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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翰苑遗事》，宋代洪遵撰。淳化二年闰二月，命翰林学士贾黄中、苏易简共同主管差遣院，李沆兼任判吏部流内铨。学士兼领外司事务，从此开始。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诏确定降麻的事例：宰臣、枢密使、使相、节度使因特别恩典加官授职，学士按例给银一百两、衣着一百匹；因覃恩加食邑、起复、落起复，给银五十两、衣着五十匹。亲王已有宣赐，按例不再重复规定。公主尚未出降，依亲王例宣赐；已经出降，则命驸马都尉负责押送。大中祥符三年闰二月，学士晁迥说：本月十八日，宰臣召见我们，询问所下德音不锁院的原因。按照本院旧例，赦书、德音从来不锁院。我们商议，除了南郊赦书因皇帝车驾在外斋宿，并且预先送入交付中书，难以锁院以外，其余赦书、德音今后都依照降麻的例子锁院。朝廷听从了。六年八月，学士院咨报说，奉诏议定书诏所用的纸张。现规定：文武官待制、太卿监、观察使以上使用白诏纸；三司副使、[原文“ト门使”]、少卿监、刺史以上使用黄诏纸。其余除巡幸、大礼敕书和榜文以外，都使用黄表纸。朝廷听从了。八年四月一日，两制官在学士直馆获赐御筵，朝臣在史馆获赐宴席，因为考校已经完成。天禧元年二月，学士院说：诏敕的结尾都写“故兹诏示”“故兹示谕”“想来应当知悉”。其中各道进奉相承沿用旧例，都不说“诏示”“示谕”。我们私下考虑，诏词各有嘉奖之意，也应当标明“示谕”。现在请求增入。又，各处奏告所用的青词，近来只是夹在纸张的里角；现请求委托三司制造黑漆木筒五十枚，凡有奏告，便将青词封好后装筒带往。朝廷听从了。乾兴元年十月，翰林学士晏殊等说：先朝杨亿第二次任学士时，班次在钱惟演之上。如今新授学士刘筠，在天禧年间已经进入翰林，请求依照旧例，将他的班次排在我们之上。朝廷听从了。此后大体都依照这一惯例。天圣元年十月，下诏规定翰林学士遇到集日，要到晚上才能出宿。原来按照旧例，双日锁院，单日降麻。皇祐元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尚书户部郎中、知制诰王尧臣加授谏议大夫，因为他长期任职于禁林，特予优先升迁。（王尧臣任期已满，按例应当迁官，宰臣文彦博认为他任职已久，请求下达这一任命。） 二年九月十六日，新授翰林学士嵇颖还没有来谢恩就去世了。下诏把告敕、袭衣、金鞍勒马赐给他的家人。至和元年九月，翰林学士杨察任承旨，知制诰吕溱、王洙都任翰林学士。按照旧例，学士有六人；现在王洙成为第七人，是因为宰相遇到授任时可以增加名额。嘉祐六年三月，承旨宋祁说：我长期患病，不敢耽误朝见而进入学士院，希望带一个儿子来主管汤药。朝廷听从了。七年二月，学士院说：臣僚上表以及上劄子陈请事情，只有宰臣、枢密使才下诏手书。自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以下，便没有成例。去年三月，因枢密副使陈升之请求出任郡守，内批命令下达“不允”的手诏。当值学士胡宿也曾论奏，认为手诏体制重大，请求只下“不允”诏，而没有采纳他的请求。我们私下考虑，近来禁令稍有变动就容易形成惯例，恐怕会造成典故废弃。请求从今以后，除宰臣、亲王、枢密使有所陈请之事，依例可以下手诏、手书外，其余臣僚一概不下手书、手诏，允许由本院执奏。朝廷听从了。学士院一共设置待诏十人。国初承袭旧制，翰林待诏六人，负责书写书诏；旧制每月俸钱九千，春冬两季发给衣服。又有隶书待诏六人，负责书写签题和封角，每月俸钱只有六千，称为东头待诏。雍熙四年，废除隶书待诏，增加翰林待诏为十人，并兼任御书院祗候。录事一人。