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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清朝前纪》民国 孟森 ●纲领 清朝自太祖以后，记载事情才有始末。太祖以前的事，只写了寥寥几行，唯恐别人知道。对于明人的官私著述，又加以禁止、毁弃，并株连扩散，大兴文字狱，希望把这些事情彻底掩盖消灭。二百多年间，学士大夫都不敢开口谈论。人人心里都认为，清朝的先世一定有极其不可告人的事情。革命以后，才有一些诬妄的文章出现，例如说顺治的母亲与山东人王杲私通而生下顺治之类的话，最早见于魏声和的《鸡林旧闻录》。当时已经据实加以驳斥。近来看到有人翻译英国人濮兰德所著的《清宫史》，也引用关于王杲的诬说，大概是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材料，却没有加以甄别选择的作品。日本人稻叶君山等人，先出版了《蒙古满州地理历史》一书，其中关于清朝先世的各篇，引用的多是明代《实录》和明代编成的《全辽志》等书，种类也没有多少，只是这些书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后来又有朝鲜人著述的几种书，那就更不是中国人所能见到了。接着又出版了《清朝全史》一书，所叙述的事实，比《蒙古满州地理历史》略多一些，但很少标明出处，这也是一个遗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不过，根据他写书的体例和所征引材料的可靠性，可以知道其中叙述的事实确实是有根据的。于是借助稻叶的书，反过来查考清人编修的《明史》；其中虽然有很多被掩盖消除的内容，但那些事迹虽不清楚，年月和具体条目仍有不少相互符合之处。那些被当时禁令束缚而遗漏的内容，竟然也有张学颜、李成梁以及外国传记中的《朝鲜传》等几处。经过钩稽考察、相互参证，先详细说明其部族，再弄清其世系，编成若干篇纪事。因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太祖以前，所以称为《清朝前纪》。它的目录应当列成表来说明。以上共记十篇，对于清朝的先世，大致可以有所探讨。当时他们不过是东夷中的一个部落，曾经向明朝称臣服役，并没有其他什么不可对人说的事情。这样一来，一切诬妄之说都可以不必理会。既补充了一代史书的不足，也有助于说明清朝，可以平息街谈巷议中的种种猜测。●女真纪第一 清朝自称“满洲”是其部族的名称，我以前写过《满洲名称考》，已经对此作了订正。清朝的部族实际上是女真。女真兴起于辽代，有人说“女真”就是古代“肃慎”的转音，这种说法应当可信。历经辽、金、元三代都称为女直，明代又恢复旧称女真；清朝编修《明史》，于是把这些称呼全部删去了。最奇怪的是，字典的注释中，在“女”字、“真”字、“直”字之下，都没有女真、女直。《韵府》也不收女真、女直。《满洲源流考》把东夷各部族都详细列出，唯独没有女真专条，只在正文中出现过一次“女真”二字。清朝历代都向世人显示自己来历不广，因此执笔编史的臣子拘谨小心、曲意奉承一个人，宁可失去史家的真实，也不触犯“温树”之戒。现在看来，真可以说是鄙陋了。女真，辽、金、元三史都写作“女直”。《元史·地理志》在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之下，记载开元路时说：“这是古肃慎的地方……就是金朝鼻祖的部落。起初称女真，后来为了避辽兴宗的讳，改称女直。”等等。辽兴宗的讳是宗真；女真在辽代，每年都有职贡。肃慎衰微以后，它的名称在隋、唐、五代的史书中便不再出现。总的来说，虽然部族名称没有改变，但在清代冒称满洲以前，历代都有女真。《辽史·太祖纪》记载：“在建立国家以前，即唐昭宗天复三年春，就说：‘讨伐女直，将其降服。’”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十一月，又说：“派偏师讨伐奚、霫诸部，以及东北尚未归附的女直。”可见女直因为族众弱小，被渤海以及靺鞨黑水等部遮蔽，不能自行与中国往来。辽朝兴起于契丹，与女真接近，所以女真的名称较早在军事行动中出现。后来在部族表中，又逐年详细记载其来贡的年份；从唐天复到辽兴宗即位，已经达到一百七十年，大概就是宋仁宗天圣九年。宋人的记载全都称女真。明人的官方和私人文字，则女真、女直并称。现在根据《大明会典》卷一百零七《礼部六·五东北夷》条记载：“女直是古肃慎的地方，在混同江以东、开原城以北。东面濒海，西面接兀良哈，南面邻近朝鲜，是金朝遗民。永乐元年，野人头目来朝，后来整个辖境都归附。永乐九年，开始设置奴儿干都司，建州兀者等卫，以及千户所、百户所。任命某些酋长为都督、都指挥，任命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赐给敕书和印信。又在开原城设置马市，以便进行贸易。”大概女直分为三种：居住在海西等地的，称为海西女直；居住在建州、毛怜等地的，称为建州女真。除各卫所之外，还设有地面、站、寨，设置官员、赐给敕书，完全依照三卫的制度；最东边的是野人女直。野人女直距离中国远得多，朝贡并不经常。海西、建州每年派人朝贡一次。又据陈仁锡《潜确类书》未被清代抽毁的旧本，在第十四卷《四夷门》中收录黄道周《博物典汇》第九卷《后建夷考》说：“如今的女真就是金朝遗民。国朝把它分为三种：建州、海西、野人。永乐元年，野人酋长来朝；建州、海西则整个辖境都归附。” 先后设置了建州等卫，设置一个都司，称为奴儿干，用来统辖它们，并授予其酋长官职。”由此可见，明代对女真的记录十分详细，而《明史》却把这些内容大体删去了。清朝灭亡以后，应当编修《清史》，也正应当同时重修《明史》。

译建州女真是清朝的正统世系，另有专纪。海西和野人这两种女真，因为清代忌讳谈论，长期不见于史籍，现在不能不略加说明。海西是元代行政区域的名称，隶属于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壬戌，撤销辽东海西提刑按察使，归入北京。又《仁宗纪》记载：延裕二年夏五月庚午，设置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隶属于中政院。又据日本稻叶氏所引用的《皇明实录》：明太祖洪武十六年四月己亥，已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派人到辽东，表示愿意归附，太祖派人带着诏令前往告谕他。这些都是证据。元代官制规定：行中书省每省设丞相一员、平章二员、右丞一员、左丞一员、参知政事二员，郎中、员外郎、都事各二员。辽阳行省的右丞应当驻在海西。所以《皇明实录》说：“元代海西右丞，在元代《地理志》中，辽阳行省所属的开元路就是海西的地方，但没有‘海西’这个名称。”可见海西作为一个区域名称，也是通俗称呼，并不像划分路、府那样属于固定制度。海西和建州在明代被划分为两种。不过，野人蹂躏海西、建州的事迹记载得很明显。海西与建州之间是否发生冲突，在明代中叶以前没有明确记载。只有成化年间，建州与海西极力联络，成为明朝的祸患。事情见于《董山纪》和《脱罗纪》。到了嘉靖年间，才有扈伦四部与建州相抗，这些部族已经不是从前的海西。四部中，哈达最忠于明朝，也是最先被清太祖消灭的。《明史·张学颜传》说：“隆庆六年，宣谕王杲，王杲害怕了。十二月，约海西王台把俘获的人送来接受招抚，张学颜于是安抚了他。”等等。王台就是哈达部的酋长，史书称其为海西。由此可知，扈伦四部就是海西的旧地。扈伦，《明史》称为忽喇温，也是明代中叶以来由野人进入海西居住的部族。明初所说的海西，虽然地方相同，但部众还不是扈伦。洪武十六年给海西右丞阿鲁灰的敕谕说：“只有贤能的人才能懂得存亡的道理，决定取舍的时机。如今你所守的险要之地，东面有野人的险要，南面有高丽的险阻，北面接连空旷的沙漠，只有西面抵达元营。” 道路险要难行，谁不认为可以凭此固守呢？”等等。由此可明确知道，海西的地理位置在野人的西面。稻叶氏又引用《全辽志》卷四《宦业志·徐玉传》说：“丁卯年，大军征讨纳哈出，徐玉担任前锋，直抵金山，攻破营寨，俘虏、斩杀的人很多。进军到一秃河，适逢纳哈出投降，于是返回。不久又攻掠海西地区，到了松江，招抚晓谕人口五千多，马、牛、车辆九百多。到了一个迷河，敌人在后面追来。”稻叶氏按语说：“一秃河如今是伊通河，松江就是松花江。攻取海西直到松江，可以知道海西在松花江流域。”等等。现在考察，丁卯年是明太祖洪武二十年。《明史·本纪》说：“这一年封纳哈出为海西侯，就是在他的所在地授予这个封号。”明代《一统志》说：“金山在开原西北三百五十里，辽河北岸，与兀良哈接壤，是海西的尽头。”稻叶又引用朝鲜书《龙飞御天歌》卷七第五章注说：“现在三姓以西、松花江上游的地方，称为海西江。”等等。稻叶据此推求海西的地理位置，确实是正确的。然而，明人本来就把扈伦四部的地方称为海西，把扈伦作为海西的标志。因此，地方范围本已确定，不必再多费言辞。

译海西女真的地理位置，大致如上所述。那么野人女真的地理位置又怎样呢？“野人”二字如果从人种发展程度来说，也很难确定。它的疆域当然不是由女真人自己划定的。凡是女真，都可以称为野人。稻叶氏引用《皇明实录》说：“成祖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来朝，设置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任命阿哈出为指挥使。”据此可知，阿哈出本来是建州女直的头目，明廷授予他官职，却称他为女直野人头目。这说明建州也可以称为野人。稻叶氏又引用《皇明实录》说：“太祖十八年九月甲申，女直人高那日、捌秃、秃鲁不花三人，请求归附辽东都指挥使司。他们自己说，高那日原是故元奚关总管府水银千户所的百户；捌秃、秃鲁不花是失怜千户所的部人，都被野人俘获后充作奴隶，苦不堪言。辽东是乐土，希望迁居那里。请求圣明垂恩，赐给琉璃珠、弓、锡、镴等物送给野人，就可以赎回八百多家人，全部迁入辽东。事情上报后，赐给高那日等每人衣服一袭、琉璃珠五百索、锡五斤、弓弦十条。” 等等。明代辽东都司隶属于左军都督府，辖有今天奉天省内铁岭以南的各地，与女真相邻却不相混。高那日等人从女真而来，自称受野人之苦，希望居住在辽东。这样看来，脱离女真，就是脱离野人的地方。他们所说的野人，未必不是建州、海西等部。清人承袭女真的旧部，侵入辽东，占据辽沈并在那里建都。入关以后，才把东三省作为一个区域，作为满洲的根据地。其实“满洲”本来并不是这个部族的名称，而辽东都司过去所管辖的地方，自古以来也属于中国版图；明代时尤其与羁縻地区的奴儿干都司截然不同。稻叶氏又引用《实录》说：“洪武二十年十月，下诏征取辽东官军中曾经到过海西、野人地区以及纳哈出境内的人，共二百六十名，他们历经劳苦。到京后，分别赐给文绮、罗衣、纱绽等物。”等等。由于把海西、野人地区连在一起称呼，可见海西也可以称为野人。稻叶氏又引用朝鲜《龙飞御天歌》卷七第五十二章注说：“东北这一道地方，本来是肇基之地，长期以来已经畏服威德。野人酋长远至移兰豆漫，也都前来服事。” 他们常常佩带弓剑，进入潜邸担任护卫，侍奉在身边，随军东征西伐，没有不跟随的。至于女真，有干朵里豆漫、夹温孟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阏。”等等。注释说，移兰豆漫是三万户。这些人都指建州女真，却被认为是野人酋长。移兰就是“三”，如今满语仍然这样说。三姓现在改为依兰府，使用的就是这两个字的旧音。稻叶氏又引用《实录》说：“永乐二年夏四月戊午，黑龙江等地的女直野人歹寅加等请求来朝，赐给钞以及文綧表里。”这指的是黑龙江一带的女真。黑龙江在海西、建州的境界之外，与《明会典》把女真分列为三种的说法相符合。

译从女真人自己的说法来看，稻叶氏引用《皇明实录》说：“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敕谕辽东总兵官、都督同知巫凯等人说：‘现在收到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的奏报，他原来奉皇帝恩命，居住在婆猪江。近来遭到忽剌温野人的侵害，想迁居辽河、草河。朕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妨碍。你们应当商议安置，不要放松边防，也不要失去对夷人的安抚。’”等等。又引用《实录》说：“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的儿子童仓上奏：‘臣的父亲被七姓野人杀害。’”等等。又据朝鲜《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说：“这里原是高句丽的旧地，胡人称作斡水河（一说叫吾音会）。本朝太宗年间，斡朵里童和孟哥帖木儿乘虚进入并居住。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杀死孟哥父子，斡木河没有了酋长。”等等。稻叶氏又根据《朝鲜纪载》说：“宣德八年冬十月，孟哥帖木儿被兀狄哈的杨木答兀袭击杀死。”等等。又在详细考察清初《疆域篇》时，叙述兀哲部说：“兀哲又写作窝集，都是满语中‘森林’的意思。” 《龙飞御天歌》卷七记有兀狄哈，“兀狄”也是这个词的对音字。“哈”就是人的意思，推测这个部族是因为居住在森林地带而得名。等等。现在考察，忽剌温据稻叶考证就是黑龙江一带的呼伦，曾向南侵掠，包括海西在内，清代官书称为扈伦。扈伦四部中，以乌拉为主要部族。而清代《开国方略》卷四说：“乌拉的先祖，以呼伦为国号，姓纳喇，与哈达相同。”这就是稻叶氏所依据的材料。都督孟哥帖木儿，就是清代所说的肇祖原皇帝。名为都督孟特穆的孟哥帖木儿，被杀时正值朝鲜李氏王朝世宗十五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明实录》记载童仓的奏报，说他死于七姓野人之手；而朝鲜书中说他死于兀狄哈之手。稻叶认为兀狄是窝集的对音。那么，兀狄哈就是《明会典》所说的兀者卫中的兀者。据《满洲源流考》，也说它就是“窝集”二字。兀者卫以及兀者左、右、后、前三卫，都设置于永乐二年；兀者前卫则设置于永乐四年。《满洲源流考》根据《明实录》这样记载。《明史·兵志》记载，奴儿干都司所属设置的三百八十四卫中，兀者卫以及前、后、左、右各卫，设置年份也相同。兀者就是渥集，也就是窝集，古代称为沃沮，清代称为东海渥集部，或东海窝集部。这样看来，《明会典》把兀者卫列为野人女直，显然是正确的。野人女真在今黑龙江和吉林的最东部，建州、海西女直的记载都是如此，《明会典》所指的也是这一地区。只是兀者前卫在海西境内，后文另有记载。明代奴儿干都司的辖境极其遥远，东北方向一直包括库页岛等地女真野人的疆界，与清初的版图没有不同。今天俄国的西伯利亚滨海省，全都在其辖境之内。近年来，清廷派曹廷杰考察西伯利亚东部，于是他在俄国滨海省的特林地方，发现了明代奴儿干的永宁寺二碑。稻叶氏引用《明东北疆城辨误》说：“光绪十一年，东海诸部已经被俄国占有以后，曹廷杰奉命侦察西伯利亚东部，回来呈上所记的书，就是所谓《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书中说，距离庙尔以上二百五十多里，在混同江东岸的特林地方，有石壁矗立在江边，形状像城阙，高十多丈，上面有两块明碑：一块刻着《敕建永宁寺记》，一块刻着《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两碑都是太监亦失哈记述征服奴儿干以及海中的苦夷等事的碑文。评论者认为，明朝东北的边塞，最远不过铁岭、开原。现在根据这两块碑来证明，这种说法实在不足为据。苦夷就是苦兀，是库页的转音。这篇记事文字，确实可以说足以打破二百年来的蒙蔽。它所记述的内容，与明代各书一一相合。明朝强盛时，例如永乐、宣德年间，对于东北各族，哪里只是致力于招抚和养育而已，实际上还能以武力达到那里，远至桦太地区；这一点可以由此得到证明。”《辨误》的文章就是这样说的。稻叶氏则说：“野人女直势力的兴起，就是明廷在东北的威力衰落的表现；这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我们可以断定，奴儿干政厅在永乐时代就已经无法保证自身安全了。”考察当时的事实，宣德末年获得的这一地区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远征军在黑龙江市场与女直进行交易时，有人打死了市场上的人，女直对此怀恨在心，控制住军民的归路，杀死了八九百人。”又有记载说：“中官亦失哈等出使奴儿干，回来时在途中被扣留的，共有五百人。”这些报告，难道就是在特林江岸建立永宁寺、刻碑记功，并夸称东海苦夷等归服之年，军队归途中的真实情况吗？他们建立寺庙，大概也是想把佛教传播到野人的地区，希望使他们逐渐驯服，但最终没有取得丝毫效果。于是到了正统初年，撤退了奴儿干。该都司的同知官退守辽东的铁岭卫。稻叶这句话应当是有根据的。永宁寺碑的形制、尚未磨灭的原文，以及潜江甘云鹏的跋语，都见于魏声和的《鸡林旧闻录》。女直与明人的交往，有进贡的道路，也有马市。稻叶所引用的各篇文字，很有一些可以考证的内容。本文因为记述清室的起源，不想泛泛考察女直，所以略去不谈。●建州纪第二

