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篠 园撰距今八十一年，清咸丰七年丁巳（西历一八五七年）冬十一月十四日，两广总督叶名琛，以拒英人入城故，英人兴师，攻陷广州，名琛身为俘虏。是役之纪事，首见同月二十二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都统双禧、双龄、关监督恒祺、布政使江国霖、按察使周起滨等联衔奏报。（同年十二月尚有粤绅御史何璟、湖南巡抚骆秉章等先后奏报，均详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七。）次见无锡薛福成著「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一文（详「庸盦文集续编」卷下）。复次见「清史稿」邦交志及叶名琛本传。然或则官书，辄多掩饰；或则外省人笔记，语焉不详。从来信史，须求诸乡曲里巷之言，自以粤中父老见闻为真切。兹篇承粤友赠稿，据称三十年前得诸故老口述者。余以其大有关于信史，特为整理，作成有系统之记载，以实余杂记中，而仍题日「粤客谈二云云者，示不敢掠美也。顾余捉笔草此篇时，种种感想，浮诸脑际。其一，耆英之回避责任以故酿祸胎。其二，名琛之昏庸骄蹇以激生事变。其三，外人入城，本无关轻重，清廷谕旨，一再为言，粤人狃于三元里之役（清道光二十一年，西历一八四一年），一时之排外热狂，未免过甚。其四，始强终馁，骤经暴力之压迫，不能支撑，御侮又复不彻底。其五，汉奸纷纭，为虎作伥。此皆民族对外之弱点。迄今国难严重，什佰于曩时，而谬种流传，犹觉八十年如一日，有若干事项，堪以印证者。是则最可哀而滋可惧也已。溯自鸦片战争结束而后，道光二十二年（西历一八四二年）七月，和议告成，缔结江宁条约；约中之第二款，开放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通商。于是上海、宁波各处，任听外人往来，毫无限制。惟粤民强悍，独严海客进城之禁。而英人之侨居城外互市者，又远在乾嘉之间。据闻雍正三年英人初来粤，载黑铅、番钱、羽缎、哆罗、哗叽诸物求互市，未几去，嗣后时有往来。迄嘉庆十四年，地方大吏，始明定互市章程。其时英人所居，名夷馆（与十三洋行比邻），咫尺城闉，不得逾越，夙引为憾。自二十三年，耆英（耆为签订江宁和约之首席全权）奉使入粤办理善后，英方即以为言。二十四年，耆调任粤督。翌年之夏，闽省又有准许进城之例，英方复申前议。而耆迄未许之。是年十月，届交还舟山之期，耆亲赴香港，与英方交涉，英方直以准许入城与交还舟山为互换条件，耆为之大窘。（案和约虽无准许明文，而自来成案，又无不准之例，不过粤人坚持之一种习惯，此案诚属棘手。）乃未几，有民人咆哮广州府署搜索英人一案，民气大张。英方不无持重，终允交还舟山，而入城暂从缓议，保留悬案，附著于换文之中，耆亦许之。二十六年之秋冬，及二十七年之新正，接连发生三事。其一，有英人二名，私行进城，被居民殴伤，经官兵送出，未致毙命。其二，英人欲在洋行夷馆相距之中间墙上盖一天桥，俾从屋巅通过，居民出而阻止。其三，有英人多名，于某日赴佛山镇游览，镇民聚集多人，用石抛击，官兵救护，并未成伤。英方借是为词，开来火轮两艘、划艇三板二十余只，内装兵士千余名，尽逐沿海炮台守兵，毁其炮位，于二月十八日，直抵省河，湾泊十三行码头，其势汹汹，扬言须赴佛山镇自行捕捉凶手，并面见耆督，要约多款。而粤民方面，亦复愤不可遏，聚众数万，将谋抵抗。耆事前毫无防备，是夕集同官会议，一筹莫展。惟有革员黄恩彤（黄先为广东巡抚，不以民气嚣张为然，疏陈洋务，有「欲靖外侮，先防内变」之说。粤人诋其媚外，大不满之，屡被参劾。二十六年年终，因案褫职，交耆英差遣，故尚留粤中。赵长龄（赵为已革运司）者，耆之心腹，昔年随同办理和约倚任极专。乃密陈诸耆曰：「英人要约多款，若不尽许之，恐难拒其入城之请，不如尽许其他诸款，惟入城则缓以两年，此两年中公早内召，可置身事外矣。」耆然之。盖是时耆已拜协辨大学士之命，正谋晋京入阁办事也。次日，耆携同恩彤、长龄及潘仕成等，往晤英官。即许其要求重要诸款如租地建屋及拿办佛山镇滋事人等。至入城之期，则缓以两年。英人觉其一切就范，入城虽暂未办到，而已有确期，遂亦言归于好。
译《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篠园撰写 距今八十一年，清咸丰七年丁巳（西历一八五七年）冬十一月十四日，两广总督叶名琛因为拒绝英国人进城，英国人于是发兵攻陷广州，叶名琛本人也成了俘虏。这次战事的记载，首先见于同月二十二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都统双禧、双龄、关监督恒祺、布政使江国霖、按察使周起滨等联名上奏的奏报。（同年十二月还有广东士绅、御史何璟和湖南巡抚骆秉章等先后上奏，均详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七。）其次见于无锡薛福成所写的《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一文（详见《庸盦文集续编》卷下）。再次见于《清史稿》的邦交志和叶名琛本传。然而，有的是官书，往往多有掩饰；有的是外省人的笔记，叙述又不详细。历来要取得可信的历史，必须从乡里民间的言谈中寻求，当然以广东当地父老的见闻最为真切。如今这篇文章承蒙广东朋友赠送稿本，据说是三十年前从老年人那里听来的口述材料。我认为它对于可信的历史大有关系，特意加以整理，写成有系统的记载，作为我杂记中的一篇，同时仍题作“粤客谈”，之所以这样说，是表示不敢掠取他人的功劳。可是我提笔草写这篇文章时，各种感想纷纷浮现在脑海中。第一，耆英逃避责任，因而酿成祸根。第二，叶名琛昏庸、骄傲而蛮横，因而激成事变。第三，外国人进城本来并不关系轻重，清廷却一再下旨说明；广东人拘泥于三元里之役（清道光二十一年，西历一八四一年），一时排外的狂热未免过分。第四，开始时强硬，最后却气馁，突然遭到暴力压迫便不能支撑，抵御外侮也再次没有做到彻底。第五，汉奸纷纷出现，替老虎做帮凶。这些都是民族对外的弱点。如今国难严重，超过从前十倍百倍，而错误的种种说法仍然流传，仿佛八十年来一直没有变化；有些事情，还足以相互印证。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更加可怕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追溯鸦片战争结束以后，道光二十二年（西历一八四二年）七月，和议告成，缔结了《江宁条约》；条约第二款规定开放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通商。于是上海、宁波等地任由外国人来往，毫无限制。只有广东百姓强悍，独自严格禁止外国商人进城。而英国人侨居城外、进行贸易，又远在乾隆、嘉庆年间。据说雍正三年英国人初次来到广东，装载黑铅、番钱、羽缎、哆罗、哗叽等物品来求贸易，不久离去，此后便时常往来。直到嘉庆十四年，地方大吏才明确制定贸易章程。当时英国人居住的地方称为夷馆（与十三洋行相邻），距离城门很近，却不得越过城门，这一直被他们视为遗憾。自嘉庆二十三年起，耆英（耆英是签订《江宁和约》的首席全权代表）奉命入广东办理善后，英国方面就提出了这件事。嘉庆二十四年，耆英调任广东总督。第二年夏天，福建省又有准许外国人进城的先例，英国方面再次提出原来的要求。但耆英始终没有答应。这年十月，到了交还舟山的期限，耆英亲自前往香港同英国方面交涉，英国方面直接把准许进城作为交还舟山的交换条件，耆英因此十分为难。