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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病榻遗言》　明 高拱 ●顾命纪事 隆庆六年正月下旬，皇上患病，手腕上还有疮正在治疗。过了一个月，病情稍有好转，到了闰二月十二日出来临朝视政。钟声响过，百官入班，我高拱和张居正从内阁出来，向北经过会极门，远远看见御路中停着乘舆，疑惑地说：“皇上没有登座，难道竟要去文华殿吗？”我们急忙赶去，原来有几名内使飞奔而来，传呼宣召阁臣。于是我们二人快步赶到乘舆所在之处，皇上已经下了金台，满脸怒色，正要登上乘舆，几名内使环跪在旁边。皇上见我到来，脸色稍稍缓和，紧紧抓住我的衣襟，似乎想要告诉我什么。我立即奏道：“皇上为什么发怒？现在要到哪里去？”皇上说：“我不回宫了。”我说：“皇上不回宫，应该到哪里去呢？还是请皇上回宫为好。”皇上稍微沉思后说：“你送我。”我回答：“臣送皇上。”皇上于是松开我的衣襟，转而拉住我的手，露出手腕上的疮给我看，说：“看，我的疮还没有结痂。”我跟着皇上站在金台上，皇上愤恨地对我说：“我祖宗传下二百年的天下到了今天，国家有了年长的君主，本是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年幼呢？”这句话连续说了几遍，每说一句就跺一下脚、握一下我的手。我回答：“皇上万寿无疆，为什么说出这种话？”皇上说：“有人欺负我。”我说：“是哪一个人如此无礼？祖宗自有严厉的法度，皇上告诉臣，臣当依法处置。皇上的病刚刚痊愈，为什么又发怒？恐怕会伤害圣心。”皇上没有回答，过了很久才叹息着对我说：“什么事情不是内官弄坏的，先生你哪里知道？”于是拉着我的手向前走，进入皇极门，下了丹墀，皇上叫人上茶。内侍于是设置座椅，面向北方，皇上不坐，又把座椅移向南方，才坐下，但仍像先前一样没有松开我的手。茶送来后，皇上用左手喝了几口，看着我说：“我的心稍微安定了。”随后起身，由东角门进入，到了乾清宫门口。我不敢进去，皇上拉着我的手说：“送我。”得到皇上的旨意后我才敢进去，跟随皇上到了寝殿。皇上登榻坐下，仍然拉着我的手。从御路前一直到这里，皇上始终拉着我的手没有松开；我们彼此对视，眷恋之情十分明显。这种情景说起来就使人流泪，实在不忍再说。当时张居正、朱希忠都在榻前叩头，皇上仍拉着我的手，我弯腰站在榻旁，膝盖不能屈下，叩头时局促不安到了极点。皇上见我这样，才松开手，我才得以下去叩头，又与另外两位大臣一同叩头，辞出乾清宫，在宫门外等候旨意。过了一会儿，内侍传令宣召阁臣，我们二人再次入内，在寝殿丹墀上候立。传旨说：“上来。”于是我们上殿来到榻前，皇上已经坐在榻上，我们二人跪下听受旨意。皇上从容地说：“朕一时恍惚。”又说：“自古帝王身后的事情（以下两句听得不真切，大意是预先安排后事），你们要详细考虑后办理。”我们叩头退出，仍在乾清宫门外等候旨意。过了一会儿，内侍传旨说：“让高阁老留在宫门外，不要离开。”我高拱随即对张居正说：“我留下来送您出去，事情的轻重会使您难以处理。您应当一同留下，我替您奏明。”又对内侍说：“请奏知皇上，二位大臣都不敢离去。”傍晚，内侍传旨说：“阁下要在乾清宫门外住宿。”我高拱立即请内侍奏报皇上：“祖宗的法度非常严格，乾清宫属于大内，外臣不得进入，白天尚且不能进入，何况夜间住宿呢？臣等不敢在这里住宿。但也不敢离去，应当出端门，住在西阙内臣的房间里。皇上有召唤就立即到，有传示就立即进去答对，抬脚便能到，并不遥远。”皇上准许了。于是我们二人便到西阙内臣的房间住宿。我整夜不能入睡，披着衣服坐着，等候掖门打开便进去。每天数次等候皇上起居问安，第二天也这样。后来传出圣体稍微安定，我立即上札子说：“臣听说圣体稍微安定，实在无比庆幸。如今府部大臣都还在朝中值守，住宿而不散去，应当降旨让他们各自回去办理事务，以安定人心。而臣等仍然日夜留在宫内，不敢离去。”我随即拟定诏旨上呈请示，皇上认为可以，立即降旨，百官都散去，人心稍微安定，而我们仍像原来一样每天问安。又过了四天，皇上觉得更加平稳痊愈，我问安的札子上有皇上的批字：“心稍安。”皇上派内侍来慰劳，命令我回家，于是我才回去。皇上托付后事的意思，就在当时拉着我的手告诉我的时候，这就是顾命。悲痛啊！等到真正接受顾命时，皇上已经不能说话，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告诫托付的了。

译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皇上的病势危重。未时至申时之间，有旨召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高仪赶快进入乾清宫。我们于是进入寝殿东边的偏室，看见皇上已经昏沉不省人事，皇后、皇贵妃拥在榻旁，皇太子站在榻的右边，高拱等跪在榻前。于是太监冯保把一份白纸揭帖交给皇太子，称为遗诏；又把一份白纸揭帖交给我。里面写道：“朕继承祖宗的大统，如今才六年，偶然患上这种疾病，突然不能起身，有负于先皇的托付。东宫年幼，朕现在把他托付给你们三位大臣，与你们共同掌管的司礼监同心协力辅佐，遵守祖制，保全巩固帝业。你们的功劳关系社稷，万世不朽。”我读完后悲痛得不能自持，便哭着奏道：“臣蒙受皇上的厚恩，发誓以死报答。东宫虽然年幼，但祖宗的法度还在，臣一定竭尽忠心和力量辅佐东宫；如果有不能实行的事情，臣不敢吝惜自己的性命，请皇上不要再为后事忧虑。”我一边奏说一边哭，已经悲痛至极，长声号哭不能停止。两宫也都失声痛哭。于是两名内臣扶我起来，我便长声号哭着出去了。唉，真是痛苦啊！大概是我看出张居正和冯保在内外勾结已经牢固，事情的形势必定无法挽回，所以才有发誓以死相报的奏言，已经不再顾及自身了。到了二十六日卯时初刻，皇上驾崩。高拱等人在内阁听到消息，哭泣起来；张居正虽然也哭，脸上却带着喜色，神态得意洋洋。高仪私下对我说：“难道没有看见张公的神态吗？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国家的祸患，不知道要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这天巳时传出遗旨：“命冯保掌管司礼监印。”先帝已经两三天不省人事，如今又在卯时驾崩，巳时却传出旨意，这是谁做的？是冯保伪造诏书，张居正替他谋划的。旨意传出后，百官惊骇愕然，彼此相看而失色，街巷百姓也都惊慌奔走、不得安宁，唯独张居正喜色动于脸上，不能自我控制，内阁中的官员、吏卒没有人看不见。到了二十七日，冯保打出一份报文，里面写着遗诏对皇太子说：“朕身体不适，皇帝你来做；一切礼仪自有有关部门上奏请示后办理。你要依靠三位阁臣和司礼监辅导。进修学业，修养德行，任用贤能，不要因无事而懈怠荒废，保守帝业。”报文发出后，人心大为惊骇，认为宦官怎么能接受顾命？况且这份诏书如今是当今皇上接受的，冯保怎么能把它拿出来打报？大概是想要专权乱政，所以用这件事向天下显示，表示自己是接受顾命的人，先帝曾有托付，于是就可以任意施为，而没有人敢对他怎样。然而人们不知道，这两份遗诏都是张居正所作。前三月十六日，忽然传报说：“皇上的病很重，阁下应当到宫门等候宣召。”我和张居正立即赶去，到了恭默室向北不远处，看见张居正的心腹吏姚旷手持一个红纸套，里面有一份约半寸厚的揭帖，封缄完好，从后面飞快走过。高拱问他送给什么人，姚旷回答说：“送给冯公。”冯保立即快步进去，大概是没有想到自己的主人会瞒着我，所以直接说了出来。我立即问张居正那是什么内容，张居正满脸通红、惊慌恐惧，急忙回答说：“是关于遗诏的事情。”我默不作声，认为自己既然主持国政，凡事都应当由我与众人共同处理，怎么能在这种时候独自向冯保私下传话呢？其中必定有挑拨操弄之事，所以才瞒着我私下告诉他。走着瞧，走着瞧。到了这时，我接受遗诏，又得到皇太子的遗诏，两份都有与司礼监共同辅政的说法，才知道原来是张居正替冯保谋划。唉！自古有国家以来，从来没有宦官接受顾命的事情。张居正想凭借冯保，在内外盘踞，窥伺朝廷，窃取国家权柄，所以把顾命和司礼监都交给他。第二天就传旨让冯保掌管司礼监印，把大权全部归给他，并把他托付为主，在宫内蒙蔽君主，在外压制百官，使人没有谁敢对他怎样。他们欺骗已经驾崩的先皇，欺骗年幼的当今皇上，扰乱祖宗二百年来的法度，这是国家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唉，真是狠心啊！真是胆大啊！天地鬼神如果有灵，祖宗先帝如果有知，必定会明察这一切。冯保粗略认识两三个字，说话不能成文；张居正凡是想有所作为，就伪造旨意写下来交给冯保，瞒着皇上不让他知道，只说是司礼监拟定的，应当施行的便立即当作圣旨传达执行。想要宠信谁就宠信谁，想要加害谁就加害谁。只要是他们想做的，没有一件不能立即实现；他们又假装不知道，说这是出自皇上的意思，自己也无可奈何，这种事情已经成为常态。把鹿指作马，没有人敢不说是马；朝廷大臣受到他们的威势胁迫，再也不敢说话了。●矛盾原由

