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蓬轩类记》〔明〕佚名 ●《蓬轩类记》一 新昌、嵊县有一种冷田，不适合种早稻，要到夏至前后才开始插秧。秧苗已经成科后，就不再用水，任凭烈日把泥土晒得暴裂，也不在意。到了七月底、八月初，若得到雨水，泥土便变得松软湿润，禾苗也茂盛生长。这时如果还没有下雨，才汲水灌田。若烈日曝晒的时间还不长，却过早得到水，稻苗就会冷瘦，大多不能丛生。我起初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偶然看见靠近水源、可以汲水的田地也是这样，觉得奇怪，便询问当地人。农人如此回答。我这才知道，观察各地风气、询问当地习俗，是不可拖延的。山阴、会稽有些田要灌盐酒，或者用盐和草木灰培壅，否则禾苗就不能茂盛。宁波、台州靠近海边的地方，田里的禾苗一旦受到碱潮侵害就会死亡，所以修筑碶堰来阻挡碱潮。严州培壅田地多用石灰，台州则烧煅螺、蚌、蛤、蛎的灰，不用人畜粪。听说用人畜粪培壅田地，禾苗和杂草都会茂盛；用蛎灰则杂草死亡而禾苗茂盛，所以采用蛎灰。严州山中灌田的方法，有一种水轮。它的制造方法是：估量水面到岸边的高度有若干尺，就按照这个尺度制作轮子；轮子的辐条用细木杆制成。每根辐条伸出栒的地方都系一个竹筒，只略微系住竹筒的中部，使两端能够活动，可以俯仰。把轴架在岸边一半高度处，将轮子贯穿在轴上；岸上靠近轮子的地方，设置木槽承接水。溪水流散而缓慢时，就用石头把水引到轮子下面，使水流加急；水流一急，轮子便转得飞快。每个竹筒装满水后，筒底变重、筒口朝上；转到上方时，筒口便朝下，水流入木槽，再分流到田里。不劳烦人力，水自然就够用了，实在是有利的器具。桔槔到处都有，有的用手运转，有的用脚运转，有的用牛运转，但器械的巧妙没有超过水轮的。山中深溪高岸，桔槔的巧处无法施展，于是便有了水轮的制作方法。制造器具、利用器物，只要对当世有益，君子就会采用。汉阴老人抱瓮灌园的说法，不过是愤恨世道、憎恶邪恶之人的做法，不足以用来说明广大之理。成化二年，朝廷念及少保于公的冤屈，派行人前往传谕祭奠，诔文中有“在先帝那里已经知道他的冤枉，而我的内心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样的话。乡人为他建立了怜忠祠。弘治三年，又因言官的请求，追赠于公为太傅，谥号肃愍，命有关官府在墓地建立庙祠，赐额“旌功”。每年春、冬两季祭祀，并载入国家祀典。我曾记得正统年间，翰林学士刘球因进言论事触犯权贵，非正常死亡；他的儿子为父申诉冤屈，朝廷赐谥忠愍。考察谥法，刚强有德而能成就事业叫作“肃”，操守坚定、处事果断也叫作“肃”。有见识的人认为，刘公的言论切中当时的弊病，于公的功劳在于社稷；他们死于非命这一点相同。考察他们一生的德行、善举、功劳和功烈，也应当权衡轻重，为他们拟定相称的谥号才是。密勿之士，职责在于代替皇帝起草诏令；对于朝廷的盛大举措，却完全不在其中稍作权衡，士大夫不能不对此有所议论。“冯妇善于搏虎，字句应以‘善’字为断，士人以他为榜样。野外有一群人追逐老虎，老虎背靠山隅，冯妇挽起袖子下车，众人都为此高兴；那些以他为榜样的士人却笑话他。”近来看到嘉兴刻本，标点方法是这样，颇觉得道理更通。因为感到高兴的，是在野外搏虎的众人；笑话他的，则是那些以他为榜样的士人。前后正好相互照应。广西有庹姓，读音为“托”。如今吴中人伸开两臂量取物品，称为“托”。“庹”字既与“度”相似，又从“尺”，我怀疑就是这个字吧！陕西有“■〈火力〉”字，读音为“罕”，意思是拿着物品。“奤”读作“胎”的上声，南方人骂北方人为“奤子”。广东有“孻”字，读音为“奈”的平声，指老年人生的小儿子。“■〈田上女下〉”读音为“少”，杭州人称男子有女子姿态的为此字。“■〈女肯〉”读音为“其緪反”，指孩子幼稚。“吽”读作“憾”，是恨某人并想加害于他的说法。越中有这类字，往往可以在诉讼文书中见到。世间传说水母把虾当作眼睛，没有虾就不能行走。有人说，虾聚集来吃水母的涎液，水母因此载着虾行走。近来听温州人说：大的水母直径有五六尺，肥厚而沉重，一个人只能挑两个。水母的头在上面的正中央，两只眼睛像牛乳一样。剖开它，里面各有一只小红虾，所以说它把虾当作眼睛。前面的说法不对。水母又俗称海蛰，读音为“直列反”，只是“不知道这个名称应当写作哪个字”。《松江志》写作“海蛰”，有的写作“海螫”。《翰墨大全》写作“海■〈虫宅〉”。考察“蛰”字，是虫在冬天潜伏的意思；“螫”字，是虫伤人的意思。这两个字都不是这种物类的名称，也不是“直列”的读音。“■〈虫宅〉”读作“除驾”，《本草》写作“蜡”，读音相同。这个读音虽然不是“直列”，但实际上是水母的另一个名称。温州人又把水母称为“鲊鱼”；“鲊”字没有意义，难道就是“■〈虫宅〉”读音讹误而来的吗？晋代以前的碑刻，都不写撰文人的姓名。唐人开始同时写出撰书人的姓名，不过那些碑文大多是著名公卿亲自书写的。宋代以来，撰文者、书写碑文者和篆写碑额者都署名。本朝的碑记，只有奉敕修建的井士大夫家碑刻，才都是名公手笔；其余大多是盗用显贵官员的姓名，用来向世俗炫耀罢了。而且撰文者一定写“撰文”，书写者一定写“书丹”，大概是为了把各自的职掌分开书写，并凑成“篆额”二字。官职衔称所用字数多少不一，却又一定要使上下字数整齐，中间多留空字，古意完全丧失了。我近来让人书写碑记，独不采用这种做法。大江中的金山、焦山两山，金山因裴头陀开山得到金子而得名，焦山因焦隐士居住在那里而得名。近来游览焦山，读到徐元玉先生的《壮观亭记》说：“古人称金鳌、浮玉二山，是江水、汉水朝宗于海的门户；如今京口的金山、焦山就是它们。大概是省略文字、改换名称，因而产生了混淆和讹误，所以郡志没有考证。然而焦山有古刻题着‘浮玉’之名，至今还留在岩石上；江东一带的人尤其称焦山为‘焦门’，也可以作为证据。因此，金山就是金鳌，焦山就是浮玉了。”又说：“考察郡志以及其他记载，金鳌原来是金山中的亭名，浮玉本来是金山的别名。焦山所刻的这两个字，笔势有肥有弱，大概是宋、元人所写。”他说“古人称”，又说“省略文字、改换名称，因而产生混淆和讹误”，却不知道依据是什么。

译建国初年，浙江布政司统辖九个府。洪武十五年，划分直隶的嘉兴、湖州二府来增益浙江。宣德七年，大理寺卿胡公槩巡抚浙江，上奏请求划分嘉兴县的地域设置秀水、嘉善二县，划分海盐县的地域设置平湖县，划分崇德县的地域设置桐乡县。景泰三年，兵书孙公原真巡抚浙江，上奏请求划分处州丽水县的地域设置宣平、云和二县，划分青田县的地域设置景宁县，又设置泰顺县，隶属温州府。成化七年，金华知府李嗣上奏，又划分金华、龙游、兰溪以及处州遂昌县四县的地域设置汤溪县。成化十一年，上奏请求划分黄岩县和温州府乐清县的地域设置太平县。成化二十年，湖州知府王珣上奏划分安吉县的地域设置孝丰县。如今浙江共有府十一、县七十五。清风岭在嵊县境内，宋朝末年台州王节妇被俘虏到这里，投水而死。这座岭本名青峰，后人尊崇她的节操，改成现在的名称。事情在李先生所作的传记以及士大夫的著述中记载得很详细。只有杨廉夫独自提出不同看法，作诗说：“界马驮驮百里程，青峰后夜血书成。只应刘、阮桃花水，不及巴陵汉水清。”叶文庄记载夏宪使的话：从前有人认为王节妇之死是没有这回事，作诗加以非难；这个人后来断了后嗣。诗说：“啮指题诗似可哀，班班驳驳上青苔。当初若有诗中意，肯逐将军马上来。”这正好与廉夫的意思相同。断绝后嗣未必真与这件事有关，然而贞女节士，正是偷生忍辱之人所厌恶听闻的；他们必定想暗中寻找瑕疵和破绽来诋毁她。品德厚重的人，难道忍心替这类人助长暴虐吗？我读到这首诗，没有一次不替铁崖感到惋惜。如今表彰孝子、节妇以及进士、举人，有关官府在他们的门前立牌坊，以此作为激励劝勉的办法，这就是古代表彰乡里居民遗留下来的意思。听说建国初年只有孝行节烈牌坊，宣德、正统年间，才开始有人为进士、举人立牌坊，而且也只有刚刚考中时才有。后来做到显赫官职，就没有了。天顺以来，各地才开始出现冢宰、司徒、都宪等名目的牌坊，但都出自有关官府的主意。近些年大臣之家把这种事当作荣耀，门前有三座的、四座的，还都觉得不够；又有跨在门上建立的，也多是托人请求上司建立的，而题写的名称又不雅，例如寿光的“柱国相府”、嘉兴的“皇明世臣”，也实在太夸张了。近来得到《中吴纪闻》阅读，看见宋代蒋侍郎希鲁不肯建立牌坊，我深深感叹古人的修养有些地方是今人所不能及的。我们昆城的郑介庵晚年拆掉了进士牌坊，说是不留下来让后人取笑。如今人们把猜拳称为藏阄。“阄”读作“鸠”，古代没有这个字。殷仲堪和桓玄一起玩藏钩，顾恺之猜中了钩，桓玄于是获胜。有人说，汉代钩弋夫人的手拳曲，当时人们仿效她，于是形成了这种游戏。然而不知道“阄”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中酒”的“中”，本来读平声。唐人说：“醉月频中圣”“近来中酒起常迟”“阻风中酒过年年”。苏东坡诗说：“臣今时复一中之。”如今人们把它读作去声，像“中风”“中暑”的“中”一样，这是不对的。温州乐清县学旧有三贤祠。三贤是宋代的贾司理如规、钱孝廉尧卿、王龙图十朋。如规字元范，补任太学生，最初调任广昌尉，后来调任兴国军司理，但没有赴任。靖康之难时，他身先诸生，不肯逃避，族里人依靠他度过危难；当时称说崇尚义行的人，必定提到贾司理。尧卿字熙载，是吴越王的第七代孙，孝顺友爱早有声誉。绍兴年间，被举为孝廉，没有做官便去世了。十朋字龟龄，绍兴年间廷试第一，学业纯正，后来以龙图学士身份退休。那座祠原在大成殿戟门的右边，后来人们因它荒废，改作了神厨。弘治三年，我巡视所属地区来到这里，拜谒孔庙，访求三贤祠的旧址，想要恢复它，却没有空地。戟门左边有一座梓童帝君祠，据说是洪武年间黄教谕所建。我命人撤去神像，重新制作三贤的神主，又增入本朝章恭毅公纶，改称乡贤祠。不限定人数，希望后来的人看到后有所感受并受到激发。普怛落伽山，有的写作补陀落伽，在宁波府定海县海中，大约相距二百多里。世间传说观音大士曾居住在这里，愚昧的人往往发愿渡海来拜他的塑像；偶然看见一只鸟或一只兽，便认为是大士化身显现的征兆。余姚志中记载，贾似道曾到这座山，见到一位老僧；老僧观察他的相貌，认为他一定会达到很高的地位，然后离去。再次寻找他，就再也找不到了，也把这当作观音大士显灵应验。我认为这正是贾似道用来试探自己的奸计、蒙蔽愚昧民众的手段。自古以来，奸邪之人取得本不应有的东西，没有不假托鬼神相助来蒙蔽人们耳目的。贾似道自己知道是侥幸获得高位，害怕别人议论自己，所以故意编造这件事，使人知道他的富贵不是侥幸得来的。否则，赏赐善人、降祸恶人，亲近贤者、疏远奸人，观音大士本来就不会不同于上天和人间的道理。假如不分是非，只要有所求便都能应验，哪里还是正神呢？而且既然已经应验了一次，再去求见，理应再次应验；但后来再也见不到他，这件事是欺诈，也就不攻自破了。普怛落伽，用华语说就是白花，因为这座山多生长山矾，所以得名。如今有人在供奉大士像的地方，题匾为“补陀胜景”，只是特别突出“岛夷”二字中的一个“白”字罢了，这个名称有什么意义呢？山矾本名郑花，它的叶子可以染色，功用像矾，王荆公才根据它出矾的功用给它取名为山矾。“懛”，切音为“丁来”。注释说：“是失意的样子。”苏州把没有智谋和才术的人称为“呆”，杭州则用“懛”字。同年吴俊时相貌俊美，却不拘泥于小节，杭州人称他为“吴阿懛”。他曾经自己说：“我死后，要在墓前立一块大石，上面大书‘大明吴阿懛之墓’。如果写官职，就显得俗气了。可惜《韵》书中没有这个字，别人也多半不认识。”这大概是在他刚考中进士时听到的话，如今已经过了二十七年，而时用去世也有几年了。虽然这只是一时的戏言，也可以看出他的旷达之处。昨天查阅《韵海》，偶然看到这个字，便记下了。唉！怎么才能让这个人复生，与他一起放声大笑呢！

