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瞑庵二识 清 朱克敬
卷一王菽原方伯官湖南时，喜奖诱才俊。孙鼎臣、周寿昌、郭嵩焘等皆所识拔。及去，名流祖饯，相属于郊。有贾人李姓，以廪生援例为训导，素无因缘，亦往送焉。或嘲以诗曰：“新捐训导李明阶，手揽朝衣下轿来，赢得绮窗人笑说，老爷今日迭藩台。”邓广文显鹤博学能诗，选沅湘耆旧诗集，搜罗文献颇赅。道光时，卿大夫犹知宏奖风流。广文交游颇广，有不逞者嘲之曰：“藩司昨日拜区区，顷接中丞片纸书。南省无如卑职者，东斋敢说宪纲乎？一联春海传家宝，两字如山镇宅符。惟有新来陶太守，揭开手本骂糊涂。”明商辂以三元入相，予告家居，思为童子师自遣，因更名谋之他方。有富翁为幼子择师，商则应聘，既至，主人简之。同馆三人皆孝廉，尤蔑商，摒弗与侪。会主人母寿宴客，独不及商。幼子愤以告。旦日，商衣冠径至堂上，主人不得已，强饮之。商又据上坐不让，众滋不悦。一人问曰：“先生生平居上坐者几？”商屈指曰：“五。少时娶妻，饮妇翁家，上坐者一。”众皆笑。商徐曰：“领乡荐，赴鹿鸣宴，上坐者二。”众色动。又曰：“成进士，赴琼林宴，上坐者三。赴恩荣宴，上坐者四。去春天子宴朝臣，老夫领班，上坐者五。”主人起，再拜谢无状，商笑慰之。越日，辞去，爱其子慧，因使从学，后亦成进士。有某官慕王壬秋名，屡欲造访，逢人寄声，而卒不至。余戏为诗曰：“酿花天气冷如秋，风卷芦帘客怕留，却亿去年彭太保，布鞋黏雪访壬秋。”和珅当国时，京朝官趋之如鹜。珅每至公署，司官夹阶立伺，惟恐后期，时称“补子胡同”。有无名子《咏补子胡同》云：“绣衣成巷接公衙，曲曲弯弯路不差，莫笑此间街道窄，有门能达相公家。”道光壬寅年，英夷犯广东，果敢侯杨芳为参赞，因夷人炮利，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和议成，遂不果用。有无名子嘲之曰：“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有某官素恶名士，尝曰：“名士名士，能辟谷乎？”余闻之，戏为诗曰：“名士原无辟谷方，贵人休替达人忙，冰山我有天公在，胜似人家沈部堂。”道、咸之间，士大夫犹知好名，有科目者耻不能古文，往往用八比法，杂案牍词语为之，时称为“京报古文”。曾文正公督两江时，人才汇集，有何太史者，记闻极博，下笔千言而无理法，曾公尝称为“土匪名士”，二语雅可作对。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请废时文，事下礼部，尚书鄂尔泰议驳，遂止。顷岁以来，有议废时文而学机器者，余作《时艺论》曰：“今世学者多以时艺为小道。夫时艺之视古文，诚有莛楹之别，然在高人名士言之则可，有政教之责者不当言也。有明以来，以此取士，一代之公卿大夫、名臣循吏，皆由此出，乌可目为小道而不讲乎？且朝廷所以悬此取士者，非真谓时艺能得人，而工时艺者即可以治平天下也。任事者必有专精之志，强固之气，又明于圣人之理，详于先王之制度文为，然后充之以阅历，施展其才能，而后能泛应不穷也。应科目者，其志气期于必得，而又求理于四子，考名物于六经，苟如是矣，授之以官，使之阅历而展施焉，虽不中不远矣。国朝制艺，康、雍以前，宏厚精醇，故其时名儒辈出，理学昌明。乾、嘉之际，博大光昌，故其时才杰奋兴，百废具举。