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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从政录》，（明）薛瑄撰写。孔子说：“不要担心没有职位，应当担心凭什么立身。”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其中的滋味。我愧居清要之职，日夜思考，尚且对职分之事万分之一也未能尽到，何况敢在礼法之外任意妄为吗？程子把“视民如伤”四个字写在座位旁边。我每当想要责备别人时，常常想到这层意思，便不敢轻忽。凡是国家的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都能熟悉地研读并深入考察，就能够应对世间事务而合乎时宜。做官的人面对愚夫愚妇，也都应当恭敬地对待他们，不可轻视。学者最大的弊病，在于行动不能落实，学习不能明察，所以事理不能合而为一。处理事情时就追求知行合一，处理事情时就追求合乎道理，那么行动便会落实，学习便会明察。处理事情最应当反复思考、从容办理。反复思考，就能了解事情的实情；从容办理，就能处理得恰当。一个字不可轻易许给别人，一句话不可轻易答应别人，一个笑脸也不可轻易施给别人。用至诚去感动别人，尚且还有不服从的，何况用欺诈的手段去推行呢？防范小人，必须比自我修养更加周密。事情最不可轻率忽视，即使是极其细小、极其容易的事，也都应当慎重处理。丙吉深沉厚重而不夸耀自己，张安世谨慎周密，都可以作为臣子的法则。谈论一切事情，都应当以三纲五常为根本。学者所讲明和践履的，做官者所表率倡导和推明的，也都应当以三纲五常为根本。舍弃这些，学习就不是所应学习的，做官也不是所应从事的官职了。对待事物应当十分宽厚包容，就像行走在旷野中，有可以展开施展的地方；否则就会过于狭窄，无法容身。身边人的话不可轻易相信，一定要审察是否属实。处理政务，最急迫的是使下面的实情能够上达。爱护百姓而百姓却不亲近的，都是爱护得还不够。《尚书》说：“我致力于减少事务。”这样一来，百姓不能寿终正寝的就会很多，难道不应当警戒吗？做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苟且。一定能够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触犯和忤逆，这样才能成就别人不能主持的功业。同人说话应当和气而从容；气恼愤怒就会失去平和，神色严厉就会招来怨恨。对待那些难以相处的人，实在不必声色俱厉地同他争辩是非、计较长短，只要谨慎自我修养，越谦逊、越约束自己，他将会自行服气。不服气的是妄人，又何必同他计较呢？做官最应当安静稳重。下属和百姓都在仰望着你，一句话说得不恰当，就会对此感到非常惭愧。张文忠公说：“身边人若不是因为公务，就不要同他交谈。”我深深体会这句话的意义，所以吏卒之辈即使没有受到严厉斥责，也会肃然畏惧。对待下属固然应当谦逊和气，但谦和而没有节制，等到招致悔恨，就叫作《易》中所说的“重巽吝”。只有和气而庄重，别人才会自然地爱戴你又敬畏你。谨慎行动，应当先谨慎内心刚刚萌动的念头，其次谨慎言语、行为和做事；这些都属于谨慎行动。听到别人诋毁自己就发怒，那么赞誉自己的人就要来了。法令一经制定，贵在一定执行；制定了却不执行，只是徒具形式，恰好足以使下属产生轻慢玩忽之心罢了。所以议论事情时，应当考虑到最终结果并预先知道弊端。做人不能尽到做人的道义，做官不能尽到做官的道义，这是我所忧虑的。役使百姓要像承当大祭祀那样谨慎。既然如此，处理政务、面对百姓，怎么可以把百姓看作愚昧而且卑贱，因而对他们产生怠慢轻忽之心呢？处理事情，最好不要把它表现在言语上。我曾见有人平常把事情处理得很恰当，却屡屡向别人谈说此事，实在非常浅陋。古人的功业充满天地，德行冠绝众人，却把这些看得像没有一样，是因为名分已经确定了。比如处置小人时，宽缓平和、自在从容地处理；事情办完后闭口不再谈论，那么小人就没有听到什么来发泄他的愤怒了。胆量要大，见到正义就勇于去做；内心要细，事理和细节要周密明察；智慧要圆融，应对事物而不受阻滞；行为要方正，界限分明而有所坚持。对每一件事都不放过，并且都要求合乎道理，日积月累，事业就会广大。