译两浙盐运司所辖共有三十五场。清浦等十三场在苏州、松江、嘉兴，地处浙江西部；但天赐一场隔着海面，位于崇明县。西兴等二十场在绍兴、温州、台州，地处浙江东部；但玉泉一场隔着海面，位于象山县。杭州府的仁和、许村二场，虽然位于浙西，但盐场分属浙东。浙东盐共有二十万七千五百余引，除水乡缴纳银两的部分外，应纳盐一十万六千一百九十余引；浙西盐共有一十一万四千八百余引，除水乡缴纳银两的部分外，应纳盐七万二千六百余引。每处都以一半折合银两解送京城，另一半留存，用来供给客商。浙西多是平原广泽，适合舟船运输，盐容易运出，所以获利丰厚，解送京城的银两每一大引折银六钱；浙东多有山岭阻隔，舟船难以通行，不便于商旅，所以获利微薄，解送京城的银两每一大引折银三钱五分。这些都便于灶户。盐利的形成，都必须依靠卤水；但是卤水的淋取方法，各地又不相同。有些地方沙土漏水，不能形成盐碱，就必须把草烧成灰，铺在滩场上，然后用海水浸润，等到晒干结成浮白色的盐碱，扫起来再淋取。有些地方泥土细腻湿润，经常含有盐碱气，只需剖取浮泥，搬到滩场上，仍然用海水浇灌，等到晒干结实，再聚集起来重新淋取。夏天用两天，冬天则加倍。这样开始形成可用的盐碱。于是把晒过的盐碱泥，约五六十担，挑来堆积在高地上，修筑成方丈大小的池子；在池旁向下挖成井口，暗中用管道相通；再把海水倾倒到池中的盐碱泥上，使盐碱水流入井口。然后用重量为三分的莲子来试验，先把卤水装进小竹筒，将莲子放入其中；如果莲子浮起并横倒，说明卤水极咸，才可以煎烧。如果莲子竖立着浮在水面，说明稍淡；如果下沉不起，说明完全淡了，这些都弃置不用。这大概是因为海滩有新泥，或者遇到了雨水的缘故。凡是煎烧盐的器具，必定有锅和盘。锅盘之中，形制又各不相同。大盘有八九尺，小盘有四五尺，都用铁铸成；大的由六片组成，小的则铸成整块。锅有铁铸的，宽而浅的称为铁盘；用竹子编成的称为蔑盘。铁盘用石灰粘合缝隙，用薄砖块支撑；蔑盘则用石灰涂抹内外，用绳索悬挂起来。然后装入卤水，用火煎熬；一天一夜可以煎三干。大盘煎一干可以得到二百斤以上的盐，小锅煎一干可以得到二三十斤以上的盐。如果能够再煎一次，可以得到四干。大盘不容易损坏，但耗用柴薪多，适合人多时使用，浙西盐场大多有它。小盘容易损坏，但耗用柴薪少，适合自己使用，浙东盐场大多有它。这大概是各地土俗各有适宜之处。道理只有一个罢了。因为是人们共同遵循的，所以称为“道”；因为它随着时势变化，所以称为“易”；因为它的变化不可预测，所以称为“神”。程子说：“上天所承载的事物，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易是体，道是理，神是作用。”这句话偏重于“易”。总的说来，道是体，神是作用，易兼有体和作用来说，都是这一个道理，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并不是只有道才是理。高宪副宗选评论今人判断人物是非不公、褒贬失当，说：把这比作看戏，有人看到关键情节时，或者点头，或者按着节拍，或者感动落泪，这些都是懂得音律、能够欣赏的人。那些庸俗的男子和小孩，环绕站在四周，却什么也不懂。一遇到演员插科打诨、做出无耻的样子，君子正替他感到羞惭，而那些人却无不欢笑自得。大概这种姿态本来就容易打动人，而他们所喜欢的正是这一点。如今人们判断是非不公、褒贬失当，与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呢？这番话可以说是很善于作比喻了。我曾听说，吴文恪公讷任御史巡按浙江时，毁掉了秦桧的碑，却不知道详情，疑心那是记载秦桧德政的碑。后来我在朝廷任职，向浙江士大夫询问，竟没有一个人知道。等到我来到浙江，查阅《杭州府志》，也没有找到答案。近来听说仁和县学有宋代刻的石经，便前往观看，同时看到了这块刻石，这才知道吴公毁掉的就是这块石碑，并不是秦桧的德政碑。然而由此可以看出吴公学术的正直、议论的公允，对移风易俗很有补益。吴公的文集我没有见到，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收录其中？因此抄录下来以作记载。右文记道：‘宣圣及七十二弟子赞’，是宋高宗撰写并书写的，他们的画像则是李龙眠麟所画。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建立行宫。绍兴十四年正月，才把岳飞的宅第改作太学。三月，高宗亲临，首先撰写并书写先圣赞，随后从颜渊以下，也分别撰写赞辞，以表达褒扬尊崇之意。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将这些文字刻在石上，并附有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的记文。秦桧说：‘孔圣用儒道设立教化，他的弟子都没有邪杂之念，都是通达儒道的人。如今士大夫的习气，有的还不纯粹遵行儒术，反而热衷于狙诈权谲之说，企图侥幸求取功名利禄。’ 秦桧这番话，大概是针对当时主张恢复失地的人说的。唉！靖康之祸中，二帝蒙受俘辱，汴都沦陷，当时的臣子正应当枕着兵器、尝着苦胆，谋划恢复失地；秦桧却竭力主张和议，排斥众人的谋议，把当时所有忠义之士的言论都说成是狙诈权谲之论。先儒朱熹说他倡导邪说以误国，倚仗敌虏的势力来要挟君主，他的罪恶上达于天，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从前龟山杨先生当时曾建议停止王安石在孔庙配享，明白事理的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吴讷不过是一介书生，幸逢圣明之世，充任掌管风纪的官员；这次在仁和县学看到石刻，见秦桧的碑记还同图赞一起保存着，于是命人磨去碑上的文字，希望使邪僻的言论和奸秽的名声不能列在圣贤画像之后。但想到它流传已经很久，谨慎地把这些情况记下，使后来阅览的人有所考察。

译漕运已有固定规制，每年运输粮食四百万石。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支运七十万石，分派给浙江、江西、湖广、山东各都司、中都留守司，以及南京、河南、江北、直隶一十三个把总，由他们管辖的各卫所旗军负责领运。浙江都司的运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只，每船配运军十人、十一人或十二人不等，共需旗军二万一千六百七十人。每船大约装运正米三百石，加上损耗米四百余石，共应装运七十余万石。负责运粮的，是杭州前、杭州右、海宁、温州、台州、处州、宁波、绍兴八卫，以及海宁、金华、衢州、严州、湖州五所；其余沿海的备倭卫所，都不负责运粮。自宣德八年实行里河漕运以来，到现在一直如此。运船每五年建造一次，每船奏定价格为银一百两，其中军卫自行负担三十两，府县出价七十两。兑运，是各卫所的运军驾船到府县水边的仓场兑取粮食后起运，交纳到京仓、通州仓。支运，原来是民夫驾民船运输，运到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军人驾船在四仓支运粮食，运往京仓、通州仓。近年又有称为‘改兑’的办法，大概是免除民夫把粮食运到淮安等仓，并加给损耗米，改由军船分别到应当运粮的府县兑取粮食，直接运到京仓、通州仓。禹庙在会稽山下，规模宏大宽敞，塑像庄严整齐。所谓窆石，相传是安葬大禹衣冠的地方。石头的形状略像钟，所刻篆文已经剥落，无法辨认。南镇的庙里也塑有神像，却很没有道理。我曾对府中官员说，应当去掉塑像而保留神主牌位，这才符合礼意。他们认为这是自国初以来就有的，似乎不可以毁掉。我曾思考这件事：孔子和诸位贤人都是人的形貌，可以用形像来表现；高皇帝初建国学时，都革除塑像而改用木主。岳镇海渎之神，是不能用人的形貌来表现的，难道还应当使用塑像吗？这一定是前代遗物，洪武初年，正祀典的诏令颁下后，有关官员没有见识，未能加以改正罢了，绝不是本朝的制度。刘时雍任福建右参政时，曾驾海船到镇海卫，远远看见一座高山，树木茂密森然，便命令把船驶到山下。船夫说：‘这不是山，是海鳅。船离它一百多里就没有危险，稍微靠近一些，海鳅一转动，波浪就会猛烈翻腾，船便保不住了。’刘时雍不相信，凝神看了很久，渐渐觉得它正在下沉，不一会儿便沉没不见了，这才相信船夫没有欺骗他。原来最初看起来像树木的，是它背上的鳍鬣。古人认为在墓地祭祀不合礼，所以《礼》中没有墓祭的仪式。朱子也曾说墓祭并不违害义理。但他只是说，孝子感受到时令万物的变化，产生不忍心让亲人骤然死去的心情，不能自我克制；这样说仍然不够明白。我曾思考：安葬以后题写神主，是说亲人的神魂已经附着在神主上，所以凡有事情需要荐祭时，只尊奉、亲近神主。但作为神主的木头，原本并不与我亲人生前的神魂相合，只是因为礼制规定如此，人心便把神魂寄托在它上面。亲人的形体，是他平日神魂所依托承载的，怎么知道形体埋葬以后，神魂不会仍然依附在那里呢？大概魄有固定的所在，而魂无处不到。古人祭祀，有时到阳间寻求，有时到阴间寻求，有时到阴阳之间寻求，并不敢确定神魂一定在哪里。因此，以墓祭不合礼为理由而不举行墓祭，是拘泥古礼而忘记亲人的表现；举行墓祭并没有害处。苏东坡说过：‘紫李黄瓜村落香。’这里的黄瓜，就是如今四五月间腌制成菜的那种瓜。《月令》说：‘四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不是今天腌菜所用的瓜，它的果实小而有毛，《本草》称为菝葜，京师人叫它赤包儿。之所以称为瓜，只是因为它的根相似罢了。今人见它和苦菜并称，便怀疑它就是今天的黄瓜，反而认为‘黄’字是后人伪造的。木绵花产于南越，树高四五丈，花红得像山茶花，果实像楮树的果实，棉絮生在果实中，可以用来储填褥垫，苏州人所称的‘攀枝花’就是它。如今纺织用来织布的，只能称作绵花。《云间通志》把它当作木绵花，大概是沿袭蔡氏的错误。又曾看见一个士人的《葵轩》卷，里面的记载、序文和题咏，所说的形状全都是今天的蜀葵花。那是因为不知道‘向阳、卫足’的特征，说的其实是可以食用的冬葵。《诗经·七月》所说‘烹葵及菽’，以及公仪休‘拔园葵’，都是这种葵。古人在文字中记载各种名物，一定考察得精细详实，所以很少有差错。成化末年，同乡朱全家中，白天有一群老鼠和猫搏斗，猫多次退却。朱全躺着看见后，拿东西投打老鼠，老鼠也不离开；他起身追赶，老鼠才离去。江南自钱氏以来，直到宋、元鼎盛时期，风俗崇尚繁华。富贵人家常在楼前种椿树，在树梢嫁接各种颜色的牡丹。开花时登楼观赏，花朵近在栏杆旁，因此称为‘楼子牡丹’。如今人们把花瓣多的牡丹称为楼子牡丹，却不知道这个名称原本的来由。乡党之中没有比年长者更尊贵的，这是先儒的说法。但礼制中也有‘一命在乡里按年龄排序，再命在宗族中按年龄排序’的说法。如今学校里的老生，凡是遇到做官后回乡的人，总是自以为年长，完全没有尊重尊贵者的意思；那些被授予命数、属于士大夫的人，又都为了避嫌而谦让，不说明自己的身份。于是先王的礼制便因此偏废而不明确，不能在天下实行，这是因为所见不够广博。听说安福彭文宪公省亲回家时，族人按照‘三命不在宗族中按年龄排序’的礼制来尊崇他，彭公不敢承当，于是接受了另外设置的席位，大概是因为他的族人中有许多读书知礼之士。吴中人厌恶滞销而卖不出去的货物，把它叫作‘店底’，所以也把长期滞留、不能考中的庠生这样称呼。宣德年间，依从胡忠安公濙的请求，征取四十岁以上的廪生进入国学，等待次第授予出身。天顺初年，依从都御史李公宾的请求，又实行了一次，这些都是姑且体恤他们的政策。然而宣德、正统年间，监生只有科生、贡生、官生三种，所以这类人还能依次得到任用。景泰以来，监生中有缴纳刍粟和马匹以资助边防的，有缴纳粮食赈济灾荒的，即使是科生、贡生，也因此受到阻塞。其间有些人自知不能等待次第授予出身，便多去担任教职；其余等到选官期限时，几乎有一半已经老死了。近来听说北畿巡抚张公鼎也提出了这个建议，礼部却把它搁置了，这难道不是不愿以姑且体恤的办法来收拢人心吗？