（按：和约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准许进城，但历来已有成案，也没有不准进城的先例；不过这只是广东人坚持的一种习惯，此事确实棘手。）不久，又发生百姓在广州府署喧闹、搜查英国人的案件，民气更加高涨。英国方面虽然有所顾忌，最终还是答应交还舟山，而把进城一事暂缓议定，保留为悬案，并附载在换文中，耆英也答应了。道光二十六年秋冬以及二十七年新年，接连发生三件事。第一，有两名英国人私自进城，被居民殴打受伤，经官兵送出，才没有丧命。第二，英国人想在洋行与夷馆之间的墙上修建一座天桥，以便从屋顶通过，居民出来阻止。第三，有多名英国人在某日前往佛山镇游览，镇民聚集多人投掷石块，官兵前去救护，并没有造成伤亡。英国方面借此寻找借口，开来两艘火轮、三板划艇二十多只，船内装载一千多名士兵，把沿海各炮台的守兵全部驱逐，毁掉炮位，于二月十八日直抵省河，停泊在十三行码头，气势汹汹，声称必须到佛山镇自行捕捉凶手，并且要当面见耆英总督，提出许多要求。广东百姓方面也愤怒得无法遏制，聚集数万人，准备抵抗。耆英事先毫无防备，当晚召集同僚开会，却一筹莫展。只有革职官员黄恩彤（黄恩彤原先任广东巡抚，不认为民气嚣张是对的，曾上疏陈述洋务，提出“要平息外侮，先要防止内乱”的说法。广东人斥责他媚外，对他极为不满，他多次被弹劾。道光二十六年年终，他因案件被革职，交由耆英差遣，所以还留在广东。）和赵长龄（赵长龄是已经革职的运司），赵长龄是耆英的心腹，过去曾随同办理和约，耆英对他十分倚重。他秘密向耆英陈说道：“英国人提出许多要求，如果不全部答应，恐怕难以拒绝他们进城的请求。不如其他各项都答应，唯独进城一事缓至两年；这两年中，您早已被召回朝廷，可以置身事外了。”耆英认为他说得对。因为当时耆英已经奉命任协办大学士，正在谋划进京入阁办事。第二天，耆英带同恩彤、长龄以及潘仕成等人，前去会见英国官员。当即答应了租地建屋、缉拿办理佛山镇闹事者等重要要求。至于进城的期限，则延后两年。英国人见他一切都顺从，虽然进城暂时没有办成，但已经有了确定的日期，于是也表示愿意和好。
其时名琛已任广东布政使，心不谓然，而事权不属，莫能可否。二十八年，耆即自请入觐，留京供职。果如黄、赵之计，及期得置身事外。不料天夺其魄，于后十年英人陷广州之役，检得督署档案，为之迻译，发觉耆当日之章奏，多掩饰不实，甚深恶之。是丧权媚外之夫，转为外人鄙视。彼时（咸丰八年）联军犯天津，争改约，耆方奉命随桂良、花沙纳赴津协议，甫抵津，求见英人，英人拒不见，未及候旨，踉跄回通州，为王大臣论劾，赐自尽。此耆英之结局也。至赵长龄正借二十七年之案，保举开复原官，洊至陕西山西巡抚，同治七年，始引疾归，而黄恩彤废弃终身，是又有幸有不幸者。（二）自黄恩彤因案落职，清廷即简徐广缙为广东巡抚。既而耆英内调，广缙坐升总督，名琛坐升巡抚。英人于二十八年五月间，即通告广缙，以明年二月二十一日为进城之期（此期为二十七年耆英换文中所约定）。广缙初即借词赖。其时英法在印度殖民地颇有争执，将开兵衅，不遑兼顾，用是搁者数月。迄是年年终，印局稍定，英人又来相嬲。广缙不得已，于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其时距英人约定入城之期，正一月耳），携同督粮道柏贵、督标中军副将昆寿、洋务委员伍崇曜（伍为十三洋行行商之领袖）等，亲赴虎门，与英军司令官文翰交涉。（案其时英人既不许进城，故英官有事面商，亦不能在衙署相见，只可由总督以钦差大臣名义纡尊往就之，或在城外十三行行栈相见，或在远处之虎门及香港相见，亦不定，耆英任内，即已如此。）文翰于他事均肯通融，惟入城之期，坚以践约为言，不肯放松。云此举中外具瞻，有关英国颜面，倘虑华人滋事，愿派军队帮助弹压。又云如广东不接受此项交涉，当开兵轮前赴天津，质问北京政府，便道至上海南京，查看入城情形。种种恫吓，其意不止扰京津，兼欲截漕运，势甚汹汹。广缙计无所出，亟以六百里加紧驰奏清廷请旨。原奏中有「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若止在广东滋扰，尚可竭力捍御，倘移舟江浙，则柔脆之民，势难堪其蹂躏，且茫茫巨浸，到处可通，恐沿 海难免风鹤之警。臣受恩深重，虽捐糜无所顾惜。惟值此经费支绌之时，再生枝节，上廑宵旰，为臣 子者，稍有天良，何敢出此？……一载以来，往返文件，当面辩论，实已智尽能索，若再由臣相机妥办，则依从排解，两有所难，实在情形如此，并非敢稍存推诿也。总之进城一事，本系前督臣耆英与之定约甚坚，亦难怪其哓渎」等语。清廷旋亦降旨，准予英人进城。略谓「天朝抚驭外夷，总以信义相待，彼国既重提进城之说，该督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其时君臣两方恇怯之情，活现纸上，而或有人大为广缙夸张。云其赴虎门之先，往别名琛，相约磋议无效，即炮轰英舰，誓与俱烬。濒行且将总督关防相授，名琛先不允接，其父志诜（名琛父志诜其时确系迎养在粤抚署内）自屏后出，命名琛接之。广缙抵虎门，登英舰，英官邀之入舱，而坐随行之柏贵、昆寿二人于舱外。广缙为英官指陈利害，英官敦迫再四，终执不可，声色俱厉。柏昆二人恐事决裂，欲入卫广缙，侍者阻之。昆寿盛气相向，侍者为辟易，卒入舱。时广缙方在座上，屈指数英人罪状，英官频作逊谢态。昆寿乃掖广缙出，英官急趋送之。广缙不顾，登舆而去云云。说者之一幕喜剧，虎虎有生气，方之郭令公之单骑见回纥，与宋寇准澶渊之盟，不是过之，此未免戾于事实者。然而此役确有转机，及期英人软化，此不系于广缙之折冲得宜，而实赖国民外交之力。在广缙方面，毋宁谓出之意外者。维时国民外交之武器，厥有两点，其一，集中御侮。其二，停止贸易。前者绅士许祥光主之。自正月二十七日广缙由虎门回城之日，深知交涉无望。急速号召城厢内外居民，家各出壮丁一人至二三人，挨户注册。募集经费，添设各街巷栅栏，购买军械，给予壮丁，从事训练，作种种战时准备。旬日之间，得款七十余万两（值今之百余万元），国民兵十万七千余人。后者，行商伍崇曜主之。由伍传集各行商之向与外洋贸易者，一律暂行歇业。所有外洋来货，概不为之销售。不特英国存货，不堪折阅。即法、美、西班牙等国，亦并受其影响，群咎英官之措施失当，致将货物开列清单，交英领颜吐礼收存，责令赔偿损失，英方为之大窘。
译当时叶名琛已经任广东布政使，心里并不赞同，但事权不在他手中，无法表示赞成或反对。道光二十八年，耆英便自行请求入朝觐见，留在京城任职。果然像黄恩彤、赵长龄所谋划的那样，到了期限时得以置身事外。不料上天夺去了他的性命；十年以后，英国人攻陷广州时，搜得总督署档案，将其译出，发现耆英当年的奏章多有掩饰和不实之处，对此十分憎恨。这个丧失权力、媚事外国的人，反而成了外国人鄙视的对象。那时（咸丰八年）联军进犯天津，要求修改条约，耆英正奉命随桂良、花沙纳到天津议和；刚抵天津，要求会见英国人，英国人拒绝接见。他还没等候旨意，就踉跄逃回通州，被王大臣弹劾，赐令自尽。这就是耆英的结局。至于赵长龄，正是借道光二十七年的案件，保举他恢复原官，后来连续升任陕西、山西巡抚，同 治七年，才以患病为由辞官归乡；而黄恩彤则终身被废弃。这又是有幸与不幸各不相同的人。（二） 黄恩彤因案件被革职后，清廷立即选任徐广缙为广东巡抚。不久耆英调回朝廷，徐广缙因而升任总督，叶名琛升任巡抚。道光二十八年五月间，英国人就通知徐广缙，把第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定为进城日期（这个日期是道光二十七年耆英换文中约定的）。徐广缙起初便借故推诿。当时英国和法国在印度殖民地有不少争执，将要发生战争，无暇兼顾此事，因此搁置了几个月。到这一年年终，印度局势稍稍稳定，英国人又来纠缠。徐广缙不得已，于道光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这时距英国人约定的进城日期恰好只有一个月），带同督粮道柏贵、督标中军副将昆寿、洋务委员伍崇曜（伍崇曜是十三洋行行商的首领）等人，亲自前往虎门，同英军司令官文翰交涉。