译女直在明代分为三种，其中建州女直是清朝的正统世系。建州本来是明廷设置的卫名，但“建州女直”这一称呼由来已久。明廷根据原有的族类来命名所设之卫，并不是族类因设置卫而产生。《新唐书》说：“渤海大氏设置率宾府，统领华、益、建三州。”其地在今吉林兴京附近，是建州女直繁衍生息的地方。辽朝把建州治所迁到灵河以南，后来又迁到灵河以北。金、元两代沿袭下来，都有建州，但都是辽以后迁置的建州，在今蒙古喀喇沁、土点特二旗之间，属于明代兀良哈境内。元代《一统志》所说的故建州，则是渤海的旧建州。由此可知，建州女真的本土，自唐代渤海创建建州以来，该地就一直称为建州。到了元代仍有“故建州”的称呼。居住在这里的女真部落，自然会以建州作为区别性的名称。建州设置和州治迁徙的沿革，《满洲源流考》叙述得相当详细。到了明代设置卫，正是因为清朝祖先担任官职，这里才成为清朝一代发祥的起点。《满洲源流考》却独自记载得含混不清；它记述建州卫以及建州左、右二卫的设置，只记了设置的年份，除此之外一个字也没有写。而且，右卫设置于正统年间，清代修撰的《明史》尚且没有弄错，《源流考》却误以为建州右卫是在宣德七年设置的。拿《明实录》中的事实来作证明，矛盾之处十分明显。又，《源流考》第十三卷后面附有《明卫所成站考》，本来应当对建州三卫有所详细记载。即使另有顾忌而不敢详述，它前面既然在《部族考》中记载三卫设置于永乐以来，后来怎么能不在《卫所成站考》中保留建州三卫的名称，反而竟删去了数卫。《明史·兵志》还说：“有三百八十四卫。”《源流考》却说：“三百七十六卫。”由此可知，它抽去了几个卫名，于是把建州三卫屏除而不予记载。任意削减，哪里还成体统！它的按语说：“渤海……所统领的建州，实际上就是国初所统辖的建州。”这些话所说的地望是对的，但笼统地说“所统之建州”，以掩饰其接受建州卫职任的事实，已经十分含糊。又说：“等到我肇祖原皇帝，才开始居住在赫图阿拉，这就是兴京，实际上是右卫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把肇祖说成只是居住在建州，似乎没有接受过卫职。况且右卫并没有自己的分地，详细说明见下文右卫部分。原按语却把兴京指为右卫之地，更加没有根据。实际上，肇祖之所以成为肇祖，正是因为当时获得了建州左卫指挥的职务，所以才成为王业的开端。现在分开叙述如下：据《明史》和《源流考》记载，建州卫都说是在永乐二年设置的。稻叶所引用的《皇明实录》记载，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来朝，设置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任命阿哈出为指挥使，其余人分别任千户、百户、所镇抚。赐给诰命、印信、冠带、袭衣以及钞币，数量各有不同。这就是建州的始祖。又引用《实录》说：“永乐十四年二月，赐建州左卫指挥孟哥帖木儿等宴。”左卫设置于永乐十年，但当时没有记载其指挥究竟是谁；到了永乐十四年赐宴一事，才见到左卫指挥的名字。女真人称卫指挥为都督，这不仅是女真人自己的称呼，明代官方文书也沿用这种称呼。《明史》中所说的建州都督，都是这种情况。清人的记述则说：“肇祖名为都督孟特穆，就是建州左卫指挥孟哥帖木儿。”具体说法见下文；他就是建州左卫的始祖。宣德八年冬，孟哥帖木儿被七姓野人杀害，这在前篇已经讲过。当时女真人自行以孟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代替他。稻叶所引《实录》记载：“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的儿子童仓上奏：‘臣父被七姓野人杀害，臣和叔父都督凡察，以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多家，秘密前往朝鲜地区。想要一同出辽东居住，又害怕被朝鲜扣留，请求赐予怜悯。”等等。当时童仓直接称凡察为叔父都督，明廷也没有加以责难，可见明廷显然把凡察作为孟哥帖木儿的替代者。又引用《实录》说：“正统五年冬十月己未，敕令晓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等。”这就更加说明明廷已经明确承认了他的身份。可是，又有人引用《名山藏》第五卷《东北夷篇》的文字说：“正统初年，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被七姓野人杀死。他的弟弟凡察、儿子童仓带着卫印逃入朝鲜。童仓的弟弟董山，继任建州卫指挥，明廷又发给新印，暂时归凡察保管。诏令把旧印交给董山，但要求交回新印。凡察不肯交出。于是把左卫再分出一部分设置右卫，把新印交给董山，让他统领左卫；凡察则持有旧印，并让他统领右卫。”现在考察清代禁毁书目录中的《名山藏》，是何乔远撰写的。按照它的记载，童仓先承认凡察是叔父都督，他的弟弟董山后来才自行继任指挥。也可以知道，凡察不甘心让出权力，于是请求把所发的新印暂时交给凡察。诏令没有同意，凡察也不肯交出他的旧印，于是设置右卫作为调停。又据《实录》对这件事的记载，事情发生在正统七年，这与《明史》所说右卫设置于正统年间相符合。而凡察实际上就是右卫的始祖。

译建州三卫之中，又以左卫为清朝的正统世系，另有专篇记载。本篇先详细叙述建州卫和建州右卫。建州卫最初接受官职的人是阿哈出。《明实录》只说他是野人头目，但稻叶引用《龙飞御天歌》，则记载他和孟哥帖木儿各是女直三万户之一，也就是所谓的移兰豆漫。相关说法见《女真纪》。“龙飞御天”是朝鲜李氏自我颂扬其开国的歌辞。朝鲜国在明代以前长期称为高丽。其国主姓王，世代相传已有数百年。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废黜国主瑶而自立，恢复朝鲜这一旧名。他在位九年，到建文二年传位给儿子芳远。《龙飞御天歌》记载的都是李成桂时期的事情。当时佩剑入卫的三万户中，孟哥帖木儿和阿哈出都在其中。孟哥帖木儿称为夹温孟哥帖木儿，阿哈出称为古论阿哈出。原注说，夹温和古论都是他们的姓。稻叶又引用《实录》说：“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衤▯上奏：‘孟哥帖木儿等被深处的狄哈攻打劫掠，无法自存。我的祖父怜悯他们，授予他们万户的职务。”等等。衤▯是芳远的儿子，成桂的孙子；他所称的“臣祖”就是成桂。成桂在位不过是在洪武末年。到了建文初年，当时孟哥帖木儿已经和阿哈出并列，同为万户。阿哈出接受明廷卫职，比孟哥帖木儿早几年。稻叶氏引用《龙飞御天歌》的三万户，并结合《元史·地理志》考证说：火儿阿就是胡里改，斡朵里就是斡朵怜，托温就是桃温。现在考察《元志》原文：“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属的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广阔，人民分散居住。”元初设置五个军民万户府，用来镇守北部边境。一个是桃温，距离上都四十里；一个是胡里改，距离上都四千二百里，距离大都三千八百里；一个是斡朵怜，一个是脱干怜，一个是孛苦江；各自设有官署，分别统领混同江南北的地区。《满州源流考》订正桃温说：“屯屯河在宁古塔东北七百里，源头出自屯池，向南流入混同江。明永乐二年，曾设置屯河卫和千户所，应当就是这个地方。”又把“距离上都四十里”订正为“四千里”。又把胡里改订正为呼尔哈，即今天宁古塔河的名称。又把斡朵怜订正为鄂多理，即清朝最初的发祥地。鄂多理万户猛哥帖木儿，另有《肇祖纪》记载。只是根据《龙飞御天歌》，可以知道阿哈出本来是火儿阿万户，也就是《元史》所说的胡里改万户，同样也是《满州源流考》所说的呼尔哈万户。明廷授予他建州卫指挥一职，这就是阿哈出原先的仕历。阿哈出因随军立功，被赐姓名为李思诚。这件事见于稻叶氏的叙述，但没有说明依据；必定是有所本的。黄道周《建夷考》也说：“建州卫指挥阿哈出，以及他的儿子释家奴等人，都因立功被赐姓名，官至都督同知。”这与稻叶氏的说法正好相合。稻叶又引用《实录》说：“永乐元年九月，皇上对兵部尚书刘俊说：‘各卫的鞑靼人，很多人同名，又没有姓氏来区别他们，也应当都赐给姓氏。’于是兵部请求按照洪武年间的旧例，编制勘合，发给并赐予姓氏，皇帝同意了。”等等。稻叶还以此证明，赐姓一事在洪武年间已经实行。又引用《实录》说：“永乐八年，有一条记载建州赐姓的文字。阿哈出的儿子释家奴被赐名为李显忠，昝卜被赐名为张志诚，但没有见到关于阿哈出的记载。”他被赐姓，应当在这件事以前。《女直考》和《东夷考略》都说他曾获得这一典礼，等等。释家奴获得赐姓名的事情，也与黄氏《建夷考》的记载相合。稻叶又说，阿哈出一定死于永乐六年至七年之间，所以永乐八年让释家奴担任都指挥，不久又有赐姓之事，这正是父子之间职务承袭和更替的事实。根据稻叶的话：“先任命为都指挥，后来才赐姓。”这应当另有依据。稻叶又引用《实录》说：“永乐十年十一月己酉，辽东都指挥同知巫凯等上奏：‘建州卫指挥李显忠、指挥孛达、赵刘不颜，都带着家属到建州居住，年成不好，缺少粮食。’皇上命令打开粮仓发粮赈济。”等等。由此看来，阿哈出被授予建州卫指挥之后，并没有居住在建州，大概仍在外地随军。直到他死后，他的儿子释家奴承袭职务数年，才带着家属前往建州。这就是阿哈出死去、其子释家奴承袭职务以及后来返回本卫的事实。

译释家奴回到建州本卫以后，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向南迁徙到婆猪江，即前篇所记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的敕文所说的情况。敕文记载，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上奏：“原来奉恩命，居住在婆猪江。近来遭到忽剌温野人的侵害，想要迁居辽河、草河。”婆猪江，《明史·朝鲜传》称为泼猪江，是鸭绿江的支流。成化三年征讨建州时，明廷下敕令朝鲜出兵协助进剿。于是派中枢府知事康纯，率领一万多人，渡过鸭绿江、泼猪江，攻破九猕府各寨，等等。由此可知，婆猪江靠近朝鲜。稻叶氏考证朝鲜的《西征录》，详细记载了李满住在婆猪江的居址。这些都是专门考察《历史地理》的文章，现在不一一引用。总之，婆猪江就是今天的佟家江，这一点已经确定，没有可疑之处。李满住的姓李，是承袭阿哈出父子所接受的赐姓而来。“满住”是建州酋长的尊称，另有《满洲名称考》对此作了详细说明。既然满住是对酋长的通称，那么这个李满住究竟是哪一个人，就不能确切断定。后来成化三年，明朝征讨建州，诛杀了李满住及其儿子古纳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李满住。满住在正统元年想从婆猪江迁往别处。到了正统三年，这件事已经成为事实。稻叶引用《实录》说：“正统三年六月，建州卫掌卫事都指挥李满住派指挥赵夕因哈上奏：‘旧日居住在婆猪江，多次遭到朝鲜国军马抢掠杀害，不能安稳居住。现在迁到灶突山东南的浑河上居住，仍然像过去一样为朝廷效力，不敢违抗。’”等等。稻叶考证说：“灶突”的含义，满语称为呼栏，山称为哈达。今天兴京以西的呼栏哈达，就是当时的灶突山。这样，李满住就重新回到了建州的旧地。这时李满住在奏章中还说，他已故的叔父猛哥不花，曾任都督同知，掌管毛怜卫事务。该卫的印信被指挥阿里古藏起来，不肯交出。现在猛哥不花的儿子撒满答失里承袭职务，仍然掌管卫事。请求发给印信，以便朝贡和上奏。至于阿里所藏的印信，不准使用。事情交给行在礼部、兵部讨论：浑河水草便利，又不靠近边城，可以让他们居住。阿里现在住在毛怜卫，部下人口众多，应当把印信给他。撒满答失里住在建州卫，与毛怜卫相隔很远，又没有部下，难以把印信给他。关于他入朝贡、奏报事务，应该让李满住领取印信文书，以便办理。朝廷听从了，等等。一个居住在建州卫却没有部下的人，可以名义上担任掌管毛怜卫事务的职务。毛怜卫本身又另有指挥使。这其中的缘故很难考索。只有稻叶又有一篇《建州杂考》，引用马文升《抚安东夷记》说：“永乐末年，招降的举措逐渐松弛，而先前居住在开原的建州女直，叛逃进入毛怜，彼此攻杀。宣德年间，朝廷派使者招降他们。辽东守臣请求把建州老营的土地给他们居住。所谓老营，是朝廷每年征取人参、松子的地方，名为东建州。起初只有一卫，后来增设左、右二卫。但夷人不过几千人，却也每年各派一百人入朝进贡，成为常规。”等等。现在考察，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已经在永乐十年回到本卫旧地。这里所说的先前居住在开原的建州女直，应当就是释家奴留下的遗众。到永乐末年叛入毛怜，大概就是后来由他掌管毛怜卫事务的由来；宣德年间，因为他们在毛怜与毛怜人相互攻杀，朝廷让他们居住在建州老营之地，这个人应当就是满住的叔父猛哥不花。按照这个意思推测，事情似乎能够吻合。李满住回到建州旧地以后，正统五年，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又奉诏进入婆猪江，居住在李满住原来居住的地方。敕书说“与李满住同处”。这样看来，满住虽然放弃了婆猪江，但婆猪江之地在名义上仍属于满住。这是左卫的事情，另见《肇祖纪》。此后一直到成化初年李满住被诛，稻叶所著《满洲历史地理》和《清朝全史》都没有值得记载的大事。只有《明史·朝鲜传》略略记载了建州的事情。这是清廷文字狱漏下的线索。修史时，君主和臣下大概都偶然保存着明人的史料，却自己并不知道。如今如果没有稻叶等人的著作把这些材料贯串起来，我们也无从在沙中淘金、拣取史实。现在依据《朝鲜传》记载：“正统十三年冬，土木之变以后，命令使者调发朝鲜以及野人女直的军队，会合辽东军队征讨北方的寇贼。这里所说的野人女直，就是指建州、海西。大概以往女直尚且恭顺，明朝也颇加以抚养，所以有这次行动。其实明朝已经有虏患，女直也已经萌发了蠢动的念头。第二年，景泰改元。夏季，辽东奏报说：‘开原、藩阳有寇贼进入境内，掠夺人口和牲畜，是建州、海西的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人充当向导。’ ”又在景泰二年冬，因建州头目暗中与朝鲜交往，告诫▯向断绝同他们的使者往来。▯向，是当时的朝鲜国王。又在天顺三年，边将奏报：“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下与朝鲜结交，恐怕会成为中国的祸患。”于是下敕告诫▯柔不要制造不安，以免留下后悔。▯柔也是当时的朝鲜国王。▯柔上疏申辩，朝廷又晓谕说：“宣德、正统年间，因为王国与他们彼此侵掠，朝廷下敕令你们解除怨恨、停止战争，起初并没有让你们与他们交往、给予赏赐、授予官职。既然他们已经接受朝廷的官职，而国王又给他们加授官职，这就是同朝廷抗衡。国王一向秉持礼义，为什么你却文过饰非！以后应当断绝私下交往，以保全你的美誉。”等等。此事另见后面的《董山纪》。当时建州三卫都接受了朝鲜授予的官职。自从董山与凡察分别统领左、右卫以后，正是三卫并立的时期。清代为了避讳其曾经做过明朝臣属，因而也避讳建州卫的事迹。哪里知道他们还曾有向朝鲜称臣的事情：阿哈出、猛哥帖木儿入朝侍奉李成桂，建州三卫接受李▯柔授官，事情本身虽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清代对于这些事讳莫如深，得到这些材料来揭开其隐情，也足以成为一段谈资。

译天顺五年，建州人又发生到朝鲜义州杀人抢掠的事情。考察明代《会典》，其中称建州女直是居住在建州、毛怜等地的人。这样看来，毛怜卫实际上与建州卫属于同一部族。看正统三年李满住的奏文，他的叔父以及叔父的儿子都居住在建州，并有“掌毛怜卫事”的名号。当时毛怜卫指挥使是阿里古。不过，前一年《实录》记载：“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儿子童仓奏报：‘想要经过辽东出境，恐怕被朝鲜拘留。请求赐予怜悯。’”等等。全文已经见于《女真纪》。当时皇帝下敕给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命人护送他出境，不要使他受到侵害。当时毛怜卫指挥使又是郎卜儿罕。到天顺四年，仍然是郎卜儿哈，被朝鲜杀死，从而招致建州的仇恨。那么中间担任毛怜卫指挥使的阿里，一定就是郎卜儿罕一人而有两个名字。《明史·朝鲜传》说：“天顺四年，又晓谕▯柔说：‘你奏报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与人合谋煽动叛乱，已经依法处置。法律只能施行于本国之内，怎么能施加到毛怜境内？郎卜儿哈如果有罪，应当奏报朝廷，由朝廷分别处理。如今擅自加以杀害，难怪他的儿子阿比车想要报仇吗？听说阿比车的母亲还在，应当赶快送到辽东都司，让阿比车领回，以解除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到义州杀人抢掠，▯柔奏请朝廷下令归还被掠夺的人口和物资。兵部议论说，朝鲜先前曾诱骗并杀害郎卜儿哈，后来又诱骗都指挥兀克，使军队放纵地抢掠他的家属。如今野人确实是为了复仇，并且晓谕朝鲜说：“寇盗前来，都是你们自取其祸。只要守分守法，大概就可以消除边境上的衅隙。”朝廷听从了。这里所说的建州卫，未明确指出究竟是哪一卫，暂且列为李满住的建州卫之事。所说的都指挥兀克，不知道是三卫中哪一卫的指挥使，也暂且存疑。自天顺年号以来，建州三卫的势力已经全部掌握在左卫都督董山手中。《朝鲜传》所说的三卫私下与朝鲜结交，实际上都是董山主动进行的。事情见《董山纪》。董山在成化二年被明廷诱骗来后随即杀死。稻叶的叙述当然有所依据。就目前所见的典籍而言，黄氏《建夷考》正与之相符合。稻叶又引用《实录》说：“成化三年春以后，建州与辽东交涉的事情，一是在正月，兵部奏报：‘巡按辽东监察御史魏瀚奏报，虏寇进入辽东碱场堡以及鸦鹘山屯、梁家台等地，纵火焚烧堡门、营舍，大肆杀掠后离去。’等等。二是在二月，总督辽东军务左都御史李秉等奏报：‘海西、建州等地的女直进入鸦鹘关，抢掠佛僧洞等地，副总兵施英等分兵抵御。派都指挥邓佐率领五百军队作为前哨，前进到双岭，遇到伏兵，战死；一时陷没的有一百多人。当时施英也驻次于树遮巅，与参将周俊的军队会合，距离邓佐不远，却不能出兵救援，以致损失了士卒和马匹，挫伤了军威。’ 等等。三是在三月，记载建州、海西女直进入连山关、通远堡、开原、抚顺抢掠。此外，铁岭、宁远、广宁境外也有达贼窥伺边境，奏报送到：“皇帝命令辽东镇守总兵、巡抚等官员，严格督促官军防御。不久他们又进入靠近辽阳的连山关，向东抢掠抚顺。”等等。四是在四月，停止并免除辽东每年进贡的人参。按照旧例，辽东都司每年进贡人参，每年役使东宁卫的士卒，出境采办。当时由于建州女直连年入寇，百姓不得安生，赋税也无从征收。巡抚都御史袁恺等把这些情况上奏，于是免除这项贡额，等等。这一月己丑日，朝廷于是出兵征讨建州，既使用辽东军队，朝鲜也派援军从鸭绿江进兵。”见《明史·朝鲜传》。稻叶则另行引用朝鲜书籍，详细说当时建州都督李满住及其儿子古纳哈，因受到武靖伯赵辅等军队声威的逼迫，逃到兀弥府，被朝鲜军侦知后捕获并斩杀。此前朝鲜因私下同建州女直交往，受到明朝责怪。到这时事情才完全暴露，朝鲜方面心中很是得意。他们的军将砍下一棵大树，在树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朝鲜大将鱼有诏，消灭建州后回师。” 明军到达这里时看到这块白木牌，已经是在他们回师以后了，等等。现在考察，兀弥府就是婆猪江的谷地，李满住先前曾经居住在那里，详细情况见稻叶引用的朝鲜《西征录》。《明史·朝鲜传》所说的九▯府，正是兀犭尔府的讹误。《朝鲜传》只说攻破九犭尔府的各个寨堡，斩杀、俘获很多人。成化四年正月，朝鲜派官员来献俘，皇帝下诏从优赏赐，并下敕嘉奖晓谕，却没有说捕杀李满住父子，已经有所避讳了。