道光一朝，专尚清真，敛才就范，故其时士大夫多恪守典型，洁身勤事。咸、同以降，理法寖微，然其时考墨虽无精义，尚有才华，故一时将相，亦能任才使气，宏济艰难。至于今日，则专取圆滑之调，填砌芜烂之词，冀幸弋获，非特四子之义理、六经之典章绝不宣究，即讲章之章旨节旨、《八铭塾钞》之规矩准绳，亦复束之高阁，是国家例取不明理不读书之人以为公卿大夫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外夷之服，不亦难乎！方今国势寖衰，强邻逼伺，老成勋旧，窃窃忧之。然内不求之于人才，外不求之于吏治军政，而徒汲汲于机器轮船。予则以为强国莫先于吏治军政，而吏治军政之修莫先千求才，造就人才莫切于振兴时艺，使应试者非读书明理不得科名，则人才奋兴，吏治清而民安，民安而财阜矣。
译《瞑庵二识》，清代朱克敬著。卷一。王菽原任湖南方伯时，喜欢奖掖诱导才俊。孙鼎臣、周寿昌、郭嵩焘等人，都是他识拔出来的。等到他离任时，名流们在郊外接连为他设宴饯行。有个姓李的商人，凭廪生资格援例捐任训导，平素与王没有交情，也前往送行。有人作诗嘲笑他说：“新近捐任训导的李明阶，手里提着朝服下轿来；只赢得绮窗中的人笑着说：老爷今天又接替藩台了。” 邓广文显鹤博学而能写诗，编选《沅湘耆旧诗集》，搜集文献相当完备。道光年间，卿大夫们还知道尊重并奖掖风雅之士。广文交游很广，有不得志的人嘲笑他说：“藩司昨天还拜访小小的我，刚才又接到中丞的一封短信。南省哪里有像卑职这样的人？东斋之中，哪里敢谈什么宪纲？一副‘春海’是传家的宝物，两个‘如山’字是镇宅的符箓。只有新来的陶太守，打开手本便骂人糊涂。” 明代商辂凭三元及第入相，告假退休居家，想做童蒙老师来排遣自己，于是改名到别处谋求职业。有个富翁为幼子选择老师，商辂便应聘前往；到达后，主人却轻视他。同馆的三个人都是孝廉，更加蔑视商辂，把他排斥在外，不与他同列。正逢主人为母亲举行寿宴招待宾客，唯独没有邀请商辂。幼子愤怒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商辂。第二天早晨，商辂穿戴整齐，径直来到堂上，主人不得已，只好勉强请他饮酒。商辂又占据上座，不肯让出，众人更加不高兴。一个人问他：“先生一生坐上座有几次？”商辂屈指说：“五次。年轻时娶妻，在岳父家饮酒，坐上座是第一次。”众人都笑了。商辂慢慢说道：“考中乡荐，参加鹿鸣宴，是第二次。”众人的脸色变了。商辂又说：“考中进士，参加琼林宴，是第三次；参加恩荣宴，是第四次；去年春天，天子宴请朝臣，老夫任领班，坐上座是第五次。”主人起身，拜了两拜，向他谢罪，商辂笑着安慰他。过了一天，商辂辞去，喜爱他儿子的聪慧，便让孩子跟随自己学习，后来孩子也考中了进士。有个官员仰慕王壬秋的名声，多次想去拜访，遇到人便托人传话，却始终没有到访。我戏作一首诗说：“酿花时节冷得像秋天，风卷芦帘，客人都怕留下；却想起去年彭太保，穿着布鞋、踩着积雪来拜访壬秋。” 和珅当权时，京城的朝官像野鸭一样争相趋附他。和珅每到官署，司官们便夹着台阶站立等候，唯恐来晚了，当时人们称那里为“补子胡同”。有个无名氏作《咏补子胡同》说：“绣衣官员挤成一条巷，连接着公署；道路曲曲弯弯，却没有走错。不要笑这里街道狭窄，只要有门，就能通到相公家。” 道光壬寅年，英国夷人侵犯广东，果敢侯杨芳任参赞，因为夷人的炮火厉害，便下令收集粪桶和各种污秽物，作为厌胜之计。