译张居正还是编修时，年少聪明，勤勉好学，和他谈话，他大多都能领悟。我很喜爱器重他，他对我尤其礼敬，认为我比他年长一天，在师友之间与我每天共同讲析义理、商讨治国之道，以至于忘却了自身的形骸。我曾经和他相互约定，将来如果有机会得到任用，应当共同为君主和父亲成就教化治理。他说：“如果要拨乱世、使天下回归正道，创立规模，一开始就要使一切有条理；堂堂的阵势、正正的旗帜，立即摆列出来，这是您的事情，我做不到。然而您的才思敏捷而性情稍急，如果让我在旁边辅佐，效法韦弦自警的道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我认为这话说得确实有理。他还常常对人说：“自从结交玄老，我的学问见识增长了许多。”他称许我，说我的才能不在皋夔之下，这些都是他最初的想法。等到我任司成、他任司业时，我总校《永乐大典》、他任分校时，以及我在政府任职、他也随后进入政府时，大概相处日久，感情更加深厚。后来我被徐氏排挤而归家，前后三年，我们彼此相隔，却也没有忘记对方。庚午年我承召回到内阁，抵达京城时，他正与赵大洲互相争斗，每天都处在■〈元危〉臲不安的状态。见我到来，他高兴地说：“您来了，我就有了依靠；如果再过一两个月您还不到，我就不能保全自己了。” 赵大洲也对我说：“世人所说的妖精，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人。”于是把彼此争斗的缘故详细告诉了我。我替他们调解，他们才各自稍微平静下来。后来我再见到张居正，他已经不同于过去，完全用欺诈手段驾驭别人，说话反复而没有实质。有人与他不合，他必定让两方都保留下来；他对甲发怒，就让乙去制约甲；对乙发怒，就让甲去制约乙；想让他们争斗，就煽动他们使其争斗；想让他们停息，就愚弄他们使其停息。这样使权柄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任凭自己施为，而所有人都被困在其中，不能自觉地回避转圜，隐藏的事情也无法看清。当时各种事物纵横颠倒，他的机变非常巧妙。我于是叹息道：“张居正与我分别三年，竟然不能增进德行，终于变成这样的人了吗？”当时我代理铨选事务，负责人才的升降进退，张居正却专门假借我的名义。凡是我提拔一个人，他必定说：“这是我向高老推荐的。”等到已经收取了对方的恩情，我要罢退一个人时，他又说：“我曾经劝阻过这件事，只是高老不听，怎么办呢？”又借此收取恩情。他大概是想笼络天下所有人，使他们归附自己，借此广泛培植党羽。而且他从中收受贿赂，没有限度，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也听说过，但只是自己谨慎，不再和他谈论部务罢了，又哪里能够阻止他假借我的名义呢？过去徐氏离职，实际上是他唆使李芳造成的；他先借此向我显示恩德，随后又与徐氏往来，收受徐氏的重贿，却说是在替我调停。他在徐氏那里就说：“高拱其实还没有忘情。”在我这里又说：“徐氏实在太可恶。”如果换成别人，谁能忍受得了？这大概就是让双方都得到好处、唯独把权柄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意思。辛未年秋，徐氏通过一名通判送给张居正白银三千、玉带和珍宝玩物等物品，张居正接受了。松江人顾绍知道这件事，揭发告知我，证据清楚明白，张居正非常惊慌，坐立不安。我替他解释安慰，认为这是小人互相告讦，不予相信，并把顾绍交给法司押解回去，张居正才稍微安心，称赞我说：“到底还是您光明正大。”然而虽然表面上勉强应付，真实情况既已暴露，彼此相对时很难维持颜面。于是他便制造流言诽谤，开始谋划除掉我。张居正出卖众人，另走一条路，专门勾结内臣，在暗中通过宫内办事。司礼太监冯保，狡猾奸诈而阴险狠毒，是敢于作恶、毫不顾忌的人。张居正竭力与他结交，拜他为兄弟，谄媚侍奉，无所不用其极。冯保有一个聪明的仆人徐爵，极其信任他，凡是暗中办理的事情都与他商议。张居正深深结交徐爵，常常把他招到家中，引进书房同桌吃饭，用厚利诱使他，凡是张居正想做的事情，徐爵都尽心尽力替他办成。徐爵深深感激张居正，便替他在宫内斡旋，使两人的交情更加牢固。于是，这三个人最终如同一体；徐爵五天不在时，张居正便感到气息不通。张居正每当有意图，就伪造旨意交给冯保，由冯保从中批出，假装是出自皇上的意思，而张居正则袖手旁观，佯装不知道。这件事已经持续很久，我对此非常忧虑，却无可奈何。到了这时，张居正便与冯保谋划加害我，又命令他的秘密党羽煽动言官攻击我。幸亏皇上非常信任我，冯保的计谋没有施行，外廷也没有人响应。正好殷阁老离任，我上疏请求内阁增添人员，张居正立即伪造旨意交给冯保，欺骗皇上批示说：“你们二人同心辅政，不必增添人员。”朝廷大臣都以为皇上如此信任辅臣，认为两位老臣如此受到皇上知遇，却不知道这是张居正所为。张居正的意图，我却明白。他正与冯保谋划对付我，又煽动言官攻击我；如果内阁中再有一位阁老，旁边有人看着，就不方便行事。如今内阁中只有我们二人，我一旦被言官攻击，就应当回避；而他独自在内阁，便可以与冯保在内外谋划，控制我的命运。这一计谋深远至极，但既然诏旨已经下了，又能怎么办呢？

译辛未年正月，皇上患病，没有临朝。正好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参劾福建将官金科、朱珏，所涉赃罪重大。此前巡按已经论劾，兵部批复让巡抚衙门勘问。国朝二百年来，从来没有巡按所弹劾的案件交给巡抚勘问的道理；而巡抚又因为宽受二人的贿赂，不交给按察司审理，反而交给运使审问，这也从来没有让运使审问刑狱的道理。二人于是得到轻纵，但案件还没有结，又各自拿金钱送给总兵戚继光接受，于是上奏请求将他们取赴京城听用。随后兵部咨文福建巡抚衙门，命令将金科、朱珏督促发往浙江，听从副将胡守仁督同选兵，选兵完毕后，统领他们前往边地。他们收受贿赂、招揽权势、支吾搪塞、卖弄法令，情节和罪责都很重。张居正看见奏疏后，脸色如死灰，额头冒汗，忧郁叹息不止，说：“戚总兵已经站不住脚了，南兵不必选了吧。”连续几天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于是查访此事，才知道这是张居正所做的。张居正长期招纳戚继光，接受他四时馈送的礼物，金银珠宝玩物不下数万，都是从军饷中拿出来送的。他又派心腹头目钱珮等四五人，每天在张居正宅中听候使用，与他气息相通，转眼便能赶到；张居正竭力庇护他们。凡是朝廷机密的动静，以及士大夫是拥护还是反对，一句话、一个动作，当时就能知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金科、朱珏非常富有，长久以来一直用贿赂投靠戚继光门下；此前被弹劾时，立即行贿求情解脱，戚继光于是把他们引入荆人的家中，两人各送上千金。荆人特意命令兵部重新让巡抚查勘审问，又写信给何宽，让他替两人脱罪，而戚继光仍然再次起用他们，这实际上全都是荆人反复设法促成的。等到看见化中的奏疏，荆人认为化中知道其中底细，所以惊慌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化中是河南人，荆人怀疑我知道这件事，却不知道这原是隆庆二年的事，那时我还在家居住，又怎么会知道呢？荆人又担心有人因此大肆揭发这件事，日夜不得安宁；已经极力嘱咐兵部拟题覆奏，替戚继光开脱不问，把两个罪犯胡乱了结。至于何宽，正赶上吏部拟题覆奏，荆人不得已，先来试探我说：“化中的事，您难道不知道吗？”我说：“这件事发生在我居家时，化中又在万里之外，我怎么会知道？”荆人说：“我起初以为您知道。连日仔细观察您的动静，您确实不知道。现在我才敢把实情告诉您：这两个人都可以任用，我所以扶持他们，就是想让他们得到任用。先前兵部覆奏让巡抚查勘，是我的主意，我也曾写信给何宽；现在如果按照化中的话办，我还有什么脸面？” 希望您委婉地处理。”我说：“既然他已经提出了这件事，为什么竟然不追问？现在只命令听候查勘，查勘之后再说，这样就好了。”于是事情就这样处理了。荆人虽然庆幸这件事了结，但自己的行迹已经暴露，心里更加不安，谋害我的心思也更加厉害。他命令自己的秘密党羽在南北各处散布流言，想趁皇上病重不能处理政事之时，煽动保为他下毒手陷害我，什么计策都使出来了。