译古代的君子因军功受赏，尚且认为是可耻的；而近来各地晋升的巡抚文臣，只要取得一次战捷，便让自己的子弟、女婿冒滥地获得升迁和赏赐，以此要挟君主、欺骗上天，实在无耻到了极点。我所见的大臣中，不把军功私下用来惠及自己子弟的，只有白恭敏、于肃愍两位公。白公去世后，他的儿子白镇陈请求授官，朝廷便授给了官职。于公去世后，朝廷想授官给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被安排为举人，于是便授官给了他的孙子。近来到了温州，我询问前任知府中贤能的人，士大夫常常把何文渊列为第一。大概说他清廉能干，并不是过分称誉；他给百姓带来的恩惠利益也很多，所以百姓至今仍称颂他。至于所谓‘却金馆’的修建，则不能说完全没有沽名求誉的意思。因此，如今往来温州的人题诗作咏，都不断从内心动机和隐微处加以推求，这就是所谓求全责备式的毁谤。李翰撰写的《子易》说：前代的极刑有磔、剐，并没有‘凌迟’这个名称；‘凌迟’二字，疑心是始于本庙。近来偶然读到《南村辍耕录》，其中记载元代的死刑有斩首、凌迟而没有绞刑，那么元代已经有这个名称，本朝大概沿用了它。然而如今律制所列五刑中，死刑有绞刑、有斩刑，却没有凌迟；律条内部虽然有凌迟的规定，但都是施用于罪大恶极的人，并不是通常的刑罚。（又见《宾退录》。） 浙江衢州一带的人以抄纸为业，每年供应官府的纸张，公家和私人耗费的钱财无法计算，而内府的贵臣看待这件事，起初并不在意。听说天顺年间，有一名年老的内官从江西回来，看见内府竟用官纸糊墙，面对墙壁哭泣，大概是知道这种纸制作不易，又痛惜浪费得太厉害。又听老年人说：洪武年间，国子监生抄写课业的薄册，按月送到礼部。抄写的纸送到光禄寺包裹面食，课业簿册送到法司，用背面起草文书，节省纸张到了这种程度。永乐、宣德年间，鳌山烟火的费用也兼用废纸，后来便不再这样了。成化年间，制造流星炮、爆竹等物，一律取用榜纸来制作，这种耗费难道还计算得过来吗？世上没有像这名内官一样的人，就很难同他谈论这些事情了。王元章是绍兴人，国初的名士。他居住的地方与一座神庙紧挨着，厨房缺柴时，便砍神像当柴烧。有一户邻居侍奉神灵十分虔诚，每当王元章毁掉神像，就马上刻木头补上，像这样做了三四次。然而王元章一家每年都平安无事，补神像的人家却常常有人染病。有一天，他召来巫师降神，责问神灵说：‘王元章多次毁坏神像，神灵不责怪他；我一毁掉就替神灵重新做，神灵为什么不保佑我？’巫师仓促之间无法回答，便装作发怒说：‘你不安置神像，他拿什么来烧柴呢？’从此这个人不再补神像，神庙也就废弃了，直到今天还被当作笑谈。王琦，字文进，是仁和人。以乡贡身份参加礼部试，列入副榜，授任汝州学正。后来升为监察御史，以学问、品行和老成持重著称。升任山西按察佥事，提督学校，士人的风气因此大为改变。调任四川后，他不喜欢那里，便请求退休回乡，当时年仅五十岁。王琦以清廉耿介自守，在官署中不接受私下请托，平生不经营产业，闲居时也安然自得。遇到大灾荒，连日常生活都无以维持；冬天将尽时，又下着大雪，他每天僵卧在家，不能走出门户。即使有人馈赠，若不是故旧推让给他，他就不接受；即使是故旧送来，他也常常推辞。有邻人慰问他说：‘当权者十分看重您，您只要说一句话，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为什么竟要这样苦待自己？’王琦说：‘我只求内心没有惭愧罢了。内心没有惭愧，即使挨饿受冻，也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有什么可慰问的呢？’天顺年间，他终于因饥寒而死。杭州知府胡浚听说后，前往吊唁，并告知布政司、按察司两司，请求上奏在杭州学校乡贤祠中祭祀王琦。（见《杭州贤祠录》） 景泰年间，温州乐清县有一条大鱼，随着潮水进入港口；潮水退去后，它无法离开，时时吸水，水花飞溅，满空如同下雨。居民聚集起来把它剖割取肉，忽然它翻动了一下，溺水而死的有一百多人，从此百姓不敢靠近。天黑时雷雨大作，它飞跃而去，人们怀疑它属于龙类。又有一天，涨潮时，大大小小数千条鱼都没有头，遮蔽江面而过。百姓认为奇异，不敢取来食用，怀疑海中一定有恶物把它们的头咬去了。然而既然咬去却不吃，数量又如此之多，其中的道理实在无法推究。我住在雁荡时，听一位老僧这样说。商文毅公辂的父亲是府中的小吏。商辂出生时，知府夜里远远看见吏舍有光，循迹查看，却不是火。第二天，他询问众吏家中是否有人发生了什么事，众吏说商某生了一个儿子。知府感到奇异，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显贵，应当好好抚养他。’后来商辂参加浙江乡试，考中第一名；礼部会试和廷试也都考中第一名。景泰年间，他任官至兵部侍郎兼春坊谕德，进入内阁。天顺初年，被罢职回乡。有一位医生精通太素脉，商公让他诊脉，医生说他俸禄断绝十年后，还会再次起用。成化初年，他果然重新起用并进入内阁，后来做到户部尚书，数年后退休。●《蓬轩类记》二 江南的名郡，苏州、杭州并称。然而苏州城和各县的富豪人家，大多有亭台馆舍、花木景致之胜；如今杭州城却没有这些，这说明杭州的风俗比苏州更加俭朴。湖州人家完全不种牡丹，因为开花时正有蚕桑事务，亲朋之间不相往来，无暇顾及这些。严州以及於潜等县，百姓多种植桐、漆、桑、桕、麻、苎；绍兴多种桑、茶、苎；台州田地多种桑、桕。他们的风俗勤劳节俭，都胜过杭州。苏州人即使在空地上，也多种柳、榆、槐、樗、楝、谷等树木。浙江各郡只有山中才有这些树，其他地方完全没有。苏州洞庭山的人以种橘为业，也不留下无用的恶木。这些情况也可以用来观察民间风俗。石首鱼在四五月间出现。浙东温州、台州、宁波靠海的百姓，每年驾船出海，直抵金山、太仓附近下网捕捞。大概因为太湖的淡水向东流入这里，鱼都聚集在这里。像捷跳千户所等地方固然也有石首鱼，但没有这里多。金山、太仓近海的百姓，只捕来供应应时的鲜鱼罢了。温州、台州、宁波的百姓捕来制成鱼鲞，又取鱼胶，用途广而获利多。我曾说，滨海地区以鱼盐为利，如果一概禁止，确实不合适。但今天的利益都被有势力的人家独占，贫民不过得到受雇劳动的报酬罢了。他们的船出海后，捕到鱼便回来；否则遇到有鱼的船，如果形势足以夺取，便把船上人全部杀死而夺取鱼货，这又是不能不禁止的。至于私下同外国番人往来、招致边境祸患，像福建、广东的弊端那样的事，这里没有。至于采集淡菜、龟脚、鹿角菜之类，如果不到接近日本的山岛，就无法得到，或许有招惹祸患的可能。我曾询问当地风俗，听到的是这样；但负责巡察海防、考察风俗的人不能不知道。

译西湖三贤祠，祭祀唐代白文公乐天、宋代苏文忠公子瞻和林处士逋。白乐天任杭州太守时，曾修筑钱塘湖堤防，用钟闸排泄湖水，灌溉田地千顷，又修整六井，百姓依赖这些水利得到好处。苏子瞻起初任杭州通判，后来又任太守，疏浚西湖，修筑长堤，中间建有六座桥；又疏浚城中的六口井，和百姓一起兴利除害，郡人感念他的恩德。林处士入祠，则是因为他高尚的风节。考察郡志可知，杭州原本是盐碱荒地；唐代兴元年间，邺侯李泌任杭州太守，开凿六井，把西湖水引入城中，百姓受到他的恩惠。这样看来，杭州水利事业兴起于邺侯，而白公、苏公所修治疏浚的，是李泌留下的遗迹。只知道有白公、苏公而忘记邺侯，难道可以吗？我私下认为，三贤祠应当祭祀李、白、苏三位公，以纪念他们遗留下的恩惠；和靖林处士则应当在他的旧居巢居阁或四照堂另立祠堂，以彰显他的风节。这样处理才合乎事理。西湖附近的各座山，如飞来峰、石屋寺、烟霞洞等处，都有幽深可爱的岩洞。然而每一处都刻满佛像，破坏山壁，令人厌烦。飞来峰的佛像散刻在洞外，石屋寺刻在洞中，大大小小有五百多尊；烟霞洞所刻的尤其多，都是吴、越以及宋人的作品。我在烟霞洞的诗中有‘刻佛过多清气减’一句，正是因为这种景象令人厌烦。温茶就是辟麝香草，用酒煎煮服用，可以治疗毒疮；它的功效与一枝箭相同，不知道究竟是否如此？一枝箭产于贵州，与五味子根、金银藤一起煎煮，能够治愈毒疮。猫生下小猫后的胎衣，阴干后烧成灰并保存药性，用酒送服，治疗噎塞病很有效。听说猫生小猫后会立即吃掉胎衣；想取胎衣，必须等它生产时赶紧取，稍微迟一会儿，就被猫吃进嘴里了。国初赐予谥号，只有公、侯、伯和都督，以及凡有功勋的外戚、重臣才有。文臣有谥号，始于永乐年间，但得到的人也很少。如今六卿之长、翰林中的老臣，很少有不得谥号的。古人议定谥号一定要有谥议，本朝没有这种制度，所以各位老臣的文集中没有这种文章。周文襄公的谥议有一篇，收在他家的家乘中，原来是秀水吕文懿公的原作，不知道是出于爱慕敬仰而自行撰写，还是因为他的后人请求才作的？我把听闻见识所及的事情记录下来，以求教于知情者。振兴学校本来是好的政事，但如今所谓的振兴，大多不过是上报选取生员、兴建房屋之类罢了。这些都是末节事务，不是懂得要领的人所关注的。关键在于振作士人的志气，使士风敦厚，奖励士人的德行；如今这些全都被忽略，只把末节事务当作要务。其中兴建房屋尤其有害。因为上司估算价格，动不动就计算成几千两银子，而府县听从那些托人请托者的话，实际花费很少，侵吞渔利却很多。因此白白耗费财力，没过多久又重新破败，这就是所谓的有害之事。何况如今学舍屡屡修缮，而学生已经不再到学校求学，进入庭院看不见一个人，像荒废的寺院一样，实在令人深为叹息。这大概是因为近来的上司只想刻碑记录振兴学校的名声，却不知道振兴学校的关键所在。近来我同吴原明提学谈到祭墓不合礼制的说法。原明说，他的家乡道路两旁都是古墓，曾因扩建城基而损坏了很多。每天日落以后，常听见悲哭、怨叹的声音，阴雨天尤其厉害，人们害怕得不敢行走。有关官府听说后，就替它们封土修筑墓冢，过了很久声音才停止。由此可知，人的魂灵并不离开魄，常常依附在自己的墓中；祭墓的礼仪，似乎不可以没有。欧阳公记载，钱思公坐着时读经史，躺下时读小说，上厕所时阅读小词，没有片刻放下书本。宋公某在史院任职时，每次去厕所都夹着书前往，诵读的声音清亮，在外面都听得见。这虽然足以看出二位的勤学，但厕所是污秽之地，不得已才去一次，难道是读书的地方吗？佛、老之徒尚且知道所谓不焚香便不诵经，而我们儒者却这样自行亵渎所从事的学业，怎么可以呢？只有像欧阳公那样在这里构思诗文，才不妨害义理。《癸辛杂识》解释匡衡“说诗解颐”时，以俗语“兜不住下颏”来作证，又说：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他的父亲因欢喜得颐解而死。岐山县樊记登第时，他的父亲也因高兴而下颏脱落，发出像破瓮一样的声音。这种说法太过分了。“解”的读音是“蟹”，如淳注释说：“笑得不能停止。”柳玭《戒子弟书》中又说：“谈论当世之事而解颐。”意思是，不学的人听到谈论世事，不能插嘴，只能放松下颏和面颊发笑罢了。盛度、樊记父亲的两件事，只是偶然遇到喜事而出现这种异常，这就是如今所说的下颏脱臼。当时听匡衡说《诗》的人，难道会达到这种程度吗？诸葛孔明所说的“引喻失义”，就是这一类。“夺门之变后报功、领取重赏的人非常多。府君对兵部尚书陈公汝言说：‘今天封侯、封伯的人都有了，只有一个人还没有受封。’汝言兴奋地问：‘是谁？’府君说：‘当时如果不是奉皇太后的手诏，曹、石二位公怎么敢带兵进入宫禁？何不把迎接皇帝复位的功劳归给皇太后，请求皇上为她上尊号。’第二天，汝言入朝上奏，英宗皇帝立即命令选择日期，为圣烈慈寿皇太后上尊号。”这是尚书钱文通公谱略中的话。我认为，儿子做了天子，能够用天下来奉养父母；如果想隆重尊崇尊亲，按礼制衡量，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只能谈论功劳吗？假如皇太后没有赐下手诏，尊号就不应当上了吗？文通的话，未必正确。《剪灯新话》是钱塘瞿长史宗吉所作，《剪灯余话》是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二书都是没有根据的言语、不合经典的说法。如今各自都有刻板流传于世。传奇作品，古人也常有创作，但都寄托着言外之意，没有像这两部书这样过分。二位才高学博，却不把余力用来创作正大典雅的文章，反而写成这样，这不就像用官府的锦缎制作裤子一样可惜吗？听说都御史韩公雍巡抚江西时，曾把庐陵国初以来的各位名公列入乡贤祠。李公一向以耿介廉慎著称，却唯独因为写了这部书而被排斥。清议的严厉，也真令人畏惧。听说近来有一位名公创作《五伦全备》戏文并刊印流行，不知道他对此有什么见解，也不知道清议将如何评价。

译前代称祖父母为王父、王母，父母去世后称为皇考、皇妣。如今没有官职的人，神主上称府君，都是沿袭古代格式，却不知道本朝对此有禁令。我曾见朱卤庵教授题写没有官职者的神主时称处士，郑介庵、叶及庵撰写没有封赠的妇人墓志时称硕人。处士这个称号本来不能随便改用，必须像严光、徐稚这类人才可以称。如今除了这样称呼，就没有办法顺应孝子的心意了。孺人在古代是丈夫称呼自己妻子的词，如今既然已经作为命妇的封号，就不可以僭越使用。硕人既然有出处，又没有妨碍，可以采用。凡是姓氏中，叶读“摄”，屈读“橘”，费读“秘”，盖读“割”，雍读去声之类，都是地名，因为古人根据所居之地受姓的缘故。如今人们大多不知道自己姓氏的来源，把叶读成枝叶的“叶”，把屈读成屈伸的“屈”，把费读成费用的“费”，把盖读成冠盖的“盖”，把雍读成平声。漕运的“漕”本读去声，《说文》说：“水转谷也。”读平声时，是水名。南京有济川卫，“济”本读去声，这个卫所统辖马快船军，取“若济大川，用汝作舟楫”的意思。至于济州、济阳、济宁等卫，“济”字都读上声，是水名。如今即使士大夫，也有很多不能辨别。老杜“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两句，描绘出了闺中女子在月下纳凉时的风姿。白乐天“霁色鲜宫殿”，王摩诘“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孟浩然“春流饮去马，暮雨湿归装”，这类诗句正是所谓有声的画，画工无法描摹出来。沈王府长史王庭，是我的同学好友。他任国子学正时，患大便下血，病势相当危急。一天，他在昏沉中听见有人说：“服药错了，喝小水好。”他听信这话，喝了一碗小水，顿时苏醒。于是每天照这样饮用，病势逐渐减退，换了医生后痊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是河间人，患腹胀，服药不见好转。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鬼蒺藜可以治疗。”王某寻找鬼蒺藜煎汤饮下，疼痛难忍。不一会儿大便暴泻，排出一条一丈多长的虫子，腹胀很快就痊愈了。这两个人一定是命不该死，或者是有阴德，鬼神在暗中帮助了他们吗？轮回酒就是人的尿液。有重病的人，可以时时饮用一瓯，再用酒漱口，时间久了会见效。跌倒、踩踏造成损伤，胸中胀闷的人，尤其适合使用。妇女分娩后，立即用酒调和煎服，就不会有产后各种疾病。南京吏侍章公纶曾被关在锦衣卫狱中，六七年没有服用药物，遇到胸膈不舒、眼痛、头痛时，就饮用这种东西，没有不见效的。古人建立宗法，是为了确立民众的根本，安定民众的心志。如今不能实行，并不是宗法没有建立、讲解不明，而是形势已经不能实行了。古代公卿大夫世代享有俸禄、世代承袭官职，宗法可以实行。如今武职还保留着世禄世官的遗意，但只有公、侯、伯家族能够实行。其余武职，在承袭官职一事上，旁支不敢夺取嫡长子的地位，只是依靠法令维持罢了。至于祠堂和祭礼，就已经窒碍难行了。比如宗子虽然承袭世官，他所享有的世禄也只是每月领取官廪，不像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的制度。因此如今武职中贫困到不能自存的人很多，只能租赁民房居住，甚至连租房的钱也没有，只好寄居在公廨或神庙旁的房屋里。假使做儿子的懂礼畏义，想在岁时于自己家中祭祀，那么连神主在哪里都不知道，又哪里有行礼的地方呢？如今武官的支子家境富裕、能够举行时祭时，宗子、宗妇不过到他家享用祭祀后的剩余食物罢了。武职中这种形势不能实行宗法，就是如此。文职人家中，宗子有俸禄做官的，自然知道有宗法。也有宗子不做官，而支子通过科举出仕的；任四品以下官，可以封赠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可以封赠祖父母；任一品官，可以封赠曾祖父母。朝廷的恩典既然因为支子而追崇他的三代祖先，那么祖宗的气脉自然就同支子相互贯通了。推究幽明之间的情理，按照感通相应的礼义，即使不想夺取嫡子的地位，也自然有不能不这样做的地方。文职中这种形势不能实行宗法，就是如此。所以说：并不是宗法没有建立、讲解不明，而是形势已经不能实行。懂礼的人，家中一定要确立宗子，宗族一定要建立谱牒，使嫡支、旁支不紊乱。宗子即使地位卑微，支子也不能凭借富强凌辱他。这样仁爱谦让就会兴起，乖戾争斗就会止息，也差不多可以不失先王的本意了。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月正午，天空澄澈晴朗，明亮得没有一丝云。松江城里的人看见空中驾着一只小船，从东向西，又转向东，落在序班董进卿的楼上。围观的市民挤满了道路，仔细看时，原来是用茭草编结成的。当时董进卿的父亲仲俯已经患耳疮，于是说：“这只船是来载我的。”耳疮果然无法医治，仲俯去世了。张汝弼为他撰写墓志，记载了这些事情。又说：“仲俯将要去世时，空中感应而来了一只船，可以说是怪异了，实在无法解释。然而这是我亲耳听闻并详细查察过的，果然不是虚妄。但恐怕只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未必有什么意义吧？只是《春秋》记载异事，这件事也在应当记录的范围内。” 《西湖竹枝词》由杨廉夫首先创作，南北名士应和的，从虞伯生以下共一百二十二人。吴郡士人二十六人，其中昆山列名的有一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当时称为郭、陆、秦、袁，指的是羲仲、良贵、文仲、子英。陆良贵本是昆山太仓人，他称河南，大概是因为姓氏的郡望。秦文仲是崇明人，居住在太仓；崇明当时属于扬州，所以称淮海。吕敬夫称东仓，就是太仓。我随意抄录杨廉夫原来的叙文如下，以此说明我们乡里的文章兴盛，是有来历的。郭翼，字羲仲，是吴地昆山人。他博通文史，不从事举子业，专门以此修养自己并作诗。他的诗精练刚健的类似李商隐，风流秀媚的，也不在《玉台》诗之下。顾英，字仲瑛，是吴郡昆山人，属于吴中的世家。他喜欢读书，宪府试用征召他担任会稽教官，他没有赴任。他修筑房屋，号为可斋，以诗酒自娱。才性高雅旷达，尤其擅长小李诗和当时的乐府诗。天下文士都乐于同他交往，推称他为片玉山人。袁华，字子英，是吴郡昆山人。他博学而有奇才，从小就凭诗名闻于士大夫之间。比如“玉峰月寒木客啸，丹阳湖深姑恶飞”，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又如“银杏树阴不受暑，蔷薇花开犹早春”，可以称得上才子。