（按：当时英国人既不准进城，所以英国官员有事要面商，也不能在衙署相见，只能由总督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屈尊前往会见，或者在城外十三行的行栈相见，或者在远处的虎门、香港相见，并没有固定地点。耆英任内就已经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月〕 文翰对其他事情都肯通融，唯独进城日期坚持必须履行约定，不肯放松。他说，这件事受到中外共同关注，关系到英国的颜面；如果担心华人闹事，英国愿意派军队帮助镇压。又说，如果广东不接受这项交涉，就要开动军舰前往天津，质问北京政府，途中还要到上海、南京查看进城的情形。种种恫吓，目的不只是在京津一带滋扰，还想截断漕运，气势十分凶猛。徐广缙无计可施，立即以六百里加急驰奏清廷，请求下旨。他在原奏中说：“如果拒绝得过于严厉，难免激成事端；如果只在广东滋扰，还可以竭力抵御；倘若把船开到江浙，那么柔弱的百姓势必难以承受他们的蹂躏。而且江面辽阔，到处都可以通行，恐怕沿海难免有风声鹤唳的警报。臣承受皇恩深重，即使粉身碎骨也毫不顾惜。只是现在正值经费困难之时，如果再生枝节，就会使皇上日夜忧劳。作为臣子，稍有天良，怎么敢这样做呢？……一年以来，往返文书、当面辩论，实在已经智穷才尽；如果还要由臣随机处置，那么依从或设法排解，两方面都很困难。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并不是臣胆敢稍有推诿。总之，进城一事本来就是前任督臣耆英同英国人订下的坚决约定，也难怪他们喋喋不休地提出要求。”清廷不久也下旨，准许英国人进城。大意是说：“天朝安抚、驾驭外国夷人，总是以信义相待；既然那个国家再次提出进城之说，该督如果再三阻止，反而失去宽容包容的气度，自应斟酌日期，暂且允许他们进城瞻仰。”当时君臣双方怯懦畏惧的情状，活生生地呈现在纸上，但有人却大肆夸赞徐广缙，说他前往虎门之前，曾去同叶名琛告别，约定如果谈判无效，就炮轰英国军舰，发誓同归于尽。临行时还要把总督关防交给叶名琛，叶名琛起初不肯接；他的父亲志诜（叶名琛的父亲志诜，当时确实被迎养在广东巡抚衙署内）从屏风后面出来，命令叶名琛接下。徐广缙抵达虎门，登上英国军舰，英国官员请他进入船舱，却让随行的柏贵、昆寿二人坐在舱外。徐广缙向英国官员陈述利害，英国官员一再强迫，最终仍然坚决不同意，言辞和神色都十分严厉。柏贵、昆寿二人担心事情破裂，想进去保护徐广缙，却被侍从阻拦。昆寿怒气冲冲地面对侍从，侍从被迫退让，他终于进入船舱。当时徐广缙正坐在座位上，屈指数说英国人的罪状，英国官员则频频作出谦逊道歉的姿态。昆寿于是扶着徐广缙出来，英国官员急忙快步送行。徐广缙没有回头，登上轿子离去，如此等等。说书人讲的这一幕像一出喜剧，威武而富有生气；拿它同郭令公单骑会见回纥、宋朝寇准在澶渊订立盟约相比，也不逊色多少。但这未免违背事实。然而，这次事件确实出现了转机，到了约定日期，英国人软化下来。这并不是由于徐广缙善于周旋交涉，实际上依靠的是国民外交的力量。对徐广缙来说，宁可说这是意外。当时国民外交的武器有两点：第一，集中力量抵御外侮；第二，停止贸易。前一项由绅士许祥光主持。自正月二十七日徐广缙从虎门回城那天起，他深知交涉已经没有希望，便急忙号召城内外居民，每家出壮丁一至二、三人，逐户登记。募集经费，增设各街巷的栅栏，购买军械发给壮丁，并进行训练，作各种战时准备。十天之内，筹得七十多万两银子（按今天的价值为一百多万元），国民兵达到十万七千多人。后一项由行商伍崇曜主持。他通过伍召集各行商中一向同海外贸易的人，一律暂时停业。所有从海外运来的货物，概不替他们销售。不仅英国的存货经不起损耗，就连法国、美国、西班牙等国也都受到影响；他们纷纷责怪英国官员措施失当，以致把货物列成清单，交给英国领事颜吐礼保管，责令英国赔偿损失，英国方面因此十分窘迫。
而香港兵力，实仅有二千七百余人。裙带路（香港附近之地名）一带土匪众多，伺隙思逞。港兵一有移动，后路尤为可虑。许、伍等以粤绅名义，正式送达公函于英军司令官文翰，陈说利害，洋洋数千言，其中握要语，有云「二十一年之结怨构兵，贵国有激而成，所关者大，实出于不得已。今为此小节而轻动干戈，若止以现在香港二三千之众，而抗全城数百万之人，则众寡不敌。若遽调各港之兵，且科众商之饷，则因小失大，虽愚者亦不肯为。况匪徒觊觎已久，动借公愤为名，万一酿成焚烧洋楼之事，殃及各国远人，玉石不分，咎将谁诿？甚或变生肘腋，至有黄竹岐、赤柱之事，皆在意中也。如以为他处滋扰，可以挟制广东，准其入城。不知城在广东，万民不愿，无论在何处千方百计，而广东之百姓，总断不能行也。」其词斩钉截铁。且将恫吓之点为之道破。英方伎俩，已无可施。是以文翰原定四月十三日驾驶兵舰，开进省河，相机进城，临时中止。并于十四日张贴告示，晓谕英商，谓现已罢议进城，大家安心贸易。又登载报章，遍告各国，仍求照旧通商。一面照会广缙，请求谕知行商，早日复业，饬属切实保护洋商。于是一场风波顿归平息。英人变计如是之速者，纯持国民外交之力为多。而广缙探悉民隐，又亟亟具奏清廷，谓进城之议，万不能从，至再至三言之，若天花乱坠，不顾其前言之自相矛盾，最为可笑。且云人民及行商等计画，皆彼之指示，尤属贪叨无耻。清道光帝，人本浑厚，以喜讯之出于意外，遂不加察，大为赞许。朱批有云：「远胜十万之师，皆卿胸中之锦绣，斡国之良谋，嘉悦之怀，笔难尽述」，寻又明降谕旨，褒扬备至，并及名琛。锡封广缙子爵，名琛男爵。有清一代，以樽俎之劳，荣膺五等，如彼二人遭际之盛者，罕有其匹也。（三）其时有一事足称道者，为能严办汉奸。先有知府麦庆培，勾串外人，暗通消息，为广缙奏革，发配新疆。继又有民人李象经，与外人通信，为之画策，希图进用，又为名琛执而置诸大辟。此外千总应惠淓，亦因交结外人，立遭严谴。用是流氓地痞之属，均有惮而不敢为。不若晚近之螭魅横行，无人敢执纪纲以相裁制。是则江河日下，不胜忧愤者也。英人虽一时屈伏，终不甘心。而对于广缙之渐露骄盈，尤为不满。先是文翰于罢议入城之后，仍求来省赴署晋谒广缙。广缙以既不许其入城，即未便容之到署，因订在城外十三行伍家仁信栈接见。届时文翰不来，命领事来，广缙又不见之，只遣委员接待，领事悻悻而去。文翰以前任约言，及于己身，被人撕毁，有辱使命，丛谤在躬，备极愤懑。因而向其政府尽量挑拨，谓广缙无礼，危害邦交，不当认为交涉之对象。于是由英政府以首相名义，致书穆彰阿、耆英辩论种种，书末并云拟简派大员径赴北京面议，该书则备有两分，时正穆相当国，耆英备位大学士也。自英伦寄至香港，已在道光三十年之春。文翰更自备致耆英公文一角，驾驶兵舰开赴上海，晤苏松太道，先要求江督陆建瀛为之代递。陆已允之。继又驶赴天津，以无带水，不能入港。即令舌人麦华陀（英人），乘坐三板驶入。彼时五口通商，天津不在内。按约大沽海口不许外人任便出入也。守兵严拒之，而麦不受，几致决裂，终准其入口。由天津镇道（按是时天津镇为双锐、天津道为钱炘和）派员晤之。询其来意，仍系投文。答称前此在上海所投之文，业经陆督代递，穆耆亦有文致陆督，声言各有职司，朝中大员，无与外国使臣通信之例，未便作覆，仍嘱其回粤与徐督交涉。英人以闯进天津，初非约许，几经辩论，亦即折回，于是年五月扬帆南返。而清廷谈虎色变，已羽书络绎，通令沿江海督抚严密筹防矣。越二年，广缙调督两湖。名琛即升署总督，寻且实授。其时名琛年才三十二三（案有清一代青年督抚，以田兴恕二十四岁任贵州巡抚为最少，但田以提督兼署，出身武人，若文吏，则名琛与辛亥革命时之粤督张鸣岐，均以三十内外任督抚者也），志锐气盛。既以偕广缙拒英人入城事，邀清廷殊眷，益自负，好大言，动谓外人畏缩不足虑，其驭外骄倨之态，数倍于广缙。先是广缙虽不许外国使领到城内督署晤见，而本人时常纡尊至城外见之，即远莅虎门亦不辞，而名琛直不见。（有说名琛非不愿见，但来见者必要求在督署，而名琛不许，仅声言允在城外，亦不谋设法疏通，故彼等终亦不来。）以文书来，则于牍尾批数字答之，或竞不答。憾之者不独英人，如法如美，同深忿恚。时太平军正得势，清室岌岌可危。英人既不得志于名琛，则移其目光，以注视北京政府。