译东宫出阁讲学，按旧例，阁臣只在开始的三天前去看望，以后便不再进入。我认为东宫年幼，而讲官也都是刚任用的新人，没有熟悉此事的人；如今只把这件事交给讲官，而我又不在旁边，心里不安。于是上疏请求为东宫讲学：“按旧例，阁臣只看望三天，之后不再进入。臣私下考虑，东宫尚在幼年，讲官都是新近任事的人，恐怕有事情处理得不妥，谁来处置呢？臣非常希望能够入内侍奉，只是旧有制度没有奉到明确圣旨，既不敢擅自进入，而内心恳切的愿望又实在不能自已。因此谨此题奏，希望皇上允许臣等每五日到讲筵叩见一次并看望东宫，略尽愚臣劝导进学的忠心。这是旧日没有的事，特意创设实行的。”皇上答应了。于是荆人便捏造一道旨意，唆使保上奏说：“东宫年幼，还应当让阁臣每天轮流派一人去看望才好。”皇上说：“也罢。”保于是传出旨意执行。皇上只知道这是保拟定的，却不知道其实是荆人所为。荆人这样做有两个用意：一是想在皇上面前显得我的五日一次之请很疏懒；二是想让外人看见我请求五日一次，而皇上却要每天这样做，使人认为我疏懒、皇上的意思并非如此；他故意做出这种样子，让人怀疑、猜测，好趁机对我下手。而且每天轮派一人，这样就不会有人总是通行陪同，于是他便更方便单独同保谋划事情。这样一来，每逢荆人入内看望的日子，保一定出来，在文华殿东边的小房里同荆人秘密交谈，并屏退左右的人，让他们远远站着，不能听见谈话，直到东宫出来才停止；每天都是如此，各位讲官没有看不见的。荆人既让党羽制造谣言，招引南北两地的言官来弹劾我，却始终没有人响应。楚人少卿曾省吾，是荆人的幕宾，也是掌权者，出力更大。省吾有个门人曹大埜任给事中，省吾便按照荆人的意思唆使大埜说：“皇上病得很重，神志不清，事情全由冯太监主持办理。而冯太监就是张相公。张相公希望您举事的心情非常迫切，您如果在这个时候弹劾高老，事情一定能成功。张相公执掌政权后，一定会重用您，您可以永远享受富贵。”又有尚宝刘奋庸，是个性情急躁、轻率鲁莽的人，俸禄微薄而又极力想迅速升迁，曾多次托同乡替他说情，我很鄙视他，因此他心怀怨恨；省吾也于是把他拉拢过来，共同举事。这样，三个人每天聚在一起谋划。正好赶上科官将要外调补缺，荆人便传话给大埜说：“听说高老想让您升任佥事。” 于是奋庸先上疏陈述事情，暗中指责我却不明说，以此作为开端。大埜当天就上奏弹劾我十大不忠，说我比秦桧、严嵩更加严重；五日一次叩见讲筵的建议，就是第一条，这正是响应荆人的谋划。当时皇上病得很重，看见奏疏后大怒，命令处治大埜。司礼监拟定旨意：“曹大埜这个家伙排挤陷害辅臣，降职调到外任。”但保急忙去同荆人商量，荆人于是删去“这个家伙排挤陷害辅臣以及降”等字，改为：“曹大埜妄加言论，调到外任。”因为既然不能庇护他，就姑且用较轻缓的措辞，也借此向人表示皇上并没有对我十分愤怒。拟定后呈给皇上，皇上点头同意，于是发布执行。荆人却封了一张帖子告诉我：“曹大埜是赵大洲的同乡，听说这件事是大洲所为。”他是想掩盖自己的责任，把事情推给别人，先用这种说法来迷惑我。又说：“听说大洲在南北散布流言，现在北方果然已经有了。恐怕南方也有，您不可不防。”他既然已经在南北散布流言，却只把北方的流言推给大洲；如果南方也有人说这些话，就正好说成是大洲所为，因为他事先已经这样说过了。他又忽然派人来告诉我：“听说大理寺有一名官员上奏弹劾高爷了。” 这都是为了扰乱我的心，而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于是我只上疏竭力请求离职，但人们都惊骇不已，情绪汹涌愤激，极为不平。当天，六科共同上了一道奏本，独自上了一道本三十三，道共同上了一道本，九卿共同上了一道本，太常寺等衙门共同上了一道本，一天之内一并上奏，弹劾大埜诬陷元辅，并担心我一定不肯留下劝止，皇上于是特别加以信任，不让他离开。皇上说：“说得对。”而我的奏本上了两次，皇上恳切挽留，我仍不答应。我自己想到：“皇上病得很重，我在这种时候请求离开是不合适的，而且一再说个不停，只会徒然使圣上劳心，更不合适。我现在应当把君父的事情放在首位，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人呢！”于是出来处理政务。言官又有两道奏疏，弹劾刘奋庸、曹大埜结党谋划诬陷，事情说得非常详细，请求重重处置。我正赶上吏部覆奏此事，于是立即上疏为他们求情，请求留下大埜而免于追究奋庸。皇上不答应，大埜仍调到外任，奋庸降一级调到外任。于是大埜既被人唆使，又被人出卖，失意而十分怏怏不乐，便对人说：“这是省吾谋划的，才使我落到这种地步。”他又亲自到我家来为自己洗清，说：“这件事不是大埜本人的意思，是有人叫我这样做的，您应当自己明白。” 于是这件事就真相大白，士大夫没有不知道的了。

译于是御史张集单独上奏弹劾曹大埜倾陷辅臣，奏疏中有这样的话：“从前赵高假传诏令杀死李斯，给秦朝造成了极其惨烈的祸患。又如先帝时，严嵩收受天下的贿赂，厚厚结交宦官作为心腹，让他们彰显自己的忠诚，同时构陷夏言的傲慢，终于使夏言被杀，而严嵩独自蒙受宠信，使朝廷内外被蒙蔽、被离间了二十多年；等到事情败露时，天下已经困穷到了极点。”这实际上是在指荆人冯保的事情。荆人看见奏本后脸色发红、气息急促，过了很久才奋然起身，大声说：“这个御史怎么把皇上比作秦二世？”我于是拟票交有关衙门知道。以上这些都是荆人担心奏本一旦发出，就会暴露他同冯保勾结陷害我的事情。只要有人把话题挑起来、引发事端，一定会有人乘势追究并把事情扩大。荆人不知道该如何收拾，又想借此威吓众人，于是唆使保把奏本扣下不发，并让散本的内官到内阁来说：“万岁爷说，张集怎么把我比作秦二世？”我看着荆人说：“您昨天说过这样的话。”荆人默不作声，却又让保传话说：“皇上在御前看了奏本后大怒，认为他的用意难以测度，准备廷杖他并贬为平民。”又说：“廷杖时我就要问他，今天谁是赵高？”这些话传遍内外，而张集每天都在朝房等待逮捕，买南蛇胆，买棺材，安排后事，认为自己一定会死。有个荆人的门客问：“这件事怎么样了？”荆人说：“再困住他几天，让他也尝尝这种滋味。”我知道这是他的诡计，于是让中书官进入文书房询问张集的奏本在哪里。文书官说：“收存在这里，还没有上呈皇上。”问将如何处理，文书官说：“扣下不发了。冯公公说，再困住他几天，让他也尝尝这种滋味。”内外所传的话，竟然像符契一样完全相合。张集既然每天在朝房等待处置，人们的情绪更加汹涌；而且他的奏本虽然没有发出，但奏疏的揭帖已经流传到各衙门，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内容了。曹大埜怨恨曾省吾的说法又天天传播，于是言官个个都挽起袖子、咬牙切齿，想弹劾荆人，揭发他的奸谋。荆人的秘密党羽、郎中王篆对荆人说：“张集一天不解决，就会多一天的议论。”眼看人情已经这样了，难道还可以再激怒他们吗？于是荆人立即让王篆进入朝房对张集说：“张相公托话给您，只管回家去，奏本既然没有下发，就没事了。”张集这才回家，但荆人的行迹已经完全暴露，无法掩盖，人们的愤恨更加厉害。科道官员彼此约定，准备具奏弹劾荆人与冯保勾结，唆使言官诬陷首辅，早晚就要上奏，荆人十分窘迫惶急，毫无办法。我听说后，茫然地说：“皇上病得很重，如果听到荆人害我的事情，一定会大怒。这个时候，怎么可以让圣上劳心动怒？况且别人的事情，有阁臣来处理；荆人害我，又由谁来处理？一定要皇上亲自处理。如今皇上连水浆都喝不下去，能够处理吗？怎么可以让圣上忧劳？臣下牺牲自己来成全君主，正应当在今天这样做；宁可我受到别人的伤害，事情不能昭雪，又有什么值得说的？怎么可以因此忧戚我的君主？”于是我约来科官吴文佳、周良臣、刘浑成、王璇，到朝房劝告他们说：“听说台省将要有所议论，这绝对不行。皇上病得很重，一听到这种说法，将会怎样处理？希望诸位把君父放在首位；我宁可受害，宁可事情不能昭雪，那也不过像鸿毛一样轻，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使圣上忧苦？况且这种议论本来就是为了替我洗清，如果只要有一个人开口，我当天就离开。”我说得十分恳切、反复叮嘱，四人于是编造说法，告诉省台官员，让他们把这件事压下去，而荆人并不知道。当天傍晚，荆人穿着便服来到我前园，请求见我，问我是否可以替他说话；荆人吞吞吐吐了好几次，才开口说：“曹大埜的事情，说我没有参与，也不敢这样说。如今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希望您赦免我的罪过。” 我举手说：“天地鬼神、祖宗和先帝的神灵都在上面看着，我平日是怎样厚待您的，您今天竟然这样做，为什么如此负心？”荆人说：“您这样责备我，我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只希望您赦免我的罪，我一定痛切地自我惩戒、改过；如果再敢负心，我有七个儿子，愿意一天之内全都死去。”我说：“昨天姚旷封好并送给冯保一封秘密帖子，没想到被我看见；我问他时，他说：‘这是遗诏。’我主持国事，应当由我来处理，您为什么瞒着我，私自把遗诏送给保？而且那封帖子封得很厚，足有半寸，里面究竟说了什么，怎么知道其中不是谋害我的事情？”荆人低下头说：“您这样责备我，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现在只希望您赦免我的罪，容许我改过罢了。”我说：“您不必忧心，这次科道官员已经议论纷纷，我已经托四位科官分别去告知他们，竭力阻止此事。吴文佳、周良臣都是楚人，我任用这两个人，就是想让他们把情况告诉您。难道还没有告诉您吗？算了，何必说吴、周二人都是您的幕宾呢？”这两人听到我的话后，吴文佳去告诉周良臣说：“不知道能不能阻止众多言官？如果阻止不住，而我们先前说了这件事，恐怕是非会落到我们自己身上，还是不要告诉他，事情就这样算了吧。” 荆人听到我的话后，就怨恨这两个人。于是吴文佳又出卖周良臣，自己编造说法去向荆人申诉：“我本来想说，是周良臣阻止了我；我们两人都听到了，只是不敢由我一个人去告诉您。”荆人于是非常怨恨周良臣，我离开后，他立即把周良臣调出去任南昌知府。荆人虽然庆幸眼前的风波暂时平息，但事情既已败露，最终总会有揭发的时候，必须先除掉我才行。于是他稍稍收敛行迹，但谋划却更加深了。