译顾进，字进道，是玉山的次子。他喜爱读书，性情不喜欢浮华奢靡，见到追逐竞争的人就不与之交往，守持贞正质朴，淡泊自处。他的书法非常仿古，他的诗歌风格有玉山的风韵。陆元泰，字长卿，是吴地昆山人。他的先祖是故宋进士，凭借资财雄踞一县。到了长卿，不追求显达，而专心致志于书籍史事，使家族的声望没有衰落。顾元臣，字国衡，是仲瑛的儿子。他年少时就能读书，写诗俊秀爽朗，是能够继承家业的人。顾佐，字翼之，是仲瑛兄长顾仁的儿子。他喜欢吟诗，时常有惊人的句子，大概也逐渐受到玉山习气的熏染。张希贤，字希颜，是吴地昆山人。他读书而儒雅，非常专心于作诗。他喜爱古物，图画排列在身旁左右；人间有人想得到这些东西，他就立即拿给人家，从不吝惜，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志趣和崇尚。陆仁，字良贵，是河南人。他通晓经书，喜爱古文；作诗学习古人的传统，清新俊秀、奇特雄伟。比如《佛郎国进天马颂》《水仙庙迎送神辞》《度黄河望神京》等篇，士大夫先生没有不称赞传诵的。他的书法遵循欧体楷书和章草的法度，都洒脱而值得观赏。秦约，字文仲，是淮海人。他博学强记，不随意同人交往。隐居著书，尤其喜爱吟咏。古乐府如《精卫》《望夫石》，律诗如《吴桓王》《岳鄂王》等篇，都是确实可以流传的作品。吕诚，字敬夫，是吴地东仓人。他幼年聪敏，喜爱读书，能够去除豪放不羁的习气。家中有梅雪斋，每天同文士互相唱和，他所作的诗因此格外清丽绝妙。其余的吴地士人，则有陈谦子平、沈右仲悦、张简仲简、马穆民立、张田芸己、胡敬思恭、张守中太本、周南正道、陆继美维之、富恕子微、缪侃叔正、严恭景安、强理彦栗、释椿大、年仆良琦。公廨正厅三间，耳房各二间，共计七间。府、州、县的外墙高一丈五尺，用青灰泥涂抹。府治深七十五丈，宽五十丈。州治次于府治，县治又次于州治。公廨后面建造房屋，供守令和正官居住；左右两旁的房屋，供佐贰官和首领官居住。公廨东面另建一所分司，供监察御史、按察分司官居住。公廨西面建造一所馆驿，供使客居住。这是洪武元年十二月钦定的制度，大致如此。（见《温州府志》。） 我刚到嵊县时，询问“嵊”字的含义，一个庠生说：四座山就是嵊，如同四匹马、四支箭的意义。我问这种说法出自哪里，他说是听前辈讲的，不知道出处。我查考县志和韵书，都没有载明这种说法。偶然读《苏州志》，其中说齐人张稷任剡县令时，到嵊亭生了儿子，于是取名为嵊，字四山。用它来命字，必定有所依据，只是读书还没有读到古人那里罢了。司寇林公季聪任给事中时，声名很大。冢宰尹公同仁曾问汀州守张公靖之说：“自宣德以来，六科人物中，您认为谁是第一？”张靖之回答说是林季聪。尹同仁说：“叶与中应当是第一人。”这是近来听张靖之说的。古人的称呼简洁质朴，像“足下”这样的称呼，大多用于尊贵的人。大概是因为自己无法直接通达，要借对方脚下执事的人代为上达；考察司马迁叙述秦、汉时期的事情就可以看出。后世于是规定天子称陛下，诸王称殿下，宰相称阁下。如今平辈相交也互称阁下，听到别人称自己足下，反而不高兴。又如现在人们遇到主事称主政，遇到评事称廷评之类，这只是更换字眼罢了，有什么轻重之分呢？至于给事中与古代的中黄门、小黄门，监察御史与古代的绣衣直指，稍有不同；如今听到有人称给事中、御史，往往都不高兴。大体说来，黄门、绣衣随着世俗称呼还可以，用在文章记载中似乎就不可以了。成化丙戌科到弘治辛亥年间的二十六年中，同年考取者在京任职而做到尚书的有二人，右都御史一人，侍郎四人，副都御史七人，佥都御史三人，卿三人，少卿一人，通政二人，祭酒二人。在外任布政使七人，参政一十五人，参议一十七人，按察使一十一人，副使三十三人，盐运使一人，知府五十七人。虽然其中有的已经去世、有的仍在世，合计腰佩金印的共有一百六十六人。因此近来谈论科举人才兴盛的人，大多把丙戌科列为首位。然而其中如罗伦上疏论述李文达夺情起复的不当，最终成为法令；章懋、黄仲昭、庄昶进谏反对鳌山灯火之戏；陆渊论述陈文谥号庄靖不当；贺钦、胡智、郑已、张进禄等弹劾商文毅、姚文敏；强真弹劾汪直、陈钺，这些人都气节凛然，表现突出。后来各科出身、任职于翰林、科道、部属的人，都没有这种风气，这就是丙戌科之所以尤其兴盛的原因。同僚们曾在官舍聚饮，座中有人称赞威宁伯的才华。方伯刘时雍说：“人人都说汪世昌聪明，依我看，天下最不聪明的人就是他。凭他这样的聪明和才干，却不用来行善。他身居大臣之位，却又不自重，依附权宦以求取功名。名节既已败坏，所得的爵位最终也会被削夺，反而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难道还不是不聪明吗？”在座宾客听后都肃然起敬。

译岳武穆把收复中原作为志向，却受困于宋高宗的不明智和秦桧的奸恶，天下人和后世都替他感到冤屈。然而自古以来，谁能不死？岳飞虽然死在狱中，宋朝已经有抚恤褒典；本朝洪武年间，京师修建历代帝王庙，确定让武穆配享宋太祖的神位。景泰初年，因翰林侍读徐珵上疏请求，在他的故乡汤阴县建庙，赐额“精忠”，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天顺初年，杭州府同知马伟因为武穆墓在杭州，每年只有忌辰一次祭祀，而且庙宇没有赐额，又上疏请求，获赐“忠烈”庙额，由有关官署在春秋两季祭祀，并载入祀典。秦桧的墓在今天南京附近，最近听方闻少参用周说，近年已经被发掘，曾有人发现后向官府控告；官府知道那是秦桧墓，反而感到痛快，没有追究到底。秦桧曾在永嘉建祠，朱文公发布文书将其撤除。秦桧曾作《圣贤臣赞记》并刻在石上，本朝吴文恪公讷斥责其错误，把石刻磨去了。《杭州志》记载，南海邓林凭吊岳坟的诗中说：“想要斩下当年奸臣秦桧的头，在南河树下祭奠忠魂。”马伟曾取来一株秦桧树，从根到梢锯成两半，栽在岳坟下，表示像被肢解一样殉葬，以此替岳飞在百代之后报仇。人心对于善恶好坏的公正判断，竟然如此吗！宋朝与金人议和，天下人和后世都专门把罪责归于秦桧。我曾考察这件事，秦桧的罪过固然无从逃避，但追究根源，实际上是因为宋高宗怀有苟且偷安、保全自身的念头，没有洗雪耻辱、报仇复国的志向。秦桧的奸邪，宋高宗已经有所察知，所以秦桧便迎合君主，讨其欢心，以巩固自己的恩宠。假如宋高宗能够像勾践卧薪尝胆那样，始终把报仇雪耻放在心上，那么中原就会时时出现在他的梦中，徽、钦二帝仿佛就在羹墙之间；对于临安这一偏僻角落，大概一天也不能安居。这样一来，凡是筹划恢复中原的事情，必定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又哪里会有心思欣赏风景呢？如今杭州的聚景园、玉津园等园林，据说都是绍兴年间开始兴建的，后来宋孝宗又把它们作为奉养宋高宗的地方。近来游览报恩寺，后山顶上有一处平坦开阔的地方，据说是宋高宗快活台的遗址。又如在西湖吃宋五嫂鱼羹之类的事情，说明当时把天下当作享乐之物，而君父的仇恨却置之度外。诏书和告示中那些以恢复中原为言辞的内容，大概是辞臣代替皇帝发言，实际上并非宋高宗的本心。议和的罪责，难道能只归于秦桧吗？至于秦桧竭力要求一定取胜，召岳武穆来决定议和之事，这才是奸臣秦桧滔天的大罪，而宋高宗昏庸，不能察觉。韵书把韵分为平、上、去、入四声，但上、去、入三声，都是平声的转变罢了。像支、微、鱼、虞、齐、佳、灰、萧、肴、豪、歌、麻、元这十三韵，都没有入声。近来有一部《切韵指南》，是元代关中人刘鉴编的。书中调配四声，例如把脂、旨、至、质，非、斐、费、拂，戈、果、过、郭，宵、小、笑、削，钩、苟、遘、谷之类相配，都是不懂音韵而妄加牵合。因为质本来是“真”的转音，拂本来是“分”的转音，郭本来是“光”的转音，削本来是“湘”的转音，谷本来是“公”的转音。把脂转为质、把非转为拂，还不能说不可以；但同一韵中的其他字，多数不能这样转，何况戈、果、过如果转为入声，应当是“谷”，不应当是“郭”；宵、小、笑如果转为入声，应当是“屑”，不应当是“削”；苟、钩、遘如果转为入声，应当是“革”，不应当是“谷”。其余的我不能全部辨明，姑且把这些记下来，留给通晓音韵的人参考。书是六艺之一，不讲求书学，也是士大夫的一种陋俗。奎璧二字中的“壁”应从“土”，慈溪县联奎、映壁二坊的牌匾，却把“壁”写成从“玉”。我昆城问湖馆的“馆”字应从“舍”，大概当时书写匾额时交给了俗工，不加察考罢了。又如周布政使晟的弟弟苏州同知冕，南京户部孙郎中旵的弟弟余杭知县冕，都不认识“冕”字。这是因为不讲书学的缘故。“刊”有删削的意思，如“随山刊木”“井堙木刊”“不刊之典”等就是这样。如今人们把雕刻书板都称为“刊”，完全不合这个字的本义。不过宋人的文字中已经有这样使用的例子，可见这种用法由来已久。六书中有形声字，梨从“利”得声，榴从“留”得声，桃从“兆”得声，鹅从“我”得声，鸭从“甲”得声，鸡从“奚”得声，都可以类推。近世编写《本草衍义补》的人说：“榴就是留，梨就是利。”如果说“桃就是兆”，就说不通了；对此各自说明它们的性味才是可以的。近来经过桐庐途中，看见一个妇人隔着溪水哀哭，诉说有人杀了她的丈夫。但溪水深、河面宽，我正想着该如何处理，身边的人却说她得了疯病，说不值得过问。我认为她的声音悲切，绝不是疯病患者。恰好有县官同行，于是便免去把她送去别处，命人前往取来口供，回来复命。原来她是於潜百姓陈某的妻子，夫妻靠耍猴乞食，晚上投宿在山民家中。这户人家以捕鱼为业，兄弟二人都未娶妻，一同侍奉母亲。他们见陈妇勤劳爽利，便想谋取她。夜里对陈某说：“耍猴所得没有多少，我捕鱼每天所得的利益是你的几倍，明天早晨何不跟着我试一试？”第二天果然一同出门，到了傍晚，兄弟二人一起回来，陈某却没有回来。妇人问他们，他们说：“你的丈夫被老虎叼走了。”妇人不信，号哭而不能入睡。渔夫的母亲用甜言好话劝说她，想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人不答应，并且说要向官府告发，查问丈夫的下落。兄弟二人害怕了，于是把猴子和陈妇一起杀死：猴子扔进水里，妇人埋在一座荒废的坟墓中。过了两夜，妇人又活了过来，感觉有人在挑动她的肋部，大声说道：“天上的明星都出来了，你为什么还不赶快逃出去报案？”妇人睁开眼，四周昏暗，仍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偶然看见一线透光处，有阳光照进来，便从缝隙处用力冲破而出，这才知道自己原来在一口空棺材里。于是她来回奔走，像发疯一样等候上司，人们因此说她得了疯病。案件到了这里，县令命有关官员审讯此案，猴子也重新活了过来，恰好来到她家。耍猴用的铁圈曾经投入火中，火也不能烧毁它。事情的真相全都查清了，渔夫兄弟二人一并判处死刑，这也不是偶然的。近来听说民间流传，说我曾听鬼魂诉冤，亲自像神明一样断了此案，全都是荒诞虚妄的说法。