译而香港的兵力实际上只有二千七百多人。裙带路一带（香港附近的地名）土匪很多，伺机想要逞凶。香港驻军一有调动，后方尤其令人担忧。许祥光、伍崇曜等以广东绅士的名义，正式把公函送达英军司令官文翰，陈述利害，洋洋数千字，其中要点说：“道光二十一年结怨交战，贵国是受到激发而造成的，关系重大，实在出于不得已。如今却为了这件小事轻易动用武力，如果只凭现在香港的二三千人，来对抗全城数百万民众，人数众寡悬殊，势必不能取胜。如果仓促调动各港的军队，还要征收各商人的军饷，那么就是因小事而失去大局，即使愚人也不肯这样做。何况匪徒觊觎此事已经很久，动辄借公众的愤怒为名；万一酿成焚烧洋楼的事件，祸及各国的外国人，不分玉石一并焚毁，罪责将归于谁？甚至可能祸患发生在身边，以至出现黄竹岐、赤柱那样的事情，这些都在意料之中。如果认为其他地方发生骚扰，就可以借此胁迫广东，准许英国人进城，那就不知道城在广东，万民都不愿意；无论在什么地方想尽办法，广东百姓总是绝对不能答应。” 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而且把对方恫吓的要害也揭露了出来。英国方面的伎俩已经无法施展。因此，文翰原定于四月十三日驾驶军舰驶入省河，伺机进城，临时中止了行动。十四日又张贴告示，告知英国商人，说现在已经停止讨论进城一事，大家可以安心贸易。又在报纸上刊登消息，遍告各国，仍然请求照旧通商；同时照会徐广缙，请他通知行商尽早复业，并命令所属切实保护外国商人。于是，一场风波很快平息。英国人这样迅速改变计划，主要是因为国民外交的力量。徐广缙探知民情，又急忙多次上奏清廷，说进城的议论绝对不能接受；他一再这样说，仿佛说得天花乱坠，却不顾自己前后言论相互矛盾，最为可笑。并且还说，百姓和行商等人的计划都是他的指示，更是贪功无耻。清道光帝为人本来厚道，因为这个喜讯出乎意料，便没有加以查察，反而大加赞许。朱批说：“远胜十万大军，都是你胸中的锦绣文章、治理国家的良策；朕喜悦的心情，笔墨难以完全表达。”不久又正式降下谕旨，极力褒扬徐广缙，并连叶名琛也一并褒奖。赐封徐广缙为子爵，叶名琛为男爵。清朝一代，凭借外交宴饮之间的功劳而荣获五等爵位，像他们二人这样际遇显赫的，实在少有可以相比的。（三） 当时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就是能够严厉惩办汉奸。先有知府麦庆培勾结外国人，暗中传递消息，被徐广缙上奏革职，发配新疆。后来又有百姓李象经同外国人通信，为他们出谋划策，希望得到任用，又被叶名琛逮捕，置于大辟之刑。此外，千总应惠淓也因结交外国人，立即受到严厉惩处。因此，流氓地痞之类的人都有所畏惧，不敢任意妄为。不像近代以来魑魅横行，没有人敢于执掌纪纲加以制裁。这种江河日下的情势，实在令人忧愤不已。英国人虽然一时屈服，最终却并不甘心；对于广缙逐渐显露出的骄傲自满，更加不满。起初，文翰在停止交涉、允许入城之后，仍请求到省城赴总督署拜见广缙。广缙认为既然不允许他进城，就不便容许他到总督署，于是约定在城外十三行的伍家仁信栈接见。到了约定时间，文翰没有来，却派领事前来；广缙又不接见，只派委员接待，领事悻悻而去。文翰认为，先前以任期和约定相邀，轮到自己时却被撕毁，既有辱使命，又招致众多非议，因而极其愤懑。于是他向英国政府极力挑拨，说广缙无礼，危害邦交，不应把他视为交涉对象。英国政府遂以首相名义致书穆彰阿、耆英，逐项辩论各种问题，信末还说，准备选派大员直接前往北京当面商议；这封信共备有两份。当时正是穆彰阿执掌朝政、耆英以大学士虚居其位之时。信从英国寄到香港，已经是道光三十年春天。文翰又亲自准备了一份致耆英的公文，驾军舰驶往上海，会见苏松太道，先要求江督陆建瀛替他转递，陆建瀛已经答应。随后他又驶往天津，却因船吃水深，不能进入港口。于是就让英国舌人麦华陀乘坐三板船驶入。那时五口通商，天津并不在通商口岸之内；按照条约，大沽海口不允许外国人任意出入。守兵严词拒绝，麦华陀却不接受，几乎导致决裂，最后才准许他进入。天津镇道（按：当时天津镇是双锐，天津道是钱炘和）派员与他会面。询问他来意，仍然是来投递文书。他回答说，先前在上海投递的文书已经由陆督代为转交，穆彰阿、耆英也有文书致陆督，声称各有职司，朝廷大员没有同外国使臣通信的先例，不便作答，并仍嘱咐他回广东同徐督交涉。英国人认为闯入天津本来并非条约所允许，经过几番争辩，也就返回，于当年五月扬帆南下。而清廷已经谈虎色变，告急文书接连不断，命令沿江沿海的督抚严密筹划防务。过了两年，广缙调任两湖总督。名琛立即升任代理总督，不久又正式授任。当时名琛才三十二三岁（按：有清一代的青年督抚，以田兴恕二十四岁任贵州巡抚为最年轻；但田兴恕是以提督身份兼任代理巡抚，出身武人。若说文官，则名琛和辛亥革命时期的粤督张鸣岐，都是在三十岁上下出任督抚的人），志向锐利，意气旺盛。他既因同广缙拒绝英国人入城一事得到清廷特别宠信，便更加自负，喜欢说大话，动辄说外国人畏缩不前，不值得忧虑；他驾驭外国人的骄横傲慢姿态，比广缙更甚数倍。起初，广缙虽然不允许外国使领进入城内总督署会见，但本人还常常降低身份到城外会见他们，即使远赴虎门也不推辞；名琛却根本不见他们。（有人说，名琛并非不愿会见，只是来访者一定要求在总督署会面，而名琛不允许，只表示可以在城外会面，又不设法疏通，所以他们最终也不来。）外国人送来文书，他就在文书末尾批上几个字答复，有时甚至不予答复。对他感到不满的并不只有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都十分愤怒。当时太平军正处于强盛时期，清王室危在旦夕。英国人既然在名琛这里达不到目的，便把目光转向北京政府。
会法美两约有十二年后修约之条，英约本无之，而英人即执最惠国条款之义，纠合法美，于咸丰四年（案美约定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法约定于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均未到十二年之期，惟英约确已满十二年矣），连樯北上。盖与法美偕，则利益均霑之说，有词可借，而声势益形浩大。其后抵天津者，虽仅英美两使，法使因中途破舟，迟延未到，仅遣一委员来，声明与英美一致行动。清廷派崇纶接见，虚与委蛇。英美两使提出修约各条，仍令回南与名琛接洽。时粤省三点会首东莞人何六等，在粤倡乱，省垣戒严。名琛以军务倥偬，无暇兼顾，各国公使来文，覆从缓议。方乱之殷也，贼分水陆三路先陷佛山镇，进迫省垣，势张甚。属吏有请借外兵助剿者，名琛怒斥之。沈棣华时为肇罗道，以平贼自任。激励各乡民团，努力捍御。棣华不习水，则以巨绠系身桅上，指挥督战，其勇敢至今为人称道。年余事平。棣华录在事官绅出力者，请奖叙。名琛病恩非己出也，却之。棣华愤甚，疽发背而卒，军民由是解体。名琛自以此次平贼，并未假外力，益骄肆，视外人不足当其一盼，而穷治贼党，株连甚众。贼之黠者，逃之香港，怂恿英人攻广州。祸机遂隐伏于此矣。（四）十九世纪中叶，民智未开，迷信之风最盛。六年三月，佛山雨雪，群讶为不祥。七月，海上大风，三日夜不息，六榕寺塔被吹圮。塔建自唐代，俗人相传谓以镇海外诸夷者。自是遂奔走相告，谓省垣不日定有夷祸发生。果也，于九月中旬，有划艇名「阿罗」者，悬英国旗，私运烟土，驶入省河，巡河千总梁国定入艇搜之，验其篙师榜人，皆逸匪也，絷十三人以归，并以其船所悬之英旗为假冒，拔而弃之。据闻「阿罗」先日虽曾在英领事署注册，认为英船，俗名鬼划，然注册期满，经过十阅月，自不当以英船看待。