译我看出事情的形势已经如此，私下盘算说：“皇上病得很重，内外两个人又相互勾结作奸，而内阁中只有我和他，幸亏上天保佑皇上能够安稳平安。万一不是这样，我一定要坚持正道同他们抗争，生死、去留都不再顾虑。我如果离开或死去，那么他一个人专权，国家必定遭受他的祸害。我既然接受先帝的托付，只要有可以处理的办法，就不能不把谋划用尽。”于是上疏竭力请求在内阁增加人员，是想让有人在旁边观察，而他或许还会稍有顾忌。皇上答应了，于是推举尚书高仪入阁办事。高仪为人正直，但不是荆人的对手，当时仓促之间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任用这个人。高仪入阁几天后，私下对我说：“荆人的奸诈凶狠，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不进入这里，哪里能看见他的情态？”于是内阁中稍微安静了一些，各自把自己的心思运用在■〈宀具〉背之中。是坚持正道还是走邪道，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私利，天水违行了。荆人与宦官保相互勾结，内有援助，外有呼应，既秘密又持续了很久。等到先皇驾崩以后，情况更加严重；两边有时派遣使者，有时秘密传递帖子，一天数次，旁若无人。高拱实在无法承受悲痛和愤怒，于是同太学士高仪谋划说：“如今新君年幼，而这两个人所做的竟然这样，必定会成为社稷的忧患。我主持国政，一定不能让他们这样行事；想要离开，却有先皇的托付在身。放弃职责、不管不顾，是不忠；想要模棱两可、委曲求全，又更加辜负先皇的托付，更是不忠，这将怎么办呢？”高仪说：“天道六十年循环一次。从前正德初年刘瑾专权，当时内阁中的刘晦庵是河南人，谢木齐是浙江人，李西涯是楚人；正是西涯勾结刘瑾以求自容，结果两位阁臣都离开了。如今正好又过了六十年，事情也彼此相符，难道不是天意吗？”我说：“我怎么能成为刘晦庵呢？那时武庙已经十五岁，西涯只是暗中勾结刘瑾以求自容，还顾忌自己的行迹，所以晦庵只不过离职而已。如今皇上才十岁，荆人的阴险狠毒更加厉害，而且不止如此；他同保勾结，根本不顾忌行迹。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会立即报告给保；知道我要办一件事，就把计谋授予保，让保从中假传旨意阻挠我，而他自己袖手旁观，假装不知道。凡是荆人的谋划，都是保替他做的；凡是保所做的事情，也都是荆人为他谋划的。他们明明欺负君主年幼，却把这当成得计，我还能够成就国家的大事吗？”高仪说：“既然如此，那么怎么办？”高拱说：“从前接受顾命时，您没有听到我的奏言吗？其中说：‘发誓至死的人，是已经看出形势不可挽回，既然已经以死相许，先皇便不再拥有他的性命了。’” 如今只有死而已。我只依据正理和正法行事。如果能够使国家得到治理，这是国家的福分；如果不能成功，那么能够守正而死，也还可以到地下去见先皇。况且皇上登极之后，立即就应当处理政事；如果他们结党谋划，从中互相阻挠，再去争辩就很费力，不如预先把话说明。我现在就在登极当天，先上疏陈述五件事，明确端正政务体制，使君主和父亲作主，使政权有所归属。这不只是为了制止权阉假借皇帝名义行事，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相互勾结、捏造皇上的意思，假借内批来行私害人之事。如果能够实行，就再陈述治理国家、保卫国家的策略；如果不能实行，就任由他们结党谋划、倾轧陷害，生死都不再顾虑。”高仪长叹说：“您的话确实恰当，这本来就是大丈夫所做的事；但祸福还不能预先看清，我固然不敢赞成您去做，也不敢劝您停止。”

译到了皇上登极的那一天，高拱于是立即上疏说：“大学士高拱等谨此题奏：为特别陈述紧要急切的事宜，以期对新政有所补益。现在恭逢皇上初登宝位，正是总揽万机的开始，所有紧要急切的事宜，臣等谨列项上呈，伏望圣上阅览，特别赐予施行，臣等仰望之至，不胜荣幸，谨具题奏闻。一、祖宗旧有规制，是在御门听政。凡各衙门奏事，都由皇上亲自用玉音回答，以显示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预先代办。隆庆初年，阁臣拟定命令让人代为回答，以致人们玩忽怠惰，拖延敷衍，严重不合政务体制。昨天皇上在劝进时，承蒙圣上谕答，天语庄严，玉音清亮，诸臣无不欢欣仰望。当天就传遍了京城，连普通百姓也无不欢悦，由此可知这件事关系重大。如果临时不亲自回答，臣下必定认为皇上不能明察政务，政令全都出自他人之口，这难道不会使人离心离德吗？是否可以从今以后命令司礼监每天把各衙门应当奏报的事项列成一份简短揭帖，明确写出‘某件不应回答，某件应当回答，某件应让某衙门知道，以及某件已经知道了’之类的话；皇上御门听政时把它收好放在袖中，等各官奏事时取出浏览，按照事项亲自回答。” 至于临时裁决，如果朝廷官员人数较少，请求查究某事，就回答说：“交给有关衙门查点。”那些因失仪而被纠劾的官员，情节重的由锦衣卫拿捕，次重的由法司提拿审问；如果罪情较轻，就宽免他，但也必须亲自答复。这样，政令自然能够妥善施行，也可以维系人心。恭请圣上裁断。一、按照祖宗旧规，视朝回宫之后，立即奏事一次；到申时，再奏事一次。内侍官先设置御案，请皇上阅览文书，然后退出门外，等皇上阅览完毕，发给内阁拟票，这本来是常规。到了隆庆初年，不知是什么缘故，不再设置览本和御案，司礼监官员奏报文书，先帝只接在手中，略看一两眼，也有完全不看的。君主是天下的主人，如果不专心详细阅览章奏，那么天下事务从哪里得知？其中如果有奸邪欺罔的弊端，又凭什么明察？今后请命司礼监官员恢复旧规，内外所有章奏，除通政司的民本之外，其余全部呈送皇上阅览；阅览完毕送内阁拟票，拟票之后再呈送皇上阅览，确实妥当，然后发出施行。这样或许能够使下情得以上达，使奸弊得以明察，也使皇上能够通晓天下事务。臣等又想到，各衙门题奏的文书很多，很难把全文逐句详细阅览，其中自然有可以节略的办法。例如各衙门的题覆，除前一段属于原本的话、不必详细阅览外，关键全在拟议处分。至于案卷呈到有关部以后的一段，请命司礼监官员每天在各本中案卷呈到有关部的去向旁夹一张小红纸签，皇上就从这里开始阅览，那么其中的情理以及所拟处分是否恰当，自然就明白了。至于科道及各衙门的条陈、论劾本，则又必须全部阅览，才能了解其中实情。恭请圣上裁断。一、事情必须当面奏报，才能完全了解其中的情理。何况皇上正在推行新政，更应当加以讲求，这样天下的事情才能全面知晓。恳望皇上每逢二日、七日临朝之后，驾临文华殿，命臣等随入叩见；有应当奏报的，就乘便陈奏，没有的，叩头退出。此外如果有紧急重要的事情，允许臣等随时请求召见；皇上开讲时，臣每天都侍奉左右，有应当奏报的，就在讲课之后奏报。这样，事情就会处理得精细周详，实情不会受到阻塞隐蔽。不仅皇上的明察日益开启，也能使权力不向下转移；各司负责奉行的人，自然会谨慎畏惧，不敢草率敷衍、塞责了。恭请圣上裁断。一、事情必须经过议论处理而妥当，才可以有所成效，并使天下人心服。如果不经过议论处理，必然会有差错。本朝设置内阁官员，负责查阅详核章奏、拟定圣旨，本来就是为了议论处理政事。今后恭请皇上将所有章奏都发给内阁查阅详核，拟票后呈进；如果不合皇上的心意，仍发回内阁重新详细拟议呈上。如果有未经内阁拟议便径自以内批处理的，请允许臣等据理执奏，说明白以后才能施行。这样或许能使事情处理妥当，也可以避免假借之弊。至于推升庶官以及各项陈乞和一切杂本，近年来司礼监直接批出，是因为这些事情不需要费力处分，可以径直施行。然而不知道推升不恰当时，还应当驳回纠正；有的事情如果情理上有欺骗，曲解法理、违犯法条，文字上还有错乱，也都应当惩处。况且内阁本来就是查阅详核章奏的官署，而章奏却有不送到内阁的。假使有关部不复核，内阁就完全不知道，难道不是失职吗？今后恳望皇上命司礼监除民本之外，其余一切章奏都发给内阁查阅详核，这样或许能使政务归于统一，奸弊也无处逃脱。恭请圣上裁断。一切官民本词，有道理的自然应当施行，没有道理的自然应当停止，其中有奸诈欺骗等弊端的自然应当惩治，从来没有把它留在宫中而不发出的道理。况且本章既然留在宫中，便没有办法查考，那么就不知道它究竟是经过皇上阅览后留置的，还是根本没有经过阅览便留置的，这就会使人产生疑惑。又或者事情紧急重要而被留在宫中，等到再次陈奏，难道不会耽误事情吗？今后恳望皇上凡是一切本章文辞全部发下；如果有未发下的，允许原来具本的人仍然依据原本再次具奏，请求皇上明示旨意。通政司送进、封缄呈入的所有本章文辞，每天都应把封进的数量开列送给有关科备案查考；如果有尚未发下的，科臣就奏请查明。这样或许可以使政事没有隔阂，也可以消除对内臣的嫌疑，解除外臣的疑惑。这件事关系到治理政务，实在不是小事，恭请圣上裁断。”奏疏呈上后，冯保果然不高兴，于是没有送交内阁，而是从宫中票拟批出：“知道了，遵照祖制。”这实际上是拒不采纳的意思。高拱认为，这是今日新政的开始，辅臣又是百官之首，这篇奏疏是新政中的第一疏，而冯保竟这样从中作梗。如果不公开纠正这件事，从今以后他必然任意妄为，再也无法同他争辩了。于是高拱又上疏说：“臣高拱、高仪谨题：臣等先于本月初十日恭敬呈上紧要事宜五件，希望对新政有所帮助。今日恭敬接到御批：‘朕知道了，遵照祖制。’”