养护百姓的生计，恢复百姓的本性，禁止百姓的非分行为，这是治理天下的三项要务。审理案件有四项要领：公正、慈爱、明察、刚决。公正就不会偏私，慈爱就不会苛刻，明察就能够洞察，刚决就能够决断。大丈夫应当以正大之心立身，以光明磊落的方式办事，始终不会被邪恶卑小之人迷惑而改变自己的操守。憎恶坏人的心固然不可没有，但应当放宽心情、从容思考是否可以除去，审慎衡量时势是否合宜再处理，这样才不会后悔。千万不可一听到坏事就立即发怒，先使自己焦躁烦乱；即使马上能够除掉坏人，自己也已经受伤了。何况因急躁暴烈而受到损伤，还会有超过限度、处置失当的弊病呢？经书说：“不要忽然对顽劣之人发怒。” 孔子说：“肤浅地听信、接受的诉说，不要让它流行。”这些话都应当深深体会。轻易给予，必然会被滥用；轻易相信，也必然容易怀疑。韩魏公、范文正等诸位公卿，都怀有一片忠诚报国之心，所以他们的事业显赫卓著，声名威望在天下广泛传播。后世的人凭借私心和小聪明自负，想让自己的事业和声誉同前代贤人相比，实在困难啊！成王问史佚：“具备什么样的德行，百姓才会亲近君上？”史佚说：“役使百姓要合乎时令，并且敬重、顺从他们；对他们忠诚而爱护他们；颁布命令要使人领受并相信，不能出尔反尔；要像面对深渊一样谨慎，像行走在薄冰上一样小心。”这是名言。凭自己的廉洁去指责别人的贪婪，是招致怨恨的做法。做事只不过是求得内心安宁罢了；但道理明白了，就知道什么是可以安心做的，并安心去做；道理还未明白，却会把不应安心做的事当作可以安心做的事。前代人治理政事，纯粹运用德治而以刑罚辅助；后代人却只是纯粹运用法术。任用有才能的人治理没有才能的人，任用贤能的人治理不贤的人，设置官职的根本用意不过如此。那些凭借官威剥削百姓来供养自己的人，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革除弊病应当治理它的根本。根本没有治理，只是徒然去除枝末，即使是众人暂时感到痛快，也是贤明有见识的人深深忧虑的事情。人人都妄想着显赫荣耀的名位，却对于本来具有的善性没有一念想到，他们不明白事理到这种地步，实在太严重了。机密之事不能保密，就会导致事情失败，这是《易》的重大警戒。行善不要懈怠，除恶不要迟疑。恭敬而不接近谄媚，和气而不流于放纵，这是侍奉上级、与众人相处的道理。世上的廉洁之人有三种：有的是见理明白而不妄取，有的是崇尚名节而不苟取，有的是畏惧法律、保全禄位而不敢取。见理明白而不妄取，是无所图谋而自然如此，这是上等；崇尚名节而不苟取，是操守清高的人，次一等；畏惧法律、保全禄位而不敢取，是勉强这样做的，这又次一等。哪怕有一丝一毫的省察没有做到，处理事情就会失当，悔恨和忧患也会随之而来，不可不谨慎。处理事情应当沉着稳重、周详细密、坚定正直，不可轻率疏忽，所以《易》中多说“利艰贞”。因为艰难谨慎而守正，就不敢轻率疏忽，并且一定按照正道行事，所以能够获得吉祥。天下最值得忧虑的事情，只有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古人所说的“下面已经有危亡的形势，而上面却不知道”，就是这个意思。不欺骗君主，不破坏法令，不伤害百姓，这是做官时约束自己的三项要领。人遇到拂逆纷乱的事情，越应当震动心志、坚忍性情，以增长自己原本不能做到的能力。所做之事有阻碍的地方，一定要思考用什么办法使它通达，这样智慧就会更加明达。下层百姓中有冤屈压抑而不能伸张的，是因为主持百姓事务的长官不是合适的人。不虐待无所依靠的人，不遗弃困苦贫穷的人，这是圣人的仁德。

译即使只是最低一级的官员，如果心中存有爱护万物、爱护百姓的心，也一定能有所帮助；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自己职责范围内应当做的，凡是只要能够出力的事情，都在其中竭尽心力，那么百姓受到的恩惠就多了。不要因为是小事就忽略它，无论大小都一定要寻求合乎义理。面对属官时，除公事以外，不要泛泛谈及其他事情。不要轻视民事，只应想到困难；不要安于自己的职位，只应想到危险。难道这只是人君应当遵守的原则吗？凡是做人臣的，也应当遵守这一点，把它作为爱护百姓、保全自己的方法。