景德二年九月，本院说：孔目官刘尚宾任期已满，已经注授为宿迁县尉。因为主持书写诏令非常需要熟练人员，希望依照吏部铨选的惯例设置主事或录事，由本司勒令留任充职。诏令任命尚宾为录事，按孔目官的俸禄供给。此后不再经常设置。五代旧制又有主事一人，周显德年间废除。孔目官六人，表奏官六人，驱使二十人，使驱官旧额六人。咸平二年初，设置侍读、侍讲学士，另外补充驱使官四人供其祗应。杨徽之去世后，又把两名驱使官隶属于学士院，因此共有八人。三年四月，下诏学士院不得额外增添人员。此后再次授任大明资政侍读侍讲、龙图阁枢密直学士，都由学士院派遣守阙驱使官供其祗应。又多次特别补充若干名，终于达到二十人。景德四年四月，学士院上言：先前奉敕，表奏驱使官有空缺时，在京城两省的私名人员中抽取，依照三馆的例子召集保举、拣选考试，送中书审看。朝廷听从了。旧制又有专知官一人、通引官一人、厨子六人，太平兴国四年一并废除。治平元年六月，翰林学士冯京奏称：枢密使富弼是我的岳父。如今我权知开封府，应当回避富弼。朝廷不准许。熙平元年正月二十一日，下诏给学士院：今后大辽国书以及各国诏书所需的匣盒等物，都从下属司取来以后，关发三司核销，并且通知各处，不再上奏请求朝廷旨意。七年十二月八日，下诏规定翰林学士、知制诰到中书、枢密院议事时，允许系鞋；遇到朔日、望日以及不是因公事时，依照惯例穿靴执笏。十年十月三日，学士院说：编修诸司格式所送到本院的格式十卷，编入学士人数，并且收录表疏、青词、祝文、锁院、敕后宿直之类。我们考察学士人数，属于朝廷临时授任；至于表疏、青词、祝文，有时请祷的意旨不同，难以一概采用。况且朝廷对待学士，礼意与众不同；宣召、赐宴等都出于特别恩典，向中书、枢密院关白也使用专门的咨报，不同于各司。请求下令给编修处，只将吏人差补以及官物出入之类制定格式，学士所掌事务不再编入。朝廷听从了。元丰三年十一月，翰林学士蒲宗孟请求将章惇的班次列在下位，朝廷听从了。因为章惇先前曾任翰林学士，服丧期满后再次任学士。该年十月，下诏翰林学士都允许佩鱼。

译元祐元年七月，下诏采纳承旨邓温伯的请求：学士院如果只有一名学士，每两天免除一次宿直；等到有两名学士时，就依照旧例办理。政和五年十月，徽宗皇帝亲书“[原文‘ゼ文堂’]”三字，赐给承旨强渊明，用来题榜于学士院。绍兴三十年五月，太上皇帝亲书“玉堂”两个大字，赐给学士周麟之等人。奉旨在都省向宰执宣示，等到中秘阁曝晒书籍时，让侍从、馆阁官都能够瞻仰观览；并刻在学士院中，同时把拓本分别赐给他们。隆兴元年十一月七日，圣旨规定：学士院官、经筵官每天轮值两人，在学士院宿直，以备皇帝顾问。后来又下达指挥：遇到赴德寿宫起居、圣节开启和满散、皇帝车驾前往景灵宫、四孟朝献、国忌行香的前一天，以及旬假、节假，每逢筵宴，都免除宿直。隆兴二年闰十一月，敷文阁直学士王刚中授任翰林学士，因为避祖父名讳“翰”，改授礼部尚书、直学士院。唐代制度中，从宰相以下，初次授命都没有宣召的礼仪，只有学士需要宣召。这是因为学士院在禁中，如果没有内臣宣召，便没有理由进入宫禁。所以院门另外设置复门，也是为了通往禁庭。学士院又有北扉，是因为它在玉堂的南面，便于应召。如今学士初次授任，从东华门进入，到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的吏员从左承天门两人引导至阁门，这也是沿用唐代旧例。唐代宣召学士时从东门进入，是因为当时学士院在西掖，所以从翰林院东门赴召，并不是如今的东华门。至于挽铃的旧例，也是因为学士院在禁中。即使学士院的吏员也只能停在玉堂门外，可见禁防严密。如今学士院在宫外，与各司没有区别，设置铃索也全都只是形式上沿袭旧故事而已。学士院的玉堂，太宗皇帝曾亲自驾临。直到现在，只有学士上日才允许在正位就坐，其他日子都不敢独自坐在正位。按照旧例，堂中设置视草台，每次起草制书，都要穿戴整齐，凭台而坐。