译稻叶叙述明军的主力由赵辅率领，从抚顺关出发，在今天萨尔清城附近的密林中经历了相当艰苦的战斗。建州女直在那个地方也有可以据守死守的险要隘口。根据赵辅的报告，说贼军据守大山，凭借险要地势迎战；又说贼军都在五岭以及向东延伸的密林中，阻挡官军。大体说的都是这些。然而明军在九月二十四日出抚顺关，十月四、五日进入女真的根据地。此前已经不能不认为取得了胜利；他们在当地多次获得敕书、朝鲜国的帖文、番书以及器械等。由此可知，这时虎城已经被明军屠毁。虎城又写作古城，李满住和董山的寨堡就在虎城，即今天的兴京一带。大概因为灶突山在女真语中叫虎栏山，所以取第一个字略称为虎城。他们的寨堡本来就靠近灶突山。明军的另一支部队从凤凰城经过，一路上不过报告屠杀了若干小寨。却从前锋渡过婆猪江，忽然取得意外的奇胜，把战果收在朝鲜援军手中。这一年二月，因为霜雪严寒，朝廷急忙下令回师。赵辅亲自写成《平夷赋》，说这次战役直接剿灭了建州女真，其实未必如此。《明史·赵辅传》说：“此前征讨大藤峡，赵辅因功获封武靖伯。不久蛮人侵入浔州，他几乎因为妄言而被以获封爵位抵罪。”夸大虚饰本来就是他的长处。稻叶则说赵辅回军以后，东边似乎立即发生了警报。明人的记载中，有人说成化三年的战役声势虚张得很大，实际却并不相称。从某些事情看来，简直免不了有玩弄寇贼的讥诮，等等。试着查检《实录》，那么这一年十一月，也就是回师的下一个月，李秉的奏报已经战战兢兢地部署边防，说恐怕残余贼寇再次成为祸患。由此可知“消灭贼寇”的说法是虚妄的。《赵辅传》对这件事却说，成化三年总兵征讨迤东，与都御史李秉从抚顺深入，接连作战有功，升为侯爵。《李秉传》则说，他作为总督，与武靖伯赵辅分道出塞，大获全胜。皇帝用羊和酒慰劳他们，赐给麒麟服，加授太子少保。明代史书对这件事含混其辞而不敢泄露，竟到了这种程度。成化三年的大捷，是明朝驾驭东夷的一大关键。可是这件事最终竟被完全掩没，谈论边疆事务的人也几乎没有能够说清的。直到日本人搜罗明朝和朝鲜的旧籍，才开始有线索可寻。这实在是研究、评论往事的一大快事。成化三年以后，女真侵扰边境，仍然是董山的儿子脱罗。大概此后建州的强悍势力，全都以左卫为中坚。李满住在世时，已经只是徒有其名；他被诛杀后更不用说了。阿哈出后人的建州卫，到此大概已经告终。只有黄氏《建夷考》称，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人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抚孙绘抵御他们，损失和死亡很多。不久，巡抚因为这件事被判处减少赏赐物品，夷人哗然；他又用欺诈手段杀害那些哗然的人，夷人因此怀恨在心，多次入塞杀人抢掠。和成化年间一样，这个李撒赤哈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卫的酋长。成化末年，海西酋长中有一个叫李撒赤哈的，联合董山的儿子造成边患；距离嘉靖二十一年大约五十年，应该不是同一个人，这也是一个疑问。总之，嘉靖中叶以后，正是左卫都督王杲猖獗的时期，本来没有其他卫的酋长施展武力的余地。以上建州卫的记载已经结束。右卫后来兴起，其始祖凡察，是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因为他与侄子董山争夺官印，正统七年，明廷设置右卫来安置凡察，并替他们调解争端。稻叶撮要引用《实录》说：“正统七年，分建州左卫设置右卫，以董山为左卫长，以凡察为右卫长。下敕给董山说：‘你和凡察本是一家，如今分开设置卫所，你所处的大小头目和人民，任凭你指挥；从今以后不要互相侵犯。’下敕给凡察说：‘你所应当统领的头目和人民，已经命令辽东官吏共同审问。等隶属关系审查清楚以后，你要安守自己的产业，不要招致过失和冲突。’”又引用《名山藏》的记载，文字已经见于前文，与这里相符合。稻叶说：“凡察死于正统十一年至景泰元年之间。这应当是因为正统十一年以前，还能见到有关凡察的事实；而景泰元年以后，确实已经有建州右卫指挥使，不再是凡察的事迹，必定有所依据。”稻叶又说：“明廷一向的惯例是，遇到新设卫所的名称，或者迁移卫所驻地，必定发布特别诏令，指定其大致地点。只有建州右卫，完全以官印为主，而不说明地域。也可以推想，明廷是把左卫迁居范围中的一部分划给右卫，这在道理上或许是适宜的。总之，完全没有记载，由此可知领土这件事，双方都不重视。所以可以断定，建州右卫只是名义上的设置，实际上不过是赐给一枚官印而已。明朝中期以来，对女真的政策大概只注重赐予官印，其他一切都不顾及。这样一来，实际上对女真内部的争夺已经不能施加任何干预。因此，争夺官印在明代足以成为女真人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等等。大意是说，左右二卫即使有划分地盘，那也是女真内部的事情。明廷既然没有支配权，也就不能对其进行调停。凡察死后，右卫指挥使是谁，史料没有详细说明。《明史·朝鲜传》说：“天顺五年，建州卫野人到义州杀人抢掠。有关官员议论说：‘朝鲜先前曾诱骗并杀害郎卜儿哈，后来又诱骗都指挥兀克，使军队放纵地抢掠他的家属。如今野人确实是为了复仇。’”等等。郎卜儿哈是毛怜卫指挥使，所说的都指挥兀克被诱骗、家属被抢掠，而建州为此复仇，应当是建州三卫中某一卫的都指挥使。当时建州卫都指挥使是李满住，左卫都指挥使是董山，两人都没有被诱骗前来的事情。那么推想起来，兀克难道是右卫的都指挥使吗？这是凡察以后所有问题中的一个疑点；他似乎就是建州右卫的指挥使。

译稻叶叙述成化三年的事情，说在那以前董山的势力日益强盛，曾经强行要求明廷让一个人兼任建州卫和右卫都督。这件事一定有依据。既然如此，天顺、成化年间，右卫也曾被董山兼领。建州卫的李满住当时明明还在世，他死在董山之后，但董山也曾兼任建州卫都督。因此，这件事不能作为右卫中断的证据。董山在正统七年承袭官职。凡察之死，据稻叶说是在景泰元年以后。由此可知，董山凭借左卫称雄，也是在景泰年间才开始的。成化初年，董山被明朝杀死，建州还承袭着董山留下的威势，以左卫为中坚，右卫逐渐衰微。到嘉靖年间，左卫衰落。大概景祖的六个兄弟分居六处，被称为宁古塔贝勒。“宁古”是六这个数，“塔”是个的意思。见吴兆骞《宁古塔纪略》。满语所谓宁古塔贝勒，汉语称为六祖。清代官书中有完整记载。六祖居住在兴京附近，并不是宁古塔之地。世人因为有一个地名叫宁古塔，便认为宁古塔贝勒就是因地得名，又说宁古塔之地有塔，这些都是错误的说法。六祖分居之时，正是左卫涣散的时候，因此嘉靖年间建州的强悍酋长是王杲。根据《明史·李成梁传》，王杲被称为：“建州都指挥，不详其为何卫。”稻叶说：“明人的记录中称王杲为右卫都督，但没有指出这里所谓的明人记录究竟是哪部书，原文又是什么？”他又说：“王杲应当是凡察的后人，那么根据这一点可以推知他属于右卫。”《明史》称他为建州都指挥。这应当是建州各卫都已经衰落，只有王杲凭借右卫独自猖獗，于是如同天顺年间董山独自兼领三卫的情况一样。虽然他起初出自右卫，但隆庆、万历年间已经不再以右卫之名相称。这就是嘉靖以后右卫又兴起，并与左卫交替发展的事实。王杲这个名字，源自《鸡林旧闻录》误引山东人把他当作清世祖奸生父的说法，后来流传到英国人濮阑德所著的《清宫史》中。此前我在《旧闻录》中已经对此作过辨正，但当时详细说明该书文字毫无根据，还无法说清王杲的来龙去脉。最近才从《明史》张学颜、李成梁等人的传记中得到一些线索。再结合稻叶氏的说法及其贯串起来的线索，才确知李成梁传中所说的王杲之子阿台，就是《东华录》中的阿太章京。王杲父子与景祖、显祖二祖相始终，和太祖起兵的事紧密相接。因为这件事的头绪较为复杂，而且王杲曾经是建州全境的雄长，使景祖、显祖二祖都受其役属。他的儿子阿台，才与清太祖相承接。景祖、显祖二祖死于阿台之难，在《清实录》中说是为阿台殉难；在明人的记载中，则说二祖出卖阿台以讨好李成梁，却仍被成梁滥杀。总之，这件事同清朝的关系很多，事迹也较为丰富，另行编为专纪附在后面。这里不再全部列举。

译王杲被明军捕获并斩杀时，左卫的后代、清朝的景祖和显祖二祖，尚且还没有力量振兴自己。而继王杲之后继续成为边患的，仍是右卫一支的王兀堂。王兀堂大概既不是左卫的支派，居住地又不在兴京附近。凡察分为右卫的时候，明廷并没有说明他的分地。当时兴京就是赫图阿拉等地，是李满住居住的地方；凡察等人最初来到兴京附近，也就是李满住所遗留的婆猪江流域。后来董山迁入赫图阿拉，那么婆猪江一带大概就是右卫所居之地。王兀堂兴起，正好在婆猪江流域，大概与王杲属于同一部。王杲迁居兴京附近后，王兀堂便领有他的旧地。以《明史》相互印证，王兀堂居住在靠近宽奠的地方，这就是婆猪江一带。《张学颜传》说：“辽阳镇以东二百多里，原来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锋增设险山五堡，但它们与辽镇之间声援不相连接。都御史王之诰上奏设置险山参将，管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阳。又因为那里土地贫瘠，想把驻地迁到宽佃，但因时局困窘，未能实现。万历初年，李成梁建议把孤山堡迁到张其哈佃，把险山五堡迁到宽佃、长佃、双墩、长领散等地。” 这些地方都占据肥沃土地，扼守险要，但边地军民苦于路途遥远、劳役繁重，纷纷发出怨言。工程刚开始，王杲又侵犯边境，杀死游击裴承祖。巡按御史急忙请求停止工程。张学颜不同意，说：‘这样就会向敌人示弱。’当天便巡视边塞，安抚并平定王兀堂所属各部，听任他们在当地进行贸易。最终还是修筑了宽佃，向外拓展土地二百多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的地区，全都遵守约束。第二年冬天，出兵讨伐王杲，把他打得大败。”以上记载说明，王杲和王兀堂是同时存在的不同部落，而王兀堂所属各部靠近宽佃，正是这种情况的证明。又《李成梁传》说：“万历七年，迤东都督王兀堂，过去曾同宽奠通商。后来参将徐国辅的弟弟国臣，强行压低市场价格，王兀堂于是和赵锁罗骨多次派遣小股骑兵侵犯边境。第二年三月，率六百骑兵进犯▯阳和黄冈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又率一千多骑兵从永奠进入，成梁将其击退，追出边塞二百里。敌军用骑兵抵挡，而步兵登山擂鼓呐喊，成梁大败敌军，斩首七百五十，全部毁掉其营垒……那年秋天，王兀堂又侵犯宽奠，副将姚大节将其击破，王兀堂从此便振作不起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骑〕 以上是有关记载。所谓“迤东都督”，不知道是王杲死后由人承袭的称号，还是原本就有这个名号。明人把建州称为迤东，这一点前面引用的《赵辅传》已经说明。成化三年总兵征讨迤东的说法，应当是在万历七八年被明军击败，史书说从此不再振作。大概过了两三年，清太祖就从左卫兴起，把各部全部兼并。接着又兼并海西野人，后来进入并占据辽东，因此建州自然也不可能再有其他能够重新振作的部落了。凡察是孟哥帖木儿的弟弟，孟哥帖木儿及其儿子阿古被七姓野人杀死。虽然当时还有童仓和董山的两个儿子，但那时建州左卫都督的名号暂时归于凡察。具体情况前文已经说过。孟哥帖木儿就是清朝的肇祖原皇帝孟特穆，童仓就是他的次子褚宴，董山就是他的长子充善，这一点确实毫无疑义。另见后面的各篇纪传。至于凡察这个名字，在清朝官书中有名为范察的，也有写作樊察的。清朝的说法是：“三位天女在布尔湖里沐浴，神鹊衔来朱果，放在小女的衣服上。小女把它含在口中，忽然朱果已经进入腹中，于是怀了孕，生下布库里雍顺。三姓发生动乱，雍顺前往那里，众人知道他是天女所生，便推举他为国主，动乱于是平定。” 这就是清朝开基的始祖。过了几代，国人反叛，雍顺的族人被杀，有一个名叫范察的幼子幸免。他隐藏身份直到终老。传了几代之后，才传到肇祖原皇帝。”以上是有关记载。日本人认为，范察是雍顺的幼子，在家族遭难时幸免，这与明代所记凡察的事情，肯定是同一个人。虽然他的世次不相符合，但如今考察《开国方略》，雍顺到肇祖之间相隔的世代数，本来就同其他清朝官书大不相合。《开国方略》依据太祖亲口所说的话，必定更为可信。雍顺以来的世次既然本来就不准确，那么凡察在清朝祖先中的世次，又怎么足以作为凭据呢？事实相同，名称也相同，因此这个凡察就是那个范察或樊察，应当是可信的。详细说法见后面的《雍顺纪》和《肇祖纪》。●建州左卫前纪第三　布库里雍顺

译王先谦《东华录》所收《清实录》的文字说：“长白山高二百多里，绵延一千多里。山上有一潭，名叫闼门，周围八十里，源头深、流域广，鸭绿江、混同江、爱滹江三条江都发源于此……山的东面有布库里山，山下有一个池子，名叫布尔里湖。相传有三位天女，长女恩古伦、次女正古伦、三女佛古伦，在池中沐浴。沐浴完毕，有神鹊衔来朱果，放在小女的衣服上。小女把朱果含在口中，忽然已经进入腹中，于是怀了孕。她告诉两个姐姐说：‘我的身体沉重，不能飞升，这可怎么办？’两个姐姐说：‘我们都列入仙籍，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这是上天让你怀孕，等你分娩以后再来，也还不迟。’说完就分别离去。佛库伦不久生下一个男孩，生下来就能说话，体貌奇异。等孩子长大后，母亲把他因吞食朱果而怀孕的缘故告诉他，于是给他命名说：‘你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叫布库里雍顺。上天生你，是要平定乱国，你去治理它。你顺流而下，那里就是那个地方。’让他乘坐小▯。母亲便凌空离去。孩子乘船顺流而下，到了河步，登岸后折取柳枝和蒿草做成座具，端坐在上面。当时那里有三姓人，争相称雄，天天交战，彼此仇杀，动乱无法平定。” 有一个到河步取水的人，看见他后觉得非常奇异。回去告诉众人说：‘你们不要再争斗了，我到河步取水时，看见一个男子，观察他的相貌，绝不是普通人。上天一定不会无缘无故地生下这个人。’众人前往观看，都认为他非同寻常，于是追问他的来历。他回答说：‘我是天女所生，上天生我，就是要平定你们的动乱。’并且告诉了他们自己的姓名。众人惊讶地说：‘这是上天降生的圣人，不能让他徒步行走。’于是众人互相用手抬着他，把他迎到家中。三姓人商议说：‘我们何不停止争斗，推举这个人为国主，把百里家的女子嫁给他？’于是议定，将百里家的女子嫁给他，奉他为贝勒。动乱于是平定。此后，他居住在长白山以东的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国号为满洲，这就是开基的始祖。过了几代以后，他不善于安抚民众，国人反叛。布库里雍顺的族人被杀。有一个名叫范察的幼子逃到荒野，国人追赶他。曾有一只神鹊停在他的头上，追赶者远远望见神鹊停留的地方，以为是枯木，便中途返回。范察因此幸免，隐姓埋名直到终老。从此以后，后代都感念神鹊，告诫人们不要伤害它。传了几代之后，才传到肇祖原皇帝。” 以上是清朝流传的始祖布库里雍顺的事迹。自古以来，在帝制与神权相互混杂的时代，通常都会编造这类荒诞不经的话，以显示神异。帝王末世，有人痛苦地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不要生在帝王之家；而取代他们兴起的人，又必定兴高采烈地宣称自己受命于天。千古以来的昏昧，仿佛全都如出一辙。清朝起于荒远之地，这种见解尤其不免蒙昧。三天女沐浴的说法，流传三百年而被当作不可更改的经典，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无父之子的故事罢了。至于后世有人把山东人王杲的故事附会到雍顺之母身上，那就更无法解释了。日本人则认为，雍顺本来并不存在，清朝的本源就是从肇祖开始的。这种说法由文学博士内藤虎次郎首先提出，稻叶岩吉等人都尊奉相信。他们所依据的，不过是长白山东面的俄漠惠这个地名，恰好同肇祖乘虚进入并居住的朝鲜会宁府所属斡木河相吻合。肇祖就是在这个地方接受建州左卫指挥的职务，于是被他们指为清朝发祥的依据。斡木河又名吾音会、吾弥府，也写作兀弥府，就是前面《明史·朝鲜传》中所说、误写成九犭尔府的地方。这里的“河”不是能够通航的河流，“府”也不是行政区划的府，总之都是译音，所以同俄漠惠、鄂谟辉相类。此事另见《肇祖纪》。日本人认为，清朝人把发祥地指在宁古塔附近，把今天的敦化县看作鄂多里，又在其附近寻找一个读音接近俄漠惠的地方来坐实这种说法。这个寻得的俄漠惠，只是从康熙朝内府舆图中按照字音摸索出来的。而康熙朝奉敕编撰的《皇舆表》卷二说，俄朵里城在兴京东北一千五百里，四至无从考知，等等。当时根本没有明确指出俄朵里的范围，又哪里会有俄漠惠这个地方？况且那里在长白山以北，并不在长白山东面。因此可以断定，敦化附近的俄惠漠，是乾隆以来附会出来的。至于俄朵里，则是建州部族的称呼，未必确实有这样一座城。因为斡木河与俄漠惠读音相近，又恰好在长白山东面，于是便断定斡木河就是《实录》所说的雍顺发祥之地。又因为斡木河没有可以指认的俄朵里城，于是便断定俄朵里是建州原有的部族名称。又因为肇祖迁居斡木河，于是便断定雍顺的事迹就是肇祖的事迹，并不是另有其人。这样曲折地逐一按合，所得出的解释也确实很巧妙。这就是日本人的见解。

