也没有妾媵，生活俭朴如寒士，尤其轻视权势，说：“官位难道是家里的财物吗？只要尽到我的忠诚就可以了。那些把做官当作谋取私利的人，难道没有想过这个道理吗？”他上奏称襄毅公纮是自己的姻兄，在对方掌权任用人才时也不曾与他通问。司徒陈公年轻时曾与公交游，后来陈司徒显贵，他的长子陈策考中进士，出任本郡太守。公常常说，凭借忠诚清廉而任郡守的人，廉正而有才干，名声地位已经渐渐显赫了，必定说：“这是我父亲以及我张公的教诲。” ○李恭敏

译公名鐩，字时器，世代居住在汤阴。成化辛卯年，公二十五岁，考中乡试；第二年壬辰年考中进士，在殿试对策中以文辞纯正献策。宪宗初年政治精明严整，公希望自己最终能和吴文定等八人一同列入鼎甲，却无法安排先后次序。太宰姚文敏公说：“为什么不按照省试名次排列呢？”于是吴文定列为省元，公列在二甲第六名。此后多以此作为惯例。甲午年授任都水主事，查获内使私盐十万引，全部没收入官。丁未年升任鸿胪寺少卿，进谏停止邓常的恩荫官职，以及毁掉西山戒坛，遣散在那里聚集、使男女混杂的游民。弘治庚申年升任工部侍郎。辛酉年，虏兵进入榆林大肆抢掠，皇上派出六军追击，公兼任宪职办理军饷，虏兵逃回。公上朝陈说十件事，认为对外抵御应先治理内部：如今大肆举行斋醮，沉溺宴饮游乐，宠信其他技艺而使其混杂于金紫之列，蓄养奇异禽鸟而耗费梁肉；这种嗜好逐渐滋长，恐怕会颠覆正道。远方的人侦察朝廷，以此观察边地的顺逆；边地也由此看出朝廷的勤惰。乙丑年夏，武宗即位，命令营造泰陵。丁卯年升任尚书。刘瑾掌权，憎恨先朝大臣不依附自己。戊辰年，公致仕。庚午年秋，刘瑾被诛，诏令起用公，仍掌管工部。壬申年，加授太子少傅，公推辞四次才获准。公第二次辞官奏状说：“德行与职位相称的人安稳，恩宠超过名分的人危险。”皇帝认为公的议论正确，他就得到荣耀；众人指责他的过失，他就受到羞辱。君主对待臣下，应在成全臣下忠诚方面下功夫，不要只增加他的官秩。听到这话的人说：“鹤山公难道是用自身来使人觉悟的吗？”然而此后佞幸之臣更加混杂，营建修造大为增加，有鳌山之戏、内苑供奉，在南方制造军器，在苏州织造缯绮。公征取国课而又加征私费，责令百姓偿付，内外都纷扰不安。中原盗贼兴起，豹房、僧寺、镇国、延寿、凝翠、太素等处，所知所见都竭尽雕刻彩绘，堆积金碧、纹石、彩瓦，穷尽华丽，极其奢侈。甲戌年，内宫发生火灾，重新营造。公素来善于筹划，计算筹备详细，估量物料、平定价格，选择旧料制成新的，期望费用低廉而工程坚固。他每年上谏疏数十次，其中说：“汉文帝的贤明，在于停止修建露台而著称；隋炀帝的败亡，在于开通汴河而招致。”因为百姓所有的，不过是财力和劳力；劳力耗尽就会怨恨，财物耗尽就会反叛。如今征兆已经明显，怎么还可以催逼他们？他多次请求暂且停止其他营建，先完成内宫。皇上有时扣除他的俸禄以示责罚，有时偶尔听从一两个宠幸的宦官。刘养以太监身份监督各项工程，公与他商议不合，当面斥责他。刘养哭诉给皇上，皇上于是只是认为公直率，并未追究。当今皇帝即位，改元嘉靖，公已七十五岁。公说：“我在先朝，按道义不能避开灾难、脱身离去。如今圣明的君主起用被遗忘的贤才，让我领取俸禄、让贤能者任用，正是时候吗？”君子说：“大臣应当与国家共同求得安定。”即使危难污损自身，只要对国家有益，古人也曾这样做过。公归乡八年后，最终传来讣告，朝廷派遣官员祭祀安葬，并追赠谥号，全都依照制度办理。○副都御史朱公垂 君名裳，字公垂，沙河人。年轻时砥砺清白节操，作为诸生，衣食不能接续，却安然自如。正德丙寅年，御史顾潜考选士子，了解他的贤能，便发文命府、县供给资助，让他到京师学习。他寄居城郊寺院，没有仆从，自己做饭取水；同学有时准备甘美食物给他吃，他也不前往。