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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王文正公笔录》，宋·王曾。范鲁公范质很早就辅佐周室，太祖接受禅让即帝位后，也没有改变他的职任。他先后辅佐两朝，谋略高明，器量宏大，当时被称为贤明的宰相。他曾说：“执掌政务的职位，关系到生杀、宽舒和惨酷等大事；如果不能从早到晚保持戒惧，竭尽心力、周密思虑，就会败坏事情、倾覆事业，忧患也会全部到来。世道有曲直，时势有平险，身居这个职位的人，无论古今都很难。”他曾对同僚说：“一个人如果能一口气喝下三斗醇醋，就可以做宰相了。” 旧制中，宣徽使的地位仅次于枢密使，位在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之上。咸平年间，周莹被任命为宣徽使，因有所顾忌，便自己陈说愿意位居其下，先帝采纳了他的请求，于是成为固定制度，这一制度从周莹开始。真宗皇帝天性仁慈孝顺，性情尤其谦逊谨慎。淳化年间，他被册立为皇太子。圣朝亲王的位次在宰相之下，到这时他成为储君，也坚持谦让，于是仍旧沿用原来的制度。东宫的一切旧例，他大多有所增减；至于官属称他为“殿下”、为他册立妃子等事，都请求停止，太宗也一并赞许并采纳了。因此，庄穆皇后直到太宗一朝结束，也只称为皇太子夫人；他就是这样戒慎勤勉、谦逊退让。王继忠性情谨慎严整，纯厚坚定而有操守，侍奉真宗于储邸的时间最长，在众人中居于首位。众人都畏惧他的严肃整饬；宫中事务有不合适之处，他常常竭力规劝，皇上每次都为此收敛容色，听取并采纳他的意见，特别加以礼遇。皇上即位后，咸平年间边境仍然震动不安，他和今天的侍中张耆一同掌管禁兵，驻守镇定。恰逢契丹军队大举而来，早晨逼近我军，皇上急忙命令出兵，分作左右两翼抵御。阵地西侧最是兵力冲击之处，王继忠坚决请求代替张耆前往西面。等到我军战败，王继忠便被契丹擒获，契丹于是授给他官爵，为他娶契丹女子为妻，并大力任用他。王继忠也尽心勤勉地履行职务，因此逐渐受到亲近和任用。于是他从容进言说：“我私下观察，契丹与南朝互为仇敌，每年征调车辆、登记马匹，国内骚扰不安，却没有看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哪里比得上派一名使者寻求旧日盟约，结交友好、使百姓得到休息，停止战争、解除武装呢？没有比这更有利于双方的办法了。”契丹国母年事已高，国主承袭国位也已有多年，都很高兴地采纳了他的建议。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正在守卫莫州，他过去与王继忠一同在东宫，于是王继忠命令送信给普，请他派遣使者到北方境内，当时正在商议和好之事。普把这件事详细上奏，朝廷不相信，只命普答复他的信而已。这年秋天，王继忠的书信再次送到，意旨十分恳切，命令普答信，并且说：“等他们先派使者到来，就商议修好。”冬天，契丹出兵深入贝州、魏州，边境烽火告急。皇上在澶渊，于是派曹利用飞驰前往，答应与契丹互通聘使。曹利用到达魏州时，参知政事王钦若镇守天雄，把他留下而没有派遣。等到德清、清远两军被围得更加危急，皇上命参政王旦亲笔写信晓谕王钦若，他才允许曹利用向北出发。契丹国母见到曹利用，非常高兴地说：“怎么来得这样晚呢？”