译然而我认为，俄漠惠与斡木河都是译音；斡木河毕竟是肇祖迁居之地，并不是斡朵里的原所在地。斡朵里就是《元史》中的斡朵怜，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稻叶氏所依据的《龙飞御天歌》记载，朝鲜李成桂在明洪武、建文年间，确实有把阑豆漫，也就是三万户，迁来入侍的事情。这三万户中，一户就是后来被授予建州卫指挥的阿哈出，另一户就是后来被授予建州左卫指挥的孟哥帖木儿，也就是清朝的肇祖孟特穆。而这些都属于《元地理志》所说的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五万户府中的三万户府。具体情况如上篇所述。这个五万户府，是元朝初年设置的；明初肇祖担任斡朵里万户，必定是承自先世遗制。考察他与阿哈出等人所标明的三万户称号，既然同《元志》相合，就必定是承袭自元初。《元百官志》在记载诸路万户府时说，其官职都可以世袭。《元兵志》则说：‘国家初年掌管军队的官员，根据兵力多少来决定爵秩的高低。统领一万人的称为万户，统领一千人的称为千户，统领一百人的称为百户。世祖等人逐步修订官制……万户、千户在阵亡时，子孙可以承袭爵位；因病死亡时，则降一等。’ ‘把总、百户年老而死，万户调任其他官职，都不能世袭。这项制度不久便废止了。后来无论官职大小都由子孙世袭，只有因犯罪被罢免的不能承袭。’以上是有关记载。又说：‘至于军士，辽东有纠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有寸白军，福建有畲军，这些军队都不出戍其他地方，大概属于乡兵。’以上记载说明，元代万户府的官职原本都是世袭的。女直军尤其属于乡兵，不到其他地方戍守，没有调任官职、不能承袭的道理；也没有阵亡与病死的区别。元初各万户府的原有名称还在，因此它们既然承自元初，能够世袭也毫无疑问。又考察魏源《圣武记·开国龙兴记》第一篇所引《开国方略》，以及王先谦《东华录》所载天命以前的史料，万历四十年壬子十二月，太祖责备乌喇贝勒布占泰时说：‘我们爱新觉罗氏，是上天降生的，事事顺应天命、遵循天理。几代以来，远近之人都敬服我们，从来没有受辱于人。你即使不知道百代以前的事情，难道连十代以来的事情也不知道吗？’等等。由此看来，雍顺得爱新觉罗之姓以及诞生于天女的说法，按照太祖自己的话，不过是十代以来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万户〕 从太祖本人向上追溯：第二代是显祖，第三代是景祖，第四代是兴祖，第五代是妥罗，即脱罗兄弟，第六代是董山，即充善兄弟，第七代是肇祖。再往上追溯，不过三代，正好达到十代之数。由此可知，《实录》所说“雍顺开国，过了几代国家发生动乱；逃入荒野，又过了几代才传到肇祖”，必定是荒诞失实的话。从元初到明洪武末年，相隔一百年，正好符合三代以来的时间限度。斡朵里必定有一位始祖，而始祖又必定在元初。太祖自己说雍顺出生在肇祖之前三代，那么雍顺就是元初接受万户府职务的人，这一点也没有疑问。既然雍顺确实有其人，那么他居住的地方，就是元代合兰府水达达等路的斡朵里。合海府管辖混同江南北两岸的地区，以今天的三姓一带为中心，那么《清实录》所说雍顺前往平定三姓之乱，也不是完全没有对应之处。至于其中的鄂多里是否就是今天的敦化，以《实录》所说它距离兴京一千五百里来验证，实在不相符合。今天敦化距离兴京，最多也不到一千里。康熙时期既然说鄂多里城四至无从考知，那么后来把鄂多里认作阿克敦，设置县时便取名敦化，也很难断定确实如此；它应当还在敦化以北、靠近三姓的地方。由于《元地理志》可以证明斡朵里设有万户，并且与胡里改同属合兰府，因此可以看出，清朝自有始祖，不能因为肇祖居住在朝鲜会宁的斡木河，而斡木河恰好与俄漠惠读音相近，就把始祖和肇祖认作同一个人。斡木河与俄漠惠仅仅读音相似，本来不能强行断定为同一个地方。只是长白山的方位是确定的；《实录》既然说俄漠惠之野和斡朵里城在长白山东面，而今天依据清朝官书，再上溯《元地理志》，都应当确定斡朵里在长白山以北。日本人仅仅因为东面与北面一字的差异，就断定清朝始祖并不存在；又因为斡木河的读音接近俄漠惠，就断定清朝肇祖就是《实录》中的始祖，把原本的两个人化为一个人，这也未免武断了。《实录》本来就很难全部相信；雍顺到肇祖之间的世次，已经同太祖自己所说的话不符，中间又插入一个范察，而范察应当就是肇祖弟弟凡察的传讹。《实录》有这样种种难以凭信的痕迹，为什么偏偏认为其中“东”这个字绝对不能改动？我认为，它所说的长白山东面，或许正是因为肇祖后来迁居斡木河，才误把两地合为一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东”字就是因后来迁居的地方而产生的讹误。所误不过是一个“东”字，日本人却一定要把斡木河当作俄漠惠；又无法安置斡朵里，于是便把它说成部族而不是城。明知《元地理志》记载合兰府有各个万户，而斡朵怜万户府绝不可能迁到朝鲜，却把它略去说成部族，又抹杀元初最早接受斡朵怜万户职务的人，使清史必须删去始祖这一代，才能同自己的说法相合。这样一来，它所抵触的地方反而更多，不如承认“东”与“北”在方向上的小误，而认为其他各项证据彼此相合。因为雍顺生活在建州左卫建立以前，所以又把这一篇列为《建州左卫前纪》。至于他与肇祖之间的世次，则依据太祖亲口所说，断定在三代以内；这也同元初至明洪武末年的年数相符合，而不采用《实录》的说法。因此，这一篇定名为《布库里雍顺纪》。斡木河又名吾音会之下改作，也叫阿木河；这个名称与俄漠惠、鄂谟辉的读音都相同。●肇祖纪第四 肇祖原皇帝，讳都督孟特穆。他生来有智慧和谋略，慨然立志要恢复祖业。他设计诱骗先世仇人的后代四十多人，到达苏克苏浒河、虎拦哈达山下的赫图阿哈地，那里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多里；他杀掉其中一半，以报祖先的仇，又拘捕另一半，追索旧日的产业。目的达到后，便把他们释放了。于是肇祖居住在赫图阿喇地，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充善，次子褚宴。

译以上是王先谦的《东华录》。苏克苏浒河下注释说：苏浒二字，有的版本写作素护。虎拦哈达山下注释说：虎拦有的版本写作呼兰赫图。阿喇地下注释说：谨按《开国方略》，此地在苏克素护河与嘉哈河之间，后来称为兴京。蒋录没有“至苏克苏浒河、虎拦哈达山下，赫图阿哈地，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余里”这几句；而且其中引用的《开国方略》等书，都说赫图阿喇距俄朵里一千五百多里。这里是把一个字讹成了四个字，必当改正。又据说赫图阿拉地在虎拦哈达山下，这里另有一个所谓赫图阿哈，哈字应当是喇字的错误。日本稻叶氏也把这段文字作为传抄的《太祖实录》引用，其中“哈”正作“喇”，“四”正作“一”。清朝官书所记载的肇祖事迹只有这些。所谓先世之仇，是女真各部彼此相杀，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雍顺之后被人攻杀，肇祖起兵复仇；这与肇祖后来被七姓野人杀害、弟弟凡察等人幸存，是另一件事。现在根据稻叶氏所引用的各种书籍，另外辑录肇祖的事迹如下：猛哥帖木儿是元朝斡朵怜万户府的后代，姓爱新觉罗氏；一说姓夹温，又说姓童。元朝灭亡后，斡朵怜万户府没有得到明廷承认，也没有被明廷招降，猛哥帖木儿仍以旧万户的称号自居。他与阿哈出等三人，都出自元朝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万户府的后代，合称三万户。用满语称作移兰豆漫。三万户先以这一名义主动与朝鲜交往。明太祖洪武末年，朝鲜李朝的李成桂建立国家，改名李旦；女真三万户入朝侍奉。猛哥帖木儿经李旦授予万户之职，大概是恢复其世代称号，只是僭越代替中国施行爵赏而已。猛哥帖木儿报了祖仇后，便居住在赫图阿喇，随后迁到珲春。李旦在建文二年把王位让给儿子芳远。建文三年，是朝鲜王李芳远元年。芳远在朝鲜王位期间，曾把猛哥帖木儿升为上将军。到芳远十年，女真进犯朝鲜，朝鲜废弃孔州，放弃了那里。此时是永乐八年。猛哥帖木儿乘虚进入并居住在那里。过了两年，即永乐十年，明朝设置建州左卫，就设在朝鲜孔州的旧地。永乐十四年，猛哥帖木儿到京师朝见，明廷赐宴。永乐十六年，朝鲜太宗李芳远请求把王位传给世子衤▯。永乐十八年是朝鲜王李衤▯元年；宣德八年，是朝鲜李衤▯十五年。这年冬天，猛哥帖木儿和他的儿子阿古被七姓野人杀害。他的弟弟凡察暂时代理，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叫童仓，一个叫董山。后来终于由董山承袭左卫指挥，另有专门的纪载。清初追尊猛哥帖木儿为肇祖原皇帝。明代记载中，猛哥帖木儿也写作孟哥帖木儿；清代记载说肇祖原皇帝讳都督孟特穆。“都督”是官名，满文称某人某官时，通常先说官名，再说人名。日本人是从奉天抄录得到这一写法的。《清实录》等清代实录的记载，还多沿用关外旧日的记载习惯，某人某官，常常写成某官某人。肇祖担任都督，所以在名字上冠以“都督”。兴祖的名字，《实录》也说叫都督福满，这一点也可以证明。 《元史》中名为帖木儿的人很多。殿板本以及钦定三史《国语解》都改写作特穆尔。斡朵怜万户府，见前篇；爱新觉罗氏，见朝鲜《龙飞御天歌》；夹温氏，也见《龙飞御天歌》。“童”姓见于稻叶所引用的朝鲜人所著《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条，文中说：“这里原是高勾丽的旧地，胡人称作斡木河。我国太宗朝时，斡朵里童孟哥帖木儿乘虚进入并居住。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杀死孟哥父子，斡木河没有了酋长。十六年，于是把石幕宁北镇迁到伯颜愁所在地。不久因斡木河西北面正当敌人进攻的要冲，而且是斡朵里遗族居住的地方，特意设置城堡，命宁北镇节制使兼管。但那里距离镇所阻隔，声援相距遥远，因此当年夏天，又在斡木河设置镇，以丰山、圆山、细谷、宥洞、高郎、岐阿山、古富居、釜回还等地为界，称为会宁镇。”这就是孟哥帖木儿姓童的出处。孟哥的儿子名叫童仓，“童”也是姓。鸭绿江流域的婆猪江，因为建州女真居住在那里，后来改称佟家江。“佟”和“童”同音。满洲佟姓本来是大姓。爱新觉罗是清朝始祖的姓氏。夹温疑似就是斡准二字双声相互倒置而成。金朝国语称金为斡准，又写作按春、按出。这就是清代所谓的爱新。见清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至于童，可能是建州的普通姓氏，李满住等人也共用此姓。所以居住在婆猪江的人，以李满住为首；那条江也就以他的姓氏命名。孟哥也承袭这个姓氏，朝鲜的记载中已经见到。清太祖也姓佟。稻叶引用《明实录》说：“神宗万历十七年九月辛未，把建州夷酋童奴儿哈赤授为都督佥事。”又引用《东夷考略》，也说：“奴儿哈赤姓佟，所以是建州的支部。”由此可知，明代确实把清人称作佟姓。至于《清实录》称太祖元妃为佟佳氏，见《东华录》。佟桂就是佟家，正如完颜部也称王甲部一样：由于完颜是金朝的嫡传，所以称作王家，后来音转为王甲。然而建州未必有同姓不得通婚的禁忌。就近亲关系来说，王杲是凡察的后代，却又是显祖的岳父；王杲的儿子阿台是太祖的舅舅，又是太祖堂姊的丈夫。显祖哥哥礼敦的女儿是阿台的妻子，也就是所谓阿太章京的孙媳妇。景祖、显祖二位祖先，是因为李成梁围攻阿太；他们顾念其中一个女儿，便与阿太一同死在被围的城中。具体事实分别见后面的各纪。

译孟哥是元朝万户府的人，与阿哈出等同为合兰府三万户之一，以万户的名义入朝侍奉朝鲜。这些事都见上篇。李成桂建立国家的事，见《明史·朝鲜传》：“成桂以高丽大将的身份废黜国君而取得其国家，事情发生在洪武二十四年。不久改自己的名字为旦，又恢复本国古名为朝鲜。建文二年，把王位传给儿子芳远。永乐十六年，芳远又请求把王位传给儿子衤▯。衤▯是李氏中英明的君主，对女真颇多压迫，女真多次向明朝申诉。例如李满住不敢居住在婆猪江，以及凡察、童仓等人上奏申诉自己受到逼迫，都是这种情况。”衤▯在朝鲜记载中称为世宗。稻叶引用《明实录》说：“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衤▯上奏：‘凡察过去居住在镜城阿木河，也就是太祖高皇帝赐给他们服属之地。他的亲哥哥猛哥帖木儿等人，被深处的兀狄哈攻打劫掠，无法自存。我的祖先怜悯他们，授予万户职务，为他们修建公廨，供给婢仆、衣服、粮食和鞍马，安抚照料十分周到。’”这些就是李旦授予孟哥万户之职的事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万户〕 衤▯在奏章中又说：“到了我的父亲时，升任为上将军职务。”这说明在李芳远时期，孟哥又接受了朝鲜的上将军之职。当时孟哥还没有接受明朝的官职，所以衤▯在奏章中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后来天顺年间，明廷得知建州酋长董山又接受朝鲜官职，便严厉地加以诘问。而且孟哥主动与明朝交往，接受了建州左卫指挥之职。当时明朝正夺取朝鲜的土地来设置卫所，对朝鲜十分不利。孟哥也乐于得到中国的官职，以便与朝鲜抗礼。因此，在接受明朝卫职以后，应当不再需要这个上将军职。但如果他远在斡朵里，又没有修建公廨等便利条件，那么这里一定是指孟哥迁居珲春、与朝鲜相距很近的时候。他乘虚进入并居住的详细情况，据稻叶引用朝鲜人所撰《燃藜室记述》卷七记载：“太宗十年，女真入侵孔州，韩兴富战死，郭承佑也战败；又因当地有两座陵墓，把陵墓迁到咸州，将百姓户口并入镜城，于是把那里完全空置。当时臣僚中，有人说孔州处在四散之地，防守极其困难，不如革除废弃为好；有人说境内数百里的土地，怎么可以抛弃给夷狄？敌人必然会相继进入并居住在那里。太宗说：‘在国家疆域之内，本来不能让夷狄居住。然而如果因此把他们驱逐出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采纳了革除废弃孔州的意见。后来听说大明要在孔州的土地上设置卫所，朝廷议论大为震惊。太宗十七年丁酉，即升富居为庆源，把镜城豆龙耳以北的土地划为都护府。设置栅栏，屯兵守卫。”这些说法因为边患而放弃土地，是东方古代相传的一种学说。朝鲜以此造成孟哥乘虚进入，一下子使国土缩小数百里。孟哥进入居住，朝鲜却不认为是失去疆土，反而认为是驱逐夷狄。当时的迂腐错误竟到了这种程度。直到听说明廷就在当地设置卫所，才开始大为惊恐，又转而在内地设置防线守边。此前放弃边地，难道真能得到不用修缮防守的安逸吗？明廷设置的卫所，就是建州左卫。孟哥既占据朝鲜土地，又主动与明朝交往，获得官职和守卫之权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朝鲜在太宗十年放弃孔州，当时是永乐八年。《明实录》说：“建州左卫设置于永乐十年，这是芳远十二年。到十七年才设置庆源的守备。”芳远的迂缓也到了这种程度。之所以知道朝鲜人所说的“大明在孔州土地上设置卫所”，就是建州左卫，是因为上文李衤▯的奏章中说：“凡察过去居住在镜城阿木河，也就是太祖高皇帝赐给他们服属之地。”由此可知，阿木河先被朝鲜放弃，孟哥进入居住；随后又被明廷赐予，明朝便在那里设置卫所。不过事情发生在永乐年间，衤▯错误地称为太祖高皇帝。朝鲜终究是外国，对于中国的年号和世次不很清楚，就像中国看待朝鲜一样。孟哥在朝鲜放弃孔州时就进入居住在那里，地点十分便利。大概并不是直接从黑图阿喇迁过去，而是此前已经迁到珲春，所以才能看到机会便立即进入。稻叶引用《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庆源都护府条说：“训春江发源于女真的土地，在东林城流入豆满江，是斡朵里野人居住的地方。”训春就是珲春，豆满江就是图们江。而且这里称斡朵里野人，不称建州野人，说明当时还在接受卫职以前；由此可知，孟哥在进入斡木河以前，曾经居住在珲春。至于他先前居住在赫图阿喇，则见《清实录》。永乐十四年明廷赐宴给孟哥一事，见稻叶引用的《明实录》。宣德八年，孟哥和他的儿子阿古被七姓野人杀害；他的弟弟凡察暂时代理，见《明实录》和《名山藏》。朝鲜的《东国舆地胜览》等记载，前面都已经引用过。●褚宴充善纪第五　童仓董山 清代官书称，肇祖有两个儿子：长子充善，次子褚宴。充善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妥罗，次子妥罗义谟，三子锡宝齐篇古。清朝官书记载肇祖以下第二代，只有这些。大概除了充善有三个儿子以外，他的兄弟们的事迹，实在一个字也没有可以记载的。并且肇祖在明代各书中还有一个儿子，名叫阿古，也一同遭遇了七姓野人之难。肇祖死后的事情，都是由童仓、董山兄弟二人承继叙述的。所以《清实录》记载肇祖的儿子，只有这两个人。现在根据各种书籍，另作纪文如下：

