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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清史讲义选录》一、辽东之战 二、辽西战事 三、本朝定都建立及明室偏安 四、桂王的割据 五、三藩之乱 六、收复台湾 七、中西国际关系的由来 八、嘉庆朝的叛乱（摘录） 九、鸦片战争 序言 本书选录《清史讲义》中的第三章《辽东之战争》、第四章《辽西之战争》、第六章《本朝之定鼎及明室之偏安》、第七章《桂王之割据》、第八章《三藩之乱》、第九章《台湾之收服》、第十章《中西国际之由来》、第二十三章《鸦片战争》等八章的全部内容，以及第二十一章《嘉庆朝各省之叛乱》中的“海贼之起源”“李长庚与蔡牵之海上角逐”“李长庚之战死”“海贼之消灭”四节编成。《清史讲义》原名《本朝史讲义》，是汪荣宝先生在清末任教于译学馆时编写的教材，近来由作者的哲嗣公纪先生印行；现选录其中适合收入《台湾文献丛刊》的部分，以供读者阅读。（林真） 一、辽东之战 太祖征伐明朝的原因：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太祖开始建立天命年号，确定国号为满洲。当时海西四国中，已经平定了三个，只有叶赫依仗明朝援助而未被攻下。太祖于是决定，先挫败明军，再进攻叶赫。此前，万历三十六年（一六 ○八年），太祖曾会见明朝辽东副将和抚顺所备御，约定两国臣民各自守护边境；无论满人、汉人，凡敢越界偷渡者，一经发现，概行杀无赦；于是便在沿边各地立碑。等到叶赫告急，明朝认为叶赫是北关要地，不利于它灭亡，于是派炮兵替它防守，又驻军开原以防意外。太祖便写信给抚顺所游击李永芳，控诉叶赫背弃盟约的罪行，请他严格保持中立，但没有达到目的，只得返回。不久，明朝巡抚都御史郭光复派辽阳材官萧伯芝，假称都督，带着盛大的仪仗进入边境，声称天使庄严降临，责令举行郊迎礼。太祖在道路旁迎接他，供应、陈设十分丰盛。萧伯芝责问近年停止进贡的原因，太祖从容地用权宜之辞回答，并厚赠礼物送他回去。临别时，太祖笑着对他说：“你是辽阳的无赖萧子玉（伯芝的字），怎么能假称都督，责令我行郊迎礼？我不是不能杀你，只是不忍心给大国留下羞辱罢了！”从此，太祖更加看出明朝容易对付，而明朝边民每年都越境盗采人参、矿产、木材、果蔬等物。天命元年，太祖派大臣扈尔汉捉拿并杀死越过边境盗窃的人五十多人。广宁巡抚利瓦伊翰派使者来责问，坚持要求把杀人的人捉拿归罪。太祖不得已，带着所俘获的十名叶赫士兵到抚顺关，将他们杀死，双方的嫌隙更加深了。太祖于是广泛储备物资，改进武器装备，收集各部精锐，休养了两年。到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年），便决定征伐明朝，以七大恨发誓出师，其内容如下：一、明朝边吏轻信尼堪外兰的谋划，无故挑起事端，连累并害死景祖、显祖二位祖先。二、明朝不遵守盟约，倚仗武力越过边界，保护并援助叶赫。三、明朝边民每年越境行窃，按约定应当杀死；明朝却又以擅自杀人为借口，强行索取十人到边境抵罪。四、明朝越境出兵援助叶赫，使叶赫原本许配给满洲的女子改嫁蒙古。五、满洲人民在柴河、三岔、抚安等道路地区（按：明代所谓三岔河北部以及三卫驻牧的各条道路，大致都在今铁岭县东南境内）耕田种粮，明朝不许他们收割，派兵驱逐。六、叶赫背弃盟约、挑起事端，明朝却偏听它的话，派使者来辱骂，并肆意欺凌侮辱。七、哈达曾两次帮助叶赫前来侵犯，既已被征服，明朝又强迫恢复它的国家。抚顺和清河之战于是出动步兵、骑兵二万人，分两路进军。命令左翼四旗兵攻取东洲（在今承德县东南一百十里）和吗哈丹（在今兴京城西南二百十里）两座堡寨；太祖亲自率领右翼四旗兵和八旗护军，趁夜雨刚停，奔驰抵达抚顺，招降游击李永芳，不久毁掉抚顺城后返回。广宁总兵张承荫等听到警报，率兵一万人前来追击。太祖回军迎战，正好遇上西风大作，尘土飞扬，扑向敌军营地；太祖借着风势猛烈进攻，敌军不能支持，张承荫以下，以及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全都战死。于是广宁巡抚利瓦伊翰派使者议和，并想索回俘虏，太祖拒绝了。当年秋天，太祖包围清河城，副将邹储贤率全军坚守。攻城部队架起云梯，冒着箭矢、石块登城，守军于是溃败，邹储贤和一万名士兵被歼灭，明朝边境大为震动。明朝四路军队：第二年（一六一九年），太祖征服叶赫后，整顿军队返回。明朝辽东经略杨镐在沈阳集结军队，分四路前来进攻，每路六万人。商定山海关总兵杜松等从浑河出抚顺关（抚顺所向东二十里），这是左翼中路军；辽东总兵李如柏等从清河出鸦鹘关（大概在今凤皇城西北境），这是右翼中路军；开原总兵马林等在开原会合叶赫军二万人，从三岔口出兵，这是左翼北路军；辽阳总兵刘綎等会合朝鲜军二万人，从宽甸口（在凤皇城东北二百九十里）出兵，这是右翼南路军，约定会合进攻兴京。当时明朝御史王象恒极力指出敌军没有可乘之隙，出塞作战不是良策；但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每天都发红旗催促进兵，军队于二月二十一日出发。太祖收拢军队进入城中，戒严等待。三月初一，各路侦察兵都报告敌军到来。太祖认为南、北两路山势险峻、道路遥远，敌军不能立即到达，应当先击败中路军；而杜松一向勇敢却轻视敌人，提前出抚顺关，策马渡过浑河向南，军队有许多人溺死。他率三万多人驻扎在萨尔浒山（在兴京城西一百二十里），自己又率二万人包围铁背山上的界藩城。当时太祖正在派民夫运送石料修筑界藩城，并以四百名骑兵护卫；到了这时，一万五千名筑城民夫和护卫兵等人占据吉林崖（铁背山以南）抵抗。太祖命令各贝勒率两旗兵一万五千人救援界藩城，自己亲率六旗兵四万五千人进攻萨尔浒大营。

译两军相遇后，正午交战，忽然天色昏暗，近在咫尺也互相看不见，明军点燃火把作战。太祖放出军队，从黑暗中攻击明军，万箭齐发，全部射中；明军则从明处向黑暗中射击，弹丸全都打在柳树林里，六旗兵没有一人受伤。当时杜松正督军仰攻吉林崖，守崖骑兵率领民夫从山上冲下来，界藩城的援军两旗兵也恰好赶到，夹击明军。杜松中箭死于阵中，士卒死亡不计其数，尸体堵塞浑河，顺流而下。于是左翼中路军先败。马林率北路军在富勒哈山（铁岭县东南一百里）东北的尚间崖山脚列阵，环绕营地挖掘壕沟，外面排列火器，里面驻扎骑兵。另有两支援军：一军占据斐芬山，由开原道潘宗颜督率；一军驻扎在斡珲鄂谟，由游击龚念遂督率；两军各距尚间崖数里，都排列大车，手持坚固的盾牌。太祖督率各贝勒移军向北推进，与龚念遂军相遇，大败其军，龚念遂战死，于是进军逼近尚间崖。马林军内外合击，从西面突进。太祖的部队仓促应战，前后不能相互接应，纵马奔驰，各自作战。明军力竭，死伤接连不断，崖下河水也因此变成红色。马林带领残兵逃往开原，而潘宗颜军仍然固守斐芬山。太祖乘胜突入，推倒他们的坚盾，一军全部覆没。叶赫军在途中听到败报，逃回去了，于是北路军也失败了。这时，刘綎军已经从南路深入，沿途焚烧栅寨，攻破并杀死守军，杀死驻防官额尔讷额赫，逼近兴京。太祖听到警报，急忙派大臣扈尔汉、贝勒阿敏先后率兵前往抵御。各贝勒接连奔驰返回侦察，而太祖亲自督率大军随后推进。刘綎军队编制严整，行动进退都有法度，炮车和火器使用十分熟练。太祖对此忧虑，便让降兵拿着杜松的令箭前往，假称杜松军已经逼近敌城，催促刘綎迅速前进。刘綎因为道路狭窄，于是把军队分成四部，自己率领所属精锐作为前军先行进入。到达阿布达里冈后，正准备登山列阵，四贝勒（当时太宗的称呼）已经率右翼兵先登上山，占据高处向下攻击。大贝勒代善又率左翼兵从山西冲出，打着杜松的军旗，穿着他的衣甲，诱骗他们进入敌营，前军于是溃败。刘綎想退后整顿后军，但仓促之间无从措置，奋力作战而死，后军也相继被歼灭。各贝勒击破刘綎军后，便乘胜向南，迎击康应干所率的步兵和朝鲜兵。正逢大风突然刮起，敌军的火器都无法正常发挥，因此不能支持，康应干逃走，朝鲜都元帅姜功烈率剩余士卒投降。于是南路军又失败了。杨镐听说三路军相继覆没，急忙下檄令召李如柏等回军，李如柏率右翼中路军返回。这一战，明朝倾尽全国力量，征调尽宿将猛士以及朝鲜、叶赫的精锐，分路深入，号称四十多万人；太祖却只以四、五万人合力击破其中一路，五天之内打败明军全军，所获俘虏和物资以万计。明朝和本朝的兴亡，实际上由此开始。开原、铁岭之战：马林逃入开原固守，不久在这一年六月遭到大军进攻。马林将守兵大半分布在四座城门外列阵，自己督率其余人登上城墙坚守。攻城部队乘虚掩杀上去，城墙守兵四散溃逃，马林以下城内外守兵全都战死。过了一个多月，太祖便进军逼近铁岭。城外各堡的士兵听到警报，奔驰入城防守，因力竭而城破，游击喻成名等人殉城。开原、铁岭既已攻下，叶赫因势力孤单、援助断绝，不能再支撑，于这一年八月灭国。于是整个辽地危急，明廷震动。论者都认为杨镐孤注一掷，损害国威，纷纷议论其得失。黄道周《博物典汇》曾引用当时史家的说法评论此事：“建州（按：指本朝）只是弹丸之地，过去依靠清河、抚顺的粮食供应，从来没有广泛屯田、厚积储备；清河、抚顺既已攻下却不加守卫，可知它没有长远打算。我方征兵逐渐集中，正应当修整残破的堡垒，时时派轻骑骚扰他们的耕作和放牧，这样可以谋求坐制敌军。可是却急于出塞，过早泄露出兵日期，深入重重险地，丢弃辎重资助敌人，敌人的势力才开始壮大。原来海西诸部靠近开原、铁岭，是我国的属国，和建州以及西部（按：指喀尔喀、察哈尔、喀喇沁等部）犬牙交错，形势上可以离间它们的联合。近年有人拯救北关来屏藩辽东，称这是制胜的上策，结果竟然被消灭，又全部覆灭，成为开原、铁岭失守的后续。是谁造成了这场祸患，使局势一蹶不振呢？”（以上据《开国方略》录入）这段话把明朝末年边防事务的败坏归结为四路军的结果；虽然未必说到了根本原因，但它论述当时的形势，确实有值得我们参考之处。熊廷弼的才略：杨镐失败后，熊廷弼接任辽东经略，专门以固守、不轻易交战为目标。当时经历新败，又实行固守、不轻易交战之后，军民四散，数百里内荒无人迹。熊廷弼冒着大雪兼程赶路，巡视险要关塞，招集流亡百姓，修缮守城器具，得到士兵十八万人，分布在沿边要地，规定小规模警报自行防御，大规模警报相互救援；军法严厉，部队整肃，又选拔精锐作为巡逻兵，乘隙交替出动，等待机会。然而熊廷弼性情刚烈，不能容人。适逢熹宗刚刚即位，朝中忌恨熊廷弼的人纷纷上章弹劾，说他不肯作战。熊廷弼请求罢职，政府便以袁应泰代替他。袁应泰长于处理行政事务，却不是将帅之才。当时蒙古各部发生大饥荒，许多人进入边塞求食。袁应泰认为如果不赶快收容他们，就会被敌人得到，于是招降数万人，把他们安置在辽、沈二城。议论的人大多说收降过于宽滥，恐怕其中混有间谍，灾祸将不可预测，请求把他们迁往其他地方；袁应泰不听。降人与百姓杂居，暗中进行淫乱、抢掠，居民深受其苦，很多人便暗中向本朝投诚。

译沈阳之战：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三月，太祖进攻沈阳，距城七里驻军。当初，欧洲葡萄牙士兵到达北京后，见边患正十分紧急，主动请求帮助作战；因人数太少，不足以使用，于是把全部精锐大炮献出，以备作战和守城。到这时，明朝总兵贺世贤、尤世功等分别防守沈阳，环城挖掘数重壕沟，外围设置墙栅，在上面排列大炮，防守器具十分坚固。贺世贤勇敢却没有谋略，太祖派侦察骑兵挑战，故意败退引诱他。贺世贤追击败兵，途中遇到伏兵，只得退回城下，但护城壕上的桥已被城中间谍截断，想进城却进不去，身中十四箭。尤世功率兵救援，两人相继战死，沈阳城于是溃破。驻扎在浑河以南的明军听到警报，前来救援。游击周敦吉、都司秦邦屏、总兵陈策等督率四川兵渡过浑河，在北岸列阵；副将童仲揆（董仲贵）等统率浙江兵在河南列阵。太祖派右翼四旗袭击四川兵，明军多次退却又重新前进，最终将其全部歼灭，于是渡河包围浙江营地数重。营中火器连续发射，杀伤了很多敌人，不久火药用尽，童仲揆等仍挥刀奋战，各自杀死十多人后才战死。这一战，明军以一万多人抵抗数倍于己的敌军，虽然力竭覆没，却确实是明朝在辽东用兵以来的第一场血战。辽阳之战：沈阳已经攻下，太祖召集各贝勒、大臣商议说：“现在敌军大败，应当乘势长驱直入，攻取辽阳。”于是率军向南进发。当时辽阳是辽东首府，经略驻在那里。袁应泰听到警报，便决开太子河，引水灌入护城壕，四周布置火器，并亲自督率各将出城作战。太祖派左翼四旗和护军精锐夹击明军，又命士兵装土运石，堵塞城东的水源。各军渡过壕沟奋力登城，占据城的一角，官民惊慌骚动，有人趁夜用绳子缒下城墙逃走；但城内守军仍然排列火把拒战，一直持续到天亮。袁应泰在城楼上督战，见事情无法挽回，镇定地佩戴剑印，自缢而死。逃按御史张铨被捉住，有人劝他投降，并许诺给他高爵，张铨说：“我受到朝廷深厚的恩遇，如果投降苟活，就是给后世留下臭名。你们国家即使想让我活着，我也只知道一死而已。”最终没有屈服，自缢而死。其余因守节而死的官吏、将士还有十多人，居民却都打开门户迎接投降，夹道俯伏呼喊万岁。于是辽河以东的堡塞、营驿，以及海、盖、金、复各卫大小七十多座城池，全都被攻下。太祖会同贝勒、群臣商议说：“辽阳地区是明朝与朝鲜、蒙古接壤的重要地区，应当立即迁居那里。” 于是决定迁都。二、辽西战事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略：明廷听说辽阳、沈阳相继失守，便把先前弹劾熊廷弼的各位大臣全部贬谪，又下诏把熊廷弼从家中起用，并提升王化贞为广宁巡抚。当时广宁的羸弱士兵只有一千人左右，王化贞招集流散士卒，得到一万多人，激励士兵和百姓，联络蒙古，人心稍微安定下来。于是建议分兵驻守辽河西岸和各处要害。等到熊廷弼入朝，他请求利用广宁原先集结的步兵、骑兵，集中力量抵抗敌军；同时在天津、登莱各自整治水师，分头骚扰辽东半岛沿岸；增设登莱巡抚，仿照天津的建制；经略驻在山海关，居中节制三方，称为“三方布置策”。现将大意概括如下：山海关……经略……节制三方……（一）广宁……巡抚……统率陆军 （二）天津……巡抚 （三）登莱……巡抚统率海军 经略、巡抚不和的问题：廷弼担任经略并开始处理事务后，认为化贞关于分兵驻防的主张不可行。他上疏说：“军队一分散，力量就削弱；如果一营支撑不住，各营就都会溃败，所以应当把大军全部集中起来，坚守广宁；至于辽河上，只应派兵巡逻侦察，向敌人显示我军动向难以预测罢了。”化贞因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心中怨恨廷弼，于是经略与巡抚不和的事情发生了。此前辽阳失陷时，都司毛文龙带领逃民渡海到皮岛（今海洋岛），把岛民编为士兵，分布哨船，与登州互相呼应。适逢镇江堡（凤凰城东南一百二十里）的军人中有人暗中与毛文龙联系，文龙便带兵袭击并杀死镇江守将，把胜利的消息报告给化贞。当时廷弼正上疏请求派使者前往朝鲜，命令各营连接驻扎在鸭绿江边，以帮助壮大我方声势，从而实行三方布置的主张；化贞却突然把镇江的奇袭大捷上报朝廷。化贞为人刚愎自用，不熟悉军事；既然同廷弼意见相反，便日夜想着侥幸取胜来压倒对方，妄自以为李永芳在敌方可以作为内应，蒙古可以得到四十万援兵，而对士兵、马匹、铠甲、兵器、军粮和营垒等一概不加过问，却想坐在安稳之处取得全胜。兵部尚书张鸣鹤深信他的话，他所请求的事情没有不答应的。廷弼认为兵部大臣有意牵制自己，颇为不平，因此同张鸣鹤交恶。等到化贞的捷报传入朝廷，满朝大臣都十分高兴，商议命令各镇海陆军队一齐进攻，相机收复失地，并催促廷弼出关，统辖其中事务。廷弼写信给京师，说：“兵力尚未集结，毛文龙发动得太早，扰乱了三方并进的谋划，误了联合属国的计划；把这看作奇功，其实是奇祸罢了。”满朝大臣都认为他不对，暗中支持化贞的人更加多了。从八月到十一月，化贞一共五次出兵，每次都因没有功绩而带兵返回；廷弼请求下诏告诫化贞，行事要慎重。化贞上言说：“希望给我六万军队，一举荡平敌人。”当时大学士叶向高是化贞的座主，也颇为偏袒他。朝廷商议命令化贞不要受廷弼节制。于是朝廷大臣从内阁、六部直到言官，全都帮助化贞；上表表示同情廷弼的，只有几个人而已。熹宗命群臣议论两人的去留，议论尚未决定，太祖已经督军渡过辽河，包围西平堡（在广宁县境内，向东距辽河二十里）；守将罗一贯因城池溃败而战死。当时是天启二年正月，也就是天命七年（一六二二年）。

译广宁投降，是因为化贞采用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把广宁的军队全部调出来交给他，让他和祖大寿会同另一支军队前往救援。到了平阳桥堡（广宁城东南一百二十里），刚一交战，孙得功先逃跑，另一支军队也溃败，祖大寿逃到觉华岛（今菊花岛，在辽东湾西侧）。太祖当时在沙岭（广宁东南一百五十里）停军不进，而孙得功暗中充当内应，散布谣言说敌军已经逼近城下，居民惊慌溃散。化贞不知如何是好，踉踉跄跄向西逃走，到了大凌河，遇见廷弼便哭泣。廷弼讥笑他说：“六万军队一举荡平敌人，结果究竟怎么样？”于是把自己部下的五千人交给他，让他们负责殿后，烧尽积存的物资，保护难民先后入关。孙得功带着广宁投降，太祖整顿军队进入广宁时，化贞已经逃走两天了；于是进兵攻克义州，其余城堡见风使舵投降的共有四十多处。太祖于是留下各位贝勒镇守广宁，把辽西投降的人全部迁到河东。北京政府逮捕化贞，同时罢免廷弼，听候审查。案件审理完毕后，两人都被判处死刑。孙承宗、袁崇焕的部署：此前，邵武知县袁崇焕因具有边疆才干被举荐，破格提升为兵部主事。广宁军队溃败后，王在晋接替廷弼筹划边防，主张专门守卫山海关。崇焕立即单人单骑出关，全面查看地势形势，回来后说：“给我军队、马匹、钱粮，我一个人就足以守住这里。”朝廷认为他很有气魄，提升他为佥事，命他在关外监军。崇焕到任后，便筹划军事、安置流民，夜间行走在荆棘和猛兽出没之间，各位将领都称赞他的勇敢。不久，王在晋提议在关外八里的地方修筑重关，设置四万军队守卫；崇焕认为这不是良策，主张应当守卫宁远，政府无法决定。大学士孙承宗请求亲自前往裁定，最终同意了崇焕的主张。他回来后说王在晋不能胜任，请求亲自前往督师。承宗的才能不低于廷弼，而气度超过廷弼。等到他受任后，便让崇焕修筑宁远城，守卫关外二百多里的土地。又修复几十座城堡，训练十多万军队，制造无数铠甲兵器，开垦屯田五千顷；崇焕也以忠诚勤勉、称职能干著称，发誓与宁远共存亡。由此远近的人纷纷归附投奔，宁远最终成为重镇。到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年），承宗又命令各将领分兵戍守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等要害之地，向外扩展并收复二百里土地，几乎恢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宁远之战：太祖征服辽阳后，命令在城东五里处营建新城，按照宫殿的制度修建，作为东京。不久，他知道沈阳的地势形势更加重要，又下达迁都的议议。诏谕说：沈阳是地势险要、形势优越的地方；如果明朝边境有事，向西渡过辽河，道路又直又近；向北征伐蒙古，两三天就可以进入蒙古境内；向南征讨朝鲜，则可以从清河路进军。于是开始修建新都，在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年）三月迁都于此，这就是盛京。此后每年既有建筑工程，又适逢承宗在边境任职，防守没有懈怠之处；毛文龙又多次派部将侵扰鸭绿江沿岸及长白山一带，以便相互牵制，所以在承宗督师期间，明朝边境从未遭受兵祸。承宗功劳很大，内受阉党的忌恨，阉党日夜排挤他，他终于在这一年十月离职，由高第代替。高第一向怯懦，认为关外无法守卫，于是把各处要害城池的守备器械和将士全部撤入关内，丢弃粮食十多万石，沿途尸体遍地，并且想撤弃宁远、前屯二城（前屯卫城在宁远城西南一百三十里）。袁崇焕当时任宁前道，发誓至死也不撤离。太祖察觉形势已经变化，便在天命十一年（一六二六年）大举渡过辽河，抵达宁远，绕到城西南，横截山海关的通路驻军。崇焕和大将满桂等人刺血誓师，坚守城垒，清除城外可供敌军利用的物资，等待敌军到来；盘问城中的间谍，又发布檄文给关上的守将：“宁远将士中有逃到这里的，全部斩首！”人心这才安定下来。第二天，大军发动进攻，士兵举盾挖掘城墙，箭和石头像雨一样落下也不退却。崇焕命令福建士兵发射西洋巨炮，一炮打伤数百人；第二次炮击后敌军再次退却，包围于是解除。太祖自二十五岁用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独宁远一城始终攻不下来，因此多日闷闷不乐。当时明朝关外的军饷，都通过海运囤积在觉华岛。太祖于是派兵袭击觉华岛，把船只、车辆和粮草全部烧毁后返回。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不救，明朝廷得知后，削去高第、杨麒的官职，以王之臣、赵率教代替他们，并提升崇焕为宁远巡抚。这一年八月，太祖高皇帝去世，太宗文皇帝继位，把第二年定为天聪元年。和议意见相左：宁远的包围解除后，崇焕的心态渐渐骄傲起来，上疏请求把满桂调到其他镇；王之臣坚持认为不可，因此两人产生了嫌隙。朝廷担心王之臣妨碍军务，于是调他督理关内事务，而把关外事务专门交给崇焕。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城的守备器械既已撤除，宁远便没有外部屏障。崇焕多次想趁机修复这些地方，以作长期防备；后来听说本朝遭遇大丧，便想借助外交政策作为缓兵之计，并且想利用宗教势力来促成和议。于是派使者带着一名剌麻僧前往吊唁，暗中表示修好的意愿，并借此侦察对方的虚实。当时太宗正准备出兵朝鲜，也想借和议牵制中国，以便专心向南进军。从此双方使者往来，各自主张本国的权利，互相提出要求，把这些作为议和的条件。现在根据当时两国的外交文书，把主要内容列举如下：（甲）本朝所要求的条件 （一）赔偿金和岁币：明朝廷应当以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缎一百万匹、布一千万匹，作为修好的礼物。议和之后，明朝每年应当缴纳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本朝也愿意以若干东珠、貂皮、人参作为回报。（二）划定国界：山海关以内归明朝，辽河以东归本朝。凡是辽西地区现有的城堡，明朝人不得加以修缮。（三）修正国书格式：两国相互往来的国书格式中，明皇帝不得与“天”并列，明朝诸臣也不得与本朝的尊号并列，双方都应各自降低一个等级。（乙）崇焕所要求的条件 （一）归还辽东：本朝应当酌情归还已经占领的辽东地区，以及俘获的官员、百姓、男子和妇女等。（二）从朝鲜撤兵：本朝应当撤回征伐朝鲜的军队，并约定今后不再对该国用兵。

