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花随人圣盦摭忆》，清代黄濬著。清德宗选皇后的事情 光绪十三年冬天，西后为德宗选皇后，在体和殿召选中的各位大臣的女儿入宫，按次序排列。参加选后的共有五人，排在首位的是那拉氏，即都督桂祥的女儿，也是慈禧的侄女（就是隆裕）。第二位是江西巡抚德馨的第二个女儿，排在末位的是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就是珍妃姐妹）。当时太后坐在上面，德宗侍立一旁，荣寿固伦公主以及福晋、命妇站在座位后面。前面放着一张小长桌，桌上摆着一柄镶玉如意和两对红绣花荷包，作为确定人选的凭证。（清朝的惯例是，选中皇后就把如意给她；选中妃子就把荷包给她。）西后用手指着众女对德宗说：“皇帝，谁适合入选，你自己决定；合意的就把如意给她。”说话时，她随即把如意交给德宗。德宗回答：“这是大事，应当由皇爸爸作主。（据宫监说，当时的称呼就是这样。）儿臣不能自行作主。”太后坚持让他自己选择，德宗于是拿着如意走到德馨的女儿面前，正要把如意给她，太后大声说：“皇帝！”同时用口形暗示排在首位的那个人（就是慈禧的侄女）。德宗惊愕了一下，随后明白了她的意思，不得已把如意给了她的侄女。太后认为德宗中意德馨的女儿，即使把她选入妃嫔，也必然担心她夺走宠爱，于是不容许继续选下去，匆忙命公主各给排在末位的两位女子一对荷包。这就是珍妃姐妹得以入选的原因。此后德宗特别宠爱珍妃，与隆裕的感情日益恶化；他们之间的嫌隙，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以上这些话都是宫监唐冠卿说的，他大概是深知宫中内情的人，此人至今或许还活着。庚子年拳匪作乱时，守卫西陵的贝子奕谟对逃难到西陵的齐令辰说：“我有两句话，可以概括十年的事情：因为夫妻反目，所以母子不和；因为母子不和，所以载漪谋划篡位。”奕谟贝子是清宣宗的亲侄子。他说了这样的话，结合上面宫监所说的来看，晚清宫廷的内幕，大致可以看出来了。清朝走向灭亡，本来就有其必然性。但表现在外部的，是新旧之争、主战与主和之争；郁积在内部的，则是夫妻之间的嫌隙、母子之间的嫌隙。这四件事，大概可以概括全部情形。（戊申年袁项城被放逐，是监国载沣兄弟借此把他赶走，以便自己揽权，并不是要重新翻查戊戌旧案。杨叔峤的儿子不知道其中的隐情，急忙拿出德宗赐给他父亲的密诏，上书请求为父亲洗雪冤屈；隆裕坚持不同意。她始终对德宗怀有怨恨的情形，由此可见。） 汪鸣銮与长麟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都因为召对时说了不当的话而被革职。汪鸣銮和长麟在召对时究竟说了些什么？各家笔记都没有详细追述。根据《文芸阁闻尘偶记》考察，汪、长二人一定是帝党成员，被西后借题发挥斥责的。汪柳门是浙江的名士，前面记载杨乃武案件时，汪鸣銮就是极力主张平反的人。至于长麟，字石农，是满人，近来很少有人记述他。最近看到旧京吴介清先生的记载，颇可作为史料。吴先生说：“长麟，字石农，能写文章，擅长书法；他和清代秋浦总宪锐，都是翻译界的杰出人物。他担任右翼总兵时，年纪只有二十八九岁，身材矮小却精干，英俊爽朗而出众。进宫陛见那天，他奏答符合皇帝心意，因此圣上的宠爱一天比一天深厚。（当时慈禧已经撤帘，德宗一心谋求改革，喜欢任用青年人。）甲午战争发生后，战败的消息接连传来，不得已起用恭忠亲王督办军务（在内廷设置督办军务处），特意选派长麟随同办理事务。有一天，他因为某件事和恭亲王争执，始终据理力争，并不屈服。退出以后，恭亲王回头对身边人说：‘后生可畏。皇上喜欢任用青年人，我们这些人暮气深重，已经不能承担重任、实现长远目标了。’谁知他升得快，退得也快，乙未年十月，竟然因为离间宫廷、不知大体，和我的同乡汪柳门先生鸣銮同日被罢免。此前和议达成后，大学士、六部、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员一起聚集在内阁大堂，恭敬地诵读朱谕。汪鸣銮读到赔款两万万时，和他的老师高阳相国一起痛哭失声。从此他心中忧惧成疾，早就计划退休归乡，到这时终于得以实现当初的愿望。不过，他那天究竟因为什么触怒皇上，恐怕没有人能够弄清。后来曾有人追述这件事的经过（似乎是《时报》驻京记者汪中翰康年），但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如今也忘记了。” 甲午年十月，豫抚裕宽进京祝寿，觊觎四川总督一职，先去谋求李阉的帮助；李阉索取的财物过于奢侈，不能满足他的欲望。