维时英领事巴夏礼，坚持华官不当擅入英船捕人之约，且以毁旗为大辱，索还所获十三人。时获犯方受讯，讯实者七人，未得供者六人，名琛命先以六人还之，告以七人实积匪，供证确凿，不当还。巴固执不允。名琛谓此小事，不足深较，使县丞某持照会并解七人往。巴弗受，云须以梁国定往，保证以后再无此事（案即道歉之意），且此案须由彼代为定谳。某覆命，名琛曰：「姑置之，必事事如其所请，彼愈无厌矣。」迄二十三日，忽遣翻译来促，限四十八小时不如约者，当进兵攻城。名琛笑置不理，亦无戒备。时柏贵洊升巡抚，入京陛见，名琛兼署抚篆。清代故事，武乡试以巡抚为考官，正届试期。二十五日，名琛方赴校场试马射。忽闻炮声自东来，有顷，报英舰入夺猎德中流炮台矣。司道镇协相顾错愕，急入告。名琛笑曰：「乌有是，日昃彼自走耳」。下令省河水师各船勿与战。薄暮炮声果止，英海军司令，率战舰三艘、划艇十数只，泊十三行。诘旦，炮声复作。敌分趋凤凰冈东安西固等炮台，台上守兵，以总督有命不许应战也，相率弃台去。名琛尚从容欲毕试事，府县固清中止，遂罢试。二十七日，海珠炮台，相继失守。名琛虽大言，然中实恇怯。时城内外团勇集者二万余人，愤欲一战，名琛持不可，广州守吴昌寿长跪请发兵，亦不应。昌寿愤极，取架上令箭，亟趋出，欲矫命宣战，名琛躬起追之，及诸门，夺令箭而归，由是民间切齿名琛矣。二十九日，英船及海珠两处，同时发炮，轰击督署（其时之粤督署，本在外城）。属吏某，冒死入见，请避地，名琛危坐中堂，手「四元玉鉴」一册。流弹飞越隔院墙外不为动。某至，笑而遣之。日暮，炮暂止。布政司江国霖、粮道张百揆，亦以避居请，仍不可，曰家君（指其父志诜也）尚无迁意，我何可独避？国霖等不敢复言。翌日午后，炮又作。督署西偏事厅及月台，均被击毁。又纵火焚靖海门民居，火及城楼，中夜照耀如白昼。司道复固请迁避，不得已许之。人定后，舁行李出署，用夫役数百人。炮声止，地方官始出救火，达旦方息。
译恰逢法国、美国的条约中都有十二年后修约的条款，英国条约本来没有这一条，但英国人便抓住最惠国条款的含义，把自己同法国、美国联系起来，于咸丰四年一同整齐地向北进发（按：美国条约订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法国条约订于道光二十四年十月，都还没有到十二年期限，只有英国条约确实已经满了十二年）。因为同法国、美国一起行动，可以借用“利益均沾”的说法作为依据，声势也显得更加浩大。后来到达天津的虽然只有英、美两国使臣，法国使臣因为途中船只损坏，迟迟未到，只派一名委员前来，声明将同英、美采取一致行动。清廷派崇纶接见，表面应付敷衍。英、美两国使臣提出各项修约要求，清廷仍命他们回到南方同名琛交涉。当时粤省三点会首领东莞人何六等人在广东发动叛乱，省城戒严。名琛因军务繁忙，无暇兼顾，各国使臣送来的文书，答复一概缓议。叛乱正盛时，叛军分水、陆三路，先攻陷佛山镇，进逼省城，声势大为扩张。属吏有人请求借助外国军队剿贼，名琛愤怒斥责。沈棣华当时任肇罗道，把平定叛贼视为自己的责任，激励各乡民团，努力防守抵御。棣华不熟悉水战，便用粗大的绳子把自己系在桅杆上，指挥督战；他的勇敢至今仍为人称道。过了一年多，事情平定。棣华登记在这次事件中出力的官员和士绅，请求给予奖励和叙功。名琛却认为这样会显得恩典不是出自自己，拒绝了。棣华十分愤怒，背上生疽而死，军民因此离心瓦解。名琛自以为这次平贼完全没有借助外力，便更加骄横放肆，认为外国人根本不值得他正眼看待，同时穷追严办叛贼党羽，牵连了很多人。叛贼中狡猾的人逃到香港，煽动英国人进攻广州。祸乱的根源就这样暗中埋下了。（四） 十九世纪中叶，民众的知识尚未开化，迷信风气最为盛行。咸丰六年三月，佛山下起雨夹雪，众人都惊讶地认为是不祥之兆。七月，海上刮起大风，昼夜三日不停，六榕寺的塔被吹倒了。这座塔建于唐代，民间相传说它是用来镇压海外各夷的。从此人们奔走相告，说省城很快一定会发生夷祸。果然，九月中旬，有一只名叫“阿罗”的划艇，悬挂英国国旗，私运鸦片，驶入省河。巡河千总梁国定进入船中搜查，查验其篙手、榜人，发现都是逃亡的盗匪，便捆绑十三人带回，并认为船上悬挂的英国旗是假冒的，拔下来扔掉。据说“阿罗”前些日子虽然曾在英国领事署登记，被认作英国船，俗称“鬼划”，但注册期满后已经过了十个月，自然不应再视为英国船。当时英国领事巴夏礼坚持认为，按照约定，中国官员不应擅自进入英国船只捕人，而且毁坏国旗是极大的侮辱，于是要求交还所捕的十三人。当时被捕的犯人正在受审，审讯属实的有七人，尚未取得供词的有六人；名琛命令先把六人还给他，并告知七人确实是积年盗匪，供词证据确凿，不应归还。巴夏礼固执地不答应。名琛认为这是小事，不值得深入计较，便让县丞某人带着照会押送七人前往。巴夏礼不接受，说必须让梁国定前来，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按：就是要求道歉），而且此案还必须由他代为裁定。县丞回报后，名琛说：“姑且搁置此事，若事事都依照他的要求，他只会越来越不知足。”到二十三日，巴夏礼忽然派翻译来催促，限四十八小时内不按约办理，就要进兵攻城。名琛笑着置之不理，也没有戒备。当时柏贵屡次升任巡抚，入京陛见，名琛兼任巡抚职务。清代旧例，武乡试以巡抚为考官，正逢考试日期。二十五日，名琛才到校场试马射，忽然听到炮声从东面传来；过了一会儿，有人报告说英国军舰已经攻占猎德中流炮台。司、道、镇、协等官员面面相觑，惊愕不已，急忙进署报告。名琛笑着说：“哪有这种事，太阳偏西后他们自然会走。”并下令省河水师各船不得交战。傍晚炮声果然停止。英国海军司令率领三艘战舰、十多只划艇，停泊在十三行。第二天清晨，炮声再次响起。敌军分路奔向凤凰冈、东安、西固等炮台，炮台上的守兵因为总督有命令不许应战，纷纷弃台逃走。名琛还从容地想把考试办完，府、县官员坚决请求停止，他才中止考试。二十七日，海珠炮台相继失守。名琛虽然说大话，内心其实恐惧胆怯。当时城内外聚集的团勇有两万多人，愤怒地想打一仗，名琛坚持不许。广州守吴昌寿长跪请求发兵，他也不答应。昌寿愤怒到了极点，取下架上的令箭，急忙走出去，想假传命令宣布作战；名琛亲自起身追赶，在城门处追上他，夺回令箭。从此民间更加痛恨名琛。二十九日，英国军舰和海珠两处同时开炮，轰击总督署（当时的粤督署本来在外城）。属吏某人冒死入内求见，请求转移躲避；名琛端坐在中堂，手里拿着一册《四元玉鉴》。流弹飞过隔院的墙外，他也不为所动。那人进来后，他笑着把他打发走。天黑时，炮声暂时停止。布政司江国霖、粮道张百揆也请求避居，名琛仍不答应，说：“家君（指他的父亲志诜）尚且没有迁避的意思，我怎么可以独自躲避？”江国霖等不敢再说。第二天午后，炮声又响起。总督署西侧的事厅和月台都被击毁。敌军又放火焚烧靖海门一带的民居，火势烧到城楼，半夜照耀得如同白昼。司、道官员又坚决请求迁移躲避，名琛不得已才答应。夜深人静后，抬着行李离开总督署，动用了几百名夫役。炮声停止后，地方官才出来救火，直到天亮火势才被扑灭。