如今不再这样，只留下空台而已。玉堂东面的承旨阁子，窗格上有被火烧过的地方。太宗曾在夜间驾临玉堂，当时苏易简任学士，已经睡下，仓促起身，来不及点灯、穿戴整齐，宫嫔便从窗格处引来烛火照明。至今不愿更换窗格，认为这是玉堂的一件盛事。先父曾说：翰林学士居处深严之地，职任和体制与外司不同。至于拜见宰相府，除非朔望日或庆贺、吊丧，只穿公服、系鞋而已。学士在内庭出入，有时奉诏也不穿靴，简便得像和同列一起并行。此前命朱衣吏两人引导，在前面高声说“学士来了”，直到宫门才停止。回到学士院，又由朱衣吏接连呼喊“学士来了”数次。旧例中，学士叙班只排在宰相之后；如今参知政事的班位，就是过去学士列班的位置。近朝以来，会同赴内殿起居时，班次排在枢密、宣徽使之后；只有举行大朝会、入阁和圣节上寿时，才得以和台司官员一同行列。我从延州返回朝廷，再次任内职时，恰好与朱崖卢相同列。按照旧命，吏员在前后两人引导。不久卢相对我说：‘如今的府尹、令尹，当时皇上兼任开封府尹和中书令，亲贤英仁，又兼任右相，尚且只让一个朱衣吏在前面引导；我们任学士，却命吏员两人引导。’于是命令停止两人引导。从此高声传呼的仪式也逐渐停止了。蔡文忠以翰林学士兼侍读两学士的身份，改任龙图阁学士、知密州。从翰林学士改任龙图阁学士并出任藩镇，始于文忠。丁晋公从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府被召任参知政事。中书认为丁是节度使，召学士起草麻制。当时盛文肃任学士，认为参知政事应由同舍人起草制书，于是改用制书授任。丁晋公对此非常怨恨。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授任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诗给他们说：“五凤齐飞入翰林。”后来吕蒙正任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都做到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年老时任承旨，都是名臣。杨大年任学士时，起草答复契丹的国书，写道“邻壤交欢”。草稿进呈后，真宗亲自在旁边批注说：“朽壤、鼠壤、粪壤。”杨大年立即改为“邻境”。第二天，他援引唐代旧例说，学士作文书而有所改动，属于不称职，应当罢免，于是急忙请求解除职务。真宗对宰相说：“杨亿不懂得商量，确实很有性气。” 旧例是：学士在宫禁内时，由穿朱衣的院吏两人引导。太庙朝拜时，李昉任学士，太宗在南衙，只有一名朱衣吏在前引导，李昉也去掉了其中一人。从今以后一直如此。过去，学士上劄子不写姓氏，只说“学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同时任学士，于是写上姓氏以便区别；后来便都写上姓氏。唐人奏事时，不属于表、状的文书称为榜子，也称为录子，如今称为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两制以上官员在非规定时间有所奏陈，都使用劄子。中书、枢密院遇到不下宣敕的事情，也使用劄子；两府之间相互往来也同样如此。至于百司和中书都使用状，只有学士院使用咨报，其实与劄子相同，也不另署名称，只由当值学士一人押字，称为咨报。（如今俗称草书署名为押字。）这是唐代学士院的旧规。唐代学士院的旧例近来几乎全部废坏，只有这一件还保存着。过去学士遵循唐代旧例，拜见宰相时不穿靴、不执笏，只系鞋坐在玉堂。皇帝派院吏与堂头计会，通知直省官学士将到，宰相便出来迎接。近来学士开始穿靴执笏到中书，与常参官混坐在客位，有时过了很久也见不到宰相。学士日益自卑，丞相的礼遇也逐渐淡薄；这种情况相沿已久，大家安然习惯，不再觉得奇怪。