裕宽过去和珍妃的母家关系很近，于是带着金钱献给珍妃，让她寻找机会在皇帝面前替自己说话。事情还没有办成，就被李阉侦知了。李阉怨恨裕宽舍弃自己而把财物送给珍妃，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孝钦。孝钦果然大怒，立即召见珍妃亲自询问。珍妃直截了当地承认，毫不隐瞒，并且说：‘上面怎样做，下面就怎样仿效；佛爷自己不开这个头，谁敢这样做呢？’孝钦大怒，杖打她一百下。幸亏先朝的诸位妃嫔以及大公主（恭亲王的女儿）环绕跪下求情，她才和瑾妃一起被降为贵人。第二年十月，长麟被罢免；没过几天，两位妃子的封号竟然又恢复了。这件事发生在鲁伯阳案件之前，外界大多不知道。外间种种谣传，都说长麟与珍妃案件有关；然而宫廷内部的秘密，始终无法查明真相。” 把吴介清所说的同史书和其他笔记相互校对，似乎非常可信。从前后情节来看，汪鸣銮、长麟一定是因为珍妃被贬黜而进言，认为应当恢复她的位号，以消除帝后之间的嫌隙，所以触怒了皇上。但这件事又不能明说，因此只笼统地用“离间宫廷，不知大体”八个字公布出来。推测当时的情形，汪柳门或许有借此请求离职的隐情；长石农则年少敢言，自恃是八旗子弟。他们一同遭到贬谪而且再也没有起用，是因为德宗始终抑郁不振，所以帝党一败便不能复振。吴介清名汝廉，过去任职于吏部，也是一个儒雅而善于记述旧闻的人。他原籍杭州，所以和柳门是同乡。文廷式被革职并驱逐出京的事情 文道希被革职并驱逐出京一事，实际上是戊戌政变的先声，也是当时帝后不和中的一件大案。如今看来，德宗必然失败，局势的危险已经清清楚楚、屈指可数，只可惜当时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都视而不见罢了。考察翁文恭的日记：

译“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杨崇伊弹劾文廷式的奏折呈给慈圣阅览，批示发下，永远革职并驱逐出京。杨崇伊弹劾文廷式，说他和姓文的内监结拜为兄弟；又听说先前被发往黑龙江的太监王有、闻得兴，都在当地被正法，听说就是杨崇伊奏折中所说的那个姓文的内监。上年有个奏事中官文德兴，长期以来揽权纳贿，杖打四十下，发往打牲乌喇。听说他私自拆看封奏、干预政事，这些话大概是慈圣所定的。又听说昨天有个太监寇万才被杀于市，有人说是因为上封事，有人说是因为盗窃内库，详细情形还没有查到。” 松禅在这段记载中，把寇连材误写成了寇万才；既然当日已经知道他的罪名是上封事，也可以看出审讯得很早。考察寇连材的事情和文道希的事情，二者颇有联系。那拉后杖打瑾妃、珍妃两位妃子是在乙未年十月，而驱逐文道希、杀死寇连材，距离不过三个月。现在节录近人的笔记来记述这两件事，以便看出大致情形。野史说：起初珍妃聪慧，得到皇帝的宠爱。她小时候在家读书，江西人文廷式做她的老师，因此颇通晓文史。文廷式以庚寅年第二名进士及第，珍妃多次向皇帝称道他。甲午年大考翰詹时，皇帝亲自取出文廷式的试卷，交给阅卷大臣评阅，把他拔置第一，提升为侍读学士，充任日讲官。辽东战事紧急，文廷式联合朝臣署名上疏，请求起用恭亲王主持军国大事。太后一向不喜欢恭亲王的所作所为，皇帝极力请求，才任用了他。宫内有人编造流言，诬陷珍妃干预外廷事务，太后发怒杖打她，把她囚禁在三所，只让人给她送饮食。珍妃的哥哥、礼部侍郎志锐，被贬往乌里雅苏台，皇帝因此郁郁不乐。又考证：寇连材是直隶昌平州人，十五岁时以宦官身份入宫侍奉西后，任梳头房太监，很受西后亲近和宠爱。凡是西后宫中的财务，都交给他掌管。他渐渐长大后，看到西后所做的事情多有放纵淫逸之处，曾多次委婉进谏。西后认为他年幼而且身份卑贱，并不在意，只是斥责他，也没有加罪。后来他任奏事处太监一年多，又任西后会计房太监。乙未年十月，西后杖打瑾妃、珍妃两位妃子，暗中蓄意废黜皇帝另立新君；她每天逼迫德宗玩摴蒲游戏，又给他鸦片烟具，劝德宗吸食，同时另令太监李莲英以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散布谣言，说德宗失德，为废立制造条件。她又准备大兴土木，修建圆明园，以纵情娱乐[原文末有“.”及“。”，疑为标点重复]。连材对此非常忧虑，早晚都皱着眉头，像醉了一样，又像痴了一样，其他内侍都以为他发了疯。丙申年二月初十日早晨，西后正放下帷帐躺卧，连材却流着眼泪长跪在床榻前。西后掀开帷帐，斥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连材哭着说：“国家危急到了这种地步，老佛爷即使不替祖宗和天下考虑，难道唯独不替自己考虑吗？怎么忍心再纵情游乐而造成内乱呢？”西后认为他发疯了，斥责他离开。