第二年考中乡试，甲戌年考中进士，逐步升官至九卿大夫，生活清寒俭约始终如一，自号“安贫子”。显贵后，改号“安斋”。自都御史服丧期满还朝后，家中没有接待宾客的厅堂，土墙、席门，日常只吃蔬菜，连续十多天没有肉食。任御史巡按山东时，鲁人误传说他“长斋”。嘉靖初年，诏令举荐先朝旧典，选拔天下各地知府中政绩和操行高的人，赐宴慰劳，共得到八人。君任巩昌知府，以清苦列名其中；后来给事中刘世扬等人举荐内外清正之臣，大学士石珤以下共八人，君也在其中。凡是任官时，他都锁闭门户以避嫌疑，堂室像寺院一样，妻子儿女甘愿吃粗劣食物。君更加自信，于是又穷究经书、探求精微，以圣贤要求自己，说：“尊崇德性、讲求问学，这是其中的宗旨。”他推衍形成论说，士人赞颂他的廉洁，知交佩服他不以沽名为事，百姓感惠于他不取民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巡查山西盐法时，钱宁来求取利益，君拒绝不给。钱宁有个受宠幸的人，上奏索取司徒石公，并说：“你们只管去找朱御史，他不会答应你们。”巡按山东时，御史王相被宦官钱宁构陷，关入诏狱，君抗疏说：“朝廷设置御史，就像百姓养猫来捕鼠；猫和鼠相持，主人难道可以帮助老鼠吗？”奏疏列举钱宁八条罪状，王相才得以从轻判刑。君又劝皇上戒除逸游，亲近儒臣。武宗巡幸时，各司请求大肆整治、准备以等待圣驾，君不准许；后来果然有因过度征敛而获罪受谴的人，人们说：“如果朱公在，这种事就可以避免了。”回朝后，他又进谏阻止南巡，列举宠幸之人蛊惑皇帝的祸害。庚辰年出任巩昌知府，升任浙江按察副使；又由福建按察使转任浙江左辖，先后两次任副都御史，治理河道，在济地建立官署。己亥年夏五月，死于任所。君性情淳厚笃实，朴素正直，认真诚恳，眼睛看到的事情一定实行，说出的话即使过了很久也可以复核。御史王璜巡按浙江时，选拔人才不畏权势；浙江有权贵因而冤枉他，王璜被罢官。君以副使身份到京，权贵问王璜是什么样的人，君说：“是真正的御史。”权贵惭愧沮丧。○少卿王宗哲 获嘉人王宗哲，名希孟，号淇东。弘治戊午年与我一同考中河南乡试，乙丑年又同榜考中进士，出任唐山县令；因更显贤能，改任邢台县令。任职三年后升刑部主事。正德庚午年秋八月，宦官张永害死刘瑾后掌权，上奏列举刘瑾的大罪，诏令许多官员在朝廷审讯刘瑾。众人都战战兢兢，没有谁敢先发言。大家催促司寇，于是司寇问刘瑾：“你为什么引用乡人？”刘瑾笑着骂道：“你们这些文武大官，都是由我提拔的，怎么能说什么乡人？”众人都吓得屏住呼吸。驸马蔡震追问刘瑾刑讯逼供形成的供词。蔡震是武人，拘谨平庸，没有什么长处，却一时之间名声传遍朝廷。法官推举宗哲诵读刘瑾的要案供词，他慷慨激昂、声音洪亮，听者都肃然起敬。因此铨选官员的部门器重他，太宰杨邃庵选授他为鸿胪寺少卿。此前从未有过这样越级授官的事。杨邃庵当时以降低身份、破格任用来招纳士人，出自他门下的士人也乐于依附。宗哲只是随众投递名义上的投靠状，直到杨邃庵离职，也未曾登门私下交谈。乙亥年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一岁。○叚容思作士