当天便议定了这件事，派使者丁振一同来到朝廷。又命李继昌回访契丹，于是战争停止。改年号为景德，皇帝车驾返回京城。这次举措，虽然依靠皇上的谋略和果断，也有赖于王继忠能够揣度敌情并加以引导。从此，每逢生辰、正旦，两国信使往来，都赐给王继忠亲笔诏书，器物、玩好、衣服和衣带等赏赐十分丰厚，还允许他与家中互通书信，每年都这样，直到他去世才停止。王继忠为人诚信，北方人非常敬重他，后来封为河间王。契丹境内的人有时称赞他说：“古人尽忠，只能忠于一个君主；如今河间王使南北和好，像这样可以说是同时忠于两个君主。”这样看来，王继忠身陷异国而不能立即死去，与那些无益于事、苟且偷生的人是不同的。旧制规定，文武群臣从一命官以上，由外地来到京城，必须先到正衙拜见完毕，才可以入宫朝见；辞谢时也是这样。太祖皇帝即位之初，亲自总理各项政务，曾经通过驿站召一名边臣入朝应对，准备授予他方略。太祖惊讶他已经到达宫阙数日却还没有进见，近侍有人奏报说是因为他还没有经过正衙。太祖对此很不平，于是下令：“从今以后，都先入宫朝见，辞谢完毕，才可以到正衙。”于是成为固定制度。王剑儿名叫彦升，因为善于击剑，在太祖尚未显达时便得到任用，隶属于太祖帐下。显德末年，皇帝被六军拥戴，返回府第休息，召宰相前来，向他们说明拥立逼迫的情形。范质等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彦升突然在后面按剑斥责他们，范质等惊惶畏惧，退下台阶，君臣之礼才得以确定。皇帝认为彦升粗鲁莽撞，始终压制他而不任用。后来他逐渐升迁，任命为京城北部的巡检；他趁夜抵达旧相王溥的私宅，没人能测知他的意图。等到王溥延请他进见，置酒同他交谈，几乎到了酣醉的程度，他的意图似乎是要恐吓逼迫王溥，于是王溥送给他白金千两，让他离去。皇帝渐渐知道了这件事，便将彦升贬黜罢免。景德年间，契丹刚开始与宋朝通好，朝廷首先命故给事中孙仅奉使前往。等他到了契丹，因为正值修订聘使礼仪的开始，迎接、慰劳、饮食供给和赏赐颁发等礼节还很不完备。契丹方面接待使者优厚，务求丰盛厚重，但凡有不合理之处，孙仅一定加以抑制并停止；其余事项则都根据实际情况增减，使丰厚适度后才停止。直到现在，两国信使往返，仍不改变这一制度。因此，出使邻国时所遵循的礼制，是从孙仅开始的。内侍都知阎承翰质朴正直而强干。景德初年，契丹正与宋朝和睦，两国聘使往来，各项供给、馈赠和程序都还没有确定，于是让阎承翰专门掌管此事。执政者中有人想把汉人的衣冠赐给契丹来使，阎承翰认为不可以，说：“南北风俗不同，请各自遵从本土的风俗罢了。”皇上便以阎承翰的意见作为定论。太尉王旦在祥符年间任职中书，受到皇帝特别深厚的宠信。他曾趁便坐奏事时，皇上谈到一名省郎的姓名，王旦说：“此人的品行和才干都有可取之处，如今正掌管一郡，应当加以甄别提拔。”王旦及同僚也一向了解他的为人，于是共同称赞推荐他。从此皇上多次对他感叹赞赏，立即命人记录下来，让等他回朝之日，赶快命令转运使徐更另行商议升迁。不久那人任期届满回京，到达宫阙后，皇上又先查看记录。正好外任官的考核中有职位空缺，便与同僚拟定人名，约定第二天上奏补授。到了晚上回到私宅，那人投递名帖前来拜见，王旦当时正在商议委任使职，便推辞不见。第二天早晨入宫应对，王旦详细说明事情经过，请求授予那人转运漕运的职任，皇上默然不答应。王旦退下后，叹息惊惧、屏息不安了好几天，这才知道那人昨晚登门求见，虽然没有见到王旦，却已经被暗中察访的人检举了；此人直到真宗一朝结束也未能得到任用。王旦不愿指出他的姓名，但常常告诫同僚，私下求见有被猜疑的嫌疑，必须谨慎避开，或许才能免于后悔和祸患。