连材于是请假五天，回家向父母兄弟诀别，拿出一册自己记录的宫中事情，交给弟弟。回宫后，他把自己积存的东西分给小太监。到十五日，他上了一道奏折，共列十条：第一，请太后不要揽取政权，把政权归还皇上。第二，请不要修建圆明园，以免把皇上幽禁起来[原文作“幽皇上o”，末字疑为标点或脱误]。其余几条，说得不太清楚，大多是别人不敢开口说的话。最奇特的是最后一条，说皇上如今还没有子嗣，请从天下贤者中选择一人立为皇太子，仿效尧舜的做法。他的话虽然不合常理，但都是出于内心的忠诚，完全是不顾生死利害才说出来的。奏折呈上后，西后震怒，召见他责问道：“你的奏折，是你自己写的吗？还是受了别人指使？”连材说：“是奴才自己写的。”西后命令他把奏折内容背诵一遍，他背得没有什么错误。西后说：“本朝的成例是，内监有进言论事的，就要斩首，你知道吗？”连材说：“知道。奴才如果害怕死，就不会上这道奏折了。”于是命令把他囚禁在内务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令处斩；第二天就发生了驱逐文廷式出京的事情。连材不太识字，他所上的奏折中，字迹有很多错误和讹脱。” 同时还有一个叫王四的人，也是西后梳头房的太监，因为依附德宗而被发往军台。又有一个叫闻古廷的人，是德宗的内侍，原本是贡士，平素喜爱文学，对德宗非常忠诚，被西后所忌恨，发往宁古塔，不久就被杀了。丙申年二月，御史杨崇伊弹劾文廷式的奏折中说，文廷式私下和内侍结拜为兄弟，说的就是这个人；杨崇伊大概把“闻”误写成了“文”。把这两件事合起来看，南皮所说的“斜阳烟柳伤心后”，就是指珍妃被杖打。松禅日记中关于文德兴的疑闻，也可以大致明白了。按照我所听到的情况，文道希被革职，是出于那拉后的授意。当时太后和皇帝已经势同水火，文道希在当时对于外交和内政都有极强的主张。叶缘督的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年九月八日，文道希、木斋约定到谢公祠商议联名上奏阻止议和，以及邀请英国人来帮助顺从清廷。又说文道希主持起草奏稿，请求联合英国、德国来抵抗日本。这可以看出常熟一派当时的政策。又有某种笔记记载：德宗刚直，书房总师傅翁同龢也经常拿民间疾苦和外交事务来诱导勉励德宗。德宗常说：“我不能做亡国之君。”这话触犯了慈禧，于是废立的说法兴起。当时坤宫与德宗不和，常常把谗言传达给慈禧，所以事态更加紧迫。甲午年清军溃败，军舰被俘，吴大澄、魏光焘在关外督师，刘坤一在关内督师，李鸿章商议和约时损失很多，和约几乎就要订立。翰林学士文廷式熟悉宫中的各种事情，知道内忧外患同时而来，国家将要覆亡，便去见刘坤一，请他极力争取有利的和约条款。刘坤一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说弱国没有资格谈权利。文廷式请求屏退左右，把废立的传闻告诉他。又说宫中谋划这件事已经很久，荣禄认为疆臣统率军队，将不会被他们恐吓。慈禧有所行动时，常常询问疆臣等人的意见怎样；可见宫中对疆臣已经产生了忌惮，如今资历高、负有一贯声望的疆臣只有您。文廷式知道争取修改和约一定不会成功，便想让内廷看到，既然有人在和约问题上反复争辩，就会知道废立之事难以实行，这样也能取得防患未然的效果。刘坤一便让文廷式代为起草奏稿，于是废立的谋划因此停止。根据这些情况，文道希替德宗谋划，不能说不忠；能够权宜应变，也不能说不聪明。西后一定要除掉他的心思，已经明显而且越来越急迫。评论者却把这件事说成他在大考中通关节，并且诬蔑他的才学，不是真正懂得情况的人。

译大体说来，清流党以后所谓的名士，意气都凌厉无前。前面的张绳庵因此遭到忌恨，后面的文芸阁也是如此。王湘绮之所以恨“闾面”[原文作“闾面”，词义不明]，是因为他和文芸阁之间有过言语冲突。考察王湘绮的日记：“光绪十三年五月七日，文廷式道溪来约我会谈，到了以后，他已经出游了。和长者约定，却失信不守，未必自己知道这是错误。”又在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日记道：“重伯约文道溪、召星海、陈伯严、罗顺孙饮食。重伯说，文道溪无礼，众人都不同意他的说法，也不知道究竟怎样。陈子浚来告诉我，文廷式因为听到我说他和醇王一唱一和，怀疑我是在讥讽他，所以盛气凌人地对待我。那是因为我开玩笑过分，谈话触中了他的隐情。”由此可见，王湘绮对文廷式不满，也是因为文廷式盛气凌人。《文廷式〈闻尘偶记〉中的两则掌故》文芸阁《闻尘偶记》说：“贝勒载澄，是恭亲王的嫡子。他死后，有一个外妇所生的儿子；有人劝恭亲王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恭亲王没有答应。