译成化年间，容思先生叚公治理南阳，简略处理簿书，宣扬教化，在偏僻幽远之地选拔人才，在闺门内传播贞节，培养出两位士人：一位是文庄公王公，名鸿儒，字懋学；一位是张氏举人，名景纯，字文粹。叚公教导这两位公，开启贤者的轨道，通达圣人的道路，把世俗流行的浮滥言辞一概剔除。两位公学习容思之学，言语模拟其道，行为效法其行，内心融通，思虑开阔。两人都天资良厚，思考精密，广泛通晓诸子百家，以六经为根本。张氏未仕便去世。文庄公由进士起家，任地官郎，出任督学，入朝升任监师，后来在北方任太宰的副职，在南方任司徒。政务有繁有简，地域有远有近，但他服膺儒学、诵读经书，从未因任官而中止学习。当时边地武人掌握权力，政务部门颇为混杂，公忧愁悲泣，即使身居显贵，也像被葛藟困住一样。他秉持严正、拒绝请托的道义，断绝以私情荐举和交往。无论上下远近，有人称他为大雅君子。○副使李自愚 公名惟聪，字自愚，是河南杞县人。生来相貌奇异，头大背宽，面厚，腰腹方正宽阔，身高七尺，力能举起千斤。看上去■〈立乞〉■〈立乞〉然，跃马击剑，敏捷轻快如侠士。性情刚烈勇猛，奔赴正义如同奔马；甘于清淡，勤劳服事；躲避污秽，唯恐来不及。年轻时学习朱氏之诗，夜里诵读完毕，便进入室内空自练剑，把枕头悬起作堡垒，摆出攻守的姿态。读古代兵法时有奇妙的领悟。成化乙酉年考中乡试，后来多次参加礼部会试，有时独自出行没有仆从，拄着杖骑驴，恶少见了都惊骇逃散。丙午年选任邳州知州。当地河水积潴、田地荒废，公察看适宜的地势，疏导积水、开凿渠道，拔除荆棘、开垦田亩，年收入加倍，流民恢复旧业，蝗虫也没有进入境内，上级官员核验后称赞他。弘治壬子年，黄陵河决口，治河大夫刘忠宣征召公办理事务，河决很久仍未堵住。公忽然领悟卷埽法：先在岸上筑台，随后在水下密置带刃的木料，用环和绳索系住；在台上制作埽，坚实筑牢，长七十丈，高二丈，然后把木料连同埽抽入水中。水流湍急时就同时下放两道埽，又用草束和泥土密封缝隙，河水于是向东流注，不再泛溢。修筑堤坝绵延六百里，公用四十天完成，均分各处工程，不许有人买通求免劳役。上奏工程成功，升任工部都水郎中，改任缮部，负责在湖南采伐木材。庚申年，北方鞑虏大举入侵大同，官军战败，士兵死伤。晋公任山西按察副使，负责大同兵备。他把士卒按五人编组，阅选精锐，每十人选一人；使长短兵器交替使用，骑兵、步兵交错行动。由于士卒技艺和器械都不精强，不能用盾牌挑挡箭矢，便设置战车作为屏障；白天整治武备，夜间加固营垒，使旗帜、鼓声和号令都能彼此辨识。他亲自率领三千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又修缮边城，接续断裂、铲除废坏，恢复外边，称为“大边”，内边称为“小边”，每十里设置一座墩台，大墩中还包括小墩；有的三座为一组，大墩守兵五十人，小墩也有一半。于是士气振奋，战马奔驰，烽火燧烟不再需要点燃。又过三年，改任山东副使，主管辽阳屯田。晋公又全面查究屯田弊病，抑制、夺取权贵侵占的田地，使其都受到约束；并把边地荒废的田地增加为耕地，购买耕牛，铸造镈、钐、鉏、劚等农具，发给无力自行置办的农民；丁壮受到激励，田地每年增加若干顷，登记造册送交府署。为防止丈量射没等弊端，田界和尺寸都由晋公亲自白天划定、计算。又想仿照古代井田制开沟、修遂、分亩、治浍，使平时便于耕作，遇警时可以阻挡骑兵奔驰；恰逢改任官职，未能实行。正德丙寅年，又奉急命前往宣府整饬兵备，鞑虏畏惧，不敢前来。晋公七十岁时退休。杞人陈子乙说：晋公善于整治兵备，有四种德行：诚实，使人乐于效死；合乎义，使人生出勇气；明断，使人不怀二心；清廉俭朴，使人停止争逐。晋公喜爱农事，平时常出入田间，时常努力培育好庄稼；做官后便把这些经验推广施行。他不营造华美的观瞻，也不追求苟且求成，勤恳严正，已经竭尽全力建立功绩。他憎恶宦官毒害百姓，常常拒绝他们的搜刮。治理河道时，李兴把他的名字列入功劳簿，准备接受上等奖赏，他坚决请求删去自己的名字。在辽东任职时，他压制、阻挠朱秀，朱秀于是贿赂刘瑾，伪造诏令把他下到诏狱，罚他缴纳五百石粮食运往大同。