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将帅得到合适的人才，军队就会精良，器械就会锐利，外患自然消除。有人认为时艺只是空话，对治理国家、安定边疆来说，隔膜得厉害。不知道法令只是具文，要靠人来执行；器械只是死物，要靠人使用才会发挥作用。没有奉行法令的官吏、使用器械的人，那么机器与时艺之间的隔膜也是一样的。有人说：时艺空泛而难以考察，机器显而易见、容易检验，这就是洋人强大的原因。不知道洋人的强大，在于能够得到善于使用器械的人，并不只是因为有器械。以外国为证，荷兰、土耳其都有机器，却不能免于败亡。即使以中国为证，如今精通夷务的人，除了李、郭、沈、丁诸公之外没有别人；这几个人都由时艺取得功名、进入仕途，起初并没有隔膜的祸患，难道是他们的天性特别不同吗？不过是因为道光以前的科举制度并未废止读书罢了。这样说来，时艺何尝不能得到人才呢？应当用讲求夷务的心思挽回风气，用制造机器的费用来造就书院的生童，这样人才就会涌现，内可以安定，外可以抵御侵扰。”鄂尔泰的议论明白通达，这篇议论简明扼要，都是不改变旧法而求实际效果。汉阳人黄文琛代理衡永郴桂道时，衡州百姓毁坏天主教堂，教士到京师申诉，朝廷下巡抚檄文，命令道员彻底查办。教士随即到来，气势十分嚣张。黄文琛坐在大堂上，排列甲兵让他看；士民围观并前来申诉的有几千人、上万人。黄文琛亲自批示并口头劝谕，遣散了他们，随后告诉教士，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教士害怕了，只能连声答应。黄文琛把事情经过行文报告。巡抚害怕引发边疆争端，急忙派人代替处理，最终赔付五千缗。查考这份公文，原文说：“恭敬禀报：本案奉宪台六百里排单发下札文，开列如下：‘查湘潭、衡州焚烧天主堂一案，先前已经将各县有关官员奏报参劾并摘去顶戴，限期责令赔偿修复。现据湘潭县禀报，已经赔偿修复完毕；但衡县、清县尚未据报开工。’于是命令职道严加督促，赶快办理，查明后禀报回复等情。奉到此令后，职道依令查办本案。职道刚刚到任，就据衡县、清县耆民夏士培等人，以异类横行霸道为由，公开请求驱逐，并联名具呈禀报。所述情况详细明白，言辞激切。职道认为，这些百姓居住在乡野，虽然未必懂得与外夷相处的策略，但事情有常规和权宜之分；然而百姓忧伤于时局，深切顾念自身和家室，流泪陈述，忠义激愤，确实也是出于万不得已。于是职道向他们说明，圣朝宽大，安抚远方、招徕远人；凡属臣民，都应体会先皇帝停止战争、安定百姓的意旨，严格遵守和约，不必遇到事情就深究。职道记录批示并张榜公布后遣散了他们。不久又据教民李心精、郭进德等具呈，请求援照先例邀请修复；职道又命令把他们传到案前，晓谕利害，切实开导。这些教民也知道感悟，都低头无言。随后听说该教依照劝谕自行筹集费用，已经在原来被毁的地方动工修建。” 职道暗中命人查勘该教堂的地基，纵横都不到四丈；新建房屋三重，形制类似民居，颇为整洁，所需的工料也不多，现在已经将近完工，而士民并没有过问。进一步体察情况，似乎民气已经和缓，彼此相安无事。如今奉到檄文，命令赔偿修复，职道随即召集两县官员再三筹商。只是审察估量实际情形，确实有难以遵办之处，不得不把自己的见解详细陈述出来。” “谨查该教自从和约颁行以后，内地准许其传习，原有禁令一旦放宽，犯法之徒便群起依附；而衡县、清县过去信奉这种教的人，也都把它当作护身符，邪妄、奸污之事肆意妄为，毫无顾忌。这里的士民受害最为惨烈，对此咬牙痛恨，简直像共同面对仇敌一样。今年四月，他们乘着考试聚集的机会，焚毁该教堂，拆毁教民房屋，人数超过数万，气势十分凶猛，几乎酿成大祸。现在虽然加意抚慰安抚，民情逐渐平静，但究其内心仍怀有嫌怨，很容易引起猜疑。假如官府一旦出钱赔偿修复，教民会更加骄横，百姓会更加愤怒，双方势必不能相容，必然激成事端。况且原案中被责令赔偿的官员刘令凤仪早已离任，陈令宝善也将临近交卸；无论是事权不在其手，还是行动受到牵制，都会造成掣肘。即使刘、陈二令确实责任难辞，我私下仍担心今天官府修复，明天百姓又毁掉；一旦横生变故，收拾起来就困难了。这不仅会严重违背舆情，也会大大妨碍安抚局面。何况这些教民自从接受职道的劝谕后，也深知得罪地方、灾祸由自己招致，如今甘愿自行承修，显然已经可以看出他们不愿再与士民结怨。现在既然已经据实自行修复，工程完成后又不会毁坏，实在不便再另行改变，反而增加口实。” 职道有愧于掌管这个郡的职权，想要移风易俗，首先在于审慎对待百姓的好恶。当前时局多艰，固然不能挑起边疆争端，人心更不能失去。尽心筹划此事，如果由官府赔偿修复，诸多方面都有困难，哪里比得上听任他们自行修复，以消除后患呢？如今衡郡的办理不能与湘潭完全一致，是因为两地情形不同，自然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变通，求得最为妥当的处理，不敢稍有拘泥。职道是为了顾全中外大局，理应抄录原呈两纸，连同禀文呈送，请求查核。” “衡州人的禀词说：为了异类横行、人与人的道义沦丧，恳请驱逐禁绝，以除去祸乱根源。私下认为，天主教起源于海岛夷人，情形如同禽兽，是上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明朝末年，西洋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先后航海擅入中国，逐渐在各省郡邑建立天主堂，逐渐使不知根底的百姓学习天主教；这就是外人进入中国并使邪教酿成祸患的开始。我朝革除旧弊、创立新政，涤除瑕秽，毁掉他们的教堂，烧掉他们的书籍，驱逐他们的人；凡传教、入教者，都属于罪不可赦之人，载在宪章，明列律令。自从列祖列宗以来，圣谕谆谆而明白，无非希望亿万百姓每天都纳入法度轨则之中，不要有人越出太平治理的范围。法令极严，意旨极深。哪里料到逆夷长久沐浴圣主无远弗届的教化，获得广州互市之利，仍然包藏祸心，贪欲像溪谷一样难以填满，暗中进入内地，用诡术欺骗愚民，刊印散布邪说，虚妄夸张、欺骗诬蔑，传教结党，到处横行，使人伦败坏，廉耻和道义丧失。发逆因此借用耶稣教的名号，揭竿而起，纵横于粤、闽、黔、蜀、江、鄂、皖、豫、齐、陕，毒害流布半个天下，已经无法收拾。” 到了庚申八月的变乱，天下人都为之愤怒，而逆夷也于是明目张胆，连结勾引，四方骚动，人心汹汹，不知道将要发展到什么地步。而他们的教义不敬天、不尊圣人、不认父亲、不认祖宗、不讲夫妇之伦，甚至没有人道；他们的穷凶极恶，也更加暴露在天下人面前。