因为宗室的定例是，不是妻妾所生的儿子，不能列入宗室谱籍；即使被收养，也要另立觉罗禅氏这个姓。何况贝勒一向不谨慎，外室很多，所以恭亲王不把这个孩子录入宗籍，是正确的。庆亲王因为是罪人之子，本来不应当承袭近支的爵位，于是先过继给旁支，然后再转继过来。他当初由恭亲王援引时，假装恭敬；光绪九年以后，权势逐渐归于他，便放肆贪婪起来。他又和承恩公桂祥结成儿女亲家，所以为了巩固宠势，无所不用其极，招致战争、引来寇乱，他的罪行超过礼亲王世铎。” 又说：“恭亲王退闲时，知道庆亲王贪污暴虐，曾经对志伯愚侍郎说：‘辅廷（庆亲王的字）当时表面上装作清廉自守，凡有人送礼，只不得已收下一两件小物品，也都另外捆束起来放着，并对我说：“这些东西都令人厌恶，只是为了顾全面子勉强留下，完全不想使用。”’所以我才援引他。如今他贪婪恶劣到这种地步，如果国家责怪我滥行保举坏人，我实在不能推辞罪责。等到恭亲王重新起用后，也竟然只能和他虚与周旋罢了。” 这两段话早已揭示奕劻误国的情形，可以说是有见识的记载。又说：“乙丑年冬天，翁叔平尚书曾经对我说：皇上住在毓庆宫时，有一天忽然在马褂外面又加穿了一件马褂，尚书询问原因。皇上说：‘天气太冷。’尚书说：‘皇上为什么不穿狐裘？’皇上说：‘没有。’原来皇上平时的便服很少，狐裘、羊裘各有一件，恰好狐裘裂了缝，还没有修好，所以如此。尚书说：‘内库中有很多皮料，皇上为什么不下令制作进献？’皇上说：‘暂且以后再说。’尚书讲述这件事时，对我说：‘世家子弟冬天穿着温暖的毛皮衣服，哪里知道天家的制度竟然俭朴到这种程度。’” 这一段明确说出那拉后虐待德宗的情形，也可以和后来她先杀害德宗、随后自己死亡的说法互相印证，成为她蓄谋已久的旁证。珍妃得罪慈禧的原因 庚子年七月，京城陷落，珍妃被那拉后命令总管太监崔某用毡子裹住投入井中，情形极其凄惨。朱强邨、王幼遐所作的《庚子落叶词》，都记载了这件事。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日本军队把守宫门，纪律非常严明，宫人才把珍妃的尸体从井中捞出，浅浅葬在京城西面的田村。按照我所听到的情况，珍妃最初获罪的原因，实际上是不能忍受太监贪婪索取，便向那拉后奔走申诉；太监因此怨恨她，于是把鲁伯阳等人的事情全部揭发出来，才有乙未年十月对她的惩罚。考察翁文恭的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太后在仪鸾殿召见枢臣，谈到宫闱之事，说瑾妃、珍妃有祈求请托、干预政事的事情，降为贵人。我再次请求暂缓办理，太后不准。这一天皇上没有在座，于是请问皇上是否知道此事。太后传谕说：‘皇帝的意思正是这样。’第二天皇上谈到昨天的事，神情非常坦然。又过了一天，太后谈到两位妃子，话说得很多，说她们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又提到珍妃位下的内监高万拔有许多违法行为，如果再审问下去，恐怕会兴起大狱，对政体有损，应交给内务府扑杀。随即写下懿旨交办。” 事情的形势明明如此，而文廷式、道希仍然效忠于懦弱的皇帝，非要等到过了春天遭受谴责才行动，难道不是看出苗头也太晚了吗？然而我又听某公说：当时前面的松禅、道希，以及后来的长素、任公等人，都明知德宗必定没有幸免的希望，想要竭尽天下豪杰的力量，同那拉氏决一搏；并不是不知道敌不过，而是明知不可为仍要去做。按照当时这些贤人的情况来看，他们都年轻气盛，这种说法也许是有道理的。珍妃死状 那拉后杀害珍妃时，联军已经进入京城，四面八方烽火相传，九条大道上血流遍地；在烟尘蔽天、万众仓皇之中，宫殿台阶之间，竟有一个老妇人怀着豺狼般的心肠，又有专权的宦官助长暴虐。直到今天想来，仍觉昏暗惨厉；那如花蛾眉辗转受难的情状，真是帝王之家末路的罪孽和冤屈。如果把这件事谱入管弦演唱，也确实是一出令人惊心惨痛的悲剧。关于珍妃的死状，现在可以考证的，只有景善的《庚子日记》。日记记载说：“二十一日。文年告诉我，老佛爷寅时就起床了，只睡了一个时辰，匆匆忙忙梳洗打扮，穿着一件蓝布衣服，像乡间农妇一样；这大概是太后预先准备好的。她梳了一个汉人发式，这是太后平生第一次这样做。太后说：‘谁能料到今天会到了这种地步？’她乘坐三辆普通骡车进宫，车夫也没有戴官帽，妃嫔等人在三点半钟都集合了。太后先下了一道谕旨，此刻不许任何人跟随。珍妃一向反对太后，这时也随众前来集合，竟敢向太后进言，说皇帝应该留在京城。太后一言不发，立即大声对太监说：‘把她扔到井里去。’皇帝悲痛到了极点，跪下来恳求。太后发怒说：‘起来，这不是讲情面的时候，让她死了吧，好惩戒那些不孝的孩子们，也让那只鸱枭看看，等它羽毛丰满时，就会啄它母亲的眼睛。’李莲英等人于是把珍妃推入宁寿宫外的大井中。皇帝怨愤到了极点，以至于浑身战栗。”