十月朔，名琛进老城（案即内城），诣孔庙行香（清吏老例每逢朔望外出行香），遂入居巡抚署。伍崇曜晋谒，述英人愿和意，请委员同往洽商。乃派雷州守蒋某偕行，晤英领事巴夏礼，议良久，不得要领而散。巴童年来中土，能华语。耆英与英人定约时，巴甫弱冠，即参预樽俎，力请与耆交欢，耆故悦之（有说录为义子，此未必确）。要之，巴于中土人情，揣摩纯熟，一切窍要，均能洞悉，故英所攫得之权利，较他国为独多，巴之力也。是日日中，炮声又大作，城垣崩二丈许，守城官督标中军副将凌芳阵亡，军遂溃。大埔团勇入援，巷战互有杀伤，团皆用土枪，力不敌，久之亦退，然已斩馘敌兵数十人。敌将入督署，周视而去。焚靖海五仙两门时，居民救火，被击毙不少。时敌兵实不足二千人，入城者闻仅二三百耳。初二至初六等日，炮轰城如故。初七日，更分五路进攻，炸弹落地，巨者八十余斤，然入夜必休止。连日伍崇曜偕诸官绅与巴夏礼磋商和议多次，迄无头绪。巴曾议及与总督相见礼节，又请于城外择公所为议场，请总督亲临。崇曜以告江国霖，国霖谓此尽可行，乃入白名琛，名琛不可。国霖曰：「彼但以燕见为请，固自无伤国体，许之必可止兵，何所惮而不为？」名琛怫然日：「夷情诡谲，至于此极，君尚以所言为可信耶，若相见而遭挫辱，后事益不可为矣。」国霖无以对，此议遂寝。其后炮攻即昼夜不息。夫仅一相见，犹虑遭挫辱，孰知后来挫辱乃千万倍于此耶，此则百思不得其故矣。（五）十一月朔，有舌人吴某来告，明日有英船两艘入省河鸡鸭滘（地名）携其公使照会送来，船插白旗，示无战意，请派员往见。名琛派南海县丞许文深往，两船白旗，果如其言，英官来者为威妥玛，其一则法船也，船长为卑某。威等与许以礼相见。将照会交付后，启碇而去。前此进攻者惟英人，至此法人又加入。照会中要求四事：一、入城与总督相见，二、索河南地辟作租界，三、赔偿被毁洋房及货物，四、从速回复通商状况，语颇傲慢。名琛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从。初三日以后，英法两国兵船，陆续入省河，在河南登岸，夺民房以居，开始成联军之势。近河居民，纷纷惊窜。官绅入谒告急，名琛仍从容如平常。曰：「彼何能为，不过以虚声恫吓我耳。张同云在彼，动静我先知之，彼势已穷蹙。」同云者亦舌人，名琛所倚任，赖以诇敌。其实同云受敌厚赂，转刺取名琛动作报敌，而所告名琛者，皆诳语也。众皆言其叵测，宜逐之，名琛不之听，日后全局终败于同云之手。司道于英法联军到后，环恳增兵或召集民团均不许。固请，即愤然曰：「谁增兵，谁给饷，尔等可少安，过半月后，定无事矣。」此盖扶乩语也。先是某巨公以理学负时望，恒谓粤民不可用，且云当大事，宜澹定，名琛夙敬其人，又扶乩祈签亦与某公言合，故信之益坚。或曰，扶乩者正阴受敌贿，乩语皆敌教之。而新闻纸更伪造英兵在印度孟喀喇等处战败，无力兼顾远东。名琛更信之不疑，致以是形诸奏牍，（案是时清廷上谕反有云：所称该国有孟喀喇等国与之构衅，不能添兵来援，无论传闻未可尽信，即是实有其事，而事平之后，岂不虑其称兵报复。从前林则徐误听人言，谓英吉利无能为役，不妨慑以兵威，致开衅端，迨定海失后，即束手无策，前车之鉴，不可不知等语。足见当国者之尚能重视外患，识解较胜名琛一筹）。绝不悟为被绐也。十一月朔以后，炮日夜发，无已时，弹所及，辄火起，府县出示令居民去蓬厂，毋蓄引火物，多储水以备。十八日夜，炮未发，西关忽起火，焚美、法两国人寓舍几尽。次日午后，延及英人所居，风劲火炽，亦悉烬之。昔所称十三洋行者，至是成为焦土矣。各外侨失所居，乃以船为家，颇疑火起由居民所为，于是遣兵登岸，焚西濠沿河民居店肆亦数千家以报。然自是日后，敌兵在陆地者，悉退屯海珠（案海珠在珠江之江心），不复攻城矣。二十六日，诸船又退泊大黄滘，陆战队则屯于滘旁之车歪炮台。阅时约五易月，烽烟顿息，在休战状态中。闻尔时英国政情，恰生变化，首相巴麦尊，借口于「阿罗」号事件，指为侮辱国旗，架设大题目，以鼓动人心，主战最力，谓非对此「野蛮人」大施挞伐不可。
译十月初一，名琛进入老城（按：就是内城），到孔庙行香（清代官员的旧例是每逢朔日、望日外出行香），随后进入巡抚署居住。伍崇曜前来拜见，转述英国人希望讲和的意思，请求派委员一同前往商谈。于是派雷州守蒋某同行，会见英国领事巴夏礼，谈了很久，仍没有达成要领，只得散去。巴夏礼年轻时就来到中国，能够说汉语。耆英同英国人订约时，巴夏礼刚刚成年，便参与了宴饮交际，极力请求同耆英交好，因此耆英很喜欢他（有人记载说耆英收他为义子，这未必确实）。总之，巴夏礼对中国的人情世故揣摩得十分熟练，各种关键都能洞察，所以英国攫取到的权利比其他国家多得多，这是巴夏礼的作用。当天天正中时，炮声又大作，城墙崩塌了约二丈，守城官、督标中军副将凌芳阵亡，军队于是溃败。大埔团勇进入援助，展开巷战，双方都有杀伤；团勇都使用土枪，力量敌不过敌军，过了一段时间也撤退了，但已经斩杀敌兵数十人。敌军将领进入总督署，巡视一番后离开。敌军焚烧靖海门、五仙门时，居民出来救火，被打死的很多。当时敌军实际上不足二千人，听说进入城内的只有二三百人。初二到初六等日，敌军照旧炮轰城池。初七日，又分五路进攻，炸弹落地，最大的有八十多斤，但每到夜间一定停止。连续多日，伍崇曜同各位官员、士绅多次同巴夏礼磋商和议，却始终没有结果。巴夏礼曾谈到同总督会面的礼节，又请求在城外选择一处公所作为议场，请总督亲自前往。伍崇曜把这件事告诉江国霖，江国霖认为完全可以办理，于是入内报告名琛，名琛不答应。江国霖说：“他只是请求以宴见的礼节会面，本来就不会损害国家体面；答应他一定可以停止战事，又有什么可怕的，为什么不做呢？”名琛愤然说：“夷人的情形诡诈到了极点，您还认为他说的话可信吗？如果会面时遭到挫辱，后来的事情就更加无法处理了。”江国霖无言以对，这个建议于是搁置。此后炮击便昼夜不停。仅仅一次会面，尚且担心遭到挫辱，谁能想到后来所受的挫辱竟是此事的千万倍呢？这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五） 十一月初一，有舌人吴某前来报告，说第二天有两艘英国船驶入省河鸡鸭滘（地名），带来英国公使的照会；船上插着白旗，表示没有作战意图，请求派员前往会见。名琛派南海县丞许文深前往，两艘船果然都挂着白旗。英国方面来的是威妥玛，另一艘是法国船，船长姓卑。威妥玛等人同许文深以礼相见，交付照会后便起锚离去。此前进攻的只有英国人，到这时法国人也加入了。照会中提出四项要求：一，进入城内同总督相见；二，索取河南一带土地开辟为租界；三，赔偿被毁的洋房和货物；四，尽快答复通商状况，措辞很傲慢。名琛答复说，除通商以外，一概不能答应。初三日以后，英、法两国的兵船陆续驶入省河，在河南登岸，占用民房居住，联军的势力开始形成。靠近河边的居民纷纷惊慌逃散。官员、士绅进来拜见报告紧急情况，名琛仍像平常一样从容，说：“他们能做什么，不过是用虚张声势来吓唬我罢了。张同云在他们那里，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能先知道；他们的势力已经穷困窘迫了。”张同云也是舌人，是名琛所倚重的人，名琛依靠他来侦察敌情。其实张同云接受了敌人的重金贿赂，反过来刺探名琛的行动报告给敌人，而他向名琛报告的全都是假话。众人都说此人不可测，应当把他驱逐，名琛却不听；日后全局最终败坏在张同云手中。司、道官员在英法联军到达后，再三请求增加兵力或召集民团，名琛都不允许。他们坚持请求，名琛就愤然说：“谁来增兵，谁来发饷？你们暂且安心，过半个月后一定没事。”这大概是扶乩所得的话。起初，有一位显贵人物以理学闻名并得到当时的声望，经常说广东百姓不能任用，还说遇到大事应当镇定；名琛一向敬重此人，加上扶乩求签所得的话也同这位显贵人物的说法相合，所以更加坚定地相信。有人说，扶乩的人正是暗中接受了敌人的贿赂，乩语全是敌人教给他的。报纸还伪造消息，说英国军队在印度孟喀喇等地战败，无力兼顾远东。名琛更加深信不疑，甚至把这些写进奏折中。（按：当时清廷的上谕反而说：“所说该国有孟喀喇等国同它发生冲突，不能增兵前来援助，无论传闻不可完全相信；即使确有此事，事平之后，难道不担心它出兵报复吗？从前林则徐误听人言，说英国没有能力兴兵，不妨用武力威慑它，因而酿成衅端；等到定海失守以后，便束手无策。这些前车之鉴，不可不知道。”） 由此可见，当时执掌国政的人还能够重视外患，见识和理解比名琛高出一筹。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欺骗。十一月初一以后，炮声日夜响个不停，炮弹所到之处就会起火，府、县出示告示，命令居民离开蓬厂，不要存放易燃物，多储备水以防备。十八日夜里，炮声没有响，西关却突然起火，美、法两国侨民的住所几乎全部被烧毁。第二天下午，火势蔓延到英国人居住的地方，风势强、火势旺，也全部烧光了。从前所称的十三洋行，到这时成了一片焦土。各国侨民失去了住所，只好以船为家；他们很怀疑火灾是居民所为，于是派兵上岸，焚烧西濠沿河的民居、店铺，也有数千家，以此报复。但从这天以后，敌军在陆地上的部队全部退驻海珠（按：海珠在珠江江心），不再攻城。二十六日，各船又退泊到大黄滘，陆战队则驻扎在滘旁的车歪炮台。大约经过五个月，烽烟突然停止，进入休战状态。听说当时英国的政局正好发生变化，首相巴麦尊借“阿罗”号事件，把它说成侮辱国旗，夸大成重大问题来鼓动人心，是主战最积极的人，声称不狠狠惩罚这些“野蛮人”就不行。