译“凭什么说明这些情况呢？天只有一个。若从主宰万物来说，就称为上帝；他们的教改变这个名称，就称为天主。拿耶稣来考察事实：耶稣出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那么元寿以前，天又由谁来主宰呢？还是空着这个主位等待耶稣吗？他们竟敢说没有天，这是第一种悖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承继天道、为天下确立准则，是万世的圣人；然而他们的教竟妄造妖书，丑化、诋毁、辱骂圣人，甚至蔓延到曲阜，毁坏圣林、圣庙和寝殿。他们竟敢说没有圣人，这是第二种悖逆。万物以天为本，人以祖先为本，自开天辟地以来，哪里能违背这个道理！耶稣是巴斗国王，遭受磔刑而死；他们的教却把他被磔死的十字架奉为主。凡入教的人，必须先亲自砍倒祖先的木主和五祀神位，然后才接受该教；进一步还称父亲为老兄、母亲为老姊，败坏人伦、消灭道理，颠倒纲常。他们竟敢说没有父亲、没有祖宗，这是第三种悖逆。上天用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其道理首先体现在夫妇关系上。风俗教化所系、名节所关，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而他们的教既然招引男子入教，就必定牵诱他的妻子，用媚药给她服下，欺骗说是仙丹，使她欲火中烧，自己去做淫秽之事；一经交合，这个妇人便把丈夫看得如同粪土，她所生的女儿也不许出嫁，留给教主传承。” 他们竟敢说没有夫妇，这是第四种悖逆。上天有好生之德，但他们的教却蛊惑迷惑信教妇女共用器具沐浴，探查女性隐私部位，有时取黑藻，有时取红丸，任意施为，以至于吸取童子的精气，用针刺入脑髓，使婴孩夭折，虐害幼儿。又在入教者将死时，必定派同教的几个人前去，屏退他的家属，念经劝其入教；趁那人还有气息，就挖眼剖心，拿去制造外国伪银，随后用丝帛包束尸体，催促装入棺材。他们竟敢断绝人道，这是第五种悖逆。这五种悖逆足以包括万恶，因此当年在利木亚洲推行这种做法，利木亚洲就被他们夺取了；在印度推行，印度就被他们吞并了；在日本推行，日本就被他们扰乱了。由此推断，他们的狡猾阴谋，早已不是一朝一夕；如今所作所为，正是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假如他们的教最终得以在中华施行，那么数千年来以衣冠礼义著称的国家，一旦化为赤身裸体的虫鱼之地，成为狡黠的兽畜禽鸟群居之域，岂不是极其令人痛心！岂不是极其令人痛恨！” “私下认为，当前最紧要的办法，正应当谨慎巩固海防，拦截商船，拔除根本、堵塞源头，消除他们的妄想并提高戒备。然而圣朝宽大，仍然施行广大的庇护之仁；恩泽远播，以扩大怀柔的原则。勉强遵行和约，不要轻易动用武力。逆夷不知道悔改，竟敢散布丑类，到处兴建教堂，召集呼啸聚众；凡是按罪应处死的罪犯，逃入他们那里，他们便成为藏纳奸邪、逃犯和盗贼的场所，没有人敢追究他们。就拿天主教在我衡州的情况来说，道光年间，就有恶徒暗中诱骗无知愚民，私下学习他们的教，称为教门。然而当时国家法令森严，这些人仍然深藏秘密，不敢在地方上公开相互欺骗、窥伺。后来永安贼起，远近谣言说大劫将要降临，天父、天兄即将出世。仔细追查这些说法，实际都出自教门之口。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法律禁令稍有松弛，匪徒便逐渐猖獗起来。教主到来，以前还要穿便服偷偷而来，如今已经乘坐车马；传教时，以前要在黑夜进行，如今已经在白天；礼拜的地方，以前在乡村偏僻处，如今已经在城市；受其勾引的人，以前都是普通百姓，如今已经有士大夫。然而人们看见他们急切得像发狂一样，也只不过把他们当作异端而鄙视，起初并不知道他们作奸行恶竟然到了这样的极端。”}], 到了咸丰壬子年，粤贼窜入楚地，衡州百姓一天惊恐数次。住在城里的人全家出逃，住在乡野的人挑着担子等待逃走；而教门却安然自若，不仅低价囤积米粮，还召集工匠大兴土木，在石鼓书院旁堆积石料如山，并进一步以此来侍奉天主、躲避劫数，煽惑乡愚。他们又拿出大量金钱，轰动一时：凡是平民加入其教的，给银十两；生员、监生以上的人，则按照援例报捐的数额发给银两。后来偶尔有衡州人从贼中逃回，详细述说贼人的情状，实际上与教门没有差别；教门的真相也逐渐自行暴露。于是人们才恍然明白，教门不是与我们同族的人，而衡州人私下确实怀有“实在是被逼到这种地步”的忧虑。从此以后，其他省份的教门情形无法全部知道；但在我衡州，教门的怪异奇诡之处，实在难以一一列举。姑且只说那些众所周知、最为明显的事情：“自从军事兴起以来，清查和防堵的事务，即使是穷乡僻壤也都应当奉行，但教门没有一个人出力相助；筹集军饷、捐输财物，即使是寄居各地的僧人、道士也无不踊跃参加，但教门连一根毛也没有拔出。不仅如此，北门有一条十字街，教门嫌它触犯自己的忌讳，便聚众毁坏民房，改换街道，整个市集大为喧哗，双方相持数日才停止。又有一次教门举行发引仪式，一个小孩在路旁玩耍，扬起灰尘形成十字形，他们就立即把孩子的父亲和兄长捆绑起来。生员萧方出面劝解，也遭到毒打；他们还把棺材抬进孩子家中埋下，邻里为此凑钱，叩头道谢，他们才把人放开。教门又派遣党徒四处贩卖糖饼，开设店铺声称施药；误食的人，小孩多因泄泻而死，成人一定会发狂，想要加入他们的教门。下关又有一座来雁塔，教门带着几名夷目悄悄登上塔顶，用远镜俯视窥察全城内外的形势，绘成图后离去。还有一向犯法的张道荣，案件发作后被捕入狱；他一投奔那个教门，就有夷目前来替他扛护，官府立即将他释放，不敢追问。教门还有几十只船，终年往来运输，每月数次；每条船上都有几百只木桶，在城外香水庵收发，而且封条封识十分牢固，不知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译其中更加令人害怕的是，去年二三月间，和议颁行以后，教门的男女聚集在天主堂，人数每天多达千人，在大街上张贴、展示大量标语，打算拆掉城隍庙，修筑道友堂；还打算在某日撤去府学、县学中的圣位，举起十字架。他们又散布流言，动辄说他们的教门即将大行于世，孔教应当废除；衡州百姓若敢抗拒违逆，将来广东、湖北两省的教主一定会兴师问罪。他们还说，劫数也是天主所造，发逆及其兄弟们正是奉行天主劫运的人；衡州人中有许多充任官勇，是违逆上天的不祥之人，将来一定会遭到屠戮之劫。于是想到，我衡州本是四面交通之地，上通两广，下通两江；按照今天所见所闻，如果一旦乘机秘密发动，榕城、桂管一带的教门越过山岭向北来，广东、江南一带的教门溯湘江向南来，再有本地几十户教门人家替他们提供住宿，携带贼人的兵器，借给贼人的粮食，内外呼应，那么我衡州郡的百姓难道还能有一个活口吗？又想到，教门行为淫邪、信奉旁门左道，蔑视纲常，很少有廉耻之心，本来就是圣明时代必定诛杀、君王不予赦免的人。在我皇上俯允和议之后，他们如果稍微收敛行迹，教门自作教门，百姓自作百姓，在太平光明的天下，又有什么容纳不了的呢？原本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可是他们竟然藐视我朝王法，侮辱我先圣，败坏我朝风俗，灭绝我朝伦常，把我官府视同草芥，勾引我百姓子弟，窥伺我城内城外。我们衡郡军民食用这里的物产、踏着这里的土地，已经二百多年了；有远见的聪明人本来就深深怀有杞人之忧，即使是愚笨的人只看眼前，难道竟会没有保全自身和家业的念头吗？长期郁结压抑而无法伸张，于是铤而走险，所以才有本年四月三日的举动。