译童仓姓童，“童”就是“佟”。“仓”是“褚宴”二字合并后的读音，而“董山”是“充善”的对音。根据清代官书，褚宴是弟弟，充善是哥哥，那么童仓应当排在董山之后。然而当时肇祖被杀后，继承肇祖地位的实际上是童仓，被称为建州长。他带着卫印逃入朝鲜。不久在正统二年十一月上奏，请求返回辽东居住，并在奏章中正式称肇祖的弟弟凡察为叔都督，暗中把建州左卫的承继关系转给凡察。明朝迁授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派人护送他们出朝鲜境。当时童仓等人带着五百多家，想随同出境；恐怕被朝鲜扣留，于是提出了这个请求。奉到敕令后，便以耕种和打猎为理由，秘密迁往东良。明廷则下令让凡察仍回镜城居住。凡察随后从东良出朝鲜境，也没能遵照敕令回到镜城。大概镜城原是朝鲜的土地，朝鲜最初放弃那里时，肇祖乘虚进入居住。朝鲜王李衤▯继位后，不像他的父亲芳远那样愚昧懦弱，而是积极准备西征。当时他正派遣将军李蒇出境，攻击建州佟家江流域的吾弥府地。正统三年，李满住因为畏惧朝鲜军队的威势，退回灶突山旧地。朝鲜当时正在鸭绿江以外用兵；对于镜城这个本国旧疆土，更加不愿让童仓等人长期占据。童仓等人既害怕朝鲜逼迫，又趁李满住已经返回灶突山，于是和马哈剌等四十多家退到苏子河。明廷根据辽东总兵镇守官的奏报得知此事，于正统五年十月下令辽东总兵官曹义等人，把建州左卫部族安置在婆猪江，也就是佟家江以西、李满住原先居住的地方。当时明廷已经承认凡察为建州左卫都督，承袭为建州长。而凡察又上奏说：“我的部属被朝鲜追杀，有一百七十多家被阻留。”明廷下诏给朝鲜王李衤▯，让他归还这些人。此前朝鲜曾说：童仓返回建州李满住的住地，担心他们共同谋划侵扰边境；明廷不予理会，反而为他们安排住处，并下诏给朝鲜，命其归还部属。朝鲜王李衤▯因此在第二年正统六年二月丁酉上奏申辩，说并没有追杀之事；又说：“那些留下的人，有的因为婚姻关系和眷恋故土而不愿离去，有的是被同类劝说后自行返回，并不是我国阻拦他们。”第二年即正统七年，于是出现了董山这个名字。在此以前，童仓继承肇祖的地位，却被他的叔叔凡察夺去，已经有几年了。肇祖名叫孟哥帖木儿，姓童，前篇已经说过。童仓的“童”，当然也应当是他的姓。童仓这个名字，除了稻叶引用的《明廷纪述》以及《实录》《名山藏》等书中的文字外，还见于《明史·朝鲜传》。它必定是把童仓的名和姓连在一起写成的，因为中国语言的习惯是，一个字通常不能单独构成名词。所以说“仓”时，前面要加上“童”这个姓。“褚宴”的合音，应当读作“阐”，读音接近“仓”。而且“褚宴”本来也是译音，不必确定就是这两个字。总之，“褚宴”二字中，只有“褚”字具有实际音值，后一个字是用来谐韵的字，最容易合读成一个音，所以形成了“仓”字。褚宴是弟弟，充善是哥哥。《清实录》自己记载其祖先的排行，这应当可信。《实录》关于充善兄弟没有别的记载，只留下两人的姓名，因此可以据此考察他们的排行。稻叶引用《名山藏》王亨《记五东北夷》说：“童仓的弟弟董山，继承为建州卫指挥。”大概是因为童仓继承孟哥帖木儿之后，此事已经在前面说过。所以怀疑后来袭职的董山是弟弟，恐怕未必如此。看童仓甘愿让给凡察，以及董山到来后争回世职一事：凡察虽然不服，最终明廷还是分设右卫来安置他，以此调停。由此可见，董山的能力远远超过童仓。况且他争夺世职而且果然获胜，可知他的名分一定非常正当。也许童仓年幼，不得不让凡察暂时作为继承人，时间一久，世职便逐渐旁落。董山既是嫡长子，出来后又据理抗争，明廷难道有不准许他的道理吗？只是这几年间董山究竟在哪里？到这时才出现，此事实在难以强行解释。当肇祖被七姓野人杀死时，传说他与某个儿子阿古一同死去。现在怀疑阿古就是后来改名为董山的人；他当时其实是先被掳走而没有死，几年后才回来，于是重新继承父业。《清实录》也说肇祖有两个儿子，并没有阿古这个人。但这没有旁证，只是按照道理推想，事情大概如此罢了。《明史·朝鲜传》说：“正统三年，此前建州长童仓逃居朝鲜边界，后来已经返回建州。朝鲜说：‘过去他因穷困来归附我，我善待了他。如今他辜负恩德，返回建州李满住居住的地方。我担心他与人合谋侵扰边境。’建州长说：‘我的部众被朝鲜追杀，朝鲜阻留了一百七十多家。’正统五年，下诏把他们送还。” 稻叶引用《明实录》说：“正统三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儿子童仓上奏：‘我的父亲被七姓野人杀害，我和叔父都督凡察，以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多家人，秘密居住在朝鲜境内。想和他们一起出境到辽东居住，又担心被朝鲜扣留。请求陛下怜悯！’皇帝敕令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派人护送他们出境，不要使他们受到侵害。” 正统五年冬十月己未，明廷敕谕建州左卫凡察等说：“以前已经敕令你们返回朝鲜镜城居住。如今总兵、镇守官又奏报说，你们已经离开镜城，和原先叛逃的土军马哈剌等四十多家，来到苏子河，家属和粮食都很困难。现在已经敕令辽东总兵官曹义等，把你们安插在三土河以及婆猪江以西、冬古河两界之间，与李满住住在一起。如果确实粮食困难，就把你们带来的男女户口数如实报告给总兵、镇守官，由他们发给粮食救济。听凭你们自行前往关口领取。”

译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上奏：“近来凡察等奏称，我追杀了他的部落，又阻留了一百七十多家，承蒙朝廷敕令我释放他们，使他们团聚。我奉到命令后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是好……凡察过去居住的镜城阿木河，就是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他的亲兄猛哥帖木儿等人，被你们那里亏狄哈攻杀，无法自行存活。我的祖父怜悯他们，授予万户职事，为他们建造公廨，供给奴仆、衣服、粮食、鞍马，抚恤安置十分周到。到了我的父亲，又升授他们为上将军职事。后来他们被七姓野人攻杀，连同他的儿子阿古也被杀死，房屋财物全部被焚烧抢掠。凡察等人全都失去居所。我抚恤他们，和先臣抚恤他们的兄长一样。等到已经得到安置后，近年以来，他们先以耕作和打围为由，迁居到我国边陲的东良地面；后来又秘密逃走，与李满住住在一起。这些事情我实在不知道，哪里有追杀之事？那些留居这里的人，有的因为婚姻关系和留恋故土而不肯离去，有的是被同类劝说后返回，并不是我阻止他们。” 又引用朝鲜的《西征录》说：“正统二年七月乙丑，李蒇上奏：‘侦察贼人的巢穴，探听他们出兵的日期、道路等事。审问负责侦察的人和童都里不花等人。李满住现在吾弥府，或者已经迁入兀剌山城，都还没有确切查明。他们前往吾弥府的道路，一条是从江界渡过婆猪江，直接进入吾弥府入口；一条是从理山渡过婆猪江，由兀剌山东面进入吾弥府西面；另一条也是从理山渡过婆猪江，由兀敕山南面向西转入。如果贼人在吾弥府，就可以从三条道路分别进入。’” 又引用《名山藏》说：“正统初年，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被七姓野人杀死。他的弟弟凡察、儿子童仓带着卫印逃入朝鲜。童仓的弟弟董山，继承为建州卫指挥，另行领取新印，暂时归属凡察。明廷下诏把旧印交给董山，同时收回新印。凡察不肯交出，于是改为分建州左卫设置右卫，把新印交给董山，让他统领左卫；凡察则持有旧印，同时让他统领右卫。” 又引用《明实录》说：“正统七年，分建州左卫设置右卫，以董山为左卫长，以凡察为右卫长。明廷敕谕董山说：‘你和凡察原是一家，如今分开设置卫，你所处的大小头目和人民，任凭你指挥。从今以后不要互相侵犯。’又敕谕凡察说：‘你应当统领的头目和人民，已经命令辽东官吏共同审问。等到隶属关系查明后，你要安守自己的生业，不要违犯而招致冲突。’” 董山出来后，便和凡察争夺卫印。正统七年，朝廷因为凡察不肯让出，于是分设建州右卫来安置凡察；董山则获得袭任左卫职务，势力突然增强，一跃超过各部酋长之上，开始受到明廷约束。后来他逐渐煽动诱使北方蒙古部众入侵，杀人抢掠从未停止。然而在正统年间，他还不敢公然首先制造祸乱。正统十三年冬，明廷仍然派使者，征调朝鲜以及野人女直的军队会合辽东，征讨北方寇贼，大概仍然希望他恭顺。十四年土木之变后，他才完全忘记明廷过去的恩德，直接侵犯辽阳东部边境，侵掠十分残酷。景泰元年，辽东奏报说：“开原、沈阳一带的寇乱，是李满住等人为向导，观察形势后，实际由董山主持。”当时都御史王翱巡抚辽东，派使者前去招抚晓谕，董山稍稍归还了所掠人口财物，重新到关口纳款。此时凡察也已经去世。董山借明使招抚、自己已经到关口纳款的机会，于是刻意讨好上国。对明廷，他请求一人兼任三卫都督的职务；对朝鲜，他亲自到该国，参加朝鲜的朝列。朝鲜[原文此处国王姓名有OCR讹字]任中枢院使，赐给他制书，授予正宪大夫。自景泰二年冬起，明廷就因为建州头目暗中与朝鲜往来，告诫朝鲜国王李[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断绝同他的使者往来。直到天顺三年，边将奏报说：“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下与朝鲜结交，恐怕会成为中国的祸患。”明廷敕令朝鲜国王李[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不要做不安定的事情而给后世留下悔恨。[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上疏申辩，明廷又重申告谕。可见董山与朝鲜结交已经很久，接受朝鲜官职也不是一时之事。谕文明确说，朝鲜不得给他赏赐、授予官职，以免同朝廷抗衡。大概到天顺年间，才确实这样说。当时边将奏称：“建州三卫都督以董山一个人的事情而使用‘三卫’的称号，又令人怀疑，他可能是在向明廷请求兼领三卫之后才获得这个称号的。天顺四、五年间，建州因为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被朝鲜诱杀一事，又与朝鲜发生龃龉；直到他们在义州杀人抢掠，朝鲜向明廷请求处理，明廷仍然有偏袒建州的意思。不久，明廷依从董山的请求，特意开放抚顺关，专为建州设置马市。事情发生在天顺末年。马市开通以后，建州迅速输入内地文化，发展得非常快。后来它能够取代明朝，实际上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不久，董山又因赏赐太少而失望。他纠集毛怜、海西各部夷人侵盗边境，几乎没有一个月停止。成化二年，明廷派都督武忠前往晓谕，并追问他私下与朝鲜往来的实情。” 董山竭力为自己辩白。明廷又责备他长期废止朝贡，催促他进京。董山傲慢地随使者入朝。入宫拜见后，他叩头谢罪。等到赴礼部宴会时，他竟呵斥自己的随从，说话十分[原文此处有缺字或OCR讹字]，还剥下厨人的铜牌。随后举行颁发赏赐的礼仪，他自己请求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的物品，远不止一项。朝廷全都曲意满足他，用意在于表示怀柔。然而边境警报仍然没有停止。不久董山请求回去，抵达广宁驿舍时，忽然接到命令被拘禁。随即依法处置他。事情发生在成化三年春。董山的随从全都被流放到广西、福建等地。建州因此深深怨恨明廷。建州人既认为董山的死罪状不明，又一向敬重董山的为人，并且希望拥戴他的儿子，以图报仇。因此边患更加紧迫。董山的儿子名叫脱罗，就是《清实录》所说的充善长子妥罗。董山被杀的那一年，明廷还大举讨伐建州，就是前文所记成化三年的战役。黄道周《建夷考》说：“正统年间，建州卫指挥董山煽动诱使北方蒙古部众入侵，杀人抢掠不断。景泰年间，巡抚王[原文疑有缺字，按文意当指王翱]派使者前去招抚晓谕，董山稍稍归还所掠人口财物，重新到关口纳款。后来因赏赐太少而失望，董山纠集毛怜、海西各部夷人，侵盗边境几乎没有一个月停止。成化二年，明廷派都督武忠前去晓谕，下檄命董山到广宁受拘禁，不久将他诛杀。又命都御史李秉、靖虏将军赵辅统领军队，从三路进兵捣毁他的巢穴。夷人稍受创伤，这才请求纳款朝贡。”

译《明史·朝鲜传》说：“正统七年五月，明廷告谕李[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说：‘鸭绿江一带的东宁等卫，紧邻你的国境，其中有许多奸细。逃到你的国家的人，或者被你国人诱骗胁迫带走的人，无论是汉人还是女直人，一到那里就立即解送京师。’起初，瓦剌秘密命令女直各部诱使朝鲜使者背叛中国，朝鲜拒绝了，并把这件事报告朝廷。皇帝嘉奖其忠诚，下敕表彰，并赐给彩币。”等等。当时边境禁令森严，建州即使有侵犯边境的意图，也是在瓦剌的影响和指使下进行的。又在正统十三年冬，明廷命令使者征调朝鲜以及野人女直的军队会合辽东，征讨北方寇贼。当时英宗北狩，成阝王即位，派官员到朝鲜颁布诏书。景泰元年……夏，李[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去世，明廷赐予吊祭，谥号庄惠，封其子[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为国王。适逢辽东奏报说：“开原、沈阳有寇贼进入境内，抢掠人口和牲畜，是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人为向导。”于是告谕[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要与他们互相配合，截击杀伤寇贼，等等。这是女直公然侵犯边境的事实。《建夷考》把罪责归于董山，而不提李满住，应当是不合事实的。稻叶岩吉《蒙古满洲历史地理》第七卷说：“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辽东也陷入混乱。兀良哈三卫从西北而来，侵扰辽河流域。女真从东北方向而来，多次侵犯辽阳东部边境。东部边境遭受侵害，应当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都御史王翱在辽东任职时，曾派官员到他们的部落中，收回被掠走的男女。在这期间，建州女真逐渐强盛，辽东所受的侵害更加严重。成化三年，明朝于是出兵讨伐建州女直。”等等。考察王翱在辽东任职的时间，据《明史》本传：“正统七年冬，提督辽东军务……景泰三年召还。”那么，他派官员招抚晓谕、收回被掠人口的事情，一定发生在景泰初年。《建夷考》所说的巡抚王，就是王翱。稻叶叙述这些内容时，没有逐句说明出处。总的来说，他主要依据《实录》，旁及几种私家记述，与《明史》和《建夷考》一一相合，因此当然极为可信。《朝鲜传》又说：“景泰二年冬，因为建州头目暗中与朝鲜往来，告诫[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断绝同他的使者往来……天顺三年，边将奏报说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下与朝鲜结交，恐怕会成为中国的祸患。于是明廷坚决敕令[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不要做不安定的事情而给后世留下悔恨。[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上疏申辩，明廷又告谕说：‘宣德、正统年间，因为你的国家与他们互相侵犯抢掠，明廷曾敕令双方解除怨恨、停止战争。当初并没有命令你们与他们交往，也没有允许你们给他们赏赐、授予官职。他们既然接受朝廷的官职，你们又再给他官职，这就是同朝廷抗衡。你向来奉行礼义，为什么还要掩饰过错、粉饰错误？今后应当断绝私下交往，以保全你的美好声誉。’”等等。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四节第五说：“董山是左卫的人，是已故都督猛哥帖木儿的遗子，他和叔父凡察争夺卫印，于是明廷颁发了新的印信。他的为人虽然无法详细知道，但总的看来，他是从斡斡河谷地区寻找李满住的部族而来归附的。当时他惶惶不安，仿佛丧家之犬。然而董山出来以后，便一跃而起，突然超过各部酋长之上，强行要求明廷兼领建州卫和右卫的都督。他又知道只和朝鲜启衅并非良策，于是亲自前往半岛朝廷。朝鲜也认为使他对自己产生怨愤不利，便借给他中枢院使的制书，授予正宪大夫。” “他的手腕，由此可以想见非同寻常。”等等。这段话出自稻叶的叙述，必定有所依据。这样看来，《朝鲜传》所说的“建州三卫都督”，恐怕就是董山一人向明廷请求并获得的兼领职务。《朝鲜传》说：“天顺四年，明廷又告谕[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说：‘你上奏说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串通谋乱、煽动骚乱，已经把他依法处置。法律只能在本国境内施行，怎么能施加到邻国境内呢？郎卜儿哈有罪，应当上奏朝廷，由朝廷分别处理。如今你擅自将他杀害，怎么能怪他的儿子阿比车想要报仇呢？听说阿比车的母亲还在世，应当赶快把她送到辽东都司，让阿比车领回，以此消除仇怨。’天顺五年，建州卫野人到义州杀人抢掠。[原文此处人名有OCR讹字]上奏请求明廷下令归还被掠人口财物。兵部议论说：‘朝鲜先前曾诱杀郎卜儿哈，后来又诱骗都指挥兀克前来，放纵军队抢掠他的家属。如今野人的行动确实是为了报仇。应当告谕朝鲜：寇盗前来，都是你们自取其祸。只有遵守法令、安分守己，才或许能够消除边境冲突。’明廷听从了这一意见。”

译《清朝全史》第六节第一说：“建州女直出了名酋董山，财富和强盛日益增长，侵盗抢掠也因此日益频繁。辽东的困顿疲惫，事实完全暴露出来。此时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威仪，采取表示怀柔的办法。天顺三年春，辽东有奏疏诘责建州，所说的只是董山接受朝鲜中枢院制书、授为正宪大夫一事，因为这被视为他私下通交的罪状。在建州方面，也因为这件事深怕明廷知道。当时辽东巡抚报告说，建州与朝鲜相互勾结，谋划叛乱。明廷特意派一名锦衣卫译者前往建州，追问事情的真假。董山竭力为自己剖白。明使于是催促他入朝，责备他长期废止职贡。董山答应了。他当时的心思，大概是认为自己轻身前往，汉人又能把我怎么样？他的骄横傲慢就是如此。何乔远记事说：‘董山等人悔罪来朝，朝廷责问他们，他们都叩头谢罪。等到赴礼部赐宴时，他在指挥部下时竟说出辱骂的话，还剥下厨人的铜牌。发放赏赐时，又自己索要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远不止一项。朝廷全都给了他。’等等。由此可以想见董山完全不把王法放在眼里。当时，明廷以为只要羁縻这个人，建州就一定可以平定。可是辽东报告说：“女直的侵扰依然没有停止。”不久，董山请求回去，明廷在他返回途中把他拘禁在广宁驿舍，随即将他依法处置。这件事应当发生在成化三年春。这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将军赵辅率领五万军队讨伐建州。”等等。又见本节第三说：“董山被杀后，其余随行人员被流放到广西、福建等地。女真人认为董山的罪状不明，是汉人欺骗并杀害了他。董山是明代女真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女真人非常尊崇他的谱系，而且有追念这位故都督的心意。”等等。稻叶的叙述把天顺三年的事情连贯叙述下来，一直贯通到成化初年。他派使者前去晓谕，仍然是追问朝鲜授予官职的真假；董山入朝，也就是为这件事自我辩白。此时相隔大约已经七八年了。据《建夷考》说：“又有因赏赐太少而失望、进而侵盗边境的事端，这也是派使者追问此事的直接原因。”《建夷考》说所派使者是都督武忠；这里却说是某名锦衣卫译者。明代《职官志》说：“锦衣卫……一向由勋戚出身的都督掌管，因恩荫寄禄，官员没有固定名额。” 那么，都督武忠应当是挂名锦衣卫职衔的人。实际上，是那名译者奉命前往。又，文中所说何乔远的记事，何乔远所著的《名山藏》被列入清代禁书目录。这段话也可能就是《名山藏》中的文字。《明史·食货志》说：“明朝初年，东边有马市，西边有茶市，都是用来驾驭边疆民族、节省戍守费用的。……永乐年间，设置了三处马市：一处在开原南关，用来接待海西；一处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处在广宁，都是用来接待朵颜三卫的。马价规定为四等：上等马价为绢八疋、布十二匹；次等减半；下两等各再递减一等。后来城东、广宁的马市都废止了，只有开原南关马市一直存在。”这就是所说的情况。史书所说的中叶以前辽东马市，就是这样。其余内容是大同的事情。土木之变后，乜先就是从大同进入的。关于大同马市，《明史》说：“始于正统三年。到成化十四年，陈钺巡抚辽东，又恢复了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意侵吞牟利，朵颜各部心怀怨恨，骚扰广宁，不再来进行交易。兵部尚书王越请求命参将、布政司官各一人监督马市，不得有侵吞克扣的行为。于是治罪刘海、姚安二人。不久又命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交易。开原每月开市一次，广宁每月开市两次，以互市税收充作抚慰赏赐。正德年间，命令查验放行入市者，必须按期出境，不得携带弓箭；不是互市日期，不得任意靠近边塞城墙。” 这就是明朝中叶辽东的马市。此后宣府、大同开市，起因是仇鸾，后来由严嵩主持。世人因为杨继盛的谏疏，更加广泛地传播了这件事。土木之变后，大同市长期停办，到这时才重新开设，不久又废止。隆庆四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归降，宣府、大同的市场又重新开放。辽东马市则在万历二十六年再次废止，三十九年又恢复。因此，它与义州木市有同样的兴废始末。”《明史》记载的只有这些。开原南关的一个马市自始至终没有废止。《明史》只说它是用来接待海西的，却避讳建州，正文中看不到相关记载。后来又在抚顺开关设市。明朝顺从董册的请求，为建州的兴盛创造了一个重大关键，却更加一个字也没有记载。这种毫无意义的史书，哪里值得流传于世？改朝换代以后，一定会有人重新修史，来完备这些事实；只是这还不是今天能够谈论的事情。