译这段记载，按照情理斟酌判断，都必定非常可信。珍妃被幽禁废黜已经很久，那拉后改换衣服准备逃走的时候，未必会突然想起她。可是妃子挺身而出，说皇帝应当留在京城，于是乙未之案、戊戌之案，以及怨恨、嫉妒、惊怒，在一刹那间一齐燃烧起来，暗中的杀机也随之发动。所以说，妃子的死，正是由于她发言没有选择时机。然而当时战乱急迫，形势间不容发，妃子如果不说，又怎么能够说出来呢？可惜那拉后当时神志并未昏乱（考察《景善日记》也说，在这种危急时刻，只有老佛爷一人心神不乱，指挥一切）。如果她稍微昏乱一些，或者听从妃子的意见，那么西后逃走、皇帝和珍妃留在京城，这个局面一定会大不相同。景善是载澜的老师，曾任内务府大臣；日记中的‘文年’，就是当时的内务府大臣，每天入值，大概能够清楚知道宫中的事情，所以这份记载自然可信。后来在二十七年十一月，以‘随扈不及，殉难宫中’八个字，追赠珍妃为皇贵妃，这都是用来蒙蔽世人耳目的。清末某部笔记中又说：把妃子推下井，是内监崔某的主意。西后还说：‘我过去说过，遭逢乱事不如一死，并不是一定要杀珍妃；只是我说了一句话，崔某立即把她推下了井。你看见崔某就心惊不安，所以把他黜免革职了。’据说当时宫中见到了鬼，才故意这样说。这些话尤其是事后的粉饰之辞，也可能是害怕鬼而编造的曲说。大概妃子的死，完全在于她说了皇帝应当留在京城这句话。这句话包含的意义太多，所以太后一定要杀她。又考察故宫在十九年五月，曾在周刊中专门出版珍妃专号。她的照片确实很少见，但文字叙述终究嫌太简略。传略采用《清史稿》原文，已经嫌过于简略；后来只录了《百炼盦谈故》中的一节。在近人的歌咏作品中，所举的只有朱强村《声声慢》等三阕、李希圣《湘妃》一首、曾重伯《落叶》十二首，也嫌太少。依我所知，王病山（乃征）的《落叶》七律四首，李孟符（岳瑞）的《无题》八首中的第二首，王半塘《庚子秋词》乙卷中调寄《渔歌子》的一首，范肯堂《庚子秋题娄贤妃所书屏翰二字》七律一首，恽薇孙（毓鼎）《金井一叶落》五律一首，吴絅斋《清宫词》中《赵家姊妹共承恩》一首，其中借词寄托、含有讽刺的，大多指的就是这件事。即使郑叔问《杨柳枝词》中的一首：‘雨洗风梳碧可怜，秋凉犹咽五更蝉。谁家残月沧波死，夜夜渔灯网碎钿。’大概也是在庚子年秋天感伤时事、讽刺此事，有所感触而作的。至于文道希，他是珍妃的授业老师，虽然不敢作挽词，却以歌诗代替哭悼，必定有不同于他人的地方。现在考察他的诗集，《落花》八首，都是为这件事而作的。例如：‘华表鹤归犹彷佛，木门燕啄自逶迤。’又如：‘愁绝更无天可寄，恨深纔信海能填。铜仙热泪销磨尽，况感西风落叶蝉。’又如：‘有情湖畔三生石，无用楼东十斛珠。’又如：‘月缺尚应怜顾兔，云深何处觅青鸾。’这些诗都极其沉痛。他又仿作古代宫词二十四首，全都叙述景仁宫的事情，从在内廷任授读，到被幽禁、投入井中等种种经过，无不具备，可以当作珍妃的一部小传来读。后十二首虽然歌咏颐和园和西苑的琐事，但也有牵挂追忆珍妃的地方。例如说：‘画省高才四十年，暗将明德起居编。独怜批尽三千牍，一卷研神记不传。’等，都是如此。他的词中寄托寓意的，有《满江红》中的‘簪素柰，歌黄竹’；又如《忆旧游·庚子八月咏秋雁》中的‘天远无消息，问谁裁尺帛，寄与青冥。遥想横汾箫鼓，兰菊尚芳馨’；《念奴娇》中的‘闻说太液波翻，旧时驰道，一片青青麦。翠羽明珰飘泊尽，何况落红狼藉’。” 这些都可以说是其中含有伤心之语，只是甄录时一概没有涉及。又有人把半塘和疆邨的《金明池·咏扇子湖荷花》说成是在讽刺这件事，但仔细玩味词意，似乎又不完全如此。本来文人的比兴寄托，最难以论定。我们所列举的，也难免有遗漏；既然已经叙述并揭示这个题目，却遗漏过多，终究是令人遗憾的。专号之后刊登了四则《宫人中语》，说是‘本院从旧宫监和白发宫女口中得到的材料’。其中旧宫监唐冠卿说了两则，姓白的宫女说了一则，姓刘的宫女说了一则。考察这类口述材料，必须分别看待。太监、宫女的学识都在普通人以下，平日奔走办事，察言观色，窥伺隐微，必定有他们独到的见闻。但至于政治上进退、刑赏的由来，或者事变仓促发生时那种忽然被抬上高位、又突然坠入深渊的心情，就绝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了。何况在世人心目中，都认为椒房中的太监宫女必定深知宫中内情，按例常常向他们询问核实；他们也绝不肯推说不知道，于是过分粉饰的言辞，十句中必有七八句。这些都是辨别史料的人应当知道的。大体说来，他们所讲的关于平日情况的事情，大多可信。例如说德宗和隆裕的感情日益恶化，隆裕嫉妒珍妃，唐、白二人的说法都相同，情理和事实都清楚可见。