译宋朝初年，四方尚未统一，京城的粮食储备和供给只依靠京西、京东几路。河渠转运漕粮是最紧要的事务，京东潍州、密州以西的州郡，租税全部运送到沿河各仓，以供京城。清河从青州、淄州起，经东阿，经过齐州、郓州，渡过梁山，经过泺水、济州，进入五丈河，到达汴都，每年漕运一百多万石。所谓清河，就是济水。五丈河却常常苦于水浅，每年春初农闲时，调发众多民夫，大规模兴办劳役，用来疏通挖浚，这样才使船只通行便利，没有阻塞。太祖皇帝一向了解这件事，尤其放在心上；到了年中兴办劳役之时，一定亲自驾临督察考核，通常都以此为常。起初，春季服役的民夫得不到口粮，这是古代的制度。皇上怜悯他们的劳苦，特地下令每名民夫每天供给米二升，天下各处的役夫也都如此。直到现在，遂成为永久的制度。弥德超从冗员中起家，任诸司使。雍熙年间，他因奏事符合皇帝心意，突然受到重用和礼遇。当时侍中曹彬功勋声望特别隆盛，弥德超暗中设计中伤他，诬告他有不轨行为。太宗怀疑曹彬，于是任命弥德超为枢密副使。没过几个月，正逢赵普再次执掌枢密要职，便替曹彬申辩洗雪并作保证，事情的真相明白后，皇上才完全醒悟，立即把弥德超放逐，而对待曹彬像原来一样。此后几天，皇上很不高兴，从容地对赵普等人说：“朕因为听取和裁断事情不明，差一点误了大事，早晚反省自己，内心感到惭愧。”赵普回答说：“陛下了解弥德超的才干而任用他，查明曹彬无罪而为他昭雪；有功劳的人得到进用，有罪的人受到诛罚，任何情况都不能逃脱，事情一到便立即裁断。这正是彰显陛下圣明的地方，即使尧、舜也怎么能超过这样呢！”皇上于是释然，说：“好。” 太平兴国年间，朝士祖吉历任各地郡守，奸邪贪赃的事情被发现后下狱，案件审查和供词记录尚未完成。当时郊祀将近，太宗恼怒他贪赃，派宦官传旨给执政说：“特意让祖吉不受郊祀赦免。”第二天，宰相赵普上奏说：“败坏官职、抵偿罪责，本应依法施行刑罚。然而国家选择郊祀、遍祭群神，是为了向天地表示敬意，向神明禀告；祖吉本来是什么人？又怎么值得因此毁坏陛下的赦令呢？”皇上赞许他的回答，于是停止了此事。太祖皇帝削平僭伪诸国，收取它们府库中积存的金帛，运回京城，储藏在另一个库中，称为封椿库。每年年终国家用度剩余的财物，也都收入其中。他曾秘密告诉近臣说：“石晋如果只是图利自己，割让幽燕郡县来贿赂契丹，使一方百姓单独被隔在境外，朕非常怜悯他们。想等这个库中积蓄达到三五百万时，便考虑派使者到契丹谋求；如果他们肯把土地和百姓归还给我们，就把这里的金帛全部让使者带去，作为赎取的价钱。如果他们说不行，朕就把这些滞积的财物散发出去，招募勇士，让他们设法攻取，以决出胜负。”恰逢太祖升天，这件事也就搁置了。太宗将封椿库改为右藏库，如今称为内藏库。周朝驸马都尉张永德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喜欢延请接待方士。他曾遇到一个异人，谈及时事，并且说：“天下将要太平，真正的君主已经出现。”张永德问：“那个人是谁？”异人回答：“天意造就的人，怎么能预先识别呢？不过有一件事或许可以验证：您如果见到紫黑色属猪、善于作战而果断杀伐的人，就应当好好对待他。”张永德曾暗中寻找访求。