这并不是衡州百姓喜欢无事生非，实在是教门把衡州人逼到了极其难以忍受的地步，激发而造成的。“至于说我们衡州人这次举动，当天并没有向官府禀明，就贸然自行行动，确实属于冒昧。然而我恭敬地读过世宗宪皇帝的圣谕，那么今天的事情，正是雍正年间已有的旧事。又查阅邸报：豫章一带的百姓因为不能甘心受教匪凌辱而采取行动，那么今天的事情，又是江西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何况我们衡湘的士民，自从听说逆夷威逼震动京师，凡是有血性的人，无不忍痛含恨，卧薪尝胆；又正赶上圆明园被毁、先皇帝北行到木兰，途中流传的讹言不一，而教门的势力更加嚣张，言语更加无礼，实在有些话是他们那些人能够说出口、却是我们百姓耳朵不忍听到的。他们罪大恶极，不只是把他们的房屋圈禁起来就足以遮掩其罪过。近来听说各位大宪命令地方官委曲调停，打算把被毁的天主堂仍然修复；只是他们不知道，衡州百姓所毁掉的，不过是靠近城边的天主堂，四乡七属的教堂实际上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毁掉。衡州人正恨不得把教门的巢穴全部毁尽，一旦官府出面修复，凶恶的气焰再次张扬，他们将来把我们衡州人当作鱼肉来宰割，又不知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因为在教门没有惹事以前，衡州人已经处在苟且偷安的局面；而教门既然惹事以后，衡州人就绝没有与他们两立的可能。这就是说，即使以三尺法度相威逼，也不能让我们低头贴耳地听命于逆夷。“而且还有话要说：众人的言论足以熔化金属，众人的意志足以筑成坚固的城池。因此，普通百姓因义愤而受到激发，心中存有君主和国家，不仅可以稍稍发泄与仇敌不共戴天的愤恨，还可以永远消除身边发生反叛的忧患；对上可以使皇上解除日夜勤劳忧虑之苦，对下可以安抚乡土百姓。虽然事情涉及擅自专断，但其中的情由实在值得内心怜悯。假如天下各地，填平东海的人都各自衔来一块石头，搬移南山的人全都拿出愚公门下的三个人来，各省直的大宪又能斟酌当地情况，顺应当时形势，振作民气，用这些力量来平定内奸、抵御外患，那么我看发逆即使人数众多，也未必不会顿时失去声援；洋寇即使强大，也未必能够越过海口一步。如果姑息敷衍，任由异类再次滋长，只图眼前安坐堂上的欢乐，却忘记日后后悔莫及的祸患，那么单就衡郡这一隅来说，固然会有养痈成患的后果；即使合计天下全局，又哪里是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策略呢？恭逢大人福星照临，您一到任便整治政治，整饬纲常，因此我们沥尽心血联名上书，公恳请您主持此事。”大意如此。宝庆人邹叔绩，字汉勋，有学问和品行。咸丰三年，他与江忠烈公忠源一起在庐州战死，身后的著述散失零落。同治初年，罗研生中翰编纂《湖南文徵》，向黄海华先生询问，先生回信说：“咸丰辛酉年四月，我前往代理宝庆郡事务，走到界岭时，收到邓湘皋山长的信，说邵阳有一桩冤狱，却没有说明事情的缘由。湘皋当时已经前往永州，和姚石甫廉访游览西山，没有办法写信询问。等我到了郡中，邵阳令已经提前前往隆回验看案件；经过查问，才知道叔绩因事被关进监狱。此前，东门外有一个无名男子吊死在某富户姓氏的山树上。前往验尸时，吏员和仵作都说尸身没有伤痕，于是埋葬结案。叔绩查访得知死者原来是那名富户的族子，死亡另有原因，便和死者同族的人一起来县衙呈递控告。公堂审讯时大大触怒了县令，于是县令以此事与自己无关、叔绩诈取钱财、纠集诉讼、哄闹官署等罪名革职查办。当天夜里，叔绩从狱中上书为自己申诉；第二天便提审释放，详细查明并洗雪冤情，恢复他的衣顶；这年秋天，他考中乡举。我有一首诗记载这件事：‘黄霸初来治理郡务时，邹阳伏地上书申诉冤情。惭愧没有大厦让燕子栖身，怎忍让囚禁的鱼在镬中哭泣。’ ‘旧日的文章确实不负盛名，今年榜帖上究竟会怎样？灯前狂笑，帽子和冠带都笑得掉落；进入罗网的英雄，终于得到洗雪并活了下来。’当时应和这首诗的人很多，只有宋于庭老兄写得最好；战乱以后他的诗稿散失，如今也无法记得了。昨天在贞兄的席间谈到叔绩现存的文章，因而举出这封信；幸好它还保存在箱笥中，另纸抄录呈上。收入《文徵》时，似乎不能不附带记载事情始末，所以详细叙述如下。叔绩有《敩艺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共一百多卷；还有《六国春秋》《穀梁例》《湘中考古录》《蔡忠烈年谱》《夏殷二石刻释文》，以及贵阳、大定、兴义、安顺四府的府志；分辑《宝庆志》若干卷；又考证《诗序》，由他的弟弟汉池完成。这些是辛亥年所听闻和知道的。以后应当还有续作，可以向新化的学人搜求，必定还有稿本。总之，叔绩忠义凛然，千秋不朽，正不必等到依靠文字才流传后世。”据此看来，叔绩的著作还很多，可惜没有能够看到。又听说龙皞臣曾在江西刻印他的诗集，皞臣因病回乡，便把这件事托付给同僚赵之谦，不知道最后结果怎样。

译戊午科场之狱中，柏葰实际上并不知道内情。此前科场法纪松弛，馈赠钱财、打通关节，被视为惯常之事。刑部主事罗鸿禩因为中表亲李某的关系，向房官浦安打通关节。柏葰的奴仆靳祥聪明机灵，懂得文章；柏葰年老，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办理。浦安于是又嘱咐靳祥。后来罗鸿禩的试卷拟定为副榜，靳祥便拿其他中式试卷把它调换了。事情极其隐秘，没有人知道。等到磨勘时，发现罗卷错字多达三百多个。磨勘官某人害怕，不敢揭发，只把这件事说给别人听，事情逐渐传开。御史孟传金上奏揭发。皇上派内侍到礼部取来罗卷查看，大为震怒，于是召罗鸿禩到南书房重新考试，题目是经题《不亦说乎》，诗题是《鹦鹉前头不敢言》。皇上命端华、肃顺监考，陈孚恩阅卷；发现文章荒谬低劣，便斥责罗鸿禩，又复查其他中式试卷，交刑部彻底审讯治罪。靳祥自杀，柏葰、浦安、鸿禩都被判死刑；查验属实而被判徒刑的又有十多人，被株连关进监狱的有几十人。按照旧例，大臣将要处死时，众官会替他请求恩赦，往往能够得到宽免。这一次，众官邀肃顺一同前往。肃顺怨恨柏葰，已经奉旨监斩，于是假装答应，登车离去；到了菜市，看见柏葰的囚车，迎上去笑着说：‘七哥来得早啊。’ 他随即登上座位，催促行刑。柏葰长期任职于京朝官，门生故吏很多，但畏惧肃顺，没有人敢来送行；只有阜宁人裴荫森穿着白衣白帽前往送行，肃顺也没有追问。柏葰一向宽厚谨慎，又被肃顺陷害，很多人都替他感到冤屈。胜保从军中上疏，甚至说出‘罗网弥天，衣冠扫地’这样的话。然而，中式试卷的错字多达数百个，考官竟然不知道，看来根本没有仔细看过试卷；这样难道能够没有罪吗？又有一个叫平龄的人，是个放荡子弟，和端华、肃顺关系最为亲近；这次科考也考中第七名，后来被逮捕审治，死于狱中，没有人能够追究清楚。同治初年，御史某人弹劾侍郎刘崐，说他结党依附肃顺，刘崐因此获罪免职。其实刘崐并不认识肃顺。