译宁远、锦州的攻守：当时明朝已经召王之臣回朝，罢免经略一职，不再设置，把关内外的事务全部交给崇焕。和议的消息传来后，朝廷认为这不是良策，多次告诫他；崇焕虽然坚持得非常坚决，但两国意见相反，始终没有达成要领，于是急忙修整各城的守备。与此同时，本朝南下的军队所到之处都取得大捷，朝鲜全国请求投降，于天聪元年四月凯旋。从此形势又发生变化，和议于是破裂。五月，便大举进攻辽西。当时大凌河城的工程尚未完工，总兵赵率教守卫锦州，大军包围锦州不能攻克，于是转而逼近宁远，在城北驻军。崇焕命令各将领背靠城墙、凭借壕沟防守，列车营和火器抵抗；大军假装退却来诱使明军出战，明军坚守营垒不动。这样，攻城没有攻下，野战也没有取胜，大军又回头攻打锦州；由于壕沟宽阔，无法前进，士卒死伤很多，于是毁掉大凌河、小凌河二城后返回，当时称为“宁、锦大捷”。魏忠贤却让他的党羽议论说，崇焕不救锦州是暮气沉沉。崇焕被罢职回乡，由王之臣代替他，又商议撤弃锦州，专门守卫宁远。毛文龙被诛杀后不久，熹宗去世，魏忠贤也被诛杀，朝廷大臣争相请求召回崇焕。第二年，崇焕重新起用，负责督师，上言说：“收复失地的策略，防守是正着，作战是奇着，和议是旁着。方法在于逐渐推进而不在于突然行动，在于务实而不在于虚浮。”又说：“希望给予我便宜行事的权力，预计五年之内可以收复整个辽东。”当时，毛文龙以总兵身份在皮岛设镇，自天命以来，多次侵扰辽东，成为本朝的祸患；然而他缺少将帅谋略，作战总是不利，每年耗费的军饷无法计算，前后上奏的章疏多有夸大失实之处，而且桀骜自用，部下精锐士兵不下二万多人。崇焕担心他骄横跋扈、难以控制，刚一接任就想诛杀他。天聪三年六月，崇焕于是埋伏甲士，邀请文龙来校场比射；等他到来，立即命令他脱去冠帽和衣带，逮捕捆绑起来，列举应当处斩的十二条罪状，随即诛杀了文龙。明朝廷当时正倚重崇焕，得到报告后也没有治他的罪。文龙死后，岛上的将领失去了主帅，人心渐渐离散，更加无法使用。后来终于有人叛逃离去，而崇焕也最终因此受到朝廷怀疑。太宗的反间计：太宗认为辽西已有防备，非常憎恨崇焕，于是商议取道蒙古，攻击直隶的后方。这年冬天，便联合喀喇沁等部，让他们充当向导，从喜峰口毁坏边墙进入，包围遵化。巡抚王元雅以下的官员凭城抵抗，城破后都战死。赵率教听到变故进入援救，也战死了。思宗命蓟辽总督刘策扼守石门，防备大军向西突进。但大军已经进逼蓟州，于是越过三河，掠取顺义，进军逼近京师，同总兵满桂在德胜门外相持；城上发炮帮助作战，却误伤了满桂的军队，满桂也负了伤，入城休战，大军转移到南苑驻扎。适逢崇焕从山海关兼程赶来救援，统率各路勤王军队，在广渠门外扎营；太宗使用反间计，说自己同崇焕有密约，并命令被俘的宦官知道此事，再暗中放他逃走。当时京城百姓已经遭受兵祸，怨恨和诽谤纷纷起来，说崇焕放纵敌军；朝廷官员也因为他先前主张和议，诬陷他引敌军来威胁朝廷，想要订立城下之盟。思宗先前听说崇焕擅自杀死大将，怀疑他有异心；到了这时，诽谤的话一天天传来，便召崇焕入城，将他投入狱中。京城周边各路的防守战：崇焕被罢免后，明朝廷特意设置文、武两位经略，由尚书梁廷栋和满桂担任，驻扎在西直门、安定门；又命大学士孙承宗移镇山海关。不久，太宗分兵攻下固安、良乡，又回军到芦沟桥，击破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进军驻扎在永定门。满桂督率各军迎战，因为敌众我寡而战死，京师大为震动。当时各位将领争相请求攻城，太宗笑着说：“夺取它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只是它的疆域防线还很强，不是早晚之间就能攻溃的；得到它容易，守住它困难。不如精选士兵、训练军队，等待天命。”于是移军越过通州向东进发。当时，庶吉士刘之纶以熟悉兵事闻名，制造了木制的西洋大小火炮和新式战车，都轻便灵活、便于使用。于是他被破格提升为侍郎，率领自己招募的敢死士兵，驻扎在遵化城外。天聪四年（一六三 ○年）正月，大军攻下永平后，带着三万骑兵回头攻击刘之纶。刘之纶发射火炮，颇有杀伤；再次发射时，火炮炸裂，军队陷入混乱。刘之纶发誓死战不退，军队又奋力搏斗，持续十二个小时，全军覆没，刘之纶身中两箭，也战死了。大军于是攻下迁安、滦州，都留下军队防守。不久又分兵向山海关进发，副将官惟贤奋力作战，于是大军转而进攻抚宁、昌黎，都因守军坚守而未能攻下；又送信商议和议，从冷口关取道返回。当时，总兵马世龙统率各路援军二十万，跟随在大军后面；孙承宗则督率祖大寿等人守卫山海关，东西两面相互支援，趁大军返回之际，于五月谋划收复滦州。贝勒阿敏当时拥重兵驻扎在永平，见明军声势强盛，先后召令迁安和遵化的守将弃城一同逃走；明军追击他们，袭击杀死了很多人，于是关内四城全部收复。

译长山之战：五年（一六三一年），太宗认为明军取胜的方法在于利用火器，便想办法加以抵制。于是招募明朝工匠，制造红夷大炮，并命令投降的将领进行演习。到了八月，便用这些火炮进攻大凌河。当时承宗已经收复关内，又重新经营关外旧有疆土，商议集中力量先修筑大凌河城；但巡抚邱禾嘉不听命令，同时兼修其他城池。大凌河的工程刚修到一半，大军突然到来，包围了它好几个星期。邱禾嘉从宁远驰入锦州，同总兵吴襄、宋伟等会合，越过小凌河前往救援。太宗分兵迎战，见明军列阵严整，便引军退回，等待时机。明军夜间赶往大凌河，在长山口列阵（长山口在锦州府城东南，山峰连绵、四山交错排列，因此得名），距离城池十五里。太宗督率两万军队进攻，宋伟等人坚守阵地不动；太宗于是率领两翼骑兵冲击明军阵势，营中的火器震天作响，右翼军队冒着弹丸首先前进。宋伟奋力督战不退；驻扎在吴襄东面的另一支军队，也发射大炮和火箭攻击。此时乌云升起，风从西面吹来；吴襄放火逼近敌军，忽然下起大雨并转为逆风，吴襄因营地被毁而先行逃走。宋伟督战到下午，因力量耗尽而率军撤退，被伏兵截断，损失士卒无法计算。于是祖大寿坚守大凌河，不出城交战。到了十月，城中的援兵已经用尽，粮食也断绝，只好杀人和马来充饥；商人和百姓三万人只剩下三分之一。太宗命令鸣炮扬尘，假装援兵到来来诱骗祖大寿；祖大寿出城后，战败返回。不久，锦州的四万援兵果然到达，城中听到炮声，以为援兵已到，却疑虑不敢出城夹击，祖大寿无奈，最终献城投降，并说妻子在锦州，请求前往那里充当内应。太宗放他回去，却毁掉大凌河城，率军返回。长山战败后，朝廷大臣纷纷追究筑城不是良策，接连上章弹劾禾嘉，同时牵连承宗。承宗以疾病为由辞职归乡，禾嘉也被罢免。明朝自从用兵以来，像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这些督师，都凭借盖世的才干，能够胜任自己的职务；而各位将领献身报国、拼死效命而不屈服的，前后也接连不断。只是宦官和奸邪小人暗中相互排挤，专事舞文弄墨、空谈议论的人又从中阻挠，因此边疆战事日益败坏，作战也没有一次能够侥幸取胜。当初廷弼刚被罢免时，曾说：“朝廷上的议论，完全不懂军事。敌人稍微放松一点，大家便哄然催促出战；等到军队战败，才忧惧失色，不敢再说话。等到我把局面刚刚收拾停当，那些忧惧失色的人又重新哄然催促、责令出战了！”后来崇焕再次出任，也说：“凭我的力量，控制整个辽东是有余力的，但应付众人的非议却力有不足。我一出国境，事情便仿佛相隔万里；嫉妒才能、妒忌功劳的人，哪里会没有呢？即使他们不凭权力牵制我，也能用各自的意见扰乱我的谋划。”承宗的话尤其痛切，他的奏议中说：“近年来，军队大多没有训练，军饷大多没有核实。用将领来统率军队，却让文官负责招募训练；让将领临阵作战，却让文官发号施令。用武略来防备边疆，却每天增加文官到幕府中；让边疆官员负责经略巡抚，却每天向朝廷询问战守之策：这是最大的弊病。” 不久，廷弼含冤而死，首级传示于九边；崇焕因谗言离间，最终遭受极刑；到了这时，又把承宗一并排斥出去。由此可知，当时北京政府和言官系统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旅顺及沿岸诸岛的归降。当时本朝疆域虽然向西越过辽河，完全占有辽东半岛，但旅顺以及沿岸各岛仍由明朝将领据守。毛文龙被诛杀后，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逃到登州。大凌河告急时，登莱巡抚孙元化派孔有德等前往救援，他们走到中途粮食断绝，士卒鼓噪喧哗，劫持孔有德反叛。孔有德于是回军占据登州，不久被官军围困，便和耿仲明等突围渡海到达旅顺。总兵黄龙拦截攻击他们，擒获、斩杀了几人，孔有德、耿仲明逃走投降本朝。天聪七年（一六三三年），孔有德等引导诸贝勒、大臣，督率一万多步兵和骑兵进攻旅顺，黄龙多次交战都失败，最终因兵械用尽而自杀。广鹿岛（光禄岛）副将尚可喜，原来与黄龙互相配合，旅顺失守后，也投降了。从此各岛即使还有残余士卒，也不能编成军队，明廷也不再设置统帅，只让登莱总兵遥相统领而已。后来本朝大军再次攻克朝鲜，皮岛的形势更加孤立，孔有德等从两面夹攻，守岛总兵沈世奎战死，皮岛也被平定。深入腹地。此前，内蒙古各部已经相继归附本朝，只有察哈尔每年接受明朝一百多万的贿赂，多次侵掠其他部落，成为本朝的敌人。太宗连年在辽西用兵，但宁州、锦州各城防守十分严密，早晚都无法攻下，于是于天聪六年（一六三二年）转移军队征讨察哈尔部，部长林丹汗率众向西逃走。从此，大军得以自由出入长城各关口，在直隶、山西之间往来，势力扩展到黄河沿岸。

译到了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年），贝勒多尔衮等收服察哈尔部落，获得元朝人遗留下来的中国传国玺，于是把次年定为崇德元年，改国号为大清。群臣恭敬地进上尊号，称太宗为宽温仁圣皇帝；只有朝鲜不愿推戴，并且发表了违抗的话。太宗准备亲自征讨朝鲜，但又担心明军乘机在后方议论和袭扰，于是在这一年秋天命郡王阿济格等分路进入明朝边境，在延庆州会师，连续攻下京畿地区的州县，共攻克十二座城，五十六战全部取胜，俘获人口和牲畜十八万。明朝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和宣大总督梁廷栋都按兵不敢交战，每天服用大黄药求死。大军从容地由冷口凯旋，于是集中力量进逼朝鲜；朝鲜国王这才决定与明朝断绝关系，接受本朝册封，这时是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年）。崇德三年（一六三八年）八月，太宗命睿亲王多尔衮等率领左翼军、贝勒岳托等率领右翼军，分路讨伐明朝。于是右翼军进入墙子岭，左翼军进入青山口，到达通州后合军。当时明廷内部议论纷纷，兵部尚书杨嗣昌和总监中官高起潜主张议和，督师卢象升主张作战，双方相持不下。正好本朝大军分三路深入：一路由涞水前往易州，一路由新城进攻雄县，一路由定兴进攻安肃。卢象升听说后，从涿州进军据守保定，派各将分路出兵抵御，在庆都展开大战；战事还没有失败，而当时许多城池已经望风而降、弃守。卢象升又受到杨嗣昌的牵制，兵力单薄、军饷缺乏，将士苦于饥饿，他知道自己必死，清晨出帐后向四面拜谢，说：“我和将士们一同受到国家的恩惠，只担心不能战死，不担心不能活着。”众人都感动得流泪。不久他进军到巨鹿，高起潜拥有重兵，距离他五十里，却不来救援。卢象升督率残余部队五千人血战两天，炮弹用尽、箭也射完了，仍亲手格杀数十人后才战死。本朝大军在京畿地区往来游击，攻破城池四十八座。崇德四年（一六三九年）正月，大军于是从东昌渡过运河，径直奔向济南。当时山东各路军队都驻扎在德州，济南没有防备，德王朱由枢因城池溃败而被擒。二月，大军退回到天津，正赶上运河水涨，辎重绵延很远，难以渡河，而明朝各将相互观望、束手无策，没有人敢于袭击。几天后，大军才全部渡河向北撤回。德王到达盛京后，太宗立即命人上书北京请求议和，但仍未得到答复；在多尔衮等人入边的时候，太宗也亲自进攻关外各城，以牵制明军。这一年正月，太宗督率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各自携带大炮，围攻松山，副将金国凤坚守城池，始终没有攻下。孔有德等又请求挖掘地道进攻松山，最终没有取得成效，只得撤去包围；随后分兵前往劫掠锦州、宁远，骚扰当地的耕种和收获。松山和锦州的归降。自天聪三年以来，本朝大军连年进入明朝关塞，但攻破的州县都不能守住，这是因为山海关的重兵阻隔了东西方向的交通。太宗知道，山海关不攻下，就不能争夺中原；宁州、锦州各城不攻破，就不能夺取山海关，所以到了崇德五年（一六四 ○年），便命亲王、大臣轮番出兵，分路骚扰松山、杏山、宁州、锦州之间；双方长期相持，过了很久仍没有成功。到了第二年，正值郑亲王济尔哈朗轮番前往接替的时期，太宗便再次告诫军士，限定一定要攻克。此前祖大寿从大凌河归来后，又背弃盟约，督率军队负责锦州城的守卫，并用蒙古兵分守外城。本朝大军进攻时，蒙古兵害怕了，约定投降，并与城内军队交战，外城于是溃败。于是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邱民仰率领曹变蛟、王廷臣、吴三桂以下八名总兵、十三万军队，集结在宁远。祖大寿派士卒从锦州逃出，传话说：“用车营逼近敌人，不要轻易交战！”洪承畴等正采取慎重态度、尚未出兵，而朝廷认为军队疲惫、财力匮乏，便派职方郎中张若麒到行营商议。张若麒到达后，秘密请求下诏催促出战。洪承畴于是把辎重驻扎在塔山（锦州城西南六十里）和杏山之间，先率六万军队前进，其他各军随后跟进，在松山城北的乳峰列阵，距离锦州五六里。太宗得到消息后，亲自统率大军前往救援，包围松山驻军，并且另派军队夺取明军囤积在塔山的物资。明军粮食耗尽，士兵没有斗志，吴三桂等六名总兵先后撤退，准备越过杏山逃往宁远；但伏兵沿途拦截攻击，士兵踏入海中而死的数也数不清，曹变蛟、王廷臣也收拢军队进入松山，与洪承畴、邱民仰困守城池。到第二年（一六四一年）二月，松山被围已经半年，城中粮食吃尽，副将夏承德秘密派自己的儿子出城作为人质，约定投降。本朝大军按照约定发起进攻，松山于是被攻克，洪承畴被擒，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都战死。当时锦州的粮食也已经吃尽，城中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况，祖大寿守战的办法已经用尽，又听说松山失守，于是献城投降，杏山、塔山也相继被攻下。这样一来，关外的重要城镇除了宁远以外，再也没有保存下来的了。洪承畴被俘送到盛京，太宗派汉军范文程去窥探他的情况。洪承畴起初辱骂不止，后来却不断拂拭衣服上的尘土。范文程回来报告说：“洪承畴不会死了！一件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自己的身体呢！”后来洪承畴果然投降。当时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有人传说洪承畴已经战死，思宗惊骇悲悼不已，在都城设坛祭奠，赐祭十六次，并且准备亲自祭奠；后来听说他投降了，才停止。

译和议没有成功的原因。明朝自万历年间起，每年征收辽饷六百六十万；崇祯年间，又增加剿饷二百八十万、练饷七百二十万，几乎耗尽天下大半兵饷来应付关东，于是百姓不堪承受，纷纷起兵为盗；有的达到百万人，有的数十万人，到处暴动，被称为流寇。北京的舆论对于流寇，有人主张招抚；但对于本朝，却始终不肯谈和。袁崇焕已经因为主张议和而遭到离间并被杀，等到本朝大军追逐察哈尔汗、经过山西时，大同巡抚沈棨也因私下缔结和约而被逮捕。太宗虽然多次送去玺书请求停止战争，但都被有关官署阻拦，不能送达朝廷。到了这时，兵部尚书陈新甲多次以国力困乏为由进言，思宗也知道敌不过本朝，便秘密把议和之事交给他办理。陈新甲于是派使者带着书信到盛京商议和约，得到本朝的复书后返回。这件事极其秘密，外廷无人知晓，后来消息泄露，言官纷纷喧嚷，陈新甲最终因此获罪，和议也就断绝了；而像祖可法这类投降后在本朝任职的人，也认为和议一旦成功，中国便可以暗中整顿战备，而八旗精锐反而会养尊处优、忘记劳苦，这不是可取的办法。当时吴三桂仍然拒守宁远，边防尚未撤除，祖可法因此献上攻心扼吭的策略，认为只要进入关塞、切断运河粮道，北京便会立即陷入困境；先攻取山海关，那么关外各城便可以轻易取得。这年十月，太宗又派左右翼军毁坏长城进入关内，于是从蓟州分路向南进军，京畿以南和山东各地没有守住的城池共八十八座，大军一直抵达兖州。崇德八年（一六四三年）二月，大军从山东返回，抵达京畿附近，车辆和骆驼绵延三百多里。当时勤王军队都集中在通州，督师大学士周延儒收敛行迹、不敢交战，却每天上奏报捷。等到大军进入怀柔县境，蓟辽总督赵光抃才在县城北面的螺山会合各军迎战，不久也溃败逃走。当时关内外方圆千里之间，有总督四人、巡抚六人、总兵八人，另有掌握重兵的监督太监彼此牵制，因此军政权力不统一，战守措施都无法实行；而流寇又长驱直入进犯京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年八月，太宗文皇帝去世，世祖章皇帝以年幼之身继承帝位。适逢吴三桂请求出兵讨伐贼寇，打开山海关迎降；此后，两朝未能完成的志愿得以实现，完全占有九有的事业也由此开始了。官制的改革。太宗在位时，不只是从事对外征伐，也很重视内政治理，其中最显著的进步，就是官制的改革。此前，太祖创立八旗制度，每旗设置总管大臣（固山额真）一人、佐管大臣（梅勒额真）各二人；又设置理政大臣五人、札尔固齐十人，往往由总管大臣或佐管大臣兼任，并不全部分别授职。天命十一年太宗即位后，便召集各位贝勒议定：每旗仍各设置总管大臣一人，共八人，称为八大臣。凡是讨论国家政务，八大臣便和诸贝勒一起列坐共同议定；出兵和行猎时，各自率领本旗军队出行，一切事务都由他们负责稽察。佐管大臣每旗仍各设二人，共十六人，负责协助处理本旗事务，不让他们出征。每旗又各设置调遣大臣二人，共十六人，负责出兵驻防，按时调遣；所属的诉讼案件，仍由他们审理。天聪五年，开始仿照明朝制度设置六部，每部由一位贝勒主持（即今天的管部），各设承政（即今天的尚书）、参政（即今天的侍郎）、启心郎（翻译员）等官职，由满洲、蒙古、汉人兼任。崇德元年，设置都察院。崇德三年，设置理藩院，专门办理蒙古各部的事务。都察院、理藩院的官制都与六部相同，这就是八衙门，政府的组织逐渐完备。文学教育的概况。太宗也重视文学，乐于听取古今治乱得失。起初，满洲还没有文字，凡是公文和记载都必须翻译成蒙古文后才能阅读。太祖时期，才命儒臣额尔德尼、噶盖等借用蒙古文字创制十二字头，编写“国语”，颁布施行，供通用，满文的传播从此开始。天聪三年，太宗命儒臣达海等翻译汉籍，记载和注释政务，并设置文馆负责管理。太宗又想振兴文教，于儒生中考察选取那些文学才能突出、学识通达的人，优厚奖赏，共选得士人二百人。此后连年与中国交战，更加认识到文学教育的必要。天聪五年，太宗下谕说：“自从征讨明朝以来，所到之处无不攻克；明朝屡战屡败，形势如同枯朽之木。但我们常常心怀畏惧，是因为明朝虽然不擅长骑射，却在作战布阵时通晓并熟习军法。”到了大凌河之战时，太宗又下谕说：“今年明朝修筑大凌河城，我军围困它，经过四个月，城中人互相吞食，仍然以死坚守。虽然援兵全部战败、大凌河已经投降，但锦州、松山、杏山仍不忍放弃，这是因为他们读书明理、为国尽忠的缘故。”于是下令贝勒、大臣的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都入学读书。天聪十年，重新确定文馆制度，改为内三院：（一）国史院，负责编纂历史、起草表章；（二）秘书院，负责起草外交文书以及敕谕一类的文书；（三）宏文院，负责注释古今政事得失，并在皇帝面前进讲。每院各设置大学士一人。大概是因为当时正在同中国交战，对外交往频繁，所以政治、教化和文化制度也颇受中国影响。三、本朝的定鼎与明室的偏安