嘉祐二年，枢密使田公况罢任，改任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免枢密使按例应当降麻，但只用制书授任。这是因为过去高若讷罢枢密使时，所授官职正与田公相同，也没有降麻，于是便成为旧例。真宗时，丁晋公从平江军节度使改授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节度使按例应当降麻，但朝廷议论认为可惜，于是只用制书授任。近来陈执中罢任使相，授任仆射，降麻；庞籍罢任节度使，授任观文殿学士，又不降麻，可见并没有固定制度。

译仁宗刚即位时，当今皇帝还是皇子，中书命学士起草诏书。学士王珪当值，被召到中书告知此事。王珪说：“这是大事，必须奉圣旨办理。”于是请求面见皇帝。第二天当面禀报，得到旨意后才起草诏书，群臣都认为这才真正符合学士的体制。端明殿学士，是五代后唐时设置的。本朝尤其把它看作贵重官职，多由翰林学士兼任；百年之间，不以翰林学士兼任或改任此职的，只有两人，即特意授任的程戡、王素。王元之在翰林任职时，曾起草夏州李继迁的制书。李继迁送来的润笔物是平常的数倍，但却用启头书送来，王元之拒绝接受，因为他顾惜体制。近来舍人院起草制书，有人送润笔物稍微晚些，便一定派院子到门上催索，而应当送的人往往又不送。这种做法相沿已久，如今索取的人和送出的人都安然处之，不再认为奇怪。臣恭敬地看到，国家承接五代遗绪，建立万世基业，诛灭僭越叛乱，招抚四方夷族；封禅祭祀天地，制作礼乐，至于大臣进退、政令更改，以及学士所撰写的文书，全都关系到朝廷大事，向后世显示就是帝王的训诰谋略，收藏在有关官府便是本朝的旧实。明道以前，文书草稿尚且还有编录；景祐以后，逐渐散失。我曾试着分类收集、补缀，十成之中已经失去五六成。假如圣宋盛世的文章诏令废失湮没，遇到缓急事务有所疑问时，有关官府便没有可以查考的凭据。这大概是因为从前虽然有编录，却没有分类、卷次，只是本院书吏私自抄写，所以容易废失。臣如今想请求把国朝以来学士所撰文书，分别按门类、依照年代，编成卷帙，题名为《学士院草录》；其中不足的，再加以访求补足。仍请求选派本院学士中位次较后的两人专门管理此事。从今以后接续编纂，如果本行人吏不及时编录，以致有所遗漏，允许本院举发查察，记作过犯。这是臣本院的日常事务；之所以劳烦圣上听取，是因为近年来各司纲纪相承废坏，事情凡是曾经奏闻并有圣旨指挥的，还能勉强遵守；如果只是本司临时处置，主管判事的官员一旦离任，那件事不久也会废止停办。所以只是请求朝廷特别下达指挥，贵在能够长久，使人遵行而不敢废弃失误。唐代制度中，翰林学士本职的班位在官员之下。五代时赵凤任此职，开始劝说宰相任圜，将学士的班位提升到官员之上。（考察赵凤把学士的班位提升到官员之上，所指的是端明殿学士。） 唐代制度中，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祎之、元万顷之类的人，常被宣召到那里起草制书，因此称为北门学士。如今学士院在枢密院后面，前后相连，不能朝南。因此把西廊向西的一面作为学士院的正门，后门朝北，与集英殿相对，于是题榜称为“北门”。两省、枢密院都没有后门，只有学士院有后门。学士退朝进入学士院，以及与禁中往来传达宣命，都从北门通行；从正门通行的人很少。这不只是为了办事方便，也是为了保存旧例。唐代的制度是：翰林院原本是内供奉艺能、伎术之人杂居的地方，后来以词臣在其中侍奉、书写诏令，也只是艺能之人的一种。开元以前，还没有“学士”这一称号，有时称“翰林待诏”，有时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仍然称为供奉。