几年前，御史的父亲、某尚书曾设宴招待刘崐，两人只是一起饮过酒，御史并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有一天，两人在戏园相遇，刘崐愤怒地痛骂御史，并且提起尚书当年的事情；御史惭愧得闭口不言，想要离开，刘崐奋起殴打他，用碗掠过他的耳朵，汤羹和酒洒得满身都是，众人围上来救援，这才停手。过了很久，这件事传到了上面。皇太后察知刘崐没有其他问题，又重新起用他。有人戏作一副对联说：‘许御史为了国家忘了亲属，舍弃回到党籍；刘侍郎因祸得福，打人后恢复原官。’ 嘉定人张修府，性情刚直孤僻，专心求学，擅长作诗，官任永顺府知府，施行政绩惠及百姓，却被忌恨他的人排挤，心中常常郁郁不乐。一次巡视下属县，住在乡村客店，晚上听到木头发出声响，作《木鸣行》说：‘鬼火青烟，蛮地的雾气漆黑；老树阴森，像有人站立。空山风雨中愁苦呻吟，瘦猿独自哀啼，怪鸱凄厉鸣叫。有人说地下有陈年死尸，魂魄归来，千年守护着社神。又怀疑木客懂得吟诗的情趣，夜深时与山魈挽臂交谈。奇石能够说话，毫鸟发出鸣叫；反常之事被视为妖异，按理说也算平常。偏远乡村经历兵火，埋葬着残余的劫难；百姓哀号，如同助长哀鸿的悲声。即使俗人耳朵惊疑，四处寻找斧头；一旦成为灶下的柴薪，劳苦烧煮就要轮到你。木啊木啊，谨慎不要发声；坚劲的节操和坚定的内心，自古直到永远。’又作《答野人献雉》说：‘惭愧我治理中牟的政绩，桑林之间竟有异鸟。再次劳烦修士送来厚礼，却难以慰藉乡野人的诚心。鸟儿逃离弋缴无处可去，文明已经深深晦暗。春风中听着早晨野鸡的鸣叫，在水泽中应和着哀伤的声音。’ 咸丰初年，张亮基任湖南巡抚。当时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官员的地位越来越尊贵，政治却越来越败坏，百姓的隐情无法上达，巡抚发布的教令也层层受阻，只能拱手站立，任由所属官员欺骗蒙蔽。张亮基于是聘请左宗棠入幕，让他负责沟通宾客，每天从早到晚访察百姓的疾苦。官吏中有奸诈之人，山林水泽间有盗贼，巡抚总能及时知道，远近都惊叹他如同神明。等到骆秉章再次任职，更加遵循张亮基的办法，训练军队、转运粮饷、防御贼寇，多方任用士人。事情都办理得很好，颇胜过其他省份。由此湖南名声传遍天下，天下人都认为湖南是强国。同治末年，有一位前辈寓居长沙，写信给某方伯，论说他这样做的错误，大意说：‘三代以前，君主与百姓相距很近；汉唐以后，官员与百姓仍然相距很近。元明以来，官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严格，上下之间的情意越来越隔绝，所以治理越来越不好。张、骆二公大量任用绅士，实在有深远的用意。如今如果害怕绅士凌驾僭越，不如选择贤能之人。绅士如果贤能，一定不会轻视官员；官员如果贤能，也一定不至于被绅士轻视。不考察贤能与愚劣，只一味区分官与绅，难道不也是错误吗？’ 而且您知道绅士为什么轻视官员吗？做守令的，不知道朝廷设置官职是为了百姓；做佐贰官的，不知道朝廷设置他们是为了辅佐守令为百姓办事。他们出门时呵斥仪仗，居于堂上时显得堂皇，自以为一方之中没有人比自己尊贵。然而乡里的百姓在深夜送来金钱，他们便满面笑容地张口，说要杖责就杖责，说要囚禁就囚禁。他们看到朝廷任命的官员竟然可以这样被私下操纵，难道不会自己议论，并在心里鄙夷这种人吗？这就是绅士轻视官员的第一个原因。尊重贤能、敬重士人，是先王的教诲；面对危难舍命，是臣子的道义。如今做官的却不是这样：鞭打学校中的士子来树立威势，扶植丁胥来搜刮利益，沉溺于歌舞、醉酒和饱食，安逸而忘记危险；一旦仓促发生变故，便突然携带财物、带着妻子儿女到草野间求生，有的甚至借助士民的力量保全自身和家业，反过来又窃取他们的财物，冒领他们的功劳。烽火刚刚熄灭，猜疑立即出现。人又不是木石，谁能不寒心！这就是绅士轻视官员的第二个原因。仕途一天比一天艰难，士大夫很少把气节看得重要；那些显赫隆盛的人，往往降低礼节、用哀求的言辞请求别人引荐，甚至结成师生，发誓要像父子一样。一旦达到显贵通达的地位，却又以从前的行为为羞耻，想办法显示自己与过去不同，于是表面上装作恭敬顺从，暗中却肆意排挤，偷偷削弱射羿者的功劳，以掩饰自己钻营求进的痕迹。他们早上依附秦国，晚上又投靠楚国，路人都知道他们的心思。这就是绅士轻视官员的第三个原因。由此看来，树木腐朽了，蛀虫才会产生；堤坝疏漏了，水才会冲垮。绅士之所以敢于轻视官员，实在是官员自己有以招致这种结果的地方。”方伯没有听从。

译贵州的苗乱，始于咸丰四年黄平抗拒交粮。没过几年，六府都被攻陷，黔东、湘西没有一天安宁。湖南援助贵州的军队年年出动，大多只是收复空城，张扬功劳以求赏赐。骆秉章任巡抚时，各将领还能够保卫边境。时间一久，贼势越来越强，边将越来越软弱懈怠。自从兆琛担任将领、驻军黔境后，贼人击鼓聚众深入，抢掠沅州、靖州等郡。军队经过他们的营垒时，贼人高喊：‘兆公暂且休息，我们将要去抢掠湖南。’回来时又喊：‘多谢兆公。’兆琛闭守营垒，不敢出战。于是湘中大为震动，百姓多次受到惊扰，做官的人把湖南视为可怕的去处。同治六年，景东人刘崐任巡抚，才弹劾罢免兆琛，并斥退各将领，专门任用席宝田。宝田是东安人，诚实勇猛，善于用兵，知道苗人据寨固守，于是专门进攻他们的寨子；寨子坚固难以攻下，经过几个月才攻克一寨。于是议论的人都说宝田迂腐迟滞，不足以任用；又说苗人叛乱已久，道路险恶、瘴气深重，终究无法攻克，不如停止用兵。刘崐不听，态度更加坚定。宝田攻下苗寨后，就在寨中设营，分兵轮番出击。军队出入苗地五年，攻克苗寨数百个。投降的人，杀掉其首领；进攻后才投降的人，一概不接受投降，把他们全部屠杀。苗民几乎死绝。张秀梅独自带着一百多人逃窜在山谷之间，粮食吃尽后，到军营前投降。恰逢崐因流言而被罢官，某官代理巡抚职务，他所上奏的报告极其秘密，别人都无法得知。第二年四月，诏令认为湘军奋力作战、擒获张秀梅有功，正式授予某巡抚之职，众官分别升迁赏赐。龙汝霖《坚白斋集》中《喜闻官军平苗疆》一诗说：“槃瓠在天南尽头，自古以来这里反复发生叛乱。当地巫觋地位尊贵，土地狭小而獠獞贫困。铜鼓声使边地肃静，花橦贡布也驯服地输纳。屯田的老将充国啊，辛苦平定烟尘[指傅公鼐]。”第二首说：“像孵卵般滋生出繁多的异俗，羁縻之策反而侵蚀了太平之气。六年劳苦地使用斧钺，百战之中失去了牂牁。蛮地市集遗留的汉音很少，黔山中野外的哭声却很多。不要夸耀铜柱的功略，健将也会使廉颇奔走。”第三首说：“祸福取决于天与人，循良之治和世道的乱象由人主持。皇帝终于剪除鹑首，君王竟然斩灭龟兹。专卖货物的收入不足以供给军粮，士卒对携弓作战也心存疑虑。安定边疆究竟托付给谁？满眼所见都是创伤。”第四首说：“莽暴的溪峒只剩白骨，穷荒之地一寸一寸地被开辟。指挥之间收服九姓，谈笑之间仰望三台。阴霾使阴阳失调，灾异和祥瑞都在草木萌芽中显现。忧虑危局而勤于弥补过失，天意或许还能挽回。” 郭侍郎嵩焘学问极其广博，对于古今治乱兴衰的原因，都能心领神会，说出来也自成道理，尤其详细研究海外形势。咸丰年间，他随郡王僧格林沁在天津防备夷人。郡王在海口两岸修筑炮台，绵延数里，厚达数丈。每座炮台安置大炮三千具，大炮重一万斤，小炮重二三千斤。又砍伐巨木，在海口排列栅栏，用铁锚加以固定，再用铁绳贯连。