译吴三桂请求出兵。世祖章皇帝是太宗的第九子。崇德八年八月，太宗去世，礼亲王代善会同诸王、贝勒以下，议定奉世祖继承帝位，并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摄理国政。此前本朝大军已经攻下锦州，取得辽西大部；明朝总兵吴三桂率领军民五十万驻守宁远。这年九月，郑亲王再次调发炮兵，越过宁远，攻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等城，山海关的防守更加危险。第二年改年号为顺治，即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一六四四年）。三月初，明朝因流寇逼近京城，朝廷商议全部撤除关外城池的守军，召吴三桂率领边军入京护卫。吴三桂率全军向西进发，走到丰润时，听说李自成已经攻陷京师，皇帝和皇后殉国，于是犹豫不前，退回驻扎在滦洲。李自成拘捕了他的父亲吴襄，命吴襄写信招降他，吴三桂答应投降。后来听说他的爱妾陈沅被贼军掳走，吴三桂大为愤怒，立即换穿丧服，宣称先帝的恩德，把复仇讨贼的宗旨公布在军中；于是迅速返回山海关，部署军事。李自成派兵追赶，越过滦州向东进军，吴三桂回军击败其部众，李自成于是亲自率领十多万军队向东进攻山海关，同时另派军队从抚宁东北一带的长城出发，绕到关外夹击吴三桂。吴三桂十分恐惧，奉上书信向本朝请求投降，请求与本朝合军向西进攻。流寇败退时，摄政王睿亲王正以大将军身份督率军队在关外攻取土地。等收到吴三桂的书信后，便和洪承畴等人快马赶到沙河，距离山海关仅十里，但道路已经被攻打关外的贼军堵塞。吴三桂发射大炮打通道路，亲自率领轻骑冲出，拜见摄政王；当即在军中更换服装、设誓盟约，坚决请求入关讨伐贼军。洪承畴认为，贼军主力向东出动，京师空虚，应请求大军不要立即入关，而是从西北绕道进入居庸关，袭击占据京师，等贼军回师救援时，可以一战将其擒获；但吴三桂认为关门的祸患紧急，坚持不能这样做。当时流寇经过百战之后，剽悍无比，摄政王担心不可轻视敌人，于是命吴三桂的军队作为先头部队试探贼军，自己则保存精锐部队等待。李自成率全军在关内列阵，横向延伸到海岸。吴三桂率军先行进攻，战斗正激烈时，恰逢大风刮起、尘土飞扬，两军彼此无法辨认，大军乘势冲出，冲击贼军的中坚，所到之处贼军纷纷退避。不久尘土散开，贼军看见有身穿铠甲、编发的人，惊叫道：“是满洲兵！”于是全都溃败逃走。李自成逃往永平。摄政王立即下令关内外的军民剃发，提升吴三桂的爵位为平西王，并让他率领步骑兵二万作为前锋追击贼军。李自成从永平派使者到吴三桂军中商议和议，因为吴三桂没有答复，便进入京师屠杀吴三桂的家人，焚烧宫殿，装载军用物资向西逃走。摄政王于五月初一进入都城，改葬崇祯帝和皇后，下令臣民服丧三天。京师东北各府都投降了。福王即位时，正值流寇向北进犯。明福王朱由崧（思宗的堂兄）、潞王朱常淓（思宗的堂叔）都已经避难到淮安。等到思宗殉国、太子陷于贼军之后，南京各位大臣商议拥立新君。按照宗族次序，福王应当即位；但他以荒淫昏聩闻名，潞王贤明，可以担当大事，只是世系较为疏远。于是，拥立亲近者还是拥立贤能者的问题出现了。兵部侍郎吕大器以下的人主张立贤；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庸弱昏暗，便结党主张立亲。两党互相争论，都把决定权交给兵部尚书史可法。史可法内心赞成立贤的意见，但立亲党因为掌握兵权，所以占有较大优势；史可法不得已，最终决定迎立福王。马士英于是凭拥立之功进入内阁，却把史可法调出，任江北督师。于是朝廷议定把江北分为四镇：刘泽清统辖淮海，驻守淮北，负责经营山东一路；高杰统辖徐泗，驻守泗水，负责经营开归一路；刘良佐统辖凤寿，驻守临淮，负责经营陈杞一路；黄得功统辖滁和，驻守庐州，负责经营光固一路。但各将领都争着想驻守扬州，纷纷放纵军队互相残杀。史可法一心出于公正诚实的意愿，在中间调停，把高杰调到瓜洲驻守，把黄得功安置在仪德。四镇虽然逐渐接受了命令，但最终彼此不能协调。而南京政府中的党争也日益激烈。自从史可法离开后，马士英等人更加无所顾忌，专门提拔私人，图谋报复。凡是崇祯朝阉党中名字列入逆案的人，都暗中结交马士英，希望重新出仕。马士英于是排斥群臣的意见，上奏起用逆案首领阮大铖。于是，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正直之士先后离去。一时间，政府中没有善良正直的人，贿赂公开流行，各种弊政交相出现；江左偏安的局面，不等有见识的人说明，也可以知道它不可能长久了。

译李自成逃窜而死后，摄政王已经平定京师，便向盛京上奏捷报，并将消息颁示朝鲜、蒙古。当时，京东、京北各府虽然已经投降，但保定、大名、真定之间溃散的贼众纷纷起兵；李自成从山西进入陕西。山东各州县听到这个消息，也争相杀死伪官，占据城池自行防守。于是朝廷在六月派肃亲王豪格前往平定山东、河南，派都统叶臣等前往平定山西，分别扼守要地，等到秋高气爽时进军，慢慢谋划消灭贼军。到了九月，世祖决定迁都。皇帝车驾于十月初一从盛京抵达，祭告天地和社稷，把太祖、太宗的神主奉入太庙；采纳大学士范文程的意见，全部革除明末的弊政，命令文臣穿戴衣冠，暂时沿用明制。京畿附近大体平定后，于是商议先剿灭陕西的贼军，再谋取江南。朝廷于是任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与吴三桂、尚可喜等从大同边外会合各蒙古军，前往榆林、延安，从陕西后方出击；又任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领孔有德等从河南夹攻潼关，约定在西安会师。这年冬天，畿南、山西、山东各省先后平定。豫王在十二月渡过孟津，收取沿河的堡寨，进军到陕州。李自成派他的将领刘宗敏（曾夺取吴三桂的妾陈沅）据守潼关抵抗。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正月，大军抵达潼关。李自成迎战失利，而英王和吴三桂的西北军已经从保德州编扎木筏渡过黄河，进入绥德，接连攻下延安、鄜州，逼近西安后方。李自成前后受敌，只得放弃潼关退回西安，焚烧宫室，从东南方向由蓝田出武关，逃往湖广。等到大军攻克潼关、进入西安时，李自成已经逃走五天了。朝廷认为陕西已经平定，于是命豫王移师征讨江南，而追剿流寇的事务专门交给英王和吴三桂。当时贼军还有三十多万人，扬言要夺取南京。大军从水陆两路逼近追击，在长江流域一带先后七次击破贼军。闰六月，李自成向南逃到延宁、蒲圻，到了通城，带着二十多名骑兵在山中抢掠食物，被村民困住，吊颈而死。有人说，李自成陷入泥淖中，村民聚集起来攻击他，用锄头把他的头颅打碎，直到腐烂得无法辨认。李自成死后，他的残余部众二十万人全部向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投降。史可法为南明危局竭尽劳瘁的情况，已经如上文所述；史可法独自率兵往来于江淮之间，身处南北交通要冲，联络各镇，竭力图谋恢复。此前，摄政王听说福王自行即位，便写信给史可法，以大义责备他，说：“《春秋》的法则是，有贼而不讨伐，新君就不能在史书中记载即位。”又用形势来暗示他，说：“以中原全部力量，却受制于像潢池盗贼一样的势力，而想凭江左一隅之地，同时抵挡大国，胜负的命数，不用占卜也可以知道。”史可法回信，也逐一援引汉代光武帝、昭烈帝，晋元帝，唐肃宗，宋高宗中兴的故事，用来解释自行即位的嫌疑，并且说：“贵国驱除乱党、诛除逆贼，出兵是以义为动机的；如果图谋这片疆域，却不能把仁德贯彻到底，那么就是以义开始、以利结束，将被贼人暗中讥笑。”（这两封信都载于《通鉴辑览》。）不久，大军已经平定山东，于是分兵攻取海州、宿迁，接连攻下江北各州县。正逢史可法正进军清江浦，派官员到开封屯田，为经营中原作准备。大军到达后，史可法急忙上疏告急，但马士英却谈笑着认为他是在欺骗自己，各将领也拥兵观望，没有人敢承担防守要冲的责任。当时，明朝各镇的军队中，只有左良玉和高杰所部最为强大。左良玉与何腾蛟等镇守湖广；高杰被史可法的忠义所感动，比较能够接受约束，于是进军驻扎徐州，沿黄河筑墙，专心防守，并派使者与睢州总兵许定国通好，联络河南。许定国不久便向本朝归顺，送两个儿子渡河作为人质。高杰隐约听到他的计谋，亲自前去侦察，被许定国杀死，他的部队大乱，把睢州附近二百里几乎全部屠杀。史可法听到变故，流着泪说：“中原已经无法挽救了！”于是飞驰到徐州，招抚他的部众十多万人，迁到扬州。豫王南征的军队在顺治二年三月从陕西分路向东，在归德会合，所经过的州县都望风迎降，于是进军逼近泗州，乘夜渡过淮河。史可法正准备移军援救泗州，恰逢左良玉因为马士英削减他的军饷，便向远近发布檄文，以清除皇帝身边奸臣为名，排列船只从汉口顺流而下。南京戒严，诏令催促史可法入援。等到史可法渡江到达燕子矶时，左良玉已经病死在九江，他的部众被黄得功的勤王军击败，于是史可法又奉命折返回去。这时大军已经攻破盱眙，告急文书一天天送来。史可法向各镇发布檄文，命军队会师援救扬州，却没有一支军队到来，只有总兵刘肇基从桃源县西面的白洋镇赶来。大军越过六合进攻，在距离扬州二十里的地方扎营。刘肇基请求背靠城池决一死战，史可法认为野战不如凭城防守，于是分兵据守城墙，连续七个昼夜。城池最终被攻破，史可法被擒，大声呼喊：“我是史督师！”随后被杀。刘肇基率领部下进行巷战，力竭后也战死，当时是四月二十五日。大军停留十天后，才向南进军。史可法为人清廉守信，与部下共同承担劳苦；他担任督师时，出行不张车盖，饮食不吃两样以上的菜，睡觉不脱衣服，日夜把报仇雪耻放在心上。每次撰写奏疏，都反复吟诵，声泪俱下，听到的人没有不感动落泪的；但是朝廷内部权奸争斗，外部悍将相争，他所筹划的事情，一百件中没有一件能够成功。最终到了军队困顿、粮饷耗尽，志向未酬而身死的地步，当时的人把他同文天祥相比。

译扬州已经失守，江南的平定接着展开。明朝侍郎杨文骢、总兵郑鸿逵合兵守卫京口，与豫王的军队隔江对峙。适逢夜间有雾，大军编扎巨大的木筏，把灯火排列在上面，放到江心作为疑兵；另派数百名骑兵驾着小船偷偷渡江，袭占北固山（在镇江府城北面）。守军惊慌溃散，杨文骢逃往苏州，郑鸿逵带领部众进入福建。福王听到警报，率领宦官和宫女向西巡幸芜湖；马士英、阮大铖也先后逃往杭州，其余文武官员和勋戚相继迎接投降。豫王长驱进入城中，同时分兵追击福王。当时黄得功驻守芜湖，发誓拼死护卫福王，最终被流箭射中，战阵中死亡；明总兵田雄拥护福王出城投降。江南大体平定后，于是把大军的一半分出，交给贝勒博洛进攻浙江，沿途招降所经过的州县。马士英从杭州出兵迎战失利，渡过钱塘江向东逃走；潞王常淓以杭州投降。正好英王追剿流寇的军队也在所到之处取得战功，在九江收编左良玉部将金声的部众十多万人。于是，长江流域西起湖北、东到大海、南至浙西，大多投降归服。豫王上奏请求把南京改为江宁府。到了七月，军队班师。于是任命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任命大学士洪承畴总督军务，镇守安抚南方，并驻军江宁。鲁、唐二藩割据以及江南民兵的骚动。南京政府在五月覆灭，到了六月，鲁王朱以海（明太祖第十四世孙）在绍兴以监国身份执政，占据浙东，任命张国维、熊汝霖等在钱塘江上督率军队，划江防守。到了闰六月，郑鸿逵又拥立唐王朱聿键（明太祖第九世孙）在福州称帝，占据福建及其西南各省；郑芝龙兄弟辅佐他，掌握军队和粮饷大权。黄道周担任大学士，谋划战守，依仗仙霞岭作为国防屏障。于是浙江和福建彼此对立。江西士大夫从杨廷麟以下，在赣州设立忠诚社，号召有才智的人参加；远近毁掉家产加入社团的，差不多有三万人。同时，江南各城的民兵纷纷起兵，嘉定有侯峒曾、黄淳耀，江阴有陈明遇、阎应元，松江有沈犹龙，徽州有温璜，绩溪有金声，各自聚集民众保卫乡土，拼死不肯离开。其余吴江、昆山、崇明、宜兴等地响应的又有十多座城，有的向唐王递交表章，接受他的封爵任命；有的就近接受监国鲁王的节制，浙江和福建依靠他们来阻挡大军南下。然而民兵都是仓促起事，没有经过训练，粮饷和武器又不足，大多十天左右就失败了，各位藩王的谋臣也都先后战死；只有吴易守卫吴江、阎应元守卫江阴，稍微坚持得久一些。当时大军分为两部：一部驻扎江宁，由洪承畴督率；一部驻扎杭州，由贝勒博洛督率。洪承畴派张天禄等领军进攻徽州、宁国；博洛从杭州进军逼近吴江，完全截断各水港的通路，乘着大雨消灭吴易的军队（吴易得以逃脱，到第二年才被杀）。于是移兵围攻江阴，列炮环城轰击，于八月二十一日攻破江阴。城中军民仍然进行巷战，男男女女自杀，池塘和水井都被尸体填满；陈明遇和阎应元也殉难了。金声还在扼守绩溪，防守部署十分严密。到了九月，明朝御史黄澍带领大军从间道出击，将其攻破，擒获金声押到江宁，他的门人江天一也随行。总督洪承畴劝他们投降，江天一大声诵读思宗颁给承畴的谕祭文来使他感到羞愧，最终与金声一起死去。于是江南民兵全部被平定。唐藩的扩张以及福建、浙江的冲突。唐王喜欢学习，通晓典故，但由于郑氏擅自掌握国政，他不能有所作为。郑芝龙、郑鸿逵多次推荐自己的亲信担任要职，唐王不答应，因此他们心怀怨恨。等到本朝派使者招抚福建，郑芝龙暗中结交使者，表示愿意归顺；唐王多次催促他出兵，他总是以粮饷不足为借口推辞。黄道周知道郑芝龙不值得依靠，于是越过山岭征募军队，从广信出兵进入衢州，所到之处号召各将领，安抚遗民，归附的人很多。当时何腾蛟总督湖广，驻军长沙，收编安抚流寇残余数十万人，分编为十三镇，布置在湖南、湖北，与驻扎武昌、荆州的大军相持。杨廷麟守卫赣州，招募民兵三万人、峒蛮四万人，又发布檄文调来广东、云南数千名军队，与南昌的大军交战，多次获胜，并兼取吉安加以守卫，军势大为振作。两人共同拥戴唐王，接受爵位和任命。于是唐藩的领土除福建、两广、云、贵之外，又兼有湖南以及江西、湖北的一部分。唐王于是向浙东颁布诏令，鲁王下令准备返回台州；熊汝霖发布檄文严词拒绝，张国维也急忙上疏唐王，说：“监国正当大势溃散的日子，聚集人众已经很辛劳。一旦退回自己的藩国，人们就没有依靠了，福建方面也来不及援救；如果突然发生变故，便会唇亡齿寒，后悔也来不及了！”后来鲁王派使者到福建通聘，唐王也亲笔写信答复说：“我没有儿子，您是皇太侄，应当同心协力，共同拜谒孝陵。我拥有天下，最终一定交给您。”浙东所任用的官员，全都列入朝廷名籍，不分彼此；并且发放十万两饷银犒劳军队。然而马士英、阮大铖又煽动鲁王部将方国安纵兵劫掠福建使者，把那十万两军饷全部夺走，并且发布檄文列举唐王的罪状。于是福建和浙江发生冲突，唇齿相依的形势也瓦解了。川、陕之战。李自成败退逃走后，中国本部西北地区虽然已经归属本朝，但四川原来被张献忠占据；恰逢朝廷正把南征作为急务，无暇顾及西部，张献忠于是以成都为根据地，派各将领分头屠杀附近州县，以杀人多少论功，四川境内变得无人踪迹。等到唐王在东南自行即位，明朝遗臣贺珍等又在兴安起兵，汉中从远方响应，于是占据凤翔，窥伺西安，陕西全境响应。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春，朝廷下诏把川陕军务交给肃亲王豪格和平西王吴三桂，把浙江、福建的事务交给博洛，分路大举进攻。肃王在三月到达西安，与总督孟乔芳分别平定渭水以北的各座城池。五月，进军汉中，在鸡头关击败贺珍等人，陕西再次平定，于是继续进军征讨四川。当时张献忠的部将刘进忠正守卫保宁，听到大军到来，立即率领部众迎接投降，请求充当向导。大军追到西充、盐亭之间，与张献忠相遇，发箭将他射死。他的党羽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等都溃逃到川南，不久越过重庆、綦江等城，进入贵州境内；大军追到遵义，因粮饷缺乏而回师，当时是顺治三年十二月。

译平定鲁藩。博洛南征的军队也在三月进军驻扎杭州。此前，张国维率领各军连续在钱塘江上作战，都取得了战功，于是想乘机收复浙西。熊汝霖建议招募民兵，由海宁、海盐直取芜湖，以阻断运输道路；再联络吴中水师中暗中占据太湖的部队，形成犄角之势，以困住杭州。但浙东各地的粮饷全都被方国安的军队擅自占有，民兵没有粮食，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行。到了这时，大军压迫钱塘江，张国维督率各将领连营拒战。四月，大军隔江炮轰并摧毁方国安营地的炉灶，方国安立即拥兵数万人进入绍兴，挟持鲁王逃往台州，而各将领仍然严密守卫江防。正逢夏季干旱，江水突然下降，提起衣裳就可以涉水渡江。六月，大军数万人从上游乘船渡江，连营的明军惊慌溃散，张国维退守东阳。方国安谋划把鲁王擒获后献出，鲁王急忙逃走，得以脱身，乘船渡海到达厦门。张国维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救，投水而死。金华、衢州相继投降，浙东大体平定。唐藩覆亡后，何腾蛟、杨廷麟在湖南、江西振作声势，各自上疏请求唐王移镇那里。唐王也知道郑芝龙有异心，想放弃福建，经江西进入湖南，依靠何腾蛟。顺治三年二月，唐王进军驻扎到延平。当时杨廷麟守卫吉安，听说唐王要北行，便向南进入江西，谋划迎接谒见唐王，并把吉安的防守交给兵部侍郎万元吉。万元吉统治部下严厉，各位将领都不满，内心全都离异。到三月，江西降将金声桓进兵包围吉安，守军不战而溃，城池于是被攻破。万元吉退入赣州，金声桓乘胜继续包围，杨廷麟、万元吉坚守不出。不久博洛平定浙东，福建境内大为震动；郑芝龙已经暗中接受洪承畴的约定，于是假称海盗入侵，迅速赶赴安平，全部撤去关隘，水陆防守军队也随之撤走，仙霞岭二百里之间空无一人。清军从衢州长驱越过仙霞岭进入福建。当时赣州正被围困，不能救援福建；何腾蛟派部将迎接唐王，刚到韶州，仙霞岭战败的消息就传来，唐王仓促间从延平逃往汀州。清军攻破延平后，连续七昼夜奔驰追赶上唐王；于是将唐王押到福州，唐王绝食而死。漳州、泉州各郡相继投降，郑芝龙从安平奉表前来投降。赣州自四月被围以来，到六月，明朝赣南巡抚李永茂派广东兵五千人赶到，在李家山交战，围困暂时解除；不久又重新合围。万元吉依仗蛮兵固守，不加约束，却独独严厉管束前来协助守城的云、广客军，客军因此瓦解。主事龚芬等人在章水上游招募水师，想与援军会合，但水师长期驻扎在南安，始终不能前来。到七月，云南、两广各路援军全部会集，将领们请求出战，万元吉却一定要等水师。水师统领原本是海盗，观望不前；恰逢秋高水涸，船只行进迟缓，清军夜袭各条河流上的船只，放火将其烧毁，于是援军全都溃败。恰好听说汀州被攻破、唐王遇难，全城士气沮丧。十月，赣州终于被金声桓屠杀。各位将领拥护万元吉出城，万元吉叹息说：“请替我向赣州人道歉，使全城遭受涂炭的人就是我，我怎么可以独自活着！”最终自杀。杨廷麟也随之死去。于是福建、江西相继被平定。何腾蛟听说唐王死去，极为悲痛，整顿军队、保卫疆土如同平时；而广东督抚又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那些流离转徙的人将近十多年，另写专篇说明此事。四、桂王的割据 桂王即位以及广州投降。自从福王南渡以后，黄河流域长期不再属于明朝所有。自南京朝廷瓦解后，长江流域又丧失了大半；等到鲁王、唐王相继失败，东海沿岸也全部纳入本朝版图。三年之间，形势已经显露出困窘，局势已经趋于不利，当时朝廷内外的人物几乎死伤殆尽；但仍有一些人在崎岖危难之中受挫而不屈、困穷而更加奋发，湖南有何腾蛟，两广有瞿式耜。唐藩覆亡时，瞿式耜与两广督臣丁魁楚正在肇庆，商议应当拥立谁，于是共同到梧州迎接桂王朱由榔（神宗之孙）。顺治三年十月，桂王称帝，向湖南、云南、贵州等省颁布诏令，任命丁魁楚、瞿式耜以及原尚书吕大器为大学士；何腾蛟听说后，也与云、贵督师堵允锡联名上书劝进。此前赣州被围，唐王派大学士苏观生到南安招募士兵援助作战；到汀州失败后，苏观生撤兵退入广州。适逢听说丁魁楚等已经拥立君主，苏观生想与他们共同办事，但丁魁楚担心苏观生凭旧日宰相身份处在自己之上，拒绝与他商议。吕大器也因为苏观生不是进士而斥责侮辱他；苏观生颇感不平。不久，唐王的弟弟聿■〈金粤〉和一些遗臣从福建渡海到达广州，粤人中有人倡议兄终弟及，苏观生便利用这一点，拥立聿■〈金粤〉自行称立，与肇庆方面相抗。这样一来，二百里以内同时树立了两个皇帝，每天整顿军队互相攻打，没有时间对外抵御。清军攻下漳州后，博洛派副总兵李成栋率偏师攻取广东，由佟养甲统领。潮州、惠州两州相继被攻下，而广州方面还蒙然不知。十二月，李成栋的军队突然到达，聿■〈金粤〉当时正与苏观生等人巡视学校，仓促之间不知如何应对，君臣都自杀了，宗室诸王死了二十多人。李成栋分兵攻取高州、雷州等府，自己统率大军进攻肇庆。桂王即位还不到三个月，宦官王坤又掌握政权，多次干涉军务；等听说广州被攻破，便催促桂王沿西江逆流而上逃往桂林。