晋公的儿子倬以及他的三个弟弟，都跟随晋公出战，编入行伍之中。倬凭借勇力并且崇尚义气，上官命他到河南督捕盗贼，他擒获盗贼，谋略奇特，足以载入史册。倬的儿子壂考中进士，性情淳厚诚实而且能写文章。○督学 培养士人依靠学校，管理学校则要慎重选择任职的人。成化年间，提学御史孙鼎之，品行贞正孝谨；陈选之，清廉方正；士奋，注重修养。正德末年，御史萧鸣凤惩治恶人严厉，即使有才，也不宽贷。副使魏校重视德行，急于整顿；受到欺骗，也不后悔。这两位都遭人构陷而离职。唉，学校又凭什么能够得到整顿呢？○弘治乙丑年得士 洪武年间的诸位大臣，大多具有元代遗民的才干；驱除夷狄、恢复中华，足称贞正；建文革除时期的臣子，也足称守节。然而他们谋略少，正统年间的北狩、景泰年间更换太子、天顺年间复辟，身居高位的人没有谁能处理得当，所以才使用重典。成化年间英明，弘治年间仁厚，朝廷没有变乱。癸巳、乙巳年间，有人暗中谋划更换太子，李贤、刘珝一进谏便停止了。自此以后，士气昌盛，才知道以退让为处世之道，以进谏为忠，以圣人为老师，以经书为文章。到了泰陵末年，圣明之气日益升腾，得到张先生元祯关于性理的奏疏后，孝宗日夜反复阅读，屡屡惊喜地说：“上天难道是要凭这个人来启发我吗！”我榜中的诸位君子由此出仕，后来接连遭受摧折，而且多数死于非命。其中最突出的是：论节操品行，有莆田黄巩伯固、居巢曹琥、瑞卿葵丘王韦钦佩；论守职尽责，有湖南张璞中羙、朱錧以献、高唐刘孝必先、寿张董建中、汤民、宁海张惠天泽；论文学，有吴郡徐祯卿昌谷、晋安郑善夫継之、寿张殷云霄近夫、太原绍先汝宗今仲修，后来又去世了。唉！○与诸位贤者相交 我居家十五年，每当想到当世贤人，南方有整庵和庄渠，同乡有何柏斋，关中有马溪田、吕泾野，山东有穆玄庵，只要得到他们的一篇著述，或其他文章，我就从头到尾反复阅读，再三寻绎。何柏斋住处离我很近，是我能够细致相互切磋的人。○举荐廖鹏的儿子参加乡试

译清苑有一位品行耿介的士人，姓王，名德明，字宗周，性情严肃，操行方正。弘治甲子年，他超过二十岁，考中乡试。正德戊辰年，我以史官身份阅览会试试卷，连续多次把他列为首选；主考官主持南方士人的考试，便按九等把他录取为第一等，授任封丘知县。当时宦官家奴廖鹏依附刘瑾，在河南横行霸道，百姓每天都遭受毒害。从三司以下的官员都受廖鹏指使，想拉拢王德明作为帮手，王德明不答应，上司便故意用难题困扰他。但凡诉讼，他都予以审理。丁卯年，廖鹏的儿子廖铠冒用祥符县籍贯参加考试，余姚人孙清丢了官，依附廖鹏替他代写文章。御史们准备把廖铠取为第一名，王德明揭发了他的奸弊，但他仍被列为上等。过了一年，给事中陈鼎弹劾廖铠冒籍，廖铠被除名。王德明因贤能调任嘉善，后来官至佥都御史。○兵制 国家有汉朝全盛时期的规模，却失去了它的强盛；没有宋朝苟且偷安的名义，却近似它的衰弱。这大概是因为士人所学粗疏，做官太容易，很少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官员之间牵制太多，调迁、替代过于频繁，又不给他们专断的权力。政治一松弛便失去支撑，没有比军队更严重的了。从前蓟州盗贼刘七，不过是钻穴越墙的小丑，却蔓延到上万人。朝廷派遣官员、任命将领，耗费三省的财力，调动两镇的军队，却只是跟在盗贼后面行动，没有谁能设伏出奇，一鼓作气取得功绩。军队到狼山时被风吹翻船只，然而仍然献上俘虏、刻石记功，上下都互相庆贺。旧制是县里选编民壮，这就是古代的上等兵。近年增减没有定规，而且各户分门编列，轮番换班，每月更换，多半雇用奴仆充数，只能供差役驱使。这样捉拿盗贼，就像赶羊进入屠宰场。