自张洎担任学士后，才在翰林院南面另建学士院，于是与翰林院分为两处；但仍沿用翰林之名，大概是因为唐代还有宏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所以这里特意以翰林加以区别。此后便以“翰林”作为官名的一部分，最终无法更改。不过，院名直到今天只称“学士院”，而不在前面冠以“翰林”，这也是自唐代以来沿袭旧习的结果。唐代翰林学士署衔，有时列在官职之后，有时列在官职之前，没有固定制度。我家收藏的唐碑很多，例如太和年间李藏用碑，撰文者署为“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之类，就是列在官职之后。大中年间王巨镛碑，撰文者署为“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琢”之类，就是列在官职之前。刘琢仍不称“知制诰”，实在无法解释。（按：刘琢不称知制诰，从唐代一直到本朝熙宁年间，官做到中书舍人的，都不带这三个字。） 世俗称翰林学士为“銮坡”。大概是唐德宗时，曾把学士院迁到金銮坡上，所以也称为銮坡。唐代制度是：学士院没有固定地点，皇帝在大内时设在明福门，在兴庆宫时设在金明门，并不专门设在翰林院。但明福门、金明门没有因此成为称号，大概是不适合以所居之处作为名称。谏议大夫也称“銮坡”，这是出自唐人的说法。谏议大夫的班次本来在给事中、舍人之上；按迁转制度，谏议大夫任满一年，才升为给事中，再由给事中升为舍人。当时有话说：“即使有幸登上外朝的上坡，也还必须退下坡来。”因为把谏议大夫比作上坡，所以就借来作为称号。这见于李文正的记载。学士院旧有的制度是：自侍郎以上，凡辞免、除授、赐予，都下赐诏，相关章奏全部留在中书省；尚书省只略述其事，随后发下▯子到学士院，让学士院据此撰写诏书而已。自执政官以下直到节度使、使相，则采用批答制度，不再经过中书省。凡是禁中所上的章奏，交给学士院，命其下批答；院中便另取纸张，接在章奏后面书写答辞，再连同章奏一起赐下，这就是不同之处。答辞既与章奏相连，后来书省表中具列的“之”字一定要写得很长；表字旁边写一撇，贯通章奏上所写的官阶，称为“秣阶”，表示不再使用旧官衔的意思。这种做法沿袭已久，已经没有人知道始于何时。旧制度是：学士以上，赐御仙花带，但不佩鱼袋，翰林学士也是如此。只有二府官员服用笏头带、佩鱼袋，称为“重金”。元丰官制施行后，才下诏规定六曹尚书、翰林学士都可以佩鱼，所以苏子瞻在《谢翰林学士表》中说：“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玉堂之署”四个字，是太宗用飞白书写的，淳化年间赐给苏易简。苏参政易简考中科举时，宋尚书白担任南省主考。七年后，宋白任翰林学士承旨，而苏易简接着入院，两人一同担任学士。宋白曾赠诗说：“往日我曾做你的阶梯，今日你我真正成为青云之友。”欧阳文忠也曾担任王禹玉的南省主考，隔了十六年两人同为学士，所以欧阳公诗中有“欣喜你新近赐得黄金带，回头看我如今已是白发老人”的句子。这两件事，确实是一时文人盛事。

译学士院的正厅称为“玉堂”，大概是道家的名称。起初，李肇《翰林志》说：“居于翰苑的人，都说凌驾玉清、溯行紫霄，难道只是登上瀛洲吗？也称为登上玉堂。”从此便把“玉堂”作为学士院的称呼，却没有题匾。太宗时，苏易简任学士，皇帝曾对他说：“玉堂的设置，只是空传的说法，始终还没有正式命名。”于是用红罗本以飞白书写“玉堂之署”四字赐给他。苏易简立即把它锁闭收藏，放置在厅堂之上；每逢学士入院办事，才打开看一次，这是翰林最盛大的事情。绍圣年间，蔡鲁公任承旨，才上奏请求摹刻一块匾额，送到杭州刻成后悬挂起来；为了避英宗庙讳，去掉其中两字，只称“玉堂”。韩门下虽然是赐出身，熙宁末年仍特意授为翰林学士。崇宁年间，林彦振以赐出身入仕，按照韩门下的先例，也授为翰林学士。本朝以来，学士中不是通过科举而授任的，只有这两个人。