刘姓宫女说：珍妃的照片，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之间拍摄的；她所穿的衣服，长袍是洋粉色，背心是月白色并镶有宽边，这是光绪二十一年最时髦的装束，是在宫中另行制作的。珍妃每天早晨在慈禧面前请安完毕，就回到景仁宫，任意穿戴打扮，并拍摄各种姿势；这张照片据说是在南海拍摄的。这些说法都必定可信。至于临难时的情形，各人的说法就不同了。姓白的宫女说：“被投入井中的前一天晚上，慈禧还召珍妃进见，说：‘现在江山已经失去大半，都是你造成的，我一定要让你死。’珍妃愤怒地说：‘随便怎么办好了。’” 唐姓太监则说：“听说珍妃来了，她请安完毕，又祝老祖宗吉祥。太后说：‘现在还成什么话？义和拳闹乱子，洋人进京了，这可怎么办呢！’接着说话声音渐渐低下去，嘟嘟囔囔听不清。忽然听见大声说：‘我们娘儿俩跳井吧！’珍妃哭着请求恩典，并且说：‘我没有犯重大的罪名。’太后说：‘不管有没有罪名，难道要留下我们遭洋人的毒手吗？你先下去，我也下去。’珍妃叩头哀求，随后听见太后呼叫玉桂。玉桂对珍妃说：‘请主儿遵旨吧！’珍妃说：‘你为什么也来逼迫我？’玉桂说：‘主儿下去，我也跟着下去。’珍妃愤怒地说：‘你不配！’忽然听见太后急声喊道：‘把她扔下去吧！’于是传来扭打挣扎的声音，接着砰的一声巨响，想来珍妃已经坠入井中了。”

译唐姓太监这段话说得如同亲眼看见一样，但已经同姓白的宫女所说的相互冲突。不过，故宫的附注说，姓白的宫女曾经侍奉珍妃，只是在珍妃于南海被责罚之后，就被慈禧赶出宫去；那么庚子年珍妃坠井的变故，白姓宫女又怎么能够知道呢？唐姓太监的话即使比较接近事实，但他既然自己说只是隔墙偷听，前后终究还是推测。退一步说，即使事情件件属实，殿上那些低声交谈的话，也没有人能够辨清。按照我的推测，所谓请求皇帝留在京城，大概就包含在这几句低声交谈中；如果谈话没有极大地触怒太后，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太后也不会下定决心把事情了结。所以最终还是以《景善日记》的记载为可信依据。珍妃被禁闭的地方，是锺粹宫后面的北三所寿药房，所受的困窘和侮辱极其严重。她死后，那拉后追封她为神；后来又梦见珍妃掐住自己的喉咙，喉部全肿了，于是设置神位祭祀她。把珍妃推入宁寿宫井中的人，是崔玉桂。这些都是北都旧人一向听闻的事情。慈禧的仇外心理 清朝的灭亡，自然应当把那拉后列为首要责任者。她残忍、狠毒、嫉妒、奢侈、骄纵、狭隘、凶狠，各种恶劣品德都具备，而才能也足以帮助她实现这些作为。她多次图谋废立，虽然不敢真正实行，但先杀害慈安，接着摧残光绪，她的胆量、力量和福分寿命，都超过了雉曌。我以前谈到文道希，于是又谈到珍妃被害前后的事情。珍妃固然死于太后之手，但如果说只要完全按照德宗和珍妃的意愿行事，清朝就可以不灭亡，也是不恰当的说法。珍妃得到宠爱后，就曾经出卖官缺，鲁伯阳一案就是明显的例子。假使她得志，未必会有超过西后的地方。珍妃在庚子年临难时说皇帝应当留在京城，这件事也可以有两种看法。往深处说，是想图谋改变政局；往浅处说，则是希望摆脱西后的牵制，挟持皇帝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而且‘皇帝留在京城’这句话，本来就是受宠妃嫔亲近皇帝时常说的话。英法联军之役时，西后当时还是贵妃，文宗出奔热河，西后便极力主张皇帝应当留在京城，和珍妃的说法完全一样。若说这不是宫中妇人、宦官在遭遇变故时必然会有的议论，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把西后先前说过的话和后来珍妃说过的话相互印证，可以看出历史事实恰好形成对应；只是遭遇不同，后来荣枯的差别竟像天上地下，这也就是所谓有幸与不幸。吴柳堂《罔极篇》中记载咸丰庚申年的事情，说：“庚申年七月，从慈亲得病开始，五六天之内，就传来夷人已经到达海口的消息；内外所有奏报一概不发抄本，以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惑，但仍然没有迁徙。当时皇上正患病，听到警报后准备巡行北方，懿贵妃和僧王不同意，并且说洋人一定不能进入京城。” 这里的懿贵妃，就是那拉氏，也就是后来庚子年挟持皇帝向西逃奔的慈禧。又有一段说：“初七日，我军在齐化门外同夷兵交战。我军的马队在前面，而且全都是蒙古兵马，从来没有打过仗，一听到夷人的枪炮声，就一齐逃回，把步兵队伍冲散，彼此践踏，于是我军溃败，夷人逼近城边。