等到太祖皇帝的功勋和地位逐渐显赫，张永德于是暗中察识出皇帝的英伟相貌，询问他的生年，得知属亥，便惊叹这件事，竭力亲近依附，与皇帝相处得十分融洽。凡是自己所玩赏喜爱和资用的东西，以及子女、玉帛，都一定先任皇帝尽情挑选，有剩余的才留给自己使用。到了宋朝初年，凭借旧日恩情，他在体制、礼遇和富贵方面与辅佐开国的功臣、皇亲勋戚相同；直到太祖一朝结束，也没有人能取代他。太祖皇帝与张永德以及当时几名宿将，一同跟随周世宗征讨淮南，在寿春交战，俘获一名军校。太祖想让他活下来，但他身上的创伤已经很重，而且自己说一向患有瘫风病，请求就地处死。等到将他斩首后，太祖便命部下察看他的疾病情况。不久看见他的脏腑和肉色，从上到下，左边全是青色，右边却没有其他异常；正中像一条线笔直分开，丝毫没有混杂。旧制规定，宰相早朝上殿，皇帝命其就坐；有军国大事就商议，通常从容地赐茶后退下。除此以外，皇帝发布的命令，以及官员的任免、刑罚赏赐、废除设置等事务，无论大小，都先把详细的情况拟定后呈入，皇帝在禁中亲自阅览批示，在纸尾加盖御宝批准奏议，称为“印画”，下发出去奉行罢了。这一制度从唐朝历经五代，一直没有改变。难道这就是古人所谓坐着讨论政道吗？宋朝初年，范鲁公质、王宫师溥、魏相仁溥任宰相，皇上虽然倾心信任他们，但范质等人自认为是前朝旧相，而且畏惧太祖英明睿智，便把奏疏当面呈上，请皇帝裁决；退朝后各自把事情另行写成奏疏，将得到的圣旨由臣下共同署名记录。这样就把一切都禀告承受下来，才可以避免口头传达错误。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从此奏请御览的文书渐渐增多，有时一直到天晚日偏，还来不及吃饭，赐茶的礼节不久也废止了，当然没有空闲坐下来议论政事。直到今天遂成为固定制度，这一制度从范鲁公开始。文武官员升朝，遇到郊祀、宗庙展礼以及各种大朝会，都穿朝服；平常上朝、起居则穿公服。如今百官只按平常趋朝的礼制到此为止。每年诞节、端午、初冬，都分别赐给应时服装。内廷公服按旧制，即使冬天赏赐，也只是单层衣服；太祖皇帝在位时，惊讶于正值冬天却赏赐单衣，便责问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回答说，这是沿用已久的制度，其实是以前留下的缺失。皇上于是特意命令改制；如今公卿大夫拥有夹层公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旧制规定，国忌之日，轮流命宰相和一名参知政事，率领文武常参官到佛寺行香，内职官员不参加。景德年间，同知枢密院事王钦若、陈尧叟率领内职官员一同前往，于是得到许可。从今以后，遇大忌日，枢密使、内职学士、内诸司使、军职以下直到列校，同为一班，先到西上阁门，进呈名册表示慰问；宰相、参知政事和文武百官同为一班，随后到阁门进呈名册表示慰问完毕，退下后，一同到佛寺行香；小忌日则不这样做。大中祥符九年，秋季庄稼将要成熟，郡县多说蝗虫造成灾害。一天，真宗皇帝坐在便殿阁中吃晚饭，左右侍从出声说飞蝗将要到了。皇上起身来到轩前仰望，只见蝗群遮天蔽日，连边际都看不见。皇帝默然坐下，心情十分不快，命人撤去匙和筷子，从此便不再进食。