译臣等私下认为，所陈奏的五件事，都是祖宗已经实行的旧例。其中还有一些具体条目和条件，例如命司礼监开列揭示并夹附纸签，全部发下章奏；例如每五日请求召见一次；例如没有经过内阁拟议的，允许奏请；以及通政司把封进的本章送给有关科，记下数目以备查考等事项，都是根据时势采取适宜办法的事情，必须明白表示准许，才能让各衙门遵照执行。何况皇上登极之日，正是朝廷内外人心观望的时候，臣等所上的第一条奏疏，既没有发票拟，也没有得到明确准许施行，恐怕会失去人心的期望。因此臣等不敢把本章送交有关科，仍然封缄呈上，并补写本章再次进呈，恳望皇上明察后发下，交臣等拟票。臣等如果敢有差错，自然有公论，也有祖宗法度，谁能容许臣等胡作非为呢？臣等实在无任仰望之至！”于是冯保无可奈何，只得把前一份本章留在宫中，而把补本发下去拟票。于是拟票说：“阅览你们所奏的内容，对时政很有帮助，充分显见你们的忠诚，都依照拟议施行。”当时朝廷内外的臣民都知道二人相互勾结为奸，正感到危险恐惧。又看到冯保假传圣旨，掌管司礼监印信；并且在皇上登极那天，侍班的科官亲眼看见冯保登上宝座站立，传令到殿外，人人都惊骇错愕，认为他目无君主、无视道义竟到了这种地步，将来必定会有不可预测的事情。然而他们所依靠的，只有内阁大臣刚直不阿，能够挫败冯保的奸邪苗头。等到听说我的奏疏没有发下，票拟又被擅自批出，呈出后还不被采纳，他们的惊骇恐惧就更加严重了。于是，六科等科都给事中等官员程文等，为了彰明大法、弹劾大奸，恳请圣上早日裁断，迅速剪除冯保，以安定社稷，奏称：臣等私下认为，祖宗制定刑律，是为了惩罚不恭谨守法的人，大小罪名都规定完备；其中最重的，是谋逆、僭越窃取、假传诏旨、泄露御情、大不敬等罪，犯有其中任何一项，都必须诛杀，决不赦免，其防范极其严密。如今有人屡次触犯重罪，目无君主、无视道义，像司礼监太监冯保这样的人，臣等所听见、所看见的既然确实，难道还敢因为害怕祸患而不向皇上说明吗？冯保平日贪婪残暴、害人违法等事情，成千上万，难以全部说尽，姑且留待以后再论，现在先说他目无君主、无视道义最严重的事情。先帝驾崩后，人心悲痛不已，而朝廷内外纷纷喧传，都认为是冯保造成的。臣等详细查访，才知道冯保平日制造进献淫乱之物，以放荡圣心；又私自进献邪燥之药，以损伤圣体，先帝因此成病，终于病危。这件事无人不知，也无人不痛恨。从前弘治十八年，太监张瑜误进药饵，导致孝帝身体受损，当时公侯、科道等官员联名上本论劾，于是把张瑜拿来审问，拟判斩刑。张瑜尚且只是差错，而冯保却是有意这样做，情节更加严重；这是他必不可赦的第一条罪。先帝早已知道冯保奸邪，所以不让他掌印；冯保虽然百般钻营求取，始终不能得到。到了五月二十六日卯时，先帝驾崩，辰时便传令让冯保掌印，这难道不是冯保自己假传诏令而做的吗？假传圣旨有明确条文规定，这是他必不可赦的第二条罪。先帝驾崩后的第二天，冯保立即印发一份报文，里面写着遗诏对皇太子说：‘朕身体不适，皇帝由你来做，一切礼仪自有有关部衙题请后施行，你要依靠三位阁臣和司礼监辅导。要勤于学习、修养德行，任用贤能，不可因无事而懈怠荒废，要保守帝王的基业。’一时之间，人人都抄录这份报文，传遍四方，人心惶惑，认为司礼监怎么会有辅导皇帝的职责，内官怎么会是顾命大臣？这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事，真伪还无法知道。即使确有其事，也是皇帝清密之事，怎么适宜公开写在外面，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冯保借此夸大自己的权力，使

译人畏惧而不敢说话，因而放肆施行他弄权的计谋罢了。所以，即使这件事根本不存在，也是他假传圣旨；即使这件事确实存在，也属于泄露御情。这是他必不可赦的第三条罪。陛下登极那天，科道官员侍班，看见冯保径直登上御座站立，都非常惊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派人出去查访此事，历朝历代的近侍都说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实在是从冯保今天开始的。御座，是太祖高皇帝的御座，只有继承皇统的天子才能登临。冯保是什么人，竟敢堂而皇之地站在御座上，逼迫挟制天子，与天子一起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吗？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即使王莽、曹操也不曾敢这样做。冯保却这样做了，他不轨的心思难道还不明显吗？这是他必不可赦的第四条罪。以上这些都是冯保今天所犯的大恶，而他敢于目无君主、无视道义，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还让他每天在皇帝身边专掌枢要权力，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再根据他平日的恶行来说，冯保在先朝不顾惜国事，使国库空虚，只放纵奢侈浪费。鳌山一项工程，浪费无数，他把国家财物看得如同粪土。凡是私自营造庄宅、购置田产，所需价钱和物料全都取自御用监、内官监以及供用库。内库本管太监翟廷玉稍微表示抗拒，冯保便派豪横的校尉陈应凤等人捉拿玉库役夫，强逼他交出千金，终于使翟廷玉蒙受冤屈，死在刑狱之中。凡是承运库的宝物被盗取，数量无算，太监崔敏全都知道。这是他耗费国财、没有仁心的第一项罪行。徐爵、王杲是嘉靖年间被审问发遣的逃军，冯保立即收为心腹，大小事情都听任他们安排；即使收受的贿赂只有极少数，也全凭过付办理，不久便为他们捏造功劳，一个升为锦衣卫百户，一个升为总旗。他又为白丁之弟冯佑买取功劳，使其升到锦衣卫大堂；又为他的侄子冯天驭、冯天骐谋求升任锦衣卫千户、百户。家丁王贤、王才、王钦、张勋、邵淳等人，全都凭借厮役身份，滥窃校尉的名额和名义。像王贤，又冒充升任百尸。这是他盗窃名位器物的第二项罪行。每年圣旦、冬至、端阳三节，冯保总是想出巧妙办法，请求给二百多名内使升职：每升一名太监，收银五百两；每升一名少监，收银三百两；小火者给牌、赐帽，都是收银五十两；如果升补各王府承奉，正职收四千两，副职收三千两，此外还要收受珠宝、罗段等物，名义上称作“见面土仪”。这是他贩卖官职、玩弄权力的第三项罪行。织染局铺户石金关领取西十库银十七万两，冯保立即索取并收受五千多两，张大受、徐爵各骗取银一千两，还派陈应凤等人恐吓勒送金背钱五十车。又有织染局匠役盗走蟒龙罗段三百多匹，冯保既然连同赃物一并捉获，却又索取管局太监陈洪的银物两扛，暗中把所获赃物送进去，隐瞒不报。这是他贪婪放纵的第四项罪行。司礼监太监黄锦病故后，管家梁经把黄锦积存的玉器共两食盒进献，冯保全都截取，又恐吓索取银两二万，玉带、蟒衣更是数不胜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两〕 在此以前，太监张永有两所旧宅，价值五万多金，冯保依仗强势夺取，占作楼房，现存的证据可以查究。又有太监滕祥病故，遗留下大青、大碌，堆积有数寸多，冯保便逼迫他的侄子滕凤送入私囊；后来又同太监陈洪争夺滕凤的两所住宅和一处庄田，价值十万两，因为没有得到，便恼怒地陷害陈洪。这是他吞没侵夺皇室财物的第五项罪行。至于打死行凶的内使，直接抛弃尸骸；无端杀害无辜的妻子儿女；残忍地祸害同僚；以及把太监陈宪陷入冤狱，这些也都是人人共同知道、共同痛恨的。这是他荼毒、凌虐的第六项罪行。冯保背负这四项逆罪、六项罪行，都是法律所不能赦免的。先皇这位长君高居上位照临天下，冯保尚且敢这样做，何况陛下年幼而他又侥幸窃据掌印之权，如同老虎添上翅膀，他将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如果不趁