译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六节记载马市的事情，比《明史》详细。《明会典》等书如今也还存在。只是马市的事情不是本篇必须记载的内容。本篇只是想详细说明董山所请求开设的抚顺关，因此依据稻叶所引用的材料：第一，引《全辽志》说：“抚顺马市，在城东三十里。建州各部夷人在这里交易买卖。”第二，引《广舆记》说：“马市一处设在开原城南，一处设在开原城东，一处设在抚顺，一处设在广宁，一处设在古城堡。”第三，引《方舆纪要》记载抚顺关说：“抚顺所的东面二十里，在这里设置马市。”以上几部书中，只有《全辽志》比较难以得到，其余都很常见，而《明史》竟然把它们全都遗漏了。先前女真的马市都在开原，后来才专门为建州开设抚顺市。《清朝全史》第四节五的叙述说：“董山更进一步使明朝在建州西部边境创议设置贸易关门。这就是后来历代建州不断享受利益的抚顺关。关门确定设在浑河的谷地，市场设在今天的抚顺城内。明朝的边吏对于设关有很大异议，这全是由于董山强行请求，以及他善于折冲周旋的缘故。” 按照旧例，女直进贡的道路，必须经过开原的广顺、镇北两关，不得从其他道路通行。能够从浑河以下通达辽东腹地，必定可以推为女直的一大成功。天顺末年，明廷颁敕谕给辽东说：“今后建州女直到边境时，要从抚顺关进入，在抚顺城东进行交易。抚慰和安抚的方法，应当适当。防范限制要周密，以断绝奸邪之徒的图谋；不要无故制造事端、加以阻挡，以免失去夷人的情绪而引发边患。”第二年，辽东巡抚上奏说：“女直来的人多至五六百人，少的也有二百多人。他们都在城中军民之家住宿，恐怕其中有人窥探边境虚实，或者图谋内外响应而作奸犯科。”又说：“抚顺城非常偏远，仓促之间难以前往。请在该城南面设置一处马驿，准备馆夫十人左右，用来接待。”又说：“抚顺城西南到沈阳，相隔九十里之远，其间增筑三座墩台，每座墩台配置兵五百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辽东对建州的顾虑。《清朝全史》第五节八说：“抚顺马市从抚顺关进入。”《全辽志》记载说：“抚顺关在沈阳城东北，抚顺城东二十里。建州夷人的朝贡和买卖都从这里经过。”《九边图说》记载：“抚顺城距离边境二十里。”这可以证明《全辽志》记载没有错误。关的旧址在浑河左岸，今称关口。这个地方的南面，必定就是马市所在地。马市设在边墙以内，女真人和兀良哈人出入时，必定要经过指定的关门。由成化年间海西酋长李撒哈赤经过抚顺关时，辽东守臣拒绝他，声称海西人应当从开原入境，不得经过抚顺，可以知道抚顺关确实是指定关门。关门的地点以及数量多少，在明廷看来本来就是军事上的重要事项。因为贸易的门户，也就是入侵的要道。董册请求开设抚顺关，哪里只是为了取得当时显而易见的利益？后来建州实际上无穷无尽地享受了这个关口带来的好处。关与市场相连，输入的不只是货物，中国文化也通过马市逐渐传到边郡，又由边关把这些文化传播到塞外。如果抚顺没有马市，建州怎么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呢？” 以上就是这些内容。李撒赤哈的事情，另见《脱罗纪》。●妥罗纪第六　脱罗　锡宝斋篇古 《清实录》中只见到妥罗的名字，说他是充善的长子。充善的次子是妥义谟，三子是锡宝斋篇古。锡宝斋篇古生兴祖直皇帝都督福满。以上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妥罗事迹。现在另行编录有关纪文如下：

译脱罗，是董山的儿子。成化三年，董山被杀，建州也遭受重大打击。但是女真的遗民后裔仍然崇拜董山，往往拥戴脱罗为董山复仇。明朝总兵官赵辅只会夸大虚构，过分铺陈战绩，因害怕寒冷便撤退军队，根本没有搜捕余党，只俘获了李满住父子。他作《平夷赋》，声称已经消灭建州。实际上明军一撤退，女真人仍像往常一样聚集屯驻。明廷对此很忧虑。李秉留在辽东，筹划增加军费、修筑边墙，以巩固边防。赵辅在十月班师。这年十一月，李秉上奏大意说：“建州三卫勾结各夷，劫掠边境。朝廷已经命令将领出兵，捣毁他们的巢穴。如果不能乘胜制定永久性的措施，恐怕班师以后，逃散的余贼又会成为边患。我现在与总兵官赵辅等人商议，逐一查看从辽阳以东、由凤凰山北到奉集堡四百余里的道路，无不是山势险峻、森林茂密。辽阳到凤凰城不过五百余里，守备官军现在只有一千人，兵力少而薄弱。请求把前年征集的广宁兵二千四百人趁敌患尚未发生之时，留下驻守那里。况且辽阳以东的凤凰山、鸦鹘关、抚顺所、奉集堡等地，都是敌人通行的大路。” “过去没有事情时，没有进行防备。现在敌人既然已经探知内地虚实，请根据各地距离远近，修筑千户所城堡，并从腹地的盖州、复州、广宁左屯三卫各抽调兵丁，派两名指挥带领他们前往驻守。还要增加驿道上的墩台，以便往来，使情报能够迅速详细地上报。这样或许才算有所准备。”以上说明，建州失败之后，明朝对它的畏惧就是如此。不久明朝赦免了脱罗，让他仍然承袭指挥的职务；跟随他犯罪的人都降级，但仍得以承袭官职。女真于是又恢复进贡。然而，边境上的侵扰劫掠仍未断绝，每次行动都声称是为了给董山复仇。成化中叶，辽东边吏又激起了女真的变乱。当时有一名姓管的指挥，主持开原查验放行夷人的事务。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李撒赤哈入贡时，管向他索取珍珠、豹皮等物，撒赤哈把这件事向朝廷申诉。兵部发文给辽东，查勘事情的真假。管害怕了，便贿赂兀者本卫都督产察，让他作证说没有这件事。撒赤哈听说后，深深怨恨产察，扬言说：“我能够在辽东成为祸患。”辽东官吏害怕酿成大事，写信招请撒赤哈亲自来广宁对质。撒赤哈立即答应命令，率领部下几十人从抚顺关进入，前往广宁。当时参将周俊守卫开原，担心撒赤哈到来后一定会揭露许多事情，于是上报说：“海西女真人本来不应当从抚顺关进入边境。一旦让他熟悉这条道路，将来的祸患难以预料。”广宁官吏受到他的胁迫，就在半路阻拦撒赤哈等人，让他们停止前进。撒赤哈已经进入抚顺关，得到这个命令后大怒。他折断箭发誓，以此记下自己的怨恨，然后驰马出关离去。当时建州正想报董山的仇恨，每天都想着联合海西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幸好撒赤哈自己前来，建州便邀请并挽留他，同他亲密交往，不让他立即回去。于是建州与海西握手联合了。在此以前，董山把联络海西作为大愿望，事情已经有一些迹象。马文升说：“董山等人是凶悍杰出而狡黠的人，趁机煽动海西夷人，正是指这件事。他的计划还没有大规模实行，董山就被杀了，到这时才算成功。”撒赤哈长久留在建州没有返回，马文升曾把这件事作为一项理由上奏。明廷知道脱罗等人将要联合海西制造祸患。当时朝鲜屡次遭到建州兵的侵扰。朝鲜国王李愆请求明朝下令告诫建州。明朝辽东边境也无法忍受他们的骚扰。成化十五年，明朝再次出兵征讨建州。十月，命朝鲜出兵夹击。朝鲜派右赞成鱼有沼前往。鱼有沼在成化三年曾俘获李满住父子，立有大功。这次由于冰融之后出兵过晚，没有遇到敌人便撤退了。明军也没有取得功劳，建州仍像以前一样猖獗。明朝只下敕令让辽东整顿边防，并告诫朝鲜不要轻举妄动而已。然而脱罗凭借先世留下的力量，女真人乐意为他效力。他本人并没有超出常人的才能，时间一久便振作不起来。建州逐渐衰落，脱罗去世的年份无从考知。他的弟弟锡宝斋篇古是否曾经统领建州，也不清楚。正德年间，锡宝斋篇古的儿子福满承袭建州左卫指挥之职。《明史·朝鲜传》记载：成化十一年四月，[缺字]上奏说，建州野人纠集毛怜等卫，不断侵扰边境，请求朝廷下令告诫他们。成化十五年十月，命[缺字]出兵夹击建州女直，[缺字]于是派右赞成鱼有沼率军到满浦江，因为冰融后出兵误期，又派左议政尹弼商、节度使金峤等人渡江进剿。十六年春，派陪臣来献上胜利的消息。皇帝命内官携带敕书，嘉奖他能够继承先人的功业，赏赐金币；统率军队的赏赐，也依照常例办理。后来使者返回，又派他的臣属许熙护送。许熙回到开州时，建州骑兵二千人拦截他，抢走随行士卒三十余人、马二百三十余匹，以及其他所损失的物品，数目也如此。奏报朝廷后，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尹[缺字]等人认为，辽东连年用兵，不可以轻易出动军队，应该把这个意思告谕[缺字]，并下敕令让辽东守臣整顿边防；还要命令译者彻底查究被掠之物，务期一定追回。仍然赏赐白金、彩币以慰问安抚。此外的纪文，都是从稻叶《满州历史地理》和《清朝全史》的各个章节中搜集摘录而成。只有李秉的奏疏，根据《历史地理》所说，明确知道取自《明实录》。其余叙述文字的出处，都没有详细说明。只是稻叶认为，建州与海西联合以后，受到海西势力的压制，逐渐衰落。这种说法我不敢据此认定为正确。（后略） ●兴祖纪第七　兀升哈 金国书碑过去保存有一份拓本，查阅王氏《金石萃编》时，也看到摹录的碑文，但不能弄清它的含义。考察它的字体，与这份表文相合。《金史》记载，完颜希尹等人奉敕制造图书，仿照汉人的楷书字体，又依据契丹字体，结合本国语言制成，这就是女真字。明朝中叶，建州还在沿用这种文字。后来清太祖命达海创制国书，则以蒙古字为基础，与金国书大不相同。现将兀升哈的原表文抄录如下：上面的表文是根据《清朝全史》中的铜版照片摹写的，其中笔法有不少可疑和错误之处，不能完全据此为准，只姑且保存其形貌相似而已。它的译文写法如下：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兀升哈谨慎上奏：“我的奴婢一方，自正统年间设立衙门、授予官职以来，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年了，却从未得到升迁和赏赐。如今派头目塞因前往天朝叩头，进贡地方物产。请怜悯并予以征讨、升一级和授予职务等事，奏请圣皇帝知悉。” ●景祖纪第八　叫场

译景祖翼皇帝，讳觉昌安，一作叫场，是兴祖的第六子，也是景祖一支的第四代。六个儿子分别居住：德世库居住在觉尔察地；刘阐居住在阿哈河洛地；索长阿居住在河洛噶善地；包朗阿居住在尼麻喇地；宝实居住在章甲地；只有景祖居住在赫图阿喇，因为那里是先世世代相传的旧城。其余五个儿子各自迁到所居之地，修筑五座城，距离赫图阿喇城近的约五里，远的约二十里。称为宁古塔贝勒，这就是六祖。兴祖去世的时间不详。六祖分居各地，占有的地盘很小，与前代的声势完全不同。嘉靖年间，建州侵扰边境，主要首领已经是李撒赤哈等人，不是左卫都督的名义所能统率的。六位贝勒分占兴京，合计地盘也不过几十里。景祖一向多才多智，他的儿子礼敦又很勇猛，率领各位贝勒击破硕色纳部，消灭加虎部，完全收取五岭以东苏克、苏浒、河西二百里以内的土地，势力才稍微强盛起来。后来，第六贝勒宝实的第二子阿哈纳渥济桥因婚姻之事与董鄂部结怨，董鄂部攻掠六贝勒所属的东南两路，六贝勒无力抵挡，便谋划聚居一处，以合并力量。第三贝勒索长阿的第二子吴泰，仗恃哈达王台是他的岳父，压倒了众人的意见。他借用哈达的军队，两次进攻董鄂部，攻取了他们的几座寨子。从此六贝勒在哈达面前更加显得势弱。嘉靖末年，建州以王杲为首领，景祖暗中向明朝表示亲近。嘉靖三十八、三十九年间，辽东巡抚侯汝谅有一篇关于东夷悔过入贡的奏疏，奏疏中列举了建州贼首草场、叫场等人，派遣部下王胡子、小麻子等四人到关口。叫场是景祖讳觉昌安的对音，草场应当就是第三贝勒索长阿的对音。嘉靖三十八年正是太祖诞生的年份，也就是景祖第四个儿子的长子出生的年份。推算起来，景祖一定出生于正德年间。当时王杲凭借右卫指挥的身份雄踞建州，景祖兄弟都是他的属下。经历嘉靖、隆庆直到万历初年，王杲的势力非常强大。景祖把第四子显祖塔克世娶王杲的女儿为正妻，又把长子礼敦的女儿嫁给王杲的儿子阿台，双方联姻关系极深。但景祖暗中实际上又自行与明朝结交。万历二年，王杲杀死游击裴承祖，剖开他的肚腹，并残酷杀害了许多随从。明朝出兵讨伐他，王杲与李成梁交战失败，逃到海西，依附王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八九年〕 王台把王杲捆绑起来，送交李成梁处斩杀。王杲的儿子阿台与迤东都督王兀堂，先后继承王杲的地位，成为边境祸患。万历八年，李成梁的军队攻破王兀堂。十年，又诛杀阿台。李成梁进攻阿台时，景祖实际上暗中充当向导。城池还没有攻下，景祖因为阿台是自己的孙女婿，便以尊长的身份进入包围的城中探望孙女，劝阿台投降。阿台不听。当时一同给李成梁带路进攻阿台的尼堪外兰，因李成梁催逼得很急，便扬言说，明朝将领答应谁杀死阿台，就任用谁为城主。阿台部下于是发生叛变。李成梁采用火攻，攻破城池，射死阿台，景祖也死于火中。显祖继景祖进入城内，城破后也被李成梁杀死。两位祖先的死并不是他们的罪过。太祖责问明军滥杀的原因，李成梁无法回答，于是归还显祖的尸体，以及缴获的景祖敕书和马匹。太祖认为两位祖先的死是尼堪外兰挑唆造成的，便以此为借口，出兵多次攻灭建州各部落。万历十四年，终于抓到并杀死尼堪外兰，为两位祖先报了仇。建州的势力逐渐侵扰辽东边境。李成梁镇守辽东很久，屡立大功，以善于用兵闻名。他忌惮太祖，认为不能用武力制服，于是想用恩惠和他结交。为了保全自己的威望，他怂恿太祖亲近明朝，以取得官职。太祖也认为，获得官职有利于满足女真人的期望。他以两位祖先无辜被杀为由，又庆幸李成梁心中有所亏欠，暗中为自己谋求便利，于是屡次做出小小的忠顺举动来讨好对方。万历十六年，他借女真其他部落进贡夷马三匹的机会，到朝廷申诉两位祖先的冤屈。此事交给辽东督、抚、按等官员会同议处。李成梁暗中主持其事，极力称赞太祖恭敬顺从，又说两位祖先确实有协助平定阿台的功劳，于是授太祖都督佥事，以资奖励。这样，两位祖先的冤屈才得以昭雪。景祖生有五个儿子：长子礼敦，次子额尔衮，次子界堪（一作斋堪），次子显祖塔克世，次子嗒察篇古。景祖和显祖都死于万历十年阿台之乱。其孙太祖奴儿哈赤继承了他们的事业，并将其发扬光大。清初追尊景祖为翼皇帝。兴祖的六个儿子分居各地。到了景祖这一代，凭借礼敦的才智和勇武，攻灭了硕色纳、加虎两个部落。不久又与董鄂发生冲突，借助哈达的兵力，此后便显露出软弱。各项事情都详见《东华录》。黄氏《建夷考》说：“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人李撒赤哈等入侵，巡抚孙绘抵御他们，损失惨重。没过多久，巡抚的儿子教因获罪而被削减赏赐，夷人喧哗起来；又有人用欺诈手段杀死那些喧哗者。夷人因此怀恨，多次入塞杀人掠夺，像成化年间那样。”稻叶氏《满州历史地理·天命元年以前清朝领土篇》的绪言说：“嘉靖三十六年以后，建州女直的酋长中，有一个叫王杲的人发动骚乱，并同屡次侵犯明朝西北边境的鞑靼小王子结盟。”根据当时的记载，从抚顺向南直到清河城，向北直到柴河堡以东，几乎没有一个月不遭受侵掠。又据《清朝全史》第七节丁说：“从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建州崛起了一位雄杰王杲，他有经营四方的打算。明朝记录称他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但他自称都督。清朝的两位祖先当时是他的部将，曾参与侵犯辽东。嘉靖三十八、九年间，辽东巡抚侯汝谅有一篇《东夷悔过入贡疏》，其中说：‘建州贼首草场、叫场等，派部落中的王胡子、小麻子等四人到关’等等。” 叫场就是觉昌安。根据清朝的记载：王杲之子阿太章京的妻子，是景祖的孙女。由此可知，既然把叫场列为贼首，他必定曾参与王杲的叛乱。王杲侵犯辽东，大概从嘉靖三十六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万历初年。