在此以前，亲王和御前诸公多次劝皇帝出巡，皇帝的意思也颇为赞成，但受到二三位老成大臣的牵制，又因为朝廷内外大臣纷纷上奏劝止，所以有了并未下达出巡旨意的说法；而且还明确降下谕旨，说‘能杀贼立功，立即赏赐’等话，因此人人都以为出巡的计划已经中止了。初八日早晨，听到齐化门外交战失利的报告，皇帝仓皇向北巡行，随行的王公大臣都狼狈得无法形容，好像后面有数十万夷兵追赶一样。然而实际上，夷人这时还在很远的地方，园中也没有任何警报，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皇帝将要出发时，贵妃极力阻止，说皇帝在京城可以镇慑一切，皇帝如果离开，就恐怕宗庙没有主人，也恐怕被夷人践踏毁坏。过去周王室向东迁徙，天子蒙受尘辱，永远成为后世的羞耻；如今如果突然抛弃京城逃走，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据此看来，当时懿贵妃主张皇帝留在京城的理由，比后来珍妃所说的更加堂皇而详细切实。后来又有一段说：“有一位御史上奏，说奸人迷惑皇帝的听闻，使皇帝仓皇向北巡行，把宗庙和百姓置之不顾，以致京城沦陷于夷人之手，请求立即回銮，等等。从最初开始，每天都听说同夷人交换和约尚未成功，有时是因为恭亲王不肯出面接见，有时是因为夷人提出的条件难以接受，总之始终没有定局，居民越来越感到不安。初六日，英国夷人来照会说，我国太无礼，致使他们国家的人被虐杀五人，要求赔银五十万两。正好俄国夷人也来照会说：听说夷人索赔五十万两银子，他们愿意从中调停，让我们少赔一些。恭亲王认为，这件事即使由俄国调停，也不过少赔十万、八万两，反而承受了俄国一个大人情，于是托词说‘已经答应了，不能再改’，加以谢绝。俄国夷人又来照会说：既然已经答应赔五十万两，自然不必再说；只是英国焚烧园林亭台，他们也愿意赔一百万两。英国原先索要二百万两，减去一百万，只要再赔一百万，事情便了结。恭亲王答应了，在初九日送去银五十万两。当时夷人增加的十六条要求，没有一条不答应；当权办事的人只求他们退兵，没有一人敢驳回，于是夷人都大笑，说中国实在太没有骨气了。” 唉，还有什么忍心说的，还有什么忍心说的。懿贵妃听说恭王同洋人议和，深以为耻，劝皇帝再次挑起战端。正好皇帝病危，不愿离开热河，于是报复的计划就搁置了。末段几句话说明，那拉氏在当时不仅主张皇帝留在京城，而且主张留在京城奋力作战。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她仇外的心理很早就已存在，庚子年的祸根早已埋下；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她对当时的国力实在不太了解，只知道报仇，却不肯仔细考察原因、比较力量，这一点却不同于德宗的珍妃。德宗未必十分明智，但至少已经知道国力不如别人，不应当交战，而应当留在京城讲理。假使珍妃让皇帝留京的策略能够实行，那么同当年那拉后让文宗留京的结果相比，必定会大不相同。唉，只是当时本来不应当作战却作战了，最终给国家和民族留下的后果，却成了后来应当作战时反而不能作战。到了应当作战却不能作战的时候，那种痛苦哪里能够计算？追溯往事来说，假使咸、同、光、宣以来，稍微有一点明白的盘算，早知道自己不如别人而感到惭愧、奋发图强，经过十年教养、十年生聚，那么今天又何至于落到这种地步？从今天来看，那拉后的昏昧强悍，以及士大夫议论的愚昧昏蒙，更应当永远作为明亮的鉴戒，绝不能用歌颂她‘复仇’两个字来掩盖她的愚昧黑暗给国家带来的忧患。记完这一节，我合上书卷，不禁为之长叹三声。清德宗遗事

译前面记载珍妃的事情时，引用《景善日记》，其中珍妃说皇帝应当留在京城这一句话，我的朋友中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考察当时的情况，德宗确实想留在京城，和珍妃的意思相合；在当时这不失为一个策略，因此没有什么可疑的。从前瘿公已经写了《庚子国变记》，酬鸣又写了一篇作为该书的后记，其中说：“我听随从某官说，西太后亲自逃离险境后，常对侍臣说：‘我没想到竟然会成为皇帝的笑柄。’到了太原，皇帝渐渐舒展了一些。有一天，他召见载漪、刚毅，严厉斥责他们，想要治他们的罪。西太后说：‘如果我先发难，敌人将会更加追究他们的罪责。’皇帝说：‘按照国法，他们的罪不可赦，哪里还管敌人会怎样。’载漪等人急忙叩头请罪。当时王文韶也一同入内，西太后说：‘王文韶是老臣，经历的事情多，而且是皇帝所信任的人，你认为应该怎么办？’王文韶明白她的意思，婉转地替他们解脱。皇帝退下后，仍听见叹息声；载漪等人出来时，脚步还在发抖。不久，刚毅因愤懑而死。后来已经决定再次向西走，皇帝更加愤怒。到达潼关时，皇帝说：‘我能够前往，敌寇为什么不能？