译太祖皇帝凭借神武平定天下，起初并没有很重用儒学之士。等到选择郊祀、遍祭群神，准备法驾，乘坐大辂时，翰林学士卢多逊代理太仆卿，登上大辂执着缰绳，并且准备接受皇帝询问。皇上于是感叹仪仗器物的盛大，询问治理政事的要领。卢多逊应答详细敏捷，所作所为都符合皇帝心意。后来一天，皇上对左右说：“任用宰相必须使用儒者。”卢多逊后来果然得到重用。这件事大概就是在此时显露了征兆。乾兴初年，先帝遗诏规定，皇太后暂时处理军国重大事务。但她听取政事、裁断事务的仪式很久没有确定。宰相丁谓说，若每逢商议大政，皇太后就在后殿接见执政；朔日、望日则由皇帝在前殿接见群臣；其余日常政务，只让入内押班雷允恭在禁中代为奏报，再把命令传给中书、枢密院分别处理，众人都认为不可。当时上下隔绝，朝廷内外都感到惊惧不安。不久，擅自迁移山陵皇堂的事情被发现，丁谓于是被罢免，朝廷才开始采用东汉的旧例：皇帝在左，皇太后在右（出自蔡邕《独断》），同殿垂帘而坐，中书、枢密院以下的官员依次按仪式奏事。从此众人的心情才安定下来。直到明道末年，这一制度没有改变。太祖开创基业，在位多年，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仍像原来一样分别掌管禁兵。相国赵普多次把这件事作为意见提出，皇上竭力保护他们。赵普又秘密上奏，请求给他们授予其他职任，于是皇上不得已，召石守信等设曲宴叙旧取乐，趁机对他们说：“朕过去和诸位常常并肩作战，情义如同骨肉，难道还会有别的意思吗？只是进言的人不断提出意见。如今不如各自选择好的地方，镇守外藩，不要再谈调任更换；赋税收入足够供养自己，悠闲安适地度过一生，不也是很快乐吗？朕后宫中有几个女儿，应当约定婚姻，以表示彼此没有隔阂，希望将来不至于连累诸位。”石守信等人都叩头称谢。因此，石氏、高氏、王氏、魏氏等家族都承蒙选为皇室女婿，不久各自回到藩镇，近二十年间，尊贵显赫，始终如一。前人称赞光武帝能够保全功臣，这件事并没有超过他。咸平、景德年间，文靖李沆任宰相，王旦任参知政事。当时西北两个方向仍然梗阻不通，边境紧急文书和奏报几乎没有一天间断。每当在延英殿起草诏令，王旦奉命急忙宣召官员，有时直到天晚日偏，还来不及吃饭。王旦叹息说：“怎样才能盼望看到太平，使我们这些人悠闲自在地有空吃饭呢？”李沆回答说：“国家有强敌和外患，正好足以使人警戒畏惧；将来天下安宁，人臣尽职，也未必能够高高拱手、无所事事，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等到北方边境和好，西部邻国归附，于是朝廷举行谒陵展礼、登封等庆典，逐渐接连举行大典，凡事无不讲究；适逢王旦已经衰老而且生病，疲于赞礼导引，这才佩服李沆见识深远。文靖李沆还是平民时，先正端焕任舒州知州，正好因事渡江，李沆确实随行。忽然风浪暴起，船几乎覆没。有一名姓王的大校善于鉴察人物，急忙禀告说：“这里有真正的宰相，谁敢加害？有什么可怕的？”这一天果然顺利渡江而没有危险，众人都认为这件事神奇。等到李沆显贵后，王校仍然在世。建隆年间，朝廷出兵讨伐蜀地，王全斌、曹彬等担任统帅，沈伦总管随军的转运漕运和安抚事务，实际上也参与谋划军务。将要出发时，太祖秘密告诫他说：“平定蜀地以后，府库中的积蓄由你掌管钥匙，除赏赐军队和军需用度以外，诸将有所求取，一概不要给他们。”等到王师取胜，全斌等人都以赏赐微薄为名，到沈伦那里提出请求，沈伦便把府库钥匙全部交给了他们。回朝以后，有人告发王全斌以下的将领，他们大多私藏宝货金帛，于是分别受到降职和黜免，唯独沈伦和曹彬没有受到牵连。