译《东华录》说：“癸未年春二月，在此以前，苏克苏浒河部的图伦城中有个叫尼堪外兰的人，暗中勾结明朝宁远伯李成梁，带兵进攻古勒城主阿太章京和沙济城主阿亥章京。李成梁授予尼堪外兰兵符，率领辽阳、广宁两路军队进兵。李成梁包围阿太章京的城池，辽阳副将包围阿亥章京的城池。城中见军队到来，逃走的有一半，被围困的有一半。辽阳副将攻克沙济城，杀死阿亥章京，又与李成梁合兵进攻古勒城。阿太章京的妻子是礼敦的女儿，景祖听到警报，担心孙女被陷入险境，便和显祖一起前往救援。到达古勒城后，见李成梁的军队正在交战，景祖命显祖在城外等候，自己独自入城，想带孙女回来。阿太章京不答应。显祖等了很久，也进城探看。李成梁攻打古勒城。古勒城依山据险，阿太章京防守十分坚固，多次亲自出城冲杀，李成梁军队死伤很多，始终不能攻克。李成梁于是责怪尼堪外兰挑起事端、导致军队失败，想把他捆绑起来。尼堪外兰害怕了，请求亲自前往招降。他到城下后大声喊道，欺骗他们说：‘大军既然已经来了，难道会就这样丢下你们离开吗？你们已经危在旦夕。’” “主将有命令：凡是士卒能够杀死阿太并前来投降的，就任命他为这座城的城主。”城里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杀死阿太章京投降。李成梁诱骗城内的人出来，把他们全部屠杀。尼堪外兰又勾结明军，并害死景祖和显祖。太祖听说后极为悲痛，勃然震怒，前往责问明朝边境官吏说：‘我的祖父为什么会被杀？你们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明朝派使者道歉说：‘并不是有意这样做，只是误杀。’于是归还两位祖先的遗骨，并带来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太祖为龙虎将军，又补发都督敕书。太祖对使者说：‘害死我祖父的人，是尼堪外兰勾结你们造成的。一定要把他捉来交给我，这件事才算完。’明朝使者说：‘先前因为误杀，所以给你敕书和马匹，又给了都督敕书，事情已经办完了。如今你还要额外索取，我就帮助尼堪外兰在甲版筑城，让他做你们满洲的国主。’国人相信了这话，都归附尼堪外兰。太祖同族宁古塔各位祖先的子孙，也想杀害太祖而归附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又逼迫太祖前去归附。太祖说：‘你是我父亲部下的人，勾结明军害死我的祖父，我遗憾不能亲手杀了你，难道反而要跟随你苟且偷生吗？” “人难道能够活到一百岁而不死吗？’从此以后，他的怨恨更加深重。后来到了天命三年夏四月壬寅，太祖率领贝勒和大臣，统率步兵、骑兵二万人征讨明朝。出发时击鼓奏乐，拜谒堂子，并写下七大恨告祭上天，说：‘我的祖父从来没有损害明朝边境的一草一寸土地，明朝却无缘无故在边境挑起事端，害死我的祖父。这是第一恨。’等等。” ◎景祖纪第八 《明史·李成梁传》说：“万历十年初，王杲死去，他的儿子阿台逃去投奔王台的长子虎儿罕，因为王台曾把他的父亲献出，他一直想报仇。王台死后，虎儿罕的势力衰弱，阿台于是归附北关，联合进攻虎儿罕，又多次侵犯孤山汛河。李成梁出塞，在曹子谷遇到他们，斩首一千多人，夺取战马五百匹。阿台又纠集阿海，联兵入境，抵达沈阳城南的浑河，大肆掳掠后离去。李成梁从抚顺出塞一百多里，火攻古勒塞，射死阿台。接连攻破阿海的营寨，将他杀死，献上首级一千三百颗，王杲的部众于是灭亡。” 黄氏《建夷考》说：“在此以前，奴酋的父亲他失曾经归附明朝。边境官吏贪图攻杀和擒获，便将他杀死。于是巡抚、镇守等官知道这样做不对，就隐瞒不报，这正是奴酋长期怀恨的原因。他每天和弟弟速儿哈赤厉兵秣马，设置险要和塘堡。自嘉靖三十四年进贡以后，便以勒索车马粮食为借口，从此不再进贡。” 《清朝全史》第七节丁根据明人的记载说：“两位祖先引导李成梁攻打古勒城。”另一部书说：“叫场想劝阿台归顺，亲自进入古勒城。阿台不答应，还把他拘留起来。大军急忙包围城池，他失因为父亲在城内，想前往救护，军中却误杀了他。叫场也在城内被烧死。”又据明人的记载说：“万历十六年，有一个名叫马三非的女真人，因为太祖的祖父与图阿台有殉国的忠诚，代为向朝廷请求提升他们的官职。他说，叫场、他失都曾跟随军队征讨阿台，担任向导，死于战火。”又在第八节丙中说：“太祖同明朝的交涉，始于两位祖先被害之日，但清朝的记录不能全信。明人的记录只说，李成梁把当时得到的他失尸体交给部落夷人伯掉带回去，又取出在他营寨中缴获的敕书和马匹，仍然交给奴儿哈赤。”等等。这些说法大体上还相互吻合。至于说明朝还发给他都督敕书，那么太祖担任都督佥事是在万历十七年九月，距离两位祖先被害还有六年。《明实录》的记载相当详细。现将大意列举如下：

译九月丁亥，最初授予建州夷酋奴儿哈赤都督佥事一职。这是根据辽东督、抚、按张国彦、顾养谦、徐元等人的议议而定的。他们的议论说：“属夷过去是我朝的藩篱，对他们不过采取安抚、征剿以及施恩、示威的办法加以控制。只是安抚、征剿和施恩、示威的运用，也在于掌握其中的关键而已。所谓关键，就是顺应他们的形势，利用他们的力量，再加以赏赐，借给他们名号，用夷人来制约夷人。这样我们不费力气，就可以取得慎重而稳固边疆的办法。辽东西边从山海关开始，东边到开原，长达一千二百里。在这一区域，朵颜三卫的夷人每年都纠集西北两虏制造祸患，这是辽东最急迫的问题。三卫的夷人不能称为辽东属夷。只有从开原东北向南直到鸭绿江，约八百多里之间，环绕东部边境居住的，都是女真的后代，这才是辽东的属夷，也就是所说的东夷。然而如今的女真共有三种：第一种是海西女真，即过去王台的族人、现在居住在开原南北两关的夷人；第二种是东方各部设立卫所的夷人，数目不一，因为他们领有建州，所以称为建州女真；最东边的称为野人女真。他们距离边境很远，每年从海西到开原入市、入贡，不构成边患。” “在此以前，海西的王台势力强大而得到众人归附，向北收服二奴，向南直到建州，终身归顺明朝，因而东部边境得以安宁。当时东夷的势力全在王台一人，所以朝廷让他承袭祖父速黑忒左都督的职位，做东夷的首领。万历三年，因为擒获王杲的缘故，奉旨加授勋衔，又把他的两个儿子一并授为都督，赏赐金币，后来又按照西虏的先例，加授龙虎将军。这固然是因为王台忠诚顺服，值得嘉奖，实际上也是皇上谋虑深远、掌握关键，不惜赏赐所造成的。王台死后势力分裂，逞仰二奴在北方称雄，奴儿哈赤在南方称雄。他们各自依仗势力，甘心成为王台死后的祸患。王台的后代不能立足，就等于撤掉了我朝的藩篱，边疆从此多事。因此在任诸臣曾极力请求诛杀二奴，以安定王台的后代。王台的长子左都督虎儿罕又在王台死后去世。他的儿子歹商承袭父亲的职位，守护祖先忠顺的家业，征讨北关并诛杀二奴。二奴的儿子那、卜两位酋长，想要报父仇。王台的庶子康古里在内部为他们接应。奴儿哈赤又联合北关侵犯歹商。以王台的忠顺来看，他的后代已经岌岌可危。歹商如果灭亡，南北各部酋长就会联合起来，开原必然危险。” “我们考虑保存歹商，于是派出大军，安抚和征剿交替使用。各部酋长于是同歹商讲和，并请求入贡。奴儿哈赤也畏惧威势，放弃北关而同歹商联姻，首先前来入贡。各部酋长既然由叛逆转为顺服，我们也不得不由征剿改为安抚，使他们既畏惧又怀服，希望藩篱能够恢复。因此奏请停止用兵，并妥善处理后续事务。此后各部酋长的贡物都送来，开原的事情也就完全安定了。只有建州奴酋的声势最为强盛。” “要控制东夷，建州现在的情形，关键人物就是今天的王台。他已经送还被掳的汉人和牲畜，又斩杀侵犯归顺之夷酋克五十，并献上他的首级。他仰慕朝廷的名号和官爵，日益迫切。查考他的祖父，在征讨叛逆酋长阿台时，替我朝担任向导，死于战火。因此奴儿哈赤世代都有功劳，不同于那些突然兴起、名分不正的小夷。再查《大明会典》中的一条规定说：‘建州、毛怜三卫的夷人，如果有送回被掳男妇的，可以给予赏赐；不愿领取赏赐的，可以酌情提升为千户、百户或指挥。至于都督的职名，则必须留待那些有斩杀犯罪夷酋，或擒获作恶夷人的功劳者。这是朝廷掌管边务的大典，用来向外夷表示信用、安定我朝边疆的办法。’如今记录奴酋父亲、祖父死于战事的功劳，授给他都督，确实不算过分。他本人又曾斩杀并献上叛逆酋长的首级，更符合明朝的条例。”奏疏送入朝廷后，皇上采纳了他们的请求，授予奴儿哈赤都督佥事。这是奴酋接受我朝特殊恩典的开始。”},{ 这样看来，授予官职一事，表面上是经过蓟辽督抚共同议定的，实际上却是李成梁主动促成的。李成梁想掩盖此前滥杀的过错，便怂恿奴儿哈赤，借贡使马三非替奴儿哈赤求取恩典，于是才有了这次议定。大概边吏长期纵容奴儿哈赤，此前已经用各种借口和金钱来笼络建州人的心了。《清实录》所说的“岁币”，就是指这件事。例如丙戌年（万历十四年）的记载说：“明朝因为误杀了两位祖先，从此每年输送白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以求通好。”说的就是此事。总之，太祖利用祖父横死一事，肆意提出各种要求；从奏议的文字看得十分清楚。他又嫌祖父曾在逆夷王杲部下任职，并且曾与王杲结为姻亲，所以主动同南关哈达通婚。他还想消除明人的疑虑，自称姓佟，上表时署名为“佟奴儿哈赤”；大概是因为王杲属于右卫，而佟姓则是左卫通用的姓氏。他躲避当时忌讳的心思就是这样。第二年，即万历十八年四月，他到京师进贡，这是他第一次入贡，同时也是为了感谢明朝授予都督官职的恩典。当时他三十二岁。又过了一年，因为他有管束女真人的功劳，明朝叙功授予他龙虎将军称号。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又有了第二次朝贡。又说：“扈伦四部中，哈达最先灭亡。”太祖想到明廷最宠爱哈达，便把女儿嫁给兀儿忽太，并表示愿意保护他。于是，哈达原有的敕书全都落入太祖手中。万历三十六年九月，太祖把这些敕书混入建州敕书之中，竟敢拿来充作朝贡使用（原文“朝负”疑为“朝贡”）。这就是第三次朝贡。据旧籍记载，敕书的数量规定为：建州五百道，海西一千道。万历十年前后，海西王台独自占有敕书七百道。王台死后，他的部下把其中二百道投归叶赫。另有一百三十七道被人夺走。哈达实际保存的三百六十三道敕书，归吴尔古岱（兀儿忽太）所有。太祖得到的敕书总数，多达八百六十三道。王台势力最盛时，也不过兼并海西的敕书；太祖却兼并了建州、海西两族的敕书，数量也远远超过王台，礼部对此大为震惊。有一位侍郎杨道宾上奏弹劾此事，说：“女真人将来一定会成为大患。如今如果不追究他们的违法行为，祖制就将全部废弛。祖制一旦废弛，边疆从此就会受到骚扰。”他极力主张应当拒绝并断绝太祖的贡使，像成化初年的旧例那样，等等。明廷没有拘捕处置太祖，只是移文辽东，严令查验放行，不许混入建州敕书。却仍然让他平安返回建州，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从此以后，朝贡便断绝了。

译考察敕书被冒充混入一事，《清朝全史》第六节说：“哈达和叶赫兴盛的时候，明朝治理边疆的办法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初是根据马文升的建议，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女真袭职制度。据《抚安东夷记》记载，当时兵部保存的女真人底簿，还能够用他们的语言进行审译，很容易辨明授官的始末。到了继续发给玺书时，只是改变了舍人的待遇，仍然用这种办法来维系他们的欢心，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因此，历经弘治、正德以及嘉靖初年，明朝同女真人的交涉虽然没有占到优势，却也没有发展到危险的地步。从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女真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玺书和持有玺书本人之间，竟然已经没有办法查验。对于边疆的应对策略，必须大力改革，明朝人对此颇有议论。当时既然还没有好的办法，女真人买卖玺书的风气便盛行起来。豪强的兼并也扩大到了其他部落。据《东夷考略》记载：‘自永乐以来，海西一族所得的敕书，从都督到百户，共有九百九十九道。南关强盛时，独自得到七百道；北关所得不到南关的三分之一。到了后来，清太祖朝贡时，又把南关敕书中的三百六十三道混入其中。’ 明廷只下令不许兼并而已。”永乐年间留下的政策，到这时已经荡然无存。至于凭借兵力进行兼并，更没有办法加以遏制了。又考据《清实录》说：“尼堪外兰最初借助明朝的势力，逼迫太祖前去归附，太祖没有前往。而六祖的子孙都想杀害太祖，以便归附尼堪外兰。太祖在这期间同各部寻仇，兼并各部，势力逐渐壮大。明朝也没有真正实行扶助尼堪外兰的政策。尼堪外兰的威望和信用完全丧失，被太祖逼迫得走投无路，只得逃窜到明朝边境。明人不能庇护他，便把他押送给太祖处斩。”这是万历十四年的事。从此明朝便开始给付岁币。大概李成梁等人守卫边疆时，暮气已经很深，把苟且求安当作幸事；而太祖则既挟带过去的嫌怨来胁迫李成梁，取得明朝官职来震慑同族，又时常奉行朝贡，以此使明廷放松警惕。他既完全夺取了建州，又消灭了海西的大半部落，但向明廷奉行朝贡的行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建夷考》说：“万历二十八年，当时建州的奴儿哈赤袭击并杀死猛骨孛罗，他的势力才开始强悍起来。猛骨孛罗与那林孛罗都是海西部落的人，同奴酋两家一起被封为龙虎将军。猛骨孛罗最为忠顺，每当有虏寇入侵，往往预先报告，使边地能够有所防备，各部夷人都从心底畏惧他，奴酋尤其害怕他。适逢猛酋与那酋相互仇杀，猛酋力量不敌，便向边吏请求救援，边吏不答应。他希望能够登上边障防守边境，边吏也不答应。” 于是便向奴酋求援。奴酋把军队全部发动起来，以援助为名，假装用计袭击并杀死了他。边吏因循敷衍，不与之较量。奴酋从此便有了轻视中国的念头。’如此等等。这些内容可以同《东华录》互相参看。又在这期间制定兵制，创制文字，内政各方面都已完备。此后到万历二十七年以后，便断绝了对明朝的朝贡。万历四十三年，明朝责令太祖退出开原附近边地原属哈达的土地，太祖也奉命退出，但后来又把这件事列入七大恨之中。第二年，即万历四十四年，太祖便建元并称金国。太祖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明人却姑息养患、玩忽寇敌，以致坐看国运转移，产生了南北分立的念头。后来明廷宦官肆意为害，流寇横行，国家元气已经耗尽。太祖于是又把金改称为清，把统一天下作为最大的愿望，不愿形成南北两个朝廷。并且因为“后金”这个称号，后来成为清一代的大忌。编纂《前纪》到这里，对于明清之际的得失，也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太祖停止朝贡的年份，《建夷考》记作万历三十四年，应当以《清朝全史》为准。《明史·朝鲜传》说：“天启五年十二月，毛文龙报告说：‘朝鲜的叛党李适、韩明琏等人在昌城起兵，直奔王京，被我擒获。其余党韩润、郑梅等逃入建州。’”如此等等。当时已经是太祖天命十年的年末。第二年，太祖就去世，太宗继位了。然而建州这一名称并没有改变，由此可知，当时还没有“满洲”这一国名。清朝修撰《明史》时，无不避讳，但仍然有许多地方像这样漏写。这应当是史书中最后一处出现“建州”的文字；此后便大书特书、另起一行称“大清”了。现一并附记于此。●显祖纪第九 显祖宣皇帝，名塔克世，又名他失，是景祖的第四子。显祖终身侍奉景祖，并没有继承王位这一说，因为他生下了太祖。清初，才给他加上尊号；他的事迹全都记在《景祖纪》中。显祖是王杲的女婿，他的妻子就是宣皇后。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是太祖奴儿哈赤，次子是舒儿哈赤，次子是雅儿哈赤。继妃纳哈氏，是哈达单汗王台所收养的族女，生有一个儿子，名叫巴雅喇。庶妃生有一个儿子，名叫穆儿哈赤。稻叶引用《筹辽硕画》的话说：“奴儿哈赤是叫场的孙子、他失的儿子。”又据《清朝全史》第八节“甲太祖世系”，《清纪录》没有说明太祖的祖父和父亲属于什么门第。然而明人的记载却说，他的祖父是都指挥，曾经领有敕书二十道，可见他并不是出身于微贱的盗贼。《清纪录》没有详细记载太祖的母系。《实录》只提到显祖的大福晋为喜塔喇氏，是阿古都督的女儿。阿古都督究竟是什么人，也没有明说。现在可以断定，阿古就是王杲的转音；之所以不明说，是因为避讳。叶赫酋长那林孝罗的话，难道不是说太祖是王杲的后裔吗？现在考察稻叶的说法，十分确切。他所看到的、称太祖为王杲后裔的人，是叶赫贝勒那林孝罗，此说必然有所根据。那林孝罗，《清实录》写作纳林布录，就是孝慈高皇后的兄长、太祖的妻舅。他的话自然可以相信。钱谦益《岳武穆画像记》说：“只有忠武王，竭力扶持中夏，发誓消灭金虏。佟奴是王杲的余孽，冒充金源之后，开拓疆土、侵犯正统；忠武王如果有灵，难道能宽赦他吗？” 又有南浔庄氏《史案》说：“有人问：逆书获罪的事情，我不知道其中的细节，只听前人说：‘如书中所说的王某孙婿，就是清朝的德祖；所说的建州都督，就是清朝的太祖。’而且直接写出了姓名。”如此等等。这被列为庄廷钅龙的罪状之一。记载《史案》的人，措辞颇为含糊。总之，清太祖的母亲出自王杲之家，在明清之际本来是人所共知的，后来才避讳不再谈论。《清实录》说，明朝归还了二祖的丧柩。明人说李成梁把他失的尸首还给太祖。这样看来，明朝实际归还的只是显祖的丧柩。景祖死于火灾，大概已经没有尸首可以归还了。