等夷人到来，送来书信谈论和议，郡王大怒，不答应。嵩焘说：“这一战未必能取胜，不如暂且同他们议和，再慢慢谋求自强。”郡王不听。嵩焘知道边患将要紧迫起来，反复进言，甚至流泪哭泣，郡王始终不听。过了几天，夷人送来书信说：“赶快拆掉你们的栅栏，我将在某日某时到来。”到了约定日期，郡王和将领、僚佐登上炮台观看。夷人驾三艘船前来，距离栅栏一里多，彼此盘旋。过了一会儿，栅栏全都浮了起来。观看的人大惊，急忙发炮，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海水沸腾，于是击沉了他们的船，夷人便退去了。第二年他们又来，于是发生了北塘之败。十多年后，边疆事务更加危急，朝廷想起以前的事情，又召回嵩焘，让他以礼部侍郎身份出使英国。到了伦敦，他给李相上书说：“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封信，想来已经蒙您阅览。这里的政治、教化和风俗，博大而深厚，看来它的气象正在一天天更新。推究他们建国的始末，起初是君主和人民争夺政权，彼此互相残杀，大乱了几十年、上百年，到像今天这样才安定下来，最初并不是因为长期积累了极高的德行和良好的教化。一百多年来，他们的官员和人民共同研究国政，向君主陈明后实行。政治日益走向最高的道理。直到今天，君主以贤明著称，人心和风俗也越来越好。计算他们富强事业的开始，实际上是在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于乾隆年间，起初还没有十分重视它的好处。到嘉庆六年，才开始用它航行海上。又根据这种方法创造了火轮车，起始于嘉庆十八年。此后更加研究电气之学，利用吸铁机器传递书信。到道光十八年，才在其国都设置电报，逐渐向远处推广。同治四年，才通达印度。自道光二十年同中国发生战争后，火轮船便到达粤东。同治四年再次发生战争，而电报已经直接由印度通到上海了。它们开始创办这些事业才几十年，乘中国衰败之际，七万里路程转瞬便可到达，但也足以看出天地间的气机一旦发动便不可遏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中国士大夫自己依仗愚昧，想要遏制天地间的气机，从来没有能够成功的。“我来到这里几个月，亲眼见到火轮车的便利，三四百里路程，往返只需半天。这里的士绅竭力劝中国修造火轮车，并且说中国的富强实际上应以此为基础。起初他们也曾彼此怀疑、阻挠这件事。就拿我刚到伦敦时所见的苏士阿摩登海口来说，当时往来运输用马二万多匹，他们担心这会妨碍马匹的生计；后来车路开通，所用的马竟达到六七万匹，大概是因为道路便利，贸易日益繁盛，而火轮车只通行于一条线路，相距几十里以内的人都来乘坐火轮车，所以用马反而更多。去年冬天经过上海时，我看见格致书院收藏的一张火轮车路线图：由印度直通云南，一条线路从临安以东通向广州，一条线路从楚雄以北通向四川，再到汉口；又由广州沿山岭通往湖南，在汉口会合；然后由南京到镇江，向东通到上海，又向东通到宁波，向北通到天津以达京师。看到它我惊讶不已，说云南刚刚通商，就已经筹划到火轮车路线了。等到了伦敦，得到这张图，才知道它已经出自十多年以前。凡是他们蓄意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能做到。印度的火轮车线路目前只通到阿萨密；要通往中国，分为山南、山北两条路线：北路由阿萨密直达依拉袜底河，南路绕出缅甸，转向东北，在依拉袜底河会合，再通到蛮允。大概云南通商一二年后，这两处铁路必定会兴修。日本公使对我说：“天地自然的利益，西方人能够把它开发出来；他们认为困难的事，对我们却是容易的事，怎么能再自己坐视废弃呢？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是各国都羡慕的。听说直到现在仍一点也没有振作起来，实在可惜。”嵩焘羞惭得无话可答。

译“前些年我进京，本意是推究古今事务，辨析其中的相同、不同、得失。中国同西洋通商已有一千多年，因禁止鸦片烟而发生冲突，随后逐步扩大到各个海口，向内深入长江，形势日益逼近，祸患也日益深重，应当彻底研究它的始末，分条说明他们所以富强的实际，并阐明他们的用心；这样以后，中国应当如何自处以及如何对待他们，都可以知道其中的要领。我谋划把这些内容编成一部书，呈给总署，在天下学校颁行，以解除士大夫的疑惑。朝廷所以同远人周旋，本来有深远而重大的考虑，应当让臣民明白；如果这个道理能够明白，那就是国家亿万世的长远根基，可以确切地安定下来。我经过天津时，也曾把这些话陈述给中堂。到了京师，却被喧嚣的议论压倒，闭口不能发言。“我私下认为，中国人的人心有许多实在无法理解的地方。西洋造成的祸害，没有比鸦片烟更厉害的了。英国士绅也以他们把害人的东西作为同中国构成冲突的工具而感到羞耻，竭力谋求禁绝它。中国士大夫却甘愿沉溺其中，安然不知悔改。几十年来国家的耻辱，财力的耗竭，民生所受的毒害，没有一个人把它当作自己的忧愧。钟表和玩具，家家都有；呢绒、洋布之类，遍及穷乡僻壤。江浙的风俗，甚至舍弃国家的钱币，专门使用洋钱，而且抬高洋钱的价格，却漠然无知，不知道这是错误。只要一听说修造铁路、电报，便痛心疾首，群起阻挠，甚至把看见洋人的机器当作公众共同的愤怒。曾劼刚因家讳而乘坐南京小轮船到长沙，官绅起身大肆喧哗，数年不止。这真是甘心承受他人的祸害，让别人刮取我们的膏脂，又竭尽全力自行堵塞自己的利益来源，其愚昧已经不可救治了。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都毫无所知，却以挟持朝廷为所谓公论；朝廷也因此奖赏称许他们，说这就是公论。唉！天下民气郁结、壅塞，不能向上通达，已经很久了。一两个像猫头鹰般张狂而没有见识的士大夫，煽动游民来求得一时逞强，官吏又跟着加以引导。宋朝的衰弱、明朝的灭亡，都是这些像猫头鹰般张狂而没有见识的人造成的。如今这种情况又下移到众多无所事事、桀骜不驯的顽民之中，没有人能够考察阅读历史，体察民情，来了解事情所以然的原因。“我是楚人，生长在愚昧顽固的地方，后来又学习商贾之业，同洋人接近。我曾经读书、观礼，历考古今的事变，在举世喧哗嘲笑之中，寻求保卫邦国、治理国家，使自己立于不衰败之地的方法，于是畅快地直说，毫无顾忌；但始终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我逃身到七万里之外，不到两个月，便接连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参劾，于是完全悔悟，后悔当初的想法，不想再发表议论。不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些事情又不敢不向中堂陈述：“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的有二百多人，各个海口都有日本人，其中在伦敦的有九十人。