应当规定：大县四百人，中等县三百人，次等县二百人。每两户共同出一人，分为两班。乡里有许多善于射箭、技艺精熟、力气大而喜欢斗争的人，应让他们负责替补；如果人数不足，就每两户抽出一人，选拔强悍有力者，教给他们武艺。把其中才干武勇的人登记为队长；当值的人守城、缉捕盗贼，休息的人努力耕田、种植桑树。乡里设立保伍，五乡设一名长官。平时侦察、盘查逃亡者，遇到小规模警报便集合守御。百姓贫困，起初会成为小盗；有人响应并聚集起来，随后就会发展成大盗。每个乡里防守严密，县里就安定；每个县防守严密，府里就安定；推及天下都是如此。嘉靖癸未年，盗贼王堂在山东起事，转而劫掠河南。我当时以侍读身份留在朝廷，大司马彭公向铣询问说：“不调边军，就不能剿除盗贼。”铣问：“盗贼中有边地人吗？”彭公说：“没有。”铣说：“盗贼凭着一把刀，就能驱使百姓跟随他。朝廷的赏罚明白而严厉，难道反而不如一个盗贼的劫持吗？”以前中原和蜀地发生盗乱，都使用边军；这样会使他们知道内地军队弱小，从而轻视内地。如今又给他们这种凭借，万一他们仗着功劳放纵地提出要求，后面就难以控制。当地士兵没有经历战事，气势消沉而怯懦。如果调保定兵在前，当地士兵在后，总归由一名将领统领，古人说习惯一经养成就如同自然；这样既可以平定盗贼，也可以训练我们的军队。”彭公采纳铣的策略，上奏施行，不到一个月，王堂便被平定。第二年甲申年秋，大同发生变乱。○青羊盗 起初，青羊的百姓习惯做盗贼，又倚仗地势险要；聚集时像鸟群一样，散开时像老鼠一样潜伏，拿木棒作为武器，暗中抢劫村落，出没于潞、怀、卫、相四地交界，时间将近五十年。他们没有弓箭、戈矛和骑兵的优势，却能攻破城池、残害城邑，一个有司也足以制伏他们。嘉靖丁亥年，盗贼劫掠恩村和黎县郊外，山西宪臣于是夸大这件事，希望建立奇功；等到被盗贼击败后，官员被杀，尸体层层堆积。戊子年秋，朝廷派将领会合冀、豫两地军队征讨他们。河南宪臣潘公埙采用谋略，经过审问取得情报，才进入他们险阻的地势；随后共同放手进攻，十天之内便平定了，没有耗费一支箭的代价。皇上极其英明仁慈，志在安抚百姓，又命兵科都给事中、今任大宗伯的夏公言奉诏查勘核实，只把冤屈的刘革冒领功赏一事停止，降实德等人的罪。夏公上议说：潞地本是险要之郡，古代称为上党，大体上属于强劲的邦国，唐皇曾任别驾；如今建立州并设置官署，形势仍然轻弱。盗贼居住在幽僻的左方，没有严密统辖，任由他们在要害处盘踞，这些都不合适。现在应当升州为府，在青羊的陀、玉峡、虹梯分别设县；在蟠溪、玊斗、白云三处关隘各设置巡检。我本来就认为那里地势险要，实际上应当剖开它的腹心来治理。”又过四年，到壬辰年，内外谋划协调，完全实行了这项建议。皇上赐府名为潞安，原来统辖六县，又增加两县；附郭县称长治，青羊县称平顺；官署按照府制完备设置，只是减去附郭县的学校。○落叶诗 弘治辛酉年，我游学太学，广东人梁宗烈与我友善。宗烈多次称赞永丰吕祖邦，说：“他明敏爽朗，有气节，能够效法唐人作诗。”不久我认识了吕君。当时孝皇在位，朝廷有道；卿大夫倚仗恩宠，贪恋荣宠，年老了也不知道退隐，清正的舆论鄙视他们。吕君作《落叶诗》寄托讽刺之意说：“千山落处偏于晓，一片飞来即是秋。”又说：“天南天北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沟。”京城士人争相传诵。壬戌年春试，整庵公选拔他为第一，吴文定列为第二卷，鲁文恪铎也是如此。吕君名列第九，入朝对策后被赐为第二甲进士，授任南虞衡主事，分司真州。他更加利用闲暇攻治诗歌，风格近似唐代王维，自题诗说：“近邹官舍清如水，更喜官清水不如。”真州士人说：“这样的文辞没有愧色。”