译桂林的坚守。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正月，李成栋攻克肇庆后向西进军，连续攻下梧州、平乐，桂林大为震动，丁魁楚等人都撤走了；而武冈镇将刘承允正率兵到达全州，王坤请求桂王放弃桂林前往全州。瞿式耜极力陈述桂林的形势，坚决劝谏，但桂王不听，于是瞿式耜自己请求留下守城，与城池共存亡；桂王答应了，而自己逃往全州。三月，李成栋进攻桂林，当时何腾蛟经略衡州、湘州，宿将和重兵全都驻扎在湖南南北，声援无法赶到。瞿式耜独自毅然向将士发誓，督率参将焦琏拒守，屡次交战都获胜。正逢连日下雨，城墙毁坏，而刘承允派出的援兵又与焦琏的军队发生冲突，大肆抢掠后离去，城池多次几乎被攻破。瞿式耜神色意气自若，众人没有叛变的意图，李成栋无法攻取桂林。此前，广东遗臣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等先后在高州、东莞、端州一带起兵，约定合兵赶赴桂林会师。广州局势危急，佟养甲下令李成栋回军东进救援，瞿式耜乘机派各位将领分头出击，收复广西境内所有失地，所占据的地盘大致稳固；而湖南又被清军从岳州到宝庆扫荡，沿线城池纷纷望风而降，刘承允以武冈投降。与此同时，广东各路军队也全都被李成栋的援军击败，张家玉等人有的逃走，有的战死。当时是顺治四年八月。湖南的平定。此前在这一年春天，朝廷认为何腾蛟在湖广整顿军队，是南方明军的强敌，不可不以全部力量对付他，于是任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与尚可喜、耿仲明一起大举进讨。何腾蛟所设置的十三镇，原本都是盗贼余部，不愿接受节制；等桂王到达全州后，刘承允挟持桂王来作威作福，假传诏令封官授爵，权力远远凌驾于何腾蛟之上，各镇更加瓦解。孔有德等人在三月从岳州出兵，益阳守将王进才听说清军逐渐逼近，仓促退回长沙，声称军饷不足，放纵士兵四处抢掠；何腾蛟不能守住，单骑逃往衡州，长沙、湘阴相继被攻下。刘承允听说后，胁迫桂王从全州迁居武冈，暗中已经有了二心。五月，孔有德进军攻克衡州、永州，分路攻击各镇，所到之处都势如破竹；八月越过祁阳向西进军，桂王从武冈逃往柳州。何腾蛟辗转进入桂林，与瞿式耜会同各将领商议划定地区分别防守，于是移镇全州，督率湘、粤各将领连营拒战，防线横贯二百多里，瞿式耜不断供应粮饷。清军撤退，桂王得以返回桂林。第二年二月，清军已经平定湖南全境，听说桂林内部发生争斗，全州的重兵返回救援，于是又乘虚向南进军。这时金声桓、李成栋发生变乱，江西、广东都反叛而归附明朝；朝廷于是命尚可喜、耿仲明移军救援江西，并下诏让孔有德撤军回师。金声桓、李成栋反叛及其影响。起初，金声桓平定江西、李成栋平定广东时，王、贝勒以辽藩旧臣章于天为名义上的主持者，由佟养甲监督；作战中的功劳，多半出自金声桓、李成栋。事情平定后，章于天任江西巡抚，佟养甲任广东总督，金声桓、李成栋仍以武官身份受他们节制，心中不能平衡。章于天和巡按董学成尤其与金声桓有嫌隙，对他压制裁抑过分。金声桓秘密与其同党副总兵王得仁谋划向桂林方面输诚投降，事情被董学成察觉；两人害怕祸患牵连到自己，便先发制人。顺治五年正月，他们起兵袭杀董学成，逮捕章于天，并迎接原明大学士姜曰广，使江西叛变；李成栋听说后，也在四月胁迫佟养甲，使广东叛变。两方各自拥兵十多万人，向远近发布檄文，上表与桂王通好。桂王分别授予他们爵位和官秩，势力突然增强。当时驻扎在湖南的清军全部分兵援救江西，只把少数守兵交给总兵徐勇，留下镇守长沙。何腾蛟乘机再次发兵攻打永州，长期围困后用力攻破。于是分兵攻取衡州、宝庆、常德等府，湖南大部又被明军占据。蜀中原来的将领李占春以及义勇杨大展等人也起兵，分别占据川南、川东，归附桂王，请求设置官吏；桂王在这些地方设置巡抚，又任命吕大器总管各军。这样，桂王一方拥有两广、云南、贵州、江西、湖南、四川七省的土地，驻跸肇庆。同时，大同镇将姜瓖在山西、陕西反叛，鲁王遗臣张名振在福建、浙江沿海出没，各方都在遥相呼应，中原的骚乱达到极点。朝廷认为军务蔓延，不是两三个将帅所能兼顾的，于是接连任命重臣分区负责。于是都统谭泰和和洛辉从江宁前往九江，会同耿仲明、尚可喜两王征讨江西、广东；郑亲王济尔哈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会同孔有德征讨湖南、广西；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在大同讨伐姜瓖。吴三桂、李国翰分别负责陕西、四川的远征；洪承畴仍镇守江宁，负责沿海地区的经略。这就是顺治五、六年间的事情。

译江西、湖南的再次平定。金声桓发动变乱后，江西各城纷纷响应，只有赣州守将没有跟从。金声桓、王得仁已经攻陷九江，想顺流突袭江宁，但害怕赣州的军队从后方攻击，于是回军进攻赣州。守卫赣州的副将高进库过去与金声桓同属左良玉部下，他放宽约定的投降期限，以此拖延金声桓的进攻。适逢江宁的清军在五月重新攻克九江并向南进军，包围南昌；金声桓听到警报，仓促带兵返回，突围进入南昌，而王得仁径直赶往九江，希望截断清军的粮道，使南昌的包围不战自解。姜曰广因围城危急，想引王得仁入城共同防守，每天发檄文召他；王得仁不得已，也收拢军队进入城中，坚守营垒不出。清军逐渐收复附近州县，征收赋税，安坐等待他们灭亡。不久李成栋越过山岭攻打赣州，谋划向北援救南昌，高进库又使用拖延战术欺骗他，李成栋退回驻扎在山岭上。到十月，南昌粮食耗尽，告急，李成栋又率全部军队逼近赣州，但山岭道路艰难，士卒饥饿困顿。赣州军队突然出击，李成栋退守信丰，南昌的形势更加孤立。到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正月，南昌终于被清军攻取，姜曰广、金声桓、王得仁一同战死。二月，清军援救赣州，进逼信丰，李成栋谋划迎战，但军队溃败过半，战斗力完全丧失，逃走后死在城东的河川中。江西重新平定后，郑亲王和孔有德的军队也在这一年春天进攻湖南。当时常德、宾庆之间各镇内部争斗，所到之处焚烧城池、抢掠财物，没有谁有斗志；何腾蛟从衡州亲自前往安抚，进军驻扎到湘潭。长沙守将徐勇知道湘潭没有防备，率兵突然进入，挟持何腾蛟离去，并将他杀死，明军士气被夺。自三月至八月，孔有德督率各将领转战南下，接连攻克衡州、永州；郑亲王也席卷辰州、宝庆，分兵平定沅州、靖州，于是重新平定湖南全境。两广的再次平定以及瞿式耜之死。李成栋在信丰战败而死后，桂王任命杜永和为两广总督，驻守广州，严密整顿军队防守庾岭；而金声桓、王得仁部下的溃兵也逃入福建、广东的山林之间，出没不定。江西的清军不敢进军，返回吉安驻扎将近一年；适逢明朝镇将有人愿意投降清军并愿意充当向导，尚可喜便从小路进入庾关。到了顺治七年（一六五 ○年）二月，清军进兵包围广州，双方相持十个月仍未攻下，士卒因暑湿和瘟疫死亡的数量无法计算。不久，江西各路清军又大批赶到，尚可喜督促作战更加卖力，最终在十一月二日攻破广州，杜永和逃往琼州；孔有德也在这一月六日攻破桂林。此前，清军再次平定湖南，瞿式耜派戎政总督张同敞督率各将领扼守全州；张同敞兼有文武才干，每次作战总是跃马冲在各将领前面，即使战败，张同敞也常常端坐不离开，军中因此都佩服他。只是广西土地狭小而贫瘠，正赋收入不足以供给军饷，瞿式耜虽然整顿钱法、推行盐政、招募屯田来补助军需，但事情多受牵制，不能全部实行，战守形势日益艰难。九月，清军攻克全州向南进军，各将领都退入桂林请求粮饷，沿线守军全部撤空，清军更加深入。到这时，瞿式耜下令各将领出战，他们都不响应，相继逃走，城中没有一名士兵。只有张同敞从灵川赶来，瞿式耜与他痛饮等待死亡，二人一同被清军俘获；两人仍然隔着房屋作诗唱和，过了一个多月，才被杀害。桂王在这一年正月从肇庆逃往梧州，等听说桂林被攻破后，又逃往南宁。第二年（一六五一年），诏令郑亲王撤军回朝，改由尚可喜镇守广东、孔有德镇守广西，两广的州县相继全部被攻下。山西、陕西的再次平定。姜瓖占据大同后，分兵攻陷忻州、朔州；近至山西境内，远至陕西、甘肃，各地都有明朝遗臣、旧将起兵响应，太原、西安先后告急。顺治六年正月，尼堪督率军队到达太原，首先攻克忻州；博洛又在大同城北击败姜瓖的骑兵，敌军声势稍稍衰弱。同时，吴三桂等人从汉中向北平定延绥、榆林，于是山西、陕西的督抚之间开始能够相互声援，黄河以东各郡相继被攻下，大同陷于孤立。到八月，城中粮食吃尽，英亲王又督师随后赶到，城中守军杀死姜瓖，出城投降。山西、陕西平定后，朝廷于是下诏让吴三桂返回镇守汉中，进而谋取四川。适逢四川境内义勇彼此不一致，明朝巡抚李干德又挑起他们之间的仇杀，因而更加涣散，不能任用；李占春等人前来投降，吴三桂乘机收取成都、重庆、叙州一带。此时，本朝已经平定江西、湖南、两广，桂王困窘地逃入土司辖境，胜负即将见分晓；但孙可望、李定国的事情又发生了。孙可望、李定国之乱。此前张献忠失败后，他的同党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从川南拥众进入云南、贵州，推举孙可望为首领，袭击夺取明朝镇将的兵权，占据了当地。后来李定国与孙可望交恶，孙可望于是向桂王一方输诚投降，请求封号，想借此来使众人服从。顺治六、七年间，他多次派人请求封爵，始终没有得到许可。到这时，清军从四面逼近，桂王不得已封孙可望为秦王，催促他出兵。孙可望于是派兵三千护送桂王居住在安隆，又派刘文秀等人分别从叙州、重庆出兵攻打成都，派李定国等人从武冈出兵进攻全州、攻打桂林。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三月，刘文秀接连攻陷叙州、重庆，吴三桂战败，收拢军队进入保宁防守，随即返回汉中；李定国的军队也攻陷沅州、靖州、武冈，乘胜袭击桂林，孔有德不能守城，死在那里。梧州、柳州相继陷落，于是李定国分兵回头攻打辰州，杀死总兵徐勇，不久驻军守卫武冈。这样一来，四川、广西、湖南的军务同时告急。

译孙可望、李定国的冲突以及孙可望的投降。李定国已经接连攻陷湖南、广东各郡，兵力逐渐强大，不再听从孙可望的约束；孙可望非常愤怒，暗中想除掉李定国，但由于李定国的将领和军队在外，孙可望不敢轻易发动。尚可喜趁李定国在湖南之际，突然派水师从西江顺流而下，全部收复梧州、桂林。李定国放弃武冈，退守柳州，威望骤然下降，害怕孙可望从后方袭击自己，更加想扩张地盘来巩固自身，于是率兵向东进攻，占据平乐、高州、廉州等府。到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春天，又被尚可喜击败，逃往南宁据守。刘文秀也在这一年谋划进攻岳州，在常德大败，从贵阳返回云南。于是李定国、刘文秀两军都衰弱下去，湖南、广东的战事宣告平定。孙可望却独自在贵阳称雄，越发跋扈而无法控制，擅自杀害近臣和宗室，自行设置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制定朝廷礼仪。桂王从安隆听说后非常害怕，秘密下诏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安南王，让他们与孙可望相抗，并召李定国的军队入朝护卫。孙可望略微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在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春天发兵袭击南宁的李定国，同时派使者谋划劫持桂王，把他迁置到自己身边控制。事情还没有发动，李定国已经从田州抵达安隆，迎奉桂王进入云南，并同刘文秀联合。孙可望大为震怒，于十四年（一六五七年）秋季大举进攻桂王。李定国、刘文秀率同盟军在三盆河两岸夹击布阵，各将领都不愿为孙可望效力，列阵却不交战。李定国集中精锐攻击敌军中坚，各军都脱下铠甲，大声呼喊表示欢迎李定国。孙可望反而逃走，率领十多人到湖南请求投降。当时是十四年十月。贵州之战开始时，孙可望还没有投降。朝廷命经略洪承畴移镇长沙，防守湖南；四川总督李国英驻守保宁，防守川北；尚可喜等人分别驻守肇庆、广州，防守两广；暂且把川东南以及云南、贵州等省作为桂王君臣苟且求安之地，不再穷追。等到洪承畴接受孙可望投降后，完全了解了敌军内部争斗的情况，便请求乘机大举进攻。朝廷诏旨同意了这一请求，军事部署再次改变，把目标集中到贵州。于是，一支军队从湖南向东进发，由宗室罗托和洪承畴督率；一支军队从汉中、四川向北进发，由吴三桂等人督率；一支军队从广西向南进发，由都统卓布泰等人督率。三路军队都在十五年（一六五八年）春季向目的地进发。李定国兼并贵州后，让马进忠守卫那里，自己返回云南，认为已经安然无患。朝廷中有进谏的人说：‘如今内部的祸患虽然已经消除，外部的忧患却正大，而我们正在漏船中酣歌，在堆积的柴薪上熟睡，怎么能够早晚安稳呢！’李定国把这件事告诉桂王，正想治罪进言者以求痛快，却接连收到三路军队战败的文书。洪承畴等人立即在二月于常德会师，四月从沅州、靖州、镇远出发抵达贵阳。广西的军队随后经过南丹、那地、独山等地前来会师，吴三桂也攻克重庆，进入遵义。会信郡王铎尼又奉命担任安远大将军，统率三路军队，于九月抵达贵州平越府，随即召集各路将领会师，商议让洪承畴、罗托留守贵阳办理粮饷，自己督率各军分三路进入云南。云南、贵州的平定：李定国听说贵阳已经失守，便仓促派遣各将领分路迎战，自己亲自扼守北盘江的铁锁桥，截断黔、滇之间的大道。不久，各将领相继败逃，彼此不能照应，李定国也撤去营寨向西逃走。大军最终在普安会合，桂王逃往永昌。十六年（一六五九年）正月，大军于是从普安进入云南省城。二月初一，铎尼又命各军向西推进，抵达大理府境内。李定国派兵护送桂王逃往腾越，自己则把精兵埋伏在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高黎贡山是雪山山脉的一支，与怒江平行，是从永昌府城进入腾越所必经的道路。李定国估计大军连战连胜，应当越过山岭穷追，于是沿着道路设置伏兵，约定等大军深入以后，从首尾两端包围攻击，一定能够取得全胜。大军渡过怒江向西以后，沿途没有遇到一个敌人，认为李定国已经逃远，便逐渐放开军队深入。恰好明朝臣子卢桂生前来，泄露了李定国的计谋，大军一边退却一边作战，只损失都统以下十多人，损失精锐士卒数千人，而伏兵也几乎死伤殆尽。李定国退回腾越，听说桂王已经向西进入缅甸境内，也弃城离去。这样，四川、贵州、云南全部被平定，朝廷颁布诏书向国内外宣布此事，并把镇守云南的事务交给吴三桂，铎尼等人先后班师。缅甸与桂藩的关系：明朝时期，缅甸原本是云南诸土司之一，领地大约相当于伊腊瓦底（Irrar-waddy）河中上游沿岸。它的北面另有孟养宣慰司，东面另有孟密宣抚司和木邦宣慰司。木邦以东是孟艮土府。嘉靖年间，缅甸首领莽瑞体多次侵犯各部，朝廷无力征讨，从此缅甸的进贡使者逐渐断绝。等到桂王困守云南时，群臣有的请求向北逃往四川，有的商议向南进入交趾，只有黔国公沐天波认为缅甸的粮食物资可以资助军队，主张向西巡幸。桂王于是于顺治十六年正月从腾越出铁壁关，前进驻扎在蛮莫（Bhams）。恰逢莽瑞体的曾孙本他格利（Pentagle）王统治缅甸，他听说桂王到来，便准备船只迎接桂王，沿伊腊瓦底河南下，居住在赭硁（Jagaing），与缅甸都城阿瓦（Ava）隔河相对。当时，云南、贵州的各路将领中，刘文秀已经去世，李定国和白文选等人也因战败而失散，随行人员都是文官，没有威望，颇受缅甸人轻视。不久，白文选进入木邦，李定国占据孟艮，都整治军队，谋划借道迎接桂王，但缅甸人不答应。顺治十七年，白文选于是写信给孟艮，请求同李定国结盟攻打缅甸。李定国率全部军队向西进发，两军一同到达锡箔河上游，拦击缅军，将其大败。于是商议乘胜用水军逼近阿瓦，派人在上游造船，却被缅甸人烧毁；加上暑热和疫病再次发生，于是把军队移到摆古（Pegu），以躲避瘴疠。不久，白文选的军队在锡箔溃败逃走，李定国也率军退回孟艮。

译吴三桂的阴谋：云南、贵州平定后，朝廷认为桂藩已经不足以构成祸患，商议撤兵、节省粮饷，不想再过问缅甸的事情；但吴三桂包藏祸心，想借助本朝的兵力把明朝宗室全部铲除，以断绝遗民恢复明朝的希望，然后在滇南经营巢穴，慢慢蓄养兵马，等待本朝出现空隙。于是他在顺治十七年（一六六 ○年）四月上疏极力陈说边境祸患，恐吓朝廷，说：‘李定国、白文选窥伺我方边防，军队到来就退藏起来，军队撤走就进来骚扰，这是门户方面的祸患。土司反复无常，只追逐利益，一旦被煽动蛊惑，便会遍地蜂起，这是肘腋方面的祸患。投降的人表面改变了，内心却还没有改变；永历（桂王年号）在缅甸，难道会没有牵挂？万一进入关内，这些人就会生出异心，这是肌肤腠理之间的祸患。’因此请求及时进兵，尽早结束全局。朝廷没有料到他另有志向，于是命内大臣爱星阿担任定西将军，前往云南会同围剿。第二年（一六六一年）八月，大军十万人从腾越出边，严厉发布檄文给缅甸人，命令他们交出桂王以求自保。当时缅甸人多次受到李定国、白文选军队的蹂躏，都不满本国国王收纳明朝遗族。国王的弟弟巴哇喇达姆摩（MahaPavaraDhammaRaja）于是杀死国王，自己即位。然而由于李定国的军队仍然强大，缅甸人不敢肆意虐杀；恰好吴三桂的檄文传到，缅甸人便派兵包围行在，随行官员无论年长年幼、尊贵卑贱全都被杀，共杀死宗室诸王以下四十多人，自缢而死的人还不包括在这个数目内，只留下桂王及后妃二十多人，等待吴三桂到来。明朝的悲惨命运，到这时达到极点了！桂藩的末路：大军在这一年十一月从木邦进军，驻扎到锡箔，白文选估计兵力抵挡不住，已经先行逃走。吴三桂于是分兵追赶白文选，自己督率大军抵达阿瓦，越来越急迫地索取桂王。缅甸人为了自卫，便劫持桂王及其家族，渡过河送到清军面前。吴三桂凯旋回到云南，白文选也被追兵擒获，率领余部投降，只有李定国还在景线。此前，桂王从蛮莫乘船出发，随行官员还有一千多人；那些因为没有船只不能跟随的人，便纷纷沿崎岖道路散入其他国家。当时，缅甸虽然役使并统属东北各土司，但暹罗、古刺、景迈等国都是缅甸的世仇。古刺大概就是今天的喀伦，在缅甸东南部。景迈则是元、明以来所谓的八百息妇国；居住在景迈的称为大八百，居住在景线的称为小八百，都想乘机倾覆缅甸。李定国在阿瓦之战中没有达到目的后，便想利用这些国家联合出兵攻打缅甸。恰逢桂藩遗臣马九功在古刺，江国泰在暹罗；暹罗王把国泰的女儿嫁给江国泰，江国泰多次同李定国殷勤联络；马九功也替古刺招募到三千名士兵，写信给李定国，表示愿意接受他的约束。谋划即将发动时，吴三桂已经拥护桂王向北而去，两国的军队都失望地退走了，李定国最终因愤懑忧郁病死在猛猎。桂王在云南住了几个月，吴三桂派重兵看守他，而八旗将士中有人暗中谋划拥立桂王。吴三桂大为惊恐，立即把桂王带到集市绞死，并杀死他的太子。当时太子十二岁，临死时大声喊道：‘我朝究竟哪里对不起你？我父子与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当时是康熙元年四月。航海以后的鲁王：从鲁王航海以后，到郑成功渡海进入台湾以前，这十多年间福建、浙江沿海的军事形势，恰好同桂藩的局势始终相联系，所以再分类记述。鲁王从台州入海时，石浦守将张名振率水军跟随，想在东海沿岸的列岛中寻找一处有利之地作为根据地，逐步图谋进取。当时舟山被黄斌卿占据，厦门又是郑成功的领地，两者都不愿接受鲁藩的命令。张名振不得已，奉鲁王逃往南澳；浙江中部的遗臣，从钱肃乐、张肯堂、阮骏以下，渡海前来投奔的又有十多人。顺治四、五年间，多次派兵进攻福建，接连攻下建宁、邵武、兴化、福宁三府一州的土地，军势相当强盛；然而不久又被清军逼迫，各地守将都奋力作战而死。到顺治六年九月，鲁王已经完全丧失福建各地，又想图谋浙江东部；舟山扼守钱塘江门户，是不能不争夺的地方。于是张名振、阮骏率军驻扎在舟山，斩杀黄斌卿，鲁王才得以进入。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之间的遗民听说此事，趁防守军队前往福建之际，争相起兵自保，依山设置险要，营寨多达数百处；其中上虞张煌言的军队是首领。海上和陆地、内部和外部彼此支援牵制，清军很受其困扰。当时浙闽总督陈锦上奏报告说：‘海寇登岸，山寇就为他们接应；山寇被剿灭，就逃入海中躲避兵锋。他们沟通福建、广东，窥伺苏州、松江，长期成为东南的祸患。’所谓‘海寇’，指的是张名振；所谓‘山寇’，指的是张煌言等人。张名振倚仗舟山的险要，认为清军一定不能到达，于是在顺治八年秋季留下六千士兵，交给张肯堂等人驻守，自己则同鲁王率大军逼近吴淞。恰逢陈锦用全部力量扫荡山寨，彻底击破张煌言的部众，并乘大雾渡海。阮骏率水军迎战，全军覆没；张肯堂等人仍然坚守十多天，最终战死。张名振听到变故，急忙回军救援，但城池已经被攻破，于是同张煌言一起奉鲁王前往厦门，依附郑成功。过了很久，张名振病死，把军务交给张煌言。于是鲁藩的势力衰弱，而郑成功独自强盛起来。