（按：韩门下在省试中考中，因为父亲韩亿任执政，没有参加廷试；后来担任馆职，主持两制，并不曾赐进士出身。） 唐代的诏令虽然都由学士撰写，但遇到边防、机密等重大事务，学士不能全部了解时，往往由宰相自行决定其中重要事项，亲自撰写辞意，再交给学士院，让学士院补写开头和结尾；这种格式中的话称为“诏意”，如今在李德裕、郑畋的文集中仍能看到。近些年，有时诏令由宰相进呈完毕后，只召待诏到私人住宅书写格式诏书，由学士和宰相授意，退下后草拟，但不能再行改定。旧学士院在枢密院后面，南面的廊庑与枢密院后廊中间相隔，门向西开，称为玉堂；它原本是为等待皇帝车驾临幸而设，并不是学士可以常住的地方。只有在礼仪性入院的日子，学士才稍坐在东面，接受院吏参谒。后来改建为主廊，向北通出，正对集英殿，这就是所谓的北门。学士只有值宿的房舍，分在门的两旁；每逢封闭院门接受诏令，便与宦官一起坐在主廊。我任学士时，才请求开辟两间值舍，每间各分出一间，与北门相通，合成三间，用照壁把中间隔开。又命待诏鲍询在照壁上画花竹，与玉堂中郭熙所画的《春江晚景》屏风相配，当时被认为是美谈。后来听说王丞相将明任承旨，便从旁边取西省右正言厅来扩建，中间建殿，称为“右文”。我的从叔祖司空道卿，庆历年间任翰林学士。仁宗想重用他，恰逢宋元宪任宰相；宋元宪与他同年中进士，关系深厚，有人便拿这件事进言，于是司空道卿与宋元宪一同被罢免。然而仁宗想任用他的意图并未消退，他再次入朝任三司使；陈恭公尤其不喜欢他，恰好因父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仁宗没有召用他，只授任他为知澶州。我在大观年间也有幸进入翰林，于是借着委婉致谢，略微叙述了陈恭公的事。太上皇高兴地说：“以前有过兄弟同时先后担任学士的，数代之后宗族相继担任学士的，却还没有过。不仅朝廷得到了人才，也可以成为你们一家门的盛事。”我叩头致谢。唐代制度是：诏敕号令都属于中书舍人的职掌，定员六人。以其中一人为知制诰，掌管进呈诏命。翰林学士起初只是替人撰写文辞，并不专门负责诏命；自校书郎以上都可以担任，班次各依本官，也没有固定员额。所以学士入院时，都要试作五道麻制诏敕和赋，而舍人不用考试，因为舍人本来就是其正式职务，而且很多人是由学士升任的。学士任职未满一年，还不能担任知制诰，也不能参与撰写诏令；任满一年，升为知制诰，才开始与舍人一同值班。本朝既然重视学士的选任，通常都由知制诰升任，所以不经考试便授为知制诰，起初也沿用唐制而不考试。雍熙初年，太宗任命李文正公沆、宋▯、王化基担任此职，王化基上章称自己不能胜任，于是中书省同时召他们考试，试作两篇制诰，后来便成为惯例。此后梁周翰、薛映、梁鼎也有不经考试而任用的，欧阳文忠公记载只有他与杨文公、陈文惠公三人，是错误的。太宗重视并奖励儒学，起初任命张参政洎、钱枢密若水为翰林学士。他很高兴，认为得到了人才，告诉辅臣说：“学士是清贵而亲近的职务，朕遗憾不能担任它。”按照唐代旧例，学士礼仪性入院时，通常表演耍猕猴的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国初长期废止，没有讲究；到这时，才命令在设宴之日举行，并改用教坊杂艺和手技表演，后来遂成为惯例。我任学士时，只是移文开封府，召来市人和教坊，不再使用这种表演；既然是在禁中，也不敢召来太多，只用一两名艺人充数罢了。大观末年，我奉诏重修《翰林志》，曾经准备把事情的始末全部记下，恰逢我被罢职，书最终未能完成。谢克家被授为翰林学士，因为避祖父名讳而辞谢。诏旨说，官衔中可以暂时不写那三个字。谢克家认为，不带那三个字，就只等同于一般职名，不能到学士院任职，于是再次坚决辞谢。熙宁初年，韩子华拜相，他的弟弟持国任职于翰林院。神宗前期曾当面命令持国起草诏制，对他的重视十分深厚。持国诚恳地以兄弟同在翰苑为嫌疑辞谢，获准。