译现在及早处置，将来陛下必然会受到他的欺骗侮辱，陛下的政令必然会被他破坏搅乱而不能自由施行，陛下身边正直贤良的人也必然会被他陷害。他还一定会安插心腹，在内廷布置防备，共同蒙蔽皇上，肆意行凶作恶；等到他的势力形成，必然会危及社稷。陛下又凭什么制服他呢？

译从前刘瑾开始掌权时，恶行还没有完全显露，人人都知道他必定会图谋不轨，九卿、科道接连上章论劾，武皇起初还不相信；等到酿成大祸，几乎危及社稷，才惊醒明白，诛杀刘瑾后天下才安定。然而那时武皇已经十五岁了，仍然形成了这种逆谋；何况冯保在陛下十岁时就掌权，而且机智狡黠、倾险巧诈，又超过刘瑾，难道不令人寒心吗？恳请皇上俯察采纳臣等愚见，敕令三法司立即将冯保拿捕审问，明正典刑；如果有人巧妙进献邪说，曲意为冯保救解，也希望圣上明察，那么不仅可以除掉君主身边的恶人，也可以给后人作为警戒。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实在怀着激切恳求之情，因此除正式具题之外，按理还应另具揭帖，特此呈上揭帖。” 隆庆六年六月□日，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等，为僭越横暴的宦官破坏、扰乱朝纲，恳请圣明迅速作出裁断，以杜绝祸患根源，奏称：臣等认为，自古英明圣哲的君主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而没有意外祸患，必定是在祸患刚开始时彰明法令，使人不敢僭越；在祸根刚刚萌发时加以制止，使人不敢横行。如今司礼监太监冯保僭越窃权、横行肆虐，破坏扰乱朝纲，如果不明正法令，大加斥责他的罪行，那么祸患根源没有除掉，又凭什么向天下发号施令、保全安定社稷呢？臣等谨将冯保僭越横暴的罪行中显著而重大的，陈述给皇上。恭敬地想到，皇上正以年少聪睿之身继承登上大君之位，如今一时的举动，实在关系到天下万方的观瞻；近侍一定要先表示敬畏，远方之人才不敢轻慢。开始时能够谨慎，今后才会有法度规范。近来本月初十日，我皇上登殿登上宝座，开始即天子之位。宝座，就是天子之位，只有皇上能够登临，用来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冯保不过是一个侍从仆臣，竟敢堂而皇之地站在御座之上，不再下来站在殿班之中，那么当天文武百官究竟是在恭敬拜见皇上，还是在拜见冯保呢？皇上接受臣下的拜礼，冯保也接受臣下的拜礼，难道不是欺负皇上年幼而轻慢放肆到这种地步吗？这难道是仆从尊敬主人的礼节吗？他在殿陛之上尚且如此，那么在梓宫之前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在皇上即位初期尚且如此，那么将来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冯保僭越横暴的罪行，难道可以任其滋长吗？臣等又查考祖宗制度，凡是宦官在私宅闲住，原本没有供给米粮、拨给役夫的规定。冯保却妄自上奏，使闲住的太监孟冲每月得到米十石、每年拨给人夫十名，这难道不是擅自扰乱祖制、私自作威作福，敢于背弃先帝的恩典、敢于破坏皇上的法令而大肆扰乱朝廷吗？近日朝廷内外臣民相互对视，惊疑不安，私下议论纷纷，说冯保掌权才几十天，梓宫还停殡着，便敢轻视皇上，大肆更改制度；如果现在不治罪，恐怕造成的祸患不会仅仅止于往年王振、刘瑾的祸害。皇上为什么还要任用这样的宦官，而不赶快把他交付法司处置呢？臣等私下估计，在罪恶尚未炽盛时制止它，所需力量容易，留下的祸患也小；如果拖延到后来才制止，就困难了。何况冯保的罪恶已经炽盛了吗？恳望皇上念及祖宗创立的基业来之不易，不要放纵冯保这个小人的罪恶，振奋乾刚之断，赶快作出圣断，将冯保交付法司，查究他借势横行的罪状，按重典处置；夺去孟冲违反规定所得的供给，不要姑息，也不要稍加宽贷。这样或许可以预先除掉祸根，使众人知道警戒，新政初始便能肃清，君主的威势也能永远尊崇。除正式具题之外，按理还应另具揭帖，特此呈上揭帖。

译隆庆六年六月□日，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等上奏，请求圣明严厉遣逐奸恶宦官，以清正政治根本，安慰群臣百姓之心。我们私下认为，自古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所忧虑的壅塞蒙蔽，没有比宦官更严重的了。内外隔绝，奸弊就容易产生；一旦借着皇帝的宠信，便会肆意妄为。那些愚钝无能的宦官，造成的弊害还浅；那些乖僻机巧、心术难测的宦官，造成的祸患就深了。这正是自古圣帝明王在选择近侍时必定谨慎的原因。我们私下看到，如今的宦官冯保刚愎自用，险恶而不知悔改，机巧善于逢迎、变诈，熟悉窥伺，暴虐之名早已显著，受贿之事也广为人知，这是众人共同痛恨的；从前科道官的弹劾也曾多次申述，先帝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只是因为他善于逢迎窥伺，才侥幸免于圣明时代的诛戮；然而直到先帝在世，也没有让他掌管司礼监，天下人本来就由此仰见先帝识人的明察。如今五月二十六日卯时，先帝驾崩，辰时忽然传出冯保掌管司礼监的消息，大小臣工无不变色，起初震惊，继而怀疑。震惊，是震惊祸患的机关暗中潜伏；怀疑，是怀疑传达的诏令并不真实。众人相互说道：‘这果真是先帝的意思吗？’ 如果真是先帝的意思，那么几天以前为什么不传示，却偏偏在病危将死之后才传示？这很可疑。如果真是陛下的意思，那么当时陛下正极度哀痛，哪里有空想到宦官？这就更加可疑了。这正是他施展机巧变诈的地方，确实有不可测度之处。由此推想，他暗中神秘行事，表面设置一套、暗中施行另一套，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易》说：‘履霜坚水。’【原文疑有讹误】意思是说，祸患的苗头逐渐发展，就不能任其滋长。冯保其他恶行还来不及全部论列，单说他掌管司礼监一事，事情就已经暧昧，来历不明；他壅塞蒙蔽、专擅权力的苗头已经显露，其祸患更是难以尽述。司礼监是章奏经过办理的机构，而我们任职该科，确实负有检阅详核章奏的责任。假如这个人不被除去，那么阻拦压制、把奏章留中不发的弊端必定无法避免。与其日后一件件执奏，陷入不可测的灾祸，却对朝廷没有补益，哪里比得上现在明白说出，除去尚未形成的祸患，对事前防范有所裨益？这就是我们不敢默然不言的原因。我们朝廷的法制十分严密，本来没有宦官干预政事的祸患。即使有王振、刘瑾等人，也随即败露，祸患很快就发生。祖宗法制如此森严，也有祖宗神灵在照察，哪里有人自行做出不合典制的事而能够逃脱呢？然而在他们掌握权柄、受到任用的时候，终究难免污浊扰乱朝纲、败坏士气；后来即使将他们诛杀，所造成的损失也已经很多了。假如早些听从防患于未然、先行搬走烟囱旁柴薪的劝告，又哪里会有头发烧焦、额头烤烂的后悔呢？过去的教训清楚可见，应当及早察觉；何况现在正是圣明君主即位的开始，正是群臣百姓观望的初期。像冯保这样的奸恶之人，如果不早早斥退遣逐，恐怕既不能慰藉先帝在天之灵，也不能回应天下臣民的期望。谨愿皇上大力振作乾刚之气，特将冯保投置远方、斥逐出去；他所引用的亲信，如张奉等，也一律罢免，或许这样就能堵塞各种冤屈和邪曲之门，使政治根本清明，这对新政的光大意义不小。伏乞圣明留意。除正式具题之外，按理还应另具揭帖，现谨呈上揭帖。