译松江干山人沈宗正每到深秋，就在池塘里设置鱼簖，捕蟹来做菜。有一天，他看见两三只螃蟹相互扶持着爬行，走近一看，原来其中一只螃蟹的八只脚都脱落了，不能行走，另外两只螃蟹抬着它前进。于是他感叹说：“人是万物之灵，兄弟朋友之间却有互相争斗、互相诉讼，甚至有人趁别人危困时加以排挤陷害。水族这样微小的动物，竟然有这样的义气。”于是命人拆掉鱼簖，终身不再吃螃蟹。这件事是我听我家叔父说的。太仓人张用良是我妻子的兄长。他一向厌恶胡蜂蜇人，看见就扑杀。有一次看见一只飞虫被蛛网粘住，蜘蛛把它紧紧缠缚起来。一只蜂来蜇蜘蛛，蜘蛛便躲开了。蜂多次把水喷到虫子身上，过了很久，虫子得以脱身逃走。张用良因此认识到蜂的义气，从此不再杀蜂。此事是张用良亲口告诉我的。古人说虫类虽然蠢动，也都含有灵性；看了这件事，更加相信这句话。蜂的故事与袁忠彻所记载的金虫之事正相类似。●《蓬轩类记》三 “栽竹没有固定的时节，下过雨就可以移栽，要多保留旧土，并记住朝南的一枝。”这就是移栽竹子的诀窍。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乡间把五月十三日作为移竹时节，是误导人的说法，许多人因此受误。又说：“十个人移竹，一年就能成活；一个人移竹，要十年才能成活。”这句话是说十个人移栽时竹子的根部大，也就是要多保留旧土的意思。《癸辛杂识》中有关于种竹的说法，又认为新竹长成竹竿后再移栽为好。我曾听园丁说，花木在晴天栽种移植就长得茂盛，在阴雨天栽种移植多会衰败。如今人们种植花木，大多趁阴雨天进行，因为认为这样湿润有利。然而园丁的说法大概确有验证，不可不知。我的乡里有一位平民沈先生，名玙，字孟温。洪武年间，他家因受到牵连，被贬谪戍守云南金齿。宣德初年，他回来省视祖坟。乡人因为他经学广博，就挽留他教授子弟。当时他年近六十，眼睛已经失明，却整天端坐着。他给诸生讲解《四书》《五经》，逐章分句分析，孜孜不倦；对于隐微的文辞和深奥的义理，也多有阐发。后来他返回云南，著有《稽言录》《昆冈文稿》《释奠议》。太仓在前朝时，昆山州的治所设在那里，因此有很多文才学士。后来因战乱焚毁，州治随之向西迁移。自从设置兵卫以来，军民混杂居住，人们不知道学习。如今文教日益兴盛，固然是学校培育的功劳，但讲学风气的由来，实在是沈先生有所启发。关于《释奠议》，其大意说：此道起源于尧、舜，经禹、汤、文、武、周公而发展，在孔子那里得到综合和裁定。既然如此，尧、舜以下的圣贤，都应在天子的学校合并祭祀。天子的学校有五处：东边叫东胶，西边叫瞽宗，南边叫成均，北边叫上庠，中间叫辟雍。上庠是有虞氏的学校，位于北方，象征五行中的水，适宜以尧、舜为先圣，以稷、契为先师，并在建子之月举行祭祀。成均是夏后氏的学校，位于南方，象征五行中的火，适宜以禹为先圣，以皋陶、伯益为先师，并在建午之月举行祭祀。瞽宗是殷人的学校，位于西方，象征五行中的金，适宜以汤为先圣，以伊尹、仲虺、傅说为先师，并在建酉之月举行祭祀。东胶是周人的学校，位于东方，象征五行中的木，适宜以文王、武王、周公为先圣，以太公望、召公奭为先师，并在建卯之月举行祭祀。辟雍位于中央，象征五行中的土；孔子汇集众圣之大成，适宜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张子、朱子为先师，并在辰、戌、丑、未四个建月举行祭祀。至于唐虞时代的贤人，就在上庠的东西两廷取陪祀；夏代的贤人，就在成均的东西两廷取陪祀；殷代的贤人，就在瞽宗的东西两廷取陪祀；周代的贤人，就在东胶的东西两廷取陪祀；从七十子以下直到后世的大儒，全都在辟雍的东西两廷取陪祀。然而只有天子能够遍祭历代的先圣、先师，地方守令则只能祭祀孔子这一位圣人，以及颜子至诸子九位先师。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诸侯祭祀封国内的山川，所以只有天子能够遍祭天下的名贤，其余人没有必要祭祀；如果擅自祭祀，就是僭越而且滥用礼制。近世金华人宋濂撰写《孔子庙议》，很符合礼制的本意，可惜仍有不完备之处，所以我把他的说法扩充成这样。沈先生自称是喜好礼制的人，说有人能够拿这些话向朝廷请示，朝廷没有不听从的，我恐怕未必如此。不过，这足以看出他考究古制的学问。陈某是常熟涂松人。家境颇为富裕，却奢侈夸耀而没有节制。他每次设宴，鸡、鹅之类的菜肴，每个人面前都一定要备有头和尾。他曾把船停在苏坡沙盆潭，买螃蟹做蟹汤，因为螃蟹太小不值得食用，便全部扔进水里。他亲近一个妓女，给她制作金银首饰，妓女讥笑他吝啬，他就把首饰全扔进水中，重新命人改制。多年积欠的租税和官府物料价钱很多，上司追查核算，因此家产荡尽。于是他租房居住，亲手种菜，妻子纺麻织布来维持生活。邻居老人怜悯他们劳苦，拿一壶白酒、一盂豆腐送给他，他吃了一口就患了腹泻，连续数月不止。妻子问他说：“沙盆潭的首饰如果留到今天使用，会怎么样？”陈某说：“你又害死我了。”今天听他的乡人谈到此事，随手记下，作为奢侈夸耀而不知节制的警戒。大臣的进退，关系到人们的观望，而馆阁是辅佐教导、处理机密事务的地方，任职于此的人所牵涉的关系尤其重大。近些年阁老离任，自商文毅之后，都没有按照礼节办理。寿光人刘公有一天退朝后，正要进入内阁，有校尉在路上拦住他说：“不用进去了，请回去。”刘公径直出宫，第二天便上书辞职。眉州人万公离任时，一个太监来到阁下，摘掉他所佩的牙牌，万公被赶了出来。抬轿的人还没到时候，不能来接他，他只好徒步走到朝房，借了一匹马回去，于是辞职。博野人刘公离任时，一个内使到他家，催促他起草辞职奏章。三位公卿的离任都非常轻易，令人怀疑；这虽然是朝廷失去了应有的礼貌，但一定也是三位公卿有原因自取其辱。听说寿光刘公是因为私下接受德王的名酒，眉州万公是因为认作皇贵妃的同族，博野刘公是因为撰写张峦铁券文书拖延过久，因而招致嫌疑和非议。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

译明太祖曾召集画工为他摹画御容，大多不合圣意。有一位画工笔意逼真，自认为一定会得到赏赐，等到进呈御览时，结果也和其他画作一样。另一位画工探知皇上的心意，在形貌相似之外，又增添了庄严肃穆的神态来进呈，明太祖看后非常高兴，还命令摹画数本，赐给各王府。原来皇上的心意另有所在，是其他画工不能理解的。又听说苏州天王堂有一尊土地神像，是洪武年间中国工匠塑造的。永乐初年，有一位阎百户调任苏州卫，偶然看见这尊像，便一边跪拜一边哭泣。别人问他原因，他说自己长久在明太祖身边任职，熟悉皇帝的面容，这尊像大概确实塑造得非常逼真。王继之是福建莆田人，担任某官，壬午年为国事而死。他的死与方希直相同，不应湮没不传，记下来以询问莆田人中了解详情的人。王良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身份出任浙江按察使，这一年全家自焚。见《杭州志》。《大学衍义》一书，讲的是君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极其切要重要，并不是迂腐遥远、难以实行的东西。可惜后世君主大多不愿阅读。其中第三十九、第四十卷讲齐家的要点，又都逐一引用前代宦官的事例；忠诚谨慎所带来的福祉只有八条，而宦官干预政事造成的祸患却多出四倍。即使君主知道应该阅读，身边的人难道肯让他看到吗？苏州人陈祚，宣德年间任御史，曾上奏劝皇帝阅读此书。皇帝发怒，把陈祚及其子侄八九人逮捕，一起关进锦衣卫狱中，禁锢了数年。皇帝驾崩后，他们才获释。成化初年，听说叶文庄也曾提起此事，但没有得到答复。近来丘祭酒先生浚升任詹事，进呈自己所著的《大学衍义补》若干卷，朝廷命令刻板印行，尚未受到猜疑。他所补充的，只是治国、平天下两方面的内容。我认为如果能够把齐家以上的功夫全部做到，那么治国、平天下的事业都可以由此推展开来，即使没有补充也可以。京师有依靠官府关系骗取别人财物的人，称为“撞太岁”；吴中称为“撑厅角”；江西称为“树背张风”，这些其实都是穿墙盗窃一类的行为。士人痛恨那些托人请托公事的人，却也忍心做这种事。乡里前辈中身居显官而不进入官府托请事情的，只有刑部主事吴凯相虞、进士郑文康时乂、吏部侍郎叶盛与中、刑部郎中孙琼蕴章、浙江副使张和节之罢了。听说山东布政龚理彦文、福建副使沈讷文敏，也都是端正之士，但他们都在任上去世，我没有见过他们。记下这些，是为了表达向贤者看齐的意思。宋代叶文康公时编著《礼经会元》，对《周礼》的大义阐发很多。他说，汉代河间献王用《考工记》来补足《周礼》冬官的缺失，这与拾取低劣医生的药方来补充庐医、扁鹊的医书有什么不同？庸医拿来按方施治，只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况且百工的事务固然是《周礼》不能没有的，但这对周公设置官职的本意有什么补益呢？何况《秋官》中有典瑞，哪里还需要用玉人来补充；《夏官》中有量人，匠人一职也不必补充；《天官》中有染人，钟氏、■〈巾荒〉氏即使缺失又有什么妨害？《地官》中有鼓人，鲍人、■〈韦卑〉人即使亡佚又有什么损失？即使没有车人，巾车的职掌仍然存在；即使没有弓人，司弓矢的职掌仍然还在。匠人关于沟洫的制度，已经见于遂人；校人关于射侯的制度，已经见于射人。比如攻皮之工有五类，既然已经补出其中三类，却又缺少另外两类，不知道韦氏、裘氏难道不是天官司裘、掌皮所掌管的职务吗？《周礼》并不需要依赖《考工记》，河间献王却用它来补充，这也太浅陋了。自从《考工记》被用来补足冬官以后，先儒议论《周礼》的文字很多，考察《周礼集说》就可以看见；但还没有人提出我这样的说法，记下来请有道之士指正。丘氏是苏州人俞钦玉的妻子。俞钦玉是已故太子少保、刑书士悦的儿子，颇通文墨，却轻视钱财而贪好女色。他曾因丘氏没有儿子，纳妾七人；丘氏待她们慈爱宽厚，但管束她们却很严格。每天早晚出入内室，都有明确限制；十五岁以上的童子，不许进入中门。成化年间，俞钦玉游历京师，客死在教坊妓女家中。丘氏待众妾更加厚道，管束她们也更加严厉。丧期刚结束，只留下其中有儿子的两人，其余都嫁了出去。两个儿子都被送去做府学生，她说：“我待你们没有厚薄之分，能否成才是你们自己的命运。”丘氏的父兄都是不拘礼节的人，她担心他们有所窥伺；每当听说他们要来，必定先出中门，把他们请到别的房间饮食。自从俞钦玉死后，家中没有无谓的花费，门内也没有杂乱的宾客。俞氏家族衰败后又重新振兴，全靠丘氏的力量。乡里人都这样称赞她的贤德。《杜律虞注》原名《杜律演义》，是元代进士、临川人张伯成所作。后人错误地认为它是虞邵庵所注。我曾见过《演义》的刻本，其中有天顺丁丑年临川黎送久大的序和张伯成传，书于宣德四年刻成，告语接近序文，大略说：注释杜少陵诗的人不止一个，但都比不上我的同乡、前进士张伯成所作的《七言律诗演义》。它训释字义，极为详尽精确；阐发诗歌的抑扬和情趣，也极为恰当，大体仿照朱子的《诗传》《楚辞解》，综合折中各家说法。大概杜少陵的诗有言外之意，而《演义》得到了诗句以外的意思。然而近来江阴等地却认为这是虞文靖公的注本，并且刻板广泛流行，实在错误。书中《桃树》等篇，以及“东行万里”等语，又有几个字的错误。我临川旧日原有刻本，并且开头还载有曹昂夫、吴伯庆所作的张伯成传和挽词，对创作《演义》的缘由叙述得很详细，怎么能拿它来诬陷虞公呢！考察虞文靖早年任职禁近，后来掌管诏令，曾想厘清《诗》《书》，汇集订正三礼，却没有空闲，难道唯独有空闲作这部书吗？前些时候少师杨文贞公本来就怀疑这部注不是虞公所作，可惜不知道它是张伯成的作品。把白的说成黑的，自古以来大概都难以避免吧。因此辨明这件事并加以订正，希望虞文靖能够免除这一诬陷，而张伯成的功绩也不至于被埋没。