元符末年，适逢子宣登上相位，他的弟弟子开在北门值班，徽宗特意命令子开起草麻制，大概是表示特别宠爱。学士院和舍人院最重视题名。学士、舍人到任的那天，本院准备宴席，其他学士、给谏、丞郎、待制都参加集会，在这一天把姓名题刻在石碑上，由玉册官刊刻字迹。后来有人拜相，就在他的姓名下面刻上“相”字；他的家人派子弟携带宴席用品到本院，请学士、待制以上官员全部到场，这是最隆重的礼仪。自元丰实行官制以后，这一切都废止了。刘子仪在南阳时，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被征召；途中改任成都，过了一年又被召为学士；到了西京，又加授两项学士职名。刘子仪的谢表说：“仙山已经到达，多次被凤凰引导；但返回长安还很遥远，哪里能感到已经接近日边呢？” 旧例是：皇子出阁时，由一名翰林学士掌管笺表。南丰先生以中书舍人的身份掌管延安郡王的笺表，这是出于一时特殊的选任。

译本朝沿用旧制，翰林学士分日轮流值班，夜间入院住宿，以备撰写文章。一天值两次班，轮换时如果遇到封院，就不能离开，当天晚上留在禁中。接连派遣役卒到家中召人，等到赶来时，皇城门已经快要关闭了。不一会儿，御药进入院中，以宾客之礼相见，从怀中取出御封，屏退属吏后拆开封缄，这就是词头。御药拿蜡烛查看门上的锁和钥匙，退到西阁住宿；学士回到值舍草拟诏制。五更前，院吏、书待诏拿着纸笔站在门外，学士凭案授予稿本，院吏用小字抄写奏本，待诏用麻纸大字书写，然后交给门下省在朝廷上宣读。学士亲自查看，点验并封好，交给御药。御药打开门锁，带入禁中，院吏再次锁门。到早朝退朝后，才打开院门，通常一直如此。若遇到任命宰相，便在禁中另设彩殿，召学士由内东门进入，系好鞋后站在台阶下。皇帝戴小帽，穿窄袖衫，束带坐在御座上，照例只设一只绣墩。稍东面放置几案，上面陈列笔砚；侍奉皇帝的人都退下，学士登殿到皇帝膝前接受旨意，快步走到几案前，写下所得到的任命名单。写好进呈后放入袖中，侍卫才都上前；皇帝宣布赐坐、赐茶，学士随后又到朝廷谢恩，御药押送他回院，按通常制度锁院住宿。我近来由礼部尚书入任翰林学士，八月二十一日晚上被召到彩殿，有幸看到的盛大仪式，正如前面所说。有诏旨，任命唐恪为少宰，罢免徐处仁、吴敏的宰相职务。皇帝授旨后，又从容地与我谈论时事很久。这一天又任命顺德帝姬，一夜之间总共起草了四道制书。第二天我入内侍奉经筵，皇帝说：“文辞很合我的心意。”退下后，皇帝派宦官到玉堂，赐给我笔砚等十三件，都是当天殿中所用的物品。皇帝平常使用的有：紫青石方砚一方，琴光螺钿匣一只，宣和殿墨二锭，斑竹笔二支，金笔格一件，涂金镇纸天禄二件，金涂砚水虾蟆一件，贮黏面的涂金方奁一只，镇纸象尺二把；砚用紫帕包裹，匣子用黄色方巾包裹。打开封裹时，砚中的墨还没有干，奁中剩下的面粉仍然存在。回想我不过是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幸而凭借撰写诏令获得这一职务，竟又得到皇帝使用过的笔砚，才知道翰苑职务亲近、地位接近皇帝，不是其他显要官职可以相比的。像我这样鄙陋的人，哪里配得到这种恩赐呢？后来凡是起草任命宰相的制书，间或有人得到这样的赏赐；虽说这是旧例，实际上却是特殊恩典，也是词臣最大的荣耀。我已经把这些物品层层包裹珍藏，传给子孙，因此记下这件事，用来补足《翰林志》中缺少的文字。过去钱思公曾说，朝廷的官职，即使是宰相这样重要的职位，也可以让其他才能的人兼任；只有翰林学士一职，不能没有文章才能。当时很多人因为这句话而对他感到恼怒，欧阳文忠公亲自编写《内制集》时，仍以这句话为惭愧，最后才说：“也不过是拿来向田夫野老夸耀罢了。”既然如此，我记载这件事，也将只是把它作为乡野之间的美谈罢了。靖康元年十月望日记。先生和我谈论官制，于是谈到玉堂的旧事。先生说：“比如‘玉堂’这两个字，很多人都不了解。