和议达成后，最终没有使用。有个无名氏嘲笑他说：“杨枝无力却偏爱南风，参赞怎么会采用这种计策？当年用粪桶施展妙计，污秽的声名却长久传播在粤城之中。” 有个官员一向厌恶名士，曾说：“名士，名士，能辟谷不吃东西吗？”我听说后，戏作一首诗说：“名士本来没有辟谷的方术，贵人不要替通达之士操心；我有上天公道这座冰山可依靠，胜过别人家的沈部堂。” 道光、咸丰年间，士大夫们还知道爱惜名声。有科举出身的人以不会写古文为耻，往往用八股文的方法，杂糅公文词语来写，当时称为“京报古文”。曾文正公督理两江时，人才汇集。有个姓何的太史，见闻极其广博，下笔千言，却毫无法度。曾公曾称他为“土匪名士”，这两个称呼很适合对举。曾文正公曾对吴敏树、郭嵩焘说：“我死后的碑铭一定要交给你们两位来写。其他人任凭搜罗修饰，铭文的结尾我自己已经有了，就是：‘不信书，信运气。’诸位的话，将告知万世。” 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请求废除时文，事情交给礼部办理，尚书鄂尔泰议论驳斥，于是作罢。近年以来，有人主张废除时文而学习机器，我作《时艺论》说：“当今学者大多把时艺看作小道。时艺与古文相比，确实有莛草与楹柱的差别；但是，地位高的贤人名士这样说还可以，负有政教责任的人却不应这样说。明代以来，朝廷凭这种文章取士，一代的公卿大夫、名臣循吏，全都由此出身，怎么可以把它看作小道而不加以讲习呢？况且朝廷设置这种取士制度，并不是真的认为写好时艺就能得到人才，写好时艺的人就可以治理太平天下。承担事务的人，必须有专心致志的意愿、坚强稳固的气魄，又要明白圣人的道理，熟悉先王的制度文章，然后再用阅历充实自己，施展才能，这样以后才能应对各种事务而不至于穷竭。参加科举的人，志气在于一定要考取，又要从《四书》中寻求义理，从《六经》中考察名物；如果能够这样，授予他官职，让他积累阅历、施展才能，即使还不能完全合格，也不会相差太远。国朝的制艺，康熙、雍正以前，宏大厚重、精纯醇正，所以那个时期名儒接连出现，理学昌明。” 乾隆、嘉庆年间，文章博大光明，所以当时才俊奋发而起，各项废弛的事业都得到兴举。道光一朝，专门崇尚清新纯正，使人才收敛锋芒而就范，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大多恪守典范，洁身自持，勤于办事。咸丰、同治以后，义理和文法逐渐衰微，但当时的考墨虽然没有精深义理，还保有才华，所以一时的将相也能任用人才、凭才气办事，广泛救济艰难。至于今天，则专门取用圆滑的声调，堆砌芜杂腐烂的词句，希望侥幸猎取功名。不仅《四书》的义理、《六经》的典章完全不加研究，就连讲章的章旨、节旨，《八铭塾钞》的规矩准绳，也都被束之高阁。这等于国家照例选取不明白道理、不读书的人来做公卿大夫；这样却希望天下安定、外夷臣服，岂不是很困难吗！如今国势逐渐衰弱，强邻在旁逼视，老成的功臣旧臣暗自为此忧虑。然而，内不从人才方面设法，外不从吏治、军政方面设法，却只急切地追求机器和轮船。我认为，强国最先要靠吏治、军政，而整顿吏治、军政最先要靠求取人才；造就人才，最要紧的是振兴时艺，使参加考试的人不读书明理就不能取得科名。这样，人才就会奋发兴起，吏治清明而百姓安定，百姓安定而财赋丰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