译郑成功沿海的‘侵略’：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日本肥前人田川氏的女儿。唐王在郑氏拥立下即位时，郑成功因年轻而有才干、勇武，得到宠幸，被赐予国姓，世人称他为国姓爷。郑芝龙投降后，郑成功慨然脱去儒服，驾着大船，前往厦门，在闽海出没，同张名振在舟山的军队互相呼应。朝廷多次凭郑芝龙的书信招降他，最终也没能招来。郑成功虽然自认为是唐藩的遗臣，始终不愿奉鲁监国为主，但同张名振、张煌言二人交往十分亲密。张名振死后，张煌言把他的余部交给郑成功统领，担任浙江海上的向导。郑成功多年连续侵扰福州、兴化之间，于是到了十三年转而进攻温州、台州。桂王听说后，从云南派使者渡海，封他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并授予便宜封拜之权。郑成功更加整治军队，谋划大举进攻；戈船部队十七万人，其中五万人训练水战，五万人训练骑射，五万人训练步战，一万人负责往来策应，另有一万人披铁甲，绘有朱红、碧色的虎豹纹饰，作为前锋，刀枪弓箭都不能穿透，在海上纵横驰骋。恰逢飓风发生，摧毁大船数十艘，漂失士卒数千人，于是返回厦门防守。不久听说清军三路进入贵州，估计江南没有防备，便乘机再次出兵。十六年五月，郑成功从崇明进入长江。当时长江沿线的要害之处都部署了重兵，设置大炮，横置铁索，防守十分严密。郑成功率十七艘战船径直前进，遮蔽江面向上游驶去。六月，攻破瓜洲，进犯镇江。于是江宁、苏州、常州各路援军全部集合，于二十二日在杨篷山交战，郑成功登陆作战的士兵有二千人。各路会合的援军都是一时名将，提督管效忠尤其以善于作战闻名，他所统率的部队共有四千人，其他镇的军队不包括在内；然而这一天激战结束时，援军中幸存的仅有十分之一。镇江没有守住，郑成功停留五天，率军向西撤退。他的部将甘辉请求向北攻取扬州，切断山东援军；向南占据京口，断绝两浙的漕运，严密扼守咽喉要地，号令各郡，这样南畿可以不经交战就陷入困境。郑成功没有听从。七月，郑成功抵达江宁，拜谒孝陵。张煌言则另外率领所部，从芜湖进军攻取徽州、宁国等路；安徽各城中望风归顺的，共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东南大为震动。世祖前往南苑，集合六军，商议亲自出征；但崇明总兵梁化凤在七月二十四日趁郑成功没有防备，在仪凤门外将其大败，擒获并杀死甘辉，郑成功于是带着余下战船扬帆快速返回。张煌言的军队也被从贵州凯旋的清军击败，逃走并航行出钱塘江进入大海。郑成功经营海外十多年，进取的志向最终未能实现，于是退守台湾，第二年便去世了。同时，鲁王也在台湾去世；张煌言被捕，因为不屈服而被杀（也是康熙元年）。从此，沿海防务稍稍减轻了负担。而郑成功最终凭借台湾之战，使‘国姓爷’这个名字（Koksing，Koxiga）在欧洲显扬开来。五、三藩之乱 康熙初年的大势：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正月，世祖章皇帝驾崩，享年二十四岁。皇三子继承皇位，这就是圣祖仁皇帝；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把第二年（一六六二年）改为康熙元年。当时，明朝宗室中那些偏安割据的诸王已经全部被荡平消灭，明朝遗臣中奔走号召、以谋求复国为志向的，只剩台湾的郑氏。全国郡县已经统一，但开国和创建基业的诸将仍然分别镇守封地，掌握兵马和财政大权，隐然如同敌对国家。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七月，圣祖亲自执政后，逐渐想要完成中央集权的制度，知道藩镇势力强大对国家不利，便暗中为此准备；各藩镇也内心不安，假意请求解除兵权、交纳封土，以试探朝廷的意旨。于是撤藩的议论兴起，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的叛乱也随之发生。三藩的起源及其势力：此前世祖定都北京，东南地区骚乱，因此命大学士洪承畴经略五省；让定南王孔有德经略广西，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经略广东，平西王吴三桂经略四川和云南。耿仲明于顺治六年七月在江西吉安府途中去世，孔有德也在顺治九年因李定国作乱而在桂林自杀。孔有德没有儿子，爵位被革除；耿仲明的儿子耿继茂承袭了封爵。等到南方大致平定，洪承畴同宗室罗托、信郡王铎尼率禁军返回京师，而各王分别率领所属绿旗兵留守一方。于是吴三桂在云南称王，尚可喜、耿继茂在广东称王；不久又把耿继茂改封到福建称王。耿继茂死后，儿子耿精忠继承爵位：这就是三藩同时建立的开始。三藩之中，吴三桂功劳最高、兵力最强；当他开始进入云南时，军务文书纷至沓来，朝廷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云南、贵州的督抚都受他节制；任用人员不受吏部、兵部牵制，使用钱财不受户部稽核。他所任命的官员称为‘西选’，西选官员遍布天下。他占据桂王五华山的旧宫作为藩府，设置藩庄七百顷，同达赖剌麻互通使者，大量购买西番、蒙古的名马，向土司重征金钱，开矿、专卖盐，厚实地经营并扩张自己的封地。于是他挑选各将领的子弟以及四方宾客中聪敏的人，教给他们战术；在水陆交通要冲，到处安置私人势力。他的儿子吴应熊娶了公主，居住在京师，对朝政大小事情没有不知道的。因此吴三桂的根基更加牢固，异心也更加坚定。尚可喜年老多病，把军务交给儿子尚之信。尚之信因为酗酒暴虐，在广东横行；耿精忠因为征税，在福建施行暴政；他们都以边防为名，每年耗费巨额国帑。统计三藩运送粮饷的费用，每年需要二千多万，一切都依赖江南供给，几乎耗费天下财赋的一半。

译撤藩的议论：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三月，尚可喜已经受到儿子之信的牵制，担心自己不能保全，于是采用门客金光的计策，上疏请求回辽东养老，留下儿子镇守广东，希望能够当面向皇上陈述。此时，圣祖亲政已经数年，年纪渐长，熟悉朝廷内外的利害以及前代方镇的得失，多次考虑采取措施加以改变，但一直审慎而未发。到这时，朝廷各部商议认为，可以让尚可喜回辽东，但之信仍拥兵留在广东，父子分离不便，因此请求把整个藩镇全部迁走。吴三桂和耿精忠听说后，也在这一年七月上疏请求安置，以此试探朝廷。此时朝廷大臣中有人说，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已经平定，尚未出现叛乱迹象；如今如果迁走平西王，就不得不派兵替代防守，这样反复调动，只会更加增加百姓和军队的困苦，应当请求不要迁移。户部尚书米思翰却独力主张撤藩，刑部尚书明珠也表示赞同。皇帝认为，吴三桂蓄谋已久，如果不及早除掉他，将来必成为大患；况且他的势力已经形成，撤藩也会反叛，不撤藩也会反叛，不如先发制人。于是，迁移藩镇的议议最终确定下来。吴三桂起兵反叛：吴三桂自认为功劳很高，朝廷最终不会剥夺他的封地，原本应当下达优厚的诏书安抚挽留他；但后来命令他移镇山海关外的诏令传到，整个藩镇震动，反叛的谋划更加急迫。然而云南、四川道路险阻，不是适合出兵的地方，他想等到进入中原后再起兵。因此表面上假装恭顺，暗中整顿部伍；而巡抚朱国治催逼得很急，言辞和脸色都十分严厉，吴三桂不能忍受，立即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袭杀朱国治，向远近发布檄文，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为周王元年，蓄发，改换衣冠。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云南提督张国桂都起兵响应。云贵总督甘文焜听到变故后，从贵阳赶往镇远，战败后自杀。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师，整个朝廷震动，大学士索额图请求杀掉主张撤藩的人，以向吴三桂谢罪，皇帝没有允许。只是赶快下诏，停止撤除福建、广东两藩，公布吴三桂的罪状，削去他的官职和爵位，把他的儿子应熊及其家属关进监狱。又命前锋统领硕岱赶往防守荆州、常德，阻挡吴三桂向东进犯湖广的军队；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军驻扎四川，截断从云南进入四川的道路；又继续派遣大军跟在后面，以顺承郡王勒尔锦和都统赫业统领这些军队。这些都是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和十三年正月的事情。湖南陷落及其援军：吴三桂已经占据云南、贵州，于是派部将王屏藩进犯四川，派马宝等人从贵州出兵湖南，在康熙十二年除夕攻陷沅州。第二年正月，张国桂等率兵跟进。湖南巡抚卢震放弃长沙，逃窜而去；驻扎在湖北的官军都畏惧退缩，不敢前进。于是常德、长沙、岳、澧、衡四府一州先后陷落。同时，四川巡抚罗森、广西将军孙延龄、襄阳总兵杨来嘉各自凭借所守的地方叛变，响应吴三桂。耿精忠听说后，也在三月举起叛旗，攻陷整个福建。几个月之间，六省全部丧失，中原震动，任官者都没有守土的意志。只有尚可喜镇守广东，按兵不动，守着臣子的节操。吴三桂听说湖南已经平定，便亲自前往常德、澧州之间督战，同时让他的部将吴应麒严守岳州，扼守洞庭湖峡口，抵挡江北的官军；官军聚集在荆州，却没有人敢渡江。然而吴三桂因为子孙都被押在京师作为人质，希望免于诛杀，又年老而持重，不愿轻易离开云南、贵州的根据地，所以在起兵那天，曾把写给撤藩使者折尔肯的奏疏交给他带回上奏，其中有所陈请。等到攻占湖南后，他又下令各路将领不得向北进军，希望朝廷内部发生分裂，能够议和，划长江为界建立国家。圣祖深知吴三桂狡猾奸诈，不愿苟且停战，于是四月赐死吴三桂的儿子应熊及其长孙世霖。不久，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协助顺承郡王进攻岳州。吴三桂于是分兵，一路由长沙出兵江西，另一路由四川窥伺陕西。出兵江西的军队分头侵扰袁州、吉安一带，并与耿精忠的军队会合，攻陷三十多座城池。陕西提督王辅臣又在这一年十二月于宁羌起兵，遥相依附吴三桂。于是东西两面都起兵响应，叛乱的声势更加扩大。陕西、甘肃骚动与长沙攻守：此前，朝廷认为四川帮助叛乱、陕西局势动摇，应当严加戒备。于是派大学士莫洛率领绿营步兵迅速前往经略，又派贝子董额率领满洲骑兵随后进发。吴三桂的将领王屏藩骁勇善战，和西安将军瓦尔喀在川北相持；他多次派偏师截断粮道、切断栈道，官军因军饷缺乏，有人喧哗溃散。王辅臣暗中产生异心，以索取军饷为名，煽动部众在宁羌攻杀莫洛。董额犹豫不前，不敢进击，反而把全部军队留在西安困守。王辅臣据守平凉，又派同党分头攻陷各郡。吴三桂听说后，送给王辅臣二十万两银子犒劳军队，又命王屏藩等从汉中出兵援助，甘肃于是全部陷落。董额和王辅臣相持一年仍未能攻下，到了康熙十五年，朝廷于是任命大学士图海为定远大将军，负责西征事务，节制董额以下各军。当时吴三桂正想利用王辅臣叛变的机会，取道四川、陕西，进犯京师，于是留下七万军队守卫岳州、澧州各水口，抵挡荆州的军队；又留下七万军队守卫长沙、醴陵、萍乡，抵挡安亲王岳乐从江西进攻的军队；派杨来嘉等人向郧阳推进并掠夺，而自己前往松滋调度，想借此与西北的叛军取得联系。图海到达后，督率各将领进行一战，在平凉城北大败王辅臣等人，王辅臣于是于这一年六月请求投降。王屏藩等逃回汉中，陕西、甘肃大致平定；岳乐又乘势向西进兵，平定江西边境各郡，从萍乡、醴陵进攻长沙，湖南震动。吴三桂在西北进攻失利，又听说长沙危急，于是从松滋回军，把各路将领全部调来会合救援。荆州军趁机逐渐向南推进，扼守江湖险要，长沙眼看就要攻克；但不久，松滋的舰队从上游赶来援助，荆州军便借口天气湿热而撤回。吴三桂又派他的将领高大节向东攻陷吉安，切断岳乐军的后路，攻守形势再次发生变化。

译耿精忠的叛变与归降：耿精忠叛变时，以都统马九玉、总兵曾养性、白显忠三人为爪牙，分三路出兵进犯。曾养性出兵东路，占据浙江的温州、台州；白显忠出兵西路，占据江西的广信、建昌、饶州；马九玉出兵中路，占据浙江的金华、衢州。又约定台湾的郑经，与潮州总兵刘进忠从内外夹击广东，声势和援助都很强盛。康熙十三年六月，任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博喇塔为宁海将军，前往浙江进讨，但历时多年没有功效。朝廷多次派遣敕使招抚，都遭到拒绝。适逢耿精忠和郑经发生矛盾，郑经攻占他的漳、泉、汀、邵各府，杰书等乘其内部混乱，于康熙十五年九月进攻衢州的马九玉，击破其数万军队。同时，白显忠也被安亲王岳乐困住，处境穷困窘迫而请求投降。耿精忠既然两路军队都失败，又受到郑氏从内部逼迫，福建之地几乎丧失一半。他惊恐畏惧，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派儿子显祚到大军中献上总统印，请求随同官军征剿“海寇”来赎罪。曾养性听说后，也在温州投降。郑经于是于第二年受到福建军队的逼迫，放弃漳州、泉州各府，退守厦门。浙江、福建宣告平定。尚之信的叛变：康熙十四年，耿精忠和郑经结盟侵掠广东沿海，同时吴三桂也派原广西提督马雄进兵肇庆，夹攻尚可喜。尚可喜自吴三桂起兵以来，始终反对吴三桂，曾经拘捕他的使者，上奏报告吴三桂诱降的书信；又担心尚之信不可靠，上疏请求让次子之孝承袭封爵，朝廷十分倚重他，晋封他为亲王。到这时，尚可喜东西两面受敌，内部又受尚之信牵制，力量不能支撑，于是自陈年老衰病将要不起，请求江西的官军前往援助，皇帝下诏命将军觉罗舒恕和副都统莽依图前往。军队到达时，尚之信已经变乱，接受吴三桂授予的招讨大将军名号，改换旗帜和服装，严密布兵守卫尚可喜的府第，并向各郡发布檄文。当时尚之孝的军队在惠州，两广总督金光祖和觉罗舒恕的军队在高州，莽依图的军队在肇庆，精锐部队不少于二、三万人，足以合力制服尚之信。然而金光祖暗中接受吴三桂的密信，牵制各军，使它们不能前进。尚之信的势力大为振作，江西援军撤回，金光祖于是和巡抚佟养巨一起向吴三桂投降。吴三桂封尚之信为辅德亲王，催促他出兵，把他当作后续的强大力量；尚可喜最终因忧愤而死。广西的战局：孙延龄在康熙十三年春占据桂林，依附吴三桂；不久，提督马雄也以柳州响应。吴三桂封孙延龄为临江王，任命马雄为东路总督。孙延龄过去和马雄有怨，即使共同办事，也害怕马雄逼迫自己，猜忌一天比一天深。孙延龄的妻子孔四贞，是原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她日夜以朝廷的恩德相劝，劝孙延龄反正，孙延龄的心意开始动摇。马雄向吴三桂告发孙延龄，说他有异心，应当赶紧对付。吴三桂于是派他的从孙世琮，率兵前往广西。世琮于康熙十五年十二月进入桂林，擒获并杀死孙延龄。此前，庆阳知府傅宏烈在吴三桂尚未叛乱时，曾弹劾上奏他的违法情状，因此获罪，被流放到苍梧。等到吴三桂反叛、广西响应时，傅宏烈表面接受吴三桂的官职，暗中招募义勇，谋划复兴；不久聚集五千人，发布檄文讨伐叛贼，请求担任广西军事。皇帝下诏授予傅宏烈广西巡抚、抚蛮灭寇将军之职，增加招募义勇，并允许他便宜行事。适逢尚之信反正，官军聚集在韶州，得以分兵前往援助；傅宏烈率领所属军队一万多人，多次攻克浔州、梧州等郡。援军乘势推进，进军包围平乐，与世琮相持。江西、广东重新平定：高大节攻陷吉安后，派他的同党韩大任守卫，自己则率领所属部队乘机出战，以少数兵力攻击多数官军，官军抵挡他的部队时总是受挫。高大节不久和韩大任不和，多次受到韩大任的谗毁，愤懑之下最终死去。韩大任不敢出战，吉安于是被官军包围。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四月，韩大任突围而出，不久投降。当时耿精忠、郑经先后或投降或逃走，福建全部平定。尚之信也苦于吴三桂征收军饷，颇有悔过的想法，暗中向江西官军表示愿意归顺。皇帝下诏任命莽依图为镇南将军，从赣州进入广东接受尚之信投降；又命都统赖塔率领驻守漳州、汀州的军队前往潮州，援助尚之信。于是江西、福建的军队同时进入广东，尚之信便在康熙十六年六月率领军民到官军阵前迎接投降。吴三桂的末路：吴三桂既失去了陕西、福建、广东三大援助，又失去了江西，他所控制的领地除云南、贵州外，只剩四川、湖南以及广西的一部分。自从战争兴起以来，东西两面不断调兵，财力逐渐枯竭，四川、湖广的赋税不足以供应军需，吴三桂已经显露出处境困窘、势力衰竭的情形，担心各将领离心离德，想要假装显示威势，重新维系人心。于是于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三月建立年号并即位，因为衡州正处于兵争要冲，便从长沙迁都到衡州，改衡州为定天府，设置百官，分封各将领。当时各路官军专力进攻湖南，安亲王岳乐又收复浏阳、平江，将军穆占率领陕西、荆州的精兵攻下永兴等县，简亲王喇布于是从南昌进军，驻扎在茶陵。这样一来，湖南东南边境的各州县，从平江到蓝山全都被官军取得。永兴是衡州的门户，距离衡州只有一百多里，是吴三桂必争之地，于是派马宝等人集中精锐四面进攻，昼夜不停；到了八月，城池眼看就要陷落，吴三桂却突然死亡。各将领解除对永兴的包围，赶赴衡州，聚集商议迎接吴三桂的孙子世璠，在云南拥立他。起初，康熙十四年陕西、甘肃发生变乱，四方骚动，圣祖想要亲自出征，驻跸荆州，以便就近调度；但朝廷大臣认为京师是根本重地，皇帝车驾远行，恐怕会有谣言和奸人暗中发动事变，坚决请求不要出行。等到吴三桂僭越称号，圣祖感慨战争旷日持久，又下令亲征。朝廷大臣又以叛贼势力日益窘迫为由，请求不必远征，皇帝没有决定。恰逢吴三桂死亡，于是停止亲征。

译三路进军云南：世璠即位后，不敢留在衡州，退居贵阳，依靠四川、湖广、广西作为屏障。然而自吴三桂死后，部下手足无措，没有人能够制定战守的策略，官军的声势更加振作。于是湖南由安亲王统领，广西由傅宏烈、莽依图、赖塔统领，四川则由平凉提督王进宝、陕西提督赵良栋统领，几路军队接连作战、接连取胜。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正月，吴应麒从岳州逃往常德，不久又放弃城池逃走，长沙、衡州相继被攻下。同时，傅宏烈等也攻克桂林，赶走世琮。王屏藩守卫汉中，因为粮饷运输没有接续，又被王进宝逼迫，退守保宁；第二年（一六八 ○年）正月，王屏藩于是自杀。赵良栋也在这一月攻克成都，三省大致平定。这年三月，诏令安亲王率领所属大军的一半凯旋，改由贝子彰泰代替他。三路军队会合后进趋云南、贵州：彰泰率平定湖南的军队，从沅州向东出兵；赖塔率福建、广东的军队，从南宁向南出兵；赵良栋率四川军队从北面出兵。十月，湖南官军从平越向贵阳进军，世璠和各将领一起逃往云南，官军乘胜向西推进。第二十年（一六八一年）正月，官军在曲靖与赖塔的军队会合。二月，抵达云南；世璠占据五华山宫城，发誓死守，官军几个月都没有攻下。到了九月，赵良栋已经把川南各处叛军全部驱逐，又进军与湘、粤军队会合，合力进攻，攻势更加猛烈，到十月攻克云南。世璠自杀，马宝等人被俘，不久在市中处以磔刑，云南、贵州全部平定，军队班师。这样，康熙十二、三年以来蔓延十省的大乱，终于全部平定，而台湾郑氏的独立也随即覆灭。尚之信被诛杀：尚之信投降后，又心怀两面打算。官军征讨湖南时，催促他出兵援助，他没有前往；等到永兴危急时，又坐视不救。吴三桂死后，他才听从调遣，随军征讨广西，驻军武宣。适逢他的弟弟尚之孝谋求袭任藩位，便命藩下人张士选赴京告发尚之信心怀怨望、出言讥讪皇上。都统王国栋原是尚之信的亲信，到这时也帮助尚之孝，揭发尚之信的罪状。康熙十九年三月，诏令侍郎宜昌阿等人驰往查问。尚之信听到命令后，从武宣回到广州，上疏抗辩，皇帝下诏命他到京师对簿。藩下总兵李天植因痛恨王国栋的谗毁构陷，诱骗并杀死王国栋。事情上报后，李天植以谋反罪被诛杀。尚之信于是于这一年八月被赐死，尚之孝也因牵连而被革职。耿精忠被诛杀：耿精忠投降时，以请求剿灭海盗、立功赎罪为说辞，康亲王杰书上奏请求恢复他的爵位以及所属官职，朝廷照旧恢复。朝廷于是任命耿昭忠（耿精忠的弟弟）为镇平将军，驻守福州，同时让耿精忠率领所属部队随军征讨。不久收复兴化、泉州、漳州，于是郑锦进入台湾，朝廷调兵征讨潮州。适逢尚之信在广州反正，潮州的刘进忠也投降，耿精忠于是驻守潮州。康熙十六年四月，康亲王建议命将军赖塔守卫潮州，撤回耿精忠到福州。圣祖担心他疑惧而生变，下诏不要撤回。十一月，藩下参领徐鸿弼等派人到兵部，告发耿精忠归顺后仍然暗中蓄谋叛乱，列举五项罪状。同时，耿昭忠也因徐鸿弼的告发而上疏报告。圣祖把奏疏留在宫中，没有发下。康熙十七年春，召耿昭忠回京，仍命耿精忠回驻福州，并秘密告谕康亲王，让他命耿精忠自行请求入朝觐见。康熙十九年八月，耿精忠入朝，朝廷把藩兵交给所属都统马九玉统辖。圣祖于是将此前留中的各份奏疏交给司法官署审问，部议决定削夺爵位并处以磔刑。然而圣祖考虑到马九玉还掌握兵权，不想立即发作，便下令拘押耿精忠，等徐鸿弼等人到京对质审理。第二年十月，大军平定云南，马九玉也被解除职务，回到旗籍。于是御史等交相上奏，认为吴三桂应当戮尸，耿精忠及其同党应当依法议定磔刑；大学士明珠也极力说耿精忠罪不可赦。于是下诏剖分吴三桂的尸骨，分发天下示众，并在市中将耿精忠处以磔刑。三藩平定后，朝廷把藩王的产业全部登记没收入官，用来充作军饷，撤回藩兵驻守京师，并在福州、广州、荆州等地分别设置八旗兵驻防。从此不再把兵权和土地世代授予臣下，凡亲贵、功臣都留在京师。宗室自亲王以下至奉恩将军，爵位共九等，都有俸禄和庄田；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骑尉，爵位共二十六等。虽然世袭有等级差别，实际上却没有多少权势。因此，前代封建的弊端便消除了。负责全国守备的官员，各省有提督、总兵等，统率绿旗兵；各处要地有将军、都统等，统率驻防的八旗兵。但他们都只掌握兵权，不能专擅财赋，并且还受到文臣的相互牵制。这样，前代藩镇的弊端也消除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到这时逐渐完备严密了。六、台湾的收服 郑氏占领台湾以前的历史：台湾在被郑氏占领以前，一直由马来种的生番占据，从未接受中国的统治。隋朝大业年间，虎贲将陈棱曾经到过一次彭湖，向东望见大海便返回了。《宋史》说，彭湖以东有毘舍那国，说的就是那里。元朝在彭湖设置巡司，明初将其废除。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和兰人已经占据南洋诸岛作为贸易地，想在中国寻求商港，于是率领十七艘战舰组成的舰队，企图进犯澳门。当时澳门已经是葡萄牙人在最东边的重要贸易据点，和兰人来侵时，中国军队和葡萄牙人合力抵抗。和兰人未能得逞，退入彭湖（西文名为Ｐescadores，葡萄牙语意为“渔夫”），在那里筑城居住。不久又被明军驱逐，当地人再次起兵攻打他们，于是和兰人在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退而占据台湾（西文名为Formosa，也出自葡萄牙语，译作“美丽”）。从此以后，和兰人逐步开拓台湾，先修筑安平城（FortZealaudia），接着修筑赤嵌城（FortProvintia），又把西班牙人驱逐出岛外，台湾全境便归他们掌握。他们于是改革行政，广泛推行宗教，教当地人使用兰语，成效相当显著；而这时中国大陆的战乱逐渐兴起，前来避难居住的人日益增多。于是，中国和和兰两国的移民势力相互抗衡，郑成功最终以战争取胜，占有了这个地方。