我所见到的二十人都会说英语。昨天见到一个叫长冈良芝助的人，原来是诸侯，曾经治理一个国家，如今降为世爵，也在这里学习法律。他们的户部尚书恩娄叶欧摹，来到这里奉命研究经制和财政收支，谋划全部仿效英国。所设置的电报信局，也有人在伦敦学习，学成后就设局办理。学习兵法的人却很少。因为兵事是末务，各种技艺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堂现在主张重兵，所以专心研究兵法。依我的见解，各省营制绝无整顿的可能，募勇也不能成为长久之计。西洋在这几十年中没有忧虑发生战争，实在可以依据事理和形势来判断。考察伦敦招募士兵的方法，都是先让他们读书，通晓兵法，然后再入选；派遣医士察看他们的血脉、胆气和筋骨是否强健，然后教他们跳跃；接着依次把枪炮技艺全部学会，才编入队伍。他们的根基多么深厚啊！这哪里是中国能够实行的呢？一个人的技艺，不能达到长远的用途，正担心耗尽千金去学习屠龙之技，技艺学成后却无处使用。我想让李丹崖带领出洋的官学生，改学勘测煤铁及冶炼等方法，以及兴修铁路和电学，以求实际用途。仍应命令各省督抚多选拔少年才傻，供给他们所需费用，先到天津、上海、福建的各机器局考察研究技术，通晓语言文字，然后派往海外；根据各人的才质所长，分途研习。各机器局也应增设教师二三人，以等待来学习的人。不过必须先从一个地方开始，或许可以希望人心知道应当趋向的方向。这里有一个叫斯谛文森的人，年过七十，创造了各国许多铁路，尤其殷勤地劝中国赶快修建。谨将我拟定的概要呈上。只是我的意思认为，事情如果必须由洋人来做，必定不能长久；应当先使中国人通晓其中的方法。埃及国隶属于阿非利加，它修造铁路时，先派人到英国学习，然后依照仿行，这是最值得效法的。伏请您指示，以便我同李丹崖商议办理。“我私下认为，当今治理国家的关键，应该实行的事情很多，但没有比仿照西法、建立富强根基更紧迫的了。做到这两件事，可以使国家立国千年而不衰败。至于它们长远而巨大的利益，暂且不必细说；只说浅近而容易见到的利益，也有两项：中国幅员超过万里，邮递传达的事情，远的要几十天才能到达，消息和声气常常像隔绝了一样。两项措施实行后，万里之遥就如同庭院门户一般。突然发生水灾、旱灾、盗贼之事，早晨发生，晚上就能听到消息，那么就不用担心奸民暗中发动、假称作乱。这是第一项利益。中国官民之间的隔阂太深，又彼此掩蔽朝廷的耳目，以便谋取私利，因此民气常常郁结，不能向上通达。两项措施实行后，富民都能各自出力，供国家使用；即使大家怀着踊跃之心，道路所经过的地方，也会像人体血脉一样自然流通，政治的好坏无法自行掩盖，那么就不用担心贪官阻遏民气来谋取奸利。这又是一项利益。三代盛世，不过说官吏尽职、百姓表达实情罢了；治理之道本来没有比这更高明的。议论的人只说洋人的机器所到之处会损害地方风水，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修造铁路、电报必定沿着驿道，都是在平地上修建，没有什么需要凿毁的。

译至于用机器开采煤矿，是吸取地下水以便挖得更深；煤层越深，质量越好。中国开煤讲究向旁边挖通，洋人开煤讲究向深处挖，同样都是开采，只是浅和深不同，有什么妨碍呢？就拿湖南的物产来说，铁矿多在宝庆，煤矿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这两个郡最为兴盛。湘潭的石潭出产煤炭，世家大族多出自那里。湘乡到处都有煤矿，功名爵禄尤其盛多。世人一阵哄闹的议论，没有人来启发他们的蒙昧。为什么不就近根据事实，向中国百姓求证，让他们自己去做、自己获利呢？无缘无故地群起阻挠，几十年以后，洋人所到之处逐渐兴修铁路，形势足以形成制约，利益又足以引诱奸豪滋事，并役使他们为自己所用。吴淞铁路买地修建，最终竟没有办法阻止，于是使权利全都归于洋人，而中国无法自立。《传》说：“上天生养这些百姓，是要使先知者启发后知者，使先觉者启发后觉者。”先知先觉的责任，必定在朝廷大臣身上；因此政教一旦清明，士大夫的议论自然平息，也只在于朝廷果断实行罢了。“至于国家的根本大计，衡量今天的时势，估量今天的力量，有些事情难以一两项立即举行。但其中紧要的有几项，它们虽然不涉及根本大计，却是各种政务赖以产生的基础。不先致力于这些事情，即使有良法美意，每天不断谋划建立功业，最终也仍会归于无济于事。“第一是禁止鸦片烟。追溯鸦片烟的禁令，实际上始于雍正年间。起初它只是作为药品供应；当时政教修明，官吏奉行法令，民间没有人敢吸食。到了道光年间，它的流行才开始炽盛。嵩焘年轻时，还没有听说这种事。当时物产丰饶，家家富足，百姓谨慎守法。后来鸦片烟的祸害兴起，世风日益改变，水灾、旱灾和盗贼接连发生。即使说到今天洋祸的猛烈，实际上也是从禁绝鸦片烟开始的；金田贼首也因洋务中遣散的士兵聚集山谷，逐渐发展成大乱。因此，鸦片烟不只是残害民生、耗尽财力，实际上也是导致动乱的根源。洋人至今还把这件事视为大过错，中国反而习惯了它、安然接受它！我私下认为，鸦片烟的祸害不除，其他事情一件也办不成；至于寻求禁止它的方法，有一种极其简便而容易实行的办法，就是先从官员做起，再推及百姓；先从士子做起，再推及百姓；一概使用劝导的方法，再用刑罚来补救它的不足。施行这种办法，也只是触动他们的廉耻之心，激励他们自立。宽限二十年，必定可以保证禁绝，不至于稍有遗患。嵩焘前一份奏折已经详细说过，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这是一件事。“第一是开垦江浙的荒地。起初听说洋人只致力于商贾之利，对农田并不十分经营，到这里以后才知道并不是这样。他们通商只专门向富民征税，所征的只是茶、酒和烟等几项，其余都不征税。每年计算商人的盈余，估计他们所获得的利润，大约抽取八十分之一，这大略少于中国从户税中取得的收入。宝星以及其他表记、镂刻和器用都要征税，所养的犬也要征税，并且都计入通常税收之内。他们每年有固定收入，三百磅以下不征税。国家经常性的财政收入，全部取自地税；他们对于开发土地力量的重视已经很深了。从前我见陈文恭公巡抚陕西、河南，专心经营农业，兴修水利灌溉田地；在湖南又教百姓耕种，各种方法都很完备，可以作为懂得根本大计的人。江浙在战乱以后，距今已有十二三年，荒年时的田地仍有许多没有开垦。百姓害怕疏浚开辟的辛劳，爱惜自己的力量；州县又苦于奏销的负担，连荒地的名目也一并隐没不报，荒地任其荒芜，已经开垦的也彼此隐瞒。此事也应当是户部所应经营、督抚所应劝导的。这又是一件事。第一，喀什噶尔之地应当割让给雅谷刊。氐羌多次在酒泉反叛，光武仍保留他们的君长，并赐给印绶。吐谷浑迁徙到浩亹河，郭元振请求就在他们所置之地安置。边疆要地彼此紧密相连，按情理应采取羁縻政策，不必有所顾惜。至于汉代设置校尉、唐代设置都护，远的超过万里，近的也有几千里；使投降的胡人和杂处的外族，以及囚禁的叛乱者承袭封爵，把这些作为成例，不能拿来相提并论。只是喀什噶尔之地逼近安集延，按其地势，不可能筑起葱岭那样的长城来遮挡和阻遏它。