吕君的祖父吕晟，是景泰辛未年进士，最终官至夔州知府，对百姓有深厚的爱，因此给吕君取名为“夔”。正德庚午年，吕君也升任杭州知府。【刘铁柯任司寇时，倚仗他的后台，在各曹官员中横行压制；他曾经主持考核历次任职，吕君发文责难他。众人都高兴吕君的正直，也痛快于刘铁柯受挫。】○诲言 弘农人陈云逵，字中夫，任兰州学正，以经术和六艺培养士人，诸生有所馈赠，他一定拒绝。后来他任国子监丞，我完成学业后回去。先生赠给我三条训言：“眼睛所见的事要时时检查；口中所说的话与自身所做的事不能相互矛盾，这才是善于学习【一】亲身实行伦理而不亏缺，这是人的最高境界，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二】处事公正，待人宽恕，自然不会觉得自己的地位高贵【三】。”寿张人殷云霄，字近夫，拜任南给事中，对我说：“你的才气英迈而超过了防检约束，终身以伊川为老师就可以了。”我将近六十岁，碌碌无闻，只是辜负了这三条有益教诲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论古文

译文章值得看重吗？如果只重华饰而埋没根本，古人曾经以此为弊病。文章可以轻视吗？没有文章，事情就无法推行，古人也曾经修治文章。因此，履行实际事务而发言，有所作为而写作，用来阐明天地本原的教化，辅助百姓的常道。什么可以看重？什么可以轻视？战国时天下混乱，乐毅写信辞谢燕国，鲁仲连拒绝帝秦，都是正确的！苏秦使人陷于危困，李斯依恃祸乱，都是圣王所说的残害百姓。然而秦国全部采纳这些意见，反而可以借助其利益挽救六国灭亡的局势。珍玩从四方搜取，贤者却被抛弃。可叹啊！古今亡国的旧路彼此相继，并不只是诋毁秦国而已。两汉风气淳厚，没有异端学说混淆其中；即使拘泥于灾异之说，匡正君王、端正政事，也没有不依据经义的。鲁恭、袁安劝谏不要讨伐匈奴，李固、左雄条陈政事，都是确切的言论啊！魏晋文风浮靡，江统提出迁徙戎人，裴頠推崇“有”，陆机辨析亡国原因，曹元首论六代，于令升称赞善政，都是想挽救世道沉溺，不只是像归来那样洁身自好而已。评论文章的人却遗漏它们，难道是笃实的论断吗？李唐文章华丽而繁琐，韩愈、柳宗元兴起而加以革新。韩昌黎剖析义理、指陈事务，正大而通达，差不多可以说是贯通大道的器具。柳州的义理已经昏暗谬误，文辞中夹杂俳偶，困顿而不修正，过错而不改正，却又在自叙中抒发抑郁愤懑的情怀；他有司马迁那样畅达地记述山水、写画景物，使人惊异注目、倾耳聆听，这就是所谓晚年竭力从事写作的吗？然而魏玄成、陆敬舆的奏疏，正是用来端正君主、安定国家的，不要因为它们使用对偶语句便加以指责。宋代崇尚言论，诸家竞相出现；王安石、曾巩立志治学相近，而都推宗扬雄。王安石的文章谨守绳墨，却失于晦涩；他自以为探求性命之学，实际没有什么可采纳的。曾氏文章简练而核实，像是有所闻知于道的大概。欧阳修认为性命之学不是首先要务，又说《系辞》不是圣人亲笔。三苏的文章调和纵横之说，以虚寂统合为一。然而二程的门人陈述政事，能够把是非得失、利害关系明白展示出来。欧阳修文章雍容，苏轼文章英发，都能恻然感动君主。司马光以践履作为文章法程，司马光的弟弟司马旦以道德作为作用；他们的文章属于宋代风格，但实质上是孔氏遗传下来的学问，游学于文章技艺的人也有规矩可寻了。陈师道古朴的行文、艰深的构思，竟然甘心列在张耒、秦观之列，怎么能处处亲身实行而不停止呢？程颐居处离他很近，他也熟知程颐的贤德，却自行错失，这说明“背着指示去寻找”的比喻并非虚妄。唉！春鸟的声音和谐，秋虫的声音凄切，这是上天向人显示的声音。