译顺治十七年，郑成功在江南战败返回，让他的儿子郑经留守厦门，自己则率舰队向台湾进发。当时，和兰人哥依德（Coyet）任台湾知事，因恼怒岛民同郑成功往来，便下令逮捕惩治他们，中国移民都不服从。正好知事属下的一名会计员负债数额巨大，担心事情败露后无法偿还，便逃去向郑成功报告，请求充当向导。郑成功看了他的地图，叹息说：“这里也是海外的扶余啊！”十八年六月，郑成功率兵二万五千人，在安平附近登陆，切断安平城与赤嵌城之间的交通。赤嵌城首先投降，和兰人据守安平，并向巴达维亚（Ｐatavia）告急。巴达维亚总督派遣七艘战舰、七百名士兵前往救援。恰逢中国边吏写信给哥依德，请求双方合兵，先驱逐那些跟随郑成功、骚扰中国大陆沿海的余部，然后再进攻郑成功的本营。和兰人于是分出五艘战舰响应此事；郑成功乘机集中全部精锐回头进攻。这样，安平被重重包围已经九个月，和兰士兵死亡一千六百多人；哥依德知道无法抵抗，便献城投降。从天启四年和兰人占领台湾，到这时共三十七年，他们完全失去了对台湾的所有权。郑氏经营台湾：郑成功占领台湾后，对内组织政府，发展农业，整修军备，制定法制，兴办学校，任用处士陈永华为谋主；修筑馆舍，安置渡海来归的明朝宗室和遗臣，以赤嵌城为承天府，荒芜的土地日益得到开垦。对外派兵驻守金门、厦门两岛，使它们互相倚为犄角；又派遣使者到斐律宾群岛，请求同西班牙总督互通聘问，希望得到海上的援助。朝廷知道郑成功终究无法招致归顺，便在顺治十八年杀了他的父亲郑芝龙，并杀掉郑氏在京城的子弟；同时下诏把福建沿海三十里以内的居民迁到内地，禁止渔船和商船出海，打算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困住他。于是沿海商民流离失所，又失去了海上捕鱼和煮盐的利益，深受困苦。张煌言因此写信给郑成功，催促他渡海进入内地，说：“丢下这十几万百姓而不收复，争夺这个夷人岛屿又有什么用？况且如果只安守一隅，恐怕将来金门、厦门也守不住。”但郑成功因为台湾刚刚平定，担心和兰人来袭，无暇争夺大陆。第二年，即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享年三十九岁；长子郑经从厦门进入台湾，继承了他的位置。这一年，监国鲁王也在台湾去世。康熙二年，桂王也遭难而死，但郑经仍奉行永历年号，以此巩固海外的统治。福建的侵扰：后来三藩之乱发生，耿精忠占据福建，向郑氏请求援助，答应把漳州、泉州二府作为报酬。台湾人大喜，立即渡海向西，与耿氏合兵进攻广东。不久耿精忠背弃约定，郑经请求漳州、泉州而未能得到，于是回军亲自夺取这两个地方。福建过去属于郑氏势力范围，旧部多有留存；海澄总兵赵得胜及其部属刘国轩、广东潮州总兵刘进忠都叛变归附郑经。郑经乘势攻取汀州、邵武等府。恰逢耿精忠反正归清，与康亲王杰书合军进攻郑氏，于是到康熙十六年收复漳州、泉州以下各府。郑经退守厦门，不久又派将领出没沿海。康熙十八年，郑经的将领刘国轩等分路入侵，六月攻下海澄，并分兵包围漳州、泉州。杰书驻军福州，不敢救援；巡抚吴兴祚和将军赖塔从安溪的间道出兵，解了泉州之围。总督姚启圣、提督杨捷夺取漳州的险要之地，刘国轩退回据守海澄，守了一年仍未攻下。当时吴三桂已死，官军收复岳州，湖南水师无处使用。朝廷下诏命水师提督万正色统率二百艘战船，由海路前往福建，与姚启圣、吴兴祚等会合进攻海澄，于康熙十九年三月攻克海澄；郑经和刘国轩放弃金门、厦门两岛，退回台湾。招抚的商议：郑经刚即位时，朝廷派疆吏送信招抚他。郑经请求依照琉球、朝鲜的例子，不登岸、不剃发、不改换衣冠，商议于是中止。到这时，赖塔又写信给郑经说：“自从朝廷在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多次下达招抚命令，但商议始终不能成功，都是因为封疆大臣拘泥于剃发、登岸等要求，双方彼此抵触。台湾本来就不在中国版籍之内，您的父子自行开辟荆棘，况且心怀胜国，从未像吴三桂那样僭越妄为，本朝又何必吝惜海外一弹丸之地，不能让田横的壮士们在那里逍遥呢！如今三藩已经消灭，中外成为一家，有才识的人应当认清时势，必不会再想着吹燃已经熄灭的火焰，去毒害受到创伤的百姓。如果能够保卫疆土、停止战争，那么从今以后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改换衣冠，可以称臣入贡，也可以不称臣、不入贡。把台湾作为箕子的朝鲜、徐福的日本，同世人无患、同他人无争，使沿海百姓永远停止流离涂炭。希望您仔细考虑！”郑经回信答应按约办理，只希望保留海澄作为互市公所；但姚启圣坚持认为不可，商议又搁置了。姚启圣督理福建时，一心想消灭郑氏、以收复台湾作为功劳，多次派刺客谋划暗杀，但事情都没有成功；但郑经最终还是在康熙二十年正月去世，于是王位继承之争爆发，郑氏也随之失败。郑氏内部的动乱：此前郑经连年在外用兵，采纳陈永华的意见，让长子克■〈臧上土下〉监国。克■〈臧上土下〉长大后有才能，但他是乳婢所生。郑成功在世时，就有人诋毁他，说克■〈臧上土下〉是庶出而且身份卑贱，不应当成为世孙，以免辱没国家。克■〈臧上土下〉监国后，礼遇贤能、体恤下属，谨慎执行法令，众人的声望颇多归附于他；但群小害怕他的明察，更加不利于他继承王位。到这时郑经去世，侍卫冯锡范首先施行计谋，罢免陈永华的兵权；陈永华忧惧而死，克■〈臧上土下〉也失败了。当时郑成功的妻子董夫人还在世，又插话进言，于是袭击杀死克■〈臧上土下〉，拥立郑经的次子克塽为延平郡王。克塽年幼柔弱，不能亲自处理政事，所有事情都由冯锡范决定，人心更加丧失。姚启圣听说他们内部发生动乱，又知道水师提督施琅熟悉海路、可以任用，便请求乘机出兵；内阁学士李光地也以此请求，征讨台湾的议论才决定下来。

译郑克塽投降：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战舰三百艘、水师二万人，从福建出发，决定先攻下彭湖，再进攻台湾。当时刘国轩驻守彭湖，沿岸修筑堡垒，绵延二十多里，堡垒之间设置火炮；又排列战舰占据各个港口，防守十分严密。施琅督率各军激战七昼夜（从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焚毁敌舰一百九十多艘。刘国轩力量无法支撑，乘小船渡往台湾，官军于是占据彭湖。七月，台湾人派使者商议投降，施琅、姚启圣把此事上报。八月，诏敕到达，施琅便率军渡海接受投降。于是刘国轩、冯锡范等拥着克塽出来接受诏书，交上郑成功所受的明朝延平郡王印信，并登记土地、户口、府库和军用物资献给朝廷，时间是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从顺治十八年郑成功驱逐和兰人、占据全台湾，到这时台湾独立的局面共持续了二十三年。朝廷下诏封施琅为靖海侯。克塽进入京城，隶属于汉军，封为海澄公。克塽死后爵位被废除，据说他的子孙至今仍然存在。施琅的建议：台湾平定后，朝廷商议认为台湾孤悬海外，容易成为盗贼聚集之地，想要放弃台湾，专门守卫彭湖。施琅认为：“中国东南的形势在海上而不在陆地；陆地上的祸患有形可见，海上却是奸徒聚集、难以预测。台湾虽然只是一个岛，实际上是内地数省的屏障。放弃台湾，它既不会归于番人，也不会归于盗贼，而必然会归于和兰人。和兰人凭借战船和火器，又占据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的地方作为巢穴，这就等于借给盗寇武器、供给强盗粮食。况且彭湖是不毛之地，连台湾的十分之一也比不上；没有台湾，彭湖也守不住。”因此设置一府三县，派官治理，隶属于福建布政使。然而台湾地处偏远，受治理的时间又短，奸邪盗乱时常偷偷发生。其中较为显著的乱事，就是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二年）的朱一贵之乱，以及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的林爽文之乱。现在把它们的始末撮要记述在这里，附在本篇之后。朱一贵之乱：康熙末年，台湾知府王珍征税苛刻暴虐，滥捕参加结社以及私自砍伐山林者二百多人，并处以死刑。凤山县百姓黄殿等因朱一贵姓朱，便以他是明朝后裔为理由，拥立他起兵作乱。五月六日，他们攻陷府城，总兵欧阳凯战死，仅七天全台湾便陷落。一贵自称中兴王，年号永和。六月，水师提督施世骠和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先后从厦门渡海，在彭湖会合。当时台湾境内的闽人、粤人互相争强，各地乡兵、义勇纷纷起兵拒敌；蓝廷珍等乘势从彭湖进军，攻克安平镇，随即在当月二十二日收复府治，朱一贵等人被捕杀。蓝廷珍于是建议，诸罗（嘉义）以北地势险要而兵力单薄，难以控制，应当划分为两个县。乾隆年间（按：应属雍正之误），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开始把诸罗北境划分为彰化县，又在更北面增设淡水厅；这就是后来设置的台北府，也是原台湾巡抚驻扎的地方。林爽文之乱：林爽文是彰化的大家族，以豪富称雄一方。他聚集民众结成秘密会社，名叫天地会，横行了几十年，官吏不敢过问。乾隆五十一年，总兵柴大纪谋划出兵逮捕他，却先焚烧无辜的村庄聚落来恐吓民众。林爽文因众怒而起兵反抗。十一月二十七日，攻陷彰化，不久又攻陷诸罗。第二年，即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正月，柴大纪多次作战击败贼军，于是收复诸罗。诸罗是府城北面的屏障，贼军十多万人再次前来进攻，决心一定要攻下它。柴大纪善于作战，和城中百姓坚守，经过半年仍未被攻下；朝廷下诏把诸罗改为嘉义县。这年冬天，总督福康安和将军海兰察奉命前往救援，于十一月解除了嘉义之围，十二月擒获并杀死林爽文以下数十人，台湾又恢复平定；但柴大纪被福康安诬陷，最终被判处重刑。大概从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台湾更换主人共三次，此后才成为本朝的领土。又自姚启圣建议征讨台湾以来，出兵共三次，此后才取得彻底平定的功绩，收到休养生息的成效。这确实足以说明，国家取得台湾，是这样不容易的。七、中西国际关系的由来 古代中西交通：在明朝与本朝相继兴起之际，中国历史上逐渐开始出现一个自古未有的变局，即西洋各国人渡海来到中国。在此以前的一千多年间，欧、亚两块大陆之间并非没有一两次交通往来的事实。西方人到中国，唐朝贞观年间有景教僧阿罗本；元朝初年，有威尼斯巨商尼哥罗博罗（NicoloPolo）父子。马哥博罗（MarcoPolo）还留在元朝朝廷任职，前后居住在我国二十多年；他所写的《旅行记》，一时很大地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然而，这些不过是艰苦卓绝的旅行家，隔了很长时代才来一次，对国际关系几乎没有多少影响，不能说是近代东西方交通的起源。东西方交通真正形成，实际上是在印度航路发现以后；而发现这条航路是葡萄牙政府推动的结果，所以最先同中国交往的也是葡萄牙人。此后和兰人接踵而来，英吉利人又接踵而来；西班牙人也以马尼剌（Manila）作为两国之间的媒介，间接进行贸易。现在要说明中西国际关系的由来，就应当按照这些国家的人先后东来的历史，作一番简略叙述。

译印度航路的发现：欧洲中世纪时，威尼斯和热内亚的商人前往印度，有两条航行路线：一条是经过埃及进入红海，另一条是从黑海经过美索不达迷亚进入波斯湾。自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黑海地区的通道被土耳其人扼守，从事印度贸易的欧洲人不得不另辟道路来打通交通。当时航海技术和物理学日益精密，乘着时势而有所作为的人，都争相以最先抵达、垄断贸易利益为目的。于是哥伦布依据地圆说，游说西班牙政府资助他的船只和费用，希望探索大西洋。葡萄牙政府也因为历代奖励航海，使非洲西南海岸逐步被发现；其臣属华士哥德噶马（VascodaGama）终于在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年）通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Coast）的古里（Calicut）。这就是欧、亚海上交通的开始，实在是东西方交通史上极为重要的事实。葡萄牙人开始与中国交往，是在噶马发现印度海岸以后。葡王马弩利第一向东方扩张的意图更加坚定。弘治、正德年间，他们终于占领卧亚（Goa），夺取马剌加（Malacca），设置印度总督掌管贸易和殖民事务，设立僧正统筹东方传教事务，势力扩展到苏门答腊（Sumatra）、爪哇（Java）等岛。马剌加被占领五年后，葡萄牙人剌匪尔伯斯德罗（RafaelPerestrello）乘帆船进入中国，这是欧洲船只驶入中国的开始，时间是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第二年，印度总督埃布尔勒基（Albuquerque）又派使臣比勒斯，请求同明廷缔结条约，并派卧亚市长匪地难德安剌德（FerdinandAndrade）测量中国港湾。两人到达广东时，地方官颇为欢迎，让他们把船停泊在上川岛（ShangchanorSt.John'sIsland）。第二年，匪地难德的弟弟西蒙（SimonAndrade）又来到中国，行为暴横，大受官吏和百姓憎恶。在此以前，武宗听说比勒斯到来，曾命令他留在广东等待指示；等到西蒙的事情发生，便派使者审讯他，以间谍罪论处，投入监狱。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朝廷于是下令把葡萄牙人驱逐出境。不久禁令放宽，前来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嘉靖年间，广东附近有三个葡萄牙人居留地，即上川、电白（西方史书作Ｌambacao）和澳门（Macao）。十多年间，电白的贸易居各港之首，寄居的葡萄牙商人常有五、六百人；等到澳门兴盛后，便超过电白而成为更重要的地方。澳门互市的起源　当时除广东外，沿海各省中葡萄牙商人出入的地方，还有宁波、泉州等地。居住在宁波的葡萄牙商人有的结党到处活动，诱拐、掳掠妇女儿童，居民极为愤怒，纷纷起来报仇，于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杀死教徒一万二千人，焚毁葡萄牙船三十七艘；而泉州的葡萄牙人，也在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被官吏和百姓驱逐。于是澳门独自成为葡萄牙人在东方最远处的贸易要港。澳门互市的起源，大概在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当时，都指挥黄庆收受葡萄牙人的巨额贿赂，替他们向上级官员请求，开始把濠境（即澳门）作为通商之地，每年征收地租二万金。此后三十二年，即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有葡萄牙船遭遇风浪灾害，便以贡品被水浸坏为理由，向海道副使汪柏请求借地晾晒贡品；从此，葡萄牙人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年），中国政府才在澳门附近修筑界墙划定区域，并设置守卫官吏。西方史书中也有人说，嘉靖年间澳门原本被海盗占据，地方官借助欧洲人的力量将其讨伐消灭，所以把这块地方割让给欧洲人，作为酬谢功劳的手段。西班牙人东渡　正当葡萄牙人开辟印度航路、垄断东方贸易的全部权力时，西班牙政府也相继发现亚美利加大陆，占领墨西哥作为殖民地，一心向西扩张，以实现环球航行的目标。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年），正值西班牙加罗第一在位时，他的臣子墨加蜡（Magalkaes，也作麦折伦Magellan）率领舰队从大西洋出发，绕过亚美利加南端，进入太平洋，航行了三十三个月，抵达马来群岛的息布（Cepu）；这是欧洲通往东亚、东南亚航路开通的开始。墨加蜡不久被当地土著杀死，他的部下于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横渡印度洋返回。于是加罗第一以太子非利布的名字，把所到的群岛命名为斐律宾。加罗第一在位期间，西班牙舰队共有三次到达斐律宾，但只能出入当地，尚无暇占领。到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非利布即位，即非利布第二，进一步经营四方，施展他的远大谋略。他的将领勒迦斯比（Legaspi）于是于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占据斐律宾，确定马尼剌为群岛的都会。当时，中国商人往来南洋，获利非常丰厚；沿海强悍的人，有的凭借武力肆意抢夺。西班牙人到来后，斐律宾的海上和陆地便成为两国人民交战的场所。

译李马奔之斐律宾战争　明朝末世，中国百姓中有凭一己势力同欧洲强国作战的人，后来是郑成功同和兰人作战，较早则是李马奔同西班牙人作战。李马奔是泉州人，原为海盗首领，多次出没于远近各地，从事劫掠。适逢海上有一艘从马尼剌来的帆船，被李马奔劫掠；李马奔便以俘虏为向导，率领武装帆船六十二艘、水陆士兵各二千人、妇女一千五百人，进攻斐律宾。万历二年冬（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舰队到达马尼剌湾，李马奔命部将、日本人庄公（Ｓio-co）率六百士兵先行登陆。当时暴风骤起，许多船只倾覆，溺死者将近二百人。庄公率残兵逼近马尼剌城外，向前杀死西班牙副将，西班牙军逃入桑的亚哥（Santiago）据守。恰好援军一队到达，庄公以为是大军，便稍稍退却。西班牙军乘势追击，激战持续数小时，庄公收拢败兵，退回同李马奔的主营会合。当时勒迦斯比已经去世，他的孙子温萨尔塞特正在经营吕宋北部；等到中国军队逼近马尼剌，他急忙返回谋划防御办法。西历十二月三日，两军已经完成战备，李马奔召集部将，下令进攻。庄公率一千五百人登陆，放火焚烧街市，包围堡垒；舰队则从港外开炮助攻，庄公于是率部进入城内。西班牙军拼死作战，庄公战死，李马奔又派五百人接替进攻，最终仍未成功，只得退兵。于是李马奔收拢余众，沿吕宋岛西岸航行。几天后到达亚格诺（Agno）河口，降服当地土人，取得河上游四里土地，筑城居住。萨尔塞特听说后，又大举进军逼近，李马奔知道敌不过，于是把士兵留在城中牵制敌军，自己乘机出海逃走。留守的人逃入深山躲藏，直到今天斐律宾仍有称为伊哥罗德支那人种（Igorrots-Chinese）的人，他们就是这些人的后裔。中国与西班牙交涉之始　正当李马奔占据亚格诺河口时，福建总督听说他的势力强盛，便派舰队前去侦察。西班牙人听说中国舰队到来，想乘机同中国订立通商条约，于是邀请使者到马尼剌拜见知事。使者说，通商之事应当同总督商议，请等舰队回国时，选派使者随行。于是知事派僧侣马丁拉达等为使者，携带书信和贡物，搭乘福建船只驶入中国，请求缔结商约；这是西班牙派遣使者到中国的开始，时间是万历三年（一五七五年）。此后万历八年（一五 ○年），西班牙国王非利布第二又派马丁伊格奈条（MartinIgnatius）来重申先前的请求，但两次都被葡萄牙人从中阻挠，未能达到目的。然而，中国商船照旧往来于斐律宾，因此马尼剌便成为两国的市场。在此以前，西班牙政府取得斐律宾后，把它作为墨西哥殖民地的附属地；斐律宾的行政补助费和商品费用，全都取自墨西哥，每年数额为二百五十万圆。因此，墨西哥银币充斥马尼剌，又经南洋商人之手运入中国。如今墨西哥银币在中国内地流通，就是由此开始的。和兰之经略南洋　自正德、嘉靖以来，东方的商业利益几乎一直被葡萄牙人独占，情形正如上文所述。然而，葡萄牙人的经营和殖民专靠暴力取胜；等到拓展的土地越来越广、国力不足以维持时，势力便不久衰落，和兰、英吉利两国于是取而代之。和兰原是西班牙的领土，由于宗教纷争，于万历九年（一五八一年）摆脱西班牙政府的控制，宣布独立。当葡萄牙商业兴盛时，其都城里斯本汇聚着东方的各种货物，和兰、英吉利等国的商人常到那里从事贩卖贸易。然而，自万历八年（一五 ○年），西班牙国王非利布兼承葡萄牙王位以来，拥有统治比勒尼半岛全部或部分地区的权力；因为把和兰人视为叛民，所以竭力设法困扰他们。于是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西班牙下令禁止和兰人出入里斯本。和兰人既然失去了贩卖贸易的利益，势不得不自行开辟商路，直接同东方各国贸易；而这时林斯哥敦（JanHuigenVanLinsikoten）、好德曼（CorneliusHoutman）等人，都因游历外国、熟悉航海路线而受到全国倡导。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亚摩斯德登等商人开始创办“私立东印度会社”，从事探险。好德曼就在这一年返航南非，经苏门答腊到达爪哇西岸，巡视后返回。从此，向东航行的和兰船只接连不断。到万历三十年（一六 ○二年），东印度会社得到政府正式许可，拥有在殖民地设置军队、任免官吏以及同当地国王宣战、议和的权力，于是便从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列岛（Moluccas）驱逐葡萄牙人，占有这些地方。不久，在万历末年（一六一九年），和兰人在爪哇建立巴达维亚府，把它作为各贸易地的中心。于是从西面的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到东面的日本长崎，各个商港相互连接，海上势力一时极为强盛。

译兰人与本朝之交涉　和兰人既然席卷马来西亚群岛，所到之处都排斥其他国家，肆意独占；而澳门的葡萄牙人因为有中国军队援助，得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兰人在澳门未能得志，便经营台湾，以等待有利时机。适逢本朝定鼎、内外重新开始，有一位旧教牧师马尔底尼从中国来到巴达维亚，大力称道新政府的开明。和兰人正因为广东交涉的道路被葡萄牙商人阻挡而苦于无法插足，听到牧师的话后，便想派使者到北京，同政府直接谈判。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和兰使者哥页（Coyer）和开泽（Keyzer）二人开始从爪哇抵达京师，觐见世祖，请求互市。朝廷议定允许和兰商船每八年到来一次，船数限制为四艘，其他请求全部没有获准。后来，台湾被郑成功夺取，福建沿海连年受到他的侵扰，和兰人多次派舰队协助大军攻打金、厦，削弱郑氏势力，并以此挟功要求报酬。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和兰使臣诃伦（ＶanＨoorn）又奉巴达维亚总督之命到北京议约，最终一无所获地返回。英人之东渐　英国人从事东方探险，大概同和兰人同时；只是和兰人经营的主要是马来西亚群岛，而英国人注意的则是印度。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年），托马斯士德芬（ThomasStephens）首先到达印度，英国人从他的通信中了解到当地商业情况的大概，进取的意图由此产生。和兰独立时，英国女王伊利萨伯因宗教关系给予和兰支持，所以英国同西班牙关系恶化。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军队消灭，英国人在海上的威望因此骤然增加；而当时西班牙与葡萄牙合并，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商业利益成为西班牙财政收入的来源，所以英国人想借战胜之势，进一步摧毁西班牙的根据地。正逢和兰迅速兴起，南洋贸易被它控制，它运往欧洲销售的商品价格上涨到原来的数倍，英国人更加不满。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伦敦商人聚集商议组织东印度会社，同和兰人竞争。到第二年（一六 ○ ○年），东印度会社成立时，它的资本金只有七万镑；但经过多次远航，英国人在爪哇和印度沿岸开展贸易，获利日益丰厚。不过，他们在爪哇等岛屿始终受到和兰人排斥，不能取得成功；只有在印度大陆取得了成效，其势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中、英交涉之起源　中国同英国的互市，始于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的虎门之战。在此以前，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英国女王伊利萨伯虽曾派遣使节带信给明廷，但没有达到目的。后来，英国人因为经营印度，同葡萄牙人发生冲突，战争连年不断。于是卧亚总督在屡次失败之后，同英国人缔结停战条约，允许英国船只出入澳门。崇祯十年，英国人威代尔（Ｗeddell）率领舰队到达澳门，带着卧亚总督的书信拜见澳门知事，葡萄牙人拒绝接纳。威代尔于是想同广东大吏交涉，但葡萄牙人又从中挑拨。当英国船只到达虎门时，守军突然开炮攻击；激战数小时后，炮台便被攻陷。最后，英国人把获得的战利品交还中国，中国也允许英国人通商。但不久改朝换代的战乱爆发，国内动荡，因此外国贸易中断。到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东印度会社派一艘商船到厦门，没有取得成果便返回。适逢郑经在台湾，颇为重视外交策略，英国人同他订立条约，得以把安平和厦门作为出入地点。而台湾刚刚开发，物产贫乏，所以安平的贸易不久便废止，只有厦门独自兴盛。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英国人才开始商议在厦门建立商馆；但由于本朝干涉，事情最终没有办成，只是英国商船能够不时到来而已。基督教之传来　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宗教问题常常成为近世国际纷争的要点；因此，它传入中国的先后次序，也是我们希望了解的。最早在中国流传的基督教教派是乃斯德利安宗，在盛唐时期已经盛行一时，这就是所谓的大秦景教。然而，乃斯德利安宗在欧洲曾被宗教会议排斥，本来就不是基督教的正统。到唐会昌五年（八四五年），朝廷下诏严禁，这一教派的信徒便在中国绝迹。此后，蒙古帝国兴起，东欧地区遭到它的蹂躏，罗马教皇和各国君主想借宗教力量安抚蒙古人，多次派遣教徒充当议和使者，试图游说他们。于是若望高未诺（JohnofMonteCorvino）于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 ○年）得到元廷许可，在北京传教，并在那里修建礼堂。罗马加特力宗传入中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但元朝灭亡后，传教事业也因此中止。东西方航路打通以后，前往东方的欧洲人日益增多，商业扩展到哪里，宗教也就跟随到哪里。当时，加特力宗正因路得宗的抗议而在欧洲失去势力；它的有志之士于是想转往其他地方传播教义和教法，其中耶稣伊德社（Jesuit）的传播最为积极。加特力宗能够在东方各国蔓延，都是这个教社所起的作用。