浩罕诸部立国最久，趁喀什噶尔发生动乱而袭取占据其地，但仍畏惧中国的威势，想把自己寄托为中国的附庸。去年威妥玛代为提出请求，嵩焘认为应当顺应他们的心意，同他们订立盟约，命令他们交还各城；只要得到一名镇守乌鲁木齐的大臣，其信用、道义和威望足以使对方服从，就可以保证百年无事。如果只是出动军队进攻，势必旷日持久，耗费没有止境。幸而能够取胜，但浩罕诸部近在身边，一旦发生战争并纵兵抢掠，全年都会动荡不安，恐怕仍不知道怎样妥善处理后续问题。治理国家的人务求筹划长远，掌握军队的人只求进攻，所以主张放弃土地的意见，不能由将帅提出；只有依靠朝廷权衡缓急轻重，按照既定谋划宣布应对时机和策略，然后将帅的威势才能得到伸展，朝廷的恩德也才能深入远方人的心中，使他们知道低头听从约束。所以说，威妥玛代为提出请求，实在是不可错过的机会。这又是一件事情。第一，伊犁一城应当同俄罗斯订立约定，以便长久维持。英国和俄国，两国的势力足以相互抗衡；英国人专心于扩张土地以谋取利益，俄国人专心于袭取土地以开拓疆域。俄国无缘无故趁乱占据伊犁，可见其意图只是掠夺土地。我私下估计，等新疆的事情平定后，命令俄国人交还伊犁一城，必定还会引起许多争论。西洋的公法中，没有趁乱占据他国土地的先例，俄国势必会要求补偿军费，允许我们出钱赎回；但若不是有足以使其满意的款项，我知道它必定不会答应。因此不如反过来做：不责令俄国降低价格，把伊犁赎回；而是要求它按照所赎的价格进行交易，把伊犁卖给我们。比如日本连库页这样一座荒岛都还想全部占有，就更显然不肯轻易归还伊犁了。与其含糊拖延，使它产生战意，不如明确订约，划定疆界，可以保证几十年的安宁。万不得已时，收回黑龙江以西的土地，与它互相交换，也还算有名义和依据可说。这又是一件事情。

译第一，停止各省的厘捐。嵩焘对于靠厘捐筹集军饷，了解得非常清楚，推行得也非常卖力。湖南开始办理厘捐，实际上就是他全力赞成的。在广东陈述恢复厘捐的情况时，他援引古代来证明今日，自认为已经掌握了其中的要领。然而，凡是办理厘捐，都是为了筹集军饷，原本并不是国家的常规制度。军务结束已经十多年，到如今仍不议论停止，就不合时宜了。而且制度实行久了就会产生弊端。各省本来没有紧急需要，彼此都把它看作闲款，不太用心办理，因此办理日久，征收数额一天比一天少。突然发生军务，需要筹集粮饷，仍沿袭旧事、依照旧章，习惯成自然，到那时就更没有可以施展力量的余地了，这是两方面的弊端。前些年因为滇案，议论停止租界厘捐，这只是专门替洋人免除厘捐，和把鱼赶入深渊、把鸟赶进丛林有什么不同？这不但会失去民众和商人的人心，对国家体统的损害尤其严重。我的意见是，应当及时停止并免除各省厘捐。免除租界厘捐这一条，自然应当删去，并且另行订约规定：因发生事情而筹集军饷，不在此例。但像福建的茶、浙江的丝，以及凡是当地出产的物品，应当征收土税，以供地方使用，不能同厘捐一并免除。这些都是可以据理力争而取得胜利的。过去茶税每箱八两，五口通商后突然减为二两五钱。我曾经把这些话对赫总税司说过，他的意思也认为应当这样做。这是各省自己拥有的利益，还可以设法另行议定，没有理由连土税也不准缴纳。中国自身所拥有的利益，如何掌握和运用，应当出自朝廷；我对这件事非常感到不安。这又是一件事情。嵩焘本来奉命出使海外，凡是中外交涉的事情，只要略有见解，按例都可以上报朝廷；这些话我想陈述已经很久了。只是想到京师受到流言攻击，自己处身天地之间，几乎无处容身，朝廷也不能不听取人们的言论；加上自己地位卑微，又刚刚出洋，多次看见有人被参劾查办，更不敢有所陈述议论，以免自取过失。只是想到中堂是国家的重臣，关系到中外事务的得失利弊，应当劳神深思。我所陈述的这些小小意见，都是根据时势加以衡量，略举其中紧要的；拿来施行也简便易行，并不是只说些高远而难以实行的话，来满足自己议论的快意。我过去曾同宝相谈论当今的洋务：中堂能够看见大局，丁禹生能够达到精微，沈幼丹次之，也稍微能够把实际情况说尽；其余在位的各位大臣，竟然没有懂得的。宝相笑着说，嵩焘既精通又能看全局。嵩焘回答说：哪里敢希望自己既精通又能看全局？我一生的学问都停留在空泛之处，没有把它落实到实际的功夫，距离幼丹还很远。虽然如此，我考察古代、验证今日，知道其中的大要；从汉唐推及三代治理国家、安抚远方的方略，以及今日应当怎样有所异同、损益，只有我能够了解其中的深意。我私下认为，自南宋以来，这种道理在天下断绝了七百多年；这一点，是我自己唯一敢于相信的。只希望中堂选择采纳这些意见并上报朝廷，进而推行，那么对国家的帮助一定会很多。光绪三年，山西、河南、直隶、陕西都发生大旱。从秋天到春天没有下雨，饿死的人以数百万计。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疏说：“近来因为灾荒无雨，皇太后、皇上颁下诏书自责，悲哀痛切而恳挚，稍有人心的人读了都感动得流泪。但是臣私下思考：皇上年幼，两宫听政，虽然权衡裁决出自上面，但辅佐襄助却在枢臣。凡是用人、施政等重大事项，必定先同枢臣商议，然后才施行；枢臣说可以，圣旨就认为可以，枢臣说不可以，圣旨就认为不可以。可见今天的朝政，本来没有不是从政府发出的。去年山西、河南确实属于大灾，其余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受灾的将近十个省，全都由于宫廷没有良好的政令，以致上天降下奇异灾祸。等到灾害形成以后，地方官员隐瞒灾情而养成祸患，部臣把持利益而使百姓受害。试问内外诸臣的升降进退，枢臣难道能够没有在其中援引保护吗？难道能把责任全都推给皇太后吗？考察过去各代，遇到大灾，就策免三公；三公也自行请求罢免斥退。如今新疆平定，枢臣就受到赏赐；腹地省份发生灾害，枢臣却独独不受惩罚，而且坐看宫廷下诏罪己，尚且不引咎自陈，请求给予处分。又不在起草圣旨时恳切请求严厉责罚，把灾害推给上天，把过错推给上级，这在心里难道忍得下去吗？臣私下认为，枢臣也未必存心误国，只是对外虽然勤于职守，对内却缺少真诚；各省的年成丰收，就听任它丰收，荒歉，就听任它荒歉；各省的百姓能够生存，就听任他们生存，死去，就听任他们死去；各省的疆吏贤能，就听任他们贤能，否则就听任他们不贤；下达的诏令，奉行就听任奉行，违背就听任违背；部臣的议奏，准许就听任准许，驳回就听任驳回。不知民间疾苦，把一切交给自然，时局败坏，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如今山西死亡超过一半，骨肉相食，劈开尸骨来烧火做饭；河南的市集上贩卖人肉，行旅断绝，盗贼蠢蠢欲动；京畿一带数百里成为赤地，路旁接连可见死者，数万流民聚集喧闹在京城辇毂之下，奸民趁乱结队抢夺财物。这种情形怎么能够想象！万一饥民聚集起来，成为明朝末年的流贼，那就不只是枢臣等谋划国事不善，即使为自己谋划也太拙劣了。恳请下诏训示枢臣，要求他们忘掉个人和家庭，认真改过，这样或许可以上感天心。否则，即使宫廷万分焦急劳苦，严厉责备，而臣下仍旧懈怠敷衍，那么恐怕仍然没有感动上天的期限。” 百菊溪任两江总督时，司道以下的官员大多在妓船上结伴饮酒，纵情嬉游没有节制。百菊溪对此很厌恶，却不想公开揭发，于是召来一名尉官说：“某处有妓船，你替我把它赶走。”尉官局促不安，不敢答应。百菊溪说：“你是投鼠忌器吗？奉我的命令前往，有什么妨碍？”尉官请求发文书，百菊溪说：“不需要，拿你的官牌来。”随即提笔写了一首绝句：“婉转的歌喉像一串珍珠，清风把歌声送过莫愁湖；为什么急忙划桨离去？焚琴煮鹤，都是我这个老头子干的。”尉官拿着官牌前往，众官员踉踉跄跄地散去。不仅处置得十分妥当，也显出老一辈人的风雅。