太祖深为赞叹，反而责备沈伦没有遵守先前的戒令，纵容他们酿成过失。沈伦回答说：“整个蜀地已经平定，金帛本来就不值得吝惜；况且不给他们，他们心愿不能满足，内心不安，或许会因此生出祸患，所以我给了他们。” 侍中曹公（曹彬）任枢密使，向公（向敏中）任副使。当时，契丹侵犯边塞，李继迁违抗诏命，每当军书送到，皇上一定立即召见枢密院大臣商议。曹彬总是说：“对这些猖狂的寇贼，应当立即发兵讨伐，斩杀他们就是了，只要使用若干强弩、若干步兵和骑兵便足够。”向敏中慢慢说道：“我所储备的粮饷还没有完备，有时路途迂回遥远，有时出兵并不合时宜，应当采取谋略来制服他们。”各种细节都加以安排，大多听从向敏中的意见。皇上有时说难以找到合适的将帅，曹彬必定恳切激昂地说：“臣请求亲自效力。”再没有别的话，向敏中常常私下感到奇怪。后来曹彬的儿子曹玮也有将帅之才，屡次担任边地职务，威名很大；晚年从枢密副使出任西部边疆的统帅，遇事整顿部众，非常像他的先父，又果敢善战，却从来没有把安抚百姓、柔远怀德放在心上。难道将帅的风范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左右史的职责是记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然而，帝王秘密谋划的重要询问、辅弼大臣共同协商后的进言，以及外廷各部门分掌的事务，没有人能够参与听闻。因此，中书设有《时政记》，得以详细记载这些事情。近来的制度是，由两名参知政事共同掌管此事；各部门上殿奏事，有时亲自接受皇帝的教诲，有时奉行皇帝特别作出的裁断，其中可以用来教化风俗、昭示后世的内容，最终都记录下来送交中书，也一同编纂抄写完毕，奏报皇帝后下发史馆。景德、祥符年间，知枢密院事王公（王钦若）、陈公（陈尧叟）请求：从今以后，枢密院所见闻的嘉言美德不再记录送交中书，希望另行编纂《时政记》。皇帝同意了。驸马都尉高怀以节制身份统领睢阳多年，性情颇为奢侈浪费，又通晓音律，因此他的声伎技艺精妙，在当时首屈一指，法部中最精绝的艺人几乎也比不上他。宋城南面距汴渠五里，有东西两座桥，舟船车辆交会，居民密集，倡优杂户这一类人也很多；但他们大多粗俗鄙陋，被高怀的伶人轻视嘲笑。每逢宴饮奏乐，伶人一定模仿他们粗朴野俗的样子，作为戏弄取乐，称作“河市乐”。直到现在，俳优中还常有这种表演。宰相丁公（丁谓）在中书任职时，有一天闲暇，便对同僚说：“西汉高祖是怎样的君主？”有人回答：“他从平民起兵取得天下，看看他创建基业、传给后代的情况，规模宏大深远，确实是英雄之主。”丁谓说：“有什么英雄可言？张良引导他向左，他就向左；陈平劝他向右，他就向右。等到项羽死后，天下没有君主，天下便自然归附于他。他不过是随波逐流、顺势而行，同万物不争，像一个田舍老人罢了。”他又曾说：“古今所谓的忠臣孝子都不足以相信，不过是史官用文辞加以修饰，想给后代留下美谈罢了。”这些话虽然近于戏言，但也未免是有损德行的言论。