译利玛窦的传教事业，是天主教在中国重新兴起的开端；其实际创始人为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中国所谓天主教，就是利玛窦倡导的宗教。此前，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耶稣会东洋传教长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从卧亚内渡海，途中病死于上川岛。后来接任的范礼安（Valignani）便派遣利玛窦和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进入中国，以继承沙勿略未竟的志愿。利玛窦等于万历八年（一五八 ○年）到达广东，滞留肇庆，穿桑门衣，学习汉语，并利用空闲时间传教。罗明坚不久因事返回，而利玛窦于是改穿儒服，进入南京，和他的同伴王丰肃（Alphonsus Vagnoni）在荐绅之间交游讲说，日益受到尊敬和信任。南京礼部侍郎沈■〈氵寉〉上奏说：“陪京都会，不应让异教徒居住在这里。”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万历二十八年（一六 ○ ○年），利玛窦才和他的朋友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来到北京，进献方物和基督画像。神宗念及他们远道而来，给予十分优厚的礼遇，允许他们在京城内外修建礼拜堂。朝官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都信奉并学习他们的学说，降低身份同他们交游。利玛窦善于写文章，也有不少著述。他传教时又常常斟酌中国的习俗和古代义理，加以调和，所以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徐光启、李之藻又跟随他翻译、学习并刊行《乾坤体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这是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内地的开始。明末天主教传播的概况：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 ○年），利玛窦去世，天主教徒也受到朝廷议论的猛烈攻击。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朝廷终于下令驱逐他们；最后由于徐光启调解保护，到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这件事才得到解决。当时留在京城的传教士，除庞迪我外，还有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阳玛诺（Emmanuel Diaz）、邓玉函（Joannes Terrenz）等人，彼此呼应，声势很大。德意志人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后来也来到中国，能够继承他们的事业。原来这些人当时受到重视，大概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而是因为他们的学术。他们都精通历法，并且广泛通晓各种技艺，能够适应当时的需要。李之藻曾说：“他们所论述的天文、历数，有中国古代贤人所未达到的地方；不只是谈论度数，还能说明其中的道理。他们制造的观天、观日仪器，样样都精巧绝伦。”当时士大夫既出于崇尚善行、服膺义理的公心而极力推许他们，朝廷也加以利用，让他们承担司天的职务，有时还命令他们铸造巨炮来辅助军用，因此他们的传教也得以不受阻碍。大概到崇祯末年，臣民中信奉天主教的有数千人，其中宗室一百十四人、宦官四十人、显贵十四人。清朝初年天主教的兴废：在朝代更替之际，传教事业多次受到战乱阻隔；但在北方的传教士因为归顺新朝，所以得以保住原来的职位。汤若望又因历学受到世祖宠遇，掌管钦天监事务，被尊称为通元教师。至于在南方的传教士，则有桂藩为他们保护，使传教学习没有中断。桂藩到了末路时，王太后曾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写信给罗马教皇祈求赐福；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她信仰的深厚。然而，自从司天的职位由西方人主持以后，学者颇以古法因此废绝为遗憾。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回回教徒、新安人杨光先上书攻击汤若望，汤若望被判处磔刑，仅因过去的功勋才得以免死；他的门徒也被连坐，遭到禁锢。恰逢圣祖亲自处理政务，受到连坐的人因大赦而获释。于是南怀仁（Ferdin！us Verbiest）又上疏，论述钦天监推算错误的情形，经比较检验确实如此；南怀仁于是于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担任监副。朝廷知道这些人博学多才、可以任用，除了编制历法以外，凡是外交、翻译以及测量疆土等事务，全都交给他们办理。这些人也谨慎遵守利玛窦留下的方法，不强迫信徒完全改变中国的习俗和礼仪。因此，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全国信徒据说不下数十万人。八、嘉庆朝的叛乱（摘录） 海盗的兴起：当教匪发动叛乱、西北发生骚动的时候，东南沿海也发生了海盗之乱，其激烈程度大概也不亚于教匪。自康熙二十四年海禁大规模开放以后，内地和海外的商船往来于江、浙、闽、粤沿海，络绎不绝。到了乾隆末年，安南阮光平父子凭借武力征伐经营而取得政权，造成财政上的困难，不得已采取以盗贼手段治理国家的策略来补救，于是招募沿海亡命之徒，资助他们战船，用爵位和赏赐诱使他们劫掠近海商船，以补充国用。从此，外国船只出没于广东海面，夏季来到、秋季返回，给商民造成很大祸患。不久，内地强悍百姓也依附他们，有的接受安南总兵或王侯的敕印，给他们充当向导，于是更加深入闽、浙沿海，形成了凤尾帮、水澳帮等名目。朝廷并非不知道安南政府纵容指使海盗的罪过，只是当时西部事务正十分紧急，无暇彻底追究，只责令地方大吏自行防御。嘉庆五年六月，海盗船一百多艘聚集并逼近台州，准备登陆。定海总兵李长庚率三镇水师，乘着飓风雷雨，在松门卫附近大败各路海盗，俘获安南总兵四人，处以磔刑，并将缴获的敕印扔还给安南。恰逢广南王后裔阮福映得到法国人的援助，于嘉庆七年八月恢复旧有领地，请求中国册封，于是改变了前政府的策略，断绝了对海盗的支持。然而，海盗虽然失去了安南政府的保护，其中尤其强悍杰出的，便吞并其他盗匪，图谋自行发展。一时间蔡牵、朱濆等人又在海上横行，祸患更加严重。

译李长庚同蔡牵在海上交战：蔡牵是福建同安人，奸诈狡猾而且善于统率众人。他兼并了外国船只、外国大炮以及水澳帮、凤尾帮的余党后，便以闽海为根据地，命令出海的商船缴纳四百圆通行税，入港的加倍；又同陆地上的会党匪徒勾结，暗中获得粮饷和武器，因此积蓄日益丰厚，公然掌握了海上的霸权。当时李长庚因战功升任浙江提督，新造战舰三十艘，配备大炮四百余门，号称“霆船”，负责浙江海面的防御。嘉庆八年正月，蔡牵借到普陀进香的机会来到定海。李长庚出其不意地袭击，几乎将他擒获，昼夜不停追赶，进入闽海。蔡牵的船处在下风处，估计无法逃脱，于是假装向闽浙总督玉德投降，请求他发布檄文让浙江水师收兵回港，自己趁机逃走。蔡牵非常害怕霆船，于是重金贿赂闽商，重新建造新舰，使船身高大超过霆船，先后装载货物出海。这样，蔡牵接连获得大型船只，又于嘉庆九年夏季进犯台湾，劫掠数千石米，分给广东海盗朱濆；接着率八十多艘船突然进入闽海。正好温州总兵胡振声当时率二十四艘船到福建运输建造船只所需的木材，玉德仓促发布檄令命他攻击海盗，却不派本省一兵一卒出援，胡振声最终战死在浮鹰岛海面。皇帝下诏让李长庚总领浙江、福建水师，以温州、海坛两镇为左右两翼，使各军合力剿贼。八月，李长庚会合各镇军队，与蔡牵、朱濆的联合舰队一百多艘在定海以北的渔山附近激战，几乎击碎了海盗的全部船舰。海盗乘着大风雨逃走，从此像敬畏神灵一样害怕李长庚，不敢再侵犯浙江。李长庚战死：只是福建自乾隆中叶以来，历任督臣如雅德、伍拉纳等人贪婪冒功、不能尽职，逐渐形成风气，吏治和军政的败坏已经达到极点；到了这时，玉德又因废弛政务而牵制李长庚。蔡牵战败回来后，仍像过去一样以闽海为根据地，更新武器装备，召集人马，再次出动。嘉庆十年冬，他又率一百多艘船进犯台湾，沉船堵塞鹿耳门，号召一万多名土匪围攻府城（台南），自称镇海王，想要仿效郑成功的旧事；而福建水陆官兵七万多人，前往救援的不过三四千人。第二年二月，朝廷才下严厉诏令责问，商议调德楞泰率四川军队前往剿灭；但李长庚已经率浙江水师三千多人渡海到台湾，水陆并进，五战全胜，将蔡牵包围在鹿耳门，胜利指日可待。然而蔡牵散费四百余万钱贿赂福建士兵，得以率残余舰船三十多艘突围出海。朝廷于是下诏停止德楞泰的出兵行动，不久又革去玉德的职务并治罪，改由阿林保代任。阿林保更加忌恨李长庚，到任不到几个月，便秘密上疏弹劾他三次；幸亏浙江巡抚清安泰竭力为他辩白，李长庚才没有被撤职。他在闽、粤沿海转战又过了两年，终于在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南澳海面攻击蔡牵时，被海盗舰炮击中而战死，蔡牵只率三艘船逃入安南海面。李长庚熟悉海岛形势、风向云势和沙线，每次作战都亲自掌舵，即使是惯于驾船的老手也比不上他；为了捐资建造船只和武器，他耗尽了家产。他家与蔡牵同县，都是同安人；李长庚转战期间多次经过同安县境，却从未回去看望一眼。朝廷正倚重他来消灭海盗，听到他的死讯后震惊悲悼，追封他为一等壮烈伯，并让他的部将王得禄、邱良功继承他的职任，勉励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御敌，为李长庚报仇。海盗的消灭：蔡牵在屡次受到李长庚重创以后，虽然由于福建水师协同剿捕不力而一时幸免，但精锐力量和积蓄也已经所剩无几。嘉庆十三年，他从安南返航，得到朱濆的资助，又联合起来在浙江海面游弋。当时阮元再次担任浙江巡抚，采用反间计使他们分裂。朱濆独自逃往福建，终于被官军炮击打死。他的弟弟朱渥代替他统领部众，最终于嘉庆十四年七月率领部下三千多人，登记船只四十二艘、大炮八百多门，向福建投降。同时，两广总督百龄又严禁陆地上的接济，废止本省海运，先后使几十艘海盗船投降；蔡牵往来于闽、浙沿岸，势力逐渐孤立。于是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禄会合两省水师，于八月十七日在渔山外海发动袭击。蔡牵的船还剩三十多艘，只是炮弹已经用尽，于是用番银代替炮弹。官军集中全力攻击蔡牵所乘的主船，摧毁了它的舵楼。蔡牵知道自己不能幸免，最终开炮自毁，沉入海中；其余党徒一千三百人以及粤海余下的海盗一万九千四百多人，终于在嘉庆十五年分别交出武器请求投降，此后三省海疆的重大祸患才得以消灭。九、鸦片战争 鸦片输入的沿革：关于嘉庆朝中英之间的交涉，我们已经在上文概述过了。不久，两国因鸦片贸易的争议而产生意外的纠纷，最终发展到兵戎相见。于是，几千年来闭关自守、以自尊自大的中国，不得不改变面貌，开放商港，同世界各国订立通商条约。因此，鸦片战争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变局的开端。鸦片输入中国的起源很早，唐代贞元年间（西历八百年前后），阿剌比亚商人已经输入罂粟。到了明代中叶（十五世纪末），东洋贸易被葡萄牙人垄断；当时阿剌比亚人运到马剌加的货物中就有鸦片，汉语也称它为阿芙蓉，这个名称其实是阿剌比亚语afion的音译。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关税表中记载鸦片十斤，价值银条二个；由此可见，鸦片贸易流通已由来很久。明朝末年以来，民间逐渐有人用鸦片吸食。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朝廷已经发布禁止吸食鸦片的命令，由此也可以知道这种风气日益增长。然而，在乾隆中叶以前，鸦片输入量还不多，而且主要由葡萄牙人输入。到了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英国东印度商会从本国政府取得垄断中国贸易的特权，而印度孟加拉一带又是鸦片产地，于是鸦片输入日益增加，民间吸食鸦片的危害也日益严重。

译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自嘉庆五年（一八 ○ ○年）以来，朝廷知道鸦片的毒害日益扩大，屡次下达严厉诏令禁止输入，凡是查获的鸦片就立即销毁。然而，禁令越严，秘密买卖反而越猖獗。英国商人等偷偷在广州湾内的伶仃岛、大屿山等地设置船只屯积鸦片，称为“鸦片趸”。广东商人中专门以包揽走私为业的人，都蓄养快艇，装配炮械，称为“快蟹”。他们私设的商号，在广州的称为“大窑口”，分布各地的称为“小窑口”；这些商号到处勾结吏役、拉拢哨兵，最终还同沿海各官衙私下订立契约，每输入一箱鸦片，便缴纳若干贿赂。从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十六年，二十年间鸦片输入量的增加几乎达到五倍。据东印度商会向大不列颠国会提交的报告书，数字如下：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三、二一 ○箱，价值三、六五七、○ ○ ○西班牙两。道光十年（一八三 ○）一八、七六 ○箱，价值一二、九 ○ ○、○三一西班牙两。十四年间，输入量的增加已经达到三倍。又据英国人美特日尔斯忒调查，自道光十年至十六年间，每年增加的数量更加惊人：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二三、六七 ○箱，价值一五、三三八、一六 ○西班牙两。同十六年（一八三六）二七、一一一箱，价值一七、九 ○四、二四八西班牙两。律劳卑、罗频孙、义律的到来：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贸易的期限，于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终止。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墨斯敦（Palmerston）想扩大其在东方的商业权力，于前年冬（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十日）派遣贸易监督官律劳卑（Lord Napier）驻在广东，负责保护本国商民，并向中国政府要求扩大通商口岸。同年六月，律劳卑抵达澳门，准备前往广州，两广总督卢坤传令阻止他。律劳卑不接受命令，竟以平行款式向总督投递文书；卢坤恼怒他不按规定格式行文，一面请旨封锁商船，暂时停止该国贸易，并酌情加以惩罚压制；一面调兵防守海口，严守炮台，以防意外。律劳卑率领两艘军舰，于八月五日（西历九月七日）乘涨潮突然驶入虎门，双方开炮交战，终于在当月九日驶入黄埔停泊。卢坤正征调水陆各军，在要害处设防，而律劳卑恰因酷暑患病，于十九日退去。卢坤等于是以“英国人因内外消息不通而惶恐悔罪，恳求发给牌照以便下澳”等话，铺陈夸大后上奏，请求准许英国人照旧通商。律劳卑终于在九月间（西历十月十一日）病死于澳门，英国政府让罗频孙（Robinson）继任。卢坤等刚因先前的事情受到惩戒，于是增订八条防范章程：一、外国护货兵船不得驶入内洋；一、责成行商（华商）查察外国人私运军械或携带妇女到省城；一、引水、买办必须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一、限制夷馆雇用工人；一、外国人在内河只准使用无篷小船，禁止闲游；一、外国人呈递禀文，一律由行商转达；一、行商承保外国商船时，应兼用认保、派保的办法；一、责成水师严查外国商船逃避税收。道光十五年三月，于是公布施行。因此，罗频孙在任期间，只能居留澳门，或到伶仃岛一带，暗中上书本国政府，商议在珠江口占据一座小岛作为根据地，不再请求同督臣交涉。恰逢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英国政府废除贸易监督一职，改任甲必丹义律（Captain Elliot）为领事。义律想实行和平政策，以扩大商业利益，务求不失去中国政府的欢心；但中国禁止鸦片更加严厉，一年之中常常多次发布禁令。同时，英国商人又一定要维持这种有利的贸易，并且公开请求中国解除禁令。义律虽然苦心在其中调和，但两国的冲突终究无法避免。鸦片输入兴盛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在人民卫生和道德方面产生种种弊害，而且对国家经济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道光三年以前，广东海口每年流失白银数百万两；三年至十一年，每年流失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流失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十八年，逐渐流失到三千万两。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计，又流失数千万两。于是内地银价逐渐上涨，每银一两，兑换制钱达到一千六百多文。御史朱成烈、鸿胪卿黄爵滋先后上奏，请求严厉堵塞白银外流的漏洞，以培养国家的根本。朝廷议定，命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议定章程上奏，务求彻底铲除鸦片的根源，为中国除去一大祸患。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严厉执行禁令，设立机构收缴烟具；几个月之内，成效非常显著。他的覆奏尤其恳切，大意说：“鸦片如果不能禁绝，国家会一天比一天贫穷，百姓会一天比一天衰弱；几十年以后，哪里不只是没有可以筹措的军饷，甚至也没有可以使用的军队了。”宣宗深受感动，特地下诏让林则徐进京，亲自接受方略，佩带钦差大臣关防，乘驿站快马赶赴广东，查办海口事务并节制广东水师，实行杜绝鸦片贸易的策略。当时是道光十八年十一月。

译林则徐查办鸦片是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到达广东后，下令英国商人在三天之内全部交出所储藏的鸦片。期限到了，英国人不奉行命令。二月三日，林则徐调集军队逼近，英国人不得已交出一千三十七箱。林则徐估计这不是全部，第二天命令各国商民撤离，断绝英国人的粮食供应，并下令：交出四分之一鸦片的，给他们婢仆；交出二分之一的，给他们食物；交出四分之三的，准许照旧贸易。九月，又调兵包围英国商馆，将要进一步驱逐逼迫。领事义律知道已经无法调停，于是劝告英国商人交出全部鸦片，并在十二日提交文书请求缴交，共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每箱一百二十斤，估计资本金五、六百万圆。林则徐乘驿站快马奏请把鸦片运送到京师销毁，但有言官提出：“广东距离京城遥远，途中容易发生偷漏、抽换的弊端。”于是诏令不必解送京师，立即交由林则徐督率文武官员共同销毁，使沿海民众都能看见、听见，以便震慑。四月，林则徐在虎门海岸开凿两座方形水塘，长宽各十五丈，前面设置涵洞，后面通向水沟，在塘中装入盐，引水制成卤水，再把鸦片投入其中，随后倾入石灰使其沸腾，晚上打开涵洞，让鸦片随着潮水流入大海，总共一个多月才办完。英国人从领事义律以下，都闷闷不乐地离开广州，前往澳门；各国商民也相继跟随，一时间广州城外停泊的二百八十多艘商船，留下的只有二十多艘。鸦片的新条例。当时，朝廷禁绝鸦片不遗余力。自道光十八年以来，京城内外各衙门查出鸦片罪犯，分别上奏、咨文移交刑部审讯的案件不下数百起。道光十九年五月，请王大臣议定新条例三十九条：凡开设窑口、囤积鸦片的，为首者斩首示众，胁从者绞刑监候；开设烟馆的，为首者绞刑监候，胁从者发往新疆为奴；栽种罂粟、制造烟土的，为首者绞刑监候，胁从者流放到极边烟瘴之地；凡吸食鸦片的人，自命令下达之日起，经过一年零六月仍不悔改的，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绞刑监候。并奉旨编入《则例》，永久遵行。然而，这三十九条新条例，只适用于本国臣民。林则徐销毁鸦片以后，又想设法杜绝鸦片来源：一方面请求制定专门条款，凡外国人把鸦片带入境内图谋贩卖的，分别按首犯、从犯处以斩刑、绞刑；另一方面向各国发布告示，凡商船驶入境内，都必须具结保证：“如有夹带鸦片，船货没收入官，人立即正法。”葡萄牙、美利坚等国都具结，愿意照旧互市，只有义律不愿意，于是林则徐又派委员到澳门与他会谈。林则徐严厉斥责并不准许，于七月下令沿海各州县断绝供应英国人的薪柴、蔬菜和食物，于是双方的龃龉更加严重，灾祸也由此发生了。开战之初，英国政府的方针原本以和平为主；而英国人中像铁儿额尔、美特日尔斯忒、仇都拉弗等重视道德、恪守正道的人，都认为鸦片贸易是侮辱大不列颠国旗的事情，极力加以排斥。因此，英国政府曾经告诫义律，不得让军舰驶入珠江，以免引起中国政府的猜疑。等到林则徐严厉断绝英国人的粮食供应，并且命令他们退出澳门，义律便把妻子和居留在当地的五十七家英国人聚集到尖沙嘴（香港对岸）的商船上，同时派两艘军舰、三艘武装商船逼近九龙，以索取食物为名开始炮击。不过，义律起初只是想以此示威，并不是真想决裂；后来看到林则徐坚持不动，又担心中国水师围攻尖沙嘴，于是八月间请葡萄牙人从中斡旋，表示愿意删去“人即正法”这句话，其余条款全部照办。林则徐认为这同与其他各国订立的条款不一致，又刚得到训令，其中有“不怕你们轻率冒进，只怕过于畏缩”的话，于是固执原来的说法，丝毫不让步。这样，九、十月间，英国军舰多次在川鼻岛、尖沙嘴附近开炮攻击。到十一月八日，朝廷于是宣布停止英国贸易，谕令如下：“英国自从被禁止鸦片贸易以后，反复无常，如果仍然准许其通商，实在不合体制。至于区区关税，哪里值得计较？我朝安抚外人，恩泽极其深厚；英国人不知感恩戴德，反而肆意张狂。这是他们理亏而我们正当，中外都明白；既然自取祸患，还有什么值得可惜的？立即停止英国的贸易。” 这道谕令下达以后，中英之间的邦交便没有回旋的希望了。当时英国商船先后到达的有二、三十艘，都因为和议没有谈成而不得进入港口。义律还派使者调停，大意说，只要事情不违背本国政府的命令，一切都应依照大清律办理，请求仍准许英国人回到澳门居住。林则徐以朝廷的谕旨刚刚下达，难以立即更改，再次严厉斥责并拒绝。京城官员中主张排斥外国的人气焰日益高涨，大理卿曾望颜甚至上奏请求封闭关口、禁止海运，完全停止各国贸易；林则徐极力陈述不可，这项议论才被搁置。英国政府得到开战的消息后，于道光二十年二月（一八四 ○年四月）向议会请求批准军费。反对党虽然竭力要求否决，但经过三天的讨论，赞成者最终以九票多数通过，于是出兵的议案便决定了。