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谋求私利、计较功劳。处理事情，首先贵在有见识，其次才是决断。做官时常常知道自己不能完全尽到职责，这样就远远胜过一般人了。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些都是确定不移的道理。君子懂得这一点，所以奉行义理来等待命运；小人不懂得这一点，所以铤而走险，企求侥幸。法律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应当把教化放在首位。“目末作”（原文疑有讹误），用来禁止游民，从而充实财利的来源；节省不必要的费用，去掉多余的供养，从而充裕财利的使用。《春秋》最重视民力，凡是兴建劳作之事，无论大小都一定记载下来，可见圣人仁爱百姓的用意十分深厚。凡事都应认为是自己分内应当做的，不可有一丝一毫自我夸耀的意思。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辅佐君王成就的事业很大，但从他们内心来看，却淡然得如同浮云，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们的心。使内心清静、减少事务，是做官最要紧的事，而且其中还有无穷的乐趣。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是最省事的做法。人喜欢安静，却不停地去扰乱他，恐怕不是治理政事的方法。名声和节操是大事，不可随意结交不相类的人，以免损坏自己的名声和节操。守职任官时，最应该少管分外的事情，少与人交接，谨慎言语。同在官场任职的人交谈，应当使谈话对他自身有益，并且能惠及他人。上天的法则，不过是公正而已。圣人效法上天来治理天下，一切都出于上天公正的原则，这就是王道之所以伟大的原因。霍光小心谨慎，沉着安静而周详审慎，可以作为人臣效法的准则。也有人只做到小节上的廉洁和曲意谨慎，却不能有所作为，最终对事情没有益处。凡事都应把功劳推让给别人，把能干归于别人，不可有一丝一毫自以为有所得、自以为有能力的意思。大臣办事，应当从长远考虑日后的祸患，即使是小事也不可开启祸患的端倪。即使是细小的事情，也应当把它当作难办之事来处理，不可忽视，何况是大事呢？所谓王道，就是真实地爱护百姓如同爱护自己的子女。孟子所说的“尊敬自己的老人，并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就是这个意思。君上把这种做法施行于天下，百姓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君上，是必然的。百姓没有受到教化，只知道有刑罚和政令，风俗就很难淳厚了。恩惠虽然不能遍及所有人，但内心应当常常存有宽厚之意。孔子说：“这些百姓，在夏、商、周三代都是按正直的道路行事的。”既然如此，三代的治理，后世一定可以恢复。唐代郭子仪竭尽忠诚来侍奉君主，所以君主心中没有疑虑。他以深厚的德行而不显露锋芒的方式对待小人，所以谗言邪说不能伤害他。处理大事，贵在明察而能够决断；不明察，固然无法知道事情应不应该决断，但明察而不能决断，也免不了日后遇到艰难。圣贤能够成就大事业，都是从战战兢兢的小心谨慎开始的。喜爱善行、推重天下的贤善之人；如果只相信自己的才能，又厌恶听到别人的长处，凭什么成就功业呢？（原文“对人子民之心”疑有讹误。）对待他人和百姓的心意，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对于地位卑微的人，也都应当以真诚相待，不可以轻慢。治理天下，舍弃王道，就只是卑下鄙陋的霸道。圣贤宁可终身不得志，也不自我贬低来迎合时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尚书》说：“刑罚不要牵连子孙，赏赐可以延及后世。”这是圣人的仁爱之心。因此，赏赐应当过于厚重，而刑罚不可过于滥施。出仕或退处、离开或任职，是士君子的大节，不可不谨慎。《礼记》说：“按照礼仪进仕，依据义理退处。”孔子说：“这是命。”孟子不去拜见诸侯，对于进退的道理说得尤其详细。因此，出仕或退处、离开或任职的节操，不可不谨慎。