上院名流，虽有反对，但占少数。惟下院之非战论者，竟制（占）十七名之多数。巴氏不得已，解散议会，诉诸舆论，行新选举，果得主战派多数，而巴氏之方针乃得实行。休战数月其原因即在此。彼昏懵之名琛，乌从知之，且以为英人悔罪敛迹，其时正有防御英夷获胜等章折，联翩而上，且云英国主实厌兵（首相巴氏正激昂主战励行举国一致之时，而彼独云英国主厌兵，显受奸人蒙蔽，可哂实可怜也），粤事皆新使额罗金所为，臣始终坚持，彼势穷终当帖服。清廷虽累戒勿轻视，然以其自信力甚足，姑亦从而褒勉之。孰料此密云不雨之中，正英法两方，加紧合以谋我。是年法国有传教士数名，在广西某县被戕害，法人以保侨为名，方开严重谈判，名琛无以应，法人正愤甚。英人从旁挑拨，故连鸡之势遂成。此不特肇七年之变，即十年联军破京津，城下之盟，种种奇耻大辱，亦于此时导之先路也。呜呼，昏庸误国，岂胜痛哉。（六）七年五月，战事复作。黄总兵开广以师船及红单船百余艘，与敌战于三山而败，敌追至佛山镇。旋敌攻东莞，董总兵开庆御之亦败。然均非大规模之战争。大黄滘敌船，寻且退至虎门。粤人莫明其故。迄九月大队英兵复至，法美兵皆从。十月，新美使求见，投递国书，闻其意在调解，而名琛拒见之。美使之意，无由得达。迨十一月十一日夜漏四鼓，谍者忽奔报谓敌部署已定，即日将进攻。十二日，伍崇曜告许文深，谓此时两军相持，宜遣绅商借议约为名，赴船刺探。文深据以上白，名琛震怒，急令督粮道王增谦，传谕官绅士庶，有敢赴敌船者，以通敌论，治以军法，于是敌情益懵然。已而英法联衔照会至，通告督抚将军都统，云十三日开炮攻城，官民人等，悉当远避九十里外。城外遍张告示，所言略同。十三日黎明，炮声果大作，如百万震霆，硝烟四塞。名琛走粤华书院。敌军焚双门底拱北楼，楼上藏元代刻漏仪器及官书板片甚伙，付诸一炬。千总邓安邦，以东勇千人，冒死血战，杀伤相当，孤军无援，势遂不支。日暮，东固炮台陷，敌登台移炮，自东击西，全城鼎沸。独北门炮台为副将来存驻守，敌众来犯，来存手发巨炮，殪数百人，法将卑某，即死于是役。敌稍却，炮声止，方谋乘胜追逐，忽报敌兵已越小北门城墙入矣。遥望观音山顶，已竖三红旗，时敌军尚未至，盖通敌者为之也。名琛方在粤华书院，至是始信城果陷。调潮勇攻观音山，悬赏万金，潮勇甫入城，敌亟下山，趋莲塘街，潮勇迎战，敌又走上山，就土炮台，移炮内向，潮勇仰攻，多死者，遂溃散。名琛益震栗，无所为计。十四日，全城陷敌手。巡抚柏贵檄伍崇曜梁纶枢赴敌议和。十五日，将军穆克登讷，传令西北城竖白旗，开西门，任居民迁徙。佐领巴兰布者，素谄事巴夏礼，与联宗（此真可笑而无耻之尤也），往来最亲密。故城陷后，旗下街独无扰。巴兰布方以此矜功，而粤民衔之刺骨。将军与巡抚会衔出示，极言和议之利，此示未列总督衔，以敌意专仇总督故也。伍崇曜将往敌营，谒名琛请示机宜，名琛犹以断不许入城语之。崇曜至英船晤额尔金，额辞不见，命威妥玛巴夏礼出见之，译者张同云、李小春。往返数四，和议不得要领。敌索名琛急，十八日府县入见，请移居，乃以夜中移左翼副都统署，或白不可，宜之僻地，名琛尚言过二十五日必无事，仍乩语也。二十一日，敌入藩库，劫银二十万去。抵南海县署，启狱门，释系囚，令分途前导，寻总督所匿处，初入将军署，劫将军穆克登讷。巡抚柏贵，方在客坐议事，亦并劫之，同至观音山。途遇巡捕官张树藩，令从往。旋入左翼署，得副都统双禧，双年七十余，老且病，强曳之行。已出门，敌兵有复入者，遇名琛于八角亭芭蕉树下，簇护登舆，上观音山。午后，敌送双禧归。薄暮挟名琛出东城，拘之船上。从行者三人，老巡捕蓝璸，家丁许庆、胡顺也。
译上院的名流虽然有人反对，但只占少数。只有下院的反战者竟然占了十七人的多数。巴麦尊不得已解散议会，诉诸舆论，举行新的选举，结果主战派获得多数，巴麦尊的方针才得以实施。休战数月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个昏昧糊涂的名琛哪里知道这些，反而以为英国人已经悔过收敛；当时正有许多防御英国夷人并获胜的奏章接连呈上，还说英国君主其实厌恶战争（首相巴麦尊当时正情绪激昂地主战，并积极推动全国一致，而名琛却偏说英国君主厌战，显然是受到奸人的蒙蔽，实在可笑又可怜），广东的事情都是新任使者额罗金所为，自己始终坚持下去，英国人势穷之后终究会屈服。清廷虽然屡次告诫他不可轻视敌人，但因为他自信很强，也姑且顺势加以褒奖勉励。谁料在这片阴云密布却暂时没有下雨的局面中，英、法两国正在加紧联合谋划对付清朝。这一年，法国有几名传教士在广西某县被杀害，法国人以保护侨民为名，正在展开严厉交涉，名琛无法答复，法国人正十分愤怒。英国人在旁边挑拨，于是两国联合的形势就此形成。这不仅是咸丰七年事变的起因，也是十年后英法联军攻破京津、签订城下之盟以及种种奇耻大辱的先导。唉，昏庸无能误了国家，怎么能不令人极其痛心呢。（六） 咸丰七年五月，战事再次发生。黄开广总兵率领师船和红单船一百多艘，在三山与敌军交战，结果战败，敌军追到佛山镇。不久敌军进攻东莞，董开庆总兵抵御，也战败了。不过，这些都不是大规模的战争。大黄滘的敌船不久便退到虎门。广东人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到了九月，英军大队再次到来，法、美两国的军队也随同而来。十月，新的美国使者请求会见，递交国书。听说他的意图是进行调解，但叶名琛拒绝接见他。美国使者的意图因此没有办法传达。到了十一月十一日夜间四更时分，间谍突然奔来报告说，敌军已经部署完毕，当天就要发动进攻。十二日，伍崇曜告诉许文深，说现在两军相持，应该派绅士和商人以商议条约为名，到敌船上刺探情况。许文深据此上报，叶名琛大为震怒，急忙命令督粮道王增谦传谕官员、绅士和百姓：凡是敢到敌船上的人，一律按通敌论处，依军法惩治。于是，敌军的情况更加无人知晓。不久，英、法两国联名的照会送到，通知督抚、将军、都统，说十三日将开炮攻城，官民等人都应远避九十里以外。城外到处张贴告示，内容大致相同。十三日黎明，炮声果然大作，像百万声雷霆震响，硝烟弥漫四方。叶名琛逃到粤华书院。敌军焚烧双门底的拱北楼，楼上藏有元代刻漏仪器以及大量官府书籍的雕版，全都被付之一炬。千总邓安邦率领东勇一千人，冒死奋战，杀伤敌军与己方大致相当；但孤军没有援助，形势终于支撑不住。天黑时，东固炮台陷落，敌军登上炮台，把炮移到台上，从东面向西面轰击，整个城中沸腾起来。只有北门炮台由副将来存驻守，敌军前来进犯，来存亲自发射巨炮，打死数百人；法国将领卑某也在这场战斗中当场毙命。敌军稍稍退却，炮声停止，来存正打算乘胜追击，忽然有人报告敌兵已经越过小北门城墙进入城内。远远望见观音山山顶，已经竖起三面红旗；当时敌军还没有到达，原来是通敌的人替他们竖立的。叶名琛当时正在粤华书院，到这时才相信广州城确实陷落了。他调潮勇进攻观音山，并悬赏万金。潮勇刚进城，敌军急忙下山，奔向莲塘街；潮勇迎战，敌军又逃上山，占据土炮台，把炮移向城内。潮勇仰攻，死伤很多，于是溃散。叶名琛更加震惊恐惧，完全无计可施。十四日，全城落入敌军手中。巡抚柏贵发檄文命伍崇曜、梁纶枢到敌营议和。十五日，将军穆克登讷下令在西北城墙上竖起白旗，打开西门，任由居民迁徙。佐领巴兰布一向谄媚侍奉巴夏礼，并且与他联宗（这实在可笑，也是无耻到了极点），两人来往最为亲密。因此城陷之后，旗下街独独没有受到扰乱。