译尚书左丞陈公（陈恕）性情严峻正直，出于公心，不肯阿谀顺从，总领计司，任职多年。每逢在便殿奏事，太宗皇帝有时没有深入察看，必定当面讥责斥让；陈恕便收拢衣襟，退到殿壁处，背靠墙站立，仿佛无处容身，等皇上的怒意稍稍消解后再上前，诚恳而坚定地坚持原先的奏议，始终不改，有时甚至反复三四次。皇上察知他的忠诚正直，多半采纳他的意见；当时谈论贤能的人，都把陈恕列为首位。汴渠分引洪河的水流，从唐代直到今天，大家都认为这是极大的利益；但考察实际情况，其中也有深重的危害，这是为什么呢？大凡梁、宋一带，田间沟渠的水流，都汇集到这条渠中，才形成它的水势浩大。到了隋炀帝将要巡幸江都时，于是分开黄河的水流，修筑左右堤岸三百多里，原来汇集而来的水全被横向截断，散漫流失而没有归处。因此，宋、亳一带便成为积水低湿之地。而且，从前平缓安流的水道，如今却变得湍急凶猛，翻船的祸患十次中有两三次。从前漕运无论冬夏都不受限制，如今却春天开通、秋天关闭，一年之中漕运只能进行半年。从前逆流顺流都没有艰难险阻，如今逆流而上，即使载重也要前行，困难实在太大；顺流而下，却只能空船前往，这种便利反而倒置了。何况自从天子建都以来，汴水贯穿都城向东流下，每年遇到久雨，就担心决堤泛滥。由此看来，汴渠的利益在哪里呢？然而年代相隔已久，怎么能够仓促谋划恢复旧制？将来贤明通达的人如果能消除长期积累的疑惑，主张恢复从前的情形，到那时才会证明我今天的话并没有错。沈伦凭借明经科出身，在太祖尚未显达、仍处于潜隐时期便侍奉他。讨伐蜀地凯旋后，他奏报事务很合皇帝的心意，太祖于是有意重用他。后来任命沈伦为宰相，赵普上奏坚持认为不可。皇上说：“像沈伦这样的人，忠诚、孝顺、谨慎、端正，即使只让他掌管散钱也可以。”赵普无言以对，第二天任命的诏制便下达了。太常博士李戡一向以文章著称。祥符末年，他任寿春驿的守臣，上奏时政，深深符合皇上的心意。皇帝向执政大臣宣谕说：“像这样的人如果还没有得到任用，不能不说是遗漏了贤才。”于是把他从驿站召回京城。等他到达后，皇上多次感叹自己发现他太晚，执政大臣准备让他担任记录皇帝言行的职务，使他能够接近皇帝的恩光。到了引见答对时，皇帝虚心靠近前席，等待他提出有益的意见；然而李戡谈话没有涉及其他内容，一开口就以牙牌为求取对象，先帝默然不语。第二天，皇帝对执政大臣说：“凭这样的才干却配上这样的见识，可见知人确实不容易。” 太祖曾派曹彬攻取江南，答应在平定江南之日授给他宰相印。等到凯旋之日，皇帝给予的恩宠礼遇更加优厚，却完全没有提起先前的任命。曹彬等人参加曲宴时，从容地陈述谈话，提到了这件事。皇上说：“并不是忘了这件事，只是河东还没有攻下罢了！你们的官位已经很重，怎么可以再亲自担任这件事呢？”等曹彬等人宴饮退下后，皇帝分别赏赐他们家中黄金十万贯；他用如此重的爵位来劝勉功臣。太宗曾在傍晚坐于崇政殿，召学士窦俨入对。当时皇帝穿着便服，窦俨到屏风间看见后，便没有进去。中使催促他，他也不答应。皇帝惊讶他久久不出来，笑着说：“这个腐儒只是因为我穿着便服罢了。”于是立即命人拿来朝袍和腰带，窦俨才快步出来。祥符年间，我刚任学士。一天，真宗在承明殿再次坐朝，召我入对。（承明殿在崇政殿正南方，每当崇政殿听朝结束后，到这里来称为“倒坐”；皇帝用完膳后再次临坐，称为“再坐”。）当时皇帝也穿着便服，我答对回来到了学士院，忽然有中使传达诏令并抚慰我说：“刚才忘了穿袍带，卿不会怪罪吧？”我惶恐地走下台阶准备谢恩，中使又说皇帝有旨意：“皇上因此感到惭愧，不要让他来称谢，也不要让他具奏此事；日后也不可以当面说起。”两位圣主优待近侍，难道不是到了极致吗？（按照旧例，召见舍人以下官员可以穿便服；学士以下官员则必须穿袍带以后才能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