即使进入蜀地，也没有益处。太后年老，应该避往酉安，我打算独自回去；否则战事不能平息，灾祸最终还会殃及她。’西太后以下的人都面面相觑，显出为难的神色，但没有办法驳倒皇帝的话，恰逢天晚，事情便搁置了。第二天早晨，才听到随从士卒嘈杂地准备启程，炮声响起，车驾竟然向西去了。皇帝刚上路，眼泪仍然充满眼眶。” 又据新城王晋卿先生为《王小航述德宗遗事》所作的序，其中第七节说：“太后将要逃走时，皇上请求她说：‘不必逃走，外面的人都是友邦，他们的军队来讨伐拳匪，对我国并没有恶意。请允许我亲自前往东交民巷，同各国使臣面谈，一定不会有事。’太后不答应。皇上回到宫中，穿上朝服，准备亲自前往使馆。小太监弈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后，太后亲自赶来，下令剥去皇上的朝服，只留下 一件洋布衫，并严禁他出门；不久，便牵连着他一起出外巡幸了。” 又第九节说：“皇上在太原驻跸了多日，仍然请求独自回京议和，太后和群臣坚持不让。其实当时如果早些回去，赔款数目可以减少，外国人所要求的各种保障条件，也都可以凭借圣明而不必提出，舆论清楚明白；怀宗、愍帝以及徽宗、钦宗所遭遇的祸患，绝对不能拿来相比，这个道理非常明显。然而，众人由于见识腐朽浅陋，不懂得这一点的十人中有九人；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道的十人中有一人，那就是太后、荣王、岑诸人。当时岑的幕府中有个叫张鸣岐的人，年轻而敏锐，极力劝说奉皇上回京，以取得这项大功。岑无言以对，只好不说话。” 这两部书的记载完全相同。大体说来，清朝的灭亡虽然有许多原因，但那拉氏实在是独力促成了这件事。女性临朝而专横恣肆，皇帝与太后彼此仇视；光绪中叶以后，一切政治风潮都由这件事引起。西太后把自己的侄女立为德宗皇后，正是为了钳制德宗；德宗于是厌恶皇后，并同珍妃谋划。德宗在世期间，虽然屡次受到凌辱，内心仍然倔强不屈，所以西太后病危时，隆裕和崔玉桂等人便有了把皇帝置于死地的必要。这一连串因果相互推动，也确实是形势发展所必然造成的。考察德宗不得善终这件事，自戊申年以来，世人一直有所怀疑，只是没有旁证可以验证。近来私家笔记接连出现，从旁提供了见闻证据，这件事于是有七八成可以相信，应当另作详细说明。王小航（照）的《杂事诗》一书，全都记述德宗的轶事，最近又有人把其中的注释辑出单独刊行，就是上面所说的《德宗遗事》。其中记载珍妃的事情，与各种说法略有不同，现在把它附录在这里。《德宗遗事》第六节说：“外面的军队逼近京城，太后将要逃走，先命令几个太监把珍妃扔进井里。太监们都不敢动手，两个总管之一崔玉贵说：‘都是些没用的小子，看我去。’于是崔玉贵把珍妃拉到井口。珍妃跪在地上，请求在死前见老佛爷一面。崔玉贵说：‘没有那些说法。’一脚把她踢进井里，又往井中投下石头。辛丑回銮以后，皇上才知道这件事，只是把珍妃旧日的帐子悬挂在密室中，不时在帐前徘徊哭泣罢了。” 考察王小航所说珍妃死前从未见过西太后、德宗直到辛丑年才知道珍妃已死，这同各家说法以及宫监的口述都不相符，而且没有旁证可以自圆其说，确实有臆测的嫌疑。只是崔玉贵的凶悍，以及德宗的凄凉眷恋，在这里可以看出是众说一致的部分。将来如果有人仿效陈鸿作《长恨传》那样的作品，或许可以另外备录一件史实。（按：瘿公撰写《国变记》，以湘乡李亦元的日记为蓝本。民国元年至二年间，瘿公早晨起床后去访友，午后一定到歌场走走，晚上九时以后，才独自坐下撰写笔记，直到凌晨二时才休息；所引证的材料非常丰富，而文字都有根源。‘酬鸣’是当时同辈使用的笔名，我没有记得究竟是哪一个人，估计是恽薇孙、麦孺博、陈翼年、章曼仙一类的人，仓促之间无法考证了。） 光绪之死 清德宗不得善终这件事，在戊申十月时，已经有这种传说了。大概西太后一生都在为难皇帝，而皇帝最终竟然只比她早死一天，天下不可能有这样的巧合。当时众人心中充满疑虑，但事情没有旁证。之所以使人既怀疑又相信，是因为德宗已经卧病很久，医生们都断定他活不下来；按照事理的发展，似乎德宗的死势在必然，而西太后的死反倒出乎意料。其实德宗正是因为西太后突然患重病，才更加促使她先死；这完全是多年利害关系和恩怨造成的结果，无论宫中还是府中，都必须让德宗先死。当时后党中的首领，宫内是隆裕，宫外是项城，两人始终掌握大权，压制众人的言论；所以即使改朝换代，也没有人为这个懦弱的君主鸣冤。直到民国十年以后，故宫更换主人，项城的势力也逐渐消尽，私家笔记陆续出现，宫女和太监也能够讲述这些事情，事实才渐渐显露出来。王小航的杂咏中，《德宗遗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