巴兰布正以此自夸功劳，但广东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将军和巡抚联名张贴告示，极力说明议和的好处。这份告示没有列出总督的官衔，因为敌人只特别仇视总督。伍崇曜将要前往敌营，先去拜见叶名琛，请示机宜，叶名琛仍然以绝不许他进城的话告诉他。伍崇曜到英国船上会见额尔金，额尔金推辞不见，命令威妥玛、巴夏礼出来接见他，译员是张同云、李小春。双方往返交涉了好几次，议和始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敌军急于索取叶名琛。十八日，府、县官员入城拜见，请求让他迁居，于是叶名琛在夜间迁到左翼副都统衙署。有人说那里不可以，应该迁到偏僻的地方；叶名琛还说过了二十五日一定不会有事，仍然是扶乩所得的话。二十一日，敌军进入藩库，抢走白银二十万两。他们抵达南海县衙，打开监狱门，释放在押囚犯，命令他们分路在前面带路，寻找总督藏身的地方。他们先进入将军衙署，劫走将军穆克登讷。巡抚柏贵当时正在客厅议事，也一并被劫走，与穆克登讷等同到观音山。途中遇到巡捕官张树藩，便命令他跟随前往。不久，他们进入左翼衙署，找到副都统双禧。双禧年已七十多岁，年老而且有病，敌军仍强行拖着他走。已经出了门，敌兵中有人再次进去，在八角亭的芭蕉树下遇到叶名琛，便簇拥护卫着他登上轿子，一同上观音山。午后，敌军把双禧送了回来。傍晚时分，他们挟持叶名琛出东城，把他拘禁在船上。随行的有三个人：年老的巡捕蓝璸，以及家丁许庆、胡顺。
二十二日崇曜等上山，以巡抚回署为请。是日将军巡抚领衔劾名琛。二十四日，巡捕张钊传柏谕，定明日偕英法官下山回署，令各官盛服将事，且多备舆马。二十五日，敌军全队下山，鼓乐前导，英法官肩舆前行，巡抚将军殿后。抵抚署，英统帅先入，反降阶迎柏贵，延之上座，自居主位。巡抚在署中，以劲卒数百人逻守之。布政司江国霖、按察司周起滨以巡抚陷敌中，失自由，移居城外，图恢复。道员蔡振武，夙以才辩自诩，颇得外人欢。此时奉柏贵命，专办议和事。十二月七日，敌与振武议巡视城厢，择要驻兵。振武饬南海令华廷杰、番禺令李福泰为前导。廷杰等有难色。福泰言身作朝廷命吏，为夷酋前驱，何颜对百姓？振武曰：「此何时，尚讲气节，想名入清史耶？」廷杰愤曰：「名入清史，公且不能，我辈更何足道。」振武用是深恚廷杰，几罹不测。是时城坊告示林立，皆敌为政，巡抚等画诺而已。衔书大清国某官大英国某官大法国某官会同出示。大旨云中外一家，业经和好，不得再滋事端，嗣后不准再称外人为番鬼，遇有下乡，应以礼接待各等语。某日，忽有巡抚单衔示谕，禁乡民团练，违者以叛逆论，官绅均为之夺气。柏贵曾面请英使开议和条款。英使嘲之曰：「此自待北京钦使来，尔何人，敢当此大事耶？」柏无言，但面赤而已。八年正月初四日，蓝璸自英船来，持名琛手书。云将赴海外，请备衣服食物及「吕祖经」一册，募一厨役、一剃发匠，购米二十石，兑洋银千两以往。初九日发香港。十五日至新加坡。十七日至印度孟喀喇。二月初登岸，住河边炮台。三月二十五日，移大里恩寺花园，居楼上。楼名镇海楼。名琛日惟早起诵「吕祖经」而已。（案名琛有镇海楼七律诗一首，起联「镇海楼头月色寒，客星偏照将星单」，余忘之矣。）间为人作书画，自署海上苏武。七月十六日地震，众请下楼避之，震止，复登楼。有丰顺人金子达、嘉应人刘裕寿，久商印度，时往存问。九年正月二十二日，蓝璸病故，葬华人义塚。二月二十日，名琛亦病，医治无效，病中迄无言语，三月七日午，忽问见电光乎？家丁对曰：「无之。」是日酉刻，气遂绝。英官来视敛，注以水银，盛之铁棺。先欲丛葬义塚，金子达力向英官争之，乃止。初八日，移其棺至十里外之它兰它拉地方，制松木箱为之槨。四月十四日运抵珠江金花庙江岸。照会巡抚，附缴箱笼衣物及银三千两。银为伍崇曜赠寄，尚未用也。二十五日，华廷杰为启棺改敛，尸覆棺中，扶出皮肉未脱，面目犹可辨也。方广州城陷时，有传李福泰阵亡者。妻朱氏，命一妾携子女出走，己入室自经死。福泰实生存，后官至广东巡抚。此役殉难者，又惟朱夫人一人而已。因附记之。
译二十二日，伍崇曜等人上山，请求让巡抚回到衙署。这一天，将军和巡抚联名弹劾叶名琛。二十四日，巡捕张钊传达柏贵的谕令，定于第二天和英、法两国官员一起下山回衙署，并命令各官穿着正式服装办事，同时多准备轿子和马匹。二十五日，敌军全队下山，鼓乐在前面开路，英、法两国官员乘轿走在前面，巡抚和将军殿后。抵达巡抚衙署后，英国统帅先进去，反而走下台阶迎接柏贵，请他上座，自己坐在主位。巡抚在衙署中派数百名精兵巡逻守卫。布政司江国霖、按察司周起滨认为巡抚陷在敌人之中、失去了自由，便迁居城外，图谋恢复。道员蔡振武一向以才智善辩自负，很受外国人欢迎。这时他奉柏贵的命令，专门办理议和事务。十二月七日，敌军与蔡振武商议巡视城中各处并选择要地驻兵。蔡振武命令南海县令华廷杰、番禺县令李福泰作前导。华廷杰等人面有难色。李福泰说：自己身为朝廷任命的官吏，却给夷人首领当先导，有什么脸面面对百姓？蔡振武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讲什么气节，难道是想让名字载入《清史》吗？”华廷杰愤怒地说：“想让名字载入《清史》，您尚且做不到，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蔡振武因此对华廷杰十分恼恨，华廷杰几乎遭遇不测。当时城中各街坊张贴的告示到处都是，全由敌人主持政务，巡抚等人只不过在上面画押同意而已。告示署名为“大清国某官、大英国某官、大法国某官会同出示”。大意是说，中外本是一家，已经议和，不得再制造事端；今后不准再称外国人为“番鬼”，遇到他们下乡，应当以礼接待，等等。某一天，忽然出现一份只有巡抚署名的告示，禁止乡民组织团练；违犯者按叛逆论处，官员和绅士都因此丧失了气势。柏贵曾当面请求英国使者开始商议和约条款。英国使者嘲笑他说：“这要等北京的钦差大臣来了以后才能办，你是什么人，竟敢承担这样的大事？”柏贵无言以对，只是脸红罢了。咸丰八年正月初四日，蓝璸从英国船上来，带着叶名琛的亲笔信。信中说他将要前往海外，请准备衣服、食物和《吕祖经》一册，招募一名厨役、一名剃发匠，购买米二十石，兑换洋银一千两带去。初九日，他从香港出发。十五日到达新加坡。十七日到达印度孟喀喇。二月初登岸，住在河边炮台。三月二十五日，迁到大里恩寺花园，住在楼上。这座楼名叫镇海楼。叶名琛每天只是早起诵读《吕祖经》而已。（案：叶名琛有一首题为《镇海楼》的七律诗，起首两句是“镇海楼头月色寒，客星偏照将星单”，其余的我忘记了。）间或替人写字作画，自署“海上苏武”。七月十六日发生地震，众人请他下楼躲避；地震停止后，他又登上楼去。丰顺人金子达、嘉应人刘裕寿，长期在印度经商，当时常来探望问候。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二日，蓝璸病逝，葬在华人义冢。二月二十日，叶名琛也病了，医治无效；病中直到最后都没有说话。三月七日中午，他忽然问：“看见电光了吗？”家丁回答说：“没有。”这天酉时，他便断了气。英国官员前来查看入殓，用水银处理遗体，把它装入铁棺。起初打算把他与人合葬在义冢，金子达竭力向英国官员争取，才作罢。初八日，把他的棺材运到十里外的它兰它拉地方，制作松木箱作为外椁。四月十四日，运到珠江金花庙的江岸。向巡抚发出照会，并附带交还箱笼、衣物和白银三千两。这些银子是伍崇曜赠送寄存的，还没有使用。二十五日，华廷杰打开棺材重新入殓，尸体躺在棺中，扶出来时皮肉还没有脱落，面目仍然可以辨认。当广州城陷落时，曾有人传说李福泰战死。他的妻子朱氏，命一名妾带着子女逃走，自己进入内室上吊而死。李福泰实际上还活着，后来官做到广东巡抚。这次战事中殉难的，也只有朱夫人一人而已。因此附带记下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