译林则徐自从抵达广东以来，每天都派人刺探西方事务，阅读翻译的西方书籍和报纸。到这时停止通商的谕令下达，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大力整治军备，从虎门到横当山之间用铁链、木筏横向拦截，又增购西洋大炮二百余位，排列在两岸；还准备战船六十艘、火船二十艘、水船一百多艘，招募壮丁五千人，操练攻战方法。林则徐亲自到狮子洋检阅水师，号令严明，声势十分壮大。英国政府既然决定用兵，便下令印度总督调集印度和好望角驻军一万五千人，并让加至义律（George Elliot）统率陆军、伯麦（Bremer）统率海军出发。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国军舰十五艘、海船四艘、运输船二十五艘，首尾相接，聚集在澳门附近。林则徐派出火船十艘，借助风潮发动攻击，烧毁杉板小船两艘，于是大幅提高赏格，招募杀敌的人。然而，英军的目的在于通商，原本无意激战，看到广东已有防备，便决定分头进犯各省。于是伯麦率领三十一艘舰船北上，其中五艘骚扰厦门，二十六艘进犯定海。金厦道刘曜春派兵抵抗，英国军舰又扬帆离去，但定海终于在六月被英军占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提督祝彭彪都束手无策。当时太平日子已经很久，沿海防务空虚，各文武大官害怕祸患牵连到自己，对林则徐的做法很不满意。定海陷落后，各大官员更加制造流言，上报朝廷，中伤林则徐。于是朝廷的议论发生动摇，下诏命两江总督伊里布前往浙江视察军队，暗中查访招致敌寇的原因；又谕令沿海督抚遇到外国船只投递书信时，立即收下并快速奏报；同时严厉责备林则徐空有言论而没有实际成效，反而使事态进一步扩大，整个局势从此开始改变了。英军攻陷定海以后，又想谋求通商。七月，伯麦和领事义律带领五艘船前往天津，投递书信商谈和约。信是他们的巴力门（国会）写给中国宰相的，列出的条款共有六项：（一）归还货物的价款；（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为商埠；（三）两国交往使用对等的礼节；（四）赔偿军费；（五）不得因为英国船只夹带鸦片而牵连居留的英国商人；（六）完全裁减洋商（经手华商）的额外费用。直隶总督琦善收下书信后上奏朝廷。当时天津道陵建瀛建议把废止鸦片贸易作为先决问题：如果英国人答应，就准许免税以代替第一条，开放澳门以代替第二条，以海关监督同英国方面平行交往以代替第三条，其余事项仍让他们回广东同林则徐议定。然而，当权者正想用治罪林则徐来向英国人谢罪，只是什么也没有决定答应，只回复说上一年广东收缴鸦片的事情，其中必定有许多曲折，将来派钦差大臣前往查明事实后，不难重新治林则徐的罪。于是下诏让琦善署理两广总督，革去林则徐的职务，命他留在广东听候查勘。义律等人也返回舟山，同伊里布议定休战；当时是道光二十年九月。义律等人在浙江订立休战约定后，便撤回定海一半的军舰，返回澳门驻扎。十月，琦善到达广州，竭力反对林则徐的做法，裁撤水师，解散壮丁，全部废除各种防守器具，想以此消除英国人的猜疑；但又不敢轻易答应开放商埠，只答应赔偿烟价七百万圆。当时加至义律患病，没有参加谈判，甲必丹义律独自主持谈判。他见琦善容易对付，言辞和脸色便转为严厉，除了先前索要的六项条件外，又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琦善正凭借笔舌之力再三坚决拒绝，伯麦却在十二月十五日（一八一五年一月七日）率舰队进攻，攻陷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两座炮台。琦善大为惊慌，当夜写信给义律，再次提出和议；在烟价之外，答应开放广州、割让香港，义律也答应归还定海以及大角、沙角炮台。于是当月二十八日议定草约。英方一面召回驻扎在舟山列岛的舰队，一面在香港张贴告示，开始修建房屋和码头，把香港视为己有。朝廷得到英国人进军的报告后勃然震怒，于是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七日再次下达宣战谕令。朝廷先后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提督杨芳、尚书隆文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调任江督裕谦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命伊里布回任江督，褫夺琦善的大学士职位，整个局势又发生了一次变化。琦善也知道割让香港的约定未必能够得到政府许可，但他所说的“从地理上看没有什么险要可以扼守，从军械上看没有什么优势可以凭借，兵力不稳固，民心也不坚定；如果同英国交战，实在没有把握，不如暂时表示羁縻”这番话（也是琦善奏折中的话），确实不能说不是当时的事实。草约既已订立，而宣战的谕令又接踵而来，琦善于是更加狼狈，不得已装饰美女、陈列珍馐，盛情宴请英国使者，希望拖延时日，慢慢设法寻求万一的补救。义律察觉事情已经发生变化，便同伯麦继续执行进攻虎门的计划。当时将军、参赞以及调来的援兵还没有到达，英军已经在二月五日连■〈舟宗〉入犯，不到几天，横当、虎门一带的各座炮台便全部陷落，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各要隘的大炮三百余门以及林则徐去年购买的西洋大炮二百余门，全都落入敌手。十三日，参赞杨芳率领一千多名湖南兵飞驰赶到，才观察形势，在珠江要害处沉船、投石以抵御敌军；而英国印度总督新派来的陆军司令官卧乌古（Gough）又已到达，英军更加长驱深入，完全扼住珠江的咽喉，杨芳也束手无策了。

译广州的和议。然而，英军虽然凭借船坚炮利的暴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但各国商船四十多艘云集港外，因为停市已经很久，都不赞成英国人的做法；就连英国人也担心长期战争会造成商业上的损害。于是二十六日，美利坚、法兰西两国商人经行商伍怡和介绍，递交书信进行调停，说义律本来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够同各国一样通商，各国就没有不共同表示感谢的。杨芳据此上奏，但当时朝廷刚刚得到英国人已经占据香港的确实情形，正在愤怒地逮捕琦善，必定要洗雪这一耻辱，于是严词拒绝。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以及新任总督祁■〈土贡〉一同抵达广州。当时各处要害已经丧失，敌军进入腹地，我军的攻战器具还没有齐备，所招募的义勇也没有集合起来。奕山起初采用杨芳、林则徐的建议，主张固守，不要轻率出战；不久林则徐奉命赶赴浙江，奕山受翼长、随员等人的言论影响，又想侥幸试战一次。四月初一，派出水勇七百人，乘小船，装载火器，打算在半夜一次性击溃敌舰。但这次夜袭的结果，只击破敌军双桅大船两艘、杉板小船五艘，纵火劫掠其商馆，并误伤美利坚人几名。英国军队反而在第二天早晨大举出动，把港内数百具木筏、三十多艘装载油料和柴薪的船全部焚毁，径直向广州进发。到了初五，城西北的天字炮台、泥城港以及城北山顶的四方炮台先后陷落。广州的形势已经掌握在敌军手中，将军、参赞不得已，于初七日（西历五月二十七日）派署理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议和，于是议定休战条约如下：一、将军等答应在烟价之外，先赔偿英国军费六百万圆，限五天之内交付；一、将军以及外省军队退驻城外六十里；一、把割让香港作为尚未确定的问题，留待日后协商；一、英国军队退出虎门。“平英团”的奋起，起初奕山等人到达广东，认为广东百姓同洋人交往已久，都难免有汉奸、贼党的嫌疑，因此舍弃本省水勇不用，反而远赴福建招募。官军搜捕汉奸时，往往不问是否确实属于汉奸便将其杀死。南海义勇和湖南兵已经因此互相仇杀，只因将军出面慰谕才得以解散。英军刚到时，很是申明军纪约束，不随意抢劫杀人，因此广东百姓对于官军擒获、斩杀敌人所给的赏格，从来没有响应。等到和议已经确定，奕山等人才把这六百万赔款说成广州居民生命财产的代价，议定其中四百万由藩库、运库、海关三库发给，二百万由广州行商分摊，于是日夜搜刮，唯恐来不及。可是英军却在这期间游行街市，大肆奸淫抢掠，于是广东百姓种种不平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初十日，三元里百姓一万多人树起“平英团”的旗帜，趁英军陆续撤退之际包围攻击他们，发誓决一死战；远近百姓纷纷响应，人数很快达到数万。义律听到变故后急忙赶来救援，陷入重围不能脱身，便写信向知府余保纯告急。余保纯奉将军命前往解围，经过整整一天，才带着义律冲出包围。第二天，赔款总额已经交接完毕，英军于是于十二日撤离广州，催促将军等人离开广东。十六日，奕山、隆文退驻金山，先撤回湖南兵，只留下杨芳驻守城中镇压局势。隆文到金山没几天就突然死去，杨芳不久也因病回去。自虎门开战以来，我军前后战死的不下五百人，而英军死亡的只有十四人。据说如此。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相继陷落，广州虽然凭借这项城下之盟得以保全；然而奕山等人会同上奏，却说英国人只要求按照以前的规定通商，并把赔款改称为清还商欠，至于鸦片价格和香港问题，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朝廷认为事情已经妥当，只命将军等会同总督、巡抚筹议妥善章程，增修防守设施。又认为广东兵政废弛，遇到战事完全没有用处，便追究历任总督的罪责，并派林则徐戍守伊犁，作为惩罚过去、警戒将来的办法。然而英国人因为上年所要求的六款以及割让香港的约定还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答复，不肯停止用兵。因此，一方面英国率领军舰退出虎门，经营香港，恢复广东贸易；另一方面又想借战胜的势头把军队调往北方，威吓朝廷，非要把自己的要求全部实现才罢休。适逢伯麦刚从印度续调战舰回到广东，于是他同义律等人在六月决定向北进犯；不久飓风大作，撞毁了他们的座船，义律等人仅仅保住性命。两广总督祁■〈土贡〉等人惊慌地入朝报告，说洋船撞碎了，洋兵漂没无数，海面上浮尸遍布。朝廷正要发出藏香祭谢海神，答应广东保举守城的文武官员至数百人，而英国政府派来的大使璞鼎查（Pottinger）和海军少将巴尔克（Parker）恰好到达。于是卧乌古、巴尔克率领军舰九艘、汽船四艘、运输船二十三艘，装载士兵三千五百人，于七月九日（西历八月二十五日）进逼厦门。第二天，英军攻陷海岸炮台，随即转向轰击，经过一天一夜，官署和街市全部被毁，闽浙总督颜伯焘、金厦道刘曜春退守同安。然而英军占领厦门后也没有驻守，只留下军舰三艘、军队五百五十人占据鼓浪屿。颜伯焘于是上奏说已经收复厦门，而英军又于八月十二日（九月二十六日）进攻舟山列岛。当时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率五千兵驻守定海，浴血奋战五昼夜，最终在十七日同时战死，定海再次陷落。于是钦差大臣裕谦率一千多人守镇海，提督余步云、总兵谢朝恩率两千多人分守甬江口两岸的炮台。二十六日（十月十日），英军两千二百人携带大炮十二门，分路登陆，余步云和谢朝恩的军队都溃败了，裕谦自杀，余步云逃往宁波。英军接连攻陷镇海后，声势更加振作，径直溯甬江而上，于二十九日（十月十三日）追到宁波城下。余步云又弃城逃往上虞，居民相继竖起“顺民”旗帜，闭门不出；慈溪、余姚的居民也逃散一空，土匪纷纷起来，谣言四处传播，浙西大为震动。

译九月，朝廷听说定海、镇海相继陷落，便下诏任命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都统特依顺为参赞，进军浙江，筹划收复的办法。任命广东巡抚怡良为钦差大臣，移驻福建；任命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分别负责南北沿海的防御。奕经上奏调来川、陕、河南新兵六千人，又招募山东、河南以及江淮之间的义勇和沿海亡命之徒数万人，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一（1842年2月10日）抵达杭州，留下特依顺驻守，自己则同文蔚督率军队渡江，于十六日进攻绍兴。英国军队自从去年占领宁波后，认为宁波以西的水道浅窄，不适合大型军舰航行，于是下令让士兵休息，只是不时派小船进犯慈溪、余姚，纵情抢掠后就离开。等听说大军逼近，便把镇海的驻军全部调去，凭借城东北甬江口招宝山的炮台防守；又把驻扎宁波的军队调上船，只留下几百人守城上的大炮等待应战。然而奕经、文蔚正在竭力排除异议，积极谋求收复，议定的进军方略如下：一、奕经率兵勇三千，驻扎在绍兴东面的东关镇；文蔚率二千人，驻扎在慈溪城北的长溪岭；副将朱桂、参将刘天保率二千人驻扎在城西的大宝山，以图谋收复镇海。二、提督段永福率兵勇四千埋伏在宁波城外，余步云率二千人驻守奉化，以图谋收复宁波。三、海州知州王用宾驻扎乍浦，雇用渔船渡过岱山；原总兵郑国鸿的儿子郑鼎臣率领水勇，负责火攻，以图谋收复定海。约定在本月二十八日（三月十日）夜间同时进军，预先派遣乡勇，分别埋伏城中作为内应。然而定海地势隔绝，布置不容易，郑鼎臣的一万多名义勇队提前渡海袭击，未获成功而返回。宁波、镇海两城的内应果然都按期打开城门等待援军，但进入宁波的段永福前队五百人遭到敌军炮击，战死过半。进入镇海的刘天保所率河南精锐五百人，因为内应人数太少，不敢交战，仓皇退出。于是段永福逃往东关镇，刘天保、朱桂退军，分别驻扎在大宝山左右；英军反而于二月四日（三月十五日）派一千五百人从慈溪登陆，进逼朱桂的阵地，激战一天，朱桂父子战死，天保的军队惊慌溃败，文蔚当夜丢弃辎重器械向西逃走。英军接连攻陷大宝山、长溪岭，没有了西面的后顾之忧，于是初六日撤回宁波；文蔚退到西兴（萧山县城西），奕经也渡江回到杭州，已经渡过乍浦的万余名水勇也被遣散了。只有郑鼎臣这一支军队还在三月初一围攻岑港的英军，并报告说焚烧、击沉敌船大小数十艘，淹死敌兵五六百人。而浙江巡抚刘韵珂正在竭力主张和议，已经在上个月上奏请求起用伊里布到浙江主持议和，朝廷的议论又因此发生了变化！乍浦、宝山、上海相继陷落。于是朝廷采纳刘韵珂的意见，赏给伊里布七品顶戴，前往浙江效力。任命尚书耆英为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以齐慎为参赞；下诏命各军停止进攻，按兵不动，只严守重要地点等待机会。当时英军刚得到新任印度总督额伦波罗伯（Earl Ellenborough）的命令，想要转而侵略长江，以扼断我方南北交通，于是向宁波绅士勒索犒军银二十万圆，并在三月二十七日（五月七日）全部撤走宁波、镇海的驻军，只留下船四艘、士兵一千多人守卫定海和钱塘江口；到四月八日（五月十七日），全军已经逼近乍浦。当时乍浦有汉兵六千三百人、满兵一千七百人，看见英国军舰像山丘一样，都吓得丧失了斗志，发射的炮弹大多打不到目标。英军陆战队第二天登岸，初十日占据城外高地，同海军配合炮击，于是攻陷乍浦，杭州、嘉兴都实行戒严。伊里布急忙赶到英舰上议和，却没有取得结果。刘韵珂又上奏请求释放俘虏，把他们送到乍浦；但英国军舰已经在十八日北去，于是改送到镇海，英国军舰又在五月初一（六月九日）到达吴淞。奕经发檄文给牛鉴，叫他采取权宜办法羁縻敌军，牛鉴犹豫了两天，直到初七日才派人带着书信前往英国船只，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江南提督陈化成守卫海口炮台，初八日黎明开战，炮火击沉敌船两艘，又击断其中两艘的桅杆；然而陈化成突然战死，守军四散溃败。英军于是当天攻陷宝山，十一日攻陷上海；又派兵窥伺松江、苏州，因为水浅不敢进入，便决定溯长江而上，进攻镇江府，以实行截断运河的策略。宝山陷落后，朝廷命奕经酌情派一名参赞前往苏州，又命耆英、伊里布赶往上海，会同牛鉴相机筹办，并任命刘允孝署理江南提督。等上海接着失守，牛鉴返回江宁；一方面他到处晓谕居民，说长江沙洲航道曲折，敌军决不会深入；另一方面又上奏请求仿照乾隆朝征讨缅甸后停战、仍准其朝贡的先例，允许英国人通商。不久，英国军舰连续经过福山、江阴、图山关等要隘，于六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到达镇江。于是参赞齐慎、提督刘允孝都督率军队前往援救，但驻防副都统海龄严词拒绝他们入城，让他们在城外作战，只用驻防蒙古兵一千多人守城，并禁止居民迁徙，日夜搜捕汉奸，任意虐杀，城中一片沸腾。十三日，英军将领卧乌古把全军七千人分为三队，由巴尔德勒、娑尔敦、叔特三名将领分别统率，自己率领五百七十名炮兵指挥全军。第二天，娑尔敦的右翼军先击破我军城外部队，叔特的中军和巴尔德勒的左翼军进攻城西北，卧乌古用大炮轰击南门，交战两小时后，城池便陷落，海龄自缢身死（也有人说是被乱兵杀死），齐慎、刘允孝退逃到新丰镇。从瓜洲到仪征的盐船和商船全部被焚烧，火光绵延一百多里，扬州盐商交纳银五十万以免遭祸。这一战英军战死三十七人，负伤一百三十一人，于是留下叔特的一支军队守卫镇江，其余全部溯江向西而去。二十八日（八月四日），英军前队已经逼近江宁；到七月四日（八月七日），全军已经抵达江宁府城外。

译镇江失守后，朝廷才决意议和，命耆英、伊里布向敌军表示和谈意向。英国使臣璞鼎查以耆英等没有获得全权任命为由，拒绝同他们谈判；朝廷于是任命耆英、伊里布以及两江总督牛鉴为全权大臣，准许他们相机处理。当时英国将领娑尔敦的支队已于七月六日登岸，计划在初十日黎明开始炮击；恰逢初七日耆英、伊里布抵达，于是初九日夜间派信给英国使臣，请求第二天早晨会面商谈。英军刚下令停止进攻，这时忽然传出我军增募寿春兵的谣言，卧乌古非常愤怒，又把军队和大炮部署到钟山山顶，打算摧毁江宁府城。耆英等人百般辩解，事情才得以暂时停止。十四日，三位全权大臣亲自到英国军舰上，同璞鼎查订立停战协议；从此往返谈判，终于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西历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缔结中英修好条约，也就是所谓的“南京条约”。英国军舰鸣放二十一声祝贺炮，悬挂两国国旗庆祝，战事才告结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八百四十二年〕 这项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中英两国今后应当维持和平；（二）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支付军费一千二百万圆、商欠三百万圆、鸦片赔偿六百万圆，共计二千一百万圆，限于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年末以前全部付清；（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港口，允许英国人通商和居住，并且一律不征收关税；（四）将香港的主权割让给英国政府；（五）释放被俘的英国人；（六）在战役中替英军服役的华人，一律免罪；（七）今后两国往来的文书，采用平行的格式；（八）条约得到皇帝批准、赔款交付六百万圆之后，英军应当从当时所占领的长江沿岸等地撤兵；但在条约实行以前，舟山和鼓浪屿仍由英军占领。八月底，英军收到六百万圆赔款，听到大皇帝批准的答复后，当天离开江宁，把停泊在长江上的全部舰队调回定海驻扎。于是卧乌古从香港返回印度，璞鼎查因功被任命为香港总督兼陆军大将；朝廷随后追究牛鉴没有守住江口的罪责，剥夺他的职务并逮捕审问，以耆英代替他，命令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东商议互市章程。又把奕山、奕经、文蔚、余步云等领兵大员逮捕，交刑部治罪，并分别惩处那些失守城池的文武官员。其中余步云罪责较重，因此在这一年冬天伏法。两国交战期间，英国军舰曾两次经过台湾：一次是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在淡水港遇风触礁；一次是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在大安港搁浅。这两次都被台湾义勇捕获，共有三桅大船一艘、杉板船两艘、白人二十四人、黑人一百六十五人、大炮二十门，以及英军在浙东缴获的大量刀、铳和器械。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当时因办理军务，享有专折奏事的特权，于是先后详细陈述战绩，迅速上报朝廷。当时朝廷正因沿海各省屡战屡败而忧虑疑惧、束手无策；等台湾第二次报捷的奏章送到，朝廷认为这是击破船只、斩获敌人、大大宣扬国威，便急忙加授达洪阿太子太保、姚莹二品顶戴，以此向中外显示。一时之间，台湾镇、道的声誉在士大夫中大为显赫。达洪阿等人的气焰更加高涨，认为俘虏长期拘留不是好办法，请求赶快杀掉他们以断绝内患。驻扎鼓浪屿的英国军舰听说后非常愤怒，写信给台湾方面，以大规模报复相威胁。闽浙总督怡良害怕祸事牵连到自己，也急忙发檄文给台湾镇、道，命令把俘虏全部解送内地，想向英国人表示恩德以平息祸患。达洪阿等人认为总督的做法示弱，便在五月把一百六十五名黑人全部杀死。不久，南京条约签订，两国应当互相交还俘虏，但台湾方面送还的只有若干名白人。璞鼎查于是向江、浙、闽、粤四省大臣广泛控诉，说台湾镇、道虐杀遇难者、乘人之危邀功，请求会同上奏加以惩处。于是朝廷不得已，根据耆英等人的弹劾奏章以及怡良渡台查办的结果，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逮捕达洪阿、姚莹，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审讯定罪。一时主张尊王攘夷的人议论纷纷，义愤之色形于脸上。朝廷最终也察觉此案判罚不当，只给予革职处分而不再追究罪责；但议论者多认为，这场案件应归咎于当时军机大臣穆彰阿的授意，以及耆英、怡良等人的嫉妒，把它比作宋代以“莫须有”三字定案。到咸丰元年，朝廷特地下诏为他们昭雪，朝廷内外才一致称颂。广州续约的签订与粤民排外情绪的爆发　台湾俘虏的交涉草草结束后，广州又发生了排外暴动。此前，粤民自三元里与英军决斗以后，同英国人的关系日益恶化。英国人也害怕粤民强悍，不敢立即进入内河贸易，只是胁迫督、抚停止修复虎门炮台，并把各炮台的石料全部拆走，运到香港修筑。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成为正式开放的商港之一，前来的英国人渐渐增多。当天冬天，粤民中有人同英国雇用的劳动工人斗殴受伤，舆论情绪大为激昂；一万多名暴徒聚集起来，在英国商馆肆意焚烧抢掠，不再受官吏约束。于是英国官员立即调集刚回到香港的舰队直赴广州，准备自行处置。适逢伊里布奉命负责商约谈判，以钦差大臣、广州将军的身份就任，便急忙同督、抚惩办暴徒，以向英国谢罪。英国使臣璞鼎查听说伊里布到任，非常高兴，正准备提出通商方面的条件，要求确定会谈日期。然而伊里布年已七十二岁，因卧病不起，于二十三年二月死于广州，于是朝廷派耆英接替他。该年五月，两国全权代表在香港举行了交换批准条约的仪式。到了九月，双方又在虎门订立补充条约，共十七条，内容包括关税规定和其他各项细则，作为南京条约的附录。从此，广州等五个港口逐步实行开放，英国政府得以在各港派遣领事处理商务；但粤民忽然提出坚决拒绝英国人入城的主张。于是鸦片战争的局面结束了，而日后广州事变的契机也由此开始。

译英、法和约的签订与鸦片问题的最终结果　南京条约一经公布，欧洲、美洲的商业界便大为欢欣。比利时、和兰、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争相要求派遣领事或公使到广东；法国和美利坚两国还向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公使，商议缔结条约。道光二十四年正月，美国公使便以大统领的国书向我国政府表达意愿；政府仍命耆英主持此事，于是中美条约于该年六月在澳门签订。过了一个月，法国公使接踵而来，又于九月在黄埔同耆英会面，按照同样的方式缔结了中法条约。这期间，璞鼎查已经从香港回国，继任他的是佛朗西士达维斯。到道光二十六年，中国应付给英国政府的赔款已经达到总额，耆英又同达维斯在虎门会面，秘密陈述粤民凶悍的情形，请求英国政府把英国人居住广州的实施期限再推迟二年，并且私下答应不把舟山列岛割让给其他国家。达维斯于是亲自前往定海，举行归还交付的仪式，全部撤走驻守舟山、古浪屿的军队。这样，中国同欧美大国先后订立的条约共有三项，朝廷已经确认各国为彼此平等、相互对待的友邦，并在公文、照会中禁用“夷”字；而当时所谓清议派的势力，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仍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舆论，连朝廷也时常受到他们的劫持。唯独作为战争原因之一的鸦片禁令，朝廷起初并没有明文解除，但臣民吸食和使用鸦片的习惯却日益蔓延，从此英国商人的鸦片输入也依然盛行。朝廷迫不得已，到咸丰九年终于公开放松禁令，以“洋药”的名义征收关税。这样一来，吸食鸦片的恶劣风气无异于得到法律的默许；而各国外国人反而借此诋毁中国，有的甚至把我国一两件粗制的烟具带到博物院陈列，作为我国民间风俗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