译隆庆六年六月□日，又有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联名上奏弹劾冯保。因为科道官的奏本都另具揭帖送交内阁，而十三道御史的奏本没有另具揭帖，所以没有抄录奏疏上呈。冯保见人心如此，恐怕百官当面奏陈，最终难以收拾，便让徐爵到荆人那里询问计策。荆人说：‘不要害怕，正好将计就计去做。’这时侍郎魏学曾立即到荆人那里陈述事情，荆人正假称有病不出门，便让人传话说：‘有话只管写帖送来。’于是魏学曾写了一帖说：‘外面的人都说您与这个宦官合谋，凡事互相串通，遗诏也是出自您手。今天的事情，您应该防备他，不应该保护他。这个宦官恐怕会激成大事，对您不利。’这本来是忠言，但荆人大为恐惧，随即大怒，认为攻击宦官就是攻击自己；宦官一旦失败，接着就会轮到自己。于是他回信给魏学曾说：‘这件事我也派人秘密查访过，外间并没有这种说法。如今您说这些，不过是想让我离去罢了。我正应当上疏辞职归乡，谨听您的吩咐。’魏学曾一向正直，所以进献忠言，没想到竟触怒了他的心意，从此两人结下仇隙，荆人唆使别人弹劾魏学曾，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他还对人说：‘高老的祸，是魏先生激成的。’他的真实心情就这样暴露了，于是又唆使冯保排挤我，不让科道官的奏本上呈皇帝。当天夜里打开东华门，徐爵、姚旷总共往来三四次商定计策，便伪造诏旨，封好交给徐爵带入宫中执行。十六日早晨，我在内阁，荆人称病不出。皇帝下诏召内阁、五府、六部官员，众人都到了，唯独荆人来得很迟，使者在道路上往来不断；过了一会儿，他才装作病重，由人扶拽着进来。我不知道他的计策，对他说：‘今天的事情，一定是为了昨天科道官的奏本。如果有人问我，我一定按正理正法回答，说的话必定会触怒他们。您可以留在这里，我离开就没有事情了。’荆人假意说道：‘您只是这样说话罢了。’于是太监王蓁捧出圣旨，各官都跪下。王蓁说：‘张老先生接旨。’荆人接过圣旨展开阅读，里面写道：‘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传给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的官员：大行皇帝驾崩的前一天，召内阁三位大臣到御榻前，与我母子三人亲自接受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如今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施恩和施威的权力全都强行夺去，独自专擅，完全不许皇帝掌管，不知他想要做什么？我们母子三人惊恐不安。’ ‘高拱应当回原籍闲住，不许停留。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国家厚恩，应当想到竭尽忠心报答君主，怎么能只去阿附权臣、轻视幼主？姑且不追究。今后都要洗心革面，清除杂念，用心办理政事；如果再有这种情形，就按典刑处置。’皇上当时年幼，而冯保又不通文理，这道诏旨的措辞通顺流畅，究竟是谁写的呢？看一眼就可以知道了。于是，各官惊骇愕然，都叩头起身，唯独高拱再次叩头后退出。当时九卿都想上疏说明这件事，有人说共同上一本，有人说各衙门分别上一本，议论还没有决定。荆人害怕事情的踪迹暴露，日后遭受祸患，于是又称病不出，同时让人散布说：‘张老没有出来，内阁里还有谁能票拟诏旨？’随后又托心腹之人散布消息，借祸福来威胁众人，众人的奏本于是都不敢上呈。荆人想掩饰此事，便自己上疏说：‘大学士张居正等请求慎重举措，鉴察忠直，以保全国家体统、成就君德一事。本月十六日，司礼监太监冯保传奉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传给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的官员：我大行皇帝驾崩的前一天，召内阁三位大臣到御榻前，与我母子三人亲自接受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 ‘如今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施恩和施威的权力全都强行夺去，独自专擅，完全不许皇帝掌管，不知他想要做什么？我们母子三人惊恐不安。高拱应当回原籍闲住，不许停留。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国家厚恩，应当想到竭尽忠心报答君主，怎么能只去阿附权臣、轻视幼主？姑且不追究。今后都要洗心革面，清除杂念，用心办事；如果再有这种情形，就按典刑处置。钦此。’臣仪因卧病不能到宫中听宣晓谕，除抄录传示外，居正刚从天寿山复查陵地，正在回来的路上，因天气酷热，触帽中暑，呕吐腹泻，已经登记在门籍中请假调养。忽然听到传宣，便强忍病痛，在人扶持下赶到会极门，恭敬接受前面的谕旨，臣不胜战栗恐惧，也不胜忧惶。臣等看高拱经历三朝三十多年，小心端正谨慎，从未有过失；虽然他的议论直率，外表威严，内心其实过于谨慎畏惧，遇到事情总是战战兢兢，仿佛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昨天大行皇帝驾崩，召内阁三位大臣一同到御榻前，亲自接受遗嘱；高拱与臣等回到内阁后，彼此相对，屡次痛哭得几乎昏绝。每当想到先帝托付的重大责任、国家深重的忧患，我们日夜战战兢兢，只怕不能承担，哪里敢有一丝一毫专权的心呢？臣下的罪过没有比专权更大的了。高拱读书明白礼义，又怎么敢自行触犯国家法纪，以招致严重罪责？正因为昨天内阁奏疏所说的五件事，意思大概是想恢复祖宗制度，明确职掌，以求对新政稍有帮助；措辞虽然稍显直率，实际并没有别的意思。并且这件事是臣等彼此商议确定后联名上奏的，也不是高拱一个人的意思。如果皇上因为这件事治高拱的罪，那么臣等的罪责又哪里能够逃脱？想到皇上刚登上大宝、国家多事之时，正应当任用老成之臣来匡正辅佐圣治，怎么可以仅凭表面迹象就突然产生猜疑呢？况且高拱是顾命大臣，没有明显过错，却突然被罢斥，传到四方，实在使人震惊，也不是先帝托付的本意。伏望皇上想到即位之初，举措应当慎重；念及国家大事，老成之臣值得珍惜，特命高拱仍旧供职，使他更加尽力竭忠，光大辅佐新政。这样不仅足以显示国家对待大臣的体统，也足以显示皇上识人的明察：先有怀疑而最终醒悟，将可以与成王到郊外迎接周公、汉昭帝信任博陆侯相提并论。如果认为申明职掌就是内阁大臣的罪过，那么请求将臣等与高拱一同罢斥，这样法令就不会只加于一人，也让人都知道警戒。

译奏疏上呈后，他又伪造一道诏旨说：‘你们不可以结党庇护，辜负国家。’交给徐爵封好送入宫中，再票拟发出。这大概是因为看到众人没有奏本，说明公论不站在自己这边；只有高拱有奏本，他还可以从宽处置，表明前面的事情不是自己做的。他不仅要掩饰自己的事情，还要把过错归到皇帝身上，并且把事情归咎于冯保；将来如果发生祸患，就让冯保承担。现在皇帝年幼，冯保又不通文理，‘结党庇护，辜负国家’这样的话哪里是冯保能够说出的？他只知道装饰掩盖自己，却不知道自己的踪迹已经暴露，反而有些地方无法掩饰。第二天早晨，我辞别朝廷立即出发，荆人来送我，说：‘我替您请求恩典，让您乘驿站车马赶路。’我说：‘出发就是了，为什么还要乘驿站车马？’又含蓄地提醒他说：‘您一定认为这件事不能做，难道就不怕“结党庇护，辜负国家”的诏旨再次下发吗？’荆人说：‘您到底还是这样说话。’但他并不是为了我，而是做个样子，让天下人以为我离开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所以他虽然面色严厉、竭力阻止，我却不知道他竟然仍上疏办理。说完话，我就出发了，没有准备仪仗，只找到一辆骡车载我上路，道路上的人看见后，很多都流泪。又有一份奏本说：‘昨天原任大学士高拱恭敬接受圣谕，回原籍闲住。’ ‘查考旧例，内阁大臣离任，朝廷往往优厚地加以恩礼。如今高拱既已奉旨闲住，臣等不敢冒昧请求。但高拱原籍在河南，距离京师一千五百余里，家口众多，不能不乘驿站车马赶路；长途跋涉，实在艰苦。伏望皇上念及他过去的功劳，不遗忘旧臣，特赐乘驿站车马回籍。对高拱来说，这是感荷皇上高厚的恩典；对朝廷来说，仍保存了对待辅臣的体统；对臣等同僚来说，也是一种荣幸。臣等不敢擅自决定，谨具题请求圣旨。’奉圣旨：‘准许乘驿站车马离去。’到了真空寺，有亲友送饭来给我。我下车，看见一个差吏拿着文书跟着进来，便问他是什么人、是什么文书。差吏说：‘这是给老爷乘驿站车马的勘合。张爷已经票拟了圣旨，准许乘驿站车马。我们部里立即写好勘合等候，等圣旨一下就送上来。’我笑着说：‘怎么知道皇上一定准许？怎么知道不会再有“结党庇护，辜负国家”的说法？但你们事先就把勘合写好送来，其中的道理就可以看出来了。’想要上奏本救我，就上奏本救我；想说我结党庇护、辜负国家，就说结党庇护、辜负国家；想请求乘驿站车马，就请求乘驿站车马；想准许乘驿站车马，就准许乘驿站车马。俗话说，既做师婆又做鬼，吹笛子捏眼睛，打鼓又弹琵琶，三起三落，任意摆布，竟把君主和父亲玩弄于掌中到了这种地步。高拱于是面向北方祝祷说：‘我们的皇帝虽然年幼，但天资聪明，远胜寻常人万倍。愿天地鬼神、祖宗和先帝的神灵更加启发他，使他早日识破奸谋，不要让奸谋成为社稷的祸患；我即使死上万次也心甘情愿。’祝祷完毕，便出去登车。魏确庵说：‘不可以。既然已有命令准许乘驿站车马，您怎么能这样步行离去？’我醒悟过来，谢他说：‘我知道这是荆人的安排，所以没有采用。但既然说是君主的命令，我怎么敢不接受？’于是乘驿站车马出行。当时大学士高南宇正在病中，听说我要离去，大为震惊，因而吐血三日而死。人心汹汹，科道官各自具本想要发言，荆人便只称病不出，科道官因为内阁无人，姑且等待。荆人一出来，就对科道官说：‘今后不要议论内边的事情。’众人正在观望，荆人已经上揭帖考察百官。命令一下，科道官都听从处分，谁还敢出声？于是，凡是与他意见稍有不同的人，全都被除去，一网打尽；留下的人，他又向他们显示恩惠加以收拢。况且经历了一番风雨之后，人人都把被留下视为幸运，先前的事情也不再有人提起。他却任用奸党，使他们遍布朝廷，把我过去所做的一切完全反过来，笑容满面地掌握三台印，内外勾结，挟持天子号令诸侯，任意翻弄天地世界，再也没有谁能制止他。我回去以后就深居简出，以避开祸咎，不再听闻这些事情。我回去后，有位客人来访，知道这件事，问我：‘当初科道官想要发言攻击张居正时，您本来也可以借此报仇，却竭力替他解脱；如今反而终于被他的谋划所害而归乡，难道不后悔吗？’我说：‘我有什么可后悔的？假使我当时为了求得和解、博取容纳，如今却被他出卖，那才值得后悔。然而我当时是因为先皇病重，怕使先皇忧心，所以宁愿承受吞噬之苦，也不敢拿这件事使先皇忧伤。如今我顺从形势来送先皇走完最后一程，始终没有敢使他忧心，那么我的本心已经实现了。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和后悔呢？’ ●毒害深谋