太宗皇帝曾用飞白书题写翰林学士院为‘玉堂之署’，大概这四个字出自《李寻传》，指的是玉堂殿的名称。当时待诏者在它旁边有值庐，李寻当时任黄门待诏，所以说‘久污玉堂之署’。英宗即位后，才把它撤去。到元丰年间，有翰林学士上言，请求摘取其中两个字，重新题匾悬挂在院门上，以此作为臣下的光荣恩宠。诏令准许了。这是请求用殿名来命名学士院，实在太不谦逊了。”我退下后查考《汉书》，原来汉代的待诏者，有的在公车，有的在金马门，有的在官署的值庐，有的在黄门。当时李寻在黄门待诏，哀帝派侍中前去询问灾异，李寻回答说：“我李寻职位低微、学术浅陋，过分地随同众位贤者，领取太官供给的食物、御府供给的衣服，长久玷污了玉堂之署。”颜师古说：“玉堂殿在未央宫。”但有关制度没有详细记载，只有《翼奉传》略有记载。翼奉曾上疏说：“汉朝的德政隆盛，在于孝文皇帝亲自实行节俭、对外减少徭役；那时还没有甘泉、建章以及上林中的各种离宫馆。” “未央宫又没有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等殿，只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承明。”据此考察，玉堂殿就是汉武帝所建。后来我把这件事问先生，先生说：“是这样。” 唐代制度是：翰林学士初次入院时，赐给宴席和衣服。中和节，赐黄牙银寸。上巳节、重阳节，都在曲江赐宴。清明节赐新火。夏天赐冰。腊日赐日脂以及红雪、澡豆。岁末以前赐历日。凡有修撰，便赐茶、果品、酒、肉脯。进行策试、撰写程文，便赐宴席和匹帛。社日赐酒、茶、蒸饼、环饼等物，这些都见于唐人的文集。李邕号称“翰林六绝”，是说他的文学、书法等六项才能超过常人。李绛初次入院时，宪宗亲自挑选笏板赐给他。李▯长期掌管内制，太宗朝担任宰相后，前往学士院，皇帝赐宴并命他赋诗；他上奏致谢，叙述了七项盛事，如请求领取正式俸禄、发给餐钱、穿朱衣由两人引导、初次授官时受到召见、接受诏令后正式致谢、获赐□马等，都是前代没有的。太宗喜爱儒学，曾宣谕苏易简说：“词臣清贵美好，朕遗憾不能担任。”夜间驾临学士院时，苏易简已经睡下，内侍拿着蜡烛从窗户照进去，让他穿戴好衣冠；窗纱后来破了，也不再修补，用来表示优厚礼遇。皇帝擅长书法，后来用飞白书写“玉堂之署”四字，赐给苏易简。元丰年间，神宗全面更新官制，学士与六部尚书等官员都佩带重金。苏子瞻谢表说：“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 建炎改元时，我有幸奉召入朝，谢表用“七盛”对“六绝”；但窗纱破损和挑选笏板这两件事，也是前辈偶然没有采用的做法。这一年，朝廷商议裁减各部门的冗费，学士院每月发给餐钱三百千（学士的食料、待诏和院吏等人的添给、封院时御药以及随从奉召所需的费用等，都使用这笔钱），也在裁减之列。我与宰相争论此事，宰相没有听从。后来在经筵奏事时，我对皇帝说：七项盛事中，按旧例发给餐钱就是其中之一，是祖宗的旧典。近年来数额从未增加，怎么可以和各部门的弊政一同废除呢？皇帝深以为然，命人传旨照旧办理。

译翰苑的官秩清贵、地位禁近，自唐代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是荐绅认为荣耀的地方。我家世代承蒙国恩，父子兄弟接连入仕，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幸运。以前我曾辑录《遗事》一编。后来来到建邺，便把家中旧藏的李肇、元稹、韦处厚、韦执谊、杨钜、丁居晦，以及我宋几位人物凡是有记载于此的材料，一并刊刻在书中。又附上国朝年表和中兴题名。乾道九年二月七日，鄱阳洪遵书于清漪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