译近来得到晦庵先生的《同年录》，因而得以知道宋代科举考试的制度。绍兴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封锁贡院，敕令派知贡举官一人、同知贡举官一人、参详官八人、点检试卷官二十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举行诗、赋、论、策三场考试。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举行经义、论、策三场考试。别试设考试官一人、点检试卷官四人。二十三日举行御试，敕令派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详定官三人、编排官二人，初考、覆考、点检试卷官各一人；后来又派对读毕克初任覆考官，另共同考校官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在集英殿主持御试，唱名，赐状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释褐。当月十八日，前往期集所，设纠弹三人、笺表五人、主管题名小录九人、掌仪二人、典客一人、掌计、掌器各一人。又设掌膳、掌酒菓各一人，监门二人。二十六日，依令赐钱一千七百贯。二十九日入朝谢恩。五月初二日，到法慧寺拜黄甲，叙同年之谊。初五日，前往国子监拜谒先圣先师邹国公，并在礼部贡院立下题名碑刻。赐状元王佐等人在礼部贡院举行闻喜宴。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出生。外氏姓祝，母亲为偏侍；排行第五，兄弟中没有其他人；参加一次考试即中，娶刘氏为妻。曾祖父徇，已故，未做官。祖父森，已故，追赠承事郎。父亲松，已故，任佐承议郎。本贯为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父亲任户主。考察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连续举行论、策、诗、赋、经义、论、策各三场考试，就是今天的会试。又有所谓别试，不知道考的是什么。节试唱名释褐之后，前往期集所，也不知道是做什么。这些都不够明确。记下来，等待了解此事的人说明。叶子戏这种游戏，在我昆城上至士大夫、下至仆役童仆都会玩。我在昆庠游学八年，仍然不懂这种游戏，人们因此讥笑我笨拙。近来得到机会看了它的牌式：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从一万贯以上，都画人物形象。万万贯画“呼保义”宋江，千万贯画“行者”武松，百万贯画阮小二，九十万贯画“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画“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画“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画“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画“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画“赛关索”杨雄，三十万贯画“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画“一丈青”扈三娘，九万贯画“插翅虎”雷横，八万贯画“急先锋”索超，七万贯画“霹雳火”秦明，六万贯画“小旋风”柴进，五万贯画“黑旋风”李逵，四万贯画“九纹龙”史进，三万贯画“大刀”关胜，二万贯画“小李广”花荣，一万贯画“浪子”燕青。有人说，赌博中把能战胜别人作为强者，所以叶子牌上所画的都是才能和力量非凡的人；其实不是这样。汉代云台的二十八人、唐代凌烟阁的二十四人，难道不都是才能和力量非凡的人吗？大概宋江等人是宣和年间的大盗，详情见《宣和遗事》和《癸辛杂识》。创制这种牌戏的人，大概是认为赌徒像群盗劫掠一样行事，所以借此警醒世人：人被钱财和力量迷惑了心智，自然不会觉悟，反而沉溺其中。记下这件事，希望我的后代知道应当如何自我珍重。礼书丘公的《世史正纲》中说：佛教传入中国，开始时铸金作佛像，后来又用土木制作偶像。后世祭祀先师也塑造像，不知道始于何时。考察史书，开元八年，把颜子等十哲的立像改为坐像；那么在此以前本来就已经有塑像了。只是先圣坐着，而诸贤都站着，到这时才把站立的改为坐着。按晦庵先生关于跪坐和拜礼的说法，听说成都府学有汉代的礼殿，殿中诸像都席地跪坐。文翁像还是当时雕刻的石像，更足以作为可信的依据。后来杨方子直进入蜀地的师幕府，便派人前去访查，果然如所听说的那样，而且还仿照文翁石像制作了小型土偶。由此看来，先圣先师设置塑像，大概自汉代以来就已经有了。丘公在翰林时最以博学著称，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见到这些记载，却这样说。种植乌桕必须嫁接，否则不结籽，即使结籽也不多。冬月取乌桕子，春天放在水碓中舂，等桕肉全都脱落后，再筛出核，煎炼成蜡。把核磨碎，放入甑中蒸软，压取清油，可以点灯，也可以和蜡一起浇制蜡烛，或掺入桐油制作雨伞。但这种油不能食用，吃了会使人呕吐腹泻。油核渣叫作油饼，用来给田地施肥非常肥沃。苎麻每隔四五年重新种一次，种植时必须在八九月间去掉旧根，以当年从旁边生出的枝条为最好。长久不重新种植，老根长到最后会生白蚁并受到伤害。种植方法是先锄地开沟，用污泥培土覆盖，每沟之间大约相隔五六尺，也有相隔一尺的。五月收割的叫头苎，七月收割的叫二苎，九月收割的叫三苎。如果长得茂盛，也不必一定等到这些月份；在它还没有生出旁枝、没有开花、没有遭遇狂风以前收割，也可以。若过了时节而长出旁枝，苎麻皮就长不长；开花后就老了，皮会粘在骨上，不能剥取；遭大风吹折倒伏，皮上也会有断痕，品质不好。将要收割时，先用杖把叶子打掉，然后再割。落叶归于根部，时间久了会腐烂，落到地里也能使土地肥沃。收割后趁它还没有干，用水浇湿。剥下厚皮放在水中沤一会儿，取出后用铁刀刮去粗皮，放在阴处晾干；如果晒干，就会硬脆，不能绩麻了。雨后收割的尤其滋润而好。若担心剥皮时不好操作，可以让一面贴着刀，用手指把粗皮按在刀上，再把皮抽取下来。每次收割后，稍有空闲就必须浇一次粪，又用污泥覆盖，这样苎麻便会茂盛，收成好，收割也能及时。大体说来，织布柔软和顺，以头苎为上等；二苎也滋润，只是便于绩麻而已；三苎最差。

译五金矿藏生长在山川重叠、高峰峻岭之间。刚开始发现时，只能在顽石中隐约看见矿脉，细微得像毫发。有识别矿藏经验的人发现后，便凿取矿石；但必须辨认矿石的颜色、形状各不相同，精细和粗劣也各有差异。矿石中含银多少不定，有的一箩重二十五斤，能得到银多至三二两，少的只有三四钱。矿脉的深浅无法测知：有的在某处显露出来却突然中断，有的深入数丈后中断，有的起初很微小，经过很久才变宽，有的矿脉中途中断，继续开凿不止，又重新变得旺盛。这叫作“过壁”。有的地方正在采矿，忽然不见了，过了寻丈距离又重新出现，叫作“虾蟆跳”。大体说来，矿工开采矿石，像虫蛀树木一样，有的深入数丈，有的数十丈，有的数百丈，随着矿脉的深浅，直到断绝才停止。过去取矿时，带着尖铁和铁锤，竭尽力气敲打，敲几十下才只能得到一片。现在不用铁锤，只用烧爆的方法取得矿石。矿石不论多少，采入碓坊后舂碓至极细，称为矿末。然后用大桶盛水，把矿末投入其中，搅动数百次，称为“搅粘”。桶中的矿浆分为三等：浮在水面上的叫细粘，桶中部的叫梅沙，沉在桶底的叫粗矿肉。细粘和梅沙要用尖底淘盆，放在淘池中，一边淘洗一边沉汰，漂去粗料，留下其中的精华。粗矿肉则用一个像小船一样的木盆淘洗，方法也和前面一样。大体是要淘去石末，留下真正的矿物；用桶盛起来储存，闪闪发亮，很是好看，这叫矿肉。接着用米糊调拌，团成拳头大小，排列在炭上，再覆盖一尺多厚的炭。从早晨点火，到申时停火，等冷却后，叫作窖团。然后使用[字形不明]银炉，把炭烧旺，将铅投入炉中，等铅熔化后，立即把窖团投入炉内，用轮鼓不停地鼓风。因为铅的性质能够吸收银，银全都沉到炉底，只留下渣滓浮在表面。如此反复数次，开炉时把烧红的炭扒出来，再刮出炉面上的渣滓。熔炼已经充分加热，过很久用水灭火，银和铅便合为一体，这叫铅驼。接着就在地上用上等炉灰，按照铅驼的大小做一个浅灰坑，把铅驼放在灰坑内，用炭围在四周并层层堆叠，不停地鼓风。开始时铅银混合熔化，在炭坑中形成一片液体；看那液面上有烟云一样的气息。烟气飘飞不定，过了很久逐渐消散，随后便像雪花一样翻腾涌起；雪花完全消失后，液体清澈澄明。又过了一会儿，液体的颜色从一边先变得浑浊，这叫“窠翻”，也就是铅炼熟的名称。烟云和雪花，是铅气还没有完全排尽的状态。铅的性质怕灰，所以用灰来吸收铅。铅进入灰中后，只剩下银。自辰时到午时，才可以看见银完全分离出来。铅进入灰坯，便成为药物中的密佗僧。青瓷最初出产于刘田，距离县城六十里。其次是金村窑，距离刘田五里多。其他如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禄绕等地也都有生产。但论泥料和釉料的精细、模具制作的端正精巧，都不如刘田。泥取自窑场附近的土地，其他地方的泥都比不上。釉料取自山中，积聚木叶烧炼成灰，又把白石磨成粉，沉淀取其细粉，合在一起制成釉料。大体说来，取泥贵在细，配釉贵在精。匠人先用钧轮旋制成器，或用模具制成形状。等泥坯干后，蘸釉涂饰，用泥筒装好，放进窑内，端正排列妥当，用柴篠昼夜烧制。等火色红焰而没有烟，就用泥封闭火门，等火气断绝后才开窑。凡是呈绿豆色、晶莹洁净而没有瑕疵的为上品，呈生菜色的次之。但上等瓷器价格昂贵，都被珍重地转运到其他地方，县官从来没有见过。韶粉原本出产于韶州，所以叫韶粉。龙泉得到它的制造方法：先把铅熔化成液体，用一面铁盘，以铁勺把铅液舀入盘中，制成薄片。用木头制作长柜，柜中又放置三只缸；在柜下挖土，做成大小不同的坑，昼夜用慢火熏蒸。每只缸内盛醋，在醋面上用木架叠放铅饼，再用竹笠盖住。缸外四周用稻糠封闭，恐怕气体泄漏。每十天打开查看一次，铅的表面形成花状物，就取出敲落；没有形成花状物的，仍按原样放回缸中，加醋，照前面的方法处理。敲落的铅花放入水中浸泡数日，用绢袋过滤掉渣滓，把细的部分另放入桶中，再加水浸泡。每桶加入盐水和焰硝浸泡液，等粉末沉到桶底后，倒掉清水。这样做三次，然后用砖砌成焙床，焙床上用木匣盛粉，焙床下用慢火熏烤，大约十天后就干了。掰开后，细腻光滑的为上品。绢袋中留下的粗渣，则加入酸醋、焰硝、白矾、泥矾、盐等，炒制成黄丹。采铜的方法是，先用大片柴木，不计算段数，装叠在有矿的地方，点火烧一夜，使矿脉变得酥脆。第二天火势稍微减弱后，矿工才能进入，用锤和尖工具开采敲打。一个人一天的力气，可以得到矿石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多斤矿石装成一小箩。虽然矿石出铜的多少不等，大体一箩可以得到铜一斤。每铸炼一秤铜，需要矿石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多人。

译用柴和炭装叠起来，烧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直冲云天，夜里山窗亮得如同白昼。矿中的铜经过烈火，都结成茱萸头，从矿石表面析出。火越旺，熔液越形成铅驼状。等冷却后，用铁锤打碎，放入大旋风炉中，连续熔炼三日三夜，才出现铜，叫作生烹。生烹中若铜含量不足，必须舂磨成粉，淘去粗浊，留下精华，团成大块，再用前面所说的烈火烧炼，叫作烧窖。接着把矿块捶碎，连续烧五次，共七日七夜；又按前法用大旋风炉连续熔炼一昼夜，这叫作成鈲（音朝）。所谓鈲，就是粗浊之物已经排出，逐渐显露铜体。接着把鈲捶碎，用柴炭连续烧八日八夜，再按前法放入大旋风炉，连续熔炼两日两夜，才出现生铜。再把生铜捶碎，仍按前法放入风炉[字形不明]炼，方法如[字形不明]银。以铅作为母体，除去浮在表面的渣滓和灰，铜全都像水一样进入炉底；就在炉前靠近炉口的地方铺上细沙，用木印刻上“处州某处铜”字样，印在沙上。随即用沙壅住印痕，使铜液流入沙匣，这就是铜砖；每块铜砖上都有印文。每年解送铜料到梓亭寨前，再把铜放入炉中[字形不明]炼成液体，不留丝毫渣滓杂质；用泥包住铁勺，把铜舀入铜铸模匣中，每片都有锋窠，像京城铸钱的铜面，这叫十分净铜。然后发运交纳给饶州、永平监，供其负责和协助鼓铸。大体说来，[字形不明]炼铜的费用非常巨大，矿户乐于采银，却害怕采铜。铜矿的颜色和形状非常多，熔炼时所需的火候和次数也各不相同。有的矿石可以直接烧成铜，也有的要舂磨成粉，像银矿烧窖那样处理。得到铜比得到银困难数倍。唉！那些把熔铸钱币宝物所得的铜制成器物的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香蕈，只有深山中极阴湿的地方才有。制作香蕈，要用干燥的心木、橄榄木，称为“蕈樼”。先在深山下把树砍倒，使其横卧在地，用斧头在树皮上砍出斑驳的刀痕，等它浸湿，经过两年，才开始间或生出香蕈。到第三年，香蕈才遍布树上。每逢立春以后，地气发散，雷雨震动，香蕈就交替地从树上长出来，这时才采摘。用竹篾穿起来悬挂，焙干。到了秋冬交替的时候，再派人把树木普遍敲打一遍。香蕈会间或长出，称为“惊蕈”；只有经过雨水才长得多，制作方法也和春蕈相同，只是不如春蕈厚罢了。大体说来，厚而小的香蕈，香气和味道都更好。还有一种，正好在清明时节向阳的地方间或长出小蕈，在树上自行干燥，称为“日蕈”。这种蕈尤其好，只是很难多得。如今把春蕈用日光晒干，也称为“日蕈”，香气和味道同样很好。以上五条，出自《龙泉县志》。银、铜、青瓷，都是民众日常所需要的，而青瓷一带的人尤其轻视青瓷，大概是不知道它烧成的艰难。假如知道，怎么忍心任意糟蹋它呢！“蕈”字原来写作“葚”，是乡音讹误，现在改正。又曾见《本心斋蔬食谱》写作“荨”，更加没有依据。大概《说文》《韵会》都没有“蕈”字，只有《广韵》有这个字。蔡季通的《睡诀》说：“睡觉时侧身蜷曲，醒来后端正伸展；早晚都要按时，先使心安睡，后来才使眼睛安睡。”晦庵认为这是古今未曾发明的妙理。周密说，“睡心”“睡眼”这两句话本来出自《千金方》，晦庵只是没有见到罢了。现在考察，前三句也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本能，根本没有什么玄妙。“酒喝到半醉，独自住宿；枕头柔软，被子暖和，盖住双脚；能够让心安息，自己闭上眼睛。”这是我自己的《睡诀》。欧阳公赠给王介甫的诗中说：“翰林写下风月诗三千首，吏部留下文章二百年。年老以后自知内心志向仍在，后来还有谁能和您争先呢？”介甫答诗中说：“想要传播道义，我的心仍然壮盛；勉强学习文章，精力已经穷尽。他日如果能够窥见孟子的境界，我终身哪里敢奢望达到韩公的地步。”欧公的意思，大概是把李白、韩愈的成就作为期望介甫达到的目标；介甫则以孟子自我期许，把李白、韩愈看作似乎不屑于效法的人。到了他的晚年，从他的施政作为来看，却和孟子不同了。孟子初次见梁惠王，还没有得到信任，便只谈仁义，不谈利益。王介甫遇到宋神宗，官至宰相，得到的信任最为专一，天下人都根据他平素学问、文章、操守的美好，伸长脖子盼望天下得到治理。他所推行的，不过是竭力实行新法，急切谋求富国强兵，终于失去了天下人的人心；他的弊病，是由于谈论利益造成的。所以草庐吴先生为他的文集作序时说：“公的学问虽然广博，但所没有真正明白的是孔子、孟子的学问；公的才华虽然优秀，但所不能具备的是伊尹、周公的才干。”大概介甫以孟子自许，而世人却没有认可他。因此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著作，却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 所以要评论一个人的时代。假如评论介甫，却不评论他的宰相功业究竟怎样，又凭什么知道孟子学术的正确呢？古人饮酒有节制，多半不到夜里；所谓“慢慢地夜饮，不醉就不回去”，是天子宴请诸侯，用来表示慈爱和恩惠罢了，并不是平常宴饮的情形。所以君子反对通宵饮酒。京师只有六部、十三道等官员，饮酒常常到夜里，大概是因为散衙时才赴宴，情势上不得不夜饮。至于翰林、六科以及各种闲散职务的官员，都是白天饮酒。我们乡里的聚饮，往往到了黄昏还不散席，这种风气也是近年后生们兴起的。却不想想，主人的情意固然应当尽到，童仆侍候的艰难、父母牵挂的深切，也不可不体谅。李宾之学士饮酒不多，但遇到酒席上联句或下棋，就高兴得忘了疲倦。一次他半夜饮酒回家，他的父亲还没有睡，正在等候他。宾之惭愧悔恨，从此赴宴，发誓不见到蜡烛就不回去。到了申时，一定先告辞回家。这是做人子女的应当效法的。国初沿用元朝旧制，翰林设有国史院，院中设编修官，品阶为九品，但没有固定员额，有时多达五六十人。像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员兼任史事的，就加上“兼修国史”的官衔。后来重新制定官制，撤销国史院，不再设置编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任史官，隶属于翰林。翰林中自侍读、侍讲以下都是属官，官名虽然不同，但都不分具体职掌。史官都兼领讲读官衔，讲读官也兼领史事。没有兼任职事的，不把这些官衔写在名帖上。近年任翰林官的人，还沿用国初制度，写作“兼修国史”；更有甚者，编修已经升为七品正员，却仍写作“国史院编修官”。也有人写作“经筵检讨官”，大概也是沿袭旧制的缘故。这段话出自《东里文集》。有关制度，而且可以用来说明胡乱书写官衔的情况，所以记下它。《蓬轩类记》卷四