译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皇上从乾清宫门出来，看见一个内使慌慌张张地快步走动，左右侍从把他抓住搜查，发现他是一个没有胡须的男子，却假扮内使，戴着内使的巾帽、穿着内使的服装。问他的姓名，他说是王大臣（本名章龙）。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是总兵戚继光那里来的。当时内阁张居正听到消息，急忙派人秘密对冯保说：‘为什么说是戚总兵？禁止他再这样说。这件事自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可以借此诛杀高氏，灭掉口供。’随即票拟圣旨：‘着冯保审问，追究主使之人。’冯保于是让人把两把剑和一把刀放进王大臣的怀中和袖中，然后亲自到东厂审问，关上门，屏退左右，秘密对王大臣说：‘你只说是高阁老派你来刺杀朝廷，我就给你做官，让你永远享受富贵。’王大臣在狱中对别人说了这件事，冯保随即嘱咐一个心腹伙长辛儒，赏给他二十两银子，让他与王大臣朝夕相处，和他一起饮食，把饭食做得精美，并教他诬陷高阁老派人行刺。辛儒于是和王大臣淫乱亲狎，关系亲密，教他把这些话熟记，等待审问时使用；又教他诬称高阁老的家人李宝、高本、高来与他共同谋划。于是冯保派东厂校尉五人飞驰到河南新郑县捉拿高家人，原来是想强行把这件事做成。而张居正又上奏本，下令追查主使者。当时朝廷官员以及街巷中的百姓，无不人心汹汹、震惊愕然，痛恨这种做法而感到不平，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张居正认为天官杨博一定和自己同心，于是秘密向杨博谋划说：‘这件事应当怎样处理？’杨博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如果果真这样做，恐怕会惹出事端，而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行。’张居正脸色发红，意气沮丧而不高兴。杨博与台长葛守礼是同年，关系亲厚，便秘密把这件情况告诉葛守礼；葛守礼又与同僚、佥都御史陈省关系亲厚，便私下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而陈省又是张居正的幕宾，本应赶快去告知张居正；张居正却认为杨博泄露了自己的意图，于是深深憎恨杨博，请求让他离职。又有太仆卿李幼滋，是张居正的同乡，也是关系最亲厚的人。当时李幼滋正因病登记门籍请假，仍勉强起身到张居正那里说：‘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张居正说：‘为什么说是我做的？’李幼滋说：‘朝廷已经捉拿了外来的人，而您又下令追究主使者。如今东厂里所说的主使者就是高老，遗臭万年的恶名一定会归到您身上，您将怎样为自己辩解？’张居正勉强回答说：‘我因为这件事忧愁得不如死去，为什么说是我做的？’张居正虽然用掩饰性的言辞回答，但心意并没有改变。狱情十分紧急，当时科道官员各自准备上奏章，想查明这件事，却害怕居正，不敢递上去。于是刑科众给谏共同商议说：“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刑科，如果一句话也不说，竟让国家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些人将来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于是准备上奏，请求把王大臣送到法司审问，但他们到朝房把这件事告诉居正，居正极力阻止，不许上奏，只说：“事情已经办成了。”然而科道官员的意愿并没有消退，接连等候了五天，从早到晚都没能得到允许；御史钟继英上疏，暗中指涉这件事，却没有明说。居正大怒，批示下令让他回话。但见已经有人发言，担心还会有继之者，便颇为忧虑筹划，于是在午门关圣庙中祈求签示，得到一签说：“刚刚萌发你的心意，上天已经知道，何必问我来判定嫌疑？愿你改变谋划，遵从孝悌，就不必担忧，家室也不会失和。”解签说：“所谋划的事情不善，又何必祷告神明？应当自己决断，改过自新。”神明的告诫虽然十分明白，但居正的心意已经决定，仍不肯改变，于是命锦衣卫朱希孝等人进入东厂共同审问。这天刚刚放晴，他们进入东厂后，忽然狂风卷起漫天沙尘，黑雾四面弥漫，面对面也认不出人来，众人都惊恐躲避；接着又下起冰雹，久久不停。东厂有一名理刑官叫白一清，他对两名审问官千户说：“天意如此，难道不值得害怕吗？高老是顾命元老，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牵连，却硬要诬陷他。我们都有自身、家产和妻子儿女，将来能够免受诛灭的灾祸吗？二位承受冯公公的厚恩，应当进一番忠言才是；况且王大臣的供词前后不一致，而二位所取得的口供却写着‘历历有据’，这依据究竟是什么？”两名审问官说：“这四个字是张阁老亲笔改的。”白一清说：“你们应当死了，东厂机密的狱情，怎么能送给阁下修改呢？你们如果把这话说出去，那事情就说不清了。”可是两名审问官最终还是没有替他说话。过了二十刻多，天气稍稍放晴，于是把王大臣提出来会同审问。按照旧例，厂卫审问案件，必先施加刑罚。于是把王大臣打了十五板。王大臣大声说：“原来说要给我做官，让我永享富贵，为什么又打我？”冯保立即问道：“是谁指使你来的？”王大臣瞪着眼仰起脸说：“是你叫我来的，你难道不知道，却还来问我？”冯保气得脸色像土一样，又强行问道：“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派你来刺杀朝廷，为什么今天不这样说了？” 王大臣说：“是你教我这样说的，我什么时候认识过高阁老？”于是朱希孝害怕他把隐情全说出来，便厉声说：“这个奴才连审问官也一并攀扯，满口胡说，只应该打死，老公公不必再问他。”于是停止审问。冯保既然已经做了这件事，就一定要设法使它成功，入宫后仍把高老行刺的事情奏报皇上。有一名姓殷的近侍太监，年纪七十多岁，也立即跪下奏道：“万岁爷爷不要听他的。那位高阁老是个忠臣，他怎么会干这种事？他是臣下，来行刺又为了什么？必定没有这回事，不要听他。”随即回头对冯保说：“冯家（宫中同行的人彼此以姓相称，说某家），万岁爷爷年幼，你应当做些好事来扶助万岁爷爷，怎么能干这种事？那个高胡子是正直的忠臣，又受过顾命，谁不知道张蛮子夺了他的首相之位，所以想杀他灭口。你我是内官，又不做他的首相，你为什么只替张蛮子出力？你如果做成这件事，我们这些内官必然遭受灾祸，不知要死多少人。使不得，使不得。”冯保大为沮丧地退出，而太监张宏也极力说明这件事不可行。

译冯保知道事情难以进行，立即派人报告居正说：“宫里有人出面说话，事情不能成功了。”这已经是科官第六次请求皇帝裁决了。居正知道事情办不成了，便对科官说：“这件事我来处置，只要不妨碍高老就行了，你们不必再上奏章了。”他是担心一个人发言后，众人一定会跟着附和，把底细揭露出来，事情就难以收拾，所以只是一力劝说不必上奏。科官既然知道不会牵连高老，也就安心了，不再上奏。钟继英的回话本上呈后，众人都认为难以预测后果；居正却认为他处理得高明，因为他说到了这件事，如今事情既然没有办成，如果过分治罪，恐怕会暴露事情的内情，所以只罚了他半年俸禄。当时人心极为不平，居正担心还有人谈论这件事，于是借御史景嵩、韩某弹劾尚书谭纶之机，批示将吏科都给事中雒遵一并降职调任外地；这大概是因为雒遵此前曾弹劾谭纶，已经有过旨意了。如今又追究此事，降职罚处他，大概是借此威吓众人，使他们不敢再发言。这是二月十九日的事情。二十日夜里，才把王大臣送到法司，但他已经中了毒，哑了，不能说话。到了二十一日，三法司共同审问，也不再追问事情的缘由，王大臣同样一句话也没有，于是将他处决了事。科道官员受到他的威逼胁迫，也更加不敢再说话了。居正于是彻底换了一副面孔，对人说：“高老这件事差一点就无法幸免，我替他忧愁，昼夜不能吃饭睡觉，吐了不少血，头发也白了不少，如今才把他救下来。”他又给南京和四方的人写信，都把救下高老说成自己的功劳。起初人们也被他迷惑，后来他的所作所为逐渐全部暴露出来，而且都有证据，人们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认为他真是狠毒啊！居正和高老平日关系是多么深厚？你却与冯保同谋，假传诏令陷害他，夺走他的职位。夺走职位后，又给他加上意外的灾祸，终于想把他满门诛杀来灭口。自古以来奸诈险恶、残忍狠毒的人，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人。又认为他真是奸诈啊！居正既借冯保之手杀人，又出卖冯保来为自己掩饰。如果有一天事情败露，他一定还会把责任推给冯保，而自己仍暗中下手，以证明事情并非如此。姑且等着看吧，一定会有事实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