译淮阳的贺生，本是旧家子弟，容貌俊美，擅长诗词文章。幼年时聘定了中表亲家的女儿为妻，后来因兵乱流离，彼此不再听到消息。贺生生活困顿，寄居在雁门的一座僧寺。有一天雪停天晴，一队骑从进入寺庙，询问后得知是陕西李镇军。过了一会儿，夫人也到了，带着三五名侍婢，其中一人尤其聪慧美丽，贺生目光注视着她，心神都被吸引，不能移开。没多久，他听见夫人呼唤雪鸿到殿中焚香。贺生暗自高兴，守候在栏杆下；雪鸿来回走动，他远远跟随她，欣赏她留下的足迹，并在地上画写了一首诗：“玉梅花下身影轻盈，仙女般的脚步迎风来往。彼此心意相通却无法传达，只留下芳香的印记在人间。”恰逢总镇经过，看见了这首诗，心中怀疑，回头询问贺生。贺生不承认，总镇坚持追问，他才把实情告诉了对方。李镇军虽然是将领，却颇懂风雅，于是同他谈论诗歌，更加认为他奇异不凡，便请他担任记室，还答应把侍婢送给他。贺生恭敬地答应，和李镇军一同到了官署；李镇军置办妆奁财物，把她嫁给贺生。婚礼当晚，贺生展开查看她的族谱，才发现她原来就是自己幼年聘定的中表亲。两人高兴至极，相互抱持而痛哭。李镇军听说后也很高兴，于是把雪鸿嫁给了他。后来贺生考中进士，官至知府。李镇军夫妇年老无子，贺生像孝敬父母一样侍奉他们。张船山，名检讨问陶，仪表俊美，能写诗，擅长书画。秀水的金筠泉孝继告诉他的亲近朋友说：愿意来世变成绝世美女，来给张问陶执掌家务。无锡的马云题灿赠给张问陶的诗中，也有“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这样的句子。张问陶作诗答谢二人说：“飞来的奇妙话语太过缠绵，不只是年轻女子爱慕少年。人人都愿做夫子的妾，老天让人多结再生的姻缘。累得名士们都想寻死，引得我痴情得几乎发狂。请转告我的妻子要早作安排，赶快典当衣服，积攒买花的钱。”又说：“名流争相化作女郎的模样，一笑便使残冬四座都如春天。此时敲打墙壁也没有妒妇，来日倾城女子全都成了诗人。只怕隔了一世红裙太小，免不了先生又添白发。宋玉近年来因屡遭诋毁而悲伤，为什么还要登墙苦苦窥视我？” 光绪初年，经筵讲官张佩纶、何金寿、宝廷等相继上疏，极力议论时事，于是京师流传“只听讲官讲，不闻言官言”的歌谣。近年以来，台谏官员也有许多敢于直言的人。孝贞显皇后陵墓工程派员监督办理时，首先选中了枢臣的儿子，舆论顿时哗然。御史邵积诚上奏说：“六部司员，按惯例规定学习三年，期满后才奏请留任，这是为了区别人才、严格决定取舍。历年来各部司员学习期满，从来没有咨送退回一个人，这已经足以看出堂官只是照旧办理；然而还没有一个人能在未经奏请留任之前，就得到重要差使，像工部捐纳郎中王庆钧这样。该司员是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儿子，光绪五年通过捐纳进入部中，估计刚满两年。这次孝贞显皇后大事，竟然派他充任帮总办差使。帮总办的名目虽然次于总办，但将来保举时所享有的优待，同总办一样。自从派任以后，舆论一片哗然。人们不是说堂官顾念情面、徇私庇护，就是说该员善于钻营取巧。大臣任用自己的儿子为郎，本来是希望他逐渐深入学习，准备将来任用。如果刚刚进入仕途，就倚仗声势，不按次序谋求升进，企图取得优先保举，那么寒门贫士辛苦积累功劳和资历，都会因此泄气。这种风气一旦开启，臣恐怕六部司员会把经营声气、结交关系当作捷径，反而把学习部务当成一纸空文。臣虽然没有见过王庆钧的为人，但听说他在部中办事，依仗门第荫庇，骄傲自满；由此可见，他器量见识浮浅，仍然没有脱离少年纨绔子弟的作风。即使他才思敏捷超过常人，也应当酌情加以抑制，以便培养造就。如今他学习期尚未结束，就突然给他重要差使，难道一个部里一百多人中，竟没有一两个才能像王庆钧这样的人吗？各曹司事务壅滞到这种程度，而破格任用又总是在权贵近臣的子弟身上，难怪人们议论纷纷。近来大臣彼此徇私庇护，已经成为积久的习惯，牢固得难以破除。这次工部所派的各位总办中，还有宝鋆的儿子景丰、景廉的侄子素麟；只是他们的资历比较深，臣不敢过分挑剔。像王庆钧这样到部不久的人，尤其受到众人非议。王文韶在枢臣中从政时间很短，如今天下时事多艰，应当思考怎样才能符合皇上的深思并满足众人的期望。他的儿子既然招致众议，难道竟然一点也没有听见吗？请下令工部堂官撤去王庆钧的差使，让他专心学习部务，以抑制急躁冒进，显示大公无私，同时也是保全王文韶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礼运》说：“服三年之丧的人和新近结婚的人，在服丧或婚期内不任用他们；穿着丧服上朝，和家中的仆人混杂居住、平等相处，这都不合礼。”由此看来，夺情起复的说法，东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并不只是后来所说的穿着墨色丧服而从命出仕。圣贤处于困厄还是显达，不能根据外在遭遇来判断。太王躲避狄人而居住在岐地，可以说是困顿了；但他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不肯因为自己的缘故伤害他人，因此无论到哪里都能通达。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孔子担任司寇，三个月便离去了。可以说他们都处境艰难，但他们不肯诡诈顺从的志向最终无不得到伸展，这又怎么能说是穷困呢？《中庸》所说的三种达德，任何一种都不能废弃，经文说得非常明白。朱熹的注解把知解释为知，把行解释为仁，把成功解释为勇；又把生而知之、安然实行解释为知，把学而知之、利而实行解释为仁，把困而知之、勉力实行解释为勇；又把三种知分别归入知，三种行归入仁，三种接近归入勇。这样牵强拼接，支离破碎，反而使读者茫然不能理解。我年轻时读到这里，曾经在心里感到忧闷。后来看到郭筠仙先生的《礼记郑注质疑》，其中曾经对此加以辨析考证，说得非常简明恰当，可以说正好先说出了我心里的想法。《宋史·吕夷简传》对他的称扬非常美好，王偁的《东都事略》也没有贬斥的话。当时孙沔弹劾他说，他排斥忠言，废弃正直之道，把姑息迁就当作安定，把逃避诽谤当作聪明，把柔弱而容易控制的人提拔为心腹，把奸诈但可以利用的人任作羽翼，甚至把他同张禹、李林甫相比，这一定不是没有原因的。太平盛世，君主英明、臣下贤良，平庸而机巧的人夹杂其中、见风使舵，也就因此成就名声；遇到衰乱时代，他们得以实现私欲，奸恶便全部暴露出来。做小人，也有幸运和不幸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