译王杲，是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凡察的后代。嘉靖年间，左卫衰落，六位贝勒分居各处，建州的实力暗中转移到了右卫。王杲进入建州这一根据地居住；婆猪江流域则另由王兀堂占据。嘉靖三十六年，王杲才开始因侵犯边境而被明朝听闻。当时左卫后裔的各位贝勒都役属于王杲。王杲把女儿嫁给显祖。嘉靖三十八年，太祖出生。后来他终于成为清朝一代建立年号、开创国家的君主。明人常说清太祖是王杲的后代，就是依据海西北关叶赫贝勒的说法。并且自嘉靖、隆庆以后，凡谈到建州，必然称说王杲。太祖取代兴起的□□族，与王杲同为一祖，又是王杲外孙的亲戚，所以应当以王杲后裔之名著称。王杲占据建州后，增加人口，扩充强悍的兵力。他既占据十岔口作为出入的道路，又占据宽甸子作为射猎的区域。明军不越出边界，侦察兵也不出哨所。于是王杲在北面肆意劫掠，王兀堂、阿住古、准嗒等部又在东面肆意劫掠。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他们从十岔口进入，攻陷洒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从十岔口进犯，抢掠叆阳等堡。隆庆四年八月，又从大柞口抢入沿江等地。此外，像草河等堡遭到抢掠，人民和牲畜被劫夺等事情，更难以一一列举。因此同抚顺开设马市时，长官先坐在抚夷厅，酋长依次进入堂上，进献土产，长官才检验马匹。女真人进贡的马大多瘦弱，明朝常常仍给以优厚的价格，以表示笼络。王杲尤其傲慢，到了抚夷厅，便常常夺酒饮用。喝醉后伸开双腿坐着辱骂，没有人敢呵斥他。有一任新长官压制他们，让他们下阶，又检验马匹是否肥壮，王杲愤愤不平地离去，不久便率众抢掠。朝廷因此罢免了这名长官。王杲更加桀骜不驯。隆庆六年秋，王杲因为索要降人未能得到，便进入抚顺抢掠。守将贾汝翼责问他。王杲更加怨恨，约集各部作乱。副总兵赵完责怪贾汝翼挑起事端。当时张学颜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上奏说：“贾汝翼拒绝王杲的馈赠，惩罚他的违抗，实际上是在伸张国威。如果因为这件事就罢免斥退他，那么边将的任免进退，岂不都要受敌人主宰了吗？臣认为应当告谕王杲，送还俘虏和抢掠的财物；否则就调兵征讨消灭他，不要一味姑息，以养成祸患。”赵完害怕了，馈送金貂。张学颜把这件事揭发出来。诏令逮捕赵完，同时按照张学颜的策略向王杲宣告诏谕。各部听说大军将要出动，全都逃入山谷藏匿。王杲害怕了，十二月，约海西的王台送还俘获的人口，前来接受处置，张学颜便乘机安抚他。万历元年，抚顺游击裴承祖等人前往王杲的营寨，索求被明军逃失的人口，却被他欺骗后拘捕。王杲于是杀死裴承祖，剖开他的腹部，并残酷杀害了裴承祖的随从。此前，辽阳镇以东二百余里，原有一座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铎增设险山五堡，但它们同辽镇之间无法互相声援。都御史王之诰上奏设置险山参将，管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叆阳。又因为那里土地贫瘠，想要设置宽甸，但因当时财政困窘而没有办成。到了这一年，李成梁提议把孤山堡迁到张其哈甸，把险山五堡迁到宽甸、长甸、双墩、长领散等地，这些地方都占据肥沃土地，扼守交通要害。然而边地百姓苦于长途劳役，发出怨言。工程刚刚兴起，王杲就杀死裴承祖、侵犯边境。巡按御史急忙请求停止工程，张学颜不同意，说：“这样做就是向敌人显示软弱。”当天便巡视边塞，安抚平定王兀堂等部，听任他们在当地贸易。最终修筑了宽甸，开拓土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的地区，都遵守约束。第二年十月，王杲再次大举入侵。明军出兵讨伐王杲，李成梁传檄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别驻屯要害之地，又命参将曹簠出兵挑战。各路军队从四面发起进攻，敌人大败奔逃，全都聚集到王杲的营寨。营寨地势高，王杲挖深沟、筑坚垒来固守。李成梁使用火器攻破数处栅栏，箭和石头像雨一样落下。把总于志文、秦得倚率先登上营垒，各将领随后跟上。王杲逃到高台上，射杀了于志文。恰逢大风刮起，明军放火焚烧营寨。前后斩杀敌人一千一百余人，毁掉营垒后返回。张学颜等追击败军直到红力寨，王杲遭受重创，无法再统率军队，逃到阿哈纳寨藏匿。张居正认为张学颜的功劳超过总督杨兆，给他加授兵部侍郎。李成梁晋升为左都督，世袭荫补都指挥同知。曹簠率领精锐骑兵前往王杲藏身之处，王杲逃往南关，都督王台将他擒获献上，明军把他斩首。王杲死后，建州的强悍酋长中以王兀堂为首。王杲原先任都指挥，明人相传称他为都督。到这时，王兀堂也以迤东都督的名义出现。王兀堂过去同宽甸通市，后来参将徐国辅的弟弟徐国臣强行压低市价。于是王兀堂同赵锁罗骨多次派出少量骑兵侵犯边境，这件事发生在万历七年。第二年三月，他率六百骑兵侵犯叆阳和黄岗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又率一千多骑兵从永甸进入，李成梁将其击退，追出边塞二百里。到达鸭儿匮时，敌军以骑兵抵抗，同时让步兵登山擂鼓呐喊，李成梁将其大败，斩首七百五十人，彻底毁掉他们的营垒。那年秋天，王兀堂又侵犯宽甸，副将姚大节将其击破。王兀堂从此衰败。而王杲的儿子阿台，又成为建州的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骑〕

译起初王杲死后，阿台逃去依附王台的长子虎儿罕。但因为王台献出了他的父亲，阿台暗中想要报仇。王台死于万历十年。虎儿罕的势力衰弱，阿台于是依附北关，联合进攻虎儿罕。阿台的妻子是清景祖之子礼敦的女儿，本是显祖妻子的弟弟，又是显祖的侄女婿。清人称他为阿太章京。当时他既进攻哈达的虎儿罕，又多次侵犯孤山、汛河。李成梁出营，在曹子谷同他相遇，斩首一千多人，夺得马五百匹。阿台又纠合毛怜卫夷人阿海，分兵进攻：一支从静远堡出发，一支从上榆林堡出发，各自深入到沈阳城南的浑河。李成梁急驰到虎皮驿救援，阿海稍稍退却。阿台正率一千多骑兵，在抚顺边外的浑河口纵兵抢掠，随后慢慢退去。李成梁同兵备使靖四方商议，认为叛逆幼酋留在辽地，祸患没有平息。于是整顿军队，从抚顺的王刚台出塞一百余里，直捣古勒寨。古勒寨地势险峻，三面如墙壁般陡立，壕沟营垒十分坚固，进攻后不能立即攻下。另派辽阳副将秦得倚等包围阿海的牧莽子寨，将其攻破，杀死阿海。于是合并军队进攻古勒寨。起初李成梁进兵，实际上是由建州别部图伦城酋长居堪外兰引导的。景祖、显祖父子也暗中被李成梁利用，先后到古勒寨招抚、诱降其部众。景祖父子以妻族中的尊长身份进入寨中劝说，被阿台拘禁。李成梁使用火攻冲击坚固的营垒，经过两昼夜，射死了阿台。景祖也被烧死。显祖被明军滥杀。阿台、阿海两寨一并攻破，献上首级二千三百，王杲的部众于是灭亡。但景祖、显祖二祖含冤被杀，清太祖开始把罪责归到尼堪外兰身上，最终因此对明朝结下仇恨，于是成为起兵的一条重要口实。这件事已经见于《景祖纪》。阿海，清人称为阿亥章京，是沙济城主。沙济城应当就是牧莽子寨；阿海同阿台相互勾结，共同作恶，也是凶悍叛逆之人。至于迁建六堡一事，万历初年开拓土地二百余里，是李成梁等人的大功。当时女真衰弱，幸而工程得以完成。过了三十年，迁居宽甸平原的汉人逐年增加。到万历三十年前后，已经达到六万余口，其中大半是原先居住在叆阳贫瘠土地上的军民，也有许多是从山东渡海而来的。万历三十三年，负责此事的是巡抚赵楫。他上言说：“宽甸地处孤悬，难以守御，又同奴儿哈赤的城寨相距很近，恐怕居民容易同他亲近。” 明廷于是突然下令撤退六堡。大概当时辽东的兵力已经疲惫，没有力量维持边境了。六堡百姓眷恋故土，不肯向内地迁徙，明朝用军队逼迫他们，死者遍地。李成梁又把被迫弃地这件事，冒充为招回逃人的功劳，请求朝廷给予赏赐。于是奴儿哈赤也获得赐金；李成梁的欺骗、贪婪和怯懦，以及廷臣对边事的疏忽，竟到了这种程度。兵科给事中宋一韩上疏弹劾李成梁等人，说宽甸丧失导致祸患，言辞十分激切。同时请求责令恢复旧地，李成梁于是又在云头里直到鸦鹘等地增设关隘。鸦鹘关因此有了旧、新两处。明廷又因宋一韩的奏言，派熊廷弼巡视辽东。熊廷弼复命时，在边境情况方面颇为赞同宋一韩的说法。于是宽甸的肥沃土地全都供女真人射猎使用。朝鲜同辽东之间的陆路联系也因此中断。海上的事务则全由毛文龙从旁控制。后来太祖退还叆阳东北新孤山堡的土地。那里山谷狭窄，不适合耕种，实际上没有什么利益。李成梁当年同王杲、王兀堂争夺而得到的土地，后来丧失于太祖之手，再也无法收回。总的说来，事情最后就是这样。《明史·张学颜传》说：“隆庆五年，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第二年秋天，建州都督王杲因为索要降人没有得到，进入抚顺抢掠，守将贾汝翼责问他，王杲更加怨恨，约集各部作乱。副总兵赵完责怪贾汝翼挑起事端。张学颜上奏说：‘贾汝翼拒绝王杲的馈赠，惩罚他的违抗，实际上是在伸张国威。如果因为这件事就罢免斥退他，那么边将的任免进退，岂不都要受敌人主宰了吗？臣认为应当告谕王杲，送还俘虏和抢掠的财物；否则就调兵征讨消灭他，不要一味姑息，以养成祸患。’赵完害怕了，馈送金貂。张学颜把这件事揭发出来。诏令逮捕赵完，同时按照张学颜的策略向王杲宣告诏谕。各部听说大军将要出动，全都逃入山谷藏匿。王杲害怕了，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还俘获的人口，前来接受处置。张学颜便乘机安抚他。辽阳镇以东二百余里，原有一座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铎增设险山五堡，但它们同辽镇之间无法互相声援。都御史王之诰上奏设置险山参将，管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叆阳。又因为那里土地贫瘠，想要设置宽甸，但因当时财政困窘而没有办成。万历初年，李成梁提议把孤山堡迁到张其哈甸，把险山五堡迁到宽甸、长甸、双墩、长领散等地，这些地方都占据肥沃土地，扼守交通要害。” 然而边地百姓苦于长途劳役，发出怨言。工程刚刚兴起，王杲又侵犯边境，杀死游击裴承祖。巡按御史急忙请求停止工程，张学颜不同意，说：‘这样做就是向敌人显示软弱。’当天便巡视边塞，安抚平定王兀堂等部，听任他们在当地贸易，最终修筑了宽甸，开拓土地二百余里。此后，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的地区，都遵守约束。第二年冬天，明军出兵诛讨王杲，将其大败，追击败军直到红力寨。张居正认为张学颜的功劳超过总督杨兆，给他加授兵部侍郎。”},{ 《李成梁传》记载：“万历元年，建州都指挥王杲，过去曾与抚顺进行马匹贸易；到了这一年，他诱杀了游击裴承祖。成梁谋划讨伐他。第二年十月，王杲又大举入侵。成梁发布檄文，命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别驻守险要之地，又命参将曹簠出战挑战。各路军队从四面发起进攻，敌军大败奔逃，全都聚集到王杲的营寨中。营寨地势高，王杲挖深沟、筑坚固的堡垒来固守。成梁使用火器进攻，攻破了几道栅栏。箭矢和石块像暴雨一样落下。把总于志文、秦得率先登上营垒，各将领随后跟进。王杲逃到高台，射杀了于志文。正好大风刮起，明军放火焚烧营寨。前后斩首一千一百多级，毁掉敌军的营垒后撤回。成梁晋升为左都督，并获准世袭都指挥同知。王杲遭到重创，已不能统率军队，逃走藏匿在阿哈纳寨。曹簠率领骑兵前往追击，王杲逃往南关。都督王台将他擒获献上，朝廷将其斩首。” 附：王杲纪 又据《成梁传》，其中所记兀堂之事，已经载入《建州纪》。《东华录》所记阿太章京之事，已经载入《景祖纪》。至于王杲、阿台的事迹，除了在《景祖纪》《显祖纪》中已经指明出处的部分之外，现在再把所引用的各篇文献列举如下：

译稻叶氏《满洲历史地理》说：“天命元年以前清朝领土的绪言。《明史稿·鞑靼传》记载：‘土蛮侵犯抚顺，攻打凤凰城。海州、金州一带，杀人抢掠尤其严重，都是以建州女真为向导，从凤凰城进兵辽东半岛。’因此，酋长王杲的势力更加嚣张。正好明廷任命李成梁镇守辽东。李成梁善于用兵，王杲等人抵挡不住，逃到哈达，被擒后押送给李成梁。当时是万历二年。后来兴起的是王兀堂，其根据地在今天佟家江流域。他先后一次侵犯叆阳、宽甸，又一次侵犯永甸。李成梁在佟家江支流雅儿河追击他。王兀堂于是再也未能重新兴起。他和此前的王杲，实际上都是太祖起兵以前的强大酋长。” 又据本篇第四卷乙部关于哲陈部的记载，古勒城条说：“古勒城在今天腰站的西面，所谓鼓楼部的北方毂勒峰上。”《皇明从信录》卷三十五万历十年十二月条引《女真考》说：“这一年，阿台更加纠集部众大举进犯：一路从静远堡，一路从上榆林堡，各自深入，先到达沈阳城南的浑河。李将军驰往虎皮驿救援，敌军稍稍退却。阿台正率领一千多骑兵，在抚顺边外浑河口纵兵抢掠，然后慢慢撤走。李将军于是与兵备使靖四方商议说：‘这个叛逆小子不除掉，辽东的祸患就不会停止。’于是整顿军队，从抚顺王刚台出塞一百多里，直捣古勒寨。寨地陡峭险峻，三面如墙壁般直立，壕沟深堑十分坚固。李将军采用火攻冲破坚固防御，经过两昼夜，射死了阿台。另一位将领秦得倚等人已经先攻破阿海寨，杀死了阿海。阿海是毛怜卫的夷人，住牧在莽子寨，与阿台共同作恶，也是被斩首的叛逆。”如此等等。古勒之名因这次战役而著称；清朝景祖、显祖二祖，也都在这座城中被焚死。又据第七卷第六篇“边墙的展退”中关于东边的部分，引《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六十三张学颜《辽东善后处分疏》，大意说：“宽甸一带土地肥沃。我与辽东总督杨兆、总兵官李成梁商议，认为抵御敌人、保护百姓是上策，守边之人应当以城堡为家。但这些事情，着手办理容易，取得成效困难；修复前人的成业容易，开创新局面困难；在内地尚且容易，在临敌之地就更加困难。至于进取敌地、扩展疆界、截断敌人的通道，并在敌地修筑城堡，那更是困难中的最大困难。险山等旧堡自嘉靖四十二年增设参将、增加兵力以来，地处内地，距离边境很远。因此，建州女真每年都增加户口，壮大悍勇的兵力。他们既占据十岔口作为出入道路，又占据宽甸子作为射猎区域。我方兵马几乎不出边境，夜间侦察也不出哨。于是王杲等人在北面肆意抢掠，王兀堂、阿住古、准嗒等部在东面肆意抢掠。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他们从十岔口侵入，攻陷洒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又从十岔口进犯并抢掠叆阳堡等地。” 隆庆四年八月，他们从大柞口抢入，侵扰沿江等地。此外，草河等堡遭到抢掠，人民和牲畜被掳等事情，更难以一一列举。这大概是因为险山一带地域广大而兵力较少。广宁、辽阳的兵马难以在短时间内应急，如果任凭敌人逐步蚕食，叆阳附近将要变成无人之境。而且边境以内的土地沙漠贫瘠，士兵已经接连逃亡；这种情况长久持续，再过几年，终究必定无法收拾。总兵官李成梁任险山参将时，已经洞察到这一弊端，立即拟定把各堡展移到宽甸子、十岔口等地。当时上下都疑虑畏惧，没有实行。直到万历元年，才奉朝廷命令，决定把险山等六堡迁移到宽甸子、十岔口等地。但这些地方四周都有山林，中间却有肥沃平坦的土地，位于边墙以外二百里，是女真人必定争夺的地方。因此，工程开始时，有人说敌人会攻打叆阳，有人说敌人会进入辽阳，担心这将激起女真长期积累的愤怒。我方边地百姓也苦于长途服役，于是发出怨言。辽东文武官员尤其害怕劳苦，想方设法讥讪毁谤，并指斥军人，以停工相威胁来恐吓我们。” 等到工程略有头绪，忽然发生了王杲在边境外杀死游击裴承祖的事情。当时，从开原到辽阳，从将领到屯民，到处都在煽动，人心惶惶。巡按御史上奏请求停工，我们也并非没有疑虑和畏惧。然而一旦停工，军夫遣散后就无法再聚集，银两和粮食也会一同损失，只会白白错失时机，向敌人显示软弱。因此，我们不顾违抗诏旨的罪责，与总兵李成梁带兵前往那里，确定了城址。等到大势已成，我又巡视各处，多方晓谕，参将傅廷勋不避艰险，挺身承担事务，排列栅栏筑成城。女真酋长前来窥探的，就向他们说明祸福，并普遍加以犒赏，没有不听从命令的。我们又知道，筑城的工匠等人往来于相距遥远、交通不便的地方，粮饷最为困难，于是商议实行银两和粮食相互发给的办法。又想减轻工役的劳苦，规定服役期限，轮流前来服役。又担心负责工程的人员虚报工程、不符合预定规格，便给出统一尺度，用来计算高度和厚度。又制作账簿，以便弄清出动人员的数目。当时李成梁正好攻平王杲，敌人的势力更加衰弱。去年又擒获王杲，将他献送到京师，敌人更加▯服。因此，三年之间，各部都归服，内外王虞，六堡工程全部完工。” 又引《东夷考略》说：“万历七年，建州酋长王兀堂逐渐逼近边墙。万历八年，多次侵犯叆阳、永甸等堡城。李成梁追击他，追到边墙以外二百多里的鸭儿匮。”如此等等。并且说：“鸭儿匮应当是鸦儿浒的转音。如果这样，那么它就在佟家江支流大小鸦儿河防地附近。” 又引《皇明从信录》卷三十三说：“李成梁拓展边界，修筑宽甸等堡。这些地方北面邻接王杲部落，东面邻接王兀堂部落，距离叆阳二百里。修筑十岔口、宽甸堡时，张学颜前往视察。王兀堂等数十人都跪着修筑塞道，并发誓不向内地射猎，请求以盐和布进行贸易。张学颜于是上疏，陈述以米、布、猪、盐进行贸易的办法。得到许可后，又把市税用作抚慰女真人的赏赐。从此，开原以南的抚顺、清河、叆阳、宽甸等地都有市场，女真人遵守明朝的约束。”

译稻叶氏叙述此事的文章又说：“创建六堡的李成梁后来立即建议废除、撤去六堡，将边界退回叆阳以西。当时明朝兵科给事中宋一韩上疏严厉弹劾李成梁等人。看那份奏疏的大意，是说宽甸一带丧失后造成的祸害很多，言辞中充满感慨，并请求仍然恢复万历三十三年以前的旧状。李成梁于是又在云头里到鸦鹘等地设置关隘。鸦鹘关因此有旧、新两处；在清河城方向，边境又稍微向外扩展了几分。当时明廷知道宋一韩的建议不可漠然置之，于是派熊廷弼巡视辽东。根据他的复命，对于东部边境的位置，虽然没有完全像宋一韩那样痛切论述，但大体上很赞同他的意见。这样一来，宽甸的肥沃土地全都成为女真人射猎之地，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再恢复。只是叆阳东北的新孤山堡一地，曾经由清太祖归还，不过是一条狭窄的山谷，不适合耕种。清河城方向仍然掌握在女真人手中。” 考察清河城一带的边境，汉人与女真所争夺的地方在宽甸。看稻叶氏引用《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一所载：“天启元年，辽东经略熊廷弼写信给友人说：‘辽东山脉东北起于长白山，西南到南旅顺海口为止。这条山脉分出支脉，形成一个个山谷。每个山谷都有一条河，水流潺潺，石头一块块突出，不能屯田。居民依山而居，挖山耕种。今年挖这一块地，土地肥力耗尽后，又去耕种另一块。可是哪里能找到空地呢？由此就可以知道边境地区必定要争夺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