天气晴明，人的思绪舒展；天气阴晦，人的思绪凝结，这是人的气息与上天相应。因此，文章如果不是从真实情感中发出，投向读者又不能切中情理，即使徒然增加篇幅、铺陈华藻，难道确实算文章吗？难道确实算文章吗？○杭州同知黄汝器【琏】黄公于成化甲午年开始由太学生中举，又过六年，到辛丑年考中进士，出任江阴这个事务繁剧之地的知县。他熟悉南北各地的诉讼事务，黄公揭发奸邪、挫败恶人，王高因此改变态度；他安静守职，恭敬地使属县归附。后来因政绩简明顺当，被征召入内台，按例可任御史；内阁万学士勾结有权势的宦官，共同排挤他，使他罢职。宰尹公忌惮他是自己的同乡，留他一年后，升任镇宁知州。那里夷人服从，百姓少，城池也没有，只辖部落洞蛮；黄公直接到任后，治理得如同省府，宣扬威势、安置利益，使夷人非常喜悦，平定普安之乱。于是调任长治；像在镇宁时一样，巡抚公台史屡次上报他的最高政绩，晋升为杭州同知。他清查杭州军籍时，军户一向惯于巧诈逃脱戎籍，黄公查明并纠正弊病，每年增加一千人，使军伍充实。弘治辛酉年，他死于任所。黄公的祖先本是盱眙人，元末来到济阳；名琏，字汝器，配偶为张氏。想到黄公没有儿子，张氏暗中纳妾，万里跋涉前往探视黄公的疾病，留下妾后返回，成就了黄公有子的事业。儿子名臣，字伯邻，考中进士后进入翰林，授任给事中，如今任左布政使。《洹词记事续抄》【完，共四十四叶，计三十六则。江阴赤岸李氏书舍收藏】附录：《洹词记事抄》一卷，附《明良记》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李鹗翀编纂。李鹗翀字如一，江阴人。《洹词》本是崔铣所著的文集，李鹗翀摘取其中论述宋代事情及明初事迹的六十一则编成此书，其他不涉及记事的内容都没有收录。续抄三十六则，都是前抄所遗漏的。李鹗翀自题说：“前抄成于庚子年秋，历时七年才全部阅览完毕；今年春天把各类说部汇集起来刊刻流行。打开箱子又得到前抄，于是和杨宪副的《二记》合为一帙。”现在两种抄本之后，只有杨仪的《明良记》四卷；书前有李鹗翀的小序，称它与《保孤一记》都是秘本，那么所谓“二记”，就是合并《保孤记》和《言之》两书，而此本已经佚失其中一种了。（《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 《洹词》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代崔铣撰。崔铣有《读易余言》，已经著录。这部集子题名《洹词》，是因为崔铣家在安阳，境内有洹水，所以得名。一、二卷称《馆集》，第三卷称《退集》，第四卷称《雍集》，第五卷至第十卷称《休集》，第十一、十二卷称《三仕集》，都按编年次序编排，不分文体。杂著、笔记也交错编在其中。崔铣极力排斥王守仁的学说，认为不应舍弃良能而只谈良知，所以他的立论和行事全都归于笃实。他争论大礼，弹劾张璁、桂萼，风节显著，也不愧于自己的言论。所作《政议》十篇，斟酌今事，参考古制，没有儒生迂腐空疏的习气。其他如《漫记》十条，可以补充《宋史》未完备之处；《讹传》两则，可以平息明代流传的浮言。而《岳飞论》一篇，称岳飞最应当奉诏班师，尤其能识大体。他不是凭文章著名，但文章自然可以流传。第十一卷中有《严嵩钤山堂集序》，似乎涉及南园作记的疑问。然而严嵩文集中载有这篇序，题为嘉靖巳亥年。据《明史·严嵩传》，当时严嵩刚任礼部尚书，还没有掌握国柄，尚无从预先识破他的奸邪。这就像司马光对待王安石，而不是陆游对待韩侂胄。（《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