译《易》中有圣人的道理四项：用言语说明它的，重视卦辞；用行动体现它的，重视变化；制作器物的，重视卦象；用来卜筮的，重视占断。这四项彼此相因，不能偏废。朱子研究《易》，虽然主要依据卦象和占断来立说，但他的义理从来没有同程颐《易传》相违背。因此《周易本义》在卦爻解释中，有时说“解释见《程传》”，有时说“《程传》已经详备”。又说：“看某人的《易》，必须和《程传》参照阅读。”所以本朝诏告天下，规定《易》学说以程某的《传》和朱某的《本义》为主，科举取士也依据它们。我还记得幼年时，看见讲解《易经》义理的文章大多兼采《程传》讲说；近年以来，考场中的《易经》义理专门以朱说取士，主张《程传》的都被黜退。学者纷纷随风转向，《程传》于是竟到了完全无人阅读的地步。我曾想买一部《周易传义》放在出行的行箧中使用，遍访杭州城里的书铺求购，只有朱子的《本义》，兼收《程传》的书一本也没有了。大概利益所在，人心就会趋向它；市井之人趋逐利益，形势本来如此，学者趋向简便，难道也到了这种地步吗！使天下人都造成《程传》遭祸的，不知是从哪一位试官开始的，姑且记下此事来询问。听说天顺年间，沛县百姓杨四家锄田时挖出一件古铜器，形状像如今的香炉，有耳却没有足。洗去泥土后，它不断发出像弹琵琶一样的声音。他家认为这是怪事，就把它砸碎了。他们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成化甲辰年，泗州百姓家里的牛生出一只麒麟，人们认为这是怪事，就把它杀了。工侍贾公俊当时因公差来到这里，得到它的一只脚带回去。脚像马蹄，黄色毛发中隐约生着肉鳞，都像半个钱币那么大。永康县令昆城王循伯当时还是进士，亲眼见过它，说确实如此。弘治五年，杨之瓜州聚集船只的地方，有一艘米商的船被雷击中，桅杆折断。靠近桅杆根部的地方，大小老鼠有若干只都死了，大概是老鼠把桅杆内部咬空，在里面做了窝。大老鼠重七斤，小老鼠约重二斤。乡人印绶起初听说后不相信，后来曾亲自询问船主，船主说确实如此。莫非上天担心桅杆在扬帆时被风吹断，导致百姓丧命，所以才击毁它吗？我曾听说正统十年，我家祖园里的两棵新竹，都从数节以上分成两枝，交相映翠，十分可爱。家仆等它们长老后，把竹子砍下，削去旁枝，用来支取蕴草喂猪。景泰二年，新居后园里一条黄瓜藤结出五条黄瓜，瓜蒂和脱花处各自分开成为五处，但瓜的背部却彼此连接在一起。园丁采回家，众人赏玩了一番，孩子们就把它们掰开吃了。后来我在朝廷任职，有人拿着瑞竹、瑞瓜图来求我题咏；我看图后，才知道画的都是我家曾经有过的东西。何况别人的瑞竹只是一株，我家却同时生出两株；别人的瓜只有两三条，而且还不是连理，我家的五条瓜连在一起，难道不是更加祥瑞吗！假使当时家中的长辈、父兄有意制造言论、喜欢借祥瑞办事，把它谄媚地送到府县，把它夸耀得艳丽动人地归功于家庭，动员众人并耗费财物，那造成的不安祸患就多了。正因为他们诚实质朴、没有华饰，所以人们所说的祥瑞，一概不能使他们动心。正因为不能使他们动心，所以骄奢侈靡的行为没有发生，灾害也没有出现，因而可以使这个家族长久保全。古书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庸人却自己扰乱自己。” 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左氏、庄周、屈原、司马迁，这四个人都是豪杰之士。看他们的文章，各自自成一家，不去因袭模仿，就可以看出来。司马迁编纂叙述历代事迹，情势上不能不有所承袭。至于左氏、庄周、屈原三人，千言万语，从来没有触犯六经中的一句。宋朝渡江以后，学者如果没有程、朱学说的余绪，就写不成文章；甚至对于几个字，也常常妄加贬斥议论，实在可笑。先儒说左氏浮夸、庄周荒诞、屈原怨愤，这是公论。说庄周属于邪说，应当加以批驳，也属于公论。至于《左氏春秋传》，本来就是天地之间一种优秀的文字，世人却因为它文辞巧妙而认为是巧言，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说这种话的人，正像贫穷的人吃斋，拿它来掩饰自己的贫穷；明明是没有能力置办珍馐美味，却偏要说那些东西腥膻不堪入口，还有比这更矫饰荒谬的吗！南京各卫所，官员有官署，军队有营房，都是洪武年间规划营建的。如今虽然间或有荒废破败的，但原来的规模和地基还在。北京从永乐十九年营建竣工后，皇帝的车驾就不再南下了。到了弘治元年，经过六十八年，军卫驻地还有尚未建立的。那些军卫本来不能陈情请求建立，上级官员也没有想到这件事。这一年，襄城马公文升掌管都察院事务，上奏请求毁掉天下的淫祠。他也曾提出建议，说还有尚未建立的军卫，打算把城中私人修建的庵院改置为卫所，这样不用烦劳官府出钱，也不使下属劳力，工程容易完成。有关部门却把这件事搁置不办。我们昆山县令杨子器，毁掉城市、乡村中的庵院神祠约有一百多所，用它们的材料修理学校、仓廪、公馆、社学、楼橹等，一时之间都修整完美。又把剩余材料发给太仓、镇海二卫，凡是破败的设施，大多都得以兴修，军民至今还感念他的恩德。假使当时有关部门的大臣，果真有杨子器这样的人，那么国家废弛的事务就会被兴办，官府缺失的典章制度就会得到补全，又有什么困难呢！大概是因为因循苟且，只顾姑息，为自己谋划，而不肯去做罢了，并不是力量不足。古书说：“国家没有这样的人，和谁一起兴办、治理呢？” 也属于这一类情况吧。我在工部观政时，叶文庄公任礼部侍郎。他曾想搜集我们昆山自元末、国初以来各位先贤的文集，选择其中可以流传的作品，或诗或文，每人不超过十篇，命名为《昆山片玉》流传，命我负责搜集。比如郭翼羲仲《林外野言》、殷奎孝章《强斋集》、袁华子英《耕学稿》、易恒久成《泗园集》、吕诚敬夫《来鹤轩集》、朱德润泽民《存复斋稿》、偶桓武孟《江雨轩诗》、林钟仲镛《松谷集》、沈丙南叔《白云集》、马■〈鹿各〉公振《淞南渔唱》、屈昉季明《寓庵集》、王资之深《瑞菊堂集》、郑康文时乂《平桥稿》之类。不久，我被授任南京吏部主事，担心这些书遗失，就全都送还了。如今想完成这件事，但那些人的子孙把父亲积存的书锁闭得非常严密，一概秘密收藏，不肯拿出来，乡里先辈的美好文章，竟然全都湮没了，怎能不令人感叹！我既辜负了叶公的托付，又担心人们不知道他存心深厚，所以随意记下这件事。殷奎、易恒、屈昉的文集有刻本，其余都是抄本；《平桥稿》他的儿子近来又刻板印行了。

译《逊志斋集》三十卷、《拾遗》十卷、《附录》一卷，是台州人黄郎中世显、谢侍读鸣治所称许的，如今刻印在宁海县。其中第二十八卷的《勉学诗》二十四章，本来是苏州人陈谦子平所作，误收入方孝孺的文集罢了。子平是元末人。张士诚的军队到吴地时，有读书人闯入他家，有人威胁他的兄长陈训让他下拜；他不屈服，那人便用刀刺他的胸部。子平用身体遮护兄长，和兄长一起遇害。他一生著述非常丰富，战乱后散失，只有他所作的《易解诂》二卷以及古今诗数十篇流传于世。正统年间，我们昆山刻印的《养蒙大训》收录了他的诗，我小时候曾见过。京师士人徐本以道也曾刻印他的诗流行，后来还有国初韩爽公望的跋语；韩爽、徐本都是苏州人。京师的东厂，是掌管巡逻兵校的地方。弘治癸丑年五月，忽然刮起大风，地面塌陷，深约二三丈，宽度也差不多。明时坊白天有两个人进入巡警铺，很久没有出来。管理巡警铺的人起了疑心，推门进去查看，只看见两件衣服在墙下，衣服旁各有一摊积血，却不见那两个人。六月六日，通州东门众人谣传有贼寇到来，男女奔跑着进城，涉过积水泥泞，多有淹死的人。今天听马进士庆云说了这件事。吏部尚书王公恕一生耿直有操守，很有时望。然而他的性情偏执固拗，没有宽厚包容的气度，士大夫因此厌恶他。他在南京参赞机务时，和吏部尚书王公■〈亻与〉交情深厚，曾为他撰写《大司马三原王公传》，刻板印行。太医院判刘文泰和王公恕有怨，便上奏说他扰乱选官制度数事，并且说他撰写传记并刻板印行，都是暗中指使别人替他做的，以彰显自己的好处、显露先帝的过失。刘文泰把印本封装进呈，请求治王公恕的罪。皇上没有治王公恕的罪，只特别认为他是卖弄正直、沽名钓誉，命令烧毁刻板和书籍而已。王公恕于是请求退休离去。我起初听说这件事，私下认为王公恕是正直的人；假如真是他暗中指使别人做这件事，那和王莽有什么不同，我不相信。近来得到印本读过，其中指责朝廷失误之处，本来都是人们共同听闻的；至于刻板印行的举动，也可能出自他的门生旧吏，这也还不得而知。但传记中关于他所上奏的事情，都说“没有得到答复”，这说明奏章都留在宫中没有施行；然而奏词中的传闻言语却一条条写得非常详细，如果不是他亲自交出的奏稿，那么传记作者又从哪里得到如此详细的内容呢？何况刻板印行，王公恕未必不知道，却没有加以禁止；这样就不能不招来毁谤，而皇帝御笔所写“卖直沽名”的诏旨，也不是错误加给他的。唉！一旦好名的念头兴起，求全责备的毁谤就会随之而来；以这样一位老成持重的人，竟遭遇这种事，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晦庵先生家的坟墓，是先生亲自观察山水的朝向和形势后建造的。坟墓正面面对一条江，中间横着一片沙洲。先生曾说：“这片沙洲开裂的时候，我的子孙当中会有人入朝任职。”他家中还保存着私人记载。景泰年间，朝廷念及他对世间有功，访求他的子孙，于是九世孙梴被征召入朝，授为五经博士，世代设置一人主持祭祀。朝廷公文送到的前几天，那片沙洲忽然被水冲开，恰好应验了他的话。苏州府通判倪文烜是建宁人，他的母亲朱氏是梴的姐姐，曾把这件事告诉我。晦庵并不研究术数之学，却有这样的应验，难道是偶然吗，还是由于至诚而能预先知晓呢？昆城夏氏和处州卫某位指挥使是亲戚旧交。指挥使听说夏氏有一位贤淑的女儿，便请求把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多年没有成功。后来求婚更加用力，家里人都答应了，只有女子的祖父不同意。一次聚会宾客时，以骨牌作为酒令；祖父设下一个难以实现的条件，对求婚的人说：“如果摆骨牌时恰好天地人和四色全都齐全，就答应这门婚事。”一摸牌，四色果然一项不缺，众人惊异，于是答应了婚事。太仓曹用文、查用纯一向友好，恰好他们的妾都怀了孕。一天聚饮时，二人开玩笑用骰子占卜，说：“假使我们两人一掷骰子就能使六枚骰子全都呈红色，那么一定是一男一女，一定结为婚姻。”一掷之下，竟得到“浑纯”。后来果然查家生男孩，曹家生女孩，查家便让儿子入赘曹家，结成婚姻。这两件事相类似而且非常奇异，大概也不是偶然的。江西山水多的地方出产蛟。蛟出现时，山一定裂开，水一定暴涨涌出。蛟乘着水向下游而去，必定有漂浮的水草聚集着它，蛟昂首伏在水草之上。靠近水边的居民听说蛟出现，大多前去观看；有的投下香和纸，有的投下红绡，好像在为它庆贺一样。人们说蛟的形状大体像龙，但蛟能够伤害人和牲畜，龙却不是这样。龙能飞，而且变化不可预测，蛟却不能。庆元初年，韩侂胄已经驱逐赵忠定，太学生敖陶孙在三元楼上作诗说：“左手旋转乾，右手转动坤，为什么群小任意散布流言？狼胡没有地方安置姬旦，屈原最终只能在鱼腹中终天哀吊。一死本来知道是您所欠缺的，幸好孤忠还有史书长存。九泉之下如果遇到韩忠献，不要说起他家末世的子孙。”陶孙刚把诗写在楼壁上，酒才过两巡，墙壁就已经不复存在。陶孙知道诗一定会被韩侂胄查知，逮捕的人将要到了，急忙换上行酒者的衣服，拿着温酒器具下楼。他和捕吏擦肩而过，捕吏问：“敖上舍在吗？”敖陶孙回答说：“你是问太学秀才吗？他正喝得畅快。”陶孙赶紧逃命奔往闽地。后来他考中己丑科进士。这件事出自《杭志》的记载遗文。陶孙字器之，宋庆元五年曾从龙榜进士，任奉议郎、泉州佥判；他的姓名和官衔只见于《昆山志》的进士题名中，却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看了这件事，他的为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宋神宗问吕惠卿：“各种草没有不繁茂的，为什么唯独甘蔗从‘庶’字得到‘繁茂’的意义呢？”吕惠卿说：“凡是种下草，都是向上生长；种下甘蔗，却会向旁边生长。”神宗听了很高兴。按六书有谐声，‘蔗’字以‘庶’为声符。‘庶’是古代的‘遮’字，并不是会意字。假如说‘蔗’因为向旁边生长，所以从‘庶’，那么鹧鸪、蟅虫也都是向旁边生长吗？小人轻率妄答，大多就是这样。听说本朝天顺年间，睿皇想任命某人为翰林学士，因为翰林已有三名学士，疑心人数太多。兵部尚书陈汝言恰好侍奉在旁，叩头说：“唐朝有十八名学士，本朝只有三四名，怎么能算多呢？”皇上听了很高兴，于是决定任命。其实唐朝所谓十八人，是唐太宗还是太子时，私下招引文学之士作为辅翼，并不是以‘学士’作为官名。学士是美好的官职，竟然泛滥到这种程度，难道可以吗？做君主的人听到这种话，如果幸而能够自我醒悟，或者向有见识的人询问，面对面斥责其错误并疏远他，那么小人就不能凭借能言善辩来扰乱君主的聪明判断了。可惜他们都没有醒悟。

译《中吴纪闻》共六卷，每卷卷首都题作“昆山龚明之”。书前有龚明之淳熙元年所作的自序，书后有至正二十五年吾昆卢公武记述此书来历以及校正、增补大意的文字。又说：“如果不是我特别留意本郡的志书，这部书就会湮没无闻了。”弘治初年，昆山知县杨子器翻刻印行此书。考察宣德年间的《昆山志》，没有记载龚明之这个人。近来查阅卢公武的《苏州府志》，其中把龚明之的言行记载得很详细。大概卢公武在志书中记载人物时，偶尔会略去他们所属的乡邑。《昆山志》记载孝行人物，马友直、周津、曹椿年三人都取自郡志，却唯独遗漏了龚明之，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卢公武对龚明之的情况知道得很熟悉，却记载得不够详细；后人不知道其中的疑问，因而没有把他写入志书，也就不足为怪了。把这件事记下来，等待修撰邑志的人将他增补进去。米元章以书法、绘画闻名一时，他的文章却不多见。家中收藏的旧纸里，有一篇《露觔烈女碑文》，文辞也清新古雅，如今《维扬新志》已经收入，此处不再抄录。只抄录其中的赞语：“王化焕猗，盛于江、汉；叔运煽猗，人伦乱。一德彦猗，昭世典；情莫转猗，天质善。楚泽缅猗，云水偃；炜斯囝猗，日星建。”这篇赞每句押两个韵，也很新奇。“囝”与“茧”同音，闽人这样称呼自己的孩子。古代韵书中没有这个字，大概只是后世的方言字。过去刘梦得因为“餻”字不见于经典，写诗时总不敢使用。“囝”字只有顾况写过诗使用，陆放翁也有“阿囝略如郎罢意”一句；然而在闽、越地区使用，似乎也没有什么妨碍。江、淮一带的风俗，本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字。可是把它用在刻石的文章中，为什么呢？本朝文武衙门的印章，一品、二品官署使用银印，三品至九品使用铜印；印章方形的幅面和大小，各有规定的尺寸。只有御史印比其他七品衙门的印特别小，而且用铁铸成，篆文都是九叠篆。各司官衔中有“使”字的，司名印文也同样有“使”字。只有按察使的官衔有“使”字，而司名印文却没有，这一点我不能理解。军卫千户所有中、左、右、前、后之分，但各所统辖的千户、百户，其印文只写“某卫某千户所百户印”，十枚印全都相同，难免有调换、伪造的弊端。这是因为关防做得不周密。若在“百户”上加写“第一”“第二”等字样，就没有弊端了。魏文靖公骥任南京礼部侍郎时，曾积存一百多两文银，放在书房里，后来丢失了。巡捕人员查知是一个小吏偷盗，搜查他的藏处时，银子已经用一张纸包裹起来，但其余都还完好。按理应当送交法司治罪，魏公怜悯他贫穷，而且想到他将因此失去冠带，说：“如果依法处置他，不仅会毁掉这个小吏，他的妻子儿女恐怕也将无所依靠。”于是把这件事搁置不再追究。提督徐州仓粮的太监韦通，曾经在桓山寺凿井，井深数丈。他听到铁锹下面铿锵作响，挖出一辆独轮铜车。铜车颜色绿得像瓜皮，韦通命人把它磨洗干净，看到上面有铭文写道：“陆机造。重三十钧。”推动车子，车轮转动，能够行走。于是把它进献朝廷。当时宪宗正喜好古代器物，得到这件东西非常高兴，韦通在朝廷上所受的赏赐很多。这是成化乙巳年。丘阁老《世史正纲》记载唐德宗兴元元年：“开始赐予有功将士‘功臣’的名号，名号中说：‘所谓奉天定难功臣，就是这个称号。’然而这里所说的‘奉天’，是就地名而言的。后世于是沿袭这个称号，把它解释成奉行天命，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思。”现在考察“后世”二字，如果是指五代以及宋、元曾经沿用这个称号，那是可以的；如果说的是本朝，就不对了。因为本朝功臣的勋阶固然有“奉天翊卫”等字样，但朝廷正殿和正门都叫“奉天”，凡是诏赦以及封赠文武官员的诰敕，开头都说“奉天承运”。它的本意正是说天子奉承天命来治理天下，所以事情一定称说“天”，并不是沿袭唐朝“奉天”的名称。弘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夜里，南京雷电交加，第二天下了大雪。从这以后雪雨不断，阴天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才放晴。考察周密《野语》，其中记载元至正庚寅年正月二十九日未时，电光之后接着响起大雷，雪下得像车轮那么大。这一年二月三日是春分。书中又大略记载，春秋时期鲁隐公九年三月，也就是现在的正月；三国吴主孙亮太平二年二月；晋安帝元兴三年五月；义熙六年正月，都出现过雷雪的异常天气。义熙以前的记载，我都没有考证。至元庚寅年的事，是周密亲眼见到的。然而这些事都发生在正月、二月，今癸丑年十二月六日才是大寒，二十一日才立春，就更加奇异了。北方有一种虫叫蚰蜒，形状像蜈蚣但较细，喜欢钻进人的耳朵。听同僚张大器说：有人有蚰蜒钻进耳朵，不能出来，却没有在意。时间久了感到脑中疼痛，怀疑虫子钻进了脑内，痛苦不堪，却没有办法。有一天将近午饭时，他伏在桌案上睡觉，旁边放着一盘鸡肉，梦中忽然打了一个喷嚏，醒来觉得有东西从鼻子里出来，查看时，原来是一条蚰蜒落在鸡肉上。从此脑痛不再发作。又有同僚苏文简在山海关时，蚰蜒钻进了他的仆人耳中。苏文简知道鸡肉能够把它引出来，急忙把鸡肉炒熟放在仆人耳边，不一会儿，竟听见“轰”的一声，原来这条虫跳了出来。这是救急的方法，记下它。勿轩熊氏曾经谈论孔庙中各位贤人的位置，大意认为，四配中像复圣、宗圣、述圣三位，他们的父亲都在庑廊下祭祀。按照父子之间的名分来看，他们的内心难道能安宁吗？应当另建寝殿，以叔梁纥为主神，配祀无繇、子点、伯鱼三人，在另一殿室中祭祀，这才合适。至于把叔梁纥作为主神，也没有道理。孟孙氏并不是圣贤一类的人，怎么能与这些人一起祭祀？这种看法尤其迂腐荒谬。乡里人曾说，野外夜里可以看到鬼火、神火。鬼火颜色青白闪烁，不会移动；神火颜色红，会飞越，聚散没有常态。有人怀疑这就是《祭义》所说的“焄蒿凄怆，百物之精神”显现出来的东西。大概火是阳气的精华，各种物体多多少少都有它。世人知道木石中有火，却不知道龙和雷也都有火。夏天长久干旱时，空中会有流动的火，今天称作“火阳”就是这种东西。海中夜里也有火。肥猫在黑暗中用爪子擦拭，便会迸出火星。壮年男子梳头也会这样。精油见到太阳也会生火。古代战场上有磷火。鱼鳞堆积在地上以及盐堆积起来，夜里会有火光，但不会冒火焰。这大概与腐草化生萤火相类似。

译古人的诗集中有哀挽、哭悼之作，大多是用于交往深厚的亲友，或者用于仰慕很深而感情无法自已的人，并不需要等别人请求。如今在朝廷任职的人，父母去世，往往到处求取挽诗，编成册子；士大夫即使不是出于至诚的感情，也勉强满足他的意愿，天下人都这样。考察这种风气的来源，开始是为了结交请托，后来流于夸耀，最后发展成竞相仿效的风气，却没有人能够挽救。卿大夫去世，有的应当撰写神道碑，有的应当撰写墓表。比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个请求撰写神道碑，一个请求撰写墓志，剩下那一个担心对方认为自己被遗漏，于是请求撰写挽诗序。这些人都有厚重的财物作为见面礼送来，而且把这作为以后再来请求的铺垫，这就是所谓的结交请托。既然有了诗序，就不能没有诗，于是到处求取诗篇来完成这件事。也有些人做官还没有显达，拿着这些诗文回乡给乡人看，以此表示自己平日受到名人的看重，以及别人是这样爱护敬重自己的亲人。这可以说是夸耀。也有些人心中既没有想要结交请托，也没有想要夸耀，只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亲人的丧事就会有所欠缺。于是人人都努力做这件事，却不知道这并不是当务之急。甚至江南有钱人家，即使平素与朝廷士绅互不相识，也一定要通过熟人牵线，送上礼物请求挽诗。接受他们礼物的人，也不问对方是否贤能，总是随意答应。这就是所谓竞相仿效形成风气，却没有人能够挽救。又听说那些有钱人得到挽诗后，不只是汇编成册，有的还刻在墓亭石碑上，有的刻板印在家塾中。有的人贪图他们的礼物，却厌烦他们的请求，于是预先写好若干首套式诗篇，以备应付。等到印刷发行时，彼此的诗完全一样，这实在是最可笑的事。如今云南、广西等地的土官没有儿子继承时，由妻子或女儿代替任职，称为“母土官”。隋朝有谯国夫人冼氏，是高凉太守冯宝的妻子。她家几代都是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有十多万户。夫人在娘家时，安抚部众，能够领兵用兵，压服各个越人部落。后来因功获得封爵。这是女性土官的起始。不过，夫人的父亲家中有兄长，夫家又有儿子，与今天的情况不同。癸丑年五月，苏州大风雷，牛马在野外的，很多都被雷电击掉了头。民间有一家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三个男孩都没有头，肢体还在蠕动；两个女孩的脐下各有一张嘴和一双眼睛，哭叫时上下彼此应和，几天后全都死了。王指挥辅从京师回来，听说有奏报送到了有关部门。唐代诗人中的大家，合称李、杜，大概从韩愈时就已经如此了。有人疑惑，李太白才气豪迈，下笔惊人，杜子美本来已经佩服他了；又因为翰林是清要亲近之地，所以杜甫常常亲近依附他。杜甫的诗后来才被人知道珍爱重视，在当时，像李太白那样轻视时俗诗人的人，大概把杜甫当作寻常人物，所以杜甫诗篇中涉及李白的很多作品，并没有得到李白的回应。现在看两人的诗集，杜甫对李白，有赠诗，有寄诗，有追忆，有怀念，有梦中相见，写的诗很多。他散见于其他作品中的话，如“李白斗酒诗百篇”“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等，赞美和亲厚之意，数不胜数。而且他对其他人，有时称行第，有时称官职，有时称字号；对李白却大多直呼其名，像前辈对待后辈一样。至于看李白写给杜甫的诗，只有《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饭颗山逢杜甫》三篇而已。何况《沙丘城下》《鲁郡东石门》两篇，完全没有赞美亲厚的话；《饭颗山》之前的作品，又涉及讥笑戏谑。这确实不能不使后人产生疑问。我曾听乡中老人沈居竹说：天下本来没有“饭颗山”这个名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李白是用“杜甫贫困饥饿”的意思，借寓言来讥笑他。“太瘦生，作诗苦”，就是明白地嘲笑他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患霍乱的人，应把香薷浓煎后放凉饮用；或者挖地做成坑，在坑中汲水来饮，也可以。最忌讳饮用热汤，饮用热米汤的人一定会死。诗歌兼有赞美和讽刺，寄托劝善惩恶的意义，这是先王的教化。所以古代有献诗的典礼，也有采诗的官员。大概是要借此了解政治的得失、风俗的美恶、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苦，以求对治理有所补益，从没有听说因为诗而招来祸患。自从后世教化不明，邪曲妄人为迎合上意，在上位的人怀有猜忌之心，身边的人放纵进谗害人的言论，于是诗祸就发生了。唐朝以诗赋选取士人，所以诗学的兴盛没有超过唐朝。然而当时诗人往往把国事写入诗歌，朝廷也不知道禁止，可以说是宽大了。但尊贵者的过失，也是应当避讳的，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姑且说一些容易看出的例子，如“ 三郎沉醉打毬回”“虢国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些算是什么美事，却写进诗歌传唱，固然就显露了君主的过失。至于“薛王沉醉寿王醒”这句，虽然前人曾经辨析薛王早死，未曾与贵妃一同宴饮于龙池，但“寿王醒”触犯忌讳，更不是臣子所能忍心说出的。假使猜忌的君主看到这些诗，难道不会因此概括地认为贤人君子作诗，都是敢于揭发君主隐私的吗？所以一旦有人进谗诬陷，君主就全都相信而不加怀疑，伤害也随之发生了。我曾说，后世的诗祸，实际上是唐人给后世留下了这个祸根。甲寅年六月六日，苏州卫的印纽热得像火灸一样，手不能握。小吏把这件事报告给卫官，各位卫官亲手去握，才相信了。于是用布包裹着印纽来使用，也很奇怪。

译班孟坚的《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至于季布、萧何、袁盎、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的赞，大多依据《史记》的旧文略加增删（张骞赞，就是《史记·大宛传》后面的赞），也有完全采用原文的。前人创作，后人叙述，体例本来就是这样。至于《司马相如传》的赞，明明是班固自己所作，《史记》却完整记载了这段话，还写作“太史公曰”，为什么呢？再说司马迁处在汉武帝时期，扬雄出生在汉朝末年，怎么能说“扬雄认为靡丽的赋，十分之九是在劝诫，十分之一是在讽谏”呢？各家的注释都没有指出这一点。又如《公孙弘传》，记载在平帝元始年间，诏令赐给公孙弘子孙爵位。徐广注说，后人把这段文字写来续在卷末。那么，司马相如传的赞也同样是后人抄入的，却误以为是太史公所作，这是无疑的。至于《管仲传》说一百多年以后有晏子，《孙武传》说一百多年以后有孙膑，《屈原传》说一百多年以后有贾生，都是因为他们相近，便类推着说罢了。至于《优孟传》说此后二百多年秦国有优旃，而《淳于髡传》又说此后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这是为什么呢？完全没有想到优孟在楚庄王时，淳于髡在齐威王时；楚庄王属于春秋时代，齐威王却属于战国时代，说齐威王以前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是可以的。如今竟然错乱到这种程度，而且先记淳于髡，后叙优孟，次序明明白白，难道还能说不是错误吗？这些话出自《齐东野语》。我曾看见元代吴文正公、本朝王忠文公读《史记·伯夷传》，怀疑其中次序和文理不合，都有所改订。我私下感叹并佩服前贤读书竟然如此精细审察。近来看到这段话，又不禁感叹公谨见识的明察，即使前代深于史学的人，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此记下它，和读史的人共同参考。[乐隐键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